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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投资模式;北京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50-04
一、引言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经济决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2011年其城市综合竞争力仅次于香港和台北，居第三位。北京超过上海成为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并且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而，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脚步远远没有跟上。因此，积极推动北京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对于提升北京国际竞争力和北京企业国际形象，加快实现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对外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采取海外并购、绿地投资、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境外投资累计新批境外企业(机构)1173家，累计中方协议投资480 364.86万美元。据2009年数据显示，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占48.15%，其次为拉丁美洲，占30.36%。1979～2010年，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对外投资折点线基本保持平缓(如图1所示)。
以《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1]中北京100强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加入北京老字号企业同仁堂，通过对这100强企业分析发现，其对外投资有以下特点：
(1)对外投资方式大都以绿地投资为主，以海外并购方式为辅。虽然以联想集团、同方股份、北大方正和用友软件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对外投资活跃，但仍以绿地投资为主。说明北京企业国际竞争优势较弱，具备并购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2)对外投资地区以香港地区为主要方向，投资地区集中。(3)对外投资行业多元化。对外投资的行业以高新技术行业为主，涉及钢铁、汽车、医药、银行、乳制品、纺织和建筑工程等行业。(4)对外合作发展迅速，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有所提升。北京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省市中排名第10，在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有承包工程，对非洲市场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2010年对非洲的完成营业额占北京市承包工程完成额的80%。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北京对外投资分析
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或国家只能守住增值最大的一环。因此，企业专注于能带来最大附加值的生产或服务环节，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国际竟争力是实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根本途径[3]。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情况选择合适的价值链嵌入。在对外投资上，北京企业处于中上游水平，国际竞争力较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佳方式是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阶段分析
在100强企业中，通过不同对外投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共有27家，部分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除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北汽福田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较高位置外，大部分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即全球价值链的建设施工、加工制造的环节。首钢集团2011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以开拓东盟市场为主，可以认为该公司处于相对较高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同仁堂以品牌和独特的中医坐诊服务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较高环节，因此，总体来看，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理论与北京对外投资企业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来自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两个方面[4]，生产者和购买者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①[5]。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海外投资对应的是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目前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购买者驱动模式转变是全球价值的发展趋势，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向市场份额、品牌价值等具有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转变。但是北京的对外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还远没有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除了联想集团是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外，其他都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以北大方正、京东方、用友集团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价值高端挺进，未来有发展成为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潜力。
此外，从产业上来看，北京的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和光机电等产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居用品制造等属于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5]，而以联想集团、北大方正、京东方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等属于混合驱动的价值链，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划分。
三、北京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中，北京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对企业价值链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定位，然后部分参与全球价值链，最后以全价值链联盟的模式实现企业对外投资的全面展开，由点及面，由部分价值链嵌入到全价值链嵌入，实现在投资过程中实现由小及大的企业国际化成长。
1.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投资模式。
全球资金市场中，不同跨国企业种群[6]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本国跨国企业种群的成长，在跨国企业种群内部尽管有竞争，但面对外部其他企业种群，企业如同生物种群一样，会选择企业合作共同抵御外来威胁。综合北京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情况，市场是企业种群换环境生存的共同选择，借鉴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种群，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采取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的投资模式。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企业分别就本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或业务进行投资探索，未来可以选择大型企业种群联合中小型企业种群，大型企业带领中小型企业，根据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重点进行企业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比较，找到合适的定位。
生产型企业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且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可选择为其他企业生产加工制造贴牌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②。技术型企业种群和市场型企业种群所包括的企业多属于高科技企业和服务企业，且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企业种群要选择高端或面向市场的终端价值链定位③，实现企业对外投资和真正意义上的升级，具体实现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海外并购。
2.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④。北京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采用利基[7]价值链投资模式实际上是采取迂回战略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在夹缝中开创企业的国际市场。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的原理在于，即使企业处于同一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结构不可能完全相同，差异化的国际市场中存在各种需求，企业便可从中寻找需求，根据自身资源开拓创新，寻找利基价值链，或是创造利基价值链，采用新建自有品牌、与东道国企业合资和并购等传统投资方式，成功进行对外投资。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具有敏锐洞察国际市场的能力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在对外投资初期以利基价值链打开市场，进而逐渐展开全球价值链战略。
3.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模式。
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投资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提高外向关联度，在前期准确定位企业所处价值链位置的基础上，准确分析所处产业的价值链来源及价值分布，了解所处价值链层面上的各国企业，如在计算机产业，北京企业经过全球价值链的定位，大多数处于加工装配、贴牌生产的价值链环节，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企业同样处于这一价值链位置，双方企业在这一价值链环节进行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形成一条实力更强的价值链，共同进行投资，逐渐形成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处于同种价值链地位的企业之间的外向关联合作，还有一种是差异化企业之间的关联投资合作⑤，但是这种外部关联投资模式很容易产生企业被高度控制问题，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科层制”问题。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完全控制处于低端的企业，企业缺乏自主决策权，导致企业无法依靠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企业升级。因此，在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向关联网络的作用，加强相关层面价值链企业的外向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投资合作中要避免成为高端价值链企业的附属品，实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4.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投资模式。由于传统工艺的独特性，我国很多具有特色的食品、手工艺品很难形成产业，这离现代产业国际化及全球产业链化发展较远。北京作为拥有众多老字号品牌企业的地区，要想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必须打造特色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北京传统食品类、中医药类、文化创意类等企业以老字号品牌和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为核心价值链环节，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食品产业、中医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依靠北京特色产业的优势在这一价值链中处于领导地位，占据高端价值链环节。由于这类产业具有很强的文化倾向，与我国文化越相似的国家越容易接受这类产品，消费购买力越强，因此，可以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同时大力宣传中国传统工艺以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企业，将其他价值链环节进行本土化;以本企业特色为主，宣传北京传统饮食文化、养生之道，以传统的食品制作工艺、独特的制作手法为价值链终端营销环节的关键，以品牌信誉取得消费者信任，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
5.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模式。
全球价值链是涉及众多价值环节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8]。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以本企业核心产品或服务和其他企业联合起来，将处于高中低端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结合，以多价值链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如北京生产电脑的企业则可以把电脑显示屏、光驱、主板、鼠标等一系列相关部件生产企业联盟起来，形成电脑部件企业联盟的多环节价值链式对外投资，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加快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同样，在其他行业，也可以采取这种对外投资模式，并且在全国各地寻找相关企业形成价值链联盟，联合对外投资，共同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对外投资模式企业必须是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且海外市场稳定的企业，目前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具有这种能力。进行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的目的在于带领北京相关企业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同时提高企业领导能力。而相对来说属于从属地位的企业则利用先前企业的市场网络和生产网络打开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而不仅仅是靠进出口贸易和为其他跨国企业贴牌生产实现国际化。四、结语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企业都应该将传统的绿地投资、海外并购、合作投资和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投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实际操作。同时，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因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对外投资地区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都应该具体分析。
注释：
①生产者驱动力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而采购者驱动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或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
②全球价值链涉及众多价值链环节，对于初探国际投资市场的企业而言，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链式环节，重点在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上开发市场，也就是找到利基价值链，开创市场，实现企业国际化成长，这便是企业的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
③这一外向关联合作是指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高端价值链和处于低端价值链企业之间的合作投资，这一投资模式的好处在于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企业通过自身广阔的市场范围，为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开拓市场，处于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利用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加潜力较大的环节，并逐步依靠企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立足全球市场，最终摆脱高端价值链企业的控制，实现国际化成长。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商务年鉴[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
[3]王分棉，林汉川.总部经济促进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J].经济管理，2007，(12)：22-26.
