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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点，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P（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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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晓晨(1956－)，女，天津人，天津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10－04 收稿日期：2007－03－08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一国在现存资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优贸易模式，符合当时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其种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它忽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忽视比较优势转化和潜在优势培育的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理论的广泛性和适用性，使其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同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进行阐述和分析，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他们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变量，特别是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住更宽的理论框架和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探讨贸易的动态利益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把技术变动引入研究领域，认为技术进步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认为技术是无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的内涵定义为来源于产品及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的改进等。这一理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流向、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一)动态比较成本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兴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5)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从而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而生产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会有很大差异，由此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对后进国家来说，如果某些产业的产品在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因此，他强调一国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其主要观点如下：(1)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2)一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应与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一致；(3)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力量，政府应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扶植和促进国内重点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可以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该理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日本的“贸易立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雁行理论”与“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简称“雁行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时发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开放，西方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的日本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并经历了进口浪潮――国内工业形成――出口浪潮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由此赤松要认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这一理论阐释了国际贸易对后进国的影响，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战后工业品贸易时，根据国际间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以及产品更新和仿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周期说(亦称技术差距理论或模仿时滞说)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市场的周期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变化和在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扩散、转移的角度，论述比较优势的转换。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技术差异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比技术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变化，即技术差异的动态因素。基于
这一认识，该理论试图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过程。
1．技术周期说
技术差距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的论文。波斯纳放松了赫-俄模型关于贸易国之间具有相同技术的假定，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强调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创新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尚未扩散的情况下)，由于拥有新技术而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处于世界垄断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与创新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或称模仿滞后(Imitation lag)，这种差距引起了该产品的国际贸易。虽然技术处于领先的国家具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由于这种技术会通过专利转让、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等逐步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终将被其他国家所掌握。于是，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某种产品的国际贸易将逐步减少，直至其他国家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全部需要的该种产品时而终止。
在这里波斯纳提出模仿“时滞”或称“滞后”的概念。他认为，一项技术从一个国家传人或扩散到另一个国家有一个时滞。即从技术创新国新产品问世到进口国仿制生产、进口变为零的时间差距。他将这种两国之间从技术差距产生到技术差距消失的过程称之为一个技术周期，即模仿时滞。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进口国的收入因素、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识、厂商的反应、进口国获得技术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术周期说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论述了技术同比较优势产生和转移的关系，隐含着技术水平、摹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从而把比较优势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认识到从动态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随着技术的传播而转移。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2．产品生命周期论
技术的生命周期使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引起产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创立。弗农在1966年5月《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将这一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产品3个阶段。之后，美国学者威尔斯(Wells)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更详细地把产品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方法和称谓不同，但实质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产品所经历的从发明、应用、推广到市场饱和、衰落进而被其他产品所替代的过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不同阶段与研究开发、技术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劳动等要素流动结合起来，认为当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运动时，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不断转化的过程。
(四)比较优势阶梯论
