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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世界将进入“后危机时代”，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其表现为世界经济在结构变动过程中的逐步复苏。在这个阶段，由于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世界经济的重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改变。具体而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及其主题的变化表现为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相关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超出了实体经济承受范围，是产生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的基本特征，它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社会信用的扩张，虚拟经济的规模迅速扩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以美国为例，2007年其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30倍。这种情况下，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泡沫化”极为严重，成为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由此，“后危机时代”，通过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挤压经济中的“虚拟泡沫”，使整体经济发展重心回归实体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一大特征。
第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将“重塑”经济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失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危机后必将难以为继，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一次大的调整。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点在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变，体现为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由此，各国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世界经济重新平衡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人类应对经济危机并最终摆脱危机“后遗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外战争和国内革命，另一种是新技术革命。其中，实施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是最为积极和有效的“去危机”手段。1857年，以生产过剩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美、英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企业在此次危机中纷纷破产。但是，之后十年内，以电气化为核心的产业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增长动力，使这些国家迅速摆脱危机，走上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而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新的源泉。由此，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本轮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动必将“催生”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第四，全球经济发展亮点将“凸显”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迹象趋于明显，以发展“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各国只有在这个基本模式框架中寻找符合本国的发展路径，才能融入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促使本国经济良性发展。“低碳技术”可能成为“后危机时代”新技术革命的主要方向。在“低碳技术”推动下，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创造“能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新增长动力，寻求经济的“绿色增长”，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遵从的主题。
第五，全球经济合作主题将“锁定”区域经济一体化。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各国经济迅速下滑，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由此，各国开始强调地区合作的地域开放性和领域协调性，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有加快的迹象。例如，欧盟通过地中海联盟扩大了区域合作的边界，东非共同体、东南非共同市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决定加强合作，西半球国家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也是此次危机中区域一体化的亮点。由此，“后危机时代”，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迎来新的。
二、“十二五”规划的全球战略
从本质上来说，“十二五”规划是我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和新调整，“十二五”规划中比较系统的“蕴含”了中国政府的“全球战略”。
绿色转型是当今世界潮流，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将绿色转型上升为国家战略；日本、韩国也在近年来大大提高了绿色转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推出了一系列相关行动；欧盟更是率先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行动；其他新兴国家也在强调绿色转型的重要性。中国只有顺应这种世界潮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否则将面临淘汰的危险。
推进绿色转型是我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的迫切需要。资源环境压力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资源和能源消耗很大，二氧化碳排放很多，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使地球面临不可持续的威胁。我国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资源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压力更大，资源和能源紧张的结果是价格不断上涨，价格上升推高了企业发展的成本。同时，除了气候变暖外，三废排放、各种环境污染事故也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我国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绿色转型，减少资源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推进绿色转型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和我国目前经济下滑挑战的需要。目前，全球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发酵，目前来看，新能源、节能环保和信息等绿色低碳产业和技术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我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压力，走出危机要靠绿色转型。
我国已悄然进入“高成本时代”，需要通过绿色转型来应对。随着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离我们远去，开始迎来一个“高成本时代”，具体表现为土地高成本、高房价带来商务高成本、生活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劳动力高成本、资金高成本、知识产权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税费高成本、交易高成本等。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消化和应对这些高成本，而一个重要出路就是通过绿色转型，培育绿色技术和产业，提高产品和产业的附加值，培育新增长点。
狭义绿色产业就是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产业。广义绿色产业则包括资源节约、绿色友好的所有相关产业。我认为，未来具有发展潜力的绿色行业有如下八个：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产业、绿色制造业（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里的新材料产业、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文化传媒产业（包括文化产业、传媒产业、教育培训产业、旅游产业等）、生物医药医疗保健产业、生产业（金融、物流等）、现代农业（包括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上述行业包括一产、二产、三产，也包含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行业一方面符合消费结构升级和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另一方面也符合绿色低碳的要求，属于广义的绿色产业范围。它们在未来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能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推动力。
目前，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新能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以及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将对未来的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重大机遇加快新能源等绿色产业和技术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遇到了传统化石能源行业垄断企业的阻碍，只有打破“三桶油”的垄断，才能为新能源企业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政府的管制和审批太多，也阻碍了绿色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减少管制，为绿色产业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政府还可以通过信贷、上市等金融手段为绿色产业中的企业提供支持，可以依靠自身的信息优势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同时，政府还应在重大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上推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总之，政府应通过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服务，重点为绿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硬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环境、生活设施环境、生态环境、园区环境；软环境包括政务环境、政策支持环境、人文环境、市场环境等。
还有就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推进以人为本、绿色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7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5-0026-02
[作者简介]孙绪鑫，男，汉族，经济师，硕士，研究方向：战略研究、战略规划。
