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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发展资金匮乏的难题，发达国家的政府根据使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及社会某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既定目标，制定了各种扶持政策与资金援助计划，且列入政府的年度财政支出预算中，鲜明地体现出政府的意图。其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援助主要包括财政补贴、贴息贷款与优惠贷款三种形式。
1.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对中小企业符合政府要求的做法给予财政上的援助。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目前财政补贴的应用环节主要是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人口，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扩大出口等方面。
(1)就业补贴。对提供较多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给予就业补贴，促使其吸收更多的失业者，以缓解就业压力。各国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比较好的促进就业的措施。从就业补贴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一是补贴给接收就业人员的企业，以用于安排就业的各种费用 (如上岗培训、学徒津贴等 )。法国政府为满足地方扩大就业的需要，曾规定中小企业每年扩大招工一名，可从政府得到 4000欧元的津贴；每增聘一名科技人员，发给 1.6万欧元的资助。二是补贴给自创企业的失业者，为其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如英国政府为帮助失业者自谋职业，制定了企业补贴计划，规定对自主开业的失业者，每周补贴 40英镑。德国政府给予中小企业投资补贴，对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给予两万马克的资助。德国政府不仅鼓励失业者独立开业，而且也鼓励从业者、正在接受培训者以及闲散人员独立开业。对创业者给予的资助，不只限于某一特定行业，所有的行业包括服务业和娱乐业，都能得到国家的资助。凡投资额在 120万欧元以下的企业，拥有所需投资额 12%以上的自有资金即可获得补助资金，最高额可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2)研究与开发补贴。中小企业资金有限，能用于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则更少，而技术进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鼓励中小企业使用新技术和加快技术改造，是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研究与开发资助的主要形式是设立政府专项基金。通过制定各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对符合计划所提出条件的中小企业给予专项补贴，专项基金和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一般由政府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管理和实施。如美国根据 1982年通过的《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1983年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实施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截至 1995年底，参加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的有 11个政府机构，共向该计划提供拨款 55亿美元。法国政府在 1983年制定了 ANVAR计划，规定这项计划 80%的预算是用来支持小型企业的研究与创新活动，并且小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的支出 50%由政府提供。法国还专门设立了为中小企业推广新技术提供资助费用的国家科研推广局，对由研究人员创办的企业提供偿还期为 15～ 50年的 20至 30万欧元的无息贷款。
2.贴息贷款。贴息贷款是一种政府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利息补贴。其能够以较少的财政资金带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对中小企业的援助。贴息贷款的具体做法：一是对中小企业的自由贷款给予高出市场平均利率部分的利息补贴，以使中小企业能够按市场平均利率获得贷款，提高中小企业在自由信贷市场中的借贷能力；二是对中小企业的长期低息贷款提供贴息，以帮助中小企业获得最难取得的长期信贷资金，德、法等发达国家是采用贴息贷款方式较多的国家。同时，这一方式也较为适合在资金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采用。
3.政府优惠贷款。它主要是指政府用财政资金通过私人金融中介机构，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直接提供少量的优惠贷款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主要是解决中小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困难的问题。一些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担保等形式，或付出较高的利息来获得短期流动资金。但中小企业的长期贷款风险太大，一般商业银行是根本不予考虑的。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是靠政府提供的直接低息贷款，这类长期低息贷款利率一般比市场利率低 2～ 3个百分点。其具体做法是，政府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基金，或建立专门的政府金融机构，由他们按一定的标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统一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融资实行税收减免及其他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自筹资金提供便利条件。通过各种税收优惠可使中小企业的税收减少一半以上，使其税负总水平由占增加值的 30%降至 15%左右。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集中在对所有中小企业实施的普惠政策方面。
1.降低税率。降低营业税、周转税和增值税等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利润税等直接税的税率，是较为常见的优惠政策。许多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均实行比正常税率低 5～ 15个百分点左右的优惠税率。如英国中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0%，比大企业低 10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 80年代规定，资本金在 l亿日元以上的普通法人，其法人税的税率为 37.5%；而对资本金在 1亿日元以下的年度所得，分两部分征税，即总所得在 800万日元以下全部按 28%的税率征税，超过800万日元的部分按 7.5%的税率征税，法人税税率低于资本金在 1亿日元以上的普通法人的 25%.
