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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妇女之家”为依托,打造凝聚妇女的温暖家园。按照统一名称标识、统一规范要求、统一部署推进、统一检查考核的要求,推进“妇女之家”的规范化建设,努力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妇女吸引到“妇女之家”中来,鼓士气,聚人气。发挥“妇女之家”应有功能,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开展教育培训、文体健身、巾帼志愿服务、救助帮扶、妇女维权等服务,使“妇女之家”真正成为妇女心中常惦念、平时能找到、遇事能解决的温暖家园。目前全县21个镇(街道)264个村(社区)妇女组织全部建立“妇女之家”,有50个县直机关单位妇委会建立了妇女之家,创建1个省级示范妇女儿童之家、12个市级示范妇女儿童之家,倾力打造了如__社区的“家文化”、__社区的“时间银行”、“阳光驿站”、__社区“四点半课堂”、泉塘街道的工之友家园等妇女之家品牌活动。
三是以节庆文化建设为切入点,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化活动。策划“三八”节、母亲节、“5.15”国际家庭日、“六一”节等各类大型庆典活动,县妇联相继举办“学雷锋精神;做时代女性”事迹报告会、“五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传递爱心、共建和谐”结对活动、“三八红旗手”评选表彰、女职工趣味运动会、“践行四自精神,共建美丽家园”庆“三八”文艺汇演、“平安家庭”情境模拟大家谈、“两型家庭”创建评比等活动。各级妇联大力倡导健身理念,引导建立妇女腰鼓队、龙狮队、军乐队、广场舞队等文艺队伍1000余支,参与妇女近10万人,有力地推动了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建设。
一是参与“乐和乡村”建设。“乐和乡村”建设,是__县引入第三方社会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乐和”理念,在全县48个村实施的一个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验项目。“乐和乡村”建设试点以来,各级妇联组织积极行动,围绕“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礼仪、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大目标,以“乐和大院”、“乐和学堂”为平台,组织妇女群众开展学习培训和各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通过妇联组织的宣传发动,最大限度地将妇女群众组织起来,调动了妇女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妇女群众建设家园和投身公共事务热情迸发,呈现“民主议事、义务投劳、群策群力、互帮互助”的新风尚。
二是参与美丽乡村建设。__县今年成功晋级国家生态县,如今正向零碳县迈进,县妇联紧紧围绕创建“全国生态县”、“零碳县”目标,广泛动员全县妇女参与城乡环境整洁暨生态文明建设,制订了工作方案,将城乡环境整治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对镇(街)妇联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举办基层干部环境整治培训班和工作推进会,组织妇女干部到示范村学习观摩,举办农村家庭主妇参加环境整治的培训班,向全县妇女发出“我爱我家”倡议书,签订家庭环保承诺书,组建妇女卫生保洁队、巾帼志愿服务队,带领妇女对重点区域、地段、部位进行集中整治,并倡导广大妇女和家庭开展节水、节电、拒绝白色污染等节能减排活动,定期开展环境卫生检查,坚持每季开展一次卫生评比检查活动,实行镇(街)妇联主席、村妇代会主任、妇女组长包村、包组、包户责任制,接受社会监督,广大妇女被有序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到城乡环境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中。
三是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挥“12338”维权窗口的作用,去年来全县各级妇联系统共接待受理群众来电和来访约300多件,做到了件件有登记,事事有回音结处率达100%。县妇
联积极发挥妇联人民陪审员作用,联合县法院对全县女性陪审员开展庭审观摩、参与庭审等培训,去年以来全县女性陪审员共陪审了侵害妇女儿童权益案件100多件,有力地维护了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各级妇联还利用“三八”维权周、“6.26”禁毒宣传日,加强妇女普法宣传。组建妈妈禁毒联盟,组织禁毒知识抢答赛,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县妇联在《星沙时报》上刊发《妇女同胞齐行动,不让进我家》倡议书,号召全县广大妇女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远离,珍爱生命。一是打造社区儿童保护机制建设项目品牌。2013年9月,我县被国务院妇儿工委和国际计划联合确定为实施社区儿童保护机制建设项目县,确定金井镇为我县的项目点,镇内的金龙村、九溪源村、蒲塘村和西山村被确定为家园点。项目工作开展以来,共组织积极教育方法、儿童自我保护、家长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10多期专题培训,聘请专家开展了多期家园巡讲活动,共计组织主题活动270次,开放563次,服务儿童12000余人次,服务家长4200余人次。开通了__县儿童权益咨询热线,印制了5500份国际计划2014年年历画发放到村民家中,开发《学生自我保护手册》印制16000册,《积极教育方法》家长学习图册5000册,《假如我犯了错》家长学习资料5500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国际计划项目各项既定目标均已实现,得到国务院妇儿工委好评。
二是打造“伴随成长”公益项目品牌。去年6月,我县成为全国29个“伴随成长”公益项目试点县之一。该公益项目在我县正式启动后,通过每周一信,为县域内62000余名0-6岁孩子家长发送网信,提供量身定制的板块家庭教育知识。以打造没有围墙的家长学校为目标,精心谋划、做到信息即时采集,强化宣传,做好群体覆盖,加强督导,做好意见反馈,项目实施工作得到服务对象、项目办和全国妇联儿童部、省妇联的高度评价。今年七月初,该项目公益期即将结束,为了使该项目能够在我县得到延续,形成长效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家长和儿童,经过努力争取,在2015年财政预算一般性支出只减不增的情况下,目前我们已经争取到了60万元的“伴随成长”专项资金进入财政预算,“伴随成长”项目在我县将实现政府购买。
三是打造家庭教育工作品牌。我县是“全国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是全国20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县之一。县妇联积极整合资源,夯实全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基础。组织县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开展精品课程交流展示活动,依托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创办处境不利儿童家庭教育特色项目,在“工之友”率先成立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打造“家有儿女周五有约”活动品牌,依托农家书屋和文体活动中心,开展特色家教活动。深入实施“母亲素质工程”,去年以来,全县各级妇联组织累计举办各类培训950余次,受训近5万余人次。创建村(社区)家庭教育示范基地78个,连续开展五届“优秀家长”评选活动,由县妇联开办的“星沙家长课堂”定期面向社会开班,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15期。去年9月份,我县代表中部六省在全国妇联召开的全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推进会上作了典型发言,__县推动处境不利儿童家庭教育实现零盲区的做法得到全国妇联、省妇联领导及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1、农村妇女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农村妇女自身素质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部分妇女心理和认识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自卑心理和安于现状的心态,主要精力放在维持生计,围着田头、灶头转的现象严重,妇女参政意识不强,妇女的主体意识、觉醒程度较低,这些因素,制约了她们顺应时展的脚步,在参与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
2、基层妇联组织服务能力与妇女需求多元化发展不相适应。妇女群众对服务的需求十分多样,但受基层妇联干部人员少、且兼职较多、妇联干部变动频繁、活动经费不足等因素制约,妇联组织服务水平相对滞后。
3、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仍需加大力度。因流动人口、黄赌毒等诸多社会问题而引发的妇女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仍比较突出,在家庭中妇女遭受暴力侵害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外嫁女”失地现象比较严重。
1、要进一步补齐妇女群众工作“短板”,强化妇联队伍建设。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些在群众中有威信有影响、热心为妇女服务的各方面女性骨干,积极借助她们的力量,把不同层面的妇女群众凝聚在妇联组织周围;要广泛联系女党代表、女人大代表、女政协委员,把她们培养成妇联组织的代言人,积极反映广大妇女的诉求和需求;要加大对农村女性致富带头人、女能人和女大学生村官的重点培养力度,积极推荐优秀妇女进入支村两委班子,扩充优秀农村妇干成长的空间;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局面。
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因各种利益关系调整而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日益增多。目前,影响我镇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城镇建设、企业建设占地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引发的矛盾纠纷,虽然数量不多,但形成因素复杂,涉及面大,解决起来有很大难度,一旦处理不及时或处置不当,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有企业自身问题,也有老百姓的不合理诉求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只讲究自身效益,忽视老百姓生计问题,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不执行国家政策,将企业生产的烟尘、粉尘及污水等污染物随意排放,致使企业周边的水源、空气、土地、庄稼、住房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损坏,影响了农民生产生活,威胁到农民生存环境;二是企业承诺帮助解决农民就业、农民用水、农民用电等,但随着企业改革改制,原来的承诺现在难以兑现;三是地域土地补偿差异大,农民之间相互攀比,对征地拆迁反映强烈;四是老百姓心态不平衡。由于矿产资源逐年减少,价格不断上涨,在经济利益驱使的作用下,哪怕受一点点损失,便漫天要价,不让步,使矛盾不法协调解决。
(二)、农村的山林、土地、坟堂、宅基地等矛盾纠纷随着林改、农民房屋搬迁的进行不断显现,调处难度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的社会和谐和稳定。
(三)、问题虽得到了有效遏制,我镇现有涉毒人员276人,在册吸毒人员195人,由于涉毒人员群体庞大,加之“零包”贩毒窝点尚未被全部捣毁,给我镇的社会治安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四)、隐蔽战线对敌斗争复杂,我镇现有门徒会转化信徒7人(其中1人于2016年底死亡),在册善心会人员32人。
由于受体制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目前我镇政法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级职能不完善,公共管理不到位。我镇现有13个村(居)委会,共管理着近3万人的常住人口和近6000人的流动人口,阳桥村从原来的农村变为城镇,但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仍延续村民委员会的模式,无法适应城镇管理的需要。城镇功能不全,城镇建设尚未全部成形,居民居住分散,且流动性大,村的各种管理措施难以落实。
(二)、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无法落实到位,外来人口流串现象突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是当前我镇政法工作的一大难题,由于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没有一个专门的常设机构,而公安警力又不足,村职能又不完善,从而造成流动人口在管理上的失控。
(三)、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网络不健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城镇建设尚未成形,居民住宅尚没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加之部分群众的治安防范意识不强,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在农村,由于群防群治措施落实不好,有的村群防群治组织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偷牛盗马”、盗窃机动车辆、打架斗殴等案件时有发生。
