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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以休闲、娱乐、健身和提高人文素养为主要目的，以观看、欣赏和参与各种体育文化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旅行游览活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景观和民俗文化赋予了秦岭北麓乡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丰富的资源。西安秦岭北麓观光农业园的开发，民间文化活动和农事活动、健身活动、民间文艺等融入到农家乐进行开发，露营地的开发，休闲产业带的开发等一系列民俗体育文化旅游项目正在蓬勃发展。
1西安秦岭北麓乡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的有利因素
1．1自然旅游资源丰富
西安秦岭北麓指从秦岭主梁向北至山下平原到距西安市区南20公里的地带，其东西方向贯穿蓝田县、长安区、户县和周至县，共有汤峪、库峪等41峪和朱雀森林公园、太平森林公园、秦岭国家植物园等多处国家及省市级森林公园、景区、景点等。这些都为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1．2民俗体育文化历史悠久
西安秦岭北麓地处陕西关中地区，耍社火、扭秧歌、跑旱船、陕西红拳、庙会等民俗活动丰富多彩。如，位于秦岭北麓中部周至县境内的楼观台，是中国道教发源地，每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楼观台庙会都有“集贤鼓乐”行乐、迎宾民俗表演、比武招亲、殿镇锣鼓芯子方阵、大玉木偶、牛斗虎、民俗趣演大巡游等传承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让观众领略最古老、最传统、最具关中地域特色的民间闹春习俗。
1．3城市居民闲暇时间增多，体育消费意识增强
我国法定节假日制度的实施为城市居民参加体育休闲提供了更多机会，人们的体育消费意识也在近年来不断加强，顺应此环境，西安市委、市政府不断构建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规划旅游项目如：终南山地质博物馆，南五台佛光文化保护区，朱雀冰晶顶旅游步道项目，秦岭野生动物园周边景区环境整体改造等。
1．4政府相关政策法规的保障
结合陕西省体育产业发展实际，省政府作出了“利用秦岭山地资源优势，推动陕西体育产业发展”的决定。西安市政府审议通过的《西安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2013—2020）提出立足“一核引领，三心提升，三带拓展”的格局。“一核”指西安主城区，“三带”就分别包括：秦岭山地休闲体验带、渭水生态休憩景观带、渭北历史文化体验带；《大秦岭西安段保护利用总体规划（2011－2030）》、《大秦岭西安市段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提出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纲，以实现城乡统筹为领，以促进区域发展为重，以适宜人居旅游为本”的原则。
2西安秦岭北麓乡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
2．1民俗体育文化旅游规模效应不强
受到秦岭山地乡村的规模、交通、自然地理环境等条件，以及资源的配置整合、产业的融合度等现实问题制约，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发展缺乏竞争力，没有形成规模效应。表现为品牌民俗文化旅游村落数量较少；一般性民俗文化村落受条件限制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激烈。
2．2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传承受阻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展，大量秦岭山区青壮年人口涌入城市务工，一些民俗工艺、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加之市场化利益驱动，一些具有文化特征的资源、活动出现了商品化特征，失去了民俗文化内涵，有的甚至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过度开发，阻碍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
2．3民俗体育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缺乏
民俗体育文化旅游是体育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融合产业，其发展需要懂得体育经营管理、体育产业政策、体育文化内涵等方面知识的专业复合人才。目前我国体育文化旅游专业人才供给不足。
2．4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宣传力度不够
目前，秦岭北麓地区的翠华山登山节、太白山旅游登山节、大秦岭文化旅游节等重要赛事和节事开发才处于初级阶段，宣传力度不够，很难吸引游客。民俗文化融入体育产业的步伐有待提升。
3西安秦岭北麓乡村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发展对策
民俗文化体育旅游受到越来越多的体育消费者的喜爱，政府、企业、秦岭山地当地民众应该齐心协力营造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政府部门应该在现有基础上细化相关政策，加强政策的可行性。企业应打造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扩大知名度。未来秦岭北麓民俗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应着力打造与特色农业相结合的区域民俗文化旅游品牌示范区、观光带、产业园等。同时，应该加强生态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并不断培养体育文化旅游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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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92-04
A Study on the Associ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 Case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ZHANG Hong1， MIAO Miao2
（1. P.E. Inst.， Baicheng Normal University， Baicheng 137000， Jilin China； 2. P.E. Ins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associ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The paper adopted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sports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associate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lk sports heritage. It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re connotation， integrity，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co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associate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between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moting associated development aiming at providing theory basis for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Key words：Shanxi province； folk sports； school sports； lifelong sports
“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均在晋南，即现在的山西境内。山西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它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山西的民俗体育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蒲州形意拳、关公锣鼓、南阳走兽、永济背冰亮腰、尧造围棋、洪洞通背拳、垣曲高跷、清河舞狮、襄汾鼓车等等。
如果能够将这些具有民俗特色的体育活动移植于学校体育，给予它滋生、发展的土壤和空间，必将会进一步推动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前进，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所以本文以山西省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为切入点，对山西省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进行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从而为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奠定坚实的基础。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以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查阅中国期刊网、中国教育网、中国学校体育网搜集并阅读了与本文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与著作。
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查阅和整理，进一步明确民俗体育和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探索两者联动发展的特征及文化内涵，为深入研究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2.2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法又称为实地调查法，分别对43名体育教师和25个教学班级的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对山西省民俗体育项目及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程内容进行调查。
1.2.3专家访谈法对29名学校体育的组织管理者和专家学者，针对山西省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以及民俗体育项目的开展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2山西省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现实意义
2.1学校体育促进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民俗体育的传承，学校体育是最好的载体，它体现了我国体育教学内容的特色，健身性与文化性的统一。民俗体育受客观因素影响所产生的继承、传播、发展的困难，可通过学校体育教育的计划性和可控性来弥补。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竞技比赛以及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将民俗体育项目传授给学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民俗体育的传承方式，实现民俗体育项目的自觉传承和发展。山西省并州一中的大课间就融入了形意拳的学习，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还频频吸引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来校考察学习。所以民俗体育要发展，必须融入到学校体育之中。
2.2学校体育促使民俗体育走向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对体育目标的大众性、民族性以及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课标中对体育课程内容有了民俗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要求。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的融合达到了新时期体育目标的要求，并且也将民俗性和世界性的结合体现得淋漓尽致。学校是培养体育人才、普及体育知识、形成正确体育价值观的重要场所，民俗体育项目引入学校，能够促使民俗体育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并最终促使其走向世界。日本学校体育融入了日本民间舞、武道、软式网球、独轮车等民俗体育项目，韩国的跆拳道、朝鲜民族舞等也被纳入到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之中。可见，只有让民俗体育走进学校，才能保证民俗体育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开展，最终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2.3民俗体育丰富学校体育课程资源胡小明（2008）认为，民俗体育是一笔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财富”，必须利用教育的渠道来敛聚。将民俗体育移植于学校体育可以丰富学校体育课程教学资源，繁荣校园体育文化。这遵循了将目标与手段融于一体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也体现了我国体育教学内容统一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我国地大人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的体育课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有一个全体的教育规划来统筹兼顾的同时，又要有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教育计划，从而达到学校体育的教学目的。
山西地近边塞、民族杂处，自然环境独特，拥有内容丰富的民俗体育形式（表1），这为学校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4民俗体育有利于“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深入贯彻与落实仇军（2003）认为，我国有68.8%的体育人口的体育运动习惯是在学校体育中形成的。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在全民健身运动中起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从1995年国家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全民健身日的设立，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民俗体育运动简单、易于操作，对场地、器械、环境的要求不高，可以制约学生有“体”难“育”现象的发生，同时民俗体育可以培养团结协作、坚毅、沉着的精神，有利于 “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贯彻与落实。永济的背冰亮腰、忻州的挠羊等，能够培养果敢、坚毅的体育精神；清河的舞狮、天塔的狮舞、新绛的花庆鼓等，能够培养合作、文明的体育精神。
3山西省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特征
3.1多涵性同一体育课程资源对于体育课程具有不同的用途和价值，因而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具有多涵性。例如：忻州的挠羊赛，既可以成为学校体育的学习资源，也可以成为民俗体育活动传承的一种方式，还可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使民俗体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学校体育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意识，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正是这种多涵性，给学校体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使体育成为生活方式变为可能。
3.2整体性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截取两者的交集，只有两者有机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功能价值，从而尽显民俗体育的文化价值所在。自然环境、社会人文以及精神信仰是任何一项民俗体育形式所必须依附的，他们三者互相关联，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不可拆解的文化综合体。因此，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要充分考虑这个文化综合体的整体性存在和它的整体性发展。
3.3人本性学校体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在课程的开发、选择方面要体现以人为本，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文化的传承都是依靠人来实现。不论是活动参与者，还是文化继承者、创造者，他们的生活需求都会影响民俗体育的发展。因此，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从学生出发，遵循以人为本的精神，协调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关系，着重引导、鼓励他们的参与程度。
3.4创新性创新是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核心。体育教学过程中，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俗体育活动形式的改善，使其向着现代人的文化娱乐观念、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转化。进而提高参与性、观赏性以及促进两者充分的结合。例如，我国的舞龙运动，就是通过挖掘整理和试办各种舞龙比赛，使传统的民间舞龙习俗，走上世界舞台。并在1995年2月正式成立“中国龙狮运动协会”，出版《中国舞龙竞赛规则》，创编两套中国舞龙运动竞赛规定套路。
3.5互补性学校体育与民俗体育有较好的互补性。民俗体育所包含的健身、娱乐、艺术、民俗知识、品德修养等多种具有丰富教育价值的内容，是难得的素质教育素材，而学校教育的可控性，可以实现集中传授，有选择地改进提高，高效率大面积的普及推广，成为民俗体育运动发展的基础和输送后备人才的基地。
4促进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特征，从学生对民俗体育的认知程度水平；政府、社会、学校的支持程度；民俗体育资源的开发；教师的职业水平；大众传播媒介等几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模型（图1）。
图1促进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模型
4.1提高学生的民俗体育认知水平对山西省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的调查结果表明，有65.9%的学生对民俗体育概念模糊，不知道什么是民俗体育，以及民俗体育包括哪些内容，这是制约民俗体育在学校体育中发展、影响民俗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时代的发展和未来的挑战，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每一所学校都必须注意在努力探索各学科科学教学模式的前提下，结合当地的实际，选择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切合学生特点，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素材编撰成教材，对学生进行生动鲜活教育的优质课程。
学校本是传承民俗体育的最佳途径，但是从小学到大学学生在学校里所接触到的却几乎全是西方体育。在此次调研中发现，22所学校中仅有8所学校开展了民俗体育活动，但也仅仅是局限于完成“教学任务”后，所进行的游戏活动，没有将民俗体育项目教材化、列为正式的教学内容，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基本交给了社会。
4.2发挥传播媒介的舆论导向作用媒体宣传通过人的视觉或听觉的直接感受，起到文化传播、知识教育、产品推广等作用。新闻媒体应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民族文化传播和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对民俗体育的保护、继承与发展发挥应有的舆论导向作用。从山西电视台公共频道《中外体育新闻》的体育新闻报导统计分析中，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大部分都是有关竞技体育新闻的传播，很少涉及民俗体育活动的报到。为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环境和氛围，媒介必须充分利用地方资源、鼓励开展因地制宜，与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一起形成合力，推动民俗体育的文化传播与项目发展。
4.3增强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意识贾春峰（1995）认为，“市场经济需要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其存续和发展的新契机。”在发展思路上，民俗体育资源开发符合当代社会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民俗体育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而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也是学校健康体育全面实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是从山西省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现状来看，虽然山西省民俗体育项目形式多样，但许多项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人们所淡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竞技体育项目。应该进一步贯彻国家体育总局出的大发展观、大项目观、大服务观思想，贯彻一城一地一品牌的体育发展战略思想，积极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纳入学校体育教学内容之中。
4.4大力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几十年来，通过高校教育等各种渠道，我国培养了大批竞技体育人才，极大地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然而民俗体育几乎没有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和渠道，这是严重制约我国民俗体育，尤其是学校民俗体育发展的因素或瓶颈。
对山西省22所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调查发现，有89.56%的教师在大学学习阶段不曾有过民俗体育项目的学习与训练的经历。由此可以看出，体育专业人才培养在民俗体育教学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缺陷。民俗体育能否成功进入学校，教师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为教师对民俗体育项目的了解、熟练程度直接关系到学生对民俗体育的认知水平、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以及教学的质量。
4.5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市场失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说：“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我国正处于社会改革的历史时期，所以在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政府职能，加大组织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的政策法规，促使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朝着更加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5小结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只有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才能更好地打造学校体育品牌，提升民俗体育知名度，最终实现两者各自的科学化、可持续化发展。但是，面对着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联动发展的各种困境与挑战，要实现两者的发展，就要从政府、学校和公众三个层面共同着手，充分提高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使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从而使《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得到进一步贯彻与落实，同时也能够促进民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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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2）06-0038-05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cultural generative characteristics， folk sports culture naturally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ve culture.Further studies find that the whole generative mechanism involves three aspects：1）crystallization of history determines the generated trajectory of folk sports culture；2）creativity of human beings is the generative dynamics of folk sports culture；3）formation and succession of normal form is the generative connotation of folk sports culture.
