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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战略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3-06-02 09: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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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战略

篇1

电视娱乐产业是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形成的,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对精神文明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的电视产业已经难以满足观众的需要,传统电视产业的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产业开始学习发达国家电视娱乐节目的优点,将娱乐的元素加入到电视节目中,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电视娱乐节目。这类节目自身具有传媒属性,它的本质就是休闲娱乐,因而娱乐节目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在观看电视娱乐节目的时候,观众是最放松的时候,因此,一个好的电视娱乐节目会让观众感到很舒适,这样的电视节目有生命力,受到大众的喜爱,因而也就能有一定的市场。电视娱乐节目兴起的原因是满足了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的需求,当今社会节奏较快,各方面压力都较大,观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越来越关注节目对内心的减压作用,而娱乐节目恰恰起到了这个作用,因此很多娱乐节目在刚刚推出的时候都受到了大众的普遍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节目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分析其中的原因,就是节目的创新速度太慢,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娱乐性慢慢消失使得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这是电视娱乐节目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在电视娱乐产业如此繁荣的今天,仍然应该居安思危,坚持创新,不断更新节目内容,保持电视娱乐节目的强大生命力。

一、电视娱乐产业概述以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电视娱乐产业是娱乐产业和电视产业的交叉融合,众所周知,娱乐产业存在着很多的子产业,如音乐业、广播业、电影业、体育业、电视业等等,电视娱乐产业正是依托电视这个媒介,在传统的电视产业中加入娱乐元素而形成的新兴产业。电视娱乐产业的核心就是电视节目的娱乐化,这既是我国电视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质的需要。我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综艺节目热潮、游戏节目热潮、益智节目热潮以及真人秀节目热潮。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相应的经济效益,并在这一过程中满足观众的需求,这与传统电视产业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传统电视变革的方向正是电视节目的娱乐化。电视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一改电视产业一直以来的颓势,为电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它作为一股新鲜力量被注入到了传统的电视产业中,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节目内容的创新,使电视产业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电视娱乐产业对我国电视产业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严重制约着该产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可能会使得产业从业人员为了更多的利益而降低对节目质量的要求,导致很多粗制滥造的电视节目的出现,降低电视节目的整体质量。很多地方电视台近些年一直抄袭模仿其他的娱乐节目,短期内这样的节目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会给节目的创新性带来不利影响,损害优秀人才创作节目的积极性,使得节目制作越来越缺乏动力,观众也会慢慢产生审美疲劳,久而久之,电视台的市场就会越来越小,产业的发展也就难以为继。因此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不是长久之计。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中存在着大量的低俗文化,如女主持穿着暴露,言语露骨,男主持各种调侃段子不绝于口,挖掘他人隐私,戏弄他人等等,考虑到电视娱乐节目很强的传播性,这样的低俗文化会在社会上传播不正之风,给电视产业和国家的发展都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电视娱乐产业正在向对利益的绝对追求方向偏离,这是一种不正之风,会给电视产业的发展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坚决遏制这种不正之风,电视产业的发展必须同时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两个方面,不可偏颇,在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适当的经济利益,才是电视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电视娱乐产业的发展战略

电视娱乐产业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电视娱乐产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为解决这些负面问题,需要明确并贯彻电视娱乐产业的发展战略。1.提高电视娱乐节目质量近些年来,电视娱乐节目一味的模仿学习其他的娱乐节目,使得抄袭复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努力提高电视节目制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增加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涵。对于各个电视节目制作单位来说,需要做的就是合理分配内部的资源,将资源向节目的创新方向倾斜,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将人才、资金、政策都集中起来,大力推动节目创新,努力创作有特色,有意义的电视节目,从而更好地吸引观众。以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为例,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有着很强的创新性,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让观众在放松身心的同时,也学习了很多的名诗名句,了解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不仅加强了自身的文化修养,也增加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这样的节目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全中国观众的目光,这正是提高电视娱乐节目质量带来的结果。2.防止电视娱乐节目带来的文化堕落电视娱乐节目虽然是为了取悦大众,给大家带来欢乐,但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娱乐的同时也要保证自身的文化底线,对大众的价值观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电视工作者不应该利益第一,收视率第一,而是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用心为大众奉献精彩的电视娱乐节目。为此,应该要求各个电视节目制作单位对自身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深入的学习,反思自己之前出现的问题,监管部门要向各单位明确,收视率要保证,但是节目的文化内涵更要保证,这是从根源上防止电视娱乐节目中的文化堕落。同时,国家的相关部门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经传播出来的低俗文化节目进行坚决抵制,对这样的节目限期整改,对制作节目的单位进行批评和惩罚,相关部门必须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为整个社会良好文化风气的形成贡献自己的力量。3.实现电视娱乐节目的效益平衡我国电视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于整个电视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电视娱乐节目的目标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电视娱乐产业要向社会传播优秀的文化和精神,在传播的过程中,获取一定的收益,利用这些收益来进一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更好地为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现在的电视娱乐节目很多都以对利益的绝对追求为导向,大力模仿抄袭发达国家的娱乐节目。以跑男这样的节目为例,它模仿的是韩国的电视娱乐节目,版权掌握在韩国相关公司的手中,每年都要向韩国公司缴纳一部分收益,这一现象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红利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国外,这对于我国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国家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限制国外文化的输入,输入的部分国外文化也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国内的优秀娱乐节目要大力支持,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给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我们国家的电视娱乐节目得到长足的发展,让电视产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实现最终的发展目标,即不仅能够满足国内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能够走出国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扩大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国家还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人才进行创新,人才是一个行业发展的核心,创新是一个行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政策到位,才能激发广大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和工作激情,提高电视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只有创新,才能创作出更多的特色节目,丰富大众的生活,壮大电视产业的发展,形成多赢的局面。

三、结论

电视娱乐产业的发展是未来一个时期电视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它的发展对于电视产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的进步都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让电视娱乐产业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前沿阵地,同时获取相应的收益用于自身的创新和进步,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是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本文针对电视娱乐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对电视娱乐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朱伟中.试析电视节目娱乐化对我国电视产业发展的作用[J].当代电视,2014,(2):99-100.

[2]苏珊珊.中国娱乐传媒产业运营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篇2

[关键词]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战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体育行业和各行业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体育事业“十一五”时期的体育产业发展的目标是:初步建成与大众消费水平相适应,以体育服务业为重点,多业并举、门类齐全、结构合理、规范发展的体育产业体系,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兴办的格局。体育产业增加值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显著增加,充分发挥体育产业在拉动消费、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就业中的作用,把体育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今就新时期体育产业的发展战略谈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

何为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而使体育产品(劳务)进入生产、交换、消费和服务的产业门类。从大体育观的角度看,体育产业涵盖所有与体育相关的经济活动,如体育物质产品(体育服装、体育器 材、体育建筑、体育食品饮料等)和体育信息产品(体育广告宣传、电视广播、报刊、体育信息的传送等), 以及体育劳务(体育竞赛、健身娱乐、场地出租、体育旅游等)。1985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的统计报告》,体育产业被正式列入第三产业,从而使其产业性质得到了确认。可以预计,体育产业将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

一、国外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

体育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一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体育早就成为一个产业部门,尤其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体育产业规模逐步扩大,体育的经济功能被不断开发,体育产业呈现出快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体育产业在许多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部门,有些甚至成为支柱产业。体育产业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规模大,产值高。在美国,体育产业80 年代的总产值就超过600亿美元,比石油化工(533亿)、汽车( 531亿)还多,占其gnp的1.3%,居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第22位,90年代中期的体育产值超过3000亿美元,增 长率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意大利以“足球工业”[文秘站:]为主体的体育产业,其产值在80年代末达到24万 亿里拉(182.5 亿美元,人均320美元),跻身于国内十大经济部门,现在约为500亿美元。英国80年代末的体 育产值为68.5亿英镑,政府从体育产业中得到的税收有24亿英镑,相当于政府用于体育投资的5倍。其他发达国 家如法国、 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体育产业都有相当庞大的规模。90年代以来,由于体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日益 明显,一些发达国家已提出“国民体育总产值”的概念。

2.从业人员多,影响大。体育产业是个庞大的经济部门。如美国有近百万各种职业运动员,从事与体育产业有关的人员达数百万人,而业余时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员达1.8亿,美国的“三大球”——棒球、橄榄 球和篮球运动,每年吸引了数以亿计的爱好者观看参与。我国香港的赛马会每年吸引了数百万市民参与,其下注额为1000多亿港元,平均每人2.3万港元,为政府带来大量收入。发达国家的体育赛事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牵动了亿万人心,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

3.涉及面广,产业关联度高。现代体育是一项意义深远、影响重大的社会活动,它吸引了众多行业部门的参与。世界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公司、飞利浦公司都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型的综合运动会是 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交通通讯、电视广告、场馆建设等许多环节。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 城奥运会为日本和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成为其经济起飞的标志。

4.国际化趋势。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现代体育产业正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化经营,形成了许多像阿迪达斯和耐克等著名的跨国公司。我国足球甲a联赛的冠名权被万宝路集团买下, 足协杯比赛由飞利浦公司赞助,这对于我国球市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见,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经济部门,是国民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我国体育产业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的体育体制一直沿用原苏联模式,政府办体育。也即“举国体育”。体育和经济的关系,表现为体育和财政之间的关系,体育是纯消费部门。比如一次全国运动会,主办城市要投资几个亿,一次省级运动会,主办城市动辄要花费几千万。各级体育部门注重国家财政对体育投入,忽略利用各种赛事,增强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事业发展重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体委1993年既提出体育改革意见“体育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发以体育培训、体育健身

娱乐和体育竞赛、信息服务为主体的,与经济贸易、文化、旅游、科技、卫生等相融合的体育产业。”①但客观而论,我国体育的产业的发展进程,目前仍正处于起步阶段,体育场地利用仅仅处于提供训练和场地出租;业余体育人才培养处在有偿指导等浅层次的经营阶段;竞技体育表演对国民的吸引力还不够强;体育产品无论数量和质量方面还难于国外品牌抗衡;体育协会、俱乐部的功能发挥的还很不够,等等,可以说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体育产业尚未成为一个独立完善的产业,体育产业水平与国情不相协调。三、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战略思考