巴拉萨(Balassa，1977)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比较优势阶梯论(也称比较优势阶段论)。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巴拉萨认为，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第二阶梯是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阶梯的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除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国；最低一层是其他发展中同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虽然上述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比例变化、特别是技术变化的重要性，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与转移，部分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崛起的现象，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在把技术因素引入贸易发展及贸易格局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突出的特点是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分工变化等，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和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些理论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阐释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后进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而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静态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的缺陷，使国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加宽泛的基础和适用性，从而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干中学”与“技术外溢”
1．“干中学”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取先进技术。“干中学”一般是与技术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干中学”的概念源于阿罗(Arrow，1962)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从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阿罗认为，外生变量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过程。在他所构建的模型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有关生产方法的知识积累是通过“学”来完成的，学习是经验的产物，并不只是时间的函数，且这种经验主要来自于“干”。知识增长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
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阿罗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有两个效应：一是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非独享性的溢出效应，使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198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自然而然输出技术的结果。它与技术创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他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Krugman，1987)和卢卡斯(Lucas，1988)分别讨论了技术外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称为“技术外溢”。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这种技术外溢中获得的。
(二)瑞丁模型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年发表了题为《动态比较优势与贸易的福利效果》的论文，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进的。
瑞丁以从表面上看虽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却由于具有潜在优势和获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韩国钢铁产业为例，引出比较优势的变化问题。瑞丁认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是进入虽然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却在将来可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潜能的发挥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高技术部门)，或者说是在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之间进行权衡。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较优势原理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或者说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由于该国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潜能未被完全发掘，因此可能导致该国不能在具有潜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结果造成动态福利损失，违背了其长远利益。这说明，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与其长远的利益相违背，所以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损失。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追求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预。政府的政策能够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却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使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逆转，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
瑞丁的理论为那些虽目前在某些产业上不具比较优势，但却可能存在着巨大潜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干预，并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模仿，获得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一、问题的提出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分析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方法有：表上作业法、公式法、局部均衡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法。但表上作业法的国际交换价格需要依据两国的两种产品的总产出之比得出，公式法中只能说明贸易模式但不能说明贸易得利，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贸易参与方各自的供需方程难以得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有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由于当时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才起步，所以当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运用表上作业法分析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但表上作业法中的假定过于简单，之后的经济学发展表明在不同效用函数水平下世界交换价格是不同的。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哈伯勒提出的机会成本理论被引入之后才使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创新，分析中必做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者角度获取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也就是边际转换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二是消费者角度获取最大效用，也就是边际替代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三是封闭时市场出清，自由贸易时则贸易平衡。
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学教材中对古典贸易理论分析一般基于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要知道世界价格与国内供给与需求方程后再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从而说明自由贸易对贸易参与方是双赢的，从而增加贸易双方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但世界价格是贸易双方的贸易方程最终均衡形成的，所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先假定世界价格是有些勉强的。如果知道两国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与效用函数情况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能够准确地说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
二、实例分析绝对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英美两国各有20单位的劳动，英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20与8，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0与12，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设布为X产品，小麦为Y产品）。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PPF）方程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在自由贸易时，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第一，英国的PPF为X/20+Y/8=20即：Y=-0.4X+160 ①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Y=-1.2X+240 ②
