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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更为重要的是, 就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并不意味着损害赔偿关系的调整应当以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是否体现了等价有偿为原则, 换言之, 并不意味着赔偿额占实际损失额的比例应当与受害人在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中所支付的代价占其所获得的利益的比例相一致, 而是意味着应当赔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的金额相符即实际赔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是民法通则总则所确立的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关系中适用的结果, 是等价有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民法调整的医患关系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对医疗服务关系(即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现公共福利政策的公法的制约, 因而医疗服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可能并非完全贯彻等价有偿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以医疗服务关系(尽管是一定范围内的)的不完全等价有偿性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中的适用。
③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 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其权利救济机能的扩张(往往是通过民事特别法或判例的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传统的私法关系领域(商品经济关系,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作用于带有一定公法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 公共福利的提供和利用关系, 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人权保障范围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法是如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更应当如此。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不论侵权发生在什么领域, 都应当贯彻反映等价有偿要求的实际赔偿原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在特定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另当别论)。
(5) 在支持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反对适用民法通则的议论中，有种似乎与上述可能存在的对等价有偿原则的误解有关联的意见认为，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应当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 医疗事故被害人所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应当与其承担的付款义务相一致, 付款义务的大小决定了受偿权的大小; 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义务应当与其收取医疗费的权利相一致, 收费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赔偿义务的大小。否则, 就是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笔者之见, 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① 且不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种表述本身是否妥当, 这种见解不是把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 通常大概有几种的含义, 比如,人们在享有和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其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只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 ),而是理解为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即任何人享受的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和他所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相对等。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规定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法都是以这种见解为依据的,那么其中许多的法一定是非常不合理的法。至少在大多数场合, 这种见解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
② 即使在医患关系这一特定的法领域, 这种见解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的逻辑, 就应当彻底取消我国公共医疗服务行业所存在的非常有限的福利性或公益性, 应当彻底实行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服务政策。
③ 如果这一见解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法领域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话, 那么, 如前所述,合理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是医疗费自付率和损害赔偿率成正比,或者是福利程度与损害赔偿程度成反比。这么说来, 权利义务一致论绝非是支持适用条例赔偿规定的论据, 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反对适用条例的论据。
3.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或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判断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即使能够成立,也不应当以此为由限制医疗侵权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获得全部赔偿的权利。
(1)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一般性的一刀切式的事实认定,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各个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因各自的实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异。同一医疗机构,对于不同数额的赔偿,其偿付能力可能不同;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同等数额的赔偿,其各自的偿付能力也可能不同。说得再通俗一点, 对于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医院而言,即使是一件高达百万元的赔偿,也许算不了什么; 而对于穷乡僻壤的一间连工资也发不出的合作医疗站而言,即使是一件不足千元的赔偿,也许足以使它关门倒闭。
(2) 即使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一判断在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案件中也许能够成立,但由于这一判断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别事实,该事实不具有一般性或典型性或唯一性,因此该事实与所谓的医疗福利性一样,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所以, 该事实不应当被条例起草者在设计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时作为立法事实加以考虑。如果条例起草者希望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的话, 那么就应当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就此事实因素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条例的限制性赔偿标准在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减少或回避因立法上的一刀切而可能引起的明显的不公正。
(3) 即使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相当多数的医疗机构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异和相当多数的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在量上的差异小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条例起草者在设计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可以省去这些差异而把该事实作为立法事实加以一刀切式的考虑, 在立法政策上, 这种考虑也是极不妥当的。
① 医疗事故的被害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换言之,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是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上有何权利义务的问题。条例起草者在解决医疗事故当事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义务这一问题时,当然要对各种各样的损害作出政策上的评价, 确定什么样的损害应当赔偿, 什么样的损害不应当赔偿, 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和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计算标准, 即确定统一的赔偿请求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即确定求偿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的时候,到底应当考虑什么,不应当考虑什么,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准对某项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赔偿项目,对某一程度以上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进行评价。依笔者之见,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当被作为评价标准或考虑因素之一。条例起草者原本应当区分应当赔偿多少和有能力赔偿多少这两个问题,不应当用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这一因素来限制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和数额。 条例起草者的错误在于,她把应当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用可能性否定或限制应当性。按照条例起草者的逻辑, 我国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侵害人的偿付能力;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赔偿问题的民事特别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都没有考虑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国家赔偿法则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公共利益的法律上的代表者的偿付能力(更严重的错误也许在于,国赔法要国家从国库中拿钱即拿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来赔偿受害的私人);至于破产法则是错过了头的,因为它甚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门倒闭,让工人们失业。
② 笔者不知道条例第1条所规定的“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与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有无关系,也不知道条例起草者在设计赔偿制度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立法宗旨。不过人们从答记者问的有关论述中也许可以发现,答记者问似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似乎把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理解为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大概在答记者问看来,较之其他侵权领域的赔偿义务人,在同等情况下医疗事故机构应当少赔, 少赔是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条例之所以要赋予医疗机构这样的权益, 理由之一是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如果笔者的这些推测属实, 如果条例起草者也是如此认为的话, 那么,不仅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 而且条例所规定的“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作为立法政策都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立法宗旨的意图之一是要赋予医疗机构这一特定群体少赔的特权.从而明显地违反了平等原则.
(4) 卫生部之所以把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作为限制赔偿的理由之一,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部汇报表明, 她显然是想通过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就医利益。大概在卫生部看来(支持限制赔偿政策的许多议论也一样), 如果不限制赔偿而实行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医疗机构就可能会因赔偿负担过重发生运营上的困难甚至倒闭, 原本能够向广大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 医疗机构也可能将其因支付赔偿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患者的头上, 加重广大患者的就医负担。
不过在笔者看来, 尽管这种顾虑本身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采用限制赔偿的方式来回避实际赔偿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大概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① 限制赔偿并不是不要赔偿, 现行条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对于许多势单力薄的医疗机构而言, 仍然是难以对应的。一旦发生损害额较高的医疗事故, 这些医疗机构就完全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 更不用说继续为广大患者继续提供原有质量的医疗服务。② 医疗事故机构大概也不会因为少赔几个钱就放弃转嫁损失的念头(如果它想转嫁的话)。所以, 现行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并不能回避在实际赔偿的场合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广大患者就医利益的后果。按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有限论的逻辑, 要避免赔偿对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和对广大患者利益的负面影响, 彻底的办法是完全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4．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 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还比较低, 也许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以此为由, 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适用, 说条例限制赔偿是合理的,人们也许就难以理解了。
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判断,当然是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而言的。它不是关于我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判断,并不涉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那么,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基本上均衡的呢? 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呢? 毫无疑问,至少就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 答案应当是后者。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之所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目的显然是想让患者们明白以下的道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那样,老百姓一般能够付得起相当高额的医疗费,其生命健康利益或生存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期待价值,其生存费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医疗机构能够赚取高额的医疗收入因而实力雄厚,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有能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 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像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被害者那样,有可能或有“资格”获得相当高额的赔偿金。既然如此, 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就不得不对患者群体的对医疗事故赔偿的不切实际的过大期待加以合理的限制。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赔偿标准或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在经济上的价值之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加以讨论。笔者在此只针对上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谈点意见。只要人们承认,在我国相当范围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已经相当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和仍然极度贫穷的部分农村,不仅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挣钱能力、生活费用、包括享受医疗服务在内的消费能力或负担能力等)、可期待平均寿命和生命健康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而且两地医疗机构的经济实力也大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距,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答记者问或条例起草者所主张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对于证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而言,是不合格的,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一事实认定仅仅是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所适用的对象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不同地区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用来作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老百姓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问题的依据。
5． 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议论至此,有必要概观一下上述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第50条)的实际关系并对有关限制性规定作一简短的评论。在此先确认一点，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似乎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如前所述,条例未将患者本人因医疗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作为赔偿项目（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加以列举。由于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所以条例未列举这两个项目意味着条例否定二者是应当赔偿的损失。
依笔者之见, 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将这两项重要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从我国民事赔偿法的现状来看，可谓条例对赔偿范围所作的重大限制。如前所述,民法通则第119条虽未列举这两项损失，但由于该条的列举是不完全列举，所以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如果确认其存在，法院就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释将该其纳入应当赔偿的范围之内（当然，在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解释中关于这两项损害赔偿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考虑修改办法之前，承认这两项赔偿的外国的和台湾的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有关情况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已明确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卫生部当然应当知道这些情况。据此笔者推测，卫生部在修改办法起草条例时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将二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遗憾的是,卫生部汇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重要问题,答记者问对此也没有直接发表任何意见)。
条例排除对这两项损失的赔偿是完全说不通的。条例既然将非残疾患者的误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就应当将残疾患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更应当将死亡患者丧失的收入利益纳入赔偿范围。承认前者而否定后二者是根本不尽情理的。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① 关于误工费赔偿数额的限制(患者有固定收入的,•••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残疾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大概也与“医疗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考虑有关,也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考虑有关。另外,关于陪护费、丧葬费、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的人数限制大概也是如此。“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计算”之类的规定, 显然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因素,与四项事实根据似乎都没有关系。
②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实际赔偿原则。其中关于误工费数额的限制，根本否定了误工损失通常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被害人，误工损失大小不一，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既然是要解决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误工损失的赔偿问题就只能由裁判机关根据损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预先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是低标准的限制。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加低标准主义。人们难以感受到这里体现了充分救济的民事赔偿法的精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生部在起草该规定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医疗侵权致人伤残尤其是致人死亡所可能引起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笔者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包括笔者的医疗侵权案件)中深切感到,这种精神损害有时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如下场合: 患者或患者的亲属满怀着期待和信赖将自己或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健康或生命的命运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由于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不是由于医务人员单纯技术上的差错,而是由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明显的严重失职,甚至是放任不管见死不救，导致原本完全能够救治的疾病未能得到救治, 原本不应当发生的严重残疾发生了,原本可能得到或应当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条例所规定的如此低标准的抚慰金难道能够抚慰那些受到巨大精神痛苦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吗?
