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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其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其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其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子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其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人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特约主持人：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友权
主持人简介：欧阳友权，男，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理论、网络文学、新媒体文化研究。国家级教学名师，全国模范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重点1项），教育部等部级项目5项，湖南省重大、重点和一般社科项目15项。出版《文学创造本体论》、《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比特世界的诗学》等著作20余种，主编理论丛书5套。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篇。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4次，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1次，湖南省社科成果奖5次，被评为湖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和新世纪文化湘军代表人物。
主持人话语：当体量巨大、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与风生水起、备受关注的网络文学批评一道走进人们的视野，史学反思就成为网络文学研究观念蓄势与学理生成不可或缺的思辨立场。基于此，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如何写史，就不再是一个虚设命题，而是一个期待理论逻辑延伸的有效言说。本组的几篇文章就是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所做的初步探索。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逻辑》一文认为，网络文学批评能否“入史”要取决于其在这个时代文化语境中的功能作用、它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对其史学依据合法性的观念体认，以此确认建构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章从观念积淀、本体依据和史学价值上考辨了网络文学批评史建构的持论基础，以求“史观”与“史论”的构建达成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禹建湘《网络文学批评标准的多维性》提出，网络文学批评是崭新的批评方式，在富有大众化和传媒化的批评语境中，评判网络文学的标准显现于对网络作品的肯定与否定的评判中，争议于创新与传统的批评标准中，还与商业和技术形成合谋，而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持有审美、技术、商业三个维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网络文学的批评标准才能在多维的不同层面定位并逐步确立。欧阳婷《网络文学批评的学术梳理》仔细梳理了我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积累，认为我国网络批评主体阵营的三股合力共同铸就了批评的开放式格局，批评成果的快速增长和多维传播趋势使网络文学批评日渐成为一门“显学”，而网络评价体系探索和批评标准建设已成为网络文学研究的学术热点，以此构筑出网络文学批评特有的学术生态，文章厘清了的学术资源，为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也提振了信心。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107-16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为新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是“五四”前后大量文学社团的成立，可以用雨后春笋来形容。“这些文学社团从来就不以历史的弄潮者的姿态出现，不浮现在时代的潮头充任推波助澜的先锋角色，而是在时代浪潮的推涌下自觉地做一个追随者，一种创造精神的响应者，一种开拓意识的实践者和帮衬者。” [1]也就是说，这些文学社团自觉承担起人性觉醒和精神独立的责任，为新文学的现代性诉求打下了坚实基础，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许多作家纷纷加入文学社团，无形中扩大了新文学的力量。二是文学思潮和流派不断兴起和更迭。“五四”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相继涌入中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象征意义等主潮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真正具备了反封建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本土式的思潮与流派风起云涌，大大推进了新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例如上海的新感觉派为读者带来了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文体实验与革命，与80年代的先锋小说相比也毫不逊色，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黑婴和禾金等作家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文学资源。三是经典名家名著大批涌现，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成就其经典性的最为突出的表现。“鲁郭茅，巴老曹”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最经典最著名的概述，然而实际上除了他们，还有不计其数的作家共同为新文学做出了添砖加瓦的贡献，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郁达夫、丁玲、路翎、张爱玲本文由收集整理、赵树理、周立波等名家的地位有目共睹，《阿q正传》、《骆驼祥子》、《金锁记》、《边城》、《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大量的经典作品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文化财产。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就是巨大的资源，它给了后人无数的影响，读者从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受与愉悦。
二、文学资源的经典性
著名学者朱栋霖和张福贵主编了一套教材，名字叫《中国现代文学经典1917-2000》，里面收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那么这些作品为什么叫经典呢？黄曼君认为新文学经典地位与新系统确立一个表现是：“新文学经典及其阐释的出现感召和催生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新经典、新系统，并从一个新的层面取代了旧经典、旧系统的地位。” [2]换句话说，所谓的经典作品应当是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和借鉴的，并通过时间的洗刷淘汰了旧经典，这里有一个置换的问题，即是新文学代替了旧文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这不是简单的置换，而是一个系统转入了另一个系统，我们一般认同这标志的诞生是现代性的展开，新的世界体系打开了大门，给人以新的视野和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属于这种性质，从诞生与发展来看，它永远屹立于时代潮流，将人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开放的世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经典性表现在它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所体现出来的典范性和权威性，它一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最完美的文学作品，代表了时代的良心和正义，另一方面，经典性还表现为经过时间的冲刷，它依旧作为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色。我们阅读《阿q正传》，仍然能够照见今日国民身上无时无刻不投射出来的投机取巧和狡猾自私，现实社会和阿q本身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某种对应，国民劣根性用阿q精神来概括，既形象又生动，这就是经典的伟大力量。我们读《边城》的心情也很复杂，但最终都会为那份久违的温暖所感动，而这又与80年代的作品一脉相承，例如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人类追求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的信仰归根到底是相通的。这一点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的最好见证。