(一)加强体育法规建设,营造体育产业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一种产业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培育市场首先要完善各项法规政策。目前来看,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尚不完善,市场管理法规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体育市场的发展,体育市场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表现为,体育产业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多头管理,政令不一,各行其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不同程度的存在。如20__年潍坊市体育局对潍坊市体育市场的调查,全市近200家体育经营单位,不符合俱乐部、经营单位审批条件的占90%以上,“两无”现象比较严重(无教练员证、无审批手续),有的体育技术含量高的体育产业项目,不以体育行政部门审批为主,使有的人钻政策的空子,造成了体育产业市场的不规范和混乱,影响了体育产业的科学和规范发展。“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体育市场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法规制度。各级政府要积极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在信贷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与教育和文化部门相同的待遇。各地可将体育产业的税金纳入政府投资。”②国家体委关于发展体育产业的方针政策在现实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影响了社会投资体育产业的积极性。因此要加强体育产业发展,首先要建立健全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应围绕体育事业发展,培育体育产业市场制定和实施。现阶段应本着“放水养鱼,培育市场”的原则,给予税收和经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有效的宏观调控下,鼓励社会投资、个人投资和境外投资体育产业,提高社会办体育、个人办体育的积极性。

(二)提高体育产业收益,以体养体。借鉴国际体育产业发展的经验,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前景十分客观。现阶段我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群众的闲暇时间增多,对于体育产品(劳务)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 。我国有13亿人口,体育产品、体育场地、体育广告等服务经营项目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不失时机地把一些群众基础好、易于形成市场需求的体育产品推向市场,既提高了体育事业为社会服务的整体效能,又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如通过承办国际大赛,利用电视转播权、广告收益、名牌产品营销等获得客观的经济收益;通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推动体育器材生产、运动服装的生产等。据有关资料,上海市1995年体育产业的创收达1亿元人民币,上海市的许多体育部门,通过产业化经营,已完全具备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篇3

近几年,我国科研方向的重点逐渐往生物方向偏移,主要原因就是生物研究所具备的优势,及生物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于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小,对于资源的要求不高,对于环境的污染几乎没有,以及取得的成果较好,达得到预期成果。而合成生物技术则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其逐渐发展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引导方向的作用,因此,在各国会由于发展环境以及伦理观念的不同等而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相应研究的限制。其在我国的发展就制定了相应的与国家发展状况相一致、对于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方向相符合以及对于我国现有的技术相适应的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应的政策。

1.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

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包括医药、农业、生物能源等,其对于我国的影响较为巨大且深远广泛,我国对于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对其影响发展较为严重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限制措施[1]。我国在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进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较为合理适用的发展战略,下面对其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信息进行分析。

1.1.我国发展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原因

我国发展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发展以及满足人们现阶段的物质以及精神需求,主要是在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以及自身寿命的长短和身体的健康状况等的要求不断增加;对于严重污染的环境需引进和采用相应的新技术进行改善,在这样的环境中,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就不断的壮大起来,逐渐成为我国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发展方向。加之人们对于人类本身以及动植物等的研究逐渐深入,在该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提升当中,使得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发现各种生物的重大作用以及生理记住,发育生长原理等,从而使得其在我国各方面的实际发展中有改变方向以及优化的作用。

1.2.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

我国制定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的主要原因是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合成生物技术的出现打破了自然进化的绝对性,进行了人为的直接干扰,从而使得物种的进化方向化、物种出现的异常化现象来源于生物实验以及人工生命体的出现等,这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以及生命进化法则,对于环境的进一步自然进化产生相应的破坏作用,由于人们对自然改造的过度,会产生自然平衡被破坏的严峻后果[2]。因此,需要对其研究的程度以及研究的方向进行相应的限制以及方案制定,即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

1.3.我国合成生物技术发展战略

我国制定的合成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基于我国环境的现状、自然规律的稳定性以及自然繁衍规律等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于产业的发展战略制定主要原因是发展该产业,使得该产业中存在的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并且起到实质性的推进作用。我国对于该产业的发展战略制定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尊重人类发展规律、资源有限利用原则以及实际计划原则,在这些原则的限制下进行发展战略的制定,现阶段我国所制定的主要该方向的发展战略就是推进农业、工业以及能源等方面合成生物技术的发展,制定方向就是减少环境的污染、有害物质的增加、能源消耗的增加以及可持续发展[3]。

2.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政策

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政策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发展该产业的正面发展,以及在各产业的实际发展中起到辅助健康发展的作用。其政策制定的主要步骤是对其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政策出现的问题以及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从而归纳出相应的结论以及主要改进方向和发展方向,使得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现阶段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要求。根据实际应用过程以及制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其主要存在的影响因素是技术限制较之国外较为落后,在该方面的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产业较为分散、规模大小差距大以及该产业存在较大的发展风险等[4]。在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我国主要采取的合成生物技术产业政策就是风险预估化、产业规模集中化、借鉴先进的技术、相关资源配置合理化进行相应的计划等,在这些改进政策的不断运用中进行进一步的加大改进,从而使得合成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与自然演变规律不产生相违背现象。结束语:合成生物技术的出现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适应人们对该时期的特定需求,如解决人们出现的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环境中出现的化学物质使用出现的污染以及动植物生长受到严重限制等问题,其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也有相对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与人们常识相违背以及与伦理等不相符合的现象,其直接导致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等规律受到挑战以及冲击,对于自然生态的危害就会十分的严重。因此,我国为了在与逻辑规律相符合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发展以及相关需求满足,制定了相关的合理发展战略与政策。

参考文献:

[1]宋凯.我国合成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及政策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13.

[2]何武国.安全视域下的合成生物技术伦理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0.

篇4

一、战略分析的SWOT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企业战略管理的地位更为突出,成为获得竞争优势、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SWOT方法常被用于制定集团发展战略和分析竞争对手情况。SWOT分别是指竞争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潜在机遇(opportunity)和外部威胁(Threat),通过对四个方面的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调整企业资源,制定企业策略,达成企业的战略目标。

二、月兔企业产业发展现状及SWOT分析

2006年,由于国家烟草体制改革,集团核心企业广丰卷烟厂上划为中央预算内企业,月兔集团从一个以卷烟生产、销售为主业,兼多元化经营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转变为以原集团非主业资产为主的中小企业,产业门类多,涉及彩印、包装、地产、旅游、高新技术等领域,但缺乏支柱产业。如何解决企业的产业危机问题,探索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成为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1.月兔硅材料产业SWOT分析

月兔硅材料公司是月兔企业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是国内惟一一家使用脉石英作原料提取高纯石英的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以上分析,硅材料产业应用领域宽,市场前景广阔,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对国家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是月兔集团切入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关键是必须在规模化生产工艺上进行完善。

2.月兔房地产业的SWOT分析

月兔集团2002年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并有多个项目在建。

三、月兔集团产业发展战略

通过对多产业的月兔集团的产业现状分析,总结其特点是企业产业多、支柱少;名气大、实力小;人员多、人才少。为此,需要重新整合集团的现有资源,增加优势,确定集团的产业发展战略。

1.以硅材料为重点,培育支柱产业

公司以月兔硅材料科技公司为龙头,以高纯石英的生产为先导,联合各科研院校,充分利用合作方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和国家对高新技术的产业扶持政策,重点培育,加快产业集聚和延伸产业链,尽快形成销售额达100亿元的硅材料产业基地,把硅材料产业培植成集团核心支柱产业。力争5年内在国内创业板或国外上市,最终成长为高新科技产业中的龙头企业。

2.以房地产为依托,发展重点产业

房地产是集团目前和今后几年的重点产业和重要盈利点,其能否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对积累集团未来发展资金、支持集团战略转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前是要不断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盘活存量土地资源,加快开发节奏,择机切入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工业地产、旅游地产等领域,快速壮大公司整体实力,力争在今后几年月兔地产的品牌、规模在国内同行业中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形成以营销策划能力、项目管理能力为主导的市场竞争力,为集团房地产业跨区域拓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以彩印业为基础,巩固传统产业

彩印包装业作为集团传统产业,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对稳定集团形势、积累发展后劲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维系广丰烟厂现有业务的前提下,强化对外业务拓展。一方面,加强同上级烟草工业公司主管部门的联系与攻关,争取国家烟草专卖局、江西中烟工业公司给予公司业务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不断提高企业的综合能力和自主开发设计能力,大力拓展外部市场占有份额。

四、月兔集团产业战略的实施策略

要确保产业战略顺利实施并取得实效,必须有相匹配的实施策略作保障。从月兔集团现状分析,主要应抓好以下五个策略:

1.管理策略

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现有产业实行抓大放小,扶优扶强。

2.人才策略

建立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引进专业人才。倾力打造学习型团队,努力为职工谋福利办实事,建立职位等级晋升制度。

3.资金策略

建立资本运作体系,加大资本运作力度。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参与企业的发展;对原有资产进行清查,理出资产死角,争取让硅材料公司5年内在国内创业板块或国外上市,获得企业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加快房地产开发步伐,提升房地公司及产品的盈利能力。

4.体制策略

通过混合所有制发展壮大企业。一方面引进先进的管理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多元化投资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促进企业发展。

5.品牌策略

要加强宣传教育,确立月兔品牌生命线的意识。寻找支柱点,全局性长期推动月兔品牌的传播,严格控制商标许可使用。

五、结束语

总体来说,月兔集团的产业发展战略就是培育硅材料、发展房地产、巩固彩印业,为集团下一步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由于市场行情总是变化莫测的,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根据集团的实力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合理调整和动态控制,以此确保产业战略实施的正确有效,进而实现集团又好又快地发展,同时,在现有财力、物力、人力资源条件下,集团及各子公司一定要统筹兼顾、齐头并进,在平衡中壮大,在稳定中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小鹏:企业多元化战略研究,《集团经济研究》,2007(02S)~57

[2]胡琳:电力多经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2)-139-141

篇5

林毅夫教授等提出的中国现阶段应该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在经济学界颇有影响。其主要思想是:当前中国的各种投入要素中劳动力资源是最丰富的,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则相对比较稀缺。按照市场自由定价原则,稀缺程度高的资本、技术的市场价格将比劳动力价格高得多。在技术水平、产量既定的情况下,多使用劳动,少使用资本将使企业的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增强企业的自生存能力。一个产业的企业如果多使用劳动,少使用资本,那么这个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中国在现阶段应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企业的能力将增强,资本日渐丰裕,资本的机会成本将降低,那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自动地得到发展。

