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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人们对于工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度不够
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工业文化遗址就是一些已经失去价值的陈旧不堪的废弃厂房和机械，其存留下来的意义并不是太大，而且，随着城市发展的高速化，城市当中土地资源呈现出高度紧缺的状态，而对于工业文化遗址的保护则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因此对其保护和维护就更缺乏一定正确的认识和积极性。
1.2国家相关法律构建还不够健全
现如今，对于城市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一定的方案以及整体的保护策略和相关措施，受到一些体制的限制和约束，对这方面进行保护通常会缺乏一定的依据，而且没有科学的评估体系以及相关参考数据能够有效的予以保护、实施，管理体制各自为政，保护标准各行其是，管理模式五花八门。
1.3城市整体规划缺乏科学性
在城市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对工业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该保留什么，怎样保留，怎样与城市发展规划和建设统一起来，都导致了它与城市规划的不协调、不搭调，形成了“保护性破坏”。
1.4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
有些地方只看见了对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却看不见合理利用和市场化运作。这其实也反映出改造后的工业文化遗产如何与我国的文化传统，老百姓的文化素质、精神需求、生活习惯等相适应的问题。
2工业遗产保护所具有的价值体现
2.1是工业遗产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的见证
工业遗产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经历长时间的历史积累、发展逐渐存留下来的最为悠久的文化体现，彰显了历史时期对于城市发展所具有的文脉内涵，是当时社会发展、演变以及技术水平进行展现的主要物质载体。人们所创造出的工业文化遗产充分记录了工业文明时期的发展历程，对这些遗产进行有效的保护，能够有效的对历史文明进行延续和传承，从而真正体现出这些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2.2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遗址艺术价值
工业遗产所表现出的特点能够凸显一个城市的肌理特征，而在其原有的空间规划、建筑以及构建方式等方面同样也会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体现。工业时代所具有的高效率以及简单化的特点，进而形成了一种大规模生产的主要特征，构建出了具有特殊特点的城市文化体系，而这种体系则是城市发展历史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为先进的艺术特点以及造型特点，并且具有很高的利用率，有些工业遗产还成为了当时城市构建当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些通过历史文明遗留下来的，带有鲜明特征的文化遗址承载了时代前行过程中厚重的历史感，其所表现的独特的艺术形式、优美的构建特点以及均衡的设计理念，都在其方方面面表现出极强的艺术价值，因此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能够更好的对这些文化遗址当中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不断的发扬和拓展，从而让人们领略到历史文化当中最为优美而又厚重的艺术特点。
3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对现代城市发展的作用
3.1工业文化遗产的文脉特征能够促进现代城市的发展和规划
文脉是一个城市发展情况下所存在的重要语境。从对工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文脉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也就是对这些文化遗址所遗留下来的规划层面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所具有的关系理念，而在进行新城市建设和规划当中，其所表现的与文化遗址之间存在的文脉关系如何，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环境应当具有的价值以及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新城市在构建形式上就是对文化遗产中所表现的语汇进行延续，在工业文化遗产周围对新城市建筑以及其他体系进行构建的时候，应当与遗留下来的文化体系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整个地区具有可识别性和历史文脉传承性，形成有工厂特色的城市形象。
3.2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促进城市文脉复兴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随之不断增加，怎样去凸显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特点，对城市的个性特点进行展现，成为了一个城市竞争力强弱的关键因素所在。单霁翔曾指出：“一座城市在其发展建设过程中，如能注重自身的文化内涵，重视自身文化特色的保护和弘扬，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就能成功建设一座未来的理想城市。”依据英国的一项文化对英国城市复兴贡献的数据报告显示，历史文化遗产能够有效的对城市文脉进行复兴和促进。在这个报告当中，通过一些数据和案例对这方面的信息予以了证实：文化对于社会物质、经济发展以及环境都有着良好的效益，是促进城市复兴得以实现的重要依据。现如今，对于城市文脉的延续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复兴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增强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核心所在。通过对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进行有效的结合，能够对城市的发展形态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工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也就是对其历史价值进行延续，而这些同样是对城市文脉进行保护的关键所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紧密相关，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催生新的文化产业，可实现以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为特点的文化经济繁荣点。因此，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不是局部而是具有全局意义的文化新增长点。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保护、工业历史地段与工业遗产的适宜性再利用以及城市特色的营造，使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崔向东,于富业.阜新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创新模式研究[J].中国名城,2011(4).
[2]秦伟.铁西,百年工业文化的传承[J].装备制造,2010(6).
[3]刘永涛.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艺术建设[J].理论界,2010(7).
[4]赵晓荣.人类学视野下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J].天津社会科学,2010(5).
