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2 09: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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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民间借贷本属私法自治的范畴，但国家强制将其中部分行为纳入刑事法律规范的范畴加以干涉，直接影响其行为效力和相关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且在司法实践中衍生出“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的争论。笔者认为，所谓“先刑后民”抑或“先民后刑”只能针对个案而言，而不能成为此类纠纷的司法实践必须遵从的办案原则。要从无数个案的司法实践中找到一条两全其美之路，既不影响私法自治对社会生活的有效规范，又不妨碍国家强制对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维护。
关键词：刑事规范 合同效力 民间借贷 刑事犯罪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民间资本在国家掌控的金融体系之外异常活跃，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民间借贷行为，其中一大部分由普通民间借贷行为而质变为涉嫌或构成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经济犯罪，且有高发频发态势，远的典型案例有浙江吴英案，近的有泰州本地的高某诈骗一千多万元案⑴等。在此背景下，民间借贷一方当事人可能或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民间借贷合同以及从属的保证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将对民间借贷合同中的债权人及保证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成为影响社会传统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因素，并对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不可逆的作用。在此问题上，理论界的意见不一，各地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及结果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⑵，单笔的借贷行为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单个借款行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使借款人最终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类型的经济犯罪，也不影响单笔借款行为的效力，应按民事纠纷认定为有效并依法处理；也有的认为，借款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有关的民间借贷行为的定性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宜立即作为民事纠纷处理，而应先行驳回，如最终构成刑事犯罪的，债权人再次的，法院应以其行为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民间借贷行为及保证行为无效，依法按无效的规定予以处理。这种状况下，普通的民间借贷体现的是平等主体间的私法自治行为，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犯罪体现的是国家强制力对私法自治的干预。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如何博弈，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刑事法律规范如何有效转介到民事法律规范，对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认定产生影响，从而在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找到平衡，既对违法行为予以强制力打击，又能对私法自治下的合同当事人合法权利进行有效救济与保护，是处理具体案件时经常遇到的困惑。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影响民商事合同效力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情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属于上述情形及属于何种情形，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给司法实务中具体个案处理带来了困境。这就需要理论与实务界对私法自治遭遇刑法等国家强制时如何从中突围或与之融合，明确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给公众释放正确的引导信号，以规范类似社会行为，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促进社会稳定。
二、司法实务中的具体实践：对具体个案的整理与归类分析
（一）具体案例的列举
案例一⑶：吴某诉陈某、王某及某房地产公司民间借贷、担保合同纠纷案
陈某向吴某借款200万元，王某及某房地产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后陈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处罚，吴某索款未果向法院要求陈某归还借款，王某、某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成立且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被告陈某向吴某借款后，理应按约定及时归还借款。被告陈某未按其承诺归还所欠原告借款，是引起本案纠纷的原因。对此，被告陈某应承担本案的全部民事责任。对于王某、某房地产公司提出陈某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不应再承担责任的辩称，根据担保法有关规定，如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使保证人违背真实意思提供保证的，则保证人应免除保证责任。现被告王某和被告某房地产公司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佐证吴某与陈某之间具有恶意串通的事实，亦未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告吴某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陈某采取欺诈手段骗取王某和某房地产公司提供担保，因此，对于王某和某房地产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支持。吴某根据借款协议借给陈某200万元后，其对陈某的债权即告成立。至于陈某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与本案合同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部门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民事合同纠纷。据此，对于王某和某房地产公司提出在未确定本案借款的性质时，该案应该中止审理的意见，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本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明确，陈某对该借款应当予以归还，王某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愿为陈某借款提供担保，应承担本案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据此支持了吴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王某、某房地产公司上诉称，如陈某经人 民法院审理后确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本案借款协议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两种情形，借款协议显然无效，由此担保当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本案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责任不在其，其没有过错。但原判未对借款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直接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请求二审依法改判确认担保无效，其不承担担保责任，驳回吴某对其的诉请。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中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陈某触犯刑律的犯罪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借款合同无效。因为借款合同的订立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效力上采取从宽认定，是该司法解释的本意，也可在最大程度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一审判决陈某对本案借款予以归还，王某、某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⑷：杭某诉徐某保证合同纠纷案
20__年4月20日主债务人高某⑸通过徐某向杭某借款240万元，同月26日高某又向杭某借款350万元，利息为87500元，约定1个月还款，高某向杭出具借条一份， 徐某以担保人的名义提供担保，双方未约定保证范围、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届期，徐某及高某均未能依约履行清偿义务，杭某诉至法院。徐某辩称借款人高某涉嫌诈骗，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高某骗取了杭某的资金，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其提供的担保也为无效，故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委会讨论认为：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犯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杭某也履行了出借义务，杭某与高某及徐某之间的借贷、保证关系，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借贷合同为有效合同。关于徐某提供的保证，徐某既没有证据证明杭某与主债务人高某串通骗取其提供保证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杭某及主债务人高某对其采取欺诈、胁迫的手段，使其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故徐某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被告徐某应对全部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关于徐某认为“高峰涉嫌诈骗，借贷合同无效的，应先刑后民，中止审理”辩称意见，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即使高某借款存在欺诈，借款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不属于无效合同，应由受害人即杭某决定是否申请变更或撤销，但杭某没有行使上列权利，也未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是选择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借款合同仍然有效。民间借贷涉嫌或构成犯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并不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只是一种方式，且本案中徐某承担保证责任，不会影响高某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判决。据此，法院判决徐某承担了保证责任。后徐某提出上诉，二审期间经调解达成了调解意见，徐某支付杭某部分款项。
案例三⑹：丁某诉孙某、戴某保证合同纠纷案
20__年7月7日，借款人焦某向原告丁某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当日出具了200万元的借条，孙某、戴某在借条上签字担保。20__年1月1日，丁某出具委托书委托案个人赵某向焦某及孙某、戴某催款，1月20日，赵某从戴某处收取10万元，并出具了收条。公安机关于20__年12月29日对焦某等人决定以涉嫌集资诈骗立案侦查，后将所涉罪名变更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于20__年3月20日就本案的借款对焦某进行了询问。丁某诉至法院，要求孙某、戴某承担保证责任，连带偿还借款及利息。
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认为，本案借款人焦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所涉借款亦在公安机关的侦查范围之中。本案纠纷涉嫌犯罪，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丁某的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丁某的。丁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借款人焦某因涉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本案纠纷亦涉嫌犯罪，应先由公安机关先行处理，暂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案例四⑺：吴某诉王某、杨某、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
20__年5月23日，被告王某经被告杨某、被告某公司保证向原告吴某借款人民币550万元。20__年2月22日，王某被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后被省高院二审改为死缓。20__年2月，原告吴某向法院提讼，要求王某偿还借款，并要求杨某、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王某对借款无异议；杨某、某公司对担保事实无异议，但认为涉案借贷发生在王某的集资诈骗犯罪实施期间，虽未列入刑事判决，但属于漏罪，应补充侦查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同时认为若涉案借贷构成犯罪，则借款行为和担保行为均属无效，担保责任由此免除。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借贷行为发生在王某的集资诈骗犯罪期间，刑事判决虽未将本案借贷列入犯罪事实中，但本案借贷涉嫌犯罪的可能性较大。由于是否构成犯罪对担保人的责任具有较大影响，故法院对本案予以中止审理，并将犯罪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在四个月内对涉案借贷是否予以刑事立案予以书面答复。后公安机关未予答复、亦未立案，法院对本案恢复审理并作出担保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判决。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二）对上述案例的归类分析
