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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989年日本处于低速发展时期，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大幅下降，而银行已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企业也积累了大量的资金结余，资本供给过剩。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增长方式向集约化、规模效益发展。这使日本企业的融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不同于高速增长时期的融资特征。
一、日本企业在低速发展时期融资的经济环境
1.国债的大量发行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自由化
随着国债发行量的增大，1977年政府不得不缓和对金融机构出售国债的限制，以此为契机，国债流通市场急速扩大。由于国债的大量发行和流通、使大量资金流向利率更高的证券市场，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在国债流通市场日趋活跃的情况下，政府发行新债时就不能不考虑国债流通市场的利率，因为当流通市场利率高于新债发行时的利率时，人们就不会买“新发债”而到流通市场买“已发债”。这样，国债发行条件越来越趋于灵活化，接近市场的实际，并进而推动整个债券市场(包括国债、地方债与公司债等)利率体系的自由化。其结果，国债的大量发行与流通成为促进日本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2.金融市场的不断国际化
日本经济以高于欧美国家的速度增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10％，1982年进出口总额仅次于美国与西德，居世界第三位。1984年日本的对外债权达到近500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企业的活动日益向国外扩展，与之对应，日本的银行、证券公司等在国外的活动也迅速扩大。与日本企业日益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同时，西方各国的银行、证券公司也纷纷进入日本开展业务，致使日本市场的资金供给十分充裕。
3.资金从短缺转为过剩
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日本金融的主要特征是资金不足，而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很难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当时的金融体制正是为适应这种特征而确立的，其主要目标就是努力将有限的资金融通到需要资金的各个产业部门去，以保证产业和经济的顺利发展。随着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低增长时期，一方面是企业的设备投资趋于减少，部分企业的剩余资金增加，从而导致整个企业界的资金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是国民储蓄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个人、家庭的资金大幅度增加。整个经济从资金不足、储蓄不足状态日益转向资金过剩、储蓄过剩状态。这种变化为市场机制得以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从而导致对适应资金不足时期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
4.日元持续升值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因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美元升值等问题一筹莫展，在美国政府的策划下，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召开了“广场会议”。会议决定，五国共同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这次联合干预非常成功，特别是日元兑美元的汇价大幅度的急剧上升，1985年9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50日元，在年底上升到1美元兑200日元以上。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1987年底，从1987年到1988年初，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的水平，在两年中，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上升了1倍。由于日元兑美元汇价的上升，日本银行持续买进美元卖出日元，造成了货币供应量膨胀，1987年，货币供应量增加率达到10％以上。
二、日本企业在低速发展时期的融资特征
1.企业筹资总额增长迅速，自筹资金比例不断增加
进入20世纪年代后，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严重依赖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企业的自筹资金比例开始不断增加，尤其是通过证券市场的融资逐渐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
20世纪80年代企业筹资总额增长迅速，仅1989年筹资总额达81.4万亿日元，比1975年～1979年五年之和74.8万亿日元还要多，从筹资的构成来看，借款占的比例在不断缩小，1975年～1985年借款占筹资总额维持在（年均）80%以上，而1987年～1989年借款比例却下降到60%左右，与此对应，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融资的比例在逐年上升，1987年后已达30%以上。
2.大企业资金充裕，减少了银行信贷，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增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大企业严重依赖间接融资的情况有所改观，融资的渠道多样化，大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增资的方式，可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至1987年，随着商业票据（CP）市场的启动，通过货币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成为可能。而且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不但可从国内的证券市场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筹措资金，还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银行认为这体现出“大企业的脱媒倾向”，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使银行不得不继续维持低利率而大量开发一些中小企业的客户。（在此，设定资本金10亿日元以上的企业为大企业，资本金在200万日元以上10亿日元以下的企业为“中小企业”）。另一方面，由于银行拥有大量的剩余资金而又缺乏资金的使用渠道，因此纷纷通过自己设立的住专及非银行金融机构渠道等拓宽借方渠道，从而导致大量贷出的资金流向股票和房地产。
3.实物资产融资比例下降，金融资产融资比例增加
金融资产投资在总体投资中的比率，1986年增加42.3%,1987年、1988年、1989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0%、35.2%和41.4%，而往年大多数年份为20%～30%，相比之下，1986年～1989年的增长非常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企业把从金融市场等外部筹集的资金重新投资于金融资产，积极开展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的套利交易，加大了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规模。泡沫经济时投资于金融资产的资金占融资总量的比重高达40%左右，远远高于通常情况下25%～30%的平均水平。筹资总额增加量大，大企业的设备投资总量的增加不大。筹资总额的增加并不是为了增加实物投资的增加，而是把大量的融资用于金融资产及土地的投资。
从1983年以来,设备投资所占筹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土地及其他实物投资比重不断升高，尤其是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日渐增加，最高达到42.3%。总体来看，虽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筹资总额增加很快，但大企业的设备投资规模并没有等比例的增加，企业筹来的资金更多的使用在土地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投资，造成了泡沫经济的不断膨胀。净增运营资金（金融资产及土地的增加额）与设备投资额（有形固定资产增加值，含建筑投资，不含土地）的比值，在1983年～1986年为50.8%,1987年～1990年上升到86.1%。与实体经济活动相比，大企业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规模异常扩张。1987年～1990年现金存款增加额为26.0万亿日元，与1983年～1986年的7.0万亿日元相比，增长了近4倍，其规模几乎相当于从金融机构借入资金的增加额。对于存款与借款的比例看，企业的一贯做法是保持存款和借款规模相适应。尤其应该一提的是从1987年11月开始发行CP到1990年为止，大额定期存款利率一直高于CP发行利率，由此企业发行CP筹集到的资金用于存款进行套利。
4.长期融资比例增加，流动性下降，风险增加
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转入稳定增长阶段，企业资金需求减少，加上金融自由化后筹资渠道增加，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从1970年的80.5%降到71.1%，1989年更降到65.7%。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利率较高的自由利率商品比重逐渐上升，结果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为消化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不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将其进行转嫁，而是采取一贯以来的扩大规模战略，通过调整和转移融资对象的方式而转向高利息率的贷款对象、增加长期贷款，抵补筹资成本的上升。其结果，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与不动产有关的贷款大量增加，最终推动了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从1979年未的32.9%上升至1989年的69.7%；在贷款期限结构上，较短期贷款相比，长期贷款比重从1979年末的19.9%上升到1989年末的52.7%。
三、日本企业融资特征的风.险评价
1.直接金融向间接金融转变银行面临生存危机