这不仅反映了《世界遗产名录》已经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手段，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遗产的申报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各国申报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涨。从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产品供给”，《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只有在存在合适甚至高涨的需求时才会凸显出来。而另一方面，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对《世界遗产名录》产生高涨的需求，也正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价值。
世界文化遗产游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
其实，将世界遗产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并非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恰恰是旅游者年复一年涌向这些遗产地的原因。该组织公布的一项数字显示，在1998年，全世界就有近5亿人游览了552个世界遗产地。国外学者对分布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32个遗产景点的研究发现，它们接待的游客量占所有游客量的84%以上。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99年实施的调查也证实了旅游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如同能吸引游客的磁铁一般，世界遗产往往成为所在国（或地区）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事实上，除了国际援助和政府拨款外，国外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保护资金恰恰来自于旅游收入，比如埃及的金字塔、罗马尼亚的别尔坦和它的要塞教堂等。
世界文化遗产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除了这种基于市场层面的价值认识之外，国际上对待遗产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即对其内在的文化及自然价值基于精神层面的认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住宅重建和新建，欧洲城市中的历史建筑迅速消失，历史环境被破坏，城镇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在消失。人们逐渐意识到在对待历史建筑态度上的错误，意识到文化遗产的存在价值和文化遗产作为现代人精神家园的突出作用，人们不仅保护文物建筑，而且开始着手全面保护城市中的旧城区，希望通过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以保留历史记忆、保持城镇历史的连续性。
特色化发展———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独具特色的农村文化形式及内涵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邯郸市十六个县(市)的民风习俗各有不同，反映在文化形态也各有特色，生长于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各具浓郁的地域烙印和民俗风格。其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萌生之初到流延至今，始终根植于农村的沃土之中，存续于农民的繁衍之中，与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表达着农民的情感，寄托了农民的祈愿，以其特有的形式长久地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能够自然地架构起农民群众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亲切感。这从邯郸市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艺人员大都来自本乡本土，每次演出全村群众几近倾巢而出观看，外出务工人员也从千里之外赶回家乡参与其中，即可见一斑。比如，每年的元宵节，永年县的国家级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抬花桌”，采取传统的舞蹈技巧，在鼓乐伴奏下，艺术氛围浓郁，演出气势壮观，使得围观者人山人海，喝彩不断。这种兴始于唐代初期、不断丰富完善、传承下来的民间舞蹈艺术，在永年县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更加彰显了地域特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品牌。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进行特色文化建设的思考中可以看到，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各县(市)将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重要内容进行特色文化建设，既贴近农民的生活，符合农民的文化习俗，还能够充分调动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有利于农民群众自主地发挥创造性。这是因为，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些文化遗产从产生到流传，千百年来生长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农民群众对身边这些“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耳闻能详，极易掌握并从生活中汲取营养赋予其时代新内容。其次，农民群众对反映当地民风民俗、表演技能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深厚情感。千百年来祖祖辈辈靠着口传身教一代代地传承、光大，并不断地植入自身理解、情感和信仰，久而久之，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一种精神寄托，这就从思想与情感上为农民群众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提供了源动力。农民群众主动地发挥其创造性，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使其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思想与观念，并为新农村文化建设保障了主体的培养，而这种积极主动参与的主体力量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和动力。各级政府对此给予积极引导和资金支持，为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弘扬创造良好条件，不仅有利于在农村中建设文化艺术团体与培养农民文化人才，有利于活跃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生活，还能突出各县(市)带有厚重地域色彩的文化特色，无疑是宣传本地优势、提高本地知名度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
传承形式的完善———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契机，加强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依靠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得以保护、延续的特点。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如果未能在传承人的有生之年将文化遗产给予全面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下去，就会发生人亡艺绝的现象，并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可弥补的损失。这就启发我们，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将农村的主人———农民放在首位，建设起一支来自于农民、服务于农民的文化队伍，让他们在承继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接受新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树立起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与文化活动来丰富自身生活。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具有与农民之间距离较近且易于为农民所掌握的特点，故将其元素和组合纳入农民文化队伍的建设与培养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首先，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我们现在对于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主要采取的是“帮扶”政策，鼓励专业演艺人员、创作人员走入农村，开展“文化下乡”活动，通过举办文艺展演、组织培训等形式帮助建设与培养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尽管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直接受益的只是占农民少数的文化队伍，况且“文化下乡”活动不能长期不间断地在农民身边，内容也缺少地域性、民间性。而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在农村，乡土气息浓郁，具有贴近农民生活的强大优势，只需传承人教授、政府组织就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创新，这样就便于建立、发展一支农民自己的留得住的文化队伍。其次，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筑和谐社会。每逢农村传统庙会、集市节日或国家法定节假日，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出现在农村的固定地点进行表演，极大吸引了本乡本土村民及三乡五里乡民前来观赏。农民的这种高昂热情有利于将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推广，农闲时期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交流、创新和排演，节庆时期则进行演出，并在传授、交流、演出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联系乡民情感的纽带，既是对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再者，传承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农民群众发挥自我能动性。农民对于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耳濡目染，如数家珍，在表演现场浓烈的氛围中，往往能和着民间乐器的旋律、伴着表演队伍的舞动而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来、唱起来、舞起来。这种认知和参与程度正是农民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顺应这种大势，政府给予积极的帮扶政策，专业人士给予有力的艺术指导，充分展示农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其能动性将会得以极大发挥，并在继承过程中自觉为古老的文化遗产输入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容，注入新活力。这种政府引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会从根本上使农村文化建设、农民文化队伍和农民文化生活更加兴旺发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以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主人———农民群众之间的纽带，在其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来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培养，使他们在思想、行动及观念上奋发向上，以达到提高农民整体思想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构筑和谐社会的目的。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与农民生活联系紧密、群众参与性广、受众感染性强等特点，有着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主动参与的优势，在保护与传承中有利于建设、培养一支农民自己的文化队伍，在政府帮扶政策和专业人士指导下，农民可以自主发挥创造性，形成与时俱进、积极向上并具有新内涵与新形式的新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避免了“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冲突，无疑是对其予以保护与传承的一种有效措施。