(四)、违法犯罪活动日趋隐蔽,打击困难。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吸、贩毒分子采取更加隐秘的方式,反侦查意识增强,暴力化倾向明显,交易手法狡诈,给打击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五)、群众法律意识虽有所提高,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观念有待增强。近年来,通过广泛深入的普法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虽有了明显提高,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观念不强,往往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回避自己应尽的义务。
(六)由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大量的人力几乎都投入到了精准扶贫工作中去,办公人员没有达到工作的要求标准,人力资源远远不够用,办公人员每天白天下村搞扶贫,晚上回来还要加班整理资料,人手不够用来管辖本镇13个村居的综治维稳工作及调节矛盾纠纷等问题。
三、对今后综治维稳工作的对策与思考
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是艰巨,因各种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增多的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期维稳工作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政法队伍在维护稳定中的主力军作用。
(一)、做好宣传工作,努力营造平安创建工作的氛围。要充分利用流动宣传车、有线广播、宣传牌、悬挂横幅、黑板报等阵地,组织广大群众学习法律、法规,培训提高法治意识。大力开展平安建设宣传工作,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的积极性,确保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达到95%以上。开展法律常识宣传和法律咨询服务,增强农民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努力维护社会稳定。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管理机制,有效控制本村、单位的矛盾纠纷。对个别调解不成的矛盾,落实汇总交办、跟踪督办、限期化解的工作要求,重点做好:一是在出台征地拆迁、林业改造、地质灾害拆迁等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建立镇、村二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完善社情民意分析预测制度、重大矛盾纠纷报告制度、定期召开排查调处协调会议制度以及排查调处督办制度,做到制度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三是妥善做好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坚持抓小、抓早、抓苗头、抓源头的工作思路,做到发现一起、调处一起、稳定一起,有效防止矛盾纠纷的激化。四是切实做好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升级和转化。五是认真做好涉法上访工作,避免上访事件的升级和扩大。六是做好村级矛盾纠纷及安全隐患信息报送工作,严格做到不漏报、虚报、瞒报,无纠纷零报告。
(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集中整治突出治安问题。要建立健全治安形势分析评估和预警机制、工作决策部署机制、刑事政策运用机制等机制,增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依法严厉打击影响当地社会治安的抢劫、重大伤害和入室盗窃、盗窃牲畜、盗窃机动车辆等多发性犯罪。要强化治安管理,认真排查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难点和热点问题,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进行整治。 抓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预防和减少犯罪。一是充分调动、整合各类社会资源,逐步建立以群防群治力量为基础,治保会、村(居)委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为主体的社会治安人防网络;二是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及单位的防范意识;三是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治保、调解、民兵和治安联防等组织建设,推广民兵联防、十户联防、片区联防等治安防范经验,维护农村的社会治安稳定;四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随时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露头就打,有黑就除。通过打击、防范,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感。
(一)组织架构不规范
由于我国中介组织发展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政府职能转变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一些中介组织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官方色彩或行政命令的痕迹。例如在资产评估行业,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授予资格的有3000多家,基层执法类中介组织在上海市有近百个,且均分布在政府所属的经委、建委、商委和交通局等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其他中介组织也存在这类现象,带有官办、半官办、官民合办的色彩。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政府部门不应设立中介组织,中介组织也不应依附于政府部门,否则,中介组织难以避免行政命令的干扰,中介组织难以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能,影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损害中介组织的权威和形象。
(二)职能定位不准确
中介组织的职能定位,应依据其工作性质和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决定。但奇怪的是,一些中介组织从成立时起其职能定位即不明确。其原因一是机构改革中一些政府部门对大量、具体本应转移给中介组织的执行政策职能、社会监督职能不愿意、不舍得移交,造成中介职能不到位、受政府行为的制约;二是一些中介组织习惯于依靠权力处理问题,而不是以非行政权力的方式来解决公共事务和经济交往中的问题;有的中介从业人员,从政府部门转移过来,一时未能消除权力意识的影响,、未能树立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工商部门与消费者协会的关系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现象,目前消协办公场所仍依附工商部门办公场所,在基层单位,消协工作人员仍由工商部门统一管理、使用。
(三)从业队伍不整齐
虽然我国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规定了一些中介行业的从业资格和准入制度,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制度缺损,加上近年中介组织的迅速发展,中介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比如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司法考试),要成为执业律师还必须经过律师事务所一年的见习期,经培训后才能上岗。但在我国律师制度发展初期,由于法律人才紧缺,出现了特邀律师、兼职律师等人员从事法律服务,在《律师法》颁布后,这种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些退休人员、国家公务员仍以特邀律师、兼职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名义从事着法律服务工作。由于这些人员的特殊身份,对其管理难度更大,加剧了行业的不正当竞争。
(四)服务收费不合理
社会中介组织以其从业人员掌握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从而收取合理的费用,这是实现中介组织自我发展、维护中介从业人员队伍稳定的必要保证。由于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复杂性,中介组织收费不合理有以下不同的表现:一是某些与政府部门联系比较紧密的中介组织,倚仗政府部门的权力任意抬高收费,有的甚至将收费作为政府部门的“小金库”,成为政府部门变相的“乱收费”,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二是一些竞争相对激烈的中介行业,从业人员为招揽业务,竞相压价,严重损害从业人员自身利益和行业利益;三是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不明确、不合理,一些中介服务行业以前作为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国家给予经费保障,随着与政府部门脱钩,其经费来源没有保障,完全依靠自收自支,在这种情况下,仍沿用以前的标准,势必严重制约中介组织的发展。
(五)执业环境不公正
社会中介组织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它与其服务对象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虽然它必须为其服务对象的利益工作,但二者绝不是一种附庸关系,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必须在法律框架内维护当事人的利益,遵守“游戏规则”。但在社会上很多人看来,既然中介组织收取了服务对象的费用,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服务对象的利益。在这种压力下,“中介”难以做到“中立”,有时为了让顾客满意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职业尊严,律师向法官行贿、会计师做假帐等违法违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有人甚至认为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信息披露其罪魁祸首在各类证券中介组织,像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其根源正在于对中介组织的偏见。试想一下:如果法官能维护司法公正,律师有必要为不让有理的官司输掉而向法官行贿吗?如果不是上市公司为了欺骗广大投资者,会计师又有什么必要做假帐?中介组织出现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其本身当然应负相应法律责任,但我们不能否认执业环境不公正是引发中介组织违法违规的根源之一。
二、加强中介组织管理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公平竞争
一是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将本应由中介组织履行的社会职能彻底向中介组织移交,切断中介组织与政府部门的母体联系,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不能再凭借其与政府部门的特殊关系在市场中取得不正当的利益;二是要在政府部门和公共部门大力推行公开招标、采购制度,对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在从事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业务事项如国有资产、国有土地评估拍卖、公共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时,政府有关部门不应采取个别或少数人决定中介机构的办法,而应根据中介机构信誉、资质等情况采取招投标办法解决,以避免政府工作人员与中介人员相互勾结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也能有效避免中介组织为争夺业务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情况。
(二)健全监督管理体系,加大处罚力度
二、社会支持影响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分析