从上述具体个案可知，此类纠纷往往是借款人在大量举债后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诈骗罪被公安机关立案处理时，出借人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还款责任的。而同为受害人的担保人，则都以借款人涉嫌犯罪为由，或主张担保责任免除，或要求案件中止审理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从各地法院的做法来看，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归类分析可以概括为 “有效论”和“无效论”，在具体案件处理程序上也分为两类，即“实体处理论”和“驳回论”。
所谓“有效论”认为，基于刑事犯罪和民事合同系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行为人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也不影响民事合同纠纷的独立处理，其效力应认定有效。所谓“无效论”，即只要行为人的民间借贷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其行为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所谓“实体处理论”，即不管行为人是涉嫌或已构成刑事犯罪，债权人以民事纠纷的，法院均应受理并作出实体处理。所谓“驳回论”，顾名思义，就是如仅仅是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侦查，还没有刑 事处理结果，债权人借款人和保证人或仅保证人的，应以民间借贷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如最终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刑事判决中会对所涉赃款进行追缴，实现对出借人的债权保护，民事程序无须再处理，债权人再债务人的一律驳回，保证人的可受理并按无效保证予以处理。如最终不构成刑事犯罪，则债权人再的可按普通民事案件处理。其深层次的考虑是一旦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将对民间借贷合同和保证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如构成刑事犯罪，如不构成刑事犯罪或所涉借款未列入犯罪数额，则债权人可另行，按正常民事审理程序继续处理。而在一般民商事合同中，主从合同的效力关系仍严格遵循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逻辑前提。对于民间借贷合同从合同的保证合同也因此分为二种情况予以考虑，即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保证合同自然无效，谓之“双无效”；二是民间借贷合同有效，保证合同有效，谓之“双有效”。就上述观点而言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作支撑，需要具体分析才能有所定论。从上述四个案例来看，“有效论”、“实体处理论”在审判实践中占主导，而“无效论”、“驳回论”的空间较小。
“有效论”的理由主要是借款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否定单个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自愿协商，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和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此种行为受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制。《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要判断一个借贷合同是否合法有效，需考察其行为是否符合上述情形。双方当事人在订立民间借贷合同时，真实意思表示，出借人在出借财物时在主观上没有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故意和过错，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虽然债务人因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吸收存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其借款行为的“总和”违反了金融法律法规及刑法的相关规定，其行为受到了法律的否定，但基于合法的单个借款民事关系成立在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形成于后，同一个借款行为不能受到二种不同的法律评价之法理，而不能否定单个的民事借贷行为的效力。案例一、二、四即是以此种理由来裁判的。
“无效论”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从借款人的借款行为在刑事程序中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即已构成刑事犯罪，则违反民事法律规范自在不言之中，其借款行为系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则借款人与出借人所签订的每一个借款合同均系无效合同，因借款合同自始无效、当然无效。在有担保合同的情形之下，则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当然亦无效。
三、涉嫌或构成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依据和实务必要
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突围与融合随着整个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但一直在上演中。如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就是如此⑻。通过对上述案例的列举与分析，笔者认为，此类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应抛弃国家强制必定影响私法自治的正常走向的传统观念，从程序和实体上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出适当安排。这种安排，一方面要确保私法自治中债权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最大保护，体现平等主体交易的安全与稳定，增强社会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保证国家强制能够在特定场域通过对损害社会大众利益的违法行为客以刑罚方式发挥其惩戒和教育公众的作用，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统一。
（一）程序上的安排及其法理依据
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应根据不同情形、不同阶段在民事程序上分别作出合理安排。
涉嫌刑事犯罪阶段：1、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当事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罪等刑事犯罪时，应向侦查机关移送犯罪线索、材料，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的，应当裁定中止审理；侦查机关不予立案的，民事案件继续审理。这种安排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审理经济纠纷涉嫌经济犯罪的意见》）的相关精神。该意见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涉嫌刑事犯罪已被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债务人和保证人为共同被告、或者以保证人为被告的，法院均应以案件涉嫌犯罪，暂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当事人。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涉嫌经济犯罪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且这种情况下的民事案件往往需要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如果不予驳回，将占用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无故拖延民事案件审理期限，对法院和权利人均不利。
构成刑事犯罪阶段：刑事案件结果出来后，权利人借款人或保证人，法院应予受理并在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
（二）实体上的处理及法律依据
借款人构成非法吸收公存款罪等刑事犯罪的，债权人的，法院对民间借贷合同应以民间借贷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为无效，同时按照“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原则认定从属的保证合同亦无效，并按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作出相应裁判。
一、法务会计的主要工作及服务领域
（一）主要工作
法务会计主要是对经济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与经营状况进行审查，是一种既不同于一般的会计工作，也不同于一般审计工作的特殊会计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1.根据业务程序审查经营活动的真实性和预计费用的合理性。
2.帮助进行资产保护和回收。
3.与其他专家进行协调，包括与私人调查者和工程专家咨询者的协调。
4.取得所需证据用于支持或驳回。
5.审查相关证据以形成对案件的最初评价并确认损失领域。
6.协助对新发现的事项进行审查，帮助有关方面对财务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确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
7.参与对已发现证据的审查，帮助有关方面对财务问题的理解，以及确定其他需待查的问题。
8.审查持反对意见专家有关损失的报告以及他们对既定状况强弱分析的报告。
9.协助进行谈判和解决纠纷。
10.到庭听取持反对意见专家的证词，提供综合审查服务。
（二）服务领域
1.企业、事业单位
该领域中法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使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行为符合国家现行法律，在遵守或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寻求本单位的最大财务利益，并能运用法律武器进行交涉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企、事业单位的法务会计人员应该是既精通会计业务及会计法规，又熟知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税法、公司法、劳动法、合同法等法律知识的跨领域人才。
2.社会服务中介机构
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都是法务会计应用的重要部门。在这些机构中，活跃着一批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考试、考核而具有资产评估、税务、证券评估等资格的法务会计人员，他们依据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规范，通过检查、分析、认定之后所出具的报告自然具有法律效应。
3.司法机关及国家审计部门
司法机关的司法会计也是法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会计在侦查、审理交易纠纷、贪污受贿等经济案件时，都要涉及被审查单位的会计资料及会计人员。这就要求司法会计人员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有会计、审计知识才能胜任。国家审计机关和企业内部的审计人员，也应该是既熟知国家、企业内部有关审计的法律，又懂会计、审计的法务会计（审计） 人才。
二、我国法务会计发展的现状分析
我国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际运用的较少，总体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
（一）法务会计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法制建设还待完善
目前，我国学者对法务会计的理论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他们在法务会计的概念、依据、基本假设、范围、目标、功能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还没形成系统、规范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没有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就谈不上规范的法务会计准则与制度、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经济损失确认和度量的标准。这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司法实践的要求。在我国，律师制度、合同公证和仲裁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等不同程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法律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体系，但法务会计制度尚未建立，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对经济案件的调查虽然也会吸引有关会计人员参加，或依赖注册会计师提供的财务报表，但由于参与调查的会计人员通常缺乏法务会计的专门知识和经验，所获财务证据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受到较大限制，对经济损失的估计也可能失当，从而影响到法庭对案件的公正裁决，所以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呼唤着法务会计的产生。
（二）现有业务范围较窄
国际上法务会计的内容很广，包括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司法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等方面，而我国目前只运用在司法会计方面，也就是经济犯罪领域有关案件的审查，比如一些重大经济案件由检察机关立案后，聘请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联合审查，调查搜集犯罪嫌疑人有关经济犯罪的事实，并聘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为诉讼提供有关证据，而在其他方面还很少涉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对内、对外大量的经济交往和交易过程中，经济纠纷的案例显著增多且不断复杂化。要妥善解决各种经济纠纷，离不开对纠纷案件的性质和损失的科学度量。社会各界对法务会计的需求将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经济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将仰赖于法务会计师提供的财务会计证据和会计信息分析。所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着法务会计的发展。
