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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经济史学又分为经济史实和经济史学通论两部分。经济史实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过程，而经济史学通论的研究对象则是人类经济生活发展演变的规律。这里的经济史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而关于经济史学科研究对象的分歧实际上也主要是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的分歧。在关于经济史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上，赵德馨(1992)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横向上，宽到经济全领域(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包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纵向上，长到历史全过程，包括整个的经济的全部历史(但这里的历史指学科对象意义的历史，而非绝对时间意义上的历史)。笔者感觉，赵德馨对于经济史学的定义系统而全面的概括了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对象。二是源于学者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分歧。长期以来，经济史一直被认为是处于经济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但学界对于这一观点却有着诸多不同认识。吴承明(2005)说:“我们说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个学科。搞经济史的不是学历史出身，就是学经济出身。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个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高德步(2000)更进一步指出，这一提法是学科划分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史学是一个边缘学科是错误的。赵德馨(1999)则说: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就此而言，称经济史学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
二、加强经济学理论
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难看出，虽然经济史与经济学当前是两门独立的学科，但从经济史学的性质和历史来看，它与经济学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因此，加强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要求，更是遵循经济学发展历史规律的要求。为探讨这一问题，需先简要阐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研究至关重要。对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探讨怎样研究经济史学的问题。怎样研究经济史学，主要取决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性质。对此，不少学者已发表过相关论述。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基本方法。如吴承明在主张“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经济史研究者既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他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实证主义，包括考证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须臾或离的研究方法。”显而易见，吴承明虽然主张“史无定法”，但更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这与他关于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熊彼特(1996)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31历史学方法被一些学者首当其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赵德馨提出:“史有定法。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他认为，“经济史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不难看出，他虽亦反复论述经济史料的重要性，“只有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揭示规律，抽象出经济理论。”但更强调经济学方法的运用以及经济学与历史学方法的融合。也许这是赵德馨一向被学界认为是属于“经济学的经济史”阵营的原因所在。很显然，虽然学者均强调经济史研究中历史学和经济学方法的重要性，然而各有侧重。由于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关于研究方法认识的差异。当然，反过来讲，也许正是由于对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同，才使人们对经济史学科性质的认识出现差异。再来看经济史研究前途乐观之美国。经济史在美国的境遇能够改观的关键在于，学者把计量经济学、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引进了经济史研究，使经济史研究摆脱了传统的以文史取向为特征的研究范式。而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者要么是经济学出身，要么是历史学出身。故而经济史常常围绕两种方法打转，即以美国为主导的计量经济史和以英国为中心的强调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的经济史。中国的传统史学研究者不喜欢做计量分析。而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史研究者虽然是学经济的人，但在经济史研究中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史学家赵德馨曾说，他毕业于财经学院，并长期在财经学院教学，也没有学到多少经济学方法。从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工作者，对历史学方法比对经济学方法知道得多一些，运用得好一些。
三、培养经济史学思维方式
