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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关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文学专著方面，有关文学名士的研究尚以文学史形式存于地域文学专史研究中。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与毕宝魁的《东北古代文学概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两部著述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首开东北文学史书写先河，书中有关东北地区古代文学名士的研究，材料翔实，论断恰切，评介公允。任惜时等主编的《东北文学通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三章简略勾勒了东北古代文学的发展概貌。李春燕等编著的专题论文集《东北文学综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东北文学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其中关于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部分有《萨满教文学的文化底蕴》《辽代文学通论》《清代前期东北流人诗歌创作论》《清代东北籍文人文学论》等四编。张菊玲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介绍部分满族作家及其作品，张佳生的《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宗室为视角，勾勒满族文学发展脉络，赵志辉等主编的《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分卷评介了满族先世、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4个历史阶段，兼顾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纯文学与俗文学、满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学术视野，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满族文学史。董文成主编的《清代满族文学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涉猎到东北古代文士的创作思想。李兴盛的《东北流人史》(黑龙江出版社，1996年)从文士流放视角梳理东北古代文士的生命历程。白长青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2004年)与徐光荣的《辽宁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虽为单省地域文学专著，但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后者尤以详细挖掘、梳理辽宁古代文学名士文献史料著称。文学名士个案研究方面，刘晓、匡亚明所著的《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详尽阐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是国内第一部耶律楚材研究专著。
别集整理方面，近现代大学者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辽海书社，1933~1936年)共收录东北地区古代名士诗文集15种，分入第四、第六、第九及第十集中。所收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见之本。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绝版复本，金氏辑补本十数种，可补前史之不足，校史之异同，为考证之资，其辑佚校补，保存文献之功自不可灭。继《辽海丛书》之后，兴振芳主编的《辽海丛书续编》(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收录东北古代名士诗文集7种，均辑入第六集中。《续编》多方搜集，以补金氏之阙，将耶律楚材、李锴等重要人物别集辑入，为后学提供方便。
单人别集整理方面，有耶律楚材、贺钦、冯惟敏及魏燮均4种。谢方点校本《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以渐西村舍本互校，并以《丛书集成》本作参考，在每篇诗文后均附有校勘记，并在全书的末尾附有《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等3种对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非常便于读者参考，为现在最好也是最为方便的一个版本。伍玉梅整理的《医闾先生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贺钦文集的校注本，工作底本是嘉靖二十三年本，校勘参以嘉靖九年本和其他各本。所用影印底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属于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贺钦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毕宝魁的《九梅村诗集校注》以增订新篇目和详注的方式将魏燮均的诗文呈现于世。该书出版后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铁岭市成立魏燮均研究会，魏燮均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魏燮均获得在生前难以企及的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谢伯阳的《冯惟敏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收诗、文、散曲、杂剧及赋、词等，其中的文主要来自《海浮山堂文稿》，该书为冯惟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缪润绂所著《沈阳百咏》《陪京杂述》《陪都纪略》(沈阳出版社，2009年)三部书稿由沈阳文史研究馆整理校注，作为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一辑出版。
学术论文方面，为考察30多年来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成果的数量，依照上述文学专著中涉及名士的姓名及字号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按照知网提供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两种来源类别进行二次检索，以考查论文质量。计量时，对有些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主题无关却被检索到的论文，不计入总数;先元时期的名士，因其馆藏文献资料基本亡佚，故不在计量之内。
