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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1―15
作者简介：黄媛(1969―)，女，汉族，山东省郓城人，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阅览部馆员，大学本科。
各国在全球经济中面临的挑战要求人们更加关注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因为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可能要调换三至五次工作――而每次改变职业都需要新的知识。飞速发展的技术改革与全球化也对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产生着重大影响。学习已成为终生之举，最重要的技能也已变成学会如何学习，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任务是保证国家拥有经过培训的、合格的劳动力。
一、背景：定义
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指人们为准备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而接受的教育与培训，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在正规学校展开，并逐渐在后中等教育中的社会学院或工学院进行，也可以通过工作场所培训等非正规途径进行，许多技术与职业教育家赞成把普通文化课程与技术/工艺课程一体化，知识工人的教育与培训表明，这种一体化方式在21世纪将占主导地位，因为掌握技术概念需要在数学、自然科学和传播技能方面有坚实的基础，还要对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基本说来，教育的目标是“在充分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学习者掌握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训的目标则是“教会人们遵守规定程序，并按标准化方式完成任务”。在变化不定的职业世界里，这两种原本不同的观点正在趋同，这对于教育的未来、尤其是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未来，相当重要。
二、科技进步
阿尔文•托夫勒（1981年）认为，世界历史经过了三个时期――或称“浪潮”，第一浪潮是农业革命，大约从公元前8000年起到公元1700年止。后来，农业生产变成了家庭农场企业，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发展成“工业化农业”。托夫勒的第二浪潮是工业时代，从1700年到2000年，工业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分离（Tjaden,1995）。由于纳米技术的影响，有可能会在二、三十年间结束第二浪潮。托夫勒的第三浪潮开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美国，第三浪潮包括了向信息时代的转变。
刘易斯•芒福德曾描述过新技术革命，即通过机构的研究与开发开创新工艺（Mumford,1970）。这场“革命”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太空竞争”期间把科学研究应用于军事（及其后的消费品生产）开发的种种首创。这改变了工作的性质，也改变了教育与培训的形式与功能，新技术革命的核心特征是，雇员在机械电子环境中工作，他们使用的精确度高、电力驱动的机械设备越来越多地受复杂的高级计算机程序控制，这构成了工业生产过程与信息的合一。机械电子环境要求工人掌握通过交叉培训或一项以上“传统”专业培训才能学到的多种技能，如通过培训学会维修与保养工业机器人的机械部件和电力/电子部件。
三、变化着的工作场所
这些技术创新的全球传播影响到了职业，随之又影响了教育与培训，由于取消了组织等级制度中的几个管理层次――由多至8个减到少至3个层次，管理级别被削平，从而提高了工人的地位。改革后的工作场所鼓励雇员与管理层交流意见，参与决策，并解决问题，因此，这种类型的工人已经不再单纯服从指令，而变成了知识工人，公司则成了“学习组织”。
信息时代的产业是围绕着信息流动、而不是产品的流动来组织的，而且依靠知识工人为主要劳动力，而不是那些完成高度重复性的简单劳动的手工劳动者或服务人员。信息时代产业的中心问题是提高知识工人的生产力，减少对服务人员的依赖程度，再设计运动其实就是要通过创造新工艺知识的过程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组织的构成几乎没有上下层次，通过信息的自由流动来协调各项活动，被称为“公用控制管理”。
孟席斯曾写道，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与社会缘自于信息数字化，影响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工作活动，“从资源的加工与制造到服务业与政府行政系统”，以及工作的重新安排与调整。她强调指出，“工作范围与相关知识是数字化技能（软件），可以挣脱地理局限的桎梏，通过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借助日益扩大的全球数字化传播网络，在任何其他地方重建或改建”。
四、信息时代的工人
未来的知识工人很可能成为高级员工，霍默―狄克逊把他们称为符号分析员，反之则是低级员工，被称为汉堡包，因为智能更高的技术总能设法达到技能等级的顶层，这种劳动力分化现象已经出现十多年了。
新经济中的工作职位增长，已成更加明显的两极分化之势：高技能、高工资的技术与专业工作往往是全日性的专职工作，福利待遇也好，而低技能、低工资的服务性工作则往往是非全日性的兼职工作，福利待遇也低。
五、“新”工作的性质
预言计算机会取代数以百万计的工人的早期观点还没有成为现实，迄今为止，与已经被计算机取代的工作相比，信息时代的技术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可能要多得多，作为技术革新与生产及贸易全球化的结果，工作场所的改组与调整的确造成了伤害，尤其是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随着就业条件的改变，雇用工人的企业的性质也改变了。
由于新技术减少工时、增加经济产出，农业和制造业雇员人数减少了，生产率却提高了。技术革新减少了“传统”领域需要的工人的数量，而在需要先进的职业与技术教育与培训的新兴信息与传播技术（ICT）部门，就业人数却增加了。
教育的性质同样也发生了变化，因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当懂得该如何学习，且在一生中不断学习，尤其是在正规教育期间和脱离正规教育之后，知识工人同样必须学会如何从一个团队转移到另一个团队；如何让自身融入团队；对团队该有何种期望；又该对团队做出哪些贡献，这才是完美的成人学生。此外，教师的作用职责应当从“传统的”说教式传输知识改变为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
六、几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为了获得14年（或更多）教育，以便加入信息时代的劳动大军，将学生留在学校里的各项举措显然都是必要的。经合组织指出，“自从70年代的石油危机首次引起人们关注青年失业问题以来，从初步教育到工作的转变已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中成为一项长期享有优先地位的政策”。此外，“从初步教育到工作的转变至为关键，可以为贯穿整个成年生活的学习与工作的不断进步、为改善青年人面对的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奠定基础”（经合组织，1998）。经合组织分析了“从初步教育到工作的转变”，认定这一转变是“一个关键阶段，可以为贯穿整个成年生活的学习与工作的不断进步奠定基础”。该组织指出，“虽然入学率的提高减少了辍学者的绝对人数，但那些过早离开学校、没有取得合格证书的人面临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经合组织的结论是，“许多青年人不知道怎样利用各种现成的途径获取最大利益”（经合组织，1998）。
经合组织的研究方法借用了类型学，或者说“理想类型”，对两种职业与技术教育与培训体制进行了比较：“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相对开放，重视一般性就业能力，而不是特种职业资格证书”，“有些国家按职业划分劳动力市场，制度化的、‘全面的’职业教育已成为绝大多数青年向就业过渡的基本框架，编织严密的安全网可以保护不幸失败者”（经合组织，1998）。
降低过早辍学率的策略与一系列举措结合在一起：地方的后续行动与监督；个性化引导；强调教育的早期一体化，取得资格证书；有权选择符合个人需要的教育、培训和就业；统筹安排就业、地方教育与培训、福利和社会服务；采取鼓励处境不利的青年积极投身教育、培训或求职活动、不鼓励失业或怠惰的收入政策。由于教育的参与程度正在提高，15至19岁和20至24岁这两个群体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提高了高中与中学后教育的入学率，新千年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同样也是青年在面对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时应具备的能力，这其中包括：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化改革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到90年代初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结构和管理模式连续调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前，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的设计和认证完全是在国家和州层面上，虽然有些项目是不同州之间的合作或互认，但是职业教育的实施几乎都由州政府拨款和管理的公共职业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学院负责。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公众不满经济衰退。80年代中期，青年失业率高达15.1%。8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参加学徒制和受训制的人数下降。1989年和1992年，学徒和受培训者分别下降6%和25%，青年失业率增加了11%。此时，联邦政府决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结构化改革，把为青年就业做好准备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重要目标。20世纪80~90年代，多数TAFE学院开展培训失业者的工作，还为青年人特别是那些辍学者提供职业教育课程。劳动力市场的恶化以及经济的基础地位，导致了澳大利亚部分经济转型，致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更加注重海外市场和国内竞争。这一时期，TAFE学院与行业联系并不紧密，青年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转换缺少结构化学习路径。因此，1987年的《澳大利亚重建》（CommonwealthReconstructionTrainingScheme）报告提出关注职业教育与企业技能形成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之前，大多数州政府都致力于满足职业教育发展的资金提供，培训政策没有与行业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整合起来。1987年，联邦政府出台的报告《澳大利亚技能》（SkillsforAustralia）提升了职业培训的地位，该报告提出职业培训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心地位，并建议设置整合就业、教育和培训的项目。［8］1987-1989年，职业主义共同体政策开启了政策重大变化的窗口。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就业技能形成委员会等新的咨询机构引进政府、行业、学校伙伴关系的政策，实现跨部门合作发展职业教育。1992年以后，通过澳大利亚培训署制定的相关协议，使联邦、州、地方政府达成一致，创建了在澳大利亚培训署管理下、行业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由此也建立起了联邦、州、地方政府共同决议职业教育优先权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迅速，传统的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不断萎缩，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这个时期，私人培训机构不断出现，为服务业提供培训。同时，能力本位的教育与培训也在这一时期兴起。伙伴关系的建立，也促使企业代表在州或领地层面上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很多行业制定了本行业的国家能力标准，参与开发州层面的、能力本位的课程和模块。同时，州教育局也开发了一系列职业教育课程满足学生需要。经过80年代的发展和调整，TAFE学院遍布澳大利亚各地，毕业生受到雇主的青睐。
