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09:24:18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经济发展的规律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一、前言
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的经济对于社会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往往也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革。在大力倡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今天，与经济发展向配合的相关组织也面临着转型与蜕变。在经济发转型期，工会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同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工会的工作也同样有了重大的调整。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概述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经济主要有四个特点，即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机遇与挑战并存，面临着各项工作的改革创新。其中工会工作的变革尤为迫切和重要。由国家到地方，各工会纷纷开始顺应国家经济形势，对工会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因此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规律。
三、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特点
1.工作理念和工作定位出现转变
工会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经济变革，企业工会充分意识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企业整体利益与维护企业职工利益相结合。工作理念坚持既要服务好企业这个“大家庭”还要以职工利益为重，坚持以人为本。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工会的工作思维也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地改变，面对日益复杂的企业劳动关系，工会更加重视对于职工积极性的调动，为职工服务、对职工负责、替职工维权。
工会工作秉持着服务企业、服务职工的理念，这是工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理念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应运而生，对于提高职工工作效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企业赢得良好业界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
2.工会模式、工会工作方法出现变革、
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工会对工作模式和方法同样作出了重大的调整是工会工作的一个新的特点。由过去的说教式变成了引导式，对于一些工作有了更具体的安排，以保证企业的运行秩序。职工的生活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公会在其工作中更加重视企业职工的各类需求，在工作中会开展各类职工活动。例如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供电局为丰富职工的生活，经常举办一些职工的集体活动，如文艺晚会、职工交流会等。一些企业还尤其重视青年职工的诉求，针对年轻职提供给他们各种展示自我的平台。
3.工会职能受重视，工会内容更加丰富
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作为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工会不仅仅是日常企业运营和职工工作的保障，还是创建职工文化、增添企业活力的重要组织。工会的工作开始渗透在企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得到企业职工的认可。工会工作职能和工作内容上的拓展有利于巩固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对企业各部门之间关系的强化与平衡也起着重要作用。
四、经济新常态下工会工作规律1.坚持党的领导、依章独立工作
作为企业，党性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重要工作规范和标准。工会作为企业组织，也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开展各种职工活动宣传党的政策与方针。工会依照工作章程并结合企业实际状况开展各项工作。工会的工作起到的是纽带的作用，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和工作传递与企业职工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方针。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之下，工会工作由党的方针政策做指导，才不会在工作上出现失误。
2.服务职工群众、服务大局
作为职工诉求代表的工会，其工作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坚持服务职工、服务大局。职工是企业的重要组成，事关企业的繁荣与稳定。在新的经济形势背景下，职工的诉求越发地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保障职工的权益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工会工作的重点同样是保障职工权利，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引进新的人才，而企业是否能够把人才留住就需要公会代表职工利益与企业相协调。
工会不仅仅要从职工个体发展着眼，在工会具体工作中还会考虑到的就是企业的发展问题。工会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职工的保障还是企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会在具体工作中不仅仅考虑到是职工利益，还会考虑到企业的长远利益。
3.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经济新常态的形式下，工会在工作上的不断创新已经成为常态，只有让创新成为工作常态，才可以适应不断变换的经济形势，在不断地变化中谋求企业的发展。工会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创新性，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工会的工作向来都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企业发展中工会必须遵循的原则。
五、结语
经济的发展变化需要各组织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不断变换的国家形势。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也促使工会这一企业职工组织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企业的转型升级。工会工作事关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是企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掌握工会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 房产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的带动意义
在我们国家，它是经济的基础行业，在经济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其发展带动了内需，而且也带动了有关行业的进步，其对于国家的经济进步来讲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不过在经济进步的时候，也会存在很多的不利现象，干扰到经济的几部，因此要积极的应对存在的变化。
1.1 行业的进步带动了其他的一些行业的进步，对于国家的总的经济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像是房产行业的进步，就能够显著的带动家电本文由收集整理以及建材和装修等领域的进步，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此类行业的进步，能够切实的带动经济的进步。
1.2 经由群众对房产的消费，能够带动很多行业的消费，其牵扯到很多层次。对于房产消费来讲，其是一项综合化的消费活动，因此群众的消费活动，使得内需扩大，带动了经济的进步。
1.3 行业的发展要靠着很多的工作者来扩充其实力，因此能够有效的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行业的发展速率越快，其供应的就业职务就越多，就可以更加积极的缓解目前的压力。除此之外，行业的发展还能够带动其他行业的进步，而且也增加了就业机会。
2 积极的分析当前的房产经济的发展特点
我们国家的房产行业是一步步发展得到的今天的成就的，该过程是有很大的变化性，从最初到目前总共历经了四个时期：1981～1983年的第一轮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轮周期；199l～1996年的第三轮周期；1997年开始至今的第四轮周期。通过比对这四个阶段我们得知国家的房产和走起的体现形式有着非常显著的改变。其时间在增加，而且变化的幅度降低了，衰退与扩张的时间比在减少。我们可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中，行业除了要持续这种发展规律，还将表现为周期每一阶段的变动将呈波浪式，且变化越来越无规律性。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目前正处在第四个周期。行业的高速前进带来了非常多的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不利现象，对于房产发展太快的担忧，国家设置了很多的调控法规，这种发展态势过热的问题，其实是发展周期波动规律的表现。
3 当前的宏观经济对于房产市场发展规律的意义
3.1 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我们国家的总的经济进步和行业的经济进步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关联意义，其是互相影响的。经济的高速前进，带动了国家的生产总值的提升，此时群众收入也开始增加，在这种背景之中，群众的物质生活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于房产行业的进步有着非常积极的带动意义，价格稳定上升。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和房价是正相关的关系。
3.2 利率的影响
在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要靠着充足的资金扶持，其是一种非常显著的资金性的行业。在行业之中，不管是结合房产来投机亦或是投资，均要靠着非常多的资金投入，在利率降低的时候，很多的单位或是个体就会贷款然后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中，促进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同时由于利率的下降，在还款难度上也有所下降，那么就会刺激一部分消费者进入的市场中，贷款购房，推动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反之，利率上涨，就会出现相反的状况。所以说利率的变化和房价是呈负相关的关系。
3.3 消费水平的影响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在消费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在房屋上的投入也就会有所增长。这种消费水平是在不断的累积过程中逐渐上升的，在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房价上涨也可以在居民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所以消费水平的增长会促进房价的提升。所以说消费水平和房价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
3.4 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央行通过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再贷款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来改变货币供应量，这会改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存款，进而影响其贷款供给能力。银行贷款能力的变化会影响住房贷款的可获得性。当货币供应量下降时，贷款难度增加，会引起房价下跌；而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贷款难度减小，就会引发房价上升。也就是说如果央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则房价会下跌；反之，则房价就上升。
4 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4.1 加强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要在政策上限制粗放型的房地产经济，努力使房地产经济向资源集约利用的方向转变，尤其要提高对土地、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应作好房地产发展中的科学规划，使房地产与其他行业协调发展，既要发挥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支柱作用，带动经济增长，也要避免那种过分超前，危害经济的行为。
4.2 调整房地产投资政策，确保房地产经济健康发展。房地产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要特别注意到以下经济状况：（1）密切关注房地产投资规模的变化。保持房地产投资规模与宏观经济规模相适应，不能脱离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保持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比重，防止比重过大或过小；（2）投资结构要合理。房地产开发投资要更趋理性化，要重视市场调研和目标市场定位，使房地产投资开发牢固地建立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成为市场需求拉动型投资扩张。
在我们所掌握的文献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业劳动份额演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回归发现，制造业劳动份额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确定的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制造业劳动份额将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Maareky P.，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pra Paper， 2012.Maarek P.， Orgiazzi E.，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Thema Working Papers， 2016.。李稻葵等人讨论了总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李稻葵等：《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页。龚刚、杨光：《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页。。运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发展与总劳动份额之间存在稳定的U型关系，转折点大约在人均GDP6000 美元（2000 年购买力平价，以下同）。上述文献尽管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但在理论与实证方面仍存在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农村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并且转移劳动力的工资远低于其边际贡献，其理论基础是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存着严重缺陷Harris J. R. &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No.1，1970， pp.126-42.Jorgenson 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9，NO.3， 1967， pp.288-312.。另一 方面，这些研究尽管发现了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U型关系，但U型演进路径特别是拐点位置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并没有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化对经济发展与初次分配关系的认识。在理论上，本文将摒弃转移劳动力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的假定，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构建一个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结构转型模型，将农业技术进步、自雇者等因素纳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演进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机理。在实证方面，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52个经济体1970―2010年间的跨国面板数据，在对自雇者收入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数据很好验证了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基于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劳动份额正处于U型曲线由下降转为上升的过渡阶段，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率将有助于拐点的尽早到来。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节是理论分析；第三节是跨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和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长期以来，围绕结构变迁的动因及路径，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存在着大量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工业可以以由习惯和制度所决定的生存工资获得无弹性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将推动产业结构迅速变迁Lewis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No.2， 1954， pp.139-191.。新古典二元经济理论并不同意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观点，认为农业产出的变化将引起人口数量的相应变化，推动二元结构持续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剩余的出现。在最近的文献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结构变迁是诸如异质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与部门间生产率差异等供给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业技术进步是工业化的重要前提，而工业与服务业生产率水平高低决定着工业化程度Ngai R. & Pissariadi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NO.1， 2007， pp.429-443.Foellmi R. & Zweimüller J.，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NO.7， 2008， pp.1317-1328.。
