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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
二、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58-02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发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保护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已为众多人士关注。笔者在研读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现状，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总结现有成果，推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关于草原文化的概念问题，学者们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政协主席陈光林等人士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创造主体以及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从上述的三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是草原，创造主体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与其他文化一样，其具有丰富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创造出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就应当是草原文化，该种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内涵“一是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多样的贸易需求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开放生态理念。”[4]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顽强精神。”[6] 这些提法，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正如吴团英所说，“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态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二是诚信伦理观念。诚信伦理观念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生活习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诚立命的道德标准。
三是自由开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提出众多观点，仅就中国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观点。
1.按草原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即草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期。有学者对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赉诺尔文化――朱开沟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开沟文化――公元209年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为突出特点的草原文化发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约1116年）。（4）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丰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期（1911―1949年）。”[8]
2.将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又考虑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进行划分：“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907 ―1205 年）；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发展既有逐步的形成过程，也有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剧烈变化。所以，对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对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义。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1）多元化特征。李登样认为：草原文化系统本身具有多样性，“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创造的，因而，草原创造主体具有多元特征。（2）生态化特征。乌云巴图认为，游牧必须具备三要素：人、家畜和环境，而人（牧民）充当调节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生态因子。“牧民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维持。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11]；马桂英认为：“……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 使他们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 ， 导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价值观。”[2]。（3）开放性特征。李登样，马桂英认为：“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 视野特别宽阔 ， 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 ，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时候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2] （4）历史传承的悠久性。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都证明了草原文化的历史可谓悠久。（5）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在历史上，广阔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这个广阔区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陈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N].光明日报， 2007-09-21（9）.
[2] 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论，2006，（1）.
[3] 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21.
[4] 王利俊.草原文化传统价值的当代启示[J].实践，2005，（2）.
[5] 吴团英.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1）.
[6] 乌云巴图.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J].实践，2006，（1）.
[7]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
[8] 金海.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推进文化大区建设[N].实践，2006，（10）.
[9] 何天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对本区域文化历史分期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7-07-20（9）.
[10] 李登祥. 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1）.
[11] 乌云巴图.草原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特征[J].实践，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单线进化论的致命弱点是在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时，很少注重各民族文化多元的结构和类型、历史特点和具体年代，而是把各民族在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似性罗列到他们进化理论的框架之中，这就产生了裁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危险性，使各具不同传统、价值、历史的民族被规定为机械的堆积和随意的组合，使文化进化论成为单线机械进化论，具有浓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遗迹。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曾批评单线进化论的研究方法完全忽视对已经形成文化整合和结构的研究，而热衷于对各文化特质即“文化遗存”的分析讨论，把极不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特质不加区别和选择地纳入其进化的程序之中。其结果是“斐济的右眼，欧洲的左眼，一只腿来自火地岛，另一只腿来自塔希提，所有的手指也来自不同地区。”极为牵强和随意。法国著名民族学家列维―――布吕尔也批判过进化论的方法论。认为他们用定理代替了论证，仅仅讲得通并不能代替论证和事实。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认为：任何文化在道德上和科学上都不具有可用以判断其他文化的价值标准，因而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另一种文化的价值。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质和充分的价值。“承认权利、正义、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文化就有多少种。这里显示的不是虚无主义，而是忍让精神。”他以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做为自己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以亲吻来说：有些民族从来不亲吻，有的民族以擦鼻子表示喜欢，有的民族嗅后颈为示爱，有的民族吐唾沫表示祝福，有的民族男人们互相热烈地亲吻，而有的民族则感得那样没有男子汉气概。再以居住制和和继承制为例：有的民族实行从父居，有的民族实行从母居，有的民族实行父母两可居，有的民族实行新婚夫妇新居制，有的民族实行从舅居，有的民族实行父系或母系单系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重继嗣，有的民族实行双系继嗣制，还有的民族干脆就没有继嗣制。各种居住和继嗣制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难以相互比较和评判。任何民族的文化，若离开了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时空、历史背景，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和价值。