三、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阶段
1992年至今，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推进体现新职业主义倾向的改革，也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快速发展的时期。此时，劳动力市场变化很大，产业部门中经济服务业、咨询和人力服务业占了很高比例，无技术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岗位不断减少，就业岗位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澳大利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过渡。这一阶段，合作发展职业教育的思想在澳大利亚得到各界的重视，伴随着权力下放政策的实施，职业院校与政府、行业/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组织建立起社会伙伴关系。同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体现出新职业主义倾向，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应该满足区域青年的需要，建立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尤其是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成立，这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事件。国家培训署在制定国家战略、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框架，促进行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建立有效的培训市场，促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联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组织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的十年，联邦政府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培训署制定了三个非常有影响的国家战略。第一个国家战略《迈向技能型的澳大利亚》（TowardsaSkilledAustralia）提出优先扩展培训市场，通过竞争筹资试图开放培训市场，特别是通过竞争方式分配资金。该战略试图开放竞争市场，提高培训学校的质量。第二个国家战略《通向未来的桥梁》（ABridgetotheFuture）提出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鼓励组织学习文化的发展，强调培养澳大利亚劳动力技能基础。该政策强调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实现职业教育公平，提高培训投入，最大程度提供公立职业教育费用。第三个国家战略《塑造我们的未来》（ShapingourFuture）倡导广泛合作与协商，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未来发展的愿景和战略。它试图反映劳动力的结构、就业形式与工作组织构成的变化，满足学习者多种形式学习的需求。这个政策揭示了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将以个体和雇主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了一系列国家框架，澳大利亚联邦、州政府与企业、雇员和培训机构代表共同开发国家培训系统，为澳大利亚适龄工作者提供国家认证培训。1995年，澳大利亚政府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简称AQF），该框架为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资格证书提供了详细的和不同等级的国家路径。1996年，了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TrainingFramework，简称NTF），该框架包括培训包概念，提供了确定能力标准、传授和评价的方法，采用先前学习认证原则加快课程学习。1997年，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认证框架（AustralianRecognitionFramework，简称ARF），该框架提供了全国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其标准得到各州、领地的认可。1998-2003年制定的国家战略体现了职业教育“灵活性”、“问责制”、“可获得性”等规则目标。
其一，联邦政府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要以为澳大利亚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配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能的人才为己任，鼓励多种途径开展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培养项目。这样既可以提高那些失业的早期辍学者的就业机会，又可以为国家储备潜在的拥有新技能的人才。其二，通过注册培训机构为州、领地劳动者提供国家认证资格证培训，促进劳动力洲际流动。需要确定培训结构，去除障碍。其三，政策制定、资金划拨、技能传授都应该以满足受培训者需求为中心，必须保证个体获得公平待遇。其四，提出建立一系列澳大利亚国家技能标准，确保澳大利亚的国际领先地位，提高澳大利亚技能水平，使全社会重视学习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其五，通过完善问责制，提高州、领地职业教育信息管理，实现职业教育价值最大化。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资金主要来自政府、企业和个人。随着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价值的认识提高，联邦政府、州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逐年提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依然是主要投资方，联邦政府占政府投入的1/3，但地方政府的投入要高于联邦政府。以2008-2012年澳大利亚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获得经费为例，各种资金的总额由2008年的61.108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4.285亿美元。2012年，州政府拨款43.334亿美元，联邦政府拨款23.254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将“有限竞争”理念引入培训市场。1994年的《澳大利亚国家竞争政策》（NationalcompetitionpolicyforAustralia）报告指出，政府拥有的实体需要有更大的竞争力，需要去除州际间的障碍，摒弃某些领域的垄断行为。1997年颁布的《用户选择》（Userchoice）政策允许雇主和他们的学徒、实习生自由选择那些由政府资助的正式注册培训组织参与培训项目。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公平竞争，一些领域专家建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州政府应该定期为公立职业院校拨款，同时也应该为私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拨款资助。这些改革使非TAFE学院可以获得资金开展培训活动，同时也促进了跨州培训活动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职业教育政策和管理发生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试图使职业教育与行业联系更紧密，这些政策希望能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联邦政府所倡导的新学徒制被各州、领地所接受，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都将校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1994年成立的澳大利亚学生实习基地，建立了校企合作项目的伙伴关系。这种实践与经验的职业化模式，是一种关注区域利益、整合教育资源、践行做中学、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学生福利的模式。1998年，《新学徒制》（NewApprenticeship）等国家层面的学徒系统、实习系统项目开始运行。为提高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在1990-1994年，澳大利亚执行了《培训保障法》（TheTrainingGuaranteeAct）。该法旨在提高企业自主教育与培训的水平，提出企业将1.5%的工资总额用于员工培训。然而，这个强制征收比较注重大企业，大企业用于培训的花费多于中小型企业。这一时期，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关注点由学习生活向学习工作转变。此时，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也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改变其培养目标，重塑宗旨。2013年，51.9%的企业运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满足它们的培训需要，其中33.3%的企业提供了职业资格证书培训，26.9%的企业提供了学徒或实习，20%的企业采用国家认证培训。47.5%的企业采用了非认证培训，高达77.6%的企业运用非正式培训，有12.4%的企业没有组织培训活动。从2007年到2011年，15岁以上的学习者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成功通过培训的人数比例逐年稳步上升。通过率从2007年的79.4%上升到2011年的82.7%。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对学习者的就业也产生影响，经过培训的学习者比没有参与培训的人获得工作机会多。例如，2007年，二者相差7%。2008年，二者相差6.7%。澳大利亚工业部每年都进行雇主满意度调查，通过调查发现雇主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满意度一直很高。以2013年为例，90%以上的雇主认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对工作技能的培养有重要作用，雇主对工作需要的职业资格培训的满意度为78.3%，雇主对学徒制和受训制的满意度为78.8%，雇主对国家认定资格的培训满意度为83.1%，雇主对非认定培训的满意度为90.3%。这些指标2005-2013年间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随着行业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活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在政策决策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工会和雇主委员会参与制定国家行业能力标准，参与开发与行业相关的、符合行业标准的国家课程文件。此外，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各种水平的决策确立行业的领导地位，包括教授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教学评价。由于行业企业的参与，促使职业教育模式由“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转换。
1.澳大利亚资格证书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Frame-work，简称“AQF”)
