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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全球经济正处于长周期的下行阶段。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新的集群式出现推动世界经济呈现出长周期波动，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般历时54-60年。一般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产业革命开启了新一轮世界经济长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波周期进入了下行阶段。这意味着中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新常态。
二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向复苏仍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鉴于1929年大萧条的巨大破坏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掀起了一波史无前例的集体救市运动。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E），保持充足的国际流动性;其他国家跟随出台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国也第一时间推出四万亿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托底全球市场需求、稳定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短期内，此次救市取得了相对理想的效果，主要国家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被有效隔离留待日后清理，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保持良好秩序，主要国家银行体系及时恢复了融资功能。在极宽松政策刺激下，大宗商品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很快迎来新一轮涨势。
然而，宽松的政策也造成政府债台高筑，更重要的是，在成功削弱危机强度和烈度的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出清，直观表现在企业层面，大量“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妨碍资源重新配置;在金融层面，有毒资产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理，金融机构融资能力受到掣肘;在宏观经济层面，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资产价格高涨和实体经济疲软并存，全球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调整期，某些经济学家甚至讨论陷入“L”型复苏的可能。
三是复杂和分化是当前和未来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由于各国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救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宏观经济变数，因此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复苏进程不一，各经济板块运行差异明显。总体看，美国等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经济体表现出更强的复苏势头;欧元区受制于统一财政政策的缺失，不断爆发的债务危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复苏;日本受人口老龄化困扰，难以走出长期通缩困境;新兴经济体易受外部冲击影响，金融市场波动增大。从短期看，造成这些板块经济分化的基本因素难以得到彻底改观，因此，复杂和分化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运行的基调。
四是推进深度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是引发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顺差长期持续。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骤增，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6%飙升至2006年的5.8%。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快速增长，其占GDP的比例从1997年的1.1%飙升至2006年的4.8%。二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长期背离。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新兴市场，而货币金融中心仍主要掌握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市场国家。于是就形成了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西方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用出口换取的外汇去购买这些产品;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的失衡甚至“荒谬”的全球经济布局。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发行失去了黄金储备的制约，在理论上具有了无限发行的权力。在现实中，由于美元一家独大，储备货币发行缺乏有效竞争，美元发行缺乏必要的制衡，主要服从于美国国内经济需求，往往表现为其他国家分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未来全球经济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推进深度的全球再平衡。
五是QE背景下的通缩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意味着大量基础货币的投放。与2007年相比，截至2015年6月底，美联储、英格兰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膨胀了4倍。但全球却面临普遍的通货紧缩压力，主要国家的通胀率始终徘徊在低位，日本和欧元区核心通胀率更是长期游走于零水平附近。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全球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总体仍在合理区间。当前国内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不足，主要表现为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增速缓中略升，进口降幅扩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总体仍在合理区间，为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需求迫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的调整，造成失衡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投资和出口驱动依赖严重等。中国经济亟待通过结构调整重新激发经济活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人口红利加速消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人口红利面临加速消失的风险。这将对经济潜在增速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对劳动生产率、利率、汇率等政策变量产生重大影响。
四是改革动力有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度过了帕累托改进的增量改革阶段，深入到了涉及利益再分配的存量改革阶段，面临的阻力空前增长，改革的动力亟待进一步增强。但“危”也意味着“机”，国际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释放改革红利。
中国的应对
在当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中国能否迎难而上，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能否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能否由大国过渡到强国的关键所在。
一是锐意改革，加快结构调整，集中释放制度红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形成政府和市场“双引擎驱动”，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引擎，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造升级传统引擎。
前世界经济金融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入，世界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经济运行下行风险加大，急需加强全球合作，共同应对。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在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第二十四届部长级会议中提出了迫切需要加强全球合作的意愿。并要求主要发达国家应尽快出台明晰可信的中期调整战略，提振市场信心，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继续调整结构，增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基金组织应抓住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为有关各方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加强全球合作，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作为处理危机的国际专业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应发挥积极作用。基金组织应从寻找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出发，调整监督框架和监督重点。应继续改善份额和治理结构，尽快推动2010年份额改革一揽子方案的生效，切实保障长期资金的来源，以满足成员国应对危机的需要。并继续深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多无化，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控的方向完善。
