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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符合产业融合理论与产业链理论，高度的耦合性使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成为必要。从湖南省两大产业的发展实际着眼，二者的联动可以适用的模式主要有产业融合型、旅游产业价值链延伸型、文化产业价值链延伸型、文化产业场区景点化模式以及营销环节的联动型等五种。为了确保两大产业实现联动发展，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做好相关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做好服务，创造有利于创意人才培养和社会资本进入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
关键词 文化产业；旅游业；联动发展；模式
文化部与国家旅游局在2009年联合了《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文件提出了加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结合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经过五年的探索，湖南省在加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结合，实现两大产业联动发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大湘西地区以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俗文化为依托的文化旅游更是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相互结合已经成为大湘西地区文化发展的核心模式[1]。但总体而言，湖南省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结合和广泛联动仍然有待推进。不少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尚未向旅游产业延伸其产业链，许多旅游资源也未充分地展现其文化内涵。这种状况制约了湖南省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本文试结合湖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产业发展现状探索湖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可资利用的几种基本模式并分析相关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一、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产业融合理论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产业融合的问题。所谓产业融合，是指原本独立的产业由于技术创新而打破产业间的技术边界，通过产业间的技术渗透，推动整个产业边界的融合；或者在管理创新的推动下通过产业经济活动的延伸或重组实现产业间的融合[2]。当然，产业的联动发展与产业融合并非完全等同。产业融合是联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往往形成了独立发展的产业形态，而产业联动的一般形态是在承认各自产业独立性的前提下，产业间的互补互利，协同发展。
（二）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不同企业以产品、技术和资本等为纽带结成的一种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链[3]。产业链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产业链是一种相关资源的组合；其次，这种组合要求围绕着某种核心价值或技术来加以优化和提升；第三，产业链是否优化的判别标准是能否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的全部价值。产业链的构建包括接通产业链和延伸产业链两个层面的内涵。接通产业链是指将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断续的产业部门借助某种产业合作形式串联起来；延伸产业链则是将一条已经存在的产业链尽可能地向上下游拓展延伸。构建产业链的最终目的是在产业链拓展和延伸的过程中，通过接通产业链环使得各企业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故而从产业链理论的视角下，研究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讲就是要努力实现文化产业链与旅游产业链端的对接，或者是产业链在技术信息及创新管理体制下的实现跨产业延伸。
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的必要性
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及服务的活动集合。传统的旅游业也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精神娱乐产品及服务。这使得二者的联动发展具有可行性。同时，二者之间的不同特点又使得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依赖性。这使得两大产业的联动发展显得尤为必要。这种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产业能够促进旅游业的优化和升级。在文化经济背景下，文化成为引领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呈现出重文化、重质量的倾向。传统旅游业那种资源禀赋型发展模式不仅使得旅游资源被过度地消耗，而且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地减弱。旅游业要想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进行优化和升级。其中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应竭力发掘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或通过嫁接引来其他文化资源的活水，用文化去支撑旅游、包装旅游、促销旅游产品。
第二，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联动发展可以降低文化产业的投资风险。文化产业是一个投入大，风险性极高且回报周期较长的产业。该产业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文化产品的精神属性。在审美价值趋向多元化的当下，文化产品能否实现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许多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后产品的开发等方式延伸产业链以降低风险。而旅游业在降低文化产业的风险性，确保投资成本有效回收上具有很好的作用。一方面，作为无形文化的载体，旅游与文化的互动或结合将使得文化产品形态化，具备可消费的现实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旅游业具有文化渗透力强、宣传辐射面大和社会关联广的特点，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结合，将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化产品的品牌化，从而提高文化产品的商品转化率。
三、湖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可采取的模式
学界对于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模式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花建先生在考察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了“从创意设计到时尚体验”、“从空间再造到创意社区”、“从遗产传承到创意旅游”、“从影视演艺到体验消费”、“从美食产业到创意之都”等五大联动模式。这五种模式基本涵盖了目前所能看到的城市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的类型，具有较强的借鉴参考意义[4]。此外，袁俊、刘建徽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模式研究》一文中也归纳出了三种产业互动的基本模式：产业融合的旅游新产品模式、产业联动的新型旅游营销模式、产业链延伸的文化产业景点化模式[5]。可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贯穿了从产品制作到产品营销的全过程。本文仅结合湖南省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发展现状，针对不同产业门类与不同区域，探索可资利用的五种联动发展模式。
（一）产业融合型：发展旅游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产业是以内容的创意开发为核心的产业。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主要体现为文化创意作用于特定旅游资源，即通过对资源的文化元素进行提取与再生产，创造出新的以创意为特征的文化旅游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是自然旅游资源的人文化产品，也可以是对人文旅游区域内的文化资源进行创意开发而打造出的文化创意产品：景点项目与旅游纪念品。但是由于文化资源本身所具有的唯一性及不可复制的特点，所以开发的潜力与价值相对要大一些。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国文化创意旅游业发展得比较好的也多出现在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如西安曲江、河南开封。就湖南省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的大湘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此种模式具有得较大优势。大湘西地区“‘非遗’中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传统体育与竞技、民俗等类项目，??可同旅游紧密结合，打造出“非遗”型旅游主导式文化产业的精品、名品，探索‘非遗’型旅游主导式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之路。[6]”一些有实力的文化景区将文化景观、民俗风情所蕴含的文化元素融入到商品之中，设计制作出了文化品位较高的文创产品。湘西的民族织锦包、织锦袋、风光壁挂及各种织锦工艺品，集山水风光与民族风情于一体，就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风味。
当然，此种模式由于需要对文化元素进行有效提取并将之符号化，这决定了从文化资源到文化产品生成转换的较大难度。如果缺少文化元素识别能力或者缺少符号化能力，这种融合型的发展模式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文化创意产业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最高形态。
（二）旅游产业价值链延伸型：旅游与演艺业融通
旅游与演艺业的联动模式是以旅游业为核心，借助旅游区域文化消费较为旺盛的优势，通过与文化企业合作而开发出的文化内容产品。它是以旅游产业价值链延伸实现旅游高附加值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价值在于，旅游演艺可以增加旅游区域内吃、喝、玩、购、住等旅游消费的支出，经济带动效应较大。同时，由于旅游演艺的品牌化及季节性不明显特点，客观上可以缓冲旅游景区淡旺季的差距。
自中国第一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项目《印象·刘三姐》获得成功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以实景山水为背景的旅游演艺热。如今，旅游演艺已在湖南开花结果。张家界天门山推出的《天门狐仙》，就是将张家界的山水与湖湘文化进行融合而诞生的一个不可复制的文化创意产品。湖南省湘西凤凰景区的《我的湘西》、《寻梦凤凰》和《山风鼓韵》等大型原生态文艺晚会虽非实景演出，但是因创意地展示出了凤凰独特的民族风情和阳戏、傩堂戏、茶灯戏等民间文化艺术风采，凸现凤凰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每天都吸引着数以千计的游客前往观看。
从这些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旅游演艺应能够让游客形象、直观地了解当地民俗、典故和风土人情等演艺文化之魂。所以，要让演艺与旅游产生联动，就必须实现演艺文化产品的本地化。只有这样，演艺节目才具备不可复制性，也才具有长久的吸引力。因此，采用此种模式实现旅游及演艺产业的联动，关键是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或现代风情进行合理的文化资源评估，并通过创意人员进行特质文化资源的深挖，然后才有可能打造出一台富有吸引力的演艺节目。
作为此种模式的另一种形式，旅游与娱乐消闲业的联动发展在城市文化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长沙在选取此种模式上具有很大的优势。长沙的演出市场非常活跃，本土化特征非常明显，电视娱乐节目特别发达，加上长沙人民已经形成的夜生活习惯，这都是发展旅游消闲业的良好环境与条件。通过全力打造，形成国家性品牌，长沙娱乐消闲业必将对外地游客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进长沙旅游观光业的发展。
（三）文化产业价值链延伸型：后产品的旅游化开发
该模式主要是以文化企业为核心，通过内容产品的品牌化，开发旅游后产品。文化产业的内容产品普遍具有“火车头”效应：一个成功的文化内容产品往往能够带动衍生品或后产品的系列开发，从而实现文化内容产品的高附加值。就目前国际上对于文化产品的后产品开发模式来看，成功的文化内容产品的价值链大多会延伸至旅游业。例如美国的迪斯尼公司开发的迪斯尼乐园就是一个典型。在国内，也出现了像杭州宋城的网络游戏主题公园，它成为国内网络游戏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经典案例。以内容驱动的旅游后产品开发形态主要包含两种类型：主题公园及影视节日。影视传媒、动漫是湖南文化产业的优势品牌，故而这两种形态在湖南均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
