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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领域在内的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作为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环节，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加快推进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利率市场化将对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盈利模式和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金融脱媒化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也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此，商业银行需加快推进发展模式转型、经营转型和管理转型，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回顾及展望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自1996年启动以来稳步推进。到目前为止，银行间拆借、外币贷款和外币大额存款（单笔业务等值300万美元或以上）、人民币同业存款和协议存款已实现市场化定价。本外币存款和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其中人民币存款利率下限已放开、上限不高于人行基准利率的1.1倍；外币小额存款除美元、欧元、港元和日元一年期内（含）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外，其他币种、期限存款利率已放开；人民币非住房贷款利率已放开，住房贷款利率不低于人行基准利率的0.7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利率市场化是金融领域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退出等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利率市场化在未来几年将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一是进一步完善和健全Shibor及贷款基础利率（简称LPR，在9家代表性商业银行最优惠利率报价基础上确定）等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二是择机放开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人民银行不再法定贷款基准利率、改由LPR代替。三是在同业大额定期存单试点基础上推出单位及个人大额定期存单。四是逐步扩大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简化存款基准利率档次，并在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及健全存款类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后，将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彻底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
二、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存款竞争更趋激烈，吸存成本持续上升
存款利率允许上浮后，存款竞争除原来的拼服务、拼关系外，又增加了价格手段，竞争更趋激烈。各商业银行存款挂牌利率或实际执行利率在央行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普遍上浮甚至一浮到顶。此外，已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的理财产品在银行存款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且大量低成本活期存款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崛起的背景下通过货币市场基金转化为高成本的同业存款回流到银行体系，进一步抬升了银行的资金成本。随着存款利率上浮幅度逐步扩大直至完全放开，商业银行综合付息成本势必持续攀升。
2、利差空间收窄，盈利增速放缓
目前，利差收入仍是国内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2013年16家上市银行净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仍高达76.9%。但这种依赖高利差和规模扩张为主的盈利模式将难以为继，一方面，存贷利差空间逐步压缩。由于贷款利率相对于存款市场化时间更早、程度更深，目前贷款利率已基本处于均衡水平，而存款利率的升幅会大于贷款利率升幅，导致存贷利差收窄。从国外经验来看也是如此，比如美国自1980年完全利率市场化以后，1980―1985年美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平均利差为2.17%，而1986―1990年的平均利差为1.63%，缩小了54个bps。日本的情况与此类似，在利率市场化之前的1960―1976年期间，其银行业平均利差为2.29%；而在利率完全市场化后的1995―2010年期间，其银行业平均利差则降至1.72%。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化，存贷利差将进一步收窄，对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金融脱媒化制约着存贷款规模的扩张。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重已明显下降，资本约束的不断强化也制约了贷款增长的速度。据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比重为95.5%，但2013年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54.8%，下降了40.7个百分点。此外，客户资金理财化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加速了银行存款的“脱媒”。受存贷利差收窄及存贷规模扩张受限双重因素制约，商业银行净利息收入受到冲击，盈利增速将逐步放缓。
3、经营风险加大，风险管理能力面临挑战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会逐渐加大。一是信用风险可能恶化。为保持盈利增长，商业银行将倾向于投放更多高收益、高风险的贷款，导致信用风险上升。如果风险管理能力没有同步提升，资产质量下降的隐患很大。二是利率风险逐步上升。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波动性将显著增加，导致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利率风险由此加大。三是流动性风险更加突出。银行间存款利率水平不同将导致一般性存款在各行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加大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难度。
4、中间业务发展压力加大，金融创新动力提升
存贷利差收窄后，商业银行必须进一步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实现非利息收入的大幅提升，以此弥补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利差损失，分散主营业务风险。除此之外，为避免单纯的价格竞争，银行需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提升来提高内生竞争力，提升客户业务粘性和综合贡献。
三、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策略
1、加快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外延扩张向集约发展的转变
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在信贷增速放缓、存款面临分流以及资本约束的背景下，银行之前以拼贷款、拉存款、铺网点为主要特征、偏重规模和速度的外延扩张型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为此，商业银行应以提升可持续经营能力为宗旨，强化“以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降低业绩增长对传统规模扩张和高资本消耗业务的依赖度，实现从粗放经营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内涵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2、加快经营转型，在日趋激烈的同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1）资产业务转型。一是树立“大资产”理念，逐步推动资产结构从表内信贷业务为主向表内信贷业务与综合性融资业务并重转变，实现从“资金提供者”向“资金组织者”转型。除做好传统信贷融资以外，通过整合传统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租赁、信托理财、产业基金等综合化融资平台，大力发展债券融资类、信托融资类、基金融资类、跨境融资类等多项表外融资产品，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二是存量、增量资产并重。在科学安排新增贷款投放的同时，充分利用庞大的存量回收再贷资源，将低收益或高风险的贷款通过提前回收、诉讼保全、资产证券化或打包转让等方式予以盘活，不断推进资产结构优化。
（2）负债业务转型。一是顺应存款脱媒趋势，从抓客户存款向抓客户全量资金转变，实现从“资金保管者”向“财富管理者”转型，做好存款、理财、基金、保险、贵金属等产品的相互衔接，实现客户资金的体内循环和沉淀。二是提升存款稳定性，不断夯实客户基础，扎实做好基础管理，实现存款逐日、逐月稳定增长。三是积极研发市场化新型负债产品，拓展多元化负债来源。
（3）盈利模式转型。积极推进综合化、多元化经营，持续扩大非利差收入来源，使盈利模式从主要依靠存贷息差向息差收入与投资性、交易性、手续费收入均衡增长转型。一是传统与新兴业务并重。在抓好支付结算、借记卡、造价咨询等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拓展投行、保险、信托、基金等综合化业务，提升金融市场、投资理财、托管、资产管理、私人银行、电子银行等新兴业务的收入占比。二是加大融智增值型产品创新。着力提升融智增值型业务收入所占比重，减少对利差转换依赖性。
（4）客户结构转型。抓大不放小，从主要依赖和维护大客户和高端客户向大中小客户并重、大众客户和高端客户并重发展转变。进一步做深、做透重点客户业务，提升在大型优质客户中的业务占比和产品覆盖率。推动中小客户数量和业务占比稳步增长，重点发展高成长性中小企业，推动客户结构优化。对个人客户，在积极维护和拓展中高端客户的同时，努力改善大众客户体验，稳定大众客户，减少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影响。
3、深入推进管理转型，确保经营转型顺利实施
（1）以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引领转型发展。一是加强营销协同。逐步建立完善“以客户为中心”的跨条线、跨部门、跨行际甚至跨同业的协作营销服务体系，实现单兵作战向联合作战的转变。二是加强产品协同。有效整合传统业务资源和非传统业务资源，实现由传统的存贷款融资中介向“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的全能中介转型。三是加强渠道协同。强化客户经理拓展和维系客户的作用，统筹物理网点、自助渠道和电子渠道的协同发展，构建立体化的服务网络。
（2）以综合定价能力提升助力转型发展。一是优化定价模型和参数。完善定价模型，提高转移价格、运营成本、违约概率、经济资本等各项定价参数计量的准确性，充分发挥其对存贷款等定价的支持作用。二是持续推动市场化利率的应用。加大贷款基础利率（LPR）及Shibor在定价中的推广应用力度，培育市场化定价能力。三是逐步实行客户综合定价。从客户维度出发，综合配置产品组合并实行综合定价，改变过去逐笔定价和单个产品各自定价的局面。
（3）以加强风险防控保障转型发展。稳定是转型的前提和基础，商业银行应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的风险防控体系，满足利率市场化及转型要求。一是优化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工具。随着高风险资产业务比重的提升，在继续做好大中客户风险管控的同时，基于小微客户的风险特征建立专门的信用等级评价体系，研究制定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信贷流程、风险补偿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客户退出机制。二是提升利率风险管理能力。综合运用缺口、久期、敏感性分析、净利息收益模拟及压力测试等计量工具，形成规范的利率风险计量、报告和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对长期限固定利率等重点产品的利率风险监控。三是有效识别和监测新兴业务风险。加强对表内外新兴业务风险的监测，密切关注各类风险的趋势性、方向性变化，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置。
（4）以改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激发经营活力。一是深化各项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加快推进“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转变，强化后台作业体系集约化处理等等，向改革要效益、要红利。二是持续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牢牢把握政策和市场变化的新机遇，围绕实体经济需求、监管政策导向、新兴科技运用、经济金融热点、地方经济特色等领域，积极借鉴成熟市场和国内同业经验，持续做好融资、存款、结算、投资理财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树立差异化技术优势、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需求，降低价格竞争成本，提高客户忠诚度。
【参考文献】
“易迅网的目标是发展成全国性的综合电商。”腾讯电商控股公司助理总经理宋旸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在腾讯电商的“自营-联营-开放平台”的布局中，易迅网承担着其自营业务的角色。
宋旸还透露，腾讯电商开放平台升级已经接近完成，升级后的QQ网购将“无限接近于B2C网站的体验”。
业内人士表示，易迅网作为区域性的垂直电商，要发展为全国性的综合电商平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电商竞争愈发激烈，新的市场开拓、品类的扩张都面临更大的难度。
“腾讯电商在销售、运营队伍、执行力等方面，从历史轨迹上还看不到让我们放心的因素。”资深互联网分析师、正望咨询有限公司CEO吕伯望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发力华南
“首先从易迅网自己的布局来说，已经有华东和华北了，华南有广州深圳，消费能力强，是必须要做的。其次华南是京东相对影响弱的地方，容易建立起优势和认知度。”电子商务分析师李成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此解读易迅网选择华南地区发力的原因。
从区域逐步扩张到全国，也是很多电商选择的扩张路径。例如京东商城最早在北京起家，然后逐步推广到上海等其他地方。
“规模一大，用户体验会降低，所以现在采取的是以点带面的方式。”宋旸对本报记者表示。
资料显示，易迅网由卜广齐2006年筹资50万元创办。易迅网2010年被腾讯收购，2011年6月在深圳设立华南区域总部。该电商此前专注于华东市场，最大的特色是“闪电送货服务”。
2007年，易迅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了一日两送的服务，最初决定仅服务于上海。当京东商城开始跟进“一日两送”时，易迅网则率先并持续做到了“一日三送”，并据此在上海地区与京东战成了平手。易迅将这个优势复制到了广东。
“京东在华南的渗透率相比其在北京和上海比较低，淘宝相对来说主要更集中在长三角和中西部。这是易迅网在华南地区的机会。”吕伯望表示。
易迅网强攻华南地区力度较大，直接瞄准B2C老大京东商城。卜广齐表示，“下半年，我们会在华南市场推出瞄准京东的比价行动。消费者如果发现我们的价格比京东高，可以直接要求我们降价补偿。”
而腾讯电商也将在基础设施和营销推广方面予以支持。宋旸告诉本报记者，基础设施方面，易迅网现在只有1.3万平米的仓储，只能接受1万单左右的日单量，今年会在华南建4万平米的仓储，未来5年达到10万平米。而在营销方面，腾讯广东地区的流量会倾注于易迅网，助力其年底达到150万的日均UV，目前易迅网的日均UV为20万-30万。线下也将在9月份有三波的低价营销。
“腾讯电商有好几支部队，但都没有冲锋陷阵的经验。易迅网一直跟商家打交道，会在组织、客服和运营等方面对腾讯电商整体有所带动。”吕伯望对记者表示。
扩张难题
作为其自营业务，腾讯电商期望将易迅网打造成全国性的电商平台。易迅网起初的业务一直盘桓在华东地区，随着2010年腾讯入股，易迅在去年启动了全国布局。2011 年6 月，在华南建立仓储物流基地；9 月，华北物流基地落子河北；今年年初，又在西南和华中建设物流基地；今年10月底，易迅在西安的物流基地也将投入使用。
易迅网在3C垂直电商领域可算元老级公司，目前易迅网排名3C类电商第三名，去年销售额超23亿元。
不过易迅网在华东华南等地区外知名度较低，营销推广将成为其布局全国一大挑战。吕伯望认为：“易迅网在北京等区域没有产生影响力，现在这么多网站竞争，要进入一个新的地区，要快速获取新用户，已经比以前难很多。”
从天猫、京东等较为成熟的电商手中获取其他行业的商家也较为困难。“从垂直领域电商发展到综合平台，要获得相应的行业地位，需要一定的时间。做综合电商平台，需要一个一个行业地发展起来。首先要攻克的就是服装行业，服装占据了30%的网购比例。天猫的服装行业这么强势，占了85%的市场份额。而易迅即便发展了相应服装商家，实际产生的销量不行，商家也不会在你这个平台上投入太多经营的精力。” 吕伯望表示。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不断进行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改革，而国有企业正是改革的重点。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导支撑，始终受到国家的特殊扶持与补贴，部分国企在市场发展中逐渐丧失了竞争力，盈利能力也大幅下降，成为国家经济的负担，这对我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尤为不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运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成为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尤其是去行政化、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量产指标式生产经营模式，这实际上就是要将国有企业放置于市场竞争之中，使之在经营管理上全面市场化。市场化是将企业有限的资源置于市场的大环境之中，通过市场的调节和价格杠杆来促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市场效益的最优化配比。国有企业的后勤服务保障系统是支撑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后勤部门能够直接决定企业物资供应比例，掌握着企业发展的根本。但是，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指标中也逐步形成了冗员多、效益低、管理差、竞争力弱等缺点，同时国企的后勤部门不能有效地将固定资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造成了巨大的资产浪费，资产折旧成本逐年上升，成为了企业发展的沉重包袱。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这些后勤部门的缺点对企业当前发展的阻碍作用已经逐渐显露出来，后勤部门对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适应已成为挥之不去的顽疾，后勤人员多、资产再生效率低下，不仅不能为企业创收，反而大大提高了经营管理成本。因此，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发展已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且势在必行。