（3）如前所述，答记者问认为，条例是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的；卫生部汇报表示，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笔者的疑问是，在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看来，民法通则的有关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条例对赔偿所作的种种限制难道真的可以说是符合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吗？
6． 为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制定法上与其限制医疗事故赔偿，还不如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同其他侵权的被害者一样有权按照实际赔偿原则获得完全的赔偿。实际赔偿制度的适用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当通过限制赔偿,而应当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或制度来减轻或回避。
(1) 如前所述, 限制赔偿不是条例的目的, 而是实现条例的宗旨即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的手段。对于这一宗旨本身, 即使是要求损害赔偿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大概也不会不赞成。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我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从比较政策论的观点看, 限制赔偿这一现行条例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比较值得(即具有较好的效果成本比); 是否存在其他较为优越的手段可以用来取代限制赔偿。以下是笔者的基本看法。
① 首先必须承认,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关系。其一是医疗机构的财务状况因医疗事故赔偿金的支付而恶化,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因此而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二是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诊疗水平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得到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而得到促进。在考察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时,不应当像答记者问和条例起草者那样,只见前者,无视后者。
② 减轻或回避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手段或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其中包括最近在我国医疗赔偿议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张限制赔偿的答记者问也非常关注这一制度)。因此, 限制赔偿只不过是手段之一, 并非唯一的手段。既然存在若干种选择方案, 政策制定者就应当利用效用成本分析, 对各种手段作出适当的评价, 选择效用较大成本较小的手段或手段的组合。
③ 比较而言, 限制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效用成本比是较差的(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在效用方面, 限制赔偿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差的。限制赔偿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对超出限定范围和标准的损失不予赔偿,对未超出限定范围和限定标准的损失仍应赔偿。所以,限定赔偿制度只能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医疗机构只有在损失超出保险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所以, 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只要损失未超出保险范围,医疗机构就无须赔偿,医疗事业因此就不会受到因赔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事情总是存在两个方面。由于限制赔偿仍属事后责任制,只要不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存在花钱赔偿的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则属于事先花钱(支付保险费)回避或减少赔偿风险的制度,保险金的支付与是否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无关。支付保险金必然加重医疗机构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会给医疗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严重)。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谈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负面作用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国最近才兴起的医疗责任保险, 至少在保险费率上还是相当低的(当然, 笔者不排除在对医疗事故赔偿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保险费率有可能上涨)[60]。第二,在成本方面, 限制赔偿的成本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最大的成本在于,它是以限制患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为代价的。随着个人化的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的逐步确立,这个代价的性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患者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有助于对患者权利的充分救济(在未加入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发生了损害额高于其偿付能力的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患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2)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① 卫生部汇报表明, 卫生部在选择限制赔偿政策时, 与其在起草办法时[61]不同,没有将我国尚未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这一情况作为理由。据此笔者推测, 也许在卫生部看来, 即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机构大都加入了医疗责任保险, 只要我国的医疗事业仍然具有公共福利性的事业, 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 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仍然有限, 就仍然应当坚持实施限制赔偿这一特殊政策。② 答记者问虽然特别强调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医患之间在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兼顾患者的权益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并未主张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取代现行的限制赔偿制度。
在笔者看来, 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 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 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 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 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无论是答记者问还是卫生部汇报, 对医疗事故被害人追求金钱赔偿的欲望, 似乎都很忧虑。她们似乎担心, 如果不事先明确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限制并明确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患者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就会设法尽量利用实际赔偿原则漫天要价,在最高法院采用并用原则的办法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天价判决就会重现。面对这种忧虑, 笔者的疑问是, 在卫生部和最高法院看来, 我国医疗事故赔偿的水准, 我国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实际价值, 到底是合情合理的, 还是低得不尽情理的? 所谓的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 难道真的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 并有四处蔓延之势, 以至于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这样的限制, 有必要在案件审理上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
2． 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关于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 长期以来,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 那就是国穷则人命贱。在这种观点看来, 中国既然是个人口众多的穷国, 既然与那些人口不多的富国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天壤之别, 那么, 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 他们可期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价值就应当远远低于富国老百姓所能期待的价值。如果有人不顾“贫穷”这个国情, 想要提高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 那就是想入非非的漫天要价, 就是无理要求, 或者就是想借医疗事故来敲竹杠发横财。在笔者看来, 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 但对于我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和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法律保障而言却是非常有害的。作为赔偿政策的制定机关和适用机关, 应当警惕和肃清这种观点的影响, 应当从人权保障的观点出发, 反省现行的赔偿政策和裁判方针所存在的问题, 探讨新的比较好的解决赔偿问题的方策。
3． 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在支持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的议论中, 有个听起来似乎非常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说明, 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意思是说, 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所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62]。笔者的疑问是, ① 按照羊毛论的逻辑, 既然医疗侵权赔偿的最终拔毛者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广大患者, 那么, 医疗侵权赔偿制度在事实上岂不成了制裁广大患者的制度, 成了对医疗事故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事制裁意义的制度?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取消而不是限制医疗侵权赔偿不是更具有合理性吗?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广大无辜的患者去当医疗事故机构的替罪羊, 为了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损失而拔毛呢?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那样的加重型或严格型的民事责任法, 由于会导致广大消费者被拔去更多的毛, 岂不都成了更不尽情理的法律? ② 羊毛论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呢? 它能够确切反映医疗损害赔偿金负担的实际状况吗? 它将医疗事故被害患者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 这在事实上难道能够说得通吗? 羊毛论应当成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医疗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选择的依据吗? ③ 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会被羊毛论说服吗? 她们难道会为了其他患者的就医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赔偿标准吗? 广大患者会为了自己的就医利益而支持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遭遇医疗事故时请求完全赔偿的权利吗? 即便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她们会赞同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不怕一旦承认了羊毛论, 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千方百计向广大患者转嫁赔偿负担, 因此必将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吗?
4． 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双赢论也好, 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兼顾论也好, 都表明以公正•公平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价值取向, 反对不顾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 只考虑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支持赔偿限制政策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叫做“分配的公正”。在这种观点看来,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将医疗资源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财富(由国家、社会和医疗机构所投入或创造的,为不特定多数患者所共享的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侵权的特定被害人个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在被害人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社会财富的标准。赔偿范围越宽,赔偿标准越高,意味着流入被害人个人的口袋里的医疗资源就越多,为广大患者所共享的医疗资源就越少。如果将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不公正的分配。条例限制赔偿就是从分配的公正这一观点出发调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其比较公正。
② 更为重要的是， 就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并不意味着损害赔偿关系的调整应当以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是否体现了等价有偿为原则， 换言之， 并不意味着赔偿额占实际损失额的比例应当与受害人在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中所支付的代价占其所获得的利益的比例相一致， 而是意味着应当赔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的金额相符即实际赔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是民法通则总则所确立的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关系中适用的结果， 是等价有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民法调整的医患关系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对医疗服务关系(即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现公共福利政策的公法的制约， 因而医疗服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可能并非完全贯彻等价有偿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以医疗服务关系(尽管是一定范围内的)的不完全等价有偿性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中的适用。
③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 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其权利救济机能的扩张(往往是通过民事特别法或判例的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传统的私法关系领域(商品经济关系，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作用于带有一定公法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 公共福利的提供和利用关系， 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人权保障范围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法是如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更应当如此。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不论侵权发生在什么领域， 都应当贯彻反映等价有偿要求的实际赔偿原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在特定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另当别论)。
(5) 在支持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反对适用民法通则的议论中，有种似乎与上述可能存在的对等价有偿原则的误解有关联的意见认为，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应当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 医疗事故被害人所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应当与其承担的付款义务相一致， 付款义务的大小决定了受偿权的大小; 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义务应当与其收取医疗费的权利相一致， 收费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赔偿义务的大小。否则， 就是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笔者之见， 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① 且不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种表述本身是否妥当， 这种见解不是把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 通常大概有几种的含义， 比如，人们在享有和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其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只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 )，而是理解为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即任何人享受的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和他所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相对等。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规定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法都是以这种见解为依据的，那么其中许多的法一定是非常不合理的法。至少在大多数场合， 这种见解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
② 即使在医患关系这一特定的法领域， 这种见解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的逻辑， 就应当彻底取消我国公共医疗服务行业所存在的非常有限的福利性或公益性， 应当彻底实行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服务政策。
③ 如果这一见解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法领域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话， 那么， 如前所述，合理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是医疗费自付率和损害赔偿率成正比，或者是福利程度与损害赔偿程度成反比。这么说来， 权利义务一致论绝非是支持适用条例赔偿规定的论据， 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反对适用条例的论据。
3.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或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判断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即使能够成立，也不应当以此为由限制医疗侵权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获得全部赔偿的权利。
(1)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一般性的一刀切式的事实认定，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各个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因各自的实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异。同一医疗机构，对于不同数额的赔偿，其偿付能力可能不同;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同等数额的赔偿，其各自的偿付能力也可能不同。说得再通俗一点， 对于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医院而言，即使是一件高达百万元的赔偿，也许算不了什么; 而对于穷乡僻壤的一间连工资也发不出的合作医疗站而言，即使是一件不足千元的赔偿，也许足以使它关门倒闭。
(2) 即使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一判断在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案件中也许能够成立，但由于这一判断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别事实，该事实不具有一般性或典型性或唯一性，因此该事实与所谓的医疗福利性一样，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所以， 该事实不应当被条例起草者在设计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时作为立法事实加以考虑。如果条例起草者希望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的话， 那么就应当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就此事实因素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条例的限制性赔偿标准在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减少或回避因立法上的一刀切而可能引起的明显的不公正。
(3) 即使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相当多数的医疗机构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异和相当多数的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在量上的差异小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条例起草者在设计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可以省去这些差异而把该事实作为立法事实加以一刀切式的考虑， 在立法政策上， 这种考虑也是极不妥当的。
① 医疗事故的被害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换言之，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是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上有何权利义务的问题。条例起草者在解决医疗事故当事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义务这一问题时，当然要对各种各样的损害作出政策上的评价， 确定什么样的损害应当赔偿， 什么样的损害不应当赔偿， 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和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计算标准， 即确定统一的赔偿请求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即确定求偿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的时候，到底应当考虑什么，不应当考虑什么，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准对某项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赔偿项目，对某一程度以上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进行评价。依笔者之见，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当被作为评价标准或考虑因素之一。条例起草者原本应当区分应当赔偿多少和有能力赔偿多少这两个问题，不应当用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这一因素来限制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和数额。 条例起草者的错误在于，她把应当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用可能性否定或限制应当性。按照条例起草者的逻辑， 我国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侵害人的偿付能力;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赔偿问题的民事特别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都没有考虑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国家赔偿法则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公共利益的法律上的代表者的偿付能力(更严重的错误也许在于，国赔法要国家从国库中拿钱即拿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来赔偿受害的私人);至于破产法则是错过了头的，因为它甚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门倒闭，让工人们失业。
② 笔者不知道条例第1条所规定的“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与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有无关系，也不知道条例起草者在设计赔偿制度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立法宗旨。不过人们从答记者问的有关论述中也许可以发现，答记者问似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似乎把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理解为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大概在答记者问看来，较之其他侵权领域的赔偿义务人，在同等情况下医疗事故机构应当少赔， 少赔是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条例之所以要赋予医疗机构这样的权益， 理由之一是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如果笔者的这些推测属实， 如果条例起草者也是如此认为的话， 那么，不仅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 而且条例所规定的“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作为立法政策都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立法宗旨的意图之一是要赋予医疗机构这一特定群体少赔的特权.从而明显地违反了平等原则.
(4) 卫生部之所以把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作为限制赔偿的理由之一，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部汇报表明， 她显然是想通过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就医利益。大概在卫生部看来(支持限制赔偿政策的许多议论也一样)， 如果不限制赔偿而实行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医疗机构就可能会因赔偿负担过重发生运营上的困难甚至倒闭， 原本能够向广大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 医疗机构也可能将其因支付赔偿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患者的头上， 加重广大患者的就医负担。
不过在笔者看来， 尽管这种顾虑本身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采用限制赔偿的方式来回避实际赔偿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大概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① 限制赔偿并不是不要赔偿， 现行条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对于许多势单力薄的医疗机构而言， 仍然是难以对应的。一旦发生损害额较高的医疗事故， 这些医疗机构就完全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 更不用说继续为广大患者继续提供原有质量的医疗服务。② 医疗事故机构大概也不会因为少赔几个钱就放弃转嫁损失的念头(如果它想转嫁的话)。所以， 现行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并不能回避在实际赔偿的场合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广大患者就医利益的后果。按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有限论的逻辑， 要避免赔偿对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和对广大患者利益的负面影响， 彻底的办法是完全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4．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 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还比较低， 也许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以此为由， 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适用， 说条例限制赔偿是合理的，人们也许就难以理解了。
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判断，当然是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而言的。它不是关于我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判断，并不涉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那么，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基本上均衡的呢? 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呢? 毫无疑问，至少就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 答案应当是后者。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之所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目的显然是想让患者们明白以下的道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那样，老百姓一般能够付得起相当高额的医疗费，其生命健康利益或生存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期待价值，其生存费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医疗机构能够赚取高额的医疗收入因而实力雄厚，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有能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 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像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被害者那样，有可能或有“资格”获得相当高额的赔偿金。既然如此， 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就不得不对患者群体的对医疗事故赔偿的不切实际的过大期待加以合理的限制。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赔偿标准或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在经济上的价值之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加以讨论。笔者在此只针对上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谈点意见。只要人们承认，在我国相当范围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已经相当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和仍然极度贫穷的部分农村，不仅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挣钱能力、生活费用、包括享受医疗服务在内的消费能力或负担能力等)、可期待平均寿命和生命健康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而且两地医疗机构的经济实力也大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距，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答记者问或条例起草者所主张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对于证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而言，是不合格的，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一事实认定仅仅是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所适用的对象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不同地区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用来作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老百姓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问题的依据。
5． 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议论至此，有必要概观一下上述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第50条)的实际关系并对有关限制性规定作一简短的评论。在此先确认一点，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似乎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如前所述，条例未将患者本人因医疗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作为赔偿项目（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加以列举。由于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所以条例未列举这两个项目意味着条例否定二者是应当赔偿的损失。
依笔者之见， 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将这两项重要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从我国民事赔偿法的现状来看，可谓条例对赔偿范围所作的重大限制。如前所述，民法通则第119条虽未列举这两项损失，但由于该条的列举是不完全列举，所以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如果确认其存在，法院就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释将该其纳入应当赔偿的范围之内（当然，在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解释中关于这两项损害赔偿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考虑修改办法之前，承认这两项赔偿的外国的和台湾的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有关情况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已明确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卫生部当然应当知道这些情况。据此笔者推测，卫生部在修改办法起草条例时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将二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遗憾的是，卫生部汇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重要问题，答记者问对此也没有直接发表任何意见)。
条例排除对这两项损失的赔偿是完全说不通的。条例既然将非残疾患者的误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就应当将残疾患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更应当将死亡患者丧失的收入利益纳入赔偿范围。承认前者而否定后二者是根本不尽情理的。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① 关于误工费赔偿数额的限制(患者有固定收入的，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残疾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大概也与“医疗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考虑有关，也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考虑有关。另外，关于陪护费、丧葬费、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的人数限制大概也是如此。“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计算”之类的规定， 显然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因素，与四项事实根据似乎都没有关系。
②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实际赔偿原则。其中关于误工费数额的限制，根本否定了误工损失通常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被害人，误工损失大小不一，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既然是要解决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误工损失的赔偿问题就只能由裁判机关根据损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预先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是低标准的限制。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加低标准主义。人们难以感受到这里体现了充分救济的民事赔偿法的精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生部在起草该规定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医疗侵权致人伤残尤其是致人死亡所可能引起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笔者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包括笔者的医疗侵权案件)中深切感到，这种精神损害有时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如下场合: 患者或患者的亲属满怀着期待和信赖将自己或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健康或生命的命运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由于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不是由于医务人员单纯技术上的差错，而是由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明显的严重失职，甚至是放任不管见死不救，导致原本完全能够救治的疾病未能得到救治， 原本不应当发生的严重残疾发生了，原本可能得到或应当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条例所规定的如此低标准的抚慰金难道能够抚慰那些受到巨大精神痛苦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吗?