湖南省目前的动漫主题公园主要有长沙的喜乐地动漫欢乐城、张家界的卡通乐园。后者是宏梦公司以《虹猫蓝兔七侠传》为依托而开发的动漫主题公园。这些动漫主题公园的出现，一方面实现了较为可观的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也为湖南“动漫湘军”提供了一个个展示自我形象的大舞台，为动漫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到了绝佳的突破口。不过由于这一联动模式属于前端内容产品驱动型，需要依赖于不断地开发出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内容产品，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前端的内容产业，并使之品牌化。近几年，湖南动漫业受到国内其他动漫产业大省的冲击，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谷的发展阶段。动漫主题公园的开发几乎陷于停滞，既有的主题公园也因为缺少新的动漫形象致使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当然，困境虽然存在，但突围并非毫无希望：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动漫产品的创意开发力度，不断推出优秀的动漫品牌形象；另一方面也应突破思维限制，利用优势发展其他合适的主题公园。金鹰卡通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开发出的系列麦咭形象，现已初具规模，并开始向卡通主题公园延伸。这一生产“动漫明星”进而进军旅游业的思路就值得借鉴与推广。
在实现湖南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联动发展战略举措中，也不应忽视影视节日与旅游业的联动潜力。中国（长沙）金鹰电视艺术节对于长沙观光旅游的拉动效应就已经得到了经济数据的支持。该艺术节在每年举行期间都为长沙的旅游业带来了可观的效益。在每一届金鹰节举办期间，各省市代表、嘉宾、演艺人员、记者几千人汇聚长沙。同时，艺术节因具备强大的时尚性、明星效应及文化艺术魅力，更是吸引了大量的各地年轻人前来参加艺术节的各种活动，由此也带动了长沙的旅游观光及休闲产业。据统计，在每年的艺术节期间，长沙市所有四、五星级酒店入住率高达90%以上。每届金鹰节给长沙增加旅游会展经济将近6亿元[7]。当然，由于金鹰艺术节节目外的附加内容及相关衍生品开发的力度不够，所以艺术节对旅游产业的带动效果及整体效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四）文化产业场区景点化模式
文化产业的景点化是指文化产业基地、园区通过产业链延伸方式，主动扩展其旅游功能，实现二者的联动发展。这属于文化产业的外延产品的开发。这种开发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为作为原创型的文化产业基地，产品所具有的突出的创意性与艺术性及高科技性，往往也因此而成为大量文化产业爱好者心目中的旅游目的地。这一模式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原创艺术集聚区或文化产业园区的旅游目的地化。二是影视基地的景点（区）化。
湖南省内目前在文化产业景点化方面的实践已经迈开了步伐。作为首批入选国家智慧城市的长沙梅溪湖片区，长沙市政府投入巨资竭力打造成湖南文化创意产业的聚居地。与此同时，梅溪湖的旅游功能也在迅速地提升。此外，作为文化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的长沙市，城区内文化产业园林立，呈现出产业集群的格局。针对这种态势，未来我们可以考虑将长沙城区的几大文化产业集群（园区）按照功能进行整合，分为岳麓艺术品产业集群，雨花区出版产业集群、体育产业集群，天心区文化娱乐集群，芙蓉区报业产业集群，星沙影视产业集群，并通过完善各种配套设施而赋予其旅游功能，带动各区域内的经济发展。
在影视城的开发方面，全国影视基地建设的热潮也开始席卷湖南。长沙市《2013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显示，望城区将修建“东方影城·封神榜文化创意产业园”。根据湖南东方影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规划，东方影城将投资125亿元人民币建成几大旗舰项目。其中五部《封神榜》拍完，将留下五个“人间仙境”般的实景场景，从而构成封神榜影视主题园区。这些主题园区均可用作旅游体验。根据开发投资方的初步预计，园区年接待量为300万人次，以200元的人均消费额度计算，此项旅游体验将为影视城带来6亿元的收益[8]。此外，湖南还有几个影视基地正在规划中——长株潭国际影视文化产业城、 浏阳河影视文化园、张家界生态影视文化基地。这些影视基地的规划也明确地提出了基地旅游景点化的目标。
（五）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在营销环节的联动发展模式
对于旅游业这种资源低耗型产业而言，营销成本决定着旅游业盈利的状态。在旅游产业营销中，成本最高的是寻找新客户。故而，有效地寻找客户并最大程度地节约营销成本，就成为了每个旅游企业所竭力追求的境界。文化产业中的影视传媒及图书出版具备良好的信息传播功能，在帮助旅游企业寻找客户，实现产品顺利营销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旅游业在营销环节上谋求与文化产业的联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目前，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在营销环节的联动发展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影视对旅游目的地的宣传推介。影视业与旅游的结合模式主要是以影视内容产品为先行，通过影片中所体现出的旅游地的风景、民俗及其他旅游文化元素以艺术的方式进行宣传推介，从而促使观众去消费旅游产品。不管是旅游景区提供拍摄场地，还是以投资赞助的方式将旅游产品植入影视节目中，均能达到宣传旅游产品的目的。影视业与旅游业的联动目前被公认为是影视业降低投资风险与旅游业扩大宣传，提升产品知名度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就湖南省内的案例来看，湘西永顺县王村就是因为被选为影片《芙蓉镇》的外景地之后才为世人知晓而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据统计，当地的旅游业收入在2001年就达到3300万元[9]。此外，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拍摄地也因节目的播出而为广大观众所知晓，诸如灵水村、沙坡头、普者黑、岳阳平江等地立刻成为了旅游者热衷的旅游目的地[10]。正是由于这种强大的宣传效应，《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拍摄开始之际，节目组即收到了国内外3000多个景区的拍摄邀请[11]。
二是旅游产品营销渠道的网络化。此种模式是利用网络新技术为旅游营销提供新的渠道与平台。携程旅行网通过网络数字技术与传统旅游业的结合，开创了“网络技术+旅游”的运营模式，成为了盈利规模超前、稳定性最好的互联网公司。在创立后短短四年时间内便逼近传统旅行社几十年的发展规模[12]。湖南省旅游品牌虽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同样也需要良好的营销平台与渠道。所以，随着湖南省做大做强旅游业的战略实施，旅游与数字网络媒体的结合将会向纵深发展。目前来看，湖南省的各大景区基本上都与国内较大的旅游网络营销平台，如携程、同程及驴妈妈、途牛等旅游网进行合作。这使得旅游产品的营销渠道更为畅通。不过，也应该看到，省内网络旅游销售平台的建设尽管在快速推进，但是市场认可度并不高。面对既有的发展成熟、竞争力强的外省旅游营销网络平台，湖南省应走差异化发展之路，极力探索出新的价值实现模式。
四、做好顶层设计，加强文化创意人才培养
实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不管是以旅游业为核心链向文化产业靠拢，还是以文化产业为核心，将产业链向旅游业延伸，都需要相关政策的保障及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就要求政府在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中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并创造良好的政策、服务环境。这里仅提出以下四点思路供决策者参考。
一是应该出台相应政策，保护旅游资源及扶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一方面，只有对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才能保证旅游创意开发的可持续性。尽管从理论上来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有效联动有利于资源的延续，但是受资本的逐利性质决定，企业在进行文化创意开发时，往往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对旅游资源进行过度开发或破坏性开发。故而保护旅游资源的责任应该落在政府相关部门的肩上，通过出台政策，对旅游资源的开发预先画好红线，让开发者有法可依，清楚可为与不可为的界线。另一方面，应该明确重点与特色，做好区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统筹规划。在规划中，应将湖南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尽可能地实行差异化的发展定位。例如湘西重点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旅游；长株潭中心城区重点打造现代创意设计旅游；衡阳炎陵以衡炎高速为纽带打造赤帝文化旅游圈，等等。各区域的发展应该相互依托、相互拉动，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应建立省内跨区域的产业联动发展机制。湖南省各市州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同时也各具特色。面对这种状况，主管部门必须用国际化视野谋划和整合区域文化产业及旅游业，实行跨区域联手打造精品文化产业项目与特色旅游产品。各市州应该进一步拓展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协作领域，相互开放区域文化旅游市场，使文化产业的各要素能够在各市州进行自由的流通，与旅游资源进行最优化的配置。
三是应注重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发展是一项技术与经济融合的文化经济模式的创新，不仅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的文化产业创意人才。因为这二者的联动，很多情况下都依赖于文化创意能力，以此实现旅游产品的文化个性凸显及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对于人才的培养，湖南省已经初步形成了高职院校培养为主，社会培训为辅的人才培养格局，但是具体到培养的内容及方式来看，目前的创意人才培养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切实的引导政策，促进高校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促进高校与文化企业合力打造协同创新平台，使创意人才的培养与创意实践形成零距离接触。
五、结束语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具有强烈的互动关系，文化产业需要旅游业作为载体，而旅游业则需要文化的灵魂并借助文化产业的平台。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将有利于二者的共同发展。湖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系列瓶颈问题，客观上需要取长补短，实现二者的联动发展。依据产业融合和产业链理论，结合当前国际及国内文化产业与旅游业互动融合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将湖南省可资利用的联动发展模式归纳为五种类型：产业融合型、旅游产业价值链延伸型、文化产业价值链延伸型、文化产业场区景点化模式以及营销环节的联动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双方企业实体的管理特点与技术特点的制约，二者联动发展的具体形式及细节将会是多样化的。同时，实现两大产业的联动发展也需要做好相关的顶层设计，提供配套的服务，尤其是需要在创意人才的培养方面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办法。
因为说到底，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联动，依赖的仍然是内容为王及创意制胜。本文在如何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做好具体的顶层设计以及如何为两大产业的联动发展提供足够的创意人才方面虽有所论及，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尚难以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希望广大关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及关注湖南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发展的专家学者能够对此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得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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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尹媛媛.湘西题材影视剧与湘西旅游业发展相关性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6.