在强调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的同时，多学科思维方式的融合对于经济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吴承明指出，除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外，经济史研究要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他提倡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心理学引入经济史研究。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与科学研究体制不利于这种融合，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史思维方式的养成。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史思维方式，这需要老师在教学方面下功夫。比如，赵德馨在带经济史专业研究生时，一方面努力创造多种学科思维方式融合的环境与氛围;另一方面则明确地提出转变思维方式的任务，引导学生按照以下目标补缺门:从经济学科来的，补上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从历史学科来的，补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方式。504在经济史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与前辈都是实现经济学与历史学思维方式融合、具有经济史学思维方式的典范。如梁方仲、汤象龙、方显廷、傅筑夫、严中平、陈振汉、汪敬虞、吴承明、彭泽益、张仲礼、谷霁光、傅衣凌、何兹全、张荫麟、李埏等。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决定思维方式，而学识素养则是养成思维方式的基础。故而经济史研究者不但要加强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决不能忽视历史知识的积累。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彭南生在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就做的比较成功。他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本、硕学位后，又跟随赵德馨先生学习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的相关知识。赵德馨希望他留心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在已有的历史学知识与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加上经济学知识与思维，并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养成经济史学思维方式。彭南生的博士论文获200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这与其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自1948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供求理论实验算起，实验经济学诞生已有60多年的历史。张伯伦的学生弗农·史密斯教授于1962年发表的《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被视为实验经济学的奠基性论文。2002年弗农·史密斯教授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确立了其合理地位。如何将传统的“旁观性”教学模式转变为“参与性”教学模式，是经济学教研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将实验经济学引入课堂教学无疑为此开辟了新的思路。
一、实验过程（约40分钟）
1、情景准备（约5分钟）
为学习比较优势理论，教师设置的场景为甲乙两个邻国，两国的居民均只生产两种产品——面包和牛肉，两国居民习惯将面包和牛肉搭配成牛肉汉堡作为食品，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
将学生分为两组（如是合堂教学，可按照行政班级划分），一组扮演甲国居民，一组扮演乙国居民。甲国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乙国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
在两国开始进行生产、交易和消费活动前需使学生理解：任何一国居民在生产和交易后，最终收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面包和牛肉中数量较少的，因为多余的面包和牛肉无法制作成汉堡以供消费。
2、两国无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15分钟）
教师宣布，两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状态，并不开展贸易活动，给予各自20小时的生产时间，请学生安排自己的生产时间，以获得最大收益。
经过思考，学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以经济人的思维，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生产。最终结论如下。
（1）甲国的最优产量。因为甲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1.5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1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甲国的生产函数为1.5a+b？燮20，假如甲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3.33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20单位，根据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学生以（0，20）和（13.33，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甲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1所示。图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各点意味着甲国居民充分运用了资源，又因为衡量收益大小的牛肉汉堡由1单位面包配1单位牛肉构成，故最优生产组合点为（8，8），即用12小时生产8单位面包，用8小时生产8单位牛肉。这样，甲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8单位牛肉汉堡。
（2）乙国的最优产量。乙国生产1单位面包需要2小时，生产1单位牛肉需要3小时，以a代表面包数量，b代表牛肉数量，则乙国的生产函数为2a+2b？燮20，假如乙国只生产面包，则最大产量为10单位，若只生产牛肉，则最大产量为6.67单位，同理，学生以（0，6.67）和（10，0）为两个端点，绘出了乙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图2所示。并能找到最优生产点为（4，4），即用8小时生产4单位面包，用12小时生产4单位牛肉。这样，乙国居民在无贸易情况下，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为4单位牛肉汉堡。
3、两国有贸易条件下的生产消费情况实验（约20分钟）
这一阶段的实验为该课程的重点，教师宣布假定两国居民仍有20小时的生产时间，但允许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各国居民需合理安排面包和牛肉两种商品的生产时间，并提醒学生，生产和贸易的目的是使收益最大化。教师扮演贸易主管部门，主管进出口贸易，学生可根据其生产的两种商品的数量（四舍五入计算）到主管部门领取面包票和牛肉票以用于贸易。
学生在进行交易前，需要考虑两种商品的交易价格，即多少单位的面包与多少单位的牛肉等值。为简化操作过程，教师在此将两种商品的比价定为1单位面包=1单位牛肉。
本阶段的实验可进行多轮，使用表1来记录学生的交易过程。在一轮交易结束后，教师查看每个交易者的情况，如果学生手中还存有额外的无法相匹配的面包或牛肉，则意味着浪费（因其无法组合成牛肉汉堡）。之后，教师宣布本轮交易获得的票据在下一轮中失效，开始第二轮交易。与此类似，第三轮、第四轮……直至学生手中多余的面包和牛肉很少时，第二阶段的实验结束。
第二阶段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将收益情况与第一阶段封闭状态进行比较，会发现第二阶段的收益较之前有所增加。
二、理论讲解与讨论（约20分钟）
1、基本理论
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很快就发现若想使同为经济人的两国居民均增加收益，每个国家应集中生产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如何确定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可以通过一国某种商品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如：