[4]俞荣建.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长三角本土代企业升级机理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谭力文，马海燕，刘义胜.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50-04
一、引言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信息、经济决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2011年其城市综合竞争力仅次于香港和台北，居第三位。北京超过上海成为内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并且是全球排名第三的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然而，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脚步远远没有跟上。因此，积极推动北京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对于提升北京国际竞争力和北京企业国际形象，加快实现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对外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采取海外并购、绿地投资、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等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境外投资累计新批境外企业（机构）1173家，累计中方协议投资480 364.86万美元。据2009年数据显示，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占48.15%，其次为拉丁美洲，占30.36%。1979～2010年，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缓慢，对外投资折点线基本保持平缓（如图1所示）。
以《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1]中北京100强企业为研究对象，同时加入北京老字号企业同仁堂，通过对这100强企业分析发现，其对外投资有以下特点：
（1）对外投资方式大都以绿地投资为主，以海外并购方式为辅。虽然以联想集团、同方股份、北大方正和用友软件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对外投资方式多样化，对外投资活跃，但仍以绿地投资为主。说明北京企业国际竞争优势较弱，具备并购能力的企业相对较少。（2）对外投资地区以香港地区为主要方向，投资地区集中。（3）对外投资行业多元化。对外投资的行业以高新技术行业为主，涉及钢铁、汽车、医药、银行、乳制品、纺织和建筑工程等行业。（4）对外合作发展迅速，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有所提升。北京在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省市中排名第10，在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有承包工程，对非洲市场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2010年对非洲的完成营业额占北京市承包工程完成额的80%。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北京对外投资分析
在当今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或国家不可能在整个价值链上都具有优势，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或国家只能守住增值最大的一环。因此，企业专注于能带来最大附加值的生产或服务环节，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国际竟争力是实现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根本途径[3]。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情况选择合适的价值链嵌入。在对外投资上，北京企业处于中上游水平，国际竞争力较弱，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最佳方式是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一）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阶段分析
在100强企业中，通过不同对外投资方式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共有27家，部分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阶段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除以联想集团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北汽福田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较高位置外，大部分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即全球价值链的建设施工、加工制造的环节。首钢集团2011年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以开拓东盟市场为主，可以认为该公司处于相对较高的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同仁堂以品牌和独特的中医坐诊服务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较高环节，因此，总体来看，北京对外投资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二）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理论与北京对外投资企业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来自于生产者和购买者两个方面[4]，生产者和购买者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①[5]。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海外投资对应的是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目前从生产者驱动模式向购买者驱动模式转变是全球价值的发展趋势，大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向市场份额、品牌价值等具有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转变。但是北京的对外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还远没有达到跨国公司的要求，除了联想集团是购买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外，其他都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以北大方正、京东方、用友集团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逐渐向产业价值链的价值高端挺进，未来有发展成为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的潜力。
此外，从产业上来看，北京的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和光机电等产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的价值链，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家居用品制造等属于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5]，而以联想集团、北大方正、京东方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等属于混合驱动的价值链，应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划分。
三、北京对外投资模式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中，北京企业对外投资首先要对企业价值链所处阶段进行准确定位，然后部分参与全球价值链，最后以全价值链联盟的模式实现企业对外投资的全面展开，由点及面，由部分价值链嵌入到全价值链嵌入，实现在投资过程中实现由小及大的企业国际化成长。
1.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投资模式。
全球资金市场中，不同跨国企业种群[6]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为了本国跨国企业种群的成长，在跨国企业种群内部尽管有竞争，但面对外部其他企业种群，企业如同生物种群一样，会选择企业合作共同抵御外来威胁。综合北京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情况，市场是企业种群换环境生存的共同选择，借鉴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种群，北京企业对外投资可以采取企业种群价值链定位的投资模式。
目前，北京已有多家企业分别就本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或业务进行投资探索，未来可以选择大型企业种群联合中小型企业种群，大型企业带领中小型企业，根据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重点进行企业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比较，找到合适的定位。
生产型企业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且国际竞争力较弱，因此，可选择为其他企业生产加工制造贴牌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②。技术型企业种群和市场型企业种群所包括的企业多属于高科技企业和服务企业，且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强，企业种群要选择高端或面向市场的终端价值链定位③，实现企业对外投资和真正意义上的升级，具体实现方式包括新建投资和海外并购。
2.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④。北京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采用利基[7]价值链投资模式实际上是采取迂回战略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在夹缝中开创企业的国际市场。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的原理在于，即使企业处于同一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结构不可能完全相同，差异化的国际市场中存在各种需求，企业便可从中寻找需求，根据自身资源开拓创新，寻找利基价值链，或是创造利基价值链，采用新建自有品牌、与东道国企业合资和并购等传统投资方式，成功进行对外投资。这就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具有敏锐洞察国际市场的能力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在对外投资初期以利基价值链打开市场，进而逐渐展开全球价值链战略。
3.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模式。
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投资要求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提高外向关联度，在前期准确定位企业所处价值链位置的基础上，准确分析所处产业的价值链来源及价值分布，了解所处价值链层面上的各国企业，如在计算机产业，北京企业经过全球价值链的定位，大多数处于加工装配、贴牌生产的价值链环节，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企业同样处于这一价值链位置，双方企业在这一价值链环节进行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形成一条实力更强的价值链，共同进行投资，逐渐形成绝对的国际竞争优势。这是一种处于同种价值链地位的企业之间的外向关联合作，还有一种是差异化企业之间的关联投资合作⑤，但是这种外部关联投资模式很容易产生企业被高度控制问题，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科层制”问题。处于价值链高端的企业完全控制处于低端的企业，企业缺乏自主决策权，导致企业无法依靠外向关联价值链的合作实现价值链的攀升和企业升级。因此，在外向关联价值链合作投资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向关联网络的作用，加强相关层面价值链企业的外向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在投资合作中要避免成为高端价值链企业的附属品，实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4.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投资模式。由于传统工艺的独特性，我国很多具有特色的食品、手工艺品很难形成产业，这离现代产业国际化及全球产业链化发展较远。北京作为拥有众多老字号品牌企业的地区，要想实现企业的国际化，必须打造特色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北京传统食品类、中医药类、文化创意类等企业以老字号品牌和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为核心价值链环节，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食品产业、中医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依靠北京特色产业的优势在这一价值链中处于领导地位，占据高端价值链环节。由于这类产业具有很强的文化倾向，与我国文化越相似的国家越容易接受这类产品，消费购买力越强，因此，可以国家作为投资对象，同时大力宣传中国传统工艺以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企业，将其他价值链环节进行本土化；以本企业特色为主，宣传北京传统饮食文化、养生之道，以传统的食品制作工艺、独特的制作手法为价值链终端营销环节的关键，以品牌信誉取得消费者信任，打造北京特色产业全球价值链。
5.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模式。
全球价值链是涉及众多价值环节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8]。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以本企业核心产品或服务和其他企业联合起来，将处于高中低端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结合，以多价值链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如北京生产电脑的企业则可以把电脑显示屏、光驱、主板、鼠标等一系列相关部件生产企业联盟起来，形成电脑部件企业联盟的多环节价值链式对外投资，以强带弱，以大带小，加快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同样，在其他行业，也可以采取这种对外投资模式，并且在全国各地寻找相关企业形成价值链联盟，联合对外投资，共同与国际竞争力强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对外投资模式企业必须是已经成功进行海外投资且海外市场稳定的企业，目前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具有这种能力。进行企业全球价值链联盟的目的在于带领北京相关企业提高对外投资能力和国际化水平，同时提高企业领导能力。而相对来说属于从属地位的企业则利用先前企业的市场网络和生产网络打开国际市场，参与全球价值链，而不仅仅是靠进出口贸易和为其他跨国企业贴牌生产实现国际化。四、结语