在本节中，我们将基于增长与结构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过一个简单的两个产业三个部门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变迁路径。借鉴Hansen & PrescottHansen G. & Prescott E.， “From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4， 2002， pp.1205-1217.和Gollin et. alGollin D. et. al.，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2， 2002， 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们的模型包含了两个产业：生产农产品的农业和生产工业品的工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的模型除生产农产品的农业部门、生产工业品的企业外，还包括了自雇者，它与企业一样供给工业品。将自雇者引入结构转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发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除进入正式部门就业外，大量不取得雇员工资而为自己工作的劳动者，即所谓的自雇者Yamada G.，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4，No.2， 1996， pp.289-314.关于自雇者与雇员较为详细的界定参见联合国统计署：《国民收入核算体系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根据Gindling & Newhouse的估计，大多数低收入经济体的非农自雇者数量多于雇员Gindling T. & Newhouse D.，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56，No.3， 2014， pp.313-331.。M一步研究则发现，自雇者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下降Pietrobelli C.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No.6， 2004， pp.803-820.。第二，发展中国家总劳动报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人均收入较低的经济体，自雇者收入往往会超过雇员报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Ya，t=A（1+γT）tLa，t，if t
A（1+γM）tLa，t，if t≥tn（1）
Yms，t=A（1+γT）tLms，t， if w-c
A（1+γM）tLms，t，if w-c≥F2（2）
Ymf，t=A（1+θM）tKt，if wt=
A（1+θM）tLαmf，tK1-αt，if 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的产出；La，t、Lms，t、Lmf，t分别是农业、自雇者和企业所使用的劳动；Kt为企业的资本存量；A为全要素生产率系数。我们假定，农业与自雇者只使用劳动进行生产，其生产技术有两种：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其外生技术进步速度分别为γM和γT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农业与自雇者技术进步速度相同，放松这一假定并不影响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满足γM>γT且传统技术进步速度相当缓慢，在短期为零。企业除使用劳动外还使用资本，外生技术进步速度为θM，满足θM>γT。
我们假定，农业在某个时刻tn之前一直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自雇者在企业出现之前也一直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由于自雇者采纳现代技术需要启动资金，而在经济发展早期，自雇者通常无法从金融市场获得融资，所以我们假定只有其收入w减去消费c后的剩余高于F2时，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现代技术Blanchflower D. et. al.，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No.4-6， 2001， pp.680-691.后面我们将放松这一假定进行讨论。。由于规模经济以及生产外部性等原因，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推进Murphy K.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No.5， 1989， pp.1003-26.Azariadis C. &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5，No.2， 1990， pp.501-26.，所以我们还假定，企业的出现需要付出一个固定成本F1。对于企业来说，如果随着资本积累其劳动的边际产出即工资w保持不变，其生产函数为AK生产函数；反之，为通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与Hansen & Prescott和Gollin et. al一样，我们假定无限寿命经济代表性当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数，at为农产品；mt为工业品。代表性当事人每一时期提供一个单位劳动并消费上述两种商品。为分析方便，我们假定经济没有人口增长，所以总劳动力可以标准化为1。
U（mt，at）=log（Mt）+if at≥
atif 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数在增长与结构转型模型中被广泛运用，其理论基础是“恩格尔法则”，即食品消费支出会随收入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由式（4），在任意时刻，由于代表性当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农产品需求被满足之前，工业品消费为零。而当基本农产品消费被满足后，只有工业品消费才能增加其总效用。这一效用函数从需求端出发很好地解释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变迁的动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农业剩余对于结构转型的重要性。
根据效用函数的性质，在农业没有出现剩余之前，使用传统生产技术的农业吸纳了全部劳动力。当Ya，t ≥且经济剩余小于F1时，农业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成为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工业品的自雇者。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由于农业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与工业（自雇者）的劳动力配置以及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wt分别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这一阶段的生产并没有使用资本，所以劳动份额固定为1。
La，t=A（1+γT）t，if 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当农业与自雇者经济剩余缓慢增加并能承担固定成本F1时，企业开始出现传统技术的技术进步尽管相当缓慢，但长期来看，仍会有经济剩余和人均收入缓慢增长。。在企业出现之后，我们假定在某个时刻之前，农业仍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我们将这一阶段定义为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各国的发展实践表明，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才能反哺农业并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在这一阶段，企I的出现会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由于企业使用资本和现代技术，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当企业生产的工业品能够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产的工业品时，自雇者将破产，企业将获得来自自雇者的全部劳动力供给各国的经济史表明，工业化初期可以观察到大量手工业生产者破产。。由于这一阶段农业仍使用传统技术进行生产，其生产率在短期可以视为不变，所以企业只能以固定工资wt==A获得雇佣劳动。理解这一点很简单。如果企业提供的工资高于，将诱使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农产品供给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农产品需求的存在，农产品供给下降势必会导致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这反过来又诱使城市劳动力向农村回流，所以在农业引入现代生产技术之前，社会均衡工资率将保持不变。
给定工资率水平不变，企业的生产函数为式（4）所定义的AK型生产函数，任意t时刻经济的总劳动份额LSt由下式决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与结构转型的第一阶段相比，由于工资率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阶段总劳动报酬等于第一阶段。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又远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业的产出将随着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因此，劳动份额在这一阶段将随经济发展而持续下降。当自雇者全部转变为雇员时，企业总产出中劳动份额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检验。 深入展规划中总劳动份额将下降至极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尽管劳动份额下降是总体趋势，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会受到一系列因素影响。第一，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数量越少，劳动份额的低点越低。第二，生产技术。A越高，劳动份额低点越高。第三，企业技术进步速度。θM越大，企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劳动份额的下降会越快。第四，财富的初始分布。根据Banerjee & Newman的研究，财富的初始分布对个体在雇员与自雇者之间的职业选择有着重要影响Banerjee A.& Newman A.，“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scussion 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劳动份额，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够承担使用现代技术的固定成本，劳动份额的下降速度将会变慢，劳动份额的低点也会提高。
当农业引入现代技术后，结构转型将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均衡工资率因农业引入了现代技术而不断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资不再固定不变，企业生产函数由AK型转变为Cobb-Douglas型。不考虑自雇者影响，此时经济的总劳动份额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总劳动报酬不断上升，而Cobb-Douglas生产函数具有生产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性质，所以第三阶段的劳动份额随资本积累将由第二阶段的下降转为上升。在这一阶段，农业技术进步将驱使劳动力不断地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会逐步减少并接近于零。与此同时，工业的扩张也使得农业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个经济生产函数最终可以用单部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刻画。由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要素分配份额不变，所以总劳动份额最终会收敛到α并恒定卡尔多曾经归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六个程式化事实，要素相对分配份额保持不变是其中之一。参见： Kaldor 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与第二阶段一样，自雇者与企业生产的工业品替代程度、传统技术的生产率和及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等，均会对劳动份额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敛值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的模型揭示了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所呈现的U型变化规律，但与已有研究相比，我们的模型有三个本质区别：第一，工资率固定不变并不依赖于工资低于其边际贡献这一假定。第二，第二阶段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而不是农村劳动力向企业转移为主。第三，拐点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剩余劳动力是否消失，而是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理论上讲，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的关键，在于解释总劳动报酬慢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下降，以及总劳动报酬快于总产出增长所导致的劳动份额上升机理。已有研究用工业部门工资长期低于劳动边际产出来解释劳动份额下降原因，而在解释劳动份额上升时，又假定了工业部门劳动边际产出是下降的，这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相关事实。因为劳动边际产出远低于工资并不符合企业利润最大化要求，同时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人均资本存量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不断提高是一种共同趋势，所以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倒退，劳动边际产出下降与人均资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们在解释劳动份额U型变化机理时，将工资率固定不变归因于农业生产率长期停滞而导致的社会均衡工资率水平被“钉死”，同时将自雇者因素引入，说明总劳动报酬不变情况下总产出的扩张机理，这与经验研究所发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自雇者比重的变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释劳动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机理时，并不要求企业劳动边际产出下降，更符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事实。
三、 实证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劳动份额度量问题，使用跨国数据检验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调整，方法过于简单。对于低收入经济体，由于非农自雇者数量高于雇员数量，这种调整方法会导致劳动份额被严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业劳动份额而不是总劳动份额检验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的关系，尽管减轻了度量问题对实证分析结果的影响，但其结论能否扩展到整个经济，仍需要进一步讨论。在本节中，我们将运用新的数据实证分析劳动份额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我们还将对中国劳动份额未来变化趋势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判断，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计量模型