20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证券市场的大力发展，在日本资本已不再是稀缺资源，而企业在筹资时总是趋于低成本的考虑和选择，这就使银行部分丧失了多年来坚固稳定的对产业资本具有的绝对支配性优势，银企之间的地位开始发生置换，间接金融压倒性优势开始丧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企业设备投资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企业通过在日本国内外发行证券融进的资金已经没有足够的投资对象了。于是，企业开始把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即使如此，仍有大量剩余的资金。而银行由于企业大量偿还贷款，剩余资金急剧扩大。传统的银行是要靠获取存贷利差来牟利的，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总体资金需求下降，而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的转变，更使得银行丧失了重要的贷款对象。银行必须为剩余的资金找到出路，否则，银行就将面临生存的危机。此时银行的生存出路应该是把业务间接金融转向直接金融，也就是说，运用集团投资者的资金，实行贷款债券证券化，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等。但是，长期以来，银行被禁止从事国债、公债以外的证券业务，在海外的证券业务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样，在金融自由化、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转变的过程中，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2.过剩资金投向股票和地产经济开始产生泡沫
一方面，随着日本的经济国际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要扩大用地规模，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要在日本的大城市建立亚洲总部，土地需求必然增加。又由于日本企业相互持股十分普遍，上市流通的股票比较少。另一方面，在低速发展时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的金融政策，但随着直接金融的限制取消，自由市场的不断形成，日本企业的资金需求增长率却在下降，导致日本资金流动性过剩。两个方面的作用下，过剩资金不断投向股票和地产，生存基础发生动摇的银行以及拥有巨额剩余资金的企业都把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在资金供应充裕的情况下，日本的地价和股票价格飞速上涨，最终导致日本经济产生泡沫。
参考文献：
[1] Bradshear，Keith.Another Asian nation battling a crisis in its banking systems [N].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吴献忠:日本重化工业时期的企业融资方式对中国企业融资方式的启示[J].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2
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逆差往往伴随着资本 账户的逆差和储备的流失，发生货币和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发展中国家 在大幅度贬值和整顿国内金融结构的条件下，收窄了汇率波幅(baig,2001)以低估的汇 率保持经常账户的顺差，稳定资本和外汇市场，吸引资本的回流，增加国际储备，使经 济出现了稳定增长。
东亚国家的低汇率、高储备政策使东亚资本流动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变化，即东南亚国 家既是资本输入国，又是资本输出国，但其输出的是追求相对安全的资本，而输入的是 追求风险利润的资本。这一变化不但对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对国际货 币体系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对东亚金融危机后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进行解释。 为此，根据双重和利息平价理论，提出了风险补偿分析模型，认为低汇率、经常账 户顺差和高国际储备既造成福利损失，也有助于稳定货币信用，降低国家风险与风险贴 水，降低利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我们把这一政策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认 为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对自身金融脆弱性的补偿或担保，是福利损失与宏 观经济稳定收益的均衡。我们对东亚资本流动的新趋势进行评估，认为这一政策的可行 性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可持续性，以及发展中国家间的政 策博弈均衡。发展中国家应在改革微观金融结构，加强金融体系和宏观政策稳定性的基 础上，逐步放弃这种新重商主义政策。
二、东亚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
尽管理论界对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分析各有侧重，但资本流动被看作是危机发生的催化 剂(艾肯格林，2000)。危机前大规模资本流入使得实际汇率升值，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 ，进而导致经常账户持续逆差，而危机中资本的突然逆转加剧了危机的爆发，东亚金融 危机可以认为是投资者面临资产价格下跌和不健康的金融体系，突然撤资的结果。
从图1看，东亚净资本流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明显，危机前(1993—1997)大量的资本 流入，危机中(1997、1998)大量的资本外逃。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 泰国，1996年的资本流入和1997年的资本流出之间的总逆差达到850亿美元，约占这些 国家gdp总和的10%(梯若尔，2003)。危机后，资本的净流入呈逐步增加趋势，反映了国 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从国际收支状况看，危机前的95—96年，除中国 和日本外，东亚有280.5亿美元的经常账户的逆差，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大面积的赤字 到香港、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菲律宾的逆差。1999—2000年，经常账户却盈余880亿 美元。2001—2002年保持了同样的水平，加上中国和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东亚地区的 经常账户顺差超过2000亿美元(表1)。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这个地区的一些国家已从净 国际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注：根据经济日报2004年2月13日消息，东亚国际储备已超 过2万亿美元。)
表1 东亚国家经常账户 单位：十亿美元
国家名称 1995—1996 1999—2000 2001—2002
日本 87.7 117.4 100.6
中国 4.4 20.8 26.4
中国台湾 8.3 8.6 21.8
新加坡 13.7 16.2 18.3
中国香港 -4.1 8.2 12.1
韩国 -15.8 18.4 7.2
马来西亚 -6.6 10.5 7.3
印度尼西亚 -7.0 6.9 7.1
泰国 -14.1 10.9 6.9
菲律宾 -3.0 8.2 4.4
东亚(除日本) -24.1 108.7 111.4
注：东亚(除日本)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
资料来源：bis，2003
从东亚资本流动的结构看，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国际信贷为主导的资本流动结构转化为 三者相对平衡的结构。麦金农(2000)认为，东亚国家在危机前具有发展中国家货币“错 配”的典型特征，特别表现为借短贷长和借外币资本币上，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 因。危机后，东亚各国在银行体系重构后，显然加强了对国际借贷的控制。图2显示， 危机前，三种类型的资本净流入都呈增长趋势，尤其是主要由对外借款所组成的其他投 资增加幅度更大，而在危机中这部分资本流出幅度也最大。随危机后经济的复苏，其他 投资在危机后有所恢复，但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直接投资由于受“沉没成本”的影响 ，变动幅度相对较小，但总体上呈下降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组合投资在危机中波 动幅度较大，但远低于其它投资的变动，并且在危机后的1998—2000稳步上升。2000年 后组合投资的资本流出虽逐年增加，但组合投资流出的主要是储备性资产，私人的组合 投资总体上呈流入状态。东亚国家在这一结构变动中明显具有风险规避的倾向(麦金农 ，2000)，而外国投资者的风险度有所提高。
四、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我们将东亚国家这种低汇率、高储备政策称之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 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其既不同于视黄金储备为经济目标，以此扩张军力，开拓贸易疆界 的旧重商主义，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国内产业采取战略性保护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而是基于金融脆弱性的发展缓冲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式”新重商 主义政策的修正，(注：“结构式”新重商主义是指以推动特定产业发展，并鼓励出口 的经济发展模式，日本和韩国等是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对此，可参见krugman,1998。 )也是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以本国的福利损失为前提，为保持经济主权和金融稳定， 而不得不采取的次优选择，是对由发达国家制订的非对称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运行规 则的回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道义上的正义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是 经济的增长，更是制度的演进过程，金融脆弱性问题将贯穿整个发展过程，因而也决定 了这一政策应在较长时间内实行。最后，这一政策适应于具有高储蓄传统，长期实行出 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在我们所观察的案例中，拉美国家由于国内的低储蓄传统而不能归 入这一模式。1997—2002年，拉美新兴国家的储备变动为0，而亚洲新兴国家的储备净 增4070亿美元(bis，2003)。
这一政策是否能得以实施，首先取决于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可承受性和可调节性。从 理论上看，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实体和虚拟经济中的比 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分工的调节者和跨国生产的组织者，一般制造 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是一个长期性的趋势。但要引导风险性资本的流入，发展中国家货 币和金融稳定是基础条件。因而，如果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机制能得以顺利运转，关键 货币国的逆差能通过安全资本的流入而得到弥补，自主性国际收支逆差并不会危及国际 货币体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将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均能由此而受益。