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
如果一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则该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0.67
乙国面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1.5
这就表示，甲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仅能生产0.67单位面包，而乙国生产1单位牛肉的时间则可以生产1.5单位面包，故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甲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1.5
乙国牛肉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牛肉的劳动生产率/面包的劳动生产率=■=0.67
同理，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由于在交易中两种商品的比价为1∶1，故一个甲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牛肉，可得20单位牛肉；一个乙国居民将20小时全部生产面包，可得10单位面包。经过交易，一个甲国居民可获得10单位面包和10单位牛肉，构成10个汉堡的收益；一个乙国居民可获得5单位面包和5单位牛肉，构成5个汉堡的收益。结论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交易，甲乙两国居民的收益较之封闭状态下均有增加，验证了“贸易是无烟的工厂”。
2、适度展开
如果课堂时间允许，教师还可以提出两种商品的其他比价以供学生讨论，如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1/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6单位，换回12单位面包，与剩余14单位牛肉组成12个汉堡，获得12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好，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
当1单位面包可兑换2单位牛肉时，甲国居民可将20小时所生产的20单位牛肉中的14单位，换回7单位面包，与剩余6单位牛肉组成6个汉堡，获得6单位收益。此时，甲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要差，而乙国收益比封闭条件下相对要好。
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正在于，甲国在牛肉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乙国在面包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1单位牛肉对面包的比价越高，对甲国越有利；比价越低，对乙国越有利。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讲解时，教师应该重申比较优势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如：存在两个国家；生产相同的两种产品；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两国的在同种产品上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由此导致的相对成本差别；两国的技术水平不变；要素可在国内流动但不可跨国流动；规模报酬不变；交易成本为零等。
三、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需注意的问题
将实验经济学带入课堂，可以很好地将传统“旁观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以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验为例，它将以往教师在黑板上单一的演算，学生被动接受，转变为学生自觉思考、主动参与，对于启发学生的经济学思维并尝试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应用大有裨益，将经济学变为真实生动的科学。但在进行经济学课堂实验时，有一些必要的准备值得注意。
1、教师能够统筹安排
课堂实验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教师对整个实验过程的统筹把握。实验各阶段的时间控制、必要的道具准备、各阶段要取得的结果和意义以及实验最终结果和意义，都需要教师在课前充分准备并在课堂上全局掌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生在实验中的探索始终沿着一条主线进行，真正体现课堂实验的价值。
2、课堂实验应相对简单易行
很多高校并没有专门的实验经济学专用教室，课程的讲授通常在普通教室进行，客观条件决定了课堂实验的选择应该简单易行，便于操作。实验的时间、环节、道具和学生的活动线路，都应该围绕日常的教学条件进行设计，这也是将课堂实验推而广之的前提。
3、合理控制课堂实验数量
经济学课堂实验的目的有很多，但哗众取宠绝不是其中之一，不能结合整体教学计划，随意安排课堂实验，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根据笔者的经验，在课程刚开始的几周，学生需要对本课程的内容有所了解，课程临近结束的几周，学生往往又会因考试而分心，在课程的中段进行实验效果最好。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52
[中图分类号] 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12- 03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经济学一直是运用数理演绎及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建立经济模型分析问题的，似乎与实验毫无关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在检验经济法则的时候，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受控实验，因为他们不容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所以，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满足于观测。”[1]但是另一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诞生，打破了经济学不做实验的传统思想，将实验引入了经济研究当中，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的强有力工具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这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成熟，并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由于弗农・史密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所以人们将他誉为“实验经济学之父”。
1 实验经济学的演化过程