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现代生产的分工过程越来越细化。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分工表现为以技术差距为基础的分工和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分工，在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背景下，以上两种分工形式的结合即表现为垂直专业化。20世纪90 年代以后，以垂直专业化为核心的制造业新型国际分工格局逐渐形成，并呈现以下主要特征：1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加速增长，其速度远远超过同期世界GDP的增长，但也呈现日益扩大的波动性；2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作用迅速上升，传统发达国家的全球贸易份额趋于下降；3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日益为其局限性所困扰，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遭遇挫折，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多数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替代选择，使得区域内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4全球贸易失衡不断加剧，形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逆差国和以东亚经济体以及海湾国家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两个极端；5最近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刺激了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为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上述全球贸易格局发展的特征实质上可以理解为全球生产分工形态调整导致的结果。
一、全球分工调整动因
垂直专业化的基本尺度是：拥有技术和相应要素优势的国家生产附加价值最高的产品，或者从事附加值最高阶段的生产；技术落后或缺乏先进行业发展要素的国家则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生产或部分阶段的生产加工。
对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这些国家技术落后和要素禀赋适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而被迫参与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的生产，或者从事某种产品特定阶段的加工。发展中国家从事加工生产和贸易的地位被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固定化。从内因方面看，发展中国家既缺乏技术创新的要素，也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对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企业而言，尽管单位产品生产加工阶段所获得的收益较少，但“薄利多销”策略也可使得厂商在大规模加工生产的条件下获得可观的绝对收益，以致技术落后国厂商失去吸收和改进技术的动力。从外部原因看，在当前技术生命周期日益缩短而技术传播速度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技术发明者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将标准化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展来实现技术生命的延伸。这种延伸的一种可能结果是，技术发明者凭借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东道国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甚至将当地竞争对手淘汰出局。因此对东道国而言，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兼并重组可能消除发展中国家“干中学”的产业源泉，迫使技术落后国专注于产品特定生产阶段的加工。
伴随技术发明、产品设计与产品加工制造在地点上的分离，技术先进国不断从发明和产品设计中获得经验累积，强化这些国家在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方面的优势。而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专注于产品加工（或是某个阶段产品的加工）积累加工经验，因而能够强化其加工高质量产品的能力。这样，传统的“干中学”在发展中国家演化成“从加工中学”，这种演化导致的结果是制造业国际分工的日趋专业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以上机制具备了发生作用的条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本土公司依据其比较优势，逐步退出全程制造，将劳动密集型工序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外包的方式转移到中国等国家，其自身则更多地致力于研发、品牌塑造和推介，以及全球I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但全球分工格局的演变并不仅限于制造业。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本土制造活动趋于减少，这些国家将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源转入以现代金融业为代表的价值增殖程度更高的服务业部门，从而逐渐形成和强化了发达国家专业化于以现代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环节，而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专注于制造业加工组装的不平衡国际宏观分工格局。
二、全球分工调整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机制
垂直专业化的分工基础决定了各国的贸易结构。技术先进国出口技术含量较高、附加价值较大的产品，这些国家通常在产品设计、试验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积累了经验的丰富，因而通常也致力于从事设计和产品推介活动。而技术落后国则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较低、附加价值相对较小的产品。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和东盟等东亚国家凭借不断增强的制造业基础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发展为“世界加工厂”。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成为推动东亚地区分工模式演进的主要动力，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复杂和完善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在这样一个网络内部，零部件贸易迅速发展，而制成品则源源不断地输往发达国家市场。
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实现了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空间分离，在制成品进入最终组装阶段以前，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境流动。与传统的产业间或产业内分工相比，垂直专业化分工会带来更多贸易流量。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甚至服务业分工的重要形式，必然导致全球贸易增长远远快于GDP增长的结果，同时强化了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与参与国GDP之间的关联性，进而导致全球贸易更容易受GDP波动影响的结果。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逐步退出全程制造，其经济结构日益向现代服务业部门倾斜，导致多数发达国家实体产业逐渐空心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商品出口份额相对下降，而中国等依靠全球化机遇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则源源不断地将制成品输往发达国家市场。这种贸易模式的转变导致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作用不断加强，而发达国家地位相对下降的结果。
在不平衡的新型国际分工背景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就出现了贸易失衡的必然性：多数发达国家本土的生产活动逐渐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部门集中，本国的制成品生产无法满足本国需求，同时，这些国家国际分工获得的大份额收益使其国内需求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外包和长期的高投资率获得了“世界加工厂”的巨大生产能力，这种产能的增长远远超过国内需求的增长速度。贸易成为弥补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产出和需求缺口的自然途径，从而内在地决定了二者之间商品贸易收支的不平衡。只要二者之间这种不平衡的分工模式得以延续，上述贸易不平衡就必然得以维持。总体来看，1990年至今的20多年间，美国和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商品贸易收支逆差已经成为难以扭转的顽疾，只有在严重的经济衰退冲击下才出现短暂的收窄。这一现象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这一时期内（特别是2000年以后），全球经济和分工结构的失衡持续加剧。东亚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形成的对石油等大宗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则是推动海湾等国家贸易盈余的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三、结语
在不平衡的新型国际分工背景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贸易失衡的必然性。从长期看，最近一轮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长期积累的结果，因而当前不平衡的全球分工和贸易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中国而言，在后危机时代已经显现的全球经济调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离不开世界市场。尽管中国已经出现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势头，但中国仍将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劳动成本优势，同时还拥有工业化中期巨大的工业发展潜力与大国优势。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调整中，中国仍然具备制造业发展的潜力与成本优势。发达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对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约束将日益突出，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强化自主的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推进产业升级，同时致力于扩大内需，减轻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为应对新一轮的国际保护主义，中国应当对本国的进出口政策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倡Ш屯平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完善对外贸易预警机制。在WTO规则允许的框架内对本国市场予以适度的保护，对我国对外贸易限制的国家和地区予以及时有效的反制。此外，中国还应当利用经济危机恢复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调整的契机，积极适当地参与各类双边和多边协调，增强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29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后危机时代主要特征是是指全球性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缓和之后，各国经济增长虽相对平稳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时期。“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市场将长期处于供需不均衡状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口需求尚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外向型企业和产业的持续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拓展和培育国内市场势在必行；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三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将成为世界性趋势一方面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惨重教训，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以此来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四是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以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形势下，低碳经济是人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后危机时代”背景下京津冀都市圈的内外环境分析
