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5 0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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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主动，条理清晰
掌握辩论的主动，就是要有效地控制辨论场面，辩护人以及被告人力求在辩护阶段就案件的事实、性质、量刑等方面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来争取法庭和旁观者的理解。对此，公诉人既不必一一反击，也不能漠视不理，而是要以有力的答辩来控制辩题的方向，争取主动。公诉人要根据庭审情况及时调整答辩提纲，选择有利时机，灵活选择答辩方式进行答辩。二是有选择地对辩护人提出的数个辩题中的一个或数个关系到定罪量刑的辩题进行答辩，对辩护人提出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纠缠，以免影响合议庭的注意力，影响对案件关键问题的判断。如李某故意伤害案件，辩护人往往阐述被告人平时表现如何好，尊老爱幼等等，并提出了大量材料来证实，例如被告人与邻居家的孩子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辩护人的意图就是想说明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应从轻处罚。旁听群众此时也表露出对被告人的同情。此时，公诉人不要先作评价，而应转移旁听群众的注意力，将注意力转移至被害这一方来。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向法庭介绍被害人平时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是好学生，此次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躺在病床上已近半年不能康复。不仅给被害人家里带来很大经济负担，而且更给被害人肉体带来巨大痛苦，其母亲每天望着病床上的孩子只能以泪洗面。此时，旁听群众对被告人的同情已经转化成了愤怒，法庭气氛朝着有利于公诉方发展。
二、抓住对方弱点进行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除了据理力争外，还需认真思考、敏锐地觉察辩护人的弱点，迅速做出反应，用简洁语言，尽快结束辩论。如杨某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用爆炸方法敲诈勒索他人钱财，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定性提出异议，认为应定爆炸罪，公诉人敏锐地抓住了辩护人的这一弱点，迅速反击。在答辩时，公诉人提出辩护人的职责是依据事实、证据，依法为被告人无罪、罪轻进行辩护，而书指控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属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一种，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爆炸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对于侵犯财产罪的性质更为严重，辩护人的辩护意图是否应对被告人予以更严重的处罚呢？辩护人此时无言以对。又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用脚将被害人身体踢了数下，最后造成被害人脾破裂的后果。辩护人针对书中的“数下”一词有异议，认为“数下”的使用不科学，含糊不清。对此，公诉人在答辩时，首先从案件证据上分析，被告人交待对被害人踢了很多脚，具体踢多少下记不清了，被害人称当时被踢了很多下，也记不清了，无法确定究竟是几下，公诉人提出在书中认定“数下”恰恰是科学的表现，而不是含糊不清，这正是模糊概念的具体运用。辩护人对此亦未继续纠缠。
三、对方纠缠，适时解脱
一、掌握主动，条理清晰
掌握辩论的主动，就是要有效地控制辨论场面，辩护人以及被告人力求在辩护阶段就案件的事实、性质、量刑等方面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来争取法庭和旁观者的理解。对此，公诉人既不必一一反击，也不能漠视不理，而是要以有力的答辩来控制辩题的方向，争取主动。公诉人要根据庭审情况及时调整答辩提纲，选择有利时机，灵活选择答辩方式进行答辩。二是有选择地对辩护人提出的数个辩题中的一个或数个关系到定罪量刑的辩题进行答辩，对辩护人提出的细枝末节的问题不纠缠，以免影响合议庭的注意力，影响对案件关键问题的判断。如李某故意伤害案件，辩护人往往阐述被告人平时表现如何好，尊老爱幼等等，并提出了大量材料来证实，例如被告人与邻居家的孩子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玩，辩护人的意图就是想说明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应从轻处罚。旁听群众此时也表露出对被告人的同情。此时，公诉人不要先作评价，而应转移旁听群众的注意力，将注意力转移至被害这一方来。运用大量翔实的资料，向法庭介绍被害人平时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在学校里也是好学生，此次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躺在病床上已近半年不能康复。不仅给被害人家里带来很大经济负担，而且更给被害人肉体带来巨大痛苦，其母亲每天望着病床上的孩子只能以泪洗面。此时，旁听群众对被告人的同情已经转化成了愤怒，法庭气氛朝着有利于公诉方发展。
二、抓住对方弱点进行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除了据理力争外，还需认真思考、敏锐地觉察辩护人的弱点，迅速做出反应，用简洁语言，尽快结束辩论。如杨某某故意杀人案，被告人用爆炸方法敲诈勒索他人钱财，辩护人对公诉机关的定性提出异议，认为应定爆炸罪，公诉人敏锐地抓住了辩护人的这一弱点，迅速反击。在答辩时，公诉人提出辩护人的职责是依据事实、证据，依法为被告人无罪、罪轻进行辩护，而书指控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属侵犯公民财产犯罪的一种，辩护人则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爆炸罪，属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对于侵犯财产罪的性质更为严重，辩护人的辩护意图是否应对被告人予以更严重的处罚呢？辩护人此时无言以对。又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用脚将被害人身体踢了数下，最后造成被害人脾破裂的后果。辩护人针对书中的“数下”一词有异议，认为“数下”的使用不科学，含糊不清。对此，公诉人在答辩时，首先从案件证据上分析，被告人交待对被害人踢了很多脚，具体踢多少下记不清了，被害人称当时被踢了很多下，也记不清了，无法确定究竟是几下，公诉人提出在书中认定“数下”恰恰是科学的表现，而不是含糊不清，这正是模糊概念的具体运用。辩护人对此亦未继续纠缠。
三、对方纠缠，适时解脱
一、法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之争
法学理论教学本文是指以教授法学理论为主的教学。理论教学在内容上要求理解法的含义、特征、内容等法学基础知识，这种知识的特征是围绕某一法律或者法理形成了专门的系统的法学知识和经验。法学实践教学是指以法学实践问题为出发点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教学。实践教学一般以案例教学为中心辐射出方式各异的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法律诊所教学等都属于实践教学。实践教学中法学知识的特征是各个部门法关联形成的有机链条。
在法学教学中，应如何发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学界的相关探讨中，比较典型的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全面发展实践教学。要根据学生学习的不同阶段，形成一套贯穿于本科四年学习全过程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分类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既要完善理论教学，又要发展实践教学。应当打破目前培养目标同构的状况，确立多元的培养目标体系，对不同教学对象采用不同的法学教学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既要完善理论教学，又要发展实践教学，要建立一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在二者间找到第三种教学模式。
在这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由对传统理论教学的弊端出发而阐释建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想。但是忽略了或者说没有提及理论教学的重要性，而全面展开实践教学可能会挤压理论教学的课程时间。第二种观点从法学教学分层的角度提出法学教育多元化思想。但对从宏观教育结构上提出分类教学，有的教学对象以理论教学为主，有的教学对象以实践教学为主。这对于某一个学校的某一个班级的法学教学而言实质上还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择一的方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既要完善理论教学，又要发展实践教学，并将二者相结合创新出第三种教学方式方法。第三种教学方法综合考虑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的优势和不足。但创设的第三种教学模式是否脱离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范畴而足以称之为新，还需要认真推敲。综上，本文比较同意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中的部分观点：“既要完善理论教学，又要发展实践教学”，认为面对特定的法学教学对象应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并举，所谓“并举”是指针对某一课程既有理论教学，又有实践教学，同时也指针对不同的课程侧重不同的教学方式。正如有学者已经提到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高等法学教育主要分成两大类，即大陆法国家的法学教育和英美法国家的法学教育，与之相对应的教学也分成两类，即以讲授法为主要形式的大陆法理论教学和以案例分析法为主要形式的英美法实践教学。理论教学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精英教育理念相适应，凝结了几千年来大陆法系理论和实践的精华，形成了基于无数法律事实的理论抽象和制度构建，系统而全面，具有普世性，强调对个案的指导。实践教学则与英美判例法、法学职业教育密切相关，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兰德尔教授于19世纪70年代最先在法学教育中系统运用案例分析教学法开始，实践教学逐渐发展到包括教授分析问题的技能、口头辩护以及语言表达的技能在内的教学方式，其强调个案的演化中发展出法律规则和原则。因此，如果仅有实践教学，而没有体系化的理论教学提供基础支持，则实践教学行而不远。如果没有实践教学，则理论教学的指导意义将流于空洞，高校输出的法学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堪忧。应看到针对不同的课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各有优势，比如笔者教授的国际私法、合同法的教学更适宜侧重理论教学，因为这两门课程理论积淀丰富，如果适用实践性教学可能导致抓住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有了点而缺了重要理论面。而笔者教授的司法文书写作、法庭辩论则是在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上开设的面向实践的课程，所以可以由点带面的侧重实践教学。
二、法学理论教学模式探讨
针对课程特点，并举法学理论教学和法学实践教学，这样一个观点的确立离不开对于法学理论教学模式的探讨和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探讨。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二者的关系看，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具有互相涵摄的一面，实际上二者在讲授方法上都包含有教师的讲授法和学生的自主探讨案例的方法，在内容上都可能涉及理论知识和实践问题。只是在两种教学模式中，二者各有侧重。总的来说，二者的主要区别应是教学重点不同，即在法理（以下简称“理”）、法条（以下简称“法”）、实践问题（以下简称“例”）三方面的侧重上各有不同。
对于“理、法、例”，法学理论教学应首先重“理”，其次重“法”，最后重“例”。法学理论教学应主要针对包括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16门法学核心课程和相对独立重要的法学课程如合同法等课程。这些课程基础性强，属于地基一样重要的课程，为了给学生打好基础，就要将这些课程中涉及的概念、特征、法学专业术语及学术问题的争鸣等讲清楚，说透彻。所以，教学目的首先应是让学生们懂理。然后是释法，结合法律规定进一步阐释法学问题。最后，运用法理和法条回应、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