1引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导和旗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区域文化是生长于此地的人类为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而创造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对于本区域的人来说，文化也是他们从祖辈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相应的行为方式[2]。文化是多样的，文化存在的三个基本样式为民族性、时代性和区域性。就民族性来看，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分子，是中原文化在岭南的延伸。以时代性来说，岭南文化可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等时段，是近代岭南文化最具瞩目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区域性来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南方山河海文化。
2广东高职教育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
梁启超曾说过：“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他从西方理论和经验中吸取“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代表了岭南知识界打破传统的勇气。从古至今，每个时期进入岭南的移民们，为了寻求新的活路，就必须抛弃依赖思想，自立自强，敢于拼搏，因此竞争意识空前强烈。广东地区的教育及文化氛围自古受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各高校氛围也带有其独特的岭南气质，广东地区的高校数量历来居全国前列，其中的高职教育近年来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如广东省教育厅的《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5）》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广东省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经有85所，在校生人数已超百万。其中，有11所高职院校被列入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5所高职院校被列入“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6年全日制专科毕业生人数达到26.1万人，其初次就业率为98.1%，明显高于本科和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可以说广东的高职教育已从边缘教育逐渐进入了主流教育的行列，已经成为广东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广东省教育厅又公布了《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实施方案》，其中规划高职院校五年内要建设57个项目，到2020年，广东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愈加完善，计划培养一批在全国领先、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高职院校及品牌专业，形成独树一帜的“广东模式”人才培养方式。高校是文化、思想、教育的摇篮，广东地区的学生敢想、敢做、敢闯、务实，带有典型的岭南区域性格。广东高职院校招生对象中广东生源占大多数。因此在平时的教育中要激发学生的区域特质，发扬岭南文化的精神优势，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的专业职业技能型人才，使广东高职教育在地方经济建设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同时发挥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使之在广东教育史上留下色彩斑斓的一笔。
3岭南文化的包容务实精神促进广东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
近代岭南人在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同时，理智地向对手学习先进科技和政治思想，对有益的东西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是包容特质的典型体现。创造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创造力对振兴中华具有决定性意义。高职教育从类型上看是职业技术性质的高等教育，从层次上看又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作为职业教育，它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特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职业教育是培养人学会生存技能的社会教育活动。广东省高职院校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彰显办学特色为重点，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创新办学体制。目前省内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建立了由政府、企业和学校等多方合作的校企组织，共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议事制度，形成多方参与、多元评价、共建共享的运行机制，由此增强办学活力。在这些特殊的“教室”里，企业中的技术工作者、专家是相关专业的兼职老师，专业教师和学生团队一起又共同承接着相关的企业项目，他们同时也是企业项目的重要技术者。在这个“教室”里，企业和学校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学习的过程被授予了一种融入市场、融入社会的新意义。目前由广州市政府打造的广州教育城更是对职业教育的肯定，教育城坐标广州市增城区朱村和中新镇，规划总面积约20.20平方公里，目前主要包括二十四所职业学校及一处技能人才公共实训鉴定基地。规划显示，广州教育城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立足华南地区、辐射港澳，同时影响东南亚地区，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实训、研发、职业指导、创业孵化于一体的大型国际一流教育服务集聚区。教育城的建设与发展将给广东的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活力与机遇。正是由于岭南人民包容务实的创造能力，使高职教育在岭南这片土地上快速发展。如何有效融合“精神、能力、技术”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中，以实现个体职业生涯的发展，增进个体幸福，推动社会发展。这将是我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工作者思考的一个新课题。从2000年开始，广东省教育厅就率先展开了与英国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交流与合作，在向国内多所优秀高职类院校学习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向其他国家学习并引进先进的职业院校办学理念。先后与德国F+U、澳大利亚“TAFE”、美国半岛学院、加拿大圣力嘉学院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所教育机构以及院校合作学习，有力地推动了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本人所在院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于2017年4月~5月，选派了不同院系的13位学子前往泰国博仁大学（DhurakijPunditUniversity）进行为期8天的游学活动。中泰游学项目是我校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举措，游学活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我校服务广东农垦“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人才培养支持，彰显了我校一流院校建设的国际化办学特色。目前在广东85所高职院校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有四所，国家重点建设高职院校一所，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正是由于岭南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广东高职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4广东高职教育任重而道远
在提升核心知识能力的强烈需求下，《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也作出了具体的要求：①加强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强化专业基础教育，注重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②加快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搭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通过联合培养、合作办学、国际交流等方式，为毕业生继续深造和提升层次提供更多的机会。建设一流高职，打造一流专业已经成为不少高职院校“十三五”时期的建设目标。此次实施方案也提出，广东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要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互联网+”、“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广东自贸区建设，高职院校要成为技术技能人才配置、产业新技术创新积累、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前沿主阵地。如本人所在院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领导一行6人在2017年6月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交流，双方致力于通过加强教师、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交流活动，扩展和深化合作项目，搭建区域职业教育协同育人共享平台，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贯彻落实了“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总之，建设文化大省不仅需要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更需要创造文化和建设文化的各类人才。因此，我们要齐心协力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提高办学水平，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奠定坚实的人才和智力基础，以此构建文化创新之源，让广东的高职教育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来到东南大学采访陶思炎教授。一如之前我们的想象，陶爷爷身上昭显着“长者风范，大师精神”，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谆谆教诲，都让我们铭记于心。
一
陶爷爷对我们说，他是老南京人，出生在秦淮河畔，从小在老城南浓厚的民俗氛围中长大。每逢春节等重大节庆日或者庙会，他都会跑到夫子庙或城隍庙，看灯，看各种玩具，看杂耍表演，流连忘返，乐此不疲。由岁时节令而衍生的孩童的游戏，陶爷爷也都兴致勃勃地一个不落：春天的时候，登上雨花台放自己亲手扎的彩纸风筝；白雪皑皑的正月里，与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提着蛤蟆灯，或者是拖着兔子灯，成群结队地在街巷里巡游……南京的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了他的骨血里。
但从事民俗研究并不是陶爷爷一开始的职业，他是在不断地选择和调整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这条人生道路的。最初，陶爷爷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南京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扬州的建筑设计室，曾经设计过办公楼、教学楼等建筑，但他还是从心底里喜欢文科。于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便重新做了一次选择，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陶爷爷原来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他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专攻外国文学。在大学的前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但到了大四时，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外国文学领域的深入了解，他发现，由于自己对外国的历史和人文都不太熟悉，因而在本土环境下研究外国文学，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接受二手资料，终究难以深入，难以领先，这样下去的话，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学者。于是，他开始将眼光转入比较文学领域，想在中外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从中外神话入手，研究神话的比较方法，完成了毕业论文《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将中外神话进行对比，发现和总结其中的某些规律。由于论文题目在当时非常新颖，加之陶爷爷将他非常扎实的外国文学基础、古文考证功底，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能力都融贯在论文中，使得论文非常成功，当年就被收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和《中国文学年鉴》，并被多次转载，甚至还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入教材。