表面看来,上述观点的论证比较严谨,结论也令人信服。但是笔者认为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不能推出中国目前的战略选择就一定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决定一个企业选择产业技术水平的根本动力是能否盈利,而决定利润水平高低的因素是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多少。在技术水平、总收益既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理性选择当然是进入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选择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果能导致企业的净收益增加(增产导致的收益增加减去由于使资本密集技术导致的成本增加),那么企业选择资本密集型产业就将是理性的,符合经济效率。上述表述也可以用下述函数表示:

π=P×Q-TC (1)

Q=AF(K,L)

(2)

TC=f(K,L,r,w)

(3)

其中,A表示技术水平,K表示资本投入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r表示资本的价格——利率,w表示工资,P表示企业生产产品的价格,TC表示总成本,Q表示生产产品的产量,π表示总利润。

主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在PQ一定的情况下,将多使用L,少用K的技术A,使TC变低,从而增加π。

但是,当提高技术水平,即AA’时,在A’条件下,将多使用资本,少使用劳动,这时TC将上升,同时,技术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产量Q上升。如果AA’=>Δπ=ΔTR-ΔTC>0,则企业选择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将有利可为。

上述分析表明,企业选择进入什么技术水平的行业,不仅要看其经济成本,还要看获得的收益情况,即产量的增加导致总收益的增加。因此,比较优势学说单从成本角度出发分析得出的中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论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上述分析也说明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建立在下述条件之上的:①技术水平不变;②产量Q不变;③K和L可以相互替代。因此,在上述条件成立和资本价格r远高于劳动的价格w的情况下,企业的理性选择必然是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实际情况是技术水平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发生变化,这时,如果净收益为正,则由于技术变化导致企业选资本密集型也将是理性选择。因此,从假设前提出发得出的结论,如果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那么得出的结论也将远离现实。如果再用远离现实的结论去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建议,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言而喻的。

比较优势学说的另一个缺陷是其政策主张: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看,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建议是给谁提的?谁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

如果这个建议是给企业提出的,我们的经济学家可能还不如我们的企业家内行,即我们的企业家远比经济学家知道企业的比较优势真正在哪里。当然这不是说就不需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经济分析原则和比较接近现实的理论结论应该为企业家所高度重视,它们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如果这是给政府的建议,那是否意味着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大力发展密集型产业的根本途径又是什么呢?是政府加大优惠政策的力度还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呢?政府就真的能够准确知道其比较优势之所在?笔者认为如果把政府的作用放在发挥市场的功能上,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引导产业选择,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我们认为产业选择中政府的作用就是如何加强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力度,让市场运转更顺畅。政府的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将是提供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性条件。这就是中国政府对产业发展战略的根本贡献。这个问题在后文将进一步得到阐述。如果是这样,那么给政府的最明确的建议就是中国政府的产业发展战略将是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以使市场自动的承担起产业发展战略的功能,而不应该是简单地直接地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政府通过市场力量发挥产业发展战略选择时,要避免以下误区,即政府通过市场途径将自己的战略发展思想得以实施。即如果政府认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重要的发展战略,那么它将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政策措施,如谁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津贴、优惠贷款等。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政府通过参数调整作用于市场,间接引导企业是有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不可否认这种调节方式与政府直接控制企业的方式相比确实有进步并且效率高得多。但是,试想如果作为战略发展的产业真有市场竞争力,有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或潜力,那么需要政府的如此“好心”吗?不要政府的干预,企业自利经济行为将同样选择这些行业。还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有的产业前景很好,但当前投资可能效果不佳,风险太大,因此需要政府政策加以扶持。可是,如果某一产业真的前景很佳,现实的情况可能是政府和企业都很清楚,同时,如果某行业真的前景很好,企业投入该行业的预期利润很高,企业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如果企业当前进入高风险的行业,会产生业亏损,那么投资者为什么不能推迟投资呢?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中国目前不一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持劳动密集发展观点者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劳动力的价格低,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具有相对比较成本优势,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论推导有误区。(1)中国劳动力相对于资本而言显得丰富,因而价格低,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其劳动生产率也低,因此,总体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并不必然具有成本优势。(2)具有比较优势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多使用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会产生低的经济成本(或高的经济效益)。可是在其他条件变化(如技术水平变化)时,虽然多使用了机会成本高的稀缺要素(如资本),但其产出也许会更多,从而具有较高的赢利机会。如果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产生更多的净收益,那么能说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具有经济合理性吗?那是否还要等到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下降为止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3)比较优势学说成本是有许多前提条件的。如果这些前提条件与现实严重不一致,那么根据其理论结论得出的政策建议是颇值得怀疑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条件不变,根据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程度决定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得出的中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是发展中国低劳动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论是可信的。但是如前所说,假设条件和现实不相符,那么理论结论就不一定能有效地对现实经济实践进行规范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经济学家不能简单地根据抽象的假定得出理论结论,然后根据理论结论开出政策药方。如果真要让比较优势发挥作用,基本的途径是让市场充分地运转起来,让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具有利益边界的企业自己选择,而不是政府帮它们选择,更不是经济学家代替他们选择,经济学家和政府唯一能帮助的是提供更多的知识判断和信息,让企业家自己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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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科技成果潮水般涌现,在此背景下,版权产业(也称创意产业)因其具有创造性特征,备受世界各国重视,正成为崛起中的朝阳产业,其具有的巨大产业影响力正在释放出来。目前,美国版权产业全球规模最大最发达最具活力。这与美国长期以来执行独特的版权产业发展战略有关。

一、美国版权产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1.长期以来重视国内版权保护

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它源自创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是支撑整个版权产业发展的核心。保护版权,维护创作者权益,能激发民族创造潜能,能多出新的创造发明和创新作品,版权产业发展因此才有根基。版权立法是保护版权的最有效手段。

早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就含有版权条款。1790年美国第一部版权法诞生,此后,美国根据其经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适时修订版权法,不断提高其版权保护的总体水平。如版权保护范围,从最初的仅限于书籍、地图、海图、期刊,1909年扩大到所有作品;1978年扩大到所有通过智力劳动所创作出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为顺应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要求,美国进一步将版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数字作品、网络作品。又如版权保护的期限,从最初的作品发表之日起14年,如果14年后作者尚在世,可延长14年;到1831年的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再延长14年;到1909年的作品发表之日起28年,再延长期28年;到1976年的如果作者是自然人,版权期限延长至作者死后50年;如果作者是匿名者、假名者,或者是雇佣他人创作者,无法确定单个自然人,版权期限是发表之日起75年或创作后100年。再到1998年,美国再次把版权期限延长至作者死后70年。版权期限的每次延长,不仅对此后的作品有效,而且对原有的、即将到期的作品都有效。再如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在1897年首次被引入美国版权法,规定对音乐戏剧类版权作品的恶意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版权侵权,可对侵权人处以轻罪;1909年版权法将处以轻罪的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所有类型的版权作品,而且包括版权所包含的所有专有权;1976年版权法加大了对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力度;20世纪80年代,重罪刑事处罚首次引入美国版权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扩大版权侵权的重罪范围,降低重罪门槛。

日臻完善的版权法,长期的版权保护传统,铸就了当今美国这样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即版权是别人的一种私有财产,就如同别人果园里伸手可摘的苹果,别人瓜田里弯腰可取的西瓜,即使其主人远在天边,侵占也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为美国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

2.对欧洲国家在美国的版权保护采取长期的“忽视”政策

在美国出版业发展水平低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时,美国拒绝给欧洲国家的版权提供保护,这使得美国直到20世纪初,还是个盗版王国,大量欧洲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在美国被肆意盗印。当年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圣诞颂歌》在英国每本售价2.5美元,在美国因盗版仅卖6美分。以致愤怒的狄更斯曾在1842年亲赴美国,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国际版权保护措施,但未能如愿。这不是因为美国缺乏版权保护意识,而是因为那样做,不符合美国自身经济利益。

在国际版权多边保护领域,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对版权保护的规定比较具体、详细、严密。该公约要求各成员国在保护版权方面必须遵循自动保护、国民待遇、保护独立等原则。公约规定版权保护的主体仅限于作者,对文学作品版权的有效期限不得少于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对版权的保护具有追溯力即新成员国要对其他各成员国先前的作品统统给予保护。该公约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远高于当时美国的版权法和其他公约。美国作为《伯尔尼公约》的重要起草国,鉴于当时美国经济社会技术发展水平不如欧洲,出版业的发展远不如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就断然拒绝了欧洲国家促其参加《伯尔尼公约》的正当要求。直到1989年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美国游离在国际主流版权制度之外长达100多年之久。在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前,美国一方面利用“同时出版”的办法使美国作品在《伯尔尼公约》缔约国内享有版权。即根据《伯尔尼公约》规定,在非缔约国和缔约国同时(例如在30天内)出版的作品,就被看作是在缔约国首次出版的作品而予以保护。另一方面,通过签订双边协定或区域性版权公约来维护美国的出版商利益,如1889年美国同其他美洲国家缔结的《美洲国家间版权公约》(简称《泛美公约》)就是如此。该公约注重国内版权保护,且版权保护水平低,尤其是规定作品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才能取得保护,这样就使大量欧洲作品在美国及其他美洲国家市场无法获得版权保护,因而成为被疯狂盗版的对象。

美国的以上做法,严重侵害了当时科技和文化领先的欧洲国家的正当利益,但无疑给美国当时的版权产业争取到了有利的发展空间。

3.从主动融入国际主流版权保护体系走向谋求版权保护的全球霸权

二战后,美国的科技和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美国的出版业迅猛发展,向海外输出的作品日益增多,为维护美国的海外版权利益,美国开始重视版权保护与国际接轨问题,于是着手协调《泛美公约》与《伯尔尼公约》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组织起草了《世界版权公约》,1952年获得通过。1955年美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对版权的保护期限短,版权保护对象除作者外还包括作者的雇主、委托作品的委托人和电影的制片人等,规定作品获得版权的最低手续要求,允许成员国立法规定更多手续,不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保护没有追溯效力即新成员国对其参加公约之前其他各成员国的作品不予保护。显然,《世界版权公约》对版权的保护水平远低于《伯尔尼公约》,具有美国版权保护向国际主流版权保护体系过渡的性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科技等发展水平全面领先,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造成包括版权和邻接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争端日益频繁,这迫使美国一方面在1987年依照《伯尔尼公约》对其版权法进行修订,并于1989年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实现了美国版权法与国际主流版权保护体系的对接;另一方面利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之机,强烈要求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列入谈判的议程。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最终于1994年4月15日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该协议吸纳了《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华盛顿条约》的内容,对计算机软件、数据库和其他材料的集合体等版权的保护做出具体规定,协议有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条款和执法条款,不允许成员对协议条款作保留。TRIPS协议为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新的标准,提供的版权保护标准总体上高于伯尔尼公约,因此将全球版权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该条约不仅适用WTO的所有成员(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而且适用所有希望加入WTO的潜在新成员,即任何想加入WTO的国家或地区,都必须加强国内版权制度建设,提供不低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最低标准的版权保护水平。可见,TRIPS协议的通过和生效顺应了美国版权产业海外扩张的需要,扩大了美国版权保护的范围,强化了美国保护海外版权的能力,提升了美国版权产业的国际竞争力。TRIPS协议签署后,美国并没有满足于该协议提供的版权保护水平,相反,还通过推动修订TRIPS协议、通过签订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双边投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等措施,来加大美国海外版权保护力度,提高美国海外版权的保护水平。此外,为顺应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美国主导和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通过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条约》,目的在于确保美国版权产业能在21世纪继续繁荣发展。