采取理论教学的课程，在时间安排上，一般“理与法”应占课程时间安排的至少三分之二，“例”可占三分之一。在教学方法上，可以讲授式为主，因为这种传统的讲授模式能够成为法学教学方法的主流模式并长盛不衰，自有它的优点。它重视法学知识的系统性。教师按照自己对某一方面法律知识的框架把握，通过课堂讲授传授给学生。在这个框架体系中，既有法律概念、条文，也有法律原则；既有层次、也有重点。而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知识量较大。讲授法还有助于使学生在老师的潜移默化中感受法学精神，建立法学信仰。在教材使用上，一般需要为学生推荐教材，以辅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教师则要在教材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深化拓展相关内容。
理论教学在法学教学中不可偏废，但一直以来容易被评价为枯燥的灌输式教学，分析其原因本文认为有二：一是理论教学对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要求高。但依然有教师的课座无虚席，甚至“人满为患”，这让笔者们看到理论教学对于教师的知识掌握程度和驾驭知识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二是忽视了理论教学的丰富内涵，认为理论教学仅有讲授式教学。讲授式教学是高效的、主要的理论教学模式，但并不唯一。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我国的理论教学大都包含课堂讲授、谈话答疑、指导阅读、作业练习、课堂讨论（包括案例分析）等。综上，理论教学本身对于法学基础课程的开展而言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要上好法学基础课，重要的不是将理论教学改革为实践教学，而是要在理论课程本身的框架内进行改进，比如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在讲授式教学中灵活穿插其他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或者以其他教学方法为主只要重视法理和法条的阐释把握好理论教学的重点即可。比如笔者教授的国际私法课程，这门课应属于比较典型的理论教学模式，国际私法的学说史、立法史、冲突规范、法律适用和涉外诉讼、仲裁，都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尤其是学说史和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特有的内容也是理解的生僻点和难点，笔者往往会采取讲授法，在讲授的过程中注重学术问题的引入，分析实时案例，阐释立法最新动态等促使学生去思考问题，深化理论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掌握。
三、法学实践教学模式探讨
对于“理、法、例”，法学实践教学应由“例”开始提出问题，继而引导学生援“法”据“理”分析和解决问题。法学实践教学应主要针对除法学基础课程之外的课程如笔者教授的司法文书写作、法庭辩论等法学实务课程。这些课程综合性强，在实践教学中综合运用各个法学基础课程中的法学知识解决“例”的问题是重点。
采取实践教学的课程，在时间安排上，对“例”分析探讨应占课程时间安排的至少三分之二，“法和理”可占三分之一。在教学方法上，可以学生为参与主体，通过已有理论教学，学生对法学基本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积累，然后在实践教学中让学生们成为课堂的中心，去搜集资料、自主学习，体验运用法学理论解决法学实践问题的苦与甜，不断增强法学实践能力。教师在其中主要扮演数据库提供者、制度设计者、评价体系构建者，实务联系者的角色，开展课前课后的各种不可或缺的教学工作，尽管课堂的工作时长缩短，但是课前课后的工作却增加了，而这种工作往往还需要一定创造性。在教材使用上，往往没有固定的教材，需要教师从书本、网络、电视甚至实务部门搜集各种素材。
笔者教授的司法文书写作和法庭辩论课程则属于典型的实践教学模式，以法庭辩论为例，该课程以学生的模拟辩论为主，教师在讲授基础法庭辩论理论后，设定多个辩题和模拟辩论各项制度、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辩题或者是模拟情景主题，在课堂上分组辩论或模拟。大部分时间是学生说教师听。但听的过程并不轻松，因为听后要依据法理和法律做好点评工作。总的来讲，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发挥，在自主学习和团队探讨中巩固和深化了已有的知识，锻炼了专业素质和能力。还有学生在参加过课堂的辩论赛后，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辩论赛，并取得较好成绩。
[参考文献]
[1]孟兆怀.法学实践教学的行与思[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10-25.
受经济条件限制，在过去长时期内，公民收入低，人身损害实际赔偿数额也不高，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不会意识到提出终身赔偿的请求，即使提出请求，法院也一般不予采纳，而会根据习惯做法，判决当事人一次性给付，这样可以即时确定这一赔偿法律关系，减少分次执行的麻烦，节约司法成本，这是一次性赔偿单独存在的现实条件。我国《民法通则》对于人身伤害赔偿案件只规定了赔偿的医疗费、费等项目，对于赔偿方式没有相关规定，又加之一次性赔偿方式对于法院甚至权利人存在的便利因素，致使法官不会舍简就繁去判决终身给付，这可以看出在当时无论现实条件还是法律基础都没有定期金存在的土壤，这也导致定期金赔偿方式在司法界研究的比较少，也没有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感兴趣。但随着经济发展，一次性赔偿给付方式存在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首先是过分加重义务人一方的赔偿负担，将应该多次性终身支付却按照一次性支付作出判决，等于将赔偿义务人在若干年以后的赔偿义务，强令立即执行，会造成义务人在支付赔偿金上的利息损失，对义务人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支出，对于权利人来说，则是不当得利；其次是可能导致义务人支付不能或者破产，最终使义务人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再次是可能导致权利人不能对赔偿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使用，使赔偿目的落空，或者被其他人（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挪用、侵吞，获得不当利益等。[1]这就需要另外一种给付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都规定了定期金支付方式。国外的侵权行为法都主张人身伤害须终身赔偿，主要是采用定期金方式，只有在具有特别的情况或者重大原因时，才可以请求一次性终身赔偿。如《德国民法典》第843条规定：“因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以致被害人因此丧失或减少劳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的需要者，对被害人应以支付金钱定期金，给予损害赔偿。”“如有重大原因，被害人得请求一次给付赔偿总额。”在《解释》颁布前，我国审判实践中也有应用定期金支付方式之案例。例如，对于赡养案件，法官主要以定期金支付方式，判决一段时期（一般是每月）支付被赡养人一定的生活费用或者粮食等实物。这类案件如同约定俗成一样基本以定期金方式支付，而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因为法律规定的空白，大都缺少适用定期金赔偿方式的习惯和意识。
北京法院是较早在伤害赔偿案件中适用定期金支付方式的。北京高级法院在1990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就对定期金明确做了规定：“被扶养人是未成年的，抚养费给付到其独立生活为止。一次性给付一般到18周岁。被抚养人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成年人的，给付到其恢复劳动能力或者死亡时止，但这种费用不宜一次性给付。” 我国司法解释中第一次提出定期金概念的并不是《解释》，而是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3号《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触电解释》）中明确提出来的。《触电解释》第五条规定：“凡实际发生和受害人急需的，应当一次性支付；其他费用，可以根据数额大小、受害人需求程度、当事人的履行能力等因素确定支付时间和方式。如果采用定期金赔偿方式，应当确定每期的赔偿额并要求责任人提供适当的担保。”该解释对定期金规定虽然简单，却对于我国的侵权法是一大贡献，对于审判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2]
二、定期金的特征及优越性
定期金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一种赔偿支付方式，是指法院判决加害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分期（如按年或者按月）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额对受害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以及相应的费用支出予以赔偿（如每年或每月的残疾赔偿金、继续费用、康复和护理费用、更换假肢等的费用等）。
定期金的特征。（1）定期金是法庭辩论终结后，在赔偿权利人生存期内（被扶养人以其扶养年限为准）对将来支付的赔偿数额。定期金的终止事由是赔偿权利人死亡或者被扶养人扶养期限届满；（2）定期金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赔偿款项，主要包括三项，即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3）定期金的给付期限由法官根据赔偿义务人的请求，并根据赔偿义务人的支付能力、赔偿权利人可能生存的年限等因素，确定赔偿的间隔期间；（4）以定期金方式给付需要求赔偿义务人提供相应的担保；（5）因为权利人的生存年限是不确定的，定期金给付方式的赔偿总数额是不确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除外），而对于每次偿付的数额是相对确定的，有时候要随着经济发展有所变化。这一点要区别于分期付款，前者赔偿总额因为权利人的生存时间而无法确定，后者的支付总额度是确定的，只是分不同时间支付。
适用定期金赔偿方式的优越性。定期金赔偿方式的引进为当事人选择赔偿方式提供了可能，有利于赔偿制度的合理化，也有利于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适用定期金支付方式还有如下优越性：（1）避免了赔偿义务人因一次性支付过多的赔偿金而破产或支付不能；（2）避免了通货膨胀等给受害人带来的可能不利；（3）避免受害人（尤其是受害人的监护人）提前花费赔偿金，而使其未来生活发生重大困难；（4）避免受害人近亲属得到重大不当得利（如受害人在判决生效后很短时间内因其他原因死亡，而判决确定的是一次性支付20年的残疾赔偿金）；[3]（5）避免了当事人的多次诉讼节约了有限的审判资源；（6）使将来损害的发生与对损害的赔偿在时间上和赔偿标准的价值比上更趋接近，从而也更趋公平。[4]
审判中心主义是三大诉讼法需共同研究的问题。刑事诉讼因出现“逮捕中心主义”“侦查中心主义”“卷宗中心主义”〔1〕等诉讼形态，审判中心主义乃作为关系命题而言。民事诉讼中审判中心主义因没有关系对立面而作为要件命题存在，并主指庭审中心主义。“程序结果在内容上的正当性问题，实际已经转化为是否充分满足程序条件的问题。”〔2〕庭审在满足体现辩论原则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若干要件前提下，才能实现程序公正价值，达到民事诉讼解纷目的，这是实质化庭审，决定庭审中心主义的实现，这又以庭前准备为前提和基础。然而，实证研究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庭前不作准备、庭前准备错位至庭审中、庭审应有功能错位至庭后的现象，最终不可避免地使民事庭审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让庭前准备程序回归本位，使依次错位的各程序功能回到其应有位置，是实现民事庭审中心主义的必然要求。
一、民事庭前准备程序是实现以庭审为中心的关键环节