社会支持是个体(大学生)在他的社会网络系统中所获得或感知到的由个体或他人提供的支持。与以往大部分调查研究结果相一致,本次调查结果经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总分与心理健康总分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人生活在社会上,要维持和发展自己的生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来保证,没有这些客观条件人就不能生存,也不能延续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1968年提出来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客观存在的可利用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适时适当、与需要相协调、恰到好处的社会支持能够使大学生(受支持者)感受到他正需要来自外界的这种支持,感受到自己受到重视,能感受到他人尽其可能的帮助,使其在获得支持的同时不受到伤害,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减少自卑心理的产生,增强自己的信心。作为一个社会人,大学生有着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隶属于某一群体并在群体中享有地位的需要,给他人爱和爱他人的需要,即爱与归属的需要。大学生生活在校园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学校、班级、朋友圈在满足大学生交往需求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归属感。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选择地参加社团,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使大学生感受到在这一群体中受到尊重,获得更多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这些主观的、体验到的支持能使大学生在看待事物时更积极乐观。需要的满足使人们不易产生不满和愤怒,减少个体的恐惧和焦虑感,更积极地看待事物,从而维持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三、不同社会支持源对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支持系统中,个人的社会支持网是个人获得各种社会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网络中的任何成员不可能提供所有类型的支持。大多数关系只能提供特定的支持,所有网络成员的集合才能给个人提供稳定而有益的支持。对于贫困大学生来说社会支持网络主要包括家庭中的父母亲人,学校的老师,同学和朋友等。不同的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不同的。
分类号 B842.3
1 问题提出
在研究生教育就是国家计划内,以在人员的身份,部分时间在工作,部分时间在校学习的研究生学历教育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在研究生越来越多并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虽然在研究生人数不断增长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们学习欲望非常强烈,但是他们真正的学习状况如何?截至目前,尚未见到有关在研究生学习状况的报道。现实情况是,很多在研究生学习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无所适从,对学习感到比较厌烦。
学习倦怠是指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或者缺乏动力却又为外部因素所迫不得不为之时,其对学习的有关认识就会发生改变,从而感到厌倦、疲惫、沮丧、挫折和缺乏热情等身心俱疲的心理状态,并以消极或者逃避的态度对待学习的一系列行为。上述在研究生在学习上的表现就属于学习倦怠。学习倦怠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就均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目前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现状如何?学习压力、社会支持是否影响学习倦怠?它们是如何影响学习倦怠的?截至目前,尚未见到有关研究。本研究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2.1.1试测被试
从高等院校简单随机抽取100名在研究生进行试测。
2.1.2正式测验被试
从陕西、江苏、北京、山东简单随机抽取543名在研究生进行了调查。其中,男254人,女277人,未填写性别者12人。
2.2研究工具
2.2.1学习倦怠问卷
通过检索国内外学习倦怠相关文献发现,我国台湾学者杨婷淳参照学习倦怠相关量表修订了信度、效度较高的在进修人员《学习倦怠量表》。该量表包括消极学习态度、人际疏离、学业不良情绪和情绪耗竭四个维度。消极学习态度是指个体以消极的态度衡量自己的学习表现,因而感到失望、无意义感。人际疏离表示个体对学校人际关系的知觉显得负面及疏离。学业不良情绪表示个体对学校功课感到厌倦、乏力、提不起劲。情绪耗竭表示个体感到挫折、沮丧、不被关心、不被了解。被试在学习倦怠问卷上的得分越高,说明学习倦怠程度越高;而被试在学习倦怠问卷上的得分越低,说明学习倦怠程度越低。
简单随机抽取10名在研究生及其导师进行访谈,了解在研究生学习状况,并请他们对杨婷淳修订的在进修人员《学习倦怠量表》每个条目的可读性与理解程度、内容的相关性、意义的明确性以及问卷条目的编排和呈现形式等进行评定。他们一致认为,该量表简单、易懂,能够准确反映在研究生学习状况。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高等院校抽取1130名在研究生进行《学习倦怠问卷》试测,然后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前,检验KMO值为.93,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6502.08,P=0.001,说明适合作因素分析。以主成分法抽取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得到各项目的因子载荷。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有4个,4个因子可以解释全部项目变异的63.65%。根据4个因子的内容,结合已有文献和本研究的理论构想,我们把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消极学习态度、人际疏离、学业不良情绪和情绪耗竭。
为了进一步验证学习倦怠问卷的结构效度,我们利用Amos17.0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的4因素结构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所用数据为543人正式测验结果。下表为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其中,括号前的数字为项目,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即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
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项目的路径系数都大于0.63,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结构效度。在研究生学习倦怠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整体拟合情况:x2/df=4.28(
学习倦怠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分半信度系数为0.86。由此可见,学习倦怠问卷信效度较好,适应于在研究生。
2.2.2在研究生学习压力问卷
参考学习压力相关问卷及相关文献自编《在研究生学习压力问卷》。该问卷从专业学习、科研能力、论文写作、学业考核等方面考察在研究生面临的学习压力。问卷为李克特五点量表,共13题,问卷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学习压力越大。试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问卷可以抽取一个因素,特征根为5.92,该因子可以解释全部项目变异的45.55%。除项目2因子载荷为。21(
为了进一步验证在研究生学习压力问卷的结构效度,我们利用Amos17.0对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因素结构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所用数据为543人正式测验结果。表3为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其中,括号前的数字为项目,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即各项目在其所属维度的载荷。
从表2可以看出:所有项目的路径系数都大于0.35,说明整个问卷具有较好的项目结构效度。
从表10可知,社会支持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学习压力对学习倦怠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学习压力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低,在研究生学习倦怠越高。第一层变量社会支持和学习压力进入回归方程之后,决定系数R2为0.22,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作为第二层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决定系数R2变为0.24。Rsup>2为0.02,并且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显著,说明存在社会支持和学习压力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支持是学习压力和学习倦怠的调节变量。
把社会支持得分在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以上的在研究生分为高社会支持组,一个标准差以下的分为低社会支持组;再把学习压力得分在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以上的教师分为高学习压力组,一个标准差以下的分为低学习压力组,做社会支持和学习压力的交互作用示意图,见图1。从图1可知,在学习压力比较高的在研究生中,获得不同社会支持的在研究生,其学习倦怠存在较大差异,获得社会支持比较多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低于获得社会支持比较少的在研究生。同样,在学习压力比较低的在研究生中,获得不同社会支持的在研究生,其学习倦怠也存在差异,获得社会支持比较多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低于获得社会支持比较少的在研究生。
4 讨论
4.1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现状
本研究发现,6.07%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非常强烈。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研究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存在混文凭思想,对学习采取放任的态度,以为在学习能够应付了事,企图蒙混过关。还有个别在研究生看见他人深造,因不甘落后、不甘示弱,便盲目跟风,加入在进修的大军,而等真正入学后却发现要顺利毕业并非易事,于是产生学习倦怠心理。出现学习倦怠的在研究生,他们往往对学习生活充满厌倦感,什么都不想做,认为什么都不好;对什么都没兴趣,即便是曾经感兴趣的学科,曾经喜欢参加的活动,也觉得索然无味。他们终日态度消沉,情绪低落,灰心丧气,无精打采,闷闷不乐,但又把所有的愁苦、愤懑积压于心,不向别人倾诉。当这种厌倦和郁闷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对学校、教师甚至人生、社会都产生厌恶感,甚至自暴自弃,自伤自杀。在人员攻读研究生既是我国拓宽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的重要举措,也是搭建在人员终身学习的重要平台,对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培养人才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因此,各高等院校应重视和关心在研究生的学习,加强其管理工作,改善其学习状况,以保障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
4.2不同亚群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特点
4.2.1不同年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在研究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从整体上看,30岁以下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最高,30~40岁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次之,40岁以上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最低。这是因为30岁以下的在研究生刚踏上工作岗位或刚工作几年,正处于业的探索期,工作热情比较高涨,因而单位领导一般都交给其比较多的工作任务,但由于业务不熟练、经验缺乏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才能完成工作任务。另外,由于受高等院校扩招、就业难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各单位大学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要么与大学所学专业不对口,要么与学历低的老员工相差无几,甚至比老员工的工作还要差。“知识贬值”往往会令大学毕业生迷茫、困惑、失落,随着社会上学历“水涨船高”,他们在就读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匆加入在进修行列,因事先对学校、所学专业、研究领域等缺乏了解,致使其学习倦怠程度比较高。40岁以上的在研究生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对其所从事的工作已经轻车熟路,重回学校多是因自身的兴趣爱好或者强烈的感受到学习新知识必要,他们把学习看作是一种提升自我的机会,学习动机比较强,所以学习倦怠程度最低。