根据上节的理论分析，经济发展中劳动份额U型动态演进的拐点取决于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同时，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进也会对总劳动份额水平和变化拐点构成影响。限于数据原因，农业引入现代技术的时间难以直接刻画，因而我们用第一产业比重来间接衡量。按照上节的理论分析，农业引入新技术的时间越早，劳动份额拐点的出现就越早。因此，当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后，我们预期拐点出现的时期将会被推迟。因此，我们设定了以下的计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为经济体i在t时刻的劳动份额；pppi，t为人均GDP；ppp2i，t为人均GDP平方；asi，t为第一产业份额；ssi，t为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为一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εi，t为残差。
（二）数据
Gollin提供了三种调整初始劳动份额的方法，其中第一种调整方法用雇员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来调整劳动份额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这种调整方法在劳动报酬的界定上与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劳动者报酬的界定最为接近。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与中国数据的可比性，我们采用了Gollin方法1来调整初始劳动份额。
根据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账户体系中被统计在私人与非法人企业的营业盈余账户，在SNA1993和SNA2008账户体系中则被统计在混合收入账户，联合国相关年份的《民核算统计：主表与详表》提供了部分国家私人与非法人企业营业盈余和混合收入数据。从这一数据来源中，我们根据Gollin方法1对初始劳动份额进行了调整，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包括52个国家和地区1970―2010年期间总劳动份额面板数据集。在我们的数据集中，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超过了一半。除劳动份额外，其他数据来源分别是：第一产业份额根据联合国数据库计算；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减去第一产业份额；人均GDP数据取自PWT8.1，为2005年不变购买力平价数据；回归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为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给出了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雇员报酬占GDP比重和劳动份额的均值。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可以看出，经过调整后的劳动份额1和劳动份额2均随经济发展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特征。特别是劳动份额2，其U型特征较劳动份额1更为明显。相比劳动份额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计算的劳动份额1明显低估了总劳动份额，并且低于6000国际元和高于16000国际元阶段的低估更为严重正如我们理论分析所表明的，经济发展第三阶段会存在一定数量使用现代技术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调整方法也会低估高收入经济体总劳动份额。。
表1数据集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份额均值
人均GDP雇员报酬/GDP劳动份额1劳动份额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其中劳动份额1根据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计算，劳动份额2根据Gollin方法1计算
（三）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个经济体社会经济技术环境的固有差异，我们使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由于劳动份额数据集中部分国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参照李稻葵等人对样本数进行了加权处理。表2报告了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其中人均GDP的单位为千元。回归结果表明，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在控制了第一产业份额、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资率、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后，U型关系仍然稳健。
回归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项对劳动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人均GDP的系数为负，其平方项为正，显示出人均GDP与劳动份额之间存在U型关系。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推算，其拐点大约在6728国际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变价换算，回归①所估计出的拐点大约为5850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所估计的6000美元的拐点位置非常接近。回归②报告了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回归结果。我们看到，系数估计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但拐点位置较回归①发生了变化。根据估计的系数值推算，控制第一产业份额的劳动份额变化拐点大约在814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400多国际元。回归③加入了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数估计值同样在1%水平下显著，根据回归结果所推算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6343国际元，比回归①低了近400国际元。回归④同时控制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计出的劳动份额拐点大约在7952国际元左右，比回归①高了1200多国际元。与李稻葵等人的发现一样，我们发现投资率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为负，而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并没有显著影响，见回归⑤。上述结果表明，劳动份额随经济发展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动态变化规律，但农业发展状况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会对拐点位置产生影响，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回归结果符合理论分析的主要结论。
从理论上讲，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项是内生变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据剑桥经济学派的主要思想，劳动收入者与资本收入者的消费倾向是不同的，一个较高的资本分配份额将推动投资增长，进而使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本倾斜。鉴于已有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份额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联系，我们使用了System GMM方法对模型④进行重新检验，结果报告在回归⑥中。过度识别检验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表明，System GMM估计结果有效。我们发现，相比回归④，回归⑥的变化并不大，估计值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四）中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200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6700国际元，2009年则超过了8000国际元。根据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我国劳动份额应该在2008年前后出现拐点，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数据计算，我国劳动份额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是中国劳动份额变化不符合U型规律，还是存在着推迟拐点出现的因素？下面，我们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通过与跨国数据的比较分析，从第一产业份额和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及其变化来判断我国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
我们的理论分析表明，结构转型第二阶段的劳动力转移以自雇者向企业转移为主，而拐点的真正出现取决于农业生产率是否持续提升。结构转型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会因自雇者大量转变为雇员而迅速下降；拐点出现后，由于社会均衡工资率持续提升，非农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将会减缓，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现代技术，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与之相对应，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后，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也将呈现由快速下降转变为缓慢下降的特点。
表3给出了数据介于人均GDP4000国际元到9000国际元之间不同阶段第一产业份额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后，第一产业份额出现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国际元区间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国际元区间的8.9%，下降幅度达4个百分点。而在拐点出现前的更早阶段和拐c出现后的更晚阶段，第一产业份额下降幅度却小得多。
表4给出了2006―2009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和人均GDP数据。我们看到，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6155国际元，第一产业份额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10.3%，4年间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远远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类似阶段跨国样本第一产业份额均值的下降幅度。这说明，这一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远远低于相同发展阶段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几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的变化来看，尽管人均GDP继续快速增长，但2005年我国第一产业份额仍然高达9%，所以从这一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由于我国并没有进行混合收入统计，需要独立估计出非农自雇者即个体工商户收入占GDP比重。图1给出了李琦所估计1995―2007年期间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国劳动份额再估计》，载《统计研究》，2012年第10期。。我们看到，从1999年开始，我国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快速下降，符合劳动份额拐点出现前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估计2007年之后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这里通过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演变来间接评估这一指标的变化。图2给出了1999―2013年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的变化情况。由图2，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比重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4年起开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国个体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的比重达到16.1%，较2007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当前个体工商户（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现明显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农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减缓。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劳动份额拐点出现的第二个条件已基本具备。
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的演变规律，力图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此前，很少有研究关注初级分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对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经济发展与劳动份额之间U型关系的内在机理，指出了农业生产率持续提升是劳动份额实现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基本前提。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初次分配结构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优化收入分配、推进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近年来劳动份额及其变化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拐点出现前后的过渡阶段，但数据表明，农业发展的滞后阻碍了劳动份额拐点的真正出现。由于我国土地所有制性质，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难以实现，导致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较为缓慢。因此，要推动劳动份额变化拐点的尽快到来，必须给予农业以足够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推动实现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比“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更进一步。如果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劳动份额的拐点将会很快出现，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会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2]丛敬军.信息化指数模型及辽宁信息化水平的测度[J].现代情报，2004，（7）：73-75.
[3]方维慰.区域信息化发展环境的综合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情报杂志，2008，（11）：32-34.
[4]茶洪旺，陈静，倪秀碧.中国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及其收敛性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14，（4）：91-97.
[5]杨洋.安徽省区域信息化水平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D].合肥：合肥工业大学，2015.
[6]朱伟珠，李春发.京津冀区域信息化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协调度研究[J].情报科学，2016，34（6）：103-108.
[7]小松畸清介.信息化与经济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8]Porat MU..The Information Economy：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M].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
[9]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信息化统计评价研究组.信息化发展指数优化研究报告[J].管理世界，2011，（12）：1-11.
[10]修文群.区域信息化的测度与评价[J].情报学报，2002，（2）：197-208.
[11]郎益夫，周荣，喻登科.信息化和谐指数测量（2001-2007年）[J].图书情报知识，2010，（2）：4-9.
[12]姜君.基于熵权与变异系数组合赋权法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
[13]刘宇辉.中国1961-2001年人地协调度演变分析――基于生态足迹模型[J].经济地理，2005，25（2）：219-235.