澳大利亚先进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不断完善得益于国家统一主导的资格证书框架。澳大利亚资格框架(AQF)体系下的培训不仅包括职业教育证书和文凭的培训，而且包括普通教育证书和文凭的培训，是一种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有效衔接与沟通的教育培训体系。这一资格证书框架的特点重点在：它允许学生在获得某一种文凭或者证书之后，在不同的教育系统间可以选择继续深造或者转学，并且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从而使未来的职业生涯领域得以拓宽。在就业市场的规范过程中，澳大利亚政府机关最先规范、管理了国家职业资格框架标准，明确规定就业者须凭职业证书或相关文凭方能就业。就好比一个电工，要想就业就必须具备电力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拥有相关的文凭。就算你是一名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也需经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方能就业，这使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地位得以提高，发展道路也得到了延伸拓宽。这跟澳大利亚政府机关提倡“以能力为本位”这个理念标准有着直接关系。“以能力为本位”理念下的就业体系，不仅明确说明了各行各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及其相关应用，还对各行业之间差异性的能力要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并为其提供了一套贯穿于整个澳大利亚资格框架的测试标准。正是“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使职业教育跟培训教育明显不同于普通的高等教育。只有在具备一定的职业素质和能力后，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在澳大利亚的资格框架中，一共包括十五种资格证书，与教育相关的有八种：证书（I半技术人员）、证书I（I高级操作员或服务性工人）、证书II（I技术工人）、证书IV（高级技术工人或监工）、普通文凭（专业辅助人员或技术员）、高级文凭（专业辅助人员或管理人员）、第一学位(专业人员或经理）、高级学位（高级专业人员或经理），以上证书是以能力为划分依据进行分类的，同时结合了企业岗位的实际需求，与行业的发展需求之间也是相符的。
2.关于培训包(TrainingPackage，TP)的内涵
所谓培训包其实是对就业人员技能的认证及评估，须参照一定的标准，最终目标在于：针对就业者的工作岗位培训其岗位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培训包的开发费用由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NationalTrainingAu-thority，简称ANTA)进行提供；其内容的制定、颁布，乃至实施者均为澳大利亚国家行业技能委员会(AustralianNationallyIndustrySkillsCouncils)；至于各行业的相关课程，被称之为“授权课程”(AccreditedCourses)，统一由各州行业培训局(StateIndustryTrainingBoards)开发。公司或企业专门为员工所开发定制的培训课程，被称为“客户化培训”(全称“CustomizedTraining”)。此外，一些注册培训机构也会为当地的行业、社区定制授权课程。1998年开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在本国内大力推广其开发的“培训包（TP）”。“培训包”内容，经过了接近二十年不断的实践与创新，已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的开发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1）以“能力本位”为标准的认证问题；（2）以“评价指南”为标准的认证问题；（3）以“资格证书”为条件的认证问题。此外，它还为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过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科技信息得以快速发展的今天，“培训包”为了适应各行业的发展，在每经历三年之后都会进行更新，它是以动态形式发展的一个过程。
3.关于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TrainingFramework)
澳大利亚质量培训框架（简称AQTF）于2001年6月开发后并实施，其主要内容是开发了一整套标准，通过这些标准对注册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严格监管。使从事职业教育和培训教育的机构能够严格按照培训框架的要求来办学，并获得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此外，作为培训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有必要对学习者进行先前学习认定（RecognitionofPriorLearn-ing）。所谓先前学习认定，其实是将学习者过去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在考核通过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折算成学分。无论是国外学习获得的成绩，还是通过企业获得的工作经验，都可在通过审核之后换算成学分或者学习时间，使后续的学习时间大大减少，从而节约了学习的成本，为学习者个人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二、关于澳大利亚教育培训的主要实施机构———TAFE学院
所谓TAFE学院，其实是指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其英文全称为“TechnicalandFurtherEducation”。它是澳大利亚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最重要的实施机构，是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下的一种职业技术教育模式。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机构包括：私立教育机构、公司或企业教育机构和一些公立大学等。从规模和影响力来看，TAFE学院最大，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独立学院，在澳大利亚本国内设立了很多独立的TAFE学院；（2）在本科院校或职业院校内设的学院。TAFE的办学理念强调，应明确学生（客户）的核心地位，在充分考虑企业岗位需求的基础上，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切实提高就业者的工作技能，并为从业者的就业转岗提供必要的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动态调整发展过程，职业教育与培训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在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体系下推动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TAFE学院遵循的教育理念是：“即满足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又能满足企业用人标准的需求”。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启示
1.加强政府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的作用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职业培训以及培训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邦政府在许多州建立了公立的TAFE学院，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投资逐步加大，为其创造了宽松、安定的学习环境，充分给予实施技术和继续教育的自由选择权，有效地保证了各类型学校实施教学活动。且还加强了教育培训管理制度，建立完善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评估认证体系，从多方面去促进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健康快速发展。
2.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在澳大利亚，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教育的从业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不仅需要提供文凭证书、教师资格证书及行业证书，对从业者的工作经验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至少三年的相关行业工作经验）。即便是成了一名合格的职业教师之后，也需深入企业实践过程，把握行业发展动态，确保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到最新的行业技能。同样的，对兼职老师的聘用也是相当严格的，兼职老师一般都是从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中挑选的。他们完全有能力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革等理念，快速而准确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就是在这样一种严格选拨和管理制度下，职业教育师资力量才可以和企业技术发展一致。让学生及时掌握最新行业信息技术，以便于在就业时能学以致用。在国内，高职院校的准入门槛设置太低，师资培养模式也与高等院校的相差无几。大多数的教师都是从高校毕业后即直接到高职院校从事教书育人工作，没有任何的企业工作经验，专业性能力差，在技术实践教学中明显不足，以致学生的实践能力得不到全面培养。一些高职院校虽然从企业聘请了一些实践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但因为准入程序的不规范，在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教学水平还需要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从中可以看出，许多高职院校在聘用、考核专任或兼职教师的时候，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就当下而言，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寻找一条有效的路径，使教师的专业技能、教学能力都能有所提高；（2）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让教师主动深入各行各业进行实践学习；（3）利用一种有效的手段，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项目；（4）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真正培育出“双师型”的教师。
一、对罪犯的文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一项对特殊对象的特殊教育，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根据《监狱法》关于“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规划”的规定，各地及有关部门和监狱系统的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对罪犯的教育工作。监狱所在地的教育和劳动行政部门应当把罪犯的文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本地区的教育和培训规划，在有关计划安排、参加有关会议、阅读文件、沟通信息、交流经验、教研活动、培训师资及教育设施建设投资等方面，为监狱教育与培训工作提供便利，解决困难。监狱的学校应当建设教学场所、设立教学机构、建立教师队伍，为教育与培训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二、根据《监狱法》的有关规定，对罪犯的文化教育，应以扫盲、小学和初中教育为主。对成年犯教育的教材，应选用经国家教委审定、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组织编写的文化教育课本；对未成年犯教育的教材可以采用普通中、小学课本。有条件的监狱可开展高中教育。申请举办高中学历教育的校(班)，须经地(市)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报省(或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高中教育可选用人民教育出版社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成人高中教材。对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罪犯，鼓励其自学，并为他们参加社会举办的刊授、函授、业大、电大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提供条件，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监狱设置考场，经考试合格，按规定发给相应的学业(包括学历证书等)证书。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协助监狱部门做好这一工作。
三、对罪犯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根据监狱的生产需要安排，同时考虑罪犯刑满释放后的不同去向和社会需要，开设各种周期短、投资少、实用性强、见效快的综合职业技能培训班。有条件的监狱可与地方学校联合举办职业学校或技工学校、职业培训中心。教材主要选用普通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的有关教材，亦可自行编写部分补充教材。