三、学生写作实践的经典意识
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不管是作为学科背景，还是文化财富都无疑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不仅如此，它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还记得，冰心笔下的《超人》何彬原来“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着美好的东西，直至有一天生病了，小朋友禄儿的一束花和一封信笺化解了他全部的愁结，终于放下身段愿意相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当然，文学作品并一定要求统统这样写，张爱玲的“苍凉”笔法无疑也是优良的资源，但因为写作的理念，尤其是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从而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审美性。
主管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0820
国内刊号：51-1076/I
邮发代号：62-17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2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作者简介］穆厚琴（1965- ），女，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连云港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残雪创作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2011/11/57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6-0115-02
随着90后学生走进高校的课堂以及专科学校注重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学特殊性，在现当代文学史先锋文学的教学环节中出现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意识减弱、难以深度融入课堂的现象。重视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思考应对策略，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实现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目标等，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当代先锋小说课堂教学中出现的困境及原因
近年来，在现当代文学史课堂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进入到先锋文学教学环节时，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互动的意识明显减弱，导致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相比较于过去70后学生对先锋文学作品的熟悉、80后学生对先锋文学作品中情节内容的惊奇，90后学生更多的是觉得先锋文学作品索然无趣。文学课的成功与否建立在对作品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而现在的学生对作品读之甚少，使讲台成为教师上演独角戏的舞台，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无法实现教学目标。通过和学生认真交流和分析、思考，我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学生缺乏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相关知识的储备，造成阅读和理解先锋文学作品的困难。专科院校学生文化知识底子相对较薄，他们很少接触中外文学理论书籍，也较少接触中外现代派文学作家、作品，不了解现代各种文学流派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各种现代文学思潮流派。比如学生对现代派文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现象茫然不知，也不知道后现代主义思潮与现代主义思潮有什么不同；80年代中国文坛思潮更迭迅疾、出现的作家太多，在较短时间内学生分不清哪些作家写作了哪些作品，等等。学生产生畏难心理，不主动要求自己掌握种种相关知识信息，这样就造成阅读和理解文学作品的障碍。此外，由于专科学校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教育目标的特殊性，在学制三年的情况下，作为基础课的现当代文学史的课时被一再压缩，专业技能训练占用学生很多的课余时间，也使他们无暇耐心地阅读需要深入思考才能理解作品内涵的先锋文学作品。
2.时代的距离感、作品的疏离感、学习的困惑感阻碍学生阅读和接受先锋文学作品。90后学生对当代先锋文学作品反映的那个特殊时代在认知和感情上有隔膜，使他们无法理解先锋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感情和主题，很难引起情感共鸣和获得审美体验。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大量描写“”时代诡谲的政治风云，描绘丑恶的人性，作品中的人物和叙述者的“零度情感”，以及85年左右开始兴起的各种“小说实验”等，都让现在这些从未经历过任何、在父母过度关爱下长大和大量阅读网络小清新文学作品的90后学生产生巨大的距离感，滋生拒绝阅读的心理，因此造成学生很少有兴趣阅读先锋文学作品。比如，余华是先锋文学作家中学生最熟悉的作家，学生只对其创作发生转型之后90年代的作品《活着》最为熟悉和喜欢，因为他们能容易理解作品中所阐述的“活着”的意义，能被作品中作家所流露出的人性关怀的温情打动。而余华在80年代的作品如《现实一种》《古典爱情》《在细雨中呼喊》等描写人性的极度残忍和社会极端阴暗，学生对这类内容的作品比较陌生。再比如，更走极端的残雪等先锋文学作家，他们用突破语言规范的语言写作大部分读者读不懂的“灵魂小说”，直接把涉世未深的学生拒斥于作品之外。另外，在教学先锋文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会有同样的困惑：以余华、残雪等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作家的作品中大量描写血腥人性、阴暗社会的一面，从中传递出的疲惫、压抑、绝望等的情绪，会给正准备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影响？他们所尝试的文体实验、语言实验等，对于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学生似乎看不到先锋文学作品具有任何现实价值，这也是影响学生接受先锋文学的重要原因，阻碍学生选择阅读更多的先锋文学作品。
3.网络文学以风格多变和内容贴近当下生活抢夺了读书市场。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以其与当下社会生活密切贴近和处处迎合90后学生的阅读趣味而吸引他们的目光。网络激发了中国民众超强的文学热情、文学想象力和文学创造力，一次又一次文学创新不断引发一股股文学热潮。从1998年痞子蔡在BBS上连载《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使网络文学开始受到注目，至2007年玄幻小说、历史小说、盗墓小说和穿越小说接连引发四波网络阅读热潮。90后学生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他们成为网络文学的庞大读者群。不少网络文学作品充满青春气息和描写爱恋的美好，能够轻松走进年轻读者的内心。比如，最近很受学生喜爱的网络作家顾漫的小说《何以笙箫默》和《微微一笑很倾城》，写男生、女生在打网游时建立起来爱情，情节内容非常贴近90后学生的生活，还满足了90后学生对游戏、爱情、学业和事业的所有心理欲求。学生们觉得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与他们一样在现实挣扎中找到自己命运方向的人，很容易被这些网络文学高手调动起代入感。相比较而言，阅读令人感觉沉重和沉闷的先锋文学作品，费力去猜测先锋文学作家们抛下的一个个时代的谜团和写作技巧的谜团，令他们缺少积极性。