2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钩稽
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书目》(辽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辽宁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线装书目》(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古籍著录系统、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等国家级、省级及高校各图书馆馆藏书目或检索系统，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资源进行系统钩稽。这里遵循4点原则①因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涌现时间多在辽代及其后，且现存世典籍文献基本为辽代及其后，所以所选名士时间范围为辽代至清代。②所选版本首顾单行本善本，次择单行本良品。③没有单行本的选用所据底本精良者的丛书本。④因顾及使用便利因素，所择图书馆以东北地区为先。
3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学术研究建构
辽宁省关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馆藏资源十分丰富，建构这一学术研究系统亟待提上日程。研究主要可分为4大类：典籍校注丛书、资料汇编丛书、学术专著丛书、名人传记丛书。资料汇编丛书通过搜集整理各名士生平、仕宦经历、著述情况、后人评介等方面资料来完成。名人传记丛书是在典籍校注丛书和资料汇编丛书完成后的基础上，对文学名士的生平经历及著述作品及其熟悉的情况下方能完成。而学术研究可从文学家族研究和作家群体研究两方面入手：
①元代辽阳耶律家族：元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耶律楚材被《元诗选》编纂者顾嗣立誉为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次子耶律铸、三子耶律季天、孙耶律希亮都是诗人。
②元代朝阳姚氏家族：辽代西柳城(今朝阳地区)姚渊、姚枢、姚燧三代。姚枢任许州录事判官迁河南许州(今许昌)，至元二年回辽阳行省任辽东按察使、东平宣抚史。其子姚燧是著名散文家和散曲作家。
③明代义县冯氏家族：明代中叶冯裕，其子冯惟健、冯惟重、冯惟敏、冯惟讷、其孙冯瑗。冯裕曾受教于辽东大儒贺钦，冯惟敏更是杂剧散曲大家。
④清代沈阳缪氏家族：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的代表人物缪公恩是嘉庆道光年间东北诗坛盟主和泰斗。族人中幼弟缪德喜中进士，缪公恩的五世嫡孙缪延祺进士及第，缪氏第三个考中进士的是缪公恩的嫡曾孙缪润黻。
⑤清代铁岭高氏家族：高其倬、高其位、高其倬继室蔡婉、高其佩、高鹗。
⑥清代锦州金氏家族：金科豫、金朝觐兄弟。
⑦辽东三老研究：康乾盛世时期辽东涌现的三位诗人李锴、戴亨、陈景元。
⑧辽东三才子研究：房毓琛、刘春烺、荣文达。
⑨沈阳三才子研究：韩小窗、喜晓峰、缪润紱。
⑩其他相关研究：贺钦、王尔烈、常纪、多隆阿、魏燮均等。
文学家族研究和文士群体研究是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研究，揭示东北文学发展的内部必然联系，给人以明晰的地方文学发展史的印象。东北古代名士的后续研究空间极大，有必要让这些在当时曾经影响东北文化的历史名人活起来，有血有肉，影响和鼓舞当代东北人的志气和信心。
4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文化产业建设构想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与此相应，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渐成热点。笔者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与东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拟作简单的构想.
5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开发意义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群体是东北文化最佳形象代言人。名士们的人格品质和文学作品内涵是盛开在东北千百年来文化土壤中的绚烂之花，并在历史的时空中结成多种果实，以飨东北人民。因此，着力、全方位开发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重视文学、文化传承的自觉。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一）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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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发展，对于各个行业领域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文学领域，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片空前的繁荣景象。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从时间上来看，其所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其实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随之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因此要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
一、当代文学较之传统所产生的变化
自从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与以往相比较而言，我国文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市场或格局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所产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中：首先是文学的基本观念。自一批又一批的“80后”作家出现，中国文学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五四”至1980年的时期当中，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还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在出现“青春文艺”之后，则对于文学的娱乐和消遣的作用更加强调。其次是文学的基本运行机制。在“五四”到1980年代之间，其中出现了很多的论争，其主要围绕的是建国以后的各种批判运动，新文学的主要运作机制之一就是通过论争来介入到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当中；然而，在1990年代之后，这种文艺思潮的论争机制已经基本消失。再次是文学的媒体。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阶段，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领域当中已经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几年互联网等媒体形式的变化，对于我国文学的整体运行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报刊是新文学最早的一种运载方式，当下网络已经成为整体文学的重要载体。