实验经济学是针对研究经济学问题，设计经济实验，对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进行控制，屏蔽那些与问题无关的因素，集中观察那些令研究者感兴趣的因素的作用，通过做实验取得实验结果，最后对实验数据和结果进行分析，并充分认识实验结果的经济学含义。[2]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相关问题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瑞士数学家伯努利提出的“彼得堡悖论”，这个悖论反映了理论预测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差距。200年后，萨斯通为研究经济主体的偏好问题应用了实验的方法得到了无差异曲线。但无论是伯努利还是萨斯通都没有使实验的方法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40-5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才意识到实验的方法可以解释经济学问题。一般人们公认的实验经济学的开端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与需求实验，尽管张伯伦做这次实验的目的只是让学生能够通过实验了解经济学的概念，并没想将实验作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但这次实验却为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创立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密斯从1956年开始经济实验研究，每年做2～3个实验，于1962年总结了他6年以来11个实验的成果，发表了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奠基之作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实验方法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并对今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实验经济学突破了市场均衡的研究，开始进行博弈论相关的实验，使实验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成为一种更具普遍适用性的研究范式。之后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到现在可将其大致分为3个发展阶段（如表1所示）。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且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它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团体和实验室也不断地涌现，如Vernon Smith主持的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实验室、Charles Plott主持的实验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实验室、John Ledyard主持的加利福尼亚社会科学实验室、John Hey和Granham Loomes主持的约克大学实验经济学中心等。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实验室大多已实现信息化，特别是大量实验软件的商业化，简化了实验的程序，大大降低了实验的边际成本，使经济学实验更加普及，实验经济学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2 实验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实验经济学打破了经济学不做实验的观点，将实验作为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创新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具。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使得经济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它摈弃了传统经济研究的“经济人”假设前提，以可以犯错误的、有学习能力的行为者取而代之，并遵循价值诱发的原理，诱导被试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排除实验中的一些干扰变量，使实验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弗农・史密斯对实验设计提出了5条基本原则以保证实验模拟的真实性（见表2）。
实验基本原则的确定是进行一项经济实验的先决条件，解决了这个先决条件以后，就可以根据经济实验的步骤，建立一套标准的分析框架。弗农・史密斯认为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即环境（E）、制度（S）和行为（B）。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者的偏好、初始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等一系列预先给定的条件，制度则界定了实验参加者要遵循的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和制度是实验者根据需要所制定出来的，是可控变量，它们会影响到最终所观察到的行为。行为是关于环境与制度的函数，即B = f（E，S），在这个函数中，E和S是自变量，B是因变量，也就是说行为是由环境和制度决定的，随着制度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现实当中，人的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环境和制度，使其发生变化，因此，行为、环境、制度这3个要素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
经济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已有的理论、发现新的规律、环境比较、市场机制比较、政策评价、市场机制的设计等。目前，经济学实验的方法是模拟和仿真，通过在实验中模拟现实的经济环境来观察行为者的行为，从而得出结论。显然，现实当中的情况复杂多变，影响因素也较多，在实验中很难将现实的情境全部包罗进去，但是实验中可以创造允许不同行为者存在的环境，以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验的结果是否有效，所验证的理论是否真实需要用比较和评估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因此，比较与评估法在实验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在解释实验结果的时候会出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不相符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实际被试者的行为却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在进行结果分析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行为和心理理论来分析被试者的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创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法；同时还构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实验经济学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了研究范围，从更加现实的视角研究了经济理论，为人类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指导。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领域。在管理领域，实验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经营风险，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本文主要阐述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对管理实验的影响及借鉴作用。