但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信用本位体系，关键货币均实行浮动汇率制，货币稳定 取决于投资者的信任。一旦关键货币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超出一个阀值，就会引起资本的 非正常流动和汇率的大起大落。自1983—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连续8年出现巨额逆差 ，2002年已达到gdp的5%，几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总储蓄的10%。美国净国际债务头寸已 经上升到接近2万亿美元，几乎是2001年末出口的两倍(bis，2003)。如果说东亚危机前 后，美国经济正处于高增长期，东亚的出口有助弥补其供求缺口，稳定物价，避免货币 政策收缩。而当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外部不均衡日益严重时，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就是不 可避免的，全球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就不得不进行大调整。由于东亚国家的汇率体制普 遍与美元挂钩，美元贬值难以对东亚国家发生作用，而其他发达国家的贬值冲击就增强 ，要求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和改变汇率机制的压力就将增大。同样，由于美元大幅度贬 值，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储备资产的安全，有可能导致对美元信任的崩溃，引起国际 经济的大动荡。
这一政策是否能得以实施，还取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地位的 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根据imf的汇率制度确定原则，各国均有权自主选择汇率体 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imf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 和汇率水平的过多干预，东亚国家普遍采取低估汇率的出口导向政策带动了经济增长。 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发展中国家贬值被普遍认为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中国的汇 率稳定政策受到了国际赞誉。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 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货币和汇率制度等的压力就将增强。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被 卷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新重商主义将增大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调节的压力。由于中 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中国贸易和汇率政策的责难和压力就 会不断增大。因而，就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而言，关键是要掌握实施这一政策的度，使这 一政策既能有效稳定货币和金融，又能保持全球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这一政策要求 看，汇率制度应是相对稳定，又可调节的。
这一政策的实施还有赖于发展中国家间的汇率合作。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主 要是产业间贸易，基于巨大的工资差异，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汇 率低估并不会对发达国家经常账户的平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发展中国家间为了获得 发达国家市场而形成的竞争性贬值则会导致“囚徒困境”式的非合作博弈解，既有可能 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又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节困难，导致全球国际收支的不平 衡。东亚国家在危机后普遍实行了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承担了不贬值的义务，出现了中 国对东亚国家逆差，而对美国产生巨额顺差的状况(表3)，使中国在东亚国家汇率结构 中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人民币升值，对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只会起 到提高美国进口价格，增加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作用，产生替代效应。如果不升值，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将日益增多，政治和经济压力不断加强。因而，建立区域 经济联盟，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货币和汇率合作，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减少发展 中国家的福利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政策的实施还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冲销能力。从宏观调节的角度看， 顺差和高储备较逆差和低储备更具稳定性和可调节性，但低汇率和高储备又有典型的货 币扩张倾向。如发展中国家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由储备转化的货币供应就能与经济 扩张所需的货币需求相适应，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但在经济增长减缓或投机性资本 大量流入的条件下，储备增长的通胀效应就取决一国的冲销能力。一般而言，经济规模 越大，资本市场越具有广度和深度，冲销的能力和效率就越强。因而，国内资本市场的 建设和发展也是实施这一政策的基础条件。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有点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里芬悖论。美国要保持 其国际货币本位和国际金融风险中介的地位，必须要以其国际投资地位为基础，保证其 经常账户的平衡和对美元的信心。但是，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金融的脆弱性又要求 其低估汇率，获得金融稳定所需的储备，而这一储备又必须从关键货币国获得。由于上 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欧盟经济结构调节困难 ，国际多元货币本位体系中美元的地位更加强大，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单边主义更推 动了这一趋势。但随着美国财政赤字日益增大，消费持续超过储蓄，经常账户出现巨额 逆差，净债务国地位的不断加深，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巨大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应 该看到，当前的美元问题，首先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加剧 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因而，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矛盾首先是美国调整国内政策， 由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不是把调节的责任强加到发展 中国家身上。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也具有暂存性和可调性，应随着金融微观结构和 金融市场的完善，逐步改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效率，促进区域 内投资和内需，减少经常账户顺差，稳定储备水平，转向平衡发展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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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转换是东亚资本流动中最重要的特征，即东亚国家购买高质量美国、欧盟和日本 政府以及机构的证券，而出售实物资产、股权、中低质量的债券(bis，2003)。东亚资 本流出入不仅体现在风险的不对称性，而且涉及不同的投资对象。流入到东亚的资本一 般是投资私有部门的私人资产，而东亚资本输出的主体是政府和银行。由于国际收支的 顺差和稳定汇率的需要，东亚累积的官方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全球储备总额的50%(表 2)。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东亚的政府和银行不得不大量吸收外汇，并将其投资于发达 国家的安全性金融资产。东亚对外流出资本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 融市场实际上已成为东亚经济的中介银行，即吸入低成本资金，流出风险性资本，从中 获取差价。1997—2002年间，东亚借款者发行的美元或欧元债券，其平均利差超过美国 国库券和其他政府基准债券233个基点。印度尼西亚或者韩国银行发行的以美元面值的 次级债券的收益率超过储备投资者所获取的无风险收益3—4个百分点(bis，2003)。
表2 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 单位：十亿美元，%
国家 1998 2002
金额 百分比 金额 百分比
日本 203.2 12.5 443.1 19.5
太平洋地区 17.2 1.1 19.9 0.9
东亚(除日本) 562.9 34.6 908.8 40.0
世界总额 1627.8 100.0 2274.2 100.0
资料来源：bis，2003
三、基于金融脆弱性的风险补偿解释
东亚国家资本流动的风险转换特征是对经典资本流动理论的挑战。这种资本流动实际 上是从穷国、发展中国家、高经济增长国家流向富国、成熟经济和低经济增长国家，违 背了国际资金配置的要求，降低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同时，巨额的国际储备是对资源 的浪费和对发展的牺牲，越是穷国，就越要承担国际储备的责任和福利损失。最后，这 种资本流动只是加深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弱化了当地的资本市场，使本地金 融机构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分散风险的能力。
一个国家要成功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并从中获益，取决于3个条件，即货币国际化、资 产和要素价格的灵活性、法律和监管等制度运行的质量。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具有 良好的信誉，能在国内和国外发挥价值保存功能，其基础是可信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 有效的微观结构。货币国际化是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实施“有效三角”政策的基础条件 。货币国际化也意味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产的价格是灵活可调的，金融市场具有深度 和广度，能有效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均要以法律和监管等制度 运行的质量为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带有发展的“原罪”(麦金农，2003)，这三个条件 是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特别是后两个条件更是经济体制长期演进的结果。东亚各国国 内的经济并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但由于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前已基本实现了 金融自由化，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危机国所推行的金融重整计划也加强了这一趋势。 金融危机后，除马来西亚加强了外汇管制外，其他国家实际上的金融开放度均有提高， 从而产生了政策选择的困境。为实现金融和货币的稳定，东亚国家不得不采取相对固定 的汇率体制(陈志昂、赵志皓，2003)，以低估的汇率保证国际收支顺差和储备的积累， 以国家资产风险替代个体的汇率风险，以福利的损失维护货币资信和金融稳定。从某种 意义上说，政府的道德风险在于以高储备提高货币资信，维持固定汇率制，为国内企业 提供避免风险的港湾，以增强出口的竞争力，政府成为最大的风险承担者(麦金农，200 3)。