4.对版权产业的系统化研究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准确判断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由美国出版商协会、商业软件联盟、美国录制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美国电影发行协会等七个版权组织构成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从1990年开始由经济学家公司完成的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到2009年已经了12个版权产业研究报告。在研究报告中,依据美国版权法对版权的财产属性的认定,对美国版权产业界定为:凡参与版权销售(版权的商业性许可与转让)活动的产业或直接从版权销售活动中取得收入的产业或机构皆列入版权产业。但在前9个报告中,界定版权产业的依据是美国标准产业分类(SIC)系统,但从2004年开始,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分类接轨、便于各国间版权产业比较,美国使用国际标准工业分类(ISIC)方法来决定何种产业被纳入IIPA的报告,新的统计口径扩大了版权产业的范围,但仍采用由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美国联邦审计署提供的北美工业分工系统(NAICS)数据。美国版权产业分成四类,即核心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业、边缘版权产业和版权关联产业。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是指以创造享有版权的作品作为其主要产品的产业,如影视产业、录音产业、音乐出版业、图书与报刊出版业、软件产业等;部分版权产业是指产品仅有部分属于享有版权的材料,较典型的是纺织品、玩具制造、建筑等;边缘版权产业是指面向商店和消费者发行版权物品,如为发行版权产品的运输服务,以及批发商和零售商等;版权关联产业是指所生产和发行的产品完全或主要是与版权物品配合使用的产业,如计算机,收音机、电视机等的制造和销售。至于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前10个研究报告中,主要衡量指标有:版权产业的新增产值、版权产业的就业岗位、版权产业的海外销售和出口收入等。从2006年报告开始,加入版权产业的雇员薪酬和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实际增长的贡献两项指标。

IIPA的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展示了1977年以来美国版权产业发展的历程及其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对美国版权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构成的成功界定,以及对版权产业的科学评价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国版权产业的理论研究日趋成熟,这对美国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也给美国国会修订版权法、给美国政府制定版权产业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5.着力发展核心版权产业是美国版权产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随着美国版权产业的崛起,核心版权产业成为美国整个版权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但盗版,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在线盗版给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发展提出巨大而严峻的挑战。为保护核心版权产业发展,美国版权利益集团尤其是版权产业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美国国会不断修订版权法,逐步提高对核心版权产业的保护水平。在保护计算机软件版权方面,1980年修订的版权法,将计算机软件纳入版权保护范围;还先后通过了1990年计算机软件出租修正案、1992年版权重罪法案、1999年防止数字化侵权及强化版权赔偿法案。在保护电影和音像版权方面,1982年通过盗版和假冒修正案,加重对电影和音像版权侵权的刑事处罚;1988年修订的版权法加强了对唱片出租管理;1992年通过国家电影保护法案及1992年家庭录音法案;1995年通过录音制品数字化表演权利法案;1998年通过音乐作品许可制度下的合理使用法案;2005年通过家庭电影法案。在卫星电视产业版权保护方面,美国先后通过1988年卫星家庭收视法案、1994年卫星家庭收视法案、1999年卫星家庭收视改进法案和2004年卫星家庭收视延期和再授权法案。在美国政府的高度保护下,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发展取得骄人成绩。

二、美国版权产业发展战略实施效果分析

1.版权产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经济结构实现了从以农业、重工业为主到以优先发展信息业和服务业为主的战略性转变,版权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显现,并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其增长速度远快于同期GDP增长速度。从1977年到2001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6.39%,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01%,而在此期间,美国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3.20%。其中1997-1998年,全部版权产业增长率为13.34%,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增长率高达15.26%,而同期的美国GDP增长率为4.29%。从2002年到2005年,全部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66%,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年均增长率为7.31%,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为3.48%。2006-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增长率为7.91%,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增长率为7.26%,而同期美国GDP增长率仅为2.03%。

版权产业的产值占美国GDP的份额已举足轻重。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全部版权产业的新增产值还是核心版权产业的新增产值,都是呈逐年递增的变化趋势。1997年全部版权产业新增产值达10646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12.82%,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新增产值4703亿美元,占当年美国GDP的5.66%。从2001年到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新增产值从2001年的1206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7455.8亿美元,尽管其占GDP的比重呈略有下降趋势,但仍各年份保持在11%以上。其中核心版权产业新增产值从2001年的59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9205.8亿美元,其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上升的,由2001年的5.89%,上升到2007年6.44%。

版权产业对美国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日益重要。从表2 可以看出,从2003年到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一路走高,从2003年的28.49%上升到2007年的43.06%。核心版权产业对美国实际GDP增长贡献率虽在2004-2005年、2005-2006年有所下降,但2006-2007年比上个年度上升了近10%,达到22.74%。

2.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重要部门

1977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就已经达到304万人,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30%,其中核心版权产业的就业人数为148.4万人,占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48.8%,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1.61%。到1997年,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上升到1128.29万人,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8.71%,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就业人数为513.36万人,占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45.50%,占当年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3.96%。再到2007年,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达1171.06万人,占当年美国就业人数总额的8.51%,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就业人数为557.79万人,占全部版权产业就业人数的47.63%,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4.05%。从1977-2001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4.10%,其中核心版权产业就业年均增长率达4.93%,而除版权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总体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0%。2002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1147.6万人,这个数字接近健康医疗与社会工作行业的1534.7万人、零售业的1502.5万人、制造业的1454.3万人、以及休闲度假、酒店与公寓行业的1198.6万人。目前,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数远超过美国的飞机制造、汽车制造、钢铁、制药和纺织服装等主要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成为美国最具潜力的重要就业部门。究其原因,这与美国版权行业的高收入有关。据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中,美国全部版权产业雇员的年均薪酬是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年均薪酬的1.21倍以上;其中核心版权产业雇员的年均薪酬是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年均薪酬的1.34倍,如2007年美国全部版权产业雇员的平均薪酬是66498.80美元,其中核心版权产业雇员的平均薪酬为73554.00美元,而当年美国私营部门雇员的平均薪酬为54947.00美元。

3.版权产业已成为美国出口的生力军

在美国的版权产业中,仅录音和录影制品、动画片和电视片、计算机软件以及报刊书籍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1991年为361.9亿美元,到2002年就增加到892.6亿美元。从1991年到2002年间, 这四大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达到9.45%。从2003年到2007年,上述四类版权产品的对外销售和出口额,从2003年的952.3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125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仍维持在7.1%。目前,美国电影占全球85%的份额;美国公司生产的音乐唱片占世界音乐唱片消费总量的60%;美国传媒业控制着世界电视节目的75%和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的66%;美国软件销售额约占全球软件销售额的2/3,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操作系统及数据库市场。

三、启示与借鉴

1.重视版权保护,营造中国版权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版权是版权产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因此说,保护版权对版权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为了促使中国版权产业(即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内的版权保护立法与修改,而且要重视对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对美国版权保护中秉持的内外有别的原则的研究,以资借鉴。从美国的版权保护战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重视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扩大本国的版权利益;同时注意实现国内的版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利益间的平衡,即对内执行创新先于保护,竞争优于垄断的版权保护政策。但在国际上,美国以强调版权保护制度的同一性为由,要求别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执行严重超越其发展阶段的版权保护准则,公然无视国际公共权益,无视各国自身利益。因此,在与美国的版权保护斗争中,我们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始终坚持适时适度的版权保护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此外,美国成熟的市场体制,完善的版权交易制度、交易方式和交易程序,使版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像其他有形资产一样,通过市场交易顺利实现其价值。这也是美国版权产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学习,从而在市场培育、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产业规模发展、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配置等方面,经过若干年努力,为中国版权产业的发展壮大构建完善的市场环境。

2.重视相关机构设置,为版权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在美国政府机构中,设置有版权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署、商务部国际贸易局和科技局、版权税审查庭、海关等相关的行政部门;还成立直属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加强版权的监督与保护,如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顾问委员会”、“信息政策委员会”等。这些机构的设置,对美国版权利益的维护和版权产业的发展,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尤其是向创新大国迈进,中国也将迎来版权产业(即创意产业)大发展时期。为适应这种变化,更主要的是为维护版权所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中国在版权领域的国家利益,更好地促进中国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适时设置版权保护的相关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3.重视参与国际版权保护规则制定,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国际版权保护规则的制定是维护国家版权利益的制高点。现行的国际版权保护规则主要是在欧美国家主持下制定的,其要求的版权保护水平与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但却大大超越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因此,它所维护的更主要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版权保护规则前被要求“一视同仁”,实为其正当的国家权益被践踏被剥夺。目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日等国家正从资本主义走向知本主义,强大的知识产权实力和优势,共同的战略利益,促使它们谋求合作,通过实施国家版权战略、区域版权战略,最终实现其全球版权战略,联合主导全球版权规则制定。为避免遭到发达国家的战略合围,被进一步边缘化和低端化,中国应联合“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或“新钻11国”成员,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知识产权大会上用同一声音表达,要求修改现行各项世界知识产权公约,实现世界版权保护的实质性平等和国际公平,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正当权益;在未来新的版权规则制定中,用集体力量和智慧来捍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版权保护战略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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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文化、经济、政治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产业作为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附加价值高、发展潜力大的“绿色产业”,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大力发展南京市文化产业是推动南京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和产业调整的突破口,挖掘文化消费潜力和空间,以文化产品及服务拉动新的消费增长,促进消费升级。在扩大文化消费内需,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推动南京经济科学发展等方面,发展文化产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加快发展南京市文化产业是群众精神文化的必然要求,文化产业是改善南京人民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水平的提高,娱乐休闲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也日益加剧。文化产业发展的欣欣向荣,才能适应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们的文化权益,达到人们对繁荣文化市场的期待。切实发展文化产业是提高南京文化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文化产业是价值观及文化内涵的表现。南京想要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走向世界舞台,就必须推动文化走出去。发展南京市文化产业可以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华璀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南京与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间各领域的了解、合作和发展,扩大南京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国家文化实力。