二、国企后勤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导与支撑，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社会安全，是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并且还承担着许多社会功能，国家在财政、政策等方面都给予了大量的倾斜支持。而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后勤部门发展至今，已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国企后勤管理部门作为固有资产与物资供管的特殊部门，对企业的发展仍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企业内部的后勤管理体制却早已不能满足企业市场化发展的需要，暴露出了一大批的缺点。
1.后勤部门管理项目多、范围广，但受体制束缚，自身基础较弱
我国国有企业在后勤管理上一般设置后勤管理部门作为企业主要资产管理部门，其管理资产的项目繁多、管理范围也十分广泛，但后勤各系统、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度却相对较低。国企后勤部门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了指标性、量产性的陈旧习惯。在管理中，后勤系统职能多、组织结构庞大、涉及面广，资产管理过于死板、僵硬，不能有效进行沟通。于后勤部门所涉管理项目多、杂，其与财务部门、各资产直接或间接使用部门需要进行频繁且有成效的沟通，然而，受传统社会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人们大多将国企后勤系统当作福利机构或安置机构，使得后勤管理十分松散，职能繁多，不利于企业的集中管理。
2.机构设置与员工结构不尽合理
国企与普通企业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明显的便是行政编制。在传统国企的人事管理中，企业内部人员大多具有组织编制，享受完善的福利待遇，企业后勤部门也通常被当作转岗分流的主要领域。后勤部门员工的分配结构不够合理，内部机构始终存在臃肿的现象，后勤系统中大多集聚了较多的弱势群体，无论是工作效率还是转岗分流，其压力都十分巨大。
3.后勤部门经济效益差，管理成本高
长期以来，国企后勤部门都仅仅被当作内部资产的管理方，注重对固定资产的切实管理，其总资产中仅有少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其余大部分都属于固定资产或福利性、公益性资产。在长期的管理中，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高，资产损耗缩水严重，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成本。而现代国企除了固定资产以外，还较为注重固定资产的再投资，利用固定资产进行资产投资创收，这是传统后勤管理难以实现的。
（二）原因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后勤管理部门已很难适应企业的市场化转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后勤管理理念也严重阻碍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创新与活力，拖慢了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速度。造成当前国企后勤部门问题重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企业管理的失衡。
在当前社会中，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将主要精力和优势资产投放到了企业自身的主产业中，其所制定的战略措施和经营管理目标也带有强烈的目标性和方向性。然而，其对内部后勤系统的改革与建设却相对涉及较少，并且由于大部分国企的后勤系统本身也缺乏自我改革的创新意识，造成内部机构臃肿、人员过剩、缺乏创新、优秀人才流失、资产闲置等等现象，后勤部门经济效益低下，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危机。同时，我国国企中，大部分员工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模式中，缺乏自主意识、市场意识、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员工作风松散、不思进取，自身的改革意愿不强，对企业的改革政策消极对待，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三、国企后勤管理市场化
（一）国企后勤市场化的基本特征
国有企业后勤管理是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而后勤管理摆脱单独的“小而全”管理，逐步向市场化、社会化发展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目前，我国国企后勤管理市场化经营模式几乎都参照物业管理行业的模式来进行，国企市场化经营主要呈现如下基本特征。
1.后勤管理市场化是国企去行政化改革的重点
国企改革的重要使命就在于使计划经济回归市场主导，企业应该在市场中优胜劣汰或借助市场的力量不断完善管理体制和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束缚，在管理中已形成深刻的量产式经营思想，并且官本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也时刻制约着企业的转型速度。而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其重点就在于“去行政化”，将后勤部门推向市场、推向社会，由民间资本进行来进行资源配置和资产管理，这是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最明显的标志之一。
2.后勤部门独立于国企主导经营产业，市场第三方管理多样化
国企后勤部门在市场化过程中需要“另谋出路、另择贤主”，在管理上与国企其他产业互相分离，实行独立的财务核算与经营指导。而市场第三方管理者则根据市场规律进行筛选，其管理实行“自负盈亏”。
3.在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管理中，政府主要发挥监督与指导作用
在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管理中，管理的主体是企业，而非政府单位，政府主要是对其市场化过程进行监督与指导。传统的国企后勤部门主要承担一种福利，即为企业和员工提供更好的物资保障，而并非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本性，这也是国企行政体制下的一种特质。在后勤部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也不在继续维持其福利，而交由市场经营主体自主决定，体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
4.后勤市场化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管理模式
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管理应满足市场经营主体的经济诉求，体现其作为市场资本参与市场运作的效用。当然，后勤管理也是企业生产过程的延续，为了使后勤资产能够发挥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与使用目的，也需要对其进行装修、改造、融资整合等。因而，后勤市场化管理是集服务性、生产性、经营性于一体的综合的管理模式。
（二）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目前，我国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总体来说已进入探索阶段。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关乎国计民生，且生产、技术等涉及诸多保密处，从这方面来看，国企后勤市场化进程并非妥帖。我国一般生产性国有企业在后勤管理方面大多能够走市场化发展道路，引入民间资本，甚至外资，在国有资本控股的大前提下，国有资产不会大规模转性，也不会改变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一般来说，事业单位、政府单位的后勤部门在市场化运作方面走在了国企的前列，如后勤食堂、物业管理、活动场地等资产在承建、租赁、维护、改造等方面都早已实现了市场化，发挥了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不过，在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后勤管理缺乏规模效应，难以发挥国企的综合优势。国企后勤部门只负责本企业所经营和拥有、持股的固定资产、虚拟资产，而在市场化过程中，由于经营者与投资资本的分散，国企后勤部门容易被市场分割，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其二，后勤市场化往往缺乏品牌战略意识和诚信意识。国企后勤部门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转型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其与原企业之间的管理还没有从根本上定性，许多国企管理者仍未彻底放开对后勤部门的管理与指导，尤其是后勤部门的管理者任免权、决定权仍由原企业决定，后勤部门的市场发展意识和竞争意识十分薄弱与滞后，不能全面自主经营决策，也没有中长期发展规划。其在市场经营中缺乏品牌战略意识，往往依靠原企业来进行市场宣传或者经营，后勤管理混乱、主动服务意识落后。并且，在利益分配上二者也存在较大的分歧，这使得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进程仍困难重重。
（三）后勤管理市场化发展的必然性分析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进入深层次阶段，但从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适时地将阻碍国企市场化转型的后勤部门推向市场不仅能减轻国家与企业的财政负担，还可以加快国企市场化转型的速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1.有利于国企体制改革，减轻国家与企业的财政负担
对国企的后勤管理部门进行市场化转型，就是将后勤管理行政机制向企业经营管理转变，社会企业将取代政府或者国企行政机构成为国企后勤管理的主体。我国国有企业因体制原因，其后勤部门也隶属于行政管辖范围，而其后勤部门人数相对较多、经济创收能力低下，对国企的市场化经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在国企体制与经济改革中，去行政化是其重要的指标，而后勤部门市场化则能够实现快速去行政化、融入市场经济，而且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角色也能够快速实现转型，从主管职能向监管职能过渡。后勤管理企业通过开展多种经营行为，运用合理收费、有偿服务、投资等实行经济独立，大大减轻政府主管部门的财政负担，为企业的发展之路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2.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分配与调节作用，提高其资产运作的效率
针对当前国企后勤资源利用率低下、创收能力不高、难以充分利用等现状，对其进行市场化转型可以将原本不能参与市场竞争的资产全面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的配置作用来实现盈利。国企后勤部门的部分固定资产闲置现象较为普遍，对其维护成本、管理成本也都较高，每年都需要进行财政拨付补贴，不仅极大地浪费了财政资金，还造成大量资产闲置。而后勤市场化、社会化能够最大限度地盘活固定资产，用于其他经营创收行为，实现保值增值，也减少了维护成本，从而充分地发挥其资产运作的效率，提高整个后勤系统的盈利能力。
3.推行产业整合与升级，实现后勤产业化、集成化、品牌化
国企产业结构调整事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全局。企业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将分割国企组织结构，“砍掉烂尾”，促进国企产业结构调整。而市场化了的后勤管理将能够实现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等市场经济行为，从小做大、由弱变强，逐渐实现后勤产业集群化和品牌化，产生规模效应，从而不断巩固和增强后勤产业实体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4.有利于解放思想、转变经营管理观念，是后勤产业战略转型的内在需要
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能够引入市场竞争与民间资本，彻底打破内部垄断和行业保护主义，使内部形成竞争环境，从而分流员工队伍，实现优胜劣汰。并且，能够促使员工与管理者不断解放思想、转变经营管理理念，提高自身业务素质，以更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
三、后勤部门市场化发展的途径
（一）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的战略定位
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是国企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一项中长期目标，将后勤部门推向市场，也是符合企业长远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建设大局的战略结构调整。当然，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并非简单地融入市场，它必须根据企业战略布局来进行，其战略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服务于企业主体业务的战略发展布局
后勤部门是支撑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企业主体业务的发展离不开后勤保障的支持，而后勤服务质量的高低又直接影响主体业务开展的效率。因此，在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应该将主体业务与后勤部门放在同一个平面，根据企业战略发展来设计和调整，使其成为一个统一的商业整体。只有实现后勤与主体业务发展方向一致，后勤转型才算成功。
2.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益与员工生活保障
后勤部门虽然向社会化、市场化转型，但其作为企业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要承担稳定企业后方的重责。后勤转型一方面要走独立经营的模式，迅速摆脱财政补贴、成本消耗的现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尽快实现盈利；另一方面要开展个性化、人性化、市场化的生活服务项目，使员工的生活更有质量，从而使其产生归属感，留住关键型人才。
3.立足固定资产，开创新的经济增长点
国企后勤市场化运作要从自身的固定资产运作出发，利用社会资源盘活存量资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后勤部门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和实现的战略目标。
（二）转型的难点
国有企业后勤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面广，对现有体制冲击较大，尤其对后勤部门员工的冲击较大，改革之路阻力较大、困难重重。从总体来看，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主体分离阶段，从主体业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具有自主经营的实体与独立法人；资源产业化发展阶段，后勤部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资产、资源进行重组，最终实现集约化、产业化集群发展；融入社会第三产业。在后勤部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需要做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化经营转变；从稳定的政治环境向多变的社会环境转变；从行政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对此，国企后勤部门需要重点做好如下两点。其一，明晰产权关系。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从产权上确定甲乙双方的责任与权利，后勤承建企业以经济利益驱动，来吸纳社会资本，独立核算，规范企业管理与发展。国企管理方要以平等的经济体来开展谈判与企业监督，明确产权类型与归属，从而确保转型成功。其二，建立健全后勤企业市场管理体系结构。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活动单位，其管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是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济利益的前提。国企后勤部门的市场化转型也必须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而非凌驾于其上，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体制转型的重要机制，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对后勤市场化改革来讲至关重要。
（三）国企后勤部门市场化发展的建议
1.合理划分改革对象，慎重分离主次业务体系
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的主导，掌握着社会发展的经济命脉，对其后勤部门进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必须慎之又慎。对待不同性质与经营种类、规模的国企，要合理划分市场化改革的对象，根据企业性质、经营状况、资本成分等区别对待其后勤改革，确保转型对象既不影响国家安全，又符合市场化条件。
2.革新思想观念，加强后勤系统创新意识
国企后勤部门改革的一大阻力来自于相关员工对旧有行政体制的依赖。在市场化过程中，后勤管理企业要着重处理好行政体制向私有制、聘任制转型的过程，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转变员工的思想意识，逐步消除员工消极工作、等待上级安排的依赖思想，引入竞争机制，完善员工的各项奖惩制度与福利保障，减轻市场化改革的阻力。同时，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力度，增强与昂的创新意识、服务意识、危机意识，使后勤系统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重新焕发活力。
3.完善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市场服务水平
后勤企业要转变人事管理制度，通过改革用工制度，打破员工“吃大锅饭”的意识，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规范化。同时，建立个人责任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内部竞争机制，摆脱员工推卸责任、不思进取的工作现状，全面落实“多劳多得”的经济分配制度，以迅速向市场经济靠拢。另外，后勤企业要规划服务态度，建立服务标准与考核机制，对企业员工实行规范化、统一化、标准化管理。
