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9 1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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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成立了以XX书记、XX主任为组长，XX\XX\XX,各班主任为成员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和任务，各小组成员各司其职，责任人严格按照《2019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分解表》的规定落实任务，确保政治学习、师德师风建设、文明校园创建、思想政治常态化建设、舆情监测和管理等有序化、日常化。
二、抓住关键，分析研判常态化
牵牛要牵牛鼻子，意识形态工作也一样。我系意识形态工作抓住关键阵地、关键人物、关键事件，确保分析研判的常态化。我系主要着重抓好课堂、寝室、网络管理群（QQ群、微信群、家长群等）这三个阵地的意识形态，做好正面引导。抓好教务科长、学管科长、班主任这些关键人物，及时分析、教职工及学生的意识形现状，排查意识形态风险，把控意识形态方向。抓好五四系列活动、工匠精神演讲等系列学生活动及政治学习、教研活动等事件，做好意识形态宣传的融入融合工作。通过抓关键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常态化。
一、认真组织学习，不断提高认识
通过“”，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职工群众认真学习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全文，并与每位职工签订了《干部职工安全使用互联网承诺书》；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都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严格按照集团公司党委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要求，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为企业的稳定发展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
二、强化监督管理，做好重点工作
形态会计制度是针对会计行为约束的规定，是应对会计信息质量不准确性的有效措施。会计制度的实施需要相应的会计意识形态与之配合，由于我国会计师意识形态落后于会计制度，致使会计工作开展困难重重。纵观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建设力度与建设成果得到了赞赏，但会计信息质量却并未得到很大发展，会计信息造假、错误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与我国会计制度建设发展过程中对会计师意识形态的忽略有极大原因。
一、管理会计的理念
管理会计是企业决策者用于对企业控制、计划、评价，确保合理使用各项资源并担负经营责任，而实行确认、累积、计量、分析、解释与传递财务信息等过程。管理会计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方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利用已有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工与报告，从而帮助企业决策者作出决策。因此，管理会计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二、会计师意识形态特点
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道德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不同职业的定义、内容，使意识形态拥有职业属性，职业道德则是职业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与主要表现形式。会计师意识形态指会计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会计报表、编写财务报告、记账凭证的编制等过程产生的观点、概念的综合。会计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一定时期内会计师相沿成习的、最常见的意识形态，占据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支配地位。在会计工作中，影响会计行为的潜在因素为意识形态，会计信息则是输出成果的主要体现，中介变量则为会计制度。
三、会计制度特点
会计制度是以企业单位组织为根本的社会体制，是在社会体制基础上的资源与权力的再分配制度。体制作为会计信息的承担者，其具有的特点对会计信息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交易过程中，市场主体不同，致使市场信息交流不平衡，致使欺诈事件发生，而通过规范的会计准则制度能够避免因信息不全面导致的经济损失。会计准则制度基本原则是诚信公平，要求企业单位以实公正为前提，为企业单位提供具有真实性、及时性的会计信息。
四、会计制度与会计师意识形态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会计工作人员在会计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我国会计制度建立过程中一直存在“重职业技能培训，轻人生观素质培养”问题。社会经济发展表明，会计意识形态因素与会计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却不直接影响。通过会计制度规范会计行为，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维护经济秩序等。会计制度需要通过会计信息实现，高质量会计信息产生的基础就是会计制度，符合会计制度理念的会计师意识形态是其产生的剂。
五、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存在的现状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利于维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行，属于会计工作重要内容。但就我国目前现状来看，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一）缺少会计管理体制
会计制度缺乏完善导致会计信息错误，不能正确反映企业单位经济状况，阻碍经济发展。会计信息失真主要原因是缺少会计信息质量管理体制，会计管理体制建立有利于将会计信息使用者与会计信息提供者联系起来，有效调解双方利益，实现双方共赢。
（二）会计人员职业素质较低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较低，使得会计工作中业务能力不足。部分会计人员缺少法律法制观念，致使会计工作中没做到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素质低。此外，企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企业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要求逐渐提高，但传统会计思想过于保守，缺少创新理念，难以满足企业要求。
（三）会计信息失真，基础资料不实
会计信息失真在会计工作中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为：“假账真作”与“真账假做”。“假账真作”指伪造虚假经济业务，利用会计处理方式进行检验核算，以此得到某种目的的行为。例如，某单位使用虚假发票处理企业不合法经济开支等；“真账假作”则是指违背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情况下，通过不合适的会计处理方式对真实的经济业务进行披露。例如，某单位通过少列成本或多计收入等手段，对经济收益进行随意操纵。
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一）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
想要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首先要建立完整的会计信息管理制度，来指导会计信息管理。由于企业早期对会计信息的不重视，导致没有相应的完善制度来规范会计信息质量管理。所以，企业需制定相应管理准则，完善相关会计制度，落实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例如，制定证券法与修订会计相关法律，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对制造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单位进行严厉惩治。此外，还应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并建立相应制度加以管理，以此提高会计整体素质。并在企业招收新的会计人员时，根据相关法律《会计法》内容，制定企业内部各项责任分配制度，规划企业内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会计行为责任，为保证会计工作的进行，制造良好工作环境，方便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在建立相应的会计准则时，需要结合相关机构会计规范，保证制度的客观性。
（二）增加会计人员专业培训，提高会计师道德素质
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需加强对会计工作人员管理，加大会计制度的宣传，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增强会计人员法律意识，提高会计工职业道德素质。企业联系专业老师对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培训的内容根据企业会计信息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定。会计工作人通过培训，能够调动会计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对会计信息的运用能力，从而满足现代企业中高标准的会计信息管理工作需求。例如，采取员工自由竞争方式，使会计人员放开心态相互切磋，将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公司制定相应的补助和奖励制度，对会计信息管理工作表现优秀人员给予嘉奖，促使会计人员积极接受新的专业知识、创新会计理念、拓展业务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同时，借助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身份认同感和行业归属感，使工作人员能够在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实现员工自我价值，培养具有职业荣誉感的会计师队伍。借助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和教育活动大力宣扬会计职业道德模范，对敢于维护会计信息质量的会计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大力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层次。
（三）强化会计监督体系
会计监督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保证。加强企业内外监督，完善会计监督体系，重视会计外部监督作用。不仅要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还需通过对税收监督的强化，将税收与会计监督相结合。建立完善会计师监督体系，使其与政府、银行、税务、企业等经济监督联系起来，实现会计对企业经济再确认，降低会计信息虚假行为发生，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例如，社会监督机构可通过媒体宣传，构建特殊信息反映渠道，鼓励个人或单位积极举报违背会计准则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国家相关机构对会计信息的控制与管理，充分执行自身监督职责，加深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工作的认识，会计信息质量才能不断得到提高。
（四）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增强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风险防范意识
加大违纪处罚的力度是维护会计制度公平的重要措施，会计职业风险防范意识要深入人心，因此，会计师应参与到会计制度的制订当中，在思想上与会计准则达成共识，同时，增加途径增加会计师与会计制度制订当局的沟通，及时将两者间的误解和歧义消除，并且设计合理的会计师薪酬契约，将会计信息的质量与其薪酬统一起来，要求会计师必须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才能提高自身的收入，除此之外，还要预防各种不道德行为，强化职业风险防范意识，消除会计违规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会计信息产生的经济效果推动了会计师对会计制度的选择。在会计制度日渐完善的背景下，会计制度是会计信息质量基础，会计信息的实施只有通过对制度充分理解，才能从意识形态上证实其准确性与合理性，才能实现会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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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欣然.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措施浅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1):71.