庭审实质化的“四个在法庭”和一个集中审理要求，必须以充分的庭前准备为前提。在庭前准备中梳理证据、固定无争议事实和证据、理清有争议事实和证据、准确归纳争议焦点，才能在庭审中围绕争议焦点和事实举证质证、充分辩论，并通过一次集中审理形成心证，即时作出裁判，公正高效地解决纠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也曾将庭前准备与庭审程序合二为一，〔3〕并在证据上奉行随时提出主义，后因争点无法固定、庭审效率低下、反复多次开庭的弊端，通过《有关简化审判程序及加快审理进程的法律》将民事诉讼程序成功地改革为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并重。这一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庭前准备与庭审实质化密不可分，庭前准备的目的是实现庭审实质化，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必要前提基础是庭前准备，二者共同为民事庭审中心主义服务。应然状态下，实现民事庭审中心主义应具备7个要件：一是充分的准备。法官和当事人都应按照法律规定充分准备，使案件事实在基本清楚的前提下进入开庭状态。二是准确的争点。这是庭前准备的重中之重，庭审乃至裁判始终应围绕争点展开。三是聚焦的调查。律师和法官的调查都应当紧紧围绕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和争议焦点细致进行，不应盲目随意。四是集中的审理。案件应在一次开庭中连续不间断审理，不应反复多次开庭。五是成功的辩论。这在庭审中扮演最重要角色，也是贯彻辩论原则的最直接体现。通过当事人双方争锋相对的辩论，达到去伪存真、争议事实答案浮出水面的目的。六是即时的裁判。庭审结束后法官心证自然形成，应最快时间内即时作出裁判，不应间隔多日或数月。七是缜密的思维。诉讼全过程包括证据调查、归纳争点、言词辩论、裁判说理都应有一套严谨的思路方法，紧紧围绕请求权及其为基础的要件分析和相关事实进行。以上7要件在程序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庭前准备，要求充足的准备、准确的争点、聚焦的调查；第二阶段为开庭审理，要求集中的审理和成功的辩论；第三阶段为庭后裁判，要求即时的裁判。其中缜密的思维贯穿三个阶段全过程。第一阶段是前提和基础，第二阶段是中心环节，第三阶段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三个阶段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由此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要求庭审实质化，而庭审实质化则要求集中审理和成功辩论，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庭前准备程序。因此，庭前准备程序成为实现民事庭审中心主义的关键环节。然而，据调研访谈，〔4〕司法实践中多数法官并未将庭前准备摆在应有的位置重视和操作，普遍存在四种认识误区。一是将庭审中心主义等同于“一步到庭”，认为所有事项都在庭审中处理即可以达到公平正义并体现司法公信力。这种错误认识的直接体现是不进行庭前准备径行开庭。二是将庭审简单理解为开庭审理，认为开庭时当庭对证据一一质证就是庭审实质化，“既然双方当事人都来了，不如直接开庭”。而实际上庭审中的“庭”应该是指实质化的庭，而不是特定场所意义层面的“庭”，关键在于落实辩论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三是重实体轻程序，认为即使不按照诉讼法规定的庭前准备办案，不充分贯彻辩论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同样能办好案。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庭审“虚无化”，其根源是对民事诉讼目的以及程序保障功能未予充分认识。四是认为开庭的效率在于直接开庭，面对“案多人少”和立案登记制、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压力，庭前准备既浪费时间又没有效果。该认识没有理解庭前准备的效率价值及其与庭审实质化的关系。以上四种认识误区直接导致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缺失与错位，严重阻碍民事庭审中心主义实现。
二、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错位削弱庭审应有功能
为客观考察当前民事庭审状态，笔者对所在C市及辖区20个基层法院庭审和庭前准备情况〔5〕进行抽样调查，同时开展多次会议座谈和单独访谈。抽样对象为五家法院：C市中院、主城区W区和G区法院，近郊L区法院，远郊J县法院。抽样案件范围为2014至2015年两年间的一审判决生效民事案件，类型为4家基层法院主要受理的6类民事案件，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劳动争议、借款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其判决结案总数占当年该4家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判决结案数的比例分别为61.3%和64.2%；C市中院受理的4类民事案件，即借款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类纠纷和知识产权案件，其判决结案总数占当年C市中院一审民事案件判决结案数的比例分别为78.4%和79.6%。分别抽取2014年和2015年五家法院每类案件结案数的2%，即184件和242件，共计426件案件电子档案卷宗。以上抽样调查集中反映出C市法院近两年民事庭前准备程序错位以及庭审应有功能未实质发挥的现象。
（一）庭前准备未依法开展
《民事诉讼法》第125-129、131-133、165条，《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24、226条，《证据规定》第19、23、25、33、34、37-39、54条对庭前准备规定了29项具体事项，其中法官20项，当事人9项。在法官的20项中，必作7项、选作13项；在当事人的9项中，必作1项、选作8项。通过对两年共计426件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法官和当事人对于法律规定的选作事项基本忽略不作。在必作事项中，“将状副本发送被告”“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四项单纯程序性事项比较重视，其中就“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主城区G法院在案件受理通知书中一并告知，远郊J法院发送专门的《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尽管如此，实践中普遍存在被告在庭前不提交答辩状的情形，法官也无法在庭前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换言之，一般情况下法官庭前已作事项实际只有三项。“指定或认可举证期限”和“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二项需要配合一定审查的程序性事项在实践中变通进行。一般作法是:法官依职权将举证期限指定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前，相当于没有指定举证期限，这种作法印证了法官一般不作实质性庭前准备的现实；对于一审民事案件，所有案件在立案的同时均立为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视案件具体情况再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这一具有实质内容的准备事项则基本不作，个别法官基于自己的办案习惯对其承办的部分案件在开庭前会进行一定审核，但随意性较大，缺乏规范固定的操作模式，在卷宗中也不能反映法官庭前阅卷的情况。就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并应及时”这一必作事项而言，一般情况下，原告只在立案时提交一次证据材料，被告基本不在庭前及时提交充足的证据材料，由于法官基本不在庭前组织证据交换，因此实践中原被告双方在开庭中和开庭后补充提交证据的情况比较普遍。就庭前交换证据这一重要的选作事项而言，做得最好的近郊L法院在开庭前制作《诉前辅导材料完善情况》表，内容包括完善相关手续、诉前调解达成协议、证据材料整理、组织双方证据交换、诉前鉴定、立案登记备案、引导来诉人进入诉讼七项，然而遗憾的是证据材料整理和组织双方证据交换在调查卷宗中均填写为“否”，可见即使内部管理对庭前准备有要求，法官依然难以作到。另外一种变通作法是，主城区的G法院在当天开庭前一两个小时内组织庭前证据交换，交换完后立即开庭，其效果也差强人意。总体看，绝大部分一审案件在开庭前均未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庭前准备，庭前准备简略到只有“将状副本发送被告”“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适用简易程序”“原告提交部分证据材料”五项。对法律规定的选作事项基本不作，对法律规定的必作事项变通进行，成为当前实践中大多数案件的庭前准备现状。
（二）庭前准备处于缺失状态
司法实践中不仅法官不重视不实行庭前准备，当事人自身也没有意识到庭前准备的重要意义，基本不主动使用民讼法赋予的申请证据交换权。法官与当事人均在准备不充分、基本无准备或不知道如何准备的状态下开庭。
1.法官基本无庭前准备。绝大部分法官庭前根本不看卷，更不会进行证据交换和明确焦点。不管简单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还是复杂的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法院庭前准备都基本只作送达载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受理通知书、附带状副本的应诉通知书等送达文书工作。样本案件中，只有主城区G法院的一件建设工程合同案件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并形成交换笔录，但仍然未在庭前明确争议焦点。
2.当事人庭前准备欠充分。无一当事人使用申请交换证据权。原告一般只在立案时提交一次初步证据材料，被告基本不在庭前提交答辩状，在庭审中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答辩。由于许多案件未指定举证期限或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合理，且不进行证据交换，原被告均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才提交主要证据，双方均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才知晓对方主要证据和答辩意见。
3.法官与当事人协同意识较差。为实现集中审理和庭审实质化，德国民事审判程序基本理念变化的最显著标志是吸收协同主义元素。〔6〕即法官与当事人协同诉讼，成为作业共同体，在“事实关系的解明问题上,应当同等地依靠法院和当事人”。〔7〕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庭前准备中对法官和当事人的义务各有规定，但实践中双方均未履行，当事人不主动申请，法官亦不主动指挥。许多案件第一次开庭后才发现要追加当事人，需要当事人补充证据或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囿于庭审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一次听甚至多次庭审都很难将事实查明清楚。导致大量未查明事实的一审案件进入二审程序，二审与一审的功能“同质化”〔8〕现象突出。
（三）庭前准备内容错位至庭审阶段
纵观诉讼流程，案件事实的查明有其内在自然规律和阶段，即①梳理证据②明确无争议事实和有争议事实③调查争议事实，并非只凭当事人记流水账式罗列证据就可完成。其中，第一二阶段应在庭前完成，庭审则着重进行第三阶段。若缺失第一二阶段实际是跳过庭前准备，而实践中又无法真正绕开庭前准备进行有效庭审，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往往将第一二阶段的工作错位至庭审中进行。这一通行作法与访谈中大部分法官错误的“效率意识”相对应。
1.开庭审理实则无的放矢。一审庭审中绝大部分案件在第一次开庭时不归纳也无法归纳争议焦点，法官直接说“现在由双方举出在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收集的证据”。〔9〕有争议焦点归纳的，也是泛泛而谈。常见如“现双方围绕有争议的事实向法庭举证、质证”，〔10〕对争议具体事实不明确。或者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进行“大包围”式争点归纳，当事人诉讼请求或分歧意见笼统作为争点，如“争议焦点即被告对涉案房屋是否享有转租权”。〔11〕争点应当围绕请求权基础、在分析构成要件基础上形成与要件有关的事实或证据争议，并在庭前予以准确固定，不应在庭审中现场整理。
2.法庭调查实则证据梳理。法庭调查一般内容是：首先由原告宣读书、被告宣读答辩状；其次，原告和被告分别对所有证据一一出示，依次表示是否有异议并说明理由。法庭调查完成了梳理证据和明确有争议事实和无争议事实的任务，这些耗时耗力的梳理，绝大部分应依法在庭前准备阶段完成。法庭调查应该只对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进行质证，那些无争议的事实庭前即应明确。当事人必须在举证期限内充分积极举证，遵循适时提出主义，为防止庭审证据突袭，法官应制止随时提出主义，善于运用证据失权制度，促使当事人积极全面举证。正因为庭前缺乏准备、没有整理争点，无奈之下法庭调查阶段只有梳理证据。
3.法庭辩论实则形同虚设。法庭辩论阶段常见方式有：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双方有无新的辩论意见。”〔12〕一般当事人都说无意见；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下面开始法庭辩论。”原被告双方都说坚持或答辩意见，或者再将法庭调查中的意见重复一遍，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即可结束。言词辩论作为庭审的主要内容和查明争议事实的重要手段却基本处于“走过场”状态。访谈中，法官和当事人都表示，法庭调查阶段已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到法庭辩论阶段已没有激情和思绪，更无法作到成功的辩论。按照辩论原则的要求，首先，辩论前当事人明确清楚无争议事实；其次，辩论前当事人清醒知道辩论焦点，并始终围绕焦点辩论；最后，缩小辩论范围，让辩论焦点更集中。这三点所涉大部分工作都需在庭前予以充分准备，否则庭审中辩论原则无法实现。如果庭审没有辩论，或因准备不足辩论没有围绕前述三点展开，那么该辩论不具有实质意义，这也直接导致该庭审不具有实质性。因此庭审实质化和庭前准备是辩论原则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四）庭审虚无化现象突出、质效低下