第二，因为U=XY，MUx=Y，MUy=X，为保证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英国：由MUx/MUy=Y/X=Px/Py，Y/X=0.4，Y=0.4X，代入到（1）式有X=200，Y=80；美国：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②式有X=100，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英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20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此时的福利水平：英国的U=200*80=16000，美国的U=100*120=12000
由方程①与②有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4，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所以在自由贸易时，英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进口布。由①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400，由②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400=0.6。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CPC）方程为
Y=-0.6X+240 ③
两国的MUx/MUy=Y/X=Px/Py=0.6，有Y=0.6X，代入③式中有X=200，Y=120
此时英国出口的布为400-200=200，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进口的布为120-0=120。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200=24000
图示分析如图1所示：
三、实例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中美两国各有60与20单位的劳动，中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5与3，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10与12，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设布为X产品，小麦为Y产品）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方程（PPF）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美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中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劣势，但是可以看出在布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倍，在小麦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所以两国自由贸易时，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的PPF为X/5+Y/3=60即：Y=-0.6X+180 ④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Y=-1.2X+240 ⑤
第二，因为U=XY，MUx=Y，MUy=X，为保证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中国：由MUx/MUy=Y/X=Px/Py，Y/X=0.6，Y=0.6X，代入到④式有X=150，Y=90；美国：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⑤式有X=100，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中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15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
此时的福利水平：中国的U=150*90=13500，美国的U=100*120=12000
第三，由方程④与⑤有中国的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6，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所以自由贸易时，中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进口布。
由④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300，由⑤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300=0.8。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方程为
Y=-0.8X+240 ⑥
两国的MUx/MUy=Y/X=Px/Py=0.8，有Y=0.8X，代入⑥式中有X=150，Y=120
此时中国出口的布为300-150=150，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进口的布为150-0=150。
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150=18000
图示分析如图2所示：
四、对比较优势的理论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这两个实例分析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当然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影响更大，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国内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对比较优势的陷阱的解读远不如比较优势理论。在大卫·李嘉图模型中，贸易开放会导致生产完全专业化于比较优势产业，而比较劣势产业会被淘汰。这个结论源于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卫·李嘉图模型是静态比较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使得这个模型不能用来分析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由此引出的贸易政策问题。为了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美国学者VERON将产品周期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的动态比较优势分析，美国学者POETER基于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钻石模型，这两个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都认为应该从国家层面培育创新能力，实行技术创新。另外从注重需求上构筑国际销售渠道建设，这样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从而达到缓解国际贸易纠纷与摩擦的目的。
参考文献：
一、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
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它为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界定和分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指一个总经济体的增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等指标的增长。在现代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不再仅仅被看作是经济总量的扩张,而被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方式的内涵，本文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定义为:为提高对外贸易增长的要素使用效率，实现外贸高速、高质增长的方式。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内容有很多，如促进外贸增长的要素组合方式、出口商品结构、技术创新、外贸体制、贸易政策以及企业行为等。外贸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经济发展则是外贸增长的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的内涵在本质上具有相似之处，外贸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国与国优势的比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紧密相关、互相融合，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二、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相关理论及经济学阐释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寻求一种合理的外贸增长途径和运作机制，实质上就是追求贸易利益的可持续性增长即国家福利的扩大和贸易条件的改善，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持续获得。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增长方式与该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外贸增长方式也随之转变，比较优势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互动融合、相互统一。
传统的贸易理论主要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一国不一定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专门生产本国与别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便可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从中获利。
后来的“里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H－O理论去寻求新的有关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国际贸易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逐渐形成了与传统贸易理论不同的现代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从不同的方面介绍了各国进行贸易的基础，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外贸增长方式的选择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不同阶段的外贸方式与该外贸阶段的比较优势紧密相关，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互统一，比较优势的创造要求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向集约型转变，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也促进了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浙江省外贸增长方式的综合评价