（2019年12月12日）
AAA街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责任意识，开展排查整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把辖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切实为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但是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与不足。
一、责任细化分解不到位，夯实工作落实不彻底。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面对各类风险挑战，一是工作机制不完善，工作责任不分明。我办要迅速成立以街道书记为组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其他科级干部为成员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小组，要建立起“一个领域，一个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人员、责任、措施“四落实”，目标、任务、时限、要求“四明确”，切实做到层层传导、责任压实。二是横向职能部门不协调，没有实现三级联动。我办要建立起防范重大风险工作群，组织社区、合作社落实专人负责，加强街道、社区、派出所三级联动，要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点对点”处理，一个小组总把控的工作方法，对涉及的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七大领域，十二个方面进行拉网式排查摸清底子、快速建立台账迅速开展行动。
二、开展宣传不多样，没有针对性注重重大风险防范。
要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扫黑除恶基层综合整治、金融风险防控、道路交通风险防控等一系列活动，组织各社区、派出所通过张贴公告、宣传画，悬挂条幅，播放LED宣传语，发放致居民的一封信，利用社区平台，多开办金融安全知识讲座，多开展宣传活动等，对防范重大风险进一步宣传普及。组织通过开展专家讲座、集中活动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让广大居民更多了解安全知识和防范技巧，强化防范风险的能力。没有统筹利用“一中心四平台”工具。我办要结合实际充分发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多方参与共治的优越性。借助“一中心四平台”云视讯、公安网监控等科技手段排查风险,打出高质量“组合拳”，对重大风险进行集中排查，对涉及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涉及影响当前重点工作，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借助“上提一级”进行严肃处理，对排查出的涉及的风险点及时进行报送，积极与上级部门实现对接，及时进行处理保证不出现问题。
三、对于发现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不专业。
对照七大领域，十二个方面的重大风险，我街道没有认真梳理，情况如下：1、金融风险场所。“皇家华韵”问题楼盘牵涉到一房多卖、业主产权不明确、非法集资等金融问题造成了群体性的上访事件。2、薄弱环节。部分相关民生问题，特别是在政务热线处理方面，部分居民情绪难以理顺，对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严重挑战。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应用，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比较多，对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带来挑战，也成为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四、工作人员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键词 ：行政机构；终结；生存分析；影响因素
公共行政机构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是政府管理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近50年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在面临财政危机、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问题时纷纷对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政治环境中的政治行政体制进行不断的结构性调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机构的数量及变革的机构类型都产生不同的变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关于公共行政机构幸存与终结的质疑：为什么有些公共组织能幸存长久而其他的公共组织却很早逝？该问题引起了各国学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对公共组织生存过程（机构幸存或终结）的探讨（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试图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并给予不同的现象解释。
在我国，自改革开放至今，国务院机构已历经七次政府机构改革运动，旨在建立一个灵活、高效、服务型政府。一系列机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职能的重新优化与行政机构的重组调整，相伴随的则是公共行政机构的增撤合并等类型的变革，即有些机构被新设，或被合并，或撤销，有些则被拆分为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然而，我国关于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统化，且缺乏实证方面的研究。因此，结合现有研究及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改革实践经验，分析影响我国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回顾
公共行政机构生存或终结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机构终结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将组织文化与周围环境作为机构终结与否的指标，将具体化的组织符号、组织的权力及其内在网络范围视为组织边界，但该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并不具备规范性。Lewis（2002）从组织功能视角指出，由于组织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组织丧失存在的意义或者由于组织的名称的更改使组织的相应功能发生改变的事件都是机构终结。Rolland & Reness（2012）从事件-过程的视角，将机构终结界定为机构被明确撤销、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关于影响机构终结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认为，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与机构生存机遇有很大关系，生存或死亡仅仅是对环境适应性的结果，而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同时，他提出行政机构不朽的特征的论点与“公共组织的结构和运行环境使其更稳定、生存寿命更长”的传统观点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则从政策终结的视角分析，认为确实存在某些变量重复的影响了行政机构的幸存或终结，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响终结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和外界约束，三者对机构终结都直接产生影响。而机构特征表现为机构存在的理由、寿命等，政治环境则指对机构产生影响的政治家、利益集团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过对挪威政府行政机构在1947-2011 年间数量及变迁类型的终结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国际行政环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对国家行政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即认为公共组织的变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学说的全球化趋势。制度主义学派则指出影响机构终结的主要因素来自政治家的有意识的制度设计，如政治的权力更替、机构的法定基础、与政治权力隔离等。同时，机构自身特征也对其终结有影响，如机构规模、机构的生存时间、机构功能及机构预算等。Boin（2010）通过对联邦政府1933-1936 年罗斯福执政期间的行政机构进行实证研究，并检验了该理论的正确性，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干预会加快机构终结，而政治隔离即政治家的制度设计则可以使机构避免死亡，但约14年后则有相反的影响。这是因为机构需要与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建立紧密关系并获取相应的政治资源支持，同时输出符合其偏好的组织绩效、政策，否则就会受到机构的反对利益集团的弹劾。而我国学者刘新萍（2010）分析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在1993-2008 年间的变迁情况，实证表明机构精简-膨胀的循环改革，并综合分析了机构终结的原因。何艳玲（2008）则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间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不同机构类型的机构发生的变迁情况，并分析了其变迁规模及程度。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研究在总结国务院改革的理论及总体改革和机构规模变迁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关注于改革的经验总结而对机构终结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关注较少。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对机构变革类型进行界定，将变革类型分为产生、续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终结六类。其中，新设机构及更名后的新机构记为产生；续存则指改革中原机构分为多个，但依然以原有名称存在；分裂指机构由一个分为多个，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则指一个机构将其他机构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称存在；合并是指多个机构合并为一个新名称的机构，此时新名称的机构算产生；终结是明确表示撤销的机构、更名的机构及排除国务院组成部分的机构均记为撤销（如1954年后中国科学院不再属于国务院机构序列算撤销）。
2.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可以将影响行政机构终结的影响因素大概分为三类：机构自身的组织特征、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机构生存的约束因素，结合Kirkpahick 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影响我国国务院行政机构终结的因素归结为：机构特征、政治环境影响、约束因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中，信息技术并不直接影响机构的终结，而是间接的影响机构特征，改变行政层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进行政效率。具体说来，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组织机构的特征、政治环境、约束条件均对机构的终结产生影响。同时，机构特征包括机构的职能、机构类型、机构规模等；而政治因素则有国际政治环境、政治家意识形态等；约束因素指机构生存所需的财政预算、法律基础等。本研究选择组织机构的特征中的机构职能和政治环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检验因素。根据研究架构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设：
假设H1：机构类型对机构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2：政治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