游牧文明是游牧民族为了适应特定的草原环境和顺应畜群的习性而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价值观、行为准则、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它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驾驭畜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存续资源和节制自身行为的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生存方式。
游牧文明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模式，它不仅与游牧民的经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游牧人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取向、传统习惯、精神和心理构型的文化载体。故此，我们不能仅仅从部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畜牧业和游牧民，把它们简单地视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脱身难逃的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单一对象，而要从文化多元性、人类可持续性的文明类型的高度去全面审视和阐释它生物多样性以及固有的内在结构系统和类型。
车辆的发明和发现是游牧文明中的重要构型。以马和牛驾车，不仅能驮载货物，而且可以搬家、倒场、迁徙，甚至成为了游牧文明以车帐为家的文化传统。不仅使游牧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而且构建了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匈奴穹庐“织柳为室，毡席为盖。”④鲜卑的毡帐的制作为“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园，下容百人座，谓之‘伞’，云‘百子帐’。”⑤蒙古人古代的毡帐是放在车上的，“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致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五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十一匹牛排列成一横排，共排成两横排，在车前拉车。车轴之大，犹如一条船的桅杆。在车上，一个人站在帐幕门口，赶着这些牛。”⑥
游牧民族的车，由于形状不同，用处各异，车辆也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叫法：木架上覆盖帐篷的带蓬马车叫做“Homurge-Terge”，装木板房的马车叫做“Cinggelig”，敞口木箱式马车叫做“Zadagai-Cinggelig”，车板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叫做“Hanggai-Terge”。搬家时的行进次序由来已久且十分严格：最前面的是“Muhulig-Terge”，车上坐的一般是儿童妇女；而后是“Zadagai-Cinggelig”，车上放着各种东西(锅、支锅架、炊事用具、燃料)；最后是“Hanggai-Terge”，车上装着拆卸下来收拾好了的帐篷。带领迁徙队伍的骑士一般骑马走在队伍的右边。
游牧民族的车轮，多用桦木制成，这是因为桦木是在河水中“烤干”，其特性在于坚硬，不易破损，载重支撑能力强，一般一辆车能载重500公斤以上。特别适应于泥泞不堪的沼泽地或穿涉河流、轮高四尺，不易在沙漠、沼泽、河流中沦陷，轮正不倾，行驶自如，其制作内含力学原理。高大的轮车驾挽犍牛，系僵于两车之间，一辆接一辆，首尾相连，只需一个妇女在前车驾驭，则十几辆各类轮车就可完成远距离迁徙和流动。
依据游牧生活的不同用途，游牧人的车的类型和分类也是极为精密的。首先分为二大类：马车(Singgtlig-Terge或称Cinggelig-Terge)、牛车细分为房车(Muhulig-Terge 或Terge)、运包车(Zada?鄄gai-Terge)，主要是装卸蒙古包和帐幕，有的还装卸畜圈棚栏的车。房车，这种车的用途主要有两种，夏牧时，下夜人的卧房，轮牧时，它成为几十辆车的头车，主要成为妇女和儿童乘坐和睡卧的驾车。用毡子和帆布包装而成，不怕风吹雨打，有时也成为产房车。蒙古古语说：“与其求邻，不如翻箱”可想而知，游牧人的箱车是百宝箱，装满了生活用品，类似于农耕民族的库房和工具房。货物车 (Aciy-a，terge)主要是轮牧和游牧时装载各种家什，炊具、粮食和杂物的车。
房车是最适应轮牧、休牧、禁牧和游牧的定居模式，房车成本不高（哈尔滨地区制造的房车一般在3万到5万元之间），牧民完全能够承担得起，敖鲁古雅乡整体搬迁和齐哈全年禁牧，牧民整体搬迁到移民村，各耗资六千万元到八千万元，盖起砖瓦结构永久性的房屋定居还不如国家从这一部分资金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买房车，匹配给牧户。游牧与定居问题研究课题调查显示，一般牧户都拥有汽车和托拉机，拉上房车可以搬迁和迁移，既可以避免永久性居民点周围草场的退化，又可以给牧民自由灵活的搬迁和迁移的权力，还可以改变猎牧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房车上匹配煤气罐做饭，房车上匹配雅马哈发电机供电，房车中既有卧室，又有客厅，而且离地面很高，防潮、防水、防蚊虫，彻底改变过去猎民原始的仙人柱和帐篷、牧民的蒙古包和土坯房的生活条件。
帐幕是游牧民族适应于草原环境的又一个大创造。它的原则是节约、轻便、实用和防风、蔽风雪和便于拆卸和搬迁。古代游牧人的毡帐的制作材料主要是柳木、兽皮、绒毛和毛绳，它基本是由哈那、乌尼、天窗、托力(火灶和铁架)、上围(毛毡)、下围(毛毡)加上毛绳加固而成。用柳木做成伞架，蒙古语为“乌尼”，它是套扣在哈那上，哈那是把柳木钻孔，用皮条缝合相连形成，其下围为柳木结成网状围壁，蒙古语为“哈那”，用牛毛绳从各面绑缚，覆盖毡子和帆布，其上方留下一个天窗，以便除烟透气，保持包内清洁干净。包内中央放上托力(火灶和铁架)，是架锅做饭的地方，其搭建和拆卸极为省力简捷，既不用挖坑盖墙，也不用地基，便于保护脆弱的草原植被和游牧搬迁。
游牧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游牧经验和牧业技术。对于不同的牲畜的习性和种类进行分类放牧。牛的春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草厚及碱性大的地方和挡风的地方；牛的夏季牧放，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有风、凉爽和离河水近的地方；牛的秋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有大量碱草的牧场。牛的冬季牧场，游牧民一般选择山的北麓、东北麓山阴或山谷、柳条丛之地。但在初雪时令，在草低、寒冷多风的地方，牧放牛群近20天，这样牛不仅肚子变小，而且增强抗寒能力。羊的春季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稍高，最好有挡风的石崖之地为宜，挡风雪，石逢中生长的酸性和辣性草，有杀菌力，有利于抓基础膘，为抓秋膘打基础。羊的夏营地，游牧民一般选择地势高，离河水稍远的地方牧放羊群，这种地方，干燥、空气凉爽、蚊虫少，羊群不燥，亦可预防蹄病和蛆虫病，让羊靠饲草的水分，少饮水，避免羊虚胖、体弱，到冬天没有抗寒能力。夏初，要频繁地迁徙，更换羊的卧盘，预防蛆虫病，便于剪高质羊毛。同时，让它们多采食“奥鲁盖”、“喜拉”“马镫”草、“它纳”“曼给斤”“塔仁那”、野葱等细草和嫩草。羊的冬营盘，游牧人一般选择地势稍高，靠近山头的沟口朝阳处，这种地方暖和、挡风，能保膘。马的春季营地，游牧人选择有尖草的地方牧放马群，预防马体虚弱。马的夏季牧场游牧人一般选择碱草之地，如“松草”“乌兰宝吐”等嫩草、细草、叶草，把马群赶到高山上去纳凉。秋季草场，马采食细、粗碱草，如“图勒根查甘”“哈扎禾”“乌兰宝吐”“马伴草”，少让马出汗，一天定时饮二次水。马的冬季草场，游牧民选择地势高而有细尖草的山沟的地方，如“阿给”草，少饮水，七天下一次碱地，吃碱草会使马发暖耐寒。马之所以得到游牧人的喜爱还在于：马是有很高道德水准的有灵性的动物，它绝不搞“”，种马不与自己的女儿同群，到三岁时就把女儿赶出其群。如果种马知道了与自己的内亲发生了“”，它就会从山崖上跳下自杀。这也是牧马人最欣赏的道德品质。经验丰富的牧民闻草味就知道草是否成熟，这个草场适合何种牲畜牧放。他用嘴咬尝草尖，然后看唾液的颜色呈黄或呈绿，就能判断出草的营养，牧民看草的影子是深或浅，就能判断出牧草是否长势成熟。牧民用手扒土查看场地的温度，就能判断出能否成为住营之地。牧民通过观察牲畜的采食、睡卧状态、嘶叫等行为表现以及畜粪的软硬就能判断出在什么时令、在什么地形、在什么样的草势和草类，可以抓膘、保膘和预防什么样的畜病。
牧民把牧点周围的草场一般命名为“突古拉金波里其尔”―――牛犊牧场，意为牛犊恋家走不远，故而命名为牛犊牧场。而把游牧半径的外延的最远的牧场命名为“阿都奈波里其尔”―――马群牧场，因为马的习性有两点，一则它们是善走的畜群，采食到距离牧点最远的地方，二则马是最挑剔的畜群，马只采食草尖，所以它们采食的游牧半径为最远，故而命名为遥远的牧场―――马群牧场。
游牧民的羊群中一般放5―10只山羊，山羊在绵羊群中至少起到两个关键性的作用，一则带领绵羊采食牧草，山羊是善走的畜类，而绵羊是懒惰的畜类，如果没有山羊领群，绵羊就会卧盘，导致绵羊体能下降和草场的不合理使用，二则山羊和绵羊所采食的牧草种类不同，山羊和绵羊的混群可以导致牧草的合理利用。
生物多样性和牧草的种类客观的要求游牧人不能定居在一个营盘上，这样，不轮换草场放牧，一则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要知道干旱草原都是腐殖质土的类型，30厘米―40厘米的草原植被，其下就是沙粒和石头，表现为脆弱的草原植被。网围栏放牧，把四季五畜不同的牧场用行政、机械、人为地分割开来，每一个网围栏中只可能保留一种或几种畜群在一个季节中的牧草种类，而其他畜群无法踏足和采食，不仅直接影响了畜群体能的质量，而且导致了畜群整体的退化，草场退化，出现了畜群品种单一，无选择性的采食，同时违背了游牧半径这样一个畜群牧放的合理结构，导致了定居点周围迅速退化，失去了生物多样性和畜群不同种类和习性所需的对牧草的选择。
游牧文明是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保护草原、保护水源、保护山林、保护动植物、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习俗，没有草原就没有游牧民的家园，游牧生态文明是游牧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游牧的流动性不仅缓解了草原的生态压力，而且在流动中解决了城市垃圾这一令人类最头痛的问题，但凡游牧民族游牧的地方自然形成了天然的自然保护区，故此，游牧文明是自然可持续性发展的文明类型。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池永明：《生态移民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根本》，《经济论坛》第16期：14―――15，2004年版。