（3）如前所述，答记者问认为，条例是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的；卫生部汇报表示，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笔者的疑问是，在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看来，民法通则的有关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条例对赔偿所作的种种限制难道真的可以说是符合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吗？
6． 为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制定法上与其限制医疗事故赔偿，还不如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同其他侵权的被害者一样有权按照实际赔偿原则获得完全的赔偿。实际赔偿制度的适用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当通过限制赔偿，而应当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或制度来减轻或回避。
(1) 如前所述， 限制赔偿不是条例的目的， 而是实现条例的宗旨即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的手段。对于这一宗旨本身， 即使是要求损害赔偿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大概也不会不赞成。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我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从比较政策论的观点看， 限制赔偿这一现行条例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比较值得(即具有较好的效果成本比); 是否存在其他较为优越的手段可以用来取代限制赔偿。以下是笔者的基本看法。
① 首先必须承认，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关系。其一是医疗机构的财务状况因医疗事故赔偿金的支付而恶化，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因此而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二是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诊疗水平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得到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而得到促进。在考察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时，不应当像答记者问和条例起草者那样，只见前者，无视后者。
② 减轻或回避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手段或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其中包括最近在我国医疗赔偿议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张限制赔偿的答记者问也非常关注这一制度)。因此， 限制赔偿只不过是手段之一， 并非唯一的手段。既然存在若干种选择方案， 政策制定者就应当利用效用成本分析， 对各种手段作出适当的评价， 选择效用较大成本较小的手段或手段的组合。
③ 比较而言， 限制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效用成本比是较差的(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在效用方面， 限制赔偿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差的。限制赔偿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对超出限定范围和标准的损失不予赔偿，对未超出限定范围和限定标准的损失仍应赔偿。所以，限定赔偿制度只能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医疗机构只有在损失超出保险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所以， 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只要损失未超出保险范围，医疗机构就无须赔偿，医疗事业因此就不会受到因赔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事情总是存在两个方面。由于限制赔偿仍属事后责任制，只要不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存在花钱赔偿的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则属于事先花钱(支付保险费)回避或减少赔偿风险的制度，保险金的支付与是否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无关。支付保险金必然加重医疗机构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会给医疗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严重)。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谈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负面作用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国最近才兴起的医疗责任保险， 至少在保险费率上还是相当低的(当然， 笔者不排除在对医疗事故赔偿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保险费率有可能上涨)[60]。第二，在成本方面， 限制赔偿的成本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最大的成本在于，它是以限制患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为代价的。随着个人化的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的逐步确立，这个代价的性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患者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有助于对患者权利的充分救济(在未加入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发生了损害额高于其偿付能力的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患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2)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① 卫生部汇报表明， 卫生部在选择限制赔偿政策时， 与其在起草办法时[61]不同，没有将我国尚未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这一情况作为理由。据此笔者推测， 也许在卫生部看来， 即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机构大都加入了医疗责任保险， 只要我国的医疗事业仍然具有公共福利性的事业， 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 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仍然有限， 就仍然应当坚持实施限制赔偿这一特殊政策。② 答记者问虽然特别强调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医患之间在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兼顾患者的权益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并未主张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取代现行的限制赔偿制度。
在笔者看来， 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 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 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 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 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无论是答记者问还是卫生部汇报， 对医疗事故被害人追求金钱赔偿的欲望， 似乎都很忧虑。她们似乎担心， 如果不事先明确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限制并明确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患者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就会设法尽量利用实际赔偿原则漫天要价，在最高法院采用并用原则的办法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天价判决就会重现。面对这种忧虑， 笔者的疑问是， 在卫生部和最高法院看来， 我国医疗事故赔偿的水准， 我国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实际价值， 到底是合情合理的， 还是低得不尽情理的? 所谓的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 难道真的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 并有四处蔓延之势， 以至于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这样的限制， 有必要在案件审理上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
2． 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关于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 长期以来，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 那就是国穷则人命贱。在这种观点看来， 中国既然是个人口众多的穷国， 既然与那些人口不多的富国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天壤之别， 那么， 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 他们可期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价值就应当远远低于富国老百姓所能期待的价值。如果有人不顾“贫穷”这个国情， 想要提高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 那就是想入非非的漫天要价， 就是无理要求， 或者就是想借医疗事故来敲竹杠发横财。在笔者看来， 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 但对于我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和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法律保障而言却是非常有害的。作为赔偿政策的制定机关和适用机关， 应当警惕和肃清这种观点的影响， 应当从人权保障的观点出发， 反省现行的赔偿政策和裁判方针所存在的问题， 探讨新的比较好的解决赔偿问题的方策。
3． 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在支持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的议论中， 有个听起来似乎非常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说明， 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意思是说， 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所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62]。笔者的疑问是， ① 按照羊毛论的逻辑， 既然医疗侵权赔偿的最终拔毛者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广大患者， 那么， 医疗侵权赔偿制度在事实上岂不成了制裁广大患者的制度， 成了对医疗事故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事制裁意义的制度?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取消而不是限制医疗侵权赔偿不是更具有合理性吗?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广大无辜的患者去当医疗事故机构的替罪羊， 为了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损失而拔毛呢?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那样的加重型或严格型的民事责任法， 由于会导致广大消费者被拔去更多的毛， 岂不都成了更不尽情理的法律? ② 羊毛论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呢? 它能够确切反映医疗损害赔偿金负担的实际状况吗? 它将医疗事故被害患者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 这在事实上难道能够说得通吗? 羊毛论应当成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医疗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选择的依据吗? ③ 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会被羊毛论说服吗? 她们难道会为了其他患者的就医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赔偿标准吗? 广大患者会为了自己的就医利益而支持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遭遇医疗事故时请求完全赔偿的权利吗? 即便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她们会赞同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不怕一旦承认了羊毛论， 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千方百计向广大患者转嫁赔偿负担， 因此必将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吗?
4． 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双赢论也好， 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兼顾论也好， 都表明以公正公平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价值取向， 反对不顾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 只考虑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支持赔偿限制政策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叫做“分配的公正”。在这种观点看来，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将医疗资源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财富(由国家、社会和医疗机构所投入或创造的，为不特定多数患者所共享的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侵权的特定被害人个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在被害人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社会财富的标准。赔偿范围越宽，赔偿标准越高，意味着流入被害人个人的口袋里的医疗资源就越多，为广大患者所共享的医疗资源就越少。如果将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不公正的分配。条例限制赔偿就是从分配的公正这一观点出发调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其比较公正。
② 更为重要的是, 就损害赔偿关系的法律调整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并不意味着损害赔偿关系的调整应当以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是否体现了等价有偿为原则, 换言之, 并不意味着赔偿额占实际损失额的比例应当与受害人在该项损害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中所支付的代价占其所获得的利益的比例相一致, 而是意味着应当赔偿的数额与实际损失的金额相符即实际赔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笔者认为, 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赔偿责任的规定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是民法通则总则所确立的等价有偿原则在侵权责任关系中适用的结果, 是等价有偿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民法调整的医患关系而言, 等价有偿原则对医疗服务关系(即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前提关系)的作用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体现公共福利政策的公法的制约, 因而医疗服务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可能并非完全贯彻等价有偿原则,但是,我们不能以医疗服务关系(尽管是一定范围内的)的不完全等价有偿性为由,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中的适用。
③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 现代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是其权利救济机能的扩张(往往是通过民事特别法或判例的形式),它不仅作用于传统的私法关系领域(商品经济关系,私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作用于带有一定公法性质的社会关系领域( 公共福利的提供和利用关系, 国家与私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其重要的背景之一是人权保障范围的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法是如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更应当如此。在损害赔偿问题上,不论侵权发生在什么领域, 都应当贯彻反映等价有偿要求的实际赔偿原则(至于是否有必要在特定侵权领域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问题另当别论)。
(5) 在支持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反对适用民法通则的议论中，有种似乎与上述可能存在的对等价有偿原则的误解有关联的意见认为，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应当贯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 医疗事故被害人所享有的获得赔偿的权利应当与其承担的付款义务相一致, 付款义务的大小决定了受偿权的大小; 医疗机构承担的赔偿义务应当与其收取医疗费的权利相一致, 收费权利的大小决定了赔偿义务的大小。否则, 就是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笔者之见, 这种看法也是似是而非的。
① 且不论权利与义务相一致这种表述本身是否妥当, 这种见解不是把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解为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性( 通常大概有几种的含义, 比如,人们在享有和行使其法律上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履行其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只享有法律上的权利,不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反之亦然;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 ),而是理解为人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 即任何人享受的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和他所承担的法律上的义务相对等。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恰当的。如果规定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法都是以这种见解为依据的,那么其中许多的法一定是非常不合理的法。至少在大多数场合, 这种见解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实际。
② 即使在医患关系这一特定的法领域, 这种见解也存在明显的不当之处。因为按照这种见解的逻辑, 就应当彻底取消我国公共医疗服务行业所存在的非常有限的福利性或公益性, 应当彻底实行有病无钱莫进来的医疗服务政策。
③ 如果这一见解在医疗事故赔偿关系的法领域真的可以被认为是妥当的话, 那么, 如前所述,合理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是医疗费自付率和损害赔偿率成正比,或者是福利程度与损害赔偿程度成反比。这么说来, 权利义务一致论绝非是支持适用条例赔偿规定的论据, 恰恰相反,它实际上是反对适用条例的论据。
3.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或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判断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即使能够成立,也不应当以此为由限制医疗侵权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获得全部赔偿的权利。
(1) 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种一般性的一刀切式的事实认定,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根本不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各个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因各自的实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异。同一医疗机构,对于不同数额的赔偿,其偿付能力可能不同;不同的医疗机构,对于同等数额的赔偿,其各自的偿付能力也可能不同。说得再通俗一点, 对于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医院而言,即使是一件高达百万元的赔偿,也许算不了什么; 而对于穷乡僻壤的一间连工资也发不出的合作医疗站而言,即使是一件不足千元的赔偿,也许足以使它关门倒闭。
(2) 即使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这一判断在现实中的特定的某个案件中也许能够成立,但由于这一判断的对象只不过是个别事实,该事实不具有一般性或典型性或唯一性,因此该事实与所谓的医疗福利性一样,不具有立法事实的性格。所以, 该事实不应当被条例起草者在设计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时作为立法事实加以考虑。如果条例起草者希望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的话, 那么就应当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就此事实因素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条例的限制性赔偿标准在具体适用中才可能减少或回避因立法上的一刀切而可能引起的明显的不公正。
(3) 即使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且相当多数的医疗机构在偿付能力上的差异和相当多数的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在量上的差异小到如此的程度,以致于条例起草者在设计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可以省去这些差异而把该事实作为立法事实加以一刀切式的考虑, 在立法政策上, 这种考虑也是极不妥当的。
① 医疗事故的被害人应当按照什么标准获得赔偿的问题，换言之,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 是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当事人在法律上有何权利义务的问题。条例起草者在解决医疗事故当事人在损害赔偿方面的权利义务这一问题时,当然要对各种各样的损害作出政策上的评价, 确定什么样的损害应当赔偿, 什么样的损害不应当赔偿, 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应当赔偿的范围和确定应当赔偿的数额计算标准, 即确定统一的赔偿请求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即确定求偿权和赔偿义务的内容的时候,到底应当考虑什么,不应当考虑什么,到底应当以什么为基准对某项损失是否应当作为赔偿项目,对某一程度以上的损失是否应当赔偿进行评价。依笔者之见,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不应当被作为评价标准或考虑因素之一。条例起草者原本应当区分应当赔偿多少和有能力赔偿多少这两个问题,不应当用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这一因素来限制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和数额。 条例起草者的错误在于,她把应当性与可能性混为一谈,用可能性否定或限制应当性。按照条例起草者的逻辑, 我国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到侵害人的偿付能力;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涉及赔偿问题的民事特别法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也都没有考虑赔偿义务人的偿付能力;国家赔偿法则更是错误的,因为她没有考虑到国家这一公共利益的法律上的代表者的偿付能力(更严重的错误也许在于,国赔法要国家从国库中拿钱即拿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来赔偿受害的私人);至于破产法则是错过了头的,因为它甚至让资不抵债的企业关门倒闭,让工人们失业。
② 笔者不知道条例第1条所规定的“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与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有无关系,也不知道条例起草者在设计赔偿制度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立法宗旨。不过人们从答记者问的有关论述中也许可以发现,答记者问似乎把二者联系在一起,似乎把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理解为保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大概在答记者问看来,较之其他侵权领域的赔偿义务人,在同等情况下医疗事故机构应当少赔, 少赔是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条例之所以要赋予医疗机构这样的权益, 理由之一是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如果笔者的这些推测属实, 如果条例起草者也是如此认为的话, 那么,不仅条例限制赔偿的规定, 而且条例所规定的“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作为立法政策都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这一立法宗旨的意图之一是要赋予医疗机构这一特定群体少赔的特权.从而明显地违反了平等原则.