本文作者：王冉郑扬工作单位：邯郸学院
一、历史价值：梳理历史文化的脉络足迹，借助媒体普及历史知识
宜昌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但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宜昌进行狂轰滥炸之后，历史古迹惨遭破坏，当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威胁着仅存的文化遗迹，越来越多的市民对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十分陌生，城市的文化之根面临着断裂。
作为承载着文化传承使命的报纸副刊，如何踏寻着历史文化的脉络足迹，有的放矢地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是文化报道一个新方向。但与此同时，处于信息大爆炸的多媒体时代，这种看似静态的报道极可能被快速淹没。要想在“老”上做新文章，就得瞻前顾后，采用更新的形式，实行更科学的办法。“老宜昌”系列报道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它把过去的许多东西串起来，分门别类，让读者有一个全新的阅读感受。其报道策略当是策划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组报道中，其娴熟而独特的报道技巧，不失为文化报道的一个亮点与特色。
1.一期一个主题。每期精心策划，从繁杂的故纸堆里选择一个主题，再按主题进一步策划，每个主题做全做透，既有文化变迁的深度解读，又有由此衍生的民俗、民风与民情，还有延续至今的文化遗留，不凌乱，有章法。如“老宜昌”系列报道开篇的“码头文化”，由《宜昌码头的千年演变》、《领略百年码头文化》和《千年码头锻造百年老字号》三个部分组成，每部分占一个版面，共用了7幅宜昌历史图片。全部文字和图片中传递出的信息，让人们对宜昌码头在宜昌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
2.从旧闻中挖出新闻。报纸是新闻纸，所以即便是做旧闻，也力求挖掘出鲜为人知的逸闻、富有新意的故事，让市民读来有新鲜感。如《民生公司高管后裔谈“大撤退”》，细述“大撤退”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而其中一位与卢作孚比邻的被访老者，更是拉近的历史与现实的距离。
3.注重文章本身的可读性。此类稿件特别容易写成史料性强、学究味重的文史稿，策划时一定要让记者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即便是引用学者的话，也要做到通俗易懂，耐读、可读、易读。
由于《老宜昌》报道的内容丰富，历史脉络清淅，文字清新可读，成为众多市民争相捧读的历史读本。不仅老宜昌人爱不释手，城区一所小学还将所有报道一一收藏整理成为学校的校本课程，方便孩子们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这些都无形中为市民们进行了一次历史知识的大普及。
二、文化价值：激活城市的文化生命力，提升城乡居民的文化品位
文化是什么？泛谈容易空洞。承载着文化的归根到底是人，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才是第一性、根本性的表现对象。在《老宜昌》报道中，突出表现不同领域的文化人的思想与命运，主要表现对象有文化权威人士、普通文化人以及民间草根文化者。
1.文化权威人士：借力思想解读文化。
“老宜昌”系列中，特邀宜昌地方文化学者李发刚、寇士础、罗洪波等参与，组成专家团队，使得报道更权威。宜昌有一批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长期以来研究宜昌历史文化，是传承宜昌文化的“人力资源”。报纸利用这种“专家优势”，既保证良好的传媒效果，也突出隽永的文化味。
2.县市文化名人：撰写散文抒发家乡情。
“老宜昌”专门策划一个版块，就是在县市文化踏访的报道中，邀请当地几名文化名人撰写一组蕴涵地方文化的散文。这些散文不仅文笔优美，而且倾注着家乡之情，散发出无穷魅力。
3.民间草根文化者：扩大知名度激发更大热情。
《老宜昌》后续报道中，记者专程踏访各县市区，挖掘隐藏乡野的文化达人、民间艺人，用心用情地讲述他们文化追求路上的感人故事。既慰藉他们的心灵，也有利于有关部门给予更多支持与帮助，推动基层文化事业的发展。
由于《老宜昌》关注是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文化人士，势必在“文化圈”内外引发热潮，激发了文化人的创造热情，提升了城市与居民的文化品位，大大地丰富了城市文化内涵，真正激活了城市文化的生命力。
三、情感价值：勾起老宜昌人的集体记忆，唤醒城市公民的文化归属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这组报道中，情感的流淌自然而真诚。譬如《宜昌百岁老人回忆旧式蒙学》、《百岁老人见证宜昌百年交通变迁》等等，勾起老宜昌人的集体记忆，牵动无数读者心底的温情，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
这种情感的集中发酵，无疑会唤醒城市公民的文化归属感，使得人们更加热爱自己生活的城市。正如宜昌市委宣传部阅评小组所言：“作为传媒，为一座城市留下文化记忆既是一种文化坚守，也是应该肩负起的文化担当。我们在宣传新宜昌的时候不能忘记‘老宜昌’， 记忆‘老宜昌’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新宜昌。”
四、新闻价值：激发市民尊崇文化与文化人，创新传媒手段，放大传播价值
《三峡商报》在这次大型的宜昌文化报道中升级传播形式，不断地放大传播价值——文化报道中凸显新闻价值，从而大大提高媒介自身的价值、品位和地位，赢得受众。
本次大型文化报道有这么几种形式值得注意：
其一，从单一的文化报道，到组合式规模化的专题报道，后来延伸到的现场活动报道及实地踏访报道，《老宜昌》颠覆了以往文化报道静态化、平面化和固定化的模式，形成报纸上下的有效互动，激活了版面，吸引了眼球。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是中华名族几千年的文化核心，是整个中华文明繁荣昌盛的根基所在。体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体育的发展迅速，已经跻身奥运体育强国。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形式多样，它与每个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密切相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多传统的体育文化遗产遭到肆意破坏甚至消失，一些技艺不能得以流传，具有独特中华文化内涵的民族体育文化正在慢慢消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巨大的价值，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财富。但是现代人们的认识和保护意识比较薄弱，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面临严重挑战。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现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群体或个人认为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能或运动艺术，以及在实践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等。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区域文化得以展示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观，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重要的价值。
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民族特色的技艺消失，发掘与保护困难重重。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发达的交通工具、先进的电子产品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手机和电脑，人们更注重的是享受生活。传统的体育与时代格格不入，许多技艺的传承人也被现实社会同化，面临传承人断代的危机。现代体育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较大的冲击，现代的人们更多的关注新兴的体育项目，如篮、排、足、乒、羽、网等比较热门的体育项目，忽视了传统体育项目的学习。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利益存在矛盾，在相同的条件下，现代的人们更看重经济利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严重缺乏，好多传承人迫于生计，更多的放弃了自己父辈遗留下来的技能。民族地区保护的意识淡薄，大都重视申报和开发，开发后的保护管理得不到足够重视，得不到延续性，开发后如何长时间的保护又是一项难题。
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保护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发明创造出来，并被广泛运用的运动艺术和技能。经研究表明具有以下价值：（一）历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二）体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传统体育项目被现代人们广泛喜爱，具有健身休闲的功能，达到体育锻炼的目的。（三）文化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子文化，与历史事件、阶段、人物紧密相关，是历史发展的证物，对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四）教育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有大量独特的艺术技能，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五）经济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少数民族项目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是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柱，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六）养生价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类体育养生项目，具有延年益寿，增进健康的价值。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巨大的价值，需要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克服保护的种种难题。第一，加大宣传的力度，让人们深入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强保护意识；第二，重点加强区域性保护，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加强对民族特色遗产的保护；第三，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给予他们更好的社会保障，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第四，构建社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体系，融入到社区文化中，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第五，重视学校教育的传承，开设部分传统体育类养生课程；第六，开展全面普查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三、结语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存在形式多样，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的危机，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加强保护意识。重视普查、申报和开发工作，让更多的项目得到应用，得到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 崔晋静，中国体育非物质遗产的存留状况[J].体育史分会.
[2] 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10月，第30卷第5期.
