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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情绪劳动是区别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第三种劳动，它是指个体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以表现出组织所要求的面部和肢体表情的过程(Hochschild，1983)。情绪劳动策略是指个体在情绪劳动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与管理所使用的策略和方法，他包括表层行为策略(个体只在外部表情上伪装出组织所要求的情绪，但内心体验与外部表情不一致)、深层行为策略(个体通过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进行调节，从内而外地表现出组织所要求的情绪)和自然行为策略(个体的情绪体验与组织所要求的情绪相一致，个体自然地表现很出内心的情绪体验)(Diefendorff，2005)。大量研究表明，具有深层行为策略和自然行为策略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工作表现和心理健康水平。
关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前置变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表明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对表层行为策略起到显著负向影响，对深层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Johnson，2007；杨林锋，2010)；组织支持对员工的表层表现和深层表现有显著影响(柏乔阳，2006)；情绪智力与员工的深层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汤赵颖等，2009)；正负性情绪会影响到员工情绪劳动策略的采用(柏乔阳，2006)；角色失调对员工的表层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Ashforth，1993)。针对特定群体的情绪劳动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员工、医院医生和护士及中小学教师群体，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研究目前很少。
本研究对大样本的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进行了调查，并定量分析了其与人格的关系，以补充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的研究课题，并为幼儿园招募幼儿教师提供理论参考。
2、方法
2.1测量工具
(1)情绪劳动量表。本研究采用Diefendor等(2005)编制，台湾学者邬佩君修订的《情绪劳动量表》，包括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行为三个维度，共14个项目，采用五点计分。该量表的信度是0.87，本次研究的信度是0.866。
(2)大五人格量表。1987年由美国心理学家Costa和McCrae编制，由中科院的心理学家张建新教授修订。量表包括神经质、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感五个因子。该量表的效度信度是8.78，本研究的信度是8.45。
2.2被试
本研究以幼儿教师为被试。选取了来自陕西西安三所幼儿园，广西柳州两所幼儿园，广西桂林三所幼儿园，广西南宁两所幼儿园，广西北海两所幼儿园和广西梧州一所幼儿园的幼儿教师共计390名。发放问卷390份，回收375份，其中有效问卷332份。已婚142人，未婚190人；农村61人，乡镇102人，城市169人；大学40人，高中97人，大专85人，中专66人，初中44人。
2.3统计方法
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分析。
3、结果
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检验表明，结婚与否对幼儿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没有显著影响；年龄与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策略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34。以学历和出生地为自变量，分别以表层行为、深层行为和自然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学历对深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2.51*)，事后检验表明大学学历的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显著高于初中和中专的；出生地对表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5.38***)，事后检验表明出生于城市的幼儿教师在表层行为上要显著高于出生于农村的幼幼儿教师，且学历与出生地的交互作用显著(F=2.37*)；在自然行为维度上，学历的主效应显著(F=2.51*)，事后检验表明，大学生的幼儿教师的自然行为显著高于初中、中专、高中和大专，学历与出身地的交互作用显著(F=2.10*)。
3.2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大五人格各因子的相关研究
表1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大五人格各因子的相关
由上表1可以看出，大五人格与情绪劳动策略之间相关密切。表层行为与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开放性呈显著负相关；深层行为与外向性和开放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自然行为与宜人性和责任感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
3.3大五人格对情绪劳动策略的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使用逐步回归的方式，探究大五人格各因素对情绪劳动策略的预测作用。即在控制了对大五人格和情绪劳动策略可能有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探究大五人格对情绪劳动策略的预测能力。该层次回归分析的第一层变量是学历和出生地，第二层变量为人格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表2大五人格和情绪劳动策略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表层行为维度，出生地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引入了人格变量之后出生地、外向性和责任感都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影响。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大五人格所解释的变异量为12％。在自然行为维度，学历的影响显著，引入人格变量之后，学历和宜人性对自然行为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自然行为有负向影响。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大五人格能解释的变异量也是12％。对于深层行为维度，学历对其有正向影响，但引入人格变量之后，并不能解释更多的变异量。
4、讨论
4.1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在人口统计学上的特点
人口统计学指标是探讨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影响因素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发现年龄与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策略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34。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幼儿教师比年龄较小的幼儿教师对情绪调节和管理更有经验。学历对深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2.51*)，大学学历的幼儿教师的深层行为和自然行为显著高于初中和中专的，这可能是因为具有较高学历的幼儿教师比学历较低的幼儿教师，较多的受文化知识的熏陶，对工作和对待幼儿园学生的态度比较端正，所以能较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出生地对表层行为的主效应显著(F=5.38***)，出生于城市的幼儿教师在表层行为上要显著高于出生于农村的幼幼儿教师，这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原因，导致在农村长大的幼儿教师比在城市长大的幼儿教师更加纯朴，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
4.2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策略与人格特点的关系
回归分析表明，外向性和责任感都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影响，宜人性对自然行为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自然行为有负向影响。控制了人口变量之后，大五人格对表层行为的解释量为12％，对自然行为的解释量也有12％。相关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外向性和责任感对表层行为有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外向性人格的性格特点是追求自由，不受约束，所以具有该人格特质的幼儿教师不倾向于伪装出组织所要求的情绪。宜人性对自然行为有正向影响，可能是由于具有宜人性人格特质的幼儿教师更加体贴，善良，有同理心，从而能自然地产生对幼儿园学生的喜爱和疼惜。神经质对自然行为有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具有神经质人格特质的幼儿教师敏感多疑，经常感到焦虑和抑郁，从而很难打开心扉真诚地面对工作和幼儿园学生，很难有自然行为策略。
4.3对幼儿园招募幼儿教师的一些思考
【中图分类号】G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9-0045-5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男主外，女主内”通常是一般家庭的角色分工模式，因此，养育孩子更多地被看成是母亲的事，大多数父亲习惯做“甩手掌柜”。但随着社会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工作岗位，于是，要求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孩子的教养中来的呼声日渐大起来。父亲对孩子的成长具有独特的影响。〔1〕在某些行为特质上，父亲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母亲。〔2〕例如，父亲能够影响孩子的社会性发展、认知发展和学业成就，〔3〕对孩子性别意识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父亲参与的缺失，不仅可能会影响孩子性别意识的发展，还可能导致孩子交往能力的欠缺，甚至出现行为。〔4〕因此，对于父亲的教养投入展开研究十分必要。那么，父亲的教养投入现状如何？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方法，从湖北省武汉市抽取了4所幼儿园，每所幼儿园各抽取小中大班3个班级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2份，有效问卷280份，有效问卷率为93.3%。
（二）研究方法
1.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本研究对幼儿及其父亲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包括幼儿的年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幼儿父亲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每周工作时长、工作满意度等。
2.父亲教养投入问卷调查
本研究采用伍新春、刘畅等编制的《父亲教养投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5〕问卷涉及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3个维度。互动性是指父亲参与照顾孩子，包含生活照顾、学业支持、情感交流、规则引导和休闲活动5个子维度；可及性是指父亲和孩子未发生直接互动，但当孩子需要的时候，父亲能够做出反应，包含空间可及和心理可及2个子维度；责任性是指父亲为孩子长远发展所做的准备、积累、规划和支持等，包括榜样示范、父职成长、信息获得、教养支持和发展规划5个子维度。〔6〕问卷共56个题项，适用于3～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父亲。问卷采用0～4级评分，依次表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研制者报告，总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67，探索性因子分析KMO系数为0.943，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统一性和内部一致性。互动性、可及性、责任性3个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都在0.867以上，12个子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也都在0.649以上。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父亲教养投入的总体情况
幼儿父亲教养投入的总体得分为2.67分，各维度的得分均大于2分，其中，可及性得分最高，互动性得分最低。对互动性、可及性和责任性3个维度分别作两两T检验，结果显示，互动性
（二）幼儿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
统计分析表明，幼儿的年龄和性别对父亲的教养投入均没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父亲的教养投入具有明显差异（见表2）。
进一步检验幼儿性别、年龄和是否是独生子女三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年龄、性别和是否是独生子女的三重交互作用对父亲教养投入的总得分有边缘显著效应（F=2.218，p=0.053），在可及性（F=2.615，p=0.025）和责任性（F=2.561，p=0.028）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互动性差异不显著。以可及性、责任性两个维度为因变量，对幼儿年龄、性别和是否是独生子女三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见表3。
（三）父亲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其教养投入的影响
统计分析表明，受教育程度、每周工作时长和工作满意度对幼儿父亲的教养投入有显著影响。
1.受教育程度
员工行为研究历来备受关注，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往往在于正向的员工行为与态度，如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等。实际上，员工行为也具有消极的一面。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员工负面行为报道的不断增多，职场偏差行为逐渐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国外学者的一项调查发现，约有近一半的员工在工作中存在财物偷窃、诈骗、挪用公款和恶意旷工、消极怠工和恣意破坏等行为。[1]Warchol（1998）的调查结果则表明，在美国，每年约有150万的员工沦为职场暴力行为的牺牲品，其中有近50万人成为被打劫的对象。[2]Bennett和Robinson（2000）则发现，79%的员工经常在工作中发脾气，42%的员工在工作中会有的言论。[3]可以看出，员工负面行为在各类组织中也频频发生，而这类行为必然会使在不同程度上增加组织的运营成本，并对组织的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Buss（1993）的调查发现，工作暴力行为每年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多达42亿美元，偷窃行所造成的损失更高达100亿美元。[4] Dunlop与Lee（2004）一项针对餐饮行为的研究也指出，职场偏差行为对组织的绩效产出具有显著预测力，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发生频率越高，该组织的绩效状况也会变得越差。[5]显然，职场偏差行为对于组织绩效具有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了解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状况，研究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对于各类组织加强对其员工的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理论框架