1.从外部环境分析，第一，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2006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城市规划，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天津被确定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从而划定了两市不同的目标和职能，也促使京津冀都市圈内的“双核”城市逐步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从而有助于增强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同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第三个全面开放的经济新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获得飞速增长，2008年的GDP总量达到3102.24 亿元，约占天津GDP总量的44.82%（天津市当年的GDP总量为6354.38亿元）。此外，北京市的重新定位和奥运会的举办使得首钢向京唐港区搬迁，促使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尤为重要的是，2006年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纳入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由此正式确认了发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酝酿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递呈国务院，该规划预计年底即将出台。由此，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区域经济凝聚力也将更为增强。第二，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都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在后危机时代，各国纷纷将战略新兴产业列为本国经济的发展重点，借此争夺科技的制高点，以获得先发优势。在此情形下，京津冀都市圈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外商投资北移的趋势不断增强：第三，周边都市圈的崛起使京津冀都市圈面临严峻挑战，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山东半岛都市圈，紧邻日韩，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加大了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扶持力度，形成了都市圈与沿海经济带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第四，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都市圈创造了良好的经济腹地，京津冀都市圈将获得日益广阔和稳固的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腹地，从而有利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从内部环境分析，第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对某些共享性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协调。虽然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城镇发展规划，都市圈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亟待具有约束力的都市圈相关法律出台。第二，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三地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各自为政，不注重发挥自身的累积优势和比较优势，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第三，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仍是都市圈发展的瓶颈，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要求构建一个分工合理、协作有序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不利于加强都市圈内核心城市与腹地间的经济联系。
二、“后危机时代”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路径选择
第一，构建法制化、规范化、三方互动的都市圈管治模式，增强都市圈规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连续性，使各城市的中远期规划与京津冀都市圈整体规划相协调，并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共同发展；第二，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形成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竞合关系，构建一个由京、津、冀三方共同组成的产业发展指导委员会，加强河北地区相关的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第三，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对共享性基础设施和资源，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构建统一的津冀港务发展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各港口的发展方向，促使港口间形成错位竞争、互为发展的格局。第四，扶持中小城市发展，构建层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在都市圈的中远期规划中，为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在产业政策对中小城市的民营经济和优势产业予以积极扶持，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市镇设置标准，直接推动城镇及中小城市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安树伟.大都市区管治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从当前价格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价格下降是主要的变化趋势。2009年1―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变化分别为1.0%、-1.6%、-1.2%、-1.5%、-1.4%和-1.7%,环比自从3月份以来也是持续下降,降幅分别为0.2%、0.3%、0.3%、0.5%。居民消费价格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均呈现加速下降的态势。从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来看,1―6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3%、4.5%、6.0%、6.6%、7.2%和7.8%,自从2008年12月份以来已经连续7个月下降。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1―6月份分别下降4.4%、5.7%、7.4%、8.1%、8.8%和9.6%,也是连续7个月下降。从价格变化的态势上来看,无论是上游产品价格还是下游产品价格,均出现了持续加速下降的走势。而且其持续下降的时间之长、幅度之大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尽管目前成品油、部分有色金属、橡胶、棉花等价格同年初相比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呈现大幅度下降态势。总体上看,价格下降是当前价格运行的主要趋势,短期内这种运行趋势不会改变。
从发展趋势来看,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将呈现“V”行走势,年初和年末月份价格的同比涨幅相对较高,二、三季度价格相对较低。(第一季度下降0.6%,第二季度下降1.6%),第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降幅仍将在1.0%以上,第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有可能由降转升,但幅度将十分有限,如果不出意外,全年平均价格将出现0.5%或者更大的降幅。因此从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变化来看,今年价格运行的主要特征是下降运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二、目前经济虽然已经启稳回升,但仍在底部区域运行,不必过早地担心通货膨胀
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内需增长强劲,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启稳回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1%,其中一季度增长6.1%,二季度增长7.9%。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来看,一季度增长5.1%,二季度增长9.1%,这说明经济回升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和蔓延,我国经济仍将受到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当前外贸出口持续大幅度下降,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很大。从发展来看,世界经济总体上仍处在深度衰退之中,下阶段走势依然存在变数。6月22日世界银行的关于全球经济的预测,把2009年全年经济衰退的幅度由之前预测的1.7%,大幅提高到2.9%,预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下降幅度达到4.2%。由于世界经济的明显放慢,外需的大幅减弱将成为拖累我国经济放缓的最主要因素,影响到我国经济复苏的进度。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
同时,内需的增长虽然较快,但持续性将受到考验:一是投资增长主要限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民间投资仍然低迷。这从上半年房地产投资9.9%的增长幅度与全社会平均投资33.5%增长幅度的巨大差距就可以看出。另外1―6月份港澳台商投资下降0.4%,外商投资仅增长1.1%,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前的投资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不是市场自发的投资增长。二是居民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实施消费政策的刺激,这种刺激仅对少部分行业产生作用,如汽车、旅游住宿和餐饮业等,而不是在根本上从增加居民收入、减少居民税收等方面增加居民的购买力以刺激居民的消费,因而具有局限性,也没有可持续性。因此,我国经济的复苏还必须有持续的刺激内需政策的支持。
价格是经济运行的综合结果,在国内外经济增长均处于底部,国内外经济回暖刚刚开始,经济复苏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过早的预言通货膨胀,显然是缺少依据的。高增长、低通胀是我国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常态。因此,在经济低增长时期的价格下降或低迷应该是正常的反应。由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长期以来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并明显慢于供给(GDP)的增长速度,导致消费品长期供大于求。加之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使得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变化基本处于低迷的运行态势。在经济快速增长期,我国价格总水平涨幅也就在2―3%,而在工业增长速度在10%左右、明显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情况下,出现通货膨胀是不太可能的。