③参看赫斯科维茨：《文化人类学》。
作者简介：吴凤英，内蒙古大学法学院。
在全世界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今天，研究生态问题不仅要了解有机体与周围外部环境的关系，而且要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蒙古族来说，正是在草原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创造了游牧文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游牧文明是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和驾驭自然资源和自然力，寻求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协调性，它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生产力，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资源。蒙古族创造的游牧文明，不仅与其生产方式相关，同时也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游牧人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游牧民族在干旱少雨的高寒地带创造了适应蒙古高原气候、土壤、雨量、无霜期等自然地理和环境的生产方式――游牧生态文明类型。游牧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充分利用自然永续资源和环境来延续游牧人的生存技能。在这个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中长生了很多保护草原资源的风俗习惯。
一、追逐水草的迁徙习惯
蒙古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活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他们逐水草而居，依靠大自然而繁衍生息。由于严酷而封闭的内陆自然环境促使蒙古族根据季节变化和牲畜地习性来进行游牧活动，所以携家带口随畜群移动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经营方式。“如果以生产方式的能量的基础出发，农耕文化是一种土地文化，而畜牧是一种草木文化。” 正因为游牧生活依赖的就是草木，所以游牧文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对自然的适应性。蒙古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从事游牧生活早已认识到了自然环境对他们生存的重要性，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他们深刻的领略到了人与天地之间万物的密切联系。游牧生活中牲畜依靠自然而存在、牧民依牲畜而生存、家畜和草场又离不开牧民地饲养和保护，所以草场、牲畜、牧民这三个是游牧生产生活的基本组成要素三要素。对于牧民来说，对草场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因为草场的好坏决定着牲畜和牧民的生存问题。草场的选择要看地形、气候、水源等自然因素，更要看在这些自然因素的情况下这片草场能容纳多少牲畜，什么阶段放哪种类牲畜，什么时候迁徙到另一片草场，这些都依靠牧民的丰富的游牧经验来安排。“从亚洲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来看，不是游牧民族选择了‘迁徙-适应’行为，而是环境促使游牧民族做出‘迁徙-适应’的举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乃至工艺器 、文化教育必须与奔波移动的生活相适应。 牧民一年中多次迁徙、二次搬迁、走“敖特尔”等游牧方式，因为只有以游牧的生产方式，才能解决保护自然环境与牲畜繁殖的矛盾，才能正确处理好保持生态的多样性与饲养畜牧的关系，才能继续的繁衍生存下去。
二、牧场的利用
蒙古族长期在天然草原上放牧，如果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限制的放牧的话，牲畜的繁殖和牲畜对草场的掠夺很快就会超出草场的承载量，让草原丧失它原有的功能。所以在草原上牧场和牲畜之间的矛盾是牧业生产中贯穿始终的必须不断解决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此种游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为不断地迁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则卸其帐，其杂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儿童，载之畜背，往求新牧地”。 在掌握了自然环境的一系列情况下选择“游牧”（蒙古语“敖特尔”）是解决牧场和牲畜之间矛盾、利用牧场的最合理最有效的好办法。他们已然掌握了季节变化与移动的方向、畜群数量与草场承载力、牲畜的种类与牧草、畜群的大小与水草等诸多关系而进行一年又一年的循环游牧。 笔者在内蒙古兴安盟代亲塔拉草原对牧民进行访谈时发现，牧民们都在一个地方集中放牧，前面一群刚过去不一会儿后面又来了一群，他们一年又一年的都在同一个地方放牧。牧民们说，只要雨水好这片牧场的植被还是很好，牲畜地承载量也增长，但他们也不会盲目的追求牲畜的数目，或者说他们不会追求让牲畜涨到草场最大容量，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益。
“看羊群经过的足迹草像用刀割的一样被吃的那么整齐，只有一些有毒的草被留下来，还有羊群牛群边吃边拉的粪会变成草木生长需要的养料。分季节选择不同的牧场，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反而通过牲畜适当的限制草和刺激草木茂盛的生长。” 也就是说，被牲畜吃这种现象本身就能改善牧场。很多人都认为游牧生活本身就是很环保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众所周知的奶制品，它的制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一种奶制品出来，所以不会浪费一丁点的牛奶。也许这不是有意识的环保活动，只是为了不浪费，但这种活动本身就是环保的。
三、平衡牲畜与牧场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牧场上长的草量受这个牧场处于的气候、地形、土壤等各种自然条件的支配，不可能超出适当的量。但是另一方面一头牲畜为了生存必须吃掉一定量的草。所以一定范围的牧场载畜量也是有限的。简单的说就是牧场在控制牲畜的数量。那蒙古族是如何做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的呢？蒙古族一整套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技能。
（一）饲养牲畜的技能
蒙古族饲养的牲畜的种类只有马、牛、山羊、绵羊、骆驼这五种，统称“五畜”。每一种牲畜的饲养和管理都有着详细的技能，从牲畜的、接羔育羔、阉割、挤奶剪毛、给牲畜饮水、大印记及造围圈打草，哪个季节要打预防针，还有给牲畜治病的传统方法乃至内容丰富的有关牲畜、畜牧业生产方面的语言学知识和天气方面知识等。，就从打草来说，牧民们把草地围起来，春夏两个季节不让牛羊进，找到秋天打完草，拉出去后才牛羊进，拉不走的草垛来年春天草发芽之前必须拉完，因为载重的机动车会压坏刚发芽长出来的小草。笔者在进行访谈时也发现，牧民根据自己的羊群的情况，每年两到三次洗羊群，这是为了预防各种疾病洗的时候会选一个特定的地方，而且附近的牧民也来这边洗，不会随便找地方破坏草地。这种习惯，事实上就是有利于护草原。 （二）对牧场的合理选择
牲畜并非随水草游移就可大量的繁殖起来，自然的条件只是牧业发展的可能，而逐水草的牧业靠牧人的勤辛劳动中积累的经验技能。依赖粗放天然牧场，“夏饱、秋肥、冬瘦、春死”，成为养畜的规律，因此牧场的选择至关重要，是维护牲畜的生命线。牧业生产是在自然生态环境中游牧食物链的基础上，加进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短链生产，因此它必然受制于自然环境，人们追逐水草而游牧，首先要遵从大自然的节律。比如：气候冬长夏短的节律，草场类型复杂的节律。由于大自然的节律，牧草的生长也有周期的，牧人从一个牧场迁徙到另一个牧场，不仅是为了保护牲畜的饲料，更是为了恢复牧场的繁殖力，以便在下一个生产周期相对的季节有可能重新返回。选择牧场是一自然地形、水源、气候为依据的。近代方志《内蒙古纪要》说：“春季雪融，则聚低洼之乡，依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与一定境内，渐次移转。其倾全力而采索者，惟水与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必先选居山阴，冰足以资人之饮。草根没于雪者稍浅，家畜赖以掘食。” 就这样他们的每个季节的转移都有适应自然，利于牲畜的选择牧场的原则，合理的使用牧场，更好的保护了牧场。
有的牧民把山羊群和绵羊群分开来放，把羊群赶上山，把绵羊群放在地形不高的牧场上，这也能说明他们在依据牲畜的吃草特征来利用牧场，也可以说牲畜的本性让牧民很好的利用了牧场。这种想法从以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牲畜吃吃牧场上的草，被吃的草又能重新长出来，但是如果牲畜数量的超出了，草能重新长的速度，那会怎么样？毋庸置疑牧场不能保持原有的样子。牧场因为牲畜而变模样，严重的时候牧场会进过度放牧状态，草不能满足畜群，牧场也变成贫瘠土地，或者还有些别的功能但会丧失牧场这种价值。所以牲畜受牧场的限制，也能影响牧场，甚至也能限制牧场本身，因而产生牲畜和牧场的平衡。可喜的是牧民也遵循这种规律。
在很多领域内，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游牧文化的角度研究者们对于蒙古族有意识的保护草原这方面是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些人持怀疑态度，日本研究者梅棹忠夫在他的《蒙古游牧文化的生态人学研究》一书里这样写道：“根据我的实际调查，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牧民对牧场的态度是有些轻视的。不说积极保护牧场的针对性的策略一点儿也没有，连关于牧场变好变坏的自然规律――牲畜、牧场的能动变化，从这里归纳出来能表达规律的积极概念都没有。他们说到的很多关于牲畜与牧场的关系都是从牲畜的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只关心牧场对牲畜好还是不好。他们对牲畜有很多细致的知识但对牧场的知识甚少。对于牧场他们只从质量方面来衡量不会进行数量的观察。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赞美蒙古族经营牧场的方式是不公平的。” 但他也说甚至可以说疑惑，他认为牧民们为了确保让自己的养畜一年又一年的肥壮的生长的根本问题就是保持牲畜和牧场的平衡。如果他们破坏了这种平衡，牧民的生活早就面临危机了。然而没有积极的数字计量，牧民怎样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是让牲畜选择牧场的结果吗？或者是牲畜的数量没有达到牧场能载量？总之最能肯定的是，牧民没有让牧场的载量和牲畜的数量的比例达到极限的经济意图，这是这个民族的思想特征。某种程度上牧民由衷的爱那些牲畜。蒙古族对于他们的家畜是有特别的感情的，比如在那些英雄史诗当中主人公骑得马都是只次于主人的英雄。在广袤的草原上没有太多的人家畜就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不会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就因为这样蒙古族没有破坏牲畜和草原的平衡，也保护了草原资源。