二
从毕业论文开始，陶爷爷对神话有了深入的了解：原来中国神话并不只是一则则或传奇或灵异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每则神话都没有多少内容，具有简单性和片段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远古人类的创作，内涵非常深奥，和西方神话相比毫不逊色。于是，陶爷爷决定专攻中国神话研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神话的重要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学科分类上，神话属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又归于民俗学这个更大的门类。陶爷爷向我们详细地解释说，民俗学研究的是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既包括物质上的东西，如服装、建筑、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等；也包括精神类的东西，如信仰、忌讳、避讳、巫术，等等；还包括动态的、行为性的东西，如过年过节时的一些活动；当然还包括语言方面的内容，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语、笑话等通常被看作是民间文学的东西。因此，陶爷爷的研究领域，也自然地从神话扩大到了民俗学。
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招收民俗学博士。陶爷爷以建筑学和文学双学士的学历报考，并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进入被称作“民俗学之父”的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门下学习。在北京读博士期间，陶爷爷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写作，连周末和寒暑假也不例外，长城、十三陵、卢沟桥这些北京标志性的名胜，他一个都没去过。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陶爷爷便完成了博士学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中国鱼文化》后来公开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选登了该书的若干章节，《读书》等刊物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完成博士学业后，陶爷爷回到母校东南大学工作，并继续自己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风物探幽》《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应用民俗学》《中国都市民俗学》等著作，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在东大，他先后任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地贡献着力量。
2011年4月，陶爷爷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央文史研究馆最年轻的一位馆员。
三
虽然陶爷爷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和荣誉，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授业恩师的肯定。陶爷爷的博士导师钟敬文先生对门下弟子要求极为严格，从来不当面夸奖学生。读博期间，每当陶爷爷向钟老汇报学业时，钟老总是指出他的疏漏之处，并提出一些建议让他参考。毕业七八年之后，一次，陶爷爷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恰逢钟老在座，于是他过去跟老师问好。钟老将他介绍给身旁的季羡林先生，并对季先生说：“他在南京干得不错。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像他就好了。”得到了钟老的当面夸奖，并且是如此高的评价，让陶爷爷一时间既惊讶又感动。
感怀恩师之余，陶爷爷也不忘对我们进行教诲和鼓励。他以自己为例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需要早早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有了理想目标之后，人就不迷茫，有干劲。就算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要对自己的最初目标进行调整，之前付出的努力、得到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目标的储备资本。
另外，在少年时期，一个人可以尽量广泛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要故步自封。如一开始学习的建筑学知识，对他在民俗建筑方面的研究帮助就非常大。再如，早年间，他写论文和著书的时候，要用到图片，可是有的文物是不能拍摄的，当时又不能上网，只能靠手绘，于是，他具有的素描功底便派上了用场。陶爷爷说，理科和文科是有相通之处的，学理科的人要同时学好文科，学文科的人也要同时学好理科，这样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不至于因无知而犯错。
陶爷爷还建议我们，可以多看一些杂书，比如一些有关旅游和各国历史的书，这样可以在点点滴滴中积累对世界的认识。读书的时候，还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要多写些感悟，不要因为怕辛苦，就不做这些事。“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爷爷强调说。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采访接近了尾声。我们在和陶爷爷的交谈中获益匪浅，在和他告别之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南大学。
小记者采访感言
石岳川（南京市树人国际学校）：“心中要有远大的理想。”“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爷爷的教诲我铭记于心。
玉林师范学院坐落在广西最大的侨乡和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玉林市，是桂东南地区唯一的一所本科院校。我院的定位是:“立足桂东南，服务全广西，把学院办成以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为特色的、在区内有较高水平的教学型普通高等学校”。因此，作为民族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应做好本地区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建设工作。本文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对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建设进行一些探索。
1建立桂东南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机构
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从学院组建之初起，就十注重对桂东南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研究。为此，图书馆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桂东南地方文献整理研究所，主要开展桂东南特色文献、古籍的整理与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学院图书馆库存文献、古籍的整理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桂东南地区及其所辖县市地方文献、古籍的整理研究，建设有地方特色的重点学科，更好地为桂东南社会进步、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服务，使学院发展与地方建设融在一起，实现学院和地方双赢的局面。
为了突出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在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收集人藏后，应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在民族地区特色文化研究、服务教学和科研以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重要作用，我馆为桂东南特色文献设立了一个专藏—桂东南资料室，专门收藏桂东南研究资料，兼收广西各地方文献及本馆特藏图书，把收集到的民族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根据不同文种、不同载体类型、不同外表特征，购置不同样式的书架、柜橱，划分成若干馆藏区，分门别类地存放。
2建设桂东南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体系
2.1做好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工作
2.1.1明确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收集范围。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搜集的范围主要包括地方报刊、地方年鉴、地方丛书、地方史料、碑刻、族谱及地方人士的著述等。对于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来说，收集与体现地方特色的学科建设及科研有关的信息资源更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以玉林师范学院为例，学院从学科专业建设、科研两方面来体现地方特色。如我校“十一五”期间被列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学科有:有机化学、华侨华人学;重点建设的实验室有:桂东南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桂东南特色资源与材料研发中心。我们的教师研究的课题也很有特色，比如研究桂东南方言、民间音乐、徐松石、大蒜、红菇、荔枝等，都是与当地文化、经济、历史等结合起来的课题。从这些学科和科研项目就可以看出，桂东南的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因此，桂东南资料室还特别注重收集教师们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如论文、著作等)。
2.1.2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整理、甄别、筛选、评价、类聚。桂东南特色文化资源是记载桂东南这一地域内自然、社会和历史发展变化及影响的特定文献，素有“一地之百科”的称誉，桂东南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对了解与研究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人物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研究了解地情知识、为当地制订地方建设规划、实施科学决策、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桂东南地处广西东南部，与广东相连，南临北部湾，是东西部经济结合部，也是两广客家聚居地。旅游文化方面拥有云天文化城、佛教圣地西山与都娇山、岭南名楼真武阁等特色民屋、名山、名楼等;特色音乐文化方面独具风格，集金石、丝竹、革工、萧、弦、笛、琴、锣、鼓、钱、人声于一体，有撑板、呐、大钱、大锣、二弦、竹笛、扬琴、秦琴、直萧、喉管配合的民间特色音乐形式;特色语言文化不仅包括有本土语言玉林话，也有外来语言客家话，加上白话，桂东南语言文化十分丰富;特色习俗文化包括独具一格的地方婚嫁习俗、住行习俗、丧葬习俗、生育习俗、禁忌习俗等;特色饮食文化则包括了颇具特色与影响的玉林牛杂、牛巴、凉茶、汤、粥等;特色宗族文化主要包括客家人的宗族意识、宗族集群、宗族互助、宗族治理及客家人的勤劳、节俭、精明等宗族特质。
为了将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收集，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将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从桂东南特色旅游文化、特色语言文化、特色民俗文化、特色音乐文化、特色宗族文化、特色饮食文化等方面进行分类，设立了桂东南旅游文化研究、桂东南习俗研究、桂东南客家文化研究、桂东南革命史研究、桂东南将军研究、桂东南华侨华人研究、桂东南地方语言研究等系列性专题，每个专题的信息资源都由专人负责进行收集。