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企业都应该将传统的绿地投资、海外并购、合作投资和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投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实际操作。同时，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因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外投资行业、对外投资地区等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都应该具体分析。
注释：
①生产者驱动力指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而采购者驱动是指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全球采购或OEM等生产组织起来的跨国商品流通网络。
②全球价值链涉及众多价值链环节，对于初探国际投资市场的企业而言，可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链式环节，重点在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上开发市场，也就是找到利基价值链，开创市场，实现企业国际化成长，这便是企业的利基价值链投资模式。
③这一外向关联合作是指全球价值链上处于高端价值链和处于低端价值链企业之间的合作投资，这一投资模式的好处在于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企业通过自身广阔的市场范围，为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开拓市场，处于低端价值链的企业利用外部联系网络找到全球价值链中价值增加潜力较大的环节，并逐步依靠企业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立足全球市场，最终摆脱高端价值链企业的控制，实现国际化成长。
参考文献：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企业联合会.北京企业发展报告：200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商务年鉴[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1.
[3]王分棉，林汉川.总部经济促进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J].经济管理，2007，（12）：22-26.
[4]俞荣建.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长三角本土代企业升级机理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张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10年，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已近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从总体上看，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区位分布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多集中于港澳地区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仅在港澳地区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就有3000多家，超过总数的1/3, 其余的主要分布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北美等地。这种特征反映了我国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时具有一些共同的行为趋向:一是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投资,将其作为我国跨国经营的重要基地,以便积累经验,降低风险；二是直接向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投资,以便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三是向独联体、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投资，便发挥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巩固出口市场。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具备的，只有区位优势是一动态的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那么，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呢？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两类。
（一）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局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贸易制度和法律的完备程度等。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是不同的。对企业来说，这类因素既具有必须服从的强制性，又具有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应重点探讨制度因素的作用。我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引资力度正在不断地加大，韩国、印度、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国家与地区正在努力的地改善其东道主对于FDI的政策、措施以及其它便于开展投资的条件，如韩国对设在外商企业专用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所得税7免3减半。
（二）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又分为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和收入水平等。各国的经济环境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国企业要想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能够迅速地占领他国市场，必须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对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状况、收入水平等多方面加以收集信息作出选择，这样才能更加主动和积极地进行对外投资。由于经济环境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最直接，因而在考察国外投资环境时，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应当作为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目的与东道国资源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那么对自然环境的调查分析也将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内容。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
（一）发展中国家应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当前东亚及南亚周边国家和地区应成为我国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这是因为：首先，我国地处亚洲，与许多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渊源，与这些国家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利于减少进人障碍。其次，这一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再加以这一地区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投资机会较多，有利于我国不同层次的企业对其进行投资。除亚太地区外,还应积极寻求拓展新的投资市场，比如拉美就极待拓展的最重要的新投资市场。发展中国家丰富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资源，为我国的产品、技术（尤其是成熟产品和技术、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提供发挥相对优势的广阔市场。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广泛的南南合作中提高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的重视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我国企业应根据需要与可能，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直接投资，并努力发挥其"窗口"效应，通过在这些领域兴办不同形式的合资合作企业，把掌握的高新技术，新产品设计和制造方法，最新科技动态等反馈回国内，装备自己的新兴产业，使我国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金融危机的蔓延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转嫁危机的企图下，对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了一系列限制进口、逼迫外币升值等措施，我国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危害，对美出口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将原本出口产品的生产部分转移到欧美发达国家去进行生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不利局面。
（三）西亚和非洲地区
主要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国构成的市场和非洲市场。因为在这些市场上，他们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市场，而且石油是世界各国都在争夺的能源。所以我国必须重视这一市场的开拓。目前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已完成对尼日利亚第130号海上石油勘探许可证(“OML130”)45%权益的收购。这次收购是中海油力图迈入世界油气富集盆地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该项收购很好地贯彻了中海油着眼于价值增长和公司发展的审慎的海外收购战略。也是中国企业进军非洲市场的又一成功企业。而且南非一家汽车经销商将与中国厂商合作，最快于明年初向南非和周边国家市场推出廉价的中国汽车。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中短期的战略规划是以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和地区的基本取向，积极而稳妥地发展对发达国家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应充分分析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并按照产业的发展水平，向与本国产业发展存在梯度的国家进行投资。我们应学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此次金融危机，争取在危机种寻找更多的机会，努力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 权益法
与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投资》相比，2006年2月15日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发生了较大变动，新准则规范了企业会计核算及其信息披露，更好地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从而取代了旧投资准则。新准则与旧准则相比，长期股权投资在核算范围、初始投资成本计量、核算方法应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新旧会计准则在金融工具方面的主要差异及影响
旧准则下金融工具一般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新准则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及负债采用不同的确认方法及计价模式，并全面引入了公允价值的计量模式和相关估值技术。显然，新准则扩大了公允价值的适用范围，采取更能反映金融工具本质属性的计量方式，必将大大提高金融工具的信息质量。
二、新旧会计准则在长期股权投资方面的主要差异及影响
（一）核算范围差异
新会计准则规定，成本法适用于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适用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在旧会计准则中，成本法适用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适用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可见，新准则将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情况由原来采用权益法核算改为采用成本法核算，但编制财务报表时应按照权益法进行调整。在权益法下，若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该差额不调整初始投资成本，若相反，则该差额需调整股权投资成本，并计入当期损益。而在旧会计准则中，具有控制关系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股权投资差额需要摊销，摊余成本形成合并价差。
（二）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差异
旧准则规定取得投资时应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初始投资成本是指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
新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初始计量按照是否是由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分为合并形成和非合并形成两种，而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又分为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是以在合并日按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帐面价值的份额作为初始投资成本，按其差额调整投资企业的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的，调整留存收益；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购买方在购买日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确定的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因此，新准则下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不再确认股权投资差额，即商誉不再摊销，可能增加企业收益，且贷差直接计人收益对当期损益会产生较大影响。