（一）职场偏差行为概述
Kaplany（1975）最早提出“偏差”的概念，并对职场偏差行为进行了定义。Robinson 和 Bennett（1995）认为职场偏差行为是指员工违背组织的管理规则和行为规范，并组织和其他员工带来负面影响的一系列故意行为，如迟到、散步谣言、消极怠工、贪污、搞恶作剧、辱骂同事等。[6]这一定义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接受。从主观层面讲，职场偏差行为必须是员工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员工无意识状态所做出的各类负面行为并不能被定义为职场偏差行为；从客观层面讲，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严重损害了组织或其他员工的既得利益，或对组织或其他员工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此外，员工职场偏差行为所违反的是组织正式颁布的各类管理规则和行为规范，而不涉及到组织内非正式组织所设定的各类规范。目前我国学者尚较少开展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实证研究，相关定义也未尽统一。杨杰、凌文锉、方俐洛（2004）将类似行为表述为员工的越轨行为。[7]刘松博等（2010）则研究工作场所越轨行为、反生产力行为与非道德行为，并试图对上述负面行为进行比较与区分。
职场偏差行为往往被划分为多种类别，Robinson和Bennett（1997）按照行为严重性与指向性等两个维度将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划分为四个类别，即绩效偏差行为、财务侵害行为、组织政治偏差行为和人际侵犯行为。其中，绩效偏差行为指向组织，且较为轻微，如迟到早退、消极怠工和浪费组织资源等；财务侵害行为指向组织，但情节较为严重，如蓄意破坏组织设施、收受贿赂、偷盗组织财物等；组织政治偏差行为指向人际层面，且行为后果较为轻微，如在工作中偏袒同事或斥责同事，同时的恶性竞争等；人际侵犯行为同样指向人际层面，但后果往往较为严重，如窃取同事的工作成果、辱骂同事，甚至包括性骚扰等。
（二）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
影响职场偏差行为的前因变量包括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等[10]。为探究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选取了性别、婚姻状况、工作职务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人特质、领导风格、人际关系和奖惩机制等前因变量，假定上述变量是影响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据此进行实证研究。具体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企业员工存在一定程度的职场偏差行为，且具有显著的人口统计学差异；
假设2：员工的个人特质越职业化，其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频率越低；
假设3：企业员工领导风格越人性化，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频率越低；
假设4：企业的奖惩机制越完善越具体，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频率越低；
假设5：企业内人际关系越融洽，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频率越低。
二、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 研究设计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被调查对象为企业员工，此次调查的对象主要为公司的销售人员、人事行政人员和生产人员等。
2.研究的变量及其测量工具
根据研究假设，本项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现状、不同个体在偏差行为上的差异，以及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问卷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1）人口统计学变量
以往的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工作职务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可能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为了探讨不同的员工在偏差行为的差异情况，本研究共选取了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工作职务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研究。
（2）职场偏差行为及其影响变量
为了解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现状，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以及对企业在职员工的访谈，经提炼分析将员工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划分为的四个维度，即个人特质、领导风格、人际关系和奖惩机制。
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主要引用国内外学者提出或验证后的量表，并从影响员工偏差行为的四个维度编写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有30个题项，采用五点计分法，赋值为1至5分，要求被调查者依其自身感受进行选择。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通过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s α）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从表1可知，个人特质、领导风格、人际关系和奖惩机制等维度的克伦巴赫系数均达到0.80以上，职场偏差行为的克伦巴赫系数也在0.60以上，说明本研究过程中使用的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
3. 数据收集与整理过程
此次问卷调查主要是通过现场发放问卷和电子邮件寄送方式进行的。问卷调查的时间从2014年12月份开始，历时20天。整个调查过程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43份，问卷回收率为90.5%。在对问卷进行整理时剔除了26份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17份，问卷有效率为86.2%。
（二）结果分析
1. 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总体水平
本研究所采用的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量表分为五等级计分，其中值为3。从表2中调查员工偏差行为及其各维度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来看，企业员工偏差行为的平均得分为3.05，说明企业存在中等程度的偏差行为，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在员工职场偏差行为各影响因素中个人特质的平均值为3.28，领导风格的平均值为3.03，人际关系和奖惩机制的平均值均为3.17，上述五项指标均达到中度以上水平。
2. 职场偏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不同性别、年龄、工作职务和收入水平的员工在职场偏差行为方面的表现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通过对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员工在个人特质、领导风格、人际关系和奖惩机制等维度上以及职场偏差行为上存在年龄和收入上的显著差异。通过对不同年龄的被调查者在职场偏差行为方面的平均值进一步分析发现，18-25周岁的员工出现职场偏差行为的频率较低。这一年龄阶段的工作者一般都是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工作比较认真，愿意学习技能，出现偏差行为的频率较低；26-29周岁年龄阶段的员工职场偏差行为最高，这一年龄阶段的工作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他们在工作中可能会比较怠慢，略显浮躁，出现偏差行为的频率较高。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对企业员工的深度访谈，发现目前企业员工间存在中等程度的职场偏差行为，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企业员工职场偏差行为频率存在着显著的人口统计学差异，不同年龄、不同收入的员工在职场偏差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假设1部分成立。在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因素中，个人特质和奖惩机制是影响职场偏差行为的主要因素，员工的个人特质越趋职业化，企业的奖惩机制越完善、具体，其员工的职场偏差行为发生的频率越低，假设2、4成立。此外，复回归分析表明，领导风格和人际关系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力较弱，假设3、5不成立。
（二）管理建议
针对以上的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降低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若干建议：
1. 为员工提供职业素养训练
职业素养是员工经由教育训练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相对稳定的，在职业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品质。当前，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意识到职业素质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也是丰富企业文化，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提供职业素养训练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员工职业素养训练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职业意识和职业行为习惯等。企业在为员工提供职业素养训练时需要做到以人为本，坚持长效培训，在培训时彰显时代特色，贴近企业实际。
2. 完善企业的奖惩机制
奖惩机制是指企业通过一系列正向与反向的刺激，规范和引导员工的行为。对符合企业需求方向的行为，管理者可利用奖励措施予以正向强化；而对那些不符合企业需求方向的行为，管理者可通过实施惩罚措施加以约束。二者配合使用，可以有效规范员工的行为。完善企业的奖惩机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1）建立公平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
绩效考核是指组织采用一定的指标和标准对员工在某段时间内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价。实践中管理者往往无法认真对待绩效考核，使绩效考核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管理者在对下属进行考核时无法做到客观、公正，绩效评价结果无法真正反映员工的工作表现，从而使员工的奖惩与其绩效表现相背离。这些考核模式不但对员工激励无益，反而可能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因此，企业需要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绩效考核体系，并在考核过程中加强对考核者的培训与督导，使考核工作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2）建立科学合理的员工报酬体系
员工的工作回报应与其岗位价值、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大小及其工作绩效的状况等密切联系。企业在设计员工的报酬时不但要体现对内的公平性，还要保证具有外部竞争性，同时通过实施浮动薪酬制以体现对员工的奖惩。此外，企业在设计员工福利制度时也可以体现一定的奖励性。
（3）建立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
晋升与降职是企业实施员工奖惩的重要手段。企业采用晋升这一奖励手段首先必须建立在对员工绩效表现进行客观考核的基础上，被晋升不但要有出色的工作业绩，同时必须拥有所任职位对任职者的能力要求。同时，企业应当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对那些工作绩效不佳、甚至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的员工，管理者应坚决予以降职或免职。
四、结束语
本研究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由于研究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以下的不足之处：（1）本研究样本选取的行业和城市较少，且样本数量有限，并不能体现行业之间的不同，也不能反应不同企业的特性；第二，本研究主要探讨了个人特质、领导风格、人际关系和奖惩机制四个维度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并没有深入了解各维度是从哪些方面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产生影响的；第三，可能还存在其它的影响因素，但在本文中没有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Harper V L. Intuitive psychologist or intuitive lawyer？ Alternative models of the attribution proc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39）： 767-772.
[2]Warchol G. Workplace Violence（1992-1996）[R].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1998.
[3]Bennett R J， Robinson S L. The development of a measure of workplace devi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0， （85）：349-360.
[4]Buss D. Ways to curtail employee theft[J]. Nation’s Business， 1993，（81）： 36.
[5]Dunlop P， Lee D K. Workplace Devianc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Business Unit Performance： The Bad Apples Do Spoil the Whole Barrel[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2004，25（1） ：67-80.
【中图分类号】R473.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8-0380-02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Pediatric Epilepsy
Kan Minchen1 Song Chunhai2 Che Xiangyu2 et al.
【Abstract】Objective:To assess rates of sympto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epilepsy. Methods: The Revised Child Manifest Anxiety Scale （RCMAS） and 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were administrated to 84 epilepsy patients aged 7-18 years （mean age 12.4 years）.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epilepsy-related information was examined in relation to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s. Results: No patients had been previously identified to have depression or anxiety. However, 26%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epression scores and 16% met critieria for significant anxiety symptomatology. Conclusions: Symptom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re common among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epilepsy and appear to be overlooked by care providafs.