Key words： folk sports culture； generative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2-08-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我国民俗体育现代功能及社会文化价值研究” （10CTY024），山东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齐鲁文化与山东民俗体育文化互动研究”（10CTYZ02）。
作者简介：李刚（1978- ），男，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产业、民俗体育。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School of PE，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Shandong，China
无论是在西方词源里，还是在中国传统词源之中，“文化”（culture）本身就具有了先天的生成性特征。前者通常是指“耕耘”或“掘种土地”的意思，而后者的“化”则代表着变易、生成、造化等。所以，民俗体育文化，这个典型的、经过人类社会加工过的“次级文化”，也自然具有了生成性文化的特征。特别是经过中国几千年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土壤的培育，经过人类创造性的发挥，所演绎的内容已经涵盖了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等诸多文化载体，这使得其生成机制非常复杂，有待于进一步剖析与探究。
1 历史的凝结：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轨迹
民俗体育文化关注的是文化范畴中的本体性的理解，是把文化作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从而对于人的生存和历史的运行提出更为深刻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认为，民俗体育文化并不存在“过时”的说法。过去我们总是认为，探讨民俗体育文化一定是“向后看”的，民俗体育文化似乎成为“落后”、“陈旧”、“迂腐”的代名词，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这种对于民俗体育认识上的误区，已经成为我们研究民俗体育的“绊脚石”。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民俗体育文化一定是一种历史的凝结。它注定是符合时展的趋势，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一种“契合”型文化。只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时代”是指的“当时代”而不是“现时代”，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解读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文化精神去理解，而必须要将其还原到当时代的背景之中。就像在清末民初盛行在山东省鲁西南地区的民俗体育“拜罗圈”，运动方法是游戏者三人以上，手拉手围成一个圈，边唱歌谣边进行游戏。当唱到“钻”时手不松开，领头的一人低头带动众人从与自己相邻近的一位游戏者的腋下空档处钻过，形成一个外圈，大家就这样唱着歌谣反复钻来钻去。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非常简单的运动方法，其所凝结的历史文化精神却是有着深远的意义。拜罗圈主要是女子（尤其是女孩子）参与的民俗体育运动，如果以今天男女平等的价值观念去审视这项运动，它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它发生在清末民初，出现在山东省却值得我们深思。长期以来，妇女在我国的地位并不高，从儒家思想中的“三从四德”再到明宋开始的“裹脚”，都成为封建礼教制度对妇女压迫的记载。在当时代女子要想参加体育活动是无法想象的，她们只能过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终日与女红为伴的日子。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是在山东省——这个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尤其是鲁西南地区），在清末民初却打破了这种封建枷锁的桎梏，迈出了冲破旧礼制的第一步，这是一种可以载入史册的进步。如果我们全面审视历史，在拜罗圈这项民俗体育运动兴起后不久，封建制度的崩溃，的兴起，这些典型的“进步文化”的代表，其实早在民间的“拜罗圈”民俗体育运动中就已经显现出了雏形。
其次，民俗体育文化关注的是“点”。历史的生成方式有很多种，有直线型的也有螺旋上升型的，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方式更加关注的是“点”。所有的民俗体育文化都是以一个个体“点”的形式出现，而后众多的“点”再聚集成一条主线，这成为民俗体育文化的产生脉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聚集成直线的“点”也不是整齐划一地在一条直线排列，而是围绕着一条主线聚集在其周围，形成一条轨迹。有很多民俗体育运动项目看似是历经一种时空的延续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它们发展的轨迹更确切的是由众多的点形成的轨迹。例如民俗体育运动“走百病”就可以分为明显的几个发展“点”。“走百病”在我国起源很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非常盛行，当时这个项目叫做“追傩”，几乎在所有的祭祀、驱鬼活动中都可以见到，这时候该项目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发展到明朝，“追傩”已经不再属于祭祀的范畴，演变成为“驱疫鬼”仪式，并且逐渐形成“走百病”、“消百病”等运动。此时的“走百病”运动尽管在形式上和追求的终极意义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第一，该运动从祭祀活动成为驱鬼除魔的封建迷信活动。第二，逐渐演变为特定的日期进行的活动，主要是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一天夜晚，据说这天夜晚地下鬼穴是空的，此时在外走动，可保一年不生病。现在类似“走百病”的民俗体育运动还依然存在，并且选择活动进行的时间大都是在傍晚或者晚上。但是，这项运动已经完全不具备原有的封建迷信本质，而是成为一种人们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它摒弃了理论上文化直线演进的轨迹，在发展中不断寻求突破，修正自身文化体系。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说，它是围绕着文化的发展主线在其附近不断演化，第一，它还是注重人类自身的健康，只不过是由过去的被动式祈求（鬼神保佑）变化成为自身主动的增强锻炼；第二，透过现代运动项目自身我们还是依稀可以看到过去文化传承的影子，过去的“走百病”一定是在正月十五的晚上进行，现在的“走百步”依然是在晚上进行，只不过对于时间的要求变得相对宽泛的多，因此才有了“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的民谚。
2 超越和创造：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民俗体育文化的演进？是超越性和创造性。这个答案我们不难知晓，但是是谁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1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之人类对自然的超越和创造
我们已经知道文化最根本的意义上是人类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是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性。文化作为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体现着人对自然和本能的超越，代表着人区别于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因此，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源自于人类自身对于自然的超越和创造。比如说民俗体育的功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俗体育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祭祀活动（这其中也包括巫术），早先的人们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因此遇到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总是求助于神灵的庇佑——这种敬畏自然也包括对于自身生命的诉求。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的问题，正是基于这种持久的关注，人们也在不断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自然界，人们开始认识到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对于身体各个器官的锻炼意义，这就导致了由祭祀产生的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功能上的重大转型。民俗体育由过去的象征意义逐渐演变成关注参与者个体健康的一种健身活动。就像我们的民俗体育运动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等运动项目，也是从早先的祭祀（像龙舟竞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皇帝亲自主持）逐渐演变为一类强身健体的运动形式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健康除去身体健康之外还应该关注心理健康之后，民俗体育再次产生了新的创造性，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功能成为当代民俗体育关注的重点。民俗体育这种功能性的变化导致了民俗体育文化的转型，文化核心从过去的“敬”和“畏”逐渐演变成对于自我的一种信仰，人通过自身不断的认知过程完成了对自然的超越。在这种超越之后，自然是一种新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当今的民俗体育文化已经充分完成了对于最初的民俗体育文化的超越和创造。
民俗体育的另一种重要产生方式是源自于人们的生产实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起源于人的类本质活动，即实践活动。文化是实践的历史积淀和对象化；文化又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机理和方式。民俗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实践活动，它综合了人之为人的所有根本特征：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等等。民俗体育运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的实践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对给定性的否定、超越和扬弃；在于对人自身和人的世界的创造与再创造。民俗体育文化起源于人的超越性与创造性实际上就是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因此，按照文化学的理解，民俗体育文化所具有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俗体育文化是人与自然分裂与统一的根基。
民俗体育运动源于人类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因此民俗体育文化也就继承了这种实践中的自然性。相当一部分民俗体育运动项目的开展是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并且总是要将自然融为运动项目，民俗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例如最简单的跳房子、打瓦都不需要固定的标准场地，只需要一块简单的自然场地即可，更不用说打水漂、滑冰等运动项目。但是，这种和谐统一并不是民俗体育文化的全部，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文化代表，民俗体育文化中还体现着与自然的对立与分裂精神。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却是超越了自然。征服自然一度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并且伴随着这种目标实现的过程，人类与自然产生了分裂继而形成根本性的对立，民俗体育文化也是如此，很多运动项目也在重复着现代竞技体育的特点，不断的追求极致，不断的试图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体育文化本身就具备了人与自然分裂与统一的特质，这是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根基，民俗体育文化的演化过程几乎都遵循着这一脉络主线。
第二，民俗体育文化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分裂和统一的基础。
民俗体育文化是人创造的，一旦民俗体育文化形成，也就标志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和统一逐渐形成。民俗体育文化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被一处居民或一群人所共同享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民俗体育文化，它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几乎所有的民俗体育文化都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文化（这其中包括民俗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很多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从最初的一项体育运动最终演化为一项制度，成为被全社会认可和接受的一种制度文化，就像清朝自康熙以来，每年秋季都在热河拦围场大会蒙古王公，其活动有：“较射”，即射箭比赛；“跳驼”，即跳过八尺高的骆驼；“诈马”，即驯服烈马；最隆重的是“库布”即角力摔跤。以及十月的“冰嬉”和元宵前后的马术、灯舞也都是极具特色的民俗活动。这些运动项目自清朝入关以后带入关内结合中原实际情况进行推广普及，使之成为“国俗”。
人之所以可以与自然界分裂开来，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自身的个性和创造性，这种特质也成为民俗体育文化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分裂的基础。民俗体育不像现代竞技体育一样，具有严格的制度体系，成为制度体育的典范，而民俗体育具有很强的灵动性。就像我们提到过的“投壶”运动，从过去的士大夫阶层的游戏，逐渐平民化，人们所使用的器械也从酒壶、箭逐渐演化为杏核、石子和任意的器皿，这种变化固然有利于民俗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推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标志着阶级的分化。同样一种运动形式，由于器械的不同可以看出阶级的区别，这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类似的还有踢毽子，过去王公贵族踢的毽子是用雕翎做成的，一般平民的毽子则多使用鸡毛制作，这也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赌博在任何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中都被列为不良文化，但是在民俗体育运动中却存在相当数量的运动项目“涉赌”，像斗鸡、斗蟋蟀、斗羊甚至于砸元宝、砸铜钱等等，这些民俗体育运动就明显呈现出与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分裂，这种分裂并不是由个体人所决定的，而是成为社会民众的集体行为，像斗鸡、斗蟋蟀等运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乐此不疲，参与其中。这种分裂现象对于促进民俗体育演变本身而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却违背了社会主流文化，这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是需要我们认真思索解决的问题。
2.2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动力之民俗体育文化自身的不断超越和创造
一个民族在共同的民俗体育文化影响下其内在形式和整个表现是相似的，民俗体育文化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它的创造者。涂尔干认为：“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于个体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着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总是感到文化的强制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的显现出来。” 因此，文化的特性表现在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影响人、制约人、左右人的生活方式的深层的、激励性的东西。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俗体育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但是却是自由发展的。
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物。尽管是人类创造了民俗体育文化，但是人类却并不能真正驾驭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只能让它按照自身文化体系的演进规律去发展。譬如说我们最近遇到的民俗体育文化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民俗体育文化发展到今天，历经千百年的历史，却逐渐走向没落，无论是从其文化传播意义上还是从其影响力上都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此时民俗体育文化的创造者竭力想使其发展壮大，但是现实却是非常残酷，人类无法真正驾驭这个由自己亲手创建的文化体系。我们只能做的是通过各种途径、渠道来帮助民俗体育文化，仅此而已。如果民俗体育文化不想被湮没在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只能依靠其自身的力量来完成。