（三）核算方法差异
1．投资的入账价值
旧投资准则的投资计价以投资企业的资产账面价值为基础；新准则规定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应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前面已述。权益法下做相应调整入账。
2．成本法核算下的后续计量
旧准则下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在采用成本法进行核算的情况下只有在分得被投资单位现金股利时，才确认投资收益；新准则下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就确认为当期收益，但仅限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现金股利超过上述数额的部分，应作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
3．权益法核算下的后续计量
旧准则权益法下投资企业直接根据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确认投资损益，即以投资时被投资单位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为计量基础；而根据新准则的规定，投资企业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的份额时，应以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适当调整后确认，同时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处置该项投资时应当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将增加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当期的损益。
4．资产减值损失
旧准则下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后，在价值回升时可以转回。新准则下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后不能转回，这将使企业利润减少。另外由于超额亏损及减值准备的影响，长期股权投资发生超额亏损时，确认超额亏损的金额可能增加，从而降低企业利润。
三、会计准则改变对企业筹资政策的影响
执行新准则后，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会有较大变化，其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以及发展能力也会有改变，这种改变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在准则执行之初，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债权人的高度关注。因此公司在进行耐心解释的同时，需适当调整公司的筹资策略，采取合理的筹资方式，调整筹资规模。
参考文献：
选题背景：这学期学得是国际投资学，主要是讲关于投资方面的知识，既然学得是投资，我觉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模式分析这个题目和这门课程的联系最密切，同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分析也是国际投资学这门课程最后一节课上所讲的内容，对这节课的印象也较之其它题目来说比较深刻。
文献综述：对外投资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解释外国投资发生的特点、原因、机制和后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特点
1．投资规模.截止200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近370亿美元。但与同期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比，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仅为1：0.0597，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1：1.55和世界的1：1.093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1：0.206（注：本文的数字统计均来自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些数字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仍然很小。尽管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规模仍然有限，但增长十分迅速，平均年增长率达到50%，大大超过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最初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
2.投资主体.就境内投资主体的所有制性质而言，我国境外投资正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但大型国有企业在投资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就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来看，从初期以国有外贸商业公司和工贸公司为主，转变为目前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为主的结构。这些行业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主要行业，自然也成为中资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
3.投资方式.从海外投资企业的股权结构看，我国海外非贸易性企业，采用合资方式的企业约占80%左右，独资的中国企业相应还相对较少。目前，虽然新建投资还占有相当比重，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采取跨国并购及股权置换等方式对外投资。在国外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亮点。
4.投资地域.一方面，中国对外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欧日、中国的港澳等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到周边国家和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但是从另一方面，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分布看，高度集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港澳地区仍是投资的热点，但对亚洲的投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而其他地区的投资有所上升。
5.投资行业.我国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由初期的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等少数领域拓展到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工程承包、农业合作和研究开发等国家鼓励的领域。就我过对外投资的存量来看，集中分布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采矿业；制造业。从近期的发展态势看，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和制造业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热点行业.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模式分析
1.建立海外营销投资模式，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渠道，有单一的国内市场走向全球性市场，如我国的三九集团.
2.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直接在境外设厂，带动和扩大国内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配件出口，如华源集团.
3.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如海尔集团，由中国名牌成为世界名牌.
4.海外并购资产-品牌，通过并购国外知名品牌，借助其品牌影响力开拓当地市场的海外投资模式.例如我国的TCL.
5.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指我国那些具有得天独厚的品牌优势企业，例如，北京同仁堂，品牌誉满海内外，商标已受到国际组织的保护.
6.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指我国一些大型能源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主要是政府的推动，注重的是国家的宏观利益，例如，我国三大石油巨头即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这是解决能源瓶颈的重要问题。
7.海外研发投资模式，指我国一些高科技企业而非传统的制造企业或资源开发企业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使研发国际化具有居国际先进水平的知识产权，例如我国的华为集团。
截止2002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已达到6800多家，投资范围扩大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协议投资总额165亿美元。其中，中方企业投资91亿美元，主要是对我国港澳地区和美国。其次是东南亚地区，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测，到200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达到一年40亿美元。主要是在确保能源及家电行业的对外投资。就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而言，1999年全球FDI流出流量8000亿美元，其中6360亿美元流入发达国家，约占世界FDI总流量的75%，2080亿美元流入发展中国家，只占FDI总流量24%.国际直接投资趋向于流向经济规模大、增长速度快、产权明晰、金融管制松、企业运行状况良好、市场准入限制小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中国主要的优势是劳动力资源，且政治稳定，工业基础较好，国家外汇储备充足，政策性限制逐渐减少。格兰仕、德隆等企业坚持国内生产、国外销售，充分发挥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通过国际间的商业运作，将过剩的劳动力转化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进而转化产业优势，提升国家的竞争优势。福耀和万向的选择除了利用劳动力优势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部分国家的“反倾销”，及一些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这种模式不但加大了国外市场开发力度，而且可以避免壁垒，不受反倾销法的限制，减少征税风险。而海尔的自建营销体系模式就是坚持“世界品牌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竞争力的焦点就是以品牌为核心的企业形象的竞争，含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国际化的形象及包装等，在经营自有国际品牌的同时，利润也随之而来。
中国的企业除了要了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优势产品，如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还要规避各种风险，选择适当的时机，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三、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择方向及原则
从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来看，企业投资的金额不大，范围却过于广泛，平均每个国家只有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与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规模不相称。特性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性、技术结构的多层次性、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投资空间的全方位性，这就使得投资的区位选择获得了广阔的空间。随着海外投资规模的加大，投资主体将逐步由国有企业转变为私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资源性和政策性投资除外）投资的风险控制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风险概率和风险损失，成为对外投资企业的首要课题。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应遵循下列原则：避免盲目投资，选择投资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产品导入型，市场发展潜力大的国家和地区；依据不同行业的性质和进入国家的政策导向，确定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采取由近及远的策略，优先考虑周边国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的优势要素和核心竞争力及发展阶段，坚持一元化发展和横向发展，对多元化发展要慎重；出资方式尽量灵活，多筹集国际金融货币市场资金，选择理想的投资伙伴，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及商标的使用，维持自有的技术优势；实现经营管理当地化，真正融入被投资国的经济运行体系中。
鉴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资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国际投资经验少，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和保护政策，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还是存在诸如多头审批管理问题，管理政策导向不明，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繁琐，缺乏有效的对外投资监管、制约体系，导致在一些热点市场上出现某些国内企业无序竞争，信息咨询服务欠缺，境外逃资增多等问题，到目前为至，中国还未明确跨国投资经营的整体战略、行业规划、产业倾斜政策、投资行业导向。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呈现极不对称性，比例为1∶0.0597，而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状况为：1∶1.55，发展中国家平均是1∶0.206，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外不均衡发展，使经济增长失去强大的拉动力。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应以项目审批为主要手段的微观管理方式改为以管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主；由直接的管理逐步过渡到间接的监控、监测，最终形成以企业为投资主体，中介结构为服务导向，政府宏观监控的管理体系。