庭前准备缺失导致庭审虚无化现象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分散式庭审。一次和多次庭审，整个庭审没有焦点或重点，庭审记流水账的证据梳理和质证，法官往往随意无目的地发问。如一合伙协议纠纷中，问“谁的挖挖机”，被告答“工程小，不记得”，问“打井给了多少钱”，被告答“具体多少不记得，但钱是我给的”。〔13〕二是渐进式庭审。多次开庭，第一开庭全面梳理证据，第二次开庭归纳争议焦点，补充新证据或由证人出庭，庭后研究法律条款和卷宗，第三次开庭进一步查明部分事实，庭后得出裁判结果。将庭前准备的内容分两至三次庭审递进推进。如“上次开庭中双方对责任认定、医院治疗费用和残疾赔偿金达成一致意见，争议焦点是护理费和被抚养人生活费。”〔14〕三是规程式庭审。庭审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规程，按照法律规定的阶段走完即可，法官就是主持一下庭审而已，发问较少，这是当前大部分民事庭审的现状。如“现在宣布法庭调查……有无补充变更……下面进行法庭辩论……现在进行最后陈述”。〔15〕四是简单准备式庭审。因办案习惯不同，个别法官对建设工程合同等复杂案件会庭前简单阅卷，必要时庭前进行证据梳理和交换，但不归纳争议焦点，只是作到法官自己心中有数，缺乏诉讼程序上的意义，庭审的辩论依然形同虚设，不能实现集中审理和实质化。
（五）庭审应有功能错位至庭后
1.庭审后继续查明事实。由于庭前没有准备，庭审形式化，经过开庭审理的案件依然没有查清事实。此时，法官要么继续依职权调查取证，再多次开庭，要么向庭长、审委会汇报案件，以寻求裁判结果。座谈反映，大部分庭长认为汇报来的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明，事实比法律更困难，审委会委员认为讨论中分歧较大的案件都由于事实没有查清。当事人上诉案件中，上诉理由大部分也是“事实不清”。由此可见，许多案件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作出裁判结果。
2.庭审后开始分析法条。经过开庭，法官熟悉了卷宗和诉请请求，开庭后法官才开始寻找相应法条并根据庭审情况分析构成要件，而不是全面分析构成要件后寻找对应事实，因此构成要件的分析往往具有片面性和主观性。如对《食品安全法》第96条十倍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分析，只着重对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行分析和调查事实，对庭审中未涉及的“明知”问题则不予调查和分析。〔16〕
3.裁判结果无法即时作出。由于庭审未实现实质化，法官在庭后需要开展大量调查和研究工作，开庭后不能立即下判，而是间隔一周至几个月时间，诉讼周期较长。法官作出裁判结果时重新翻阅卷宗和庭审笔录并回忆开庭场景，不符合直接言词原则当面性要求，难以保证裁判公正。
三、民事庭前准备程序的构建与完善
本文所称庭前准备程序指案件立案后至开庭审理前，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人为开庭审理所作实体性事项和程序性事项。〔17〕从前述庭审中心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实然状态可以看出，庭前准备程序是庭审中心主义必不可少的环节。庭前准备缺失导致庭审功能错位，庭审中进行了本应由庭前准备完成的事项，庭审走向虚无化，庭审中心主义无从实现。因此，实现庭审中心主义关键进路是让庭前准备程序在实体、程序和时空上回归本位。两大法系的通行作法是将庭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并重，未经准备程序的案件不能开庭审理和辩论，主要由诉答程序、证据开示、庭前会议等程序组成。〔18〕参考国外有关作法，本文重点对司法实践中缺乏但审判所需的程序进行构建。
（一）宏观思路：庭前准备程序的基本架构
1.主要内容应依法进行。根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庭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内容包括程序性准备和实质性准备、当事人准备事项和法院准备事项。程序性准备均由法院依职权作出，这体现职权主义色彩，主要有告知诉讼权利义务、追加当事人等。实质性准备中，法院完成事项有审核诉讼材料、指定或认可举证期限、确定适用程序，组织交换证据、明确争议焦点、对无异议和有异议事实及证据分类记录在卷、归纳争议焦点、召开庭前会议等。由当事人完成事项有及时提交证据材料，提出答辩状、管辖权异议、协商举证期限、申请调查收集证据、保全证据、鉴定、证人出庭、交换证据等。
2.参与主体应涉及各方。庭前准备应由法院与当事人共同参与，成为作业共同体，体现协同主义原则。在“事实关系的解明问题上，应当同等地依靠法院和当事人”。〔19〕法院中具体由谁进行庭前准备，民诉法无明确规定。可参考《证据规定》第39条“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但对审判人员亦无明确解释。鉴于此，考虑到法官员额制及“案多人少”压力，可将审前准备主体与庭审主体分开，由法官助理开展审前准备，并将作好移交工作。
3.主体权责应明确具体。法官员额制改革后，法官助理不属于法官序列，原则上不享有法官职权，为法官助理开展庭前准备工作带来困难。如庭前准备中的依职权调查只能法官亲自进行，法官无法从庭前准备中解脱。因此应赋予法官助理在庭前准备中享有部分职权：庭前准备指挥权，控制庭前准备各程序环节并排除障碍；释明权，促进庭前准备顺利进行；调查权，必要时对争议事实依职权调查；调解和解确认权，在法官助理主持下，对当事人调解和解案件有权依申请作出确认判决；作出庭前准备报告并具有法律效力，主要针对确定诉讼请求、无争议事实和证据、争议焦点等。
4.程序方式应规范灵活。庭前准备的具体程序在我国民诉中无明确规定，参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审前准备程序的作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庭前准备的规范性具体程序可分为分流案件、送达、诉答、证据交换、固定争点、庭前调查、庭前会议、报告移交八个步骤。目前司法实践中已开展的只有送达阶段。因被告提交答辩状为权利事项，一般被告都放弃不提交，导致审前有诉无答。因此，庭前准备的各环节程序应分步规范进行。前述八个步骤中的前五个步骤为必做步骤，其中固定争点为核心步骤，应贯穿庭前准备程序的始终。庭前调查、庭前会议、报告移交三个步骤则视案件繁简选择性进行。准备方式可灵活多样，不限于言词准备方式，可有书面、会议、预备庭〔20〕等多种准备形式。法官可根据案情难易程度及当事人需求进行选择。比如某些简单案件在诉答阶段即可固定争点，而复杂案件则可能需要庭前会议才得以固定。
5.程序效果应予以固定。庭前准备的程序效果在我国民诉法中没有规定，这也是直接导致实践中庭前准备缺失的原因之一。庭前准备的构建应重视其程序上的效果意义，而不能仅停留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上。为实现庭审实质化，庭前准备中确定的事实、交换的证据、固定的争点、阐明的观点对庭审具有约束力，庭审中可不再对无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质证。为防止证据突袭和实现集中审理，庭前固定的诉讼请求和争议焦点在庭审中不可改变，庭审中当事人不应再提交新证据、申请新证人、提出反诉，法官不应再追加当事人。如果庭前被告不予答辩或证据交换，则应直接认定原告诉讼请求成立，原告不进行证据交换则应视为撤诉。
（二）微观要求：庭前准备程序的针对性操作
1.简易程序简洁准备。庭审实质化范围主要针对疑难复杂案件，考虑到诉讼效率，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民事案件应由法官助理简洁准备，否则法院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在无实质性的程序上，就程序走程序，脱离以程序保障实体的目的。但是简洁准备并非不准备，如对于只书面审阅书和答辩状即可固定争点的案件，无需进行证据交换等程序。对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案件，普通程序开庭前应按一审普通程序规范准备，已进行程序可不重复进行。
2.一审普通程序规范准备。适用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事实查明难度和纠纷解决效果直接全面反映庭审中心主义的理念价值和现实需求。一审重在查明案件事实和解决纠纷的功能也要求程序正当性，运用规范有序、科学合理的程序达到公正高效目标。若一审普通程序未规范进行并发挥其应有功能，则整个民事诉讼程序都将走向无序化、虚无化。因此，一审普通程序案件应进行最规范、最完整的准备，将八个规范步骤全部开展。诉答阶段，在固定诉请请求同时，应分析请求权基础及构成要件；证据交换后，对有争议事实督促当事人调查或依职权调查；庭前会议中，应对已准备事项予总结并形成笔录，作到“四固定”：诉讼请求固定、证据固定、无争议事实固定、争点固定。同时进行调解，因事实已基本清楚，当事人已充分沟通，调解成功几率相当大，经过充分庭前准备，由法官开庭的案件应是少数。报告移交阶段，准备法官应撰写准备报告，对准备情况准确完整、详略得当、逻辑清晰的总结。
3.二审开庭程序适当准备。庭审中心主义以一审庭审为中心，但我国目前二审还不是完全的法律审，不少案件在二审中仍进行补充调查甚至全面查明事实，二审开庭审理仍有必要按一审庭审实质化标准进行。由于一审已进行过争点固定和证据交换，二审开庭庭前准备应在一审基础上适当进行，重点审阅上诉状和答辩状，对二审新证据和一审未查明事实进行证据交换和调查。
近来，有关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同罪不同刑”的争议始终不绝于耳，比如，曾轰动一时的许霆案，前后两次判决存在巨大差异，又如，醉驾案四川孙伟铭与杭州胡斌所获判决也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许霆案，其跌宕起伏震动了整个社会，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引发了社会热议，如今终于尘埃落定，但整个社会对此案的关注却远未结束。主要原因恐怕是前后数次审判所确定的刑罚落差太大，以致社会公众在一定程度上怀疑量刑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使得量刑公正问题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究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将量刑权的制约问题囿于实体法研究领域，没有从程序制约这一维度审思制约量刑权的有效对策，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克减量刑失当现象，量刑规范化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我国的国情和法制传统决定，我国应当充分吸收和借鉴独立量刑模式的合理要素，构建中国特色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一、量刑的概念
有关量刑的概念，中外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但以马克昌、高铭暄教授的定位为主流：“量刑，亦称刑罚裁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基础上，依照刑法关于量刑原则和量刑情节的规定，决定对犯罪分子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者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
二、量刑现状和弊端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单独的量刑程序，甚至相关法律规定也几乎没有，而是将量刑和定罪合二为一，在同一庭审程序中一起解决。这种量刑运作模式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弊端。
一是加重“重定罪、轻量刑”错误思想，淡化执法者对量刑重要性、特殊性的认识。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控诉方对量刑指控的缺失，直接导致辩护方在量刑辩护上缺乏明确针对对象，辩护角度和力度不够，辩护律师一边作无罪辩护，一边又提出从轻减轻量刑意见的自相矛盾现象时有出现。
二是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规制。我国实体法在刑罚裁量上的规定过于原则和宽泛，这种粗放型的立法模式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和法官个人决断。
三是弱化当事人权利保障、影响司法权威。定罪与量刑混合庭审模式中，没有独立的量刑程序，被告人无法就量刑问题充分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被害人也没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控诉，实际上双方权利均被弱化。再者，经过合理程序的裁判结果，往往更能增强公众可接受性，提升司法权威。隐秘状态下做出的裁量结果，无论本身多么公正，也难以让人心服口服。
三、构建我国量刑程序的设想
（一）独立与相对独立量刑模式的利弊
我国需要什么样的量刑程序？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即独立量刑程序和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前者指，法院先就定罪问题开庭，然后休庭评议，在确定被告人有罪及具体罪名后，将定罪结果告知控辩双方及被告人，给予合理准备时间，再专门就量刑问题进行第二次开庭。后者指，将庭审分成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先调查定罪证据并进行答辩，定罪程序结束后法庭继续审理，在假设指控罪名成立的前提下进行量刑证据调查和答辩，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中间不休庭。