(4) 卫生部之所以把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有限）作为限制赔偿的理由之一,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卫生部汇报表明, 她显然是想通过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就医利益。大概在卫生部看来(支持限制赔偿政策的许多议论也一样), 如果不限制赔偿而实行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医疗机构就可能会因赔偿负担过重发生运营上的困难甚至倒闭, 原本能够向广大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 医疗机构也可能将其因支付赔偿金而受到的经济损失, 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广大患者的头上, 加重广大患者的就医负担。
不过在笔者看来, 尽管这种顾虑本身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采用限制赔偿的方式来回避实际赔偿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实际上大概是行不通的。理由如下。① 限制赔偿并不是不要赔偿, 现行条例所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对于许多势单力薄的医疗机构而言, 仍然是难以对应的。一旦发生损害额较高的医疗事故, 这些医疗机构就完全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危机, 更不用说继续为广大患者继续提供原有质量的医疗服务。② 医疗事故机构大概也不会因为少赔几个钱就放弃转嫁损失的念头(如果它想转嫁的话)。所以, 现行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并不能回避在实际赔偿的场合所可能引起的影响广大患者就医利益的后果。按照医疗机构偿付能力有限论的逻辑, 要避免赔偿对医疗机构运营能力和对广大患者利益的负面影响, 彻底的办法是完全免除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
4．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因素也不能成为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理由
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或者说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富裕, 人民生活水平在总体上还比较低, 也许谁也不会有异议。但是如果以此为由, 否定实际赔偿原则对医疗事故赔偿的适用, 说条例限制赔偿是合理的,人们也许就难以理解了。
所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判断,当然是就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而言的。它不是关于我国国内某一地区的经济状况的判断,并不涉及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那么, 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是怎样的呢? 是基本上均衡的呢? 还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呢? 毫无疑问,至少就相当一部分地区而言, 答案应当是后者。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之所以强调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目的显然是想让患者们明白以下的道理。我国的经济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就像发达国家那样,老百姓一般能够付得起相当高额的医疗费,其生命健康利益或生存利益具有相当高的可期待价值,其生存费用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医疗机构能够赚取高额的医疗收入因而实力雄厚,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有能力承担高额的赔偿费; 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可以像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被害者那样,有可能或有“资格”获得相当高额的赔偿金。既然如此, 在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的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医疗事故赔偿问题上,就不得不对患者群体的对医疗事故赔偿的不切实际的过大期待加以合理的限制。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赔偿标准或人的生命健康利益在经济上的价值之间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本文姑且不加以讨论。笔者在此只针对上述以经济发展水平为理由的赔偿限制论谈点意见。只要人们承认,在我国相当范围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已经相当富裕的沿海大城市和仍然极度贫穷的部分农村,不仅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挣钱能力、生活费用、包括享受医疗服务在内的消费能力或负担能力等)、可期待平均寿命和生命健康利益的经济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而且两地医疗机构的经济实力也大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距,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答记者问或条例起草者所主张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对于证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而言,是不合格的,没有关联性的。因为这一事实认定仅仅是关于整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而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所适用的对象是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内不同地区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基于国际比较的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一事实认定,显然不能用来作为解决我国这样一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悬殊、老百姓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的医疗事故赔偿标准问题的依据。
5． 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限制赔偿规定的实际关系•有关限制性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59]
议论至此,有必要概观一下上述四项事实根据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第50条)的实际关系并对有关限制性规定作一简短的评论。在此先确认一点，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似乎与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1) 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规定。
如前所述,条例未将患者本人因医疗事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和死亡而导致的收入损失作为赔偿项目（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加以列举。由于条例关于赔偿项目的列举是完全列举,所以条例未列举这两个项目意味着条例否定二者是应当赔偿的损失。
依笔者之见, 四项事实根据中的“医疗行业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大概成了否定该项损失赔偿的事实根据。
将这两项重要损失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从我国民事赔偿法的现状来看，可谓条例对赔偿范围所作的重大限制。如前所述,民法通则第119条虽未列举这两项损失，但由于该条的列举是不完全列举，所以在特定案件的审理中如果确认其存在，法院就可以通过对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解释将该其纳入应当赔偿的范围之内（当然，在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后，法院可以直接适用该解释中关于这两项损害赔偿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卫生部考虑修改办法之前，承认这两项赔偿的外国的和台湾的医疗侵权赔偿制度的有关情况已为我国法学界所熟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也已明确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因此,卫生部当然应当知道这些情况。据此笔者推测，卫生部在修改办法起草条例时不是疏忽而是特意将二者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遗憾的是,卫生部汇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重要问题,答记者问对此也没有直接发表任何意见)。
条例排除对这两项损失的赔偿是完全说不通的。条例既然将非残疾患者的误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就应当将残疾患者因丧失劳动能力而导致的收入损失纳入赔偿范围，更应当将死亡患者丧失的收入利益纳入赔偿范围。承认前者而否定后二者是根本不尽情理的。
(2)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
① 关于误工费赔偿数额的限制(患者有固定收入的,•••对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残疾生活补助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计算,自残疾之月起最长赔偿3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支付标准(按照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计算•••)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疾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的规定,大概也与“医疗的福利性”和“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这两条考虑有关,也可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这一考虑有关。另外,关于陪护费、丧葬费、住宿费、交通费等项费用的人数限制大概也是如此。“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计算”之类的规定, 显然是考虑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因素,与四项事实根据似乎都没有关系。
② 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明显违反了实际赔偿原则。其中关于误工费数额的限制，根本否定了误工损失通常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因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被害人，误工损失大小不一，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一事实。既然是要解决损失的赔偿问题，那么误工损失的赔偿问题就只能由裁判机关根据损失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预先在立法上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是完全不合理的，更不用说是低标准的限制。条例关于赔偿标准的规定的基本特征是平均主义加低标准主义。人们难以感受到这里体现了充分救济的民事赔偿法的精神。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限制性规定，笔者在此只想提一个问题，那就是卫生部在起草该规定时到底有没有认真考虑过医疗侵权致人伤残尤其是致人死亡所可能引起的精神损害的严重性。笔者从自己所了解的有关情况(包括笔者的医疗侵权案件)中深切感到,这种精神损害有时是非常深重的(尤其是在如下场合: 患者或患者的亲属满怀着期待和信赖将自己或自己最亲爱的人的健康或生命的命运托付给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不是由于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不是由于医务人员单纯技术上的差错,而是由于医务人员对患者诊疗的明显的严重失职,甚至是放任不管见死不救，导致原本完全能够救治的疾病未能得到救治, 原本不应当发生的严重残疾发生了,原本可能得到或应当得到挽救的生命丧失了)。条例所规定的如此低标准的抚慰金难道能够抚慰那些受到巨大精神痛苦的被害人或其亲属吗?
（3）如前所述，答记者问认为，条例是不可能违反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的；卫生部汇报表示，条例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建立医疗事故赔偿制度，笔者的疑问是，在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看来，民法通则的有关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条例对赔偿所作的种种限制难道真的可以说是符合民法通则的基本精神或基本原则的吗？
6． 为了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制定法上与其限制医疗事故赔偿，还不如让医疗事故的受害者同其他侵权的被害者一样有权按照实际赔偿原则获得完全的赔偿。实际赔偿制度的适用对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当通过限制赔偿,而应当通过其他的政策手段或制度来减轻或回避。
(1) 如前所述, 限制赔偿不是条例的目的, 而是实现条例的宗旨即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进步的手段。对于这一宗旨本身, 即使是要求损害赔偿的医疗事故的被害者大概也不会不赞成。问题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 我们应当关心这样的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从比较政策论的观点看, 限制赔偿这一现行条例采用的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是否具有优越性,是否比较值得(即具有较好的效果成本比); 是否存在其他较为优越的手段可以用来取代限制赔偿。以下是笔者的基本看法。
① 首先必须承认,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关系。其一是医疗机构的财务状况因医疗事故赔偿金的支付而恶化,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因此而下降。如果这种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其二是医疗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质量,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感和诊疗水平因医疗事故赔偿而得到提高,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而得到促进。在考察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事业的发展的关系时,不应当像答记者问和条例起草者那样,只见前者,无视后者。
② 减轻或回避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手段或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其中包括最近在我国医疗赔偿议论中成为热门话题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主张限制赔偿的答记者问也非常关注这一制度)。因此, 限制赔偿只不过是手段之一, 并非唯一的手段。既然存在若干种选择方案, 政策制定者就应当利用效用成本分析, 对各种手段作出适当的评价, 选择效用较大成本较小的手段或手段的组合。
③ 比较而言, 限制赔偿是得不偿失的, 效用成本比是较差的(相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第一,在效用方面, 限制赔偿的效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差的。限制赔偿的特点是医疗机构对超出限定范围和标准的损失不予赔偿,对未超出限定范围和限定标准的损失仍应赔偿。所以,限定赔偿制度只能限制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事业可能发生的不利影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的特点是保险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机构承担赔偿,医疗机构只有在损失超出保险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就超出部分承担赔偿责任。所以, 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下, 只要损失未超出保险范围,医疗机构就无须赔偿,医疗事业因此就不会受到因赔偿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当然,事情总是存在两个方面。由于限制赔偿仍属事后责任制,只要不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就不存在花钱赔偿的问题。医疗责任保险则属于事先花钱(支付保险费)回避或减少赔偿风险的制度,保险金的支付与是否真的发生医疗事故无关。支付保险金必然加重医疗机构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医疗责任保险也可能会给医疗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保险费负担过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在美国似乎比较严重)。不过笔者还是认为,至少在我国的现阶段,谈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负面作用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我国最近才兴起的医疗责任保险, 至少在保险费率上还是相当低的(当然, 笔者不排除在对医疗事故赔偿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保险费率有可能上涨)[60]。第二,在成本方面, 限制赔偿的成本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最大的成本在于,它是以限制患者获得完全赔偿的权利为代价的。随着个人化的人权观念在我国社会的逐步确立,这个代价的性质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与此不同,医疗责任保险却在客观上有助于患者获得应当获得的赔偿,有助于对患者权利的充分救济(在未加入责任保险的医疗机构发生了损害额高于其偿付能力的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患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将得不到完全的实现)。
(2) 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① 卫生部汇报表明, 卫生部在选择限制赔偿政策时, 与其在起草办法时[61]不同,没有将我国尚未健全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这一情况作为理由。据此笔者推测, 也许在卫生部看来, 即使我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医疗机构大都加入了医疗责任保险, 只要我国的医疗事业仍然具有公共福利性的事业, 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 医疗机构的偿付能力仍然有限, 就仍然应当坚持实施限制赔偿这一特殊政策。② 答记者问虽然特别强调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于解决医患之间在赔偿问题上的矛盾,对于兼顾患者的权益和医疗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并未主张以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来取代现行的限制赔偿制度。
在笔者看来, 卫生部汇报之所以会无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所具有的双重功能―既有助于患者权益的切实保障,又有助于减轻医疗事故赔偿对医疗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服务能力的影响, 没有注意到这一制度所具有的替代（尽管未必是完全替代）限制赔偿制度的重要价值; 答记者问之所以会在论述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意义时也没有提到该制度所具有这种替代性, 这不仅与二者所强调的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有关, 而且可能与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并且应当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1． 关于对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的忧虑
无论是答记者问还是卫生部汇报, 对医疗事故被害人追求金钱赔偿的欲望, 似乎都很忧虑。她们似乎担心, 如果不事先明确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明确的限制并明确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患者在医疗事故案件中就会设法尽量利用实际赔偿原则漫天要价,在最高法院采用并用原则的办法时代曾经出现过的所谓天价判决就会重现。面对这种忧虑, 笔者的疑问是, 在卫生部和最高法院看来, 我国医疗事故赔偿的水准, 我国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实际价值, 到底是合情合理的, 还是低得不尽情理的? 所谓的漫天要价和天价判决, 难道真的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 并有四处蔓延之势, 以至于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这样的限制, 有必要在案件审理上排除民法通则的适用 ?