（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目前从事法务会计的人员主要是司法、检察、律师、审计、财务等有关方面的人员，但大多数检察官、律师、法官的会计审计知识达不到要求，没有掌握通过法务会计检查收集证据的基本技能，也不清楚通过法务会计鉴定应当和可能解决哪些财务会计问题，而相关会计和审计人员又在法律知识和调查技术上有所欠缺，使我国法务会计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取证难和不会应用法务会计技术查处案件所涉及的会计业务情况，难以弄清案件的事实，影响案件的公平判断。
三、对加强和促进我国法务会计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和相关制度建设
大力推进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对规范法务会计实务、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计界和法学界应加强对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比如创办法务会计期刊，设立法务会计学会，在高校会计专业和法学专业开设法务会计课程，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和沟通，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包括法务会计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工作程序和方法、执业和职业道德等内容的法务会计理论体系。同时在广泛征集各界意见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法务会计制度建设，逐步建立起诸如法务会计资格认证制度、法务会计专家认证制度、法务会计诉讼支持制度、法务会计咨询制度等一套法规制度，使法务会计的开展真正做到有规可循、有章可依。
（二）扩大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范围
有了法律和各项制度的保障，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就可以逐步扩大法务会计的业务内容和服务范围。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推广运用司法会计、企业税务理算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等法务会计，这些在我国有一定的应用基础。服务范围包括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反腐败和经济案件调查取证时，可依法聘请专门的法务会计人员协助鉴定或出庭作证等等。
（三）加强法务会计的人才培养
法务会计作为一门新兴的复合型学科，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才。一名高素质的法务会计必须精通会计和审计知识，熟悉法律、掌握调查取证技术、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掌握计算机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独立的敬业精神。同时要加强和规范国际注册法务会计师的资格考试和认定工作，培养出大批合格的法务会计人员。
四、我国法务会计发展前景展望
（一）法务会计将构成重要的法律支持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个人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化的经济，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是以契约（合同）为纽带的，合同的履行、契约关系的维系，单纯依靠行政协调以及个人和经济主体的信誉、良心和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法律做保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个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更为频繁，由经济联系而带来的经济摩擦和经济纠纷不可避免；在经营过程中由于个人的过失给公司或他人带来经济损失也在所难免；在复杂的经济环境面前，一些利益熏心的人以身试法、发生经济犯罪行为也是不可能杜绝的。为妥善解决经济纠纷、客观度量经济损失、有效打击经济犯罪，从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必须强化法制建设，完善经济立法、经济司法及其他支持体系。法务会计就是为适应这一客观需要应运而生的。它是运用专门的知识，通过深入细致的经营调查和财务会计分析，为度量经济纠纷、经济过失和经济犯罪等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系统、客观、细致的会计证据，从而使法庭的裁决更为客观公正，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使经济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可见，法务会计和律师一样，将构成重要的法律支持体系。
一 设置合理科学的实训教学流程
实践教学这一环节的完善首先要设置合理科学的实训教学流程，包括单项实训教学、门类实训教学和综合实训教学。单项实训教学是按照某门法律课程的内容结构，在教学中将一门课程的不同内容设置成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以案例教学法、辩论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教学方式，注重课堂交流，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门类实训教学是在完成某部分理论教学后，将多个单项实训教学内容编排在一起进行实训训练。如在完成企业法律制度理论部分的学习后，可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的设立程序编排在一起进行小组实训，对比掌握这部分的内容。综合实训教学在某门课程所有内容结束后进行，主要包括两大模块：（1）在校内进行综合法律知识与技能训练，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列出教学内容的关键词，指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可以某一法律课程中的某个主要内容为主，涉及法律课程其他内容的训练。例如，商法课程的教学中，以公司设立启动实训教学，关涉商法中的商主体、商行为、商事登记等内容。再如，以企业法人破产制度启动破产程序实训教学，关涉经济法中的劳动法律制度、担保债权制度、破产财产破产程序等内容。（2）校外实训基地的实际技能教学，由校外实习基地的具体工作人员作为督导，带领学生直接接触实际的案件环境、真实案例，运用已经学到的法律知识去分析、了解真实案件，甚至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由此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二 发挥模拟法庭教学的作用
模拟法庭就是选用真实、典型、有代表性的案例，让学生分别以当事人等不同身份、依照法律的规定和诉讼程序，进行开庭审理的实践教学活动。其目的在于让学生熟悉司法审判的实际过程，熟悉与案件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训练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模拟法庭作为一种综合性、实践性非常强的教学活动，在经济法或者商法课程的教学中，如何解决经济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商事纠纷，就涉及法律程序的问题，用模拟法庭的教学方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说，模拟法庭一般历经案例选取、角色选择、材料准备、总结点评五个环节。在案例选取阶段，课程教师需注意学生选取案例的真实性、来源是否合法、是否过时，能否反映社会热点并属于具有重大影响的真实案例，能否与经管类专业相结合，能否反映和解决经管类专业出现的实际问题。总体而言，授课教师必须把握学生所选取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专业深度和难度，以某一法律知识为主的情况下，可综合运用其他相关法律知识，具有可辩性，能给案件当事人留下思考辩论的余地；在角色选择阶段，授课教师除了控制组员人数外，角色的分配选择可以尽量放手让学生自己自由组合，这也是锻炼学生协调能力、组织能力、自我评估能力的绝好机会，由学生组合好后按角色的身份各自做好辩论等各方面准备；在材料准备阶段，是需要授课教师把关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跟案件相关的各种法律文书如起诉书、公诉书、证据目录和说明、辩护词、词等均需要在开庭前由授课教师审核。当然，授课教师不需要一一过问程序性的环节，如法律文书的送达之类的程序；在开庭环节，授课教师注意的是学生的礼仪、法律知识的运用、语言的运用、机智和风度等，学生在模拟法庭中必须从提供的案件材料入手，从与对手的辩论中，找出有关的法律要点、寻找适用的法律规范、形成自己的辩论或意见；在点评阶段，授课教师除了全程总结点评外，更需注意的是注重学生的看法，要求学生对模拟法庭活动做总结提意见，交流看法，以进一步巩固实训效果。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解决经济纠纷或商事纠纷的能力，掌握举证、质证、辩论的技巧，使学生从教材走向生活，从理论走向实践，提高和锻炼学生法律实务能力。
当然，模拟法庭教学在知识要求、实际效果、学生参与等方面也有其不足之处，需要加以注意克服。模拟法庭教学要求学生具有完整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基础知识，但高职经管类专业的学生缺乏完整的法律知识，即使学生在参与模拟法庭之前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要勉强在短时间及角色有限的情况下处理一件复杂的真实案例，也是背诵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而非临场发挥，要真正贯彻模拟法庭的教学还比较困难，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达不到教学目标。
三 创新专业实习形式
对法律课程内容而言，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基本内容。程序法的教学比较容易融入实践的手段，实践教学模式多样化。而实体法的实践教学过程则很难进行，因为实体法的理论性、原理性内容比较多，也很难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要求融入实践教学内容。而这些实体法所涉及的内容又是构成某个专业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不可或缺。因此，在这些纯理论的实体法教学中融入情景案例，或者创新专业实习形式，实施顶岗实训进行实践锻炼，有助于丰富这些课程的教学方法，促进实践教学的不断创新。目前，顶岗实习实训已被广泛运用于中国高职经管类专业教学中，对培养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顶岗实习，学生在专业领域获得了实际的工作经验，巩固并检验学习的知识，了解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商事纠纷案件的处理方式，在了解企业法务部门、商务部门的处理问题过程中还可以做具体的案卷整理工作，对企业各部门的运作方式有更深的理解。常设性的课程实训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校内外公益社团活动，如青年志愿者协会、红爱队等，让学生有机会体验及观察社会实际生活，并接触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懂得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社会问题。
本文为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10354002）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6日
一、引言
温州是我国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也曾是我国民间借贷违约率非常低的区域，然而近年来，其民间借贷纠纷却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年，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为4，051件，2010年、2011年与2012年分别增长了86.2%、59.8%与61.4%，经过3年的快速增长，2012年的纠纷数达19，446件，竟是2009年的4.8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大量爆发？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一个事件的产生必定有内因与外因。目前，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纠纷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外部成因。陈成建（2009）认为道德、法律和经济风险集聚是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原因；黄书名（2012）认为主要原因是借贷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国家金融监管缺位和银行中介功能弱化；曹（2014）则从特征因素、经济因素、金融监管机制因素、资本特性因素、民众法律意识因素五个方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增长进行成因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法律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经济环境变化等客观外在原因非常重要，但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内在成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更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我们对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调查，尤其是对温州瑞安市的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为基础，充分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内在原因。之所以选择瑞安作为调研重点，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经济上具有典型性，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其人口占温州市的15%，年产值占比为16%；第二，民间借贷及其纠纷发生上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民间借贷纠纷对温州全市的占比较高，相对于温州全市的情况，2009年的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占比为28%，涉案标的额占比更是高达34%；第三，与温州全市的情况基本相同，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也呈持续快速增长之势，2012年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达3，927件，是2009年的3.5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现状及变化特征，第三部分结合案例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现状及变化特征