2.1.3采取多种收集方法。由于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具有多样化及分散性的特点，因此，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文献应广开搜集渠道，拓宽搜集途径，采取多种搜集方法。首先，负责采集的人员，要了解掌握地方文献的收藏与分布、出版发行情况;经常与当地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等文化机构进行业务联系;多与专家学者沟通，获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定期到民间采集资料;关注读者反馈意见。另外，由于民族地区高校的教师都较为注重对本地区特色文化的研究，有的高校还设有专门的科研部门，他们在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时，往往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图书馆在文献收集方面要充分利用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与这些教师和部门建立顺畅的交流渠道，一方面图书馆采访人员要主动联系，及时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提高地方文献收集的质量、实用性和利用率;另一方面，科研部门和科研人员也能从图书馆的人性化服务中(诸如查新、专题书目、数字资源、专家工作室等)，得到启发和帮助，双方建立起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对桂东南地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建立“长远规划，整体论证设计，分阶段实施，联合共建”的收集、分析、评价、处理、存储体系，通过多渠道文献采集网络，采集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物，主要有书目预订、征集、交换、捐赠、委托收集、网上搜索引擎收集等采集方式。对于口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还要善于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收集，例如通过摄影、录音、录像，制作成磁带、CD，VCD，DVD等声像资料，甚至可以以电子资料的形式上互联网。如玉林电视台有一档新设的很有特色的方言访谈节目《倾计》(注:即聊天)，其内容涉及桂东南各地的历史、民间音乐等各方面，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对这个节目的影像资料也进行了全面的收藏。
2. 2加强特色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文献信息的分析、评价、处理和存储，必须组织专家和图书馆专业人员根据专业标准进行加工。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对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时，首先是对桂东南地方特色文献的情况进行调查、整理，确定要建设的目标、重点、主题，然后利用采集网络对桂东南地方特色文献信息进行采集、分析、评价和排列，剔除不相关的内容，对符合要求的内容进行科学分类，同时进行描述和标引。这样，经过对特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和开发后，就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献资源体系，可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2. 1编制专题目录和综合性评述。负责服务的人员，需要多与读者沟通，制作新书简介、专题目录等，同时，做好专家服务工作，进行目录、索引、文摘、综述等信息加工工作，开展网上信息检索、网上文献传递等服务，广、快、精、准地传递文献信息。玉林师范学院图书馆在开展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服务时，还常举办各种报告会、讲座等活动，力求多主题、多途径、多层面满足读者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吸引广大读者利用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社会服务效果。
2. 2. 2开发建设特色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民族地区图书馆大多建有特色文献数据库数据库，但由于经费及专业人才缺乏等原因，这些特色文献数据库的收藏规模小，没有进行深层次开发，且大多数的专题数据库仅能提供目录或题录检索。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利用其丰富的特色文化信息资源优势，做好深层次特色数据库建设，建立充分反映民族文化和地域特点的独一无二的特色文献数据库(包括书目数据库、索引数据库及全文数据库)，丰富网络信息资源，打破高校图书馆现有馆藏的重复和短缺现象并存的状况，使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布局逐步趋于合理，有利于建设高校图书馆整体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提高文献资源的社会保障率，为数字图书馆建设和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做准备，更有效地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这将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数字化资源建设上最有作为的工作之一。
引言
蝙蝠作为哺乳动物，头尖而两侧有翅膀，颜色灰暗如老鼠，因此民间又称之为飞鼠。《抱朴子》说：“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蝙蝠”即“遍福”的谐音，意为遍地都是福，福在人们所追求的福、禄、寿、喜中占据首位；蝙蝠乃是长寿之物，因此人们喜欢将蝙蝠图案应用到民居建筑装饰上，用来寄托人们对吉祥好运和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人们对“福”的向往。在桂东南民居中随处可见的蝙蝠图案，既具有装饰作用又体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对其进行文化阐释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间信仰的精神寄托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在精神生活中由于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等的敬畏、尊重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敬仰与信奉的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往往反映了一定群体追求吉祥，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需求和呼声，折射了广大民众最朴素的生活观念和最原生态的民间观念，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载体。在自然科学欠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物象感到困惑、迷茫，久而久之便将之视为神支配的产物来敬畏、信奉。当生存和生活的不可以控制因素出现，人们寻求神支配的物象，使之具体化、图像化、符号化甚至图腾化以便祈求膜拜，企图通过对物象的祈求转化成对神的祈求，以满足人们理想化生活的愿望，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吉祥意义的崇拜物。它是人们的一种意识表现，也是心理信念在社会上的反应，张士闪在他的《艺术民俗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民间动物图案的最大的特征：“有意无意地运用比较原始的意象思维方式，以夸张、变形、颇显奇异的人形物象尽情披露呈示着祈福求吉的情感心愿”。
图1 甲骨文福字
蝙蝠图案是福文化的代表，我们以“福”的含义为出发点。“福，从示部。在汉语字典中从示部的汉字，多与神明、祈祷、企盼有关，这一点在甲骨文中的‘福’字可以得到验证。‘福’字在甲骨文中的字意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是古代进行祭祀活动的形象写照②。”由此可见“福”字的最原含义就是“向上天祈求”。（图1）因此，桂东南民居建筑中所出现的蝙蝠图案就表示人们向上天祈求的一种精神寄托。《说文解字》对“福”的解释为“福，佑也。”意为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为福。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中蝙蝠图案出现较多。大到墙壁、屏风，小到桌椅、板凳，都可以见到蝙蝠图案。这些蝙蝠图案，有的是由单只或多只蝙蝠组成，有的是由蝙蝠图案和其他文字组成，如蝙蝠图案与寿、喜字等构成，也有的图案是由蝙蝠与其他动植物构成，如蝙蝠与桃子、蛇等构成。这些图案造型生动，精美细致，体现了民间艺人在创作中的缘物寄情，以蝙蝠图案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期待，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些图案的造型，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逐渐行了较为稳定的被人们所接受的表现程式，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当我们欣赏那些赏心悦目、充满灵性的蝙蝠图案时，我们不难发现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和百姓对它们寄予的美好情感，这些图案已成为百姓美好希望的寄托，成为充满吉祥的象征物。
（二）祈求美好生活的载体
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文化内涵，用一种无声的艺术语言来传递给人们它的含义，这种民间艺术语言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装饰图案对建筑构件的审美并不是不是孤立的，它受建筑构件和实用的功利性所制约，就因为这种制约形成才构成了建筑艺术“因物施巧”的特殊的设计原则和美感。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是建筑与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服从于特定的环境和气氛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点才构成桂东南民居的装饰之美，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居群落。
图2
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中将传统工艺技术的实用性与装饰性的融合，将装饰运用在建筑中用以表达人们祈福求祥主题思想。桂东南民居建筑装饰中的艺术表现从古代百姓趋吉意识产生以来，民居建筑上的装饰艺术就日渐频繁，祈福求祥题材的装饰图案随着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日益丰富多彩。蝙蝠图案这类题材虽然是民居建筑装饰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因具有深长的意味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成为祈求美好生活的载体。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上具有装饰性从而也表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祈求幸福的降临。
图3
（三）传统文化的符号语言
图4
“蝙蝠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美好向往，桂东南“蝙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宋代，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在门前，窗棂等等醒目的地方张贴“福”字。现在我们在桂东南所看到与蝙蝠相关的装饰图案大多出现在明清古民居中，这些蝙蝠图案往往装饰在门板、窗棂、围墙、梁枋、桌椅之上。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门板上用五只或者四只蝙蝠围着中央的“寿”字，表示“五福拱寿”或者“四福捧寿”（如图2）；窗棂上也尝尝用蝙蝠做装饰（如图3）；围墙上也常常用蝙蝠作为浮雕来装饰（如图4），这五只蝙蝠神态各异，造型夸张而富于动感；梁枋上也刻有蝙蝠嘴中衔着铜钱，象征着福禄双喜；就连人们经常使用的桌椅上也刻有蝙蝠图案（如图5），在椅子的靠背的地方刻有一只蝙蝠嘴里衔着寿字，两翼合抱着寿字，象征着福寿吉祥，寿表示长辈长寿之意，长辈长寿乃全家只大吉大福大寿。由此可见，桂东南人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历史悠久，对“福文化”有高度的心理认同感。所以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是美化了的形象，是人们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
图5
蝙蝠图案属于物体吉祥物范畴，它是一种符号但它却传播着一种语言。它内涵丰富，是人们的追求和向往，它包含着人生幸运富足而平安的内容，尤其在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大多数百姓都有强烈的求吉纳福的精神追求。蝙蝠图案以它特有的符号语言阐释着桂东南民居建筑的地域人文精神，祈福求吉符号语言像一条线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传播幸福最基本最稳定的语言表现。
（四）蝙蝠图案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蝙蝠图案不仅运用在民间建筑装饰上，而且经过创新逐渐运用到包装设计、建筑装饰和其他装饰品上。这种现代化的转变是对传统蝙蝠图案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使其更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人类创造一个吉祥化的生活环境，蝙蝠图案这种祈福求祥的主题在现在的建筑中依旧具有生命力和利用价值。在现在的生活中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一些疾病面前无能为力，这种求福的意识在人们的心里依然存在，所以会依旧进行。将蝙蝠图案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装饰、包装设计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品。蝙蝠的形象在现代吉祥物设计运用如福建省十二届运动会的吉祥物――福福，吉祥物将蝙蝠拟人化，具有可爱、憨厚的现代气质。蝙蝠图案在现代的生活中有重要寄托作用，代表人们的情感寄托，祈求吉祥幸福的美好生活。