4.2.2不同工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在研究生学习倦怠存在显著的工龄差异。从整体上看,工作5―10年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最高,工作15年以上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最低。这是因为工作5―10年的在研究生已经进入业发展的稳定阶段,成为单位的骨干力量,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工作压力;另外,他们正处于成家、养家糊口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生活的重担、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生活的双重压力致使该工龄段的在研究生心力交瘁、疲于奔命,这样必然会对在学习造成强烈的冲击,因而其学习倦怠水平比较高。工龄可以反映员工经验的积累和内化的程度。工作15年以上的在研究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工作经验比较丰富,能够比较娴熟地驾驭所从事的工作,在工作中往往能取得较好的工作效果和满意的工作成绩;另外由于其工龄较长,场上已经具有稳定良好的人际交往圈子,因而其工作方面的烦扰相对较少,能够挤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因而其学习倦怠程度较低。
4.2.3不同工作单位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差异
本研究发现:不同工作单位在研究生在学习倦怠的人际疏离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单位人际疏离程度显著高于事业单位。这可能是由于工作单位性质、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工作负荷的大小等不同造成的。相对而言,企业单位工作节奏比较快,员工工作压力比较大,人际间的竞争比较激烈,员工与上司、员工与员工间的良性互动较少,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有的员工经常加班加点,致使其无暇顾及在学习,而事业单位相对比较轻松一些,员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与他人沟通交流学习问题,充实、提高自己,因而他们学习倦怠程度比较低。
4.3社会支持在学习压力对学习倦怠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几乎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显示任务量的大小与时间上的压力与倦怠存在高相关。任何超负荷都会导致个体产生倦怠感。回归分析发现:学习压力越大,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程度越高。在学习对在研究生的个人素质的要求比较高,既要完成学校规定的专业课、公共课学习,又要撰写科研论文,因而学习任务比较重。繁重的学习压力是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对在研究生的调查及访谈表明他们的学习压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外语水平差,检索、阅读外文文献费时费力;不能把握本专业领域学术前沿;专业基础知识薄弱,学习时常常力不从心;专业的研究训练缺乏;科研能力不强;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吃力;写作、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的难度较大;学习时间不够;缺乏良好的科研环境;与导师的沟通、交流较少;对专业缺乏兴趣;研究生学业考核难度较大;与研究团队协作、沟通较少。由于学习负担比较重,思想压力、心理压力比较大,导致有些在研究生在压力面前,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失去学习信心。
社会支持是以个体(被支持者)为中心,个体及其周围与之有接触的人们(支持者)、以及个体与这些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支持性的活动)所构成的系统。从功能上讲,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从操作上讲,社会支持是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后者是指稳定的婚姻(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或不稳定的社会联系如非正式团体、暂时性的社会交际等的大小和可获得程度,这类支持独立于个体的感受,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另一类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
本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学习压力对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具体地说,社会支持对减轻或降低学习压力起积极作用,获得社会支持比较高的在研究生,能够缓解或降低学习压力,进而能够缓解或降低学习倦怠程度。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被更多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协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不仅能为学习、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且也为个体的学习、家庭生活和工作创设了一种积极的氛围,减少了在研究生知觉到的学习压力。虽然学习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关键的是在研究生自身对学习压力的主观认识、评价和体验。不论领导、同事、导师、家人、同学、和朋友等提供给在研究生的实际的支持(例如,提供学习资源、提供学习便利条件、帮助学习疑难问题等),还是他们提供给在研究生情感上的支持(例如,关心在研究生学习状况等),都能够减少在研究生知觉到的学习压力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增强在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他们正确对待在学习,使他们安心学业,潜心研究,提高学习效率,有效缓解或消除学习倦怠。因而,社会支持能够降低学习压力对在研究生学习倦怠的造成的消极影响。
5 结论
5.16.07%的在研究生学习倦怠非常强烈。
21世纪,我们面临着世界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教育挑战,随着全社会对教育领域的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及其相关问题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表明,教师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国内常模。因此,了解本校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社会因素。本研究通过对本校青年教师进行研究,分析本校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支持的情况与特点,以及青年教师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从而为教育部门的有效管理和促进本校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建议对策。
一、对象与方法
1. 对象: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昭通市实验中学年龄在24~45岁之间的200名青年教师进行调查。问卷施测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1份,有效问卷186份,其中男教师73份,女教师113份,问卷回收率95.5%,有效率97.4%。
2. 研究工具: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二、结果
1. 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的心理健康情况。SCL-90结果显示,各个因子上本校青年男教师与女教师均无显著差异,但男女教师心理健康水平都偏低,在多项因子上出现了临床症状。本校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常模,处于心理亚健康水平。
2. 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的社会支持情况。社会支持量表显示在支持总分的分数上我校青年男教师显著低于青年女教师(P
3. 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主观维度分、支持利用度维度分以及支持总分,与除躯体化和恐怖外的其他SCL-90因子,多数呈显著负相关(P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在心理健康水平上低于全国常模,处于心理亚健康水平,男女教师无显著差异;在社会支持上,男教师的支持总分、支持利用度得分方面显著低于女教师,当今社会,女教师比男教师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也更擅长利用得到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水平成正相关。
(二)讨论
1. 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分析。本校青年教师,在心理健康水平上低于全国常模,处于心理亚健康水平,男女教师无显著差异。造成教师心理问题的原因有几方面:①过大的工作压力使教师出现心理健康问题;②过多过高的教师角色期望使教师出现心理健康问题;③过完美的自我期望难以如愿使教师出现心理健康问题;④不够完善的教师评价体系影响教师的心理健康。
2. 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社会支持水平分析。社会支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密联系,当个体在面临困难或威胁时,这种联系可以为个体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是心理社会压力与心理障碍之间的中介因素之一。
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会支持上,支持总分的得分男教师显著低于女教师,支持利用度得分方面男教师也低于女教师,在当今社会,女教师比男教师得到了更多的社会支持,也更擅长利用得到的社会支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传统观念和性别角色有关。本校青年男教师在面对外界种种压力时,往往并不擅于也不大愿意主动去寻求社会支持。就总体情况而言,女教师的社会支持高于男教师,这一结果与其他同类研究结果相似。
3. 昭通市实验中学青年教师的社会支持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研究分析。那些客观的、实际的、可见的支持,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似乎不如多数人预想的那样明显。反倒是那些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不可见的支持”,即个体受到社会的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以及个体自身对于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直接导致支持总分的差异,并对本校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提示我们,社会支持对于本校青年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于社会支持的主观能动性。所以,为了促进本校青年教师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在培养青年教师专业技能成长的同时,还应为促进教师心理健康发展做好以下工作:
①促进学校形成良好的组织文化,创造良好和谐的内部工作环境。
②学校内部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学校的物质条件、规章制度、管理措施、工作职责、人际关系等都应多从心理这一层面加以考虑,使教师有获得社会支持的切实的心理感受。
③在青年教师培训课程内设置心理调适课程。教师个人角色的多元化,使教师面临多种问题与压力。在青年教师培训课程中加入心理调适课程,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教师调整心态,学习合理的思维方式,练习更有效的行为模式与应付方式。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设计”(编号SGH10317)和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子项目——学生素质教育体系建设阶段性成果。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教社科【2011】1号文件)明确规定“完善实践教学制度。要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然而,部分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薄弱甚至缺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此,我们必须正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积极探索对策。
正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特定内涵