四、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防范
大力提升中国跨国直接投资主体的垄断优势。如技术垄断优势、产品差异优势、品牌及营销优势、产品成本和价格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等。提高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提升跨国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调整优化对外投资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方式。拓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渠道。（国内、东道国、国际三种筹资渠道）。中国的经济增长，既要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又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必要的战略举措。
五、企业对外投资的企业战略
1.巩固的国内市场是国际化战略的基础。中国的国内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对选择跨国经营的国内企业来说，如何巩固国内市场份额是个重要的问题。
2.制定明确科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强调跨国经营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相协调，把国际化发展与企业的整体发展战略结合，企业的每项投资和经营必须服从整体。
3.在海外投资项目选择上，要合理取舍产业链条，确定经营方向，从资源重组角度出发，以降低成本为基点，开拓海外市场或寻求海外资源和技术，将资源开发、技术开发、耗能高的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转向境外相关地区。
4.着力完善跨国经营管理制度。跨国经营的战略管理和控制制度，是实现企业全球化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5.加强成本管理和战略控制
6.高度警惕和防范跨国经营可能遭遇的各类风险，建立风险评估和风险防范
预案，通过快速反应机制，应对风险的发生并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
7.企业对外投资离不开充沛的资金来源。
结论：中国对外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虽然总体规模尚小，但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地区分布逐步扩大，行业流向重点突出，经营层次逐步提高的良性发展格局。合理的战略安排能促进中国企业更有效率的进行对外投资，这包括对外投资产业、区域和方式的选择，政府的服务和促进措施能够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车耳。投资西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展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扩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已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国公司相继涌入。面对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只固守有限的国内市场是难以生存的。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只有走出本国市场，在国际竞争中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才能更有效地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
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跨国经营的最主要方式。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而截止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达到572亿美元。然而，尽管如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规模仍然偏小，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有许多企业遭遇了惨痛的代价。因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
SWOT本身是战略管理的常用分析工具，四个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这一方法通过分析企业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各种因素相互匹配，从中得到相关结论，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SWOT这个分析工具应用的范围目前越来越广，下面我们就应用这个工具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部条件进行分析。
1.优势分析
从规模、资本、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看，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有着明显的差距。但优势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在某些方面同样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首先，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可适应不同的投资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投资需要的规模和层次也存在着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环境尚不完善，生产规模小，市场范围狭小，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跨国公司的先进生产方式。我国企业具有大中小并存的特点，一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具有了一些拥有一定实力并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企业，比如海尔、中石化、联想、华为、首钢等大型企业集团，这些企业资本实力雄厚，信用等级高，技术较先进，产品具有一定的垄断优势，在国际上进行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的增长，我国中小型企业的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许多中小型企业具有规模小、灵活性强的优势，更适应于发展国家的投资需要。有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管理水平较低，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较差，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相对成熟和易于掌握的技术更感兴趣，这为我国中小企业到这些地方投资留出了空间。
其次，一些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服装、毛皮羽绒制品等纺织轻工行业，以及部分家电产品（如彩电）、部分钢铁产品、部分机电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一些传统行业如中医药、餐饮烹调等，在世界市场都具有独特的优势。此外，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了许多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特点的适应性技术，如果我国企业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将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
第三，低廉产品的成本优势。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便宜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等。我国企业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可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同时输出国内的设备和技术，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能以较低的价格占领东道国市场，进而扩大到国际市场。
2.劣势分析
首先，我国对外投资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开发国外市场的能力不强。由于企业规模较小，而对外投资风险较大，国内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缺乏信贷支持的积极性，这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无力应对国际市场上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自身发展受到限制。同时，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经营的历史不长，企业开发国际市场的能力普遍偏弱。
其次，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缺乏。我国的企业从总体上来看，技术水平偏低，缺乏技术优势，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在主流市场或主流产品中，自主的核心技术少，技术劣势比较明显。同时，企业拥有的国际知名品牌不多，在品牌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第三，缺乏复合型高级涉外经营人才。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人才的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具备丰富的管理知识，还要精通国际惯例，同时还要懂得东道国的法律、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缺乏跨国经营应有的素质，制约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规模的扩大及跨国经营水平的提升。
3.机会分析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为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接轨提供了便利条件，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契机有利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纷纷转移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一方面，我国可以在大规模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从而推动我国制造企业的跨国投资经营。另一方面，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条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对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同时，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国家为对外直接投资制定了宽松和鼓励的政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外国企业的进入也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这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国内投资环境。另外，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正在加强和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
特别地，遍及世界的华人网络将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难得的机会。华人遍布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具有聚居的特点，形成华人商业网络，使我国企业在许多国家或地区投资都能得到同族人的协助，在这些地区投资容易获得相关信息和迅速进入当地市场。而且由于相同的文化背景、爱好习俗，国外华人是我国境外企业的一个很大的目标消费群。
4.威胁分析
首先，我国现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尚不能完全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国内尚未建立权威的海外投资专门管理机构，也未制定系统、稳定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程序仍然较为繁琐，政府在总体上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政策上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导向机制，容易导致企业丧失市场机遇。
其次，跨国并购中的文化差异和冲突。跨国并购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开展海外并购活动。但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往往会遭遇双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加上我国企业缺乏跨国经营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往往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失败。
第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过于集中于亚洲和拉丁美洲，这容易导致企业重复投资，自己企业相互竞争，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第四，发达国家对技术的垄断和保护，以及来自大型跨国公司的威胁。在技术水平上，我国企业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的。许多高新技术，在我国企业中从无到有，而在发达国家企业中却已是从好到精，发达国家企业对高新技术的垄断和保护，对技术转让的限制和高额要价，使我国企业引进真正先进的技术困难重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企业凭借掌握的高新技术实力进行跨国经营。由于我国企业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和资金规模实力较弱，在与大型跨国公司相互竞争中，必然处于竞争的下风。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