调查中还发现，蒙古族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充满了感激之情。在生产活动中他们总惊奇的发现各种神秘的事情。比如，一头牛的眼睛明明瞎了，而且都陷进了。可是后来发现那头牛的眼睛竟然已经重新长出来了。他们相信，在他们的草场上长得某种草药，治了牛的眼睛，所以他们更敬畏这样充满神奇的自然，禁止任何破坏草原的行为。
（三）打草
蒙古族很早就开始打草以便过冬或者在早春的时候给那些跟不上群的瘦弱的牛羊。储存的草的用处早春的时候尤其明显，因为新草还没有长出来，一些抓不好的牛羊就开始瘦，得把它们留下来用存储的草来饲养。牧民们上个秋天打的草下大雪以前拉不完的草，放在草场上。来年早春，雪化了、道路清晰了以后就向“敖特尔”拉，必须草发芽以前拉完，一旦草长出来了不会让重型车进去拉草，因为这时候土壤已经解冻很松软，重装车走来走去会把刚长出来的嫩草压死，所以这是一个禁忌。打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去年干枯草植物的影响，草植物重新长出来的时候更茂盛，而且还避免荒火。这真所谓一举两得，既让牲畜没有减损得过了春饥也保护了草原。
四、捡牛粪的习惯
2018年以来，旅游办认真落实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招商大会、重点项目现场推介会确定的全市旅游跨越发展的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全方位宣传”的发展思路，在项目谋划、服务水平提升、工作机制创新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构建了乡村旅游与全域旅游互补、本土游与异地游并存的旅游产业格局。全年旅游接待人数？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亿元,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及增幅均位有所提升。现将工作具体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项目建设，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年初以来，我们以旅游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逐步形成“在建项目促运营、中期项目做前期、远期项目进储备”的建设格局。2018年旅游项目计划总投资？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亿元，其中项目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基础建设计划投资？亿元，完成投资？亿元。
1、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续建项目。该项目以蒙古汗廷文化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天山生态庄园为节点建设南农耕乡村旅游环线，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6.66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18亿元。蒙古汗廷文化园完成投资5.5亿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8000万元，总计占地2548亩，已经完成生态丘陵、非遗文化走廊、草原景观、入口广场、现代游乐园和家庭宾馆六大主题片区建设，全市旅游产品新闻会在此成功举办；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完成投资5700万元，其中2018年投资1600万元，完成三个展馆主体建设，生态产业馆完成内部布展，其余两个展馆正在布展。太平庄中草药康养休闲度假基地项目完成投资4800万，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1900万元，铭欣庄园完成了家庭宾馆、餐饮接待区、会务接待区、院内绿化、美化和亮化工程，2018年新建水上乐园、垂钓园、赛马场等娱乐设施，已经具备休闲度假接待能力，全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在此成功举办；天山生态庄园已完成投资1100万元，其中2018年完成投资250万元，已完成儿童乐园、餐饮接待区和宾馆住宿区建设；
2、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北环线新建项目。该项目以新地村的盈丰庄园、代白乌苏村的山水田园度假区、苏鲁鼎游牧区、凤凰山村的凤凰山庄为节点打造北林木乡村旅游环线。截止目前该项目已完成投资2497万元，其中盈丰庄园完成投资1000万元，建设完成葡萄采摘园150亩，暖棚蔬菜水果采摘15栋，保鲜库1处；代白乌苏山水田园度假区完成投资497万元，建设完成蒙古包民俗、杜鹃湖、花海种植、果园回购、旅游接待中心等；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投资800万元，已完成游牧文化展馆和基本接待设施建设；凤凰山庄完成投资200万元，建设完成农家乐接待中心、垂钓园等项目。
3、现代草业博物馆观光旅游项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建设，主要建设服务综合体、草种研发区、草原休闲度假、旅游及草原文化体验区及配套设施。截止目前完成2期绿化一阶段任务，包括景观池周边及园区主入口两侧的绿化任务，总计栽植景观乔木2000余棵，景观灌木约5万余株，大宗电子平台以及中国草业博物馆装修设计方案正在进行中，跑马场以及骑行路正在设计中。已完成投资累计7500万元。
4、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继2017年与大连银泰旅游集团签订了阿旗全域旅游开发框架协议后，又签订了《阿鲁科尔沁旗文旅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为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的推动提供了政策和资金保障。目前，项目的概念规划方案已经出炉，规划打造乌桓沟度假区、非遗原始游牧区、牧云歌山地草原综合服务区三大区域、6个游客集散中心，融旅游+文化+体育+绿色教育+心灵修复+生态农业+医疗养生+健康科技孵化为一体的AAAAA级国家风景区，推动阿旗政府与大连银泰集团共同组建了蒙元文体旅有限公司，用于景区的建设、运营。启动了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旅游的规划编制工作，2019年3月末前完成规划审批工作。
二、夯实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多方争取项目资金，完善交通网络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提升旅游产业公共服务水平。
1、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情况。国道303线一级公路贯穿我旗东西，东与通辽市开鲁县接壤，西与巴林左旗承接，全长118公里，目前道路主体及交通安全附属设施建设全面完成，11月已通车。省道210线已完成路基垫层和桥涵建设，已铺设下面层沥青100公里，预计2019年全线通车。国道303线、省道210线累计完成投资20.4亿元。代白乌苏采摘园7.1公里、绿田园草业3.6公里等乡村旅游公路已于9月底全部完工。通用机场具备使用条件，主机场飞行区全部建设完成，并且取得了通用机场使用许可证，完成投资7750万。旗内南北通达，旗外立足赤锡、面向东北的立体旅游交通格局逐步形成。
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一是完成了太平庄和汗廷文化园两处自驾车营地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二是旅游厕所建设项目有序实施。2018年启动建设旅游厕所12座，已全部开工建设，截止目前完成投资150万元。在争取全市旅游厕所资金配置方面排名第二。三是旅游标识系统逐步完善。蒙古汗廷文化园、铭欣庄园、道尔其格乡土植物博览园园区内投资30余万元，制作安装了景区导览图、导向图、标识标牌等并安装完成投入使用，信号网络与核心景区建设同步实施。
三、宣传造势，开启大营销。
坚持品牌宣传、活动造势、网络营销“三驾马车”一起上，宣传大品牌，形成大人气，营造大氛围。在营销载体上，采取新媒体与平面媒体相结合。创新宣传形式，开展了以上微信、旅游产品上销售平台、上旅游推介会为主要载体的形象推介活动，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增强影响力。在营销形式上，采取内功修炼与外攻突破相结合。一方面，做实基础，搭建平台。编辑制作了一张旅游宣传片《纯净草原的诗和远方》和一本文明旅游宣传册。另一方面，进出结合，拓展市场。先后邀请多家媒体宣传报道阿旗旅游，组团走出去赴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举办了阿旗主题日活动，两次赴北京参加“四县两旗”旅游产品推介会。将我旗旅游品牌推向了更广、更大的舞台。在营销内容上，采取大节庆、大事件相结合。举办了奶香飘那达慕大会暨奶食品制作展示，承办了赤峰市第二届乡村旅游节暨“金秋十月”旅游产品会，积极筹备第五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工作交流会相关工作，助推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成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提升了阿旗知名度，赢得了客源，带动了旅游经济。
四、认真实施旅游扶贫，全力落实帮扶责任。
旅游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国家在精准扶贫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有力的推动了扶贫事业发展，为旅游扶贫提供了良好的机遇。2018年，阿旗旅游办办积极推动旅游扶贫政策落实，联络天山镇，共同争取扶贫资金1000万元，建立了太平庄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园，采取政府+企业+第三方平台模式，先期资产收益，后期成立基金，形成长效机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2户，837人脱贫致富。
严格落实脱贫攻坚帮扶责任。根据先锋乡西山村村情、民情，定期研究帮扶工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每月2次带队到西山村开展工作，切实帮助嘎查村和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扎实做好选派驻嘎查村干部工作，按照旗委要求选派副主任张国良驻西山村、宣传促进股股长王玮琦驻前岗台村开展工作，严格落实了派驻干部日常管理、后勤保障、补贴等工作；认真组织帮扶责任人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确保单位全体帮扶责任人每周入户走访不少于1次。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旅游公共服务配套体系薄弱。全旗旅游产业起步晚，历史欠账较多，是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最大瓶颈，即将建设的核心景区交通条件滞后，旅游标识、信号网络、接待中心、电力配套等基础设施不足，有的还处于空白，严重制约了核心景区的开发建设的速度和规模。