一、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制定全面宏观的发展路线

发展南京市文化产业,首先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政府为主导制定宏观发展路线,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政府职能部门要转变工作思路,树立文化产业理念,引入市场机制,将文化产品的经营和生产市场化。要将文化产业融入南京未来的发展战略,需要与各相关部门形成政策协调、信息互通、数据共享和工作联动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将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发展结合起来,构建既能维护南京文化安全又与国际接轨的文化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深化南京与世界文化名城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促进彼此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助力南京建设“全国重要文化创意中心”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二、抓住南京文化的个性,建立有南京特色的本土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本土化有助于南京新兴行业的增长。与物质产业相对比,文化产业更能满足消费者的精神享受和情感满足,甚至改变一个人的想法、观念、爱好和性格,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都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文化成为支撑现代人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文化产品的精神消费特性对地域和群体的依赖很大,本土人群受到本地媒体的宣传,对与本地因素产生文化关联的事物关注度很高,特别容易形成舆论效应,而它一旦被市场更多地认可,就会出现扩散性市场狂澜,带动上下游产品的同步追捧。以本土化为亮点推动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深入挖掘南京文化资源,有助于更好地向世界宣传南京形象。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合作倡议,南京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深度挖掘古都南京的历史内涵,发挥遗址、遗迹的文化优势,强化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逐步使南京成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重点品牌。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南京特点的文化产业发展新路子,不断地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三、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积极实践文化创新和思维的突破

结合南京市文化产业现状和发展态势,不断开发产品的附加值,发掘高科技含量产品,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2016年12月,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首次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其中,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支柱之一。数字文化产业是数字创意产业在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近年来我国数字文化产业领域发展速度较快,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数字游戏、数字音乐、数字影视等数字文化产品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成为群众文化消费的主要产品。围绕数字游戏、数字音乐、数字影视等重点领域,推动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加快文化软件服务业发展,强化文化对信息产业的内容支撑和创意提升,是文化产业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

在充分利用南京文化资源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和关注,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及优惠政策。一是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完善工作机制,落实责任分工,推进重点工作的开展;二是结合银行金融系统,给予中小型企业及创新型文化企业资金借贷税率优惠政策;三是强化科技支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四是打造优质服务平台,简化文化产业企业成立注册手续;五是对符合规定条件的高新技术文化企业,经认定后按一定的税率减少征收增值税等。加快文化产业人才引进和培养,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成长之路。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是人才,没有强大的人才队伍做后盾,文化产业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一是南京要为各类突出的人才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便利,把人才留住;二要建立健全人才管理系统,包括人才数据库、人才跟踪和人才培养机制,将文化产业相关的人才信息进行整合,建立跟踪机制定期关注,争取开展多渠道多方式的人才培训,加强人才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人才共同发展;四要建立人才激励制度,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既懂文化规律又有丰富经验的文化产业人才为南京的发展提供助力。

五、拓展国内与国际市场,促进文化产品及服务出口

国家和政府对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十分重视,2015年在会议上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南京要抓住机遇,积极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挥南京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业务,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规模,增大文化产业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将南京建成我国重要的文化产品出口基地。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企业走出去,搭建创意文化交流平台。积极参与德国iF工业设计展、意大利“金圆规奖”、英国伦敦创意设计展等国际赛展。举办相关的文化周、艺术节等活动,加强南京的文化产业与国际大城市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南京市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南京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挑战。笔者认为现阶段的发展重点在于把握先进文化产业方向,抓住南京文化的个性,发展数字创业产业,加快人才引进和培养,促进文化产品出口。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真正加快促进南京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扩大南京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周末,李东.文化产业与南京区域经济发展[J].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07(05).

[2]孙建成.文化产业的特征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J].齐鲁学刊,2008(05).

篇8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2-0125-0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陕西民品自主创新的现状及提升能力的对策研究”(批准号:[2007]KRl6);西安财经学院基地重点研究项目“陕西军民结合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批准号:06GDl6)

[作者简介]刘敏,西安财经学院陕西省国防科技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防经济。

(陕西西安710061)

从建国初期至今,陕西的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经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的“军民分离”阶段、战略转变期的“民”阶段及战略机遇期的“民”、“民进军”并存阶段。其中,战略机遇期的“民”、“民进军”并存阶段又可以从民用企业参与军工领域和军工民用产业发展两个层面研究。由于陕西是全国的军工大省,军工民用产业的发展在拉动陕西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仅从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角度来进行研究。

一、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和市场考验,陕西目前已有近300种民用产品形成一定规模,其中有39种民品已成为企业的支柱产品。“十一五”以来,全省军工民品产值持续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陕西的军工企业在实行了军民分立、主辅分离、军民品分线的运行模式后,具有民品研发生产管理的单位明显增多,并已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他们吸引了社会各界来参与军工民品的开发生产。如西飞集团与瑞典的VOLVO客车公司、庆安集团与日本大金公司、惠安集团与日本大赛璐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合作等。

研发的民用产品品种繁多,涉及的领域广泛。截止2004年底,形成规模效应的民品达295个品种,年销售额95.3亿元。其中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品种就包括空调压缩机、西沃牌豪华客车、微型汽车、铝合金型材、航空零部件转包、摩托车、柴油机、纺织用高速并条机等19个。军工民品涉及的领域比以前更广泛,包括民用航空、制冷设备、新型纺织机械、民用核工业、精细化工、民用爆破及油气井爆破器材建筑装饰材料及工程机械、医疗设备仪器、柴油机发动机等动力装备产品、民用航天、机电一体化成套设备等等。

从总体上看,陕西目前军工民用产业发展的现状较之初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产品结构有了明显的改观,由民初期的低层次市场需求向高阶位市场需求转变。如在民初期生产的主要是摩托车、锅碗瓢盆、洗衣机等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产品,现阶段的产品则转向航天、航空、核、精细化工等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产品。二是产品由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密集型转变,产品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三是产品规模明显扩大,并向专业化、集群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四是品牌意识增强,品牌产品市场占有率明显增强;五是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对相关产业的辐射作用明显增强。

二、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

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拥有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国防工业发展战略调整,使发展军工民用产业成为一种国际趋势。其次,国家加大国防投入的战略决策,推动陕西军工民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民用航天、民用飞机、民用船舶等产业的发展,使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再次,西部大开发战略,为陕西军工民品产业发展搭建了有利的发展平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明确提出:“支持民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有特色的高新技术及民技术产业化项目,优先在西部地区布局”。最后,陕西地方政府的重视,为陕西军工民用产业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机会。陕西省政府很重视发挥军工优势带动全省经济,大力支持军工民用产业的发展。

(二)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拥有丰富的内部资源

陕西省是全国的军工大省,其国防科技工业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西安聚集了全省90%的军工科研院所和60%的军工生产企业,陕西军工经济的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陕西省大量高素质的军工资源的聚集发端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的投资布点。经过这三个时期的国防建设,陕西形成了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军工规模优势。陕西军工规模居全国首位。据不完全统计,“七五”以来,全省军工每年承担的国家重点军品研制试制项目约50余项,取得科研成果3000余项。

2.技术人才优势。陕西省军工专业技术人才密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7月,全省军工共有专业技术人员11.2万人,占军工职工总数的41.76%,占全国军工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的17.3%。其中,高级以上职称有1.821万人,两院院士15人,博士310人,国家级专家25人(不含军工电子和院校),部省级专家208人,省“三五人才”48人。

3.科技实力优势。陕西的科技实力雄厚,技术装备和科研条件较好。全省有各类科研院所1076个,专业技术人员85万人,普通高校52所,军队院校10所,民办高校66所,国家级重点学科65个。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较好。

4.行业优势。陕西省经过50多年的国防建设,已形成了跨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等几大行业。

(1)航空工业优势。陕西省航空工业综合实力占全国25%以上,是全国集飞机总体设计、生产制造、试验、试飞、试航审定、产品支援和教学为一体的最大的航空工业基地。在微型汽车、豪华客车、纺织机械、制冷设备、微型飞机开发生产和航空零部件转包生长方面成绩显著。如航空零部件的转包生产已开始向国际市场扩展,西飞公司、西航公司、庆安公司、红原锻铸公司等单位积极参与到航空零部件研制开发的国际合作中来。

(2)航天工业优势。陕西省航天工业的运载动力、卫星通讯、测控导航及地面站设备研制等方面在全国居领先地位,并有“中国航天动力之乡”的美誉。如陕西航天工业研制开发了50多种型号的系列运载火箭发动机,30多种型号的东风系列中远程固体火箭发动机,50多种液体火箭发动机。陕西航空工业在航空计算机和集成电路的开发生产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3)兵器工业优势。陕西也是我国各类火炮炮弹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陕西军工电子在全国居前列,不仅为部队提供了大批通讯、雷达及导航装置,还开发了冰箱、空调、彩

电等家用电器。

(三)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军工民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小。近年来,尽管陕西国防科技工业呈现出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但其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仍低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到2004年末,国防科技工业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产值利税率等效益指标均低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水平,其中:总资产贡献率低6.6个百分点,资本保值增值率低12.3个百分点,流动资产周转率低0.6个百分点,成本费用利润率低2.8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低1.31个百分点,产值利税率低6.8个百分点。在2004年,陕西军工实现的工业总产值为260亿元,其中,民品产值为83.74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9.02%,出货值为10.8亿元;完成军工总产值198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8.16%;企业完成的增加值54.6亿元,占全省增加值的6.28%。“十五”以来,陕西军工完成工业总产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平均为9.25%,完成工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平均为6.49%。