借贷主体、借贷利息、借款数额、借贷期限等是研究民间借贷行为的核心要素。我们以这几个核心要素的信息掌握为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调查：第一，到瑞安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若干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实地调查，获取核心要素的样本数据；第二，拜访瑞安市人民法院，搜集瑞安市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总体数据，以及200余例纠纷案例的样本数据和其他信息；第三，实地抽样调查瑞安当地的众多普通借贷者，了解借贷动机及其对借贷纠纷成因的主观认识等。在下文分析中，总量分析的对象是总体数据，而各类特征分析的对象是样本数据。
（一）总体状况及其变化特征。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涉案标的额也呈持续上升之势。2008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仅812件，涉案标的额为1.77亿元；而自2009年起，纠纷案件数量及标的额呈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到达最高峰，纠纷案件为3，927件、标的额高达34.69亿元，分别为2008年的4.8倍和19.6倍。2013年纠纷数量开始减少，2014年出现明显下降，纠纷数仅为2012年的1/3。从纠纷案件的总体变化来看，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1、借贷纠纷案一度成为民商事案的主体。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占所有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不断大幅上升，一度成为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民商事案件总量的占比超过1/3（2014年除外），2012年和2013年的占比更是高达40%，2014年的纠纷数量有所减少，所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2、借贷纠纷案平均标的额呈明显上升之势。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平均涉案标的额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08年，纠纷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21.8万元/件；到2014年，达到了111.4万元/件，为2008年的5.11倍。
3、纠纷当事人分布渐趋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大致包括家庭及个人（下文简称个人）、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早些年，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自然也主要是个人与个人。然而，随着民间借贷逐步从熟人圈走向民营企业主、典当担保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陌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的分布也逐步走向多元化。调查发现，尽管个人之间的纠纷依然占多数，但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数量呈快速增加之势，其中尤以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纠纷数量增长最快，从2008年的18件增加到2014年的298件，年均增长60%。此外，发生借贷纠纷企业的行业分布很广，既涉及加工与贸易行业、服务业，也包括制鞋、模具、机械等制造业。其中，出现借贷纠纷频度最高的是房地产、投资咨询和融资管理等行业企业。
（二）调查样本及其纠纷特征分析。为梳理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变化特征，我们以从人民法院获取的调查样本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这些样本为来自瑞安人民法院的近4年的200余件纠纷案例，我们从中选取其信息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166件纠纷案例。按年度划分案例，2011～2014年的数量分别为47、44件、40件和35件。
在下文的特征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纠纷案由、单笔借款金额、纠纷贷款流向等基本特征，以及借贷的合法性、纠纷的群体性、纠纷的调解难度等深度特征。鉴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要，下文中凡涉及借贷者个人信息的均予以回避。
1、纠纷案由。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借款方还款违约导致的纠纷，约占40%。纠纷往往缘于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方未归还本息，贷方多次催讨无果，故向法院。调查案例中，一种情况是借款方仅支付前两个月的利息，之后故意违约不还本息；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但因经营不佳失去还款能力。
第二类是因双方对借贷约定不规范或者认识不一致引起的纠纷，约占50%。纠纷往往源于借贷双方在合同（欠条，甚至口头约定）中未明确约定借贷利息、还款期限和借贷担保等，双方认定的借贷事实不同。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但事后借方推说利率过高，只愿支付2%；又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5%，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方由此拖欠本金利息，从而引发民间借贷纠纷。
第三类是因非法吸存、集资诈骗产生的借贷纠纷。数量占比虽小，但牵连广，往往会出现数个原告同一公司或个人，导致纠纷的调解难度大大增加。
2、单笔借款金额。单笔借款金额差距较大，小者仅有3至4万元，大者可达500万元以上。从分析样本来看，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单笔借款金额近年来总体呈不断上升之势，从2011到2014年，纠纷从单笔50万元以下为主逐步转向以单笔50万元以上为主，100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纠纷日益增多。进一步分析还发现，300万元以上的借贷纠纷案例以集资诈骗为主，且每个案件的单笔借款金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3、纠纷贷款流向。从纠纷的资金流向来看，近年来从以生活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经营融资为主的特征变化非常明显。总体上，贷款资金流入生活消费的借贷，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借贷者关系亲近，信息较为对称，借款双方对借贷事实的争议较小。相反，贷款资金用于经营融资及临时周转就容易发生纠纷，近4年该类纠纷占总纠纷数的68%，其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或投机失败、周转资金链断裂。
4、非法借贷涉及面广。近年来，非法吸存、集资诈骗等非法借贷行为不断发生，非法借贷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加，借贷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如，2011年包某某对外宣称二手车抵押业务利润可观，以支付高额回报为诱饵或以共同经营为由向陈某某等14名民众集资款项共达1，418万元，用于高利放贷和经营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后因放出的高利贷无法及时收回，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亏损，资金链断裂，导致1，300多万元借款无法归还而产生纠纷。
5、借贷纠纷日趋复杂化。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纠纷当事人的人数有增加趋势。自2011年起，纠纷当事人不再是原告与被告两个单一主体，而是逐渐向多个纠纷主体转变。经常出现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等现象。此外，因多重借贷的发生，甚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纠纷关系，同一个当事人可能既是原告又是被告。
6、纠纷调解难度日益加大。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难度日益加大，案件审理或者调解时间也逐渐拉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一是当事人的出庭率低，80%的被告收到法院传票后拒不出庭，部分被告甚至下落不明致使传票无法送达；二是部分被告对借据上签字的真实性或借据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需提起第三方鉴定，颇为费时；三是部分担保人被告否认自身的担保义务或担保期限等。
三、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内在成因分析
一般认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相比，民间借贷最为显著的差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借贷主体关系可能较近、协议方式简便、利率较高、担保形式灵活等。这些特点是民间借贷普遍存在并迅速发展的原因，但也为借贷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下文我们将利用166个法院案例样本，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信息，进一步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
（一）纠纷案例的内部特征分析。对获取的166个法院案例样本，我们从借贷主体间的亲疏关系、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与借贷担保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2011至2014年的案例发现，借贷主体关系较为亲近的数量仅占纠纷案例总数的13.3%，且比例波动小；借贷协议很不规范，仅仅为“口头协议”的纠纷占纠纷总数的4.8%，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借贷协议中有担保形式的纠纷仅占纠纷总数的36.1%，这一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5年后，国务院三部门又一次明令取缔各类追债公司，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2002年，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范围，“侦探公司”“私人保镖”等新兴服务行业纷纷出现在新颁布的“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区分表”中，但讨债公司仍在禁止之列。
开红旗拉着笛 讨债是门“艺术”
目前在报纸上刊登公开广告的这些讨债公司，实际上都是在违法经营讨债业务，这些打着专业讨债旗号的公司，往往都是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的商务调查公司或咨询中心。
“很多讨债公司其实就是痞子开的，你看一个个的都是不务正业的混混，那些欠钱的人，就怕这个。”某讨债公司负责人李哥如此评价自己从事的行业。在这些专门从事要债的人看来，债务清偿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几个光头青面、满胸又身的肌肉大汉就可以撑起一个讨债公司。
开红旗轿车，拉起警笛，这些听起来似乎天方夜谭的情形，却的确是某些专业讨债者所喜欢的。他们不喜欢太差的车，一般都比较中意像红旗、奥迪这样的公务用车，气派有型很多时候还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讨债有时候真的很简单，他们已经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套路。比如说什么话、干什么事、摆什么架势，都经过若干次的实战测试，总结出了经验和方法。
“我们从来不直接说我们是讨债公司的，我们都说是债权人的几个东北表哥。”在一家商务调查公司从事讨债工作的陈哥说，“但其实对方也很明白地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几句话一个回台，如果碰到还比较“硬”的欠债人，那么第二套台词就会搬出来：“也不跟你多废话了，我们是干什么的，不说你也知道。有钱没有，有就赶紧还了得了。”
只要对方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很多人一下子领悟到，所谓的讨债公司，大多数就是涉黑的社会团体。
威胁和轻微的恐吓，是他们经常采用的逼债方式。所以对于棘手的或债务人踪迹不明的纠纷，讨债公司也都会经过事先缜密的调查，一般不把对方的生活习惯和出行路线摸熟了不会轻易上门要债。只要上了门，也就是对债务人的底细摸透了，对于他和他的家人的居住地点以及生活习惯，都有所掌握。
一句“你家住哪里，我们也都知道了。你的命不值钱但你孩子的命可就值钱了”这样的话，往往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而这些基于人身的恐吓和威胁，却总能迅速起到法律无法实现的作用。
连骗带抢 收费不止50％
很多债权人，在迫于无奈找到讨债公司的时候，一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面对讨债公司提出的分成一半的要求，也大多表示接受。毕竟，对于流失在外的无法收回的呆账或死账，能要回一分是一分，也就不计较太多了。
但实际上，根据记者的调查了解，按照委托人委托收债的合同标的额真正最后落到委托人手上的，往往只是在30％～40％左右，也就是说，讨债公司从中收取的费用远远不止50％这个本已高昂的抽成，有时候甚至达到70％的比例。这意味着即使你找了讨债公司，钱要回来了，也不一定就会回到你自己手里，很大一部分都被债务公司所篡取。
“找黑社会，成本低，速度快。”是很多人在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追债到精疲力竭时所一厢情愿的愿望，却往往忽略了为此付出的代价。
一般来讲，讨债公司对委托讨债者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有真实有效债务凭证的经济欠款纠纷，10万元以下的收费50％，10万元以上的收费40％或45％不等：数额在上百万、几百万的欠款纠纷，具体收费比例可以双方互相协商确定但其数额也大多在几十万之多，并且需要前期就提供“兄弟们”活动费用。
而对于10万元以下的小数额欠款纠纷，讨债公司往往还设立了一定门槛的起步价，比如两三万元，少于这个数字的欠款纠纷，要么不接，要么就是提出较高的费用分成。
即使和讨债公司签订了正式的委托讨债合同(这种合同在法律上往往是无效的)，确定了费用分成，但接下来却是无穷无尽的各项花费。
在出门讨债之前，每个讨债人员般都会开口提出要香烟两条，打点费用若干，异地讨债有的甚至要求事先安排供其休息的宾馆房司。
对于讨债公司驾驶的汽车等交通工具，还需要按照高出市场租赁几倍的价格支付租赁费用，这部分原本应当属于讨债公司运营成本的支出，也是由委托人来额外支付的。
只要开动汽车，哪怕距离只是短短的几公里，他们也会把汽车开到加油站里，给油箱加满。这些汽车的油箱，往往已经事先被人放空，所以需要几百元才能把油加满。同样的，在回程的时候，他们也会要求你把汽车的油箱再一次全部加满。
除此之外，按照“道上的规矩”，在动身讨债之前，需要喝一顿酒，在把钱要回来之后，还要喝一顿酒。按照消费水平的等级，这两顿酒席的花费，也大概能达到数千元以上。
所有的费用和开支，以及用于招待、打点的各项消费，实际上都是排除在50％分成比例之外的，均由委托人另外支付。按讨债公司一次出动辆轿车，4、5个人来计算，讨债一趟的各项费用就高达几千元。
得不偿失 请佛容易送佛难
当钱攥在别人手里的时候，它就当然还不属于你。
在讨债行业，有个隐而不传的行规，那就是客户的钱永远只能先控制在自己手里。即使讨债公司和委托人签订了所谓的“授权委托书”，即使在对方还钱的时候委托人也在场，但当钞票经手的那一刻，专业讨债者们会两三个人用身体把委托人和对方隔离开来。钱，永远都是直接交到他们的手上。不到最后一秒钟，钱绝对不会全还给债权委托人。