加强全球合作，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推进全球金融管理改革。按熙G20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国际清算银行(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形成了操作性政策框架。作为G20的重要成员，中国赞成危机后构建更为审慎的金融管理架构，并参与了国际金融改革和标准制定的有关工作，也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国内的宏观审慎管理。从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抑制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的角度出发，有必要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中国由于率先复苏，与西方国家所处的周期是有所不同的。实施更为审慎的标准更有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在长期内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
加强全球合作，中国将继续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维护经济金融稳定。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是负责任的大国。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应对危机冲击，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企稳回升。但刺激政策也带来一定的通胀风险。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物价大幅上行与此有关，同时也受国际流动性充裕、资本大量流入、国内农产品受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影响出现产量波动、劳动力成本趋升等因素影响。随着经济回升态势不断巩固，中国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及时转向，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向常态回归，兼顾了经济正常发展和控制通胀的需求，逐步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过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贸易平衡趋于改善。预计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对GDP的比值将进一步明显下降。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然较强，但短期内也面临物价上涨较快、资本流入较多的挑战。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力度和节奏，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兼顾货币政策的四大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同时维护金融稳定。中国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增长，中国的进口和对外投资，这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亦有助于全球对抗危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 引言
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而关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相关的问题是如此之重要，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争议，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决策层面的问题，如中国现在就面临是否放开资本账户的问题，而放开资本账户是一个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本文就研究了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全球化测度指标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采用法定层面的测度指标，一类采用事实层面的测度指标。关于前一类，相关研究大多是在IMF的关于汇率制度和汇率限制年度报告（AREAER）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如Chinn和Ito（2008）构造的KAOPEN指数。但是，上述研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这些指数不能精确反映一国官方对本国经常账户、资本账户的控制程度，从而也就不能精确衡量一国的金融全球化程度。有鉴于法定层面测度指标的缺陷，一部分学者采用了事实层面的测度指标。如Edison（2002）等使用一国证券组合投资流入流出总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一国金融全球化的程度。
关于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里，金融全球化会促进资本由资本富余的国家流向资本稀缺的国家从而促进资本稀缺国家的经济增长。Fischer（1997）指出，金融全球化是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一个重要步骤，他指出，资本的自由流动便于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配置储蓄资金，便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升相关国家的福利水平。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金融全球化的好处有三方面：一是增加国内可供投资的资金；二是增加国内居民与国际增长市场的联系渠道；三是可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竞争的强度并进而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金融全球化拓展了各国金融业对贸易的支持渠道，并进而支持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此外，金融全球化还有助于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的配置资源。Acemoglu、Daron和Zilibotti（1997）指出，金融全球化便利了风险分散从而促进了生产专业化、资本配置合理化和经济增长。Jeanne等（2003）指出，金融全球化促进一国改善其经济政策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却指出，金融全球化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远远超过其带来的潜在收益。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包括Rodrik（1998）以及Stiglitz（2000）等人。
关于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Quinn（1997）使用了64个国家1960年～1989年的数据，使用自己构建的测度金融全球化的指标，运用截面OLS的方法，研究发现，金融全球化与一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Rodrik（1998）使用95个国家1975年～1989年的历史数据，运用截面OLS的方法，发现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Klein和Olivei（2005）使用70个国家1976年～1995年的数据，使用了截面OLS和工具变量的方法，并且把70个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研究发现，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使发达国家享有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金融深化水平，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更高的金融深化水平。
三、 计量模型和数据
由于我们的目的在于检验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非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所以在下面的研究中只考虑重要变量的影响。
1. 选择指标。在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前提下，本文选择的变量如下：（1）实际人均GDP年增长率（GDPGR）；（2）国外金融总资产和总负债（GSAL）；（3）政府支出（GE）；（4）固定资本形成（GCF）；（5）资本市场发展（CMD）；（6）技术进步（TP）。