三、我国的价格总水平涨幅主要决定于食品价格涨幅,目前食品价格基础稳定,没有通胀的基础和条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主要决定于食品的变化,特别是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而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价格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流动性过剩相关性很低,而主要决定于农业的收成和对疫病的防治措施。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食品价格面临较大的下降压力:在农业连续5年增产、粮食库存充足、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明显回落的情况下,今年我国夏粮又是一个丰收年,因此粮食价格难以出现进一步上涨。同时,在目前上游产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社会对价格上涨预期较低的情况下,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涨幅和工时费用增长幅度均低于去年,粮食成本增加对粮食价格上涨推动作用减弱,今年后期粮食价格将以平稳略降的运行态势为主。在国家大力扶持养猪的优惠政策措施和市场价格的激励下,生猪生产迅速恢复,生猪供给的增长潜力充足,猪肉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猪肉价格下降的趋势难以改变。尽管国家启动了生猪价格过渡下降的调控机制,暂时缓解了生猪价格的下降,但生猪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已经形成,猪肉价格继续下降的压力仍然存在。鲜菜、鲜果价格短期随季节变化,长期价格与粮食价格、猪肉价格高度相关,如果粮食价格、猪肉价格相对稳定,鲜菜价格、鲜果价格将保持与猪肉、粮食的适当比价关系,其价格也会相对稳定。总体上看,目前食品价格保持稳定的基础较好,没有大幅度的上涨的条件。
四、大宗产品价格上涨不等于价格总水平上涨,更不等于通货膨胀
流动性泛滥,过多的资金追逐资源型大宗商品以保值,因而拉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进而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当前认为我国面临通货膨胀危险的主要依据。但事实上,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性不畅,即使流动性过剩会带动生产资料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不一定导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征来看,在一般的情况下,投资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而且投资增长的弹性也大大高于消费增长的弹性。当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往往是投资的增长速度很快,而消费的增长相对稳定,会出现投资品供不应求而工业消费品仍然供大于求的现象。因此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投资品(上游产品价格,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则上涨很慢。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过度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即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高增长可以支持投资的高增长,但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加之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等等原因,使得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增长长期慢于供给增长,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制约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另外,由于工业消费品呈现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且竞争日益加剧,工业消费品生产企业宁可通过降低其他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而不愿意用提价的方法,冒失去原有市场份额的危险去转嫁价格压力。因此,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难以向下游产品价格传导。这是在经济较快增长时呈现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而下游工业消费品价格低迷运行的根本原因。从实际情况来看,2004―2008年,采掘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91.7%,原材料工业出厂价格累计上涨了48.5%,但同期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仅仅上涨了19.1%。而且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19.1个百分点中,食品价格上涨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6.1个百分点(同期食品价格累计上涨了48.5%),而其他七大类消费品价格上涨仅仅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个百分点。这说明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是有限的。
五、流动性过剩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性选择,是暂时的,阶段性的
一、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和原因
大学生就业难现在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是大学生就业困境到底是什么状况。众说纷纭。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在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方面缺乏经验，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故以下作者试图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看法。
二、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
大学生就业政策是国家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指导性文件，它体现了国家对大学毕业生择业的政策导向。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历史演变进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统分阶段、供需见面向双向选择演进阶段和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阶段。
1、统分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1949年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政府编制计划与高校实施计划相结合。虽然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日益深化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
2、供需见面向双向选择演进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就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自都得到提升，开始了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
3、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是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阶段。2002年以前是以毕业生自主就业为主要特征的自主择业时期。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按照这一文件规定，从2000年起，我国取消了向毕业生发放“派遣证”的做法，改为发放“就业报到证”。
三、国外部分发达国家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政策分析
世界各国尤其是美、日等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问题。金融危机之下，发达国家的大学生的就业也遭受严重冲击，其政府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也都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促进高校大学生就业。通过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发达国家政府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经验，利于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大学生就业困境。
1、美国
美国政府注意从拉动大学生就业需求、提高大学生供给质量和供求匹配媒介平台建设等方面推进大学生就业工作。
首先，在拉动大学生就业需求方面。美国政府十分重视鼓励创业。美国的公司注册到开业所需要的审批步骤简洁，等待时间短，所需支付费用低。相对中国，在美国创立企业容易。美国的创业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哈佛商学院“创业精神管理学”必修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更是有多门创业相关课程，芝加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大学也都十分重视创业教育。金融危机下，政府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的投资计划为大学生创设就业岗位。其次，在提高大学生供给质量方面。除了增加就业岗位外，对大学生开展更多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与水平，应对工作的需要，也是美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一环。美国的就业激励措施最为完善，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特定的地区或从事特定的职业，采取了许多激励措施，其中最为常见的做法是免除学生的贷款义务。再次，在供求匹配媒介平台建设方面。大学生就业匹配措施的核心就在于向大学生提供就业信息，以利他们根据有效信息和职业指导，进行有效的职业决策。美国联邦政府劳工部设有劳工统计局，主要职能是汇总就业信息，作为政府决策和大学生个人择业的参考依据。
2、日本
日本政府也采取了许多专门措施针对毕业生。如公共就业保障办公室提供就业信息、就业咨询与配置服务等，促进大学生成功就业。日本的负责机构是厚生劳动省和文部科学省，协同工作的主要是经济产业省。在制度建设方面，日本政府除设立针对大学生就业的紧急雇佣对策本部外，还联合学生综合支援中心、经济联合团体等NGO，制定了《紧急雇佣对策》、《职业安定法》、《雇佣对策法》、《学校教育法》、《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等一系列法规。
和中国比较日本的大学生就业政策有许多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从政策性质看，我国出台的政策多以《通知》和《意见》的形式下发，没有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缺乏强制力；保障水平低且碎片化，多机构出台的若干政策没有构成完整的体系。从政策体系看，我国的政策制定体系上缺乏相应的评估体制，缺乏有效的反馈验证机制，对存在的问题很难发现和纠正。日本自2001年起，以各省府为对象，从国民视角出发，全面实施并同时公布评估方法、时间和人员，发表的评估结果包括政策目标、实施目标、达成目标、改善对策、实绩评估、事业评估、规制评估、综合评估等方面，我国应大力借鉴。