实践教学有其特定的内涵,特指校外的实践,即走出校门,有组织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并从中接受教育的活动。它较之于校内实践,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特征,“即学生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一员广泛地参与到广阔的大自然改造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亲自接触和感知各种人和事,通过了解社会,从而增加对社会的生活积累,并获得对社会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认知、体验和感悟。在参与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的发挥。”[1]
若在本质上把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实践活动也纳入社会实践范畴,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就会走向形式主义。因此,必须正确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特定内涵。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课时无法保证。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最低课时(16个学时)根本无法保证。不仅如此,在“2+1”模式改革的压力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最低课时(128个学时)也难以保证。
二是经费落实难。没有制度性保障的条件下,寄希望于各高校自觉、主动地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现实。
三是远未“全员”。从总体而言,大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看法态度端正,目的明确,成效显著。廖日文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大学生全员参与社会实践工作对策研究”中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除军训之外,你在大学期间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社会实践”的问卷中,回答“参加过”的2349人,仅有65.2%;“没有参加过”的1256人,要占34.8%。[2]可见,大学生社会实践远未“全员”。
总之,在高职院校“2+1”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时保证难;在各高校普遍压缩办学经费的大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经费落实难;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远未“全员”。有没有既不占课时,又不增加经费,而又覆盖全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我们需要探索新的路径。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向假期延伸,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向假期延伸,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为打工体验,一种为社会调查,二者可以任选一种。时间安排最好是大一升大二暑假期间,这是因为经过大一的学习,学生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暑假时间比较长,拿出2周甚至1个月时间没问题。其意义在于:经过大一升大二暑假期间的实践,大学生就会真正体会到企业和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在剩下的1(距离顶岗实习)到2(距离毕业)年时间里就会朝这个方向努力。
其具体流程是:
1.大一第二学期期末前2周内(17周、18周)安排3个学时的社会实践(调研)专题讲座,由思政课教师讲解打工体验与社会调查的注意事项与写作方法,以系为单位组织学生、分批进行。
2.暑假期间学生至少用2周时间进行社会实践(调研)活动。社会实践(调研)单位最好与所学专业有关。社会实践(调研)单位确定后,要电话或书信告知指导教师自己从事社会实践(调研)单位的名称、地址、办公电话和有关信息,由思政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
3.社会实践(调研)活动结束后,要撰写打工体验或调研报告(不少于2000字)。报告的具体要求:要有时间、地点、实践单位概况;要有打工或调研的基本情况;要有个人收获、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数据要真实;撰写要规范等。报告要有实践(调研)单位的鉴定,并且加盖实践(调研)单位公章。
4.大二开学后一周时间内上交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5.第2周至第14周由有关教师对打工体验或调研报告进行批阅和评比。成绩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类。不合格的返回重新进行社会实践(调研),重新撰写报告,再次参加评审。
6.第15周或16周(大一学生社会实践(调研)专题讲座之前)利用3~4个学时召开二年级全体学生大会,对优秀打工体验或调研报告进行表彰,并进行大会交流。
7.成绩合格者由思政部初审、教务处复审后记1个学分,并将考核表和社会实践(调研)报告存档等。
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向假期延伸,既不增加课时,又不增加经费,而又覆盖了全体学生,是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尤其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王海稳(1976-),男,河南桐柏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院,副教授;丁国浩(1980-),男,广东梅州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院,讲师。(浙江 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浙江省新世纪教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c2010026)、2012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试点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2-0129-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和功能是多方面的,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契合,才能在高等教育中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使这一课程的教学与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能力培养相结合是提高其课程教学实效性的关键所在。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过程中,紧紧围绕如何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着眼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发展要求,设计并实施“调研—互动法”的教学模式,逐渐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和认可,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一、“调研—互动法”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调研—互动法”模式主要是指通过指导学生围绕相关课题进行社会调研,以加强学生、社会、教师之间的多重互动,并以课题调研报告和课堂展示作为学生成绩评定的基本依据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实行,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课堂灌输教学模式,改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相关素质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生通过社会调查认清社会现实,并以教学主体的身份在课堂进行阐述与展示,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以及对理论的接受程度,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具体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主要突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1.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要求
教学模式坚持把课堂教学转化为以学生中心,通过引导学生的深度参与和自我展示等方式,强化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平台。
2.促进了学生在课程教学中的参与性体验需要
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卡耐基曾经说过:一两重的参与重于一吨重的说教。知识的获得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是知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得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模式中,通常强调和注重的是对学生理论知识的灌输,单向地把学生看成是思政课教学的客体,从而影响了学生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因此,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的“主角”,鼓励学生通过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来获得对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认同,是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手段。
3.强化了学生学习的实践探究性特点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一个坏的教员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员则教人发现真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能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要为学生留下更多的自主思考、探究和发现的空间,才能有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二、实施“调研—互动法”的基本步骤和环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实施的关键是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得以顺利操作。该教学模式的基本操作步骤是由:“分组—布置调研课题和任务—社会调研—课堂展示与答辩—教师点评与总结”这样几个基本的阶段和环节所构成的。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三大基本步骤和阶段:
第一步,调研课题的设计及准备阶段。这一步骤又分为三个具体环节。一是调研课题的设计。依据教学大纲,结合教学要求和社会实际,就课程中的一些理论难点、热点,提出详细的课题指南。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可以设置大一新生大学适应性及个人预期的调查、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调查、大学生人生观与价值观现状调研、如何看待老人摔倒没人敢扶的现象、大学生网络道德状况调研、大学生择业观调研等课题。二是调研小组的设定。根据兴趣、宿舍组成和班级规模,一般以5—6人组成一个研究小组。课题小组内部可以进行具体的分工,以共同完成课题研究任务。三是对调研活动动员与引导。一般来说,“基础”课程是在大一学生中开设,对刚进大学的新生来说,这样的任务很具挑战性,有的学生甚至会产生畏难心理。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鼓励和动员,加强必要的辅导,让他们能突破自我。
第二步,课题调研实施及过程控制阶段。这一步骤也包含了三个环节:调研问卷的设计、社会调研过程的实施及调研报告的撰写。要求学生在接到课题任务以后,根据课题内容通过查阅资料进行调研问卷的设计,并及时发给教师指导,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调查问卷确定之后可以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会调研,并写成小组调查报告,发给教师进行具体的指导,修改之后的调研报告作为最后的成绩评定内容之一。
第三步,课题调研的总结与评定阶段。这一步骤包含三个重要环节:一是课堂展示与答辩。这一环节的进行,前提是需要学生将社会调查的结果以一定的形式如PPT展示、辩论、小品、演讲等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展示的过程一定要与学生、教师进行互动。二是教师点评与总结。这一环节要求教师充分把握学生研究课题的内容,能够与学生进行对话,并对学生讲解的内容进行评价和总结。并以此展开或拓展课堂教学内容。三是成绩评定。依据社会调查报告、课堂互动与参与表现、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成绩占总成绩中的比重应高于50%。