1、对外贸易的理性开放度
总的来说，浙江外贸的起点比较低。1970年外贸进出口值仅为773万美元，改革开放后上升较快，1978年上升到7011万美元，1985年进出口总额为112322万美元，1978 到1985环比增长40%以上，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贸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减缓，2002年后，增长更加快速。外贸依存度总体保持上升的趋势，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长缓慢，一直在20%以下，与之相应的是浙江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基点还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经济快速增长，1991年浙江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0亿元，对外贸易量上的增长也逐渐加快，1992到1999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间震荡；进入2000年, 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了70%左右，浙江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已经到达一个比较深的程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现了浙江经济对外开放的力度较大。纵观诸多贸易强国的发展史,其外贸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继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围内波动。据此，浙江对外贸易的发展符合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应将趋于合理。
2、贸易商品结构的合理度
(一)贸易利益理论分析的历程
贸易利益理论分析的历程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古典贸易理论中绝对利益论的分析。绝对利益理论分析的创始人是亚当斯密。他通过对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分析，论述了社会分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财富增值，以此为前提提出他著名的“绝对利益论”。其主要内容是指：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按照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是有利的。各国都按照各自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这种由生产上的绝对优势、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所带来的贸易上的绝对利益，正是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内在动因。斯密批评了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财富观，认为对外贸易的利益并不在于金银的流入，并很直觉地给予了三方面的回答：(i)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对外贸易利益在于“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1](2)从交换价值的角度看，“对外贸易的.利益在于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从而实现本国社会劳动的节省”。[2](3)—国在向世界市场开放以前，存在着国内没有需求的劳动产品。因此，出口贸易为国内的剩余产品解决了出路问题。
斯密的这一原理阐明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和格局，揭示了对外贸易利益的形成基础，拉开了国际贸易利益分析的序幕。
2.比较利益论的分析。绝对利益论未能解决--国没有产品在生产上处于绝对优势即在贸易上没有绝对利益的情况下，参加国际贸易是否能取得贸易利益的问题。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圆满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比较利益论的基本内容是：各国都专门生产对自己的自然条件较有利、成本较低的商品，不生产或少生产对自己无利或少利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彼此都会得到贸易利益。这种贸易上的比较利益，正是国际分工和各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动因所在。比较利益论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包含了贸易互利性的科学内涵，从而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树立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模式。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商品进行交换，就可以获得用相对较少的劳动耗费取得较多的使用价值的好处。
穆勒作为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以其贸易利益观出发，借助国际价值论，进一步阐述了比较利益论。他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带来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回答了李嘉图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两国实际交换比例的决定因素，并指出：产生比较利益的两国产品交换比率的界限，是由各国国内的交换比率所决定的，要使两国间的贸易得以真正进行，必须在以上界限内有一个现实的使贸易双方都能得到比较利益的交换比率，即国际贸易交换条件。与供给因素决定交换界限相对，两国间的相互需求则对交换比率起决定性作用，它又具体表现为一国对另一国产品的需求弹性。
总之，古典贸易理论是把贸易利益问题作为国际贸易中心问题来加以探讨的。目的在于通过论证分析，对是否应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发展对外贸易是否与闭关自守存在利益损失等问题作出规范性的判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外贸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加强和提高，贸易利益也远远超出了静态利益的范畴。面对变化着的国际贸易，国内外经济学者对贸易利益的认识也逐渐超越静态，走上探索贸易利益动态化的历程。
3.贸易利益的现代分析。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贸易利益作了规范性判断的基础上，马歇尔及以后的经济学家在对对外贸易作一般分析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所带来的单向利益。
马歇尔首次提出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利益问题，作出了“决定各国经济进步的原因是属于国际贸易研究的范围”[3]的著名论证。并从贸易结构和战略的角度来衡量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利益。本世纪30年代初和50年代末，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分别提出和发展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学说。他们除继承对外贸易静态的或直接的贸易利益论外，还阐述了对外贸易动态或间接的贸易利益。并认为，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出U的高速增长会带来以下几个重要的动态利益：(1)出口扩大意味着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内的投资流向发生变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比较优势的领域。(3)规模经济利益。(4)出口扩大还会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5)出口的不断扩大会鼓励外国资本的流人。(6)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激烈竞争会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与之相关产业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二)贸易利益理论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理论基础
随着当今国际贸易的发展，贸易利益呈现增强的态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客观地评价外贸易理论中贸易利益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的、客观的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奠定理论基础。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次发现战后贸易模式没有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符合，这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国际贸易的新现象进行研究，从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2]。战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贸易现象，主要有：区域集团增加了内部贸易、发达国家增加了贸易量、增加了产业内部贸易等[3]。偏好相似论以及新要素贸易论就是通过研究这些现象而得出的。这些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保罗.克鲁格曼为了研究产业内的贸易问题而从多个角度建立了相关模型，它研究出了国际贸易已经从一种完全竞争的状态转变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持续增长的状态，假如两个国家在要素禀赋和技术方面都不存在差异性的情况下，那么其实产品本身之间的差异性以及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经济的发展。和传统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相比较来看，这个结论正好是相反的，但是其却正确地解释了战后的贸易现象。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在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还会分析垄断企业的发展行为。这个阶段的研究表现为产业组织理论和传统国家贸易理论的结合，并对国际贸易中的新现象做出了深刻、全面、合理的解释。
二、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趋向