[14]尹世杰.我国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几个问题[J].中国流通经济，2009，（7）：7-10.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144-04
一、问题提出
当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语言以及旅游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旅游业在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被视为了一种宏观经济问题的万能良药，或是作为社会变化的引擎以及在国际舞台上打造良好形象的武器[1]。旅游规划也因此变得更为普遍，编制规划也成为旅游发展广泛采用的手段[2]。然而，旅游规划似乎并不总能奏效。尤其是在中国，旅游规划正在或将要面临较高的流产率和较低的实施效力，特别在内陆地区情况表现得更为糟糕[3]。
为了解释规划实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近年来对旅游规划与实施的差距（Gap betwe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GPI）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在各类研究中也接触和发现了旅游规划与执行之间的差距现象，如：社区参与研究[4～5]，关于土地使用控制的错误计算[6～7]，中央计划与地方可能性的差距 [8]，缺乏可用资金[2]，环境变化的不可控因素等等[7]。在中国，最早指出中国GPI问题的是在“2001年中国旅游规划高峰研讨会”和“2001年发展中国家旅游规划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旅游规划与实施现状的问题。随后Kun lai[1]，惠红[9]等从规划编制者、规划执行者、当前制度和标准等方面解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现实中，旅游规划的实施成功若以旅游产业的成功作为衡量标准，那么“规划实施成功”的意义则不仅仅局限于规划蓝图的建设部分得到实现，而是在于规划下旅游目的地通过旅游产业获得了满意的社会经济效益。现实中，规划实现其预期的效果涉及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在本文看来，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在一般情况下，旅游规划实施成功的概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呈正相关。为了证实此假设，本文另辟蹊径，从世界旅游产业的分布规律研究入手，以国家为单位对象，间接分析旅游规划成功实施与经济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验证关系假设，需要充足的统计数据与适宜的方法。由于世界各国情况差异较大，世界旅游产业的分布与比较采用计量分析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此，本文借鉴库兹涅茨、钱纳里等建立的经济截面国际比较分析方法，将2007年数据齐全的国家运用分组统计的方式考察旅游产业指标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特征变化[1]。
（一）国家分组
本文对于研究对象的145个国家进行分组。分组主要按照人均GDP（根据当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并尝试按照平均值法或相对均衡的方式将其分为5组。两种分组方式的结果并未见显著差异，本研究采用后一种方法使各组国家数量相对均衡以利于观察。
（二）计算每组国家相关变量的“特征值”
计算特征值的方法主要可分为如下几种：一是“总和法”，即取每组国家某个经济变量数值的总和；二是“中值法”，即每组国家某个经济变量的“中间值”；三是“平均值法”，可以是加权平均或是未加权平均；四是“回归分析法”，用回归方程进行计算。此外，还包括其他的统计方法。本研究将综合采用“总和法”、“平均值法”表征相关变量的特征。其中，“平均值法”采取未加权平均值法，具体方法是：
Yij=∑yij/n
其中，Yij为第i组国家的第j个经济变量的“特征值”，∑yij为第i组国家第j个经济变量的每个国家的数值的加和，n为第i组国家的个数。
（三）分析旅游产业相关变量“特征值”的变化与关系
本文主要选择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的可比较的2007年世界各国旅游统计数据，在各截面上综合选择绝对数量、份额数量以及产业效率等指标，具体包括：国际旅行收入额、国际旅行收入份额、国际旅行接待收入密度、国际游客人次、国际游客人次份额、国际游客接待人次密度。本研究运用不同指标在各分组国家中进行特征比较，分析世界旅游产业分布的总特征与趋势。
三、主要发现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4―0063―11
收稿日期：2013-02-10
作者简介：丁一文（1982-），女，山东日照人，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公共经济学博士。
首都圈是以承担复合型功能的首都城市为核心，通过首都资源与周边区域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的紧密联系、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区域，是都市圈的一种特殊形态。关于“首都经济圈”的研究属于都市圈的研究范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将“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将打造“首都经济圈”作为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实际上，对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及“首都经济圈”的发展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徐国弟、杨洁认为，促进以京津大城市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具有强大经济集聚和辐射能力的经济共同体。（徐国弟、杨洁：《“九五”时期到2010年推进首都经济圈的主要构想》，《中国软科学》，1996年第5期）谭成文、杨开忠提出了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指出可达性、辐射和接受能力对首都圈划分具有决定性作用。（谭成文、杨开忠：《中国首都圈的概念与划分》，《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年第4期）魏后凯、刘长全指出：“首都经济圈”的目标是建设世界规模级的大都市带，并提出了“首都经济圈”的新型产业分工格局。（魏后凯、刘长全：《首都经济圈的功能定位与新型产业分工》，《经济管理》，2004年第4期）张召堂分析了首都圈的空间范围，提出了双核分散网络型架构的空间发展模式。（张召堂：《中国首都圈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赵弘探讨了“首都经济圈”范围界定的原则、具体范围、圈层划分，以及各个城市的职能分工，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作用，明确“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功能，创新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赵弘：《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首都经济圈”战略研究》，《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以综合性首都为龙头，通过跨行政区域资源整合和功能协作形成“首都经济圈”，不仅有效地缓解了首都由于功能过度集聚而带来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了首都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而且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效能，辐射并带动了周边区域共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和经济势能，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区域。目前，打造我国“首都经济圈”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推动“首都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乃至北方地区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首尔都市圈等比较成熟的首都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特点、经验与规律的同时，提出了对我国“首都经济圈”建设和发展的规划与建议。
一、东京都市圈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
（一）东京都市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
日本政府重视都市圈的规划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相继制定了《首都圈整备规划》、《京畿圈整备规划》和《中部圈开发整备规划》。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东海道大都市带得以形成，其中东京都市圈地位尤其重要，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极核（参见图1）。狭义的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都、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1都3县，总面积约13400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3.5%；人口约3400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27%；GDP占到日本的1/3；城市化水平达到80%以上。广义的东京都市圈除东京都、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等1都3县外，还包括群马、枥木、茨城和山梨4县，区域面积约33483平方公里，占日本国土面积的9.8%。
二战结束后，为使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破坏的东京快速恢复和发展，日本于1950年成立了由建设大臣、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东京都知事、东京都议会议员及学术界代表共9人组成的首都建设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并推进东京重要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向中央政府、地方团体、相关企业提出建议。1950―1956年，首都建设委员会主要完成了《首都建设规划》和《首都圈构想草案》，提出建设绿隔和卫星城等规划设想。这些规划设想超越了东京都行政区域，必须在更大的范围来实施和实现。1956年，《首都圈整备法》公布，首都建设委员会更名为首都圈整备委员会，并作为首相府的下属机构，其权限也逐步扩大。
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产业迅速向东京集中，从而引发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房价飞涨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为抑制东京的过度膨胀，日本首都圈整备委员会于1958年编制了第一个首都圈建设规划，此后又先后制定了4个基本规划（参见表1）。五次规划的实施，推动了副都心、卫星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东京“一极集中”的空间结构，最终形成了“都心-副都心-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多核心功能分散的网络化区域空间结构（参见图2），有效地解决了东京的大都市病问题，实现了城市群的高效运行。
（二）东京首都圈的发展特点
1.从国家层面编制首都圈规划，引导区域发展。东京都市圈注重从国家层面加强规划引导，是政府主导推动区域规划建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为推进东京都市圈建设和发展，日本大约每10年修订一次“首都圈规划”，每次均根据国际背景变化、国内战略要求和东京承担的历史使命，做出适应性调整和完善。截至目前，日本已制定（包括修订）和实施了五次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对首都圈经济发展和空间布局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构建密集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体系，促进区域内要素的流动。东京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在历次综合规划中均制定了相应的区域交通规划。日本的交通规划一直强调“公共交通”优先，着力推进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目前，东京都市圈已形成了由新干线、轻轨和地铁构成的总长约2865公里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保障了都市圈内人们出行的高效便捷，加速了区域资源要素的流动。在东京都市圈每天上班上学的人中，选择轨道交通的乘客占到了86%，在高峰时段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1%，居全世界首位。同时，完善的轨道交通也成为引导东京都市圈优化空间结构的重要手段。东京环市中心的轻轨线把都心和7大副都心连接起来，并以副都心为起点，呈放射状向近郊和邻近中小城市延伸，如新干线从东京站延伸到都市圈其他城市及更大区域（参见图3和表2），在有效疏解东京密集的人口压力和完善城市功能，加快东京高端资源要素向周边地区扩散，促进东京都市圈空间结构的优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建设各具特色的副都心，促进都心功能疏解。东京被认为是“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型的多功能国际大都市，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呈现出突出的多点支撑的特点。为了缓解中心城区过度拥挤引发的地价、交通、环境等问题，东京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副中心战略，1958年启动建设新宿、池袋、涩谷三个副都心；24年之后的1982年，规划建设了大崎、上野-浅草、锦丝町-龟户三个新的副都心；1987年又规划建设了临海副都心，从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大大提升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在“都心功能分散”思想的指导下，东京都心专门发展了作为世界大城市必须具备的国际金融功能和国内政治中心功能，并向各个副都心疏散城市功能。7大副都心主要发展以商务办公、商业、娱乐、信息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服务功能，每个副中心都成为所在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参见图4）。“多中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东京集中国际控制功能、扩散次级功能、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张、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
4.通过职能和产业转移，带动东京周边地区发展。日本1962年通过《第一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强调通过构筑城市群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并明确提出要推动东京的劳动力与制造业工厂逐渐向地方分散和转移。在政府有计划、分步骤推动下，东京的工业企业纷纷向都市区腹地、小城镇地区和海外基地迁移，企业总部及管理、研发等职能部门则留在东京，逐步呈现出生产基地向周边区域分散，总部和研发机构向东京聚集的态势。仅1975―1984年10年间，东京就向都市圈内小城市和城镇迁移了349家生产制造业工厂，其中转移到玉县、千叶县和茨城县的工厂较多，分别占工厂迁移总数的39.5%、22.3%和13.2%（参见图5）。东京周边各县根据自身的发展基础和特点，积极承接东京的职能和产业转移。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东京都市圈形成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都市圈整体集聚优势得以发挥。比如，多摩地区主要承接大学、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科技产业，其核心城市八王子市成为大学城；立川市的商务、商业职能比较强大；青梅市的研发职能得到加强；神奈川县成为工业聚集地和国际港湾，其中横滨市（横滨港）国际交流职能得到加强；川崎市主要承担生产制造和研发职能；厚本市主要承担研发、高技术产业和教育职能（参见图6）。
二、巴黎都市圈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