总的来讲,“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的具体过程、思路、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教学模式具体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的课题指南不仅来自于教师自己的备课,而且要充分听取学生的问题和意见,了解学生自己的兴趣和想法,结合思政课教学内容来进行确定。同时这些课题也要基于教学内容的需要和学生的思想现实问题,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探究,通过思考和探究澄清认识上的迷雾和理顺价值上的偏差。另外,在“调研—互动法”教学实施过程中,需要学生自主选择兴趣小组、确定研究计划、进行小组分工、小组调研、研讨和撰写调研报告,各环节都需要学生分工协作,相互之间紧密配合,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指导学生之间加强相互沟通和联络,让他们能够朝着自己团队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置于一个开放的场域,让学生带着课题任务走向社会生活实践,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活动范围,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践场域,并且通过有效的自我展示,有助于使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素质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三、实施“调研—互动法”的创新意义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与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思政课教学模式相比较而言,其创新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教学模式通过提供学生探究性课题并进行社会调查,有效实现了教材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也实现了学生主体知识的自我建构和学生主体行为的自我教育。第二,该教学模式通过“课堂展示与答辩”环节,有效实现了教师讲授与学生有效参与相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也更有利于促进教学相长。第三,通过进行社会调查与课堂展示,有效地实现了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从而锻炼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第四,将课题调查报告、课堂展现以及平时参与课堂讨论综合起来作为期中成绩,并提高其比重,完善思政课教学的评价机制,有助于突破传统考试方式的弊端,促使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平时,以此推动学生平时道德素养的养成。
另外,要想在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还应该注意协调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要协调处理好学生在课程中的精力投入与各项能力训练的关系。要使本教学模式能够有效进行,就要突破目前学生单纯靠背书来完成课程的现状,使学生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真正投入到社会调研实践中去,这样才能够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较好的训练。
二是要进一步协调处理好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问题。由于目前思政课教学存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离,实践教学常常流于形式的情况,如何通过教学模式改革,将两者有效地统一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学生从认知到行动转化的问题。
三是要处理好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问题。目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内容高度浓缩,如何更好地对其加以诠释,紧密结合现实社会实际非常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四是要进一步提高这一教学模式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以问题小组为组织形式,以探究性课题为轴心,可以激发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而且通过增加各种互动环节,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教学中的学生有效参与问题,在增强课程体验性的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
五是要处理好学生成绩的综合考评问题。应当通过加大平时成绩的分值比重,引导学生更加注重平时的表现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可以认为,我们只有较好地解决了以上的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在思政课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是理工科实验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某种借鉴与运用,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本化、实践化和生活化的发展取向,突显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对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主体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有效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因此,在结合**市当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会暑期社会实践队赴**市惠城区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市东江水质治理与市民节约用水意识的调研。本次调研采用查阅资料、派发问卷、采访当地居民、专访**市环保局等方法,取得了明朗的结果。
一、研究方法
1.1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采访**市环保局生态保护科、实地分点采集水样进行检测、对**市惠城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等方法。
1.2调研内容
采访**市环保局主要了解东江综合治理的现状,包括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当前存在的问题等;实地采集水样进行检测主要研究了水质检测过程中可以较为简便的方法辨别的指标如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硬度等。其中取3个点,分别为**西湖、。。每个点取5个水样;对惠城区市民进行问卷调查主要了解市民对东江治理的评价、对东江过去、现在的优劣势对比及对东江未来水环境的展望。
二、调研结果
2.1东江综合治理整体情况
2.1.1政府采取的措施
东江自古以来就是**的母亲河,亦同时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市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其水质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市的生存发展,亦影响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因此**市历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高度重视东江水质的保护工作,将对其保护与治理当成一件大事,常抓不懈。
调研小组对**市环保局生态保护科进行了专访,总结了**市在保护母亲河、预防跟治理水污染上的先进经验跟有效措施。总结如下:
2.1.1.1严设关卡,全力保护东江母亲河
**市委市政府对企业投资有着一套严格的环保准入标准,划定了母亲河边可开发区与限制开发区,每年出于保护母亲河的目的,有10%以上的投资项目不予准入。
2.1.1.2执法如山,严抓污染源监督管理
**市委市政府对工业污染源强化了监督管理,在污染源的排放口实行了实时监控,严厉打击企业的偷排漏排现象,执法力度在省内名列前茅。对于屡教不改的企业,**市亦建立了黑名单制,以限制这类企业在**市的发展为手段进行排污限制。
2.1.1.3全力治理,重抓污染漏洞
由于**市采取了以上2.2提到的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减少工业、农业排污,因此东江**段的主要污染源并非来自工业、农业,而是来自居民的生活污染。
原因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污水收集难度大,难以集中处理,导致大部分生活污染都直接或间接的排入东江。
针对这种情况,现阶段**市已加大财政投入进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量兴建生活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处理厂等。据了解,目前**市的污水处理能力为49.15万吨每天。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减轻生活污水排放量,**市现阶段仍有十几座污水处理厂处于在建状态。
2.1.1.4互帮互助,全力均衡全市污染治理水平
据**市环保局提供资料显示,东江**段沿线部分乡镇财力比较薄弱,难以承担生活污水处理费用及配套网管建设费用,以致成为东江**段水质的主要污染源。
针对这一情况,调研小组建议,政府应拨出财政专项资金扶助乡镇,先富带动后富,经济水平好的城镇帮助经济水平一般的城镇,实现全市污染控制与治理的水平保持在较均衡的状态。把对东江的污染治理放在首位,加强对东江沿线居民的宣传教育,保护好母亲河,方能实现水质性节约用水。
2.1.2分点采集水样检测结果
调研小组通过在**西湖、东江惠城区境内等地方采集水样,观察检验水样的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等,得出了一些结果。**西湖分别采5个水样,代号为XH1—XH5,沿江分别采5个水样,代号为YJ1—YJ5,结果如下:
由表可见,**西湖水质检测肉眼可见标准与官方公布的结果基本一致,属于水质IV类标准,沿江各采水点肉眼可见标准基本正常,pH值处于6—8之间,为正常水平。
2.1.3惠城区市民对东江综合治理的评价
调研小组通过派发问卷了解惠城区市民对东江综合治理的评价,共派发问卷200份,收回198份,有效问卷185份。调查问卷均采取封闭式问卷。派发地点有较强的针对性,分别为**市数码步行街、**市西湖、**学院、**市铁路学校、**市火车北站员工住宅区等。在派发问卷的同时调研小组亦对市民进行了采访,接受采访的市民有100人,覆盖了老年、中年、青年跟少年,比例分别为1:1:1:1,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75.7%认为东江**段近三年来水质得到明显的改善,作为**的主要饮用水源,其水质越来越值得信赖,13.5%的市民觉得近三年的水质跟以前没有较大区别,而仅有10.8%的市民认为近三年来水质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东江**段仍受到较大幅度的污染。60%的市民对政府近年来的治理决心及采取的治理措施表示赞许,同时有55.1%的市民对于东江现在的治理难处有所了解,分别为居民生活污水及工业污水排放。
高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尤其是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科学常识教育的重要任务,成为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渠道。然而,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践中,却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1]以至于许多学生仅仅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当成一种考试任务或考研的一门必修课程来学习,完全不了解其学习的重要性和实际意义,课程的实效性难以达到。因此,如何真正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增强教育教学的实效性,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起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成为高校一项极其迫切而艰巨的任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主要体现在被教育者身上,通常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大学生能否积极投入课堂学习,能够系统地掌握思想政治理论课传授的教学知识体系和相关要点难点,这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基础步骤和首要步骤,也是能在短时期内考察出的课堂教育的直接效果;其次,大学生能否把掌握的知识理论内化为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标准,内化为自身分析、评价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建立起积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道德观、法制观和政治观,这是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最终标准,虽然这种间接效果在短期内难以确切地给予评价,但却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由此可以看出,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教学实践中如何提高本门课程的针对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回答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摆在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责任。本文将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对如何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进行如下三方面的探讨。