国际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以及国际关系的持续变化促使国际贸易理论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国际贸易理论要获得发展，就一定要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形成满足。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也获得了持续性的发展，形成了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和新的贸易形势，进而将一体化的贸易理论有效的研究出来等。原来是从产业内的贸易角度着手开始研究的，是一种懂宏观角度入手研究的方法，然而，当前主要是从某一个贸易主体或者是贸易现象的角度着手进行研究，是一种微观性的研究。这些新理论的出现能够对传统贸易和新贸易理论进行补充，并且能够促使二者实现有效的整合，还能够促使研究变得更加微观与细致。原先，静态的理论假设是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然而当前研究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则是动态的实际内容，其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自二十一世纪以来，学者在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会综合考虑变动要素、运输因素以及历史因素等，因此研究也变得更加微观和细致了。综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正表现出逐步向更加微观细致和动态的趋向发展。
自1987年开始，克鲁格曼逐渐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在1991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新贸易理论诞生以来，一方面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给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试图结合克鲁格曼及其他相关经济学家研究成果，对新贸易理论加以探析。
二、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贡献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分析在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时有可能被忽视的问题，并且这种分析应当是确实的、与现实密切联系的。随着贸易政策所处的环境的变化，古典经济学中用来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而“国际贸易新理论实际上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新命题的研究，它准确地强调国际经济中被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略的两个特征，即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
克鲁格曼首先将DNS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之中，运用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别等范畴来构筑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察赋或技术差异引起的贸易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并有张伯伦式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采用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即使两国间没有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也会由于规模经济而产生国际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形成。相反，由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效应相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取得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形式的关系，还考察了运输成本效应和国内市场效应，并认为，在其他相同条件下，拥有更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将有更高的工资率，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它拥有较大国内市场的产品。
克鲁格曼还得出一个结论：在贸易商品数目多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贸易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生产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历史因素和政府计划所决定的。不仅如此，克鲁格曼的研究还表明，相似国家都有进行贸易的诱惑，他们的诱惑主要来自于用相似要素比例生产的产品，而且，这种贸易并不会带来收人的分配问题。结论是，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变为不完全竞争，达到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规模经济就取代要素经济的差异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这样，该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假设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把新贸易理论提升到基础理论的高度，使其适用性进一步增强。
在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基础上对国际贸易做出的解释，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还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新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延伸。它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对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的评析
新贸易理论直面当前国际贸易的现实，较好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发生的原因，使贸易理论的研究和贸易实践的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的缺憾。新贸易理论丰富和完善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开创性地研究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明确指出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本身就能引起国际贸易，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一些重要创新：
首先，在贸易理论中引入产业的组织，脱离了完全竞争模式的束缚；新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创新在于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使国际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条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也存在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并非是规模经济报酬不变。将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假定条件，可以提示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和国际贸易的新动因。其理论优点是使贸易分析迈上新台阶，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建立在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全新的假设之上；某些模型又引入技术进步等动态因素，将贸易、技术、经济增长等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等等，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从而使理论更贴近于当今现实，能较好地解释很多新的贸易现象与问题。
其次，不仅仅从劳动、资本等要素对比的角度考察贸易问题，而将视野扩展到要素以外的产业组织、公司内部规模经济等情形。虽然从一开始新贸易理论就是为解释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而产生的，但由于其合理地揭示了当前国际贸易现实，因而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应充分注意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意义；按市场规则有意识培养大型企业集团及优势产业集中等；注重培养国内统一大市场，为企业在国内市场扩展规模创造条件；在开展对外贸易时，不能过分强调同其它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应看到在发展水平相同的国家和相同产业间也存在贸易的巨大利益及可能性 要重视产品的个性化及差异化等。
参考文献:
[1]刘向民.保罗・克鲁格曼及其经济理论[J].经济学动态,1997(2)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9. 025
[中图分类号] F742；F22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9- 0041- 03
1 引 言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目前，国际上对高技术比较权威的定义是：高技术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最新工艺技术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能够为当代社会带来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技术。我国科技部和商务部参照美国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将高技术分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9大类。