民间音乐
民间音乐的重点是满族萨满神调，它是满族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经过多年言传至今。（1）满族萨满神调保留了比较完整和生动的自然宗教特点，具有鲜明的北方地域特色。形象地记录了人类童年时期的发展轨迹，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世界的认知过程，表达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也揭示了他们的迷惘与失误；（2）是原始歌的载体，借神话宣传原始教义，代表了部分原始文化，宣传某种道德伦理观念，在精神层面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3）作为一种原始的艺术形式，是后世艺术的渊源，有的唱腔被满族民歌吸收，东北的“二人转”、东北大秧歌等艺术形式都是受其影响发展起来的，是北方文化形成的基础之一。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5－0257－02
一、条件价值法
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简称CVM），亦称为权变估值法、意愿价值评估法、调查评价法等，由Davis于1963年提出，1970年以来逐渐地被用于评估自然资源的休憩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的经济价值。CVM可用于评估环境物品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是近10余年来国外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最为重要和应用最为广泛的关于公共物品价值评估的方法。
二、文化遗产的非使用价值阐释
资源经济学中认为的环境资源的总价值，由使用价值（use value）和非使用价值（non-use value）构成。非使用价值是指其客观存在的及供子孙后代或人们自己将来利用的价值，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其中，存在价值是指人们为确保某种文化遗产继续存在而自愿支付的费用。遗产价值是指当代人为将某种文化遗产保留给子孙后代而自愿支付的费用。而选择价值则理解为：为自己、为自己子孙后代或为别人在将来能够有选择地欣赏的相关的传统文化，而个人每年预先自愿支付的一笔保险金。对于非使用经济价值，可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进行估算。云冈石窟的价值构成如图1所示。
三、云冈石窟非使用价值评估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拥有品质超群的建筑、光彩夺目的彩塑和壁画、博大精深的石窟雕刻和色彩斑斓的古代民居，这些构成了云冈石窟旅游资源价值的基本载体。其中，存在价值表现为为了使该艺术瑰宝继续存在而需要支付的费用；遗产价值表现为将云冈石窟作为不可替代性资源留给后代继续享用而愿意支付的费用；选择价值表现为本着公平的原则，为了使后来人也有机会选择和欣赏到该石窟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而愿意支付的费用。
本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来评估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价值、存在价值和选择价值。考虑到云冈石窟的知名度及其旅游客源市场的影响范围，本研究中云冈石窟的非使用价值的评估只面向景区内游客。
（一）CVM调查表及数据的统计
从2010年的2月10日至2月20日，共向景区各级景点发放CVM调查表200份，样本主要来源包括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陕西、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共八个地区。共收回反馈调查表20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95份，有效率为97.5%。
（二）社会经济特征构成统计与分析
对样本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分析时，本文除选取基本的调查项指标外（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年经济收入），还特别选取诸如：对云冈石窟的了解程度、偏爱程度、产生旅游行为的驱动因素、愿意的支付形式、对保护对象的偏爱、支付动机、不愿支付的原因等一些调查项。
样本的基本社会特征表现为：游览云冈石窟的男性比例较女性大；年龄层次大多在30岁上下，较为年轻，不够成熟；多数人为国家公务员或者其他有带薪假期者；选择云冈石窟作为景点的游客中，多数具有大专以上的文化，即样本总体的文化水平较高；而经济收入则多数为中工薪阶层，收入处在2000―4000之间，总体的经济收入较低。
样本中其他调查项具体分析如下：到云冈石窟旅游的人多数是对云冈石窟有所了解的，且主要是通过阅读资料；而对云冈石窟的选择偏爱程度上，多数人作出选择是在家人亲戚朋友的影响下，比例可达42.0%，且很多会有重游的计划；对于产生该旅游的驱动因素来讲，主要是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旅游已成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一大热点。针对样本是否愿意为云冈石窟的非使用价值付费的分析结果显示，一半的人还是愿意支付的，只是在选择支付的形式上有所不同，例如：想直接以现金形式捐献到某一文物保护组织并委托专用的有117人；希望直接以现金形式捐献到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机构的有24人；想以纳税形式上缴给国家统一支配的有36人；其他方式18人（网上支付等）。后三种支付形式的比例相差不大，表明我国对该类资金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同时也说明公众对捐献资金使用管理的关注。
（三）其他有关数据的统计结果分析
调查项中认为保护云冈石窟的目的有三：为保护传统艺术文化、为保护独特的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为保护特殊的环境。结果显示三者的比例几乎均等，说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应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不但要保护好历史的遗留物，还要保护好其周边的生态环境、特有的历史文化，以保持多样性。关于支付动机，调查中包括确保云冈石窟永续存在动机、遗产保留动机、选择利用动机，其中前者占44.38%，比例最大。说明文化遗产的非利用价值中，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是最主要的价值形式；关于不愿支付原因，主要跟经济收入、是否感兴趣、距离遥远、难以享用资源以及根本就不想享用资源等有关，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收入较低，说明经济水平与是否参与保护具有密切的关系。
（四）CVM调查结果与云冈石窟非使用价值估算
1.CVM调查结果
在有效的195份样本中，有159人愿意支付，占81.54%。中位值为26.43元，即支付意愿WTP值为26.43元。
2.全国总人口样本的确定及WTP值的估计
云冈石窟是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人口总样本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WTP总值，从而影响到云冈石窟存在价值的大小。本研究以2009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为总人口样本，经计算得到云冈石窟全国每年的WTP总值为162.064万元。该值并不能直接归为云冈石窟的存在价值，如前所述，虽然是以存在价值的名义进行调查，但此WTP值实际上是云冈石窟非使用价值的总和，它还要分为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三部分，这三部分价值在CVM调查表中要求填表人作了划分。经统计表明：三种动机所占比例分别为44.38%、32.44%和23.18%。所以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分别为：71.924万元、52.574万元和37.567万元（表1）。
四、评估结果分析与保护建议
物质文化遗产的非使用价值越大，说明该遗产越值得保护，保护好了其利用价值所能实现的经济效益就会越大。评估结果表明，云冈石窟的非使用价值较大，说明云冈石窟应重点保护。尽管有调查显示有些人不愿支付，其原因概括如下：云冈石窟不如长城、秦始皇兵马俑有名气，故不愿为前者支付而愿为后者支付。但不管怎样，随着云冈石窟知名度的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全民普及，人们的自愿支付意识也会进一步提高，云冈石窟的非使用价值会进一步提升。
拥有世界文化双遗产、山西艺术瑰宝称号的云冈石窟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性质决定了政府及人们采取的保护方式只能是非竞争性、非破坏性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和规范游客、居民的行为。他们的居住地、职业、性别、年龄段、教育程度和收入等存在差异，因此政府和经营公司在宣传引导要因人而异，要鼓励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旅游发展。同时，应及时掌握居民和游客的意见和建议并认真对待。通过培训和讲座来增加人们的了解，从而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云冈石窟的非使用价值。
2.政府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采用高科技手段来维护和保养石窟造像、碑刻和壁画，并且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长期负债的文物维护队伍及时进行文物的病灶并加以修复。同时还应该采取国际合作，借鉴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物保护新技术和新方法，以确保云冈石窟遗产旅游资源的安全保护。
3.适时地控制游客的参观数量，实行轮回开放可参观处的措施。对每天的旅游人数进行限制，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护好文化遗产，促进云冈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Davis R K. Recreation planting as an economic problem.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1963，（3）：239~249 .