经常有这样的一幕上演：在成功要回欠款之后，债权人热切地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50％，但专业讨债者们却不慌不忙地吃饭、喝酒、聊天。直到最后残杯冷肴之后，他们掏出几叠整数的钞票，扔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数，但却很难要回剩余的零头部分。
如果一笔债务的数额为65000元按照50％的分成比例计算应当交还债权人的数额应当是32500元但很多时候，那最后的2500元也会被吞了，仅仅只交还30000元。如果债权人多说几句，换来的就是对方冒着酒气的几句威胁：“这钱算给兄弟几个的辛苦费还不行吗?你信不信，把我逼急了，我一分钱也不给你。”
综合算下来，对于一般数额在数万到十几万之间的民间债务纠纷来说，通过讨债公司追要欠款，自己往往只能获得30％～40％的分成，但却因此永远失去了维护自我全部权益的机会。
而更多的则是出于对诈骗的担忧。在讨债业，鱼龙混杂很多债权人往往轻信讨债公司，将一些关键的债权凭证交给他们，而留下很大的隐患。曾有过讨债公司拿着客户的债权凭证，向债务人收取了50％的现金，并携款逃跑的案例。
风险不大 但碰上就玩完
与人们所想象的不同，讨债公司这一行业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也不是很大。一般讨债公司在接单的时候，也都非常慎重，对于数额巨大、可能牵涉较多环节的债务纠纷，没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活动能力的讨债公司是轻易不敢接的。
很多时候，讨债公司所干的工作，的确是商务调查，类似于侦探的活。寻找、追踪债务人调查财产状况，进行证据的取证和保全等等。很多民间经济纠纷，其数额往往在几万、十几万左右，几十万的已经相对较少，在和债务人面对面的直接较量中，也大多采取心理上的震慑和生理上的威胁就能取得效果。而一些上百万的经济纠纷，要么只能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要么就是解决起来比较棘手。
法务会计及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务会计，是法学和会计学的结合，是两者交叉渗透的一门边缘学科，属于会计学的分支。所谓法务会计就是特定主体运用会计知识、财务知识、审计技术与调查技术，对在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法定经济标准和经济界限规范过程和报告结果进行计算、检验、分析、认定的运用型学科。
法务会计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一是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二是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三是检察、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还包括审计、纪检部门。法务会计的对象是经济纠纷中需鉴别的与经济纠纷相关的反映纠纷资金运动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资料，包括财会部门的会计凭证、账簿和财务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法务会计的主要职能就是分析会计资料，为经济纠纷的处理提供会计证据。法务会计既涉及到会计知识，又涉及到法律知识，所以在进行法务会计工作时必须遵循法律活动和会计工作的相应原则。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原则：合法性原则、客观性原则、重点性原则、专业性原则等。
法务会计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诞生的一个新职业。在美国，法务会计不仅在政府部门如联邦调查局、国内税务署得到开展，而且在银行、保险及一般企业也得到广泛应用。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制定了有关的法务会计准则，但法务会计不论从理论到实践都发展迅猛，被广泛应用到国际商事纠纷中，尤其在“两反一保”事务当中。
在我国，“法务会计”还是个新生事物。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法务会计的任务也日益繁重。政府部门和有关专业机构开始关注法务会计行业的发展。近两年，关于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逐渐被人们所重视。一些高等院校也逐渐设立了法务会计方向的专业，并对在职人员提供了研修班等形式的教学方式。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务会计的发展主要还是局限于司法会计鉴定、保险理算等业务领域，服务内容比较单一，法务会计的新型领域尚未涉足。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在法务会计内容、服务领域等方面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积累有很大的差距。
法务会计在应对国外反倾销中的应用
法务会计在国际商事纠纷中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反倾销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我们利用好，能够有效应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 自1979年欧共体对中国出口的糖精及盐类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全世界约七分之一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我国连续11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有关人士曾估算过，中国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每年平均损失800多亿人民币，中国已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我国遭受国外反倾销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承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这样在计算生产成本时，采用替代国，使我国不该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却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另一方面，在遭受一些具体的反倾销案中，在确定出口价值和生产成本上，存在较大误差，最终被认定为倾销的存在。上述两种情况都与法务会计存在着紧密联系。
首先，我们来分析法务会计在欧盟认定我国市场经济地位中的作用。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法规是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之一，法务会计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认定市场经济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欧盟把“企业有一套明晰的基础会计薄，该帐薄按国际通用会计准则进行独立审计并有通用性”作为认定市场经济地位五个标准之一，2006年9月初，中国与欧盟(EU)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议上，双方讨论了关于欧盟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清楚地指出，要欧盟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仍存在四个重大障碍，即政府的影响力、会计准则、破产法以及金融服务领域的改革。巴罗佐表示：“在确定反倾销价格和成本时，这些因素都是相关的。一旦(中国)达到了这些标准，我们一天也不会多等。”虽然影响欧盟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因素很多，但如果单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不完善的会计制度，尤其是法务会计制度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法务会计在具体反倾销案件中的作用。在反倾销调查发起之后，调查机关与有关当事人之间迅速卷入了一场关于产品成本和价格的会计争论之中。法务会计在应对反倾销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会计专业证据证明不存在倾销，这些证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证明被调查人的成本会计制度符合公认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法务会计人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证明被调查的中国企业采用的成本会计制度符合公认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证明被调查人具有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法务会计人员在诉讼中必须获得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应诉产品的市场经济条件。证明被调查人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摊客观、公允，法务会计人员要证明报表所反映的内容是真实而客观存在的，会计数据的表面特性与其背后的经济事项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证明生产和成本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因此，法务会计人员需要取得证据，证明被调查人的内部控制健全有效。在应对国外的反倾销实践中表明，法务会计应用的好与坏，关系着倾销成立与否，我们下面举一反一正两个案例。在欧盟对中国发起的反焦碳倾销案中，欧委会认为无法确定该出口商的所有出口销售是否都反映在会计薄中，认定该企业的会计薄没有完整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没有遵循国际通行会计准则，因此拒绝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在欧盟对中国发起的另一例反倾销案――“黄磷案”中，涉案人云南马龙公司的各类财务报表非常规范，采用的会计准则、记帐方法、收入确认原则、帐龄法、坏帐准备、资产折旧方法、无形资产构成和摊销等完全符合欧盟的会计准则标准，因而被给予了市场经济地位。
发展我国法务会计的对策及建议
我国的法务会计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应对欧盟倾销方面却有重要作用，尤其在欧盟认定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把我国的法务会计健全与否作为认定条件之一。为此，我国应当做好如下工作：
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补充和完善已的各种法律法规，逐步建立法务会计开展工作中应严格遵守的鉴定技术标准、基本准则、具体规则、工作程序与方法、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等规范体系，并监督执行状况和执行力度，努力为法务会计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加强法务会计人员的队伍建设。首先加强法务会计理论教育。如增设“法务会计”课程或专业方向，鼓励学生修法务会计专业课程。其次规范法务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
案例1
一日，老板的高中同学刘超找到王总，想把顶账的50吨奶油转卖给公司，但品控部的化验结果显示：符合国家标准，但质量低于公司现在采购的产品，并且价格略高。刘超多次催促王总采购这50吨奶油，并告知王总：老板已经答应他了。然而，王总权衡再三还是没有答应。一日，老板打来电话:“我的同学来找我了，他就在我这里。你把他这事情处理了吧，我太忙了，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找我！”
于是，王总将奶油入库并及时兑付了货款。事后老板虽然没有责备他，但王总感觉到了老板的不快，他感到难以理解。
老板：如果我答应了这件事情，我早就会告知王总的。他应该私下问问我，最好不问就想办法打发刘超走，既不伤我情面，也不违背公司原则。
案例2
辽宁某地经销商以公司前区域经理没有兑现承诺为由，将公司价值30万元的货物在抵达后直接入库而且拒绝支付货款，对此王总的处理方式是报警，而警方确认为经济纠纷，建议双方司法解决。
老板对王总的处理方式极为不满。
老板：按照营销的惯例，公司送货人员应该全力保护公司货物，先收款再卸货，特别是面对有争议的市场。一旦发生强制卸货要有人在货在的决心，誓死保护公司利益；作为营销副总和各区域市场管理人员在警方不介入的同时，应该组织人员强行将货物装车运回或转到其他市场销售。
案例3
公司来了个长期合作的原料客户经理，老板吩咐王总好好招待这位经理，于是王总用很高的级别招待了他。结果按照公司规定的标准报销，另有3000元无法报销。王总找到老板说明情况，老板告知，制度就是制度，必须遵守。于是从皮包里拿出3000元递给王总，王总推辞几下还是收下了!
老板：作为公司的副总裁，是具备颁布制度并实施制度权力的人，如果这样的人都轻易突破制度的话，只能说明他是自私的，没有大局观。
案例4
一次，老板给王总安排了一个腿有点跛的年轻人，让他做跑街业务代表。王总感觉这个人影响公司形象，想调整为内勤，可是这个人就是不同意。于是王总找到老板，老板只是淡淡地说：“你看着办吧！”
一、独立学院营销专业就业经济法知识需求现状分析
市场营销专业就业前景良好，据职友集2013年上半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营销所属管理学类47个本科专业中，就业排名第3。其中营销学生就业领域涉及工商、外贸、金融、保险、证券、旅游、房地产等。根据对独立学院营销往届毕业生追踪调查，发现独立学院营销学生岗位群如下：企业的销售部门的业务员或主管岗位；零售企业或批发企业的促销员、推销员等岗位；企业营销部门的市场调查、信息统计、售后服务等岗位；企业的营销策划、市场预测人员；各类咨询公司的相关岗位。这些岗位最常用到的是经济法中的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工业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作为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国家最新颁布的相关行业经济政策。经济法教学有助于学生掌握并运用上述法律知识，具备帮助企业洞察市场机会、规避法律风险、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等能力。
二、独立学院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学现状分析
（一）经济法课程内容繁多，综合性强，安排课时少
经济法是一门跨学科的交叉课程，涉及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内容。在法学体系中又是综合性课程，涉及民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通过案头调研发现，经管类营销专业经济法课程内容繁多，教材大多采用大经济法概念，即“凡是涉及经济问题的所有法律规范”都是经济法的范畴，内容有：企业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市场规制法、经济司法制度等。这对学生学习经济法的要求提高，需一定的基本法律知识作为铺垫，例如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的关系、法人制度、财产所有权、债权、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民事诉讼、制度等。然而营销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课时一般从36 至 54 个课时不等，学生又缺乏法律基础，有限课时很难满足与专业相关的经济法讲授。