3.数据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取国务院机构组成部分：组成机构（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办事机构、直属机构和直属事业单位五类。从机构变革类型上看，1982-2013年期间机构总共发生的不同变革类型的数量如表1。在此期间，国务院共计出现232个行政机构，但由于某些机构的职能不同，有效数据为194个参与统计分析，按机构职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称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现象与响应时间数据及其统计规律的学科。对研究对象的实验或搜集数据进行生存时间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及影响程度分析，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用于大样本数据分析。其原理是将样本数据进行分组编制寿命表，通过计算每个时间间隔内的样本死亡个数、生存个数和删失数来估计样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过乘积法则计算生存率和标准误，得出生存曲线。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1.研究变量设计
在有效数据194个机构中，终结机构数量是117个，77个机构依然存活视为右删失数据。根据生存分析函数，选取每个机构的生存时间记为因变量，机构生存时间表示机构起始设立年份至其变革年份之间的差值。
第一个自变量选取国务院机构职能，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1998）》中表明国务院机构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国家政务类、科教文卫及资源管理类；《国务院工作规则（2008）》中明确将国务院职能分为四大类：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本研究将其划分为宏观调控类、专业经济类、公共服务类和政务管理类，进行编码宏观调控为1、专业经济类为2、公共服务类为3及政务管理类为4。
第二个自变量选取政治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意味着政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现将改革开放之后历次改革进行编码:1=1982-1987（记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实证结果
在关于研究对象的生存函数关系中，中位数生存时间表示机构生存率为50%时的时间，反映了生存时间的平均水平，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生存分析得出，政务管理类机构中位数生存时间最长，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经济类，最短为宏观调控类机构，为10年。（如图2）
而不同职能的机构类型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如下图，在中位数生存时间之前，专业经济类变化最大，公共管理类机构生存率变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观调控类机构下降最快，表示机构改革频繁。在左侧风险曲线中可以看出，机构的终结风险并不是单调变化，而是随时间而产生变动。在10年内公共管理类的机构风险率变化最快。
国务院行政机构在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机构中位数生存分析如下图4，可知，1982年中位数最高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销机构的中位机构生存时间最长，为16.5年；2003-2007年机构生存时间最短，为5.75年，表明机构受2003 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普遍寿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对机构的生存函数如下图，由图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生存影响最大。（如图5）
行政机构在不同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生存风险率分析如图6。意识形态对机构的风险率影响非单调，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机构风险率最大。
四、讨论与结论
国务院行政机构是我国政治行政体制的核心机构，其增撤合并体现了政府职能范围与政治方向的转变。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在1982-2013年历次改革中确实存在影响国务院行政机构生存过程的因素，如机构自身特征、政治环境等。
行政机构类型对机构生存率和风险率具有显著影响。事实表明，不同的机构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生存风险率，而且专业经济类机构变化最大；同时机构风险率在不同的机构类型中都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趋势，即在一定时期内机构类型在机构生存的过程中终结的风险率随时间变大，一段时间后其风险率下降，其风险率转折大约是8~10年。该结果与Boin（2010）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认为政治家对行政机构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构的寿命，即使随时间改变其设计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风险率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行政机构的生存影响不同。具体说来，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识形态的风险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机构终结对机构生存风险率影响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风险率增加最快。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国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的结构性放权来实现政府职能优化及调整、政府机构重组等改革措施，而我国在2001 年加入WTO，此时政府机构的调整目标则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环境尤其是国际环境对我国行政机构的终结影响较大。
由于搜集资料困难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变量选择及实证上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对行政机构终结的约束因素。其次，研究样本范围主要针对国务院主要组成部分，未来可以更广泛地对其他类型机构（如议事协调机构）等进行分析，为理解分析国务院机构的生存过程和影响因素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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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的特殊场域。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3月，中国网民数量约为9.04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64.5%。庞大在中国的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已经成为主力军，成为网络空间环境中的最主要群体。数据显示，在9亿多网民中，按照年龄结构来看，20-29岁的人群占了21.5%；按职业结构来看，学生群体所占比例达到了26.9%。上述数据突显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是大学生作为网络空间中的主体，一方面其价值观念的形成深受网络空间信息、观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行举止，又对网络空间环境进行着重构。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一方面是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塑造一个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本文在分析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的基础上，针对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清晰的概念界定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要厘清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首先必须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意识形态，从其本质来看，可以概括为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每一个社会群体由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会形成一套完整的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认识观念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就可以看作是这种观念的集合。在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有其特定的功能。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主要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秩序提供思想观念层面的合法性阐释和支持。正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这一重要作用和功能，使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禀赋、制度体系以及文化观念，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三要素。文化观念从国家构成的角度来看，就是指意识形态。自然禀赋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制度体系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规则和秩序，而意识形态则是将一个国家不同群体粘合起来，形成关于统一国家认同的“黏合剂”。因此，意识形态安全，从宏观上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群体对于国家、民族能够形成稳定的文化价值认同；从中观角度来讲就是对政党制度、发展道路等等制度、文化、法律等等具体观念、制度能够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同；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在面对具体境遇和观念冲击时，有相对稳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判断。意识形态因其往往涉及思想观念、价值的特性，其安全往往有着自身的脆弱性，极易受到外界舆论场域、观念和具体事件的冲击和威胁。随着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延伸，人们客观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空间叠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现实社会中的事件、观点和价值观念往往能够借助网络空间迅速传播、发酵，从而在网络空间形成一定的舆论场；同样的，网络空间当中形成的舆论场，因其所引起的巨大传播效应，又反过来对现实社会形成客观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上所述，特定价值观念通过网络，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就揭示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即网络空间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网络空间环境，不会对网络空间中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形成和培养构成威胁；反之，则可以说网络意识形态处于不安全状态。
二、当前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
根据知识贸易学的基本规律，贸易必然导致风险，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必然导致基于特殊传播机制的知识溢出性风险。具体讲，导致各种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
“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
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