（一）巴黎都市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
巴黎都市圈位于法国北部，由巴黎市和埃松、上塞纳、塞纳-马思、塞纳-圣德尼、瓦尔德马恩、瓦尔德瓦兹、伊夫林等组成，土地面积约12072平方公里，占法国国土面积的2.2%。该区域聚集了法国20%以上的人口、3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25%以上的外贸，是法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19世纪末，巴黎的城市发展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工业企业在近郊自发聚集，独立式住宅在工业用地成蔓延之势，由此引发了交通拥堵、公共设施严重不足等城市问题。1932年，法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打破行政区域壁垒，根据区域开发需要规划巴黎地区，并在1934年对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半径约35公里之内的地区进行整体规划布局；1956年编制《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提出在城市建成区边缘规划建设拉德芳斯、凡尔赛等5座新城；1960年通过《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提出沿城市主要发展轴建设卫星城市。《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经过多次修编，形成《巴黎大区总体规划》，并于1994年获得法国议会批准，成为巴黎大区发展中必须遵守的法律文件（参见表3）。巴黎都市圈大致经历了城市开发、郊区开发到城乡协调开发三个阶段，并在规划的指导下逐步实现由单中心空间结构向多中心、一体化的区域空间格局发展转变（参见图7）。
（二）巴黎都市圈发展特点
1.通过立法和工业外迁，加强旧城保护。巴黎都市圈在历次区域规划中，都将保护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放在区域规划的第一位，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制性保护（参见表4）。20世纪60年代以来，巴黎为加强旧城保护，开始对城市产业布局进行大规模调整，以期将影响旧城保护的工业分散出去，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严格限制巴黎中心城区工业的进一步集中；二是推动中心城区原有工业企业外迁；三是通过税收政策有意识地淘汰落后工业企业；四是促进新兴服务业向中心城区聚集。巴黎“工业分散”战略的实施，不仅对保护旧城历史风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力地促进了远郊区和新城的工业发展，形成了从巴黎西郊到西部的现代化制造业带。
2.各级政府达成共识，合力推动巴黎都市圈规划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末巴黎乃至巴黎地区的复兴与繁荣，得益于国家、地区和城市三个层面对城市发展达成共识及相互之间的积极配合。地区政府通过区域规划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地方政府则以此为依据编制详细的土地利用规划，总体规划与地方规划紧密衔接，确保城市发展目标的一致性、持久性和可实施性。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国家、地区和城市始终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以合同方式解决涉及整体利益的建设问题。
3.建设副中心和新城，引导巴黎中心城区人口的疏散和功能的疏解。1965年，《巴黎大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1965―2000）》出台，以此为转折点，巴黎都市圈区域发展从“以限制为主”向“以发展为主”转变。为了减轻巴黎中心城区的办公、商业活动和交通压力，在巴黎近郊具有较好基础的区域设立了9个商贸、服务、交通副中心，以转移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中心城区人口向外转移。此外，在巴黎市东西两侧，离市中心20―30公里范围内，与塞纳河平行的两条发展轴上，建立5座新城，引导巴黎市区工业、人口向郊区迁移。例如，马恩拉瓦莱新城位于巴黎以东约10公里，塞纳-马恩、塞纳-圣但尼和瓦勒德马恩三省交界处，它通过积极承接巴黎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形成了以旅游业、金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音像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并逐步完善了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了人口吸引力和承载力，成为均衡发展的新城典范。通过建设副中心和新城，巴黎市区的人口和产业得到有效疏散，从1960年代起，巴黎市区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参见图8）。
4.交通基础设施先行，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巴黎的规划者们就认识到，主要交通线路的布局决定城市化地区的发展形态，并将这种认识自觉地融入地区规划之中，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城市发展，通过构筑区域交通网络来调控区域空间布局。在此后数十年里，交通设施建设始终是巴黎都市圈建设的重点。巴黎都市圈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高速铁路、城市地铁、高速公路，直至步行道路和各种交通转换枢纽一应俱全。极大地提高了人员、物资流动的便利性，促进了巴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区域整体化发展，使巴黎都市圈在欧洲乃至世界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拉德芳斯，它是巴黎早期规划的城市副中心之一，在规划初始就考虑通过先行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带动区域发展。拉德芳斯区设计了世界上独特的人、车分流的交通系统，地面上的商业和住宅建筑以一个巨大的广场相连，而地下则是道路、停车场和地铁站构成的交通网络，形成了高架交通、地面交通和地下交通三位一体的交通系统。同时，拉德芳斯也是欧洲最大的公交换乘中心，巴黎轨道交通区域快速线（RER）、高速地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都在此交汇。便捷、完善的交通设施成为连接拉德芳斯与巴黎市区的重要纽带，并推动拉德芳斯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商务中心区（参见图9）。
三、首尔都市圈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
（一）首尔都市圈规划建设和发展历程
首尔都市圈包括首尔特别市、仁川广域市和京畿道的全部行政区，总面积约11726平方公里，占韩国国土面积的11.8%；人口约2384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49.1%；2009年实现GDP487.6万亿韩元，占韩国GDP总量的近一半；2009年，首尔都市圈城市化率为95.8%，其中心城市首尔的城市化率已达到100%。首尔不仅是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七大都市。（参见表5）
自1960年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首尔市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城市开发速度过快造成了房地产价格飞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首尔城市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韩国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规划和政策措施，先后进行了三次综合规划，推动了首尔都市圈建设（参见表6）。
（二）首尔都市圈发展特点
1.制定和实施系统化、综合性的首都圈宏观规划。首尔都市圈的规划建设相对较晚，但它在建设初期就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知名都市圈的经验，制定系统化、综合性的规划。1972―2000年，韩国在四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中，从国家层面明确了首尔都市圈的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及实施举措。除国家层面的规划外，韩国政府还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形成了明确的规划体系：在区域整备的“基本规划”中，包括土地利用与人口布局规划、产业、教育发展规划与财政规划；在区域整备“实施规划”中，提出了实施战略和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工业布局规划等部门规划来指导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和区域层面发展规划，为首尔都市圈的形成和区域分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
2.制定功能分散的政策，引导首尔城市职能外移。韩国政府认为，生产部门和政府机关是造成首尔市人口积聚的主要因素，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分散首尔的工业和政府机关。1964年的《控制快速城市增长的国务决策》，提出“不鼓励首尔新工业开发”和“二级政府机构在地方城市重新分布”。1972年的《首尔土地利用控制》，又提出“减少首尔居住和工业用地的区划”和“在首尔外重新安排政府机构”。1977年《工业分散法》规定，凡不符合首尔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要求的工厂必须搬迁。政府还对从首尔迁出的公司实行减免税政策，通过税收杠杆刺激工业布局的调整，加速工业企业外迁。工业外迁后腾出的空间向金融、文化、艺术、科研、创意、旅游、会展等服务业倾斜，使首尔的专业性和生产功能不断加强。同时，污染性工业的外迁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形象与环境，为服务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通过新城建设、新村运动，促进都市圈人口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政府一直在推行新城政策，以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60年代初，开发建设了昌元、骊川、丘尾等新城；70年代新城建设政策以重化工业的疏散为重点；进入80年代以后，为解决住宅不足和土地、房屋价格上涨等问题，在绿带之外规划建设盆唐、一山、坪村、山本、中洞等5个新城，合计规划承载人口120万，产业发展以服务业为主。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于调控首尔都市圈的人口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实施了“新村促进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公用设备，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以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4.实施建设、组织和运营一体化的综合广域交通问题解决方案。随着首尔都市圈空间结构从单中心逐渐向多中心转变，以首尔为中心的区域交通网络也在不断扩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首尔市协调地铁、公交、出租车及私家车等不同的交通形式，着手建设大容量的交通运输系统，不仅为本市提供交通服务，而且同时也为首尔都市圈内其他城市提供交通服务。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尔市重点开展并持续推进针对公交系统的整合性改革，将管理机构、创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及公交的组织和运营融为一体，促进了首尔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并极大地改善了首尔与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络。
四、国外首都圈发展规律及其对我国
“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启示
（一）都市圈建设大都经历了由单核心到多核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演变历程
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首尔都市圈均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形成的，其发展历程各具特色，但在其建设过程中，都经历了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核心城市的建立（强核）――单核心都市圈的形成（渗透）――多核心都市圈的整合（布网、连接）――大都市圈的协调发展（融合），逐渐形成多核心的空间结构，呈现出从中心到的一致性。所有这些成为大多都市圈发展的一般规律（参见图10）。在都市圈发展的早期，往往通过分散中心城市的产业和部分功能推动人口向外转移，同时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周边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协调，以最终实现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我国“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应自觉遵循都市圈空间结构和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从国家战略层面超前谋划其功能定位、空间布局、总体目标、建设时序等，分阶段推进建设，以更好地促进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二）具有法律性质的区域规划文件是都市圈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外成功都市圈的发展，均以法律形式颁布了诸多法令、法案，并成为指导都市圈各个时期建设发展的行动纲领。例如，日本东京都市圈规划是在《国土综合开发法》和《首都圈整备法》的基础上制定的；韩国首尔都市圈规划是在《首都圈管理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巴黎都市圈的区域规划是通过议会以立法形式颁布的（参见表7）。在法律基础上制定和实施都市圈规划，不仅确保了其权威性和严肃性，而且增强了其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强制性。目前，我国开展的都市圈战略规划，均为政府积极运作的结果，尚缺乏法律的支撑，未来可探索从国家层面制定“首都经济圈”规划，并将规划提升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动纲领，以更有效地指导和引领“首都经济圈”的健康发展。
（三）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是衡量都市圈发育成熟程度的核心指标
巴黎都市圈、东京都市圈、首尔都市圈等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即各核心城市根据自身发展基础和条件，承担各自不同的职能，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发挥整体集聚优势，形成区域整体竞争力。例如，东京都市圈内部进一步分成几个自立性区域，在它下面又细分为业务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并合理配置政府机关、教育、工业、服务业、居住等职能，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域职能分工与合作体系（参见表8）。目前我国“首都经济圈”尚未形成合理的区域职能分工，区域经济发展以北京为强核心，首都与周边区域发展落差较大，未来迫切需要疏解首都部分职能，建立规模等级合理、职能结构明确的区域分工体系，以增强“首都经济圈”的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四）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端产业是提升都市圈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61-03
一、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
按照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润规律，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的主要内容。
1.平均利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经济主体,无论其生产经营的内容差别有多大,也不管他们投资的部门、区域又有如何的不同,只要他们所投入资本(物化劳动、活劳动)的量相同,各自所获得的利润趋于相同,这个利润即是平均利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 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1]