（二）营销学生法律基础薄弱，经济法教学要求低
基于上述经济法课程的特点，即使在法学专业中也是安排在高年级才开设。对于营销专业同学来说，也一般安排在大三学年的下半学期。但是，在经济法开设之前营销专业同学根本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又因繁重的课程压力和法律本身的枯燥乏味，主动自学基本很少发生。因此，一般经济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经管类营销学生的教学标准和教学要求比法学专业的低，教学内容安排上法学理论讲解很少，主要侧重于学生掌握当前相关法律制度。这样教师在规定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学习压力随之减轻，学习兴趣也有所提高，但是因为法学理论不完备，对相近概念及法律制度安排缘由、发展演变等的理解也就存在障碍。
（三）营销学生学习经济法积极性低，学习方法欠佳
根据近几年自己和其他任课教师的教学体会交流，不少教师认为一般独立学院营销专业的学生有以下特点：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基础较薄弱，学习方法不科学，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但另一方面学生表现力强、活泼好动，对动手操作、自身体验有较高兴趣。对于经济法这门课程来说，由于涉及的法律条文多且枯燥乏味，再上经济法本身是基础课而非专业课，学生在思想上不重视，学习动力是应付考试。笔者根据学生上课表现和师生交流了解到许多学生常常忽视对法律基本原则的学习，认为基本原则都是些抽象的教条，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仅仅关注具体的法律条文如何规定。然而，不同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立法、执法、司法所有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该法的灵魂。
（四）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师实务操作经验不足
独立学院营销专业设置经济法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经管领域法律知识，在未来营销岗位的工作中避免法律风险及防止法律纠纷发生，并不是培养专业的法律人才，也不是简单的普法宣传和教育。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与法律类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在教学理念上也存在差别。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师的实务操作经验就尤其重要，一方面需要教师明确学生的营销岗位对经济法律知识有哪些需求；另一方面需要经济法律实务操作经验。而根据案头调研发现，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师由于自身工作经历、现有教学任务等多种原因，这两方面都比较欠缺。
三、基于独立学院营销学生就业需求的经济法教学改进措施
（一）增强经济法教学内容的合理性
教师一般都会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培养目标、学习目的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经济法课程由于内容繁多，而课时有限，就更需要考虑学生的专业特点、知识储备情况、未来就业的岗位需求。因此，独立学院中针对营销专业讲授经济法的教师，一方面要结合独立学院营销学生就业需求合理安排经济法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要与营销职业岗位要求和就业所需的各种技能证书如高级营销员考证相结合，而不是通类的适用于各专业的教学模块，充分体现课程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宗旨。在有限的教学课时中，将主要的教学精力放在营销学生未来工作岗位最常用到的企业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工业产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以及国家最新颁布的相关行业经济政策中。上述各部门法中内容也较多，要想在既定课时内取得较好的效果，满足学生未来就业需求，还要考虑以下问题：各部门法的各章各节内容中详略如何安排？ 重难点是哪些？每章内容如何开展教学？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既可以讲透法律条文，还可以吸引学生兴趣？课堂考核环节如何设置？哪些内容需要通过实训项目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二）力求经济法教学方法的多样化
1.法律理论讲授教学法
经济法课程之前，独立学院营销学生的法律基础薄弱，通过讲授教学法的通俗化和直接性，可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还利于帮助学生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济法及各部门法的知识。然而讲授教学法渊源于传统的教师中心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学生产生依赖和期待心理，从而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不利于学生将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如果只采用传统讲授法难以达到经济法的教学目标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2.精选案例教学方法
经济法课程的实用性和其重要渊源是国家的经济政策法规，都需要教师在其理论教学中引入社会热点作为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对于营销专业学生经济法教学，教师可以将所学营销知识、社会热点和经济法相关理论结合讲授，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例如，营销组合中的价格策略部分，企业会根据市场形势和营销环境变化进行价格调整，或提价或降价，此时就需要注意避免遭受反垄断法、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的制裁。例如2013年7月2日，合生元、多美滋、美赞臣、惠氏、雅培5家乳企因产品在中国市场价格偏高，从2008年以来涨价幅度达30%左右，而遭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和反垄断局的反垄断调查，最高处罚总额可达19亿元。此次反垄断调查或扩大至国产品牌。4日晚6点左右，国产乳企贝因美突发公告称，近期将对婴儿配方奶粉标准出厂价下调。
除了将社会热点作为教学案例以外，还可以将《经济与法》、《法律讲堂》、《以案说法》等电视节目，及其他法学期刊、报纸的相关报道，结合经济法教学内容随时记录并整理后选作典型案例。为增加案例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使得营销学生感同身受，提高对课程重视度，往届营销毕业生所在企业营销岗位发生的鲜活的经济纠纷案例也可以成为经济法教师教学案例的来源。
精选案例后，让学生以划分好的学习小组为单位围绕案例讨论；随后每组选派一名代表与其他小组进行意见交流；最后，教师在小组交流意见基础上归纳总结。成果提交部分，要求学生结合案例分析过程和结论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这也利于学生的表达能力、思辨能力、沟通能力的提高。
3.比较教学方法
为提高学习效率，改善学习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经济法教学中需要经常使用比较教学方法。将繁杂枯燥的法律知识点进行画图、列表、对比、分析。例如，要讲解清楚经济法的产生、独立地位和性质，就必须将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从产生背景、调整对象、理论基础等进行全面比较；市场准入法部分，学生要准确理解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设立条件、事务管理、合伙人权义，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通过图表一一列举，二者的联系与区别就一目了然。教师还可以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归纳、制表、流程图等方式随机考核学生，促进学生自主、积极的探索学习。
4.开展经济法实习活动教学法
聘请有经济法律实践经验和法律理论水平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经济行政执法人员等，开办各种经济法的专题讲座给学生讲授经济法方面的案例及办案经验；学院还可以与人民法院取得联系， 由教师带领学生到人民法院审判庭旁听有关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 让学生全面了解诉讼的庭审过程和程序；条件允许的话，邀请人民法院将典型经济案例在学校模拟法庭内现场开庭；带领学生访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等行政执法部门；安排学生到消费者维权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实习活动结束后，学生要结合本次经济法实习活动的实习目的、实习过程、实习收获撰写实习报告。报告和学生在实习活动中的表现，应该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通过这些实习活动，切实增强学生经济法课程知识的真实感，培养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还可以弥补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陷。
1.创新创业意识相对薄弱
即使高校大力的推行创新创业教育，不过很多的学生依然保持着较为保守的思想观念，他们普遍认为上学的主要目是能够获得一份较为稳定、高收入的工作。而且，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时候，依然侧重于将创新创业教育当成是学生就业指导中的一个环节，仅仅就目前所面临的就业形势以及市场环境进行分析，对学生进行就业技巧的教育与培训，却未能从提升学生创新精神以及创业意识方面入手。个别的学生进行创业的过程中，仅仅是停留在开个网店或者经营微商等层面，未能真正的涉及到实质性的创业领域之中。
2.不具备创新创业的配套设施以及氛围
很多的学校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安排过程中，主要设置职业规划课程，并未构建相应的配套设施以及创新创业条件，导致对学生的一些创新意识以及创业行为不能加以引导，严重的制约了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而教师进行课程教学的时候，还是采用的传统课程教学方式，单纯的讲授理论知识，不能有效的引导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导致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不足。
3.缺乏法律法规意识
现阶段，对于大学生创业的相关法规依然不够完善，同时大部分学生自己未能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法规意识。进行创业时，未能重视经济法之中的相关法规，在不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将会导致其创业过程面临极大的风险。
二、创新创业教育和经济法专业课程的融合
1.对课程内容进行精选，更加的突出企业法以及合同法
在市场之中，对各种经济关系加以调节的法律便是经济法。同时经济法也是市场营销、国际商务、会计审计等多个专业的一门基础性课程。经济法课程所涉及的内容非常的繁杂，其中包含了合伙企业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以及票据法等等多种法律法规，包含的内容极为的广泛。所以，在开始对企业法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应当使学生带着创新创业的目标完成学习任务。而学习完课程之后，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团队的形式进行分组，不同的团队依照所学习的法律知识作为指导，构建属于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化的形式。接下来，教师便会讲解合同法的相关内容，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的环境，让学生在前期所建立的企业之中互相的签订合同。不同的企业之间还会出现一定的经济纠纷、劳资纠纷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所有的知识点均在课堂上进行讲解，一些未涉及的知识，学生可以通过主动查询资料、求助老师等各种方式进行学习。而当课程涉及到哪一环节时，便针对这一环节中学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让学生可以通過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处理各种问题。
2.案例化教学贯穿整个过程
通过应用案例教学的方法，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由于经济法课程之中包含有非常多的法律法规，所以任何的章节均能找到非常典型的法律问题。在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中，教师应当结合企业经营过程中实际的法律问题案例，通过案例引导学生在进行创业的过程中，应当采取正确的方式，让学生能够通过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思维方式。
3.创业团队化教学
进行课后作业的布置过程中，应当全面的考虑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以及学生所拥有的精力大小，并且还要和开展创业活动的具体需求更加的契合。进行经济法课程的学习初始阶段，便依照自愿的方式将学生划分成不同的创业团队，今后的学习均是围绕着不同的团队进行。每一个团队要求均成立自己的企业，不同的人在所建立的企业之中担任各自的角色。例如，在进行企业的章程拟定过程中，依据建立企业的正规法律程序，团队需要准备所需的工商注册资料。在依照不同创业团队所提供的相关资料，教师加以审核，若是发现问题，向学生提出异议，让学生进行修改。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内部以及不同的企业之间无法避免的要出现各种的争端，要让学生能够采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纠纷。
三、结语
2009年4至9月，KS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S公司）与案外人ORTECK公司订立了一系列轮胎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后，KS公司通过上海洋捷国际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捷公司）分74票出运货物。2009年6月13日至11月22日，洋捷公司就涉案货物共签发了74份正本已装船提单。
洋捷公司签发的74份提单显示，托运人为KS公司，抬头为SUMMIT LOGISTICS INTERNATIONAL.，INC.，提单左下方签发栏处印有“AS AGENT（S） ONLY”字样，但栏内空白，无任何文字内容，提单右下方签章处为洋捷公司名称，装运港为天津新港，卸货港为纽约（迪尔帕克）、长滩（塞维维尔）、温斯顿（赛纳姆）等。74票货物总货值为1，999，931.45美元。