（二）对景区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近两年来虽然旗委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没有拟定发展旅游产业的具体奖惩制度，还没有形成全旗上下发展旅游产业的共识。
（三）保护性开发建设与各部门政策的衔接研究不够深入，如游牧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开发，在前期手续办理上受到各类交叉政策的限制，影响了前期筹备工作的进展。
三、2019年工作计划
（一）启动罕山核心景区建设。
一是围绕北部原生态草原游牧区，立足“纯净”主题， 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旅体目的地项目建设，该项目2019-2020年计划投资1.5亿元，目前正与当地牧民洽谈合作方式，利用有效时间，加快办理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评估报告、节能、项目备案审批等各项前期手续，启动用地预审和规划许可，确保该项目按计划启动项目建设。
（二）完善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建设。
确保乡村旅游示范带南环线7个节点建设全面建成运营。提高太平庄铭欣庄园接待能力，完善水上乐园建设，提升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打造营销宣传网络。扩大规模，内涵发展，增加项目运营、增收的积极互动。北环线整合先锋乡旅游资源，发展区域性乡村旅游。引导先锋乡将诗语养殖创业基地与盈丰山庄以及笤帚加工车间等旅游资源串联成线，形成区域特色。全面实施代白勿苏山水田园项目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探索拓展运营模式，启动招商计划，引进资本，延伸投资，拓展古村落、攀岩等项目发展。继续完善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基础设施建设，侧重民族和民俗文化展示，完善游牧文化展馆、游牧文化体验区、重点发展蒙元民族民俗展览，作为核心景区的有效补充，打造苏鲁鼎游牧体验基地。
（三）进一步夯实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旅游厕所、旅游标识系统和智慧旅游等基础工程建设，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为全旗旅游大发展提供基础保障条件。
（四）强化旅游宣传营销工作。
围绕“纯净阿鲁科尔沁”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促销推介。一是启动罕山牧云歌非遗原始游牧文体旅目的地的宣传推介工作。二是举办全旗第三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三是充分利用手机微信平台、自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宣传我旗旅游新动态。四是搞好推介宣传。积极参加省内外和全国性各种旅游博览会、推介会等，充分发挥平台展示功能，全面投放旅游宣传资料，做实我旗旅游形象宣传。五是开展摄影专题宣传。举办“纯净阿鲁科尔沁”摄影比赛及摄影展，结合每年6月游牧大迁徙活动、阿旗四季风光等，邀请对口帮扶单位北京昌平区摄影家协会协作完成。
（五）加强旅游商品推介。
一是筹建阿旗旅游商会。为更好地服务于我旗旅游事业的各项产业发展，由旅游办牵头筹备组建我旗的旅游商会。业务归旅游办指导，以我旗涉足与旅游产业相关的单位、企业、个体为核心会员，成立一家社团机构平台。主要服务于我旗旅游产业发展，企业资源信息共享、拓宽我旗旅游商品的销售渠道，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为我旗旅游经济合作和发展提供服务，做好穿针引线工作。二是积极协助主管部门的工作，发挥好商会的作用，积极开展与各地区的企业商务交流，做好我旗旅游商品的推介销售指导工作，及时传递相关政策、企业内的培训需求、项目引荐推广等相关领域工作。
1 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主城部分，它不同于一般学科概念的综合性人文学概念，草原文化是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不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留下来，并经过岁月长期洗礼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财富的总和。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狩猎为主的广泛流动性的生态型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在推动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草原就是保持着草本植被或灌木植被的半干旱地区。”[1]例如蒙古草原，这里地处内陆，季节变化不明显，无霜期短，气候寒冷，每年五六月份长草到七八月份有枯萎。草原文化是一种生存意识很强的斗争性文化。历代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有突厥、鞑靼、女真、匈奴、鲜卑、契丹、蒙古族等等，面对严寒和干旱，这些民族为了求得生存，无数次的风餐露宿，不停歇的颠沛奔波，造就了游牧人硬汉的性格。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几乎是不可能，他们采取猎牧或牧业为主以农耕为辅的复合型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草原文化就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过程中孕育、发展起来。作为草原文化主角的草原民族前仆后继，世代相传。创造了风格粗犷，魅力无穷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一种活性的动态文化，蒙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这句谚语表达了草原游牧民族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物种再生的原理以深刻诠释，道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的万物无常并时刻处于变化、运动之中的道理。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始终以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着，并与尊崇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相结合，成为草原文化典型的审美内涵。”[2]综观草原文化，它不是一时一族所能创造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延续的时代很长，除早期居住在草原上的狩猎部落到后来的游牧部落和农业民族，先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时间。研究者发现，前后不同的民族在传承自己文化的时候是互相打破、穿插、积淀并注入新鲜活力，这就使得草原文化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地域民族文化。
2 草原文化的特征
2.1 草原文化的地域性
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不同类型的文化，之所以世界文化呈现多样性就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自古就形成以地域为特色和界线的诸多地域文化。比如海洋文化、极地文化、江河文化、草原文化等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文化区系。草原有着特殊的土质和土层结构，并生长着独特的植被，这种植被对土质环境和气候环境都有限制。我国有着广袤的草原，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在这广大的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草原文化广泛分布的地域性，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团结发展，更加强了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紧密联系和交流。
2.2 草原文化的民族性
从古至今北方草原是我国北方民族共同的发祥地，也是北方民族文化发育、形成的天然沃土和核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诸多民族出现在北方草原，尽管他们的历史有长短，人口、地域有不同，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涯中用各自鲜明的特色文化为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壮大注入新的活力。虽然各民族在语言、种族方面存在一定区别，但在相同的地理环境和相同生产方式下，产生多元而多源的个性。“民族文化”体现在：牧民们以皮毛为衣，产生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以肉酪为食，产生了以牛羊肉及附属产品为主的饮食文化；以毡庐为住，产生了蒙古包文化；以马、驼为行，形成了马文化；以弓失为战；以敖包为祭，敖包在蒙古族民众心目中，是神圣的化身。每当牧民路上遇到敖包都要进行膜拜，祈愿山川大地之神保佑自己安康顺利；以长调为歌，长调民歌是草原牧歌最富代表性的艺术，根据草原自然界的特点利用仿生学原理而创造了民族特色的草原牧歌；以马刀、筷子、盅碗为舞，产生充满激情的蒙古族舞蹈；以蓝天为盖；以大地为床；一切都是独具的，都是草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草原民族特征。
2.3 草原文化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草原文化的又一特点。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海为家。草原牧人在延续传承本土文化的同时，从不排斥异族文化和周边文化，他们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使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结构更加浑厚，多源。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汉族杂居和通婚，把自己的血统、语言和文化融入汉人当中形成中国戎狄参半的居住格局。他们积极主动的开辟对外开放的通商大道，早在商朝游牧民族就打开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最早开拓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迁徙拓展自己的活动领域，他们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同波斯人、罗马人长期文化交往，使得宗教、文化、经济都与西方有了联系，形成了开放的互动的对外交流方式。
2.4 草原文化的多样性