2.平均利润的形成是不同部门资本家竞争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1]
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各部门的利润率不同，必然导致不同部门之间资本家的竞争。竞争是平均利润形成的杠杆。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进而,竞争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以取得最有利的投资场所, 获得高额利润,“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 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部门之间的竞争采取资本转移的方式，即资本从利润率低的部门转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原来利润率高的部门，由于资本量的增加，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润率下降，相反原来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本量减少，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利润率上升。“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
3.平均利润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条件的。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 “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关于平均利润形成的条件，马克思指出：“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在这个前提下“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这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1]这就是说平均利润的形成,要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受地区和行业的封锁,不受各种垄断的限制,能够自由流动。
二、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经济运行理论，没有从中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而使平均利润规律失去了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农业经济发展的缓慢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突出地表现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仍然占较大的比重，国民经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的收入还比较低，城市和农村还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国家没有实现工业化，农民收入比较低，农业没有实现现代化，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众多的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通过户籍制度，阻止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只有很窄的两条道，即考入大学和参军。对于绝大多数或者说近百分之百渴望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要求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自由流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要“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2]上述要求的实现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然而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靠农民的自身积累是很有限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资本市场，资金不能在不同的生产部门自由地流动，从而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不能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阻碍。
平均利润规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价格形成与运行机制为核心。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经济运行调节，是自动调节“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3]；是市场机制的各个构成要素的作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是通过对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的影响来发挥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按照上述特点，商品的价格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要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要有自身独立的利益。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价格既不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也不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农产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定价，而且确定的价格低于价值长期不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即使没有资本流动的限制，也不会有资金流入解决农业资金发展不足的难题。由于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农产品再供不应求也不会使价格提高，从而无法激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产生了一个农业大国，几亿人口搞农业，而农产品又严重短缺的怪现象。
三、适应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党的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近三十年趋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已经为平均利润规律存在和充分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已经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动力。
平均利润规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是客观的存在，我们也已经按照这一规律的要求调节经济的运行。但笔者认为，仅就农村经济的发展而言，这一规律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有待于适应这一规律的要求深化相关的改革。
首先，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需要深化改革。资本向农村的自由流动的障碍，主要是流入的障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需要来自农村外部的较大数额的资金或资本。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有许多有意向、有能力投资农业的人，但没有投资于农业，主要是担心承包期之后的“变”，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土地承包权到期后的重新划分阻碍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的实现。因为实现土地大规模的集中和规模经营，需要拥有较大数额资金的经营大户的出现，这些经营大户一般要追求更为长远的利益，甚至是几代人的利益，再有他们一般要对土地有更为长远的打算，而不是维持经营的现状。这样定期、不定期对承包地的重新划分，或者说不确定的继续承包，经营大户就很难出现，规模经营、农业的产业化和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就落不到实处。
笔者建议，土地经营权流转后，不论是本村人、他乡人还是城里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到谁的手中，在下一个承包期，谁就取得了优先承包经营权，而且不论面积大小。而不是把承包经营权再交回原承包人或村集体，使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人再一次有偿获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永久性转让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也是有利的，因为对于获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营者，希望承包期越长越好，获取的承包经营权越长，就肯支付更多的流转费。已经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它存在是合理的，又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用法律、政策把它明确地肯定下来，将会更加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阻碍资金向农业的自由流入还表现为，有的地区规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村集体成员中流转，排斥外来资金的流入。在现实的生活中有的城里人已经在农村购买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大都是借用原集体某一村民的身份，当该村民年纪比较大时，又要将承包权转到另一年龄比较小的村民身上，购买土地承包权的人心理总是不塌实，这种不塌实必然影响外来资金向农村的自由流入。
其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还有障碍。在劳动力的流出方面，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4]为了保证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正常流出，上述规定需要完善。上述规定，在一定意义上是鼓励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流动。然而，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总体趋势看，流出的人大都是希望进入“设区的城市”，这符合人口学中的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即劳动力流动遵守就高原则，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
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问题上，流入“设区的城市”与流入小城镇不应该区别对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是归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的重要生产资料，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实际基础上的。国有企业转制，工人可以“买断”得到相应的收入，而作为集体成员农民，进入了“设区城市”无条件地交出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对于该部分农民集体所有在经济利益上实际就没有任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还很高，具有特殊的感情。如果进城就必须无条件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就是能离开农村或者工作已经离开了农村，也不会放弃农民的身份，尤其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业补贴的情况下，农民更会这样。我们急需遵循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2]
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流出的障碍还表现为，在许多城市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入还设许多的门槛，在子女入学升学等方面还有差别的待遇。在许多城市原来的农村人，要变成有户口无差别待遇的城市人还有一定的难度。按照平均利润规律的要求各级行政部门不该再设立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门槛，在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应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1-219.
[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3-24.
[3]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
Fully Developed the Effect of the Law of Average Profi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Economy
GU Chun-xiang
贵州省旅游业通过近几年的政府的大力扶持，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如表1所示：
从数据来源：贵州省统计年鉴2014
由表1可知，从2001年到2014年，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虽然稍有波动，但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保持增长。就2016年春节六天假期全省就接待游客1548.78万人次，同比增长30.2%；实现旅游总收入67.42亿元，同比增长32.7%。虽然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进展和大的跨越，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从而影响旅游业更好的发展，本文从基础设施、市场营销、服务质量等方面分析贵州省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基础设施不完善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省内地貌以山地为主，由于其多山的缘故导致贵州省交通通达度不高，在2014年以前，贵州省都没有通高铁，对于选择来贵州旅游的游客大部分只能选择火车或者飞机，但由于机票价格较贵，而火车由于历时长、环境嘈杂，多数旅客不愿选择，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是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交通的不便直接影响了人们将贵州作为旅游目的地首选的欲望；而景区配套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也影响了游客对于旅游景区的满意度，在大多数景区对于相应的住宿、购物、餐饮等方面的配套设施由于当地经济的不发达，导致环境不佳，在经营上也缺乏现代化气息和特色，并且零散，不能给游客带来良好的体验和旅游经历。
（二）市场营销不佳，知名度不高
贵州省拥有者美丽的自然风光，山清水秀，境内的“红枫湖”景区，素有高原明珠之誉，面积相当于6个杭州西湖，但国内外对于该景区的知晓度却很低，而杭州西湖却每年都会吸引上千万的游导致出现人群拥堵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杭州西湖本身具有的“美好的传说”，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归功于江苏省在旅游业推广方面对于西湖的品牌营销，已将杭州西湖打造成杭州名片，是游客纷至沓来。
诸如此类的还有贵州省的“镇远古镇”，镇远古镇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舞阳河、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古建筑群、日本在华反战同盟"和平村"旧址、省级风景名胜区高挂河，以及保持明清风貌的古民居、古巷道、古码头等省、县级文物古迹160余处。城内氵舞阳河自西向东呈"S"型蜿蜒贯通全城，形成了"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山水城浑然一体、天人合一的独特的太极图古城风貌，但同样该古镇的知名度却远远低于湖南的“凤凰古城”，因此市场营销力度的不足导致了景区知名度不高，降低了景区的吸引力。