为切实减轻企业的负担，国有企业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进行大胆的尝试，将后勤业务从主体中分离出去，将其置之于市场大环境之下，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改革方略。如此，方可使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832.39F234.3
一、管理会计的概念内涵
从概念上讲，管理会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说其特殊，是因为与同是信息系统的财务会计相比，财务会计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仅仅提供会计信息的系统，而管理会计在提供会计信息的同时，还可以帮助管理层制定计划，进行控制和做出决策。
从职能角度考虑，管理会计可以用于支持组织的战略规划和控制，提供面向外部的和未来的信息，并提供与决策相关的工具和技术。比如标杆管理法、目标成本法、全生命周期成本等，这些管理会计的工具和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外部竞争对手的行为和业绩。再比如净值流法、回收期法、内部报酬率法，这些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可行性，从而帮助管理层做出符合公司利益的正确决策。
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概念及市场化转型中遇到的困难
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补短板、调结构、去产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转型调整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共同的困难，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管理当局的足够重视，主要包括：
（一）融资平台未来发展战略方向不明确
融资平台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承担着地方政府投融资项目的融资功能。然而，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补短板、调结构、去产能”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势在必行。然而，脱离了地方政府的信用背书，众多政府投融资平台向何种方向转型？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如何按照商业化的模式明确公司的使命、愿景和目标，从而打造出自己的核心争力？这些是广大融资平台公司在寻求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商业模式模糊，市场化竞争能力低下
今后一段时期内，随着越来越多的融资平台进行转型，平台公司的数量肯定会大幅减少。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将作为市场主体，面对市场竞争，这就要求平台公司必需要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和盈利体系。
然而，习惯了做地方政府的“钱口袋”，听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安排的融资平台公司，如何能够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众多融资平台公司转型过程中亟待思考的问题。
（三）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融资平台债务负担沉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一直是以GDP为纲，对各级政府的考核基本上只考核地方GDP增量，而忽略了其他与民生经济相关的指标。在这样的考核制度之下，地方政府的执政模式日趋畸形。他们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招商引资，所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据统计，从2005～2013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2005年占比为48.6%，2009年上升到67%。2013年上涨到78.6%（详见图1），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占比。美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20%左右，日本占比为25%左右，基本都在30%以下。中国的这种倚靠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搞园区的开发建设。
各级政府前期大搞建设的资金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举借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地方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从2006年的3.56万亿元，一路狂飙到2013年6月底的17.89万亿元，债务余额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翻了两番，平均每年增长债务规模超过60%。过快的债务增长速度应当引起管理当局的高度重视，稍有不慎极易引起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四）责任主体不明确，未能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价及考核机制
目前，某些地方政府平台仍存在政企不分的倾向，平台公司高管人员大多是由政府官员担任，无论在人事管理还是在具体业务上大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从而导致平台公司决策主体不明确，甚至存在不计项目经营效益，单纯追求政绩的倾向，在投融资的过程中容易发生重大的失误。
由于大多数平台公司未能建立起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公司治理结构混乱，决策效率低下，一旦发生决策失误，很难追责。大多数平台公司均未能建立起有效的绩效评价及考核机制。
三、管理会计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一）确定发展战略，实现价值增值
管理会计通过规划、控制和决策等过程，可以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企业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成功因素，从而实现价值创造和资本增值。
首先应由各级政府牵头，从战略层面对融资平台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规划和定位，确定公司商业模式，随即对公司主营业务板块进行梳理，确定公司的盈利模式，模拟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流情况。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将平台公司优质资产打包上市，以此实现公司的市场化转型及价值增值。
（二）创新商业模式，提升公司业绩
所谓创新商业模式，就是发现和组织符合企业利益的独特的资源交易，为企业带来正的现金流。管理会计与商业模式的确立和创新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管理会计可以提供面向外部的以及未来的信息，从而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过程控制服务，而企业确立商业模式的过程也就是战略决策的过程。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要实现市场化转型，首先应该确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地方政府应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区域内的平台公司进行重新整合和定位，区分公益性项目及非公益性项目，对于承载自身具有收入来源的非公益性项目的平台公司，应将其逐步推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并设立合理的业绩考核指标，对平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应按照公司的经营业绩实行市场化考核和评估，并以此为依据决定高管的薪酬水平，而不应像以前那样，按照平台公司所谓的行政级别发放高管的薪酬。这样可以极大地激发管理层以及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大幅提升公司业绩。
（三）通过“精益财务管理”，化解存量债务
“精益管理”是管理会计的核心理念之一。精益管理的核心就是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有用价值。
“精益财务管理”主要是指从公司财务层面出发，通过精细化的财务管理方法与制度流程设计，降低成本，提升价值，防范风险，通过资金集中管理与优化配置、加强现金流量管理、强化全面预算管理、积极开展成本管理、深度参与投资管理、完善财务信息化系统、加强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撑等，使传统的核算型财务管理向价值管理转型的过程。
只有从精益管理的角度出发，以精益财务管理为手段，才能有效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各级融资平台公司在制定自身的资金使用计划时应该本着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原则，力争自身经营收入能否覆盖当期还本付息支出及经营成本支出，只有这样才能逐渐降低公司的债务规模。
（四）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落实责任主体
管理会计的最终目标为实现公司鹇裕提高公司业绩服务，而建立高效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是实现公司战略的重要环节。
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投融资平台行政色彩普遍较浓，主要高管不是按照市场化原则选聘，而一般由当地政府任命，由于长期以来政企不分，一旦发生决策失误，无法确认责任主体，也无法对公司高管人员建立有效的绩效评估和考核体系。
管理会计的工具方法可以应用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绩效管理领域，如可以采用关键指标法、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方法，帮助建立融资平台的考核评价体系。以经济增加值（EVA）为例，EVA是指企业可持续的投资收益超过资本成本的净值。通过建立以EVA为导向的价值评价体系，融资平台首先以财务数据为基础，以资金成本为基准，深入公司经营的不同环节和不同层级，将EVA的构成要素从财务指标向管理和操作层面逐级分解，绘制出要素全、可计量、易识别的价值树，从而揭示出价值形成的途径以及影响重大的关键价值驱动因素。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也可以借助平衡计分卡建立自己的考核评价体系。平衡计分卡是一种基于战略管理的业绩评价体系，它包含财务层面，顾客层面、内部组织流程管理层面及学习和成长层面四个维度。平衡计分卡同时涵盖财务和非财务指标、定量和定性指标、短期和长期指标，这些指标为考核评价公司的业绩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当前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均在不同程度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如战略方向不明确，商业模式模糊，债务负担沉重，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通过大力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和方法，可以使投融资平台公司明确发展战略，创新商业模式，化解存量债务，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因此，管理会计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一、引言
集聚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在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范剑勇的研究发现，集聚的提高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的生产率；刘修岩等人认为，地区内部及地区间经济活动的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沈能等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分析集聚的经济外部性绩效，指出产业集聚在不同行业的影响有所差异。在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张可和汪东芳认为，经济的集聚活动加重了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陆铭和冯浩的研究发现，经济的集聚有利于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强度；沈能对中国城市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集聚与环境效率呈现“U”型关系。
在既需要继续增长以解决目前面临的多数发展问题，也需要环境保护以保障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当下，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是中国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对集聚的理论研究不能囿于经济层面，而应将其环境层面也考虑进来，从经济和环境两方面综合考察集聚的综合绩效。而如何在绿色发展的现实背景下，设计合适的指标以全面体现集聚的综合绩效，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评估集聚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综合绩效是正是负、是大是小，只是研究的起点，探讨哪些因素提升了集聚的综合绩效，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兼得”过程中可能更为重要，也更有现实意义。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政府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化进展不断加快，市场化水平持续提升，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逐步从市场为辅到市场为主、逐步从市场化“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化“决定性”作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而国内外的研究较少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其对集聚及集聚绩效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包含很多内容，其中的要素市场化改革、产权确立、中介组织发育、政府间市场分割减弱等，不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正向影响，也会对中国的能源效率的提升、环境污染的减少产生积极效果。从这一角度看，市场化转型可能会对既考虑经济增长又关注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有益。因此，本文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重点关注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经济和环境综合绩效的调节和影响作用。如果政府推动的市场化转型发挥了“改革红利”，有效提升了集聚的综合绩效，那么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无疑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有效政策路径之一。
综上，本文在对已有文献拓展基础上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发展背景下如何全面衡量集聚的综合绩效？我们从既关注经济增长，又重视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效率视角，构建了全面反映集聚的经济和环境的综合绩效指标。（2）哪些途径可以改善和提升集聚的综合绩效，从而有助于双赢发展？我们重点关注了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影响，指出市场化转型存在“改革红利”，通过调节作用正向影响了集聚的综合绩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
二、绿色发展效率、市场化转型与集聚的测度
（一）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绿色发展效率
鉴于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率差异上的决定性作用，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如国内学者沈能等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分析集聚的经济外部性绩效；周圣强和朱卫平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约束的日趋强化，学者开始逐渐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发展效率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效率的本质在于“绿色+增长”，无论是绿色程度的加强，还是增长能力的扩大，都会体现在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上，因此，绿色发展效率更为契合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于是，我们将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标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给定生产要素消耗，如果集聚有助于获得更高（或更少）的GDP产值和更少（或更高）的环境污染，则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提升（或降低）。其中：更高（或更少）的GDP产值体现了集聚的正向（或负向）经济绩效；更少（或更高）的环境污染体现了集聚的正向（或负向）环境绩效；而绿色发展效率体现了集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综合衡量。
于是，评估集聚综合绩效首先要测度绿色发展效率。我们采用考虑环境污染排放的SBM-DDF模型来评估绿色发展效率。假设每个决策单元使用N种投入x=（x1，x2，x3…xn）∈R*N，生产出M种期望产出y=（y1，y2，y3…yM）∈R*M，以及排放1种非期望产出b=（b1，b2，b3…bl）∈R*l；在每一个时期t=1，…，T，第k=1，…，K个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值为（xkt，ykt，bkt）。根据Tone[13J和Fukuyama and Weber，考虑资源环境下SBM-DDF模型为：