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于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大学生就业模式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些国家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许多做法很有借鉴意义，通过以上对比研究，可以启示我们：解决大学生就业困境，首先需要高度重视主管机构的协作，多措并举，化解结构性失业难题。其次，需要以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引导、确保大学生的就业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情、就业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就业举措并不可取。我们只有具体分析我国大学生就业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机遇，辩证地汲取美国等发达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经验，才能较好地应对当前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学生就业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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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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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它也是最容易导致泡沫的行业之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价快速上涨，因此，人们对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有较多争论，那么，什么是房地产泡沫？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如何控制泡沫，使房地产行业保持健康的发展呢？下面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房地产泡沫的含义及特征
（一）房地产泡沫的含义
经济学上对泡沫的定义，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的观点，他认为泡沫就是“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陡然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根据他的观点，房地产泡沫可理解为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并不断吸引新的买者，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与投机资本的持续增加，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由此导致房地产泡沫。
（二）房地产泡沫的主要特征
1、房地产泡沫具有陡升陡降的特点，振幅较大。房地产泡沫在形态上，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在泡沫出现时，价格短期内大幅度上升；在泡沫破裂时，价格又大幅度下降。
2、房地产泡沫不具有连续性，没有稳定的周期和频率。在房地产经济周期上涨阶段，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
3、房地产泡沫主要是由于投机行为、货币供应量在房地产经济系统中短期内急剧增加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大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破裂，而一旦破裂又必然会给经济带来重创。
二、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消费者及投资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发展，房地产价格存在着潜在升值的趋势，因此，房地产价格在人们未来的预期中也会不断上升。对房地产未来价格的非理性预期造成投资者对未来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的设想，过多的货币资本投入到有限的房地产买卖中，推动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使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
（二）银行信贷非理性扩张
由于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随着房地产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发商仅靠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就是银行贷款。房地产的高回报，使许多银行在贷款的操作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向开发商发放大量贷款，金融风险不断堆积，使泡沫产生的可能性加大。
（三）土地的稀缺性
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们对稀缺的土地需求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这种需求既有发展经济的客观需求又有对土地获利的需求，在土地获利需求的驱使下，把获取的土地权益作为谋利手段。土地权益是虚拟资本的一种，它可以反复转手。土地的稀缺性及其虚拟资本使地价在反复的交易中产生泡沫。
三、房地产泡沫的危害
（一）造成经济结构失衡
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意味着投资于房地产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泡沫经济期间，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行业集聚，投机活动猖獗。
（二）导致金融危机
房地产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产业投入大、价值高的特点决定的。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就成为最大的买单者。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安全性对其来说特别重要。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倒闭只是事关自身和股东，对其他主体的影响较小。而银行的倒闭不仅仅是这家银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银行也面临挤兑风险。
（三）造成生产和消费危机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伴随着经济萧条、股价下跌等。地价和股价下跌也使企业承受了巨大的资产重估损失。企业收益的减少又使得投资不足，既降低了研究开发投资水平，又减少了企业在设备上的投资。生产的不景气又导致其雇佣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企业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员工失业，收益的下降也要不断裁减人员。居民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个人消费的萎缩又使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陷入困境。
（四）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大量的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在金融危机下，犯罪案件激增。由于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感到不满，社会危机逐渐加剧。
四、房地产泡沫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监控和管理
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是预防房地产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产兼有资产和消费两重性，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十分活跃，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时，就必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建设的投资管理，根据收入的水平来确定投资规模，使房地产的产与销基本适当，不至于过多积压；其次，要加强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管理，防止过分炒高楼市，使房地产泡沫剧增；再次，大力发展安居型住房，同时应加强市场统计和预测工作，从而使房地产行业成为不含泡沫的实实在在的主导产业。
（二）强化土地资源管理
政府应当通过土地资源供应量的调整，控制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要求，保持土地的合理供应量和各类用地的供应比例。要严格惩处各类违规行为，严厉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非法圈地、占地行为，避免为获取临时和短期的土地收益而擅自占用和交易土地，对凡是超过规定期限没有进行开发的土地，政府应立即收回。坚决打击开发商的圈地和炒地行为。
（三）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加监管手段，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其次，要加强信用总规模的控制，不使社会总信用过度脱离实质经济的要求而恶性膨胀，从源头上防止现代泡沫经济发生；再次，要加强投资结构的调控，通过利率、产业政策等，引导资金流向生产经营等实质经济部门。住房开发贷款对象应为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信用等级较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强化个人住房贷款管理。
总之，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其在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危机，及时进行治理，使房地产业真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要保持高度的理性、宏观调控、科学决策、正确引导，以防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避免泡沫破裂后对社会的巨大伤害。
参考文献：
1、包宗华.房地产先导产业与泡沫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人性的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预失误和监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四是实体经济存在问题；五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六是美国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恶果；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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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中国教育报[N]，2008—10—14。
[4]陈彩虹，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M]，读书，2008，(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对拉美地区现代经济增长趋势的解读
从历史进程看，拉美国家前后经历了“外向―内向―外向”三种“钟摆式”的发展模式。1870～1930年是以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及早期的工业发展为特点，各国普遍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1930～1950年在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冲击下，部分拉美国家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探索阶段；1950～1982年因拉美各国都被卷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大潮而形成战后的工业化期，社会转型也普遍进入加速期。1982年以后，拉美地区因结构性发展危机的爆发而进入一个结构调整阶段，期间，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结构改革，实现了由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由国家主导型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从2003年起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扩张周期，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增长的阶段性和波动性特征明显。拉美在经历1950～1980年30年持续、较高的增长后（50、60和70年代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1%、5.5%和5.9%），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滑坡（80年代经济增长仅为1.2%），到2003年才出现新一轮经济扩张（2003～2008年年均经济增长超过5%，人均GDP年均增长超过3%），基本恢复到前30年的增长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协调。1950～1970年是产业结构升级最明显的时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2.1%下降到1969年的15.7%，第二产业占比从1950年的33.2%上升到1969年的40.2%。与此相反，1990～2008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的时期，三种产业的比例大致为6%：31%：63%。而1970～1990年是产业结构波动的时期，债务危机的爆发延缓了70年代第一产业继续下降的趋势；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服务业比重虽然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使“第三产业化”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