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
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
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
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
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
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
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2.认真研究贸易国的政治、经济及法治状况，牢牢把握贸易国的政策特征和价值偏好。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地区，中国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却拥有极为广阔的需求市场，并吸引了大批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出版业、广告业乃至各种文体娱乐行业。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空间很大。作为中国知识产品贸易的主要输出国，美国、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的政治运作特点、经济发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价值评估体系都是各国知识产品贸易商必须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一般来讲，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或消极财政政策时，这将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反之，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对于知识产品贸易商来说，只有认真研究了贸易伙伴国的政策变化动态并随时关注国际社会的风吹草动，才有可能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获取客观的比较收益，否则，巨大的贸易风险将不期而至。就欧洲和美国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产业要想打入这些国家的主流音像市场是很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经济实力有限，更是由于这些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质疑和困惑。由此，中国在输出知识产品的时候要尽量寻找那些极富传统感染力的文化产品，避开那些带有单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识产品;中国输入到欧洲和美洲的知识产品要尽量体现出对那些国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核心目的是输出出版业和传媒业的文化产品，把古老的东方儒学文化传播到遥远的非洲部族。
1.知识的潜在利益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知识能够带来效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通俗的主流话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无一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而设立的思想接合中介，这些学校或研究机构为知识需求者和知识拥有者之间架起了沟通和联系的纽带，为人类知识的传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如美国著名知识经济学家约翰•汤姆斯所说，一种知识，如果不能给人的类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带来潜在的物质性收益，那么这种知识的传播能力将会大打折扣。联系今天中国各级教育的经济导向性，我们也会明确感受到知识产品的经济驱动力。事实上，知识产品的跨国流动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为促动的，在较为严格的知识动力学意义上，知识产品的潜在或现实的利益本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经济原动力。那些冒着投资风险进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达成知识产品国际交易的后发助力而已，他们所获得的基于当期汇率所表现出的货币价值，只是隐含在知识产品中的劳动凝结在获得新的使用价值之后的利润让渡，也可以说是对知识产品特殊有用性进行全球转移的货币奖励。
2.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自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出现以来，人类始终面临三大选择:一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制约性选择;二是为了维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扰性选择;三是治者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传递的主导性存在价值选择。在上述选择的关键路口，政治治理者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对被治理者的威权性存在。假定意识形态是一种知识产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断定统领整个社会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价值系统是促使知识产品国际流动的终极解释力。政治家经营国家的重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基于权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观国际关系学上，把一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意识形态推向他国才是政治产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打着“意识形态民主化”输出的口号，但美国在国外经营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国的全球政治战略服务。正如斯宾塞、李嘉图、威廉•配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一致看法:几乎没有一种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开政治权力的约束而自在发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是如此。我们要杜绝“国际贸易泛政治化”的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国际贸易的政治风险。就知识产品跨境流动的权力驱动力来说，知识的政治价值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政治源动力。换一句话来说，正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酿生了国际贸易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经济形态的，因为一种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艺术是不可能带给观众艺术化视觉效果的。在全球知识产品频繁流动的今天，广播电影电视、杂志期刊出版、广告视觉传媒、数据电子电脑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娱乐性滋生了各种潜在和实际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国际交易风险都归结为中间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间组织)，那是不科学的，因为无论是参与贸易的企业，还是政府许可证的管理，抑或是民间的中介机构都希望获得物质性的收益。这些参与者的行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形形的交易风险呢?事实上，知识的文化娱乐性是导致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形成的文化驱动力。娱乐是文化的，但娱乐也是要走向国际化的。当一种知识产品不能带给人愉悦的心情和畅快淋漓的感性体验的时候，它就会被很快抛弃，更谈不上什么跨国交换了。
二、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表现形态
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隐含着基于货币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基于国家金融制度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基于信用资金偿还机制差异而引发的贷款风险、因各国契约理念不同而引发的合同风险、基于知识隐形贬值而引发的价格风险等问题。当然由于知识产品时空传播方式的差异性，使得知识产品国际贸易的风险呈现出许多独有的特征。
1.汇率风险。不论美元债务扩张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国家和个人货币购买力的潜在损失，美元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为通行的国际结算方式。新西兰学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讨过建立以弹性金本位为核心的二元货币体系的构想，指出这种货币制度是使储蓄存款长期保持原有购买力的重要保障，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性解决方案，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但这种国际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论探讨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大多数英联邦国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默认美元的结算方便功能，同时也认可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所产生的汇率风险。同股票、基金、期货、债券市场一样，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同样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供需法则;同虚拟资本的交易法则一样，全球知识产品的交易同样受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许多人大量购入美元而兑换人民币的时候，伴随着美元贬值的不仅是持有美元国家购买力的下降，这一行为同样也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并事实上给跨国知识产品贸易商以远期盈利的机会。比如，中日韩三国的电影市场就曾经因为汇率的波动给韩国公司和中国国际影视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2.政策风险。世界各国都对他国的知识输入持谨慎和理性的态度。比如欧洲就对中国出版的人文社科类书籍征收较高的关税，美国对中国出版物的输入控制更是非常严格，除了有反倾销审查之外，还增加了意识形态审查和宗教审查。对于那些与美利坚基督信仰明显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准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义带进美国。事实上，中国自然科学成果输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成为ISTP和EI检索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社科类成果的检索比率。除去中美两国版权制度和版税扣除机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识产品的中美贸易方面，两国的政策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些名为保护贸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实际上成为国际贸易组织成员国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垒，最终酿生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产品贸易风险。
