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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3）08029102
1引言
在当今社会中，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如何做好科技金融的结合现今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科技金融概念的辨析
科技金融这一概念最早的雏形形成于卡萝塔·佩蕾丝的《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其中描述了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结合的基本范式。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每次爆发式的经济发展都伴随着金融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高度结合，对利润天生的敏锐促使金融资本一次次将技术创新成功地财富化，因此每次技术创新的繁荣都伴生着金融创新的出现[1]。
国内对于“科技金融”的论述，往往是将其看做科技与金融结合的产物，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系列工具、制度、服务等的系统体系[2]，同时也是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亟待发展的今天，对科技金融的研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科技金融”的研究不应该总是被看做科技的外生变量，也不应该是金融的外生变量。科技金融不仅仅是科技和金融的简单结合，甚至不仅仅是一种创新，更应该是属于技术经济的范畴，其本身是一个科技创新资本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无差异的资本经过科技创新这一异化配置手段，获得高于传统金融附加值的投资回报过程[3]。
3科技金融的运作模式
3.1全产业运作模式
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本作为当前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两个因素，其结合程度和结合方式直接影响着两种资源的配置效果。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并没有产生预想中的良好效应，使我们对这两类资源的结合产生了怀疑。本文认为，究其原因，在于配置机理的模糊导致了配置方式的不合理，故而产生了1+1<2的怀疑和失望。
从全产业链价值体系的角度出发，科技金融需要一个完整体系和框架去被培育和发展。在培育一个市场的时候，需要回避的是市场失灵，科技金融正是如此。具体地说，我们现在需要的科技金融，不是一种片段性的创新，而是整个体系的创新。如创业投资、科技担保、科技保险、信用融资、科技债券等，基本都是各自孤立地发展起来的。虽然这对于国内科技金融创新时间的发展起了莫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却也和科技金融整体发展缓慢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长此以往，这种既缺乏理论上的建构，也缺乏链条上的衔接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导致片断性创新的过度投资，同时也伴随着产业链上其他环节不发育的情况出现，从而导致了科技金融全产业链的投资失败。以信用融资为例，信用市场的快速发展，促生了更多信用评估机构，但是由于信用产品应用市场的不完善，又使得信用服务相对过度，必然会产生市场的不均衡和资源的浪费，从而产生逆向竞争，信用产品被搁置，服务质量下降，信用市场萎缩，往往使得信用融资这一片断性创新方式夭折，导致整个信用服务产业链的投资失败。这便是典型的产业发育断裂。
3.2政府对市场培育
从培育的角度讲，科技金融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行为，同时应该具有强烈的政策性[4]，也就是说，科技金融应该同时具备金融属性和财政属性。因为对一种战略性市场的培育，科技金融市场失灵的环节更应该是政策性最应该关注的环节。比如，在科技创新的整个过程中，由于科技创新越前端风险越大，因而其科技创新的融资问题更需要政府提供大力的支持；科技创新活动进入稳定和成熟期后，往往有与之匹配的金融市场，因而科技金融对其的支持会越来越少。从这个角度讲，科技金融工作更需要的是体制上的创新，而不仅仅是金融工具的创新。科技金融体制的建立是科技金融体系最上层的创新，是最需要政府关注也最能体现创新性的环节。
4结语
针对科技金融整体发展缓慢的现状，我们不能仅仅只将科技生于金融之外，期待科技能得到金融的帮助和支持。因为这样的思路和模式不够系统，违背了科技与金融的内在关系。应该认清金融资本作为一种市场资源的逐利性，培养一个让金融资本有利可逐的投资渠道是现阶段科技金融最应该创新的环节。科技金融
的实质是科技资源借助金融资源实现风险的分散和价值发现，金融资源通过科技创新产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取得高额的回报。只有是这样一个存在相互反馈的体系，才能保证科技金融作为一个整体而形成动态的平衡，实现两大资源的互利互动，体系发展。
参考文献：
[1]卡萝塔·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与大多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海曼・明斯基认为金融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本质固有的)，而并非是由于“外部”对其体系的冲击而产生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经过一个长周期，金融压力往往就会出现。这些压力也许会通过中央银行的成功干预被暂时“缓解”，通过成功实施货币政策也会防止流动性危机的蔓延。然而，有时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1929―1933年，传统的货币政策也可能无效。在不断出现的危机以及应对危机的措施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压力，从长期来看在某一点上也许就不容易得到遏制。结果就会发生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那样的事件。
明斯基认为，遏制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依赖于经济中投机性投资的程度和所占的相对比重。他提出，就根本上不同的现金流对债务的关系而言，金融制度有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他称为“对冲融资”(hedge finan―cing)(无论如何不能与对冲基金[hedgefund]相混淆)。对冲融资是投资项目的简单的传统融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同投资相关的负债最终用来自投资的未来现金流清偿。第二种他称为“投机性融资”(specula―tive financing)。在这种方式中，债务的利息可以从现金流中得到支付，但本金清偿不了。支付的短缺最终导致需要发行新的债务，以对旧本金进行再融资。第三种金融类型被称为“庞氏融资” (ponzi financing)，名字取自20世纪20年代初著名的投资人Ponzi，他实际上是将金字塔计划销售给不知情的投资者。根据明斯基的看法，庞氏金融的特点是没有意图通过现金流偿付本金或者利息。在庞氏金融中，意图是通过举借新债或者出售资产来进行支付。
明斯基指出，投机性投资制度和庞氏投资制度都不能从投资内部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支付全部的本金和利息。因此，它们采取其他的方案以从根本上绕过这些支付。投机性投资和庞氏投资同样也代表了较长时期内未清偿债务的累积。因此，与传统的对冲融资相比，它们的趋势不仅会产生相对较低的现金流，而且还产生相对较多的累积债务。当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时，对于投机一庞氏制度和融资单位来说，总的收入负债比率将进一步恶化。这两种投资因其本质而从投资中产生极少的内部现金流，唯一的办法是强制清算、强行平仓。
明斯基认为，如果对冲融资主导了经济，那么金融危机就不会存在，或者相对比较温和，没那么频繁，并能很好地由中央银行的政策控制住。“相比之下，投机金融和庞氏金融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就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偏差放大系统。”
明斯基反复指出金融结构和金融关系随时间而改变。他认为，经过长时间的良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倾向于从一个由对冲融资单位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结构，转向投机金融和庞氏金融权重越来越大的结构。在资产价格膨胀的条件下，趋势是投机性金融转变成庞氏金融的形式。并且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庞氏金融的机构倾向于丧失净值和蒸发，“因此，现金流不足的机构将被迫设法通过出售头寸来维持头寸。这可能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
因此，明斯基的观点是，资本主义金融系统有如下内在的长期趋势：投机性投资和超级投机性(庞氏)投资会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由此会导致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并最终产生资产价格收缩和萧条。
如果任其发展，金融结构和关系走向投机性投资的趋势将最终占据上风，从而造成更频繁和严重的资产价格繁荣一萧条周期。明斯基认为，内部的制约因素也许可以阻挡这种趋势，因此投机活动激增造成资产价格爆炸的情形可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在投机性一庞氏金融占有重大份额、从而出现现金流的不足和债务对现金流的高比率情形的环境和经济中，上述遏制因素有可能被打破，“以致累积的相互作用的债务通货紧缩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明斯基认为，金融结构将会从“强健的”演变成“脆弱的”。
因此，在控制和遏制金融系统中发生流动性危机和偿付能力危机的趋势这个方面，明斯基赋予政策和制度因素以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约束和政策干预有效时，“内生性过程停止，并且重新启动反映约束和干预的初始条件”。但是，若是制度和政策没有及时更新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结构和关系，那么曾经在一时一地有效的制度，也许在以后的时间和地点无效。言外之意，明斯基似乎认为像联邦储备、储蓄保险之类的制度也许一时会成功和够用，但是随着金融结构和关系的改变，制度和结构也必须要改变，以保证政策能有效防止系统内部发生的朝向金融不稳定性的固有演变。
当然，当明斯基写作的时候，他不可能预见到曾经用来遏制内在趋势的制度和结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解除管制”，并被有效废除了。如果他亲眼目睹了当前金融解除管制的彻底程度，他将毫不迟疑地断定这将会导致一个权重更大的投机一庞氏活动并会显著增加金融的“脆弱性”。在涉及制约系统内朝向资产价格繁荣和萧条、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时，制度和政策是很重要的。然而长期以来，随着金融结构的演变，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实际做法不是不断发展和加强制度和政策，而是废除这些政策，或削弱这些制度。
当制度和政策约束强大时，金融周期和危机就会只以“不完全的或萎缩的形式”发生，而且制度和政策“可能可以遏制和抵消造成金融恐慌和大萧条的力量”。但是，一旦那些限制政策被取消或削弱，就可能发生相反的情形，朝向金融恐慌和大萧条周期的趋势就会增强。
以上论述当然没有穷尽明斯基金融不稳定性假说的全部内容。尽管如此，有关这一点的关键意见还是适当的。
首先，我们认为明斯基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金融结构和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趋向投机性。而且他也没有充分说明不断增长的金融脆弱性和追求利润率的动力之间的关系，尽管他明确宣布金融趋于脆弱性是“追求利润活动的预期结果”。
为什么投资会朝着一个更加“脆弱的”结构发展?答案肯定在于投机性投资的巨大的短期利润率。本文的第一部分试着开始对此进行解释。明斯基在现金流的产生和负债率的意义上论述利润率，但也仅此而已。而且，对于投机性一庞氏投资来说，由于事实上几乎没有现金流，因此认为巨大的利润率是支撑转向投机性投资的主要诱因，似乎是个悖论。但是，如果投机性一庞氏投资在现金流的意义上不如对冲性投资有利可图，那么我们就需要对如此强烈的朝向投机性投资形式的趋势作出解释。也就是说，推动转向更多的投机性投资的主要诱因和驱动力是什么?如果是利润，是怎么驱动的?如果不是利润，那又是什么?