【Key words】anxiety;depression;pediatric epilepsy
癫痫是儿童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1]。以往的研究显示，癫痫患儿是心理疾患，包括抑郁、焦虑等的易感人群。但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成人；对儿童期癫痫患者心理学并发症的研究少见。此外，某些抗癫痫药物如苯巴比妥也有导致儿童抑郁症的副作用。目前，我国对儿童期癫痫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和确诊率报道较少。
国外有报道称儿童期癫痫后精神障碍发生率高达33%[2]，但未专门描述情感类疾病。也有报道称儿童癫痫后行为学障碍的发生率较糖尿病儿童高，但未统计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发病率。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为情感性疾病（包括抑郁和焦虑）的早期诊断及临床治疗、儿童及青少年癫痫患者焦虑及抑郁症的发病率、焦虑及抑郁症和人口统计学及癫痫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1 临床资料
确定以下纳入及排除样本的原则：将门诊就诊的癫痫患儿（年龄7-18岁）纳入样本，精神发育迟滞者排除在外。患儿及其父母完成数个自我报告量表以检测以下变量：
1.1 人口统计学变量：记录患者年龄及性别。根据年龄分为7-12岁组及13-18岁组。每例患儿的父母均按照Hollingshead指数，完成记录各自的社会及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包括家庭经济条件，婚姻及职业状况，教育程度。按Hollingshead指数评分分为＜29分组、29-48分组、＞48分组，分别称为低分、中分、高分SES组。
1.2 痫性发作变量：家属提供患儿最近痫性发作及药物治疗情况。并将既往检查及药物治疗情况补充记录，包括：实验室检查结果、EEG及其他神经影像学信息。此后临床医师诊断每个患儿的痫性发作类型、癫痫持续时间、癫痫再发作时的年龄及药物治疗史。将痫性发作分为两类：一类为惊厥性（全身大发作或部分发作继发泛化）或非惊厥性（失神发作、复杂性部分发作）。如果两类同时出现，则归为惊厥性。一类为下列癫痫综合征：局限性特发性癫痫（包括伴中央颞叶棘波的良性儿童癫痫），局限性症状性癫痫、全身性特发性癫痫及其他类型。
1.3 抑郁症：每位患儿的父母填写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CDI）。CDI为一种诊断及评价抑郁症的27条目问卷调查表，其内在连贯性及可靠性较高，一致性及鉴别的可靠性亦较好。CDI＞13分则为临床有意义的症状性抑郁。CDI亚级评分亦考虑在内（包括负面情绪、与周围人的矛盾、兴趣缺乏、自卑心理）。其结果见表1。
1.4 焦虑：患儿父母填写校正后儿童焦虑评分量表（Revised Children’s Manifest Anxiety Scale；RCMAS）。该量表由37个问题组成，用来测量焦虑的水平及性质。RCMAS提供了一个总体概括性评分，由三个亚评分组成，包括忧虑及过度反应、社会关注度及注意力集中、生理性焦虑、谎言测评（见表2）。该评分内部一致性及结构效度较好，总评分≥60分考虑临床意义上的焦虑。尽管CDI及RCMAS不能确诊正式的抑郁及焦虑性疾病，但其对定量评价症状的严重性非常有意义。
1.5 既往精神病史：向患儿父母咨询既往精神病史、诊断过程及治疗情况（包括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所有患儿抑郁及焦虑评分均采用双盲法编码。
表1 癫痫患儿CDI 评分
2 统计分析
对记录数值进行相关性变量分析，用Pearson相关系数评价RCMAS、CDI评分与癫痫持续时间、发作年龄、近来的发病频率之间的关系，并且采用t检验，根据年龄、癫痫类型（惊厥性、非惊厥性）、是否癫痫综合征、药物治疗（多药、单药），对CDI及RCMAS评分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3 结果
CDI由42位患儿完成（23例男性，19例女性）；RCMAS由44位患儿完成（24位男性、20位女性）。年龄范围7-18岁（平均12.4岁）。两位患儿因随访困难而终止试验。评分回顾及家长随访均显示患儿实验前均无抑郁及焦虑，也均未参与过心理治疗。
表2 CDI与RCMAS评分相关性
3.1 抑郁评分:26%的癫痫患儿表现出具有临床意义的抑郁症（CDI评分＞13分）。此外，异常CDI亚型评分出现率增高（t评分＞60）（负面情绪14%，社交障碍12%，效率底下17%，兴趣缺失12%，自卑心理7%）（见表1）。即使将标准差值上调至均值+2，仍有7%患儿表现为重度抑郁症。对CDI特殊问题的回答包括：11%有自杀心理但不会付诸实施，而4.3%患者有自杀倾向；4.4%患儿曾有哭泣意愿，8.9%经常有哭泣愿望。7%患儿表示经常因事而烦恼，8%则感到从未象别人一样。2%患儿经常性感到悲伤，16%则不时感到悲伤。
3.2 焦虑评分:16%癫痫患儿表现出具有临床意义的焦虑症（t评分＞60分）。RCMAS亚型评分常见升高（生理性焦虑23%，忧虑/过于敏感20%，社会关注16%）。谎言评级对儿童不太可靠。在>10岁的患儿中，28%标准化评分>60分。CDI总评分、RCMAS总评分及多数亚型评分之间有高度相关性。（表2）。
3.3 人口统计变量:不同年龄组、性别组之间RCMAS或者CDI评分无显著差异。不同的SES组之间评分未见明显差异。
3.4 痫性发作变量:第一次痫性发作平均年龄为7.2岁。就诊前1月患者无痫性发作33例，一次痫性发作2例，2次或更多次痫性发作5例。4例患者数据不明。31例痫性发作为惊厥性发作，13例为非惊厥性发作。两类发作间RCMAS及CDI评分无统计学差异。癫痫持续时间，痫性发作年龄，或近期痫性发作次数和RCMAS、CDI评分之间无明显相关性。
3.5 药物治疗:4例患儿未接受任何抗癫痫药物治疗，30例患儿接受了单药抗癫痫药治疗，9例患儿接受了一种以上抗癫痫药治疗。其中使用苯妥英钠4例，卡马西平10例，丙戊酸钠15例，拉莫三嗪1例。接受单药或多药治疗患儿CDI及RCMAS评分无统计学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表明儿童癫痫患者焦虑及抑郁症发病率明显上升。本组患儿中，无一例既往被诊断为情感性疾病，以往也少见这方面的报道，表明目前对癫痫患儿并发焦虑或抑郁症仍认识不足。
成人患者可直接表达自己是否患有抑郁或焦虑症状，但儿童患者和成人的表现并非完全一致[3]，例如行为分裂或易激惹，这些症状均不易被看作是抑郁或焦虑的表现。甚至有些患儿并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本研究提示如果临床医师不直接询问和抑郁或焦虑相关的症状表现，则这些症状可能无法发现。
本研究和以往报道的成人癫痫患者抑郁及焦虑症发病率增高相一致[4]。一些病例显示成人患者精神性疾病可能起源自儿童或青少年期的不良性心理应激，表明早期发现患儿精神心理异常意义更大。以往有报道提示癫痫儿童患者在有自杀倾向的儿童中占有很高比例[5]，结合本研究，提示临床医师必须重视抑郁症、焦虑症甚至自杀观念。目前全世界对抑郁及焦虑等精神心理疾病越来越重视，对癫痫后患儿的心理学评估亦越来越重要。
在其他儿童疾病中也观察到了CDI平均评分增高[6]，例如胃肠道疾病等，但对于癫痫后情感性并发症的出现仍考虑有以下几个因素：中枢神经系统病理改变（如痫性发作的损伤作用、引起痫性发作的原发病变，药物治疗）；心理社会因素（如因痫性发作而产生的耻辱心理）。以往研究表明[7]，年轻的癫痫患者和焦虑及抑郁相关的外界控制点较正常组及糖尿病对照组更高。成人癫痫患者的抑郁症发病率也较其他神经系统疾病对照组高。
本研究组未将伴有精神发育迟滞的癫痫患者纳入样本，该类患儿可能和本研究组患儿在本质上有一定差别。RCMAS和CDI评分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可能说明焦虑及抑郁的发病常同时存在。此外，两种评分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交集。
本研究提示了癫痫患儿中抑郁及焦虑的高发病率，但其原因、本质、及其有效的治疗方法，尚待进一步研究。对于变量变化及焦虑和抑郁之间的相关性，仍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研究。包括精神检查、神经心理学测验及配对对照组研究在内的纵向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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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一些文献对商业银行绩效考评指标的体系设计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这些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对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可以对不同银行按绩效进行排名，而没有关注银行绩效评价的对象和主体即员工绩效。另外一些文献则以企业经营战略目标为考核依据，以平衡计分卡（BSC）为考核工具，讨论了以战略目标为导向、以员工绩效为考核对象的商业银行员工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设计问题。这一类研究的基本思路大致相同：以BSC的基本框架为理论依据，明确银行的战略目标以后，将财务层面、客户层面、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等四个一级指标进行分解，形成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和权重，实际考核时对照指标体系对部门和员工进行打分和计算，即可得出考核对象的业绩表现。但是，相关研究基本都属定性研究，并没有严格的计量检验的证据。
没有效率导向的企业经营绩效考核，就不会有效率导向的员工绩效考核。在商业银行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基于效率（Efficient）和效果（Effects）的员工绩效考评已经成为各银行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提升银行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在外资银行不断进入，新的银行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不断对传统的中资银行造成冲击的情况下，一些新近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尝试以管理会计系统为蓝本的绩效考核体系，强调“价值创造”理念，固化“成本倒逼”机制，彻底实现商业银行员工绩效考核的市场化转型。管理会计系统是多维度的盈利核算系统，可以提供多维度的利润指标，用以支持绩效管理，因此，绩效管理是管理会计主要用途之一。借助于管理会计系统进行业绩评价，利用管理会计的利润指标体系构建“价值创造型”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促使考核由规模导向转为利润导向，促使企业每个单元都能够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这一考核体系设计理念相对理性和刚性，而且指标众多内容庞杂，在一些试行的商业银行中引起不少争议。
二、 理论与模型
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 Economics）与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指出，“好的（Good）”制度与机制取决于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制度设计主要解决衡量标准和衡量内容等方面的问题，制度执行主要解决制度运行与监督保证方面的问题。由于个人目标函数差异较大，阿罗已经证实，在所有人都是理性选择的前提下，形成一个可以包容所有人偏好的社会目标函数是不可能的。但是，基于“一致计算”的原则，制度和规则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才会具有可执行性，制度设计的目的才有可能实现。在管理学的经典著作中，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中提出的“目标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MBO）也指出，只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次讨论博弈，最后制订的组织目标才会成为激励手段而不仅仅是考核与约束。
绩效考核或绩效评价（Performance Evaluation）是对行为过程（Progress）和行为结果（Results）的考核与评定。显然，评估标准和评估执行是影响评估结果的两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现有的绩效考核实践中，几乎所有的组织单位都是自上而下的制订一套考评体系，或者邀请咨询机构设计一套考评体系来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很少能够按照“一致同意”的原则通过上下互动沟通而设定考核标准和考核执行机制。研究表明，一些组织高强度的绩效考核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扭曲了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度、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变得越来越低，而消极怠工、蓄意破坏、不合作、忠诚度下降、离职等行为却越发普遍，绩效考核不再发挥应有的激励员工的正面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导火索。因此，员工在对绩效考核的认知与感受是至关重要的，员工对于绩效考核的公平感会直接影响员工行为（OCB）和组织绩效目标的实现。