一、β系数的稳定性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β系数必须从过去证券市场的收益率数据中进行估计，而过去的数据估计出来的只能是过去的β系数。过去的β系数要能用于反映现在或将来的风险，则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行。因此，β系数稳定性的检验就显得相当的重要。根据样本数据构造的时间跨度和样本规模大小，β系数稳定性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样本数据时间跨度长短对β系数稳定性的影响，另一类研究样本组合规模大小对β系数稳定性的影响。对于β系数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表现，许多学者做过大量研究，但没有定论。关于股票β值稳定性的检验，国外的学者如Levy(1971)、Blume(1971)、图莱(1980)等大多采用统计学上的相关分析法进行研究。在众多对β系数稳定性的检验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Blume和Levy检验。1971年，Blume在《财务学刊》上发表了《论风险的衡量》一文，研究了1926年1月到1968年6月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以每7年为一个时间段，用月收益率数据估计出各个时间段的β系数，然后以统计学的相关分析法为基础，对β系数的稳定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时期里估计出来的β系数是其未来估计值的有偏估计；组合规模越大，其未来的β系数越能被准确地预测。同年，Levy研究了1960年至1970年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00种股票，他缩短了估计的时间段，采用周收益率数据，并改变了前后估计时间段等长的传统做法，以52周为基期，后续期分别为52周、26周和13周。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在较短的时间段内(52周)，单一股票的β系数是相当不稳定的，但是组合β系数的稳定性有显著的提高。而且，组合规模越大，估计时间段越长，β系数的稳定性越高。1974年，Baesel运用转移矩阵法研究了估计时间段长短对β系数估计值稳定性的影响。他把估计时间段分别设定为12、24、48、72和108个月，对1950年至1967年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60只股票进行研究后，提出：随着估计时间段的延长，单个股票β系数的稳定性将会增强，且最佳估计时间段是108个月。1975年，Porter和EzZen采用随机组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组合的构造方式会影响β系数的稳定性，β系数的稳定性并不会随着组合规模的扩大而有所提高。1994年，国内的学者沈艺峰最早把“Chow检验法”用于股票β估计值的稳定性检验。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β系数估计及其稳定性检验》一文中，对1992年6月至1993年12月上海证券市场的10种股票的β值进行估计，然后将时限一分为二，采用“Chow检验法”研究这10只股票的β值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著变化。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延中实业”外，所有股票的β值都是稳定的。沈艺峰和洪锡熙(1999)又采用相同的方法，对深圳证券交易所1996年度所有上市公司股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单个股票或是股票组合，β系数都不具有稳定性，以过去期间的数据估计出来的β系数值无法代表未来的β系数值，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变动不定和难以预测的。2000年，靳云汇、李学在《中国股市β系数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对沪深两市51种1992年以前上市的股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票β系数随着上市时间增加基本上趋于不稳定，利用β系数的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β系数的可靠性较差。
综观β系数稳定性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研究认为证券的β系数不具有稳定性，虽然可以借助于组合的方式来获得较为稳定的β系数，但对于大多数的个人投资者来讲，这意味着不能简单地用过去时期数据所估计的β系数作为当前和未来时期的预测值。因此，除了在估计方法和数据选取等方面寻求β系数的变动原因之外，许多学者还从公司的基本特征等方面人手探讨导致同一证券的β系数在不同时期出现变动以及不同证券的β系数在同一时期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因素。
二、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
股票贝塔系数存在不稳定性，说明有必要进一步对股票β估计值的差异性进行分析。正如James Farrell和Walter J，Renhart(1997)所指出的：股票贝塔值的不稳定性并不令人惊异，公司的基本因素(如产品生命周期、财务政策)随时间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股价的变动，从而股票β值也随之改变。因此，差异性分析能一定程度地解释股票β值的不稳定性，有利于更准确地预测股票β值。一般认为，影响股价变动和股票风险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因素，如利率、通货膨胀、国际收支、汇率等；行业因素，如行业生命周期、市场竞争性等；公司基本特征(本文就是从此方面对股票的预期β系数进行探讨的)；战争及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如心理预期。以上因素均能导致股价变动，从而影响股票的系统性风险。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分析公司基本特征和行业因素这两个方面。理论上，公司规模的大小、资本结构、经营收入的周期性及公司的负债比例等基本特征的变化将改变公司的风险特性，从而影响公司所发行股票的风险。因此，学术界对公司的基本特征变量是否会影响其股票的系统性风险系数展开研究。鉴于公司的会计资料能传递与公司基本特征有关的风险信息，在实证研究中，通常用会计变量作为反映公司基本特征的量化指标。Ball和Brown(1969)最早注意到会计信息与β系数存在相关关系，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Beaver，Kettler和Seholes(1970)从公司基本特征人手研究股票β值的影响因素。他们把公司基本特征细分为七个会计变量：股利支付率(Difidend Payout Ratio)；成长性，即总资产增长率(Asset Size Growth)；财务杠杆(Leverage)；流动比率(Liquidity)；规模(Size)；盈利变动率(Earning Variability)；会计贝塔系数(Aceounting Beta)。研究结果表明：在1947年至1956年和1957年至1965年这两个期间，纽约证券市场上307家上市公司单个股票和5种股票的组合的系统风险与盈利变动性、股利支付率、会计贝塔系数和财务杠杆这4个会计变量之间一致且显著相关；对于每个变量，组合的相关程度高于个股的相关程度；系统风险与成长性、规模和流动比率这3个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假设不一致或显著无关。学术界认为，
Beaver等人首次系统地研究系统风险与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Bildersee(1975)研究1956年至1966年期间纽约证券市场制造业和零售业的71家公司的系统风险与11个会计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最后指出了与系统风险相关的6个会计变量(负债比率、优先股与普通股的比例、销售与权益资本的比例、流动比率、市盈率的标准差、会计贝塔系数)，并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此外，Harmada(1972)研究财务结构对股票系统风险的作用，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财务杠杆与股票β值呈正相关关系。曼德尔克(1984)则增加了对经营杠杆这一因素的分析，并表明股票β估计值与经营杠杆存在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Gahlon和Gentry(1982)进一步研究表明系统风险是以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总收入的方差系数、息税后收益和市场组合收益之间协方差系数为自变量的一个函数。Mandelker和Rhee(1984)也证实了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能够解释大部分的系统风险的变动。Huffman(1989)发现系统风险与财务杠杆系数正相关而与经营杠杆系数负相关。Mansah(1992)指出公司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和战略决策与系统风险是相关的。Rosenberg和McKibben(1973)的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的β值存在持续的差异。于是，Rosanberg和Marathe(1975)进一步把39个行业哑变量加入股票β值的分析模型中，来解释股票β值的差异，形成著名的集个股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性质于一体的“罗森伯格系统”(Rosenberg’s system)。Rosenberg和Marathe对该模型的首次检验表明模型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能力好于其它的预测模型。由于理论上的吸引力和检验结果的支持，用罗森伯格系统生成的β系数预测值得到广泛的认可，著名的BARRA咨询机构(由Rosenberg创建)就采用了这一系统。一般来讲，行业因素对股票β值产生影响的原因有：行业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行业内竞争程度。但吕长江，赵岩(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中Beta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但在按照是否被纳入计算成份类指数的标准将股票进行分类，即分为成份股和非成份股，这两大类股票的Beta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刘永涛(2004)研究也发现：就我国目前的五行业分类方法来看，β系数在行业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在证监会的CSRC行业分类标准下，β系数在各行业的区分整体上表现出差别性，但两两之间β系数的差别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还有一类学者，他们利用数学推导来研究β值和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Chei-Chang Chiou and Robert K.Su(2004)运用数学的方法结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obb-Douglas函数和净盈余函数推导分析了系统风险和会计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系统风险的决定因素包括收益、销售增长、账面价值、股利、经营杠杆系数、财务杠杆系数、市场回报率和无风险回报率，并提出了以下结论：对于一个前一年度有着正收益和本年度有着销售增长的公司来说，如果当前账面价值、股利和收益对股价影响的联合效应(即股价弹性之和)为正(负)，那么以产品的经营杠杆系数和财务杠杆系数为量度的总杠杆系数对系统风险有正的(负的)影响；当账面价值和收益对股价的影响(即股价弹性)为正而股利对股价的影响(即股价弹性)为正(负)时，股利对系统风险有正的(负的)影响；对于一个有着正(负)销售增长的公司来讲，在给定的系统风险水平下，经营杠杆系数正(负)相关于其财务杠杆系数。郑君君(2000)运用数学推理的方法研究了β系数和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并且得到了它们相关的表达式，结果显示β系数与市盈率呈负相关关系。