四、关于罪犯的文化考试、技能鉴定及发证问题，根据《监狱法》第63、64条规定，罪犯凡完成小学或初中文化教育课程或单项课程的，由监狱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组织考试，成绩合格的，按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单科结业证书。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有一定技术专长的罪犯，其职业技能的考核鉴定，应在当地劳动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凡经考核鉴定合格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或主管产业部门颁发《技术等级证书》和《技师合格证书》；符合评定技术职称条件的，可以评定技术职称。教育、劳动行政部门颁发或由其授权监狱颁发的证书，社会应当承认。证书上不表明获证者的罪犯身份。证书按规定只收取工本费。
五、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关于“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条件”和《监狱法》关于“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规定，教育、劳动行政部门和社会、家庭、学校等都应当配合监狱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切实帮助监狱部门解决未成年犯的文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现状：高职院校办成了就业培训站
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一些高职院校提出办学目标是以市场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在社会评价方面，衡量一所高职院校办学成败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毕业生就业率。大部分高职院校创建诸如“专业+技能+计算机（或外语）”、“学历+职业资格证书”、“学校+工厂（企业）”、“课堂+实训+技术文化”等培养模式，要求每位学生在毕业前至少拿到一项技能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在这些培养模式的指挥棒下，高职院校开设的课程就看是否与考证相衔接，与各类考证无关的基础课和公共课就理所当然受到冲击。据笔者在广东部分高职院校调查的情况来看，像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语文和高等数学等基础课就可开可不开，即使开了，也是大大压缩课时，其他的通识教育课或才艺课就更别奢望了。一些高职院校索性把学制学时压缩了，学生最后一年就被推荐或安排到企业“顶岗实习”，学校再也不用对学生进行跟踪教学，学生基本与学校脱离关系。部分高职院校一直没有开设过选修课，甚至一年也不举办一场讲座或一次论坛。不少高职院校的领导和教师认为高职教育就是考证教育、岗前培训和就业培训，学校一切工作围绕考证和学生就业展开。在人才培养上，只要学生能就业甚至于“被就业”就算完成；体现在教师身上，课堂教学成了考证教学；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根据考证是否容易，是否容易毕业和就业。高职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岗前培训，与社会上热门一时的电脑、会计、外语、文秘、电工等培训班毫无两样，高职院校彻底办成了就业培训站。
二、思索：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辨析
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本质不是职业训练，也不是职业培训。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从国家对高职这一定位可知，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其核心是教育而不是培训。高职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有共性特征。高职教育包含和包容了职业培训，开展职业培训是高职教育的应有之义，但高职教育并不等于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只是高职教育中很少的一部分，职业培训不能代表高职教育。在当前高职教育普遍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下，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本质差异表现在：高职教育实施的机构是高等职业院校，属于国民教育系列，职业培训则是一般的社会机构也可以实施，甚至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高职教育实施目标是使个体通过学习有能力主动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职业培训的目标主要是被动适应工作岗位；高职教育目标的重心是关注学生系统思维的训练，学生必须学习过程中实现技能、知识与价值观的系统整合，职业培训教育目标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就是生产短期的技术熟练工；高职教育实施环境要求具备学习功能，强调实训实习基地集真实、仿真与虚拟为一体的生产与教育元素的整合，职业培训只注重环境的真实性；高职教育师资要有综合教学能力，即“双师型”教师，职业培训师资只有较强的实践能力；高职教育实施平台的基础是完备的教学管理系统，职业培训则常采用简单的项目管理方式。因此，高职教育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不可能等同于职业培训，将高职教育视为职业培训是模糊了教育与培训的本质区别，是曲解了高职教育的本质。对高职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辨析，并非否定职业培训所承载的社会服务功能，如岗前培训、各种职业考证确实为社会各行各业输送了人才，也为学生成功就业准备了条件。
三、方向：高职教育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在终极意义上，教育的目标指向人本身。公民素养大体通过获取两大类基本知识而生成：一是解决物质世界问题的知识和技能，主要包括科学与技术知识，形成“做事”的素养；二是解决精神世界领域问题以及人类社会组织的知识，主要包括道德、价值观、信念、各种社会惯例和规则等方面知识，形成“做人”的素养。从企业用人的要求来看，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具体包括六方面的能力：持续的学习能力、对行业的兴趣、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管理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等。用人单位普遍看重高职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企业认为高职学生所学的具体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学习能力、团队精神和道德修养至关重要。只要具备二者，高职学生就能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从而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人才。
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指出：“高等职业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加强实践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1年底，首届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文化育人高端论坛在深圳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高职院校要以育人为主旋律，要以文化内涵育人，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教育，就是真正要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生活、承担责任、文明知礼、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真正使高职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成为培养适应个性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全面教育。高端技能型人才需要的能力与素养恰恰都是通过完整系统的高职教育来养成。高职教育要提升内涵就要抛弃那种认为高职教育就是搞搞培训的观念和做法，高等职业院校更崇高的使命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高职院校应通过教学、活动、训练和专业渗透等多种途径，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职业适应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应该从专科层次起步，进而发展到应用本科教育，应用硕士和博士教育。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不但要有“本领”，而且要有“教养”，不但要会“做事”，更要会“做人”。
（作者单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
[2]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
[3]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
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是瑞士一直以来主要的人才培养途径。在瑞士，高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属同一层次，前者甚至更受人们的欢迎。另据有关资料显示，瑞士大约有2/3的义务教育阶段毕业生选择了职业教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将从瑞士政府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举措、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取得的成就等方面进行介绍与分析，以期为我国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一、瑞士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举措
（一）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法规
早在1930年，瑞士就颁布了《职业培训法》（Vocational Training Act），该法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培训由联邦政府统一领导与管理。1963年，联邦政府正式出台了《职业教育法》（Vocational Education Act），这部法律对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为顺应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瑞士政府经多次修改，又分别于1978年和2004年颁布与修订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法》（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VPETA）。瑞士政府不断完善和修订职业教育与培训法律法规的目的在于：“对国际职业世界和劳动世界的显著变化予以积极的回应，并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提供服务。”[1]
《职业教育与培训法》第一次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放在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内，并将高等职业教育定义为非传统高等学校形态的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处于同级水平[2]。另外，该法明晰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责任与义务，并且指明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应处于整个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总之，不断完善的职教法规为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