从草原文化的发展历史看，一开始就不存在封闭的状况，而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草原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边疆地区，处于农耕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交接和边缘地带，并且和国外相邻，这种地域分布的独特性决定了草原文化必然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以及聚落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这些文化在历史和发展问题上盘根错节，彼此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草原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积极吸纳新的文化因素，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不断自我完善最终使草原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总之，草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多年漫长的发展岁月，在这五千年中，草原文化经过多次的更替、演变，但其内在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草原游牧民族面对着草原、森林、高山这样一种生存环境的挑战和应战过程中形成了以上特点。他维系了游牧民族的生存，显示了游牧民族的活力。凭借着这些特点，草原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草原文化是草原牧人的光环，是中华文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中一朵奇葩。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163-01
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社会，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同时文化的相互交融外来文化也形成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强大冲击。相对于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哈萨克族而言，这种冲击更加强烈，因为我们不仅要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且长期以来我们所面对的是汉文化对哈萨克族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消融。因此笔者认为哈萨克族文化的挖掘、巩固、宣传、学习对民族今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都决定着该民族未来的命运，而舞蹈毫无疑问是保护民族文化、教育、宣传和对外交流的重要方法之一。
哈萨克族是我国人口超过百万的较大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传统。查阅哈萨克族历史文献时不难看出，哈萨克族舞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文化的图腾崇拜、萨满教形式的舞蹈文化等历史时期。哈萨克族发展到今天虽然生活方式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舞蹈也增添了不少新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民族文化的根源――萨满教文化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舞蹈中。
欣慰的是，在我国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下，我国新疆地区发现了一些哈萨克族民间艺人和民间舞蹈，这也使民间舞蹈继承和发展方面的工作有了小的突破。眼下我们如何不再让这些珍贵的文化流失甚至消逝，又如何让这些民间舞蹈文化在保留其传统面貌的同时走向舞台，并让更多的人了解哈萨克族舞蹈和文化是我们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舞台化民间舞蹈的角度论哈萨克族民间舞蹈的舞台化意义。
一、对应时展中的民族市场需求
1.时代的发展使在草原过着游牧生活的哈萨克族搬到了城镇，很自然民间舞蹈也应从草原转移到城镇，而城镇里的“草原”只能通过舞台来再现。搬进城镇的这些游牧民族对草原的思念，更多的需要感受游牧文化，舞台化的民间舞蹈可以满足他们的这个愿望。
2.当代旅游业的发展让很多国内外游客选择了哈萨克族地区的旅游景点，这些游客更多的希望认识和欣赏以前从未见过的当地民俗文化艺术。所以，旅游舞台同样需要有浓郁哈萨克族文化的舞台化民间舞的呈现。
3.不论是西方的宫廷舞蹈，还是中国的广场舞蹈或民间舞蹈，都是随之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欣赏艺术需求的转变，从宫廷、广场、民间转移到了舞台。这是每个民族现代艺术发展的必然途径，哈萨克族民间舞蹈也不例外。
舞台化民间舞蹈是――民间舞蹈适应现代生态环境，发扬民族文化、发展当代舞台艺术、对应时展、满足民族市场的主要出路之一。
二、保护与发展民族舞蹈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民间舞蹈舞台化工作包含了对民间舞蹈的挖掘、收集、整理、继承、理论总结等，舞台化以哈萨克族民间舞蹈更细致地系统归纳，把不同文化、不同表演形式、不同地域风格的哈萨克族民间舞蹈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研究和学习，再用舞台化编创的方式宣传、丰富，建立一个属于哈萨克族的民族舞蹈文化体系为目标。我们知道民间舞蹈在民间的传播和传承很重要，所以要提倡民间舞蹈在民间原始状态的保留和继承。但我们也知道，走到当代大多数哈萨克族人搬到了城镇定居或从事农业，离逐清水绿草而居的草原游牧文化越来越远，这就给哈萨克族民间舞蹈的生存依赖――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改变哈萨克族民间舞蹈的本来面貌，甚至消失或消亡。因此通过舞台化的工作来深入挖掘和创作拯救即将消亡的哈萨克族民间舞蹈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198－01
一、蒙古族长调民歌研究的意义
蒙古族主要分布于我国的内蒙古及蒙古国，其传统的民族文化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有失传的危险性，而蒙古长调作为蒙古传统音乐文化的主要艺术形式，其保护和复兴成为音乐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各民族音乐的传承大部分是以口头传承的形式保存与发展的，口头传承是民族民间音乐最主要的传承方式，蒙古长调同样也以口头传承为主。蒙古长调的教育过程中即使有歌谱也只起到辅助作用，主要以长调演唱艺人口头示范来传承，特别是歌唱过程中的装饰音在歌谱中不能全部体现，还有其旋律部分也没有完全固定，所以不能像西洋音乐那样用乐谱来表示，师承关系是蒙古长调延续的根本。内蒙古长调的传承方式有三种：一是家族式传承，晚辈从长辈那里习得。二是通过媒体播放的文艺节目来学习长调。三是到长调艺人那里学习长调。但是，学校音乐教育体系还没有将其纳入教学范畴。1980年以来，内蒙古艺术联盟为了拯救传统文化，内蒙人民出版社不定期发行民歌集，文字记录的乐谱和口头传承二者相辅相成是音乐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手段。现在，长调的传承、教育、记谱方法、歌唱创作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传承和保护工作却步履艰难，因此蒙古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地域性
内蒙古地域辽阔，东西直线距离约2600公里，南北直线距离约1800公里。地域习惯、发音、方言、生活环境等多种多样，保留了浓郁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其旋律、歌唱特征都存在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其地域性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东部以呼伦贝尔和科尔沁地区为中心，中部以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为中心，西部以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为中心。东部的蒙古族长调的宫廷特色较少，保留了古老民歌和民间歌舞形式，受中部的长调的影响，调的基本形式相同，但移调转调丰富，羽调向下属调移调转调情况较多出现。中部地区的长调的气息悠长，特别是高音部分华彩装饰，节奏非常自由，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令人陶醉，叶圣陶先生早在1961年就有短诗《听蒙古族歌手哈扎布歌唱》，描写了哈扎布的歌声：“他的歌韵味醇厚，像新茶，像陈酒。他的歌节奏自然，像松风，像溪流……”长调丰富的音量，自由的发声气息，常用甩腔和华彩性拖腔，以各种装饰音（诺古拉）点缀旋律都会体味到五声音阶所表现出的那份独有的激动与苍凉，以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地区为中心的中部长调经常使用羽调和角调。西部长调的装饰音少，调式特征以宫调和微调为主。
三、蒙古族长调民歌的音乐风格
蒙古长调音域宽广，旋律折回，行腔时间长，装饰音丰富等特点。旋律变化自由，旋律特点能显示蒙古长调独特的艺术魅力，其特点主要从以下几点来表现：一是歌唱法，柴如拉乎、舒日嘎、诺古拉等和发声法相匹配的多种旋律装饰音；二是与语言表达方式紧密联系的曲体结构；三是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美学原则；四是歌手情感表达的节奏意识；五是受审美情趣影响大的个性化旋律变化。
四、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歌唱与发声法
蒙古长调有各种各样的发声方法，柴如拉乎发声法是建立在假声演唱而发出真声效果的唱法，演唱高音时明亮飘逸，有很强的穿透力。其真声不同于一般的真声和美声唱法中的发声方法有一定的区别。诺古拉发声法可分三种：浩来诺古拉、膛奈浩来诺古拉、腭任诺古拉。随演唱歌曲的不同用一种或几种诺古拉。舒日嘎发声法从声带发出的声不在喉腔、咽腔、口腔中得到很大震动，而直接贯入鼻腔，头腔中有明显震动感，产生泛音效果。
五、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歌词与音乐
关键词：哈萨克族；游牧民族一、新概念-牧民工
我们通常会听到农民工的概念，而我所提到的牧民工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的。通常情况下指有四季草场的，自古以来以传统畜牧业为主的牧民彻底放弃畜牧业，从农村到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村户口的牧民。他们与农民工相似即是属于农村也属于城市的半牧半农的人群。主要从事城市人不愿意干的矿业，建筑业以及重的体力活等行业，牧民工大多数春季开始到大中城市打工。与农民工相比牧民工在新的生活方式，语言，技术等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