如果假定投资者转向更加投机的形式同利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同其他东西相关，那么这种假定不仅是反直觉的，而且是荒谬
的。投机性投资之所以具有较大的利润率，其原因应当至少部分在此：同发生在实体的实物资产上的投资通常具有较高的商品成本和销售成本相比，投机性投资几乎不存在商品成本和销售核算结构成本，这是它具有较大利润率的一个主要因素。除此之外，投机性投资的“电子性”和全球性意味着它比实物资产的对冲投资能够更迅捷地获得更有潜力的市场。
以解除管制的形式来消除障碍，为投机性投资又提供了一个巨大动力。有人怀疑，其他刺激投机性投资的因素可以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各种税收和贸易政策中找到，这些政策为进行投机性投资提供了显著的直接诱因。最后，技术和其他生产力因素也应当属于支持更大的投机性投资趋势的各种因素。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没有数字技术、计算能力、软技术(金融建模方案)和互联网，很难设想各种形式的衍生品的传播。
其次，既然制度和政策在阻止和允许金融向脆弱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性，那么应该对于那些制度和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有可能有效防止正在发生的深度的、不稳定的金融危机?当然，明斯基没能回答这个具体问题，因为他写作和生活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因此，他关于金融危机和周期的制度和政策的分析看起来有必要进一步深化。
再次，在明斯基的分析中，对冲融资形式和更具投机一庞氏形式的融资之间，或者说实物资产领域的投资和金融资产领域的投资之间，几乎没有显示出相互关联性。在明斯基那里，两者明显是相互排斥的。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三种投资市场之间的利润率必然以重要的方式相互依存，即使没有其他原因，也必须在既定时间点争夺相同的可以得到的信贷。
最后，明斯基的分析强烈暗示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并不必然重叠，金融周期比实际的经济周期可能要长，但两个有时会在某种程度上趋同，并在更大程度上趋同，这会造成两者比未趋同时更严重的危机。然而，明斯基没有循此路线对周期趋同和重叠的可能性作任何细节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不论用数学形式还是用图表形式从理论上对金融周期和实体周期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抛开前面对明斯基的观点所作的极为温和的批评不说，明斯基的分析对深入理解金融结构、关系和周期的性质和演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关于这种周期和相关的危机是体系内生的、固有的观点，对金融结构和关系的不断演变的重视，对朝向投机形式的内部趋势的确认，对投机性形式和资产负债通缩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以及有关长时段内阻止或允许发生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政策和制度的相对有效性、无效性的论点，都是明斯基著作中值得进一步加以考虑的方面。
第三部分：运用
范畴分析金融危机
在各种的范畴和概念中，最为根本的是“生产力”概念。这一概念(以及事实)跨越时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也是所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概念。“生产力”概念也位于马克思高一级的、派生的概念的中心，这些概念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的有机构成(以下称OCK)、利润率的趋势(以下称TRP)――所有这些都是马克思解释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根本。
在经济学中，对于资本有机构成的观念很重要的是关于技术的普遍观念，技术被看作决定资本有机构成的生产力。正是技术及其相关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就是以这一比率为基础的。当然，下面将谈到，生产力概念――特别是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分析金融资本时也起到重要作用。
为人熟知的资本有机构成公式为C／(C+V)。当加进有关剩余价值S的想法时，该公式就成为表达利润率P的基本公式，用整合后的公式表示就是P=S／(C+V)。后一个公式可简明地写作P=S'(1－Q)，其中Q表示资本有机构成，也就是C／(C+V)。
现在我们把这些著名的范畴和简单的公式记在心上，就可以暂时转移到以当机形式出现的金融资本上。我们以后将回到经典的范畴上，解释这两种事物――经典范畴(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趋势)和表达金融资本形式的新概念――如何能够被整合进一套能够对21世纪的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解释的新的概念和公式里。
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到货币商品形式
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阐述的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反映的是实体资产形式或者说资本的实物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关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是资本的商品货币形式(CMF)。它们是实物资本形式；就是说，是实体资产和产品。在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曾反复提到资本的商品货币形式。人们认为这种形式现在在21世纪，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关系、周期和危机中，起到中心作用。在明斯基那里，CMF可能被看作存在于对冲投资、投机性投资和庞氏投资中的商品货币的形式。然而，CMF并没有在上述基本的表示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它们决定实体部门的周期和危机)的范畴和公式中充分表现出来，尽管CMF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周期和危机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日益重要的作用。
各种金融工具，诸如衍生品、担保债务证券、信用债务掉期和其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明”的数量庞大的金融证券作为资本主义最近的金融和证券化革命的一部分，表现了CMF即商品货币形式。(这些形式也包括同这些工具相联系的新的金融机构，如结构投资工具、对冲基金等等。)这些形式表现了作为商品的货币的演进的高级阶段，它们已经大大超越以金的形式出现的简单货币、纸币等等。
简单货币的历史作用是使得资本能够从实物资产转化为货币，然后再转化为另一种包含有更大价值的实物资产。用的公式表示就是C―M―C，或者其反思的形式M―C―M’。有关简单货币的思想为马克思和很多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共有。货币职能最早是作为交易手段和交换中介。简单货币形式并非直接生产利润的商品。简单货币促进资本流通，但是在既定的时间点上并不给经济中的利润总量增加直接利润或交换价值。简单货币也不影响金融资本的总体构成。与此相反，CMF代表能够直接影响利润总量的产生和金融资本的数量，从而最终影响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总体利润和利润率的货币。
如果在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再只作为促进一般资本流通的简单交易手段起作用，而是日益成为能够影响总体利润和利润率的复杂形式的货币资本，那么它就应当在基本的范畴中具有同它影响经济的周期和危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相
当的表达形式。
金融资本形式，CMF，并不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中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代表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意义上代表价值(或剩余价值)。但是CMF最终建立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予以考虑的实体资产之上。CMF中有可能存在实在价值。但是反映利润的市场交换价值可以在CMF中的实在资产的“价值”之外存在。例如，次级抵押可以包含以实物资产住宅为基础的实在价值成分。但是担保债务证券、CDO衍生品(其中可以在其总发售中包括次级抵押)，也提供一种附加的投机性“加价”。CDO在市场上以高于它们当中可能包含的实体资产的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出售。在学说中，赚取利润的能力同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一定同一；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就多次清楚地说明，利润是同价值和剩余价值极不相同的范畴。
因此，投机性的货币的商品形式(corn―modity forms of money)即使不创造附加的“价值”，也可以创造利润。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通过将投资从实体资产(从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资本有机构成)转移到投机性投资，实际上可以减少实体资产部门的投资水平。这种转移反过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不仅会影响资本有机构成，而且会影响利润率的趋势。如果从历史的角度表达这种思想，那么过去10年当中美国发生的转向投机性形式的投资的做法，可能要为实体资产领域投资的相对降低以及与实体资产投资相联系的利润率的相对降低负责。实际上，在2000年以来投机性投资、庞氏投资加速增长和美国实体资产投资率低迷之间，存在相互关联。而且，正如作为新的CMF形式层出不穷的结果而发生的向投机性投资的转移可能导致实体的、非投机资产部门的投资减少(从而影响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一样，实体资产部门投资的相对减少也可能反过来刺激出现更大的投机性投资。这些假设只有通过经验分析才能检验。
比较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有机构成
这里的论点是，明斯基评估投机性投资的分析方法提供了考察投机性投资转移对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所产生的影响的起点。但是为了这么做，首先可能是应当给金融资本建构一个同资本有机构成等价的东西――金融的资本有机构成，OCF，也就是“金融资本的有机构成”。
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范畴同实体资产相联系，因而等价的金融资本有机构成就可以考虑用来解释来自金融资本的不同商品货币形式的利润。资本有机构成同金融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利润率下降所产生的各自的和联合的影响，尚需进一步在概念上加以探讨。实体资本(不变的和可变的实体资产)对金融资本(投机性的金融资产形式)的相对构成应当予以考虑――可能要创造一个“相对利润率”(relative rate of profit)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仅针对有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构成的变化，而且针对投机性资产投资对实在资产投资的构成的变化。
沿着这一方面作一些原初性的探索大致如下：
如果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OCK的概念表示为：
C／(C+V)，以下定义为=Q，
在给上述OCK引入剩余价值s的概念后，我们得到：
P=S／(C+V)，其中P等于利润率。
然后把这两个等式简化为：
P=S’(1一Q)，其中S’=S／V，即利润率。
这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趋势的标准公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特别是技术的改进，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构成提高，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压力。
从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到，在金融资本那里显然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技术的改变――即生产力――正在创造新的CMF形式。没有诸如数字化、计算机化、软件、定量模型和全球互联网，金融部门发生的证券化革命、衍生品等等将不可能出现――或者至少不会以它们今天的规模出现。技术作为生产力不仅使得转向更多形式的投机性投资(在明斯基的含义上)成为可能，而且刺激了这种转向，同时提高了投机性投资对非投机性投资的比重。随着投机形式的金融资本的利润率的升高，非投机形式的实体资产投资(例如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利润率落在后面。于是某种“构成”变动就可能在金融资本部门和实体资产投资部门发生，这种情况又会使金融资本和实在的实物资本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
若运用明斯基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投机性资产投资确定为明斯基的“投机性”投资和“庞氏”投资，或者称作“F”；而将非投机性投资确定为明斯基的“对冲”投资，写作“1－F”。
那么，“金融资本有机构成”，或者说OCF，就变成：
F／[F+(1－F)]，我们称之为M，也就是=OCF。
如果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OCK或者说Q，同上述OCF或者说M的概念整合起来，那么就得到一个可能的表达：
M／(M+Q)
在Q和M的两个场合，假定由于不变资本对于可变资本的增加和投机性投资对于其他金融投资的增加，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利润均有下降趋势。在后一个场合，另一个主要的假定，就是用明斯基的术语将金融资本利润界定为例如现金流率或者说现金流对债务水平的比率。
这些就是关于这一点的主要假设。尚需要在概念上和数量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考察OCF中的构成关系是否同OCK中的相似，并且是否同样有效。
通向相对利润率理论
指出如下内容更加重要：上文的表达M／(M+Q)只表示两种“有机构成”概念的整合，即OCK和OCF的整合。这一表达并不反映投机性资产投资同包括整个金融资本在内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之间的关系。这一表达对投机性投资的趋势同金融资本、实体资本的联合利润率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也没有提供任何说明。这是更加令人感兴趣的比例关系。然而从直觉来看，鉴于今日金融领域的各种衍生品和证券化革命，看来投机性投资的变动和趋势将以某种重要的方式对实体资产投资以及实体资产(可能也对合在一起的实体一金融资产)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产生影响。