3 实验经济学对管理实验的影响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实验的方法已不再是自然学科的专利，它已开始逐渐应用于社会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一直以来，经济学都扮演着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的角色，为管理学提供指导思想，那么，经济学新的发展动向必将推动管理学的发展。因此，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验方法的应用与管理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贯穿于管理发展史的整个过程。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无论是在古典的管理思想阶段还是在今天的管理丛林阶段，实验研究始终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和方法。[3-4]采用实验的手段开展管理研究更加科学、更具说服力，而且能够少走弯路，减少风险和费用。
实验的方法具有检验已有理论和催生新理论的双重特性，将其应用于管理学中也一样，既可以检验已有的理论是否正确，还可以通过设计实验为寻求新的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利用缜密的数学推理来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只能检验在给定假设条件下，理论模型的正确性，而无法对各种前提假设条件进行检验，实验的方法就克服了这一缺陷，利用实验可以在一个模拟现实环境的实验室里，尽可能排除一些非关键因素，来研究关键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还可以不断改变环境和制度要素来观察行为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当然，还可以通过实验找出一个管理理论的失败原因，进而调整实验的控制环节，为催生出新的理论提供线索。实验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比较不同理论优劣，进而对其进行完善。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能够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更好的理论检验和理论创新的工具。
4 实验经济学指导下的管理实验的设计
不确定性条件下，管理所面对的唯一确定的问题是不确定，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想使管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实验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管理实验能为管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更加贴近现实、多状态、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环境；并能够通过观察、分析实验参与者的行为结果，为修正由管理学的假定、状态和着眼点构成的视角以及参照系，完善管理理论实证研究提供科学手段，进而为改进、丰富已有理论，发现新理论提供支持。
实验经济学是在“价值诱发理论”原理的指导下，遵循实验设计的5项基本原则来设计相关实验的，主要流程如图2所示。在价值诱发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实验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目标，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建立与实验相适应的实验环境，选择被试的对象，被试者数量的确定要合理，因为被试者的数量也遵循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实验的结果，然后要按照实验的基本设计原则确定实验报酬的支付方案。这些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做完后，即可进入实验的实施阶段，但在编写实验指导语时，要注意避免使用对期望被试得到结果的暗示性语言，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同时，要控制好关键实验变量的选择，尽量避免非关键变量的影响。最后的工作就是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如果结果与已有的理论相符，那么说明实验达到了检验理论的目的，如果结果与理论不符，可以改变实验环境，调整变量，重复进行实验，可能会得到与理论一致的结果，或者可能发现新的管理规律。
借鉴经济学实验的分析框架，可以设计相关的管理实验，解决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如多种战略方案的比选、新产品的定价、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并购、广告费用的投入量等一系列的管理问题。管理实验必须注重实验的并行性，即必须能使实验再现，凡是不能重复的实验，不能算是成功的实验，偶然的结果往往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5 总 结
本文通过对实验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基本分析框架进行回顾，指出了实验经济学对管理实验的影响。实验经济学和管理实验的发展历史较短，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更短，一些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而且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管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它确实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所以，随着实验经济学和管理实验的演化，要不断的丰富知识，从更多的视角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将企业每一个经营模块的实验丰富起来，为企业的管理提供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1] 高鸿桢. 实验经济学导论[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025－02
利益问题是当前经济改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时代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研究。任何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以某种方法论为前提，不同的方法论将导致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结果，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导利益问题的研究是理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前提。
一、利益的出场路径