结语
桂东南民居蝙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长期积淀。在经历百年风雨沧桑的历史长河中流传在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传民居建筑中蝙蝠图案的发展，凝聚了桂东南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吉祥求福的生命意向所表现的并不是艺术形象本身，而是人类精神需求和生活理想的紧密结合。蝙蝠图案体现了人类自然与心理的完美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地方特有的审美情趣与民间风情，更寄托了桂东南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蝙蝠图案的实用价值要求成为了人类建筑装饰的出发点，正是这种实用价值，决定了建筑装饰作为特例独行的艺术而以不同于其它艺术的存在方式和形式。然而现在的新农村建设片面的追求城市建筑的建造结构，而建筑中缺少了传统民间建筑的形式。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要融入传统民居建筑中的表现形式除建筑结构本身的变化外，还很大程度上进行图案的修饰和美化，民间装饰图案赋予朴素的建筑外观以形式美感和一种和谐观念。
本论文为2013年度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桂东南明清古建筑群装饰艺术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SK13LX309。同时，本论文也是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地域文化在民族地区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C068。
注释
① 钟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四章，第253页。
② 王达人，《中国福文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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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据张利民编辑的《近代中国城市史论著索引》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关于单体城市研究的专著、资料集、论文集等共计518部。
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以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为主线，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总结城市转型的特点，揭示城市转型的规律，富有创新性。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重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近代重庆城市商业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的发展等一系列城市转型问题进行全方位考察，对繁杂的城市转型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论述，对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条件、动力、特点和存在问题加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的《近代武汉城市史》，以近代文化特点，城市人口和职业，城市阶级结构，城市秘密社会，社会风俗，以及城市的总体特点等，列出专章加以阐述。
除上述四部带有开创意义的专著之外，还有史明正著《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此书重点研究了清末民初30年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作者十分强调西方科学技术在资本密集的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中的作用及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影响；不仅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探讨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变化对20世纪初北京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的影响。谢本书、李江主编的《近代昆明城市史》，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近代昆明城市发展演变史的著作，主要探讨1840―1949年百余年间昆明城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其近代化的历程。这些著作的贡献，不仅表现为对各城市历史发展的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分析，保存了重要的地方史料，而且对于这些城市当前的规划布局和市政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关子区域城市与文化研究
近年来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研究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尝试，代表着近代城市转型研究的发展趋势。由张仲礼主持的“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课题，第一次“将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来研究”。研究者紧扣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一主题，就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这五个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逐一进行个案研究，既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又归纳出五口通商城市的共性特征。他们首次把东南沿海五个通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城市群体，采用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较好地把握了东南沿海地区以五口通商城市为主体的城市群体在带动区域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天津地区的学者进行了“近代华北区域的城市系统”研究。该课题研究以区域内城市系统的演变和城市化进程为主线，对华北城市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近代华北是中国传统社会由封闭被迫走向开放过程中变化最为剧烈的区域之一，表现在区域城市系统方面，就是传统区域城市系统走向瓦解，初步形成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他们紧扣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变迁这一主线，既研究城市系统中各级、各个城市的个性及其在城市系统中的地位，也研究整个华北城市系统的共性、概貌及其在近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和特色。
区域城市群体和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城市联系。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根源与启示》一文，在宏观整体把握京津冀地区区域城市系统的基础上，对区域内部具有特色的次等城市系统的联系也有考察。胡光明通过对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网络发展演变状况及其内外因素的剖析，认为这段京津冀城市化和城市的近代化大大加快的历程充分说明京津冀共生于一个生存空间，是密切联系、协调发展的关系。三方应更进一步地密切携手，彼此发挥各自优势。
东北地区是20世纪以来兴起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近年来关于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区域城市研究的一个热点，所发表的文章较多，西南、西北地区缄市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一文，主要从人口迁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角度论述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城市发展的原因。该文尝试采用甄别人口类型的新方法，着重指出人口迁移对于西南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于迁入人口的数量，更重要的在于迁入人口的质量。因此，尽管当时西南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数量大体持平，但素质高、具有年龄优势的外省城市居民的迁入改变了西南城市的人口结构，对西南城市特别是重庆、成都、昆明等中心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将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城市史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近代城市整体转型研究方面，有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宁越敏等《中国城市发展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与展望》、曹洪涛等《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前三部著作均是中国城市通史性著作，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研究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这三部著作各具特色，均为中国城市史的开创性著作。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注意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理论的力度，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归纳，颇有新知新意。
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以现代化为主线对近代中国的城市类型进行了划分，对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兴衰、发展原因、发展动力、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的学术成就主要是：(1)该书是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开创意义。(2)在对城市进行分类综合研究方面，理论上有所突破。(3)作者在研究中能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城市史和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现象，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区域城市研究进入整体性、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在网络环境下，地域的限制已大大减少，用户对信息的需求趋向于方便、快捷、有特色。由于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将所有的文献信息收藏齐全，这就迫使图书馆在采集、收藏实际馆藏时突出重点、形成特色。尤其对新建本科院校而言，特色化馆藏建设是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然之路。特色馆藏建设的内容可以有很多，但就目前来说，结合各校实际情况，大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特色馆藏建设:一是“学科性”特色馆藏建设，二是“地方性”特色馆藏建设，三是“专题性”特色馆藏建设，四是“数据库”特色馆藏建设[1]。
本文着重以“数据库”特色馆藏建设——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为例子谈谈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馆藏建设的特色化。
1 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的背景
新建本科院校大都由当地几所大专院校合并后提升为本科院校发展起来的，它既不同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不同于地方职业技术学院，它必须要在服务对象、培养目标、办学层次、学科专业建设等方面立足地方，办出自己的特色，努力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创新、创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和地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领头雁[2]。