2. 研究方法。本文中，我们运用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共收集了20个国家1980年～2010年的数据。然而，在使用面板数据时，必须要解决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选用的基准模型表达式为：
GDPGRi，t=？琢+GDPGRi，t-1+？茁′Xi，t+？浊i+？着i，t（1）
其中t和i分别表示时间和国家，GDPGRi，t为第i个国家在第t年的实际人均GDP五年平均年增长率，相应的，GDPGRi，t-1为其滞后一年的增长率，Xi，t为自变量，？浊i和？着i，t相应为观测到的国家效应以及残差项。为了消除未观测到的国家效应的影响，我们对（1）式进行一阶差分：
？驻GDPGRi，t=？驻GDPGRi，t-1+？驻X′i，t？茁+？驻？着i，t（2）
然而，由于GDPGRi，t-1与？着i，t-1相关，进而导致？驻GDPGRi，t-1与？驻？着i，t-1相关，所以，GDPGRi，t-1为内生变量，我们需要适当的工具变量才能得到一致估计。为此Arellano和Bond把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然后对上式进行差分GMM估计。然而，使用差分GMM估计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Bundell等提出了系统GMM（System GMM），该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效率并更好的解决内生性问题。
目前，在进行系统GMM估计时，比较通用的是两步估计法。而对于GMM估计量是否有效，Bond，Hoeffler和Temple基于经验提出了如下的检验办法：如果系统GMM估计值落在混合OLS估计值和固定效应估计值之间，则系统GMM估计量是有效的。综合上述，本文所采用的最终模型如下：
GDPGRi，t=？茁0GDPGRi，t-1+？茁1GSALi，t+？茁2GEi，t+？茁3GCFi，t+？茁4CMDi，t+？茁5TPi，t+？着i，t（3）
3. 使用数据。本文中，实际人均GDP、政府支出、固定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国外金融总资产和总负债的数据（1990-2004）来自于Lane和Milesi-Ferreti的论文，2005年～2010年的数据由Lane向作者提供。
四、 结果分析
表1给出了对（3）式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是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豪斯曼检验的p值为0.0000），为了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第二列给出了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本文的模型共使用了6个自变量，除了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滞后项以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水平之外，还有政府支出、固定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我们的预期一样，第三列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滞后项的系数（0.843）刚好落在了由固定效应回归滞后项的系数（0.772，第四列第二行）与混合回归滞后项的系数（0.906，第五列第二行）所构成的区间之内。残差项自相关检验AR（1）和AR（2）伴随P值分别为0.0049（0.1），这说明一阶差分方程中残差项存在自相关且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即本文设定的模型满足了矩约束条件的要求。Sargan检验的结果大于0.1，说明我们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年增长率滞后项高度显著表明人均GDP年增长率具有持续性，金融全球化对人均GDP年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政府支出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支出的矿大有利于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单位GDP的固定资本形成显著为负表明盲目扩大投资率并不能促进GDP年增长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显著，资本市场发展显著为负表明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利于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下面，我们将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详细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主旨在于探讨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下文中将主要解释为什么金融全球化并没有显著地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
关于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影响。从1990年～2010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并未对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全球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第一，增加国内储蓄；第二，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第三，促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第四，促进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第五，促进专业化生产（Imbs等）。但是，在理论支撑很充足的情况下，本文的实证结果却显示，金融全球化并未有效地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下面，我们将从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机制方面做出进一步分析。毫无疑问，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的实现条件和实现机制，如果一国并不具备这些实现条件和机制，则金融全球化并不能促进该国经济增长历程的提高。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从实现条件来看，新兴市场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健全的监管措施、薄弱的制度环境以及不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都制约着金融全球化积极作用的发挥。从实现机制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大多仍为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投资的效率很低，加之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往往以银行为主导，资本市场不发达，而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进而使金融全球化的积极效应难以显现。对此，已有一些研究表明，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的发挥必须以发展良好的金融部门、健全的公司治理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条件。更进一步的，金融全球化与这些条件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决定了经济增长。（Kose，Prasad和Terrones）此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就是金融危机的作用。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有很多都是在国内银行体系比较脆弱的条件下参与了金融全球化进程，这样，一旦发生大规模金融危机，国内的银行部门往往首当其冲的遭到严重打击，紧接着发生的信贷紧缩便会对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影响，而后便是产出水平的下降，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危机期间，泰国的人均实际GDP就下降了15.9%。因此，金融全球化并未有效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最后，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仅能说明金融全球化没有有效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成功的经济增长无关，事实上，已有一些研究指出金融全球化与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积极的关系。