二、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分析
（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当代文学进入到21世纪的发展阶段，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认识和评估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关键内容，是研究人员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的审视之后，发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和特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当中：首先，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呈现出越来越切实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资深的调整，人们对于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学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创作更加个性化，而理论批评则更加宽容。其次，市场化的“双刃剑”特点越来越明显。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市场化，因此其会对文学创造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最后，新媒体和旧媒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变得日渐频繁，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得纸质媒介刊发作品的情况得以改变，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研讨的过程当中，由于媒介的多样性，人们可以从多侧面和多角度对作品进行探究，例如,对于姜戎在2004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狼图腾》是否是具有新世纪文学特性的探究，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和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就是在新文化语境下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迥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二）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
受到文学自身和文化市场规模扩张的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一直都呈现出经久不衰的趋势，一些名家的新作在文坛内外更是取得了极大的反响，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因而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主要针对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成因和走势的阐释与解读。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对于贾平凹的《秦腔》而言，其被称之为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作品，是对近年来许多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有的学者认为《秦腔》一方面敏锐的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一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农村的一首挽歌；另一方面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应用了瓷实精致的手法对鲜活真实的世界进行了重塑，在阅读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余华的《兄弟》而言，其中将历史、暴力、罪恶等人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从中体现出爱的伟大、宽广和无畏，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性。有学者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体现在对人理解的狭窄、陈旧和单一的层面之上，在文学领域实现不断发展的现阶段，人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凸显，将人放在三维复合的时空当中对其进行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实现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长篇小说创作和运作中的商业元素也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另一热点内容。
（三）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