第二，民俗体育文化具有内在的自由和创新性。
民俗体育文化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张力，而这种矛盾和张力的动力来源于正式民俗体育文化所具有的内在的自由和创新精神。一方面民俗体育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物，是人超越自然本能而形成的，它代表着文化的自由和创造性的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民俗体育文化又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文化历史积淀下来的被群体所共同遵循或认可的行为模式，对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它一旦形成，就对参与民俗体育运动的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具有制约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由于民俗体育文化的内在的矛盾性或张力结构，民俗体育文化才一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使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得以流传至今；另一方面具有自我超越性和创新性，使民俗体育运动项目能够不断地丰富、发展（即使是已经消失的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也是这种超越性和创新性的产物）。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由历史生成的产物，它既不是给定的先验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范体系，而是经历着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进程的相对稳定的一种文化生存方式。
3 范式的建立：民俗体育文化生成内涵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可以看作是表层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和深层文化（精神文化）的建立，在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过程中，人们总是试图为文化体系建立起一种固定的范式，将文化桎梏在这个现有的范式体系之中，这个看似美好的文化愿景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实现过，因为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可循。
3.1 民俗体育文化表层范式的建立
人们试图建立文化范式的意图是建立在民俗体育文化表层范式的建立基础之上的。民俗体育一旦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其运动的器械、运动的一般规则都已普遍建立起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得到参与大众的认可，应当说这种文化的表层范式建立起来相对轻松。因此往往给人们一种假象，认为民俗体育文化的范式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起来，即使运动项目自身的结构体系、功能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会发现一种新的范式很快就取代了旧有的范式，并不会对民俗体育运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就像我们曾经指出的“骑马打仗”一样，最初的骑马打仗是由两匹“马”，两个人组成的四人对打项目，它是属于“单打”项目，这是一种满族青少年非常热衷的民俗体育运动，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确立，骑马打仗像许多满族民俗一样在全国推广普及。及至后来，在民间将“骑马打仗”这一运动形式进行了变革，逐渐增加了“马匹”数目，开始变成“三匹马”、“四匹马”，将“单打”运动变成了“群打”。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只是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范式的变化（请注意只是变化而已），属于一种新的范式取代旧有范式的过程。然而，这种变化带给运动项目的绝不仅仅是文化表层范式的变化，而是一种文化深层范式的转折。
3.2 民俗体育文化深层范式的更迭
民俗体育文化还存在一种深层次的范式生成过程，也就是精神文化建立的过程，因为文化的基本功能是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的内在的机理和文化图式，所以民俗体育文化的价值内涵是比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更为丰富的展示和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它建立在一定的范式基础上却又超越这一范式，并不是依靠范式来决定民俗体育文化的演进方向，而是依靠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范式来决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俗体育文化结构是由主体结构文化自身与客体以结构人类实践活动共同构成的。它们的“同构”根基在于主体与客体在人之实践过程中的同时生成。因此，民俗体育文化必须是要建立在二者同步的基础之上的，并且这种同步过程并不是僵死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变化。当我们试图建立民俗体育文化范式时（即使我们已经建立起表层范式），我们往往忽略了文化深层范式的动态性和协调性，也就是说，我们所建立起来的表层范式，文化的深层范式根本不会接受——甚至于会产生一种反抗，正是这种反抗导致了两种结果：一种是民俗体育文化深层范式与表层范式的冲突，两者根本无法兼容，这种后果就会将民俗体育推向灭亡；另一种则是民俗体育深层文化范式处于不断的自我调整阶段（毕竟我们已经将表层文化范式固定），使之与表层文化范式相匹配，这种调整的后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民俗体育深层文化范式和表层文化范式尽管能够共生共存，但是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所认识的民俗体育（文化）。就像“骑马打仗”一样，由“单打”变成“群打”这其中的深层文化范式已经添加了中国传统战争文化——战车的文化因子，其运动方式更加讲究策略，追求礼仪式的运动文化制度，这与当时满族人所推崇的“骑马打仗”已经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它依旧套用的是旧有的范式。深层文化范式始终呈现出一种滞后性，并且文化范式在不断的更迭之中，这将会成为民俗体育不断演进的源动力。
4 结语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成机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缘起于人类的时间认知过程，却又超越了人类自
身的驾驭能力。因此，它的演进之路注定是复杂的，既是一个被组织的过程，同时也是自组织的产物，这就给我们把握民俗体育文化增加了难度，我们必须在尊重民俗体育文化的基础上，试着去走近它，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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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汴京（开封），在北宋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纷纷再现了北宋汴京的盛世况景。宋代体育是宋代风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1〕。民俗体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综合的历史形态，民俗体育文化既是现代体育的基础，又是现代运动的补充，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不可缺少的精髓部分。在民俗体育学中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民俗体育。而古老的北宋汴京所蕴含的民俗体育文化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界定为“在民间风俗或民间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
态”〔2〕。借鉴民俗体育的定义，笔者将北宋民俗体育文化定义为，是在北宋民间风俗活动或生产生活中产生，依托多种需要发展起来的，在北宋汴京流传的与竞技、娱乐、健身、休闲、表演有关的活动形式，它既是一种民俗生活的丰富，又是一种民俗体育的创新。为此，笔者参照项群理论，大致将北宋民俗体育活动分为民间竞技体育和民间休闲体育两大部分，使北宋综合的民俗体育形式以一个现代的民俗活动体系呈现，古为今用，以促进现代体育活动的繁荣发展。
1 北宋汴京民俗体育活动
北宋时期由于封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古代体育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城镇的繁荣，推动了以娱乐健身为主体的体育活动的发展，古代体育在北宋得到创新与发展，传统的体育形式进一步深入民间，开展得更为普遍〔3〕。
1？郾1？摇民间竞技活动
根据定义理解，民间竞技活动是指在民间举行的各种形式的赛力、赛技巧和赛技艺的活动〔4〕。而经过了千年的传承演变，到了北宋时期，这些民间竞技活动已经脱离了单纯娱乐表演的初级阶段，逐渐形成了具有完整规则的竞技体育项目。但此竞技非彼竞技，北宋活动项目的演化使其娱乐功能并未减少，反而在竞技的同时大大加强了活动的趣味性，使其活动流传更为广泛。如蹴鞠、女子马球、捶丸、举石锁、投石射箭、水秋千、冰嬉、争标竞渡、马术、赛马、相扑、拳枪术套路等活动，演变至北宋都有其各自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是极具代表性的蹴鞠活动，其发展到北宋就有了专门的竞赛场地，名为鞠城，球门两厢对应，两边队员相对进攻，进球为胜的单球门间接比赛，它是由双球门竞赛演变而来的，主要用于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进行间接对抗比赛时，中间隔着球门，球门中间有两尺多的“风流眼”，双方各在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之穿过风流眼多者胜。而无球门的散踢方式称作“白打”，历时最久，到了宋代白打场户仍然很流行〔5〕。同样是球类运动的还有马球，又称马鞠，是一项骑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的运动〔6〕。游戏者乘马分两队，手持球槌，共击一球，以打入对方球门为胜。这种“马球”在当时称为“大打”。唐代把此运动用于军中，以此加强军队战斗力，但是作为军事训练的马球，在北宋时期是衰落了，这种衰落，和北宋的军事战略有关。此后，作为娱乐活动的女子马球，在皇宫中却一直继续，宋徽宗对女子马球的发展推广卓有成效。
另外，捶丸（Pelletwhacking）这一项目与现在的高尔夫非常相似，故被中西方体育史学界喻为“中国高尔夫”〔7〕。捶丸项目是在地势起伏有变化的旷地上画一球窝，并分别以离球窝数十步到百步为距挖一定数量的球窝，球窝旁竖彩旗为标志，球窝中放有锦囊，进球后一提便可把球提出。英国人说捶丸出现在元朝，其实最晚至北宋末年捶丸运动已经发展得很有规模了。元朝宁志老人曾写过一本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丸经》，其中明确记载“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相比较，其活动形式与如今的保龄球极为相似的还有“打瓦”（targetedtile-piecesthrowing），它在宋代也是一种投掷形式的活动，由古之击壤（targetedwood-stickthrowing）演变而来。现在也称投衙役，是由多人参与的竞技性投掷游戏，它不仅可锻炼敏感的击敲技能，而且也能锻炼奔跑能力。它较投掷木块或砖瓦要复杂些，而且更有趣。
在宋代，也出现了石制的举重器具，如石球、石墩，其活动名为举石锁（stone-locklifting）。石质的举重器可以随地取材，并可随意制成各种形状，既方便又省钱，对广泛开展举重运动有许多好处。《水浒全传》中有一段描写武松在安平寨举石的事，既表明了北宋举石的方法，又反映了北宋举石运动开展的情况。武松这一撇、一掷、一接的举石方法，正是我国民间的举石动作，直到今天，民间的举石锁活动还保存了这几个动作。相比，射箭投石（Bowingandthrow-stone），是类似射击的一种活动技能，由于在军事和狩猎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历史上更受人们的重视。从唐代到宋代，整个射箭在民间更为普及，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在当时的河北一带，民间组织的“弓箭社”就有六百多个，参加的人员有三万多，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业运动员组织了。投石是作战中一项很重要的技能，《水浒全传》中的张清，“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而鞭技也是从古代兵器演变过来的一种技能，鞭长6米，重10斤，挥鞭者双手挥鞭，百发百中。
摔跤也是宋代宫廷宴会娱乐的压轴节目，发展至北宋，在汴京“瓦子”的各种娱乐表演项目中，相扑表演是最受欢迎的，相扑艺人也是各种表演艺人中最多的〔8〕。宋代的史料上称摔跤为相扑，也有称为角抵（ancientwrestling）的。那时的相扑可以使用拳脚，有时也会发生死亡事件，但比赛中多半还是以摔、绊等技巧，把对方摔倒取胜。《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浪子燕青也是当时的一位摔跤好手，《水浒传》中还描写了一场他的“相扑”比赛，那场比赛，在当时可以算是盛况空前。
此外还有一些表演类的活动，如抢金鸡（snatch-the-goldenpheasant）。在宋代“金鸡竿”盛行，即把竿子竖立在地上，和底座演员头顶上晃动的竿木大不相同，表演时用不着小心翼翼，担心竿木倒下，因此演员是以勇猛的姿态忽上忽下，开拓了竿术技艺的新天地。北宋的“抢金鸡”是从唐代“缘竿技”发展创新而来，但与前者不同的是，“抢金鸡”是多人比速度的缘竿，增加了节目的观赏性。在北宋，马术（Equestrian）也极具表演性，骑士的动作甚为潇洒，他们的一些招式至今仍是马戏骑士的基本动作。比如马戏开始前的准备动作，空手出马与在马背上麾旗出马，两种不同的出场方式等。发展至北宋，马上射箭也出现了两种，其中一种叫“拖绣球”，前面骑士把一只由红带子系着的红绣球扔在地上，另一头用手拉着，纵马疾驰，后面的骑手骑马追赶，张弓射绣球，技艺高超的骑士左右开弓，马尾巴迎风抖擞，这时壮士纵身飞奔，追上快马，用手拽住马尾飞身上马。
在宋代，游泳运动得到了创新发展，并创造了丰富的水上体育运动文化〔9〕。水秋千（waterswing）是水上杂戏的重要内容，出现于北宋中后期，是北宋汴京最为重要的跳水活动。据《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秋千分别架设在两只船上，在鼓笛的伴奏声中，表演秋千者即跳水运动员，在竖立着高高秋千的“画船”上，荡起了秋千，越荡越高，一直把秋千荡到与秋千架相平，才猛地双手脱开秋千绳，纵身飞向空中。动作惊险，姿势优美。另外水球活动，则是参与者用陆地上所踢的气球，在水中用手轮流抛掷，以距离远近定输赢。宋徽宗还特赋诗一首：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戏掷水球争远近，流星一点耀波光〔10〕。诗中未标明是北宋汴京的金明池，但这一“水球”竞赛，显然是在金明池的水上体育运动场所开展的。同样，据《东京梦华录》记录，北宋时，每到清明节前后，汴京金明池都会举行龙舟赛。宋代画家张择端绘有《金明池夺标图》反映了北宋汴京的龙舟竞渡（Dragonboatrace）活动。发展至北宋的龙舟在“争标”之前还有精彩的龙舟花样表演，可谓标新立异。先是龙舟花样表演，分为“旋罗”“海眼”“交头”等花样〔11〕。
与水上活动相得益彰的还有冰嬉（ancientskating），即在冰上进行的冰雪运动（snowandicesports），包括速滑、花样滑冰（figureskating）、滑雪、打冰嘎、拖冰床、冰上蹴鞠等。最初的滑冰是人站在“竹马”（“bamboo-horse”）上，手持木棍撑地滑行。而后，在北宋得到创新，出现了冰床，即数人坐在木板上，一人拉动木板在冰上滑行。
除此之外，在枪、拳术（Chineseboxing）的武术套路中，枪在宋代战场上使用广，种类多，在兵器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12〕。《水浒传》中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善于使枪，满门忠烈的杨家将，最有名的也是枪法，其枪术在保卫国家和军事训练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宋代，随着中华武术的日渐丰富，其中拳术套路日趋成熟，主要表现为形成了具有各种风格和技术特色的流派。而围棋（Go）和象棋（Chess）则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喜爱的娱乐活动，但由于棋类活动具有竞赛的特点，国际上把它也列入体育竞赛之中。宋代从皇宫到市井，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围棋、象棋成为一种雅玩，一种智力与才学的较量，也是一种心理交流的特殊方式。
1？郾2 民间休闲活动
休闲体育是人们在闲暇时间所进行的、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和愉悦身心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体育活动〔13〕。体育属于文化范畴。文化是上层建筑，当然受制于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又反过来为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经济服务〔14〕。因此，北宋汴京的经济繁荣决定了其民俗休闲体育文化的丰富多彩。从《清明上河图》我们可以看出，北宋京都地区繁荣安定，其民俗休闲体育活动规模盛大而繁华。在北宋民间，市民通常把春游、放风筝（kiting）、荡秋千（swing）、踢毽子（shuttlecock）、鞭陀螺（spinning）、打瓦、推铁环（iron-hooprolling）、跳长绳、垂钓（angling）、抖空竹（spinhollowreels）、抖鞭子（jerkwhip）等作为平日或节庆里的休闲娱乐活动。此外，北宋的社团组织也有许多，如弓箭社、齐云社、锦标社、角抵（ancientwrestling）社等，还有“舞队”经常为节庆组织表演活动。宋代的杂技是宫廷宴会不可缺少的节目，这些杂技艺人都是市井的演员，内容如踩高跷（stilt-walking）、跑旱船（lang-boatrowing）、顶竿技艺、舞龙舞狮、盘鼓以及一些民间绝技，如气功喷火、上刀山钻火海等，而北宋汴京民间习武活动也多与娱乐表演相结合〔15〕。由此可见，在北宋汴京许多传统的体育活动融传统与创新于一体，倾向于娱乐休闲、观赏与体验。