员工的公平感是一种主观感受，而不同员工的主观感受是有差异的。对于绩效考评而言，员工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考核目的能不能接受、考核指标设置合不合理、考核内容合不合适、考核结果有没有及时反馈等等，公平感只是对考核结果与激励约束匹配差异的一种反应。显然，这种反应与个体情况紧密相关。对“反生产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工作年限等。在中国样本中，收入和职位是另外两个最可能影响个体认知与行为的因素。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人口统计变量一般都作为控制变量进入计量模型的，尽管这些变量与“反生产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但是在回归模型中这些控制变量往往又是显著的。这说明，一套既能防止员工“反生产行为”产生又具有激励作用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的关键，是能够在坚持战略目标导向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员工个体情况的差异，在考核标准制订和考核执行两个方面都能做到让最多数的员工满意。尤其是在商业银行这样的特殊企业类型中，员工绩效考核更需要考虑员工的反应和行为。
三、 实证研究
1. 问卷设计与发放。在商业银行中引入管理会计系统作为员工绩效考核的指导思想和蓝本，固然能够扭转国有银行职工长期养成的地位优越的思想认识，但同时也让很多员工感觉压力太大和难以适应。管理会计系统本身比较专业，如果没有相应的财务知识可能很难理解。此外，一套完整的绩效考核体系应该包括考核指导思想、考核目的、考核准备、考核内容、考核指标、考核过程、考核时间、考核反馈和考核效果等几个方面，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满意度主要来自于对这些考核要素的评价和认知。依据上面提出的理论模型和商业银行绩效考核的要素与环节，本文设计了39项问题，请调研对象对考核的指导思想、考核目的、考核准备等问题进行评价，评价尺度为Likert五点量表。最后一题是效标测项，也是员工总体满意度测项。这样，问卷主体共有40道问题。其次是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年龄、职位、收入等，共9题。其中，工龄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个人全部工作时间，二是个人在本单位的工作时间。经验是指是否有其它银行工作经历，有记为1，无记为0。
问卷在广州某著名商业银行全行发放，发放时间为2013年2月～2013年4月，共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16份，有效率为79%。
2. 描述性统计。首先观察员工对绩效考核各要素的评价是否存在个体差异。如果所有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指导思想、考核目的、考核准备、考核指标等问题都具有同样的判断，那么绩效考核就不会在不同部门、不同级别的员工中造成不同的影响。
方差检验表明，从绩效考核各要素的角度看，考核是否经过充分准备在人口统计变量中的差异性最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位、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收入和不同工作经验的人对银行绩效考核的准备工作评价都有显著不同；其次是对考核目的的评价，学历、专业、婚姻、收入和经验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再次是对考核能否及时反馈和考核效果的评价，年龄、学历、收入和经验同样是显著的影响因素。而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角度看，对绩效考核各要素的评价差异最大的影响因素则是个人年收入、是否有其它银行工作经验、学历和年龄，尤其是收入变量和工作经验，不同收入和工作经验的人几乎对所有绩效考核要素的评价都存在差异性。
其次考察员工对绩效考核的总体满意度在人口统计变量中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绩效考核的总体满意度评价都有显著性差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不同身份特征的员工对现有绩效考核工作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3. 计量分析。本文认为，员工对绩效考核的认知与评价是影响员工考核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而在这一影响过程中，不同人口统计变量将对主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从方差检验的结果看，绩效考核各要素评价和绩效考核总体满意度在不同身份特征的员工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本部分还将利用逐步回归模型（Stepwise Regression）考察人口统计变量、考核评价对满意度的影响。统计软件为SPSS17.0。
结果表明，在控制变量对总体满意度的回归中，员工的职位、年龄、学历、收入、经验都是影响员工绩效考核总体满意度高低的因素。但是，职位、年龄、学历和收入三个变量的影响都是负面的，职位越高、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员工满意度越低，仅有工作经验的影响是正的。而在绩效考核各要素对总体满意度的回归中，指导思想、考核准备、考核过程、考核反馈和考核效果等几个方面是影响员工总体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其中，考核过程越复杂，牵涉的方面越多，越容易引起员工的不满。把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总回归模型后，控制变量仍然显著的是职位、收入和工作经验，但是工作经验的符号由正变成负，也就是说，有其它单位工作经验的人满意度越低。此外，在本单位工作时间长短也成为影响总体满意度高低的一个因素，在本单位工作时间越长的人，满意度越高。和单纯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相比，单位工作时间的影响作用也发生了反向变化，由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变成正面影响。而与单纯的绩效考核要素对满意度的回归结果相比，考核效果评价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是考核指标评价的影响作用加强，即考核指标设计得越复杂，越容易引起员工的不满。
四、 分析与讨论
员工绩效考核是一个系统，这一系统不仅包括了考核指标设计、考核标准制订、考核的具体执行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还应该包括考核指导思想、考核目的、考核准备、考核反馈机制等等。为了尽量少引起员工的“反生产行为”，考核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得到员工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员工不认同或不接受绩效考核的设计理念、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那么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就会消失殆尽，员工的抵触情绪和抵触行为就有可能不断发生。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绩效考核各要素评价在员工个体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且绩效考核的总体满意度在不同身份的员工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在商业银行的绩效考核过程中，存在着员工“反生产行为”产生的可能，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是成立的。进一步的考察发现，职位、收入和工作经验是影响员工总体满意度的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因素，而且全部都是负面影响。就职位因素而言，职位越高的人满意度越低，可能的原因是越高层的员工，手中掌握的权力越大，在成本概念没有得到加强之前，职位产生的权力租金（Power Rents）基本上由领导本人说了算；但是，管理会计系统强化了利润创造，对成本结构形成硬性约束，职位带给领导的各种收益将被降低。而且，绩效考核工作量大，指标计算复杂，考核频率快，持续时间长，给领导增加了工作负担。因此，领导层对强制性的绩效考核往往都有不满情绪。从收入的角度看，收入越高的人对绩效评价的总体满意度越低，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指标和职位因素密切相关，银行职工的收入在领导层和普通员工之间拉得距离较大，高收入群体其实就是占据领导职位的人，收入越高，成本约束越强，对绩效考核就会越不满意。从工作经验来看，有无外单位工作经验对满意度的影响是负面的，有其它银行工作经验的越容易导致不满。这一点和单纯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正好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如果不与其它单位比较，本单位的工作经验对于复杂的绩效考核是有妥善应对功能的；但是与其它单位的情况一比较就会发现，这套管理会计系统可能会降低收入或增加工作量，不满情绪就会产生。这说明，如果单纯从方便管理的角度讲，一直在本单位工作的员工更容易接受绩效考核；这也同样说明，不同单位工作经验可能具有双刃剑的影响。
从绩效考核各要素情况来看，加入控制变量后仍然显著的有考核指导思想、考核准备、考核指标和考核反馈等几项指标。这一结果为“一致同意”或MBO管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员工能够认可绩效考核的设计理念和指导思想，比如说绩效考核不是为了约束个人，而是为了提升银行竞争力，并从长远角度不断提升个人收益水平等，那么员工就容易对绩效考核表示满意。而考核之前的工作也非常重要，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是有道理的，既然成本导向型绩效考核本身就会对个人收益或个人行为造成重大影响，如果不在行动之前做好教育、宣传和鼓动工作，员工一方面可能因为难以理解考核内容和指标而产生抵触甚至对立情绪，令一方面也可能会因为被排除在参与之外不能表达意见而生怨恨。考核指标设计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是负面的，指标设计的越复杂，员工满意度越低。这一结果比较容易理解。但在实践中，很多单位的绩效考评体系都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专业人士根本就没法全部搞懂，员工不信任感由此产生。最后一项对员工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是考核的反馈机制，考核不能及时反馈，或者考核结果与考核承诺的激励不能相匹配的话，员工的不满情绪立刻就会产生。这一结果提醒实践者，“言必行，行必果”必须得到切实保证，形式主义的绩效考核更容易伤害员工的积极性。
五、 总结与建议
本文以广州农村商业银行为样本，考察了员工对复杂绩效考核系统的评价和态度。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员工个体差异和对绩效考核各要要素的评价是影响员工绩效考核总体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更为具体和深入，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应该贯彻到绩效考核的每一个环节，如果员工不能认可绩效考核的指导思想、考核指标、考核过程、考核反馈机制，绩效考核工作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就有可能会发生。
本研究发现，个体特征对绩效考核满意度的影响往往都是负面的，职位、收入、工作经验甚至学历、年龄等因素都会让员工产生不满情绪。每个员工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绩效考核机制明确了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界定了权利的边界和内涵，这一考核过程极有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触动某些人心中的“奶酪”，继而会引起相应的情绪反应。因此，一套考核机制不仅需要尽可能地兼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接受最大多数人的意见，还需要在高层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才有可能真正执行。目前，一些商业银行推行管理会计系统为蓝本的绩效考核体系，主要的动力就是来自银行的最高层。银行领导承担的压力最大，他们迫切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来提升银行竞争力。但是，银行毕竟不是普通的企业，完全市场化的考核机制是否适用，是否会引起员工的“反生产行为”，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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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 179 G 4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8-0679-03