“80后”青春写作在文坛中出现最早是上个世纪末期，指的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其代表人物为韩寒（《三重门》）、许佳（《我爱阳光》），之后涌现的郭敬明和张悦然，其在网络文坛中占据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甚至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对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文学差异观念，实现彼此的相互吸取和补充。“80后”作品的主要改变之一是中国人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国内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而言，其所描述的大多是农民形象、阿Q形象、朱老忠形象和陈奂生形象等，但是“80后”作家中具有乡土经验的年轻作家较少，因此描绘乡村故事的越来越少，转而对中国城市进行描写，使得“乡土中国”逐渐转变成为“城市中国”。另一方面，其在创作中对于传统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也实现了借用，特别是对于底层文学而言，如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胡学文的《向阳坡》、《命案高悬》等，就是站在从底层文学的视角上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再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文珍的《录音笔记》等，对于“失败的青年”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也是当代文学中具有症候性的现象之一。另外，科幻小说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代表。实际上，科幻小说真正兴起并引起关注是在最近几年，刘慈欣的《三体》的发表把中国科幻小说的水平提高到了可以和世界科幻文学相媲美的高度，韩松、王晋康等作家也在其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科幻小说也成为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下的重点研究内容。
（四）网络新媒体文学批评
伴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新的艺术形态也随之产生，且逐渐抢占了前沿艺术的重要位置，网络文学、电脑绘画、数字影视、3D动漫、E媒广告以及博客等，一方面使得当代文艺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还从生产体制的层面上改写了艺术的惯例，促使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功能范式得以出现，因此要对网络新媒体艺术保持客观的认知，在这种文学语境和学术背景当中，对于网络新媒体艺术更是要予以正确的认知和解读。有学者提出，当代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使得自身处于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和消费的“艺术视觉革命”的时代当中，新媒介的出现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要对“荧屏生活与视觉轰炸”、“视觉中心和读图时代”以及“图腾文化和图像霸权”等之间的关系予以理性的区分和把握，并对其现象出现的原因予以客观的辨析，商业化和娱乐性对于文学艺术本性的遮蔽问题还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当体量巨大且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涌现的时候，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网络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在大众化和传媒化凸显的批评语境当中，其批评标准与商业和技术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具有审美、商业和技术这三个基本维度，因此网络评价体系和批评标准的建设是当代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生态对于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7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当中的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至今，主要包括了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类别。本文对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与传统文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基本观念、运行机制和媒体这三个方面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对于文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对于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而言，其主要还是集中在“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以及“新媒体文学批评”等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在今后还需要对其实现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文学领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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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09-01
神话是一种重要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神话故事。神话的身上生生的镌刻着它赖以产生的和传承的人类思维，情感和社会生活的烙印。感生神话,就是我国神话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又称贞洁受孕神话，它是关于人类始祖诞生的一种神话类型，即某女（通常为处女）身体接触或感受到某物，或者意念涉及到某物而受孕，而产生人类的始祖，而该女性为人类始祖之母。
中国古代感生神话起源甚早，其中商周祖先契和后稷的感生故事在文献上出现最早。《诗经・商颂・玄鸟》曰: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周本纪》根据《生民》云: “周后稷, 名弃。其母有邰氏女, 曰姜, 姜为帝喾元妃。姜出野, 见巨人迹, 心忻然悦,欲践之, 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前英雄人物如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也莫不是感天而孕, 感天而生的。