企业的金融资本主要以有价证券为表现方式，如股票、债券等，也可以是指企业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合约，如期货合约等。它是与企业资本相对应的资本形态。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就是指企业以金融资本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资本经营活动。它一般不涉及企业的厂房、原材料、设备等具体实物运作。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经营活动时，自身并没有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而只是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或者期货合约等来进行资本的运作。所以，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活动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有价证券的价格波动以及其本身的固定报酬所形成的收获。企业金融资本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资本的买卖活动为手段和途径，通过一定的运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升值，从而达到资本增值。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与实业资本运营相比较具有如下特征：
1.经营所需的资本额较少
实业资本运营，尤其是项目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活动，往往都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而对于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只需企业购买一定数量的有价证券或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即可从事金融资本的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量相对实业资本来说较少，大多数企业都能够承受。所以，金融资本经营是一种适合于大多数企业进行的资本运作方式。
2.资本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
金融资本投资经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企业所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上，而这些证券又都是可以随时变现、随时充当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业的金融资本在经营活动中，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较强，也就使企业在从事金融资本运作时有了较大的选择余地和决策空间。换言之，一旦企业察觉到形势有变或者有了新的经营意图，它可以较方便地将资产变现或者转移出来，以及时满足企业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响巨大
社会心理因素对各种资本经营方式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造成经营行为和经营效果的偏差，而这些影响一般都具有间歇性和偶性发的特点。但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心理因素却是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当证券投资者预感到一种证券价格将要发生变动时，他就会依据自己的心理判断抢先做出行动。当这种意识为多数人所共有时，则会形成集体的“抢先”意识。这种共有的意识构成了证券市场每时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会由此引发价格的剧烈波动，而这种现象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心理动荡。
4.经营收益的不稳定性
金融资本经营是一项既涉及企业自身条件，又受外部宏观环境因素干扰的活动。企业的自身条件有：企业的资金实力、决策人员的能力、企业所具有的金融资本经营的经验和技巧等；而企业外部宏观环境因素诸多，如国家的经济形势，政府所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等。这样就使企业金融资本的经营容易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造成其收益的不稳定性。另外，金融资本经营的收益主要是通过有价证券价格的变动来获取的，由于证券交易市场上价格的频繁变化，企业收益发生波动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资本经营的技术操作原则
1.经营目标明确，制定投资计划
要使企业的金融资本经营取得成效，应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在确定目标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投资计划，以避免投资经营的盲目性，保证预期投资效果的实现。企业在拟定投资经营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1）资金的来源与稳定性。（2）投资收益的获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资经营为主，还是以债券投资经营为主。（3）处理好可获得的信息，把握机会。
2.组合投资经营，分散投资风险
在金融资本经营过程中，收益和风险是紧密相连的。在风险已定的情况下，应尽可能使投资报酬最高，或在报酬已定的情况下，尽可能使风险最小，这是金融资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进程中，要实行组合投资经营，即将各种不同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合理搭配起来，以分散企业的投资经营风险。一般是将企业的金融资本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的债券或优先股；一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具有成长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应作为准备金，以待更好的投资机会或用来弥补意外损失。
3.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原则
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靠人来进行的，人的潜能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资本要素。金融资本运作是一项需要高度智慧性劳动的复杂工作。因而，投资决策者必须具有扎实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一定的经营能力，能够把握住金融资本经营的有利时机，做出成熟的决策。
4.机会成本最小原则
在金融资本经营交易市场上，资本的经营方向是可变的。资本要不断地从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门退出，进入盈利性较高的领域，以使金融资本运营的机会成本最小。要做到这一点，投资者应该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对各种类型的经营方式做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的动作对象和方式。
三、如何选择金融资本经营对象
企业金融资本经营最常见的方式有三种，即股票交易、债券交易、期货和期权交易。金融资本经营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指企业选择何种金融资本经营方式的过程，一般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风险因素
在金融资本经营市场上，不同的投资者由于其财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这就要求企业在金融资本经营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选择风险适度的投资经营对象。风险与收益一般成正比例关系，即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但也不排除会有低风险高收益和高风险低收益的情况。企业在选择投资经营对象时，应注意各种不同经营对象的风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保证在一定的风险水平下有相应的收益相匹配。超级秘书网
2.变现因素
由于证券构成企业金融资本的主体，所以金融资本的流动性主要表现在证券的变现能力上。在没有二级市场的情况下，证券的流动性取决于证券的偿还期限，期限越短，流动性越强；如果存在二级市场，证券的流动性则主要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某种证券的热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数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但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价格、手续费、现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则下，选择出以较低成本获得较高收益的投资对象。
二、经济金融化发展趋势
（一）非金融企业经济金融化过程
非金融企业的经济金融化过程主要反映在对企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一方面，是非金融企业的资本不断增多，且发展趋势明显超出了产业资本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非金融企业所需发展资金不再单纯的通过产业化发展来取得，而是能够通过金融资产来满足其发展；另一方面，是非金融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收益都是由金融资本扩张所得，而产业资本的经济收益则明显减少。非金融企业合理优化金融资本分配，通过利用红利、股息等金融方式来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进而是使得非金融金融经济收益也随之增加。
（二）金融企业经营发展快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的形成和发展，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并提供了相应的方便条件。我国对外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全面实施，也同样使得我国经济快速与国际化形势相接轨。2012年，我国国债发行达到14442.38亿元，股票市值达到181658亿元，保险公司保证费达到15487亿元，同时黄金和外汇也分别达到3389万盎司和33115.89亿美元。在此种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金融企业逐渐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并壮大，其发展速度、规模等都超过了非金融企业，其经济地位也在国家发展中越显重要，经济金融化发展形势逐渐明晰。
（三）金融业利润比重上升
我国当前经济整体利润中，金融业利润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且逐渐超出了非金融企业利润比重，呈现出猛烈的上升趋势。近几年来，由于我国非金融企业盲目拓大经营和大量生产产品的现象存在极其严重，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局限化，大量产品产能过剩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使得较多的非金融企业经营陷入困局，资金需用和运作出现了困难。2014年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为7.38%，比上年同期增长10.2%，而房地产业占GD比重6%，比上年同期增长2.3%。与此同时，金融业利用其经营优势，使得其利润比重快速上升，并逐渐成为促进当前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重心逐渐向金融服务行业转变
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较多企业的关注，也使得企业通过购买金融产品或证券等多种方式，来将资金投入到了金融行业中来。资产价格的提升使得金融产品能够更好的实现经济收益最大化，经济发展重心也逐渐向金融服务行业转变。我国资产价格方面的明显上升主要表现在房地产行业经营发展方面。与此同时，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越来越多的进入金融行业中，而为了实现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其用于大量购入金融产品来作为一种实现保值、增值的方式。这些来自不同出资方的资本投入，推动了金融交易的增多和经济金融化全面发展，但同时也使得资本分配出现偏差。
（二）虚拟资本增多促使货币金融化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我国虚拟资本快速增多。经济金融化使得大量的纸质所有权在市场体制经济中流通，且经当前股票市场运作，大量纸质所有权以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资本进入到了市场经济中，然而，这些虚拟的纸质所有权资本却并不一定可能转变为实际的生产资本，因此，虚拟资本的增多促使我国经济金融化不断发展，也使得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逐渐增多，货币和银行资本所占比重快速减少。比如，房地产行业金融化逐渐明显，甚至其逐渐发展成为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现象，使得其行业泡沫化越来越严重，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社会债务增加且社会分配存在不公
经济金融化使得我国社会债务大量增加，一方面其表现在居民的住房贷款；而另一方面其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现象。随着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其对土地价值的控制欲则越来越强烈，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融资方式来抬高土地价值的时候，其也在加大自身的经济债务。与此同时，由于土地价值的快速上涨，居民住房环境和投资功能被大大弱化，居民对住房的金融化需求和对住房的需求两者逐渐融合在一起，使其成为居民债务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金融化持续发展，企业生产逐渐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而这种情况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明显降低，进而使得社会分配存在不公平性。
四、应对经济金融化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措施
（一）合理分配经济金融实体与金融资本