3.贷款风险。知识产品的国内生产企业为了打开国际市场，往往在国内法的框架内通过股市、基金、期货、债券，甚至变相民间融资的形式获取大量资金，这些资金的偿还有的有明确期限，有的则是非法融资的。在民间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支持下，各种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电影企业，在短时间内就筹集到了知识生产的全部资金。但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知识产品没有获得实体企业的青睐，没有获得国际销售的利润，那么开发商和运营商以及中介公司都会面临巨大的偿贷压力;当这一贸易链条上的任何一家企业因道德或法律纠纷而“撂跤子”时，正零和博弈就会迅速变成“囚徒困境”。这时就会出现到处都是催债的经理人、而到处可见的都是没钱的老板或经理的艰难局面。由是，风险愈演愈烈。当然也会出现一些不能正视自己国家贸易地位和能力，盲目举债、到处申请外汇贷款的现象，这同样造成了一些债权国贷款无法偿还的风险。
4.合同风险。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都知道，国际贸易合同只是约束贸易双方的纸质文件，在跨国贸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单方面违约，追责的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这样说，因一方单方面违约而造成损失的偿还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着实质性条款的歧义性解释、合同的使用范围往往存在着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有些知识产品运营商又没有国际商务合作的经验，当进口商不能按期履约时，风险就会非常巨大。
5.价格风险。在商品交换领域，价格的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晴雨表。在国际贸易领域，商品价格的国内波动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就光盘、出版物、影视作品、文学读物等知识产品的跨境流动而言，价格的随行就市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当已经按照合同价格预期交割的知识产品因国内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涨价的时候，对于贸易商来说，是撕毁合同直接向国内卖出这些产品，还是按照诚实守信的原则按期交货呢?正常来说应该是按期交货，但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一再告诉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支配下，大多数商人都会倾向于毁掉合同赚取超额利润。这时市场伦理就会让位于功利哲学，巨大风险就会从天而降。
三、知识产品国际贸易风险的防范策略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外贸易不平衡问题正在逐渐加剧、知识产品贸易中的违法违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盗版现象极为普遍、学术论文文学作品的跨国抄袭现象愈演愈烈、各种文化产品国际合作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不当竞争此起彼伏。靠什么来约束知识产品市场的国际贸易呢?本研究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市场的调研工作。根据需求偏好理论，地域上相邻或相近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间上较远地区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作为亚洲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就东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出口的主要对象是韩国，其次是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日本、澳门地区和朝鲜。据文化部和商业部的联合调查，从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韩知识产品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598.9亿美元，其中进口额达到1057.5亿美元，逆差趋势明显。②就东南亚来说，中国知识产品输出的主要地区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其中中新和中马贸易额占到了贸易总额的79%，表明中国的知识产品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缅甸、印度、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尼泊尔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地缘合作关系，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很小。近年来，伴随着远洋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欧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识产品双边贸易在逐渐扩大，据中国广播电视出版总局的统计数据，近10年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品贸易额已经达到1200.98亿美元，中国和欧盟之间已经达到621.56美元，中国和南美洲的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37亿美元，中非知识产品贸易额达到了98亿美元。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与地缘国家和地区的知识产品贸易，要依据准确的贸易数据制定合理的出口战略和进口措施。要根据欧洲国家偏好中国物美价廉文化产品的需求事实，制定中国知识产品出口欧洲的详细计划;要把中国的陶瓷制品、丝绸制品、柳编制品、服装产品、小饰品添加上强烈的文化信息，把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谐大同思想输出国外，使知识产品供应商能够在赚取国际分工效益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对于某些携带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们也要本着协商的原则，尽量回购流失到国外的珍贵宝物;对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现象和行为要大力查处、毫不手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细致缜密的事前调研是知识产品国际贸易决策的重要前提，这方面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研究生教育事关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是适应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发展要求，培养有灵魂的卓越人才的重要保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事关高校研究生培养成效，直接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然而，从其发展现状来看，却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必须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点、把握研究生思政教育的独特规律，从新实践中探索新理论、建立新制度、形成新模式。其中，重要的问题在于：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能否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能否形成“导辅协同”的工作范式。
一、新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导辅协同的概念拓展
立德树人应当是也必然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和根本遵循。导辅协同逻辑起源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生群体本身的特殊性。从词义上看，“导”即启发、引导、主导；“辅”即帮助、佐助。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与“导”作为矛盾的两方面，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一方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质量起决定性作用。此外，唯物辩证法认为，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顺序上发生变化也能引起质变。研究生群体知识水平高、政治参与意识突出、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总体上思想政治素质高，思想观念更趋成熟，多数已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抑或是在自身成才发展过程中，其主动性、自主性都极强。因此，与本科生“辅”重于“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应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辅”为次要方面。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内涵的理解与拓展、作用的辨析是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论和逻辑基础。所谓导辅协同，一般地说，是指基于研究生的群体特征和研究生思政教育特有规律，贯穿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全程的基本线索和总体思路，是构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范式的基本遵循。具体地说，可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从狭义上讲，导辅协同主要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中导师和辅导员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从广义上讲，导辅协同不仅体现在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论中，还包括研究生思政教育功能、价值上的导辅协同，研究生思政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等。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广义的意义上理解导辅协同，不断拓展导辅协同的外延，挖掘导辅协同的深义，统筹设计、构建体系。
二、构建新时代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重要且必要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1922－1996年）在其1962年出版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和理论，他以范式及其发展变化为基点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结合库恩有关范式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对范式的内涵基本达成共识：是同一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这成为该学科或专业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与框架，规定并指明了该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即在现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识、持用话语、既定模式的基础上，总结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内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汲取研究生思政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有益发展模式，探求能为人们所认同并施行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新结构、新形态，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领域，应具有的共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并非先存在，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及其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性。其标志有多种，如确立了着眼于研究生群体特性及研究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学科架构为核心，进而探析特殊规律的学术旨趣；在研究和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生思政教育主体、客体、过程、内容、方法为主的概念体系，确立了着眼于运用此概念体系观察、反思和从事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基本框架与行动模式，这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理论研究和现实工作意义非凡。