笔者认为，在我国设立独立量刑程序时机尚不成熟，相对独立量刑程序更符合我国国情。理由有：一是我国没有建立刑事案件分流制度，如果定罪与量刑严格分离，意味着绝大部分案件必须要多开一次庭，现在司法资源无法承担因此而增加的巨大工作量；二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只负责量刑，定罪由陪审团负责，我国法官则集定罪与量刑职能于一身，没有必要将定罪与量刑严格分离进行；三是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审判制度，法官在法院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对无权决定的案件不能当庭认定证据，更不能宣判，必须休庭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后才能决定，设立专门的量刑程序只不过又多了一个形式，增加了一道程序而已。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可以增强量刑判决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有效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强化公众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消除司法腐败，增强司法公信力，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二）构建我国量刑程序的具体设想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因此本文拟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将量刑阶段与定罪阶段的关系二元化，分为定罪阶段与量刑阶段的分离模式与合一模式。前者是指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在程序上分开进行，在确定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以后，再进入量刑阶段；后者是指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在同一程序中进行。
1.定罪阶段与量阶段分离模式
该模式针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在该类案件中，量刑阶段与定罪阶段相对分离。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既然被告人暂被推定为无罪，也就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其量刑问题。再者，将量刑问题从定罪中分离出来，可以使法庭将主要精力放在证明被告人无罪的各种证据的调查和搜集上，有利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也有助于防止审判法官因事先接触
量刑事实如品格事实、前科事实等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的偏见，进而影响定罪。
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量刑阶段独立于定罪阶段的具体设想如下：（1）定罪阶段。在控诉方宣读书（状）之前，审判长宣告庭审围绕书（状）中指控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指控的罪名是否成立进行。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程序中，审判长指挥控辩双方就书（状）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对于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如被告人的前科问题、被告人的品格问题等，应制止双方在这一阶段提出。在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审判法官应提示被告人就自己是否承认书（状）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进行陈述。在法庭评议阶段，如果合议庭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则案件进入量刑阶段，如果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可以当庭宣告被告人无罪；如果合议庭认为案件性质重大、复杂而难以做出决断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2）量刑阶段。在重新开庭后，法庭组织控辩双方围绕量刑事实和量刑主张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在这一程序中，允许控辩双方使用品格事实和前科事实等，双方还可以直接引用在定罪阶段查明的事实。在法庭辩论终结后，审判法官应提示被告人就量刑问题作最后陈述。在法庭评议阶段，合议庭应当对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影响量刑结果进行评议。宣告量刑结果，并说明量刑理由。2.定罪阶段与量阶段合一模式
这一量刑模式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三是根据《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不能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易审”进行审理的被告人认罪案件。
这三类案件控辩双方在有罪问题上已经没有争议，为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中可以将对有罪问题的确认与量刑问题的调查放在同一程序中进行。具体操作为：（1）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开始之前，询问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并明确告知被告人，如果自愿认罪法庭将直接按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定罪，法庭审理主要围绕量刑问题。（2）如果被告人明确表示自愿认罪并接受认罪的结果，法庭审理按定罪与量刑阶段合一模式进行，即对定罪证据分组出示、质证后直接进入量刑程序，控辩双方重点围绕影响量刑的事实证据进行举证、质证、辩论；（3）如果被告人不认罪，则案件适用定罪与量刑阶段分离模式进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告人一开始自愿认罪，但在量刑程序中突然不认罪的，法庭应当结束量刑程序，重新采用分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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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国的法律环境和社会制度，如何在继承传统理论教学的基础上提高法律教学效率、增加学生实践能力已成为目前法律教学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难题。近年来，随着教学体制改革力度的日益深入，法律教学工作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和优化，各种实践教学方法逐渐被引入其中，成为目前教学工作中最为常见的教学方法。模拟法庭是一个源自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学方式，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极为实用的实践教学手段，其在法律教学中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增加学生实践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一、模拟法庭概述
由于在教学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校法律教学还存在着极为显著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实践时间少等。基于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教学中采用模拟法庭教学方法对于培养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1、模拟法庭概念
所谓的模拟法庭主要指的是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引进经典的案例、组织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主要包含了原告、被告、律师、诉讼人、证人等。通过在教学的时候仔细研究案例、广泛的收集法律证据、反复推敲法律用语，从而实现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目前的高校法律教学中，模拟法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法律实践性教学数段，其在目前教学中已经引入的案件已经包含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案件，是从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预演以及正是开庭等环节构成的。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充分的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创造性，与其他实践性教学方法相比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2、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工作中的开展
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中的选用是一个综合性，一体化的过程，其在教学的过程中是从确定指导教师、精选典型案例、划分小组、指定角色、准备资料、预演、正式开庭、审后分析等多个环节。而对于模拟法庭的正式开演环节则是从书记员和对当事人情况；书记员宣布起立、法官进入；法官介绍案情；原告宣读书；被告宣读答辩意见；法官提问；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官询问。
二、传统高校法律教学存在问题
在传统的高校法律教学中，通常都是采用填鸭式、满堂灌作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的过程中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教学，而学生只是被动的学习知识。这种教学工作中，教学的弊端极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教学观念上
从法律教学观念上看，只注重理论教学，忽视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的培养。有的教师认为，只要把法律概念、法律的逻辑体系、理论构架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将法律概念、法律适用规则运用于具体的案例分析。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老师的教学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过多地纠缠晦涩、复杂的理论。
2、法律教育目标取向上
在法律教育的目标取向来看，是要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而不是法律实用人才。在高府幽挥的大学里，教师教给学生是其本人在一些研究领域的建树或者法学界当前争论的问题。教师的出发点是以其思维方法去引导学生从事法学研究，培养学生具有写作能力和能力的法律人才，而不是法律实用人才。
三、模拟法庭教学法的应用优势
通过模拟法庭的现场感和直观感，进一步加深参与者对法律知识和司法程序的理解，更好的提高辩护双方对适用法条的运用和把握。模拟法庭是现代司法教育的重要形式。
1、模拟法庭有利于多渠道传递信息。
在法学教学实践中，无论教师向学生传授实体法知识，还是向学生传授程序法知识，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体。教学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法律知识和技能等信息的传递过程。
在模拟法庭教学中，既利用了非言语系统媒体，也利用了言语系统媒体。非言语系统媒体包括模拟法庭内的实物布置，如主审法官就座的审判席、原、被告就座的原、被告席、证人席、旁听席，审判席后墙上悬挂的国徽、审判庭墙上法庭纪律等静物实体以及规范着装的法官、法警、律师、当事人等人物实体，都向学生传递着具体事物的信息，给人以法庭庄严、肃穆的感觉，展现在学生眼前是标准、规范的法庭的视觉效果。