当前学校安全问题面临严峻挑战[1]。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往严重危害青少年生命和健康的传染病、营养不良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基本得到控制,而伤害则已逐渐成为青少年的主要死亡原因。学生的安全知识、安全技能是影响儿童青少年伤害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学生安全知识、安全技能的调查,了解中小学生安全知识、安全技能的现状,为预防和控制儿童青少年伤害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将某市按照学校类型分为普通小学、重点小学、普通初中、重点初中、普通高中、重点高中等6层,每层随机抽取2所学校,每所学校各年级按班级人数整群抽取100名左右学生。由于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能力存在一定的不足,小学仅调查四～六年级学生。全市共调查12所学校4 600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4 50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0%。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20岁,其中10～18岁之间的占97.7%。在家庭情况中,父亲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56.9%,母亲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占47.6%,家庭年总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为37.3%。
1.2 方法 采用“学生伤害与安全因素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社会学资料、安全行为、安全知识和技能、其他4个方面共62道题目,题型均为选择题。所有问卷调查均由研究者和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在学校保健教师的协助下组织学生在课堂内匿名自填,当场独立完成,问卷统一发放,统一回收。
剔除无效问卷后,统一使用EpiData 3.0软件,采用双录入方式输入并校对调查数据,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安全知识
2.1.1 基本情况 安全知识调查包括急救知识、煤气中毒知识等日常生活方面和放射性事故、海啸等灾害方面的知识共16道题。在日常生活安全知识方面,学生对触电防护、煤气中毒、溺水抢救等知识掌握较好,选择“知道”的分别达到24.8%,24.1%和20.9%;而对于脊柱跌伤搬运和心脏病抢救的知识则了解不多,选择“知道”的仅有14.1%和14.2%。在灾害知识方面,地震和洪水的逃生知识掌握较好,选择“知道”的分别达到20.2%和19.5%;而化学物中毒、化学毒物泄露、放射性事故的知晓率则较低,分别为10.8%,11.0%和14.4%。
获得安全知识的途径主要为广播电视(39.9%)、报刊书籍(23.9%)和学校课堂(16.3%),68.3%的父亲和70.6%的母亲会经常主动告诉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有4.6%的学生认为获得安全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家长介绍。
2.1.2 不同学段学生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 见表1。
由表1可知,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对于化学毒物泄露、心脏病抢救和脊柱跌伤搬运知识的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中生其余各项安全知识的知晓率均高于初中生和小学生,经χ2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1.3 安全知识得分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赋值转换后定量分析,安全知识得分最低16分,最高64分,中位数为40分,均数为(39.84±10.36)分。将学生根据安全知识得分分为A,B组,安全知识得分
由表2可知,普通学校、父母不经常主动告知安全知识都是安全知识得分较高的不利因素,而女生、高年级、父亲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总收入较高则是安全知识得分较高的有利因素,单项检验显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2 安全技能 学生对触电防护、楼内失火逃生的技能掌握较好,正确回答率分别达到91.6%和88.0%;而在“是否会正确使用灭火器”一项,仅有29.2%的学生选择了“会”,该项技能掌握较差。
2.2.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安全技能得分比较 通过对各项安全技能的选项赋值转换,将学生对于安全技能的掌握情况定量化,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安全技能得分比较见表3。
由表3可知,不同性别和父母职业不同的学生安全技能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同学校类型、父母文化程度以及安全知识得分不同的学生安全技能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2.2 安全技能得分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赋值转换后定量分析,安全技能得分最低9分,最高18分,中位数为14分,均数为(13.99±1.26)分。以学生安全技能得分为因变量,以学校类型、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年收入、安全知识得分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入选和剔除自变量,找出对安全行为有影响的变量。α=0.05,β=0.10,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安全技能得分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方程的假设检验F值为34.970,α
由表4可知,进入方程的变量有学校类型、性别、年级、安全知识和父母文化程度;由标准回归系数可知,年级对学生安全技能得分的影响最大。
3 讨论
3.1 安全知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安全知识的掌握情况对于青少年能否保障自身的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安全知识得分在45分以上(相当于百分制的60分)的学生仅占29.7%。调查结果还显示, 在灾害逃生知识方面,学生自我报告对于地震、洪水知识知晓情况相对较好,而化学毒物泄露、放射性事故等方面的知识相对薄弱;在日常生活安全常识方面,学生对于脊柱跌伤搬运和心脏病抢救的知识掌握较差,而对触电防护、煤气中毒防护等知识的了解相对较好。
学生的安全知识主要来源为广播电视,不同于张瑾等[2]的调查结果(学生主要知识来源为书本),可能与调查对象的年龄段不同有关。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积累的各种知识在不断增多,知识面不断扩展,学生并不满足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所学到的安全知识,因此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如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等来获取安全知识。由此可见,社会环境对于学生的安全知识积累有着重要意义。
调查结果还显示, 当煤气中毒等情况出现时,女生往往能较好地处理;而在核武器防护等知识方面,男生知晓率较高。可能与男生对自然灾害方面的知识感兴趣、相关书籍或影像资料接触较多有关。
重点学校学生安全知识得分高于普通中学,可能与学校教育内容有关,但也不排除因为受到学生自身性格和素质差异等混杂因素影响,外向型或混合型性格的学生安全知识得分高于性格内向者。处于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安全知识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青少年获得的大部分安全知识可能来自于小学高年级阶段,随着年级的升高,学校和家长对应试课程越来越重视,从而忽略了对青少年的安全教育。
从影响学生安全知识的因素来看,除学校类型、性别、年级等因素外,父母是否经常主动告诉安全知识、父亲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总收入也被纳入回归模型,说明家庭环境对青少年安全知识的掌握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牛静萍等[3]的研究也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高以及父母职业为医生、科技人员、教师的青少年安全知识掌握情况较好。
3.2 安全技能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安全技能就是在可能有生命威胁的中运用各种技能和手段逃离危险,从而减少伤亡的方法[4]。我国青少年多为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长期生活在较为稳定有序的校园里, 日常生活经验不够丰富, 在防火防盗、灾害逃生等方面缺乏基本常识。调查结果表明,仅有29.2%的学生报告会使用灭火器,而完全不会的学生达到31.7%。青少年对触电防护和楼内失火逃生的技能掌握较好,正确回答率高于黄迎乒[4]对河南部分大学生所做的调查结果,但仍有1.4%的学生在楼内失火时选择了跳楼,3.1%的学生在发现有人触电时选择了拉开触电者,如果这些学生真正遇到类似情况, 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可知,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及学校类型都对学生的安全技能得分有着较大的影响。青少年缺乏生活经验,对是非、安危的辨别能力较差,自我约束力薄弱,常有冒险或侥幸心理,对突发事件缺乏预见性和应变能力,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差,需要教师和家长的正确引导。而安全教育不仅应让学生掌握安全常识、培养安全意识,更应教给学生发现险情、判断险情及安全逃生的技能。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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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书面问卷方式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家庭环境、爱好及行为因素。学习成绩是大学一、二年级所有考试科目的成绩，共16门。发出问卷170份，收回170份，有效问卷166份，有效率97.6％。
统计分析。各学期成绩作为预测变量，非智力因素作为自变量，将自变量各定性变量数量化，即定义哑变量(DummyVariable)，采用SPSS14.0统计分析软件，由于预测变量与自变量存在相关性，故对其进行因子分析，提取主要因子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1.主成分分析
简介：在对某一事物进行实证研究中，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人们为了避免遗漏重要的信息往往要考虑与其有关的多个指标，这些指标在多元统计中也称为变量。这样随着指标的增多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同时由于各指标是对同一事物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造成信息的大量重叠，有时甚至会抹杀事物的真正特征与内在规律。基于上述问题，人们就希望在定量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少，而得到的信息量又较全面。主成分分析方法正是研究如何通过原始变量的少数几个线性组合来解释原始变量绝大多数的信息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可以有效利用大量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提示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得到对事物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一些深层次的启发，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
结论：依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三个主要因子y1、y2、y3，累计贡献率为95.65％，其中y1为68.43％，且成分矩阵载荷很高，意味着它们与因子y1的相关程度很高，故y1因子比较重要。
2.逐步回归分析
并不是所有自变量都对预测变量都有显著的影响，挑选出对预测变量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的最常用方法是逐步回归法。具体做法是将自变量逐个引入，对选入的变量进行逐个检验，当原引入的变量由于后面变量的引入而变得不再显著时，要将其删除。引入一个变量或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一个变量，为逐步回归的一步，每一步都要进行F检验，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变量之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的变量。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到既无显著的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也无不显著自变量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为止。逐步回归目的确定哪些因素对因变量影响最大，从而获得最佳预测模型。
选取预测变量y1，自变量非智力因素进行逐步回归。结果见表2。回归方程的显著性p值均为0.000，回归方程有统计意义。
二、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
y1=0.335-0.705(城镇)+0.563(体育活动少)