二、牧民工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适应中产生的贫牧民工。哈萨克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之一。饲料基地的建设不足，定居后的失业，某种原因导致的失去耕地(被开发)，由于缺乏技术，语言障碍等原因所产生的失业，各种疾病和劳动力不足，农村基础教育不完善，从游民生活到定居，等这些原因导致了牧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在这样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所导致了原有的牧民变成牧民工，为了维持基本生活牧民工到城市从事体力劳动活儿就这样的贫困生活中产生了牧民工。
(二)牧民定居中产生的牧民工。20世纪中期开始一部分哈萨克族从传统畜牧业转到了种植业或其他行业。牧民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牧民定居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牧民工只在牧民定居中产生的。失败的牧民定居增加了牧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定居中失去牧业找不到其他收入来源的牧民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到城市干体力活儿，主要从事建筑业，矿业和其他服务行业。
(三)定居后因产业结构不完善导致失业所产生的牧民工。牧民定居意味着大量的牧民放弃传统畜牧业，但是政府只重视牧民定居没有考虑牧民定居后的后续产业发展导致了有些牧民定居后大量牧民失业。牧民定居后的失业是个社会性的问题。失业的牧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到大中城市打工，就这样出现了牧民工。
(四)定居中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牧民工。定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和另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哈萨克族牧民定居是失去传统的畜牧业，从事新的生产方式，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掌握新的技术知识的过程。这种新的变化需要适应者具备新的知识技术，新的生存生活方式。这种变化需要调整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简单的说牧民们定居后要掌握种植业，养殖业的基本技术。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需要一个过程。
(五)草原地被开发的，彻底失去畜牧业中出现的牧民工。哈萨克族基本分布在北疆的额尔基斯河，伊犁河，乌伦古湖，喀纳斯，白哈巴，天池湖，那拉提草原等自然美丽的著名的旅游基地。有些草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资源必须的要开发，旅游，矿业开发公司给当地的牧民相应的补偿要求他们离开草场，在这个过程中牧民会失去自己的春牧场，夏牧场和冬牧场，得到相应补助的牧民选择定居。失去原有的传统畜牧业适应其他的行业需要很长时间，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最少需要3-5年，他们中一部分人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但是大部分人没有经验和资金最终选择了到城市里打工挣钱就这样出现了大量的牧民工。
(六)各种自然灾害，疾病和狼灾以及非法开矿破坏了自然草原及失去草原所导致的牧民工。野猪，狼等国家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对牲畜的损失逐渐增加，甚至有些地方狼等野生动物夜深里袭击羊群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有些地方偷牲畜的情况也比较严重牧民们虽然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无法彻底摆脱。非法开发和草原被占有现象比较普遍，没有草原的牧民不得不选择到大中城市打工。
三、牧民工城市适应中所产生的问题
从牧民到牧民工是个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传统的畜牧业转到现代的技术知识人员需要很长的过渡时间。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入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家庭养老的负担不断加重。大量的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其收入的稳定性受到巨大的冲击，很难在经济上支持老人，因此本来不堪重负的农村老年人口更加陷入贫困。新一代牧民工文化素质高，掌握现代生产技术，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超过老一代;孝敬老人，尊敬老年人的传统受到挑战，老年牧民会感到孤独和轻视，得不到最需要的精神蔚藉。
(二)大量牧民流入城市会导致草原文化的消失。哈萨克族在长期的游民生活中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草原文化具有深刻意义。牧民的城市流入会导致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数不断缩小。最终导致哈萨克族具有的传统文化的消失。作为一个游民民族的哈萨克族不断流入城市不但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受到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严重挑战。
(三)贫困牧民工心里问题普遍存在。大多数牧民工在找工作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因语言，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差异受到当地城市居民的排斥。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容易形成自卑，失望等心里变化甚至会形成对社会的不满态度，再说因为他们离家遥远没有亲戚和朋友总是会受到社会上坏人的欺骗。因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险他们生命时刻有危险。
(四)牧民工的家庭-婚礼问题。牧民工农村到城市找工作过程中会出现家庭分离情况。一部分牧民工选择全家都搬到城市一起生活但有一部分人选择除了自己其他家庭成员留在家里自己单独离开，就这样会出现夫妻很长时间分离居住的状况。就这样他们的婚礼关系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离婚的社会现象.
四、对策与建议
(一)主张畜牧业产业化，不断加大畜产品的规模化程度。在牧民定居地基本上没有畜牧业的产业化比率，最近开始大多数牧民小规模的生产畜产品但是畜牧业产业化程度低，没有自主品牌。提高畜牧业产业化是提高当地牧民经济收入的来源之一，要建设饲草料基地，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不断引进高科技技术，加大对畜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牧民定居脚步，把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牧民集中起来才能把畜牧业产业化加快进步。
饮食、服饰、聚落、语言、习俗、宗教、艺术形式、社会组织、道德观念、经济特色、生产技术水平等均是文化要素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一定的区域内，这些表现形式在特征上富有一致性，那么就可以将该区域称之为一个文化区。自文化地理学在中国复兴以来，文化区方面的研究，无论是文化区概念、分类、特征，还是文化区的具体划分、对比都已结硕果。诚然如是，中国东北地区关于文化区的研究仍相对缺乏，进一步缩小尺度，以省为单位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加紧步伐，更深入地去了解、发现这白山黑土间孕育出的人文事象分布，迫在眉睫。
吉林省文化区划分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吉林省包含的各文化要素的发展规律及区域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完善东北地区关于文化区的研究的不足。通过此研究，一方面，将一定程度上促进优秀文化的整合、地方文化认同、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将一定程度上提高吉林省政府在商贸经济活动方面决策的科学性，增强在文化体育活动方面规划的协调性，有助于对吉林省包括民俗旅游资源在内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
二、吉林省文化区的划分过程
（一）自然环境：奠定基础
吉林省西部地势平坦，多草甸湿地，拥有降水量在400L以下的显著干季，且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是自古以来该地域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而形成的游牧文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虽受到了该地域人民趋于农耕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削弱，但其独到之处依然是不可磨灭的。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区位优势、海拔低而均一的地形、500～600L的降水量，为以商品粮种植为典型的旱田耕作文化扎根于吉林省中部的这片沃土夯实了基础。主打稻米，以精细见长的水田耕作文化的传播、扩散得益于吉林省东部不乏低山丘陵的地表形态、受季风影响可达900L的充沛降水这样的自然条件的存在。
概言之，包括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水文生物在内的自然因素与吉林省文化区域间的差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可以勾勒出“西部、中部、东部”这样的以自然因素为基础的文化区划分轮廓。
（二）人文环境：确立格局
1、民族：主导因子
245.34万人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与9.15%的占全省总人口比例，这两项在中国排位靠前的指标，间接地展现了吉林省文化中的民族烙印。吉林省的文化是在频繁的军事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中衍生、发展起来的。民族区域内的文化扩散、代际里的文化传承以及文化间的文化整合，是吉林省文化底蕴累积的重要背景，对吉林省“边疆型、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的文化特点的形成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作用。因此，民族可以作为确立吉林省文化格局的主导因子。
将民族作为主导因子，首先要明确的是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这四个民族其人口在省内各地区的分布情况。
基于《吉林省人口普查资料》（2010）中的相关数据，可统计出，除汉族外，满族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最大比重的城市有：长春市（1.99%）、吉林市（4.53%）、四平市（6.25%）、辽源市（6.09%）与通化市（4.62%）；除汉族外，蒙古族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最大比重的城市有：松原市（1.90%）与白城市（2.69%）；除汉族外，朝鲜族人口数占地区总人口数最大比重的城市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32.45%）、白山市（1.38%）。