[2] Anthony F， Krutilla J. Detemination of optimal capacity of resource-based receaion facilities.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1972， （12）： 417-444.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45-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已被社会所重视，它即是本民族的传承，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中国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记录着民族历史的繁衍变迁，也融合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因此，对于我国非遗的保护及传承问题至关重要，它关乎我国民族文化对外的发扬，也可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保障。许多国家接受的是我国现代化文明及发展，却并不了解我国为之坚守保护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根本没有途径接触到这些。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对于抢救这些古老文明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创作并播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例如纪录片《中国记忆》，它是针对中国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寻和整合，以纪录片的形式重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该片精心挑选出30个非遗项目，以尊重原貌为宗旨，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跟踪拍摄。而《舌尖上的中国》更是以独特的视觉切入，配以精美的画面，带给观众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国外观众很自然地对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产生兴趣，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这些优秀的非遗纪录片不仅向本国受众传播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肩负起了对外传播其文化内涵的重任。
一、立体回视中国历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围绕我国故宫的稀世珍宝展开，然而每一件稀世珍宝又与历史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反映出中国过去与现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状况。例如该片在讲述陶瓷组修复唐三彩马的片段中，观众得知唐三彩马作为陪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从而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朝文化的绚丽多彩；木器组修复的木雕佛像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金漆虽已剥落，木胎肌理，然而辽金时期的宗教文化可由此窥见一斑。通过对器物的修复和手工艺人的描绘，当下的文物修复者与上一任修复者之间，凭借流传下来的修复技艺得到有效对话，贯穿古今，展现了我国辉煌鼎盛的历史。
二、多角度体现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李西科・古兹曼的名言，其形象地道明了纪录片在国家、民族历史上的地位。[1]也正因如此，纪录片可以最直观地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丰富性，与纪录片题材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相一致，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塑造及传播国家形象的前提与基础。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对应的中国文化也就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因而形成文化认同。导演陈晓卿曾说：“《舌尖上的中国》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舌尖上的感动，另一部分是正在变化中的中国，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我们希望观众从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里读到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从中国人对生活热爱里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和发展。”[2]《舌尖上的中国》虽描绘了众多平凡老百姓的厨房故事，却也代表着劳动者的伟大和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多的细节共同刻画了博大渊源的中华文化和包容稳重的国家形象。
三、国际化的文化通融
中国文化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化，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文化来源并不知晓。当前我国谋求和平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和平外交，也是中国文化输向世界的良好窗口。
“共同”是文化间的桥梁。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创作中，纪录片导演们既明白中国传统的文化该用何种方式巧妙展现，也能够把握国际化的一种接受审视方式。《留住手艺》是央视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为《神奇的万载花炮》，讲述了江西万载有一种濒临失传的制作花炮的古老技艺，让观众了解了花炮的起源与发展。花炮兴起于唐朝，后传至日本、朝r乃至全世界，其生产过程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烟花的发明，人们把鞭炮和烟花统称为“花炮”。如今许多国家仍然会燃放花炮。该纪录片不但将古老中国的形象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而且也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找寻到了与之呼应、能与国际范围内受众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张桐，朱涵天.浅析纪录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速读（中旬），2015，（6）：317.
关键词：数字信息化；文化遗产；精神价值传播；文化产业；开发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253-02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显示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取得的诸多成就。但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所日益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尤其表现在文化领域。对文化问题的忽视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本文拟对文化遗产的现代精神价值传播和文化产业开发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策略性思考。我希望能通过数字信息化这些现代工业社会的媒介传播方式，让人们关注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让那些“默默”的文化遗产走进人们的视野，而且通过数字信息化技术促使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成为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文化产业。
二、地域性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地域性传统文化遗产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过度开发，单方面提倡旅游价值；（二）文化遗产价值自身没有充分的和公众交流；（三）缺少合理的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业。
对文化遗产的价值，一方面，我们运用各种措施来进行研究和保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对其进行经济价值的开发。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上，旅游业的发展已经在某些程度上成为文化遗产的威胁。例如，“日益增多的游客和边远城镇的快速发展。”{1}同时，还有自然气候对文化遗产的威胁。“因为开发造成景观和环境破坏，遗产破坏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规划、管理，已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
为了应对传统文化遗产所面对的上述问题。“2004年6月，在敦煌召开了专家会议，重申文物保护的中国原则。所谓中国原则是指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美国加州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共同制定的从2000年开始执行的一系列文物保护法则，赋予文物保护以神圣的地位，并颁布了一道跨学科的管理程序。例如研究确定最大游客容量……等。”{3}