1.城镇户口学生比农村户口学生平均标准化成绩低0.705分(P＜0.01)
2.很少参加体育活动的学生比经常参加或参加体育活动的学生平均标准化成绩高0.563分(P＜<0.01)
三、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
1.农村户口的学生学习成绩高于城镇户口的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通过座谈了解到，由于当前大学生就业前景不乐观，就业压力很大，尤其是对那些农村家庭的学生，部分学生上大学是要脱离农村环境，到城市就业；但绝大部分农村学生是要依靠个人努力来改变个人的命运，改变家庭现状，改善家乡落后面貌，这样就会被迫努力学习。我们也认为，家庭条件好，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孩子的投入的教育资源更充裕，学生在学习成绩应该更好些，但也可能会削弱人的斗志，降低人的拼搏精神。
一、引言
自从1987年第一批福利彩票开始发行，继而1995年体育彩票也开始发行，彩票行业逐渐发展完善，成为政府筹措公益慈善资金的重要来源。2011年，我国彩票销售额就达到221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共筹集彩票公益金634亿元，为我国的公益事业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助力。彩票行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特别为很多个体经营者带来了一个不错的就业选择。彩票营业税也成为服务业营业税较快增长主因。同时，对普通大众来说彩票也逐渐的进入了他们的消费生活，其中不乏一夜暴富的故事，也有为博头奖倾家荡产的反面例子。随着彩票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内学界也更多的关注彩票相关的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彩票销售就是一个研究的热点。而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收入无疑是最关注的焦点。原因是，在中国，彩票公益金的主要用途是政府的福利救济和中低收入群体的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彩票将一部分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转移支付到中低收入人群中，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如果购买彩票的绝大部分都是低收入者，绝大部分的买彩票者都是为了追求一夜暴富，而彩票并没有想其他娱乐品，例如电影，给购买者休闲的效用，那可能上述理想的情况不但不能出现，有可能还会更糟。如果真的那样彩票管理者就应该检查彩票发行机制来改善情形了。
本文利用中国2007-2010年来省级彩票销售量的面板数据，从总量分析上来研究人均收入对人均彩票销售量的弹性，同时，指出总量分析在这种关系识别上存在的问题，通过一个特殊外生事件（春节效应）的研究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修正。
二、文献综述
在研究收入与彩票销量关系的文献中，按数据类型的不同，主要分为微观分析和总量分析。前者是基于对彩票潜在购买者调查的微观数据，通过一些例如Tobit一类的微观计量模型，来研究包括收入、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等个体变量对彩票购买意愿以及购买量的影响。后者是基于地区，国家的宏观总量统计数据，例如人均收入、人均GDP、教育水平、贫困程度等变量，来研究对该国家或者地区总体彩票销售量的影响。
微观分析代表文献中，Farrell和Walker（1999）利用基于英国微观个体的面板数据，通过Tobit模型研究了收入、年龄等一些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彩票购买者购买概率和购买量的影响，他们主要关注了价格弹性以及“二次反转”（double rollover）对购买的影响。他们发现高的价格弹性和低的收入弹性。Rubenstein和Scafidi（2002）等通过美国Georgia洲1998年的微观家庭抽样调查数据对该州教育彩票的购买偏好和最终用途进行了研究，发现低收入和非白人家庭的购买量更高，但是高收入家庭在教育彩票的收益上更大。同类的研究还有Grotea和Mathesonb（2007）等。
总量分析的代表性文献中，Mikesell（1994）研究了1983年倒1991年美国33个州的人均季度彩票销售量与各州各种经济指标间的关系，主要发现人均收入对人均彩票销售量的平均收入弹性达到了3.9，失业率相对与人均彩票销售量的弹性要低得多，只有0.054。但彩票的销售量对失业率的变化是敏感的，失业率增加1%彩票销售量增加0.17%。Mikesell同时指出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在经济的衰退期，更多的人会感受更沉重的生活压力，增加彩票的购买的假设。Garrett（2001）研究了1997年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彩票销售量和该国家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间的关系，发现平均来看全球人均收入对人均彩票销售量的收入弹性为1.347，比较各个大洲的情况，非洲为0.71，亚洲为1.31，北美为1.182，欧洲为1.681，南美最高为2.065。Garrett还研究了彩票销售量占国家GDP的比重和各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彩票销售量占国家GDP的比重较高，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比重较低，近似存在一种倒U型的模式。Coughlin和Garrett（2009）使用2005年美国七个州彩票数据，通过把收入分为名义收入、财富和转移支付三类，分别考虑了它们对彩票收入的弹性，发现转移支付的弹性最强，也暗示得到政府转移支付更多的低收入人群购买了更多的彩票。
分析文献我们发现，丰富的微观数据能够对潜在彩票购买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数量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而且大多数的结果和微观经济学以及心理学的理论相吻合，即对乐透型的彩票，低收入人群，高生活压力的人群是它的主要购买人群，彩票随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甚至从理论和现实中都存在低收入者购买彩票的绝对数量也会高于高收入者，比尔盖茨很难为了中个五百万而购买一张彩票。但是，对中国国内的研究来说，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微观数据收集系统，数据的缺失使这样的研究很难严谨的展开。所以，本文也采用的是总量分析的方法。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总量分析却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仅仅估计到一个正的收入弹性，是无法说明单个个体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彩票的消费量。这是因为，针对人均收入对人均彩票销售量的弹性，总量分析得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个体平均意义下收入变化对彩票消费的影响，但是如果该地区本身人均收入的差异很大，高的人均收入的地区伴随着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总量分析的结果就可能有问题。极端的来讲，一个高的弹性可能是大量的低收入者巨额的购买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零购买形成的，这样平均意义下的弹性就没有多少的实际意义。本文后面的工作就是不仅仅估计出人均收入对人均彩票销售的弹性，还有通过总量数据来分析到底是流动人口是否是彩票的主要消费者。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首先，为了得到中国各个省、直辖市彩票的收入弹性，本文在Garrett（2001）的模型上构建了彩票人均销量与人均收入的计量模型。相对与Garrett（2001）的横截面模型，本文通过中国2007年至2010年，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年度的彩票销售数据和相应的收入数据建立了面板模型。
…………（1）
（1）式中，表示指定省市i年份t的人均彩票销售量，表示i省市年份t的人均GDP，表示i省市的截距，表示i省市的斜率，表示误差项。
本文选择的面板模型是参数满足时间一致性的固定效应模型，以为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横截面较长，时间维度较短的面板数据，从估计的角度参数容易满足时间一致性；同时，本文使用的是全国所有省、直辖市的数据，本身就是总体，并且变量都是汇总后的总量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建模更为自然。
在变量选择上，本文用人均GDP来代表收入水平，是因为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收入指标，分为了农村人口的年度总收入和城镇人口的年度可支配收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个人年度可支配收入，考虑到不同省市间城乡差异较大，参考先前关于彩票收入弹性的研究（如Garrett（2001）），本文选择了人均GDP来衡量各省市的收入水平。实际上，在研究中我们也尝试选择了上述两个变量来进行分析，估计结果并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第二步，为了分析各个地区实际购买彩票人群的特征是否符合心理学及其相关研究的特征，本文关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一类特殊的人群，流动人口。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流动人口的大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富余劳动力大量的向东部移动，加之我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常年积聚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一部分社会群体是比较符合前面所谈到的低收入，高生活压力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按照理论分析应该会有更高的彩票购买倾向。存在这样的可能，在彩票收入弹性更高的地区，很可能是因为有更多的流动人口，他们购买了更多的彩票，才产生了虚假的更高的收入弹性。或者说，高的弹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是以为，在高收入的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了更多的彩票潜在消费者――流动人口。但在，彩票销售的总量统计数据中，却并没有购买者的统计信息，也就无法证明哪一部分彩票是这些流动人员购买的。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本文又从时间维度上考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大量的流动人口会离开自己的暂居地――春节，具体的说主要是春节到元宵这一个时间段。一年一度的春运高峰，正是这个现象的最好体现。如果前面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在流动人口集中度更大的地区，在除夕到元宵所在月份的人均彩票销量会下降得更多，为了证实这个假设，本文建立了第二个模型：
…………（2）
（2）式中，表示各省市春节春节到元宵所在月份与上一月份的人均彩票销售量的差，表示各省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各省市年度的彩票销售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部网站，其余数据都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财政部网站上提供了2007年8月至今的省市各月度的以及当年累计的彩票销售数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是各省市年度人口、收入、GDP数据。因为，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详细数据还没有公布，各省市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通过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数据中统计的“全国按现住地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省的人口”数据计算得到。人均彩票销售量、人均GDP。
四、实证分析
首先，需要确定（1）式的具体形式。是相同截距，相同斜率；相同斜率，不同截距；还是不同斜率，不同截距的模型。本文先进行了模型选择的F检验，F（60，62）=1.528，F（30，62）=1.634，所以，最后确定的（1）式的具体形式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考虑到省级面板分析时，一般认为存在异方差，所以在估计参数时我们选择了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
（1）式的最后估计结果为：
R2=0.96，DW=2.15，F=75.57，是每个省市截距对平均截距的偏离。整体的回归效果比较理想。同时，对模型固定效应进行似然比检验，LR=17.14，P