（二）建立分工明确的职教管理机制
在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分工明确、共同参与。瑞士没有全国性的教育部，但26个州均拥有自己的教育管理机构，独立管辖本区内的教育，州以下的市镇同样具有高度的自。联邦政府通过联邦职业教育与技术办公室（Federal Office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OPET）对VET课程条例、VET课程质量、资金等进行战略管理，从而保证整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良性发展；各州的教育管理机构则具体负责法律的实施、执行与监督VET课程等；各企业、行业协会不直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但是，因为它们拥有更专业的行业知识、更丰富的市场信息，也更清楚本专业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各企业、行业协会的主要职责是制订VET课程、确定行业资格标准、进行学徒培训等。具体而言，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运行体系是“三元制”模式，即联邦政府、各州以及企业、行业协会都参与其中，共同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具体的运行模式如图1所示。
（三）实行以学徒制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徒制是瑞士各行各业培养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完成义务教育后，大多数16～18岁的瑞士青年会选择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学徒培训。职业和学位（中级与高级）不同的学徒，学习期限不同，一般是2～4年不等。学徒每周在校学习1～2天，其余3～4天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企业是学徒获取知识的关键场所，占学徒整个学习时间的70%以上。以学徒制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对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给个人、企业、社会带来了实际收益。根据相关调查，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个体具有较高的教育收益，能够产出更多的教育利润[3]。此外，在瑞士，大约有99.7%的中小型企业愿意提供学徒培训，这是因为学徒制的培养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双赢模式”。对于学徒来说，不仅可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联系，掌握实用的技能，获得薪资，而且学徒期满后还可能得到继续留在企业工作的机会；对于企业来说，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学徒所产生的生产力还可以弥补约2/3的培训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给企业带来更多利润。[4]
（四）采取以企业、行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模式
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校企合作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设置相关实训课程，确保学校教育能满足社会需求。校企合作模式使学校教育与企业实训紧密结合，学徒不仅能在学校学习基本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还能在企业实训中学习行业技能。企业实训是瑞士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点，企业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据有关调查，瑞士75%以上的学徒都在中小企业接受行业技能培训[5]。但是，近年来，随着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政府对职业培训要求的不断提高，中小型企业培训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如培训规模较小、培训体系不完善等，因此学徒迫切需要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的职业培训。瑞士的行业组织非常发达，许多行业组织都拥有自己的实训车间或专业化的培训中心，可以协助培训学徒，增强学徒的职业技能，提高其岗位适应能力[6]，因此，瑞士政府在加强与企业合作的同时，还与本国的行业组织加强联系，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五）成立系统化、专业化的职业指导与培训机构
近年来，瑞士成立了大量的专业化的职业指导与咨询机构。这些机构的教师不仅要知识渊博，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而且要通过联邦职业与高级技能考试，此外，还应该与企业、行业等保持紧密合作，以确保充分了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课程内容和相关市场情形。除了拥有专门的职业指导机构外，政府还非常注重从小学起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在小学阶段，就有大约95%的学生已经开始了解VET课程、学徒职位等信息；在初中阶段，学生必须参加初级中等学校的职业指导课程，也就是进行职业准备教育，同时，初中教师也要参加一些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培训，以便把最新的市场信息传达给学生；初中毕业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并结合在校学习的经历以及专业职业指导中心给予的建议，选择自己毕业后的去向。其中一部分学生选择了中等职业教育，接受学徒制培养，如果学徒想继续深造的话，可以选择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学习。
二、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成就
（一）职业教育参与率提高
在瑞士，至少有1/2的劳动力人口拥有职业教育证书，将近70%的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后会选择职业教育。较高的职业教育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瑞士经济的发展。如表1所示，在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所占比例最大，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比例都超过40%。这既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生接受职业教育有关，又与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相关。瑞士2000～2007年不同教育层次人口收入调查结果表明，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毕业后要比普通高中的学生收入高。因此，瑞士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
（二）青年失业率降低
近年来，瑞士青年（15～24岁）的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这一数字最低的国家之一。如表2所示，笔者截取了OECD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分析了2003、2006、2010年间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率。2003、2006、2010年间，瑞士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8.5%、7.7%、7.2%，呈下降的趋势；同一时期，OECD国家的青年平均失业率分别为13.8%、12.6%、16.7%。由此可见，瑞士的青年失业率远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这一方面得益于联邦政府、州政府、行业协会等各方共同努力，根据市场需求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合理设置职业课程，使学生所学的知识紧跟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得益于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使瑞士青年离职率、失业率低，对企业的忠诚度高。
（三）全球竞争力指数连续三年排名第一
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当前的经济竞争力水平与潜在的经济发展能力。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首先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区分为基本因素（a1）、效率增进因素（a2）和创新与成熟因素（a3），这3个因素共由12个指标组成。然后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3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b1）、效率驱动阶段（b2）、创新驱动阶段（b3）。全球竞争力指数等于a1×b1+ a2×b2+ a3×b3。如表3所示，瑞士的GCI在2009-2012年间全球排名稳居第一位，并且其成熟的商业文化与优异的创新能力也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7]。GCI的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而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瑞士高度发达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为瑞士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的“土壤”。
三、思考
瑞士虽然国土面积相对狭小、自然资源也较为匮乏，但是，通过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瑞士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职业人才，职业教育与培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职教参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青年失业率成为OECD最低的国家、全球竞争力指数位居世界前列等。
尽管瑞士职业教育与培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甚至一度成为其他国家在发展职业教育时效法的榜样，但是，瑞士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仍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全球经济衰退有可能对职业教育造成影响，尤其是对提供学徒培训的中小企业造成影响——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不得不削减成本，减少学徒培训的名额；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主要是人口减少）引起的职业教育生源紧张问题；职教体制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各州资金投入的标准不清晰且不透明，职教体系内的“学术化”与“专业化”等。
注释：
①④资料来源于Learning for Jobs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witzerland.
②资料来源于瑞士联邦教育统计办公室。
③资料来源于OECD（2011）青年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析报告。
参考文献：
[1]姜大源.当代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现象与规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1）：5-21.
[2][3]姜大源.高等职业教育：来自瑞士的创新与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1（4）：27-42.
[4]Kathrin Hoeckel，Simon Field and W. Norton Grubb. Learning for Jobs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witzerland[R]，2009.