但是，面对当今世界所处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之战略机遇期，面对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之风险与挑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范式也面临挑战，体现在：我们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践中运用既定范式思考和回应经济社会新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时常发现理论关照和回应现实的不足与无力。（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在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式微，导师和辅导员在处理“导”和““辅”的关系中存在“顾此失彼”误区队伍建设是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依靠力量，是决定其工作成效最主要的方面。然而，在当前高校思政工作队伍建设中却存在“重本轻研”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大学生总体结构上看，在当前高校中研究生规模普遍小于本科生规模，此外，与本科生群体的整体思想状况相比，研究生群体的心理素质和思想状况相对成熟，在学习活动组织和生活自我管理方面自觉性更强。这使得各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心聚焦于本科生，在制定相关思政工作制度时将优势资源和利好政策向本科生倾斜，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研究生思政工作有关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队伍的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从客观外部环境来看，我国经济结构虽逐步优化、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由大国竞争加剧、西方“中国威胁”思维惯性导致的意识形态矛盾和斗争，加之西方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方式和策略的转变，隐蔽性成为其主要特点，这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大背景和重点攻坚领域。如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紧迫性、艰巨性、复杂性预判不足，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主体自觉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此外，导师和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主体，直接决定研究生思政工作成效，其中，导师负首要责任。当前，绝大多数导师能着眼于思政工作的重要性，基本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研究生学习指导、科研实践中，较好地完成科研育人的职责。然而，部分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体现出重科研指导而轻学术道德规范教育，重学业专业指引而轻人格品行养成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问题，即“导”而不“辅”。研究生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想政治队伍的要素，是骨干力量，也是主攻手。当前，研究生辅导员在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和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方面总体上是好的。然而，受研究生培养模式影响，很大一部分研究生辅导员存在重日常事务管理而轻思想政治教育、重具体工作实践而轻系统工作统筹等问题，也即“辅”而不“导”。因而，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导”“辅”功能发挥的不平衡、不协调极大影响了研究生思政工作实效。（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两重功能的关系有待调整升级整升级，在实践中偏向重“非意识形态功能”而轻“意识形态功能形态功能”从价值论维度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均具有“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双重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即向教育客体传导意识形态、使客体形成教育主体期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观念体系，以此引导和规范教育客体行为方式的效能、属性。其首要目的是实现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是除了意识形态功能以外的其他社会功能，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非阶级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要求。在任何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虽然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然而，在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地位问题时，仍然要有所侧重、不能偏废。这根本上是由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上是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发挥其功能时，意识形态性居于主导地位，体现并代表思政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其功能的“非意识形态性”之于意识形态学必须也只能是从属关系，不能独立存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方面，其主旨是将广大研究生培养为我国意识形态战线的有力维护者，其根本目标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培养政治素质过硬、专业水平拔尖的顶尖人才。然而，由于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投入大、见效慢、难度高，且教育效果难以评价和衡量，而对研究生进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则相对难度低、可操作性强、效果容易凸显，这与教育主体的教育理念方法更新不足、主体间分工配合不力、教育内容结构不够优化等负面效应叠加，就导致教育主体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主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渠道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社会实践、校园学术文化等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教育载体未有效运用，传统教育方式与新媒体新技术相融合的教育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引导研究生构建科学“三观”的主要路径之一。长期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广泛、有效开设已成为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部分教师的授课方式未能着眼于研究生的思想特点，更多地采取灌输方式，对研究生关注的时下热点问题涉及较少；再加上研究生课业、学术任务重，不少研究生只能把主要精力投入专业能力的提升中去，很大一部分甚至只是为了凑学分才勉强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上种种，导致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研究生课程体系中被“边缘化”，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明显，主渠道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实践始终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对于帮助研究生深入社会、认知国情、锻炼本领、锤品铸魂的作用无可替代。校园学术文化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和应有之义，其内涵的育人资源、素材所具有的育人价值不可小觑。当前，大多数高校已经把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道德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体系和培养方案中，以期促进研究生结合所学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达成研究生专业素质提升和思想政治水平提高双轨并行。然而，由于各级各类高校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不平衡性，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和落实的差异性、不均衡性，使得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缺乏必要的长效机制和保障体系，再加上研究生培养模式所限以及研究生繁重的科研任务，导致部分高校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和学术文化教育流于形式，限制了其作为教育载体的功能的发挥。此外，互联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手段，是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的必要补充。近年来，校园网建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各高校开展思政工作的重点，多数高校都能够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利用校园网和公众号为研究生学习、生活提供服务，达成教育、引领研究生思想和风尚的目标。然而，鉴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再加上维护和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和载体要高出许多，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评估难度相对较大，这使诸多高校在网络育人资源开发和育人平台维护方面望而却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线上线下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合力的形成与发挥。