扩大政府支出能有效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提高。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认为，由于政府投资效率较低且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政府支出的扩大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本文研究结果却显示，从1990年～2010年，政府支出的扩大显著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的提高，其原因在于，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其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私人资本又不愿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政府往往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经济增长的条件，这些投资本身就会拉动经济增长，加之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往往会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并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因此，政府支出的扩大显著促进了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的提高。单位GDP的固定资本形成显著为负，其原因在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企业在不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研发投资。同时，相应减少了对固定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因此，我们观察到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与单位GDP的固定资本形成存在显著负向关系。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还显示，技术进步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人均实际GDP年增长率提高的作用不太显著，而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则产生了抑制，限于篇幅，此处不在解释。
五、 结论
本文创新性的构建了新兴市场国家国外金融总资产和总负债与GDP的比值这一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来衡量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全球化的状况，然后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收集了19个新兴市场国家1990年～2010年的数据，在控制了政府支出、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后，对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检验。根据本文的系统GMM估计结果，我们得到了下面的结论：金融全球化并没有显著的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增长率的提高。虽然在理论上，金融全球化可以通过降低国内资金成本、提高国内金融部门的效率等渠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进程当中， 下列原因的存在阻碍金融全球化积极效应的发挥：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存在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监管缺失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的问题， 缺乏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足，投资效率较低，银行部门的风险管理能力较弱，国内储蓄未能转化成有效投资， 进而造成金融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缺失；第三，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比较脆弱，在其放开时资本账户的管制之后， 在1990年～2010年间遭受几次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危机通过银行部门传导到了实体经济，并进而对人均产出水平造成了很大影响，该因素的存在进一步的削弱了金融全球化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果仅仅说明金融全球化没有有效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成功的经济增长无关。
参考文献：
1. Kose， Prasad， Terrones.Does financial gl- obalization promote risk sharing？.Journal of De- velopment Economics，2009，89（2）：258-270.
不可否认,市场确有自动调节供求平衡的功能,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绝对的自由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这种绝对自由竞争即使在自由(laissez-faire)资本主义阶段也是不完善的,更何况当今世界早已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完全自由竞争是根本不存在的。垄断可以使市场的调节功能完全失灵。
当今的市场经济制度都是在一定的法律监管下的市场制度。完全没有监管的市场制度必然是维护垄断者利益的制度,是不可能完全靠自身来调节世界供求关系的平衡的。
中国没有追随市场万能论,也还没有走到开放资本账户这一步,同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金融货币政策,因而在这场危机中幸免一劫。虽然进出口贸易遭到沉重打击,双双下滑20%以上,但中国仍能靠扩大内需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对全球经济尽快复苏起到了不可小视的支撑作用。这本来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达到了共赢的作用,但是却遭到保护主义势力的非议,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其实是为保护主义措施打掩护。
中国政府定会坦然以对,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顺利实施的保障,也是全球经济尽快复苏的稳定器。外贸发展战略、外资政策、股市、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防止国际热钱冲击,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自主创新,改善民生都有赖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货币制度完好无损,但中国金融货币制度改革的方向,包括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的目标不会改变。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有：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监督管理金融市场；及时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规章及监督管理金融机构的合法运作等。放眼近年经济危机下的金融业，金融动荡危机极少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发生在刚起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对监管上的得失掌控还未成熟，严格规范的监管体系还未建立，不如西方金融体系稳健。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研究学习，监管制度比起以前颇有收益。目前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金融监管的模式是分业监管。加入WTO以后，这种模式将面临着严峻考验。在全球经济环境中，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中流砥柱，金融全球化导致了金融经济的激烈竞争。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总是类似：正的股票收益导致了乐观的投资氛围，从而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度，引发稿杠杆投资和资产价格的上升，而这些行为更加重了市场的乐观情绪，把资本市场逐步引入泡沫化。我国现行的监管模式存在着许多弊端，基础差、问题多等金融现实使得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面临着巨大挑战。世界各国银行业不断加强调整金融创新，我国应进一步改革，建立一个效率高、协调性强的统一监管模式，以现行的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监督为一家的统一监管核心完善中央银行相关的金融服务。
二、经济危机下金融监管模式的加强
1.建立加强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国家金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依靠
根据各国发展的速度不同，国情不同，建立合理的监管选择需要多方面的因素考虑。从金融监管的理论来讲，建立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防止、减少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我国的发展国情看来，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增长较快，国民经济对国际资本、技术、资源市场的依存稳步上升。为我国引进外国资本提供了便利，引进国外资金解决了我国资金短缺的重要难题。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有中央银行负责监管银行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证券业，保险业则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三者互相协调共同建成一个严密的国家金融监管组织系统。由于金融全球化与我国金融发展联系紧密，我国对金融监管工作要求也变的更加复杂、困难。尤其是国内分业经营与国际的合作，使监管工作变的更加困难。但是，不同金融部门的相互合作已经有所提高，如作为金融体系核心的银行业，光大银行、中信银行等从业务合作到股权合资逐步开放。但是就金融的总体来讲，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还是保险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大多。银证合作等仅仅只限于表面，而且混业金融在法律中也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这些都需要大力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统一。