2． 关于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
关于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 长期以来,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 那就是国穷则人命贱。在这种观点看来, 中国既然是个人口众多的穷国, 既然与那些人口不多的富国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天壤之别, 那么, 对中国的老百姓而言, 他们可期待的生命健康利益的价值就应当远远低于富国老百姓所能期待的价值。如果有人不顾“贫穷”这个国情, 想要提高自己个人的生命健康价值, 那就是想入非非的漫天要价, 就是无理要求, 或者就是想借医疗事故来敲竹杠发横财。在笔者看来, 国穷则人命贱的逻辑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 但对于我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和我国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利益的法律保障而言却是非常有害的。作为赔偿政策的制定机关和适用机关, 应当警惕和肃清这种观点的影响, 应当从人权保障的观点出发, 反省现行的赔偿政策和裁判方针所存在的问题, 探讨新的比较好的解决赔偿问题的方策。
3． 关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比喻
在支持条例的限制赔偿规定的议论中, 有个听起来似乎非常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令人难以理解的说明, 即“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意思是说, 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终还是要分摊到所有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所规定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62]。笔者的疑问是, ① 按照羊毛论的逻辑, 既然医疗侵权赔偿的最终拔毛者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广大患者, 那么, 医疗侵权赔偿制度在事实上岂不成了制裁广大患者的制度, 成了对医疗事故机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事制裁意义的制度?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那么取消而不是限制医疗侵权赔偿不是更具有合理性吗? 我们有什么理由要让广大无辜的患者去当医疗事故机构的替罪羊, 为了某个特定受害者的损失而拔毛呢? 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责任法那样的加重型或严格型的民事责任法, 由于会导致广大消费者被拔去更多的毛, 岂不都成了更不尽情理的法律? ② 羊毛论到底有多少事实根据呢? 它能够确切反映医疗损害赔偿金负担的实际状况吗? 它将医疗事故被害患者与广大患者的利益关系视为对立的关系, 这在事实上难道能够说得通吗? 羊毛论应当成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医疗案件审理的法律适用选择的依据吗? ③ 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会被羊毛论说服吗? 她们难道会为了其他患者的就医利益而作出自我牺牲, 心甘情愿地接受较低的赔偿标准吗? 广大患者会为了自己的就医利益而支持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会因此而放弃自己在遭遇医疗事故时请求完全赔偿的权利吗? 即便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她们会赞同羊毛论吗? 她们难道不怕一旦承认了羊毛论, 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千方百计向广大患者转嫁赔偿负担, 因此必将招来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吗?
4． 关于分配的公正论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双赢论也好, 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兼顾论也好, 都表明以公正•公平为医疗事故赔偿政策的价值取向, 反对不顾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 只考虑对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在支持赔偿限制政策的一些文章中有一种观点叫做“分配的公正”。在这种观点看来,医疗侵权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将医疗资源这一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财富(由国家、社会和医疗机构所投入或创造的,为不特定多数患者所共享的财富)的一部分分配给医疗侵权的特定被害人个人。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实质上就是在被害人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分配医疗资源这一社会财富的标准。赔偿范围越宽,赔偿标准越高,意味着流入被害人个人的口袋里的医疗资源就越多,为广大患者所共享的医疗资源就越少。如果将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适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那么就可能会导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不公正的分配。条例限制赔偿就是从分配的公正这一观点出发调整医疗资源在被害个人和广大患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使其比较公正。
道路安全审计(Road Safely Audits，简称RSA)是从预防交通事故、降低事故产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人手，对道路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即规划、设计、施工和服务期进行全方位的安全审核，从而揭示道路发生事故的潜在危险因素及安全性能，是国际上近期兴起的以预防交通事故和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为目的的一项新技术手段。其目标是：确定项目潜在的安全隐患；确保考虑了合适的安全对策；使安全隐患得以消除或以较低的代价降低其负面影响，避免道路成为事故多发路段；保障道路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营各阶段都考虑了使用者的安全需求，从而保证现已运营或将建设的道路项目能为使用者提供最高实用标准的交通安全服务。
1 道路安全审计的起源与发展
1991年，英国版的《公路安全审计指南》问世，这标志着安全审计有了系统的体系。从1991年4月起，安全审计成为英国全境主干道、高速公路建设与养护工程项目必须进行的程序，使英国成为安全审计的重要发起与发展国。而我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安全审计，主要有两个渠道：①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学者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与检索国外文献，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引入道路安全审计的理论；②通过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配套科研课题。在工程领域开展道路安全审计的实践。
目前，在澳大利亚、丹麦、英国、冰岛、新西兰和挪威等国已定期地执行道路安全审计，德国、芬兰、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葡萄牙、泰国以及美国正处于实验或试行阶段，其他许多国家也在就道路安全审计的引入进行检验，比如希腊等国家。国外研究表明，道路安全审计可有效地预防交通事故，降低交通事故数量及其严重度，减少道路开通后改建完善和运营管理费用，提升交通安全文化，其投资回报是15～40倍。
道路安全审计在我们道路建设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提高安全性方面，对经济性也有帮助。而山区道路的安全比起一般道路来讲，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毕竟山区道路的崎岖以及地势的高低相对与一般道路对驾驶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其发生事故的死亡率也比其他道路高很多，因此，审计对于山区道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 山区道路安全审计内容
加拿大等国家认为，在项目建设的初步设计阶段进行道路安全审计最重要、最有效，因而早期的道路安全审计主要重点是在项目建设的初步设计阶段。现世界各国都普遍认为可在已运营的道路和拟建道路项目建设期的全过程实行安全审计，即在规划或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道路通车前期(预开通)和开通服务期(后评估阶段)都有所侧重地实行审计。山区道路安全审计同样与其他道路的安全审计工作内容一样。
3 审计要素
典型的道路安全审计过程为：组建审计组+设计队介绍项目情况及提供资料+项目实施考察－安全性分析研究－编写安全审计报告+审计组介绍项目审计结果+设计队研究、编写响应报告－审计报告及响应报告共同构成项目安全文件。
整个安全审计的时间一般为两周左右。为保证安全审计的质量，审计组人员的构成至关重要。审计组的人数依项目的规模大小一般由26人组成，审计组应由不同背景、不同经历、受过培训、经验丰富、独立的人员(与设计队无直接关联)组成。审计人员一般应具备交通安全、交通工程、交通运行分析、交通心理、道路设计、道路维护、交通运营及管理、交通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应保证审计组人员相互间能平等、自由地交流、讨论和商议安全问题。审计人员应本着对社会(用户)负责的态度、安全第一的观点，依据道路标准规范，对项目各种设计参数、弱势用户、气候环境等的综合组合，展开道路安全审计。道路安全审计人员(审计组)与设计人员(设计队)的区别在于：设计人员需要综合考虑项目投资、土地、政治、地理、地形、环境、交通、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因数，限于经验、时间的约束，对安全问题难免有所偏颇。而安全审计人员不考虑项目投资、建设背景等因数，仅仅考虑安全问题，只提安全建议，最后由设计人员决定：采纳、改进或不采纳。因而可以说道路安全审计的关键点为：它是一个正式的、独立进行的审计过程，须由有经验的、有资格的人员从事这一工作，要考虑到道路的各种用户，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考虑安全问题。
安全审计报告一般应包括：设计人及审计组简述、审计过程及日期、项目背景及简况、图纸等，对确认的每一个潜在危险因素都应阐述其地点、详细特征、可能引发的事故(类型)、事故的频率及严重度评估、改进建议及该建议的可操作性(实用性)等。审计报告应易于被设计人员接受并实施。响应报告应由项目设计人员编写，其内容—般应包括：对审计报告指出的安全缺陷是否接受，如不接受应阐述理由，对每一改进建议应一一响应，采纳、部分采纳或不采纳，并阐明原因。
4 现有山区道路的安全审计
对现状山区道路进行安全审计，主要评估现状道路潜在事故危险性，同时提出改进措施以降低未来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现状道路的安全审计与新建道路相类似，也需进行上面所提到的工作，但现场调查以及评估资料及文件这两步与新建道路有所不同。此时事故资料被作为欲审计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资料也包括可能导致事故发生潜在性的一些不利因素的详细资料。
理想的关于现状道路网的安全审计应该建立在有规律的基础之上。它可以以连续几年审计的结果为基础，采用滚动式的审计方式对路网中的每条道路都进行评估。对于里程较长的道路(一般>100km)，其安全审计工作可按两阶段进行，即初步审计阶段和详细审计阶段。前者主要对道路总体上进行粗略审计，给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所处位置，后者则对找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对里程较短的道路(
由于欲审计道路已修建完成并已经运营，此时现场调查就显得非常重要。不管是拟建道路或已建道路、线内工程还是线外工程，安全审计工作必须全方位细致地进行。要考虑不同道路使用者对道路安全性能的不同需求。例如：①由于坡度太大或海拔高而使得驾驶员的心理产生恐惧；②半径太小可能使得驾驶员无法在规定视距范围内看到对方；③山体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到驾驶员。
另外，现状山区道路的安全审计工作还要调查不同的道路类型，例如白天、黑夜、干燥、潮湿等情况对道路的影响。此外，对现有道路网络的安全审计可结合养护工作同时进行，这样可减 少相应的成本费用。
5 我国山区道路的审计现状及问题和解决方法
5.1审计现状及问题
由于目前审计这个名词在国内还算比较新鲜，国外从起步发展到现在也不过十来年的时间，各方面都只是处于实验或者是试行阶段，并没有固定的一套理论依据。而我国相对外国来说又是落后了好几年，因此我国现在总体的审计现状也就处于探索阶段，各个方面也是处于起步阶段，不可能对各个方面的审计工作做到非常的完善。而道路的审计不过是众多审计工作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其本身的“新鲜性”，又对审计人员的要求较高，西部一些贫困地区教育跟不上，审计的人才缺乏也不是没有可能，设备等亦未全部到位。山区道路安全审计工作的开展较一般道路可能要更加的困难，因为山区道路多是停山临崖，弯道又多，坡度又大等各方面因素是其工作的开展要难与一般道路；更有甚者像那些偏僻地区的山区道路，可能路面的质量都无法保证，更不要提进行什么安全审计。
5.2解决方法
要改善我国目前的这种安全审计情况，需要全国各个方面的努力与配合，不过政府要有所规定，我们民间也要有这方面的意识。笔者简单列出几项：①国家应该颁布相关的法律制度，严格要求进行安全审计；②地方政府部门要加强管理；③加强对审计人员的培训；④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和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⑤交通安全部门要深入到偏僻的山区；⑥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
6 结束语