4.教师知识信息陈旧、教学方法传统，也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90年代以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出现停滞的现象，而当代文学批评涉及太多，当代文学作品背后缺少历史观支撑，虽然当代文学史教材被一再重写，但依然让人觉得对这段文学史的讲述缺乏头绪、缺少清晰脉络。学生课后的反映是觉得这一文学时期作家太多、作品混乱、缺乏评价标准。究竟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重现当代文学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现当代文学史课堂教学方法来看，有些教师受限制于学校教学硬件设施的条件或者自身没有转变传统教学观念，依然采用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采用教师主讲的单一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这种教学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满堂灌，学生昏昏然，作业抄教材，考试背教材。在学生对先锋文学缺少研究兴趣和不做作品研读的前提下，传统的教学方法更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改变当代先锋小说课堂教学现状的方法
1.教师重视引导学生阅读经典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在对于经典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象的历代不断解读、阐释和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层层积淀而形成的，文学史就是读者解读、阐释和接受所积淀的思想与审美的历史。所以，教师在先锋文学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给学生梳理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另一方面要以经典作品为主导。解读经典的目的在于发现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讲授80年代先锋文学，教师首先应该在作品上下工夫，把所有先锋文学作品全部阅读一遍，经过作家作品之间的比较，才能甄别出这一文学时期的优秀作家及其经典之作。再把这些作品推荐给学生，在课堂上做重点解读，让学生既能了解那个时期作家所承担的文学任务，又能发现其作品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同时掌握辨别作品优劣的批评标准。以余华和残雪两位作家为例，他们依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尚无法认定他们的哪部作品是其代表作，但是我们可以大致以他们在80年代到目前的30年创作中，比较出他们的优秀作品。余华的《细雨中呼喊》《活着》，残雪的《五香街》可称为是他们目前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师生可以通过细读和讨论的形式把握这类作品。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呈现批判的主题，对黑暗政治、畸形人性持激烈否定的态度，以否定的方式呼唤现代文明的再建，而我们今天的文学正是诞生在80年代先锋文学所开拓的文学土壤上。残雪在21世纪将自己的小说称为“新实验”小说，我们如何看待残雪固执的文学实验？以宽容的心态来看，残雪就像一个钻井寻找新水源的人，她在寻找文学有没有另外一种表达的可能，即她进行文学创作的价值在于试图开拓一条文学新路。
2.教师转变教学思维，调整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转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观念，打破以教师讲解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由“讲解者”转换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以自主学习、协作学习、研究式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建构新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互联网的发展有效地协助我们打破传统的封闭式课堂教学模式。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云计算”时代，它带给我们这样一种科技变革，就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和服务，并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样的技术革命的时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模式也应随之发生变革。教师可以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课堂实践证明，90后学生对开放式课堂教学形式十分欢迎。只有学生深度融入课堂，融入课堂讨论的问题之中，我们的课堂才能叫以学生为主体，以人为本。此外，必须要有开放的课程眼光，在课程视野中重新认识和定位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课，可以开设和这门基础课教学紧密配合的选修课和讲座，将学生在基础课中感觉混乱的、产生学习畏难情绪的学习内容作为选修课和讲座的研究专题，可以特别强化讲授现代派文学的相关知识。
3.培养师生的创新思维。现当代文学史课堂也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使他们具备创新能力。教师首先培养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研究式学习。形成自主思考的能力是自主学习的重要收获，这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前提，而研究式学习是培养创新思维的主要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把自己读书的过程和感悟拿出来与学生分享，把质疑拿出来与学生交流，把观点拿出来与学生谈论，教师和学生在了解现象的基础上，通过批判性思考，达到对文化更为深入的批判与理解。这样，在研究式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灵感思维、创新思维，使学生享受到思想创新的乐趣和问题解决后的成就感，这将激发学生的自信和学习先锋文学的兴趣。以研究余华为例，教师合理选择作品探究的切入点，巧妙设计讨论题目，并根据学生讨论情况，适当调整教学内容、方法与进度。为使学生对作品中所涉及的文化现象有更为深入的批判与思考，教师需要深刻地理解余华作品所涉及的文化现象，以便引导学生进行较为深入的文化探究与剖析。这种挑战使教师不断地深入探究各文化专题，同时也在学生的课堂讨论和习作中汲取新的理解，拓展了文化视野，提高了文化批判理解能力，师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得到了共同提高。
为使中国先锋文学的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引导学生重视阅读经典作品、改革课堂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兴趣和创新思维，是走出教学困境的科学路径。
杨洪承，安徽芜湖人，1954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王统照评传》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的学术传记，被同行专家誉为开拓创新之作。2009年主编的《王统照全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集首发仪式和创作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杨洪承教授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专题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由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哲学》、《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等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论文，这一组文学史学的论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3年出版了专著《文学史的沉思》被同行专家评论在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的动态系统，为文学史的描述和诠释的框架、文学史编写的个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学科的有效方法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视角多维度寻找文学社团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社群内部人与事的复杂关系，突破了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对一些社团群体既成定论，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1998年出版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建构了一种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体个案解剖实践其理论方法。该著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社群文学史概念，把现代中国社团流派研究从方法论、本体论与操作实践上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学术建构性。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整体文学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个案解析上持续用力，先后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断代史、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新华文摘》摘编，在同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杨洪承教授从上世纪90代中期开始指导研究生。毕业硕士生数十名，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多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