其中，（xt，k′，yt，k′，bt，k′）是决策单元k′的投入产出向量，（gx，gy，gb）表示投入要素压缩、期望产出扩张、非期望产出压缩的取值为正的方向向量，（sxn，sym，sbi）表示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向量，衡量投入要素过度使用、非期望产出过度产出及期望产出不足的量。模型给出的结果为绿色发展效率值的大小，数值越小表明绿色发展效率越高，数值越大表明绿色发展效率越低。
在以省级单元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由于省份地域的空间尺度较大且内部差异性大，对集聚可能存在高估现象，而城市的集聚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对城市的研究也更具针对性。因此本文以中国27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测算绿色发展效率的各变量表征如下：期望产出为各地级市以2003年不变价表示的实际GDP；非期望产出为各地级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劳动投入量为各地级市年从业人员数；资本投入为各地级市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即通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对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调整后得到。
根据上述变量选择和测度模型，得到不同城市的各年份绿色发展效率。限于篇幅，只对东、中、西部典型城市不同年份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分析总结，测算结果见表1。表1中的数值越大，绿色发展效率越低；数值越小，绿色发展效率越高。表1显示，不同区域间的绿色发展效率有着显著差异且不同区域间绿色发展呈现趋同趋势。2003-201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4、0.46和0.6，表明东、中、西部总体上在绿色发展方面存在差距，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高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另外，从2003年和2012年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值来看，2003年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别高0.05和0.23，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值为0.18。而2012年东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别高0.03和0.15，较之2003年东部与中部、与西部的差距分别降低0.02和0.07，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也缩小到0.12，比2003年降低0.06。表明2003-2012年东、中、西部绿色发展效率的差距呈现出缩小趋势，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呈现出趋同趋势。
（二）市场化转型的衡量与测度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绩效的影响，需要合适的变量来衡量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市场化转型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囿于相关指标的缺失，学者多使用市场化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来替代，如非国有企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非国有企业员工占总就业人数比重、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等。单一指标的运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测度了市场化，但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为综合衡量城市市场化水平，本文借鉴李筱乐的处理方法，选用樊纲等的市场化综合指数作为市场化水平的测度。由于报告中没有给出各城市的市场化水平，只有各省市场化指数，使用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来表征各城市市场化水平。
通过对数据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沿海地区如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的综合市场化水平分别为9.14、12.82、12.65，中、西部地区如安徽、湖南、广西、甘肃等省份的综合市场化水平相对较低，分别为8.2、7.67、6.13、5.11。此外，从2003-2012年这10年的市场化进程来看，中、西部多数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快于东部发达地区，如河南、湖南、甘肃等2012年市场化水平比2003高71。51%、52.49%、54.02%，而天津、河北、广州等的市场化水平仅提高38.69%、32.68%、18.43%，显示出不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收敛趋势。
（三）集聚水平的衡量与测度
集聚是本文的另一关键变量。对集聚水平的测度，不同学者的选择不尽相同。如：陆铭和冯浩采用非农业人口基尼系数；刘修岩等选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周圣强和朱卫平同时使用就业密度、工业企业密度等多个指标来衡量集聚水平。本文借鉴范剑勇的处理方法，使用非农就业密度即单位面积非农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各个城市的集聚水平。
通过初步计算发现，同市场化水平一致，东部城市的集聚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城市，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的集聚水平分别为0.08746万人/平方公里、0.04356万L/平方公里、0.022302万人/平方公里，几乎是成都、昆明等城市的2～4倍。此外，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都表现出省会城市“一家独大”的情形，如武汉的集聚水平为O.022541万人/平方公里，湖北省内其他城市的集聚水平除鄂州为0.01255万人/平方公里外，都没有超过0.01万人/平方公里。从2003-2012年各城市集聚水平变化趋势看，东、中部地区与多数城市集聚水平提高程度大体相当，均高于西部地区城市。
三、集聚的综合绩效：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如上文所述，我们使用绿色发展效率作为集聚综合绩效的衡量标准。考虑到集聚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集聚也可能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于是，从绿色发展效率视角分析集聚的综合绩效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整体上分析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二是探讨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是否具有门槛效应。对前者的研究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对后者的研究中采用Hansen1999年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设定模型如下：
为利于计量结果的解释，上式中的GDE为绿色发展效率，即前文计算的绿色发展效率取负号后的数值，其数值越大，表示绿色发展效率越高。如果自变量系数为正，表示其对绿色发展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如果自变量系数为负，表示其对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阻碍作用。fnyjd为关键自变量――集聚水平，取各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即非农产业就业人口数除以该城市总面积得到，由第二部分测算得到。τ1、τ2…τn为门槛回归模型中集聚水平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yeart为年份虚拟变量，t年份记为1，其他年份记为0。ζt、ηt和εit、μit分别为两个模型中的地区个体效应和随机扰动项。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以下控制变量：人均GDP（pgdp）、产业结构（cyjg）、环境规制（ers）、人均科技投入（psci）、外商投资（fdi）。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采用stata12.0软件对上文设定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见表2（限于篇幅，门槛值及自抽样检验结果没有列出）。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别给出了集聚在整体上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和集聚自身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表2中的模型1同时计算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回归结果，但豪斯曼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更好，所以对模型1的分析以固定效应结果为准。表2中的模型1显示，集聚在整体上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为负，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前集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值将降低6.77个单位。与已有研究得出集聚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我们既考虑了集聚的经济外部性，也考虑了集聚的环境外部性。虽然单从经济效益来看集聚的外部溢出明显，但从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外部性来看，目前的集聚水平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控制变量方面，人均GDP、环境规制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预期结果相一致；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不明显。
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有负向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城市都要降低集聚水平呢？表2中的模型2显示，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无论是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集聚的回归系数都由正变负。根据门槛检验结果，以表2中的三重门槛结果作为分析基准，可以发现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减效应：当城市的集聚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回归系数为622.2698；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到达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集聚的回归系数降到111.9640；当集聚水平继续提高，介于第二门槛值和第三门槛值之间时，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依然起到促进作用，但系数下降为34.0683；当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跨过第三门槛值后，集聚水平的提高反而恶化了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此时，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6.7971个单位。
以上结果表明，当城市的集聚水平较低时，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但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使其促进程度逐步降低，以致最终过度地集聚反而不利于城市的绿色发展。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呈现上述特征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城市集聚化早期，一方面各类资本和大量劳动力向城市集中，导致城市单位空间内产出的增加和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密度的提高，城市充分获得了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的好处，经济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城市在集聚化早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即使因发展经济给环境带来了一些破坏，依然处在城市自身的环境调节能力范围之内，城市在这一时期享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拥有良好生态环境。于是集聚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会大幅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其次，随着城市集聚水平进一步推进，资本、技术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组合在城市内部进一步优化，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环境承载力的提升速度往往慢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超出了环境承载力，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此时集聚尽管依然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经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使得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逐步下降。最后，当集聚水平继续提高，生产要素在城市内部过于集中进而集聚的“拥挤效应”开始显现，导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此时，伴随经济增长城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都在递增，已达到或超过城市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上限，生态环境呈现出不可逆的恶化，治理污染和恢复环境的难度不断加大，这时作为综合衡量集聚的经济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绿色发展效率开始随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恶化。
四、市场化转型背景下的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市场化的转型，我们主要探讨市场化转型对集聚的影响，具体分析时将市场化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研究其对集聚影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调节作用。
（一）模型设计
为分析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对集聚的“门槛”影响，在上文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集聚与市场化乘积的交叉变量，在上文模型2的基础上将门槛变量替换为市场化。得到如下模型：其中，market为市场化变量，来自樊纲等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其他变量的含义及来源与模型1、2相同。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回归结果参见表3（门槛值检验结果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表3中的模型3的豪斯曼检验拒绝原假设，因此以固定效应的计量结果为准。可以看出，加入集聚和市场化的交叉变量后，模型3中集聚自身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即使在考虑市场化的前提下，当前中国城市的集聚水平在整体上依然不利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集聚和市场化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集聚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市场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将使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作用提高1.272个单位。因此市场化对集聚正向作用的发挥有着积极效果。人均GDP、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和符号同模型1基本一致，二者的提高依然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同模型1一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归系数同模型1相同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3中的模型4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还是三重门槛中，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影响呈现出递减趋势。根据门槛值的检验结果，重点对市场化三重门槛进行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当市场化水平低于第一门槛4.630时，集聚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绿色发展效率降低27.7960个单位；当市场化水平有所提升，介于4.630和第二门槛值8.387时，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的负向影响降到11.6173；当市场化水平继续提升，处于8.387和第三门槛10.420之间及市场化水平超过10.420时，集聚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将使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值分别降低8.3753个和6.7231个单位，远低于市场化水平较低时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消极作用。这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在逐渐减弱，或者说，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升，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具有递增趋势，这与表2中的模型2在不考虑市场化条件下，集聚自身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的边际递减效应有所不同。对于市场化的上述积极作用，我们认为是基于以下原因：城市集聚化的形成有两种模式，分别是政府主导下的“被动模式”和市场化运转的“自发模式”。当城市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城市集聚化的发展主要由政府主导，而在追求政治晋升的锦标赛过程中，地方政府推动产业集聚的目的往往是当地的经济增长。为此，通常对投资本地的企业提供融资、土地、税收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企业往往为寻求“政策租金”而“扎堆”在一起，这种集聚通常导致经济上的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集聚的经济性溢出和环境性溢出都受到抑制，因此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较强的负向作用。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法律、制度等软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的集聚化逐渐处于“自发模式”下，各种生产要素为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在市场的调节下主动形成集聚，增强了产业的经济共生性，经济溢出效益明显。市场化除了对集聚的经济溢出起到促进作用外，也对集聚的环境溢出起到积极作用：产权的确定和加强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激励企业转变依靠低成本能源要素和环保支出获取利润的增长模式，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会降低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2）05-0030-04