相比于国外的研究而言，国内关于β系数的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吴世农、冉孟顺、肖珉和李雅莉(1999)借鉴Beaver等人的研究，收集1997年至1998年上海证券市场200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会计信息，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股票系统性风险系数的7个会计变量(股利支付率、总资产增长率、流动比率、财务杠杆、公司规模、盈利变动性和经营杠杆)进行了相关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和财务杠杆与股票的系统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股利支付率与股票的系统风险呈负相关关系；从组合后的回归分析看，流通规模对股票组合的β值具有显著影响；经营杠杆对个股或组合的β值都没有显著影响，流动比率与系统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盈利波动性与股票系统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这些都是与财务理论相左的。农卓恩(2000)以1998年初在深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周实际收益率数据估计股票的β系数，选择18个财务指标，研究β系数与这些财务指标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股票β系数与财务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弱。
三、β系数的预测性研究
由于经验研究已经证明β系数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如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β值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未来β系数的预测主要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基于时间序列关系的预测；二是基于差异性影响因素的预测。1971年，Blume在《论风险衡量》一文中指出，如果β估计值向均值回归的速度不随时间改变，就可以在估计β系数时围绕这一趋势修正估计值。他采用简单线性模型β2=a+bβ1，来估计相邻两期β估计值之间的回归关系，用此回归关系修正对其将来值的估计。1973年，Vasicke在《关于在证券β系数的贝叶斯估计中运用横截面信息的一项注释》一文中根据β系数的回归趋势，把贝叶斯决策方法引入β系数的估计中，提出了贝叶斯调整法。Vasicke认为仅仅依据样本的信息来估计β系数是不够的，如果能把有关β系数先验分布的资料与样本的信息结合起来，就能降低估计误差。基于差异性影响因素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基础β系数法和罗森伯格系统。基础β系数是根据公司基本特征的变化来估计未来的β系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为反映公司特征的财务和会计变量。前面已经提到，罗森伯格(Rosenberg)在1973年和1975年以及随后的研究中，集历史β系数、个股市场特征、公司基本因素和行业特征于一体，对β系数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并据此对未来的β系数进行预测，建立了著名的“罗森伯格系统”。罗森伯格系统试图将历史β系数和基础β系数两种分析思路综合到一个模型中，以提高β系数预测的准确度。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一、引言
风险资本又称“创业基金”，是指由专业投资人提供的快速成长并且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新兴公司的一种资本。风险资本通过购买股权、提供贷款或既购买股权又提供贷款的方式进入这些企业。风险资本是准备用于进行风险投资的资金。风险资本的来源因时因国而异，如个人和家庭资金，国外资金，保险公司资金、年金和大产业公司资金等，主要是一种以私募方式募集资金，以公司等组织形式设立，投资于未上市的新兴中小型企业的一种承担高风险、谋求高回报的资本形态。在我国，通常所说的“产业投资基金”即属于创业基金。
与传统资本市场相比，高技术领域对投资者的素质要求更高，风险投资者的出现适应了这一要求。在企业发展初期，风险资本几乎成了除创业者自有资本之外惟一的资金来源。在这之后，虽然其他形式的资本(如债务资本)也逐渐介入高技术企业，但这些资本与传统资本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决定企业融资特性的主要还在于风险资本。可以说，在高技术企业发展的整个历程中，风险资本家无论在控制权安排，还是融资结构选择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风险资本作为联系融资合约双方的纽带，无疑成为分析高技术企业融资机制的切入点。
二、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1.风险资本的基本内涵
风险资本产生于资本、市场、企业等各自发展且彼此联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在这样的一系列联系中发育成长的实质。虽然风险资本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存在起伏波动，风险资本的边界仍然处于变化的弹性之中，但它在发育成长和向世界的扩展中以及各国风险资本的融合和趋同化趋势中，依然显示出其基本内涵和相对突出的基本特征。
对于风险资本的定义，欧美经济学家们曾给出过多种认定的边界，从不同角度显示了风险资本内涵的发展延伸和国家差异性。联系风险资本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和不同国家与地区扩展中的同质性，可以将风险资本定义为:风险资本是在资本、市场、商品经济、企业及其成长的各自发展演化和彼此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一种资本类型及一种投融资工具。它形成于非传统的资金来源并主要投资于处于初创或处于成长初期的高成长性、高风险性企业，它以相对较长期的股权投资为主要投资形式并以股权的高幅增值和最终出售来获取投资回报。这里对风险资本的定义，是一种所谓的“比较传统”的风险资本定义。
2.风险资本的基本特征
（1)风险资本的买方融资特征。风险资本作为一种投融资工具，在现实运作中总是表现为一个融资与投资相结合的过程，其中风险资本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融资。整个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融资可分为买方金融和卖方金融两大基本类型，各类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属于卖方金融，而专门运营风险资本的风险投资公司和其他数量有限的金融机构则属于买方金融。买方金融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资产买卖的差价，而风险资本的融资就属于买方金融。风险资本家购买的是资本，出售的则是自己的信誉、投资计划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投资时，它们购买的是企业的股份，出售的是资本金；退出时，它们出售所持企业的股份，买入资金，外加丰厚的利润和良好的业绩，从而在资本撤出后进行下一轮的融资和投资。
（2)风险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幼稚性和成长阶段的初始性。风险资本所投向的风险企业是其自身增值运动的始点，从这里开始风险资本的运作主体(风险投资公司等)和受资企业一起进入共同成长的历程口不过，风险资本不同于一般的资本，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对象的特殊限定上:风险资本主要以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它所投资的可能是一种新技术或新产品，也可能是一个刚创立的企业，总之，风险资本的投资对象主要是创业企业，且是那些从企业成长角度看尚处于成长初始阶段的企业。在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中，虽然包含着对于其所投资企业的分期投资或者连续投资，也包含着风险资本在某些企业成长到一定时期时运用杠杆收购或管理收购的手段进行介入，但这并没有改变它在投资对象方面的基本特征。
（3)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是风险资本一个十分突出的基本特征。从风险资本的实际运作经验来看，风险资本在创造了许多成长神话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的败绩。风险资本的高风险性根源在于风险资本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复杂多变，来自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多方面的其他非可控因素等，风险集中于风险资本运作的整个过程。
三、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融合
虽然，至今风险资本还未成为企业融资领域的主流，而且它并不必然地以高技术企业作为惟一的投资范围，甚至目前主导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高技术企业群体中，有很多大企业也并未形成以风险资本背景的企业为主流的格局。但是，从以上对风险资本的认识可知，它从一开始就与高技术及高技术企业存在着密切联系，对高技术的青睐和高技术的商业化预期是导致风险资本诞生的重要动因之一，谈到风险资本就很自然地将它与高技术企业联系在一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之间的融合，表现为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联姻和结合，进而表现为高技术企业通过融入风险资本实现成长和风险资本通过高技术企业的成长实现增值。
但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不是简单的结合，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的，即风险资本并不是能够与所有的高技术企业融合的。正像ARD公司与DEC公司的成功结合一样，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的融合突出体现在风险资本与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相互结合上，可以说，风险资本和高技术创业企业的结合乃是风险资本与高技术企业融合的直接的具体体现。
在城镇生活中，燃气设施已经成为城镇基础设施，按照一定工艺生产、制取、净化达到国家可燃气体标准的燃气，从最初的生产到最后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经历了无数复杂的过程，而燃气本身具有易燃、易爆的特征，这就使得原本复杂的燃气应用过程变得更为困难，所以城市燃气应用管道的设计人员在基本的燃气管道设计中，都需要充分考虑燃气的特征、管道环境的特征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等，但是即便如此，今天的燃气风险问题仍然较多，带来的安全事故更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性问题。所以说，对于燃气管道相关工作人员，能够科学的认识燃气风险问题，并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对燃气的应用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燃气风险问题主要有哪些呢，又如何做好燃气风险问题的防范工作呢？