通过以上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SWOT分析，我们认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强化劣势因素，灵活应对，从而更好地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1.有针对性地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
对外直接投资要以自身的优势为基础。抓紧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契机，发挥我国投资主体多元化、技术结构多层次的优势，进行多行业、多区位开拓与发展，逐步巩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有针对性地加大对发达国家投资。产业选择方面，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可去发达国家投资；一些优势的技术领域，比如餐饮烹调、中医药等行业拥有差异化竞争优势，可选择投资于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一些趋于稳定的中间技术、劳动密集型技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要注意投资地区布局与投资产业布局的结合。
2.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要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在目前情况下创新是关键。我国企业要将技术创新纳入到企业的核心业务，培养和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一方面需围绕跨国经营的核心业务，有选择地引进国际先进适用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健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加大研发投入。
3.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
要造就一大批懂外语又懂经济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广纳人才，知人善用。同时还要优化人才环境，完善人才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从而保证企业跨国经营对人才的需求。
4.依托全球的华人商业网络
我国企业可以利用遍布世界的华人网络优势，通过各种行业商会、华人宗亲联谊会等了解当地的市场信息，熟悉东道国法规政策，从而减小风险。此外，对于我国传统行业的企业，可适当在国外华人聚集的地区进行相关投资，在立足稳定之后再考虑将投资区域扩大到华人区域之外。
除上述策略以外，宏观层面上，政府应提供尽可能多的支持与帮助，进一步加大对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专门性的管理机构，加强立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企业还应该加强品牌建设，重视培育国际性知名品牌，提升企业的美誉度。
参考文献:
［1]张晓森:基于SWOT分析的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策略研究.企业经济,2005年第6期
［2]陈淑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和产业选择.价值工程,2006年第10期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我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2.6%。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
尽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发展初期，同样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对外投资企业缺乏对外总体发展战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首先，我国有些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不是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试探性、偶然性。这些企业对外投资是因为遇到了某个投资机会，或是为了获得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税收的减免。其次，我国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仍是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计划而进行投资的。这样投资的结果往往是企业只注重短期效益，走一步说一步。这样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就较差，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2.2企业体制因素导致境外投资失败
在我国，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另外，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国外竞争中处于劣势。
2.3虽然拥有不少的适用技术但缺乏核心技术
我国企业，在很多领域拥有不少“适用技术”，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缺乏吸收消化，创新不够。即使是当前非常看好的家电行业，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2.4符合国际化要求的跨国管理人才缺乏
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
2.5投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在国际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偏低
不仅投资总量上我国与国外存在显著差距，从平均水平上来看，发达国家单一目的跨国投资的平均金额是以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50万美元，而我国境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占90%，500万美元以上的只占23%。这种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经营规模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的境外企业除了海尔、华为等少数企业外，大多数跨国经营企业投资规模过小，缺乏国际经营经验，因而在经营中常常因资金、技术的缺乏而失去竞争力和投资机会，势单力薄难以抵御风险。
2.6市场信息掌握不充足，缺乏对投资项目的深入了解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很多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市场供需情况，行业竞争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等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深入了解，考虑全面，那必将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许多麻烦。例如，TCL收购法国的汤姆逊彩电业务后，在对公司的整顿时需要辞退1000多名员工，但因此举违反了雇员方面的法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得不将其在中国内地市场的电视机利润补贴到汤姆逊的业务中。
2.7企业品牌意识薄弱
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很多只做“贴牌”生意，企业缺乏世界知名品牌。我国企业的品牌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品牌相比，其品牌价值的差异十分悬殊。如2004年我国品牌价值最高的海尔的品牌价值612.37亿人民币，而排名世界品牌价值第一位的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是673.9亿美元，是海尔品牌价值的9倍多。同时，我国企业品牌保护意识薄弱，很多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被国外的公司抢先注册，失去了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
另外，还存在监管体制不畅、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3应对策略
3.1引导企业科学地制定自己对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
对外投资企业要科学地制定自己长期的发展战略，首先，必须充分掌握同行业的国际生产经营信息。在对本行业世界市场行情、各国生产经营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设计和开发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领域，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准确定位。其次，要分析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投资能在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上产生怎样的优化组合效果。分析时要具有全球化的观念，应注重总体的对外投资效益，而不能只看投资于某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可能投资于某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并非理想，但却能为其他投资项目带来更新的技术和更科学的管理。因此，在规划中，要合理确定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投资战略，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战略，大处着眼，总体布局，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对外投资工作有条不紊地长期发展下去。
3.2建立支持体系
重要的是体制支持。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的内部治理机构。同时，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审批要做到规范、透明，妥善解决目前在审批过程中国务院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应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将审批制改为审批和备案制相结合，对以自有资金或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原则上实行备案制。
3.3企业应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加强科学研究，实现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各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争夺市场、提高竞争力的手段，而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则是企业追求技术创新和持续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制费用、难度和风险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产品标准化趋势则不断加强，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即使是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也难以单独承担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风险。因此，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推动了技术创新的过程。
3.4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跨国管理人才
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管理的经理人才。人才不足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提高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3.5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坚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说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而市场占有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名牌、品牌已成为企业竞争力、增值力、后续力大小的体现。名牌一般要具有可靠的质量，极高的知名度，从而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市场占有率。假如说企业品牌决定企业当前的利润和战略，那么名牌战略则决定企业长远生存发展战略和未来持续增长的能力。比如，海尔重视品牌的打造并真诚为客户创造价值；可口可乐、雀巢等许多跨国企业为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培育顾客的品牌忠诚度不惜重金，这也正是这些企业能够经久不衰的“秘密”；索尼公司曾宁愿放弃在美国十年的利润，也不愿将“SONY”品牌转让。因此，建立保证品牌发展战略的管理体制，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同时提高品牌价值，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培育企业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3.6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产品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要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我国企业经营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产品，如中式菜、中药、丝绸等，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并具有不可模仿、难于替代等特性。例如，青岛啤酒，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非常喜欢，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这样的产品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国际厂家的青睐及信任，并能成功吸引更多资金的注入，能够增加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力。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系、完善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等等相关工作。
中国企业在整体上目前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因此，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艳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时代经贸，2007，（9）.