杨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课程群、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研究生课程等。多次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哲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2005年，当茅盾文学奖评出的时候，有人做了一次调查，问有多少人读过这些获奖作品（指《张居正》、《英雄时代》、《历史的天空》等）。令调查者惊讶的是，许多人非但没读过这些作品，甚至连熊召正、柳建伟等作家的名字都没听过。于是，学者惊呼：当代文学离读者愈远了，亦或读者愈加远离了当代文学。果真如此，缺少了读者的当代文学就该令文学家或批评家们忧心了。为了文学的未来，人们该去怎样建设当代文学呢？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各种文学形式都会经历一个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有学者用中国“气韵”理论，将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气盛韵弱期、气韵生动期、气弱韵显期和气乱韵无期。那么，人们何以能用“气韵”说来总结艺术的这种生命历程，我们又如何用“气韵”说来发展当代文学呢？本文拟从艺术的生命历程、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求两个方面做一番探求。
一、艺术的生命历程
要用气韵理论来研究艺术演变的阶段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气韵有些什么特点。
对于气、韵，古人心中都有一个明确的评判尺度。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为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这里孟子将“气”与“大”、“刚”联系起来了。汉魏时人对曹植、刘桢的评价是“骨气奇高”、“仗气爱奇”，这又将“气”与“骨”、“奇”联系起来了。无论是大、刚，还是骨、奇，都给人一种张力，是一种阳刚的气象。古人也常用韵来评价人物，如《晋书・曹毗传》：“曾无玄韵淡泊，逸气虚回。”《宋书・谢方明传》：“自然有雅韵。”这里，韵体现为人的轻盈动态和神情的回环绵延，尤其体现在由玄学陶养出来的名士们的那种儒雅风姿神情。比起气来，韵显然要轻盈一些，它更多的是一种阴柔。现在的人也会用韵来品评人物，比如说某人很有韵味、某人风韵犹存之类的。这些评语，给人一种阴柔之感，显然是评说女人的。钟跃英在其《气韵论》中这样比较气和韵：“气所体现的是一种向往扩散的张力，一种阳刚之态。……而韵则体现为一种绵密、轻盈、轻柔之形态内容。”这就是说，无论古今，人们都认识到了气有阳刚之美，韵有阴柔之美。
进一步探究，我们会发现，气、韵是与乾、坤相对的一组概念。我国古代的《周易》一书对乾坤有过深入的阐发，通对《周易》的研究，我们能列出两条这样的线索：
乾―阳―男―刚―开―易―动―气
坤―阴―女―柔―合―简―静―韵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气与乾一条线，韵与坤一条线，分析每条线上各个概念的内涵，可以试着总结出气、韵的一些特点。
首先，气有一种阳刚之美，它变动不拘，处于动的状态。如果将它扩大，它也体现为一种变革，一种壮大。
其次，韵具有阴柔之美，它稳定难变，处于静的状态。如果将它扩大，它也体现为一种守成，一种内敛。
认识了气、韵的这些特点，我们再来思考气韵是怎样概括艺术的生命历程的。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要经历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每个过程都能表现出事物应有的特点。比如，人要经历青年、壮年、中年、老年的阶段，青年时血气方刚，易冲动；壮年时不可谓血气不盛，但要内敛一些；中年时事业有成，变得内敛而近于保守；老年时难于接受新事物，多只会在回忆中体会生活。回顾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也都经历了一个建立、兴盛、固守、衰亡的过程。王朝初建，统治者能励精图治，勇于开拓，体现出王者之气。经过努力，王朝兴盛，各方面臻于完备。一段时间的繁荣，使统治者满足于眼前，不思进取。再过一段时间，各种矛盾爆发，统治者便对王朝的崩溃无能为力了。
与此相应，艺术的生命历程也会经历这种类似的过程。对于艺术的生命历程，国内学者一般习惯借鉴西方的分法，认为艺术经历了一个由象征型到古典型再到浪漫型的阶段。事实上，用我国的气韵说来分析，可能会使这种解释更本土化。一种艺术的初创，壮大有力，我们可以用气盛韵弱概括，此时，这种艺术显出一种壮美。比如，赋在宋玉那里，极尽夸张铺排之能事，显出“篇幅之宏大，气势之恢廓”，而这时正值赋的早期。这种艺术发展鼎盛，既有阳刚之气，又有阴柔之韵，显出一种优美，此期我们称之为气韵双高。经历这一阶段后，它便进入保守期，此时该艺术只是承前一阶段之势发展，但缺少创新，显出一种弱美，我们称之为气弱韵显。最后，这种艺术便到了它的衰落期，似乎要变革，但此时已缺少了向前发展的活力，而继续固守前一阶段的艺术成就，又显然不能使自己继续存在。于是，人们尝试各种形式来挽救它，甚至以丑为美，这就是人们说的审丑，我们用气乱韵无来概括这一阶段的艺术。比如，戏剧创作进入清中叶，剧作便案头化、雅化，这就使剧作形式僵硬，远离了观众，而传奇、杂剧的创作也因此进入了最后阶段。
二、当代文学的发展要求
以上我们用“气韵”说概括了艺术生命的历程，总结了艺术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当我们试图依此理论来关照当代文学的建设时，要先弄清一个问题：在古今文学的演变历程中，当代文学是什么现状？
让我们试以诗歌发展历程为例来说明。世所公认，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期。声色与性情的统一，造就了一种“神来、气来、情来”的诗歌。它骨气端详，空灵蕴藉，不可凑泊，是一个不可再造的诗歌盛世。这一时期，无疑是诗歌史上气韵双高的时代。唐诗之前，诗歌也经历了变化发展，但大体上显得气盛韵弱，比如《诗经》古朴，魏晋风骨激扬人生。而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开创了一个与唐诗不同的新局面，但发展势头已趋缓。明清之诗多模拟，再无新变，典型的气弱韵显。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诗坛掀起改革之风。但无数人对诗歌的探索，都没能给当代人树立一个标准，当代人仍在一种迷茫中探索着诗歌创作。看来，近代以来，诗歌就处在这样一种气乱韵无的阶段。
诗歌如此，整个当代文学也是如此。不少评论家认为，我国当代文学中弥漫着颓废之情。我国文坛现代主义流行过程中颓废气息的蔓延，是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盲目推崇西方颓废主义，与“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语）的精神相去甚远。这种颓废，体现为审美理想的衰颓。
荒诞和死亡是颓废主义喜欢猎取的题材。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写荒诞不能表现出积极的社会、人生的哲学思考，以惊起改造社会、人生的意识与情感，只是把荒诞不经的事象、物象、行为、心理杂乱地堆砌在接受者面前，不是图解“他人即地狱”的存在主义教条，哀叹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苦难，就是参加狂热的“解构”合唱，把亲情、爱情、爱国之情、神圣事业、美好理想……全都淹没在荒唐大泽里。同时，作家写荒诞，他也把自己和接受者窒息在荒诞之中。而死亡本是一个严肃的人生大课题，但在颓废消极的作品中，死亡被表现为对生存的逃避和对人生价值的否定，甚至被表现为与此相关联的一种幸福。比如，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死亡成为无可无不可的儿戏。在一些作家笔下，死亡意味着“返回家园”，即是把生当成永劫不复的放逐。总之，那种把死的意义的问题当成生的意义的问题，把死亡当成对生的价值的追求和对神圣事业的坚强承诺的这种一些积极的死亡意识，是不能从这类作品中看到的。
总之，这类作品荒诞、颓废，作家将其消极的生活意识欲传播向接受者，进而也使公众消极。用气韵说来分析，就是韵太盛，以至于乱。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给当代文学输入一些“气”，即一些阳刚、活力的元素。只有当气韵双高时，我们的文学才最有生命力，才最有光彩。一部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韵太盛的文学，是一种纤弱的文学，它太过内敛，就会变得悲悲戚戚。比如晚唐的诗歌，简直就是一部日落西山、万象皆悲的图景。