由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陕西省军工经济与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民用产品在军工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更是少之又少。陕西省作为军工大省,其军工优势没有充分发挥,没有有效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2.民品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模经济形成。民品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民品发展的比例不协调。陕西军民品发展的差距比较大,尽管在“十五”初期曾一度达到过5:5,但近几年来,军民品的发展差距又逐渐拉大,军民品比例为6:4。从全国来看,军工企业军民品的比例为4:6,有些省份的民品发展势头好,其军民品的比例达到3:7。可见,陕西军民品发展比例失调,军工大省的优势在军工民品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行业和企业间民品发展也不平衡。从行业看,陕西航空工业、航天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工业的民品产值不平衡,军民品比例不协调。如截至2004年底,航空工业民品产值48.8亿元,军民品产值比例为6:4;航天工业民品产值3.25亿元,军民品比例7:3;兵器工业民品产值14.36亿元,军民品比例7:3;船舶工业民品产值3.4亿元,军民品比例4:6。从企业看,各个企业的民品产值差距更大,民品产值上亿元的单位只有庆安公司、惠安公司等13个公司。

(3)形成规模的民品品种所占比例较少。陕西未能发挥自己军工大省的整体优势,多层次、多品种地开发高技术和高效益产品。据对陕西省295种民品的统计,军工企业民品产值上亿的仅占5.4%,而产值在1000万以下的品种占到56.9%。要实现民品品种的规模化发展,必须把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有机结合,使支柱产品、拳头产品、短平快产品同时发展,从而带动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4)名牌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小。由于陕西军工企业“数量型投资而非高质量型投资”的不合理投入结构,导致企业在发展的众多民用产品中,市场知名度高、品牌效应好的产品不足10个(如西飞的“沃尔沃”旅行客车、西飞的铝型材、秦川发展集团的“西安奥拓”小轿车等)。即使具有一定市场知名度和品牌效应的民品,其所占的市场份额也较小。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军工企业缺乏对产品的适用性、美观性和经济性的关注,导致开发的产品即使在满足了规定质量标准的情况下仍缺乏市场竞争力。

3.民品投资主体相对单一,限制了军工民品产业化发展。通常投资主体由中央政府投资主体、地方政府投资主体、企业投资主体、个人投资主体和国外投资主体等构成。长期以来,我国军工单位习惯于单一的国有投资,尽管近几年来,为解决军工企业国有股一股大的问题,大部分单位进行了公司化改制,但单一的国有投资仍然占主导地位。“十一五”期间,为提高军工企业自身素质和自我生存、发展能力,国防科技工业需要通过改变投资现状、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但目前就陕西而言,其军工企业在发展民品上仍然习惯于单一的国有投资,不善于吸收民间资金推进民品的混合所有制。据不完全统计,现陕西军工在民品领域由母体企业直接投资建立的147户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有73户,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国有股占70%以上。这种投资主体单一的现状,束缚了军工民品的产业化发展。

4.军工单位对军工技术直接转化为民用产品重视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陕西在军工民用产业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军工单位在开发民用产品时,往往不肯花大力气通过研究现有技术转化为民用来形成新产品、新产业,而是十分重视“另起炉灶”。比如民用船舶导航,我们有现成的军工技术,却没有直接转化为民用产品,致使我国民船导航还是一个空白,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依赖进口。还有许多军工技术在使用一次或几次后,就被束之高阁。在规划军工技术创新时,没有同时考虑转化为现实民用产品的条件,因而难以形成“以民用产业的发展支持军工产业的升级,以军工的高技术带动民用产品的换代”的良性循环。

三、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结合我们对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笔者认为,要大力发展陕西军工民用产业,必须从陕西军工民用产业的发展现状出发,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以政府为依托,发挥军工企业优势。在政府政策上的大力扶持下,充分利用陕西军工企业发展的资源优势和行业优势,促使军工民用产业可持续发展。

第二,抓住国际、国内机遇,在国家实行国防工业改革的契机下加速民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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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37-02

1 引言

邮轮旅游产业自诞生起,就由于其所蕴含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我国邮轮旅游产业顺势而发,在短短几年之内形成了庞大的市场规模,也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但目前还仅仅停留在为世界邮轮旅游提供市场的尴尬境地,没有形成自己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条,缺乏整体的把握和调度,重要节点企业非常缺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产业的延伸和发展。

2 我国邮轮旅游产业发展战略

2.1 政府主导,统筹规划

我国的邮轮旅游业刚刚起步,需要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审视邮轮旅游产业的发展,减少邮轮港口和母港规划建设的盲目性。全国构建以天津港为中心的北方区、以上海港为中心的华东区和以三亚港为中心的华南区三大发展区域,立足天津、上海、三亚三大邮轮母港,规划建设大连、青岛、厦门、深圳等邮轮港口,避免近距离的重复建设造成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同时应兼顾近期和远期目标,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既不能过度超前,又要保证能够满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需求。

2.2 立足国情,循序渐进

我国发展邮轮旅游产业应该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现实国情,循序渐进,选择适合我国邮轮旅游发展的基本途径,制定阶段性的发展规划,分步骤地发展我国邮轮旅游产业。首先作为邮轮挂靠港,吸引国际邮轮停靠,争取入境客源;其次是加快国内邮轮旅游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最后是加快邮轮母港建设的步伐,提升我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3 打破界限,区域合作

邮轮旅游是规模经济,要打破地域界限,必须宏观把握我国邮轮旅游整体的发展布局,实现资源与市场的共享,最终达到“共赢”。 一方面,政府对国内各区域旅游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全国构建以天津港为中心的北方邮轮旅游区、以上海港为中心的华东邮轮旅游区和以三亚港为中心的华南邮轮旅游区三大发展区域,通过三大^域间合作以及与内陆地区的联动,打通邮轮旅游产业链,构建运营机制,完善服务体系,打造世界级的邮轮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在政府的引导下,邮轮公司加强与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的合作,探索建立合资企业,汲取他们丰富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2.4 政企合作,创新机制

邮轮旅游产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具有初始投资大、营运成本高以及回收期长等特点,单靠企业的力量和市场运作恐怕难以为继。应该采取政企合作的模式,即政府初期投资,企业投入经营。政府投资进行港口、码头的建设,建成后由企业租赁经营。同时,各相关部门出台政策对邮轮企业实行租赁补贴和税收优惠,从初期审批、中期建设和后期管理全面扶持产业的发展,大力促进行业融合发展,开放市场吸引投资。

3 发展我国邮轮旅游产业的对策

3.1 培育邮轮旅游产业链的重要节点企业

我国的邮轮旅游产业刚刚起步,产业链中的各个节点企业都比较缺乏,尤其是邮轮公司和邮轮公司。当务之急是引进国际邮轮公司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初期由政府主导培育和构建一批产业链上的重要节点企业,通过规范的邮轮公司和邮轮公司进行国内市场的培育和开发,促进整个产业的提升。后期随着产业的发展,实现邮轮旅游产业的市场化经营,优胜劣汰打造行业中的重点和龙头企业。

3.2 建立健全邮轮旅游产业链的运行机制

邮轮旅游产业的关联度极高,正如“木桶原理”,其产业链上任何一环的缺失或不完善都会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邮轮公司可以通过与各供应商、商签订合同,以此来保障各节点企业服务的提供和自身利益的实现。另外,各节点企业还要树立合作共赢的观念,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协调与利益分配机制,发挥各自的核心优势,保证产业链的正常运作,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3.3 重视邮轮旅游的市场培育

当前形势下可以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场培育。“走出去”,即组织相关企业走出国门,加大我国著名旅游城市和港口城市的国际宣传力度,对国际主要客源国宣传中国形象。同时积极参与世界邮轮组织的活动,组团参加各种国际邮轮展,与国际同行交流学习。“请进来”,即邀请境内外旅游商、媒体参与体验国内邮轮旅游产品。特别是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传播速度快且覆盖面广的新兴媒体,探索网上虚拟体验等多种趣味性方式,使广大民众“亲身体会”邮轮旅游的妙处,将邮轮旅游的概念普及到大众。

3.4 注重邮轮旅游产业相关人才的储备和开发

首先,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和理念的创新,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实施人才储备战略,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入国内外邮轮码头管理、邮轮旅游服务和邮轮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其次,在有条件的高校开设邮轮旅游专业,并与邮轮企业共建实习基地,共同培养专业人才,以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再次,建立和健全国内邮轮管理培训机制,联合高校以半脱产和脱产的形式开设专业培训班,为港口城市培训和输送邮轮从业管理人才。最后,积极创造条件,选拔有能力、高素质的人才到国外邮轮母港和邮轮城学习、考察,加快同国际邮轮管理标准与技术的接轨。

3.5 发展邮轮旅游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

邮轮是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度假村”,通常配备有完善的生活和娱乐设施,因而在漫长的航行过程中会消耗大量能源,随之产生的各种污染会对环境系统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提倡绿色旅游的今天,全社会都应该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邮轮企业必须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配备先进的排污设施和装备,既要满足游客需求,又要注重海洋、港口以及码头环境的保护,实现我国邮轮旅游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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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39-05

同家实现赶超是“二战”后世界发展动态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赶超是指一个国家缩小与领先国家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上差距的进程。战后经济不发达国家,包括刚刚走上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战败的经济复苏国家都把实现赶超作为一个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转型发展中国家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深层次对外开放以后,对传统的赶超战略做出了新的调整,除了继续传统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更把重点放在企业技术能力获得和国家自主创新系统的建立上。

一、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西方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形成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另一个方面是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发展理论。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以及解释造成这种人均收入差距的原因和实现人均收入差距收敛的条件。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实现国家人均收入增长所需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人均产出的增加,或劳动产品即社会纯收入的增加,他把经济增长的因素归结为劳动、资本、土地、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五个方面。亚当·斯密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把劳动看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投入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对国民财富的增长表现出的作用有所不同。生产性劳动能够创造物质财富和价值,非生产性劳动则反而消耗社会物质财富,妨碍生产资本积累和财富增长。大卫·李嘉图作为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继承者,则着重从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考察其对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指出由于收益递减、生活资料价格上升、地租率提高等原因必然会导致产业利润率下降,因而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下降,从而资本积累率趋于下降。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虽然没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待影响国民财富增长的因素,但是他们的社会分工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为后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为基础,探讨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人均产出收敛的条件。索洛模型在假定技术中性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可以互相替代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不同的是,索洛认为,资本一劳动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通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从而得出经济增长不只是由储蓄率单一地决定。但事实上,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劳动和资本以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资本一劳动比例和储蓄率基本相同的国家,人均产出增长率并没有出现收敛或趋同的结果,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始终在加剧。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技术与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规模递增与网络外部溢出效应。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当代产业赶超发展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以诺斯、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则开始从制度层面探讨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新制度学派在肯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释国家收入增长差距成因的同时,指出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要从具体的国家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资本一劳动比例的形成,乃至储蓄率、知识、技术积累和流动与人力资本形成都与具体的制度分不开。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制度参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差异的解释对后来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首先是制度结构的变动,从而得出产业管制等政策制度性因素对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赶超的作用。