笔者所在的玉林师范学院于2000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由玉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玉林市教育学院、玉林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玉林分校合并组建成立的一所自治区所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师范院校，以“立足玉林、面向广西、服务基层，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义务教育阶段输送人才和师资”为办学宗旨，设有华人华侨学、桂东南社会文化发展中心、桂东南特色资源与材料研发中心等省级重点建设学科、专业以及实验室。在此背景下，作为学校三大支柱之一的学院图书馆应以学院的教学科研服务为宗旨，把建设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作为馆藏特色化建设的一个当务之举，以提升服务层次和水平。
2 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的内容与形式
2.1 数字资源内容的采集突出地方特色
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的理念是:突出反映地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研究成果;突出反映桂东南的民风民俗;突出学院的办学特色，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地方服务。因此，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建设采集的数字资源内容主要从桂东南客家研究资料、桂东南华侨华人研究资料、桂东南方言研究资料、桂东南名人研究资料、桂东南地方史志研究资料、桂东南地方资源研究资料、桂东南地方经济研究资料等几个方面入手，力求全面、准确而有价值[3]。
2.2 数据库的形式及其建库方法
为了方便读者从更多的角度去获取信息，数据库的形式应该是多样化的。因此，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应包括以下三个子库:桂东南图书资料书目数据库、桂东南文献索引数据库和桂东南研究资料全文数据库。另外，在建库方法上做到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2.2.1 桂东南图书资料书目数据库。书目数据库是反映纸质型书刊书目信息的数据库，主要用于查找纸质型书刊的收藏信息，解决到什么地方借阅书刊的问题。因此，桂东南图书资料书目数据库的选题范围主要在围绕桂东南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可放宽到一些相关学科上，例如在客家文化文献方面由桂东南客家文化延伸到广西客家文化、广东的梅州客家文化等。利用原有的馆藏资源，根据与桂东南相关的文献分门别类，按照原有MARC数据进行套录，另外制成一个桂东南图书资料书目数据库，再按有关标引规则进行标引，根据数据内容进行归类和主题标引，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校对审核，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建好桂东南文献图书资料书目数据库后做到及时传送上网，供读者使用。由于图书馆的资料是不断增加的，因此，对新增加的有关文献要及时添加到特色数据库中，对剔除的文献要及时删除，对标引的错误要及时进行修改。
2.2.2 桂东南文献索引数据库。桂东南文献索引数据库属于题录和文摘型数据库，是根据读者需求量和利用率来选题的，所选的对象为那些利用率高的、与桂东南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专业书刊等，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较高层次的特色检索服务。因此，在信息采集上，一是从馆藏印刷型学术期刊、电子期刊和图书论文集中搜集与建库主题桂东南文献研究资料有关的文章进行甄别、筛选、著录;二是利用搜索引擎采集网上信息，将符合桂东南研究的信息搜集、整理、加工、标引并注明资源地址后添加到数据库中。
建库时要做到:一是对新录入的数据进行，二是对同一著者发表在不同刊物上同一内容的文章和被权威刊物影印(如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如《新华文摘》)的文章进行处理，区别对待。对于前者，如果的不同刊物均是普通刊物，以先著录者为准;如果其他刊物是核心刊，则修改数据，著录核心刊的刊名、论文所在页码、索刊号。对于后者，需在原记录后添加影印或转载的刊物名称、所在页码和馆藏索取号，因为被影印、转载的文章一般来说质量较高。记录影印、转载刊物一是方便读者从不同渠道获取文献，二是有利于读者选择、识别质量高的文献。
2.2.3 桂东南研究资料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集文献检索与全文阅览、下载于一体，其优点之一是免去了检索书目数据库后还得费力去获取原文的麻烦;优点之二是有助于文献的查全。为了便于读者方便、快捷而全面地获取全文资料，桂东南研究资料全文数据库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桂东南研究资料全文数据库的建库方法主要有:
(1)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化。利用相关的科技手段(如扫描仪)将馆藏特有的桂东南研究资料数字化录入到数据库中。它具有数据准确可靠、特色突出、相关性强、不牵涉知识产权纠纷的优点，成为最主要的建库方式，能够提供针对性较强的知识信息。
(2)对《中国学术期刊库》《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等引进的高水平、综合性全文数据库进行筛选。将其中与桂东南研究资料及其相关研究内容进行下载并加工，充实到数据库中，可以有效利用资源、节约经费。
(3)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整合。网上资源是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重要信息源，它的迅速增长，将使其在不久的将来超越任何自创库，成为图书馆的主要信息源，因此网上特色资源的整合已成为图书馆特色化的重中之重。主要根据馆藏特色数据库的需要，有选择地将网络学科专业信息下载并补充到数据库中，以提高和扩充馆藏特色数据库的质量和数量;或者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动态链接，形成动态信息库，例如，在搜集华侨华人研究资料方面，可对网络已经存在的相关方面的网站进行链接。这种方式是对虚拟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但是，在操作中要注意版权保护问题，做到对资源的合理和合法利用，还要注意对于动态链接所得的虚拟馆藏定期进行跟踪维护。
3 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的建库流程
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库是在坚持文献采集范围扩大化、数据录入规范化、数据库检索点标准化的原则下，力求有特色，赢得较高的利用率，达到建设一种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效益的文献信息共享模式。为此进行优化建库，建库流程如下。
3.1 数字资源的采集及其技术
桂东南文献特色数据的采集来自特色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和网络信息(如CALIS书目数据)以及其他网上信息和本馆图书集成管理系统数据库。利用TPI数字资源采集系统实现网上信息采集、站内搜索引擎检索和实时信息采集。所采集的数字资源力求做到具有全面性、价值性、准确性和适宜性。
3.2 数字资源的加工及其技术
利用TPI数字资源加工系统来完成元数据的加工和标引分类工作，所建各类元数据标引符合《CALLS专题特色数据库信息描述元数据规范》中所规定的元数据规范，所建成的数据库资源能上传CALLS，做到数据共建、共享。在进行信息分类时，采用了自定义分类和中图法分类并存的灵活方式，在用户选定分类体系的基础上，系统自动生成导航树，只要将记录拖动到相应的结点，系统就可记录下对应的分类号，建立导航检索。
3.3 数据库检索与
数据库检索与系统可实现各种检索服务及全文检索。为了实现全文检索、跨库检索、二次检索及高级检索，主要安装了USP检索平台软件。数据库提供了多种风格的模板，同时也自建了模板。
3.4 数字资源管理
数字资源管理系统实现用户权限管理、数据库维护、统计和计费等功能。数字参考咨询系统还实现了FAQ咨询、email咨询和BBS论坛，建立虚拟参考咨询平台。这些功能为图书馆以后拓展与读者互动和网上服务提供了平台。
4 经验总结[4]
4.1 注重需求，密切协作
—个数据库从诞生、发展到成熟，应以需求为前提，一个数据库的效益可以是学术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缺失了后期的效益评价，数据库只能停留在为建而建，追求数量，忽略质量，不做长期的维护，最终导致数据库的利用率低。另外，与相关学科密切合作是特色数据库建设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通过与相关学科密切联系、沟通，可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数据库的专业水准。
4.2 加强管理，长期维护
数据库系统投入运行后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需要对数据库系统进行管理和维护。具体包括:搜集反馈信息，及时维护数据，通过数据库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反馈信息，及时对数据进行更新、替换、删除、修改和整理;进行经常化、制度化的更新维护工作，这是数据库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建立和完善建库后的各项标准，如数据录入标准、自动化设备操作规程和系统维护措施等。
4.3 开发辅助功能，提高利用率
数据库建成后，应有意识地向用户介绍数据库的特色、内容、范围、更新周期、检索方法等，努力开拓用户范围，提高利用率。做好数据库网站访问统计管理系统;建立关键词或主题词检索频率统计管理系统;建立被下载利用文献统计管理系统等，为后期评价提供依据。同时要加强检索结果的处理功能，如果在显示检索结果的同时能提供文献传递、打印或者下载的链接等功能，则更方便远程用户对原文的获取，当然应该有获取原文的费用计算和收费方式的配套开发。
图书馆馆藏特色化是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的文献保障基础，它为图书馆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文献支撑，是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尤其对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而言，只有在馆藏资源建设方面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为学院、为地方乃至为全社会提供高层次、高效率的信息服务，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网络信息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
[参考文献]
[1] 蒲筱哥.我国图书馆的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D]∥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广东:2005.
黔东南苗族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少数民族，一年之中有很多的民俗节日，所以外界的人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百节之乡”。黔东南一直以来“以歌舞传承文化，以服饰记载历史，以芦笙渲染生命，以木鼓张扬豪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民族文化和人文资源，以及和平建设时期人们的精神状态，给版画家提供了宽泛的创作选题，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一、黔东南苗族服饰
用儿时母亲亲授的一首苗族歌曲，揭开苗族服饰的面纱，这里是用汉语翻译出的苗语的大概意思“这个帽子像朵花，头上顶了一只鸟，全身都是银光亮，脖子几大圈，手上几大圈，腰上一圈小铃铛，老少和妇女，银饰来装扮，一步响叮当，二步响叮当，响完整全身，热闹了完整个寨子，你说那个来，我说新娘来，个个穿上银饰服，欢天喜地出门迎新娘。”每到苗族的各种节日，苗族的女人们都会，穿上绚丽闪亮的银饰服装，尽情的展示自己以及家庭的，美满幸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凤冠，是指银饰帽子，在冒顶中间有一只大于其他装饰图形数倍的祥鸟凤凰，凤凰周围簇拥着有类似花、草、蝴蝶的具有唯美感觉的装饰图形，相互紧挨着，给人一种圆满热闹和谐的整体效果。象征着国家民族的兴旺团结。
2、胸颈饰主要是指在脖子上装饰的银饰，有的圈小，压着衣领。有的则很大像链环，长长的链环挂到脖子上可下及腰部。银胸吊，里面雕有装饰动物龙、马、鱼等与花卉等等。
3、银围腰链是用于装饰服饰，缝在一条绣花布上，用银饰打造成各种花纹装饰的圆形银片和底部吊着一排精致的铃铛、绣布的两端也有吊有铃铛。主要是用于系紧服装，因为苗族的服装整体比较宽松，系上腰带可以修身保暖，艺术的角度可达到整体协调的装饰美。关于汉代的服饰有何关联，还待考证。
二、版画
版画分为木板、石板、铜板、丝网版、胶版等，本文主要论述的是木版画。木板画分为、黑白木刻、套色木刻、水印木刻、木口木刻等。文中列举的两位画家的作品分别是蒲国昌的《节日》黑白木刻和王建山的《皓月当空》绝版木刻。
1、蒲国昌版画作品分析
1.1、蒲国昌创作的版画作品《节日》就是以黔东南苗族服饰为题材，作品个性鲜明，极富创造性。著名评论家谢啸冰评论他是说到：“面对蒲国昌的大量作品，我却突发奇想，我好事地去想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某种或可闪现的后现代的端倪”。在一个访谈中他说道：“对造型的要求特别严格，一个模特在那边，着重他的气息，他的内在。哪怕是现在我主要以变形手法创作作品，依旧很讲求作品内在意义，要求其中要具有一种深度，要有趣，要有一种感觉，不是一种纯形式的变化。哪怕你把形变得再怪，也要包含这种内在意识，它才能够抓住观者的心，才会有一种吸引力。我现在所创作的这些变形的对象，是我对写生的对象，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照片的自我再创作。我自己觉得这种变形的艺术手法在当时的艺术界算是最早的了。”
1.2、作品《节日》技法中，刀法老练、简洁、在表现技法上点、线、面结合，刀法语言简洁明了，转折有力而“随意”，像书法用笔中的高山坠石般的力量。刀与木板的矛盾生成出了独具特色的刀味和木味的版画效果。银饰项圈的表现技法，看似随意而又生动，细节和形式美感都具有独有的版画语言，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的淳朴气质。