山区道路的安全审计工作与其他道路的安全审计总体上应该说差不多，当然山区的那种独特的环境使得审计工作的重点可能不仅仅局限与一般的道路，不要认为山区道路的流量没有城市道路那么多而忽视它，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山区道路对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往来的作用不言而誉。通过安全审计，加强了全国各地交流。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国内山区道路建设的实际情况对道路安全审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0 引言
自人类发明第一台计算机以来，计算机技术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在各行各业中得到普及。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正因为计算机网络的存在，使得我们生活更加方便快捷。但是计算机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的信息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正因为这些威胁的存在，使得人们对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正常功能产生了质疑。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在阐述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特点及功能的基础上，对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设计进行了研究。希望本文的提出，能为提高网络安全管理提供强有力的参考依据。
1 安全审计系统的功能应用研究
1.1 系统的实际应用情况
一般来讲，只要安全审计系统投入使用，该系统便能非常准确的、全面的将用户在网上的各项操作以及数据库服务器的运行状况记录下来。如果出现以下类型事件如企业员工利用电子邮箱或网络共享的方式进行文件传递时，遇到文件信息泄露情况；企业员工借助论坛平台，发表一些对社会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言论时；网络维护人员在对计算机网络进行维护的过程中，使用违规炒作对系统数据库进行操作，致使业务系统的安全性得不到有效维护。只要出现上述类型的事件，安全审计系统都能实行快速定位功能，找出事件的主要负责人，从而为网络违规事件的处理善后工作提供便利条件。除此之外，网络安全审计系统还能实时掌控网络的运行状况，防止那些重要的机密性信息的泄漏，通过对内部网络数据信息进行实时的监控，以智能化的手段对信息进行分析、预估及检测，准确定位那些可能影响系统安全运行的因素，为营造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和谐、更加稳定的网络信息环境提供保障。
1.2 安全审计系统的运行方式及部署
不可否认，安全审计系统主要致力于审计网络安全行为，因此，旁路无疑是一种非常可行的部署策略。通常来讲，安全审计系统都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以太网接口，而且网络传输速度应保证大于200Mbps，其中一个以太网接口用作设备控管，其它的以太网接口用作数据收集、分析、处理、回收接口。就目前来讲，应用最普遍的以太网接口主要有两个，它们分别用于接入局域网服务器的交换机及关键部位的交换机中。通过局域网服务器的操作行为以及审计数据库的运行状况，对互联网用户的上网信息进行实时审计。通常来讲，安全审计系统的指挥中心都设置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它的主要功能是对安全审计系统的日志进行接收及存放。
2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设计
本文在CC标准体系的指导下，设计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网络安全审计系统，该系统具有多层次的结构特点，现将系统结构及设计方案分析如下。
2.1 系统结构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看作是一种多层次上的审计，它既能满足低层次网络通信的审计要求，又能满足高层次网络应用服务的审计要求。因此，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目标是实现多层次的审计，其结构图如图1所示。
不同层次的审计结构完成不同层次的审计要求，对于那些数量较多且比较分散的大规模网络，整个网络系统都应覆盖安全审计系统，即实现安全审计系统的全方位审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网络的整体安全性。从这方面来讲，网络安全审计系统是一种全面审计的系统。
通过在网络上建立一支有效的“巡警队伍”，该“巡警队伍”能够对整个网络系统进行审计。网络安全审计系统主要由网络审计设备、网络审计软件以及网络审计中心三部分构成。网络审计设备的主要作用是将网络上传送的信息进行还原，并分析其入侵性，即所谓的低层次审计环节，网络审计设备能以旁路的方式接入系统中；网络审计软件则以嵌入的方式计入主机操作系统中，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异常事件，完成中层审计环节，此外网络审计软件还配备高层应用接口，因此具备一定的高层审计功能；网络审计设备及软件通常安置在所需监视网络的关键节点上，起到数据信息接收及发送的作用。网络审计中心则能够分析处理数据，起到控制管理网络审计设备、软件的作用。
2.2 功能的设计
网络安全设计系统主要由探测器及审计主机构成，首先，它既不用作网络串联设备；其次，它也不影响网络结构构成；最后，它不会妨碍业务的正常运行。本文以下内容就对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设计问题进行分析。
2.2.1 数据库管理及审计模块
在该模块中，通过对数据库的关键性操作行为进行审计，现对信息系统中每一位用户的访问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对这些用户的登陆及退出操作进行审计，从而实现准确回顾SQL语句的作用，从根本上保证数据库运行状况的安全可靠性。
2.2.2 主机审计模块
主机审计模块主要用户对关键区域内的客户机进行审计访问，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设定必要的计算机终端访问权限，提高终端访问门槛。此外，该模块还会对那些安全系数较低的软件进行审计，为配置审计对策以及网络的安全运行提供保障。
2.2.3 网络审计模板
该模板能够起到加强系统的控制及审计能力，在强化系统信息控制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审计模板的正常运行，能够有效地防止非法内外连接现象，实现对网络信息的实时监控，通过采取雄厚的技术力量防止信息泄露事故的出现。
2.2.4 运行维护审计模板
运行维护审计模板的主要作用是对第三方的运行维护员工进行监控，它的工作重点在于对系统各项操作行为进行科学细腻的审计。另外，针对于所有远程访问设备的会话连接，从而实现同步过程监控的目标，在系统监控画面上，系统运行维护员工执行的每一项操作都会清楚的显示出来。系统管理员能够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及时阻断那些违反操作规定的操作会话，并把访问者以及被访问人员的访问时间段以及与之相对应的 IP/MAC 地址记录下来。
3 结束语
安全问题随着计算机的问世而随着产生，尤其是在网络盛行的今天，许多部门及企业更是将网络安全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因此，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计算机网络安全审计系统，对于银行、大型企业、证券公司以及科研院校等对网络安全有较高要求的地方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阐述网络安全审计系统功能应用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网络安全审计系统。实践证明，该系统能够对网络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视，极大地提高了计算机网络的安全防范能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相关研究人员继续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为设计出更加高效的网络安全审计系统而不懈努力[4]。
参考文献
[1] 吴承荣，谬健，张世永.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设计和实现[J].计算机工程，1999， （25）：171-174.
Keyword: traffic safety audit; indicator system; u-weight analysis
1 研究背景与内容
交通安全审计是对已有或拟建的道路建设项目、交通工程项目及其它任何将与用路者发生相互影响的工程项目的项目方案所进行的正式的安全性能测试[1]。对现有道路的安全状况进行审计，可以全面地分析影响道路安全的因素，有针对性的消除安全隐患，有效地扩展道路的安全空间和“宽容度”。然而要进行交通安全审计，首先要有完备的审计的指标体系。而建立审计指标体系的重点是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2 确定交通安全审计指标
本着科学、客观、完备、可行、实用、明确的原则，通过参考大量文献和笔者的经验初定指标如下：
交通量：车头间距
横断面：行车道宽度、路肩宽度、路拱横坡度、净空；
平面线形：平曲线半径、超高、加宽、平曲线长度、曲线转角、直线长度；
纵断面：纵坡坡度、坡长、竖曲线半径、竖曲线长度；
视距：停车视距、超车视距
路面：平整度、抗滑能力；
交叉口：类型、相邻交叉口间距、信号灯、冲突点；
交通设施：护栏、交通标线、照明设施、交通标志、渠化；
共分8个大类28个指标。
3 基于U型权重分析法计算各指标权重[2]
3.1 用系统比较法建立指标重要性判断矩阵
系统比较法就是以指标的重要性为参照标准，由多位评判者同时对各指标的重要性多值估量的评判方法[3]。下面由不同的专家对这些交通安全审计指标进行评分，评分的标准（自信程度）如下表所示：
表1 评分的自信程度描述
完全 绝大部分 大部分 基本 半数 小半数 完全不
10 9 8 7 5 3 0
由此构造的各指标权重评判表如下所示，笔者请三位专家针对西安市道路情况对所选指标进行评判，评判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自信度评判表
指标 专家A 专家B 专家C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很重要 重要 一般 不重要
1 0.75 0.5 0.25 1 0.75 0.5 0.25 1 0.75 0.5 0.25
车头间距 8 8 10
行车道宽度 9 9 7
路肩宽度 7 9 9
路拱横坡度 8 9 7
净空 8 8 8
平曲线半径 8 8 8
超高 7 8 8
加宽 7 8 7
平曲线长度 5 8 8
曲线转角 5 8 8
直线长度 7 9 8
纵坡坡度 7 8 8
坡长 7 7 7
竖曲线半径 7 8 8
竖曲线长度 5 7 7
停车视距 8 9 9
超车视距 8 9 9
平整度 8 9 9
抗滑能力 8 9 7
类型 5 7 7
相邻交叉口间距 5 7 8
视距 7 8 7
冲突点 8 8 8
护栏 5 8 8
交通标线 8 9 8
交通标志 8 9 9
照明设施 7 9 9
渠化 10 10 7
3.2自信度分数向秩次转化
完成将自信度分数到秩次的转化，转化规则是：
（1）各大于0的量化分数，其等级越高，秩次越小；
（2）同属于一个等级的量化分数，其分数值越高，秩次越小；
（3）几个指标等级与量化分数相等，则用它们的秩次位置的平均数来表示他们的秩次[5]。转化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秩次转化结果
指标 专家 R R2
A B C
车头间距 3.5 8.5 1 13 169
行车道宽度 10 11.5 18.5 40 1600
路肩宽度 23 21 21 65 4225
路拱横坡度 13 11.5 18.5 43 1849
净空 13 15.5 13.5 42 1764
平曲线半径 21 23 23 67 4489
超高 23 27 26.5 76.5 5852.25
加宽 26 27 28 81 6561
平曲线长度 27.5 27 26.5 81 6561
曲线转角 27.5 23 23 73.5 5402.25
直线长度 23 11.5 13.5 48 2304
纵坡坡度 17 15.5 13.5 46 2116
坡长 17 19 18.5 54.5 2970.25
竖曲线半径 17 15.5 13.5 46 2116
竖曲线长度 19.5 19 18.5 57 3249
停车视距 3.5 4 2.5 10 100
超车视距 13 4 2.5 19.5 380.25
平整度 3.5 4 2.5 10 100
抗滑能力 3.5 4 8 15.5 240.25
类型 19.5 25 25 69.5 4830.25
相邻交叉口间距 9 19 13.5 41.5 1722.25
视距 7.5 8.5 8 24 576
冲突点 13 15.5 13.5 42 1764
护栏 24 23 23 70 4900
交通标线 3.5 4 5.5 13 169
交通标志 13 11.5 10 34.5 1190.25
照明设施 7.5 4 2.5 14 196
渠化 1 1 8 10 100
3.3 计算肯德尔和谐系数
计算方法如下：
（1）
其中：表示R的离差平方和。
所以可得
A专家在对28个指标进行打分过程产生了20个相同的秩次，B专家产生了22个相同的秩次，C专家产生了22个相同的秩次。所以：
（2）
其中：i表示第i个专家，m表示以为专家在构造评判矩阵时产生的秩次。所以可得：
所以：
由公式
（3）
得：
其中：K表示所邀请的专家的位数，n表示指标的个数，在这里n=28。
3.4 进行肯德尔和谐系数检验
，查值表可以得到
因为
根据显著性检验的理论[5]，当，，则在0.01显著水平上拒绝H0，采取H1，属于极其显著。可知所邀请的这几位专家对所选取的这28个交通安全审计指标的判断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所以，下面可以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3.5 指标权重的计算
（1）将专家的自信度矩阵相加
（4）
其中为各个专家的评判矩阵，C为3位专家的评判矩阵之和。得
（2）计算指标的隶属度
(=1,2…，n)（5）
其中：为第个指标相对于很重要的隶属度，为第个指标重要性隶属于各等级的自信度，K为专家人数，是等级参数的转置矩阵，即：所以由公式可得：
表4 各指标相对于很重要的隶属度：
e1 e2 e3 e4 e5 e6 e7
0.8667 0.6250 0.4167 0.6000 0.6000 0.4000 0.2500
e8 e9 e10 e11 e12 e13 e14
0.1833 0.1750 0.3083 0.5417 0.5750 0.5250 0.5750
e15 e16 e17 e18 e19 e20 e21
0.4750 0.8667 0.8000 0.8667 0.8000 0.3583 0.5417
e22 e23 e24 e25 e26 e27 e28
0.7333 0.6000 0.3500 0.8333 0.6500 0.8333 0.9000
（3）将其正规化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如下表所示：
（4）组合构建交通安全审计指标体系如下：
表5 交通安全审计指标体系
交通量0.0533 车头间距 w10.0533 视距
0.1025 停车视距 w160.0533
横断面 0.1379 行车道宽度 w2 0.0385
路肩宽度 w3 0.0256 超车视距 w170.0492
路拱横坡度 w4 0.0369 路面
0.1025 平整度 w180.0533
净空 w5 0.0369 抗滑能力 w190.0492
平面线形0.1144 平曲线半径 w6 0.0246 交叉口