美国在 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中，对以往的税法作了较大的修订，其中涉及中小企业的个人所得税下调了 25%。税法别规定，对雇员在 25人以下的企业，公司所得税按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缴纳。
2.税收减免与返还。税收减免是针对税额而言的，包括全额减免、定额减免和定比减免，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创建时期和其产品与服务的出口环节，以促使中小企业实现技术进步。
日本为了充实企业的内部留存，采取减轻法人税率和对一部分所得不课税的制度。日本政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1967年制定的《增加试验研究费税额扣除制度》，规定当试验研究开发经费的增加部分如超过以往的最高水平时，则对增加部分免征 20%的税金。对于从事计算机制造的厂商，可享受四种专门的减税待遇。这些减税包括：增加 25%的科研税务贷款；扣除 50%的软件提供方面的收入，作为用于软件开发费用的免税储备金；扣除相当培训软件工程师开支的金额和相当于售价的 2.5%用作意外损失储备金。1985年日本制定的《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对购置基础技术开发的资产免征 7%的税金。
3.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此举对中小企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二是降低当期的应税额，从而减少税款。日本自上世纪 70年代推行加速折旧方式以来，对新兴产业的设备使用年限缩短至 4-5年，对于新开业企业所购人或租借的机器设备 (须经认定 )和现有企业为提高技术能力而购入或租借的机器设备，在第一个年度内或是作 30%的特别折旧，或是免交 7%的税金。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1.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准备金的初始资金的来源可从三个方面筹措：首先是政府财政拨款；第二是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收入；第三是从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发展准备金由政府掌握，重点用于支持地方产业升级换代，支持中小企业与高科技事业的发展。实行有偿使用，滚动发展，专项用于重大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孵化期和产业化启动的投入，如提供与高风险投资相配套的长期优惠贷款，部分资金可用于风险损失补贴、贷款贴息和奖励。同时，在会计科目中设置坏账准备金，用于备抵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形成的呆账与坏账。在中小企业发展准备金制度建立之前，先由财政拨款承担，对特定中小企业实行优惠融资政策。
2.对“特定事项”中小企业实施资金扶持政策。如对于下岗职工创办的或安排下岗职工就业的中小企业，可将下岗职工一年的生活救济费一次性拨付给企业使用；对于贫困地区的中小企业，应从扶贫资金中拨出一定的款项支持其发展；对于因经济不景气及与之关联的企业破产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应提供紧急的资金援助等；对于平时经营状况良好，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损失惨重的中小企业，政府应提供资金上的无息贷款。
3.运用政府采购制度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已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并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制度应当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尚未有具体的政策规定。笔者认为，应在《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在相应的条件下，允许将大额采购合同和采购任务分成若干部分实行招标，使中小企业能够有更多参与投标竞争的机会，以获得合同定单。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不够雄厚，在投标竞争中无法与大企业抗衡，因而，采取分割招标的方式，可使中小企业充分发挥小而专的特色，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投标与中标机会，从而达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4.调整企业所得税税率，拓宽所得税税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同是年盈利 12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在我国适用33%的税率，而在英国却适用 20%的税率，差别比较大。同时，当今以美国为首的 20多个发达国家都实施了所得税的中长期减税计划。如考虑我国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比国际上通行的扣除范围小这一因素，我国的实际税负可能更高一些。
因此，笔者建议，为配合《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出台，增强我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应选择适当时机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快实施法人所得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借鉴发达国家税制改革的经验，实行“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收政策。税率可考虑设计为三档，分别为25%、20%和15%。后两档税率适用于年盈利 20万元和 6万元以下的企业。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凡属法人范围的统一征收法人所得税，囊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各类代表处、代办处等机构，所得税税基要进一步拓宽，以弥补因降低税率而形成的减收缺口。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7-0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当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的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而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还以大幅度的减税相配合。实行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丰富了财政调控手段，更为明显地加大了调控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实行减税增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既减少财政收入又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膨胀，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隐患。为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扩张的“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无边际地扩大财政支出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过剩性生产危机与失业严重，这就需要国家干预，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减轻和避免经济波动。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变化或税收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首先，累积和扩大了政府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显性债务，以国债为主。第二类是直接隐性债务，主要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第三类是或有显性债务，如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第四类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必须由财政来偿还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揽子计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财政支出的扩张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在增支减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两个途径。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难寻出路。
其次，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来决定，社会投资则主要受市场利润所驱使，按照市场动向办事。财政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投资受到规模、实力和利润的局限，不会随之大规模地跟进，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不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各级政府申报和审批，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财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率难以保证。第三，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长期的、持续性的需求，与住宅、汽车等产业相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系数较小，乘数效应较差。第四，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产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
最后，增加了体制风险。如同市场机制中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行为也存在政府失灵。体制风险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缺少科学论证和长远规划，从而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于是出现各地、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步钱进”的怪现象。二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执行走样。财政资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机，趁机扩大了对市场的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然，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片面依赖行政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纯理论上分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资源闲置，那么资源不是被市场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就是市场支配资源的减少额。这样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大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如果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小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财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偿失。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却不断上升。当财政支出达到一定规模时，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一致，这一规模从理论上说，即是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求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那么也就能够求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若能如此，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然而从实证角度看，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十分复杂，使得真实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无法得到，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无法得到。但是上面纯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客观限度的，只有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间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这样，虽然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但是我们却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控制制度，优化制度安排，从而将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度的合理限度内。
三、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欧债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连带出两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结语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
参考文献：
[1] 丁远杏. 后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风险防范[J].当代社科视野，2011，（9）.