2、模拟法庭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各种法律疑难问题层出不穷，大学生只有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因此，当前法学教学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而创造性培养的基本策略，就是在专业知识教学中进行发散思维训练，同时将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相结合进行智慧活动的训练。
在模拟法庭教学中，将司法实践中取得的真实案例材料，不加雕饰地交给学生，让学生按照模拟法庭的要求，对案卷中存在的问题，广泛讨论，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充分调动学生的发散思维，在此基础上，由学生归纳出一种方案，进行聚合思维训练，完成模拟法庭所需材料的组织，以及各种角色的相互配合方案，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活动的训练。尤其特别注意在学生讨论、准备期间，老师一般不作评价，以便学生有更多思维空间，只是在学生准备完毕后，预演过程中，才作适当的指点，并且不提批评性意见，以正面鼓励为主，使学生敢于思维，善于思维。
四、结束语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曾对参加模拟法庭教学的同学做过调查，普遍认为这一教学模式，涉及的法律知识面广，尤其适合在诉讼法教学中采用。一般来说，一堂成功的模拟法庭教学课完成之后，无论是亲自参与法庭中表演的同学，还是作为观众的同学，都对法庭这一工作环境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就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将来从事法律职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一旦选择法学专业，接受法学方面的教育，意味着对法学职业生涯的选择，因此，法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的传授，使其能够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形成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应变能力。但是在传统的法学教学中，主要的教学方式是教师讲，学生被动接受，属于纯理论教学，缺乏实践，为此，在对法学教学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强调实践的作用，组织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模式，其中模拟法庭教学就是一种实践效果比较明显的教学模式，收效很大。
一、模拟法庭概述
（一）模拟法庭概念
所谓的模拟法庭主要指的是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引进经典的案例、组织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主要包含了原告、被告、律师、诉讼人、证人等。通过在教学的时候仔细研究案例、广泛的收集法律证据、反复推敲法律用语，从而实现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在目前的高校法律教学中，模拟法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法律实践性教学数段，其在目前教学中已经引入的案件已经包含了刑事、民事、行政等多种案件，是从案情分析、角色划分、法律文书准备、预演以及正是开庭等环节构成的。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充分的调动了学生积极性、创造性，与其他实践性教学方法相比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以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方法。
（二）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工作中的开展
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中的选用是一个综合性，一体化的过程，其在教学的过程中是从确定指导教师、精选典型案例、划分小组、指定角色、准备资料、预演、正式开庭、审后分析等多个环节。而对于模拟法庭的正式开演环节则是从书记员和对当事人情况；书记员宣布起立、法官进入；法官介绍案情；原告宣读书；被告宣读答辩意见；法官提问；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官询问。
二、模拟法庭在法律教学实践指导中的必要性
首先，需要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在执行试验的过程中所有参与模拟的角色、法官、原被告、等，均需要充分了解案例的所有细节，且在开庭之前应该深入分析或讨论了案例。在庭审中学生们为了详尽表达他们对案件的意见，为了改善“学生思维”的套路，可以形成学生的自主思维和学习的方式，既能提高学生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亦可锻造他们对案件处理的实践能力。
其次，培养学生参与讨论的能力。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一个出师于法院的学生，没有一天的讨论的经历，那么在市场的竞争中，也会略显颓势。通过教学模拟审判的方式，可以锻炼学生们的意志力，也可以增强学生们的讨论热情，对于日后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他们，模拟法庭是个行之有效的试验平台。
最后，通过模拟法庭检测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在新的教学模式的召唤下，模拟法庭可以做到如下两点：一是它可以敦促学生，灵活扮演不同角色，并熟稔法律知识；在掌握知识的道路上，通过模拟法庭锻造实践经验，是多赢的方法。二是它可以成为教师水平试炼。学生们的知识师承于他们的传道者，因此这敦促教师完成自我知识水平的提升。一个具备丰富全面的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老师，必将是学生们最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模M法庭在高校法律教学中的作用
（一）能够多途径地传递相应的法律信息
高校法律教学中，老师在向大学生传递实体法或是程序法等知识，都需借助相应的媒体进行传递，且该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法律知识、法律技能等相关信息的传递。将模拟法庭应用于高校法律教学中，此种教学方法充分应用非言语系统及言语系统等媒体，如审判席、原告、被告就座席、旁听席、证人席及着装非常规范的律师、法官、当事人、法警等，均向大学生传递很多实质性的信息，给人一种威严、庄严的感觉，为大学生展现出更一种规范、严谨的法庭审判效果。
（二）能够丰富高校法律的理论教学内容
在高校法律教学过程中，将模拟法庭的教学方法引用在其中，能够为传统的高校法律理论、实践等教学提供一个较好的发展平台，大大丰富法律理论教学内容。主要因以往的法律理论知识教学过程较为枯燥，通过不同学院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所培养的大学生，对于社会需求及变化很难适应，但是经模拟饭厅教学方法应用的法律案件，不是从法院判决书内摘抄并记录相应的法律事实，大学生需接手真是的法律案件进行模拟学习。法庭模拟教学方法长时间应用于法律教学中，对于以往法律理论教学提供更加有效的发展平台，进而丰富了法律理论教学内容。
（三）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模拟法庭的设置能很有效地改变参与性不强、枯燥乏味的局面，模拟法庭是一个能动的学习过程，它通过让学生扮演各种不同的诉讼角色，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诉讼法的教学过程中来，这也恰好弥补了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法学教学模式，能大大地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能通过模拟各种角色，让自己实际参与到案件中来，提出自己的法律观点和法律判断，不仅锻炼了自己的口才，还丰富了自身的法律知识。模拟法庭有助于实现知识的转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法律素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四）能够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环境下，很多法律方面的难题层出不穷，因此，在目前的高校法律教学过程中，有效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非常关键。例如，高校在开展模拟法庭教学的过程中，把从司法实践当中所获取的真实案例安排给大学生，使大学生根据模拟法庭的具体要求，针对案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分析，以制定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激发大学生对于法律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其发散思维，根据大学生自己对案件的理解归纳、总结出解决方案，之后做相关的聚合思维训练，以较好地完成模拟法庭需要的各种材料，并安排好各种角色，进而培养其思维能力。
（五）模拟法庭可以为学生提供真实、系统和全面的法律练习，营造一个真实的法律学习环境
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只是大套的理论知识，只能死板地去记忆。然而模拟法庭为学生在校园进行法律实践学习提供机会，学生们在真实的法律环境中，可以亲自去体验法院审理的程序，还可以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学生自己去分析、解决问题，可以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些仅靠课堂的传授是领会不到的。
（六）模拟法庭教学有利于市场需求
因为模拟法庭是属于实践性教学，按照真实司法实践中的审判过程进行，包括法庭调查阶段、法庭辩论阶段等等。学生在每个阶段中都要自己准备材料，了解案件事实，分析出有利的事实材料，然后找出法律依据，最终形成相关的法律文书。通过模拟法庭的练习，可以帮助学生熟悉法律文书的书写要求，对将来从事事务工作很有帮助。通过参加模拟法庭的演练使学生亲身参与，不仅了解了案件的处理过程，也在准备过程中掌握了法律知识，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同时培养了学生对证据材料分析判断的能力、制作法律文书的能力、口才能力。
【参考文献】
一、律师刑事豁免权的概念与特征
（一）关于律师刑事豁免权的理论界定
对律师刑事豁免权，各国学者研究角度的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是各不相同。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律师刑事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司法机关不得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而拘留、逮捕律师或以其他方式打击、迫害律师或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1]。另一种观点认为，律师刑事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举证、质证意见和辩护、辩论言论受法律保护，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一般不得因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举证、质证意见、辩护言论而追究律师诽谤或包庇等刑事法律责任[2]。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亦有研究，如格拉汉认为，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和诉讼人，凡与法庭诉讼程序有关的言论和通信，律师均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绝对特权[3]。法国学者雅克・阿默兰认为，律师在进行诉讼辩护的过程中，享有发言的豁免权，即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讲演和书面发言，不得进行诽谤和污蔑[4]。
（二）律师刑事豁免权的特点
通过以上概念界定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律师刑事豁免权有下列几个特点：其一，律师刑事豁免只能发生于职业行为中，即律师刑事豁免权只有律师在行使辩护、职能时才能够享有。在其他情况下，律师便无豁免权的保障，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二，律师辩护豁免权的内容明确。律师辩护豁免权的内容包括言论豁免权、作证豁免权以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材料失实豁免权。其三，律师的豁免只限于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在其列。