然而，尽管上述世界性文物保护的措施特别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限制游客数量或者其他方法，并不能长远的解决文化遗产的问题和其所附带的文化价值。
因为文化遗产的物质性和时间性决定了，有些文化遗产必定要面临时间的考验，例如敦煌石窟和壁画，这些石窟的物质遗存难以经受自然因素的考验。再者，文艺遗产除了自身的文化价值之外，其更重大的价值在于和人进行精神世界的沟通，才能体现文化存在意义。如果进行游客的限量，那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文化遗产的第二个现状和问题。即文化遗产自身的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和现代公众进行精神方面的交流。
我们知道，随着20世纪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以及后现代社会的解构思潮。使我们现时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和崇尚解构思想的潮流中。我们满足于图像时代，我们同时满足于浅薄和扁平的大众文化。在文化领域丢失了传统的深度精神空间。
为了重行塑造文化领域的深度精神，生存和道德的价值观，加强文化遗产的媒介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然而，对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利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大一部分传统文化遗产的自身价值没有在视觉文化和图像时代得到有效的传播和展示。传统文化遗产好像仅仅是人们用来旅游消费的产品。
许多传统文化遗产面临被大众文化解构和冲击的问题。同时传统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精神不能和大众进行价值观方面的交流，要么被大众娱乐文化淹没在现代媒介传播中，要么就是在专家学者的象牙塔里，成为默默的藏品。
第三个面临的问题是：缺少现代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业。文化遗产的转型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一个途径。然而，大多数文化遗产保持在“实地旅游”或者文物研究者的阶段。不能合理的利用其文化价值和产业的开发，使文化遗产成为现代公众视野的边缘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希望从数字信息化媒介角度，来思考文化遗产的现代精神价值传播和文化产业的转型。
（一）利用现代视觉文化的各种数字信息媒介，采用田野考察来实现图像集成系统，实现立体图像复原系统以及图像媒介的网络数据化。
文化遗产中重要的对象之一便是遗址文物，这些文物遗址具有不可再生的特征。例如中国的四大石窟及其壁画，或者一些著名的寺观壁画等。也包括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目前对这些文化遗产主要采取文字和图像以及文档管理的办法进行研究。这些文化遗产的主要流通渠道在于学者，书籍和博物馆之间。
还有一些问题是，一些文化遗产的图像处理非常简单。不能全方位的反映该文物遗址的直观特征。“考古发掘和研究相互分离，和博物馆管理相分离。大多数情况是，研究者可能采取了学者和学者之间的二手资料。”{4}更不用说博物馆和观众之间所存在的距离感。
因此，文化遗产信息流通不良，是现在实现文化遗址文化价值的最大障碍。事实上，在现代数字媒介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上述问题的有效解决。
首先，通过田野考察，采取全方位的图像采集系统。实现视觉化的图像搜集资料。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考古学阶段，考古学所运用的传统方法实际上对文化研究有重大价值，但是不能在大众文化范围实现有效的传播，是很多文化遗产成为学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不能实现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广泛传播。
目前，对文化遗产的图像采集提升到了三维高精度的手段。“例如非接触式测量，其可分为飞行时间测量法，三角测量法等。飞行时间测量适合于大型文化遗址的三维重建；三角测量法适合于小型文物的三维信息采集。还有线激光扫描和面结构扫描等。浙江大学自主研发的结构光三维扫描设备达到0.2毫米的扫描精度。这些数字信息化技术已在国内多家文化遗址保护应用，完成了数百件文物的三维信息获取工作。”{5}
同时色彩信息的获取同样采用了高精度的三维扫描设备。“例如浙江大学开发了专门的色彩信息获取技术，包括面向壁画等大型平面文物的获取设备与面向三维重建的纹理获取系统。”{6}
作者所引用的上述数字信息化技术已经为文化遗产的图像采集准备了必要的技术前提。首先针对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特征，这些数字化的图像采集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更为文化遗产的再生价值做好了准备。例如我们可以利用采集的图像，实现三维图像的网络数据库建设，能使众多的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及其大众享用这些资料。
这种努力首先为众多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资源共享；再者可以利用三维图像来模拟现实文化遗址的情景。形成新的视觉性的图像式文化遗产。不仅起到保护作用，而且如果实现图像资源和图像式文化遗址。最后，可以全面的通过网络媒介实现文化遗产和大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而缩短大众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沟通距离。
（二）构建网络虚拟博物馆、网络虚拟旅游平台，实现文化信息互动
传统的中国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资金的提供和扶持。传统博物馆也面临着如何转型的问题。例如传统博物馆和大众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感，人们常常觉得那是专家和学者们光顾的地方，和大众没有关系。随着现代信息社会观念的增强，大众对博物馆的要求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人们想从博物馆这些具有高级精神含量的地方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文化。
对一些大城市来说，博物馆如果采取开放的姿态和观众进行信息交流，会逐步实现大众的所需。但是对一些小城市来说，或者对与不同地域的公众来说，还没有足够的博物馆设施来供大众参观。那么，如何实现博物馆的实际功能，使博物馆里那些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精神价值发挥其意义呢。我认为除了传统博物馆对公众的开放之外，还应当建立现代化的数字化信息博物馆体系。{7}
这个数字信息化博物馆不是建立单个博物馆，而是从大格局理念作为起点。分为南方，北方，或者分级别逐个建立从县、到地、再到市级、再到一线省市级，逐步上升到北方和南方文化的领域。这样形成一个强大且细致的数字信息化博物收藏系统。从而实现文化信息的融通和交流。
通过数字化信息博物馆体系，可使各行各业，各地域的公众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可以随便进行博物馆参观、交流。这样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发挥了文化遗产所附带的精神价值，这对传统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回归将会起到重大影响。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博物馆建设，或许缺乏的是如何进一步与现代社会的虚拟媒介接轨，实现最大范围内的资源共享。
（三）形成数字信息化的文化产业
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一。具体的例子非常多，例如敦煌文化的价值不仅给当地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是敦煌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形象的一张名片。但是，文化遗产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除了那些备受关注的著名文化遗产之外，还有很多为公众所不熟悉的文化遗产。对这些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文化建设来说显得很迫切。
例如一些作者提出“虚拟交互体验模式”。以敦煌为例，“莫高窟的数字化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较早也较全面，形成了旅游模拟，虚拟旅游、文物信息保护等一系列系统。”{8}这对文化产业链条的形成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我国目前像敦煌这样大规模的采用数字信息化来发展文化产业还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资金的问题；其次是当地文化产业的管理者，不能有效的认识到现代数字信息化对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所起到的作用。
事实上，对数字信息化媒介的认识应该被足够的重视，因为在现代图像媒介的社会，数字信息化是重要的“活动的”文化传播方式，它区别于传统的文字媒介，也能使那些沉睡的文物、文化遗产主动的走进人们的视野。
注释：
①陈述彭.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490页，地理研究，第24卷第4期，2005年7月.
②同上,490页.
③同上,490页.
④鲁东明,刁常宇.数字化技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和谐共生,旅游学研究，110页.