实现金融资本发展，就应当充分的、全面的意识到金融资本的显著特征。金融资本能够和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其必须以实体资本为核心，难以创造和产生剩余价值。如果金融资本得到全面发展，且免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局限，且则较为容易发生金融资本膨胀现象，进而逐渐转变成泡沫经济。这样不但不能为国家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损害实体经济利益。所以，应当切实的意识到金融资本的明显区别，合理分配实体和金融资本以实体资本为根本充分发挥出金融资本的真实价值，同时还要根据经济实际情况，对金融资本发展进行合理化限制，使得金融资本能够切合实际的为实体资本提供服务。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适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加快实体经济发展，取消或降低一切不合理费用征收，让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实体经济良性发展。
（二）建立健全金融体系且加强金融监管
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金融体系，通过合理化规范市场监督与管理，增强市场经济活力，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现代化经济金融体系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各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实现强化管理，加强对短期交易的控制，积极鼓励开展长期投资，并利用征收资本所得税的方式来限制投机行为的发生。同时，各地方政府部门还要加信用贷款管理，防止信用膨胀过度，造成货币价值快速上升，利用信用贷款供应方式的有效控制，来提升资本成本价值，进而规范资本效应扩张趋势。
（三）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开放
2006年世界初级产品市场可以称得上是波澜壮阔的一年，期货市场上原油价格最高达到78.71美元/桶(纽约商品交易所)，虽然下半年有所回落，全年涨幅仍达19.58%。铜价最高达到866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全年涨幅达87.56%。对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国外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对能源资源的强烈需求，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市场各要素和变化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因素”仅仅是国外期货投机资金做多初级产品的借口，或称“概念炒作”，而“概念”背后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大规模投机运作。
一、世界金融资本运作规模空前增大
由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普遍宽松，造成了全球范围内货币流动性的大量增加，由此导致金融资本及其运作规模迅速增长。以人们特别关注的对冲基金为例，据《对冲基金情报》2006年公布的调查显示，全球对冲基金超过8000只，总资产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而1994年全球仅约有4000只对冲基金，总资产不过1900亿美元。在最近的2001年到2006年的5年多的时间里，对冲基金的资产从5640亿美元增长到1.5万亿美元。此外，其他各种金融资本，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各种政府基金的规模也在快速增长。
金融资本规模的快速增长和逐利本性，使得其在各种市场的运作规模空前加大，特别是大量流入商品期货等市场。据美国期货业协会统计，2006年前10个月全球在交易所交易的商品类衍生品共成交8.53亿手，同比增长33.8%。其中农产品、能源产品和金属类产品分别成交3.49亿手、3.22亿手和1.82亿手，同比分别增长26.9%、37.5%和41.7%。金融资本运作规模的增长速度可见一斑。
二、金融资本的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期货市场具有发现价格、转移风险和提高市场流动性三大功能。自期货市场诞生后，相应的商品市场便成为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石油、铜等矿产品期货也就有了金融产品的属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资本规模的快速扩大，当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造成供需平衡比较紧张的时候，货币市场上的投资者将一部分转移到了商品期货市场上来。
一向活跃于股票、债券和汇率市场上的金融资本看好初级产品市场。原因是由于美国长期的贸易赤字和巨额外债，使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商品期货与证券和债券具有负相关性，与通货膨胀又呈正相关性，使大量以美元存在的基金为了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的汇率波动，纷纷试图以买进商品期货来规避风险。由于股票、债券市场的不景气和商品市场的赚钱效应的影响，促使金融与贸易紧密结合，金融资本大量投资于商品期货成为金融资本运作的新特点。
从市场参与者的结构来看，在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会员的构成中，涵盖了世界主要的银行、投资公司和石油公司，如美洲银行、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摩根士丹利、兰德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雪佛龙、埃克森美孚等等。目前几乎所有对冲基金、养老基金、政府机构性基金都进入了商品期货市场。
三、金融资本在初级产品市场的运作给我国经济构成威胁
金融资本的加入，使商品期货市场产生过度投机。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剧烈波动，对于我国利用国外资源造成困难，使国内重要短缺资源潜伏供应中断风险。
1、金融资本影响商品期货价格，期货价格主导消费价格。2006年8月开始，随着国际油价的大幅下滑，我国进口原油也急剧增加，8月份原油进口曾同比大增34.8%，至1182万桶，这个势头在9月得以延续， 9月份进口原油同比大增24%，至1346万吨，创下单月进口最高纪录。尽管我国石油进口大增，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仍在持续下挫，可见金融资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石油价格大幅度波动的关键因素在于金融资本期货投机的影响。同样原因，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都由金融资本主导甚至直接决定。
现货消费价格由期货价格主导。初级产品市场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形成联动机制，如石油定价机制就是市场供需双方在签订供货合同时，通常只是确定某种计价公式，计价公式中的基准价格一般与石油期货市场上的石油价格直接相连，即国际油价的定价方式是间接的，期货价格通过计价公式直接影响现货价格。
金融资本将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期货到现货的定价机制，进而放大非市场因素，并造成世界各地、各种市场的连锁反应，由此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方向。
2、金融寡头和垄断供应商推高商品价格，我国只能被动接受国外不合理定价。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而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不多，金融市场规模还较小，金融资本实力较弱，金融服务业不发达，在金融资本操纵商品价格的世界商品市场上，我们没有定价权甚或相当的影响力和谈判筹码。仍以石油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价格与进口数量同步涨落。这就出现了一个不理性的现象：在价格高涨时进口多，在价格低迷时进口少。有人说我国企业不具有对国际市场价格进行预期的能力，其实不然，而是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价格而不能影响价格的结果。铁矿石涨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2003年我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而在2005年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国钢铁业被迫接受了日本最大钢铁商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达成的协议涨价幅度，铁矿石价格上涨71.5%，随后的 2006年、2007年又分别上涨19%和9.5%，3年累计涨幅达128%。再如2005年10月到2006年6月的电解铜涨价，虽然我国连续在国内市场抛售库存物资，无奈不敌金融资本的大肆挤兑，铜价节节攀高。有研究表明，上海金属交易所的价格对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影响非常小，而反之则影响极大。
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快速增长，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价格波动给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商品市场的波动，一方面，由于我国消费增长的刚性，不得不按照高涨的价格支付不断扩大的进口商品的费用，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抬高了我国工业生产的成本，使得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厂价格上升，削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且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据测算，2006年原油价格上涨影响我国多支出117亿美元。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使得钢铁行业增加成本397亿元，相当于钢铁行业2004年利润总额的46％。铁矿石价格的连续上涨对主要钢材消费产业，如建筑、机械、轻工、汽车、集装箱、造船、铁道、石化等产生严重影响并波及到宏观经济运行。
四、通过建立和加强储备分散金融资本运作带来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金融资本对商品期货市场的操纵行为与市场垄断行为实质是相同的。垄断行为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操纵交易数量以改变价格，并从改变后的价格（即垄断价格）中获利。金融资本在期货市场上短期内控制了交易头寸，从而控制价格。在经济体内，打破垄断是政府的职责，在国际上应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垄断，也必须由政府出面。对于国际金融资本运作对我国经济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各种应对措施应当构成完善的应对体系，包括完善金融体系，发展金融和商品期货市场；壮大市场规模，加强预警监控，完善风险防范措施；拓宽利用国外资源的途径，提高企业获取国外资源的能力等。除此之外，加强储备在化解和分散国际金融资本运作风险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一定规模的储备，可以增强争夺商品定价权的实力和化解供应中断风险，在商品价格上涨时获取直接收益。商品定价权之争，实际上是企业或者国家间实力的较量，在我国企业和国家实力尚不雄厚的条件下，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可以发挥杠杆作用，增加回旋余地，如在2005年以来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我们就可以作为筹码，至少可以延长谈判时间，由于供方也要考虑年度产销平衡问题，因此会给对方造成压力，使我们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再如在2005年至2006年电解铜飞涨的情况下，就可以多抛售一些，一方面减轻国内企业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减缓价格波动。
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在非市场因素导致的价格波动和供应中断情况下，可以有效化解风险。在国际外交事务围绕资源争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在外交谈判中获得主动。应特别注意的是，应对非市场事件，有时仅有货币是不够的，必须有相当规模的实物才行。而石油、铜等期货品种已经具有越来越强的金融属性，既能有效应对资源短缺风险，又能随时变成货币应对金融危机，具有进退两益的好处。
2、一定规模的储备库存对商品期货价格上涨起着制约影响。如图1是铜价格与库存关系示意图。研究发现，商品期货价格与交割库存成负相关性，即库存增加，价格下降，库存下降，价格上升。经验表明，利用库存对价格的影响关系，拥有一定规模的储备，在适当时机可以将部分物资借给企业注册成交易所标准仓单，甚至不用实际交易就可以配合其他实质性措施影响价格走向。象美国的石油储备，仅公布库存的变化就可以影响石油价格是一样的，库存对于期货市场具有相当的威慑力。
3、石油和有色金属等大宗资源性产品应当作为储备重点。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增长强劲，由于国内资源相对匮乏，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因此，最为值得关注的是包括铁矿石、铜在内的多种大宗基础产品。由于欧美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对这些工业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已大大降低，他们对价格的波动远没有我们敏感，并且他们掌握大量的跨国垄断矿业公司，一定程度上会容忍或支持其价格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大幅上涨。我们则必须高度关注工业原材料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市场波动，采取措施稳定市场，化解风险。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石油等能源消费上占比虽然远远大于我，但是他们同样掌控着大量的既有资源，并且大多数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战略储备，相对我国应对风险的能力要强很多。另外国际金融资本大多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个人资本，价格波动正是他们他们掠夺不发达国家，获取直接利益的好时机，因此，在金融资本大规模运作于商品期货市场的新背景下，资源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新的全球利益博弈新格局。由于资源匮乏和金融实力不强的双重约束，我们始终处于价格波动的受害者地位。
从我国实际出发，考虑应对资源和金融双重风险需要，当前我国应尽快进口储备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交易量大、金融属性强、我国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能源和矿产品。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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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凯.驳“中国能源”[N].经济日报，2006-11-8.