1.3、两个人物的项圈，在表现技法上采取了，相对的阴刻和阳刻，主体人物采用了阴刻的方法，把项圈的形状直接刻掉，显出白色，在空间对比中与后面一位人物的阳刻技法明显有前后关系。
1.4、装饰性十分强烈的苗族服饰苗族图腾，在黑白木刻的版画中表现出来可能会稍有些不醒目，过于琐碎和凌乱，画家用大块的纯黑和纯白来存托出，主题人物及其服饰的细节。最终给人一种丰富而且有条理的美感。达到苗族服饰地域文化和当代版画创作中的一致性使得画面更具有艺术魅力。
2、王建山的版画作品分析
王建山是我恩师之一，在教学中他十分活跃，常常教育我们学习中要懂得“拿来主义”。作品《皓月当空》中个个盛装下的苗女就如同，一座座银灿灿的银塔山所表现出的即古朴又典雅又圣洁的美。
郑波在文章《圆形符号的艺术世界――解读王建山的版画艺术》中写道：“王建山版画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给人的感觉，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既有地方色彩，又有个人风格。王建山在借鉴西方近现代艺术同时，在其版画作品中融入了油画的色彩，国画的线条和渲染，工艺的构成等诸多艺术手法，极大丰富了其版画的表现力。”
2.1、构图：整体构图平稳、简洁主体人物在偏正中间的位置，上下左右都留有余地空间，人物形象大小适中，给人感觉平和大气。
2.2、语言：作品的装饰性很强，吸收了西方艺术家的元素，画面主要以圆符号对黔东南苗族服饰进行创作。从头部开始谈，苗族银饰主要是以植物、动物等形态各异的图腾，然而在王建山的作品中主要是以圆符号为艺术语言，其艺术提炼概括性非常强，用大小不同的圆形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同时也具有苗族服饰与生俱来的美感，这就是一位艺术家的艺术综合修养的结晶。
2.3、色彩：整体运用了暖黄色调，主体人物用了鲜艳的金黄色，色彩鲜明主题明确。金黄色调中运用了对比的紫的。使画面得到了一定的调和。
三、苗族服饰在版画中的艺术魅力
苗族的民族文化魅力，吸引了更多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运用不同的表现技法，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产生了绘画艺术的多样性，多元性。由于不同的技法，产生出画面的异彩纷呈，给大家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这些就是黔东南艺术的魅力所在，是不可缺少的文化魅力之一。在作品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画家对苗族文化的热爱，在大节日中的喜悦心情，透露出苗族人民朴、实憨厚。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认识了在中国当代比较有影响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作品，文中仅仅谈了两种艺术样式，黔东南苗族题材在版画中呈现的艺术魅力，远远不是这简单的只言片语可以诠释清楚和完整的，大江之水只取一瓢，但愿多彩的民族艺术可以得到更多的优秀艺术家的展示和艺术欣赏者的认同。
贵州版画在平稳发展中显示了旺盛的活力和进取精神。版画家在具象和抽象之间探寻，从较高审美层次去观照对象，自觉从民族风俗的表象深入到文化层面的发掘，对既往形成的艺术语言进行突破和超越，进一步探索版画艺术语言的纯化及制作技巧。
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CX2014SP167
参考文献
本书的第一作者，也是本书的组织者——万辅彬是广西民族学院（现广西民族大学）原副院长。曾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科技史研究室主任。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兼职博士生导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任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广西科学基金项目1项，广西科技攻关项目2项，广西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1项。出版学术专著近10部，学术论文近百篇。获广西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广西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2项，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大器铜鼓》是万辅彬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该项目“铜鼓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自2003年获得资助批准，历时7年研究方成正果，最终揭示了铜鼓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传统神器和礼器。东南亚8个国家都有铜鼓，而且现在也有不少民族在使用着铜鼓。东南亚铜鼓与中国的铜鼓具有紧密的联系，相互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渊源。
《大器铜鼓——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自2006年启动编纂以来，经过7年的精雕细刻才交付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由此，足见万辅彬等学者对学术研究的细致、严谨，也更见作者十年磨一剑的沉着。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出版基金对这本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给予了出版支持。
准考证号：××××××××
指导教师：×××
日 期：20××年×月～20××年×月
目录
目录
目 录
内容提要 ……………………………………………………………………………ⅰ
(空一行)
一、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概述 ………………………………………………………1
(一)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政策
(二)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特征
(三)入世后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
二、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所确定的政策制约 ………………………………………8
(一)美国对华贸易的政治经济动态分析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贸易战略的影响
(三)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竞争
三.结论……………………………………………………………………………15
(空一行)
参考文献……………………………………………………………………………16
(空一行)
志谢…………………………………………………………………………………18
3.内容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内容的概括性总结，是以高度浓缩的方式介绍论文的核心内容，篇幅300字以内。小四号宋体，行距1.25。
摘要的内容一般应包括：论文
所研究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以及结论的意义。
■关键词(主题词)，是反映论文最主要内容的术语，一般每篇论文的关键词可控制在3～5个之间。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最后一个关键词不使用标点符号。
韩南地区旅游营销策略简论
张同文
内容摘要
汉南地区拥有多处天然温泉，形成独具特色的温泉旅游。为扩展旅游市场，温泉游憩业者如何依据游客的消费行为，进而拟定适当的营销策略，已成为温泉游憩经营管理之重要课题。因此，本文旨在探讨汉南市温泉游憩区游客之消费行为，以五类游憩行为变量、人口统计变量及心理学变量来进行调查，并通过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以生活型态变量来进行市场区隔。研究结果显示温泉游憩区游客的消费行为可以旅游动机、信息来源、评估准则、活动特性与事后态度等方面给予解释。此外，可将整体温泉旅游之消费群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并对此三个市场研拟有效的营销策略。本研究之结果可为旅游从业人员有益的信息，对旅游主管部门也有一定之参考价值
关键词：温泉旅游 消费行为 营销策略
4.正文
(1)字号：
论文主标题：黑体小三号字居中。
正文内各标题：黑体小四号字。
行文：宋体小四号字，行距1.25。
(2)层级标题
一.(一) 1. (1) ①
正文范例：
一、东盟简述及我国与东盟合作现状
(一)东盟简介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 nations, asean)的简称。
1999年4月30日，柬埔寨正式入盟，成为东盟的第十个成员国，。至此，东盟便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拥有450万平方公里国土，5亿人口和超过7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由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李大勇，《东盟与中国》上册，北京，国际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2页。]
(插入图表)
图1.1 汉南地区气温对旅游人数影响图
本图来源：2003年国家旅游年鉴，第1007页。
(3)表格
■表格一般都要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编号和标题，论文中表格的编号应按顺序统一编号，方式是表1、表2…;
表格的编号和标题应打在同一
行，放在表格的上端，表格编号后用冒号同标题分开。
例：
表10： 韩国的出口补贴，1958-1970年(%)
直接补贴 税收减免 关税减免 信贷补贴 总计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0.00
0.00
0.00
5.89
7.94 0.00
0.00
0.00
0.00
4.53 0.00
0.00
0.00
0.00
3.58 2.30
2.53
1.85
0.75
0.66 2.30
2.53
1.85
6.64
16.54
资料来源：
在正文中插入表格时，表格顶
部和底部同正文应保持2行的距离，也就是说，表格的编号和标题应打在正文下的第3行，正文应从表格底部最后一个注释下的第3行开始。
■应使用居中格式放置表格。
当表格的列太长,而行又较短
时,可以将表的列平均分开,然后将两部分并行排列,中间用双竖线开:
表8： 1979年以来中国进出口的增长率(%)
年份 出口 进口 年份 出口 进口
1979 40.2 43.9 1991 15.8 19.6
1980 33.8 24.7 1992 18.1 26.3
1981 20.4 12.6 1993 8.0 29.0
1982 1.4 -12.4 1994 31.9 11.2
1983 -0.4 10.9 1995 23.0 14.2
1984 17.6 28.1 1996 1.5 5.1
1985 4.6 54.1 1997 21.0 2.5
1986 13.1 1.5 1998 0.5 -1.5
1987 27.5 0.7 1999 6.1 18.2
1988 20.5 27.9 2000 27.8 35.8
1989 10.6 7.0 2001 6.8 8.2
1990 18.2 -9.8 2002 22.3 21.2
资料来源：吴念鲁，陈权庚〈人民币汇率研究〉(修订本)，中国金
融出版社，2002，58-62。
■作者应注明表中数据来源。方法：在表的封底线下左端用“资料来源”：第二行应采用齐头格式。
(4)脚注
脚注通常包含四个方面功能：
陈述正文中一个具体观点、事
实、数据和引文的权威来源;
作为文献的相互引证;
■当对正文中讨论的内容进行评论、拓展或进一步证明会打断论文的思路时，宜使用脚注;
可用于致谢。
脚注的格式：
■论文中的脚注应按顺序，用阿拉伯数字1、2、3…作为标识，脚注编号一般为上标。word软件可以自动生成按序排列的脚注格式。
■脚注不得使用双标的方式(如1，2)。
■每篇论文都应该有脚注。援引他人的重要的观点、重要数据出处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都应该用脚注。
5.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目录放在正文之后，应
另起一页，列出论文的参考文献。
将“参考文献”打印成黑体小
三号，置于此页顶端居中位置。
参考文献目录用宋体5号字.行
距1.25。
■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应分别列出，首先列出中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1] 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林梅：《跨国公司营销战略》，华五南出版社，2003年第三版。
[3] 摩根索：《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徒贤：《战略管理初论》，上海，人民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6] 王霞：《我国国际观光资源开发之探讨》，北京，《旅游》2000年第1期，第15-第16页。
[7] 肖君：《旅游文化与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网，
(阅读时间：2003年12月8日)
中文文献按作者的姓的汉语拼音排序，学术杂志论文的格式严格按照第6条的格式，缺一不可。
二、英文部分
[1] amit, raphael, and schoemaker, paul j. h., “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4, no.1, 1993, p.33-46.
[2] andersen, p., and petersen, n. c., “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cy 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anagement science, vol.39, no.10, 1993, p. 1261-1264.
英文文献按作者的姓排序，姓在前，加逗号，再加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