一、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必要性
1.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两难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形成了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但在这种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链条的低端层次。这一方面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另外还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系列的生态与环境问题。这就是中国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原因所在。产业结构转型主要表现为在全球价值链条中不断攀升的过程，将更加依赖于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但从目前国际技术进步的总体格局来看，发达国家总是技术创新与进步的先行国。普斯纳（Posner，1961）的技术差距论仍在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也就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目前中国国际竞争力排名靠前的要素指标，一是就业人数，居世界第一；二是人口特征，居世界第二；三是劳动成本，居世界第十二位。也就是说，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仍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不是技术、文化、制度等知识性要素，这就形成了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两难冲突。
2.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战略意义。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区域统筹、循序渐进的过程，产业结构转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以先发展地区为先导、以区域协同与梯度推进为特征的渐次演化过程。大国经济的地区差异性与多元结构，适应了不同产业以及不同经济型态的发展要求，容易形成区域经济的梯度特征和区域发展的协同局面。大国经济的规模经济性和相对独立性，又使之能够在大国内部地域差异性基础上，利用区域分工与贸易复制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从而将本质上是国际分工与专业化深化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逐步内化于大国内部的区域分工与专业化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之后，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引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就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这种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为此，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的思想。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先发展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突出的带动作用和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大力推进先发展地区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不仅可以推动这些地区的科学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区域协同、渐次轮动”的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格局，循序渐进地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可能性
1.先发展地区具备经济发展带来的禀赋结构优势。以要素积累为基础的禀赋结构改善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基础。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剩余的增加，以珠三角为代表的我国先发展地区，在要素积累和禀赋结构上具备领先全国的优势。1990年珠三角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为0.4188，即劳均资本额仅为0.4188万元，仅比同期广东省全省的资本劳动比高出0.1971万元。至2009年底，珠三角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上升到5.7149，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12倍多。与同期广东省的资本劳动比（3.9061）相比较，珠三角地区要高出1.8088万元。从全国来看，2009年珠三角地区资本劳动比仅次于天津的7.6069万元、上海的7.2304万元和北京的5.7801万元，可以排在全国第四位。禀赋结构的改善会逐步促使比较优势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从而有利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
2.先发展地区具备市场化发展带来的交易效率优势。交易效率是决定分工演进的关键因素，由于存在分工好处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而交易技术（含交通、信息与教育技术等）与交易制度（含市场、信用与信贷制度等），是影响交易效率的两大方面。2010年东、中、西部地区交易技术效率指数分别为1.3700、0.9537和0.6917，东部先发展地区具有明显优势。其中广东省在信息交易效率方面仅次于京、沪两市居全国第三。由于市场、信用与信贷等交易制度因素与市场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交易制度效率可从用市场化指数来判定。而在这方面，东部先发展地区显然具有市场化改革的先行优势。2009年东部地区市场化指数为9.56，大大高于中部（7.45）和西部（5.42）地区，其中浙、沪、苏、粤等省市稳居全国前四的水平。市场化发展带来的交易效率优势有利于推动分工演进和专业化发展，从而促进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
3.先发展地区具备人力资本以及技术创新优势。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是知识性要素的重要内容，也是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重要分工基础。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规模与结构都得到了迅速提升。广东1978—20lO年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3.92年上升到9.56年，人力资本总量由9262万人年增长到55718万人年，增长了5.02倍。人力资本结构也不断优化，专业人力资本占比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24.94%上升到2010年的30.43%。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与优化促进了先发展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广东不仅在创新环境方面领先全国，而且在知识创新能力、企业创新能力以及综合创新实力等方面，都具备雄厚的领先优势。先发展地区在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的领先优势，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要素基础。
4.先发展地区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结构转型契机。由于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先发展地区实际上拥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即使区域内闲置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资本要素的增加也会被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流入所吸收，使得生产领域的实际资本劳动比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而影响了产业结构在要素形态方面的转型。这也是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一直得不到优化并出现“服务化悖论”根本原因。但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的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将在未来若干年消失，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先发展地区将面临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压力，这客观上有利于推动先发展地区的技术进步与科技创新，从而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
三、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政策思路
1.加强交易技术建设推动制度创新，强化知识性要素的比较优势。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本质，是以知识性要素为基础的分工演进下的专业化发展。影响交易效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交易技术，包括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以及劳动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决定着交易费用的大小和交易效率的高低；二是交易制度，涉及产权、价格、市场、信用、货币等的交易行为规范，即文化、制度、规则等，其产生的间接交易费用甚至大于交易技术的直接影响。而知识性要素包括文化、制度、技术、人才等在内，又是产业分工区域性专业化发展的基础，在分工演进中发挥着比传统要素更大的作用。知识性要素上具备较强的比较优势，是实现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前提条件。因此，加强交易技术建设推动交易制度创新，强化知识性要素的比较优势，是推动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必不可少的重要举措。对于依赖外源性人力资本的珠三角地区而言，一方面要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区域信息网络，大力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继续完善市场化交易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完善人力资本形成与再投资机制，形成以内源性人力资本为主体、以外源性人力资本为补充的人力资本形成与发展模式，从而全面提升知识性要素的比较优势。
2.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区域经济的专业化分工演进。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演进，实现先发展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的必要手段。交易效率的改善会形成制造业与生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这种专业化分工就会依据要素禀赋在地域上产生聚集效应，形成区域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与产业互动，从而实现先发展地区的服务化转型。珠三角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国际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的对接。但由于“两头在外”的产业特征，割裂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产业联系，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与引领效应大大减弱，反过来叉削弱了珠三角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内生动力。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形成区域产业融合与协同发展，有助于实现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内生演进。为此要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创新合作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珠三角地区可以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经济圈为基础，构建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地区发展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并推动更广泛区域的经济协作与经济一体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82-05
一、引言
由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市场化转型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①包括中央 （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和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转轨与转型的核心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管制，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②这种经济转型是财政压力下财政制度变迁及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③实践中，分权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带来粗放式增长、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土地财政等，成为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难点问题。事实上，自2003年步入新的转型期后，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责任划分等多方面的关系是解决以上诸多矛盾的关键，④而大多数研究却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财政分权改革。
按照邹至庄的划分，Reform是“改革”的意思，Transition是“转轨”的意思，Transformation则是“转型”的意思，可以按照制度变迁过程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经济改革分为改革、转轨和转型三个阶段：从1978-1992年，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阶段；1992-2003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轨阶段；2003年以后，是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体制完善阶段，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就指这个阶段。洪银兴将以往经济转型归结最为突出的是“三化”，即市场化转型、现代化转型、全球化转型，⑤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就是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⑥