[3]陈晓刚.金融市场决定油价 对冲基金影响越来越大[N].中国证券报，2007-1-26.省略 ，中金在线，200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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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岑科.以印象派眼光扫视对冲基金[N].新财富， 2007-03-2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apital influence to futures market,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reserves.
Jiang Zaijun
“科技金融”的概念在1993年由深圳市科技局首次提出，国外至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金融”理论研究，但“科技金融”作为新兴概念在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其中最为权威的解读是赵昌文等人（2009）的首次定义：“科技金融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创新型安排，是由向科学和技术创新活动提供金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创新融资过程中的行为活动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而2011年科技部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对于“科技金融”的解释是：“科技金融是指通过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金融机构及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本，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模式，搭建服务平台，实现科技创新链条与金融资本链条的有机结合，为初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系统安排”。[2]
上述两种概念描述一个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成果，另外一个基于政府层面的实践操作指引，将两种权威观点结合方可领会科技金融的内涵所在：
一是科技金融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对象，注重科技创新和成果的转化，从金融资本的角度使科技创新链条得到完善，并最终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通过创新驱动，推动产业转型，实现实体经济有序、安全发展。
二是科技金融的关键在于金融资本的扶持和支撑，在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逐利性的本质，要求金融体系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与风险分散功能，并推动金融组织机构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改进服务模式，以匹配科技创新不同阶段的资金需求，因此，科技金融的投融资对接也是实现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和高级化的过程。
三是科技金融注重的是政策引导和制度的约束与激励，需要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共同参与，是政府宏观调节与市场化机制共同运作的结果，在发展初期有赖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政策引导并逐渐向市场化方向过渡的过程。
四是科技金融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结果，一方面金融资本促使科学技术资本化，创造新的财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产业化，带来资本增值空间，双方的协调发展将推动新经济模式的形成。
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科技金融需求
2011年5月《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规划（2011-2020）》及《加快建设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实施意见》的，标志着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正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据广州市金融局数据，2015年广州金融业实现增加值1629.42亿元，同比增长14.2%，占GDP比重达到9%，金融业已成为广州战略性主导产业之一， 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也得到初步确立，科技金融作为广州市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的重要成分，既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金融体系完善的关键，能有效满足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的需求。
（一）完善广州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需求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本质表现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匹配的融资服务，从根本上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根基。
纵观广州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证券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金融期货交易所等重要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缺失，“新三板”及股权交易中心仍处于起步阶段，发挥作用有限，而各类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较少，未能给市场释放更多的活力，可以说广州多层次资本市场仍未真正成型。科技金融之所以能满足广州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需求，在于科技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发挥，一方面以政府部门为主体，基于金融政策和制度对金融资源进行调控和分配的配置机制，重在突出政府公益性资金的引导作用，既引导其他社会资金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又建设各种融资平台发挥资金放大作用；另一方面以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为主体，基于供求关系和风险收益关系，以市场化运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实现资本供应与不同规模、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创新企业资金需求的对接（见表1），因此，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亟需科技金融的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带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二）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实体经济安全、有序发展的需求
区域金融中心的健康发展必须兼具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协调共生，只有夯实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金融体系的高级化所带来的发达虚拟经济才能有更好的安全保障。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该阶段仍需要通过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催生大量的金融需求，从而带动金融组织、金融体系、金融产品的发展，现阶段对于广州实体经济来说，如何有效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经济下行压力，培育创新动力，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已迫在眉睫。科技与金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保障，其目的是使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有效融合，推动新经济模式的形成，对产业升级和机构调整至关重要――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创新发展，不仅能集成金融资源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也能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使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从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推动广州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加速广州区域经济科学发展。[3]
总结来说，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必须依托实体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而实体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需要科技金融的不断催化和推动，形成新的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业转型，实现实体经济有序、安全发展。
三、基于科技金融视角的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内生动力探索
广州将金融中心建设定位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该发展阶段强调的是金融资源的高度聚集优先，其中，区域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通过金融聚集提升区域内金融功能的辐射能级，促进金融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和区域格局。从全球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为人所熟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步往往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端化，金融体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兼具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经济调节等功能，虚拟化趋势明显，金融中心也随之发展成型。但金融系统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虚拟化发展，导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全球金融中心建设敲响了警钟――金融发展和实体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互为支撑，是金融中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探索国外知名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规律，依托实体经济发展而成的区域金融中心往往更富活力和竞争力，其形成一般遵循“经济发展――金融聚集――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4]，该规律表明金融中心的形成其实是金融资源聚集的过程，但为避免金融聚集过度虚拟化又必须依托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即经济发展和金融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关键要素，其中，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第一生产力，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是金融聚集的第一推动力，而科技金融作为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产物，既能推动经济发展与变革，又能完善区域金融体系，促使金融要素进一步聚集，是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基于此观点本文以科技金融和经济发展作为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发展的子系统，通过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作用吸引金融资源的进一步聚集，再通过金融聚集有序地完善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其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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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技金融对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作用
科技金融兼顾实体经济与金融虚拟经济的发展，其服务对象是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事关广州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要素，所以，科技金融对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作用是以科技金融系统的发展为基础和引导的。科技金融系统基于金融资本的供需关系又可分为科技创新子系统和金融服务子系统，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是科技金融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不同的科技创新主体以及科技创新产出的不同阶段催生多样化的资本需求，这也要求科技金融服务子系统通过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市场、金融组织和金融服务体系）和创新科技金融产品来匹配科技创新的资本需求，当双方供求关系得到良好互动后，便会促进科技创新子系统和金融服务子系统内部得到充足的发展并相互促进――科技创新子系统引发的技术变革能极大推进科技金融的发展，反过来科技金融服务子系统在提供金融资本的同时，通过股权或债权的作用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管理或实施监督，确保科技创新的实现。