KS公司收到提单后，从实际承运人网站上查询到的集装箱流转信息，显示其中有10个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提取，便要求洋捷公司告知涉案货物状态，在洋捷公司未作答复的情况下，KS公司以无单放货为由将洋捷公司诉至天津海事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洋捷公司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15，092，328.71元及其利息。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KS公司是涉案货物提单上载明的托运人并持有正本提单，洋捷公司签发了提单，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洋捷公司无单放货事实的发生，造成了KS公司经济损失。据此，法院判决洋捷公司赔付KS公司货款损失人民币13，655，931.93元及利息损失。
洋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过审理，维持了一审判决。
案例二：
2008年8月7日，宁波凯越公司委托华丰上海分公司办理集装箱货柜出运手续，后者接受了委托，并在货物装船后向凯越公司交付了编号为SHA0808004A的全套正本提单。该提单显示承运人为天津华丰，托运人为凯越公司，收货人为“TO ORDER”，运费到付，起运港宁波，目的港为ROTTERDAM，集装箱号码为CCLU6905390，装船日期为2008年8月13日。该批货物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显示货物价值为38500美元。货物出口后，凯越公司持有正本提单但一直未收到货款。2009年11月27日凯越公司通过集装箱流转信息查询，得知集装箱已重新进入流转。
2009年12月3日，凯越公司作为原告向宁波海事法院提讼，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华丰、华丰上海分公司共同赔偿其货款损失245000元人民币及利息损失。
一审法院判决天津华丰赔偿凯越公司245000元人民币及利息，理由是：凯越公司与天津华丰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天津华丰作为承运人负有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华丰上海分公司并非本案承运人，故凯越公司要求其共同赔偿的诉请与事实不符。另外，天津华丰提出的货物仍在俄罗斯海关监管仓库的抗辩证据不足，不予采信，而凯越公司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货物在目的港被拆箱，并仍持有全套正本提单未能收回货款，故推定货物已被无单放货。
天津华丰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期间，天津华丰提出，第一，本案已超过一年诉讼时效；第二，凯越公司没有证据否认本票货物不在俄罗斯海关监管仓库，第三，涉案货物一审之后又处于俄罗斯罗斯德克·下洛夫哥罗德海关的查封状态。因此，天津华丰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案例分析
上述两则案例是典型的承运人无单放货纠纷，两则案例经过一审二审程序，法院虽然没有支持托运人的所有损失请求，但都判定承运人承担无单放货责任。这说明在国际贸易中卖方只要掌握一定的诉讼技巧，通过合理的程序，是可以挽回无单放货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的。上述两则案例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无单放货的责任主体
无单放货责任主体是指无单放货事实发生后需要对该行为承担侵权或违约责任的主体。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承运人若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损害正本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可见，承运人是无单放货的责任主体。
然而海运实践中，提单的签发与流转可能会涉及到契约承运人、实际承运人、货运人、无船承运人等相关主体，一个提单下，这些主体存在两个或以上，而提单记载较为模糊的情况下，谁是无单放货的责任主体便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
上述案例1中，涉案提单正面记载中，有三处涉及承运人的信息，即提单抬头、提单签发栏和提单签章。提单抬头显示的是SUMMIT LOGISTICS INTERNATIONAL.， INC.的名称，提单左下方签发栏处印有“AS AGENT（S） ONLY”字样，但栏内空白，无任何文字内容，提单右下方签章处为“洋捷公司”名称。洋捷公司签发提单时的身份到底是承运人还是承运人的人则是否应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关键。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从涉案提单样本来看，提单抬头和签发栏处的“AS AGENT（S） ONLY”字样均为印刷的提单格式，可为任何使用该提单的人所援引，具有不确定性。只有通过提单签章的内容才能作为确定承运人身份的依据。涉案契约承运人提单签章处仅签有洋捷公司的名称，并未附加任何批注，如“AS AGENT FOR CARRIER”等，其在签发栏处又无任何文字记载表明人的身份，故该提单应视为洋捷公司以自己的名义所签发，其法律地位为涉案货物的契约承运人，应当认定为无单放货的责任主体。
（二）货物是否已经交付
无单放货是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给提货人的简称，承运人承担无单放货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其实施了无单交付货物的行为并给提单持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这里的“交付”实际上是指货物脱离承运人或承运人人的掌管或控制，通常表现为承运人或其人将货物交给国际贸易中的买方。货物到达目的港后未被拆箱或货物虽然已经被拆箱，但拆箱后存放在海关监管仓库则不构成承运人交付货物。
提单持有人往往通过承运人网站上公布的集装箱流转信息证明涉案集装箱已经被拆箱并重新投入流通作为承运人交付货物的证据。在承运人没有举出反证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会认定提单持有人的证据，进而认定无单放货行为成立。如果承运人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涉案集装箱虽然已被拆箱，但货物仍然存放在海关监管仓库中，该批货物是无人提货而不是承运人无单放货时，法院一般会认定无单放货事实不成立，进而驳回原告提单持有人的诉讼请求。
上述案例1中，一审期间，KS公司向法院提供从实际承运人网站上查询到的集装箱流转信息，证明其中有10个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提取，法院认定承运人洋捷公司交付货物的事实。二审期间，洋捷公司提出原审判决认定货物已经交付的事实证据不足，最终法院结合依据KS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以及KS公司提供的运费支付记录，认定承运人洋捷公司实施了无单放货的行为。
上述案例2中，一审、二审法院根据凯越公司已提供的集装箱流转信息认定涉案货物在目的港被拆箱，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已经发生。天津华丰提供的经过俄罗斯相关机构公证的罗斯德克·下洛夫哥罗德海关查封货物的证明，法院认为，该证据虽然经过公证程序，但是公证书对翻译人员资格作公证，未对该证据上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性作出陈述，因此不予以认定。
（三）提单持有人是否有实际经济损失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正本提单持有人因无单放货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承运人承担无单放货赔偿责任的重要条件。如果承运人实施了无单放货行为，但没有对提单持有人造成经济损失，也不能要求承运人承担责任。因此，提单持有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因无单放货遭受到经济损失以及实际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
提单持有人往往通过买卖合同中的合同金额、发票金额与结汇方式或者报关单上显示的金额与结算方式证明其受到实际经济损失以及经济损失的具体数额。实践中经常存在合同金额与报关单上记载的金额不一致或者借用案外货款进行外汇核销的情形，此时提单持有人证明有实际经济损失时承运人时常会提出各种抗辩理由。
上述案例1中，洋捷公司提出，收货人付款不以提交正本提单为前提条件，KS公司无实际损失，即使KS公司有实际损失，也是由于买方原因导致，与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洋捷公司的该项主张与交易规范不符，也没有证据加以证实，不予认定。对于KS公司实际损失的数额，法院认为，应当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而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均按涉案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金额计算。
上述案例2中，法院认为，凯越公司主张的货款损失以外贸合同价格计算，但该金额与报关单显示金额不符，应以报关单价格38500美元为准，而折合后的人民币金额高于凯越公司金额，故天津华丰的赔偿数额应以凯越公司金额245000元人民币为准。
（四）提单持有人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提单持有人主张无单放货权利需要受到诉讼时效期间的约束，即提单持有人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提出请求，否则就会丧失胜诉权。关于诉讼时效，《海牙规则》规定，货主承运人不得超过一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因此，提单持有人通过了解到的货物运输信息，应该在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1年内向承运人提出赔偿请求，否则就丧失了胜诉的可能性。
上述案例2中，提单自2008年8月13日签发，合理航期1个月，货物应在2008年9月14日之前到港。根据规定，提单持有人凯越公司应当在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1年内向承运人天津华丰提出赔偿请求，即2008年8月13日前提出，而凯越公司的时间为2009年12月3日。
案例2中提单持有人凯越公司的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然而被告天津华丰及华丰上海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未有就凯越公司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行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故法院没有支持天津华丰有关诉讼时效已过的上诉请求。事实上，如果天津华丰在一审中提出凯越公司的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法院就可能做出驳回凯越公司诉讼请求的判决。
三、结论
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原《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个条件：（一）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的条件是：（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房地产合同是众类合同中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类合同，此类合同的订立不仅要遵守《民法通则》，原《经济合同法》、新《合同法》等的规定，所订立的合同还应当到有关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合同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作为海南特区来说也不例外。但是前些年海南房地产由于盲目开发、缺乏预见和规划，使房地产市场发展过热、过快，加之当时有关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出台滞后，造成海南房地产市场混乱，经济活动无章可循，直到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开始施行，这种现象才逐渐得以缓和，海南房地产市场也才开始逐渐步入正轨。
二、房地产合同纠纷的处理原则
尽管在95年后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有了法律的保障，但是95年之前因无法可依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遗留下来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方面的纠纷却不少；而且即使是在95年之后，因整个海南大气候仍处于转型、过渡阶段，一些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和涉及房地产方面的其他活动仍然是不甚规范，法律法规在实际适用中存在有冲突，如此引起的纠纷亦很多。如何解决，关健在于如何认定因房地产开发经营或涉及房地产活动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对《房地产管理法》施行之前和这之后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应当根据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现实状况，在不违背立法本意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对合同效力作出准确、合法、合理的认定，以便更好地解决现存的房地产纠纷。
在此，笔者想首先介绍一个典型案例来具体分析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即原告海南省工业厅诉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房屋买卖纠纷案。该案案情是：1991年9月25日，原告海南省工业厅与被告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两被告将位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白龙南路的宿舍楼一幢转让给原告，房屋为框架结构64套，建筑面积为6644平方米，共计房款为565万元，房屋交付时间为1992年7月30日之前，付款方式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天之内，一次性付定金人民币100万元，一个月后再付100万元，余款在工程竣工验收交付使用一个月内付清。在原告付清房产转让款后五日内，双方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费用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分五次给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支付共计人民币565万元，被告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南公司于1993年1月10日将宿舍楼交付给原告使用，之后，原告以房改方式将房屋出售给本单位的职工，现均已装修入户居住使用达四年，因两被告一直未能给原告办理上述房产的过户手续，遂成讼。再查：两被告出售给原告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系行政划拨用地，尚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经原海口市国土局批准用于建设综合服务大楼，作为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房地产方面咨询业务场所。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于1988年7月27日在海南设立的，其经营范围是开展城市规划、建设技术、房地产方面的咨询业务；1992年该中心因歇业被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