三是内需和外需缺乏平衡。首先，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高达80%左右，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90年代以来私人消费占比降至66%左右。但就整体而言，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影响消费的因素，如工业化水平、消费模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等，都将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状况。其次，除20世纪70年代外，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这表明拉美地区的投资率相对较低，虽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独享高投资率（23.1%），但是投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提高。最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动最大，这意味着外需也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从发展困境到结构性危机的演变
进口替代工业化增长方式的基本特点是：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以取代制成品的进口；国家在基础设施和产业投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并带动国内外私人投资；建立高关税和非关税体系保护国内市场；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带动了城市就业的增长和城市化，拉动了国内需求的持续增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增长方式开始逐渐失效。
20世纪60年代：隐现结构性失衡。从增量角度考察，消费需求尽管仍是拉动拉美经济增长份额最大、动力最强的国内需求，但有放缓趋势；投资需求几乎停滞；变化较大的还是净出口需求，它从50年代的负拉动变为60年代的正拉动。上述趋势说明拉美在60年代明显呈现出“内向发展不足”的特征，而净出口无疑成为进口资本品所需外汇的主要来源。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那些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化最早、而国内市场又相对狭小的国家，如乌拉圭、智利和阿根廷等，继而向其他国家扩散，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结构性失衡。
第一，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导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从拉美地区整体看，尽管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对此，拉美国家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力图由地区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二是鼓励制成品出口。这些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克服上述矛盾。
第二，贸易失衡。在内向工业化模式下，拉美国家的工业产品主要销往国内市场，而工业部门自身却要不断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和原材料。这种进口需求还会随着工业体系复杂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工业部门在工业化进程中要长期靠农矿业部门创汇来支持。拉美国家虽然资源丰富，大都是重要的农矿产品输出国，但这类产品出口经常受国际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的影响，不仅出口收入很不稳定，而且低附加值产品也使出口地位处于日益不利的困境。直到后来，农、矿两个部门自身也没有外贸盈余了，工业发展因此失去了外汇支撑。
第三，食品危机和能源危机形成双重打击。农业部门偏重于发展出口生产而忽视粮食生产，造成食品进口迅速增长。除阿根廷等个别粮食输出国外，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同时，拉美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进口廉价石油，当时除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少数国家外，其余都是石油进口国，其中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国际石油危机引发油价暴涨之后，大大加剧了外贸失衡。
第四，创造就业难度加大。城市就业“非正规化”、“三产化”，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相当严重，社会动荡局面日渐加剧。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劳动力的“生产性吸纳”掩盖了“就业不足”。
20世纪70年代：错失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时间窗口。上述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原有的进口替代增长方式已失效，或称之为“简易”替代阶段已走到尽头。在亚洲，中国台湾和韩国实施进口替代不仅起步晚（50年代），而且于60年代就转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与东亚相比，拉美国家在70年代已具备“人口红利”的条件，但它们却没有走这条路，贻误了增长方式转变的良机，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尽管60年代后期拉美已度过人口出生的高峰期，但是由于新生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相对比重自1970年（53.5%）开始逐年增加，到2010年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4%，人口就业压力开始凸显，但也正因为如此，依存比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曲线呈现相反趋势，换言之，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大的时候也是社会负担最轻的时期，亦即1970年至今拉美处于“人口红利”期。然而，期间拉美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个比较优势。
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发生后，随着大量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资本市场并寻找出路，拉美国家就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通过大规模举债，拉美国家在70年代依旧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很快就陷入债务危机。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拉美“负债增长”使结构性发展困境进一步演变成“结构性发展危机”，债务危机不过是“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
拉美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果断转换经济发展模式，其内因在于制度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犹豫”，外因则是由外部环境形成的充裕流动性强化了这种“惰性”。在转换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上，切不可贪图短期繁荣的假象而牺牲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真实。
债务危机发生后，人们终于意识到，进行结构改革、转变增长方式已势在必行。这个过程是从80年代前半期的“应急性”调整开始，经1985年前后形成“结构性”调整的政策共识，随后进入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改革时期。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新契机与立足点
随着世纪之交拉美左翼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明显退潮，各国纷纷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后的再调整，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为代表的“激进”型政府通过油气资源的国有化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第二，以巴西和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温和”型政府强调通过公共政策手段进行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纠正社会领域的严重失衡；第三，即便那些不是左翼当政的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幅度也不小，尤其表现在利用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波动的能力上。可以说，新世纪的头十年是拉美国家在逐渐摆脱新自由主义束缚的情况下又一个经济调整与变革的十年。这新一轮的调整为拉美国家相对顺利地渡过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创造了重要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让出口导向依赖型的新兴国家充分认识到受发达国家需求制约以及贸易条件大幅波动的双重风险。展望“后危机时代”，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急需进行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
第一，调整对外贸易的地区布局。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的追加需求可能下降，世界经济增长率因而比危机前有所放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部分地弥补发达经济体需求的萎缩。南美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之所以明显好于墨西哥和加勒比国家，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南美国家的出口市场更多地集中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因此，拉美国家调整对外贸易的传统布局，进一步扩大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份额势在必行。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从技术集中度分类，拉美地区制成品贸易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两类产品上，高技术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有待提高。因此，以客户工业为主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想冲出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围”，必须对产业结构作相应调整，并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升级的“第二代改革”。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南美国家想摆脱“资源诅咒”的宿命、规避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风险，除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外，可能更多地需要考虑如何使本国制造业融入亚洲的产业链，以扩大其制造业部门与亚洲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第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开展国际融资的渠道应有所调整。拉美国家对FDI和国际融资较高程度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需要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国际融资方面，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化可能意味着国际资金流动的减少和国际融资成本的提高。面对这种形势，拉美国家有可能更多地运用非传统的融资方式。