正是通过科技创新子系统和金融服务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使科技金融子系统产生整体的协同效应――科技创新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促使广州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经济的产生，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创新的金融服务和完善的资本退出机制，实现金融资本的增值和积累，最终推动广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促进广州财政税收的增加、形成财富增长效应、基础环境的建设等，反过来，广州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新的市场需求和物质的保障，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新的资本来源和市场化的调节机制。
一、理论渊源及问题的提出
1.资本市场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经济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金融的发展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构成要素，其完善与发展也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基础。
一方面，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它既是人类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废物的排放场所和自然净化场所，同时也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生产条件和对象。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对自然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当资本市场的发展建立在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时，其持续稳定发展就能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胡鞍钢在其主编的《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第六章“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指出生态恶化与贫穷的关系，并提出增加生态投资的建议。李锦、罗凉昭在《西部生态经济建设》中指出资金投入不足是西部生态建设的瓶颈，并提出利用民间资本进行生态建设的设想。
资本市场的发展为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提供了资金和技术，而环境的优化又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基础，两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协调促进的关系。
2.低碳生态经济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当前，我国构筑新型科学发展观的大幕已经拉开，在保护生态系统有序开发利用的大前提下，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核心动力的金融系统无疑应该在这个新的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此提出了另一个有关我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即“绿色资本市场”。作为新兴的金融发展形态“绿色资本市场”应当成为金融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吸收运用生态经济原理，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我国生态金融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
金融领域首先要做好理论转化工作，“绿色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所谓“绿色资本市场”指的是资本市场在运行中要体现绿色的理念。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增强对环保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引导作用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系统的协调保护。
二、生态资本与资本市场的融合
1.生态资本概念的提出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土地和劳动是“初级生产要素”，这是因为土地和劳动都不被看作是经济过程的产出品，它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物理和生物上的因素，而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因素。
生态资源的资本化是由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和它的再生产特性所决定的，是人与生态系统关系演化的结果。生态资本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生态资源的再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结合体。
2.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
生态资本的经济价值是物化在生态经济系统某种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体现，即人们的社会必要劳动与生态产品相结合，就形成了生态资贲的价值。
由于生态资源对人类的特殊重要性以及市场存在的缺陷，其价格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从发达国家保护生态资源的经验看，生态产品价格要尽可能市场化，这样有利于各种资本的运作以及保证资本的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态资源的市场化定价方式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
3.生态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生态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从不同的职能来划分的，就其实质来说它们都是资本，都具有追求资本增值的本能。马克思论述了资本是如何增值的有关问题，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金融资本增值的实质产生于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指出借贷资本的运动必须立足于产业资本（此处即金融资本），必须立足于生态资本运动的基础上并依存于生态资本的运动。借贷资本的整个运动公式应该是：
————…………————
马克思指出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是利润的一种分割。金融处于资本两重支付的第一重支付——与两重归流的第二重归流——，资本增值必须在生态产业的第二重支付——与第一重归流——中实现，从而金融部门的预付成为增值的第一条件，生态产业的第一重归流则成为增值的第二条件。下面对生态金融领域中资本—金融资本和生态资本的运动过程进行简要的阐述：(金融资本)一一(生态资本)——（性态资源和劳动力)……——(带有新价值的生态产品)——(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政府转移支付、财政补贴)——金融资本+资本回报。
可见，金融资本与生态资本的增值本质是相同的，并都来源于生态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是在市场条件下生态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其价值只能被市场部分转化为价格()，其生态价值只能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的形式给与实现()，因此在生态金融系统中政府担负着价格实现的责任。金融资本与生态资本在资本价值增值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职能，两者相结合，有利于实现资本扩张、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本增值。
三、我国绿色资本市场构建的问题分析
1.低碳生态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生态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巨大的自然和社会系统工程，应是一个包括财政、商业金融、民间融资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融资体系。我国现行的生态投融资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投资过程没有建立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核算机制，这种传统的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的弊端主要是：
融资体制:(1)融资渠道单一，目前环保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缺乏对社会资金进入环保领域的可行性分析，没有很有利的政策支持，结果大量的社会资金闲置找不到投资方向，同时缺乏专业金融机构(如绿色银行等)负责环保业务，而一般的金融机构对此类贷款疑虑重重，惜贷现象严重；(2)资金来源稳定性、持续性差。
投资体制:(1)投资渠道单一，缺乏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不利于社会资金进入环境保护领域，造成环境保护的资金不足，一些紧迫的环境问题总是难以解决；(2)投资领域过窄，缺乏对环保科研、教育、宣传的投资；(3)投资成本偏高。投资不计成本，人为的管理成本大大高于技术成本，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经济成本核算机制，使政府和企业付出极高的代价；(4)投资效益差，造成资金的极大浪费。
总而言之，我国传统的生态投融资体系不仅造成了资金需求的严重不足，还使得有限的资金利用效率低下。针对这一缺陷，本文提出金融资本进入生态领域，与生态资本有效结合的命题。
2.低碳经济产业的投资严重不足（资本市场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所面临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似乎是其他地区所不能够比拟的，几乎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领域都需要一定的投资以推动相应的运作，才能最终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但是当前我国环保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资金使用效率很低。用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虽然每年都在增加，但2008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仅有不足1.5%。
四、政策和建议
我国绿色资本市场的发展除去金融体系指导思想的转变，其发展尚需要大量配套的外部市场环境建设，结合上述分析，就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1.发展多种融资途径，有效解决绿色资金需求
金融系统应该着眼于环保产业的发展要求，开发多种形式的金融工具，进行相应的金融创新。金融资本应该更多的进入生态领域，将金融资本同生态资本相结合，实现生态环保建设同生态产业、自然生态保护区、重点生态建设项目等的有效协调与促进。
可以通过允许环保企业发行环保专项债券，利用金融债券流动性强、投资量大、效率高的特点，筹措发展所需资金。申请放宽环保企业一级市场发行资格限制，优先鼓励绿色产业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并动用财政收入为此类债券提供可靠的风险担保机制。
发展多种形式的政府环保基金。一种方式是开放式基金，即不限制基金的总体数额，在每一财政年度，政府可以通过将一部分财政收入拨入基金的方式，不断补充基金份额，使其维持在世界平均环保资金需求水平，这类基金主要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环境改造工程。另一种方式则是封闭式基金，这类基金主要是用于专项环保技术的开发和研究用途，环保机构或者个人可以通过申请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
环保企业只要是股份公司就可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不是股份制的在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上市后也可通过股市来融资。这种股票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以存托凭证等形式发行。
政府还应采取措施开拓私有资本投资环保产业的路径，通过一系列的税收减免、物质及精神鼓励等方式来鼓励更多的私有资本投入绿色产业改造。
2.建立有利于环保企业上市的“三板市场”
由于环保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先导资金且投资回收期长，这决定了环保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有着不同的融资路径。
环保产业融资的最终出路在于资本市场。而传统资本市场的主板市场已很难满足环保企业的融资需要，主板市场跟银行有相似的地方，且其上市的门槛较高，显然环保产业在产品幼稚期达到上市标准非常困难。鉴于目前我国为高新技术企业推出的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我们也可考虑将环保作为一种特殊产业，设立“三板市场”，以利于代表新经济发展方向的环保产业得到便利的融资，在这一市场的规范、培育、竞争中成长壮大。
3.强化企业监管，便利绿色融资
对所有的大中型企业尤其是排污量较大企业应加强绿色监管的力度，设定相应排污指标，指标可以作为稀有资源在资本市场上交易，其价格同股票和债券一样可以根据市场供求而上下波动。对于已上市企业应及时报告排污情况，如有违反可以通过与证监会协调后进行处罚，对于重大违反环境保护要求的事件进行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高建良《“绿色金融”与金融可持续发展》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1998.04
【2】王松霈《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13
【3】王春波，陈华《“绿色金融”——现代金融的新理念》甘肃农业2003.11
一、产业金融基本内涵
产业金融在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本文认为产业金融是基于产业链的特征而产生的新型金融形态，是一种集成化、立体化、模式化与实体型的新型金融业态，是针对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产业金融的产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顺应了现代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集成化系统化服务的要求，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与一级资本市场金融，体现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属性。