如何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有效破解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下一阶段经济转型的重点在哪里？严谨而仔细的回答问题需要理解经济转型深层次的推动与制约因素。本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起始于政府财政分权，政府在改革中始终承担主导者的角色，沿着这一思路，从经济组织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两个视角对以往经济转型文献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对经济转型成本与绩效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最后形成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及政策建议。
二、发展战略、财政分权与经济转型
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学术界对经济转型的认识不断深入。抛开改革和计划经济信息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国内研究分别从新古典的资源配置与制度经济学成本效益对中国经济转型本质进行探讨。
1.发展战略、财政分权视角的中国经济转型本质理解
一是从经济政策或发展战略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转型。林毅夫等认为转型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2002年第12期。改革以前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是发展战略变革后促使国家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因此，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而这个比较优势又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话，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 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进而使经济取得持续快速增长。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赶超”。
政策性银行并非中国特色，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银行诞生于1894年的法国，“农业信贷互助地方金库”的成立，标志着政策性银行正式诞生。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为经济体制改革转轨服务，使当时的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能够摆脱政策性贷款的业务，以协调政府与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提高整体金融运行效率。三家政策性银行起初的定位清晰：国开行定位于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等重点领域建设；口行支持外贸；农发行支持农业发展。区别于其他银行的是，这三家银行不吸收存款，主要依托国家信用发行债券融资，再发放贷款。应该说，自1994年成立开始，政策性银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积极承担了增强宏观调控、实现政府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等多重使命。
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模式也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我国正式确立了政策性银行向商业化转型的改革思路，期望可以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以求在政策性及商业化经营管理之间求得平衡。当时政策性银行改革转型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的。
缺乏健全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充足率偏低。我国政府没有建立起对政策性银行动态注入资本金的制度。与国外同业相比，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其中农发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口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有2.26%，并且农发行和口行都没有根据五级分类标准提足呆坏账准备金。
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尚未建立。按现代银行制度的要求，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在治理结构的建设方面尚有较大距离，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备的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等。从世界来看，1/3的政策性银行亏损和大量不良资产导致了其业务和经营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农发行还没有成立董事会，监事会属于外派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三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业务经营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变化。国开行在“两基一支”领域的传统业务已经受到商业银行的竞争，而经济社会发展对开发银行又提出了新的融资需求，如“走出去”、社会瓶颈等领域。进出口银行传统的政策性业务已不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和口行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当时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显著提高，不再主要依靠政策性贷款支持；传统政策性金融业务比重大幅下降，以支持“走出去”为主的自主经营业务迅速上升。农发行虽然逐步开展了一些与其职能相关的商业性业务，但业务管理上，并没有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从制度上加以区分，增加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混合经营的道德风险。
商业化转型之路
政策性银行是在当时的特殊局面下，以承担特殊的历史使命而诞生的，随着我国实现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外部环境已发生变化，金融业伴随着创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政策性银行主要的目标和任务已经发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尽管政策性业务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在量上已经有所减少。同时，外部条件的巨变导致在发展的过程中农发行的业务已经与其他涉农类金融机构同质化，由于做大做强的惯性导致业务发展方式上，主要的介入项目也都倾向于大型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某种程度上来讲，商业化的转型之路已有倒逼之势。
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的就是，中国的国有银行经历了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之后，已经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间的独立运作、相互制衡的治理机制也逐步形成，市场化转型思路还是较为清晰的，经营模式也向市场化靠拢。但是与商业银行的转型之路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三大政策性银行主要通过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金融债券来筹资提高贷款来源，这种负债模式本身不具备参与市场化竞争的基础，因此，中国的政策性银行转型之路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清晰起来，其改革之路可以概括为商业化转型、市场化运作。一方面，通过商业化经营模式的转型，能够彻底明确金融机构本身的市场属性和自身定位，使之真正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出现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真正以市场运行规则激励和约束自己的业务行为。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转型也将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秩序，从而提高市场整体效率。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更多的投资领域被放开、更多的建设项目采用了商业化的模式，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商业化金融业务有条件向一些基础建设和大型项目方面提供服务，能够覆盖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商业化强调的是经营模式、管理效率要商业化，通过商业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强化其内部的资本约束，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变成商业银行。就农发行来看，商业化体现在：自主选贷、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分账经营，其中的准政策性贷款并非真正是农发行自主发放的，很大程度上仍是执行政策性任务。但要实现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泾渭分明也绝非易事，划分的技术难度极高。政策性银行的商业性往往依托于政策性业务，两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比如，国开行在商业化转型之前的主要政策性业务就是做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但到2009年政府融资平台成为各家商业银行争相放贷的优质对象。
由于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与障碍，在随后的争论中，关于政策性银行改革逐渐形成三派专家观点。一种是强化论，认为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政策性银行应该集中精力做政策性业务，执行政府的意图；另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政策性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强化考核和监管，促使其以市场化的方式来完成政策性任务；第三种是转型论，认为应该彻底走商业化道路。但是，国开行率先探索实行商业化转型之后，又再次陷入了商业化转型“进退两难”的症结，主要核心问题就是国开行负债来源单一、缺乏经营网点、国开债的债信问题难以解决。负债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资产负债管理的能力决定了一家银行的业务经营水平和流动性管理能力，也是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之路势必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有所区别，也就只能寻找一个折中方案。
应该说，通过初次的转型改革尝试，政策性银行也开始涉足自营业务领域，并且对政策性业务与自营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在风险管控、经营考核上也有区别，市场化的运作理念已经形成，并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其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鉴于政策性银行承担了服务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时期的重大项目，盈利目标问题存在比较大的障碍。因为即使通过引入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使得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在管理方式、经营方式上基本相同，但是其在盈利水平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体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政策性银行则是保本微利，需要完成国家一些特定的任务和政策，为企业承担一部分风险。毕竟，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与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存在一定差别，其政策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还是具体无法替代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仍十分突出。
如何走下去的第三条道路
随着“一行一策”思路的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地和注资完成，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路径也基本清晰，此次改革聚焦政策和定位更加突出，央行通过债转股方式的注资进一步夯实了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下一步，随着改革方案的逐步实施及配套政策的出台，三家政策性银行还需要进一步健全治理结构、约束机制、内部管理，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在支持外贸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三农”、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关于功能定位。国开行将开发性金融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通过深化改革加以明确。未来，国开行将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利用服务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运作模式，对市场盈利不足但国际战略需要的项目给予支持，加大对新型城镇化、棚户区改造、“两基一支”、走出去的信贷支持力度。口行与农发行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对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实行分账管理、分类核算。进出口银行将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农发行则需要重点支持粮棉油收储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应该说，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改革基本上回归了成立之初的本源，开始全力聚焦于政策性职能，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优先，加大对经济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关于资本补充。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4%。我国银监会对于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10.5%，但是当前三家政策性银行资本充足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仅有国开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9%以上，资本充足水平是保障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因此，此轮改革在确定政策性只能与开发性职能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实力，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其中，农发行采取内源融资和国家注资相结合的方式，设立资本金补充计划。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通过外汇资金债转股的方式补充资本金，改革还将逐步完善其在市场发行政策性金融债渠道，建立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和动态资本金补充机制来解决发展可持续问题。
关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是公司治理架构中的决策机构，承担经营和管理的最终责任，重点在战略决策、高管管理、薪酬管理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监事会是公司治理架构下的监督机构，重点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的履职尽责情况、财务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应该说，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相对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清晰明确、运作规范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至关重要。目前来看，除了国开行已经设立了董事会外，其他两家政策性银行均未设立董事会，监事会采取外派监事会制度。改革后，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将会按照规定设立董事会，并强化董事会的职能，维持现行的外派监事会制度，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与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处理好发挥好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双重性。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5-0018-04