纵观中国所有感生神话，都具有一下两个特征：①都是一女子, 无论是吞吃了玄鸟卵、月精、朱果、椰子水, 还是践触了雷泽、巨人迹；无论是感遇了白龙、赤龙、沈木, 还是感遇了神鹰血和日光, 都是瞬间与外界事物有感,而怀孕生子的。②这些男孩又分别是以他们为开始的氏族、部族、民族的祖先。原始人通常用这种“非常现象”来凸显其所生子女的神圣性，用来将其民族主神赋予神圣威灵的血缘关系上。本文根据相关史实资料记载分析，重点在分阶段性的基础上探讨归纳感生神话的起源及本质特征。
早期感生神话产生客观基础
早期的的感生神话的起源，主要特点就是以植物和动物为感生源，这是基于对自然的局限认识, 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现实曲折地、虚幻地反映，但它们确实以现实为基础, 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折射和反映，是原始思维的本质反映。只是人们对世界、人类以及部族的起源无法作出理性解释下的一种解释，就好比我们今天把这一问题诉诸科学一样，虽然各种神话都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但早期的感生神话产生动机较单纯，目的较简单。
《山海经》曾记载“ 司幽之国”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 ,晏龙生司幽, 司幽生思士,不妻, 思女, 不夫。郭璞注析为“ 言其人直思感气通天配合生子。” 思士思女仅凭直思感气即能生孕使人眩惑。
从这段记载中不难佐证，原始人以为受孕是自然天象感应的结果。而原始感生神话的产生就是基于此，其产生首先就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男子在生育中的作用或是一无所知, 或是颇感朦胧, 始而它以自然天象的感应形态见诸于世。这种现象刘宝才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分析，他说：上古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子女是超自然力量的恩赐，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不绝。但这种观念并不排斥“男女构精”而孕的认识，只是对后一现象的宗教性解释而已。在古人看来，子女是鬼神所赐，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成”，两者并不矛盾。就如我们当今在很多科学目前都无法做出解释的领域里，人们潜意思里的“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冥想。所以原始感生神话产生的最本质的原因，就是来源于原始始民的自我局限这个客观基础上。
早期感生神话产生动机
早期的感生神话的产生，就族群而言，意在解释族群或族群祖先的来源，有相当程度的意义是在解释人类的起源；就个人而言，是在突显出其祖先个人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有非等同于常人的意义。
我们从历史文化的的进程与思考来判断，通观各民族早期感生神话的发生，都是产生在以英雄祖先做出显赫业绩为前提下，拿因果逻辑来按历史顺序的推断来说，感生神话是“果”，而英雄祖先做的显赫业绩为“因”，原因是推导结果的必要条件，而感生神话只是其后体现其价值与从不同的附属条件，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从结果研究结果，而不反思其发展史实顺序，只能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研究感生神话的动机研究，不能心存主观，我们往往应该让观点跟着资料走，而不是让资料跟着观点走，以错误的归纳来推演，这不仅无法将求证过程交代清楚，而且让人有种越推越不明白的不适之感。从历史逻辑发展我们不难得出对于祖先产生的神奇出生的记载是基于其以后功成名就的补充，其动机更倾向于人类思维质朴自发的形式之一，只是单纯为了解释族群的来源，或是反应当时人们智力发展的程度，以及对大自然力量的敬畏，所以其出目的性是较单一质朴的！
感生神话后阶段产生客观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思维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由于人们已经对生理和怀孕等现象有所了解，所以一般人已经不可以接受以往感生神话，所以便出现了感生神话的修正，这是感生神话第二阶段出现的客观基础，其主要表现在利用天象等感生模式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充分表现为从动物自然的崇拜到拟人形态的社会神过渡，但都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这时的感生神话直接将帝王，将其认为是龙的化身。如《隋唐 高祖本纪》记载:“皇妣尝抱高祖,忽?头上角出,遍体?起”。
第二阶段感生神话的政治目的
从纬书中三皇五帝的感生神话，我们不难看出，与含蓄、质朴的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话相比，其“宠神其祖，取威于民”的用意更加突出，完全是裸的神权政治。如《史记・ 高祖本纪》记载“ 刘媳尝息大泽之破, 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 太公往视之, 则见蛟龙于其上, 已而有身, 遂产高祖。”《史记》虽为司马迁所著但此段文字所记载的“ 事实” , 未必是司马迁的本意。此刻的感生神话将统治者与神秘的天象放在一起，彰显其高高在上的地位和权利。此阶段的感生神话用一句话说，就是宣扬帝王受命于天的“君权天授的思想”的政治工具。这个阶级阶段的感生神话已经由解释人类的无知和神秘的生理知识而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其目的就是增加帝王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
综述
神化自己家族的祖先是中国历史上普遍的文化现象，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感生神话, 与阶级社会中, 统治阶级为宣扬夭命、神化君权而编造的所谓“ 感生神话”截然不同, 这和阶级社会中生编硬造的所谓“ 感生神话”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两个阶段的感生神话有着本质区别。由于这时感生神话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等已不复存在了。当然, 我们也要考虑到感生神话在流传到阶级社会的过程中, 必不可免地会被时代、阶级、人为的因素所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可以本着去伪存真的精神剥离那些人为的因素,这样才能更加真实的去还原感生神话的真实面貌。
おげ慰嘉南祝
[1]刘宝才.先秦文化散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2]高洪兴.妇女风俗考[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关键词：皮日休；研究；述略
晚唐皮日休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上半期，除在文学史中偶一提及外，有关专论寥寥无几，对皮日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至今。本文拟从皮日休的生平、思想、诗文创作这几方面对近二十年来皮日休研究进行分析。