三、导辅协同视角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构建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及其独特规律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构筑方式，应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全面系统地从其主体、功能、内容、方式等方面着手。（一）存在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内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构建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共同体”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增质提效，队伍建设是根本，实现对研究生意识形态的掌控，有赖于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队伍，这是我党长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从教育主体维度看，“导”即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处的主导地位，“辅”即辅导员是研究生思政工作的关键主体、相较于导师的首要负责人定位，起辅助作用。当前，突出导师和辅导员的双主体作用，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优化顶层设计，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思政工作中的地位，使之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规划中的重点，专门安排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经费，实现优势资源和政策有效倾斜；着眼研究生群体特征和教育规律，以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为抓手，高度重视运用制度手段推进工作。二是研究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德育素质培训体系和机制，着力提升两支育人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参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素养、专业水平，增强育人合力。三是研究生导师和辅导员应苦练内功，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树立德育共同体观念，立足岗位职责做到既导又辅，增强教育实效性。研究生培养模式决定了导师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其两大基本职责就是教书和育人。因此，导师若想扮演好思想引路人和学业指导者的双重角色，不仅要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还须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优良教风引导、影响学生，重点从工作岗位的特殊性出发，真正理解和践行导师工作的“导”“辅”二重性，做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者和研究生成长成才的主心骨，做党委工作的辅佐者和研究生成长的引路人，在保证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着重培养研究生的民族责任感，重视研究生理论水平的提升。研究生辅导员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事务管理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把育人作为自身岗位的根本。这就要求研究生辅导员要坚持终身学习，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知识结构和宽口径的知识储备，加强科学研究，从工作作用和工作方法的角度全面认识研究生辅导员工作的“辅”“导”二重性，即从辅导员岗位的特殊性出发，做好党委工作的助手、导师教学和科研的助手、学生成才发展的助手的同时，注意运用科学的工作方法，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事务管理相结合，将系统工作统筹同具体工作实践相结合，加强研究生政治思想引导、情感疏导、行为教导和就业指导。据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双主体作用的协同发挥，必然要求在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导师和辅导员不断转变观念、精诚合作，由传统的各行其是向形成协同攻坚的德育共同体发展。（二）彰显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双重功能的优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协同发挥同样须遵循导辅协同的基本思路，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非意识形态功能必须补充、辅助于意识形态功能。目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发展趋势虽整体向好，但是个别人还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意识淡薄、知行合一不足等问题，反射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两重特性的发挥亟待优化。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的有效发挥，特别是突出其功能的“意识形态性”，应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大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其投身意识形态教育的使命感、自觉性和综合能力。二是立足研究生群体特点，科学构建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内容结构，科学设置“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内容的比重，形成以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为核心与主导，兼顾学习观教育、学术规范和道德教育、婚恋观教育、择业观教育的内容体系。三是探索并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评价机制，为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的发挥提供坚实保障。鉴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效果较难进行量化评价，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从科研、管理和活动等不同维度设计工作评价体系和绩效考核办法，其中，尤其要突出和增加意识形态教育所占权重，坚持以科学引导为方向和以客体效果反馈为中心相结合，更加注重教育主体对客体开展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效果，以期达到表彰和激励意识形态教育的目的。四是在调研并分析现有主体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明确并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分工与职责，引导、激励各方着力构建德育共同体，研究并建立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协调机制，实现全程育人。（三）承接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的导辅协同同：着眼于传统教育方式同新兴教育方式相结合教育方式的适配性、丰富性、多样性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选取、运用必须因时而新。其中，所谓“导”，即继续坚持和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从研究生培养的角度看，我国现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无法很好地适配，既定的教学理念、方式受到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教学内容的科学重置，既充分体现理论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专业性，还要重视教材建设的实效性，即教材的编写在结合研究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同时，还应及时反映国内外最新理论特点。此外，更要重视灵活选择和运用教学方式，以研究型教学为导向，在课堂上重视翻转式、讨论式、个性化教学方法的运用，并从时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引导研究生感知和探究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谓“辅”，即注意发挥校园学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途径的补充作用，结合研究生培养特点，在研究生学术活动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强化实践环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育的交叉，在推进研究生专业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同步提高的同时，引导研究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同时，还须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自觉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充分运用校园网、公众号、手机APP等新媒介、新载体，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传统优势与新技术相融合，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开创新空间。
四、结语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基石”。在新时代，推动研究生思政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立足研究生群体的特点，构建导辅协同的新范式，通过优化教育主体的教育方式，促进教育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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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西方思潮冲击、社会结构变迁、信息网络化等外向性风险，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课程体系、理论研究体系衍生的内源性风险。当前，可以从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危机评价等环节着手，借助可视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评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能力，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关键词】
纳税筹划；主要风险；规避措施
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效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但是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企业应对自身的发展战略加以重视，关注纳税筹划工作，促进自身应纳税款的降低，强化市场竞争实力，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1]。当然，高利润伴随着高风险，纳税筹划虽然能够产生节税利益，但是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政策风险，经营风险等，因此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工作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有效预防风险，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纳税筹划概述
（一）含义
纳税筹划也称之为税务筹划或税收筹划，其主要指的是纳税人以政府税收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为指导，事先筹划自身的经营活动，并科学合理选择纳税方案，从而充分行使和享受自身的合法权利，降低税收负担，实现自身最大化价值。一般而言，纳税筹划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伴随着公民依法纳税意识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与规范化的提升而出现，能够有效促进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降低，因此其也称为“节税”，纳税筹划的发展前景将会更为广阔。
（二）特征
对于纳税筹划而言，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事先筹划性。就纳税筹划行为来看，纳税人需事先调整与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并对行为和结果加以重视，保证纳税人的筹划行为。如果纳税人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税收负担问题没有进行充分考虑和合理安排，即便最后能够促进税收负担的减轻，仍然不属于纳税筹划。二是合法性。纳税筹划应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保证其行为的合法性；而违法行为应结合法律加以惩处，即便其没有收到法律的处罚，也不属于纳税筹划行为[2]。三是税负减轻的目的性。纳税筹划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税收负担的减轻，达到最低税收负担，从而保证纳税筹划行为的成功。纳税筹划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纳税时间的推迟以及减少应纳税额等都是税收负担减轻的具体表现。
二、纳税筹划的主要风险
纳税筹划风险主要是指纳税筹划活动受不同因素影响而出现失败的可能性。一般纳税筹划风险主要包括竞争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意识形态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
（一）竞争风险