[2]李静萍，高敏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差距与潜力[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7）.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于19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中国市场逐渐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同时，中国经济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更好的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应抓紧研究和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充分利用外国资源，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后劲与动力。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年上涨。截至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46.5亿美元，同比增长8.49%（2010年688.1亿美元），年度流量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02年至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日益加强，中国已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新阶段。
2.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较为集中。近年来我国的经济数据显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和第三产业领域，二者合计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90%，2011年更是高达95%；在第三产业内部，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三者约占第三产业直接对外投资的90%。在采矿业中，主要是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开采业、黑色金属矿开采业的投资；在制造业中，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等的投资。
3.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不均。亚洲、拉丁美洲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亚洲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其次为拉丁美洲，欧洲位居第三。2011年中国对欧洲、北美洲、南美洲投资快速增长，其中对欧洲投资在2009年增长2.8倍的基础上再次实现成倍增长，主要流向是丹麦、瑞典、德国、英国等国家。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较上年增长了15%，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韩国和中国澳门等国家及地区。中国在南美洲的投资主要分布在开曼群岛等国家和地区，而在非洲、大洋洲、北美洲的投资存量各自所占的比例仅维持在4%左右，其中我国在大洋洲的投资最少，只有3%。
4.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不平衡。2011年末，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70%；有限责任公司占24%，较上年增加2个百分点；私营企业占17%。可以看出，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较少，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不平衡。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部分企业未将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其发展战略。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一些传统的观念制约着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一些企业并未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的利用国内和国外市场，更好的配置国内、国外资源，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2.法律法规保护不完善。第一，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出台系统化的《对外直接投资法》，而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都已过时，无法满足现在对外投资的需要；第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缺乏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第三，保障体制不健全，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对外投资保险法》，这就无形中加大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
3.潜在的政治风险无法规避。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往往受到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因素影响，如发生战争、当事国违约或当地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等。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市场愈演愈烈，导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屡屡受挫。
4.部分企业市场决策失误。有些中国企业一旦看到项目盈利，就会盲目的加速对外扩张，导致企业的资金、管理和人才都无法满足投资活动和管理的需要；有些企业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的深入考察，不管东道国的情况是否有利于自身的投资就盲目上线，这样都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失败。
三、进一步优化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
1.做好投资风险防范工作。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最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同时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的行业和区域是任何一家企业经营者都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都应该进行全面的市场调查、对经营伙伴的实力及信誉的分析、对经济合作国家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人口环境、法律法规、政治环境等作多方面的考察，力争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
2.调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首先我国企业应该加大对战略资源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次获取对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后加快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性对外直接投资。
3.调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应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与此同时应有针对性的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展开直接投资与合作，进一步扩大与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合作，另外加快与西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的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
4.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国应尽快制定一部规范中国长期跨国投资行为的《对外直接投资法》，逐步形成以对外直接投资法为主体、各种单行法规为辅体的完善法律体系。
5.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国企业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借助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增强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首先我国企业应增强创新意识，其次加大研究开发力度和投入，再次联合其他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新技术开发。
参考文献：
[1]白远，立彬，等.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引进来与走出去[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特征。作为转型与增长双重考虑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一个更均匀融入世界的过程。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878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与发达国家呈现显著差异，国有企业在全部资本输出中占主导地位，投资行为主要由在国内拥有垄断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实施以来，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比始终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一度达到81%，2012年仍占投资流量的近50%，凸显了投资主体的结构单一。
是什么导致了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呢？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非国有企业投资么？似乎不能这样说。实际上，中国存在巨额居民储蓄与企业储蓄。最近数年，相比美、法、日、韩及墨西哥等国，中国社会总储蓄与GDP之比、企业储蓄与GDP之比及政府储蓄与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Kuijs，2006）。1990-2012年，中国社会储蓄总额与GDP之比从36%上升到64%，其中企业储蓄与GDP之比从10.2%上升到26.3%，增幅达一倍以上，因而很难说是资金来源不足限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偏少呢？
我们试图从金融发展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伴随对2007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被更多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传统理论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多从微观视角进行讨论，关注宏观因素的较少（周业安，1999；张少华，2005；仇娟东，2011），对金融发展与国际间资本流动关系的讨论更少，罕见关于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讨论，因而我们的研究恰逢其时。
一、文献回顾
与本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文献集中在企业跨国经营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的应对方面。资金不足与风险担保机制不健全是企业跨国经营中的两大“瓶颈”（虞瑾，2006）。首先是融资难。目前提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性融资支持的仅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中国银行，但其服务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投放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仍较少（肖楠，2007），而国内企业信用评级机制的不完善则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其次是保险机制缺失。中国海外投资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企业的跨境经营受到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的双重影响，2012年叙利亚内战给中方带来的巨大损失就是一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才出现了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资险，但其业务范围仍倾向于贸易。
市场失灵情况下必须以“看得见的手”弥补这一失灵。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与Denning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1977）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enning（1981）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近期文献亦强调了政府对跨国企业金融服务所呈现的显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乃至财税政策等渠道成为主要对策（Sansing，1996；Hufbauer等，2001；全操，2004；张翼飞，2007；王艳，2007；郭丽，2008；廖一榕，2008）。其中，黄金印（2004）的最优控制模型证明，财政政策不但能够改变资本存量，而且能显著改变投资边际收益。李庚寅（2005）与王逸（2008）则明确提出，跨国投资战略转变与税制优化目标应放在对“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激励上，重视投资税抵免对投资规模、区位与产业的引导。
目前对策性研究都强调了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优惠财税政策的重要性，认为政策性金融的出发点是国家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提供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是“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也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政府扶持行为（杨爱梅，2008；Yan等，2010）。政策性金融具有资金“虹吸”效应，它先市场而行，将资金投放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产业，表明国家意图，进而引导其他资金参与（白钦先，1993；肖楠，2007）。
我们认为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政策性金融难以全员覆盖企业跨国投资融资需求。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政策性信贷“僧多粥少”，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跨境投资的融资难与保险机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导的信贷配给可能带来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国有企业与监管部门间天然的联系可能惯性地带来政策性信贷对国企的有偏配置（张磊，2010）。三是金融自身的发展可能意义更大。金融发展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需要、是分散风险的需要、是国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观调控的需要（李炜，2007）。
二、引入金融中介的企业跨境投资规范分析
即f（PR）=f（A、φ、δ、mps）。显然，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于A、φ、δ、mps等系数，而这些系数则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其作用途径主要有4个：首先是提高存量资本配置效率，其次是提高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再次是通过提高储蓄资本转化率加快资本累积速度，最后则是帮助经济甄别出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家（Patrick，1966；Gree，1960）。“此意义上的信贷供给要求经济体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和需要，此条件下的循环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检验
（一）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分析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受前期投资经验与收益的影响，因而动态项存在较大内生性可能，同时其他解释变量也可能由于惯性出现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可能出现严重上偏。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检验，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引入检验。
1 模型、数据与方法。
（1）模型设定。由前述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如式（17）。
（2）变量选取与数据采集。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解释变量5个，分别为：①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②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取FIR=全社会存贷款总额/GDP；③货币深度（M2），取M2/GDP，以度量经济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比重；④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SCR），取SCR=贷款/存款；⑤考虑到开放经济假设，将汇率（EXCH）引入模型，取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值。控制变量4个，分别为：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XINV），取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②高校毕业生规模（STUCENT），计算公式为STUDENT=高校在校生人数/地区人口；③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④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量（FDI）。