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着重解释“二战”前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以及实现收敛或趋同的条件。这是早期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如何实现赶超的理论诠释,这种“赶超”诠释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国家产业内部,可能的原因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通过原始的资本积累过渡到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凸显成为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真正从国家内部结构调整角度来解释实现国家经济追赶和复苏所需的条件则是从“二战”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开始。战败国和新型的民族解放独立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复苏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新课题。

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开启了,从国家内部结构调整角度来解释实现国家经济追赶和复苏所需条件的新纪元。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六个经济成长阶段。在这六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是“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必须具备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一是生产性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至少要保持在10%以上;二是要有一个或多个异质性制造业部门作为起飞的主导门;三是要有一种能保证“起飞”的技术扩散制度。因为“起飞”的决定性因素是要能在某个特定的主导工业部门先引进技术,然后扩散到各个有关其他部门后,新的主导工业部门又替代旧的主导工业部门重复进行新的技术扩散。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强大的农业部门和弱小的工业部门。而农业部门的土地是非再生资源,当农业劳动力的数量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递减导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因此农业部门的期望工资水平要比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的这种工资差异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扩张工业部门来吸收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赶超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传统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与产业赶超发展模式

按照刘易斯的观点,由于工人的收入水平低,进行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只能来自于资本家的利润,但是刚刚走上民族解放独立的国家,无资本家利润可言,进行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大都只能来自于农业,过剩农业劳动力不但没能向工业部门转移,反而通过价格剪刀差和身份限制等制度把农民约束在农业部门,以保证工业扩张的资本积累,造成了城乡差距加大,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国家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采用此种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第一次的产业赶超失败。这些国家都面临一次新的制度和产业赶超发展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给这些转型国家的产业赶超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因为“二战”后到上个世纪中后期的这段时期,许多国家成功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为转型国家的产业赶超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这段时期,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先后分别成功地实现了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发展高科技和服务产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

上述成功实现传统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国家和地区在这段时期分别实现了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战略,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满足国内需求取代进口,并通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来逐步实现工业化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不平衡发展战略(Hirschman,Myrdal and Rosenstein-Rodan,1958)。特别是不平衡发展战略是理解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按照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不平衡发展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了机遇。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62)用“雁型”产业发展模式来形象地说明亚洲经济体的产业赶超发展模式。“雁型”产业发展模式主要是指某一产业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转移,从而引起国际性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战略连锁变化,这一变化是与各国或者地区的比较优势结构,如生产成本、要素禀赋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相对应的。发生于亚洲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往往遵循了从日本,到亚洲新兴国家,再到东盟的转移路径,而整个产业转移的顺序是纺织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的劳动密集型到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交替更替的路径,产业发展战略也相应经历由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的转型。

弗农提出了梯度转移的产业发展战略模式。他认为各个工业部门、工业产品和技术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中,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老四个阶段。区域经济的衰老主要取决于产业结构的优势,而产业结构的优势又取决于该地区主导产业化和其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阶段。如果主导产业化部门处于创新阶段和发展阶段前期,则该地区成为高梯度地区,新产业部门,新产品、新技术等创新活动,一般来源于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延伸和工业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衰退的部门,产品、技术逐步由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缪尔达尔通过运用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程效应三个概念说明产业赶超发展的累积因果关系,从而把弗农的静态产业梯度转移发展到动态的产业梯度转移。佩鲁则进一步发展了缪尔达尔的产业赶超发展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该理论认为,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集聚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即增长极,能够产生较强的吸纳扩散作用,不仅加快了自身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周围地区产业的发展。

传统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中国家实行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重的产业赶超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主张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培育自己的产业集聚区域。实现产业赶超的国家要根据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适时建立新的制度和采取新的战略,并且依靠这些制度和战略来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优势和克服自己的劣势(Gerschenkro,1952)。低梯度地区可以依赖自己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来发展资源输出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梯度地区也可以通过“干中学”发挥后发优势,由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到技术改进实现产业的跳跃式发展(Lin-su Kim,1997)。低梯度地区还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其内部制造产业发展的增长极,形成产业集聚区域,再通过产业集聚区域的极化、扩散和回程效应形成关联性的产业集群。

三、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的最新进展及简要评析

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在继承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产业赶超战略理论的同时,着重从全球产业价值链、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三个层次来阐释产业赶超国家的战略选择。

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认为,全球产业价值链是由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形成的。伴随着发达国家的IT技术革命,主要的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通过跨国公司的直接对外投资(FDI)或外包(outsourcing)等途径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跨国公司总部只把持产品研发、设计和营销等产业价值链中的技术和品牌环节,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作为供应商加入全球价值链。全球经济关联度越高,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可能性就越高,从而越有可能从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那里获得知识、技术和市场进入等限制性资源。他们把本土企业的这种能力叫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网络外部性影响,并且认为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嵌入”和外部性影响,本土企业甚至可以成为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某个产业的领头羊。当然,这种产业的学习过程涉及到一种集体企业家精神,要求企业家们能够认准、抢占“嵌入”和学习的机遇,并有效地化机遇为行动(John A.Mathews,2006)。

按照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赶超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掌握从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充分发挥资源杠杆的作用。发挥资源杠杆作用是产业赶超国家挤入先进技术行列的重要保证(C.K.Prahalad&Gary Hamel,1990)。资源杠杆作用不是指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而是指产业赶超国家如何把有关技术转移的商业活动转化为提高企业技术能力的机遇。企业技术能力是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核心竞争力。产业赶超国家企业技术能力获得是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技术改进与创新的路径来实现的(Nathan-Rosenberg,1981)。这个过程是国内研发、政府政策、技术转移方式、市场条件、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和知识本身的属性、企业家才能配置等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因素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技术能力的赶超会表现出技术随从、技术跳跃和技术创新三种不同的模式(Keun Lee,Chaisung Lim,2001)。

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背景下能否真正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增强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关键在于该国以怎样的方式“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现代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认为,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背景下,产业赶超国家自主创新的可能途径是遵循OEM-ODM-OBM的路径依赖(John Humphrey & Hubert Schmitz,2002)。当然这条自主创新的途径必然给产业赶超国家带来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的压力,因为本土企业想以充分发展的独立主体加入既有的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时,必然会遭到先占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屏蔽两种进入壁垒的阻扰。所以产业赶超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战略均衡或与可能的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开发新的产业价值链。这样,产业赶超国家一方面可以把它们自己的研发、物流和生产价值链进行全球化以确保它们创造收益活动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自己“嵌入”既有的结构以获取实现产业赶超所必须的知识、技术和市场进入等杠杆性资源(Timothy J.Sturgeon,2001)。

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企业技术能力升级和国家自主创新,是当今时展中国家要实现产业赶超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的整体。全球产业价值链是企业技术能力升级和国家自主创新的网络环境,企业技术能力升级是核心和关键,国家自主创新是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企业技术能力升级的目的和归宿。只有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了,才能保证国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实现国家产业和经济的安全。

四、产业赶超发展战略理论对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一)产业价值链中的分工不对称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不均衡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中生产和供应链的一体化程度也随之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发达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和外包等途径把处于产业价值链底端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劳动力和环境成本相对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产品设计的研发环节和商品的营销环节仍然保持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总部(Jan Kregel,2008)。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很大一部分就是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产业内中间投入的半成品贸易,而不是传统的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产业间成品贸易。

产业价值链中的不对称分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新的不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业务时,一方面,在土地资源、能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资源、能源的进一步粗放式使用;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改变扭曲了这种不均衡发展。一方面,使人们误解跨国公司能够给本土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通过“干中学”和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土企业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价值创造和出口贸易也带动了中国GDP和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大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缺口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二)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赶超过程的主要路径依赖是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整个赶超过程中技术和创新是关键。企业技术能力是创新的前提条件。企业技术能力的获得不能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的途径实现。仅仅依靠建立外资企业以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术转移来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行不通的(Bell and Pavitt,1993)。跨国公司在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方面都会把投资所在国的本土企业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对关键技术和营销网络不但不会进行扩散,而且会挤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

中国与日本、韩国实现产业赶超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有大量的潜在国内需求,技术与市场的匹配还存在大量的空间。我们必须抓住既有产品与市场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匹配间隙作为产业赶超的起点,充分发挥政府在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战略,在产业价值链高端努力实现本土企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而不是遵循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与技术扩散的路径依赖式发展(LIU Xielin,2007)。

(三)实现产业赶超的主体应该是本土民营企业

实现产业赶超发展有两种力量驱动,一种是本土企业,另一种是通过FDI设立的外国企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主要是依赖本土企业推动,巴西等其他东亚亚洲国家及中国大陆主要依靠外商投资驱动。Daisuke Hiratsuka(2005)通过计算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系数发现,主要依赖本土企业推动产业赶超过程的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上游产业获得成功,而主要依赖外商投资驱动产业赶超过程的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上游产业并没有获得成功。

本土民营企业是实现产业赶超发展的主体,这是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现产业赶超发展成功的经验。民营企业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市场环境压力会促使整个企业群体去不断实现产品、技术和市场创新。政府应该不断放松对民营企业的进入管制,解除各种制度性障碍,为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市场环境。

篇11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主导产业,是我国重点发展扶持行业。为了加快发展软件产业,国家对软件业在税收、出口、人才等方面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但纵观我国软件业发展,软件业仍普遍处于小、散、软状态,在短期内还无法成为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支柱产业。软件业发展包括投资、研究、设计、服务中介、市场开发等环节,只有这几个环节的协调、有效发展,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软件业竞争力。

软件业的融资体系

软件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其发展的高风险性,限制了银行等信贷资金的投入,为此,国家必须考虑在规划软件业的融资制度安排时,能拓宽融资渠道,广泛引导社会各类资金介入软件业,这是促进软件业快速、规模化发展的起点和关键。