2.建立我国全面的金融监管体系大致需二个阶段
(1)由于我国当前分业经营的局面短期内不会改变，金融监管专局可与人民银行互相制约，其主要任务是实施对银行的监管，使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特征更加明显。(2)就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看来，我国需要创立综合的金融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协调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了解金融部门的整体风险动向，让投资者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障。
3.经济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完善
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后起之秀，从国际经济市场对比的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萌芽，国际经济竞争能力较弱。为了确保金融市场安全、有效的进行，我国需加强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法律是维护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的根本保障。我国对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有所欠缺，如，对确保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等。中国经济的崛起需加强国民信用制度基础建设，着力金融监管的执法，加大金融稽查力度，才能确保金融法律制度的有效执行。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可低估，其滞后影响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应对这场挑战需要国内的稳定和发展，也需要国际上的信任与支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显著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交通、电讯、电子信息等技术的普及，使得国际间经济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越来越紧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国际交往与合作。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广泛参与国际多边贸易过程中，在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贸交往中，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和国际义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权益，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今年以来，尽管中国对外出口下降，尽管部分地区对华投资幅度下降，但由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得力，中国有信心克服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困难，保持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继续增长和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问题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工业化，国民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但同时负面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是对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危害特别巨大。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以及人们的错误发展观念，不良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导致了中国生态的恶化甚至崩溃，造成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复杂、水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且人口众多，因而问题很多。2002年，我国共有耕地18.89亿亩，人均耕地约1.47亩，为世界人均数的45％。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数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一半缺水；108个重要城市因缺水每年损失工业总产值约600亿元。全国属于干旱、半干旱及岩溶地区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43.5％。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流失土壤量达50多亿吨；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8％。石油问题更大，按最低需求量计算，到2010－2020年，国内的开发生产估计只能满足需求的50％左右。我国很多部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较低，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大，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严重，带来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大。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海关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4821.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26.4％。其中出口8029.1亿美元，增长22.6％；进口6792亿美元，增长31.1％。累计贸易顺差123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虽然下降9.6％，但依然保持净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况通常反映了国内需求的不振。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增长轨迹发生转折的年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净出口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现象，由此得出我国经济的增长过于依赖出口。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当前，中国遇到了过去5年没遇到过的世界经济局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2007年世界经济总量为54.3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量为13.8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5.5％，因此，美国的经济问题会极大地影响世界。今年广交会美国客商的签约量下降了3.3％就能印证这一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冲击最大的就是出口。多年来，我国对美的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今年首次降到8.9％。这主要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次贷危机导致美国需求减弱，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第二，次贷危机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被迫升值，虽然这也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直接削弱了我国的出口竞争力；第三，就是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涨价。
而出口增长速度减慢则意味着工业增长速度放缓。据统计，我国39个工业行业中，31个增长速度在减弱；31个省份里有23个省份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如广东省今年的加工贸易就回落了33.3％。因此，在我国内部消费力不足而必须依靠出口保持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缓解出口压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拉动内需，促进消费。虽然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出现越来越困难的现状，但这不是中国经济出现了问题，而是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应该对其有充分的信心。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4％，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经济结构也正朝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外汇储量已达19056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而且今年后半年中国政府采取的控制物价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提升国民信心，抵御国际金融风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增长较快，结构趋优，效益优先，民生改善。