这一时期对皮日休研究，出现了大量的专题著作，在对皮日休作品整理方面主要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申宝昆的《皮日休诗文选注》。对皮日休研究的新突破有：马丕环《皮日休年谱会笺》（1996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0年王茂福的《皮陆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王锡九的《皮陆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此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郑庆笃著《皮日休评传》。在大量的文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李福标《皮日休诸问题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王辉斌《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彭庭松《生活转折与创作转型―――试论皮日休创作差异形成的原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等文章。
一、皮日休的生平研究
该方面继承延续了之前学者的探索研究并开创了新的局面，以前比较有争议的籍贯等问题日趋明朗化，同时又提出了皮日休的婚姻问题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1、皮日休的籍贯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籍贯，从宋来即存在两种说法：襄阳或竟陵。王辉斌在其《皮日休行事探说》（《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中略有提及，郭义淦、郭义涛的《皮日休籍贯考》将皮日休的籍贯从人物证、族谱证、行政区划分的辖隶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透彻的分析，得出结论是：皮日休的本籍是唐代的竟陵县，亦即历宋、元、明迄于清雍正四年(1726)的竟陵县，雍正四年至于今日的湖北省天门县。
2、皮日休的婚姻问题。
这一问题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突破，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首次触及皮日休的家庭婚姻问题。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皮日休于咸通二年在襄阳与某氏第一次结婚，咸通十一年在苏州与滕氏再婚。文中认为持皮日休生年为公元840年、卒年为公元880年、享年40岁的说者，并未考虑到皮日休的婚姻问题。所以，公元840年为皮日休生年说显然是值得重新考虑的。诗题中的“次前韵”，所指乃就皮日休的《早春病中书事寄鲁望》而言，其中的“妻”即为滕氏。又如《新秋即事三首》其三云:“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通疏。”其中“家人”所指，虽有可能包含其子女在内，但更多的成份则是谓滕氏“厌”其“醉多”。滕氏之所以“厌”皮日休“醉多”，“嫌”其为“酒癖”者，主要是着眼于皮日休的病况.此则表明，婚后的滕氏对于皮日休在生活方面是照顾颇周的，而其夫妻间的情感，于此亦可窥一斑。
3．皮日休的下落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下落，其结局大体可归纳为四种：一是为黄巢所杀；二是为朝廷诛杀；三是逃奔吴越，依附钱；四是流寓于安徽宿州并终老此地。皮日休被杀一说，现存史料中最早见于《北梦琐言》卷二《皮日休献书》，曰：“黄寇中遇害”。 自宋代以来，这种说法影响最大。刘伟、高慎涛的《晚唐诗人皮日休结局考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等均认为皮日休在黄巢失败后，逃到吴越，依附钱缪；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等坚持认为皮日休广明三年为唐廷所害；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等认为被黄巢所诛杀。
4．皮日休的行事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行事，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李福标的《皮日休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皮日休五入长安说》（《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皮日休隐居刍议》（《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皮日休诸问题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王辉斌的《皮日休行事探说》（《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从而使皮日休生平行事研究更加细化。
二、皮日休的思想研究
皮日休文学思想研究这个方面有很多新的发现，因而关于皮日休的道统观问题上也产生了很多新的争议，赵荣蔚在《论皮日休尊儒重道思想的时代内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中认为皮日休大胆突破了传统儒家学说，通达时变，兼容诸家，体现了乱世之秋儒者的济事情怀。彭庭松在《道统观新论》（《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则这样论述：“皮日休最终是古非今，选择的是回头路，而且一路讴歌到太古之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虽然皮日休时常对社会现实说‘不’，……但是骨子里仍然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此外,等文章也纷纷各抒己见，对于皮日休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三、皮日休的诗文创作研究
此时期对于皮日休诗文创作的研究文章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去欣赏评价皮日休的诗文创作，不仅关注于皮日休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全方位去关照其诗文。这一方面的论文数量急剧增多。
1、皮日休的诗文研究
覃寿芳的《皮日休〈桃花赋〉欣赏》（1997年《阅读与写作》）、李福标的《皮日休散体文管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等。
皮日休的文献整理研究问题方面，关于皮日休的作品真伪情况，张安祖的《非皮日休所作》（《文学遗产》1996年4月）是皮日休诗文考证方面出现的研究亮点。