竞争风险主要是指纳税人没有全面认识到纳税筹划的作用，导致自身利益和竞争实力的降低，从而产生竞争不利风险。纳税筹划作为财务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企业能够利用筹划减轻税负，增加利润和整体效益，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实力，实现最大化价值。如果企业认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难以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因此出现少缴税款或偷税行为，这样不仅会降低既得利益，也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实力，不利于参与竞争活动。如尤丽华公司的两家姐妹公司，分别设在荷兰和美国，并在我国设有多家子公司，涉及到快速食品、化妆品以及香皂等领域。由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税制，该公司在进行纳税筹划活动时聘请了多名高级专家，一年即便只节税一项，就能增加数百万美元收益，有效促进了自身综合竞争实力的提高。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主要是指纳税人因纳税筹划成本难以收回，承担法律责任而多支付和多交款项，从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一般纳税筹划成本包括公共协调费用支出、企业职工福利支出、工资、方案筹划费以及其他费用支出等。如果纳税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漏税，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与义务，必须要交罚金和滞纳金，并接受税务机关频繁和严密的稽查，这样会降低自身的信誉和销售，减少客户，导致经济损失的增加。
（三）经营风险
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技术、市场和管理等方面的变化，导致其生产与销售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一般经营风险主要表现在财务风险和经营失败这两个方面，其对方案具有根本性和重大性影响[3]。对于纳税筹划方案而言，其主要是合理预测企业的经济活动，如果其基础出现较大变化，将会影响纳税筹划。例如在对利息费用进行纳税筹划时，如果采用财务杠杆效益，一旦企业资金或利率出现变化，企业将会面临严重的财务负担，影响利润的提高。
（四）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意识形态风险而言，其主要是指征纳双方在纳税筹划效果和目标等方面存在的认知，从而产生风险。由于纳税人生产经营行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其实际经营过程中往往会自己确定筹划方案及其实施，税务机关不参与其中，而方案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主要取决于税务机关对其认可度。如果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对税法精神的理解难以形成一致，税务机关将可能会认为该方案与税法精神不相符合，影响方案的具体实施。同时纳税筹划是对边缘效益的追求行为，其不合理行为将会被税务机关认为是偷税和逃税等行为，影响纳税人的经济效益。此外，纳税筹划应具备合法性，但是部分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对其具有较高期望，难以全面理解纳税筹划的概念，将其与欠税、漏税和偷税等行为混为一谈，导致方案的税务机会成本过高。
（五）政策风险
税收政策的变化主要指的是国家税收法规具有不确定时效时，往往会导致纳税筹划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与变化，受经济结构以及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税收政策也不断变化，从而适应经济的发展[4]。纳税筹划作为一种事前筹划行为，其多是以现有的税收政策为依据来设计方案，如果税收政策出现变化，将会导致纳税筹划方案缺乏合理性与合法性，产生纳税筹划风险。如在2006年之前房地产企业可采取一方出资联合建设项目，另一方出资土地，并且出地一方不需土地转让所得营业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税种加以缴纳，但是随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下达，该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三、纳税筹划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客观原因
由于税收存在无偿性特征，其会对纳税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导致纳税人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纳税人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对政府立法精神和税收政策进行认真把握，并从自身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采取有效的纳税筹划，促进自身税收负担的减轻。同时，我国相关税法不够健全和完善，虽然税法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稳定性以及原则性，但是其难以及时修订，导致纳税筹划风险产生，影响纳税人的经济效益。
（二）主观原因
税收主要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对社会产品的需求，从而进行相对规定、无偿以及强制的分配，纳税人不需付出代价以及直接偿还，这使得纳税人开始采取措施来促进自身税收负担的减轻[5]。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想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扩大自身生产经营的规模，选择新工艺和新技术改造固定资产，降低生产成本和资源消耗，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加自身的收益。一般情况下，如果生产力水平较为稳定，经济资源有限，且生产成本降低和收入增长存在限度时，纳税人只有降低税收成本，有效采用纳税筹划方案，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三）税收政策原因
我国社会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平衡的区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调整产品与产业的结构，保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应将收税的经济作用加以充分发挥，制定行业、产业、产品以及区域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为纳税筹划提供可操作的空间[6]。此外，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国情，因此税收制度也不尽相同，税基和税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使纳税人的选择机会变多，便于纳税筹划的操作。
（四）纳税筹划人因素
纳税人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如果难以全面理解和熟悉税收与财会业务，对纳税筹划风险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了解，存在判断失误现象，将会影响该工作的顺利实施。一般因纳税人产生的风险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信用丧失的风险；二是无法有效运用与执行相关税收政策的风险；三是难以全面准确理解税收政策的风险。
四、纳税筹划风险的主要规避措施
（一）提高纳税筹划风险的意识
由于市场环境存在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不确定性，导致纳税筹划风险时刻存在，因此纳税人应对这些风险加以正视，并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其保持警惕性。同时纳税人可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设备，创建快捷合理的纳税筹划预警系统，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及时收集与整理，综合分析影响纳税筹划的风险因素，便于纳税人做好预防风险的工作，保证纳税筹划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经济效益。此外，在实际纳税筹划过程中，纳税人应对其风险进行充分考虑，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合理的决策，制定科学的纳税筹划预警系统，使其具备风险控制、危机预知和信息收集等相关功能。这样一旦出现潜在风险，筹划人员则能够利用其对风险产生的根源进行详细分析，做到有的放矢，预防风险的出现，提高纳税筹划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强化风险管理
首先应对纳税筹划方案进行综合衡量。成功的方案应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能够有效实现预期的效果。当然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导致纳税人管理成本的增加，因此必须要重视其对税负产生的影响，综合考虑税收环境变化以及战略规划等对其的影响，从而保证纳税筹划活动的顺利实施，减轻税负，增加收益。其次应对税收政策动态进行及时全面把握。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就是税收政策，在其基本稳定条件下，以经济运行状况为基础适度调整政策，如调整利息税税率等。纳税筹划会受企业经营活动、国家政策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风险，这要求纳税人应对税收政策情况进行及时了解，系统学习税收制度和法律法规，对税法细节变化进行全面掌握，建立相关信息数据库[7]。同时纳税人应对税法精神进行科学把握，对税收政策的变动情况进行合理预测，重点掌握市场经济的动态，从而保证纳税筹划方案的准确性、预见性、合理性以及合法性。最后应对利益与风险关系进行合理把握。纳税筹划方案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节税效果，因此必须要全方位监控风险情况，对成本效益进行准确比较。如果方案实施成本高于收益，存在一定的风险成本，应以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为依据，放弃或优化纳税筹划方案，保证方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三）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纳税人享有的权利是纳税筹划，则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对于企业而言，其会计核算资料是其纳税基础，因此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及财会制度的标准，依照法律要求对会计凭证和账册加以设立和规范，并相税务机关及时报送财务报表，保证纳税筹划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企业应对内部管理加以强化，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纳税筹划风险的有效预防。
（四）强化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纳税筹划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较强的综合性，纳税人在进行筹划活动时应对会计和税法的相关内容加以全面掌握，并了解物流、贸易、金融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8]。企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缺乏专业人才，要想保证自身的经济效益，可聘请注册税务师等专业人士进行纳税筹划业务，从而保证纳税筹划的合理性与规范性，促进纳税筹划风险的降低。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工作时，由于主客观因素、自身原因以及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导致纳税筹划存在竞争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意识形态风险以及政策风险等，影响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力，无法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对纳税筹划进行正确认识，提高提高纳税筹划风险的意识，强化风险管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强化纳税筹划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从而保证纳税筹划活动的顺利开展，减轻税负，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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