2 北宋汴京民俗体育项群分类
民俗的内容包罗万象〔16〕。一个城市的民俗文化是根据其市民的生产劳动民俗、日常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方面综合产生的，民俗体育文化亦是如此。北宋民俗体育文化，其表现形式错综复杂，其交叉性活动类型使我们不能只使用一元的项目种类或民俗文化表现形式去片面地研究这一多元化的民俗体育活动。因此，笔者采用项群理论中的竞技能力主导因素为分类方法，归类分析北宋汴京民俗体育的项群文化，使其现代创新方向能够更为明确。
2？郾1 体能主导类
体能主导类在民间竞技活动项目中又可分为快速力量性、速度性、耐力性三个项群。快速力量性项群指的是田径项目中具有快速爆发力的体育项目，它们以瞬间爆发力出手使重物瞬间举起或快速出手使目标投到更远为主要特征，表现此特征的北宋民俗体育项目有，举石锁、打瓦、捶丸、水球等。速度性特征是以突出速度使比赛获胜的项目，如北宋以时间征服距离为主的项目，如速滑、赛马、竞渡争标、抢金鸡。耐力性则指的是中、长距离和超长距离运动的项目，它们主要表现坚强的意志力和承受超人负荷量的能力特点。关于北宋长距离耐力为主的民俗活动，资料还没有明确的显示，但宋代有信使，跑步送信，一天上百里，其运动形式相当于现在的马拉松，可见耐力非凡。
2？郾2 技能主导类
技能类项目不但对运动素质，而且对运动技术、技巧的要求都很高。技能类也可分为表现和对抗两个类。前者包括准确、难美两个项群的项目，后者包括隔网对抗、同场对抗、格斗对抗三个项群项目〔17〕。
2？郾2？郾1 表现类
北宋时期的表现性体育项目也同样可分为表现准确性技能和表现难美性技能，其中表现以准确完整运动技术的准确性项目有凸显精准度的射箭投石、有现代高尔夫之称的捶丸、可百发百中的鞭技，以及速度与准确并存的马上射箭等。而表现难美性，即完成高难动作的同时又充分展现人体优美的运动能力的项目，有北宋的跳水运动水上秋千，基于“缘竿”技术的顶竿艺技，冰嬉中的花样滑冰，无球门的单人“白打”蹴鞠，“瓦子”里以表演性质的相扑、武艺，以及马术、踢毽子、龙舟等花样表演。
2？郾2？郾2 对抗类
北宋汴京民俗体育活动中的对抗类项目也可分为隔网对抗性、同场对抗性和格斗对抗性三种，表现运动者在各种条件下直接对抗的能力。以身体不直接接触为特点的隔网对抗性项目，在北宋时期，有场地中间隔球门的单球门间接蹴鞠，特征与其较为相似。另外，笔者暂且将以心智较量为主要拼杀力量的棋艺项目归为此类。而以身体有直接接触，以拼抢争夺为特点的同场对抗性项目，有北宋盛行的女子马球，以及逐渐削弱的双球门直接对抗性蹴鞠项目等。北宋以格斗竞技为特点的格斗对抗性项目，有《水浒传》里的竞技性相扑，北宋得到形成与发展的武术，如拳术、枪术、散打等。
3 结束语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18〕，自2009年“全民健身日”诞生与“全民健身条例”颁布并实施的开始，中国全民健身事业蒸蒸日上，体育也实实在在地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更标志着中国未来已经真正开始迈向体育强国的行列。而在今时，民俗体育作为一种大众的体育健身活动是全民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广泛而又深厚的民间基础。因此，研究和开发利用民俗体育资源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给民俗体育注入现代性、创新性内容，则是使民俗体育作为人们体育生活方式推广的重要形式，使其在继承优良民俗文化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与实践。在理论研究方法上，宜采取交叉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多层次把握民俗体育活动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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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7-3612(2011)05-0078-04
Research on the “Cogni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Folk Sport b y the Hypercycle Perspective
LIU Minhang，QIE Hanlie
（Dept. of P.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 014， Shandong 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folk spo rts is the highlight problem in China’s folk sports education. The research us es the hypercycle i dea i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to research the “cognition and construction”hypercycle system. It hopes that this research can facilitate the cognition an d 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folk sports and its reflection in the fol k sports education (inheritance). I hope that this research can further enhancethe folk sport education， facilitat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fol k sports culture and benefit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elit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folk sports； education； cognition； construction； hypercyc le
民俗体育教育是我们保护和传承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式，但是由于民 俗体育在文化表现、教育内容和手段等诸多环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 应当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智慧，发展新的教育理念才能有效地借助于民俗体育文化这一优秀载 体传承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
在一般教育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解决知识的认识和建构两个环节，民俗体育教育自然 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民俗体育的知识体系较为庞杂，其发展和演化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因此学生在民俗体育知识的认知阶段对于该领域的认识就会产生偏差，自然也就无法进行 有效的自主建构，因此，如何解决好民俗体育教育中的认知和建构问题，就成为当前民俗体 育教育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本研究运用现代系统科学中的超循环理论，对民俗体育 知识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厘清，对民俗体育教育中的知识认识和自主建构进行分析并建立相 应的模型，为民俗体育教育实践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
1 民俗体育教育中“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的建立
所谓超循环就是循环之上的循环，原指生命起源过程中化学分子和生物大分子的一种自 组织机理，它是建立在反应循环、催化循环两类较低级的循环基础上，所构成的更为复杂的 循环。也就是说超循环应当维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态系统的循环圈，伴随着组织层次的跃 迁，首先要在一个低级组织层次上建立一个相对较高级的组织层次，然后在这个（相对较高 级）组织层次上再建立更为高级的组织层次，循环套循环，从而构成超循环。超循环理论在 民俗体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民俗体育教学是一种具有生命意义的教学活动 。因为民俗体育是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活动，它始终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教学本身也 是一种对于民俗体育的传播活动，正是民俗体育教育所具备的这种特质为超循环理论的应用 奠定了“生存”基础。其次，在民俗体育教育中的“认知――建构”环节契合着超循环理论 。学习者对于知识的认知和建构，往往是在对简单知识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形成高一级知识的 自主建构；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对高一级知识的充分认知，继而又形成更高级的知识的建 构，以此类推，不断的丰富、完善着自身的知识体系。而作为民俗体育的教学环节，更是如 此，因为民俗体育始终处于不断的演化进程中，不同参与者对每一项民俗体育运动的参与感 受不尽相同，这也就意味着在必要的认知基础上（基本的规则、方法等）所进行的建构环节 完全是依据学习者在前一阶段的认知水平和自身建构的能力所形成的一种“耦合关联”，这 种关联具有强烈的因果关系，最终在民俗体育教育中形成了“循环套循环”的“认知――建 构”超循环体系。而这种民俗体育教育超循环模式的建立，能够让我们在教学环节更加贴近 民俗体育的文化特质，提高学生对于相关民俗体育知识的认知水平；也可以让我们更准确的 把握民俗体育的演化规律，继而有效的推动民俗体育的演进；当然，最终是让我们的学生能 够理解、融入民俗体育，积极的参与到民俗体育的保护与传承之中。
1.1 解读当前民俗体育教学中的一个误区当前在民俗体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听到的学生反馈意见最多的是学生将民俗体育课程分 为完全不同的两个部分学习，在学习理论部分时更多的是以民俗文化为基础，需要理解、掌 握大量的不同民俗文化特征、规律等，这部分内容跟其它课程没有太大区别，而在学习民俗 体育相关技术时，又将其视为普通的体育课程，按照各个运动项目技术的要求，分别讲述。 一门课程学习结束，学生总是感觉是在学习两门毫不相干的课程，这种既无特色又无联系的 课程体系，严重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于此问题，我们必须以师生双方都有着积极的 良好学习愿望为前提来找寻导致这种状况的真实原因。其实，是我们在民俗体育教学过程中 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教学误区：我们人为的将民俗体育课程知识结构割裂开来，构建了“理论 ”与“实践”两个教学框架，这种教学方式尽管看上去结构完整（或许在其它课程中也比较 合适），但是事实上，它并不符合民俗体育知识体系的生成结构，自然也就不会取得良好的 教学效果。这也就是说，民俗体育教学必须要遵循其自身知识体系发生、发展的规律，才能 够在教学中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那么，民俗体育的教学规律是什么？那就是关于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建构”超循 环理论，它恰恰契合了教育学中知识学习的过程。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在教育环节存在 着知识“认知―建构”领域中的循环，甚至于也会发生“认知―建构―再认知―再建构”的 超循环存在。同样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民俗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也会贯穿着超循环演 化，而这种超循环是建立在民俗文化和体育文化互为基础、相互交融的过程之中的。因此， 我们在民俗体育教学中谈论的“超循环”事实上是存在于知识的发生基础上的超循环和文化 演进过程中的超循环两者叠加的产物。民俗体育教学超循环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系 统整合，而是一种功能性的综合。正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综合与整合，才真正赋予了民俗体 育教育以生命活力和价值。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教学误区一样，很多人总是认为教育就是简 单的知识的传递，就民俗体育而言需要学生像其它体育课程一样掌握基本的技术、技能等等 ，诚然，这些是民俗体育教育过程中的必须环节，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对于民俗体育 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学生能够真正的走进民俗体育，了解民俗体育，融入到民 俗体育之中，使之不仅仅成为民俗体育的传递者，更重要的是要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成为民 俗体育的创造者。而这个过程的前提正是基于学生对于民俗体育相关知识的认知与建构过程 ，这才是导致我们当前民俗体育教学误区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建立“认知―建构”超 循环系统真正意义所在。
1.2 基于民俗体育教育的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研究民俗体育教育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的建立完全依赖于民俗体育教育系统自身体系的 自组织演化，而这种演化的核心动力来自于文化。我们不妨以一组图示来描述民俗体育教育 的超循环系统的生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民俗教育和体育教育作为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因子 ，原本是两个联系并不紧密的系统（请注意是在民俗体育教育尚未生成之前），它们之间的 联系更多的是趋于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的联系，在很多民俗教育或者体育教育活动中也会部分 的涉及到关于民俗体育教育的因素，例如民俗教育中的带有“游艺”特征的教育，体育教育 中涉及到民族传统体育部分中的“踢毽子、滚铁环或者拔河等”这些民俗教育和体育教育中 的共同元素，为日后民俗体育教育奠定了基础。但是，民俗教育和体育教育在此时的联系仅 仅局限于此，如图1所示，甚至两者之间都无法产生交集。是什么原因致使两个有关联的部 分，却无法产生紧密的联系呢？主要是两者的联系是在外在表现形式而非核心内涵，也就是 说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文化信息交换，所以它们只能存在一种表象化的联系，而无法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交融。
那么民俗体育教育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又是如何建立起来呢？按照超循环理论，民 俗体育教学超循环系统的生成必须建立三体超循环体系，即民俗体育教育、民俗教育和体育 教育三体超循环体系，这个体系能够完成自我复制、适应和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 则完全依赖于文化的交融作用，通过民俗文化、体育文化之间的交融，实现了信息流的交换 ，从而形成和巩固这种三体超循环的环境发展，那么这种循环模式也将很快被固定下来，继 而固定成为真正的三体超循环。于是，两个实体的民俗教育――体育教育超循环演化成为了 民俗教育――民俗体育教育――体育教育三个实体的超循环了。如图2所示，在民俗教育和体育教育之间构成了一个超循环圈，在演化的过程中，由于 随机性或者突发性作用，突然出现一个不稳定的、暂时虚拟性的民俗体育教育突变体，此时 的民俗体育教育以一种暂时联盟的形式参加到民俗教育和体育教育的超循环圈中，使得原来 的两个实体性质的超循环暂时得到了三个实体性质的超循环圈的形式，但是这种三体超循环 是一种暂时的、临时的超循环。这是因为此时的民俗和体育两个系统的文化还并没有达到完 全交融的状态，新的“民俗体育文化”体系并没有生成。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分别针对学生 传授了两个系统的文化精髓，只完成了基本知识的认知过程，但是学生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 成知识的自主建构，完成对于民俗体育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这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常常 忽略的地方。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强调的是通过对两个文化体系知识的认知，逐步建立起以 两者为基础所形成的新的、独立的民俗体育知识体系，该体系体系具备了自我演进的能力（ 此时它已经超越于民俗和体育两个系统），又能够反过来影响民俗和体育系统，改变它们的 某些结构之后，这种基于文化核心的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才得以成立。
实际上我们在民俗体育教学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例如在讲授民俗体育舞蹈这 一教学内容时，通常会分别讲授民俗和体育两大文化体系相关知识，完成知识的认知过程， 继而在此认知基础上，我们就要去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以“以身体运动文化 ”、“民族文化”作为基本联系纽带的，最终通过这种关系的相互渗透，在学生充分掌握的 基础上，由学生完成对于民俗体育（舞蹈）文化的构建。这样完成了知识――建构的第一步 过程。此时我们发现，在外界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例如像社会文化的改变、宗教祭祀的需 求以及参与主体人的主体需求发生变化之后，两种文化系统得以真正的融合（当然这是需要 长时间的文化作用），形成属于民俗体育自身系统的文化体系――民俗体育文化，此时民俗 体育就已经突破了图1中的民俗和体育的关系，使二者关系更为密切。民俗教育和体育教育 两个系统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直线型交换，而是通过民俗体育教育这一中介 形式，进行信息交换，但这样就使得交换的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学生通过自主构建所获取的 信息（民俗体育文化）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反过来促进学生对于民俗和体育相关 领域的学习，以此类推，超循环模式最终得以确立。图1 民俗教育―体育图2 民俗教育―民俗体育