我们得到的彩票的收入弹性为1.06，同Garrett（2001）研究中得到的亚洲1.31的结果还是比较接近，考虑到Garrett提出的倒U型的收入弹性模式，以及其他大洲的数据，我们预计短期内，收入弹性还有增加的可能，这对整个彩票市场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一个大于1的收入弹性似乎指出，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购买彩票的量也会增加得更快，富人比穷人有更强的购买彩票的意愿，这显然同我们平常的逻辑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相悖。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一个平均意义下通过总量分析得到的收入弹性可能会掩盖社会不同阶层对彩票的不同需求。为了分析彩票购买者的人群结构特点，接下来，我们又对（2）式进行了估计。估计时，我们选择了White异方差修正。
（2）式的最后估计结果为：
R2=0.38，DW=1.54，F=17.69。整个模型的R2偏低，原因很大在于流动人口比例数据偏度较大达到了2.07，有不少省市的流动人口占该省人口比例都很小，总体样本的容量只有31个，一个较低的R2也比较自然。同时考虑到，在95%的置信度下DW值和总体线性的检验都通过，（2）式的估计也是可以接受的。
最后得到流动人口比例的系数为3.69，说明在春节期间，的确有大量的彩票销量的下降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暂时离开造成的。也就是说，在平时流动人口是彩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
笔者长期担任《社会统计学》教学，发现大部分学生为文科生，数学基础差，课程负担重，如何增强学生利用所学统计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尤其是走出校园参加工作后学以致用是当前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一、当前社会统计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不强
一本高质量的《社会统计学》教材，既需要像数理统计一样，讲清讲透基础统计学原理和知识，又要明晰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阐释清楚与其他应用统计学的区别。而当前的《社会统计学》主流教材，都存在侧重于其中一方，能够做到两方面兼顾得很好的教材几乎没有。如目前高校使用量较大的教材有卢淑华的《社会统计学》，偏重于数理统计的理论推导，蒋萍的《社会统计学》尽管对研究对象有清晰的定位，但是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目前的统计学教学中一般采用理论讲解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主要依托教材，对与统计学相关理论和方法逐一进行介绍，对涉及到的公式和定理进行推导。因此，当前社会统计学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快编撰一本如何将统计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研究或者实践中去的优秀教材。
（二）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不少院校的社会统计学教师队伍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外聘数理统计学的教师教授《社会统计学》课程，这些老师上课更多的偏重理论讲解和推导，让学生掌握比较扎实的基础统计学知识。由于他们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文科专业不熟悉，课堂讲解中不能结合专业领域内的社会调查和案例来分析讲解。导致学生学习起来压力大，觉得枯燥无味，在面对社会现象时不知道怎么利用所学统计学知识分析和阐释社会现象。二是社会学专业背景老师讲授《社会统计学》，这些老师由于没有系统接受过数理统计学的训练，对于统计学的数理部分往往一知半解或者干脆略过，教学中更多的偏重例题分析和软件的使用。
（三）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学习社会统计学的学生多为文科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是因为对数学等学科的害怕才选择报考文科专业。而统计学需要一定的概率论和微积分等数学基础，所以学生一看到社会统计学中涉及的数学知识就头疼，认为自己很难学好，产生先入为主的畏难心理，对自身的学习能力信心不足，缺乏动力，提不起兴趣，部分学生甚至在遇到困难时主动放弃统计学的学习。学生认识不到社会统计学与其它应用统计学相比，有其自身特点：研究对象为人类行为、政治文化等社会现象；所需具备的数理知识要求相对较低，更侧重于对统计结果的理解和解释；社会统计中收集到的资料，往往很多是低层次的变量，如定类、定序变量。因此，定类、定序变量统计分析在社会统计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讨论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列联表、列联强度，相关关系的测量是学习的重点。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统计学》教学改进措施
（一）统计思维改进法
1、统计无用论向统计实用论的转变
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定量分析工具，是社会科学科学性的实现工具，尤其是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规范化，近些年高级统计学的发展，统计学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学好统计学对于本科生考研或者将来从事学术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尤其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专业的考研，社会统计学是必考科目，也是导师特别看重的学生必备能力之一。二是社会统计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工具，现在很多企业、调查公司等在招聘的时候非常看重应聘者统计学的知识和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EXCEL、SPSS、STATA、SAS等统计分析软件，可以极大增加就业机会和就业筹码。
2、教学过程中的定量思维与定性思维的结合
社会统计学作为定量分析工具，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数学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所以统计学中有大量的公式和推导过程。作为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在讲清楚原理和推导过程的同时，需要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用定性的话语和思维解释清楚来龙去脉。
例如对于标准分的理解，卢淑华是这样解释的：“标准分Z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均值为基点，以标准差σ为量度单位，计算x取值距离标准差的距离，以便进行不同的μ和σ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变量一般有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统计上，不同的均值和标准差是不能互相比较的。例如甲乙两名学生在两个不同的班级考了同一门《社会统计学》课程，他们的成绩如下：甲同学考了80分，乙同学考了90分。已知甲班《社会统计学》的平均成绩是70分，标准差是10分；乙班《社会统计学》的平均成绩是70分，标准差是20分。请问甲乙同学在本班中谁的成绩更好？通过标准分计算，两者的标准分都是1，说明两名同学在班级的成绩排名是一样的。经过定性的案例分析讲解，学生就能明白为什么曾经一度在高考中引入标准分的原因了，以使不同考区的学生以相对公平的分数被录取。
3、数理思维向理解思维的转变
实质上，学习统计学的过程，就是学习统计思维的过程，而不只是公式的简单套用和通常的数字计算。统计学有严格的前提假设和适用变量层次，是一门量化分析工具，我们在实际运用中，不能为了分析或者所谓的科学性而滥用统计方法，用统计数字代替科学推理，犯了社会学家邓肯（Duncan）所说的统计至上主义（statisticism）。统计数字会撒谎，正如桑普拉斯所说：“统计未必能够揭示真实，有时候还可能成为假象的帮凶。”因此对于统计学的学习，除了养成良好的统计思维外，还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规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对统计方法的甄别使用和统计结果的合理解释。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更看重的是学以致用，用所学知识科学的分析和解释社会中的现象。正如我们学会游泳前不一定要了解动力学的知识，会使用计算机不一定要先懂得编程一样，理解计算机的输入和输出结果比知道计算机如何计算重要得多。
例如学生对于假设检验的原理很难理解，我们可以通过举例让学生理解假设检验的思路。在航天火箭发射前，没有任何人能够事先证明火箭发射是安全的，人们最多只能说，用现有手段没有发现问题。但是，只要发现一个影响安全发射的问题，那就不能发射。这说明，企图肯定什么事情很难，而否定却要相对容易得多。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都是在否定中发展的，这也是假设检验背后的哲学。假定原假设火箭发射是安全的，即使通过研究假设也无法否定原假设，也不能说明原假设是正确的，就像用一两个仪器没有发现火箭有问题还远不能证明火箭是安全的，但是只要在原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出现了小概率事件，我们就认为原假设不成立，那么航天火箭就不能发射。
（二）统计应用推动法
1、开展课外调查活动
引入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为流程的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来开展课外调研活动。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和确定实践课题，成立以6―7人为一组的若干个项目小组，并选出各组组长。当然，研究课题可以是学生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如大学生校园恋爱观的调查、大学生消费行为调查、学习时间调查、学习成绩调查、课余活动、生活习惯、自媒体使用情况调查；也可以是社会生活中的热门现象，如独生子女价值观、二孩生育行为、观念，贫困人口认定与帮扶等调查。让学生通过利用所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科学选题、做好研究设计、设计问卷、选择合适的抽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利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撰写调查报告来学习和使用统计学知识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这样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由于实训基地、实习经费的限制所带来的不便，而且这种调查贴近学生生活，容易入手，易于激发其兴趣，并且有助于加深对统计学原理的理解，明白统计学就在身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使用统计软件法
有针对性的将Excel、SPSS、STATA，SAS等统计应用软件作为社会统计学课程的实训内容。在课堂讲授时，可以教会学生使用Excel函数、Excel图表与图形以及Excel数据透视表来处理常用的统计数据。有条件的话可以安排在计算机房上课或者安排一定量的学时让学生在计算机房上机操作SPSS等软件，培养学生运用统计软件搜集、整理、分析统计数据的能力。
3、加强社会统计学的实习实践
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市场调研公司、市场咨询公司、专业的调查机构、相关企业建立协作和参与机制。让学生学会如何开展调查、如何获取资料、如果统计分析资料，所获取的统计分析数据是如何指导工厂、企业等单位的生产运作的。例如：学生通过参与公司的市场调查，了解公司的产品是如何定位顾客、细分市场的；参观地方政府统计部门的日常统计和上报统计报表，了解政府统计是如何进行的；学生参与各社区或者街道的贫困人口统计、人口普查等调查。
（三）统计课程革新法
1、建立完善的社会研究课程体系
社会研究课程体系是指教授学生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各种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与创新性研究的一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等课程。尽管目前各高校都开设了这几门课程，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分学期开设，由不同的老师授课，导致有些内容重复，例如抽样调查，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中都会涉及，理论学习和实践脱节，例如“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分别在不同学期开设。建议高校开设课程进行改革，由固定的老师来讲授社会统计研究课程体系，将“社会统计学”、“SPSS统计软件应用”整合为一门课程，并合理设置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的课时。