二、我国产业金融发展特征
（一）产业资本主导型为主
国外大型企业集团创办财务公司已经十分普遍，比如GE（通用电气）金融业务涉及消费者服务、设备管理、中间市场融资、特殊融资、特种保险等五大门类。我国银行业改革滞后、产业资本最先成熟特征决定了我国产融结合发动者不是金融资本而是产业资本。并且目前我国政策规定银行业不能投资实业，所以目前我国大型集团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方式多为产业集团向金融业投资，即“产业投资金融”。
（二）发展模式趋于多元化
我国产业投资金融的模式并未遵循同一模式，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产业投资金融的平台从集团财务公司（万向集团）到资产管理公司（海尔集团及华能集团）、信托公司（中化集团），再到基本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招商局集团以及中信集团），体现了企业集团适应市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抉择的趋势和
特点。
（三）大型央企与行业龙头企业占据先导地位
经过多年实践，我国产融结合表现出央企与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居领先地位的特点。据统计，我国127家央企中约有1/3以上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产融结合实践。另外，央企集团投资金融涉足的金融机构种类众多，几乎包括从商业银行到金融租赁公司等所有的金融机构类型，而且往往采取绝对或相对控股形式。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实施产业投资金融的企业集团往往都是本行业佼佼者，比如宝钢、联想等。
三、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化分析
（一）指数体系设计原理
耗散结构理论证明，一个开放系统若要形成与维持有序结构，必须不断从外部引入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负熵流，并不断的排出其代谢产物，使系统内的熵减少，组织才可以自发地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耗散结构状态。假定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后形成一个耗散结构的体系，该体系具有自组织特征，对外界开放，因此外部会向体系内输入熵流，定义为外部影响熵。体系内部有两种熵相互作用，一种增加体系内部混乱度，不利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定义为压力熵；另一种减少体系内部混乱度，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定义为支持熵。借鉴耗散结构理论，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可分解为以下分指数，指数体系与权重
见表1。
表1 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CIFDI）指数体系与权重
总指数 分指数 成分指标 权数
我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 支持指数（40%） 1、社会融资规模 25%
2、固定资产投资额 25%
3、人民币贷款 20%
4、企业债发行额 15%
5、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5%
抑制指数（40%） 1、货币和准货币（M2） 30%
2、股票交易额 25%
3、债券交易额 25%
4、基金交易额 20%
外部环境指数（20%） 1、经济增长率 35%
2.出口增长率 25%
3、生产者价格指数（PPI） 20%
4、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20%
1.支持指数描述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持作用
金融资本能够为产业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大量资金，同时金融资本的发展有利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从而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率，增进产业资本的运行效率，降低产业资本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使产业资本能够更好更快的发展。本文在研究支持指数时选用社会融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额、人民币贷款与企业债发行额等作为成分指标。
2.抑制指数描述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不利影响
金融资本过度发展会导致货币超量发行与不良贷款率大幅提高，动摇产业资本正常运行秩序与信用基础，增加产业资本运行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泡沫经济，从而造成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破坏。本文在研究抑制指数时选用货币和准货币（M2）、股票成交金额、债券成交额与基金成交金额作为成分指标。
3.外部环境指数描述外部环境对产融结合的影响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轮快速发展周期，平均经济增长率10多年来达到10%左右，GDP总量也由2000年世界第六上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宏观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伴随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是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广泛渗透，金融市场的不断成长。虽历经自2007年10月开始以来的四年大熊市，我国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仍然从2001年的 50.16%上升到2011年的 63.74%，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可改变，可以预见，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空间还十分广阔，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更进一步需要对中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及应对予以关注。
经济金融化的一般内容
（一）经济金融化的概念
迄今为止，金融化并没有一个建立在广泛共识基础上的定义，但不妨碍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用它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保罗·斯威齐在1966年，就将金融看成是与“销售努力”同等的一种吸收剩余的方式，强调有大量的国家“剩余”被转移到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从而导致这些部门资产规模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金融化问题上与斯威齐观点比较一致，他从资本积累出发将金融化看成是“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
热拉尔·迪蒙和多米尼克·莱维（2005）从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角度将金融化理解为“金融资本”（由资本所有者的上层和金融机构组成）权力的重新恢复和扩张，即金融资本这样一个食利者特定阶层的收入、财富和权力的恢复及其政治、经济势力的不断增强。
戈拉德·A·爱泼斯坦（2007）在《金融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对金融化作了一个相当宽泛的界定：“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和金融机构在国内及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阿瑞吉(Arrighi)
在1994年出版的《漫长的20世纪》（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中，把金融化解释为权力转型阶段资本之间和国家之间竞争加剧的结果。格·R·克里普纳遵循阿瑞吉对金融化的定义，把金融化理解为一种积累类型，在这种类型中，利润越来越来自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托马斯·I·帕利（2010）采纳了爱泼斯坦关于金融化的定义，金融化是指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业精英们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国学者王广谦（1996）认为经济的金融化是经济货币化的延伸和发展，定义为一国国民经济中货币及非货币性金融工具总值与经济产出总量之比值的提高过程及趋势，经济金融化的程度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尽管对经济金融化概念的理解各种各样，解读角度比较多元化，但是，在经济金融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主要特征却是相通的，并无本质区别。本文对金融化的分析更接近爱泼斯坦和帕利对金融化的理解，认为经济金融化是金融体系（包罗金融机构、金融行业和人员等）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制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扩张过程。
（二）经济金融化的原因
西方学者不少从理论上探究金融化的原因，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经济政策如全球化、小政府、弹性劳动力市场和摒弃充分就业等都是有利于金融资本的，而且都是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实施的，导致的经济结果就是金融化。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都与美国存在很多不同，如体制、发展模式、政府定位等，金融化的动因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资本的逐利特性。马克思笔下的“高利贷资本”就是现在金融资本的影子。资金不仅需要进入实体经济获取利润，而且还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获取租金，进入金融领域获取利息和红利，从而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资产价格上升必然使得金融部门利益增多。此外，改革开放使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放松，经济自由度超过以往的时期，特别是民营资金能够进入金融领域，从而为经济金融化创造了条件。
我国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市场竞争的强度逐步增加，实体经济竞争加剧，税负偏重，利润率不断下降，不少资本转投金融产业。这几年来，温州商人不断转战国内外房地产市场，而没有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发展。而不少国企也纷纷涉足金融业，从事保险、信托、财务公司、证券公司等业务，投资于房地产开发的中央企业曾经更是不胜枚举。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力量的央企大量涉及金融产业是不争的事实，这无疑是金融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加快了金融化的步伐。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套利活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逐步放开资本市场，近年来热钱大量涌入，助长了资产价格的高涨，从而推进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
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世界500家跨国公司有400家落户中国，国际资本的大量涌 入，会不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国际资本异常流动 形成国际游资？从表面上看，国际资本流动杂乱无章，实际上是流动有序的。不同资本的市 场收益率、货币市场的利率、汇率和对国家经济发展前景预期等众多因素决定了资本的流向 。正常的资本跨国流动对国家经济、贸易和投资都有促进作用，对于国家而言，资本正常地 流入流出是获得开放效益的重要方式之一。假如一旦资本跨国流动由正常变为异常，形成国 际游资，必将对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发生资本异常流动的国家受到严重打击，其经济安全也 必受损害。一般看来，凡是资本突然大幅度变动都属异常流动。异常流动可以由决定资本流 向的因素突然出现重大变化引起，也可以由金融投机活动引起。决定资本流向的基本因素除 突发性的政治、军事冲突外，国家（尤其是大国）货币金融政策的突然变化也是重要因素。 实际上投机活动不但可以使基本因素变化，而且能使资金逆基本因素所决定的方向流动。在 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大量资本自由地跨国流动，发达国家的各种基金在资金跨国流动中占据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于金融资本市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投机者能很方便的把资金从 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因而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性就大大增加。其破坏性主要有 3种：第一种是在经过资本长期的大量流入后，流入突然大幅度减少，甚至由净流入变为净 流出，此时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本国已经有严重的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必然迅速 破灭；如果国家长期依赖外资流入以弥补贸易收支赤字，向外支付外国投资收益和对外国贷 款还本付息，则进出口贸易将会无法正常进行，还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而进出口受影响和债 务危机会使经济无法正常运行，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国际金融市场上资本流动的异 常变化可以沉重打击国家经济安全。第二种是在资本长期流入或少量流出后，流入突然大幅 度增加或由少量流出变为大量流入带来的破坏性。大量外资突然流入给资金接受国的经济和 金融体系带来如何消化这些资金的问题。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出口下降，国内信贷过度扩张 ，这些都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负面效应。若资本流入国经济已经过热，资本的流入可能引 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以购买股票和债券方式流入的外资大幅度增加，将引发泡沫经济推 动泡沫急速吹大。如果大幅度增加的是以借贷方式流入的外资，除引发通货膨胀外，这种流 入可能不会立即产生更多的问题，但它为以后的债务危机爆发埋下了祸根。假如资本流动的 这种异常变动与第一种异常变动结合起来，所产生的问题会相当严重，即在这些债务即将到 期时，外资流入大幅度减少，甚至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则债务危机难以避免。第三种是 在资本长期流出或少量流入后，流出突然大幅度增加或由少量流入变为大量流出。这种情况 产生的问题与第一种情况下产生的问题近似。不过由于以前该国资本流入不多，其对国家经 济安全危害的突然性可能小于第一种情况，但也可能产生长期不利影响。资本流动的易变性 和异常流动的破坏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较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实行一系列金融开放措施为国际资本投机攻击创造了条件。在规模庞大的国际流动资本面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有效抵御国际资本攻击的手段和能力。