虽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困难也不可忽视，对经济下行现象不可掉以轻心。虽然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10.4％，其中第一季度10.6％，二季度10.1％，三季度9.9％，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抵御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的话，四季度可能就要到8％。因此，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将会成为后半年的经济指导方针。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措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所在，也是抵御国际金融危机风险，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金融危机一方面也是好事，因为它能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通过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改善金融结构，扩大内需，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措施如下：
(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为主要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由于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并
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工业、农业和消费等各类社会活动，需要各种新技术作为支持，更需要法律规章的保障。因此，催生我国再生资源产业，不仅需要政府扶持、企业自身努力，也需要全民树立循环经济的意识。
(二)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
解决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核算问题，是建立绿色GDP指标的关键。实行绿色GDP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核算新体系，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增进社会福利。
(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技术创新日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只有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为基础，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因此，中国必须把技术创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各种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四)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为主
经济大国应该以内需为主，这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因为，中国不能总指望国际市场来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最近几年，大量的投资和出口形成一个循环，投资主要为出口服务，投资最快的是沿海、外向型的地区，为消费服务的投资则相形见绌，这样一旦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国内经济就会造成很大的冲击，而这次金融危机就验证了这一点
(五)降低外贸依存度
从国际经验比较看，我国经济增长当前有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外贸依存度高，现已高达70％，在此前的经济发展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大国曾有如此高的外贸依存度；二是第二产业的比重高，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2004年高达52.9％，比日本顶峰时期还要高10个百分点；三是服务业在2003年后比重一直下降，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三个问题都和出口过多过快有密切的联系。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在当代，中国作为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大国既受惠于经济全球化及其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机遇，又面对着它们提出的主权方面的严峻挑战。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进程中积极而审慎地对待金融全球化、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是中国政府必须审慎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现
金融全球化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它既可以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也可指现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扩展，使世界各国金融政策趋同化，还可以指金融风险意识和金融全球监管共识的达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义应当是指金融资本或金融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从而使各国经济与金融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紧密的一种客观历史趋势。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纪8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纷纷进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条件。二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金融电子网络的形成，证券交易所或证券交易系统的联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离岸金融市场所构成的覆盖全球的金融市场运作体系，标志着全球统一的 “24小时”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实现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资产的膨胀化。从 20世纪60年代起，各国金融机构先后掀起了金融创新浪潮，随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资产迅速增长，不断扩张，全球经济虚拟化。四是国际金融证券化。它包括资产证券化和融资证券化。据不完全统计，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亚洲市场上通过公开方式发行资产证券达 30多亿美元。从融资方式来看，20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债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国际债券在国际筹资总额中所占比重首次超过国际信贷，占国际筹资总额的58.9%。五是国际金融资本规模膨胀，全球经济频繁波动。
1990年以来，国际金融资本规模急剧扩张，无论从总量上还是速度上已经远远脱离了世界贸易和世界总产出等实物经济指标的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内生波动性和全球金融资本无限供给，自由流动，导致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更为频繁。六是金融监管国际化。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金融资本巨额流动于各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追逐投机，潜在的金融风险随时都会发达。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巴西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巨大破坏作用，金融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安全首要关注的问题，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塞尔协议”、“清迈协议”等的签署，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督合作的空前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更趋国际化。
二、金融全球化对我国经济主权的挑战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对外开放不是迫于“胡萝 b加大棒”压力下的开放，而是出于发展经济的自发选择。实行金融开放并逐渐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与国际金融的互动是一种良性互动。
关键词：
金融法规；全球化；完善
金融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驱使着金融市场不断地扩张。由于金融行业本身特有的属性，如较高的风险性，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乃至更大的经济危机(如1929-1933经济危机)。因此金融监管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而金融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的特征