[2] 彭开勤. 论财政支出的控制与监督[J].当代经济，2011，（17）.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著,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积极财政政策名曰积极，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个人和政府购买能力来刺激消费从而直接增加总需求，并间接扩大就业机会的政策。它通常的操作规则是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减免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手段。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经济增长。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例外。作为政策掌控当局来说，如何在政策实施中尽量扩大其正面效应，减少其负面效应，显得尤为重要，但问题是有些政策在实施之前很难预料到其负面效应，而且有些负面效应只有在政策实施后才能切身体会到，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当局的抉择难度。
1.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1.1.3 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業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二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环境建设入手，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付力度，从而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
1.1.4 改善了投资环境，为扩大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1.5 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国有企业技改的力度。
1.1.6 考验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经济全局和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如何适时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上进行了有益和大胆地尝试。
6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在取得重大成效时，其负面效应也在扩大，主要表现在：
尽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我们要说，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内需不足，国内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形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适时的、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成绩是第一位的，而且被6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是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2.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积极乎？中性乎？
正是基于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的认识，积极财政政策能否继续的话题便进入了学者和调控决策者的视野之中，由此便有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说。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有条件和阶段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例外。正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是适时的必要的一样，积极财政政策在现阶段的淡出也是必要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但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应该以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取而代之便成了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按一般的逻辑常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随之而来的便是：要么紧缩性财政政策，要么中性财政政策。但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状以及财政政策运用的情形来看，还很难说哪" 一种政策占有主导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的。实际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似乎还在积极，由此决定了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既非完全中性更非完全紧缩，尽管理论界呼唤中性财政政策的声音在日渐高涨，但情势不遂人愿。
2.3 财政政策完全中性难。 正是基于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以及当前经济调控任务的认识，中性财政政策便应运而生，且呼声在日渐高涨。与紧缩性的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所不同，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因为现实中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衡，也很难在现实操作中做到既对经济生活不刺激又不抑制，所以中性只不过是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而现实的中国国情更是应证着这一说法。撇开如前所述的积极财政政策彻底言退难和财政政策一边倒难不说，事实上这些因素都在根本上制约着财政政策的完全中性化。单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尽管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在判断上不一，有说总量过热，有说结构过热，但从我国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致经济过热和部分行业需要加强和支持发展的过冷现象这一事实来看，财政政策难以中性。再从近期政府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来看，有反通胀的，又有防通缩的，这有别于以往单纯的反通胀或防通缩的财政政策，这似乎又与中性财政政策既不扩张又不紧缩的本来含义相悖。而让中性财政政策既须兼容反通胀又防通缩的双重目标更是难上加难。
由此我们说：既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呼声渐涨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跟进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何况完全意义上中性财政政策能否实现？能走多远？在我国能有多大的适用空间？还有待我们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验证。但适应积极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走向，来描述我们目前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给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走向一个称谓，中性财政政策不妨可以一提，但似嫌牵强。我倒觉得把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定位说成是：“收缩中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确切一些。这样既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淡出”，也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还在积极的现实情况，同时它还表明收缩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扩张是第二位的，说具体一点就是：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积极，但其主导思想和走向上是在收缩、转向的。
3. 转型中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对策
我们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的同时，在政策实施的具体操作上做如何的调整和安排，才能使政策的积极性继续保持，消极因素得到抑制呢？才能体现出政策主导思想上的收缩性和转向性呢？
3.1 积极财政政策应推进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目标选择中淡出，逐步转向以健全经济内生增长长效机制为主，兼顾解决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方面，着力点应进一步聚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上。要注重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推进经济内生增长，提高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3.2 逐步缩小国债发行规模，优化国债资金投向与结构。 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6年来的负面效应和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严重依赖性，以及当前结构性经济过热的调控现状，今后国债的发行数量应适当缩减，规模不宜扩大；其次，在国债资金规模压缩之后，在具体国债资金投向上应做重大调整。一是应确保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的后续投入，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切实强化社会公共性开支，诸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三是向特定区域倾斜，诸如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 西部地区倾斜；四是积极促进特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基本目标的实现。五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国家应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资，解决农村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是应保证支持重大改革事项方面的需要支出［2］ .