国际游资通常也称“燕子资本”或“热钱”。是指在不同的市场中不断游动，通过短期 内利用大量资金制造局势的办法过度投机，从而获取暴利的资金。国际游资以现金、短期存 款、短期债券、商业票据、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各种基金的形式出现。当前最主要的存在形 式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基金。国际游资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暴利性。它所追求的是远高 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暴利越高游资规模越大，其流动速度越快。美国前10位的共同基金 回报率均在20％以上，最高达36％。二是流动性。牵动游资的杠杆是投机回报率，在高回报 的空间与时间段里来无踪去无影，就像“燕子”一样轻飘。巨额游资之所以活跃在金融证券 市场上，正是由于股票与期货市场的现代化清算系统和极强的投机性满足了其流动性的要求 。三是风险性。风险和利润是一把双刃剑，利润高的区域风险自然也大，正像人们常说的“ 山高的地方风大”。追求暴利和承受风险是国际游资在运动中的主要曲线。四是敏感性。巨 额游资都是以价值形式存活的，对市场有天然的敏感性，稍有风吹草动的市场变化，行情波 动，国际游资就可能做出快速反映的行动。五是短期性。国际游资其使命是通过过度投机获 得暴利，其运行规则是利用金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空间和时间段，在短期内以巨资投入，高 速流动，时间可以是几天、几周和数月。这与一般性投资须几年、几十年收回投资获得利润 有本质的不同。国际资本投机的交易频率很快，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活跃在全球市场 上的这类资金在72000亿美元以上。六是快速变动性。巨额游资根据全球资本市场回报率高 低的判断，快速流动。今天还在股市冲杀，当看到无太多利益可图时，明天就会移到势头看 好的期货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它具有来源多、隐蔽性强、很难防范的特点。
发展金融资本市场是防范风险的根本保证
国际游资在历史上的一贯表现充分说明，一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安危，它是国家经济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1997年7月在 泰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一场凶猛的全球金融资本市场大地震。亚洲多国经济惨遭 重创，俄罗斯和巴西也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牺牲品，这场危机造成的汇市、股市剧烈波动，使 世界经济恶化的一幕幕阴影至今令人难忘。80年代后期，金融风暴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频频 接踵而至。1987年由于短期债务引发的全球股市大崩溃；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导致英镑 狂跌，英格兰银行损失100多亿英镑，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注入了上百亿英镑救市，意大利政 府也投入了40多万亿里拉企图挽救本国货币的命运，但都无济于事。结果英国和意大利不得 不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其主要诱因是两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可见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未 能幸免。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由于资本大量抽逃，两天内使新比索暴跌了40％； 其外汇储备的50亿美元也付之东流。“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虚拟资本崩溃往往是导火索 。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导致价格变幻无常，而资本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加使其 变得更加复杂。事实证明，金融资本市场风险的防范是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究竟应该怎样把握金融资本市场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处理好金融 资本市场“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发展是经济安全的要素之一。如果没有金融资本 市场的发展，那么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抵御和适应游资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市场的 稳定和安全是经济体系非常重要的特征，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经济的稳定性反映了它的要 素之间系统内部纵向、横向和其他联系的稳固性和可靠性，反映了承受内部和外部“压力” 的能力。安全是当实体在受到内外威胁以及在难以预测因素作用条件下，显示其生存和发展 的状态。经济体系、生产资本和银行金融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越稳定，经济就越有活力，对 经济安全的评估就越高。如果体系各要素之间的比例和联系遭到破坏，必然导致体系的不稳 定，这是经济从安全状态转为不安全状态的信号。经济安全的本质说到底是经济与政权机构 之间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利益、政策目标、国防潜力等都能得到保障。保卫经 济安全不仅仅是捍卫国家利益，而且也是政府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决心和能力的体现。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最大限度地确保我国经济利益，在全球经济竞 争中得到保障。二是要想方设法使我们这个有机体在受到外力冲击的情况下确保不出问题。 由此看来经济安全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本文中我们所要考虑的主要是 涉外方面，即：外国游资可能从金融、外贸、产业这三个领域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从 各方面分析，外贸和产业这两个领域相对金融领域要好办得多，我们应把防范的重点放在风 险最大的金融资本领域。
资金之于企业,犹如血液之于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集团之所以建立财务公司,就是要利用财务公司的信贷功能和专业优势,帮助和推动企业管理好资金,以降低资金占用,加快周转,充分发挥资金效益。但是,财务公司在集团内的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其必须重视自身在资金管理中应处理好一些原则和关系。
一、资金管理的涵义
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已不再是传统的钞票的概念,所谓资金,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社会产品的货币表现,包括货币本身。资金的特征就是运动性,企业就是围绕资金的运动来开展业务的,同时,资金运动的效果也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命运,由此可见资金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对资金的管理。资金管理,就是对企业的资金流和资金链条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以使企业的资金达到最佳的运用状态,包括筹资和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存货和应收账款管理、资金运作运营等。
二、财务公司资金管理的原则
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是所有金融机构管理资金应坚持的原则。而财务公司资金管理还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还应顾及服务性原则。
(1)流动性。财务公司是负债经营的典型,因此财务公司必须保证资金能够随时满足成员单位提款机借贷的需求,另外,资金运用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保持资产的流动性。良好的流动性可以使公司处于一种高安全状况,提高其信誉和市场形象。
(2)安全性。财务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必须重视安全性原则,这一原则是指财务公司应竭力避免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它的影响:第一,财务公司和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自有资金少,一次大的损失很可能使它面临灭顶之灾;第二,财务公司是用负债来满足其资金需求的,这样,致使其财务杠杆较大,自然而然,应该考虑资金的安全性;最后,财务公司作为整个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的载体,如果资产出现安全问题,不仅对财务公司而言是个致命的打击,还会引起整个集团的危机,甚至会造成更大程度上的市场动荡。
(3)盈利性。财务公司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法人,当然要追求一切盈利性机构的共同经营目标――获取效益。在均衡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财务公司可以通过投资,去获取盈利,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提升其市场形象和风险承受能力。
(4)服务性。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集团发展到一定规模,越来越重的内部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的任务,客观上要求集团有成立财务公司进行专职管理资金的需求,同时,打破外部融资壁垒,建立与外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效联系,也是财务公司的任务之一。因此,可以看出,财务公司不是独立存在的,要依托集团,服务集团,它不应像市场上一味追求自身盈利的金融机构一样拼命挣钱,它还必须为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战略目标和第一要务是支持集团的发展,把满足集团对资金的需求作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最终目标和自己的重要业务来经营,同时把管理资金的效果作为考核自己为集团服务的唯一标准。财务公司董事会对财务公司的考核应首先立足于为集团节约和减少成本,如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结算成本等;其次才是风险调剂后的资产回报率。
财务公司的“四性”原则是矛盾统一的关系,但在某个均衡点或均衡区间内,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和服务性可以达到某种可被接受的或令人满意的程度。财务公司在实际经营中,要尽可能做到这“四性”之间的协调搭配,保证在资产服务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追求利润。
三、财务公司资金管理应处理的关系
(1)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财务公司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过程,就是将不断聚集起的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运作,最终提高集团产业资本的利润率,实现集团价值链在下游环节(资金集中与运用环节的价值增值区)的延伸。随着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金融运营活动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范围经济,从而使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效互动,成为企业集团价值创造的中枢区和价值链增值的最大贡献者。
作为产融结合的有效载体,财务公司的资金管理必须处理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增值的源泉和依托,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增值的助推器。也就是说,如果金融资本没有产业资本作为依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更谈不上增值,反之依然,产业资本如果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与推动,则其循环与增值速度都将大受影响。
(2)为企业集团服务的附属性和作为企业法人独立性的关系。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容易影响它的发展壮大,如果太着重于为企业集团服务而不太重视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就会导致财务公司成为集团的工具,自身市场竞争意识下降,运营能力低下,同时还很容易给企业集团带来危机。集团财务公司一定要处理好与成员单位之间的特殊关系,在为企业集团服务的基础上强调按照市场法则来发挥自身独立的法人作用,对外按市场规律运作,对内以各子公司之间的利益不被相互侵占为原则,确保资金的管理效益在公平的基础上不断提高。
(3)集权与效率的关系。根据科斯定律,为了追求相对于市场较低的内部成本,将一定的经济活动在一个以企业为边界的范围内进行,可以降低市场成本,提高效率。但是随着这个范围的不断扩大,财务公司、企业集团、成员单位之间的关联交易越来越复杂,管理成本便不断加大,内部计划性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就是效率性的下降。我们可以想象,当市场不断被圈分最终被划定在一个企业范围内的时候,市场经济就会变成计划经济,市场的效率性就会缺失。而且从集团的范围内看,由于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基本通过财务公司来进行筹资和融资,财务公司就不存在相互竞争,也不用担心客户的流失问题,因此就可能导致财务公司没有竞争压力,那么就很难产生一种前进的动力,这样财务公司的效益就容易下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