2．制约职业教育培训发展的行业因素。第一，以就业为导向的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我市大部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仍以学历教育为主，对技能培训的发展缺乏市场前瞻性。第二，我市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单一，合作办学的互利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重庆市场开始实行企业、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和学校作为主体共同合作办学，但只有个别实力强大的企业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建立合作，因此我市的职业培训机构后续如何开展工作仍处于迷茫期。第三，中等职业教育培训办学规模过小，未能适应重庆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要求。并且没有具有针对性培训的教育。第四，我市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对农村职业培训的重视不够。
二、提升重庆职业教育培训的发展对策
1．从政府角度提升我市职业教育培训能力。（1）加强对职业教育培训的宣传。利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大力宣传国家发展职业教育培训的政策措施，对在技能人才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和培训机构大力宣传并实施奖励。（2）加强职业教育培训的相关立法。我市应向国内、国外积极学习。比如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的职业培训体系，主要是主体实现政府、社会、企业、学校、个人共同参与，在层次构件上加强职业培训单项法规建设，可以提出我市促进职业教育培训的政府条例。（3）政府应对职业教育培训实行倾斜政策，主要是：第一，针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政府以直接投资、补贴、协助贷款等方式在学校设施、师资力量加大投入；专业设置更市场化。第二，放宽市场准入、实施税收优惠等鼓励民间资本投入。（4）规范培训市场，主要是：第一，制定职业培训的市场准入条件；硬性规定硬件设施、流动资金数量、师资队伍等对正在进入或现有的培训机构进行资格评审。第二，规范职业培训行为，避免培训项目重复设置，造成浪费。第三，对每个培训机构特别是社会办的培训机构要严格实施收费审批制。（5）构建完善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政府应加大对认证制度的投入建设，确保参加职业教育培训人的相关利益：一方面，加大资格证书监管，杜绝伪造。另一方面，加强企业特殊工种执证上岗的监督。
2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情况
2.1教育资金不足
国家在农村教育上着重对农业职业学校和农业高校的建设上，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投入资金较少。由于教育资金不足，一些先进新型的教学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无法引进农村，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不能进行。有的农村没有教育培训场地，教育供给能力不足，教育缺乏条件，农民职业教育无法实现[2]。
2.2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
许多农村教育培训思想不够明确，不了解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主要性，对教育培训缺乏研究，造成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教学方式单一，教学内容落后。培训课堂只传授理论知识，不提供实践操作机会，农民无法听懂，影响教育培训效果。再加上教育培训资金相对紧缺，职业教育没有实践场地，缺少项目带动和支持，职业教育成果不明显。
2.3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认识不足
在教育体系中，农民职业教育地位低，是教育中被人遗忘的角落。普通农民收入低，不能支付教育培训经费。有的农村地区实行职业教育培训，但是教师文化素质不高，对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作用认识不够，在教学上敷衍了事，没有起到实际教学作用。而大多农民有自己的家庭事业，生活事情繁多，无暇理会职业教育培训，在课堂上只是走形式，并且农民年龄偏大，接受知识水平能力有限，对于现代技术知识不能理解运用，职业教育培训不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3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建设新型农民主力军的有效措施
3.1政府加大新型农民主力军支持力度
首先要加大农民职业教育资金，使农民职业教育有充足的资金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教学设施，建立培训实习基地，改善教学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吸引高技术人才对农民进行教学，参与农村生产建设，形成新型农民主力军团队，发挥新型农民主力军在农村中的作用[3]。
3.2完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决策体系、执行体系、培训体系。决策体系组织和协调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筹集教育资金，科学合理制定教学目标。执行体系统筹协调教育培训资源和培训项目，建设教育规划，培训中通过各种方式给农民提供实践操作场地，在教学中对教师和农民进行监督管理，彻底贯彻执行职业教育方针。加强培训服务体系建设，积极与全国各大农业高校建立联系，互相合作，为农民职业教育提供学习条件和氛围，实施各项教育跟踪指导和服务。
3.3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农村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脱节。一些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教育培训认识不足，大多农民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在家务农，有的农民虽然走出农村，但也是到附近城镇打工，不能融入经济活动当中。职业教育要针对农民现状进行培训。政府要制定一些保护和激励政策，支持、保护农民职业教学培训体系，在农民中树立杰出企业家典范，调动农民职业教育学习积极性，使农民努力学习，安心学习，培养新型农民[4]。
什么是职业教育？周济院士说：“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是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因此职业教育是为想成为技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群体提供的一种教育服务。在我国和绝大多数国家，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并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因此避免了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重叠，但是它必须在一定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具有层次性，有初等、中等、高等之分，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有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因此职业教育既被称为技术和职业教育，又被称为技术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是实用型人才知识、技能和素质的综合体现。所以教学改革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接轨是高职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
一、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培训要与课程相衔接
根据职业核心技能来定位课程，确保专业课程围绕核心技能展开。现在的多数高职院校的课程内容不是本科课程的紧缩，就是中职教育的重复，缺乏高职特色。职业核心课程对专业课程重新整合，有可能要打乱原来的课程体系，也有可能是原来多门课整合成一门课程，甚至连课程名称都没有变动，但是课程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高职院校学生技能培训的基本原则是高职学校学生职业技能训练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指导思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学生职业技能的学习效果。我认为课程应该分为公共基础，职业基础，职业技能和专业选修，并且应该在职业技能课程当中选取与核心技能关系比较紧密的课程。因此，为了满足职业教育的需要，应当删除一些不相关的理论课，将职业标准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将实践教学内容与相应职业技能紧密结合，使得实践教学的内容充实、目的明确。
二、依托行业，实现校企合作，建设实训基地
德国的新《职业教育法》中允许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无论是在选择内容上还是在安排时间上，都是多样化的。他们规定：在多家企业与职业学校联合开展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中，职业学校可以成为主办方。联合培训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平衡区域企业培训位置的缺失，可以使那些至今未参加培训的企业更加容易参加职业教育;当企业的培训能力不够时，可以通过学校教育来满足新出现的行业或者职业提出的新的资格要求，可以适应一些新兴职业在就业资质上对职业人才逐渐提升的技能要求。产学合作也是日本职业教育的典型特点，日本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大批高级应用型的人才，对经济恢复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企业为获得技术人才和科研服务，会 积极地与学校合作，而职业院校为了提高就业率，也会较强与企业联系，从而形成了校企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一方面企业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学生毕业后到企业工作，企业也会选派员工到学校参加进修和培训，再回到企业工作，企业人员可以受聘于学校，学校的老师也可以兼任企业的相关职位，对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因此，实行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但是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从整体上看，我国行业独立发展的水平有限，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能力不足，不能像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行会那样具有指定标准、主持考试、颁发证书的权利和能力。职业院校方面也缺乏现代学校制度理念，资源整合能力不够，专业水平和技术技能积累也不足，难以吸引企业积极参与，而且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产业需求。学生的定岗实习和实训内容与企业的用人标准和岗位要求不太相符，学生在企业实习的内容、场地安全、工作时间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综上所述，国家应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为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提供宏观制度保障和政策措施，指定国家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法规，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系统构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国家制度，完善培养高素养技能型人才的基本制度。