3.3 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改变财政支出包揽过多的局面，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应从经营性项目或企业可以承担的项目中退出来，主要投入公益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越位”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诸如一些应由市场或民间投资的经营性项目，政府也参与其中；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直由财政承担；政府机构臃肿，行政经费支出过大；对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不规范等等，使得财政包揽过多，负担过重，支出规模过于庞大。由此也导致了政府在公益性的公共项目支出方面投入不足或“缺位”。因此，我们在控制压缩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同时，实行有保有控的内部支出结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以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斜，或适当压缩某些项目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运作空间。
3.4 围绕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积极推动公共项目投资创新。 公共项目的投资来源不能仅靠财政资金，投资来源要多元化，这就需要加快公共项目投资的制度创新、方式创新，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和带动性。可以采取包括政府投资、企业经营，政府补贴、企业投资经营，政府特许经营、特许项目收费、企业投资经营等多种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投资公共领域，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
3.5 实行结构性的减税，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 减税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有：
3.5.1 积极推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刺激投资需求。首先应将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买的固定资产不允许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由于其扣除范围大，税基小，从而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3.5.2 改进消费税。一是适当扩大征收范围，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应税品目适当提高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目覆盖面、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3.5.3 完善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现今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对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应在充分考虑家庭总体生活、消费水平以及地区收入与消费差异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扣除范围，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能力。 3.5.4 减免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3.5.5 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实行全额退税，鼓励企业扩大出口［3］。
3.6 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全面启动民间资本。为使民间投资真正激活，首先要取消或减少那些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金融领域、传统的垄断行业、公共领域等领域的进入，真正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使其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形成公平竞争的局面；其次，利用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监管难度大，各种金融机构缺乏对其融资积极性的现实情况，可以考虑从财政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鼓励中小企业技术的创新，并可通过事先签订协议的方式，逐步偿还借款，以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后，继续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增强合法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日本内阁府于2011年2月14日公布上一年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9%，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统计局当年1月公布的数据，58786亿美元。日本居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这也是1969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对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文章，以及诸如“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描述的报道不仅常见于报端，亦可在专业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在内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国家之间富裕程度，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35亿、而日本人口仅为1.2亿，很显然“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也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成长，但是从产业经济・经济开发的视点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构造状况以及产业发展水平都远未达到先进发达国家水平。而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战后东京尚为一片焦土的状况下以及长崎和广岛在遭到灭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之后，仅花了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战前经济水平。日本在经济复兴之后，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并于1969年，GDP就超越了当时的前苏联和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排位直至2010年，长达41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特定产业法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被称为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是加入西方富人俱乐部的唯一亚洲国家，而在学术界，日本又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都源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
本论文试图以高度成长期时的日本财政政策为切入点，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如何为经济服务，又是如何促使日本产业政策展开的。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在战后复兴的高度成长期时，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并逐步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也是不同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种自由原则，但是一定程度又为国家所操控的“混合经济”。在资金供给、技术供给以及劳动力供给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较多的政策手段，并可以通过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引导资源的使用途径，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形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制订远景经济规划并予以行政指导外，已具有操作性的基本政策体系在经济复兴期已具其形，高度成长期时，政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灵活有效的行政手段，诸如政策税制、政策金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政策，这些都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具备了可能性。本论文也正是以日本的财政政策为论述的焦点，以期其在高度成长期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又如何使得当时作为核心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以快速成长的机理得以解明。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产业升级和产业构造的高度化的，这些都是被期待着得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现今同样处于高度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财政政策及其财政政策手段的涵义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作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它是指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