一、调整教学内容,增加教学针对性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学生获得知识渠道的不断增多,大学生们必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目前,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教材虽然在内容上做了精心设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的时代性、针对性、创新性,但内容大多还是对以往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和理论性的知识,对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和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和难以贴近的特点。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摆脱照本宣科和教材体系的束缚,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为教材内容注入鲜活的事例和新鲜的血液,使深刻的内容变得有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
教学内容的调整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在调整中以下几方面值得充分考虑。首先,要强调的是无论怎样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设计,教学内容决不能脱离“教材体系”。教材内容体系是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大纲制定的知识理论体系,是教学的核心和主体内容,教学内容的调整应严格地以此为依据。因此,调整教学内容之前,首先应深刻领悟教材的基本精神,吃透吃准教材的基本内容、整体框架和重点难点,以便实现教材内容向教学内容的合理转换。其次,要充分了解和分析大学生整体的心理状况、心理需求、心理特点和接受特性,知道大学生普遍关注什么、关心什么、需要什么和疑惑什么,在此基础上,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使内容更合乎大学生的口味,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得到大学生的认同。另外,教师也可以根据不同专业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其专业性质、特点,课程学时分配也可以有所区别,与学生专业关系较大的章节、理论可充实一些层次更深、内容更新、跨度更大的新东西。
二、改革教学方法,建立动态主体课堂
在传统课堂上,教师按照提前准备好要讲的内容,以及预先设计好的路线进行讲解,即便会穿插一些提问,所提的问题又主要是对一些事实信息的回忆,学习者只是像填空一样给出简短的回答,往往没有多大思考的余地,这很难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形成持续、深入沟通和讨论。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知识的建构,是知识的生长,是新旧经验的相互作用,而不简单是知识的传递和接受。[2]因此,改革教学方法,彻底打破传统封闭的、单向的、机械的教学模式,改变沉闷、单调的课堂气氛,建立动态主体课堂,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
动态主体课堂强调教师不再是课堂上完全的教学主体,学生通过对课堂的积极参与成为教学活动的另一主体,教学活动也不再是教师-学生的单向模式,而成为教师-问题-学生、学生-问题-教师两种模式的不断转换,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就教材中的某个问题、身边的某个案例或主题为基本探究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为每位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中,随着思想的交流自然地达成共识。可以组织专题演讲,针对某一热点问题和重要问题,通过自愿组合的小组对问题进行探讨,由部分学生充当代表上台演讲,发表各个小组的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也可以选出教材的某些内容,让学生经过课外的精心准备后,充当老师上台为其他同学讲课。教师在学生的讨论、表达和演讲的过程中只负责必要的引导。学生在这样的教学方式中能切实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主体意识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不仅达到了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和对知识理论的深层理解,更重要的是,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锻炼了运用所掌握知识理论分析、评价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逐步建立起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真正体现。
三、注重实践环节,提高学生整体素质
开展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是为了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而是随着社会实践和历史时代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发展的相对真理;它也不是包罗万象穷尽了认识的终极真理体系,[3]而是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思想体系;是在不断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过程中使自己不断获得新生的历史性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单调的课堂传授远远不能满足教学要求。因此,在教学安排上,增加实践学时数,注重实践环节,通过实践环节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论的课堂学习,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这无疑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和学生整体素质的重要途径。
在实践环节中,组织学生进行调研活动是一种值得推荐的有效的社会实践方式。教师要根据教学目的和要求,结合时下最受关注的、与百姓或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寻找一些最佳的理论和现实生活的结合点,给出相应的适合学生操作的教研题目或方向;学生个人或小组自行选择调研方向,按照自选的调研方向确定调研内容、调研对象和范围、调研手段、调研过程等;调研工作完成后,指导学生根据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调研的结论、对策、建议或展望等;最终由学生自己撰写出详尽的调研报告。整个过程,由学生完全充当调研主体,最大程度地调动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研究热情,学生的认知水平、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学生通过有意识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也能切实地感受到学有所用,反过来强化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驱力。
参考文献: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7(03)-0102-06
一、引言
流域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命题与实践任务,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流域治理也从以往的分散化管理,逐渐过渡到统筹流域内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长期以来,政府部门一直是流域治理的主要投资者,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建设而导致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压力与浪费并存的现象:一方面,面对严峻的环保形势,流域治理需要巨大的生态建设投资,仅依靠政府财力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在流域治理中缺乏科学的管理规划和有效的成本和效益分析,造成了政府财政资源极大的浪费。在此背景下,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流域治理领域,不仅可以缓解政府建设资金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同时有利于拓展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激发市场活力。自2014年《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以来,各地区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了PPP模式在流域治理中的实践方式,并启动了项目示范工作。流域治理的PPP模式不仅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而且能够发挥公司在资金和管理方面优势,提高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在本文中,调查和分析公司高管的政策满意度,有助为完善和推进PPP模式下的流域治理政策,提高PPP项目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提供实证依据。
目前,我国流域治理PPP实践仅有哈尔滨松花江流域、佛山里水河流域、南宁那考河流域、大理洱海流域等零星成功案例,尚有许多实践项目停留在顶层设计和可行性论证阶段,PPP项目落地存在明显的瓶颈。因此,了解和分析公司高管对当前流域治理PPP政策的M意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也是优化政策的关键。而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尚未有学者涉及。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本轮PPP的推广从2014年底开始尚不足两年,相关的调查数据还比较缺乏;二是,对流域治理PPP项目可能感兴趣的公司在地点上较为分散,在主观满意度的调研过程中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数据的获取非常困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使用电子邮件调研的方式克服了数据获取上的困难;通过对环保公共服务类上市公司高管主观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明晰未来流域治理中PPP政策完善的重点方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此外,基于高管自我评价的满意度分析,对公司的决策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而本文的分析也有助于政府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司高管的满意度。在研究框架上,本文使用218个高管的样本进行分析,建立了有序Probit模型,旨在寻求PPP模式下影响上市公司参与流域治理的驱动和制约因素,有助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流域治理的PPP模式,为完善相应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二、理论基础和模型假设
(一)理论基础
PPP模式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收费公路建设计划,但现代意义的PPP概念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公共服务以解决英美等国家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我国的PPP项目最早以BOT(建设一运营一转让)的形式出现于1984年深圳的变电厂建设项目,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加大开放了民间资本参与建设国内基础设施的限制,并在此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现实情况与政策预期差距巨大,我国PPP项目在数量上发展缓慢,甚至在2009年到2013年间几乎陷入停滞。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之后,国务院下属办公厅、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PPP的一步步升级。到2015年下半年,中央开始完善PPP的顶层设计并在地方掀起了一股PPP项目的签约热潮。发改委公布的首批推介项目达到了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目前,我国PPP项目进入攻坚落地阶段,克服PPP落地的瓶颈、提高PPP的项目质量成为当前阶段的关键。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思考如何有效提高公司参与PPP模式的满意度,从而有助于加快好的项目落实,解决公共领域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低下问题。