当代的一些评论家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认为要消除颓废，就要唤回崇高。张器友在他的《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思潮通论》中说：“‘生活亵渎了崇高’，绝不意味着艺术就理所当然地要屈从于病态的生活，也对真正的崇高来一番亵渎，倘若真的如此，那只能是艺术的堕落。在张扬雄强的改革精神的时代，在多样化健康美好的美学风格受到尊重的同时，人们有理由要求‘崇高归来’。”
三、结语
在气、韵发展的历程中，气开始被作为一种哲学上的“本根”，然后慢慢发展到对人的精神品质的规定。而韵是一个比气晚出的概念，它后来与气一样，成为品评人物的一个概念。以后，气、韵被连用，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气韵生动”的命题，气韵就在审美艺术领域被广泛应用。但是，将气韵与《周易》中的乾、坤联命题系起来，扩大气韵的内涵，却是很少见。而用气韵来概括艺术生命的历程，则更鲜见。然而，这一概括，却与西方文艺理论有着极为相通的地方。本文用气韵理论来关照当代文学的建设，是一种将古代与现代、传统与当前相结合解决问题的尝试。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固然与西方文艺有相融合的地方，但是，纯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问题，显然不能使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民族化、本土化。而气韵理论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而且也与国外理论有着相通之处。用它来分析、解决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会更有针对性。并且，随着这个理论被不断地应用，它也将不断地得到完善和发展。有理由相信，气韵理论将是中国对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和建设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2］钟嵘著.诗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钟跃英著.气韵论［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4］袁行霈著.中国文学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同样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杨经建对于人们所熟知的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也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断。他认为，王国维身处在生存论的精神困境中，因而借助诗学的方式传达着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人生困境与终极忧患与其说是在有我之境中的种种人生的苦恼与选择，不如说是人处于有我之境中却要去追求与实现无我之境的困惑”。于是，王国维的三重境界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得到了重新理解:“其中的第一境乃俗境，人在俗境中却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尽天涯路’之叹;第二境乃处于真境中的人，然而因为他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未免过于寂寞凄凉，所以只能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人终于豁然大悟:真正的胜境并非要完全脱离俗谛，原来在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这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前之所以没有发现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是因为没有真谛照耀之光，只有真谛之光的烛照才能使人摆脱异化现实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理想境界。如果转用存在主义的话语表述则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使作为‘此在’的人进入本真生存的状态，人脱去生存的蔽障从‘此在’入手探询生命的本源，从而进入艺术的极度陶醉的境界———澄明之境。”
同时，在谈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艺术审美偏向时，杨经建发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步入现代性进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却延续了传统社会中艺术审美偏向于维系社会协调、团结的理而丧失了现代文学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现实局限的非理，尤其是，当‘现代性’的理性精神逐渐被置于中国式政治革命运动所导致的单一狭窄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运行轨迹后。”这样切中肯啟糸的凝练表述，在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读来饶有趣味，这与他对于存在主义哲学著作的喜爱、对于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熟读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丰富阅历、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杨经建的学术批评智慧和发现还远不止于此。他对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中西文学保持着长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因而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时常常能够发人所未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同属于文学学科内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只停留在概括和分析的层次，没有掌握综合批评或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因而缺乏学理内涵。而杨经建既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又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很好地综合、化用，因而在解决文学与文化现象时能够独具匠心。
只有以敏锐的目光定位好用力的方位，以长期的才学沉淀与缜密思维、生命意识相结合，批评家才有可能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真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无疑已经发展为一个影响范围相当广泛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充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日益成为众多女性作家的基本“话份”和权利。杨经建先生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概念，从而避免了“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文学”这些概念的无谓纠缠，认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以女性主体意识为本位的，以文学为切入点的艺术审美建构现象”，并且业已转入到自律性存在的状态和阶段。他从“五四”时期冰心、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创作一直联系到80年代以来的张洁、铁凝、残雪，勾勒出女性主义文学所经历的对自我、自我价值的认识过程以及商业文化进程中造成的女性文学发展存在着的“新的裂隙、诱惑与可能”。