作者简介：张莉（1982.11-），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参考文献：
[1]和震，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问题与促进政策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3.1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4-067-03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农业用地日益增加，失地农民也随之增加，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稳定、失地农民增收的重要研究内容。
1997年7月，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纳入国家高新区管理，杨凌示范区成立后，征用土地的力度也相应加大，失地农民数量迅速增加。本次调查选择了杨凌示范区7个村(付家庄村、梁氏窖村、穆家寨村、姚西村、姚东村、徐西湾和张家岗村)210户失地农民，对其就业相关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内容及效果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
一、调查数据和分析
(一)基本状况调查
1. 杨凌示范区基本发展状况。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规划面积22.12平方公里。成立十三年来，按照“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的原则，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5亿元，城市建成后从原来的3.6平方公里扩展到16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从3万人增加到8万人。初步建成了设施较为配套、功能比较齐全，能够较好服务于科研教育和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以“农牧良种、农业生产资料、食品加工、生物制药”为特色的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截至2007年年底，工业总产值完成30亿元，是1997年1.3亿元的23倍；生产总值达到25.8亿元，是1997年3.09亿元的8.3倍，外贸出口从零起步达到1.68亿元，财政收入完成2.8亿元，是1997年1072万元的26倍。区内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支持大学，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首批28所示范性等职业技术学院。杨凌示范区是新兴的农科教、产学研结合的科教城、产业城、生态城。
杨凌示范区成立以来，建设区范围内的15个村(组)，被征用土地12100余亩，涉及农业人口24300人，人均征用土地0.5亩，现人均剩余土地0.39亩，其中有9个村(组)，人均剩余土地0.3亩，有7个自然村已完全失去土地。
土地被征用后，被征地人员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和其他劳务活动，被征地农民在交通、居住、文化及生活条件方面有了较大改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与周边未征地农民生活水平相比也有明显增加，2007年年底，杨凌农民人均收入为4210元，被征地村的农民人均收入5020元，比平均水平高19.24％。随着示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建设用地需求量增加，按照示范区规划，新建区范围内的15个村(组)的土地全部征用，这些村民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失地农民。此外，杨凌作为区域性中心城市目标的确立，城区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一定规模的农用地还需转化为建设用地。随着失业农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土地征用的难度越来越大，2005年全年仅征收土地50亩，2006年全年征收土地400亩，且群众上访、聚众闹事时有发生。征地难是一种表面现象，其问题在于失地农民就业难和基本生活保障难。
2. 被调查农户基本状况。此次调查以户单位，选择杨凌示范区7个村210户失地农民作为被调查对象，接受调查的被调查人中男性占45.24％，女性占54.76％。被调查人的年龄阶段25－40岁者占36.19％，40-60岁者占42.86％。失地后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依次为出租房屋、打工、做小生意、从事农业种植(到其他没征地村种植)及受雇于征地单位等。在被调查者中有68％认为征地后收入有一定增加，生活改善，32％的被调查者认为征地后收入没有变化。
(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状况调查
职业教育是指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职业学校教育，属学历性的职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二是职业培训，是按照职业或劳动岗位对劳动者的要求，以开发和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活动，属非学历性的短期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根据实际情况，将职业培训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1. 对征地后就业安排形式的意愿调查。在被调查的210户失地农民中有66％认为征地主体(包括政府)应该提供直接的就业岗位，有18％的被调查者认为征地主体(包括政府)应该提供就业培训，有5％的被调查认为征地主体应该提供就业指导，有4％的被调查认为征地主体应该提供用工信息。从以上调查看，被调查者普遍认为征地主体应该承担其就业的主要责任。
2. 对职业教育培训的相关内容调查。通过调查，发现杨凌失地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有电脑实用技术培训、裁缝技能培训、烹饪技能培训和蘑菇等菌类的实用培训等相关内容，有80％被调查者认为培训课程难度较大，学习困难，学习效果不理想，不能通过这种职业教育培训获得技能和相关的就业岗位。
3. 对技能培训的收费调查。在调查对就业培训的付费接受方面，有72％的被调查者不愿意自己负担一定费用来接受相应的就业培训，25％的被调查者愿意付费接受职业培训，但是其对职业培训的要求很高，希望解决其就业的主要问题。所以对一般性、普及性的职业培训，失地农民对其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他们更愿意接受提供工作岗位这种直接的就业安排方式。
4. 相关的技能培训效果满意度调查。有35％的被调查者认为培训对其就业有较大帮助，29％的被调查者认为职业培训对其就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帮助有限，36％的被调查认为培训对其就业没有帮助。从以上调查看，就业培训的效果满意度不高，一方面，对于就业培训的内容，失地农民兴趣不大。就业培训与农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不太相符，农民积极性不高，并且不愿意付费接受培训。在调查的7个村中除梁氏窖村的村民表示不知道相关的就业培训，而其他6个村的被调查者都表示知道政府组织过相关的就业培训，但是参加者不多。另一方面，在就业培训后，将培训内容进行运用以及解决其就业上存在一定障碍，如存在资金、场地等困难，所以三分之一以上的被查调查者对就业培训的效果表示不满意。
从失地农业的就业情况的调查来看，被调查的大部分失地农民仍然存在等、靠、要的意识，自主就业的意识淡薄，对相关的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没有积极参与，主观认为就业培训对就业的帮助有限，希望征地主体(包括政府)能够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二、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以上调查，失地农民在职业教育和培训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1. 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忽略了农业的素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效果不佳的一个主要原因有培训的内容与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不相适应，失地农民无法掌握所培训的相关内容，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职业教育和培训很注重实践和操作，无法提供实践和操作的环境是使职业教育和培训满意度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 失地农民自身综合素质欠缺，不能提供有效劳动供给。杨凌示范区的农民长期从事着知识和技术含量不高的种、养殖业和简单的手工劳动，农民的文化素质和非农技能偏低。失去土地后，在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在被调查的杨凌失地农民中，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到49.2％，而无职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占调查总数的85.5％，这部分人如果没有得到系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尽管进人杨凌示范区的各类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但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很难适应企业对劳动技能的需要。
3. 部分失地农民就业意向偏低，缺乏求职信心。失地农民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小富即安、生活方式松散，依赖思想较为严重，失去土地后，对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再就业明显缺乏信心。据调查40岁以下的农民中有40％以上的人有高不成、低不就的思想。女40岁、男50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是小学文化程度，对重新找工作极度缺乏信心，在城市四五十岁人员再就业都存在困难，所以失地农民对重新就业缺乏信心。
4. 失地农民创业意识淡薄。由于杨凌农业示范区处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环境有待提升，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政策支持还不完善，失地农民分散状态，缺乏统一的组织机构为其就业提供协调和组织，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差，自主创业及联合创业的意识不强，也不能形成新的就业机会。