教育关系教育―体育教育关系
2 民俗体育教育超循环系统演进研究
民俗体育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的演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过程，它一定是与民俗 体育文化自身系统的演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民俗体育教育有别于其它领域教育的根本 区别。因为民俗体育作为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系统，它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因 此对于它的教育过程也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教育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将自己 至于民俗体育文化体系之中，去洞悉民俗体育的演进历程，然后才将自己置身于学习者的角 色，通过对民俗体育文化精神的把握，与民俗体育一起享受成长的过程。在民俗体育的学习 过程中，学习者一定是民俗体育演进过程中的参与者，正是由于学习者在认知基础上的不断 建构，才推动了民俗体育不断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体育教育的过程就是民俗体育不 断演进的过程，民俗体育的学习者本身就是民俗体育的教育者，民俗体育的认知本质就是建 构，它们在系统的演进过程中是高度辩证统一的。因此，对于民俗体育认知――建构超循环 系统的研究一定是在民俗体育文演进的过程之中展开。
2.1 民俗体育传承的本质认知民俗体育教育中的认知环节，事实上就是民俗体育系统的自我复制过程。民俗体育一旦 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现形式，就会具有自主演化的能力，能够完成自我复制的过程。这个 过程仅仅是民俗体育自身知识体系的自我复制，它本身并不能完成针对民俗体育自身的保护 与传承，必须借助于某个平台才得以进行。这个平台恰恰就是民俗体育教育的认知过程。通 过对民俗体育相关知识的认知过程，民俗体育以教育为平台，人为传播媒介，完成了自我复 制的过程，同时在复制的过程中会随着传播时间和空间的扩布影响到民俗体育教育自身的发 展。这种相互影响，正是千百年来民俗体育得以延绵不绝、传承至今的本质所在。从拔河这 一运动项目1 300多年传承历程来看，运动项目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本的规则 没 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民俗体育在漫长的教育（传承）发展过程中，借助于人类的认知手段 ，很好的完成了自我复制，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自己的“遗传基因”。是什么原因能够让民俗 体育教育完成自我复制呢？是针对运动技术的认知教育。民俗体育教育一旦和体育教育完成 信息流的交换，它也就自然而然的秉承了体育教育的部分特点，其中体育运动技术的传承性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把握住这个核心环节，拔河的遗传基因就不会丢失。我们可以清晰的看 到，无论拔河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角力”为主导的项目价值核心没有发生变化，以 “拉绳过线”的竞技方式并没有改变。拔河这一古老的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得以流传不息应当 归功于民俗体育教育的自我复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俗体育教育中的认知意义，正是民俗 体育教育的本质所在，它已经超越了教育自身的范畴，而成为文化传承过程中最为有效的手 段和方式之一。
2.2 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命活力民俗体育作为民俗体育是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系统，自然民俗体育也会秉承这一特性， 二者之间的生命特征是如何得以彰显的呢？是通过民俗体育（教育）参与者的自主建构得以 实现的，从这个方面看，两者之间的自主建构是高度契合的。民俗教育的参与者在充分认知 的基础上，通过对获取信息的在再加工，得到一种全新的信息，这种信息因为信息获取者个 体之间存在的差异，经过加工之后并不会完全相同，因此，这是属于加工者个人的信息。也 就是说，民俗体育运动项目的信息经过学习者认知之后所完成的建构是独一无二的，学习者 将它们再次传递时，所传递的信息一定是属于“自己”的信息，这种信息的传播，才会导致 千姿百态的民俗体育运动形式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运动项目会在不同地区、不同 人群中有不同的名称或者不完全相同的玩法的重要原因。当然，当这种建构建立在集体行为 之上时，就会对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产生重大的变革。在我们的民俗体育发展历程中不乏这样 的运动项目。
例如作为投射类的重要代表项目――投壶。在春秋时期，属于典型的上层社会的“高雅 ”运动，一开始其实就是射箭运动。投是指的投射带羽毛的剑（当时的射箭主要是指袖箭） ，壶则是指制作精美的剑壶，这两样东西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而言属于高端的奢侈品，但是 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则是生活、社交必需品（当时士大夫如果不会射箭会被人耻笑），因 此，该项目只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传，士大夫阶层对其具有深度的认知。后来，由于社会价 值观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士大夫不会射箭了，但是他们对于该项目是熟知的，便逐渐将剑改 为筷子等其它器物；剑壶自然也不具备了，改为酒器等器皿，这其实是建立在对过去投壶运 动项目知识充分认知基础上的一种自主建构，其运动核心内涵没有改变，只是运动器械发生 了改变。这些改变后的器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较为轻易可以获得，因此投壶这一运动得以在 民间广为流传。但是对于少年儿童而言，筷子、酒器也是不易得到的器物，因此，他们按照 投壶的规则（请注意此处同样是基于认知的基础）将器物进一步简化，改为木盒、杏核甚至 于直接在地上画圈，捡起石块就可以进行该项目的比赛。到了后来，投壶这一古老的民俗体 育运动项目逐渐分化为砸杏核、砸元宝等民俗体育运动项目，尽管运动项目的发展是通过参 与者自主建构的，但是所有的建构都是建立在对该项目充分认知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这种 自主建构的存在，才赋予了民俗体育以生命的色彩，彰显其生命活力，才有效的推动了民俗 体育文化的发展，使其千百年来得以延绵流传至今。
2.3 民俗体育的演进超循环民俗体育的保护与传承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借助于教育的平台得以实施。而在民俗 体育教育的过程中，认知――建构这种超循环系统则成为民俗体育的重要演进动力。从教育 学中知识的学习逻辑来看，建构一定是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这一点无论是从教育学的永恒 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同样，民俗体育的保护与传承也是建立在这一 逻辑基础之上的。首先，民俗体育的保护其实就是对民俗体育文化的认知，通过认知这一重 要的教育手段，我们将民俗体育文化得以传递，才会使我们的民俗体育文化精神能够延续。 但是仅仅是简单的保护还不够，这样的方式只会导致民俗体育系统的僵死，我们还需要对民 俗体育给予必要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正是由于受教育者认知过程中对接受信息的一种“深加 工”，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建构”。任何时代的民俗体育演进。一定是在保留文化精髓 的基础上，满足当时代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民俗体育的保护保住的是 其精神内涵，传承的是其时代特征。因此，民俗体育的超循环体系才会生出――这完全依赖 于民俗体育认知和建构系统的演进。这种循环之上的循环，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系统演化 ，高一级的循环依赖于低一级循环的存在而存在，或者说正是由于低一级循环的不断演进， 才会导致高一级循环的生成，而这种动力恰恰来自于系统演进过程中最为核心的驱动力―― 内驱力。因此，民俗体育教育中的超循环正是民俗体育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演进的根本动力 所在。
3 结 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民俗体育教育的认知与建构过程应当注重两个环节的工作：一个是 针对民俗体育运动项目自身演进的认知与建构；另一个则是针对民俗体育在教育（传承）过 程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其知识体系的认知与建构。正是这两个环节的紧密协作，才会促使民 俗体育千百年来的传承与演进。“认知―建构超循环”系统将更加有效的推动民俗体育教育 的深入进行，更有利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更加有利于我们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 、保护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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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异彩纷呈，但是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地冲击，如何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文化多样化背景下向广大年轻学生证明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确实是个不小的难题。民俗体育文化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传统文化活动形式，通过民俗体育进行传统优秀文化传播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研究就从大学体育课程中开设民俗体育项目的必要性以及民俗体育项目进入大学体育课堂的实际操作环节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一、民俗体育基本概念释义
民俗体育古已有之，形式多种多样，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叫法不同而已。“民俗体育”一词是上世纪八十年才进入学者的视野，乌丙安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民俗体育的学者，老先生主要是从民俗学的视角提出了“民俗体育”，开创了民俗体育研究的先河。真正从体育学视角系统地对民俗体育进行研究始于上世纪末。目前，关于民俗体育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内有一批著名的体育学学者从民俗体育的概念、发展、传承、创新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寻。民俗体育一直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我们经常都会接触或者参与的活动形式，只是它过于平常而被我们忽视，就如舞龙、舞狮、秧歌、腰鼓等项目都是其中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它们是那样的亲近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特有文化特征与习俗才是民族的标志，如今我们对于民俗文化的这种淡漠可以说是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悲哀。我们可以把民俗体育理解为：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礼仪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性、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
二、民俗体育进入大学体育课程的必要性分析
（一）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文化是民族繁衍、传承、发展过程中各种人文教化和知识总结的积累，是民族的血脉。正是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将我们所有中国人和热爱中华民族的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见证了我们伟大民族的繁衍与发展。目前，我们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正处于消亡的边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刻不容缓。民俗体育文化作为典型民族文化活动形式，有着灿烂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诸如，舞龙、赛龙舟、腰鼓、秧歌等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民俗体育项目，是我们民族精神物化的象征。大力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繁衍生存、发展壮大的现实需要，所以在当前有必要大力宣传和推广民俗体育项目。
（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割断民族的精神命脉，要深入持久的弘扬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文化精髓，宣传和践行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不断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涵养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源泉。民俗体育活动是我国开展最为广泛的体育项目，依托丰富多彩的民俗体育活动进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最接地气的教育、建设方式。
（三）大学体育课程发展的需要。大学体育课程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体育教育和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体育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促进身心和谐发展、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生活与体育技能教育与身体活动有机结合的教育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要途径。依托优秀的民俗体育项目进行大学体育课程建设是立足我们传统文化和学生健身发展双重需要而进行的课程优化发展建设。是切合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民俗体育项目课程化的实施
（一）民俗体育项目的甄别。我国地缘辽阔，民俗体育项目十分多样，因此，必须选择那些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体育项目进入课堂；另外，民俗体育项目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所以，不同地区选择的民俗体育项目也就各不相同。舞龙、腰鼓、龙舟等项目都是优质的大学体育课堂资源开发内容。
（二）任课教师的遴选。授课教师的数量和技能是制约民俗体育项目进入大学体育课堂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体育教师培养过程中就很少有民俗体育项目的内容，因此，在岗教师自然也就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目前，加强在岗教师的民俗体育项目再培训是促进民俗体育文化传承、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课程课堂教学的实施。民俗体育项目进入高校课堂必须做好教学内容的设计，同时要制定较为完善的教学计划，以确保民俗体育项目课程规范化发展。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优化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多方面了解和认识我们优秀的民俗体育文化。课程可以以多种形式开展，民俗体育项目学习、观赏、调研都是非常好的形式。
结束语：当前在大学体育课程中增加民俗体育项目是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大学体育课程发展的需要；民俗体育项目进入大学体育课堂时必须要做好民俗体育项目的甄别、任课教师的遴选、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课程教学计划的制定、课堂教学以及课程评价等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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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民俗体育活动中自由抒感，发掘潜在的心理能量，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享受生活的乐趣。虽然民俗体育在其产生之初可能具有宗教的、军事的、劳动的或其他某种实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娱乐，只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娱乐性的特征才更加凸现出来。民俗体育一旦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来满足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时，它就天生具有娱乐意义，从而使民俗体育逐渐成为人们强健体魄、自娱自乐、沟通情感、美化生活、增强群体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内容。