理论界历来对“利益”多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从经济的角度、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去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熟知非真知，恰恰是对这个人们看起来都十分熟悉，从而运思不多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现实说明，这一反思正是通向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桥梁，只有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利益概念。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利益是出现频率较多的概念。但由于马克思并未在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中明确界定这一概念，因此“利益”历来未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其实，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对利益的正确理解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发点。起初，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他早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法和法哲学上。众所周知，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物(占有物)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从法哲学的视野开始探索人的问题。早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已提到自己正编纂一个涉及一切法的领域的法哲学体系：“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正是通过对法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市民社会，并得出结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观念分析的层面上，还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已对我们做了如下的提示：“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因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这样写道：“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解开利益之谜，就要对市民生活进行解剖，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可见，利益只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才可以真正揭示其内涵。
二、利益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坚持理论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他指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这种关系本身也是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间结成的关系，并且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这种关系中进行自主选择活动来实现自身利益目标。依据这一原则，以现实的、处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的个人作为观察和研究现阶段利益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题中之义了。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进行现代社会的建设中，为保证经济管理的全面展开，就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加强对人才方面的培养。而新时代下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研究经济的问题，其根本就在于经济变量之间的数据变化。对于不同经济理论以及原则上的探究解析，可根据现有的经济价值，以及数学的现实意义进行综合分析。
一、数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数学感念以及经济学概念等的历史的发展情况来看，其中不同的进程以及累计的基础等，都需要从文明的结构基础来进行不同信息之间的相互关联。而这其中，对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结构，其经济的促进以及设施的教学基础等，可通过现有的社会生产形式来进行整合分析。而对于经济学中的抽象感念，以及概括的理论知识等，可以通过这些理论来进行相应的尝试性经济问题分析。
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社会经济市场的分析过程中，结合现有的教育基础，并依照发展的经历需求，实现对多重教学知识，以及经济体系管理上的密切分析，并依照其中的相互促进，实现最终的共同发展。
二、高中数学教学中的知识与经济中的应用分析
从现代教育的发展形式来说，不同的教育基础，对整体的社会发展规划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为满足对不同社会领域以及基础设施的进步调整，可以结合高等教学的知识体系，以及经济的发展经济管理需求来实现对这个经济体系理论上的分析。对于经济学的教学知识理论，以及经济的管理渗透应用等，可从现有的教学公式，以及模型的结构建设标准来进行整理分析。
对于经济管理的导向作用，我们根据教学的知识，以及整体模型的饮用管理体系等，可结合经济学的理论以及单纯的定性分析和发展的形式来确保经济学的管理理念。其中教学的数学公式，以及教学的理念等，可以根据定性分析的发展理论，以及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定性结构，完成对整体的模式分析。而为促进对整体经济的发挥需求，在定量分析上，也应当保证其协调发展的科学性。
而对于经济体系的分析，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数学知识在经济中的优势，就十分的明显。通过数学模型，以及定理知识的分析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促进了对经济理念以及使用规范上的调节调整，并极大的满足了在不同理念和基础设施上的执行。对于教学感念，以及使用的理论抽象问题等，也可以根据实际的生活来实现对教学性质上的探讨分析。在进行经济分析中，对不同的直接与错觉的分析，可以得出输血的概念应当从现有的教学理论来进行抽象分析。而这个过程中，结合实际的生活体验，以及社会实践进行应用调节，也可以更为合理的完成对不同学科的统计研究。在进行经济的严密分析过程中，为实现对实践经济成分的需求上，也可以更好的完成对社会经济学的有效分析。
最后对于经济的简化诠释，数量以及关系之间的经济问题，解释了在经济事件中可能发生事情的根源，而对于成本，以及价格和生产利润等需求理念的分析，也可以从实际的使用规格来进行整体的经济领域分析。对于新型学科的有效性发展理念来看，不同的经济学，以及学科的相互联系问题等，可以结合现有的经济发展进步情况，实现对经济学和相关研究领域的应用分析。在进行现代经济的发展与分析中，从现有的经济状态，根据实际的新型学科的教学形式来确保其发展需求，同时，根据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基础，实现对高等教学知识，以及辅教学手段的应用体会，并以此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社会发展理解。
三、数学知识在经济运行中的使用途径
从现有的经济投资费用以及应用的基础来看，经济投资的费用，以及主流的前期投资需求等，实现对不同时间段以及经济的预测，其中对经济的经费投入，对于后期的经济费用投入，在进行人力资源以及物力需求的应用，可以结合经济的发展状态来进行整体的资源调整，并依照相应的经济预测方法，实现对不同时间，以及发展等层面的预测分析。对于整体的经济预测分析，也可以对经济的发展需求，进行函数的解救分析，以此实现对目标函数，以及整体函数极值得使用分析。
四、结语