在这其中，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它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的手段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是国债和政府投资。在这其中，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他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
三、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财政政策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关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划分方法可能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点出发，把从日本昭和二十年开始的战后经济复苏，直至今日平成二十三年之“3・11”大地震后的从“震啸核”后经济重建为止的六十六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复兴期（1945-1955年）、高度成长期（1955-1973年）、安定成长期（1973-1985年）、泡沫经济期（1985年-1991年）、低成长期（1991年-现在）。财政政策目标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所要实现的目的，它的确立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异。作为财政政策核心内容的财政政策目标，在日本高度成长期是如何实现的，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总结对于现今尽管有着诸多不同，但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日本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之上，经历了十年就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生产能力。从1955年到1963年和从1964到1973年的日本实际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远远领先于其他先进发达国家，并于1969年以GN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骄人业绩快速成长起来，这意味着在1955年，日本就开始了从战后复兴向高度成长的过度过渡。
（二）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产业发展及其财政政策
至1955年为止，日本在完成战后复兴的同时，也确立了它经济自立的基础。从那以后，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产业部门直接导入欧美最先进的技术，另外在石油化工，钢铁行业设备的现代化、大型化、生产的规模化也都在加速进行。本文中的生产的规模化主要是指生产的规模弹力性如果大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经济性，即每单位的生产成本随着工厂或企业的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降低；如果小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不经济性。钢铁和化工等的重化学工业部门，规模的经济性效果比较明显。日本政府也对冶金钢铁、石炭、电力、肥料等已经步入合理化轨道的产业，活用税收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予以支援。
由于外资法的实施，先进的外国技术得以顺利引进，这样战后日本经济自立的基础也逐渐趋于稳固。1955年以后，因为日本政府活用财政政策手段，使得随着技术革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需求创造，这是战后日本得以高度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的一个明显例证。另外伴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各企业单位以及各经济自治体不仅使得设备投资得以大规模进行，亦通过乘数效果扩大了民众的消费需求，而由此又促成了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引起再投资的生产扩大的模型。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生产扩大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以池田内阁在1960年发表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契机，以及以高度成长为前提的消费行动模式在日本国民的思维中逐渐形成定势，由内需的急剧扩大引起的输入激增使得国际收支恶化，为应对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又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在高度成长期，这种由内需扩大到国际收支恶化再到金融紧缩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不断出现。从1965年秋到1970年夏，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输出扩大和经济景气的回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电子机械、汽车等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此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也由于贸易收支的巨额赤字而赤字化了。民间的设备投资也变得活跃，除了钢铁部门的超大型高炉建设外，石油化学、重化学工业等行业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化学工业使得日本的输出迅猛增长，避免了国际收支赤字，为日本经济整体的高度成长得以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政府通过提出适当的目标以及税制上的优惠政策，使日本产业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得以快速实现，在1970年日本的生产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已达62%，同年的输出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更是达到了76%。另外，日本政府为了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成长产业，采取了包括财政手段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如为发展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为确保该行业的运作资金，允许他们从日本开发银行融资；法人税的减少和进口机械的关税降低；设备折旧周期的缩短；鼓励引进外国技术等。
四、结束语
在高度成长期，日本政府对于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等，则较少采用减税和从财政投融资方面予以援助的手段来强化国际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已是处于良好发展状态之中的高收益产业。当然在高度成长期，为促使产业经济的发展，除了财政政策手段，还有其他原因，但财政政策手段在高度成长期对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无视的。对于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不同的产业发展状况，但是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的财政政策在推动日本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有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合.日本的产业政策[M].东京大学出版社,1984.
2、小野五郎.实践的产业政策[M].通商产业调查会,1992.