（二）民族性和地域性
每个民族的民俗体育都会反映出本民族的体育特点，通过这些体育特点使每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的性格。
地域性是民俗体育在空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决定民俗体育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民俗体育的地域性与民族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定的民族居住在一定的地区，他们在特定的地域条件下形成自己的民俗体育文化，一旦民族文化心理形成，民俗体育就有强烈的传承性，即使脱离了特定的地域空间，他们还会继续保存着本民族的民俗体育。民俗体育的地域性特征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它总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的制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地方色彩。这些地域性的民俗体育不仅表明了人类各种群体独特的体育娱乐方式，也表现了它们不同的体育心理趋向。
（三）共同性和阶段性
民俗体育文化的共同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指的是同一民族内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共同的民俗体育文化现象。虽然不同阶层的人群从事民俗体育的场所、物质条件有所不同，但其民俗体育的本质功能(如健身、娱乐)则是相同的，同一体育活动方式所形成的体育规范对于不同的阶层具有相同的约束力。其二，民俗体育还具有全人类的共通性。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民俗体育，在其形成过程中，都存在着许多相似或相近的因素，它们往往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深刻内容，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民俗体育的阶段性是指全国范围内各民族在相同的历史时期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共同具有的与该时期相适应的体育文化。不同时期的民俗体育通常都带有那个时期的文化特点。按照我国社会的发展，我国民俗体育文化可以划分为原始社会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封建社会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俗体育文化。
（四）传承性和变异性
传承性是民俗体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具有运动规律性的特征。这个特征对于民俗体育的存在和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同样也具有普遍性。民俗体育从产生之时起，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隧道，绵延流传至今，就得益于其传承的力量，因为任何文化一旦形成以后，就会具有自身的活动规律和惯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顽强的传承性。变异性是指民俗体育在传承过程中引起的自发的和渐进的变化。民俗体育的传承性，绝不可以理解为原封不动的代代照搬、各地照办、毫不走样，相反民俗体育恰恰是随着时间上的变迁、空间上的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有些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
（五）依附性和融合性
民俗体育主要依附于各民族的生产劳动、岁时节令、婚丧礼仪、信仰崇拜等活动中。依附在生产劳动中的民俗体育活动各个民族都有，大多表现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民俗体育文化的融合性是体现水平式的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和地域民俗体育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出现“抗拒”、“同化”、“涵化”等多种不同情况。“抗拒”是某种民俗体育文化在受到外来冲击时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同化”是指一种层次较高的民俗体育文化与较低的民俗体育文化相接触，后者往往被前者所摄取和融化；“涵化”是两种相同或相近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双向交流的渐进过程及其相互结合的自然结果。“抗拒”和“同化”只是暂时和局部现象，“涵化”才是民俗体育文化交流中健康的发展途径。
二、 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近年来，在中部快速崛起中，河南省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区居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快速提高。随着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俗体育活动（如武术、太极拳、舞龙、赛龙舟、放风筝、滩舞、扭秧歌、打腰鼓、太极扇等)成为社区居民文化活动和健身活动的一种需求，并有蓬勃发展的势头。由于不同的社区环境、知识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在参加民俗体育活动行为方面形成不同独立群体，在民俗体育项目选择、锻炼方式、动机和活动方式等方面均与其它省市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对河南省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活动行为的研究，不仅是河南省群众体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社区体育研究的重点课题。因此，其研究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河南省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过程中的行为规律，而且以此来考虑发展河南省社区体育的相应对策，对于传承、发展民俗体育和推动河南省群众体育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加民俗体育行为的社会结构分析
1.性别结构分析
根据调查统计得知(据表1)，河南省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人数的男、女比例是（47.13∶52.87），这与全国参加体育活动人群男女比例有一定差异。据卢元镇“体育参与者参加体育活动的外在动因”一文中指出：“1996年我国16岁以上人口中……，其中男性占56.80%，女性占43.20%”。而本次对河南省城市社区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的人群调查中，发现有过民俗体育经历的男性占47.13%，比全国56.80%低，而有过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经历的女性为52.87%，比全国43.20%略高，这显然是因为民俗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有所不同的结果。民俗体育活动强度小，对场地要求不高，形式多样，不受时间限制，对财力、物力的要求也低，这些特点更迎合思想保守、忙于操持家务、掌管家庭财政妇女的心理，更受广大女性欢迎。
2.年龄结构分析
由表1可知，河南省参加民俗体育的居民年龄集中在25-44岁的中青年和60岁以上老年人。也就是说，25-44岁和60岁以上老年人相加占67.3%，而18-24岁与45-60岁两组相加占32.7%，这与全国大城市体育人口的情况并不一致。在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人群中以中青年和老年人居多，中年人大多成家立业，经济负担较重，他们更趋向于财力、物力花费少，不受时间限定的体育活动，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生活上更是养成勤俭朴素的习惯，对体育消费大的需求动机相对减弱。
3.职业结构分析
表1显示，不同职业比例差别较大，其中以离退休人员比率最高，占39.5%，这与国内老年人积极参与民俗体育活动是一致的。但其它职业参加民俗体育比例与国内同样职业体育人口相比出现较大的偏差。我国在《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是：我国“体育人口中有职业的占55.16%，约为0.78亿，无职业者占44.34%，约为0.62亿，无职业者中离退休人员占45.16%，约为0.28亿。在各种职业中，工人在本职业人口中体育人口比例最高，达到25.4%，其次是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再次是科教人员”。在河南省民俗体育活动人群中，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活动特点：工人、服务人员比例低于国内体育人口水平，而教科文人员高于全国体育人口水平。这种差异，主要是民俗体育花费少、场地要求不高、时间自由，因此更适合社区居民参与。
4.学历结构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河南省城市社区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人群中，人数与学历并非成正比。由表1可知，大专学历占24.4%，而本科以上学历占23.7%，可见大专学历高于本科学历。这是因为在调查的离退休居民中，他们大多是50年代参加工作的，其中高中和大专学历的占多数，目前城市社区中这部分人是开展民俗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造成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与这一点有密切关系。此外，河南省城市社区参与民俗体育的居民中，小学学历与初中、初中与高中及中专学历三者之间比例也十分接近，这与全国调查的城镇体育人口比例有较大的差距。说明在我国体育人口中参加民俗体育与现代体育的人数是不同的，因为民俗体育与传统思想观念、传统文化、民族习惯关系更加密切。
三、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特征分析
1.活动方式
在调查中发现（表2），与亲近者、邻居、朋友一起锻炼的占60.3%，是河南省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的主要活动方式。问卷中有68.2%的人认为与亲近者、邻居、朋友结伴锻炼更有气氛，能使自己在融洽的环境中进行体育活动，这反映了人们对群体的归属感。在自由练习的群体中以65岁以上老年人居多，其次是工作繁忙的机关干部，主要原因是老年人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动作跟不上中年人，情愿按自己的速度、不规范的动作进行锻炼。
2.活动时间
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加民俗体育活动时间有固定型、临时型和节庆型三种。固定型的人群锻炼时间较固定，一般在早晨进行，这部分人占68.8%，在固定型群体中，年轻人一般在早晨6:00-7:00点，锻炼1小时；而老年人在早晨5:00-7:30，晚上则以散步为主。节庆型是指部分人在节日期间参加社区或单位举办的体育活动，这部分人占13.6%。
临时型人群是指锻炼时间不固定，或早或晚，有空就锻炼，随意性很大，是因工作性质和家庭条件造成，这部分人占17.6%。
3.活动场地的选择
河南省社区居民开展民俗体育活动中，对场地选择不很讲究，一般以社区空地、住地周围、公园、桥头、街边花园为主，这部分人占77.5%，选择学校操场占12.2%，选择体育场馆占10.3%。说明河南省有非常优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些地方不仅空气新鲜，而且费用少，也说明了大部分城市的经济不发达，社区居民的消费意识低。
4.参与民俗体育活动信息特征
当前，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大众通过“众从”或“从众”的交往方式，对“生命在于运动”观念更加认同。在调查中发现，电视广播媒体占25.7%，报刊杂志占24.3%，亲身体验占19.2%，网络占13.4%，书籍占11.3%，其它占6.1%(见表2所示)。表明城市居民参与民俗体育活动信息来源渠道是多样化的，同时居民对于我国媒体是比较信任的，也说明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需要大众媒体的积极宣传和报道。
四、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加民俗体育活动目的分析
由表3可知，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目的相对集中，主要是增进健康（占总人数的43.7%），并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卢元镇教授认为“社会体育将参与者作为主体，充分满足他们的促进身心健全发展和娱乐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是社会体育的主人，他们在社会体育中将满足自身健身健心、健美、娱乐、个体社会化、社会交往的需要，以及自我成就的实现和审美的需要”。本次对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调查也体现了这些需要特点.，与全国其它城市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目的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建议
1.河南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民俗体育活动的人群中，女性略高于男性，年龄集中在30-44岁的中青年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职业结构方面，不同职业比例差别较为明显，其中以离退休人员比率最高；学历对开展民俗体育有直接影响，学历越高，比例越大，但小学、初中、高中三种学历之间差别不是很明显。
一、前言
2010年10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新《标准》明确指出积极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是顺利实施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可以发挥课程资源应有的教育优势，体现课程的弹性和地方特点。因此，民俗体育就成为课程资源研究的重点之一并凸显出来。笔者对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小学民俗体育课程开展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分析四川省少数民族自治县中小学民俗体育课程开展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学校体育课程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相关概念界定
民俗体育的概念，学术界已有相关的研究，它是指一定的民众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所创造的，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使用，并融入和依附民众日常生活习惯如节日、礼仪等之中的一种具有集体性、模式化、类型性、继承性、传带性和非方言性、非正式性特征的体育活动事物。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定义为：在民间风俗或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
综上，民俗体育含义应包括三个方面：民俗体育与民俗密不可分;民俗体育是由民众所创造和发展的;民俗体育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中的实验中学、通安中学、沙坝中学、黎溪中学等7所中小学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况为研究对象，针对老师和学生分别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发放250份，回收总计205份，回收率为82%，其中有效问卷为186份，有效回收率为74.4%。
2.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
四、调查结果与原因分析
1.体育教师对民俗体育的了解情况
调查问卷数据显示：对民俗体育很了解的体育教师只占5%，了解的占12.5%，而不了解的占62.5%。调查结果说明，四川省少数民族中小学的体育教师大多数不了解民俗体育。
2.体育教师对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态度
调查问卷数据显示：赞同开设民俗体育课程的体育教师比例高达62.5%，说明大多数体育教师非常支持开展民俗体育课程。
3.影响学生参与民俗体育的因素
调查问卷数据显示，缺乏师资是导致学生无法参与民俗体育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缺少场地等硬件设施，说明四川省少数民族中小学民俗体育课程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投入不足。
4.原因分析
调查结果说明，四川省少数民族中小学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较多问题，但民俗体育课程是教育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应加大投入，积极开展。对调查情况的分析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体育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四川省少数民族中小学大多数体育教师对民俗体育课程了解很少。从调查情况看，大多数体育教师认知的缺位，是目前民俗体育课程资源开发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第二，大多数体育教师非常支持开展民俗体育课程，他们认为民俗体育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认为民俗体育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并且也乐意向校方提出意见。这为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支持与保障。第三，学生参与民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投入不足的限制，如师资的缺乏、场地等硬件的缺少，这反映了政府相关部门及学校对民俗体育的投入与学生的期望有着较大的差距。第四，民俗体育进入教改可行，意义重大。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各种课程资源，可以发挥课程资源应有的教育优势，体现课程的弹性和地方特点。少数民族学校体育中民俗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正符合课程改革的时代要求，是落实新《标准》的重要途径。