一、城市燃气管道铺设混乱风险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为了保证地上建筑及地上交通的正常运行，燃气管道、网络线路管道、水管道以及电管道等，都铺设在地下，这种城市燃气管道的铺设在保证燃气应用的同时，也极大的方便了城市生活，同时地下铺设也减少了燃气管道直接暴漏于空气中的可能，进而保护了燃气安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城市管道铺设，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因为城市燃气管道铺设混乱带来的风险。从目前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地下管道已经非常多，并且由于地下管道本身的铺设来自于不同的城建公司，服务于不同的城市建设需求，这就直接造成了地下线路的混乱，甚至会有不同功能的管道较差重叠，互相干扰和影响等问题，而燃气管道作为燃气输送的根本渠道，保护燃气也是其基本用途，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一旦与其它管道的距离低于危险距离，那么燃气风险就会大幅增加，不利于燃气安全的保护。另一方面，目前城市改建较多，特别是一些老城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逐步向新城区靠拢，而在改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就是地下线路的改道，包括地下电线、地下网线以及地下天然气管道等，其中天然气管道的变更除了基本的管道铺设施工风险之外，其它的风险相对较小，但是其它线路的线路变更，则很可能影响到燃气管道，甚至破坏燃气管道，造成一定的风险。总之，城市燃气管道铺设问题带来的风险是目前燃气风险的重要组成。
针对城市燃气管道铺设混乱风险问题，笔者认为其解决方式主要需要加强对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的梳理工作，不同公司的地下管道铺设需要经过市政的统一审批，这样保证不同线路铺设的合理设计以及合理距离，进而减小城市燃气管道铺设风险。此外，在城市改建过程中，同样需要考虑地下燃气管道的问题，特别是燃气管道是否有被破坏的风险等。总之，减少燃气管道铺设风险，对保护燃气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燃气管道管网风险
在今天，燃气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所以地下大量的燃气管道已经成为一座城市的基本特征，而大量的燃气管道管网问题，也逐渐成为燃气风险的重要来源。从目前燃气应用的实际情况来看，燃气管道硬件设施问题造成的燃气安全事故在逐年增多。当前燃气管道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有金属管、聚乙烯管，而金属本身具有一定的属性，包括易腐蚀，而燃气管道的应用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就很容易生锈腐蚀，特别是在一些接口处、阀门井或者线路复杂的位置，甚至出现管道破损，造成燃气泄露，进而引发各种问题。所以说，燃气管道管网风险同样不容忽视。
针对燃气管道管网风险，笔者认为其解决的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加强对已有管道的检查和维修工作，对于已经铺设的管道，要做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发现管网存在风险，及时维修或者更换，进而保证燃气安全；第二是选择更好的管道器材，根据燃气管道的铺设位置，可能遇到的自然条件情况等，选择合适的管道材料，保证材料的耐腐蚀、耐潮湿的基本特征，这样就可以延长燃气管道的应用寿命，同时保证燃气安全。
这种不稳定因素主要是根据施工环境，技术差异、施工线路的不同造成的。在施工过程中每条线路都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之内，而这些千差万别的地理条件使得施工工程经常要面临不同的施工环境和困难，因此施工没有统一的标准，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1.2施工力量分散。
施工力量分散是铁路电气化施工中又一特征。由于铁路线直线分布的基本特征，因此施工人员必须沿铁路线直线分布，这也就导致了施工人员必须分散开来，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所需的技术设备也具有很强的分散性特征。这对于人员和设备的安全管理带来极大不便，也是导致施工安全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1.3施工项目受行车干扰因素较大。
铁路电气化改造的施工一般都是对既有线路的改造。而这些线路大都是正常运行的线路，施工中随时会有过往车辆，因此电气化改在项目中的电力改造、接触网、通信改造项目时常需要注意行车过往，随时停工让行。这种施工模式不仅对铁路运输造成一定影响，而且也大大增加了施工项目开展中的人员安全风险。
2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特点
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存在诸多安全风险，这是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由于铁路施工中的基本特征决定的。
2.1风险不可避免的特点。
铁路电气化改造过程中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普遍性。任何时候施工人员都可能面临这样那样的分享，这是开展该项工作无可避免的一个客观现实。我们在工作中会通过各种先进的理念分析风险、预测风险，同时也会发明各种先进的技术规避风险。但是这些因素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风险。尤其是在对既有铁路线的电气化改造中，工作人员对原有设备设施的了解程度不深，对于复杂的铁路线环境在较短的时间内无法完全熟悉。而且施工过程中经常受到行车干扰，这些都会导致改造过程中工作人员面临风险。
2.2安全风险因素众多。
铁路电气化改造的对象范围十分复杂、丰富。例如通信、电力、接触网、变电设备等等。每一个项目的技术特征都不仅相同，因此每个项目产生的风险特征也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全风险因素呈现出复杂性、不稳定性、众多性的基本特征。而且在这些项目改造过程中大都是野外作业，施工人员要到完全不熟悉的野外环境中去，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例如崇山峻岭、大漠荒野等。这里的气候条件、生态状况等都会造成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风险。
2.3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
电气化改造中的风险往往会造成重大财产和人身安全损失。随着我国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对原有线路的改造任务越来越繁重，这不仅是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铁路事业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是各种先进电气技术不断出现，为铁路运输提升效率的内在要求。这些先进技术往往操作施工对人员素质要求较高，同时潜在的风险威胁也相应增大。因此，风险一旦产生不仅会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也会带来难以预测的人身安全风险。
3增强改造项目安全风险管理的措施
3.1树立科学严谨的安全保障理念。
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中面临的风险复杂多样，而且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特征。面对这些风险威胁首先需要施工单位和管理人员以及每一个参与人员都应当具备安全意识。应当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工作中每一个细节，时刻将安全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具体而言增强人员的安全风险管理意识应当及时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通过引入典型案例，详细剖析违规操作、疏忽大意等以上存在的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通过深刻的教育培训让施工人员在思想中树立牢固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风险管理理念。另外，还应当结合铁路电气化的新技术和施工特点向大家分析风险产生的根源，以便在工作中更加有针对性的规避。
3.2为安全风险管理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施工安全应当成立一个具体的组织部门进行统一管理和教育。为此施工单位应当建立一个健全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该组织部门应当以增强风险分析、安全教育、风险预警、风险规避等职能为主要工作原则，具体负责整个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在内部机构和岗位设置上应当明确责任分工，每一项工作都应当由具体的人员承担，工作中应当加强与施工部门和相关人员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工程进展状况，及时分析预测各种风险的特征。当前在安全风险管理这方面，一些施工单位建立了自己的现场安全管理机构，将国家安全生产法作为指导，对本单位的安全施工进行统一整理。这一做法使得施工单位在应对和规避风险的效果大大增强。
(1)基本特征包括林户(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风险偏好等。一般认为随着林户年龄、文化程度的增加，其生产经验更加丰富，参加订单林业的可能性将减小。而风险喜好的户主更愿意去预测林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变化而不是接受订单既定价格，故此参加订单林业的可能性较小。
(2)生产特征包括对林场的固定投资、参加林场经营的人数和年数等。分析认为，对林场的固定投资大、参与林场经营的人数多的林户通过林业订单可获得的收益更稳定，林户更倾向于选择订单林业来保护可得利益;而经营的年数多的林户能准确预测市场变化，倾向于不参加订单。
(3)经营特征包括林业收入占比对订单的了解程度。林业收入占比较大的家庭对林场的依赖性强，更愿意选择林业订单来保障家庭的收入。受到资金和信贷约束同时了解订单林业的林户更容易通过订单获得生产资金，参与订单的可能性较大。
(4)交易和环境特征指林木生长的周期、林产品的出售难易程度和政府支持。林木生长周期越长、林产品出售难度越大，林户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更倾向于参与订单林业;而政府的支持既降低了林户的生产风险，又提供了生产的补贴和保障，更容易吸引林农参与。
2林户参与订单林业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2.1研究方法、模型和变量说明
对林户而言，是否参与订单林业的选择只参与或者不参与两种，因此，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林户是否参与订单林业的行为进行回归分析。
2.2数据来源和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福建省清流县118个村庄的抽样调查，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9份。为强化样本的代表性，本文采用了分层和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主要在龙津镇、嵩口镇、嵩溪镇、温郊乡和余朋乡5个乡镇进行。
2.3模型估计结果与解释
根据设定的回归模型，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后结果如表2：由表2可得，X1(风险偏好)、X5(林地规模)、X6(林业收入占比)、X9(出售难易)、X10(政府支持)的系数分别为-6.051，2.54、2.736、0.057、0.770，且显著性较高，说明这些因素对林农是否参与订单林业影响显著。风险偏好系数为负，即风险厌恶者更倾向于参与订单林业。