0.1025 类型 w200.0221
超高 w7 0.0154 相邻交叉口间距w210.0333
加宽 w8 0.0113 信号灯 w220.0451
平曲线长度 w9 0.0108 冲突点w23 0.0369
曲线转角 w100.0190 交通设施0.2195 护栏w24 0.0215
直线长度 w100.0333 交通标线w25 0.0513
纵断面0.1323 纵坡坡度 w120.0354 照明设施w26 0.0400
坡长 w130.0323 交通标志w27 0.0513
竖曲线半径 w140.0354 渠化w28 0.0554
竖曲线长度 w150.0292
0 引言
随着电力企业信息化工作的不断深入，电力企业在信息内网部署了内网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对内网用户的行为及终端设备进行监控[1]，然而由于目前的内网安全监管系统缺少对安全事件的审计功能或者审计功能薄弱，使管理员不能准确掌握网络系统的安全状态，不能对网络行为进行跟踪分析，要实现事后的追查取证比较困难。基于监控日志的电力信息内网安全审计系统则能帮助系统管理员对网络安全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整个网络上的动态，发现网络入侵和违规行为，如实记录网络上发生的一切，提供取证资料。它是保障电力企业信息内网安全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
1 电力信息内网安全监控系统日志
电力信息内网安全监控系统的日志包括三种类型：
1）信息内网安全监控日志：主要包括每一个监控内容的监控结果、违规记录等信息；
2）受控终端日志：受控终端的系统事件、系统进程、系统服务等信息；
3）信息内网安全监控配置信息及操作日志[2]。
电力企业信息内网安全监控系统的审计分析是通过对以上三种日志的综合分析及时发现异常、可疑事件，以及受控终端中资源和权限滥用的迹象，同时把可疑数据、入侵信息、敏感信息等记录下来，作为取证和跟踪使用，以确认事故责任人。
2 安全审计系统总体设计
基于监控日志的电力信息内网安全审计系统的体系结构从总体上可分为日志采集、日志处理、审计分析和结果展现四个逻辑层次，如图1所示。
电力信息内网安全审计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是日志格式化算法以及审计分析实现算法。
3 关键技术实现
日志压缩与归并的实现：由于获取的这些海量日志数据包含了大量的重复冗余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报警事件的关联分析不具有任何价值。因此需要对报警数据进行归并处理，以缩小关联分析的样本空间。
根据网络入侵事件的行为特征、时间特征和位置特征，现将报警事件主要分为三类：重复事件、冗余事件和并发事件。
对于重复事件和并发事件，利用归并规则进行检测。归并规则采用标准的关系代数进行组合，通过正则表达式对其进行解析提取。原始报警事件样本如图2所示。
将此13条记录进行归并，生成一条超报警，其中evt_all_id包含了全部归并报警事件的evt_id，便于后期的统计分析；timestamp_range为归并攻击事件的时间段，既告警事件的第一次发生时间至最后一次发生的时间；merge_counts
为归并的报警事件数量，这个数值越大，则表示该类攻击在当前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对于冗余事件，利用相关分析进行检测。给定两个属性，根据可用的数据度量一个属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蕴涵另一个，判断依据通过计算属性A和B之间的相关系数，
4 系统应用分析
系统在某省电力公司信息内网监控系统中进行了测试和应用，结果如下：
1）审计功能：通过采用攻击软件进行攻击模拟测试，对一些统计特征明显的攻击检测率可以达到89%以上，同时，能够准确的记录对终端中的资源和权限滥用现象，实时动态监测用户通信内容、发现和捕获各种敏感信息、违规行为。
2）系统稳定性：在稳定性测试中，内网安全监管审计系统连续运行24*7小时没有出现因为软件系统的原因而崩溃的现象，系统运行过程中操作系统的CPU使用率和内存的使用情况没有出现过异常。
应用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对内网用户的行为及终端设备进行实时有效的监控，能够集中收集、管理并有效地分析各种安全日志，使管理员能够实时、直观地掌握电力企业信息内网安全状况。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安全审计系统通过对电力企业信息内网监控系统日志的采集、分析、识别，实时动态监测内网用户行为和终端系统，发现和捕获各种敏感信息、违规行为，实时报警响应，全面记录网络系统中的各种会话和事件，实现对网络信息的智能关联分析、评估及安全事件的准确全程跟踪定位，为电力企业信息内网安全策略的制定提供权威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目前网络已经在各行业中被广泛地普及，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日益增加。然而网络攻击事件却也是愈发频繁。面对大量的病毒入侵，传统的防火墙、入侵检测等技术逐渐呈现出疲态，已满足不了现阶段的网络安全防御需求。
1 网络安全审计技术
1.1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问题
1.1.1 日志格式无法兼容
不同厂商的系统产生的日志格式一般是无法兼容的，这就对集中网络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增加了难度。
1.1.2 日志数据管理困难
日志的数据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增加，但日志容量有限，一旦超出容量，数据不能轻易地处理掉。
1.1.3 日志数据集中分析困难
如果攻击者针对多个网络进行攻击，由于日志不能兼容，就只能单个进行分析，这样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很难发现攻击者的踪迹。
1.1.4 缺少数据分析和统计报表自动生成机制
日志数据每天都会有所增加，工作内容过多，管理者就只能一个个查看下去，所以数据分析和统计报表的自动生成机制是必要的，能够最大程度减少管理者的工作量。
1.2 网络安全审计系统的主要功能
1.2.1 采集日志数据类型多样化
如入侵检测日志、防火墙系统日志、操作系统日志、应用和服务系统日志等。
1.2.2 多种日志统一管理
便于将采集的各种复杂的日志格式转化为统一日志格式，实现多种日志信息的统一管理目标。
1.2.3 日志查询
可以支持大部分查询方式对网络的日志记录信息进行查询，并将信息以报表的形式显示。
1.2.4 入侵检测
利用多种相关规则对网络产生的日志和报警信息进行分析，能够有效地检测出较为隐蔽的安全事件。
1.2.5 集中管理
审计系统建立统一的集中管理平台，将日志数据库、日志、安全审计中心集中起来进行管理。
1.2.6 安全事件响应机制
根据事件类型，可以选择相应的报警响应方式。
1.2.7 实时监控网络动态
对有的特定设备可以实施监控到日志内容、网络行为等。
1.2.8 安全分析报告自动生成
通过分析数据库中的日志数据、网络安全性，自动输出分析报告。
2 网络安全态势预测技术
2.1 网络安全态势预测技术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可以利用光纤、无线网络接入终端、服务器设备，实现信息化系统共享数据、传输的目的。但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网络面临的攻击力度和方式愈发强了，以致网络随时面临着病毒的侵入。然而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动态不明，所以需要采用态势预测措施，其通过分析过去以及现在网络安全事件的走势，预测未来网络安全事件的走势，以此协助安全管理人员作出正确的判断。目前，态势预测技术属于网络安全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其采用了先进的分析技术，能够随时对不确定的信息进行统计，建立科学、高效的网络安全态势预测趋势图，进而彰显安全态势预测的实用性。
2.2 网络安全态势预测技术的研究
态势预测技术的效果获得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认可，目前已经在很多领域中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从而延伸出许多态势预测技术，其中最为关键的技术有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2.2.1 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体现方式是非常常用的随机序列构建而成的模型，其建模过程包括序列检验、序列处理、模型识别、参数估计以及模型检验。识别序列中存在的相关性以及只通过数学模型详细记录序列的连续性是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主要目标。在执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中，序列检验主要针对数据的随机性和平稳性进行检测；序列处理通常采用差分运算法、函数变换方法、周期差分法等对序列进行处理；常用的参数估计方法有矩估计、最小二乘估计等；模型检验的目的是为了检验参数的序列类型，若是属于白噪声序列，则可以通过检验。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存在态势序列满足平稳性假设的条件，但要完成这个条件极为困难，所以限制了该模型的使用范围。
2.2.2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
神经网络采用学习算法模仿正常的网络数据行为，能够利用模仿数据提取查询相关正常数据，并储存在网络数据库里，方便识别不正常的数据行为，所以神经网络预测模型是一种网络安全态势预测算法，且非常具有有效性。神经网络能够训练数据学习的自主性、自适应性，且能够区分正常数据以及掌握最流行的网络攻击行为特征，进而掌握正常的安全事件行为模式。完成训练后，神经网络可以对网络事件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和识别，并记录行为特征的变化，从而检验出可能存在的异常行为。由此可见，神经网络可以在训练时通过调整神经网络参数权值实现分布式存储、并行处理和容错的能力，其还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非常强的抗干扰能力。神经网络在网络安全审计系统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样本数据获取困难、检验精度对神经网络训练次数的依赖性强等。
3 结语
态势预测技术作为新兴的网络安全防御技术，可以通过分析过去以及现在安全事件走势，进而预测未来一定时期网络安全事件的走势。而安全审计系统虽然存在一些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其具有很好的兼容性，能与其他防御系统联合运用，以此配合态势预测技术，必定能够协助安全管理员解决问题，从而降低网络攻击次数。
参考文献
[1]薛丽敏，李忠，蓝湾湾.基于在线学习RBFNN的网络安全态势预测技术研究[J].信息网络安全，2016（04）：23-30.
[2]郑士芹.大数据时代网络安全态势预测关键技术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5（32）：204.
作者简介
二、电子数据安全的性质
电子数据安全包括了广义安全和狭义安全。狭义安全仅仅是计算机系统对外部威胁的防范，而广义的安全是计算机系统在保证电子数据不受破坏并在给定的时间和资源内提供保证质量和确定的服务。在电子数据运行在电子商务等以计算机系统作为一个组织业务目标实现的核心部分时，狭义安全固然重要，但需更多地考虑广义的安全。在广义安全中，安全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安全问题的性质更为复杂。
(一)电子数据安全的多元性
在计算机网络系统环境中，风险点和威胁点不是单一的，而存在多元性。这些威胁点包括物理安全、逻辑安全和安全管理三个主要方面。物理安全涉及到关键设施、设备的安全和硬件资产存放地点的安全等内容；逻辑安全涉及到访问控制和电子数据完整性等方面；安全管理包括人员安全管理政策、组织安全管理政策等内容。电子数据安全出现问题可能是其中一个方面出现了漏洞，也可能是其中两个或是全部出现互相联系的安全事故。
(二)电子数据安全的动态性
由于信息技术在不断地更新，电子数据安全问题就具有动态性。因为在今天无关紧要的地方，在明天就可能成为安全系统的隐患；相反，在今天出现问题的地方，在将来就可能已经解决。例如，线路劫持和窃听的可能性会随着加密层协议和密钥技术的广泛大大降低，而客户机端由于B0这样的黑客程序存在，同样出现了安全需要。安全问题的动态性导致不可能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三)电子数据安全的复杂性
安全的多元性使仅仅采用安全产品来防范难以奏效。例如不可能用一个防火墙将所有的安全问题挡在门外，因为黑客常常利用防火墙的隔离性，持续几个月在防火墙外试探系统漏洞而未被发觉，并最终攻入系统。另外，攻击者通常会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例如对物理设施或协议、服务等逻辑方式对系统进行试探，可能绕过系统设置的某些安全措施，寻找到系统漏洞而攻入系统。它涉及到计算机和网络的硬件、软件知识，从最底层的计算机物理技术到程序设计内核，可以说无其不包，无所不在，因为攻击行为可能并不是单个人的，而是掌握不同技术的不同人群在各个方向上展开的行动。同样道理，在防范这些问题时，也只有掌握了各种入侵技术和手段，才能有效的将各种侵犯拒之门外，这样就决定了电子数据安全的复杂性。
(四)电子数据安全的安全悖论
，在电子数据安全的实施中，通常主要采用的是安全产品。例如防火墙、加密狗、密钥等，一个很的问题会被提出：安全产品本身的安全性是如何保证的?这个问题可以递归地问下去，这便是安全的悖论。安全产品放置点往往是系统结构的关键点，如果安全产品自身的安全性差，将会后患无穷。当然在实际中不可能无限层次地进行产品的安全保证，但一般至少需要两层保证，即产品开发的安全保证和产品认证的安全保证。
(五)电子数据安全的适度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电子数据不存在l00％的安全。首先由于安全的多元性和动态性，难以找到一个对安全问题实现百分之百的覆盖；其次由于安全的复杂性，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应付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再次，即使找到这样的方法，一般从资源和成本考虑也不可能接受。目前，业界普遍遵循的概念是所谓的“适度安全准则”，即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适度的安全目标并加以实现。
三、电子数据安全审计
电子数据安全审计是对每个用户在计算机系统上的操作做一个完整的记录，以备用户违反安全规则的事件发生后，有效地追查责任。电子数据安全审计过程的实现可分成三步：第一步，收集审计事件，产生审记记录；第二步，根据记录进行安全违反；第三步，采取处理措施。
电子数据安全审计工作是保障计算机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凡是用户在计算机系统上的活动、上机下机时间，与计算机信息系统内敏感的数据、资源、文本等安全有关的事件，可随时记录在日志文件中，便于发现、调查、分析及事后追查责任，还可以为加强管理措施提供依据。
（一）审计技术
电子数据安全审计技术可分三种：了解系统，验证处理和处理结果的验证。
1．了解系统技术
审计人员通过查阅各种文件如程序表、控制流程等来审计。
2．验证处理技术
这是保证事务能正确执行，控制能在该系统中起作用。该技术一般分为实际测试和性能测试，实现方法主要有：
（1）事务选择