5. 失地农民土地补偿款的使用不当。被征地后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基本在短期内使用，主要用于建房、改善生活条件，用于提高自我发展动力不足，将获得的土地补偿款用于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意愿不足，在土地补偿款使用完后，依然存在就业困难，导致生活保障无来源，若被征地农民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因病致贫，生活困难，则对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三、对策和建议
1. 系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内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满意度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与失地农民需要和能力有一定差距，所以在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上应该系统安排，根据失地农民现有学习基础，与职业技术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制定科学系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内容。对于杨凌示范区来说，可充分利用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优势，专门编制为失地农民职业培训的专业学纲和学习内容，为其就业提供更专业、更对口的指导和帮助。
2. 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责任。地方政府应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中应有一部分专门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培训，以增加其劳动技能及就业机会。建立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开展转移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能力。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水利、科技、建设、社会团体等有关部门和行业现有的培训基地，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落实培训职责和任务，形成工作合力。同时，积极探索创立政府和农民携手合作、利益分享的机制，鼓励投资兴办民办培训机构。定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竞争能力。另外，在规模较大的村庄可以建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点，乡镇、街道的就业服务应及时、准确地提供岗位供求信息，以降低农民外出就业成本，减少失地农民盲目流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多渠道收集企业用工信息，按期举办劳动力就业洽谈会，促使农民有秩序地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
3. 职业教育和培训效果的提升。失地农民职业培训的满意度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如何将职业培训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就业，这就要求失地农民在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后，政府和社会提供各种条件帮助农民利用所学技能提高就业，如政府提供的小额信用贷款，提供相关的企业用工信息，对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政策优惠等，这些措施对提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效果有着重要的作用。建立公平合理的就业制度和培训制度也是再就业保障机制。运用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办法，形成一种积极提高工作技能的潜在压力，促使在岗人员努力劳动，并不断学习新的职业技能。
4. 订单职业教育。为真正实现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提高，可采取依托企业的培训方式，根据企业的具体需要针对失地人员进行专门化训练，政府可给予这些企业补贴部分培训费用，实现失地农民有效工作技能的形成。先由学校根据失地农民的择业意向和企业用工需求提出培训计划，再由企业和学校签订培训用工协议，其培训费用由政府、企业共同负担，失地农民凭政府免费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证明自愿参加各个专业的技能培训，然后到相关企业应聘上岗。采用竞争式的技能培训和测试制度，以各种职业等级证书来标明技能水平，以这种效率型的培训方式，按照不同的技能等级要求去不同的岗位工作，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培训资源的合理利用。
5. 及时转变失地农民的就业观念。端正失地农民的就业心态，摒弃“等”、“靠”、“要”的消极就业思想，使其能够正视现实，勇敢接受挑战，树立自立、自强精神，不断进行自身调整，获取新的知识和就业技能，力争掌握一门或多门谋生之技，提高就业竞争力。
6. 发展第二和第三产业，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条件。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利用征地补偿费作为发展基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行业和服务业，地方政府在工商、税务、信贷等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
7. 支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地方政府应该鼓励被征地农民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就业，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失地农民发挥其农业生产技能，承包经营农业园区，从事种养业，不断发展产业链条，壮大村镇集体经济，使其朝着集约化方向发展。部分失地农民在耕地被征用后，有意自谋职业或发展养殖业，但是存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实现的，杨凌地方政府可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尤其是金融部门应放宽信贷条件，降低贷款门槛，鼓励和扶持失地农民发展生产，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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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事故发生率正逐年降低，实践证明，煤矿事故发生的原因不仅受企业装备水平和管理水平影响，还会取决于煤矿企业整体人员素质水平。因此，提高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强度，提升煤矿企业职业教育水平，能有效的提高我国煤矿生产工作的安全性，降低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成本，巩固好我国煤矿行业的稳定发展。
一、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
（一）上岗培训
上岗培训是煤矿企业每个新员工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其主要目的是榱税镏新员工尽早的适应公司岗位，全面的认识公司岗位职责。新人上岗培训效果能直接影响到后期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
1.新员工的安全意识培训
煤矿工作是一个高危险的工种，有些岗位职工的安全操作能直接关系到整个煤矿挖掘工作的安全管理。因此，为了打好企业安全管理意识，企业应该从新员工的上岗培训开始，将安全法律、法规和案例融入到新员工的岗位培训当中，反反复复的强调和重复安全管理在煤矿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大量违规案例和大量安全事故的宣讲来促使新员工建立深刻的安全生产意识。
2.新员工的操作技能培训
在煤矿工作中，员工的操作水平决定了煤矿的安全生产效果。为了改变新运功文化素质低、安全常识少、自我保护能力低的现状，煤矿企业培训者应该在培训中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案例与分析向适应、情境教学和提问讨论联合一起的教学方式，积极的调动新员工的学习兴趣，提高新员工的操作技能培训水平。
3.新员工的实践能力培训
新员工在上岗之前都不具备实践操作经验，其对煤矿工作岗位的只具备基本的技能掌握和安全认识，井下作业的操作能力较低，井下突发事件处理能力也较低。因此，通过新员工上岗前的实践培训来提高新员工的实践能力和应变能力。
（二）在职培训
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煤矿企业安全资格证复训、外出脱产培训、特种岗位职业培训和复训、安全生产管理培训以及企业岗位技能加强培训、通风安全管理培训等。
二、对提高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水平的建议
（一）注重培训效果，树立知识就是财富的培训理念
目前我国职业培训主要以考试成绩的方式来衡量培训效果。因此，很多培训师会过于注重培训成绩分数而忽略员工的整体培训效果考核。有的时候，培训知识分数成绩并不就代表了该培训的效果好，还应该要加强对职供的实践操作能力的培训考核强度，促使员工通过培训学习将纸上操作理论转化为现实操作能力。各煤矿企业培训管理者还应该在培训当中向员工灌输知识就是财富的学习理念，激励员工在公司规定的培训课程中学习外，还要通过自学等方式额外拓宽自己的知识路径，提高自身的知识积累，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作为用人单位的煤矿企业也应该从薪酬福利规定上激励员工自身进行不断的学习，对学习成绩突出、工作贡献较大的员工给予奖励，让员工认识到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二）改革考核方式
目前我国煤矿企业的培训师是既当生产者又当验收者，大部分的培训师在培训工作结束后，为了突显自己培训效果的优异性，会采取比较容易的考核方式，或者是出一些比较容易的常识问题，给考生回答和考试。这样，参与培训的考生就能轻易的拿到高分成绩，认为自己的培训效果非常好。但实际上培训的效果并不能满足煤矿企业的生产需求。也收不到良好的培训效果。因此，革新目前的培训考核方式，让企业单位的管理者作为考核验收者围绕培训师的培训大纲和主要内容来拟取培训考试题目和采取实践操作的考核方式。如此才能体现出培训的真实效果，保证培训师的培训工作效益。
（三）明确职业培训要求，推行有偿培训
目前许多培训管理师和受训员工认为培训是花企业的钱，所以培训效果如何不关自己的事。所以，施教方和受训方对培训工作不重视，对培训课程也只是走走流程而已。因此，企业应该采取有偿培训的方式，收取员工一定的培训费用，以培训效果作为培训师的薪酬依据，从经济学上提高培训双方的重视程度。另外，针对企业培训师的培训效益的提高，可以从培训大纲、内容、培训课题、备课工作方面对培训师的培训工作进行综合考核，明确企业对职业教育培训的要求，如果不能满足该项要求，则直接对培训管理师采取一定的经济处罚措施，以此来鼓励培训师的教学水平提高。
三、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也具有局限性，对职工的安全意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仍需要提高。为了提高我国煤矿企业职业教育培训水平，笔者建议煤矿企业培训师英应该树立知识就是财富的培训理念，不断改革职业培训的考核方式，积极推行有偿培训的管理方式，注重企业培训效果。通过培训使煤矿职工树立良好的安全生产观念、培训学习理念，弥补我国煤矿队伍知识水平低的缺陷，夯实煤矿安全生产生命保障线。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