3、福川伸次.产业政策[M].人事院公务员研修所,1998.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拟围绕财政政策设计的一个方面——目标设定，对财政政策如何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进行探讨。
一、财政政策目标设定的理论分析
这里所说的财政政策，并非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行为，而是特指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工具，其职能是稳定经济，也就是保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避免失业和通胀等经济病症。根据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时间不同，一般可将其分为两种：稳定的财政政策和再稳定的财政政策。稳定的财政政策旨在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保持下去，使其避免偏离稳定状态，它更多的是事先预防经济病症，一般政策力度也不大。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是将已偏离稳定状态的经济调整扶正，一般是事后治疗经济病症，通常力度也较大。我国现在采取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就类似于稳定的财政政策，而过去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则接近于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无论是稳定的财政政策还是再稳定的财政政策，按照美国学者鲍莫尔的观点：由于职能相同，因此政策设定的目标也相同。
（一）财政政策的目标
首届诺奖得主丁伯根在其《经济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中指出：政策目标的设定取决于政策目的，财政政策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如下图所示。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常用四个目标来表示。最终目标很难同时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由于四个目标之间相互牵扯，这种冲突最为典型就是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菲利普斯曲线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目标间冲突的存在，说明企图通过一个政策同时实现四个目标是不可能的。二是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实际上即使四个目标不冲突，由于政策作用的经济变量是有限的，一个政策本身也不能同时实现四个目标。丁伯根最早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关于政策的理论》一书中指出：你可以安然的接受这样一个命题，为实现N个目标，就必须有N个政策。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设计
正是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的客观存在，使得一个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的经济目标，如此也就存在一个最适目标设定的问题。对此应从政策的目的来考虑。
1.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社会和谐。虽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但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哈德斯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目标之上的社会总目标来说，经济稳定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它只是实现社会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田。因此政府在设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一定要选择一个最能实现社会总目标的经济目标。四个经济目标中各自对社会总目标实现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从社会总目标来说，这些又有利于社会安定、公正和富裕的实现，有利于社会和谐。如果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则只要增加政府投资，就可容易的刺激GDP增长，但这种增长会对政府政策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一旦政策停止，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就终止，由于这种增加政府投资的政策不可能长期实施，所以增加投资导致的更多的是GDP短期快速的增长，其长期稳定效果并不理想，这期间尽管就业目的则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可用体现社会总目标的四个方面来表示。可见考虑到政策的最终目的，作为稳定经济的政策本身是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重任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长期以来被我国经济学者所忽视，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由于体现社会和谐的总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因此，政策目标的设定非常重要，它决定着政策总目标能否实现。
经济稳定虽说常用四个目标来衡量，但是这四个也会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稳定性也差。因此，经济增长对社会总目标的实现或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作用远不如充分就业。
2.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经济稳定。尽管稳定经济的目标有四个，但实际上无论是现代经济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实践都表明：决定经济稳定的目标只有两个：即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不仅因为经济不稳定是借用这两个目标来衡量的，而且经济不稳定也是根据这两个目标来调整的。萨缪尔森就明确的指出：只有它们才是公认的稳定经济的可调整目标。政府政策的目标只有设定在可调整目标上，政策的调控作用才能发挥，经济也才能稳定。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就应依据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进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政策若错误地以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即使目标实现了，经济也难以稳定。这里国际收支平衡难以成为政策目标很好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误以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其实经济增长不能成为可调整目标，其原因主要如下：
其一，经济增长只是一个中间目标。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由于政策手段和经济目标之间存在很长的传输链，产出增加只是经济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目标，它可能会危及经济稳定的实现，但其本身绝非可调整目标。所以政策不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同。