审计人员根据制订的审计标准，可以选择事务的样板来仔细分析。样板可以是随机的，选择软件可以扫描一批输入事务，也可以由操作系统的事务管理部件引用。
（2）测试数据
这种技术是程序测试的扩展，审计人员通过系统动作准备处理的事务。通过某些独立的，可以预见正确的结果，并与实际结果相比较。用此方法，审计人员必须通过程序检验被处理的测试数据。另外，还有综合测试、事务标志、跟踪和映射等方法。
（3）并行仿真。审计人员要通过一程序来仿真操作系统的主要功能。当给出实际的和仿真的系统相同数据后，来比较它们的结果。仿真代价较高，借助特定的高级语音可使仿真类似于实际的应用。
（4）验证处理结果技术
这种技术，审计人员把重点放在数据上，而不是对数据的处理上。这里主要考虑两个：
一是如何选择和选取数据。将审计数据收集技术插入应用程序审计模块（此模块根据指定的标准收集数据，监视意外事件）；扩展记录技术为事务（包括面向应用的工具）建立全部的审计跟踪；借用于日志恢复的备份库（如当审计跟踪时，用两个可比较的备份去检验账目是否相同）；通过审计库的记录抽取设施（它允许结合属性值随机选择文件记录并放在工作文件中，以备以后），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查询设施抽取用户数据。
二是从数据中寻找什么？一旦抽取数据后，审计人员可以检查控制信息（含检验控制总数、故障总数和其他控制信息）；检查语义完整性约束；检查与无关源点的数据。
（二）审计范围
在系统中，审计通常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来实现。审计范围包括操作系统和各种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审计子系统的主要目标是检测和判定对系统的渗透及识别误操作。其基本功能为：审计对象（如用户、文件操作、操作命令等）的选择；审计文件的定义与自动转换；文件系统完整性的定时检测；审计信息的格式和输出媒体；逐出系统、报警阀值的设置与选择；审计日态记录及其数据的安全保护等。
应用程序审计子系统的重点是针对应用程序的某些操作作为审计对象进行监视和实时记录并据记录结果判断此应用程序是否被修改和安全控制，是否在发挥正确作用；判断程序和数据是否完整；依靠使用者身份、口令验证终端保护等办法控制应用程序的运行。
（三）审计跟踪
通常审计跟踪与日志恢复可结合起来使用，但在概念上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日志恢复通常不记录读操作；但根据需要，日记恢复处理可以很容易地为审计跟踪提供审计信息。如果将审计功能与告警功能结合起来，就可以在违反安全规则的事件发生时，或在威胁安全的重要操作进行时，及时向安检员发出告警信息，以便迅速采取相应对策，避免损失扩大。审计记录应包括以下信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引发事件的用户；事件的类型；事件成功与否。
审计跟踪的特点是：对被审计的系统是透明的；支持所有的应用；允许构造事件实际顺序；可以有选择地、动态地开始或停止记录；记录的事件一般应包括以下：被审讯的进程、时间、日期、数据库的操作、事务类型、用户名、终端号等；可以对单个事件的记录进行指定。
按照访问控制类型，审计跟踪描述一个特定的执行请求，然而，数据库不限制审计跟踪的请求。独立的审计跟踪更保密，因为审计人员可以限制时间，但代价比较昂贵。
（四）审计的流程
数据安全审计工作的流程是：收集来自内核和核外的事件，根据相应的审计条件，判断是否是审计事件。对审计事件的内容按日志的模式记录到审计日志中。当审计事件满足报警阀的报警值时，则向审计人员发送报警信息并记录其内容。当事件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发生，满足逐出系统阀值，则将引起该事件的用户逐出系统并记录其内容。
在计算机与网络迅速发展的当代，互联网已经为人类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尤其是在教学方面，教师已经习惯运用信息化手段来教学，但是就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出现了很多负面的非法信息，这使学生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都受到了影响，更有甚者非法站点介入了校园内部的网站，窃取了某些信息，将其泄漏出去，使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此看来，规范校园网络使用行为，保证校园网络能够健康、稳定地运行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应该重视的问题。
1 校园网网络管理现状
从我国大部分校园网络使用情况来看，校园网络中出现了以下几种状况：
（1）首先校园内部网络使用者没有经过严格的用前培训，因此有很多校园内部使用者都会对校园网络产生供给威胁；
（2）校园外部互联网接入内部，校园内部网络出现了很多的病毒，同时也受到了攻击性的威胁；
（3）很多来自外部的移动终端以及计算机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4）网络上不良信息以及垃圾邮件对校园网络产生的威胁。
2 校园网网络安全审计的功能及内容
2.1 网络安全审计
其指的是依照制定的策略，使用审计工具，来对用户以及系统活动进行记录，并分析数据等，以此来审查网络的安全，避免出现一些人为错误，这样就能够掌握系统是否有漏洞，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调配，保证系统能够健康、稳定地运行。
2.2 网络安全审计的要点
在管理校园网的过程中，对网络的审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这么几点：
2.2.1 实时审计
也就是说对正在发生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争取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将非法操作以及不良网站进行封堵，或者报警，监督的内容不仅包括上网时间、下载文件的类型，还有上网流量等。
2.2.2 日志审计
将网络运行的日志记录下来，全面管理操作系统的运行日志和数据访问日志，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
2.2.3 内容审计
此审计也可以在实时审计以及日志审计当中使用，审计聊天、发帖以及电子邮件中的信息。实时审计主要是对信息的出入口进行严密的监测，分析和对比信息中的关键字，对非法文字或者敏感字段进行报警，在这些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将整个过程记录在日志当中，以此作为审查的原始材料。
2.2.4 实时跟踪
这是对那些进发生并且有追溯、挽回可能的活动信息进行实时跟踪，将之后的活动信息记录下来，以便追溯非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
3 网络安全审计在校园网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网络安全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网络安全审计，这可以帮助校园维护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师生上网行为得以规范等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
（1）网络安全审计在过滤URL地址等关键字之后，既能阻止不良网站中的不良信息接入校园网络，与此同时能够使网络得以很大程度的保护，保护其不受外来网络中病毒的侵害，使系统中最基本的安全能够达到相应的标准。除此之外，因为日志审计能够保存系统运行过程当中的相关信息和日志，因此就能够在事后进行查询，将内部攻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且能够使潜在的隐患得以震慑。
（2）实时审计能够有效规范校内师生上网过程中的审计内容，监督并阻止教职工利用职务之便或者上班时间滥用网络资源，阻止学生不规范上网的行为，将校园网的有效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
（3）内容审计能够将关键词与敏感词有效地阻止在外，避免了垃圾邮件，以及不良信息在校园网络中扩散，这样一来就能够对校园网络中的犯罪行为实施有效监控，使学校的名誉不被破坏。
（4）系统分析哪些有价值的日志信息，能够使系统管理员及时发现并修复系统中隐藏的漏洞，除此之外，系统运行统计日志能够将系统性能中存在的问题反应出来，使系统管理员有了观察、处理网络系统的工具。如此一来，对网络性能实施及时调整，为关键应用提供充足的资源，还能使系统管理员具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维护，这对提高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5）有效追查已经发生，但还有可能挽回的行为，不仅能够追溯违法犯罪的行为，还能够追溯系统性能的好与坏，这对追查已发生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结语
近年来，互联网的飞度发展，使校园有了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给教师带来了便利的办公方式和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加精彩，但是却也给校园网络带来了很大隐患。因为校园网用户多、规模大、使用者的活跃度较高等特点，所以非常难管理，但是因为其涉及到教师与学生的日常工作与学习中，所以对其进行严格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使用校园网络安全系统，能够使网络监控效率得以提高，所以说在学校具体的使用中，应该根据校园网的实际情况，对其设计科学的审计计策，让审计内容变得多样化，争取使校园网的有效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校园网；安全管理；网络安全审计
在计算机与网络迅速发展的当代，互联网已经为人类做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尤其是在教学方面，教师已经习惯运用信息化手段来教学，但是就在互联网盛行的时代，出现了很多负面的非法信息，这使学生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都受到了影响，更有甚者非法站点介入了校园内部的网站，窃取了某些信息，将其泄漏出去，使学生的学习以及教师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由此看来，规范校园网络使用行为，保证校园网络能够健康、稳定地运行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学校应该重视的问题。
1校园网网络管理现状
从我国大部分校园网络使用情况来看，校园网络中出现了以下几种状况：（1）首先校园内部网络使用者没有经过严格的用前培训，因此有很多校园内部使用者都会对校园网络产生供给威胁；（2）校园外部互联网接入内部，校园内部网络出现了很多的病毒，同时也受到了攻击性的威胁；（3）很多来自外部的移动终端以及计算机带来了很大的隐患；（4）网络上不良信息以及垃圾邮件对校园网络产生的威胁。
2校园网网络安全审计的功能及内容
2.1网络安全审计其指的是依照制定的策略，使用审计工具，来对用户以及系统活动进行记录，并分析数据等，以此来审查网络的安全，避免出现一些人为错误，这样就能够掌握系统是否有漏洞，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调配，保证系统能够健康、稳定地运行。
2.2网络安全审计的要点在管理校园网的过程中，对网络的审计内容主要包括以下这么几点：
2.2.1实时审计也就是说对正在发生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争取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将非法操作以及不良网站进行封堵，或者报警，监督的内容不仅包括上网时间、下载文件的类型，还有上网流量等。
2.2.2日志审计将网络运行的日志记录下来，全面管理操作系统的运行日志和数据访问日志，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
2.2.3内容审计此审计也可以在实时审计以及日志审计当中使用，审计聊天、发帖以及电子邮件中的信息。实时审计主要是对信息的出入口进行严密的监测，分析和对比信息中的关键字，对非法文字或者敏感字段进行报警，在这些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将整个过程记录在日志当中，以此作为审查的原始材料。
2.2.4实时跟踪这是对那些进发生并且有追溯、挽回可能的活动信息进行实时跟踪，将之后的活动信息记录下来，以便追溯非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
3网络安全审计在校园网安全管理中的作用
网络安全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网络安全审计，这可以帮助校园维护网络安全稳定运行，师生上网行为得以规范等工作更加顺利地进行。
（1）网络安全审计在过滤URL地址等关键字之后，既能阻止不良网站中的不良信息接入校园网络，与此同时能够使网络得以很大程度的保护，保护其不受外来网络中病毒的侵害，使系统中最基本的安全能够达到相应的标准。除此之外，因为日志审计能够保存系统运行过程当中的相关信息和日志，因此就能够在事后进行查询，将内部攻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并且能够使潜在的隐患得以震慑。
（2）实时审计能够有效规范校内师生上网过程中的审计内容，监督并阻止教职工利用职务之便或者上班时间滥用网络资源，阻止学生不规范上网的行为，将校园网的有效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
（3）内容审计能够将关键词与敏感词有效地阻止在外，避免了垃圾邮件，以及不良信息在校园网络中扩散，这样一来就能够对校园网络中的犯罪行为实施有效监控，使学校的名誉不被破坏。
（4）系统分析哪些有价值的日志信息，能够使系统管理员及时发现并修复系统中隐藏的漏洞，除此之外，系统运行统计日志能够将系统性能中存在的问题反应出来，使系统管理员有了观察、处理网络系统的工具。如此一来，对网络性能实施及时调整，为关键应用提供充足的资源，还能使系统管理员具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维护，这对提高工作效率有很大的帮助。
（5）有效追查已经发生，但还有可能挽回的行为，不仅能够追溯违法犯罪的行为，还能够追溯系统性能的好与坏，这对追查已发生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结语
近年来，互联网的飞度发展，使校园有了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给教师带来了便利的办公方式和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们的课余生活更加精彩，但是却也给校园网络带来了很大隐患。因为校园网用户多、规模大、使用者的活跃度较高等特点，所以非常难管理，但是因为其涉及到教师与学生的日常工作与学习中，所以对其进行严格管理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使用校园网络安全系统，能够使网络监控效率得以提高，所以说在学校具体的使用中，应该根据校园网的实际情况，对其设计科学的审计计策，让审计内容变得多样化，争取使校园网的有效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限度。
参考文献
[1]杨克领.IDS技术及其在校园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