五、对策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8-0109-05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既包括农民收入数量和水平、收入来源及构成，也包括城乡收入比较和差距、农民收入增长及增幅等问题。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困难等现实窘况却无情的告诉我们：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还任重道远，农民收入增速缓慢，尤其是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粮食种植为主业的农民收入增长更慢!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终有赖于农民创收能力提高和创收路径拓展以及大量农业人口的消化和转移。
一、对于现有主流理论的追问
用投入产出理论分析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不外乎两个方面，即减轻负担和拓展增收渠道。目前，我国已基本取消了长达2600年的农业税，意味着减负空间几乎为零。因此，对于农民增收的路径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拓展增收渠道方面。主流代表理论主要有：针对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方式过于分散，提出的规模经营思路，其中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认为是20世纪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具全局性和长远战略意义的突破和创新”；针对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过慢，城市化率不高，提出了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也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针对我国现阶段农业经营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及加工品科技附加值普遍偏低，提出了以农业技术研发、推广、普及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理论；针对我国农业内外部产业层级过低，有的学者主张调整农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方式；针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和农民自主创新的各种新型合作社快速发展的实际，有的学者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加快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还有学者从农村经营资金不足而主张改革农村金融体制；还有学者从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而强调发展农村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也有学者从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阐释了发展农村市场的重要性。这些理论确实解决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不少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经营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增收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农民收入增速减慢、农户连年增产不增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等。这说明，上述理论及其支撑的农村经济发展决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究其原因，这些理论都是假定农民素质能满足改革需要，更多地希望通过外部机制转变和制度创新谋求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过于重视外在机制和要素配置的作用，忽视农民自身应当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和发挥，引致了大多数农民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整个市场经济发展节奏和要求，缺少必要的创业精神和能力，缺乏以提高自身素质谋求持续增加收入的内在动力和愿望。
事实上，在农业生产内部不管是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还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速城镇化进程，都有赖于农业内部生产力提高，都必须以农民能接受和可以接受为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农业内部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能动要素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外部环境改善、制度安排以及外部力量介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和现存的二元经济结构，更不可能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因为外因虽然很重要但最终都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在于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就业和创业能力，才能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真正转化和转移，才能真正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才能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二、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思考
农业经济系统要实现持续增长，不断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必须克服要素报酬递减理论的约束，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如何选择和培育这种“发动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概括国外最近10多年来蓬勃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需求外溢模型”，主张依靠政府干预和需求外溢加快资本积累进程。尽快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第二种是“边干边学和技术扩散模型”，认为自身经验积累或技术和知识积累既可通过自身过去生产经验总结和完善，又可通过外部学习完成。第三种是“内生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模型”，既包括Romer的生产要素外溢理论，也包括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还包括Grossman和Helpman的垄断竞争理论与R&D理论。这些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比较最大的差别在于他们不再假定“规模经济不变”去研究生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从经济内部结构关系，从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不同侧面探讨和研究他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经济发展内部探求培植和完善一种“新型发动机”。这种“新型发动机”的核心在于创新，既包括制度创新，也包括技术创新；既追求发展思路和战略创新，也讲求发展模式和方法创新；既从稳态研究创新，也从动态研究创新。从阿罗“边干边学”到熊彼特“创造性毁灭”再到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等都说明：创新不是一种自然禀赋，而是由人类创造并在正常能力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创新既源自于经验学习和持续改进的需要，也源自于社会和生产实践的需要，还源自于满足人们好奇心和不安分守己的心理偏好的需要，更源自于新科技革命时代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变――资源主导型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知识主宰型的集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既是一种依赖个体进步的私人行为，更是一个依托群体发展的社会过程；既影响人们从新知识中获得租金和相互经验学习，还影响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融资、生活习俗等社会经济诸方面。然而，创新最终要取决于大批杰出人才的造就以及造就人才的良好环境。创新理论探索、创新活动实施、创新成果利用及创新价值实现，都以人才培养和人口素质提升为基础和前提。社会制度安排、伦理道德、法律法规、风俗习惯都只能是作用和影响创新强度和方向，并不
曾改变创新的内在动因。
从规范分析看，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型发动机，同样在于创新。其范围涵盖农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经营管理方法和模式、组织和治理结构诸方面。既有垂直的生产工艺、作物品种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也包括水平的新产业的拓展和新产品的开发利用。而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具体到农业生产领域就是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换言之，只有农民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素质保证他们能接受技术和制度创新并自觉融入这种创新之中，才能把创新这种理论的、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实践的、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从实证分析看，农民素质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1998--1999年，周逸先和崔玉平对河北、湖北、江苏等12个省的12个县所做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与就业及家庭收入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高，就业层次越高，收入也越多。2003年，林美卿和代金平分析了农民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除小学外，其他文化层次均与农民收入都具有极显著相关。2006年，夏永祥和卢晓计算出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民综合素质得分及排名、农民收入排名结果。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农民文化层次或受教育程度与农民收入具有较强正相关关系。
三、关于农民素质及成因分析
农民素质是一个综合概念。既指显性的现实素质状况，如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等；也包括潜性的自身素质基础，如自身属性、先天特点等。因此，要准确把握当代农民素质就必须结合农民自身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从素质基础和素质水平两个方面来分析。
1 素质基础的不公平性
由于我国农民从业的自然地域特性、资产专用性、国家宏观政策差异性、制度安排不公平性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倾向的普遍歧视性，决定了农民在地域分布(即使在城市也处于边缘和底层)、国民待遇(即使享有与市民相同的待遇也需要制度安排和扶持)、社会地位等各方面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随着我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所享有与其从事产业不相符合的社会待遇，其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事实上，他们从事的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他们生产的产品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们对职业的熟练(对天气、土壤及养分、降水、气候温度、日照时间和耕作栽培技术的熟悉)，丝毫不亚于产业工人对生产流水作业程序的熟练，也绝不逊色于高新技术人员对技术前沿领域的了解。这种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生存和发展外部约束性、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的不公平性，固然造就了他们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心理特点，但更锻造了他们坚忍不拔、勤劳俭朴、吃苦耐劳的个性特征。换言之，当代农民素质基础或禀赋相对于农业职业要求而言有其独到的优势，只不过是由于制度安排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扭曲了其本来属性，使其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而已。
2 素质要求的不适应性
一是传统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观念的冲突。由于长期儒家文化影响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模式，加之建国后较长时期实施的以严格的户籍管理为标志的城乡分治，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农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消极影响，使以封闭保守、自由散漫、安于现状、乐于接受、民主法制意识淡薄等为特征的传统思想观念在我国当代农民群体中的影响根深蒂固，很难适应以公平开放、自由竞争、积极进取为灵魂的市场经济观念要求。
二是经验式生产技能与产业化经营的矛盾。农业产业化经营对于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以至于成为加速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组织方式。农业产业化经营一方面以产供销一体化实现了城市和乡村的最佳耦合，有效延伸了农民收入链条；另一方面以其简约结构――“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实现了农户和市场的有效链接，为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创设了良好平台。但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生产呈现经营规模小、产品市场率低、经验式生产技能为主的特点，整体上仍停留在传统农业经营水平，既难满足龙头企业规模经营需要，也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形势。
三是科技文化素质与现代农业发展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才能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村教育体制和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城市和城镇发展水平，加上向城市倾斜的现行人才选拔机制，使得农业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远低于城市和城镇水平，明显不满足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需要。
四是民主法制观念不能适应现代民主建设需要。由于长期城乡分治体制和农民政治经济地位事实不平等，使我国农民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各项民主管理权利。加之法制宣传不够和基层组织以党代法、以政代法现象普遍，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不正常司法现象，一方面破坏了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庄严和神圣感，另一方面农民在处理问题时大多首先是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而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按照司法程序办理；以至于他们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是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铤而走险；以至于他们在基层民主选举时要么漠不关心、放弃民利，要么容易贿选；以至于他们在处理利益关系时只重眼前既得利益，忽视长远利益等。这些显然不能适应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需要。
3 素质水平的不平衡性