目前,依据投资介入企业的时期不同,可供选择的投资形式主要有:种子基金、创业基金、风险投资、上市融资和引进外资等。

(一)种子基金

对软件业来说,资本并不是第一需求,只要有发展前景好的项目,风险资金就会跟进,但由于早期软件创新项目投资风险大,盈利前景不明确,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介入较为谨慎,需要公共基金介入加以支持。此时,设立专项软件种子基金对于启动软件项目至关重要。

种子基金主要由公共基金组成,数量有限,基金运作应采用有偿使用为主的运作方式。种子基金的增值运作对于软件业发展意义重大,在运作中可以不断扩大基金规模,促使软件业进入自我促进的良性循环。

对于公司创新项目,可采取按项目公司总投资额比例配套资金,以低息或无息方式投入,这种投入原则上以引导投入为主,重点是支持创新成果的前期预研。对于社会新创新项目,由于其初期资金困难,要委托业内专业评估机构对其审核,具有发展潜力并且符合产业规划的大比例支持,项目收益后以股权或者贷款的形式回收,同时直接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介入项目管理。对于能产生巨大社会效益和行业效益的个别项目或者政府招标项目,种子基金可以无偿全部或部分注入,但是对项目要加强管理,做出有助于行业发展的非经济性约束条件。

(二)创业基金

主要用于创新项目、新创企业的发展和成熟期,一般置于创业服务中心或者企业孵化器的框架下运作。创业基金以政府投资为引导,大范围吸收社会闲散资金、风险资金等共同形成。一般来说,政府不适宜全额出资构件企业孵化机构,一方面限于财政预算,政府投入从数量上难以满足大范围的软件企业孵化要求,另一方面也难以形成真正意义的孵化机构企业化运作,并且导致被注资企业预算软约束而投资低效。

基于初创软件企业高成长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使得银行贷款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最终导致初创企业贷款难度大。孵化机构对入孵企业的资金注入,可以采取以创业基金为企业担保贷款的形式间接融资,扩大基金使用规模,也可以直接注资,持有孵化企业股权,同时提供管理等系列服务,降低入孵企业经营风险,达到基金的收益和风险相对称。

为从政策上鼓励孵化机构的企业化组建和经营,在追求机构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达到促进软件业发展的目的,对于企业性质的软件孵化机构在政策上应视为软件企业给予优惠。

(三)风险投资

风险基金的构成以社会资金为主体,政府基金引导参与为主,带动整个软件资本市场的发展。软件业要想扩大规模,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大量资金注入,仅仅依靠政府资金支持和企业自身资本积累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风险资金筹集方面应起到引导作用,以一定财政资金为基础,降低软件业投资风险,广拓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带动企业的多方面融资。

风险基金采用征股和募股的形式吸引资金,市场化运作,形成有政府资金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风险投资公司,资金运作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通过风险投资的市场化行为,软件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获取其发展所需的大量资金。同时,风险投资的市场化选择也能够保证软件行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国家应在软件业发达区域建立软件业风险投资体系,组建多层次科技开发银行,以财政拨款为主,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建立软件风险投资公司,企业化运作;开发风险投资保险业务,降低软件业投资风险,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四)其它方式

上市融资。软件企业上市不仅能提高企业知名度,扩大行业影响,规范企业管理,筹集发展资金,更重要的是通过股市资本运作,顺利实现风险资金的退出和员工持股计划的最终实现,从政策上鼓励软件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对于有上市要求的公司,要不分所有制性质,在许可范围内优先提供服务。

引进外资。推出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先进软件企业投资我国,优化软件业市场和法制环境,创造引资软环境,同时积极在硅谷等发达区域建立联络处。宣传自己,主动积极招引资。

软件设计与开发

软件设计和开发越来越多的为软件工程所替代,作为工程来看待,就会涉及一系列管理规范,投入—产出、产品分类以及产品标准等系列问题。

(一)行业管理问题

软件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和指导,但目前存在多头主管的局面,运作效率较低,建议集中相关主管部门职权,专门成立一个软件发展委员会组织,主管软件业的发展与规划,负责协调与相关部门的关系,妥善处理软件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充分发挥软件行业协会功能,首先应对现有协会加以改造,使其成为一个为保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行为而自发组建的自律性民间机构,其活动经费由协会会员共同承担,领导成员也由会员选举或指定产生。协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运作,面向协会会员负责,对行业行政管理机构不承担义务,这点是保证软件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核心。

软件行业协会主要进行软件行业的市场调查、信息交流、咨询评估、行业自律、知识产权保护、资质认定、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工作,目的是规范软件企业行为和促进软件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加强统计功能,如定期统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故障率等企业关心的信息。

软件协会也接受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所产生费用可由政府相关部门在经费上适当予以支持。

另外,行业协会有义务帮助每一个协会成员,定期向行业主管部门上报行业的发展情况,代表软件业反映企业的问题及呼声,同时组织企业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就行业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定期、不定期向协会成员行业协会研究报告,传达政府及其它部门重要政策法规。

行业协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承担制定行业标准,软件业不同于传统行业,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就会为产品的集成和企业的交流造成障碍,制约行业的发展,另外,从长远看,没有行业的产品标准,消费者对软件产品质量难以辨别,最终会造成劣币驱走良币的局面。标准的制定是多方面的,从早期的企业调研、软件制造、后期服务,到提供给用户的应用标准和测试结果标准,这样一套统一标准也有利于企业认证,符合行业长远发展的利益。(二)软件生产规范性问题

我国共有软件企业2000多家,但大部分规模偏小,基本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从长期看,既极大制约了企业发展,又使得产品在技术上缺乏深度、缺乏拳头产品和后继产品,难以和国外企业竞争。

解决生产规范性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在企业内推行ISO9000和CMM标准,相关部门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以这两个标准为依据,形成具有我国管理特点的软件工程管理,参与国际竞争。故规范性生产至关重要,以印度为例,其软件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其重视软件质量建设,目前。全球CMM认证企业中印度就占了一半左右。

(三)人才培训问题

人力资源是软件业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更是软件业创造价值的源泉,总体来看,我国软件业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同美国、印度等地相比也都有较大差距。数量不足,制约了软件业的大规模发展,又造成了人力成本居高不下的状况;质量不高则直接制约着软件产品的生产能力和先进性。

适应软件业人才的多层次性,软件业人才培训也应是多层次的。软件高级管理人员,特别是针对软件合同管理和项目管理的人才在我国较为缺乏,建议由相关部门出面邀请国内、外专家,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加强业内培训,允许有条件企业与学校合作办学,加强实用软件管理、分析和设计人才的培训,采取多形式产、学、研结合,促进软件硕士点、博士点建设。面向业界需要,调整高校培养模式,加强软件设计、开发的工程化方法教育。大力提倡和推行行业内职业教育,鼓励社会职业培训机构,如ICCP的发展,多形式、大批量培养面向应用的程序员。

就人才使用方面,可考虑降低个人调节税,推行员工持股建设,多方面支持,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软件业。另外,要加强创业环境建设,以孵化器等形式吸引国外人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积极参与国际软件人才交流。

软件产品

软件产品按应用层次可分为系统软件,中间件和应用软件。目前,我国还没有自己独立产权的有影响力的操作系统,从长远看,软件业的发展必将受制于人,由于开发系统软件需要大量的人、财、物投入,并且市场风险较大,应形成由政府牵头,以多家企业参与共同开发,成果共享的形式开发有独立产权的系统软件。我国软件业发展应以应用软件为主,应用软件开发进入壁垒低,是发展我国软件业的中坚力量。目前,我国应用软件仅占国内市场30%的市场份额,出口量更小,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中间件近年来已在软件领域形成了巨大产业,据国际数据中心(IDC)研究显示,预计到2020年,中间件全球销售额将超过70亿美元,构建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中间件将达40亿美元。中间件作为基础软件的后起之秀,近年刚刚起步,目前我国同国外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在我国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由于软件产品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的区别较大,在制定政策时也不应一刀切,而要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其发展的措施。

软件业的配套服务机构

软件业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发展离不开配套产业的发展与繁荣。目前我国软件业的配套产业还不完善,单纯给予软件业加大优惠,结果是由于其发展环境的制约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策效率的低下。

鼓励相关“四技”企业即技术培训、技术支持、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软件业给予优惠。技术培训解决了软件业的人才输入问题,适应软件业需要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技术支持和服务则为软件产品顺利走向市场,更好的服务于消费者奠定基础。咨询企业与软件企业相分离,更有利于保证软件产品质量,实现软件业内的公平竞争。同时软件业的发展也需要大力培育软件标准公司和软件测试公司,充分发挥其分工优势,给行业规范性提供技术支持。

为鼓励融资,要鼓励面向软件业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投资银行,风险投资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孵化机构等的发展,最终形成以软件业为主干,诸多服务、支持企业为支干的有一定规模的软件产业群,主、支干互为促进,互为依靠共同协调发展。

软件产品的市场开发

软件业的最终发展还是要靠市场。下面主要从软件流通企业、软件版权以及盗版治理、软件进出口、政府购买和软件测试基地几个角度作简单阐述。

软件流通企业是软件、厂商和消费者的桥梁,特别是由于我国软件大部分企业规模偏小,自销能力有限,如何充分利用软件流通企业的销售技术优势,使产品顺利走向市场,实现资金回流,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软件业意义重大。培育一大批软件流通企业,给予其比一般商业企业更大的支持和优惠对于软件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困扰软件业发展较大的问题就是软件版权保护问题,我国现在软件版权登记周期由六个月缩短为两个月,但是由于相应机构疏于支持而流于形式,而版权登记制度是打击盗版市场的基础。当前我国软件盗版屡禁不止,成为软件市场的致命伤,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出于短期利益,缺乏打击力度,从软件业长远发展看,需要进一步调整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惩罚性手段,建立专业执法队伍,整顿盗版市场,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软件业创新的积极性。

要进一步加大软件企业进、出口权,简化进、出口手续,由政府牵头引导,以发展国内市场为基础,占据香港、台湾的区域部分市场,进而进入全球华人居住地区市场,最终使得我国软件在国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从强化政府采购着手,加强我国的版权保护和扶持民族软件业。以美国为例,其国内软件市场约有500亿美元,约有1/3份额为政府购买。因此有必要在我国国内建立一套完善的软件市场培育体系,通过政策扶持选取一些有条件的政府部门和相关领域建立国产软件试用基地,加速软件的成熟过程,增强我国国产软件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