3结论与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主要从可以改变的林地规模、风险偏好和政府支持因素给出以下建议：
财务风险，属于经济风险范畴，其不仅包括风险特性，而且蕴含经济因素，针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基本特征，可用四个词语概括，即客观性、全面性、激励性和不确定性。（1）客观性：指财务风险不以人的意识发生转移，客观存在于企业中。（2）全面性：指企业经济活动全过程均有涉及财务风险，财务管理各环节与多种财务关系是其主要体现。（3）激励性：指基于财务风险条件下，企业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财务风险进行防范和控制，促使财务管理效率得到提高，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4）不确定性：指虽然通过财务措施可估计和控制财务风险，但基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下，致使人们对财务风险的认知与控制能力存在局限性，导致财务风险程度和大小具有不确定性。
二、导致企业出现财务风险的原因
财务风险是束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下降。然而，导致企业存在财务风险的因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财务管理观念不强
一般而言，企业规模较大，致使混合管理企业财务成为普遍现象，导致会计人员财务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由于财务管理观念不强，致使财务管理出现混乱现象，使得财务管理工作效率难以提高，阻碍企业长足发展。
2.未构建健全的财务分析管理制度
基于经营成本压力下，企业缺乏健全的财务分析管理制度，未以会计规范为指导，科学设置会计机构。同时，部分会计人员虽然具备初步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但其理财方式落后，管理观念不强，基于企业会计机构作用下，分工缺乏细化、层次较模糊等问题频频出现，导致企业出现财务风险。
3.融资渠道单一化
融资渠道单一化是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除企业内部融资外，商业银行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是企业主要的融资途径，具有单一化特点。针对银行贷款融资方式而言，银行在考虑到企业财务管理现状、风险高等因素下，放缓贷款发放速度。针对发行企业债券融资方式而言，受企业债券信用度低等条件影响，导致投资者对企业投资信心不高，大大增加了债券融资困难，加之企业存在金融风险因素，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较难。针对发放股票融资方式而言，目前，虽然诸多企业已成为上市公司，但通过股票达到融资需求难度较大。
4.财务分析效率低
一般而言，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管理存在单一化问题，短期投资是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由于企业财务分析效率低下，市场论证缺乏科学性，难以达到预期管理效果，致使企业财务负担增加。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基于我国计划经济转变为特色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风险在企业中避免不了。因此，为防范财务风险，减少财务风险对企业的影响，企业应采取可行措施，达到控制财务风险的目的，推动企业发展。
1.构建健全的法律制度
构建健全的法律制度，主要针对国家而言。经营规模大、财务风险抵抗能力低等是企业的基本特点，加之企业存在资金经营水平低等问题，致使市场融资存在较大风险。在此背景下，国家应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的方式，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的同时，给予企业适当的优惠政策，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指导我国构建健全的法律制度。例如，美国的《电力企业法》以及日本的《电力企业基本法》等。
2.融资途径多样化
资金缺乏是束缚企业长足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合理负债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鉴于此，实现企业融资途径多样化显得尤为重要。基于宏观条件下，以国家政策与法规为指导，结合企业实际发展状况，采用多样化方式，达到融资目的。在此，笔者介绍两种融资方式：
第一，租赁融资模式：租赁融资，指基于融资为最终目的的基础上，企业实施的信用手段，采用租金方式，实施分期返回所融资金的融资模式。针对租赁融资模式，其未明确规定企业的信用要求，满足项目现金流量即可。在此前提下，企业通过租赁融资，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状况，进而引进先进机械、设备，减少企业现金大量流出，保证企业经营周转正常运行。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租赁融资模式可达到避税的效果。
第二，直接融资模式：目前，针对诸多地区，企业融资模块已初步建立，对于业绩优秀但资金紧张的企业而言，该模块扮演着理想融资的媒介角色，达到缓解企业资金偿还压力的目的。与此同时，针对融资金额偏大的情况，采用增加股东所有权的方式，通过社会筹集资金，为企业发展提供有效动力，优化企业权益框架，改革传统管理模式，为企业长足发展奠定基础。
3.构建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财会队伍
财会工作人员与企业财务分析效率存在直接联系，是企业有效防范财务风险的保障，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构建一支综合质素高、专业能力强的财会队伍在企业防范财务风险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企业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专业知识培训与教育讲座，指导财会工作人员深化学习财会相关知识，提升财会人员工作能力，迫使其秉承着严谨、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保证财务风险防范工作有序开展，为构建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财会队伍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完善奖惩制度，明确奖惩评定标准，例如，针对工作效率高、认真负责的工作人员给予及时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针对工作效率低、不认真负责，且存在侥幸心理的工作人员，给予相对应的惩罚。与此同时，引导财会工作人员感到危机感，激发财会人员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迫使其主动学习，从而提升自我，使其更好地开展财务风险防范工作，提高财务风险防范效果，推动企业发展。
4.强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历史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 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 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自然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内容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理学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法律、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哲学角度:哲学原理中理论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会计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 深层理论:世界观方法论理论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 应用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 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实务 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 ;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 “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分析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 “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 “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 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 和“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 “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 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法律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 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参考文献]:
1.陈小悦着,《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银行)格鲁宁,科恩,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 116- P 122。
衍生金融工具作为防范风险的一种契约，起初并未在表内确认。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金融工具方面的准则。随着我国金融业提速发展、全球金融创新浪潮冲击以及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化，相关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便应运而生。我国近期颁布的《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新准则中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在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不但规定了确认标准，还将确认细化为初始确认与终止确认，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但有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学术界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究与思考。本文以会计的基础理论为切入点，对衍生金融工具会计确认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并从经济学、哲学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提出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方案。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财务会计理论是以权责发生制和实现原则为基础，以交易价格和成本为主线，强调稳健性原则，仅对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进行确认、计量，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财务信息；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签订的合约所体现的签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中的三个基本特征，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有着极高的风险性，一旦市场发生了不利的变动，就可能造成巨大的“浮动盈亏”，会计有“反映性”的要求，如果不在报表中反映就会增加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潜在风险，而要在表内确认衍生金融工具，则会碰到两个难点：是否满足“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是否满足“该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的问题，对传统会计要素的确认观念和确认标准产生冲击，所以在国际上无论是FASB还是IASB都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二、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的三种解决思路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的争论，最终都将落脚到一些会计基本理论上，需要对会计的基本概念进行深入。所以，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确认问题，本文强调从理论基础方面进行归结，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解决思路：