（三）景区服务人员素质不足，服务质量不高
贵州省旅游业特色在于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大多数景区的从业人员和经营商家以当地居民为主。而贵州省由于其经济不发达，并且地理位置不优越，教育普及程度相对于发达省份较低，对于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就更是如此，这直接导致了景区从业人员的职业素质总体不理想，在职业素养上不如发达地区，景区从业人员的服务态度、和经营管理能力就直接影响景区的对外形象和对游客的吸引力。
在分析了贵州省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后，本文提出以下五条关于贵州省旅游业的后续发展途径。
（一）完善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个旅游景点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它的自然景色和人文风光，其次就是该景点的基础设施。人们在游玩的过程中，很少会一直在行走，当他们累了时，如果正好有一个场所可以让他们休息，或是每隔不远处就有一个公共卫生间，那么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会少了很多烦恼，这会让他们对这次的旅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就很可能会再次来游玩，或是推荐身边的亲朋好友前来游玩。这样一来，整个贵州省的旅游业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所以，完善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贵州省的旅游业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加大宣传力度，拓宽营销渠道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好的宣传，宣传的方式一定要多样化。最基础的就是电视、报纸、广告等宣传，但在当今这个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力量也不容小觑。首先，应该利用这些方式多多宣传贵州省的著名旅游景点，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其次，就是要在互联网和电视上更多的展示贵州省的自然风光和风情文化。市场营销渠道也应该随着宣传方式的增加而变得丰富，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要选择合适的方式来销售，在不让游客觉得反感的前提下，完美地展现自身的优点，让游客自己有来贵州游玩的想法，以此来不断拓宽市场。在这样的宣传和营销下，总会有人慕名而来。
（三）加强对景区工作人员的培训
对景区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景区工作人员职业技能的培训，比如：娱乐设施操作员的操作方法、饲养员的基础知识以及景点解说员的语言能力等。相关工作人员只有先把职业技能提升上去，才能让游客觉得专业和可靠，而且只有这样，他们在工作过程才能更加得心应手，有能力去应付一些突如其来的情况。第二就是对景区服务人员的素质培训，要提高他们整体的素质，培养他们的耐心，使他们面多接踵而来的游客能始终保持激情，微笑为每一位游客服务。如果他们不能保持微笑，当游客人数一多时就变得急躁，态度也变得不友好，那么会使游客对整个贵州省的旅游业都留下不好的印象。只有提高景区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游客才能真正在游玩的过程中得到放松，获得快乐。
（四）大力发展本地的特色旅游路线
贵州省在旅游业上有着先天的地域优势，适宜的温度和优美的风景就是他最好的资本。所以，贵州省应该把握这一优势，继续发展其特色路线，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具体来说，可以按照日程的长短，将不同的景点划分在一条路线上，重新组成更多的特色方案，让游客在选择一条路线的同时，可以直接游玩好几个景点。
（五）加大对旅游业的政策支持
一个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贵州省政府应该给予本地旅游产业更多的帮助。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对旅游业的资金投入，这样，各旅游景点才能更好的制定适合本景点发展的新的模式，开发出更能吸引人的旅游方案。其次，政府应当适当地给予旅游行业更多的优惠政策，减少他们运营过程中的负担。最后，政府在与其他城市的交流中，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宣传一下本地的旅游景点，以此来更进一步地促进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贵州省正处在发展的阶段，政府应该抓住机遇，把握优势，积极制定合理的政策来解决贵州省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寻求更多的发展途径。这样一来，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整个贵州省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快。
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及研究意义
贵州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三大省份组成部分之一，资源富集，发展潜力巨大，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轻工业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陆路交通枢纽。
2011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居于全国26位，比上年增长15.0%。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慢仍是贵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临的主要矛盾，工业化水平低、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贫困面广程度深、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仍将非常突出。仅仅贵州省四个市（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毕节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67.6%，因此对省内9个市（州）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评价，对寻找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DEA构建贵州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依照经济发展效率综合评价贵州省经济状况并提出相应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数据包络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随后由著名的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研究并发展起来的一种针对多投人多产出生产单位的效率分析与评价方法，正式提出了运筹学的一个新领域：数据包络分析，其模型简称CCR模型，该模型用以评价部门间的相对有效性（因此被称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成为一种与传统计量经济方法并驾齐驱的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经济意义，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效率，比较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对经济发展做出有效评价。
2.指标的选取及数据的来源
DEA方法的指标选择应满足数量、代表性、可得性、稳定性、独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对所有的决策单元，都可以得到一个输入和输出值，而且这些数值是正数。
第2，从效率比的原则上考虑，输入的数值应该越小越好，而输出的数值应该越大越好。
第3，不同输入和输出的单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数、收入、花费等等。
根据以上原则，以及阅读了大量文献，结合DEA对于经济发展效率评估的特殊性及数据收集问题，本文确定了三个输入指标和三个输出指标。
输入指标：X1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2在岗职工人数/万人；X3财政预算支出/亿元
输出指标：Y1财政预算收入/亿元；Y2地区生产总值/亿元；Y3税收收入（万元）。
本文原始数据来自于《2012年贵州省统计年鉴》。
三、结果分析
1.DEA计算结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运用Deap2.1软件对贵州省9个市（州）2011年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贵州省2011年各市（州）经济发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结果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达到了DEA相对有效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较高，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黔西南州；4个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毕节市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为0.999，纯技术效率为1，已经基本达到了DEA有效；铜仁市的各种效率均处于最后位置，投入和产出结构还有待调整。综合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乘积，从纯技术效率分析：
贵州省市（州）的总体纯技术效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表明贵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较高；铜仁市和黔南州的纯技术效率都大于0.9，处于边缘非有效，只需稍加改进即可达到纯技术有效，黔东南州的纯技术效率为0.833，处于较低水平，应着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加快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从规模效率分析：贵州省9个市（州）中有5个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这些市（州）具有较强的经济发展潜力，尚处于经济发育成长阶段，还需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靠开放聚集发展资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以达到经济发展有效；毕节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说明其投资规模过大.应适当压缩资本投入规模，以使规模收益回归有效水平。
3.生产前沿面投影分析
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贵州省各市（州）的投人产出的经营效率，本文计算了非DEA有效的三个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产出不足量，对各城市在生产前沿面上进行了投影，结果见表2。针对具体城市而言，可从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进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东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岗职工人数，财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别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东南州和黔南州应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提高技术生产率、减少财政预算支出，致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
由表2可以看出铜仁市和黔南州的财政预算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7%和27%，说明其产业发展的附加值较低，企业盈利能力较差.应提高产业的创新能力以及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此外铜仁市，黔东南州，黔南州的税收收入产出不足率分别为50%，24%，12%，表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形成有规模的骨干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型企业，注重骨干企业的发展，形成有规模，有效益的大型企业。
四、建议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和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为提高贵州省经济效率，推动贵州省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建议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吸引对外直接投资。贵州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环境资源，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优势。
第二，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优势区域的集聚发展，建设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第三，加强科技创新环境建设。进一步加大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财政、税收等政策，鼓励、引导、促进企业、社会等各项资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各种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参考文献：
[1]赵新泉，彭永行.《管理决策分析》[M].科学出版社，2011
[2]郝明玉，陈俊国.河南省地级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2012，24（9）：171～174
[3]王艺青，张思涵.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经济研究导刊，2011，11：57-59
[4]庄劭菁.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发展效率的DEA评价[J].北方经济，2012，10：77-79
病因：一、颅外颈内动脉的上行性栓子：临床最多见，占50%~60%。主要起因于脉粥样硬化斑快狭窄溃疡，其好发部位绝大多数位于颈内动脉起始段2cm范围内（占70%~85%）。二、心源性栓子：约占40%，主要起因于特发性心房纤颤，其他有心脏手术，心脏病等。三、其他少见原因：颈动脉顺损伤，巨长颈内动脉等。
发病机制：一、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好发于颈内动脉起始段，此系由于颈总动脉在颈动脉窦区分叉分流，70%流入颈内动脉，30%流入颈外动脉。血流进入颈内动脉之初，延期内侧壁呈层流快速前进，而在其外侧壁出现血流旋涡停滞不前，故在颈内动脉内侧壁区呈高流速，高剪应力而不易产生斑块，但延其外侧壁呈低流速，低剪应力的血流旋涡区则成为斑块的好发部位。所以动脉硬化时，粥样硬化斑块最常见于颈内动脉起始端外侧壁的2 cm局限范围内。二、粥样硬化斑快促使颈内动脉局部内膜增厚，并易出现溃疡面。在溃疡处内膜下层分泌一些物质如胶原及凝血VII 、IX 、XII因子促使凝血酶形成。后者和纤维蛋白原与粘附在溃疡面上的血小板共同导致血栓的形成，遂是动脉官腔在狭窄基础上更加狭窄。而且从血栓形成处会脱落小的凝血块构成小的栓子顺血流入脑，从而发生TIA，甚或脑梗塞。三、凝聚的血小板本身亦释放一些颗粒物质如血栓素（TXA）促使Ca++从血小板释出，并与血小板膜的一些糖蛋白如IIb、 IIIb 、I a、Von、 W?illebrand因子及纤维蛋白原等结合构成血小板粘附的因素，进一步加速血栓形成。
四、颈内动脉血栓形成过程：第一期, 血小板粘附于粥样硬化斑块溃疡面上， 引起中纤维蛋白很少，易破裂脱落产生小栓子入脑，导致TIA；第二期，被围困在纤维蛋白网内的红细胞形成的红血栓，叠-附于白血栓上形成混合性血栓。亦会脱落较大的碎块产生大块栓子入脑，阻塞较大的血管，导致脑梗塞；第三期，斑块和混合性血栓继续发展使颈内动脉管腔接近闭塞状态时，血流受阻停滞，与狭窄远侧管腔内红细胞积聚而形成郁滞性血栓，逐步向远侧段展延扩散，产生顺行血栓可直达颅内，使整个颈内动脉完全闭塞。但郁滞性血栓扩展至眼动脉出口处平面时，可能受来自颈外动脉系分支（颞浅动脉、面动脉）与眼动脉之间的侧支循环的影响而停止向上扩展，从而保证了侧支循环的一个可能来源，预后较好。 否则，如血栓继续并越过眼动脉开口处平面，甚至更越过了大脑前交通动脉开口处阻断了来自对侧脑前动脉的第二个侧支循环来源，则预后恶劣。盖因侧支循环来源断绝之际，血栓扩展至脑末梢动脉时，势将阻塞脑实质内的穿通支，从而引起广泛的脑梗塞而致死。郁滞性血栓亦会脱落碎屑产生栓子。凡栓子入脑在微血管中均会造成动脉内膜损伤而形成新的溃疡，导致第二站继续发生多发灶。