在皮日休诗歌内容与诗歌艺术研究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皮日休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渐趋明确，此时期如王锡九先生《皮陆诗歌研究》（2004年）中作者认为皮陆诗歌上接唐音余响，下启宋调先声，乃唐宋诗风嬗变的标识。并表明“皮陆的杂体诗，在文学史上具有总结过去、集其大成、开创未来、影响后世的作用和地位”。
一些论文专门讨论了他对前贤的学习和接受，如李福标《论皮日休对孟浩然的学习》（《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4月）、张楠《论皮日休的讽悼文对屈原骚体文的继承与变异》（《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4月）等。
戏剧剧本作为文学的基本样式之一，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世界文学史上，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沙恭达罗》、莎士比亚作品、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剧本、荒诞派戏剧等一座座高峰巍然耸峙：中国文学史上，则有《西厢记》“天下夺魁”、关汉卿自铸伟词、《牡丹亭》“家传户诵”、《桃花扇》“时有纸贵之誉”等等一系列名作佳品。然而时过境迁，西方的戏剧创作薪尽火传、绵延不息，达里奥・福(1 997年)、耶利内克(2004年)、哈罗德・品特(2005年)等剧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中国的戏剧创作却陷入了无奈的停滞，除了源于西方的话剧时而还有个别佳作面世以外，传统的戏曲文学创作出现了一段几近断层的低潮期。
当下的戏曲剧本，优秀者寥寥无几，许多戏曲剧本要称之为文学作品甚至都颇可踌躇。各种文学选本基本不选当代戏曲剧本，各类文学史基本不提及当代戏曲剧本――从这个标准上来说，当前的戏曲剧本已经基本被剔除出当代的文学范畴。戏曲剧本的没落伴随着戏曲行业的整体衰弱，让许多学者慨叹戏曲在一个不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已经死亡，“戏曲属于古典艺术范畴，这不仅因为它的蕴育、形成、兴盛的时间属于古典时期。而且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文化精神。美学价值等都属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体系，这是戏曲所应属的历史坐标”。
当前文化界对戏曲的态度总体上“遗产保护”多于“文化研究”，这样的态度对戏曲的存在与发展无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种艺术形式被判定为“遗产”，本身就是对这种艺术现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遗产”这个词总是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它的历史价值而非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否戏曲和戏曲剧本真的走到了它的尽头了呢?是否戏曲的存在只具有历史文化学的意义，只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科学理性时代，人们对一件无价文化艺术品的珍视和崇敬”呢?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任何一种文学形态，只要它可以承载特有的符合时代和人类共同心灵的内容，就可以继续存在并且不断繁衍，形式结构的创新只是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而已。这个道理正如我们今天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即使再如何花样百出也无法否认莎士比亚的伟大一样，文学的最终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启发或回应了人类的情感与思索。虽然由于本身语言形式的问题。戏曲剧本不大可能被学术界划入“当代文学”这个充分强调反叛传统主题的文学研究范畴。但作为“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中的文学样式，戏曲剧本理应保有在“当代”的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当代文学史对于当前戏曲剧本的莫肯一顾，更多的只是由于戏曲剧本自身的原因――当前戏曲剧本缺乏足以受到当代文学界关注的创作。
创作群体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当前戏曲剧本创作存在的一个问题。谢柏梁先生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是国内唯一一部以“文学”命名中国当代戏曲剧本的专著，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中国当代戏曲剧本创作作出统计和评价的专著之一。与其他文学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罗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部文学史里，只列出了郭启宏、魏明伦、郑怀兴、陈亚先、王仁杰、周长赋、罗怀臻、陈西汀、顾锡东、马少波、李学忠等十数位比较知名的剧作家，而且往往某个剧作家只有一至两部作品可堪一观。与全国剧种总数超过250个、演出团体超过1500个、全年演出超过25万场的演出规模相比，戏曲的剧本创作滞后状况令人担忧。创作人群狭隘，创作成果自然相应地稀少，许多剧团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旧有剧本，将那为数有限、质量也有限的几个剧本翻来覆去地搬演。作品严重脱离当前的现实，与现代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尚奇的审美需求越来越远。戏曲在许多年轻人观念中的陈旧形象，创作人群的狭窄与新作的稀疏要负一定的责任。
情节的不够严谨不够精彩还比较容易弥补，相比从前的剧作，当代许多新编的戏曲剧作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甚至不乏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剧《曹操与杨修》、黄梅戏《徽州女人》、蒲仙戏《秋风辞》等。其实对于当代戏曲剧本的创作而言，情节的缺陷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思想性的缺失。当前大量作品的创作思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学时代。主题上多是宣扬精忠报国、善恶报应，内容上无非贫女含冤、公子落难、忠臣蒙屈，这些作品中，人物经常严重背离现实可能，情节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与当代许多电影或电视剧情节上的环环相扣、悬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实可亲相比，大量戏曲编剧的粗陋更是表露无疑，这是许多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剧场、甚至羞于走进剧场的原因之一。