各变量数据为2003-2012年除以外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自各年度《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中国统计资料60年》。
数据处理。首先将数据转化为人民币计价单位；其次剔除价格因素，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以GDP平减指数对GDP平减；最后为降低异方差可能，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由于篇幅所限，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未予报告。计量工具为Eviews7.2工具包。
2 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结果分析。经多次估计，优选获得模型（1）到模型（6），详见表1。其中，模型（1）包含全部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模型（2）到模型（6）则是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结果。
广义矩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可以看到，SARGN检验P值较大，说明GMM检验中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AR（2）的P值表明差分后残差无二阶序列相关，因而工具变量有效。系数联合显著性WALD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解释变量系数为0的原假设，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同时，模型（1）到模型（6）的R2从0.630337增长到0.938032，有显著提升，因此方程估计结果值得信赖。
总体上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都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影响。LNSCR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弹性达到了3.3614，强调了储蓄投资转化率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这与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相一致。
各显著解释变量中LNSCR的显著影响较大，弹性达到3.3614，LNFIR的影响则较小，弹性为0.048945。排除共线性因素后，LNFIR与LNSCR在方程3、4、5、6中与LNOFDI显著正相关，而LNM2在排除共线性因素后的方程3、4、5、6中却表现为显著负相关，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后面我们在Geweke检验中讨论其可能成因。另一个出乎意料的是，LNM2在排除共线性后的模型3、4、5、6中都与LNOFDI负相关，其原因可能为信贷规模的扩张不如合理的信贷投向机制更有效率，Boyreau等（2003）、Allen等（2006）及林毅夫（2008）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中亦提出过类似结论，即不具有效率优势的国企获得较大比例信贷配给的状况带来了经济增长趋缓。而LNEXCH与LNOFDI关系的不显著则可能源于中国长期实行固定汇率。控制变量中值得注意的是LNFDI，它在各方程中起到显著正向作用，支持了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认识。
（二）Geweke因果分解检验
Geweke因果分解检验（Geweke1982）可以深入检验x对y的因果关系、y对x的因果关系及x与y的即时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1 长期中LNOFDI与LNM2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OFDI是IAVM2的原因而LNM2不是LNOFDI的原因。这表明资本流出对金融市场提出了新要求，促进了货币化程度提高，但货币化程度提升并不能促进资本流出，两者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其原因可能在于对M2/GDP的分析必须结合M1/GDP进行。M1/GDP稳定增长下的M2/GDP才反映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供给，否则资产泡沫、不良贷款等资本非有效性因素等都会影响对于M2/GDP的分析（Bando，1998）。中国M2的增加多表现为资产货币化，而流向实体经济的较少，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更少。（2）长期中LNOFDI与LNM2两者间即时因果关系较弱。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走出去”初期的中国企业多为政府主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姜亚鹏，2011），且在相当长时间里表现为技术援助与国际合作，所以本国M2影响并不很显著；另一方面，资本化进程的深入引起货币需求上升，进而引起M2/GDP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对外直接投资资本。
2 长期中LNFIR与LNOFDI间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FIR是LNOFDI的原因，LNOFDI不是LNFIR的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对金融发展的反馈达63.7%，表明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较强，而后者对前者影响较小；（2）两者间缺乏即时关系的原因可能在于：正规金融的效率改进未能及时反映到对外直接投资上。中国金融中介市场具有显著的结构单一特征，很多企业只能依赖于内源融资和非正规金融市场，这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形成提供了条件（白当伟，2004），亦带来了LNFIR与LNOFDI间即时关系的不显著。
3 长期中LNSCR与LNOFDI存在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但无显著即时因果关系。（1）长期中LNSCR是LNOFDI的原因，说明LNSCR有效地促进了LNOFDI的发展，而后者则不是前者的原因则可能源于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2）两者不存在显著即时因果关系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激增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依赖民间借贷，所以短期看LNSCR波动对LNOFDI的影响不大。
4 无论从长期还是即时来看LNFDI与LNOFDI间都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这与前述GMM检验结论一致。两者间短期因果关系相对于即时因果关系更大的可能原因在于：无论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引进外资规模都较小，虽然有即时因果关系，但长期中相互影响较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中LNOFDI是LNFDI的原因，这支持了Buckley等（2007）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协调发展的观点。
综上，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没有即时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1969）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我们认为是中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等（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中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尚有显著差距。这一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下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形成
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中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Buckley等，2007；Morck等，2008）。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及行业集中度较高（李辉，2008）。‘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前文第二部分规范分析显示，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3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金融抑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资源相对有限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交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金融资源不足导致了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减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罗长远等，2003），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信贷配给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信贷配给偏爱国有企业带来了信贷资源配置失效。一方面，作为内生变量的经济政策，一旦被置顶，就会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下沿着自己的轨迹演变（Krueger，1988）。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带来显著道德风险，中国经济中金融资源和商业机会的分配是按照从国有到集体再到民营的顺序进行（黄亚生，2003），这直接反映为国有企业所面临的低利率与民营企业受到的信用约束。另一方面，关系性金融以及银行信贷风险鉴别能力弱化带来了政府的兜底预期。此预期下国有企业无破产压力，往往拖延还贷甚至不归还贷款，强行占有受配给地位，这加剧了民营部门融资难，加剧了市场道德风险，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Auki等，1997、1998；王跃生，1999；Allen等，2005）。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较低的事实则进一步降低了金融市场效率（Dollar等，2007），这凸显了国有企业低成本资金优势及政府对经济的强力控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Buckley等，2007；Merck等，2008）。此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主导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五、结论与建议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服务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1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人民银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开展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国际竞争，不断扩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遇到很多的风险和问题，如果有效的分析问题并得以解决，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将有很大的提升。
近年来，中国学者加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探讨与研究。强化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未来趋势等，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动因、区位选择、投资方法等进行实证研究。例如，叶刚教授（1992）、张海岩、范登布鲁克（1994）等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活动，都已经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构建了模型。国内学者毛蕴诗（1997）运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四维分析模型从企业内部要素、对外投资目标、国际与投资目标国环境记忆投资流出国环境四个维度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对外投资行为。鲁桐（2000）通过考察英国当地的中国企业。刘红忠（2001）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构建相应的模型，与中国“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原则相适应。当前，中国已经步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个阶段。王蔚（2011）提出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保持均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国外学者通过国家风险及其构成要素角度研究FDI的成果较多，如Singh and Jun（1995）、Kevin N.Lumbila（2005）、Yothin Jinjarak以及Thomas A.Hemphill（2008）等人对发展中国家地区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和金融制度因素对于FDI的研究。
文章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延伸，结合图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数量、主体结构、投资区域以及遇到的风险与问题等方面展开直观、准确、全面的分析。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再加上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有所降低，而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则有所增加。在2003年，中国有限责任公司还不到国有企业的一半多，但是到了2009年，有限责任公司的比重已经为国有企业的4.3倍。这一数据表明，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效果较为明显，通过推行政企分开政策，现代企业制度的优势已经凸显出来。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营主体结构不断优化，民营及地方企业迅速发展起来。截至2011年，中国地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已经占到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约33.4%；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4.4%，效果非常明显，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水平。大型国企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以非金融类为主，比重占到80%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划分
以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区域划分来看，过去以欧美、港澳等发达国家及地区为主，当前已经逐步拓展到非洲、亚太及拉美等170多个国家与地区。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当前拉丁美洲和亚洲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集中区域。在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欧洲和非洲的投资呈现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对欧洲、非洲的直接投资分别达到46.1亿美元和17亿美元，同比增长57.3%、58.9%。其中，对欧盟的投资42.78亿美元，同比增长94.1%，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逐年递增，中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总额的4/5以上。而非洲、大洋洲、欧洲和北美洲的比重则不足1/10。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风险
（一）企业规模小，投资水平低，贸易型企业居多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较多，但是大多企业的规模比较小，投资水平略低，规模效应尚未发生作用，竞争力有待提升。以投资产业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海外投资中的贸易型企业最多，但是真正具备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屈指可数，尚未构建或完善信息沟通网络，在国外市场的开辟中存在一定滞后性。在非贸易型企业中，很少有强大资金实力或者技术优势的工业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大多数投资集中在工程承包、交通运输、加工装配等领域。因此可以说，中国大多企业的经济实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需求不一致，虽然正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但是最终也是“为他人做嫁衣”。
（二）缺乏政府的引导和监督，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一定发展，但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尚存在投资动机不明确、整体水平不高、地区和行业分布不平衡、投资主体过于集中、缺乏政府的科学引导，同时金融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