杨经建先生关注着女性文学产生、发展的宏观语境，并真正触及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的内涵———“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民权运动外，必须伴之以意识和文化的变革”;在对“私语性”写作的分析中，论者深入到女性作家的精神成长履迹中，由“房间”意象指涉到女性作家对私人经验、隐秘心理的大胆揭示与解构男性话语霸权的微妙关系，思考着当代中国女性在市场经济并非完全“自由竞争”态势下再次滑向社会边缘的危险性和窘迫性，面对着她们可能存在着的写作经验的复制与话语空间日益狭窄的缺陷，论者也就如何避免女性主义文学重新陷入到被传统男性社会“窥视”陷阱中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杨经建的学术视野开阔，又不失对于文学细节的感悟，这是他在长期的文学阅读和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根底。没有长期积累的学术观察力、丰厚的学养、跨越的思维、活跃的生命感知力，是难于达到的如此警觉、睿智的批评深度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现场，既有对文学现象条分缕析的解读，又有对文学思潮及其产生根源的透彻剖析，通过对宏大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来考察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特质。他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创作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作家进行了精神上的整体归类，直接触及当代文学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品味，在一种整体的观照中梳理出当代文学的内在脉络。
杨经建非常擅长把握行进中的文学现象和思想命脉，对于当前的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特质也有着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一个新的城市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形成，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逐渐地改变着过去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轴心。杨经建从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入手，对城市以经济交往为中心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廓清了城市文学概念的基本要素。因此，他将王朔视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第一人，究其原因则是王朔的小说符合了城市化时代的商业性文化要素的需要。杨经建十分赞同用“bus”这个比喻来喻指城市小说的精神要旨与世俗准则，认为判别一种文化具有生命力与否的标志就在于它对人的同化能力的强弱。同时，在对“城市民谣”体小说的审视中，杨经建将自己的思维触角延伸到了城镇民间社会、淳朴真挚的小城故事中去，展现了这类小说对自然审美理想的追求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论及市情商态小说时，作者以都市商业文明景观下的生存境况为基本考察点，将张欣、王刚、邱华栋、何顿以及贾平凹等作家统统归于此类;在谈到贾平凹引起巨大争议的《废都》时，论者独具匠心地分析了小说中“四大闲人”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份和精神追求，凸现了由政治中心向市场中心转变过程中传统文人的无奈，并对中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价值追求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揭示了某类可能的真实存在。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思潮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这一思潮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是80年代诸种创作现象与流动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是80年代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最典型的体现，因此对先锋小说思潮进行认真地梳理、分析与评判是不无意义的。
一、先锋文学之源起
在80年代初期，作家们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和主张的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压抑得太久，对现有文学陈规的突破与反叛显得更加迫切，西方现代主义的引进带给作家们全新的艺术感受与体验，也为其寻求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富且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失落的思想主题与刚刚经历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内心经验不谋而合，进而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靠拢。现代派和寻根派是最早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有限借鉴的艺术探索，并且企图有所反思和超越的现代主义创作，然而这种努力都是通过表现社会现实氛围来实现的，仍然没有摆脱过去的模式，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并无太大的进步与突破。从文学内部的发展机制来说，文学的创新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即艺术形式的创新。因此，不管是整体的创作实践，还是创作个体的发展需求，都要求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突破和创新，这是现代性整体框架赋予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先锋文学思潮的出现就成为文学现代性反思的必然结果。
二、拓宽中国文学的真实观
80年代经典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地位，它所主张的精神实质和创作方法仍然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小说中往往出现“现实”与“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文学从现实经验中获取创作素材，并且将这些素材加以整合、提纯，在艺术化的过程中，文学承担了发现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或思想导向的责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似乎只有通过文学的表现才得以理清和解决。在这个二元对立模式中，文学体现出对现实强大的介入作用，而现实反过来支撑文学中的思想内涵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导致了文学“真实性”单一化和绝对化。
1986年鲁枢元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指出当代文学在80年代后期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以及创作主体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的价值、本质的思考以及对内心情感的关注，为80年代的创作思想变革提供了延伸的可能性。受此影响，先锋小说更加强调叙事主体的个体性，他们认为“真实”是个体心灵所感受到的现实，是一种精神的真实。在先锋小说家看来，只有内心所感受到的现实才是真实的，只有这种真实才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创作之本。不同的创作主体所感受到的真实各有不同，这种“真实”来源于不同的心灵和感受经验，它包涵了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作家内心产生的意义。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描写日常生活中潜在的精神乖戾的现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敌视、冷漠、猜疑等种种非正常关系，创造了一个超离现实的幻想世界。这种对世界冷峻怪异地描画来源于残雪本人的内心真实，这种真实是创作主体与世界或现实生活接触时所发生的隐秘的情感体验，通过荒诞化的手法再现出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少年的视角展现生存环境的扭曲与世事的荒诞不经以及少年由此产生的怪异迷惑的心理意识，其背后隐含着余华对于生存环境与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是余华内心真实的体现。先锋小说拒绝再现具体却又混杂的生活经验，而是通过个体的心理机制将创作主体所体验到的、具有差异性的心灵真实进行提纯与哲理化，以此消解经典现实主义中确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先锋小说家以其独特的、前卫的创作实践拓宽并且深化了以往我们对于文学真实的认识与理解。先锋小说以其奇诡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语言形式丰富了小说的创作内容，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观念和美学范式，孵化出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显示出先锋小说独特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三、推进文学的自律化