高技术产品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受到各国广泛关注。自1995年至今，WTO已经处理了42起有关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占总数的9.19%。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8.9%，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26.6%，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运用囚徒困境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的根源、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从事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企业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Laura D’Andrea Tyson[1]最早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通过分类和案例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为美国政府提出了有效应对措施；P.Guerrieri & C. Milana[2] 通过对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力量对比和实证分析，预测高技术产品世界贸易变化趋势；卜伟 等 [3]通过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的研究与评析，认为高技术产品贸易冲突的根源是贸易壁垒、结构障碍与结构差异；唐凌、李春杰 [4]采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的博弈选择，第一次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运用于贸易争端分析；吴哲 [5]构建WTO争端解决的动态博弈模型，对WTO贸易争端的博弈方、博弈策略及博弈利得进行了分析；彭德雷[6]通过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得出贸易争端必将常态化的结论。然而，基于博弈理论，以高技术产品为对象的国际贸易争端分析较为罕见。
3 研究方案设计
3.1 基于囚徒困境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根源进行分析
在高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中，贸易国双方除了践行WTO倡导的自由贸易之外，会基于保护自身产业、国家安全、国家技术等目的对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采取进出口限制、高额关税、国内补贴等措施。我们将以上违反WTO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统称为贸易壁垒。无论贸易国双方选择怎样的贸易政策，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适用于分析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中两国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如果A、B两国均施行自由贸易，双方利得为（a，a）；若均设立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若一方施行自由贸易另一方设立贸易壁垒，则自由贸易方利得为b，设立壁垒方利得为c，其中，c>a>d>b。我们假设两国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博弈仅有一次，双方不必考虑实行贸易壁垒后对方的报复和长远利益。那么，（贸易壁垒，贸易壁垒）就是双方选择的必然结果。无论B国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A国选择贸易壁垒都能得到更大收益，B国同理。然而，对博弈两国来说，（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情况显然比（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的情况获利更多，因此两国有可能会通过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获取（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结果；如果贸易双方所设立贸易壁垒的限度不同，一方利得远大于另一方，利得较少方也会通过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改善自身利得，贸易争端由此产生。因此，只要贸易双方的利益没有达到绝对一致，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就不可避免。
3.2 基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对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
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k，且申诉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囚徒困境并没有把这两个因素包含在内。我们将用更为详细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来说明贸易争端双方博弈的过程及结果。
3.2.1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其使用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完全信息指自然不首先行动或自然初始行动没有不确定性，并且自然的确定选择是参与人的公共知识[7]。动态博弈是指参与人行动有先后顺序的博弈。其可以用逆向归纳法求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从而得出博弈中的最优策略。在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博弈中，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先一步的行动选择可能及选择结果，且博弈双方的决策行为是有先后顺序的，因此，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适用于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
3.2.2 研究假设
（1）这是两个参与国（A国和B国）之间的博弈。两国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博弈双方虽然能够知道对方之前的选择，但是无法预测对方下一步选择，同时双方不知道申诉WTO解决争端是否能够成功。
（3）博弈中A方为先动方，先决定其对外贸易政策。
（4）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家会面临申诉解决（成功）与申诉未解决（失败）两种情况，成功的概率为p，失败的概率为（1-p）。
（5）在申诉的时候会花费一定费用k，此费用在申诉方申诉成功时由被告承担，失败时由原告承担。
3.2.3 博弈树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将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自由贸易）与A1（贸易壁垒）—B2（自由贸易）两条劣策略消去。此后，共剩下5条策略：
（1）A1（自由贸易）—B1（自由贸易），双方利得为（a，a）。
（2）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
（3）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申诉），双方利得为（a，a-k）（成功）；（b-k，c）（失败）。
（4）A1（贸易壁垒）—B2（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
（5）A1（贸易壁垒）—B2（申诉），双方利得为（a-k，a）（成功），（c，b-k）（失败）。
在考虑到申诉成功概率为p之后，A2（B2）申诉后利得为ap+（b-k）（1-p），被告被动利得为（a-k）p+c（1-p）。则对于面临申诉还是设立贸易壁垒的国家来说，若ap+（b-k）（1-p）>d，则选择申诉，此时，p>1-（a-d）/（a-b+k）。反之，则选择直接设立贸易壁垒。
在A1选择自由贸易之后，B1会面临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两种情况。若B1选择自由贸易，则利得为a，若B1选择设立贸易壁垒，则A2有可能会选择贸易壁垒或申诉，若A2选择贸易壁垒，则B1被动利得为d（a-k）p+c（1-p）时，对于B1来说，无论A2是否选择申诉，其利得都小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因此B1不会在第一步选择贸易壁垒，此时p>1-k/（c+k-a）。当a
下面，应该考虑A1的选择。此时，共有（1）、（3）、（4）、（5）四条策略。其中策略（1）中A的利得恒大于策略（3）、（4），若a>（a-k）p+c（1-p），则A1会选择策略（1）自由贸易，此时需满足条件：p>1-（a-d）/（a-b+k）。若a1-（a-d）/（a-b+k）。若p
因此，上述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如下：
均衡一：当p>1-k/（c+k-a）或p
均衡二：当1-（a-d）/（a-b+k）
由此可见，博弈结果是否产生贸易争端取决于申诉成功的概率p。在p接近1或0，即案件解决概率很高或者很低时，博弈结果为（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p处于中间位置时，先动方倾向于选择贸易壁垒，博弈结果为贸易争端。基于WTO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自1995年1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发生的42起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案件中，尚无结果的案件有20起，占总案件数的47.62%，我们可以证实该领域产品贸易争端解决率p处于中间位置。因此，博弈的结果倾向于贸易争端，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呈现常态化趋势。
4 结论及启示
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虽有其自身特点，如贸易争端解决难度大，涉及主题多样化，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等，但其发生的根本原因仍是贸易双方寻求最大利益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国之间的利益不能达到根本一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就不可避免。对于国家来说，改善贸易结构，将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乃至高科技产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争端问题。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高技术产品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有产品，能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国家越多，其产生的利益纠纷就越多。基于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争端案件解决比率的特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必将常态化。作为高技术产品外贸企业，必须适应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学会妥善应对贸易争端。
主要参考文献
[1]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s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M].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3：1-17，225-296.
[2]Paolo Guerrieri，Carlo Milana. Changes and Trends in the World Trade in High-Technology produc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19 （1）： 225-242.
[3]卜伟，刘似臣，韩健.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评析与产业发展启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452-462.