在流域治理的PPP模式分析方面,学术界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主要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集中讨论了政策的有效性、应用方式、模式创新等方面,在实证分析方面尚属空白。常亮和杨春薇、胡胜探讨了流域治理的PPP政策中,对“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要求,并认为通过创新性的机制设计,PPP政策将有助于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姜谋余和唐克旺、靳乐山和孔德帅、胡璇探讨了PPP模式应用于流域治理的方式,并分别选取了江西省抚河流域、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山西省汾河流域进行了案例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制度设计方案和政策改进建议。刘博和孙付华对PPP模式下流域治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协调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利益冲突的合作机制。总的来看,现有研究认为PPP模式是我国流域治理未来发展的方向,其核心在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公司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思考如何有效提高公司参与流域管理的满意度,从而实现“引资”和“引智”的结合,改善目前流域治理中资金不足和使用低效的问题。
(二)模型假设
按照满意度的概念,满意度往往是针对心理预期而言的,因此在分析公司高管对流域治理PPP政策的主观满意度中,个人期望与实际的政策条件是影响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包括高管的个人特征与政策本身的特征。同时,在本文的研究中,由于参与PPP模式的流域治理的公司具有较高的技术条件和Y金规模门槛,因此本文加入了营业收入、所处区域等公司特征变量。最终,本文建立的满意度分析模型包含有个人特征、公司特征与政策特征三个方面。个人特征和公司特征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体现政策满意度的异质性,政策特征的分析结果有助于未来相关政策完善的依据。本文建立的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式中,S*代表高管个人满意度。I、C、P分别代表个人特征、公司特征与政策特征三类变量:个人特征包括公司高管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年薪;公司特征包括营业收入、企业性质、是否为主板上市、所处区域;政策特征包括主管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招投标过程的规范程度、法律环境成熟度、承诺与责任分担合理度、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项目运营机制的完善度、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程度。μ是分布函数为F的误差项。由于真实的满意度S*是无法观测到的,因此使用另外一个可观测的打分变量S来代替S*。S是反映高管满意度的有序数字,使用1到5度量,分别代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从1到5满意程度依次增加。那么S和S*之间的关系为:
通过一组新的参数a,S*被划分为5个区间,那么将可用S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有序回归Probit模型。模型的似然函数如式(3)所示,通过进一步最大化式(3)的似然函数值,得到模型系数α、β、γ和参数的估计结果。
三、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为确定PPP模式下,影响公司高管政策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本文首先就相关问题与北京、河北、陕西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进行了深度访谈,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问卷设计,与本研究相关的部分主要包括:PPP模式的和流域治理PPP项目的介绍、对流域治理PPP政策的认知,对PPP政策的整体满意度,个人基本信息四部分。
问卷设计完成后,针对A股上市公司中涉及到环保以及公共服务业务的企业进行了电子邮件调研,样本涵盖了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93家公司。自2016年5月起,作者在部分上市公司监管部门的协助下,选择每家上市公司中的2至4位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电子邮件调研的方式发送调研问卷317份。调研的执行流程为:通过WIND咨询数据库,建立了高级管理人员调研邮件地址名录;在正式问卷调研前发送了调研意向说明,3天之后发送了正式的调研邀请;一周后对未接受调研邀请的邮件名单,进行第一轮的邮件提醒,以此循环共进行了三轮邮件提醒。第一轮邮件提醒前回收问卷77份,截止2016年8月底确认回收有效问卷218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68.8%。
(二)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218份有效调研问卷涵盖了93家上市公司中的75家,分布于北京、上海、河北、江苏、陕西等地,主营业务包括水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修复、固体废弃物处理、环保设备供应等多个细分行业。根据调查回收的218份问卷,对调查样本的政策满意度、个体基本特征,政策特征进行统计,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收集了调研人所在公司的基本特征情况,汇总后的结果如表1所示。
被解释变量政策满意度是量表形式的序数数据,符合有序Probit模型的前提假设,平均得分为2.98,属于一般满意。解释变量方面,从个人特征来看,被调研人为男性的有169份,占77.5%,为女性的有49份,占22.5%;年龄最小的为28岁,年龄最大的为63岁,平均年龄47.2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本科水平;年薪平均水平为109.81万元。从样本来源的公司特征来看,绝大多数来自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自于民企的比例也达到了一半以上,来自于主板上市的比例约占1/3,在2015年的营业收入平均达到了10.85亿元。从政策特征来看,调研样本普遍了解流域治理的PPP政策,对未来政策的发展抱有乐观的态度,并认为招投标过程的规范程度、法律环境成熟度、承诺与责任分担方面存在一定的空间,而在PPP项目的运营机制完善程度、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方面得分较低。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结果
使用软件Statal4.0对样本进行分析,得到公司高管对流域治理PPP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表2所示)。模型1是对所有解释变量的总体估计结果,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剔除掉不显著的变量之后得到的优化模型。模型1、模型2的伪回归系数(Psuedo R2)、对数似然值(LogLikelihood)的卡方检验(Chisquare)均达到了建议值的要求。因此可以认为,两个模型均通过了整体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对系数估计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和“年龄”两个变量显著为负,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表明高管中女性相对于男性会降低个人满意度,满意度在性别方面存在异质性;此外高管的年龄对满意度也有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高管对参与PPP的看法越谨慎;最后,未发现高管的受教育年限和年薪对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
2.公司特征而,营业收入、企业性质、企业处于西部地区对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流域治理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门槛较高,而营业收入反映了公司在这方面具有的实力,相应地会对政策满意度有促进作用;此外,国企的股权结构也能够增加高管的满意度,这与我们的访谈中一些高管的想法一致“政府更倾向于把项目批给国企,在审批等方面更容易些”;相对于东部沿海,位于西部地区会降低公司高管满意度,体现了PPP政策在区域方面的差异。此外,是否为主板上市公司、公司位于中部地区对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3.政策特征方面,由于七个变量具有相同的量纲,因而可以方便地直接对比系数的大小。从结果来看,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法律环境的成熟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其它5个指标均存在显著影响。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不显著是因为调研样本普遍熟悉相关政策(均值为4.09),但同样熟悉政策的不同个体在满意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法律环境的成熟度不显著是由于不同的个体对目前法律环境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方差1.48),说明PPP政策仍处于成熟完善的过程中。从模型2的结果来看,对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的变量,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是,企业高管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招投标过程的规范度、承诺与责任分担的合理度;负向作用的变量是对政策发展的信心。这一结果符合我国PPP模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2013年-2015年的签约热潮后,现有政策开始侧重提高项目的操作效率和质量。也因此,高管对PPP未来的发展越乐观,越希望尽快出台相应的改进措施,因而会容易对现状产生不满;信任度对满意度的影响最大,是由于流域PPP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从开始建设到获利这期间要面临政策变动的风险,政府是否具有契约精神就成为公司投资成败的关键;招投标过程的规范度是公司平等地分享政策红利的保障,承诺与责任分担是公司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因此会对满意度产生正向的影响。
(二)对结果的讨论
总体来看,为推进PPP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政策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根据有序Probit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个人特征对满意度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能够反映现有政策在人群中存在的异质性,但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并没有很强的参考作用,在本文中是作为控制变量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公司特征方面,营业收入越高、属于国资企业,对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侧面反映了不同资金规模和不同资本性质的公司的高管对PPP的看法存在差异。此外,相对于东部沿海,西部地方政府可能会由于地方财政压力较小,开展PPP工作的积极性不足。现实情况中,流域治理的PPP项目对资金规模、技术条件的要求很高,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确与国企存在起跑线差距。因而具体到政策制定上就需要理顺参与机制,帮助有潜力的民营企业,并消除针对民企参与到流域项目的隐性壁垒,提高民营企业的参与热情。
第二,要提高政府的信用水平,建立合理的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坚守契约精神。从访谈和建模的结果来看,社会资本对PPP项目持谨慎态度,在面临投资大、回收期长的流域治理项目时,往往表现为对政策稳定性的担心。那么在未来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提高流域治理项目的吸引力,关键是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用契s明确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以确保双方能够以对等的地位进行公平交易。此外,培育PPP模式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如中介、仲裁、支付体系,对政府与企业互信对等地位的建立也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