基于文学内部的发展机制，文学本身就有一种艺术形式创新的要求与变革的动力，这是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80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独立内涵的建构始终处在文学与政治的二元结构之中，‘文学性’始终是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为其内涵的，文学的内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题的反面而决定。”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和“寻根派”已经显示出对政治意识形态反叛意识和创作思想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和反叛性的延续与深化需要更加明确、新颖的载体。1984年翻译出版的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使得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开始重视文学形式以及现代语言学方法的运用等观点和方法。基于诸种复杂的原因和历史语境，先锋小说思潮因其内在的现代性冲动出现在文学史上，转向“文学自身”、以大胆前卫的文体形式实验对政治意识形态之于文学的控制进行拆解和反叛，成为先锋者们的最佳选择和必然趋势。
马原的“叙述圈套”被视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形式实验，《虚构》中人物、叙述者以及现实中的作者被混为一谈，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进行模糊化处理，以此体现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对一直阅读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们所形成的阅读思维惯式进行冲击，使其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没有人物，也不交代时间、地点、故事情节，只是将日常行为与作者极具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想意趣进行融合，因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美学范式。小说的文本形式在先锋作家那里似乎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蹂躏变形的面团，作家们根据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感悟来塑造作品，内容与形式也融合为一、不可分割。
先锋小说思潮的极端形式实验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在内在本质上拥有一致性。对文学主体性的复归使得先锋作家们获得了精神写作的空前自由，文学不再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而是一个包含创作主体的美学实践与艺术接受者的美学体验的自足体。先锋作家们带着自己“纯文学”的理想与追求，将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付诸于形式实验的创作实践，扩展文本的诗性空间的，创作主体也因此摆脱了以往文学规范的制约。因此先锋小说思潮最大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将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以其形式技巧、哲理思考和诗性氛围对以往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审美突围，进一步推进了文学的自律化进程。
四、先锋小说落潮之思
有些研究者以“失败”一词评价先锋小说思潮，分析原因时通常都指出其形式试验由于抽去了现实世界的意义，转向主体内在世界的情感与想象，最终走向对形式创新的刻意追求而变成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更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先锋小说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西方文化的“移植”，认为先锋小说表现的不是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实况，而是“一种文化幻想”。笔者认为，“思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概念，任何思潮都只能兴起、发展、产生影响，却不可能永远不走向衰落。要反思先锋小说的落潮，理解先锋小说的内在精神以及“先锋”的具体内涵尤为重要。先锋是根植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先锋意识和先锋精神，它意味着创新与突变。“先锋”不可能永远先锋，当它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加以利用时，它就不再被称之为先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小说思潮的意义就是打破文学陈规，建立新的美学范式，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这一思潮的衰落就成为必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先锋小说以其华美的语言表达和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将渴望已久的艺术创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当代著名作家苏童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并引起普遍关注，其中小说《红粉》于1995年由李少红导演拍成同名电影曾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0年之后，2007年20集电视剧《红粉》热播，又对小说以影视话语的方式进行了新的阐释。在影视改编与小说文本互动的关系中，批评者尤其是一般的文学批评者往往关注小说“文学性”在改编中的“流失”，甚至对影视改编文学诟言颇多。在我看来，在当下影视和文学发展的多元背景中，这种“诟言”大大遮蔽了影视话语之于文学的功能和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语境中，影视话语对于文学文本的广泛认知、价值阐释和经典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以《红粉》的影视改编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影视叙述与认知广度
“人们可以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1]但是，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影视话语方式对提升文学大众认知程度的作用则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红粉》来说，小说《红粉》在文学界首先是作为先锋文本来解读的，经过影视改编，小说由影视叙述迅速走向大众空间，被一般读者所广泛认知。从这一现象来考察，要理解影视叙述对文学认知广度的提升效应，应该首先探讨小说《红粉》何以是一个“先锋”的文学文本。我们这里只是在先锋小说的整体叙事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去指涉《红粉》的“先锋性”叙事特征:
第一，叙事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文学思潮中的叙事方式。美国文艺美学家伊哈布哈桑透视了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特征，把后现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归纳为“不确定性的内在性”。尽管《红粉》不能说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小说，但在叙事中充满了后现代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来关注小说的题目和两个人物——秋仪和小萼。“红粉”一词显然有着多义性和模糊性，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为小说的题目命名显然意欲凸显这种“不确定性”。再从人物来说，如果在叙事中把秋仪和小萼整合成一个叙事符号，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放在这个符号下演示，让一个人同时拥有两种生存可能，从而来揭示现代生存境况中的矛盾和分裂，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写法。苏童没有这样做，然而重要的是，在阅读中读者却被导向这种“先锋”叙事的设想，感知了两种叙事张力下所切分的生存状态，使整个小说的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向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向游移。