[4]唐凌，李春杰.国际贸易争端策略选择的进化博弈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5）：42-4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其静态利益，而且更在于其所具有的动态利益。因此，准确理解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及其来源，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对外贸易战略，发挥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发动机”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一般分析
国际贸易利益是指通过国际间的商品交换而获得的利益， 它可以分为两大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的双方开展贸易后，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的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因此，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也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受到了自古典贸易理论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的重视。 他们支持自由贸易论，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的思想。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斯密认为，各国应按照绝对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然后进行贸易，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将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各国的物质福利。这一理论思想要求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取消国际贸易中的各种垄断、特权和限制，放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充分享受自然分工导致的绝对优势所带来的利益。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认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的。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利益较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利益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成本，都得到了好处。这一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观点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
受古典经济学家上述观点和理论的启发，经济学家们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会带来以下动态利益：
一是一国出口水平的提高意味着这个国家进口水平手段的提高。而进口中的资本品进口，而资本货物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特别重要的。资本品的进口使这个国家获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节约了主产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业的效益，因而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
二是出口的增长也导致一国的投资领域发生变化，使其把资金投向国民经济中最有效率即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出口也能使一国得到规模经济效益。市场容量的扩大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
四是出口的发展还会刺激国内外的投资，鼓励加工工业或制造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相关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
我国对外贸易动态利益的表现
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相对于静态利益而言，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换句话说，国际贸易主要利益所在就是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
具体的说，我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的利益主要表现在：
（一）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9727.6亿美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大国。201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2位。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赢家之一。这种在高GDP增长过程中出现的更为高速的贸易增长，使得许多经济学家将我国的开放贸易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在经济发展中，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可以转换商品的实物形态实现价值增值。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上，还体现在对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转换及升级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使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增强。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于我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
一国需求结构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对其产业结构有着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刚好与需求结构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对外贸易通过改变最终需求总量和结构，改变社会总需求，从而起到推动产业结构演进，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技术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贸易引进竞争机制，一国可以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围绕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优势产业的发展。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就不断趋于高级化。
（三）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带动经济增长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就是技术。贸易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贸易还可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边干边学”效应。一方面，技术通过贸易活动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并且把这些先进技术渗透到国内的其它行业；另一方面，从产品设计到生产工艺以及成本核算方面可以通过贸易获得技术支持和援助。与此同时，贸易也可通过促进制度创新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我国在经济制度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专利保护制度、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时遇到诸多困难。贸易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基本途径。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方式引入现代经济制度，而发达国家维持、巩固新制度的先进经验在贸易中也为发展中国家起到示范作用。贸易活动加强了国内外信息交流，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有助于形成制度创新所需的意识形态基础。另外，贸易引起的信息交流、制度变革的示范作用以及国际竞争的压力迫使国内经济主体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
（一）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实现由比较优势战略向竞争优势战略的转变
所谓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竞争优势战略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其对外贸易的作用。这一战略对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也具有现实意义。一国的经济发展仅限于突出和强调比较优势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应创造和发挥竞争优势。从现实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存量优势，比较优势只是一种可能的优势，这种可能的优势还可能会被市场扭曲得不可能显现。这从落后的经济结构向先进的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政府须不断注入倾斜政策这一点可以得出。大量的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对于一个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家来说，应将优势提升为使资本、技术、资源与市场有效组合而形成的竞争优势，在对贸易政策进行有效的战略性运用时，首先要跳出比较优势的误区，避免盲目陶醉在并不真实的比较优势之中，要从国际市场竞争的整体格局出发，动态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的优势，将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主动培植、创造和放大竞争优势。
（二）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优势产业结构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结构是形成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我国的产品缺乏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滞后、升级速度缓慢。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层次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必须培养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并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和国际化转移。具体来说，一是加快国内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选，培育传统产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独特优势；二是加大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与消化力度，不断提升现代制造业技术的开发层次和自主创新力；三是进一步扩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抓紧培育和开创出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甚至超前的新技术产业；四是选择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一些重点产业，加快发展产业集群规模，促进产业链向国内外同业领域延伸；五是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加快国家战略性资源产业的海外投资与发展。
（三）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加强企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在国际竞争中，如何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产品能否长期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要积极开拓多种渠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培育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调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积极性，在竞争中不断提高实力。对外贸易战略应把侧重点从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转向大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解决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问题。并且进行技术创新，减少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
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必须以竞争优势为导向。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掌握高新技术这一财富，就会落后于他人，以至丧失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工业品的比较优势则逐年上升，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是我国工业品出口维持国际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但还应看到，我国高新技术产品比重还比较低，实施科技兴贸战略， 大力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加快出口产业的技术创新，全面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各国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向了高科技的竞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高技术不仅能靠自身市场开发的能力为经济做出贡献，而且能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造，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萍.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及其实现条件.湖南大学学报，20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