第四，通常而言，经济发展阶段一般沿着资源驱动型、资本驱动型、劳动力驱动型和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路径逐渐达到更高的水平。拉美国家已经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外向型发展三种模式，但从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因素看，从“习惯”于要素投入转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并非易事，因此，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通过研发促进技术进步，应是拉美坚持的一项长期战略。
第五，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看，拉美国家要走上持续增长之路还将面临新的、更复杂的挑战，需要扩大公共政策空间，增加可供政策融资的资源，并创建相应的体制机制等。可以预期，如何有效地发挥国家的作用将再度引起拉美国家的重视。
结语
通过考察拉美地区60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发现，由于在某些阶段拉美国家错失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良机，造成一系列结构性失衡，最终以债务危机这种“剧痛”的形式消化失衡后果，进而导致现代化进程一路曲折。其启示意义在于：
第一，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有其自身局限性。一般来说，进口替代模式在工业化初期运行都比较顺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出现多种结构性失衡，这一模式延续的时间越长，结构性失衡就会不断加剧，甚至酿成结构性发展危机。
第二，从需求结构看，拉美国家必须巩固消费、提高投资、促进净出口，争取内外需平衡。而要巩固消费，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必要条件之一；提高投资，需要合理的产业政策做指导，尤其是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私人投资的激励措施要配套；发挥净出口的拉动作用则需要促进出口多元化，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加强与亚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
关键词：
国债；宏观经济效应；风险预警；建议
一、我国国债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国债以中央政府担保为主体，向公众筹集资金的一种特殊债务债权关系。在当今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债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实现融资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以及金融管理的有效工具。国债的主要功能有：国债可帮助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偿还已有债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来源以及调节经济的运行等。1981年，我国宣布恢复发行国债，自此以后，我国开始了国债扩张的时期，而欧洲、希腊和美国的债务危机，更是提高了国债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国债的发行有增无减。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债对于稳定我国内陆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有目共睹，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的大背景下，国债再次引起了学者和管理者们的高度关注。研究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风险预警问题，对于处于经济改革攻坚期的中国和中国经济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国自1981年恢复国债发行以来，国债发行数量迅速攀升，我国国债发行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为：1981—1986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一直使用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多年来努力维持财政收支的平衡。仅在结束以后，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连续两年产生了预算赤字问题，国家因此宣布使用国债来弥补预算赤字。总的来说，此阶段无论是财政赤字或者是国债的发行量都相对比较少，此时期的国债年平均发行额也处在100亿元以下。另外，在这一阶段发行的国债具有十分明显的行政色彩，国债政府不允许有流通和转让，且此阶段国债也不存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这是此阶段国债不同于其他阶段国债的主要特征。
（二）第二阶段为：1987年--1993年这一阶段，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迈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政府和民众对于国债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政府工作会议上更是把长期发行国债做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这一时期，我国国债发行数量迅速增多，1993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了三百亿元，而这一数字在1981年只有五十亿元。此后，国债做为金融融资工具的地位也正式确立，1988年，我国国债的发行和流通市场初步形成，告别了无国债一级、二级市场的历史。需要提出的是，1987年国务院研究决定不在允许向中央银行再进行透支的行为。因此，出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求，政府开始增发国债，导致这一时期国债规模迅速膨胀。
（三）第三个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处于加速增长和变革期，1994年，我国正式做出不允许财政部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决定。标志着此后政府还本付息和弥补赤字的唯一手段是发行债务，这一决定导致国债发行量的又一次剧增。这期间，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国内总需求严重下降，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在与亚洲金融危机做斗争的艰苦过程中，国债做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发挥了巨大的经济作用，有效的拉动了中国经济，降低危机损失，使中国经济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接着是欧盟区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全球经济收到重挫，迅速低走，世界经济不稳定性因素也持续增加。为了维持经济秩序、避免我国经济遭受损失，我国施行以财政赤字和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我国国债规模最近几年的迅速膨胀。并且，随着国债发行规模的不断膨胀，我国的国债一级和二级市场都发展迅速，且功能日趋完善，不仅增强了国债在财政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为有效的发挥金融功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国债的宏观经济效应
学者对于国债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国债政策的使用利大于弊，有些学者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但是，但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影响，学者和管理者的唯一一点共识是：国债是调节经济、实现金融市场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更好的研究国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国债都有哪些宏观经济效应。
（一）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国债的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债还本付息的压力提高财政支出的数额；第二，做为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债，对于政府预算约束条件有弱化作用，具体解释如下：首先，从性质上来说，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而这一性质与国债恰好相反。具体来讲：国债做为一种金融工具，是一种债务债权的凭证，需要政府到期以后对债权人支付本金和利息，从此种角度，国债并不是无偿的。另外，政府管理者可以根据现实经济需要决定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时间，因此，国债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其次，财政支出具有刚性，国债规模膨胀的行为极有可能由于惯性一直持续下来，使发行国债从一种暂时性替代行为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反过来导致财政支出数额的进一步增长。这是由于会涉及到直接或间接群体的利益，减少财政支出数量的行为也必然会引起利益群体的反对。综合这两种情况，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维稳的考虑，发行国债都会做为一个固定的经济行为稳定下来，且要保证国债的净收入额有增无减，即国债会对财政支出的扩张起到促进作用。再次，国债由于是一种需还本付息的债务债权凭证，除非国债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现金流会超过国债还本付息的数量（通常现实情况下难以实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发行国债与没发行国债相比，财政支出的负担显然加大，因此，财政支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此外，国债自身还具有自我积累的机制，即市场利率会随着国债规模的增大而上涨，当国债负担率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时，就有引发财政风险的危险，甚至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后果不堪设想。此外，国债做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债规模的扩张会弱化财政预算约束。这是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具有一定的弹性，可根据现实经济需求改变其规模。因此，预算收入的约束条件并不是很强劲，从而财政支出能力没有被很好的约束，即财政支出的规模会相应的增大。