其二，经济增长很难控制。在市场经济体系里，决定经济增长的厂商投资和个人消费决策是分散的，由此政府很难对于经济增长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其三，经济增长被包括在充分就业中。宏观生产函数Y=f（N.K）清楚表明：充分就业之前，就业量N增加，产业Y必然增加，GDP相应也会增加。充分就业之后，产出Y的增加则取决于竞争导致的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针对反映增长和就业关系的奥肯定理，美国经济学家凯斯对美国的增长和产出关系的研究发现：产出增加引起的就业增加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损耗，两者关系并非奥肯定理所言那般。
其四，增长无法说明经济稳定。一国经济增长多少或快慢为稳定，是4%还是9%？无从判定。任何速度下的增长，只要存在非自然失业率，经济就难以稳定。按多恩布什的观点：经济稳定的过程也就是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的过程。只有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基础上的增长才是稳定的增长，如果此时增长出现波动，只能说明增长不正常，应该调整的是增长而不是物价和就业。
其五，经济增长也没有充分就业稳定经济的效果好。就业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自然会提高。由此会引起两方面效果：一是边际消费倾向提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大，政策效果好。二是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消费需求是总需求中最为主要和稳定的部分，它的增加特别有利于总需求的稳定和增加，从而保持经济稳定。由于经济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的作用不如增加就业，因而稳定经济效果也差。
由此可见，经济稳定的可调整目标只有两个——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只有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此时经济才可稳定的增长，才是适度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调整的现实选择
自从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了多年，其间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然而如果运用经济理论结合我国现实，对其进行一番审视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
（一）我国财政政策目标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财政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目标设定欠合理，政策始终是以经济增长多少为目标，结果经济是增长了，但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具体表现在：
1.经济自身并未稳定。多年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始终是以增长为目标，而且目标值还订得很高，实际通过政策实施每年的增长也都在7%以上（见表1），增长目标确实是实现了，但与此同时失业率却呈逐年上升之势（见表1），一般认为由于统计上的原因，实际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还要高。这表明增长与就业脱节，产出增加并未带动就业相应的增加，这点也可用描述产出和就业关系的就业弹性变化来证明。据夏丽的研究：1986-2000年间我国就业弹性不断下降。1986-1990年间GDP年均增长为7.9%，就业弹性为0.308，经济增长1%带动就业的增加为360万人。而1996-2000年间的平均增长8.3%，就业弹性为0.138，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加仅为97万人，增长对就业的贡献非常有限，这种实证分析也表明增长带动就业的增加呈递减之势。可见奥肯定理在我国也不符合现实。因此企图单纯通过增加GDP来解决就业问题是不符合理论和实际的。经济增长不仅未能解决失业问题，而且导致商品市场上80%的商品生产过剩，说明我国经济自身还缺乏稳定性。
2.社会整体和谐有待加强。客观地说，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民也从中获益不少，但由于增长与就业不同步，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影响到社会安定。财政政策的效果距离社会总目标的实现还有较大差距，经济增长并未导致社会全面和谐。
（二）我国财政政策目标调整的现实选择
基于财政政策目标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急需调整。
首先，从经济理论分析：由于前述经济政策目标的矛盾性和作用的有限性，以及政策工具的不同特性，决定了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目标只能设定在充分就业——这个可调整目标上，而非经济增长——这个被我国很多学者误认为政策目标的中间目标上。
其次，从我国现实来看：由于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加之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较之其它国家而言，就业问题无疑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特别是我们目前正在着手构建和谐社会，它的基本要求就是社会安定，而失业率过高无疑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现实也要求政府应给予就业问题最大可能的关注，如此既符合国情又满足民意。
可见，无论是从经济理论还是从我国现实来看，我们都可得出同一结论：我国的财政政策目标应从经济增长调整到充分就业上来，如此既是经济稳定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的呼唤，需要政府做出大量的工作。那么财政政策工具如何在充分就业目标下，通过具体的财政收支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三）我国财政政策目标实现的途径
实现财政政策目标关键是要最大限度的增加就业，尽管这方面工作难度很大，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但结合我国人口多的特点和国外就业经验，重点还应从劳动供求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从劳动需求方面来看：在经济不稳定出现衰退时，政府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增支减收来刺激厂商投资，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进而带动劳动需求增加。在经济稳定时，政府则可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努力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加强对小型企业创办和经营的扶持。支持自我创业有利于减少失业。据调查：美国高中生中，想自主创业当老板的占学生人数的70%，而英国只占33%.这种差距可在一定程度解释为何美国的失业率比英国低。一个社会愿意当老板的入越多，自我就业的人越多，失业率自然就低。支持小企业经营也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外经验都表明：小企业占一国总产出的比重不大，但吸收的劳力却占一国总就业中的比重非常大。因此从实现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角度出发，增加就业要求政府应“抓小放大”。在美国在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员占整个就业的70%，美国的《财富》500强企业自1970年开始，提供的就业岗位就开始逐年下降，其减少的岗位大多被小企业所弥补，因此政府解决就业的重点就是“抓小放大”，就业问题并不突出的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就业形势较为严峻的我国，政府更应转变观念做到“抓小放大”。
二是加强对服务业的支持。由服务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大多也属劳动密集型生产，资本难以替代劳动，可吸收大量劳力，而且服务业的产品需求较为稳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小，因而对稳定一国就业特别是减少周期性失业效果更好，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稳定还是社会和谐，政府都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