民族自治地方与民族乡（镇）作为聚居、政治形式，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其对应民族在区域间的文化特征。因此，其对以民族为主导因子的文化格局划分确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吉林年鉴》（2010）中的相关数据，可统计出，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分别辖有1个、5个、4个、1个满族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镇）；松原市与白城市分别辖有1个、8个蒙古族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通化市分别辖有1个、1个、6个朝鲜族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乡（镇）。
综上所述，可分析出，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在吉林省所在的民族自治地方与民族乡（镇）同其人口于各地区的集中分布基本具有一致性。
2、语言：衍生因子
语言承载着民族的文化信息，是民族这一主导因子下的衍生因子，在确立文化格局时应予以考虑。其地域性体现为：语言层面上，诸如朝鲜语、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与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相同步。方言（汉语）层面上，始于清朝末期的关内人口迁入对吉林省而言，扩充了其人口基数，丰富了其人口内涵。山东省东部移民多定居于吉林省东部地区，山东省西部、河南省、河北省移民则更倾向于吉林省的中西部。在来自各方人民所操持的当地口音的影响下，吉林省各地区居民所讲汉语存在差别。
在以自然因素为基础，勾勒出文化区划分轮廓的前提下，以民族为切入点，结合语言等衍生文化要素，可以确立吉林省的文化格局：西部文化区包括白城市、松原市在内的两个地级市。分布于该文化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蒙古族。中部文化区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在内的一个副省级市与三个地级市。分布于该文化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满族。东部文化区包括白山市、通化市在内的两个地级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与长白山管委会。分布于该文化区的主要民族是汉族和朝鲜族。
在文化区的命名上，“蒙古族文化区”、“汉满文化区”、“朝鲜族文化区”这样的提法，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游牧、农耕、稻作等生产方式分别与蒙古族、汉、满两族、朝鲜族相关联，以其代之，突出以民族为主导的人文特色的同时，兼顾了自然环境对吉林省文化的影响和作用。综上所述，可以将吉林省划分为三个文化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中部农耕文化区”以及“东部稻作文化区”。
三、吉林省各文化区的对比
就吉林省划分出的西、中、东部三个文化区，依次表征了蒙古族、汉满两族、朝鲜族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所主打的游牧、农耕、稻作三种文化形式的空间分布。以下表格按空间范围（含行政区、中心城市）、主要民族、历史特征、自然条件、物质文化（含生产文化、饮食、文化景观）及精神文化（含岁时、民风、、语言）六项指标来对吉林省三个文化区进行了详细的对比。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吉林省文化区划分的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
（一）吉林省境内形成的文化区，是一种特定居民对应特定体系，地域相连成片，自核心区至带文化特征逐渐减弱的事象分布；是一种包括饮食、典型文化景观、岁时、民风、、语言（方言）在内的物质、非物质文化因子所存在的一致性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四个省内主要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其衍生文化经扩散、传承、整合后与自然条件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二）可以将吉林省划分为三个文化区：“西部游牧文化区”、“中部农耕文化区”以及“东部稻作文化区”。其中，蒙古族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西区的特色；汉、满两民族为中区增添了别样风味；朝鲜族在东区文化结构的建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松田寿男（Matsuda Hisao，1903-1983）日本著名东方学者。擅长中西交通史、中亚史、西域史。祖籍熊本县，出生在东京。毕生致力于西域史、中西交通史及中亚史等研究，著述甚丰，为日本中亚史、西域史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突破了前人仅从地理、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其历史的局限性，进而从经济方面探讨。他把这一地区放在“干燥的亚洲”世界里，侧重研究历史地理和经济史，提出该地区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为连结亚洲东西两方的中转商业。《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出版于1956年，是集松田寿男先生多年研究内陆亚细亚成果之大成的一部巨著，对于研究内陆亚细亚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研究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的学者有着巨大的参考。本书围绕着天山山脉详尽的介绍了汉唐时期天山南北的地貌生态以及对一些譬如且弥、蒲类、卑陆等国家，乌孙、柔然、高车等民族进行了文化生态和地理生态等方面的考究，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的意见。笔者通过读这本书，受益颇多，但带来最多方面感触的当属丝绸之路给西域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就此谈一谈对商贸中的西域的一些看法。
天山位于新疆的中部，被视为是南北新疆的分界线，对于整个西域来说，天山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天山分为北天山、中天山、南天山，这里既是南北新疆的地理分界线，又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因此，有学者认为天山是整个新疆的精华的所在。在《天山地图》当中，胡文康认为：中天山的特点包含了许多的山间盆地，包括伊犁盆地、昭苏盆地、巩乃斯盆地、大小尤尔都斯盆地、焉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等代表了新疆精华的盆地，是天山富庶的象征。[1]裕勒都斯河谷、钠林河谷更是成为了丰美的草场和肥沃的耕地并存的地带。因此，天山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分界线。拉特摩尔将长城作为两种不同生活圈的分界线，他认为长城是“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2]书中松田先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将天山视为长城的延伸线，“也就是说这座广大的山脉，混合有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的双重色彩，应当把它看做是呈现出所谓中间色彩的界线”。[3]要知道作为游牧民而言，观念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去界定他们的游牧范围，即使是在中国内部，长城也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一条界线。更不必说在概念更为模糊的天山地区了。这里与其说是“分界线”，倒不如说是两种文明的缓冲地带。松田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唐代安西四镇的四次变迁，这一点不是恰恰可以说明这一界限的模糊性么？“从新疆的沙漠、绿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脉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带将这些地理空间联系起来， 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 就是这幅历史画轴的‘轴心’”。[4]由于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丝绸之路的商贸，使得天山山脉成为了游牧和绿洲两种不同生活圈的混合地带，在这里两种生活圈互通有无实现了共生。
一、天山山脉的特殊性
在前文当中，提到了天山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天山山脉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5]在地理生态上，天然的将新疆一分为二，南北疆也因各自生态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因此如何去理解天山，跳出中国王朝史的叙述框架，建立从天山看西域的视角是我们做边疆研究的关键。
松田先生在书中将亚洲分为湿润亚洲、森林亚洲和干燥亚洲三个部分。[6]而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由于西域独特的生态环境，决定了水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水，导致了天山在整个新疆地区能够冠之以“天”姓。也正是因为充足的水源，可以在天山中的盆地孕育出譬如蒲类国、伊吾州等一大批西域文明。此为天山特殊性之一。
作为北疆的游牧文明与南疆的绿洲文明缓冲区，天山地区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汲取来自于两种不同生活圈的精华，因此在散落于天山山脉中的大小盆地从来没有出现过被哪种文明独占的现象，二者似乎在这里这里达到了一种共生的状态，这一点在下文中将会做详细的阐述。此为天山特殊性之二。
丝绸之路对于西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西域的内部游牧民需要定居者提供的粮食、布匹和手工制品，农耕文明需要放牧者的牛羊、毛皮和奶制品。而天山地区，成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途径。这种商贸导致了天山地区的富足，也使这一地区成为历史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例如将西域都护府设立于乌垒的一部分原因，不是正是为了达到能够由官方来控制和保护这种商贸的目的么。此为其特殊性之三，也是本文主要阐明的内容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