（一）第一种解决思路是“增设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和衍生金融工具负债会计要素”，即把衍生金融工具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用会计恒等式表示：“资产+衍生金融工具资产=负债+衍生金融工具负债+所有者权益”，认为衍生金融工具不能满足现有会计要素的定义，那么就把衍生金融工具分为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作为一个新的、单独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报表体系中。（二）第二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内涵”，使之能够包容衍生金融工具。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经济事项实质上已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与之相关的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那么确认资产和收益中包括的不确定性就相对较小，高估收益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因而，现在的问题是衍生金融工具具有未来性，在合约签订时交易并未发生，而传统会计要素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就不再是确认会计要素的必要条件，即会计要素定义中解除了“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 这一基本要素。（三）第三种解决思路是“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即增加要素定义的条件，使之能容纳衍生金融工具。将资产的条件扩充为“两个固定的基本特征+一个可选择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就是将“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这一基本特征扩充成平行的四个“相当的”可选择的基本特征，使经济业务在满足“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和“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两个基本特征下，在满足扩充后可以选择的四个基本特征中的任意一个即可确认，即：“资产是可能的未来利益，它是通过下列条件之一由特定主体取得或加以控制的：1．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包括产权交易）；2．由于签订了不可更改的合约，其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经转移； 3．由于其市场价值(有公开标价或独立公正的中介机构评估)长期高于账面价值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基本上的改变，在己取得或控制的未来经济利益上的增值部分；4．由于环境和原因，在可靠计量并极可能实现的前提下，未来经济利益的增值”。即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的外延后，资产不仅包括过去交易或事项引起的资产，还包括合约产生的资产。衍生金融工具因满足基本特征的第2条，从而能够确认衍生金融工具。
三、解决思路的多视角分析
对于上述的三种基本解决思路方案，我们从经济学、哲学、会计基础理论和国际发展趋势等方面，从不同视角进行阐述和对比，具体如下：
（一）经济学角度：会计学从本质上看带有经济学的属性，属于统计学，这种属性决定了会计学的改进和发展目标实质上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过程。心家盖尔特分析：人们追求确定性较大的事物，并要维持确实可靠的防范措施。任何一门学科，它都经历从描述性到形式化再到精确化这么三个基本层次。会计随着、市场等环境条件的完善及计量手段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将衍生金融工具等不确定性经济业务有表外披露纳入到会计报表中也是“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要求，那么第三种解决思路以不确定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或者视为确定性为理论基础，将不确定性有效地纳入到会计要素确认中来，有利于前瞻性的财务会计概念体系的建立。
（二）角度：哲学原理中具有层次性：表层理论、中层理论和深层理论。结合理论的层次关系表现归结如下表：
最高理论层次 深层理论：世界观论理论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 层次理论：基本理论、基本结构、基本原则，深层理论的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准则指南 表层理论：应用层次的理论，中层理论的进一步具体化
指导 反作用
会计实务 实践
因此，一种理论不仅应能指导当前的实践，而且还应该具有前瞻性，否则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会被削弱。会计要素的定义作为会计基本理论的一部分，也应该能够适用于未来的业务。第一种解决思路仅靠增加新要素的方法，是一种随着的，新事物的不断出现而不断变动会计核算体系，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能解决眼前的，不能适应未来的变化，具有"时滞性"，对实务缺乏指导性。因此，不是理想之举。第二种解决思路中扩充后的资产和负债定义将资产与负债的边界模糊化，可能将一些不符合会计要素定义的项目纳入到会计报表中；对现有会计体系变动太大，不易为人们所接受，具有随意性，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支撑。
（三）会计基础理论角度：关于衍生工具确认，起源于应否确认履行中合约的国际理论争论，结果有三种观点：1．全面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 ；2．反对确认履行中合约的主张；3．只应该确认符合一定条件下的履行中合约。争论的结果本质是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探讨 “不确定性”是否符合在现实条件下满足会计确认的“确定性”。认为衍生金融工具确认满足FASB和IASB所强调的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可以在签约时可以进行初始确认：衍生金融工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是否得到履行并完成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在实践中人们为了避免这种交易结果的 “不确定性”，设计了有助于保证衍生金融工具合同得到正常履行的市场制度，如：市场上的间接结算制度和定期的保证金制度，以使合同履行受高信用担保的保障，使权利和义务具有会计确认条件的 “确定性”，所以第三种解决思路将衍生金融工具确认的“不确定性”纳入会计要素的定义中是有理论和实践依据的。
（四）国际借鉴角度：FASB在SFAS 133中主张衍生金融工具符合要素定义是在资产的三个基本特征中，突出预期“获取或牺牲未来经济” 和“为所拥有或控制”这两个基本特征，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基本特征；IASC也有相类似的见解。事实上，IASC从诠释负债的定义入手，把 “合约”列为导致法定义务的事项，以相当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这一特征。IASC明确地提出，合同是形成确定性义务（负债）的法定事项。IASC 在IAS37中提出“负债，是指企业因过去事项而承担的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预期会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义务事项，指形成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的事项，这些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使企业别无现实的选择，只能履行该义务。法定义务，指因以下任何一项而产生的义务：1．合约；2．法规；3．的其他司法解释。推定义务，指因企业的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其中：1．由于以往实务中的习惯做法、公开的政策或相当明确的当前申明，企业已向其他各方表明它将承担特定的义务；2．结果，企业使其他各方形成了对企业将履行该义务的合理预期。”IASC这样定义，较“周到” 的将衍生金融工具代表的义务（和权利）代表的“确定性”纳入到会计要素的定义中，第三种解决思路的指导思想与国际做法如出一辙。
四、结束语
扩充现有会计要素定义外延的解决思路是一种可取的方法，它能有效解决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确认问题，具有理论基础和哲学指引，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发展，也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会计的国际协调。
[]：
1．陈小悦著，《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问题》，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世界银行)格鲁宁，科恩，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翻译，《国际会计准则实用指南[M]》，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P 116- P 122。
3．葛家澍、陈箭深，《略论金融工具创新及其对财务会计的》，《会计研究》，1995年，第8期.
4． Lil E.Crawford， Using and Accounting for Derivatives: An International Conc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 Taxation;
5．Francisco Gabriel Hernandez， Derivatives and the FASB：Visibility and Transparency ，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Accounting Recognition for the Derivative Financial Instru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