二、我国构建律师刑事豁免权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律师刑事豁免权制度有利于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有别于其他的社会职业，它是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律师的职业特点要求律师应该保守当事人的秘密，这是基于保护委托人的利益和保护律师本人的利益。如果律师将委托人的秘密告诉别人，便会造成大家对律师的不信任。律师特免权制度的构建，对当事人而言，可以促使当事人更加坦率地、完整地、真实地对律师陈述案件情况；对律师而言，能够帮助律师对案件情况了解越清楚、真实，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辩护或职责。
（二）构建律师刑事豁免权制度有利于促进我国律师职业发展
我国当前律师行业发展情况确实还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大差距。一些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违法执业纪律，侵害委托人的利益，或者完全为了经济利益不惜伪造证据等，严重的损害了律师的职业形象。受到我国目前的律师素质、专业化水平、行业协会的完善程度和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不能像欧美国家一样实施开放性的律师职业制度[5]。构建律师特免权制度，公正公开赋予律师豁免权，是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重要内容，对律师行业的声誉和规范会起到积极作用。
三、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豁免权制度的思路
（一）借鉴欧美国家相关规定，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豁免权
目前国外律师刑事豁免权研究要比国内成熟很多，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言论豁免权。如法国1881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藐视法庭的诉讼。”英国法律规定，律师在履行职务时，有对第三者不负诽谤的责任；出庭律师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有不负疏忽责任的权利。上述规定对我国立法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完善相关刑事立法，扩充我国律师刑事豁免权的内容
我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一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律师刑事豁免权的实现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措施，《刑事诉讼法》、《刑法》也应对律师刑事豁免权做出相应的规定。另外，律师刑事豁免权的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法庭辩论中的口头与书面的发言，还应包括法庭调查中的举证、质证，都应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和保障。
（三）构建完整的刑事豁免权体系，对刑事豁免权的适当限制
为了保证律师不滥用法律赋予他的豁免权，还应对其权利进行一些限制：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得诋毁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利益；不得唆使他人违反宪法和法律；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得故意侮辱法官、毁坏法庭和扰乱法庭纪律；律师在诉讼过程中不得故意伪造证据，指使证人作伪证或明确指使委托人从事上述妨害作证行为等。
四、结语
一个健康理性的法治社会离不开律师，律师是法治社会的催化剂、是公民权利的保护者。因此，律师权利的保障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理想的刑事诉讼结构应当是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实践中却主要是处于天然弱势的被告人和力量强大的国家公诉方进行抗辩[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赋予律师刑事豁免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律师执业化的水平才能得以进一步的发展，律师群体才能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陶髦，宋英辉，肖圣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王俊民.律师庭审言论豁免权问题探索[J].政治与法律，2001（02）
[3]格拉汉格・林.英国律师制度和律师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4]雅克阿・默兰.法国律师的权利和特权[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5]黄楠，张浩.从立法的价值取向探论律师刑事豁免制度[J].法治与社会，2010（06）
[6]王丽军.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制度之构建[J].沧桑，2010（04）
选择与授课内容密切相关的环境法案例
何为密切相关？学生学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一开始并不能掌握所有的知识点，而是有一个逐渐深化和接受的过程，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积少成多。不能祈求学生一开始就接触实践中的复杂案例，要选择实践中比较简单的案例，该案例必须突出授课的知识点，如果没有合适的简单案例，也可以针对教学内容有目的的设计一些简单的教学案例，其内容以授课要讲的知识点为主，其案例情节的设计要体现出知识点的主要内容，绝不能为了图省事，随便选择一个复杂案例讲，那样的话，只会导致学生的反感，知难而退，或者囫囵吞枣，不明所以，其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至不如不用案例。因为不用案例，学生至少还能学到一些理论，而用了案例，学生因为没有搞清楚，把理论和案例混淆，造成不能掌握知识点。要特别注意案例的选择，必须结合环境法的特点，比如环境法的科技性特点比较突出，涉及复杂的环境污染侵权的认定，在学习环境法律责任的内容时，就要选择环境污染不太复杂的案例，否则，就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教学的重点就不是对环境侵权的认定，而是转化为如何进行有效的环境监测和对监测结果的认定。再如，在学习排污收费制度时，学生很容易混淆的是“一事不二罚”的行政处罚原则和环境污染排污收费两次处罚的矛盾，同一个超标排污行为，会受到两个处罚，一个是根据环境保护法征收的超标排污费，另一个是根据行政处罚法实施的行政罚款，可以通过具体的案例参与，使学生明白这两个处罚是依据不同的法律作出的不同性质的处罚，前者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环境法的一种基本制度，因此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
强化学生对环境法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和互动
环境法案例教学的效果，还有赖于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是保证环境法案例教学质量的关键。应该结合时事热点，选择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环境案件，引导学生围绕这些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学习。因为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这些环境问题，恰恰与西方国家在过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高度的相似性，环境法的出现和发展实际上就是伴随着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断更新演化的。比如，在讲授环境民事法律责任追究的内容时，可选择最近几年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让学生以公益代表人、或环保法庭的法官、或环境行政机关的人，或检察院的公诉人身份等参与，模仿借鉴美国的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引导学生有目的地进行法庭辩论，相互收集证据，进行法庭质证等。如2011年中国首例草根社团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是由北京自然之友和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联合曲靖市环保局针对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等违法堆放铬渣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提起的公益诉讼，可以让学生自愿结合，把学生分为五组，分别担任原告、被告、法官以及原告律师、被告律师等，模拟法庭调查收集证据、庭审质证、法庭辩论等过程，教师要注意学生在案例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提示或帮助解决。
目前，关于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适用条件较普遍的认同是：第一、被告人承认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或承认起诉书指控的主要事实，认罪或基本认罪。第二、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所。提供的证据之间有关联性，且足以证明犯罪事实。第三、原则上应当是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并且对不能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例外情形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第一、对被告人否认所指控罪行的案件；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第三、又聋又哑或盲人犯罪的案件；第四、拟判处死刑的案件；第五、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第六、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第七、在当地有重大影响或社会比较关注的案件。以上对适用条件的苛刻要求和诸多限制，其最主要的理由便是强调对例外情形的案件要慎重，不要-味追求审判效率，而忽略了审判质量。难道例外情形以外的案件就不需要慎重？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就一定能保证不出错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为何在强调普通程序倘化审理的 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同时，又主张将类型众多的案件排斥在普通程 序简化审理之外？笔者在思考的同时，对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 的概念、适用条件、适用目的、适用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与上述 观点不尽一致的主张和理由。
何谓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笔者认为，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是指，按照普通程序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时，审判长根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遵守一定原则，运用适当的方法，指示、引导、控制 庭审，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庭审效率的一种方法。因 此，我们主张以下一些观点：第一，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不是 创制一个新程序，只是刑事普通程序庭审中的一种方法（或技 巧），它不能独立于刑事普通程序之外，也不能介于刑事倘易程， 序和刑事普通程序之间。所以，笔者不赞同那种“被告人当庭翻供，不认罪的，当庭恢复普通程序审理”之说法；第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是由审判长在庭审时指示、引导并控制的。因此， 笔者也不赞同那种庭审前由检察机关或被告人的辩护人对是否采 用简化审理方法提出书面建议，法院决定并征得被告人同意的观 点。正因为它不是独立的程序，而是一种方法，也不需要在庭审 时专门宣布适用简化审；第三、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适用于按 照普通程序审理的公诉、自诉、一审、二审、再审案件， 即适用 事实和证据清楚，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适用事实和证据部分清楚部分不清楚，被告人认可部分犯罪事实的案件，同样也适用事实和证据不清楚，犯罪分子不认罪的案件。因为，简化审理是相对于详细审理而言的，不应该存在绝对的简化审理案件和绝对的详细审理案件之分，每一个案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适合简化审理的一些情形，比如对多人多案事实和证据也不清楚被告人也不认罪的案件，也可以在查明被告人身份情况时采取一种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方法，使这一部分占用的庭审时间相对缩短。