病理症象：脑梗塞并非单纯血管腔的阻塞及其远侧端的组织坏死，而且因伴随周围星形细胞水肿致其影响越出坏死区的范围 。
一、脑血流量减少和供氧不足导致星形细胞损害：脑耗氧量占全身可供利用的总氧量的18%，其中95%用以供应脑细胞必需的能量。当脑血流量明显减少（在急性脑梗塞时>80%）时，线粒体不能保证星形细胞内ATP的合成，遂至细胞内能量缺乏。
二、星形细胞水肿早期出现：细胞内氧分压（PO2）下降导致细胞内K+外流和Na+、Cl-进入。这种钠泵障碍导致细胞内水肿，而且在起病后1~3小时内早期出现，至24小时达高峰，持续72小时左右。
三、细胞生化代谢障碍：脑缺血后早期出现脑磷脂破坏，其机制有二：过氧化和磷脂酶激活。（1）过氧化释放大量自由基（活性氧），主要有过氧化阴离子（O2-）、氢氧自由基（.OH），以及单线态分子氧（O2）过氧化氢（H2O2）及脂类过氧化物等。自由基激活磷脂酶，侵袭未饱和脂肪酸，释放出过氧化的中间代谢物。（2）脑缺血后复流早期Ca++大量流入细胞内，（钙泵障碍），可达正常浓度200倍。Ca++激活磷脂酶A，导致脑磷脂水解，释放大量花生四烯酸。后者破坏环氧合酶降解后释出PGF2a（缩血管物质）、血栓素TXA（促微血栓物质）；被脂氧合酶降解后释放出白三烯。这些物质均严重损害细胞膜。
四、脑缺血后复流：由于吻合支的开放和栓子本身纤维蛋白溶解或栓子向远侧迁徙，脑缺血后复流失可能出现高流量充血现象，导致梗塞灶坏死软化区中心出血（红色梗塞灶）。
五、坏死灶周围半暗区（Penombra）：梗塞灶周围存在水肿抑制区，称为半暗区，其局部脑血流量明显减少（20~25ml/100g/分），但细胞尚未死亡，处于功能抑制状态。通过治疗复流和供养，争取此区的功能恢复，为主要治疗目的。
临床诊断方法：一、颈部听诊：颈内动脉狭窄>50%时可听到收缩期杂音（下颌角平面），>80%时杂音消失。二、多普勒效应观测颈内动脉血流方向和速度。三、适时B超显示颈部颈内动脉狭窄程度和血栓形成范围。四、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显示全脑血管判明多处血管狭窄。五、CAG：明显颈内动脉狭窄程度和范围。六、CT：显示低密度灶大小、部位。七、区域性脑血流量测定。
临床外科治疗：颈部颈内动脉膜切除术：TIA后立即进行上述早期诊断方法检查，一旦发现单侧颈部颈内动脉起始端存在局限性病变，宜及早进行动脉内膜切除术，收效最佳，可预防进一步更严重的脑梗塞发生。手术死亡率70岁组为1.18%。
一、手术适应症：（1）0级、无症状性颈部杂音，可偶然发现；（2）I级、TIA，PRIND；（3）III轻级、完全型中风轻偏瘫；（4）III重级、完全型中风偏瘫；（5）II级、进展型中风偏瘫。凡0、I级属预防性手术，属绝对适应症，疗效佳；III轻级属相对适应症，效逊；III重级、II级一般属禁忌，效差。
二、手术禁忌症：（1）半年内有心肌梗塞史；（2）严重高血压未控制；（3）并发症；（4）严重衰老痴呆；（5）合并存在颅内病变；（6）肝、肾功不全，糖尿病等。
三、远期治疗效果：术后5年存活：、0、I、III轻组为86%；III重组、II组为55%。术后远期死亡原因：心肌梗塞占72%，中风仅占16%。
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数民族地区就地取材, 主要靠手工制作的,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体现少数民族民情风俗和历史文化艺术的各种手工艺品、服饰、生活用品、节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由于它们具有旅游者购买后用作纪念、馈赠和收藏的价值, 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从现代旅游发展来看, 少数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风貌和少数民族文化, 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发展旅游的重点项目。近几年来, 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广大民众, 已经把观赏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购买少数民族商品作为当今旅游的时尚。因此, 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商品, 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可以促进旅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贵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点概括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 全省共有48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6% 。贵州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无论从语言、房屋建筑、服饰装扮、节日歌舞看, 还是从食物结构、生活用品到风俗习惯看, 都极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个民族, 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异, 以至有着“三里不同风, 五里不同俗”的说法。在这些姿彩万千的民族风俗和产品中, 不乏绚丽多彩的民间工艺, 甚至堪称世界一绝的精品, 如苗族的刺绣服饰和银饰品, 布依族的蜡染等。这些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不仅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而且也具有很大开发价值, 是贵州省独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
根据贵州民族旅游商品资源情况和各自的文化特色, 将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进行组合分类, 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族织、绣、染等手工艺品类
这类手工艺品, 主要有布依族的蜡染、织锦；苗族的刺绣、挑花、蜡染； 侗族、土家族、水族、瑶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绣、染织等。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不仅各具民族特色, 而且做工精致, 艺术价值极高。特别是安顺蜡染, 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它从传统的蓝白两色发展为如今的彩色, 并将古今中外各种艺术风格引入构图, 使图案更加丰富多彩, 蜡染制品已畅销海内外。还有苗族的传统刺绣, 技艺精湛、针法独特, 其图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韵味, 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二是民族服饰类
民族服饰是民族历史、心理素质和审美意识长期沉积的印记。贵州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饰和节日盛装, 就是同一民族, 地区不同, 服饰也各有差异。仅苗族服饰就有100多种, 苗族的各个支系, 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饰各异, 五彩缤纷；侗族服饰也分为南北两类；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个民族的服饰不仅形态各异, 而且图饰、色彩也千姿百态, 工艺精湛, 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收藏性。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都喜欢佩带项圈、手镯、耳环、银扣、银花、银冠等银饰品。为此, 贵州的传统银饰加工手工业非常发达, 如台江九摆苗族传统银饰工匠村, 几乎家家都有银饰作坊, 世代相传,久负盛名, 打制的各种银饰品不仅做工细腻, 造型优美, 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银饰品, 一套最重可达十几公斤, 这看起来似乎很不“现代”, 但在这些饰品的“ 沉重”、“ 厚重”中, 却透出了各民族发展历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这些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厚重中, 蕴含了独具特色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的内涵。这些轻重各异、各有特色的银饰, 已成为旅游者乐于购买的纪念品和收藏品。
三是民族乐器类
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有苗族的芦笙、古瓢琴, 侗族的琵琶、侗笛, 布依族的勒贡木( 吹管) 、布依笔管, 彝族的“ 抹轰”( 即唢呐) 、月琴, 土家族的长号唢呐, 水族的铜鼓、大革鼓等。这些民族乐器不仅造型别致、音色独特、悦耳动听, 而且蕴含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它们以各自的音韵特色成为了我国多民族音乐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开发的意义和现状
贵州旅游商品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发展, 2009 年和2010 年的旅游购物创汇占旅游创汇收入的23.2%和16.8% , 高于周边的四川、云南、广西、重庆等省、市、区, 但低于旅游业发达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区。而这个比例和贵州拥有丰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资源却极不相称的。我们通过对贵州旅游市场的调查、了解和分析, 发现长期以来, 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购”一直是贵州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旅游商品销售收入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水平。因此大力发展旅游商品, 特别是发展极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 对于贵州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 民族旅游商品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质的表现, 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睐。海外游客大多崇尚东方文化, 对中国享誉数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 他们对于我国的民族旅游商品, 比中国人自己要感兴趣的多, 因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 还保留了中华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从这方面看, 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较强的创汇能力。
其次, 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又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旅游购物需求的推动下, 在旅游市场的带动下, 可以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中, 这样, 既可以为之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解决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 又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尽管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但是,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诸多环节中, 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规模小, 产量低, 上挡次的产品少。
从传统意义上讲, 许多民族旅游商品, 特别是民族手工艺品, 多是在小作坊式的生产厂家制作,难以形成统一的规格和标准, 以至于造成同一种产品出现较大的差异, 不能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 从而失去批量销售的机会和失去许多客商的订货机会。
第二， 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开 发不足, 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尽管民族旅游商品的发展落后于贵州省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和生产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销售这两大环节缺乏良性协调。
由于贵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以民族手工艺品为代表, 而民族手工艺品又大多是小宗商品生产, 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不发达的、交通不方便的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州、县的中、小城镇甚至民族村寨中, 这样就使得产品的生产、分配、销售不能协调地运转。
第四，商品包装的简陋和携带的不便, 不能满足旅游者的旅游携带的需要。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多数为作坊、家庭式的生产, 往往不注重包装, 或没有能力设计和解决包装问题, 使得这些本身就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产品由于包装简陋、形式陈旧或根本不带包装, 给旅游者携带造成不便, 而不能体现出自身的真实价值或削弱了自身的艺术价值, 使其市场占有率降低。
三.基于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贵州旅游经济发展对策
民族旅游商品既是贵州旅游商品的重要构成部分, 又是民族文化、工艺技巧和物资资源相结合的产物,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一直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有着广阔的市场。民族旅游商品的开发，十分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
图1 旅游总收入增长速度及民族旅游产品在总旅游收入中占比
贵州省要着力发展民族旅游商品, 让其成为旅游商品的龙头, 带动旅游商品的整体发展, 从而使旅游商品成为贵州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为此,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 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扩大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 既要在传统手工生产方式中注入新兴的科学技术, 又要保持传统的手工工艺的生产, 让两种生产方式并存。
其次, 建立一个合适的具有保护性质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系统
目前, 贵州省多数民族旅游商品的生产仍然处于一种分散状态, 因此使得产品难以通过合适的正规渠道销售, 使得生产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而给中间商或销售商以有机可乘。因此,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销售方面, 必须建立一个有利于生产和销售的协调系统。
一方面, 对于分散在家庭( 个人) 作坊生产的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 其中有很多是由妇女在村寨中就地制作的, 其销售可以通过在地区一级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来进行, 将这些村寨的手工艺品收集起来, 然后集中地发送到各个零售点。这些零售点应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以表明这些手工艺品的真实性。这既是对产品产权的保护, 也是产品民族特色的体现。
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集市的集约销售优势, 在贵州省各旅游中心城市建立民族旅游商品购物大市场, 收集、挖掘全省各个民族地区的各种特色民族旅游商品, 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市场。
参考文献：
马晓京.民族旅游内在矛盾与民族旅游规划管理研究——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旅游业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2):3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