总的来说，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在进行现有的价值明确性分析上，可结合相应的应用标准，以及使用的规格知识体系分析，完成对视角上的经济学展望分析，以此来完成对成本和支出新量上的总结。这样对经济的发展，也都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从参考考核的现代社会价值来说，高中数学知识作为大学数学知识的基础，格外重要需要高度重视其教育的需求，以此来满足对当下社会快速发展，是十分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大学生们不能再一味地只关心技术了，我们同学学计算机也不能只顾对着电脑屏幕，埋头在编程、符号、数据中。在中国这个讲究传统礼仪的国度中成长的大学生，多了解一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未来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为此，作者结合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成长经历，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一些解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激起大家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启发同学们多做一些关于职业、生活的思考。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侧重于与物质资源，而不是精神层面问题处理方式的研究。学习经济学知识的目的是让大家在与他人(包括朋友与合作伙伴)打交道时，能够慢慢适应或是习惯于不以道德的观点而是以互利的角度去预测、判断对方的立场和可能做出的反应。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理性地看待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价值规律最终决定了产品的价格走向，但对于具体的交易行为，当时的供求关系面对价格的影响会更直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更有益于我们解释和应对个人面临的经济问题。
预备概念
在开始介绍经济学的原理之前，首先介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三个层面以及马斯洛的需用层次理论。
需要(NEEDS)是缺少某种东西的感觉，如饥渴、劳累、孤独等。
要求(WANTS)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特定形式或途径，如渴了可以喝水，可乐、汤等。
需求(DEMANDS)是有购买力支撑的要求。
请注意，以上三个层面中的需要是人类通行的本能要求，而要求则会因文化环境与个人消费习惯而发生变化，人类的要求还会特别地受到年龄与生活圈子的影响。当然无论个人有什么样的要求与欲望，满足与否最终要受到购买力的限制，商家会比任何人都关注这一点。有购买能力的人群才能构成目标市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商家的目的永远都是刺激消费对象关注和识别个人的需要，引导客户使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去满足个人的需要，从而形成、维持和扩大对商家产品或服务的要求。商家应当主要关注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的要求，因为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来源于这些消费者。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在组织激励研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理论。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并认为这些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发生，低层的需求满足后，高层的更为强烈。这五种需求分别如下所示。
生理需求：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的需求都是生理需求。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先尽力满足这类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
社会归属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等的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
自我实现需求：其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
经济学的假设
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人是利已的。即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目的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不仅限于物质利益，而是包括了马斯洛理论所提及的各种需求。无数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在利已动机的刺激下使经济活动的结果趋向于最有效。这个现象被亚当・斯密解释为“看不见的手”在促使社会福利的改进。
经济学的假设之二：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是理性的。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应当是为了满足利已的目的，而不会选择从事不利于自己的决策。在作者看来，这个假设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利已的目的，而不是去关注过程。实际上大多时候人往往是不够理性，或是说不理智的，女性的消费者更是如此。
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介绍
说明：
1．1. 以下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资料来源是：《经济学原理》 (上、下册)，作者曼昆(美)，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
2．2. 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解读部分系作者本人的思考与观察，其中部分实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但在此也借用经济学的原理加以了解释。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面临交替(选择)关系。人们时时面临交替或选择关系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包括时间、精力与物质)的争夺或是分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的选择题不胜枚举，比如：
考大学时，选择北大还是清华、报文科还是理科、学经济还是习法律……
毕业时，选择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在国内读还是出国念……
周末要选择做家务还是出去，体育活动、文艺活动还是SHOPPING等等。
考虑到可行性，针对同一需要，不同的人可选择的范围是不同的，既与个人的偏好有关，更受个人财力状况的制约。比如累的时候，穷人可能会小睡一会儿，富人则可能选择做一个按摩。一般而言，富人的选择兼顾多种需要的满足，比如，富人购买一部宝马汽车，就包括了马斯洛理论提及的前四种需要。在商业活动中，消费者与供应商互为稀缺资源，供应商要争夺消费者的金钱，消费者则是在诸多厂家中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基于这个判断，作者在此大胆做出一个预言，就是五年内北大清华会面向社会打出广告去招生。这样判断意思不是说五年内北大清华招不到学生了，而是北大和清华之间要互相争夺最优秀的考生。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少选择的成本，增加选择的机会。比如，企业实行股份制并进而上市就降低了投资的门槛和风险；如果允许大学生转学或转系就可以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等等。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这是因为人的能力与时间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资本性的生产要素。在很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