曹文轩先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几处精彩论说。我以为谈到了当前大部分中国戏曲的病根：
(中国戏曲)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质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对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风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学那样将崇高感作为悲剧的效果，而是将怜悯感作为悲剧的效果。
……西方悲剧最终产生的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中国悲剧仅仅流于悲苦感情的倾诉，最终缺乏崇高之美感。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戏曲被请出了当代的文学殿堂，也丢失了对新一代知识青年群体的吸引力，只是越来越沦为老年人――特别是知识底层老年人――的“过时”消遣。
戏曲剧本的当代文学身份缺席，是对戏曲当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场上，与流行文化相比，戏曲显得过于边缘化、过于雅致：文化上，与当代文学相比，戏曲又显得过于粗陋、过于俗白――这种两难的中间者困境却绝不是像金庸武侠小说或者好莱坞电影那样能够雅俗共赏的潇洒悠游。这样的两难困境造成了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城市中上知识阶层很少参与戏曲消费，宁愿将文化消费托付于电视或者明星演唱会。戏曲演出虽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层百姓特别是老年观众群的追捧，但演出票价低廉，市场潜力有限，欣赏群体知识素养的低下也不利于戏曲本身艺术性的提高。由于这种不景气，大城市的剧团经常要仰仗政府资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类剧团则举步维艰、濒临破产解散的境地；农村的民间剧团固然演出频繁，但水平低下，欣赏群体也只限于中老年观众，同时受到日渐普及的电视网络的冲击，日渐萎缩。戏曲演出的严重不景气，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文峰研究员的《戏曲的生存现状和应对措施――综述》文中已经作了相当详 细的叙述，此处不再多言。
戏曲如果想要求取复兴之途，必须先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在剧本上首先重回当代文学殿堂。而戏曲剧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学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充分参考世界思想进程，由政治学、道德学的附庸转向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情节上，必须改变原有的物质关注套路(仅仅关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质层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复国、孝女含冤等)，将眼光放及人类面临困境时候的一切搏击：语言上，则必须处理好文言唱词与白话的关系，处理好雅词俗句的比例等问题。我们看到，当前一部分剧作家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探索努力。魏明伦的《潘金莲》《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剧，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溥新编京剧，王仁杰的《枫林晚》、《董生与李氏》等经典梨园戏，郭启宏的《南唐遗事》、《司马相如》等创作昆曲……这些剧作家有意识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复杂生活的冲突，对戏曲的浅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矫正，虽然也尚存在着各种不足之处，如过于偏离文化传统、情节过于荒诞，将人的欲望放纵视为人性的自然解缚加以颂扬，将真实无条件地等同于艺术的美……但是毕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戏曲剧本的文学素养。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但我认为，中国的戏曲远没有达到凄凄惶惶走上绝路的地步。
现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让许多评论家慨叹“在现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学已注定是一个迟暮老迈的角色，尽管它想方设法保存元气、黾勉自撑，甚至不惜以体衰之身迈开大步来追赶年轻的已不属于它的时代，但是这都不可能改变它日薄西山的命运”这样的评论对于文学的当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审察，但这样的评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当前“困境”的产生背景。与十九世纪以前曾经高达80％的文盲率相比，现代化所带来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减少了文盲的比例，这样的受众环境应该是越来越适合文学发展的，而绝非导向文学没落的悲叹。文学界所慨叹的文学“边缘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话语权的失落――在遥远的文盲众多的时代，文学素养较高的人群曾经把持着话语权以及对于话语权的叙述权，文学充当了如同柏拉图理想国中幻想意义上的“哲学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举。然而事过境迁，文学对话语权和叙述权的掌控随着国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来越多的知识人群分摊了文学的叙述权，而话语权则被国家和媒体所攫取。这种情况下，文学的“边缘化”身份才被广为流播。然而，得失之间仔细斟酌，相比于从前依靠话语权掌控而在文盲群体中形成的敬畏感，现代文明时期回归自我的拥有更为广泛读者群体的文学实际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个普通的欣赏者，他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发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远远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个打了中举的范进后便感觉“手隐隐疼了起来”的胡屠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