自2003年6月新一轮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我国的出版产业生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2012年底，除少数公益性出版社和军队系统出版社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及地方和高校经营性出版社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并有若干出版集团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在国内a股市场成功上市，出版产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已初步成形。在这场以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改革的持续推动下，国内各大型出版企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竞争意识和扩张热情，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兼并收购案不断涌现。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改革初期的种种阵痛之后，我国的出版产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裂变。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促动下，出版产业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浪潮。在这样的大势面前，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如何根据技术、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积极推进实施战略转型，无疑是当下亟待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1 大型出版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
毫无疑问，仅就战略转型而言，大型出版企业因其规模庞大、业务庞杂而比小型出版机构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本文认为，大型出版企业的战略转型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即从传统的事业单位向真正的现代公司转型。事实上，从法理意义上说，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都已经成为公司法人，“三项制度”改革在大型出版企业也已基本完成；但这种法理转制和企业运营机制的初步确立，其实距离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包括如何建立起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机制、市场化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内部管理的决策机制、问责机制、考核机制等，其实质就是建立起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商品经营管理体系。然而，对于当下很多大型出版企业来说，传统的治理和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比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单一股权结构，再比如过于强调图书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特殊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内在的一般商品属性，从而导致行政干预过多等。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图书也是一种商品，它具有商品的普遍特性，与诸如电器、汽车等商品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确立了这样一种商业理念，大型出版企业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并按照普遍公认的商业准则去经营，否则很难摆脱行政附属地位的属性。
二是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即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从传统出版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转型。传统纸质出版是现有大型出版企业的强项，但随着数字科技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并对传统纸质出版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压迫态势，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深具危机感，并积极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数字化转型之路。但从目前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其实不是数字出版的主要障碍，出版业的内容形态早已实现了数字化。目前，真正阻碍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出版企业，能否在数字化出版中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二是作为需求方的读者，对于付费和电子阅读的接受程度如何。出版企业只有在数字出版环节有了可持续的盈利，才具有推动数字出版的有效激励，这是经济学的基本供给原理。如果出版企业无法实现持续的盈利，那么数字出版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怀疑的。另一方面，就读者的接受度而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对电子阅读的接受度较高，甚至有人断言，这一代人可能会最终彻底抛弃纸质阅读。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纸质阅读与电子屏阅读尚处于争取潜在
读者的竞争中，纸质出版商其实可以通过各种体验营销活动来吸引新生代群体，并开发和保持新生代的纸质阅读兴趣，因此，数字出版市场还需要时间去培育。
三是产业多元化转型，即从以出版业为主向更广泛的多元化经营转型。在我国当下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解决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二是解决企业的增长问题。因为单就出版业本身而言，其在产业扩张方面面临着非常大的制约，这其中既有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制约，也有产业自身属性的制约，凭借单一的出版业根本无法有效满足大型出版企业的内生性扩张需求。当然，多元化转型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出版主业在业务板块中的比重，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多元化扩张的前提其实是出版主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这二者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出版主业的比重可以下降，但其市场占有率或市场份额则要提高，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如果出版主业缺乏市场竞争力，那么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无疑是失败的，也就失去了出版企业的核心意义。换句话说，大型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出版，多元化战略转型只是为了适应产业发展和企业扩张的内在需要。
上述三大战略转型，是大型出版企业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是真正的难题，如果未能有效解决这三大转型问题，我国的出版企业就难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也更谈不上我国出版产业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既是大型出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2 以资本运营驱动三大战略转型的路径选择 所谓资本运营，就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对资本及其运动进行运筹和经营。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资本运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通过资本层次上的资源流动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第二，从微观层面上讲，资本运营是利用市场法则，通过技巧性的资本运作，实现资本的增值和效益增长。一般来说，资本运营涵盖两个方向，一是扩张性的，一是收缩性的。资本扩张是指在现有资本结构下，通过内外部融资，以追加投资和并购等方式来实现横向、纵向或混合形式的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收缩则是通过资产剥离、公司分立、分拆上市和股份回购等方式，将企业所拥有的一部分资产、子公司或某一部门转移到公司之外，对公司总规模或主营业务范围进行重组，从而缩小公司的规模。无论是扩张还是收缩，资本运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和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这是商业世界的基本法则。
长期以来，出版行业的事业属性被过度强调，而其商业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但是，随着近些年出版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出版社转企改制的顺利完成，再加上多家大型出版企业的股票实现了公开上市交易，这都为出版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则在进一步促进大型出版企业的商业化转型。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股票公开上市绝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了依托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它更是企业资本运营的重要平台，以及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发动机和催化剂。大型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平台，将资本运营提升到企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以资本运营来驱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数字化出版业务和多元化扩张。
2.1 以上市为契机，通过股权多元化驱动现代公司治理和管理制度转型。
如前所述，资本运营是以资本的最大限度增值为目的的，这样的商业经营理念其实与出版社的传统经营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差异，出版社的传统管理模式与现代公司的治理与管理模式存在冲突。比如说，传统出版社由于其事业单位属性，管理方式往往是以社委会为决策中心的民主制；但对于现代商业公司来说，其实包含了治理和管理两个层次：一是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机制，一是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公司管理机制，二者其实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博弈关系。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其面临的棘手问题是如何从“组织逻辑”过渡到“资本逻辑”，即如何从以行政级别为核心的组织领导，过渡到以资本为核心的董事会治理。公司治理问题不解决，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也必然面临阻力。只有真正确立了市场化的资本逻辑，资本雇佣劳
的生产关系才能理顺，企业的内部活力才能有效释放，而要破解这一难题，股权多元化和股票公开上市无疑是必走之路。上市不仅仅意味着融资，其本质内涵是公司所有权的公众化和企业定价的市场化。为了实现真正的股权公众化，必须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股权多元化是现代化公司治理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核心要义。更何况，上市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定价难题，股权的市场化转让就可以实现公平、公开和公正。因此，大型出版企业的治理与管理制度转型，必须依托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驱动下实现制度转型。
2.2 以资本市场为依托，通过风险资本运作驱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
从目前出版业务的技术发展态势来看，数字化出版对于任何一家大型出版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大于机遇。数字化出版的未来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进入时机的把握才是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我国数字化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尚需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成熟的商业模式，即要有可行的持续盈利模式；二是产业结构，即要有一定的产业集中度。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现状来看，这两个前提都不完全具备。首先，商业模式的发展方向尚不明朗，尽管已有多家出版企业尝试从不同路径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带来持续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成形。其次，出版行业的集中度太低，区域行政垄断问题突出，行业的大整合还没有完全展开。因此，单就数字出版而言，先发并不一定具有优势，相反却有可能成为产业发展的牺牲品、其他后发企业的垫脚石，类似行业的前车之鉴已有很多。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在推动数字化出版方面是充满风险的，必须慎之又慎。但是，持有审慎的心态，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正是由于发展数字化出版是充满风险的，因此必须依托资本市场来推动。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数字化出版战略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才有成功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够满足；二是数字化出版属于高风险投资，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优势来解决风险问题。总之，在数字化出版业务转型方面，资本运营无疑是大型出版企业实施这一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力。
2.3 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大规模兼并重组驱动产业多元化转型
在我国目前的出版产业和政策环境下，大型出版企业的多元化转型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做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规避产业和政策风险，二是为了满足企业的内在增长需求。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我国多数大型出版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模式，这种过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度无疑会加剧经营上的风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利于企业分散风险。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通过多元化经营来分散系统风险。另外，随着出版企业的上市，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增长的外在压力也在加大，而仅仅靠出版业本身是无法解决增长问题的，因此必须通过多元化扩展来发掘其他行业的盈利机会，以解决大型出版企业的增长问题。但是，推动多元化转型本身并不意味着削弱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恰恰相反，多元化扩张的前提，是提高出版主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要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力。因此，无论是出版行业的内部整合，还是向出版行业以外的扩张，都需要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营来加大兼并重组的力度，以推动大型出版企业的行业整合和多元化扩张。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数字化时代，大型出版企业不应满足于单纯的图书出版，而应将自身定位于满足消费者全方位休闲需求上，阅读只是休闲的一种方式，电影、电视、游戏等都是大型出版企业要大力涉足的领域，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分散图书市场萎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要实现这一切，资本运营无疑是万万不可少的驱动之源。 3 总 结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国出版领域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之路必将持续推进下去，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出版企业的成功上市，资本市场对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作用会日趋明显，并且会成为其商业化转型的驱动之源。资本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确立了资本的逻辑，大型出版企业乃至整个出版行业的改变都将是脱胎换骨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出版传媒集团的兼并重组及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经营发展进一步提出鼓励扶持政策。这对于大型出版企业来说，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抓住机遇，就会掌握未来发展的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型。因此，大型出版企业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强化资本运营在企业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充分利用资本运营的优势大力推动企业的战略转型，从而在不断提高企业自身市场竞争力和垄断力的同时，进一步推进我国整个出版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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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报刊社（全称“内蒙古文苑报刊社有限责任公司”）是在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进程中，由内蒙古出版集团为整合《文苑》、《内蒙古教育》（汉文）、《向导》杂志资源于2011年9月投资组建的报刊出版单位，现每月出版期刊10种。按内蒙古出版集团要求，文苑报刊社的主要任务是：整合出版资源，优化报刊结构，对所属报刊统一管理、集中经营，创新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产业集中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做大做强报刊出版。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文苑报刊社面向市场开展出版经营活动，逐步调整经营模式，扩大市场占有率，打造品牌期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经营成果显著，发展速度加快。文苑报刊社2012年1月正式开始出版经营。两年来，发展态势良好，经营成果显著，连续两年销售收入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2013年全年销售收入867万元。这是一个对于传统大刊微不足道甚至足以忽略的数字，但对于在民族地区出版经营并面向全国发行的市场化期刊，这是其立足市场的有力证明。在全国传统期刊普遍低迷的形势下，《文苑》杂志月发行量突破20万份，并保持每月递增。