二、对节约诉讼成本之目的的思考
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已是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之适用目的的不争的观点，而怎样来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相当一部分的观点认为，要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则应建立与现行世界通行做法相—致的“庭前证据展示制度”。所谓“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就是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后，开庭审理前由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将拟在法庭上出示的全部证据实行双向的证据展示。主审人将控辩双方提供的全部证据制作成“刑事证据庭前展示笔录”交辩护人、公诉人；辩护人再将该“笔录”在会见被告人时向其展示，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该“笔录”应作出无异议和有异议的签字；最后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应将签署意见的“笔录”交回法院。该“笔录”中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庭审中将不再重新宣读或出示，从而节约庭审时间和诉讼成本的一种作法。 目前，有种观点认为，所有案件均应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对此，笔者不能完全苟同。尽管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能提高庭审效率，但不一定就能节约诉讼成本。因为诉讼是从案件立案到结案的整个过程，其成本应包括庭前、庭中、庭后所需的一定的时间，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庭审只是整个诉讼过程的庭中环节，旨在提高庭审效率而增加庭前工作量的“庭前证据展示制度”，无疑增加了诉讼成本。如，主审法官将庭前看卷的工作改变成了要抽出一定的时间，主持控辩双方展示拟在法庭上出示的全部证据；并制作“笔录”，还要等待或者敦促辩护人将签署有被告人意见的“笔录”交回法院，然后再将“笔录”中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加以抽出，集中，以便在庭审中掌握。又如，尽管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强化了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权利，但不可能保障每一件刑事案件都有辩护律师，实际上有相当部分的被告人出于经济能力的考虑所聘请的辩护人不是律师而是其亲朋好友，在案件审理阶段他们是不能到看守所会见被告人的，“笔录”又由谁交给被告人签署意见？再则，由于各地方各部门对律师参加刑事诉讼的重要意义重视不够或存在这样那样的想法，律师在工作中难免遇到一些障碍，或会见被告人时不是都很顺利去看守所一次就能给会见，有的要去上多次并经反复说明，或在短时间内不能会见被告人。还有由于辩护律师的主。客观原因，迟迟没能会见被告人。这样，势必保证不了“笔录”在规定的期限内交回到法院，主审法官便不能界定控辩双方所展示的证据的有异议部分，从而影响开庭时间和庭审效果，也就完全失去了庭前证据展示的意义。
鉴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要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不能无视案件具体情况而一刀切地推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而应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简繁，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被告人。对所指控犯罪是否认可，被告人是否委托辩护律师等情况，综合考虑。选定有必要进行“庭前证据展示”的案件。原则上对于案情复杂，证据繁多，事实不洁，被告人又不认可所指控罪行的案件，可进行“庭前证据展示”，此外，其它的案件则完全可以采用简化审理查明被告人基本情况，简化审理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简化审理事实调查和证据质证，简化审理法庭辩沦（如述简化审理的方法在第三部分加以祥细阐述）的方法节约庭审时间，从而才能有效实现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目的。
三、对适用原则和方法的思考
一宗案件进入开庭审理后，是对全案庭审的各个环节都进行简化审理，还是有选择性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简化审理，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审判长和合议庭组织、进行庭审的高水平的具休的体现，而且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和适用具体的方法。遵守的原则应该是因案而简，即根据案件的审理环节该简则简，应祥必详。审判长视案件具体情况，指示、引导、控制和掌握倘化申理和详细审理的时机和进度。这一原则，应当作为一种理念深入人心，来引导和制约合议庭组成人员庭审中的思维。简化庭审程序可考虑分成如下四部分进行。
（一） 简化审理被告人基本情况。
这部分里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查明是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这个程序往往在多人多案的情况下，要逐…对每个被告人进行讯问和回答，所占用的时间是比较冗长的，可视以下所述不同情况，对该倘化的部份进行简化审理。
1、—般犯罪主体且没有前科的，应简化查明的程序。
对这类犯罪主体基本情况的查明，审判长在讯问被告人伺‘时收到本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被告人对起诉书所载明的木人的基本情况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属实， 当被告人在回答属实后，就不要再详查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了，而将被告人的详细的基本情况放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在起诉书中反映出来。这样即避免了审判长查明被告人基本情况和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对被告人基本情况的重复，从而节约部分庭审时间，又使法庭旁听者对被告人的整个情况包括基本情况和犯罪行为有一个连惯的较集中的了解，庭申效果较好。对二审和再审案件，被告人对—审和原审判决书所载明的本人的基本情况等无异议的，审判长也无须再重复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2、被告人属特殊犯罪主体的，有前科的、系未成年人的，系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的，应详细查明。
如果被告人的身份和身体状态有如述情形，审判长在讯问完；被告人伺‘时收到本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时，还应将如述情形作为重点加以详细查明。因为，被告人的如述情形的身份和身体状态，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所处刑罚的轻重，被告人若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是认定被告人构成贪污受贿等罪的主体要件。被告人若曾受到过刑事处罚，又在法定的期限内重新犯罪则是被告人构成累犯的必要条件，也是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法定依据。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时，若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则只能对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犯罪负刑事责任，量刑时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若被告人系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量刑时则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简化审理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这部分里，告知被告人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和合议庭组成人员等情况，也是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我们认为，对这部分，在告知被告人对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明白的前提下，是可以对程序进行简化的。其简化的主要内容是：在审判长讯问完被告人何时收到起诉书副本后，紧接着讯问被告人是否收到本院送达的“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须知”对告知的刑事诉讼权利是否清楚，是否申请回避，是否委托辩护人等。“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须知”由法院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同时送达，其格式和涉及的内容如下： X省X市人民法院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须知
X市人民检察院以X检刑诉[X]第X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XXX，于X年X月X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已依法受理并组成合议庭。现将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当知道的事项告知如下：
一、申请回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如果认为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可以申请全部或其中任何一人回避（即可以更换其他人）。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应说明申请理由、证实内容及目的，原则上应在开庭前提出。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三1—辩护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至二人作为辩护人。
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百六十条的规定，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五、审理本案分三个阶段进行：厂法庭调查；2、法庭辩论；3、合议庭评议和宣判。
对这部分能否进行倘化审理，也有不同的看法。有观点认为，在法庭上不详细告知被告人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不利于也不能切实保障被告人享有别事诉讼权利。笔者认为，这种对保障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的理解过于机械有失偏颇。正是出于对被告人不同的年龄，文化程度，智力能力等诸多因素对保障其刑事诉讼权利产：生不同影响的考虑，为避免法庭上告知被告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流于形式，才采取如述庭前送达“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须知”的方法。将被告人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载明其中，使其在庭前有更多时间了解明确享有的刑事诉讼权利内涵， 以便在庭上正确行使其权利。这样做，对告知被告人刑事诉讼权利程序不是省略，不是倘单化不予重视，而是在告知的方式方法上更其休，更细致，更能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
（三）简化审理事实调查和证据质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