⑤同上,详细见111页.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183-02
11世纪中叶后，傣族、德昂族和陇川的阿昌族先后信仰佛教。孔雀在佛经中被视为吉祥鸟、神鸟，是佛的化身。佛寺建筑上雕塑了各种孔雀造型，佛龛、佛座、壁画、彩联上也刻绘着孔雀，供桌上插着孔雀翎，摆着千姿百态的孔雀工艺品。同时，孔雀还走出佛寺，进入了民间日常生活：德宏傣家奘房的栏杆上雕刻的是孔雀，门上贴的是孔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牛车上插的是孔雀的模型。德宏民族风情独特，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被国内外誉为“孔雀之乡”、“歌舞之乡”。
一、德宏傣族孔雀舞的价值
1.德宏傣族孔雀舞的主要特点。孔雀舞，傣语称“戛洛勇”,它是傣家人最喜爱的有着古老传统的广场表演性舞蹈，广泛流传于傣族聚居区。其中，尤以瑞丽跳的孔雀舞较为精彩，也较为普及，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跳孔雀舞的高手，甚至还有以跳孔雀舞为生的职业艺人。这种孔雀舞，主要模仿孔雀飞奔下山，漫步森林，饮泉嬉水，追逐嬉戏以及拖翅、晒翅、展翅、开屏、飞翔等动作。孔雀舞分道具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两大类。过去只限男性跳，女性跳孔雀舞是解放以后才逐渐开始的。道具孔雀舞，俗称“架子孔雀舞”，孔雀道具比较宽大，制作工艺精细，色彩艳丽，形象逼真。舞者头戴王子金盔和王子面具，腰系用细竹、彩绸制作的、可以张合的孔雀翅膀和长长的孔雀尾。道具孔雀舞有单人舞、双人舞和三人以上表演的有故事情节的孔雀舞。徒手孔雀舞分两种，即单人孔雀舞和双人孔雀舞。
2.傣族孔雀舞是傣族人民热爱的传统文艺活动。孔雀具有高贵优雅、温和从容的性情，与傣家人的民族性格相吻合，又是佛祖的使者，所以孔雀成为傣族心目中神圣吉祥、幸福美好的象征，凡节日喜庆都要跳孔雀舞。孔雀舞是代表傣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的舞蹈，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表演性舞蹈。它以独特优美的身段、节奏明快的舞步、变化多端的手形、灵活传情的眼神，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孔雀舞已经成为整个傣族的艺术形象，是傣族人民热爱的传统文艺活动。毛相是傣族农民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位傣族民间舞蹈家，傣族第一代专业舞蹈工作者。他表演的孔雀舞以独特的风格见长，舞姿优美、动作灵活、形象逼真、出神入化，被誉为俊美的“雄孔雀”，从瑞丽江畔跳到省城、跳到北京、跳出国门。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与同事白文芬表演的《双人孔雀舞》荣获银奖，成为中国孔雀舞表演的艺术大师；1961年应邀参加中国友好代表团随出访缅甸演出，被称为“传递和平与友谊的金孔雀”。
3.傣族孔雀舞传承的价值与旅游的关系。孔雀舞是中国傣族民间最负盛名的传统舞蹈，是傣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维系民族团结的意义，其代表性使它成为傣族最有文化认同感的舞蹈。在傣族人民的心目中，孔雀是美丽、智慧、幸福、吉祥的象征，而孔雀舞内在感情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性，同一个舞姿和步伐，不同的手型动作，就有不同的美感和意境。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傣族孔雀舞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国家已经开始倡导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不能用金钱和数字加以衡量，但却可以在旅游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民族舞蹈民族文化加以保护，以表演的方式加以忠实记录和有效保存。
二、傣族孔雀舞传承与旅游开发
1.宏傣族孔雀舞传承所面临的困境。约相，是享誉傣族地区与缅北的农民舞蹈家，人称“孔雀王”。孔雀舞诞生在瑞丽，20世纪50年代瑞丽民间舞蹈家毛相将孔雀舞跳到国内外，打出了知名品牌，约相是其传人。约相跳孔雀舞一跳就是四十多年，从小寨子跳到大城市，从国内跳向国际大舞台，荣获了若干大奖和称号，2002 年云南省文化厅、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他“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舞蹈师”称号。约相和旺腊两人2008 年获得云南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族孔雀舞传承人， 为了传承和弘扬孔雀舞，他将孔雀舞传授给儿孙，开创了一家“三代同台”献艺，实行有偿服务的新局面。同时他还在村里组建了“孔雀演出团”，率领年轻人外出表演，一般一场的收入是二三百元，使喊萨成为孔雀舞旅游胜地。旺腊在瑞丽广场创办了小孔雀艺术培训班，在家中传承孔雀舞，重大节日小孔雀才能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演出。方桂英的表演使人惊叹，她创作表演的傣族舞蹈《孔雀比朗》，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傣族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舞蹈动作优柔流畅，运用了许多傣族舞蹈中的高难度动作，她是民间超凡脱俗的“孔雀”。方桂英在自己家中开餐馆，自己跳孔雀舞来促进旅游开发。三位60多岁的傣族孔雀舞传承人都面临者年龄较大、缺乏核心的传承人接替的困境，德宏目前没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孔雀舞传习馆和展示孔雀舞的展览馆。
2.建立合理的旅游开发机制。中国・德宏2011国际泼水狂欢节孔雀舞专场晚会暨民族团结嘎秧舞会在芒市广场隆重举行。孔雀舞专场晚会上，伴着雄浑的锣声和象脚鼓声，独舞、架子孔雀舞、双人孔雀舞、集体孔雀舞、孔雀拳、孔雀棍等一一登场亮相。独舞轻盈优美，模拟孔雀的优美造型惟妙惟肖，令观众沉醉其中；架子孔雀舞活泼热情，一双双孔雀翅膀时舒时展，时分时合，时而展翅腾飞，让人欢呼雀跃；双人孔雀舞表演欢快流畅，雄孔雀和雌孔雀互相应和，同飞共舞，让人心情舒畅；孔雀棍和孔雀拳刚健中带着柔美，孔雀舞舞蹈动作融入到了棍和拳中，让人感受了别样的孔雀。活动的举办，对宣传推荐德宏浓郁民族风情文化、独具特色旅游文化，进一步提升德宏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合理的旅游开发机制，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傣族孔雀舞旅游开发的原则。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一方面，在孔雀舞资源禀赋条件好的少数民族区域，选择一些特色鲜明、品质高的傣族村寨进行重点开发。另一方面，傣族孔雀舞的开发要抓住傣族民族根与魂，结合现代创作意识，实现民族舞蹈的完美舞台呈现，从基本的原生态民族舞素材汲取养料，以民族文化本体核心审美意象为主体，使舞蹈的审美体验得以升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开发过程中，必须尊重资源自身所固有的特征，保证不变形不走样，不做迎合时尚的拔高工作;而对于来自资源内在的自然变化也必须予以尊重，不硬性阻止。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上要保持恰当的分寸，在深度上，要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傣族孔雀舞资源的文化意蕴和审美追求。
三、傣族孔雀舞旅游开发的构想
1.保护性开发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孔雀舞区域景观。严格说来，目前，把少数民族舞蹈作为一种旅游资源来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少数民族区域景观应是风景和风情有机交融的地域空间综合体，但许多少数民族区域景观“情”“景”分离现象十分严重:游客只见“竹林深处有傣家”，却未必能一睹身着孔雀舞服装的傣族同胞。而在风景中一旦缺失了与之相协调的人的身影，风情也就无从谈起。缺少了自然性，民族风情在有意无意之间被直接商品化了:化为歌舞，化为各种投游客所好的习俗表演（更有甚者，穿此一民族衣服，跳彼一民族舞蹈）。显然，在如此风情展示中，中国的少数民族舞蹈虽有登台亮相的机会，但却未能实现其应有的旅游价值:或作为歌舞表演的舞台装，而屈居附庸的位置；或被淹没于习俗演示的动作行为中，也同样被忽视，我们是否能够营造一个自然的民族风情实景，以显示其孔雀舞的价值?