从上述案例可见，原、被告所订立的合同及合同内容有几个方面是不合法的。首先主体上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格，无权订立房屋预售合同；第
二、该合同的标的物所依附的土地是行政划拨用地，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未依照《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缴纳土地出让金；第三，该房屋所依附的土地原批准的用途是建设综合服务大楼，非住宅商业用地，而建设部海南咨询服务中心未经批准即擅自更改土地用途进行商品房开发和经营；第
四、合同在订立时，所建房屋也未达到当时法律法规规定的预售条件。很显然，原、被告订立的合同违反了《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有关合同生效的规定，以及违反土地使用权管理的有关办法，完全符合认定无效合同的条件，本应当认定为是无效合同，按无效合同来处理。但是在此案中，有一个特殊的情节，即原告已将取得的房屋以房改的方式出售给本单位职工，职工们均已装修入户居住达四年之久，如按无效合同来处理-返还房产给两被告，那么无辜职工们的利益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也将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而且事实上在全案的审理过程中，职工们的反响是最强烈的。另外，在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原告及两被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过错。最终该案以认定合同有效来判决，并经终审维持结案，笔者认为这样处理是完全符合立法本意的，也达到了应有的社会效果。
上述案例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但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突出反映了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中存在的连锁关系，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审理此类案件不仅仅只是处理开发商与第一手买受方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充分考虑以标的物为焦点的一连串的合同关系，因为以买卖关系牵头的一连串的合同关系层层相扣的，其中兼杂有抵押关系、租赁关系、合作关系等等，若处理不当，将会引起恶性循环。故结合此典型案例，笔者认为在认定合同效力时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遵循立法本意，维护社会稳定原则
我国制定的原《经济合同法》第一条规定：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1999年制定的统一《合同法》的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同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从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看出，无论是以前的《经济合同法》还是现在的《合同法》，它制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最终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法律是发展和进步的保障，而稳定是一切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两者相辅相承，共同推动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执法机关，我们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扫清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化解社会的矛盾，调和不利因素，所以执法机关审案判案应该通透法律的立法本意，以稳定大局为本。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各类经济关系也纷呈复杂，最近中国又面临加入WTO，经验的不足和客观形势的影响使我国法律法规存在不甚完善和出台滞后的现象，使法律本身和现实状况存在差异和矛盾，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前述的案例，如果从绝对的法律角度说，合同确认无效是无疑的，但是一旦确认合同无效，矛盾就会激化，这就是冲突所在。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第
一、诸如此类涉及到众多的散户的利益或内部集体的利益、买断产权的、具有连锁关系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方面的纠纷，如果仅仅是因为土地转让、报建、规划方面的手续欠缺或不全，而依据省政府、市政府的根据经济状况制定的规定，可以补办、补全这些手续的，有关的合同应该认定有效，按有效合同来处理，依据各方过错，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这里笔者还想说明一点，依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是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等。结合前述案例，被告没有为原告方办妥房产证，违反了合同约定，补办手续就是采取违约责任中规定的补救措施的一个内容，这就是可以反过来说明手续的欠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因为法律在作强制性规定的同时，是允许采取补救措施的。
第
二、对于不涉及众多散户或内部职工利益的案件，如前例，假设原、被告在订立合同后，原告海南省工业厅并未将房屋以房改方式出售给职工，只是闲置着，或租赁予他人、或抵押予他人而他人尚未押断产权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认定合同无效。因为不论是房屋被闲置着，或出租、抵押予他人，均不影响房屋所有权人行使所有权，承租人依法可以继续承租，抵押也只是担保的一种方式，并不必然导致抵押物的产权转移，而且抵押权人的真正目的也不在于此，最主要的是这些情况都不尽然引起社会大面积的负面影响，而且作无效无理，在返还财产上也是实际可行的。
（二）保护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原则
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在立法上除了规定制订法规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外，还着重强调了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在过去的《经济合同法》、新的《合同法》里都有所体现，比如新的《合同法》的第四十九条就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第五十条也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故笔者认为在处理房地产开发经济纠纷时应与立法原则一致，应该充分考虑保护善意相对人甚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准确认定合同效力。下面笔者从房地产纠纷的几个类型来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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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地产转让纠纷
房地产转让纠纷是房地产纠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通常致使合同无效的事由是：商品房预售时，或者未领取预售许可证，或者未按规定投入工程开发建设总投资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或者根本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等等。一般来说如果买方已经入住，并已支付大部分房款，有关欠缺的手续可以补办的，应维护买方的利益，除非是买方主张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合同有效，按有效合同处理。如果预售的房屋尚未交付，或工程尚未完工、不可能完工、工程欠缺有关手续、发展商亦不愿意承担责任等情况，可按无效合同来处理。
其次，由于行政机关或发展商的原因未能及时办理房产证，第一方买受人在未取得房产证之前又再次转让的情况；假如第一手买受人已明示或此后买受人已明知这一情况而以该理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不应当支持。因为作为第一手买受人并无欺瞒的意思表示，而此后的买受人已明知或应当知道房屋状况而仍愿意购买，并非不知情，不属善意的范畴。而且对于第一手买受人来说，未能取得产权证并非其个人原因所致，其已付足房款，可视为其已实际上取得产权，其利益应该受到保护。
如果此后的买受人确不知情，而房款已支付，也已经入住，开发商有能力办理房产证的，合同可确认有效；如开发商无能力办理房产证的，则确认合同无效，按无效合同处理。当然在确认合同无效时，对占用房屋居住的损失要依公平原则合理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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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租赁纠纷
在海南经济特区，流动人口众多，房屋租赁行为也是比较活跃。在这一块纠纷中，合同效力的认定主要争议在出租方和承租方是否到房产管理部门就房屋租赁办理登记备案手续。1995年建设部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房屋租赁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第17条规定：“《房屋租赁证》是租赁行为合法有效的凭证。”在该办法之前，房屋租赁行为没有登记备案的要求，这之后也不甚规范，许多租赁行为并没有办理《房屋租赁证》。笔者认为在《办法》之前房屋租赁行为未办理备案登记的，如果此租赁行为一直延续至《办法》后，而依照省内的规定可以补办的，依此订立的合同应认定有效，以保护各方的利益，但应责令及时补办。而《办法》之后的租赁行为原则上应依法办理备案登记。但是不可否认，在海南本地，租赁行为的随意性很大，而且租赁本身有其特殊性，即承租人只要使用了出租的房屋，即使没有有效的租赁证明，出租人和承租人在客观上仍然存在债的关系。所以对未办理备案登记的租赁行为，如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对租赁行为本身未持有异议，只是对租金的支付持有异议，一般应认定合同有效，以保证出租人能合理地获取租金，但也应责令补办手续。
对于一方提出异议，另一方确有过错或双方均存在过错的情况可认定合同无效。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上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因无效合同而提出的违约金、利息部分不予保护，对于出租人实际产生的损失可视为承租人占用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补偿的，这样就可避免一方当事人借主张合同无效而逃避租金的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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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抵押纠纷
房屋抵押与房屋租赁一样，依法应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矛盾发生于“先已预售，后又抵押”或“先已抵押，后又预售、转售”的情况。一般认为如果抵押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而预售未办预售登记，买受方没有支付大部分房款未入住等情况，应保护抵押权人的权利，认定抵押合同有效；如果抵押已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但是预购方已基本付清房款入住、或购房者众多、房屋已被多次转售且也基本付清房款的，应认定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因为作为购房者来说，在审查房屋的实际状况方面是处于被动的位置，其没有合理审查实物状况的能力和责任，且如认定合同无效，在返还财产上也难以执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着重保护购房者的利益，而且这种做法与前述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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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屋建筑质量纠纷
房屋建筑质量纠纷近年有上升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关房屋质量问题并不能影响合同效力的认定，一般认为此问题产生于有效合同基础上，只是影响到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解除。在这方面，保证交付房屋的质量是出售方的义务，买受方通常没有审查房屋质量的能力和责任，故此类纠纷着重保护买受方的利益。
但是不排除房屋出售方在出售房屋时故意隐瞒房屋存在瑕疵的真实情况，侵害买受方的利益致使合同无效的情况。当然所谓房屋质量上的瑕疵应有合理的解释范围，如果在合理范围内的瑕疵，法律允许采取补救措施，也就不必然导致合同的无效。
三、无效合同的处理
原《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2款规定：“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经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统一的《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拘束力。”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以上是法律对无效合同处理的规定，无效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也应按上述规定来处理。概括起来，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主要是（一）返还财产或折价赔偿；（二）赔偿损失，这些主要是针对过错方而言的，对于非过错方也并不需承担法律后果，具体处理上，笔者认为在上述前提下，也应遵循几点。
（一）公平原则
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是一种民事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无效合同的处理中，也应贯彻这一原则。比如因未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而引致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况，按规定，租赁关系无效，承租方将房屋交还给出租方，并且有过错的出租方仍应赔偿承租方的损失。但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情节就是，承租方既便没有过错，但其确实也是使用了出租方的房屋，属实际受益人，出租方也是遭受了没有实际使用房屋的损失。从这一点来说，笔者认为像类似的情况，仍应考虑让没有过错的承租人支付实际使用房屋的租金，才比较公平合理（租金的确定可通过估价部门进行评估）。因建筑质量引致的纠纷也有类似的情况，即在合同因此而确认无效后，出售方应赔偿买受方的损失，但同时也应考虑买受方已实际使用了房屋，也有一定的受益，故可参照租赁的确认方式给予合理的使用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