一是由于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认识以及文化差异等原因，代际之间素质水平表现出差异性。从个体看，父辈基于自身经历和长期务农的切身体会，殷切希望子女“跳出农门”，而不惜省吃俭用加大对子女教育投入；子女基于同龄人之间的比较和社会环境变化，更容易产生提升自身素质的愿望和接受良好教育的需求。同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由于社会教育供给不同、社会要求各异。从群体可分为老、中、青三代，30岁以下的农村青年大多受过较长时期的教育，平均素质最高，主要在城镇就业。30--60岁之间中壮年农村人口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素质水平居中，他们或常年在外打工，或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乡务农。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大多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有的甚至没有接受过教育，是目前农村常住人口和主要从业者。
二是农民素质因从事职业不同而表现出群体差异。一部分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是思想观念比较保守、经济状况较差、发展潜力不大、文化素质较低；一部分主要从事工商业或现代农业生产，他们大多思维方式比较活、市场观念比较强，接受新生事物比较快，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文化素质较高；一部分是转移到城市就业的打工族，他们大多渴望改善自身环境，而创业资本不足，期求以自己的劳动完成创业积累或改善生活条件。
三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条件、社会风俗、文化底蕴等原因，各地农民素质也不尽一样。首先，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2006年，夏永祥和卢晓根据2004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出了农民综合素质得分及排名、农民收入排名，综合素质得分排在前十位、农民收入前十位全部是东部沿海省市；综合素质得分排在最后十位除广西、江西外，其他全部是西部地区省、市、自治区，农民收入最后十位除广西、安徽外，其他全部是西部省、市、自治区。其次，由于自然区位、文化底蕴、教育条件等差异，各省市区之间除了有整体素质差异，还有素质结构的差异和不平衡。
四、提升农民素质的几点建议
改造传统农业，加速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素质和加大人力资本开发，这已毋庸置疑。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分析传统农业基本特征和批判“零值劳动”学说基础上，基于“收入流价格较高的假说”，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引进技术和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等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和思路，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农业仍具有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在当前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措施是发展农村教育和加强农民培训。因为人力资本最核心的要素是表现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智力、经验和阅历，这些要素既是先天禀赋的张扬，更是后天教育的结果。
1 树立科学人本教育目的观
教育要优先发展首先要以科学的教育目的作为指导，它直接影响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发展决策。近年来，教育目的功利性倾向过于明显，甚至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教育产业化”等观点，而忽视了教育最根本的、最本质的特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在高等学校尤为明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因其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受到普遍重视和尊重，强调得过多；而人才培养这一根本功能却没有或实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高校领导和教师精力投入以及办学经费投入等并没有真正保证教学中心地位，教学质量明显下降。人本教育目的论应该成为教育发展和教育决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要以学生为办学根本，一切为了学生成才；另一方面要以教师为办学主体，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教师的劳动和成果得到尊重和认可。
2 巩固农村基础教育成果
基础教育对于提高农民素质具有奠基作用，农民科学文化、思想政治素质首先得益于基础教育发展。发展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基本条件。首先，认真落实《义务教育法》和“两免一补”等国家政策，确保基础教育公平。其次，要加大中西部地区扶贫力度，改善农村义务教育条件。再次，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着力解决农村失学辍学现象。最后，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3 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积极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既是解决好义务教育后和高中教育后的学生分流问题的有效措施，也是提高农民素质的主要形式。一是要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切实办好职业中学，使之成为培养农民职业技能、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二是办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之成为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主阵地，成为农村高中毕业生分流的主渠道。
4 完善农村继续教育体制
关键词 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 传承 现状 影响因素
重庆市是我国唯一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直辖市，共有土家族、苗族、回族、满族、壮族等5O多个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多居住在渝东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县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黔江等区。重庆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有着深厚的根基，由于多种原因，重庆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处境逐渐尴尬，很多项目已濒危消亡，且呈现出单一化的传承形式。
一、重庆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现状
由于重庆民族区地势奇特，经济落后，在原始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便传承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民族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从生产生活中发展形成的，体现着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特点。目前重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主要有方式的传承、节庆习俗方式的传承、生产生活方式的传承、学校体育教育方式的传承、小范围的师徒“传帮带”等传承方式。绝大多数学校目前未普及传统体育项目。
（一）方式传承
重庆少数民族聚居地，宗教极为盛行，宗教祭祀活动把大量的古代文化遗产继承下来，为宗教服务。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五种。全市有宗教信徒100多万人活动场所400多个，活动范围广，影响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宗教祭祀活动紧密结合。如“社巴节”是土家族最古老、最有影响，也是规模最大的宗教节日。整个过程分迎神、敬神、送神回山，期间就有大量的传统体育项目表演。如跳“摆手舞”、“魔术”、“打秋千”、“武术”、“打靶”、“射箭”以及“舞龙灯”等，摆手舞是一项优雅大方的活动。在雄浑歌声与简洁的一锣一鼓的伴奏中练习摆手舞，有一种仿佛来到了田园牧歌般的自然环境，使人的心灵获得强烈的激情、美好的向往、审美的愉悦。因此，无论是观看表演或是亲自体验，人们都能从中得到愉快情感的体验、美的享受。所以当地有些学校纳入了体育教学项目，瑶族的祝着节，是祭祀祖密洛陀的仪式活动，节日期间，人们载歌载舞、吹唢呐、射弩、赛马、斗鸡、打陀螺，场面气氛热烈。宗教这种特殊的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为重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对重庆市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民俗传统节日传承
重庆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民俗和传统节日中经久不衰的得以传承。民俗以“跳丧”为例，跳丧是2人一组，目的是为死者家属驱邪祈福，各组踏着鼓点，模仿“猛虎下山、犀牛望月”等动作，其中许多动作存在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并流传至今。由此可见，武术、锣鼓是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庆祝或纪念大事的主要方式。传统节日以“赛龙舟”为例，端午节的龙舟会是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秀山苗族土家族广泛盛行。每逢每年的端午节，沿江各场镇都要举办“龙舟会”，一是龙舟抢江，二是龙舟抢鸭，热闹非凡，群众对传统节日的热潮使丰富的、优秀的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更稳定、更广泛、更大规模的得以传承。
（三）生产生活方式传承
少数民族文化始终以歌唱生产劳动为主，在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中形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如黎族的“跳竹竿”，苗族的“走独木桥”，土家族的“摆手舞”、“秧歌舞”。重庆少数民族地区地形奇特，高山、湖泊资源丰富，民族区渔业很发达，一般都设有打猎、钓鱼、游水捉鸭、独木舟等传统体育项目。“武术”和“射弩”也是人们在大自然中同野兽搏斗中演绎出来的体育项目。民族地区人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传承着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二、重庆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
（一）相对落后的经济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
重庆是一个多山的地区，而重庆市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集中聚居在渝、湘、鄂、黔四省交接处的渝东南地区，位置偏远，这些地区交通不发达，地理位置不优越，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所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落后的区域，势必造成本地区民族体育经费不足，场地、器材不够，限制了民族体育的产业化发展。
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相对落后，为了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乡镇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根据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农村留驻人口现状统计，家家户户均是老人孩子留守在家，90%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挣钱去了，社区呈现出很萧条的景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开展得很少。
（二）现代体育全球化的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冲击
现代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西方奥林匹克精神，鼓励竞争、崇尚身体运动能力的最大发挥，而民族体育讲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以健身娱乐为最高活动境界。“洋”运动开展普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就更少人问津，甚至已被遗忘。民族传统体育被现代竞技体育排挤，失去民族特色。据调查资料显示，重庆市及各区县很难组织一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从国外引进的“洋”运动项目，如网球、台球、高尔夫球等，尽管投资大，消费高，却在各地开展得十分普及。而我国独有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虽然场地要求不高，便于开展，却很少人问津，从而影响了重庆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开展，要能走向世界更难。
（三）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重视不够
民族体育项目所需基础设施的建设，政府的参与和投入是关键，同时还应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果政府不能投入资金，那么这些项目的开展以及发展就面临很大的困境。许多民族项目的器材造价比普通的篮球、足球竞技体育项目的器材贵，而政府经济支持不够，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导致在学校没有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场地和器材。调查的区县相关部门对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发展普遍不够重视，经费支持力度不够。每年都有经费拨款但数额很有限，根本就不够。
（四）学校体育教育未普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部分民族地区学校也开展了少数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太极拳。但大多数学校开展的也仅仅是纯现代体育项目，没能体现民族体育特色。在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现实影响下，体育课程项目的开设也没有系统的规划。绝大多数项目，没有成为各级各类学校开设的体育课教授的内容，甚至体育课在课程教学中大部分学校都流于形式，大纲中几乎没有传统体育项目体现。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师资严重缺乏，仅20%的学校有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师资。52%的学校开展传统体育活动获得了政府的经费支持。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难度低、趣味性强、调查得知，学生依据对长辈的传授和民间的观摩，对传统体育项目有一定的认知和兴趣，也希望学校开设一些简单的项目，如踢毽子、跳格、踢毽球等。
（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匮乏
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和调研人员不够，各地区文体局部门的二到三人专职负责其资源的整理、开发与利用。专门从事民族体育工作者较少，如民族传统体育高级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以及民族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和民族传统体育社会指导员。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指导员，学校民族体育的教学师资，目前仅依靠体育院校少量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面的毕业生，重庆地区乃至全国对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还不健全，尚未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体育产业化进程中，既熟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又懂得市场经营之道的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了重庆市传统体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老一辈的民族传统体育大师的衰老和死亡，一些传统体育技艺濒临失传，人才缺乏己成为制约重庆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关键。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不容乐观，目前单一的传承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现代体育对民族体育的冲击，应建立一套全方位的传承体系，让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得以保护和健康发展。
项目编号：13SKD03（重庆市人文社科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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