第二，叙事的颠覆性。先锋派写作的文化逻辑是从反思和背叛开始的，以审视的思维实施对传统中心体制的颠覆，是一个充满反抗性的文学思潮。处在这个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先锋小说也彰显了颠覆的姿态，对传统的“合法化”做了瓦解的努力。《红粉》叙事的颠覆性集中表现在对历史和历史意义的颠覆。小说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叙述，从一个叙事视角打开了考察历史的角度，叙写了那个时代的特殊群体。秋仪、小萼的生命状态在叙事结构中不断被延伸，然而这种叙述又不断与时下的历史进行对话，造成读者感到小说的叙事线索不断地停顿，从而对传统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经验产生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红粉》的先锋叙事试图撕开历史的面纱，以消解价值的思维去触摸历史真实的内核。
第三，叙事语言的先锋性探索。与其他优秀先锋小说一样，《红粉》对其叙事语言也进行了先锋性的探索和运用。在叙事的顺延过程中，《红粉》的叙事语言不时形成顿挫，使读者在这种停顿中产生了密集的阅读想象，如人的真实和虚假、人与环境对峙的无奈和挤压等，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解意义的冲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潜在文本的言说，潜在文本造成了小说文本的分裂，两种文本的互文效果也就形成了小说独特的艺术创新。《红粉》的这种语言在叙述中实现了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使读者对故事之外的时空进行思考，对潜在文本做深刻的理解。
对于大众读者而言，“先锋”小说一般是晦涩难读的，而《红粉》这样一个富含多种“先锋”因素的文本因影视话语叙述走向了大众视线，拓展了小说传播的广度，而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二、影视阐释与评估深度
接下来的问题是，影视版《红粉》是如何通过影视话语对“先锋”小说文本《红粉》进行阐释的?影视话语又是如何“改编”先锋叙事并使其走向读者大众的?这实际上直接指涉了影视话语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评估方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以后结构主义为中心的新叙事学。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强调阅读行为所起的建构作用，“无论阅读是怎样的客观与科学，阅读的对象总是由阅读行为所建构的。”[2]同样，我们对于影视《红粉》的感受来源于视角观赏行为。我们在观看过程中不难感知到影视《红粉》从影视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上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构建一种稳定的意义，采用的是易于走向观众的影视叙述路径，连贯性、富有吸引力和能感染人是影视叙述的重要表征。其一，影视《红粉》按时间顺序来实施叙事行为。影视《红粉》选择用时间顺序来安排场景转换和行为进程，组成了非常完整的故事情节，整体叙述是延续的，我们似乎在走进一个风尘女子的民间传奇世界，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明显带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手法。而先锋小说却与此不同，实施对故事性的颠覆，对故事的情节、连贯性进行反讽，打破叙述的线索，以暧昧取代明晰。其二，影视《红粉》聚焦对人物的影像表现。非常明显，影视《红粉》给了人物完整并相对丰满的形象，而小说文本则淡化了人物形象，人物只是文本中的一个符号，叙事侧重表现光怪陆离的现代意识，“写人物的小说彻底地属于过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特征”。[3]在影视《红粉》的话语叙事中，秋仪的倔强、泼辣和伤感，小萼的怯弱、顺从和柔情都十分丰满地凸显出来，同时也表现了穷途末路的昔日阔少爷老浦的生活和性格，甚至连贪婪、刁蛮的鸨母和冷淡、顽固的浦老太太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三， 影视《红粉》在叙事结构中注重构建观众情感。在重视情节的影视叙事结构中，《红粉》通过营造叙事场景的氛围来构建观众的情感，使观众情感与影像叙事得到了同步演示，形成了影视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亲近关系。秋仪大闹喜红楼，因小萼引发的训练营骚乱，婚宴之际小萼与秋仪相见等情节引人入胜，在曲折中把故事引向，提升了观众情感与影视叙说的融入程度。在这种影视话语叙事结构中也加入了一些让观众能够“触动”的场景氛围和细节表现，大大增强了故事性和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了观众的期待心理，触摸了观众情绪的敏感点，用一种感伤的情怀把观众带到影视叙事的氛围中去。而小说《红粉》却尽力破坏读者的阅读情感，用错乱和消解的方式来打破这种预设中的对应关系，从而使传统叙事意义的追求走向断裂和破碎。
正因为如此，影视《红粉》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对小说《红粉》的叙事成功地进行了转换，展开了一个完整的影视文本，“使文本能够得到读者方面的理解才来安排或使用这些材料的”[4]，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走进了一般读者和批评者的视线。更为重要的是，影视从接受学的角度重新对小说进行了阐释，从“大众”和“先锋”整合的维度上对小说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度评估，使小说走上了不断被阅读、反复被阐释的“经典化”之路。转贴于
三、影视话语与“经典”构建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指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可是当两条线分开后，它们就不仅不能彼此转换，而且失去了一切相似之点。”[5]这是更多地从两种艺术的本体属性考察，如果从它们传播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来说则大不一样了。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认为，当今影视话语叙述是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
由于新时期文学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影响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存在的社会组织模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其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也在这种变化中发生了复杂的转换，因此，对于新时期文学的考察也出现了矛盾复杂的局面，公众空间的评判声音有效地促使文学批评充分多元化，并使对文学价值的阐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维空间。如果从媒体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中考察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那么如何利用影视改编等传播媒介增强“经典化”叙述，并形成有利于彰显“经典”要素、凸显“经典”品格的传媒叙述则是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影视传播媒介往往与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紧密结合，把影视话语与“经典化”联系在一起，是否会以牺牲“经典”的品格为代价?正像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诺认为应对大众传媒予以深刻反思一样，国内不少学者对诸如影视改编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担忧会造成“经典”品格的“沦丧”。在我看来，尽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但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实践来看，我觉得目前不是“经典”文学品格在传播中的“丧失”，而恰恰是更多“经典”及其“品格”被遮蔽、未发现，是太多的文学作品没有被阅读、被阐释、被流传和被认可，因此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能利用影视传播媒介让一部作品走进大众的视线，得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和认知，本身就是这部作品的幸运，而被大众读者阅读和体认正是一部作品“经典化”的必要环节，尤其在目前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遭遇“挤压”的语境中，通过影视话语让更多的文学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作品潜在的“经典”品格浮现出来，这对于当代文学的“经典”建构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3.
[2]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