（二）国债对消费的调整作用民间消费和政府消费共同构成总消费，其中，前者从比例上占据绝对地位，而后者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则相对较低，且提升空间也相对较小，所以政府消费的主要目的是对民间消费起到补充和拉动的作用。所谓拉动民间消费是指，政府通过对政府消费规模的调整来提高民间投资水平。消费和投资是我国财政支出的主要去向，已有学者使用宏观经济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实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民间消费较少时，执政者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消费来提高民间消费，具体措施有：适当提高转移支付支出的比例、提高民间消费水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消费，以此达到提升民间消费的目的。相反，如果民间消费过高，则可以通过增加政府消费的手段减少民间消费。因此，正确的理解国债对于消费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国债资金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国债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学者对于国债挤出私人投资的研究争议不断，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会挤出私人投资，有的学者认为国债不但不会减少投资，还会促进私人投资，即国债挤入私人投资。具体而言，国债挤入私人投资是指国债做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效应，如果国债融资后的成本主要是用于公共资本品的支出，所以说，国债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私人投资的水平。相反，如果国债融资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消费，则国债规模的扩大会使私人投资水平减少，即国债挤出私人投资。具体来说，国债是通过以下渠道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的：首先，国债属于公共资本，公共资本具有外部效应的特点，在社会供给以及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增发国债意味着投资者对国债的需求增加。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可知，利率水平会随之上涨，即资金价格上涨。这会使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降低；其次，从融资种类来说，与其他融资方法相比，国债由于是以中央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债权债务凭证，凭借其收益率高、风险小、安全性高等特点，一直为投资者所偏爱，同等条件下，投资者会选择使用国债进行投资而不会选择私人资本，因此，国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四）其他效应此外，有学者认为国债还具有税收平滑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等，所谓税收平滑效应源自于巴罗的税收平滑理论模型，巴罗认为如果对税收和劳动征收税收，会导致劳动力工作的意愿降低，还会产生一定的扭曲成本，并且这种扭曲成本随着税率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国家为了减少这种扭曲成本，通常会把税率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即实现税收的平滑。当国债存在税收平滑效应时，当期发行国债会提高未来税收水平，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不会发生相应的发生调整；如果国债不存在税收平滑效应，则认为国债和未来税收之间的关系不明显，如果当期增发国债，消费者极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现在，已经有学者使用经验数据对此论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税收平滑理论是符合现实经济的。有学者认为，有时候政府为了减轻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负担，可能会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理论上这一假设成立，但现实生活中，这一假设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制约。如果现实生活中民众对这一反应较为强烈，而执政者仍然坚持利用国债提高通货膨胀率，将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另外，是否使用这一方式还取决于执政者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如果执政者认为通货膨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则不会采用此方式，反之，则会采用。
三、风险预警研究
为了更好的评价国债可持续性，学者和管理者根据现实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套评价国债可持续的指标体系，在现实经济中，常用指标的选取通常要符合国际和国内的使用习惯、要具有一定的灵敏度和代表型、另外还应该注重指标的可操作性和数据可得性。衡量国债风险预警的方法有很多，而指标方法由于其使用的简单和直观性，一直被学者们青睐，以下简要介绍几种常用指标：
（一）国债负担率国债负担率的表示方法为国债余额与国内生茶总值之间的比例，从中可看出，国债负担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呈反比例关系，即GDP水平越高，国债负担率水平越低，GDP水平越低，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大；国债负担率比例越高，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比较小。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所有成员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
（二）国债偿债率国债偿债率的计算公式为国债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饿，国债偿债率水平越低，当年财政支出中用于偿还国债的比例就越低，即偿债压力越小，国债水平可持续。
（三）国债依存度国债依存度通常使用国债发行额与财政支出之比来表示，此数值越高，表示财政对于债务的依赖性也越高，国债规模属于不可持续水平，长此以往，财政也有可能无法继续维持。国际上通用的国债依存度标准为15%-20%，具体数值各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可酌情修改，但幅度不应过大，通常来说，国债依存度水平维持在10-23%之间。
（四）赤字率赤字率通常用中央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表示，国际公认的赤字率警戒线是3%。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赤字率和经济增长率呈反比关系，经济迅速发展时，国家的赤字率水平通常比较低，此时国债规模比较小；经济萎靡时期，国家使用反周期的扩张财政政策，使赤字和国债水平提高，赤字率水平也随着增加。研究国债风险预警的指标和方法还有很多，在进行分析研究时，也应综合考量各种指标，需要指出的是，但从以上指标数值上来说，我国国债远低于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是我国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制定国债境界性指标时应该综合考虑国际标准和我国国情。
四、建议
（一）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当今世界，仍有许多国家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为国债风险预警的参照标准，这项条约是由欧盟颁布的，《条约》中规定成员国的赤字率应小于等于3%。但是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总体形势的变化，固守这项指标将不再符合我国的现实经济。因此，我国应科学的制定国债风险预警的标准，此警戒线既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经验，又不能盲目的照搬。由于我国存在着许多隐形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在设置标准时应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应略低于《条约》标准。合理的预警指标警戒线应该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综合考虑我国的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水平，既要注重指标建立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又要注重指标的艺术性和灵活性。
（二）加大对私人投资的倾斜私人投资对于拉动我国经济和消费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大对私人投资的政策倾斜，降低私人投资进入大型项目和重点项目的准入门槛。要给予私人投资资金更多发展机会，加大对私人投资的保护，建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维护私人投资资本的利益，提高私人投资资本的活力和竞争力。
（三）合理调整国债规模和结构首先应该多样化国债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国债一直被看做是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只重视国债的财政作用，忽视了国债的金融作用，且在国债产品的结构上也大多是注重中长期国债。这一方面制约了我国国债金融能力的发挥、另一方面也给我国财政支出未来还本付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最主要的是也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此种情形下，我国应该加大对国债产品的创新、增加国债新品种、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增加国债产品市场活力、多加考虑符合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期限和利率组合、逐步实现全面业务电子化。另外，政府还应丰富国债持有者的多样性，我国现有国债持有者绝大多数为机构投资者，个人持有国债的比率依然较低。从发达国家现有的债务市场中可以发现，只有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债务市场才能真正的称之为成熟市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可以提高国债市场的活力、发挥投资主体的非金融机构作用，利于挖掘国债市场的潜力，不断加深和拓宽国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应该加大国债资金对于国家重点项目和潜力项目的支持力度，把国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教育、养老、生态、中西部等方面不仅能够对私人投资起到挤入效应，而且还可以改善民生、加快科技进步、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处于经济转轨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国债规模上，不应盲目扩大国债规模，事实上，应对我国目前国债的绝对数量进行适当的减少，因为过于庞大的国债规模反而会制约财政政策的实施。这是因为：首先，如果国债规模过于膨胀，将会增大金融风险的概率，反而制约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国债项目有可能会给银行借贷带来巨大的坏账风险；其次，过度膨胀的国债规模，也将导致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在确定国债规模时要在我国国情基础之上谨慎周全的考虑。
（四）逐渐加强政府使用国债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国债不仅能够从财政收支水平上成为扩大收入和弥补财政缺口的一项重要方法，更能够引导国内外投资、国内需求甚至是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因此，我国政府要逐渐的加强政府使用国债来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在经济低潮期，通过使用减少国债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向市场经济中注入多元化的资本活力；相反，在国家经济处于过热阶段，可以使用增发国债的方法，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影响社会总需求和资金流向，实现国债资金的优化配置，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
（五）注重对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随着全球一体化及各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早已摆脱故步自封的经济道路，日渐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此种情况下探讨国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采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应看到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传递的概率和速度。这就要求我国要注重加强对国内外金融风险的防范，而且随着我国国债市场的不断完善，国债市场和股票、证券以及货币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一旦货币市场或者证券市场发生危机，将会使国债市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会引起一国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2011年美国和希腊的债务危机的景象依旧历历在目。因此，我们既要注重外界金融风险危害我国国债市场，建立健全科学的国债市场体系，又要防止由于国债市场出现问题而产生的金融危机倒逼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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