更新理念，转变机制，初显现代企业管理体制轮廓。文苑报刊社在勾划发展蓝图、转变员工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引入现代管理理念和运营机制，以市场化为目标，大力推行一整套的改革措施，在机构设置、人事、财务、薪酬、成本控制和出版质量、市场经营等环节上采取现代绩效考核办法，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立足转型，规划发展，结构调整初见成效。根据期刊种类及自身实际，文苑报刊社结合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契机，制订传统出版“4种期刊，2个市场”和数字化业务“1报2刊3网”的立体、多元化传媒发展架构，形成了清晰的集团化产品体系和战略发展规划。在结构调整上，一个立足、面向全国、服务于教育领域的“引领青少年阅读时尚教育传媒集团”正在形成。其中，《文苑》为综合文摘期刊，以中学生课外阅读为主；《内蒙古教育》为内蒙古教育行业指导期刊；《作文向导》为学生作文指导素材来源期刊；2013年转入的蒙古文《科学》杂志为民族教育科学普及和学术期刊。
市场意识进一步增强，企业生存发展空间逐步扩大。文苑报刊社在改制后完全自负盈亏，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积极开拓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在出版品种上，逐渐形成完整产品体系；在服务意识上，从被动出版向主动服务转变；在市场发展上，成功
走出去”，主动寻求发展机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文苑报刊社还开展了移动手机杂志、互联网出版、电子期刊等出版业务。
影响和制约发展的主要问题
因体制机制、管理理念和发展思路的不同，文苑报刊社在改制前后也面临影响和制约发展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这是改制企业都要面临而且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员工思想整体稳定，但也有隐忧。保证员工思想稳定是改制工作的重中之重。改制后，员工因劳动关系的变更和经营管理机制的变化，会更进一步感受到生存危机和工作压力。具体表现四个方面。一是部分员工思想上有失落感。有的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单位，有被扫地出门的感觉，会莫名失落；有的原来在领导岗位上，现在成了环节干部甚至普通员工，也会有更大的心理落差。二是部分员工对企业发展缺乏信心。员工为企业生存和个人发展前景担忧，甚至有的员工原本就为捧“金饭碗”而投入原单位，现在转眼被推向市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还有尽管已经企业化，但负责人员仍然上级任命，因工作方法对员工产生潜在影响，加重员工对企业发展前途的担忧。三是薪酬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基本待遇“大锅饭”、绩效奖金“平均分”的思想在部分员工心里长期存在，不利于企业管理。四是心理失衡。部分员工攀比思想严重，随时关注社里的大小变动，随时拿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做横向对比而不考虑能力、贡献、成绩因素，对这部分员工来说，任何变动都会引起震动性后果。
员工整体能力素质偏低，人才结构不尽合理。改制前部分员工属于安置性冗员，能力相对偏低。由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氛围不浓，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加之同等岗位员工待遇与发达地区有很大差别，很难一时之间招聘到完全满意的称职员工，只能靠自己慢慢培养，这又造成了精神上的懈怠，员工对不能尽快达到岗位要求有了充分的理由，员工压力小，成长意识不强。改制后企业员工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占总成本的比例较大，企业负担偏重。从人员结构上看，人员构成有三多三少现象：整体上行政编务人员多，发展经营人员少；具体工作上被动安排人员多，主动服务人员少；思想意识上安稳守成人员多，开拓创新人员少。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企业运转效率不高，信息不灵，反应不快，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新产品、新选题策划能力差，报刊社整体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不强。
产品结构不尽合理，主营业务发展前景黯淡。文苑报刊社现主营业务为期刊出版经营，其中发行收入占销售收入的86.5%，企业经营主要依赖期刊发行。但在传统期刊市场普遍低迷的形势下，依靠传统出版和发行增长存在极大风险。传统期刊出版在出版产业链中已经属于低端产业，行业竞争激烈，盈利能力差。从行业发展看，信息化、数字化和提供数字服务将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报刊社虽已形成完备的数字化发展战略，但因资金等原因，还处于摸索期，尚未形成可靠收入。
资金短缺，人才不足，刊号资源有限，影响长远布局。改制后，文苑报刊社为国有独资出版企业，出版集团一次性投入注册资金，报刊社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因资金有限，传统期刊发行渠道均为代销，资金回笼迟缓，导致流动资金占用量大，影响正常经营和新产品投入。在人才使用上，因体制原因，尚不能达到真正的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影响整体管理和员工士气。因刊号资源有限，规划中的新产品、新业务迟迟不能启动，为新产品而吸纳、培养的人才逐渐融入其他期刊。上述各种因素层层累加，员工心理上和行动上逐渐“能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因改制而凝聚的干劲和士气日渐消磨，严重影响长期发展和布局。
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文苑报刊社内部管理存在一定问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主要表现在：一是制度执行不到位，如前文提到的用人机制问题，还有工作中的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差等；二是因改制后部分管理人员调整造成混乱，或中间环节协调不当造成效率低下。
外部环境是指市场环境以及主管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市场大环境无法控制，但报刊社可在现有客户中创造条件，营造有利发展的环境，提高市场占有率。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间的管理在改制之后，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协调环节，理顺程序，争取对报刊社发展有利的机会。
对期刊改制与改制后生存发展的建议
期刊改制关系期刊存续、人员流动和企业兴衰，因此改制一定要在通盘考虑、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果断抉择，平稳发展。结合文苑报刊社两年来的发展实践，对期刊改制及改制后提出如下建议。
期刊改制需要顶层设计。根据要求，非时政类报刊转制目标中，转企改制仅是第一步。从行业发展角度看，转企改制也不是报刊改革的根本目的，转企是手段，全面促进报刊发展才是终极目标。因此，期刊改制不应为改革而转企，应按照期刊发展规律，从期刊品种、人才、资源等角度出发，进行周密、详细、全方位的总体论证，从全局角度建立清晰的战略构想，转企后再通过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进行系统化的运作，才符合期刊的运营规律。顶层设计既要明确企业的发展思路和定位，也要确定个体期刊的发展思路和定位，明确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明确法人治理结构，如此才能真正转变运营机制。
文苑报刊社在改制前，通过广泛调研和大量征求意见，最终将改制与发展相结合，将转企与市场化协调一致，让市场因素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主要作用，并将各刊发展及其内在潜力充分关联后制订了统一的发展战略，才有了后期突破性的发展。
改制后更加需要管理与协调。改制企业重新注册后，管理机制、运营模式、发展目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需要上级部门和企业领导层加强管理与协调，加强支持与呵护。一是新企业需要重新整合资源、凝聚共识，形成共同的企业文化和发展目标。二是改制后员工心态发生变化，思想负担比较重，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普通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由企业内部解决，但环节干部和负责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上级部门协助。三是改制后，期刊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需要主管单位的进一步协调。四是改制后，期刊需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抓住机遇、利用政策优势抢占市场空间上，更离不开管理和协调。
改制后要保持规模适度。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在增强报刊发展活力、优化出版资源、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也为部分特色鲜明、市场认可的报刊提供了整合报刊资源、扩大发展规模的机会，但规模化发展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规模适度，要与管理水平、经营水平相适应，还要考虑编辑出版能力和市场经营能力。主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期刊品种数量要适度。目前国家从政策层面支持有实力的报刊向传媒集团方向发展，刊号也要向有实力的报刊出版单位流动，但从报刊发展规律和实践看，有刊号不一定就能够发展，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报刊处于亏损状态。报刊出版单位改制后吸纳刊号应量力而行，而不是多多益善。二是业务规模要适度。从国内外成功经验看，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必然是未来报刊发展的趋势，但在报刊市场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现状下，规模化经营尚不具备成熟条件。小型报刊社具有组织成本低、便于沟通协调、内部环节少、运行费用少等优势，且规模越小，经营机制越灵活，适应市场波动变化的能力也越强，因此，建议改制后的出版单位要保持适度业务规模。
市场化方向要坚持再坚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是为使之成为能独立承担社会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形成一批专、精、特、新的现代报刊出版企业。作为企业，就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无论在这条路上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应该迎难而上。现在坚持市场化发展，突破发展中的重重困难，是为报刊业将来发展积累经验，是为实现新闻出版业甚至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做出的有益探索。
同时，改制后的出版单位也不可过度依靠优惠政策，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为加快报刊改革，促进新闻出版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改制企业应在用好用足扶持政策的同时，坚持市场化发展，向市场要效益。扶持是暂时的，只能解一时之困，而市场化是长久的，可奠定长远发展的基础。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0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12-00-02
1 研究背景
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代表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力量，依法运用各种政治、经济、管理的方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提高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活动。公共管理社会化是指在公共服务管理和社会管理事务中，改变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公共管理方式，引入市场化的管理模式，同时调动社会的可利用资源与力量，将政府相关方面的管理职能向社会转移，以降低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成本与费用，提高管理效率，最终构建资源共享且公共管理体制能自行管理的社会机制，也是实现传统公共管理模式根本性转型的途径。
在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组织以内的社会组织，导致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能自主进行经济方面的决策，独立承担相关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效益与风险，而政府的重点将集中社会资源转向宏观调控市场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因此，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公共管理框架，是变革政府公共管理体制的重点，这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创造了积极的社会条件。截至2014年末，我国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企业法人302.6万个，占59.2%；机关、事业法人102.6万个，占20.1%；社会团体法人10.6万个，占2.1%；居（村）委会79.2万个，占15.6%；其他法人15.7万个，占3%。公共管理从政府干预的管理模式转型为市场参与的管理模式，这种转型战略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保障，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同时能够满足民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其实践策略也渐渐明晰。
2 逐步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原因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通过试点纠错，积累经验，循序渐进的、分阶段的、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先易后难、先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进程”。而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相关因素，因此，相关人员必须总结原有的经验、稳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奠定基础。我国在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过程中获得了显著的成效，比如：实行党政职能分工，建立基层人民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这些记录了政府职能在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中不断转变的过程。这种渐进式的根本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原则与方向，适应我国独特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完美体现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有机融合与辩证统一。
在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的过程中仍有不容忽视的问题，阻挠转型战略的实施。为全面贯彻落实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策略，需从以下三点着力：
推动事业单位社会化改革。对除民办事业单位以外的管理体制复杂的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改革，实行政事分开，使事业单位走向公共管理社会化的道路，推进事I单位社会化。
推动行政化团体组织社会化改革。我国行政化社团组织属于民间组织，其担负着巨大的财政负担，且社团由于其公共服务的质量不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保障群众的基本利益。因此，这些行政化组织应该实现政社分开，在一定的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实行管理章程，比如：自定管理人员、自选领导、经费自理等。政府对行政化社团组织的管理力度逐渐削弱，主要是监督社团组织的发展方向，监督其是否依法举办社团活动，规范其组织活动的行为过程，提高其对人民群众实行公共服务的服务水平，使其为社会、为大众提供更多优质的公共服务，满足群众的要求。
推动政府专门经济部门的社会化改革。政府专门经济部门属于事业单位，是比较特殊的种类。专门经济部门的社会化改革主要是对其大部分的专业经济部门进行改革，其行政管理职能由政府进行承接，专门的技术工作交由社会、市场来承接，实现政企分开，使专门经济部门实现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3 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用
以大部分的实例角度出发，可得出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管理事务以及服务工作往往缺乏效率，而在市场机制下的公共服务是在“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调控下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共管理社会化转型是在政府决定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的基础上，利用市场经济原则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