2、建立社会统计学案例库，试题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强国必先强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师，只有有了好的教师，才可能有好的教育。正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转型、学校人事制度改革、教育多元化和素质教育观念的不断深入，教师面临着来自社会、学校、学生和家长等多方面的压力，自身发展经受着巨大的挑战。中华教育改进社日前的《2015年度中国教育改进报告》称，2015年教师职业倦怠不断蔓延，发展到多年来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程度。国内已有学者对中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程晓堂，2006）。自2000年以来，国内部分师范类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英语专业和学科教育专业硕士论文也对英语教师职业倦怠问题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和探索。本文拟从研究主题方面入手，对2011年―2015年以来的国内英语教师（尤其是中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方面的研究进行整理和分析，以期对我国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职业倦怠的概念
职业倦怠作为一个心理学研究术语，最早由美国学者弗登伯格（Freudenberger）1974年提出。一直以来，不同的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如今学界普遍接受的定义是由马斯拉奇（Maslach）提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情绪衰竭、去人格化及个人成就感降低。国内近些年来对于职业倦怠的探讨以实证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为辅。大部分学者注重通过问卷和调查进行定量分析，因此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是通过中国知网等学术期刊数据库获得，因此为不完全统计。考虑到期刊文献质量差异，笔者重点选取了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二、职业倦怠与性别关系研究
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教龄等，可能会对教师职业倦怠情况产生影响。何周春（2011）在对中国西部中学英语教师职业倦怠情况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指出，性别不会对教师的职业倦怠程度产生明显影响。同时他也指出，长期从教于重点中学的教师不容易受到不良情感的影响。然而，这一研究与王芳、许燕（2004）的研究发现相左。王芳研究认为，男性教师职业倦怠水平要比女性教师高。这一观点事实上也在一些实证性研究中得以证实。男性比女性倦怠感强烈，可能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中、单位中以及家庭中承受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因此在同等条件下容易对教师这一工作产生倦怠感。当然这种差异也有可能是由男女生理和性格差异导致的。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研究结果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国内学界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三、职业倦怠与教师工作环境关系研究
王群峰（2011）在对57名瑶族中学英语教师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指出，社会、学校和职业等工作环境因素都对职业倦怠程度产生影响。“其中职业因素与职业倦怠总量表之间的相关性最强”。在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降低这两个维度方面，工作环境并未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沈虹（2013）在对广州400余名高中教师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高中教师由于工作方面压力较大，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事实上，刘晓明（2004）也进行过相关研究并发现，环境压力（尤其是来自考试、人际关系和工作方面压力）越大，职业倦怠症状越发明显。因此，在职业倦怠与教师工作环境关系研究方面，研究者们在很多维度上达成了共识。
四、职业倦怠成因研究
对于职业倦怠的诱因和应对策略方面探索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硕士论文乃至学术专著，相应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
近年来研究表明，职业倦怠的诱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制度、领导管理、学生、人际关系和自我实现（王宁，2012；姜凤云，贾月明，2014）。这些研究与西方此方面的研究基本一致，即工作因素、学生因素、管理因素和教师职业发展是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的主要诱因。
总之，近年来国内不断有学者、教师和研究生对英语教师的职业倦怠进行研究，包含期刊论文、硕士论文和专著等形式，研究方法也逐渐转向了更加系统和科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对教师职业倦怠情况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尽管存在着不同意见，但是也就一些方面形成了共识。不足之处在于对高中英语教师职业倦怠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只有零星几篇硕士论文，且研究的不是很深入，针对性不是很强。因此，对于此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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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虹. 普通高中教师工作压力、职业倦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农村居民患病就医的支出费用是一个连续的经济变量，可以用以下对数线性模型进行估计：（略）其中，Y表示农村居民患病就医的支出费用；Xi表示影响农村居民患病就医支出费用的因素；ai表示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着表示随机误差项，即未被考虑因素的影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参考美国纽约州立大学Michael.Grossman教授创立的Grossman健康资本需求理论，最终确立个人影响因素和地区影响因素两大类影响因素，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本文使用2009年CHNS数据进行分析研究。CHNS是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合作开展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简称CHNS）。这个项目是一个包括营养学、公共卫生、经济学、社会学、中国研究和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专家团队，采用多阶段随机分层抽样方法，在中国的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江苏、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共计9个省份，开展的针对城乡居民的人口、生产、生活、收入、消费、营养健康以及医疗保健等特征的统计调查，是目前中国居民医疗微观调查中比较权威的数据。
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1.空模型检验
CHNS数据是在中国的黑龙江、辽宁、山东、河南、江苏、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共计9个省份开展的调查数据，可能存在层次结构特征，因此对其进行空模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对数据进行二分类离散数据空模型拟合，得到截距项U0的P＜0.01，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数据确实存在层次结构特征，适用于多层模型进行分析。因此，将其分为两层，地区层次（高水平）和个人层次（低水平）进行分层模型分析。
2.多层线性回归分析
由于农村居民患病就医的支出费用是一个连续的经济变量，因此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模型拟合和变量筛选，最终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在个人层次影响因素中，低年龄、高年龄、小学、家庭人均收入和保险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男性、高中、未工作、非农工作和患病严重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单身、患病不严重和家庭规模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在地区层次影响因素中，农村每千人医生卫生员数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医疗价格水平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显著负向影响。
结论
根据上述定量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个人影响因素
年龄、家庭人均收入和保险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性别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耕活动中，男性劳动产出比女性多，男性比女性更适宜进行体力生产劳作。长此以往，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农村家庭中逐渐形成了重男轻女的习俗。男性被视为家庭的支柱，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和绝对话语权，这种情况也映射到了农村居民医疗支出上。在农村居民医疗支出中，男性人群的支出水平显著高于女性人群，男性在医疗服务需求方面处于强势地位，而女性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小学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而高中以上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医疗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自我保健养生意识更强，在平时的生活中注重身体健康的保持并善于自我治疗保健。当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确实患病较重或无法自行医治时，才会选择就医治疗，且医疗支出水平随病情严重情况也会较高。
工作和非农工作民众对农村居民医疗的支出水平高于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这是由于3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未工作的群众主要是处于抚育期的妇女和在读学生，他们得到家庭特别关爱，占有较多家庭医疗资源；二是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患病成本高，一旦生病将会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损失劳动时间减少劳动所得，更会为恢复健康付出医疗服务费用，因此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较其他家庭成员更为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三是农业工作是一种体力劳动，在一定的劳作程度内能够起到锻炼身体增进体质的作用，因此从事农业工作的人群身体素质比较好、健康水平比较高。
患病严重程度与医疗支出水平关系紧密，且关系复杂。从定量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患病严重的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对数比患病一般严重的农村居民大1.45，而患病不严重的农村居民医疗支出对数比患病一般严重的农村居民小0.76，患病严重与医疗支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患病不严重与医疗支出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农村居民患有常见疾病，如感冒、发烧等，能自行治疗的就尽量自行治疗，尽量避免就医治疗。而当农村居民患病较重时，无法自行治疗，才会就医治疗。农村居民对于就医治疗的抵触情绪值得政府深刻研究。
单身和家庭人口规模都对医疗支出水平有负向影响。结束单身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数量增加，从定量分析结果看，家庭人口规模每增加一人，其相应的医疗支出对数就会减少0.09。家庭成员越多、规模越大，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怀、相互照顾就会更多，这有利于身体健康水平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医疗服务的作用。#p#分页标题#e#
2.地区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