一方面，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和经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推动了以资金融通为核心的金融行业获得了最大程度参与全球化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金融的核心的为越凸显。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金融市场不得不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被逐渐拆分成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等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模块，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独立又共同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金融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家并未放弃本国的金融，而是在控制本国金融的前提下，加大了金融流通的自由性，降低了门槛，使得全球金融逐渐成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个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金融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伴随而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竞争也愈来愈激烈。
二、金融全球化下金融法规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金融法规相对滞后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金融法规的滞后，金融监管的缺失。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大背景下，传统的单纯的基于实体经济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已经很难满足虚拟经济的需求，加强金融法规的建设刻不容缓。金融法规的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于国际金融关系而制定的国际条约等具有全球性质的条约较少，因此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显得非常疲软；二是基于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应对措施较少，因此当面临金融危机的时候，因为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特别是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达成共识的处理措施就更少，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显得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三是基于风险防范而制定的预防措施较少，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患与未然”，金融法规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际金融法规的效力有待加强目前，具有国际约束性的金融条约较少，已经存在的轨迹金融法规，其实效力的发挥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国际金融市场而制定的，而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都有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本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制定法规的基础不容，这两种法规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由于国际法规在各国家的约束力远远小于本国的法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法规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已有巴塞尔协议等国际规范，但是其中的很多条款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法律，与其说是法律，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口号。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才能够有效的保证国际金融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较弱目前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都依赖于国际机构与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因此国际规则就是基于这种合作关系的产物。各国负责制定本国的金融法规，并参与国际金融法规的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要依赖于各个国家，各个国家本国的金融法规是基于本国的利益制定的，而国际金融法规是基于全球大背景制定的，因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国际金融法规的执行力度远远不如本国的金融法规。
三、完善金融法规的措施
(一)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建设金融法规，这是可喜的变化，金融法规的建设，不仅仅是扩大监管的面，更重要的是要加大监管的力。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际金融监管的规则。要扩大金融风险的内涵与外延，不仅仅要监管资产负债的风险，更要监管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不仅仅要监管金融市场本身，更要监管金融产品的交易过程；要加强各种制度建设，要把泛泛而谈的国际条约逐渐转变成真正可实施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一直是国家金融监管的难点所在，为了使国际金融市场获得更加全面额监督，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针对复杂金融机构制定法律，进一步明确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为了更好的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解决国际金融争端中的问题，就必须要提升国际金融法规的强制力，使得国际金融法规具有更加广泛的约束力。一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广泛征求各国的意见，促进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和法制性。另一方面，要大胆的进行金融监管的创新。加大金融监管的创新力度，能够完善金融监管的框架，同时又有利于保障在宏观的监管下，各种金融问题能够更加有效的解决。
(三)，倡导国际金融法规价值的多元化各国的经济水平不同，金融发展程度各异，不能够一把标尺来衡量全球所有的国家。因此在制定国际金融法规的时候，既要保证其统一性，又要承认其多样性。既要考虑到全球整体金融的发展水平，又要考虑到各个个体的金融发展水平。，承认并接受其多样性。
四、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金融全球化的表现也进一步凸显，为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法规的建设，逐渐实现国际金融新秩序。
参考文献：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0日的《2014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全球经济仍未找到一条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和金融体系持续不稳定。
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 .5%至3%之间，较2012年和2013年的2.3%略有上升，但远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报告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为1.8%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将达4 .5%至5%，而过渡经济体(东南欧和独联体)经济增速将降至1%左右。
贸发会议认为，打破经济增长长期低迷状态需要的不是新的金融泡沫，而是通过实际工资提高和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来实现总需求增长。报告指出，目前金融仍然压过实体经济占主导地位，工资份额持续下降，这表明全球经济未能切实抓住和解决出现危机和复苏乏力的根源。
报告显示，国际贸易依然萎靡不振，2012年至2013年以及2014年最初几个月，全球商品贸易额增长约2%，低于全球经济增长率。报告认为，国际贸易增长缓慢不是因为贸易壁垒增多和供应不足，而是因为全球需求不振。
贸发会议强调，国际资本流动通常会增加资本流入国的金融脆弱性。为了创造能够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条件，建议各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管理资本流动，避免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和金融造成破坏性影响，但资本管理措施应被视为常规工具而不是应急的临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