2.满足外来游客体验式参与跳舞。德宏芒市崃们傣家风情村尝试将孔雀舞在客人用晚餐时表演，客人既是参与过程又是消费过程，具有获得感官享受和满足高级需要的双重功能，它以技术的习练和模仿为起点、形式，以文化的理解和感悟为目标、内容，对旅游主客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场所可以单独设立，也可以于正规作坊中开辟一角，以达到人才、技术共享的目的。该场所在外观造型、内外空间处理和装饰陈设等方面应充分体现民族特色，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若能得到孔雀舞老艺人的亲传亲授，一定会增强游客旅游体验的乐趣，传播孔雀舞文化。
3.发挥导游信息传输中介功能。在各种不同场景和情境中，适时传输关于少数民族孔雀舞蹈的各方面知识，在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中，使游客各取所需，从中受益。从孔雀舞形式美到整体美特征的阐发，再到民族―地域特色、宗教―习俗特色和民族审美情趣等深层文化内涵之美的揭示，以满足游客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旅游审美的需要。在以旅游体验为主的环节，以相关实用信息的传输为主，告知游客具体孔雀舞的年龄、性别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特征，讲述必要的有关孔雀舞的发展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孔雀舞服装工艺、穿着技巧等，以满足游客求知、求实的需要。
四、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孔雀舞资源独具特色又动态变化，洞悉其稳定态的质，追踪其微妙变化的量，只有这样，才能合理有效地开发资源。孔雀舞体验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在这种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可以在与人交往中品味多彩人生，可以在积极模仿他种角色的过程中发现和发展自我，也可以在旅游消费过程中享受世俗之乐。总之，中国少数民族孔雀舞的旅游价值独具特色，开发潜力很大，市场前景也比较广阔，同时，研究和开发工作也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要认真分析评估其旅游价值，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原则,探索具体现实的开发途径。
参考文献：
[1]情满怀歌盛世――记傣族农民方桂英[N].德宏团结报,2004-12-29.
根据《2015-2020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现状研究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亟待新的文化元素形成“新生态”从而抵御外力侵蚀，由此，一个新的文化维度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渐渐走进公众视野；如何发挥其与当代主流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耦合效应的载体价值，进而怎样对当代大学生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共识课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生存现状与价值定位
遗产保护起源于欧洲。始于1790年法国。与国外相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保护尚处于发展期。以西安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组织了近千人次“非遗”传承人走进了20多所高校，开展了40多场活动，受众总计达10万多人次。然而5年来10万学子中没有一人主动提出学艺……另据西安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从近几年“非遗”保护工作的整体情况来看，在认识上比以前提高了。但是，重申报轻挖掘的情况愈演愈烈，一些申报者奔着经济利益而来；而对于大学生来讲，某种意义上无法真正靠近，因为“非遗”短时内很难跟他们的生活、学业产生关联……[1]
现状显示，作为传统优秀文化组成部分的活态的、民间的“非遗”在当下学界的讨论盛宴中较少被涉及，这源于研究者多将优秀传统文化聚焦为圣贤语录、经典文献和精英表述，而忽视了“非遗”的载人育人“活化石”价值――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敬业、友善”等信条在“非遗”中均可以触摸甚至感受到直观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理念。而对于“非遗”的价值定位，给出了科学诠释：“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思想维度“边缘化”因素分析
1、当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非主流思潮冲击
时下一度泛滥的“”思潮，对主流价值观百般挑剔、丑化，再借助当下自媒体手段应用，复制以大量碎片化信息误导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表现在文化上则体现出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其中虚无主义的文化主要否认人生和世界意义等；技术主义的文化则是借助于传媒技术，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虚拟化――即人被技术所制造的虚拟世界控制了；而享乐主义的文化则成了消费最直接的产品形态，甚至有的超出一般的享乐主义范畴，一度成为某些腐化、低俗甚至假丑恶意念的培植“温床”……
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能没有敬畏和信仰，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指出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3]当前对“非遗”的思想维度认识，体现了事实上的文化基因和归属意识，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非遗”都是唯一性，完全可以印载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渊源，应附载于更多的思想底蕴和内涵，特别是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有机切合，发挥出特殊的育人、载人效果，形成新的“思想生态”功能。
2、大学生受众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的思维局限
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和主创体，责任艰巨。以西安为例，西安市“非遗”博物馆内，有40000多件“非遗”和民间工艺实物，600多位“非遗”项目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艺术档案。目前西安有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如何能在青年一代手中把这些文化遗产完好地保存下去，真正走进大学生的意识理念中显得尤为迫切。当前“非遗”进入高校的方式虽也呈现出多元化，如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举办“非遗”专题展览等，但由于缺乏创新思维，过多的传统手段使学生直觉的认为“非遗”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艺术形式，对如何传承和感知其思想维度则无从下手。因此我们应该以“动态继承”的理念对“非遗”进行整合，不断挖掘和提炼“非遗”的思想内涵价值，更好的发挥其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意识理念的作用。[4]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主流价值观的当下耦合效应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