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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
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是至关重要的，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这些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与决策权。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注：美国以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名义，要求各贸易国达到劳工和环境标准，否则就可以拒绝其产品出口。）与贸易制裁挂钩，就是为了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防止本国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增加失业人口，影响社会稳定。
八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产值和就业量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根本经不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来，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国际债务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国际债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国投资已几乎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它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外资的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注：数字来源：《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数南美洲国家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额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投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和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十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自由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到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全球纵横联系的特点，但由于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收稿日期：2002-01-30］
［修回日期：2002-04-10］
【参考文献】
1.宋法棠：《走进全球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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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丹尼·罗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化构成的动力机制作用之一就是通过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球市场来促进中国生产要素市场建设，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更基本的市场风险运行机制和利益机制等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发挥市场的真实价格产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供求关系的平衡功能、利益刺激功能、经济利益实现功能和经济效益评价功能，实现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的合理配置和资金、劳动力、信息等的自由流动，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推动城市化的发展。
二、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它表现为城镇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比重的上升以及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质转化和强化，其实质是经济活动、人民生活的集约化和社会化。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现状可以概括为:水平低，不仅表现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下，还反映在城市增长以人口自然增长为主，作为城市化标志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异地转移很有限。同时，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城市化水平不高等问题。城市发展区域差异显著，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密度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不平衡特点，并且这种态势还在进一步加强。农村发展的进一步受限，也同样制约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大城市和新兴城市污染相当严重，广大农村因乡镇企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更是令人担忧。
三、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加快我国城市化的步伐
现代产业经济更是对城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依赖，因为它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发达的生产力要素市场和中介组织作支撑，需要充足的人才资源和良好文化环境。而这些，在农村甚至规模较小的城市几乎是不可能培育起来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能够产生聚集效益的城市具有无限的生产力。
（一）在城市化建设中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知识服务业代表了产业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会改变我国现行产业结构并使之向高级化发展，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及知识服务业既是发展目的，同时它又是一种手段，即通过关联和辐射效应可对我国传统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能激发传统产业的青春活力。如信息技术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目的，又是激活传统产业的一种有效手段，尤其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我国在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及知识服务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目前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即使加快发展进程，在相当长时间内相对于传统产业仍是较小的一块。因此，积极推进我国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至关重要。
（二）大力推进城市建设信息化进程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二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和建设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环境问题是在人类活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市化中的环境问题，应该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制定我国城市化战略总的指导原则，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施可持续的城市化战略。
二、发展新兴产业的不确定性
信息产业以其特有的国际化发展特征为发展中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发展上的差距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能够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果，借助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的贸易、投资渠道使本国的信息产业得到发展，从而实现其不同于一般发展顺序的“跳跃式”发展以及“后发优势”向现实利益的转换。
印度的软件业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进程“跳跃式”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印度从原先的工业水平落后的内向型发展模式转向以软件业出口为增长点的外向型发展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信息产业的表率。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中的地位做一个具体的分析。
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模式下，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模仿技术获得了部分中、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优势，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中获得了巨大的出口利益。但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因为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而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潮流中处于一定程度的被动境地，在产业细分中处在较低的等级。我们从广义的信息产业分类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信息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基于产业宽泛的外延，其中的产品和服务活动的增值程度相差很大。从增值对象上可将其分为六类（见图1）。前三类为研究与开发、操作系统与核心零部件、品牌与系统集成。其特点是增值程度较高，在制造技术和品牌所需要的营销技术上都有较高的要求，相应的资金投入巨大，“进入门槛”相当高，因此是发达国家占有优势地位的环节。后三类为一般软件和信息内容、一般零部件，一般销售渠道、一般信息服务，以及加工装配。这些活动在总体上初始投入低，产业“进入门槛”较低，与原有的工业化相关程度不高，在劳动要素结构上主要是中等技术程度的技术人员，这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少数发展中大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产业不同增值环节中的专业化分工以及相应的贸易格局形成信息产业的“次级分工”。在这个大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自身要素和制度上的约束，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还将位于产业增值链的低端位置，所以在产业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附图
图1 信息产业增值链环节与不同国家群的对应关系
除了印度以外，中国台湾、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已经涉足一般软件开发、信息服务和加工装配等增值程度较低的生产活动，而且形成出口能力。就印度软件业的总体特征看，目前基本上以出口为目标，国内的市场需求并不大，对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连带效应并不是很明显。印度软件产业出口基本上针对美国市场，出口对象较单一，但从美国的进口来源看，印度的产品在美国软件市场不超过2%的份额，在整个世界市场占的比例更小(Heeks,1996)。除此之外，印度的软件业发展还有下列不利因素：1.专业研究活动不够深入。印度的软件产品在技术水平上与美国的先进企业有4-5年的差距；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上基本只是同美国合作，而且通常仅有一个合作伙伴(Ramesam,1996)。印度的软件经验主要局限于编码，竞争力主要在于价格，对于相关成本和替代（如软件开发工具合同、永久性雇员的使用等等）的价格不稳定，长期竞争实力不大。例如，受发达国家解决计算机Y2K问题而需要修改现行程序代码的影响，印度程序员的工资增加了25%，这对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力构成了不利影响(Keuy,1997)。2.印度软件公司奉行的是出口导向型模式，与实际的劳务输出相比，这种不出国的软件供应方式的缺点是容易与发达国家的组织疏远关系，并丧失在工业化国家环境中学习市场和商界运作的机会。3.印度软件业的结构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呈现极高的不均衡性。在软件出口中，大部分属于软件服务出口，而软件包（狭义的软件产品）只占非常少的份额（见表1）。
表1 1996-1997年印度软件出口结构 %
产品门类
所占比例
专业化服务
47
咨询
28
软件和程序包
11
数据处理
11
其他
3
资料来源：张天明(2000)：《成功发展的印度软件产业》，《全球科技经济liào＠①望》第10期，第26页。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取得的成果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价值增值链中增值程度较低的环节上，获得的利益属于短期的利益。欲获得长远的利益，必须增强研究开发能力，提高产业在价值增值链中的位置。
三、软件业发展的潜在障碍
除了工资因素，软件的开发所包含的许多其他成本因素如技能的可用性、生产率、信用、劳动力的灵活性及当地市场的可进入性等等，都影响发达国家选择软件外部供应的长期性决策，发展中国家在软件技术的长期发展上存在不小的障碍（见表2）。
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软件产品销售中的一个实际情况是大多面向国际市场，国内需求很少，软件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出口为核心目标，呈现出软件业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倾向，缺乏较稳定的和有增长势头的国内需求基础，构成产业发展潜力的障碍。因为一个产业真正繁荣发展的核心条件是在坚实的国内市场基础上实现国际市场上的成功(NASSCOM,1996)。“没有活跃的和紧跟潮流的国内市场，在发展软件产业时，包括吸收新的软件开发技术、监视和分析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用软件解决国内生产中的问题等方面，国家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种能力的成本会迅速增加，使‘赶超’更加困难”(Schware,1992)。
在过去5年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软件出口商对远程通讯线路进行了投资，旨在实现虚拟开发方式，以便本国的软件供应商能在本国为发达国家的客户提品，甚至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人员组成开发小组，实际上就是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进行软件的国际贸易。但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合同依然是在客户所在地签订的。
从软件业的发展可以看到，虽然发展中国家就产业活动意义而言融入了信息产业，但是从其现有的资源结构看，全面发展高技术产业仍存在不少的缺陷。就产业的技术等级而言，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产业中仍然处于价值链的低位。软件专业技术市场的层次可以从软件开发“瀑布模型”（见图2）来分析，该模型将软件开发分为低端的技能和高端的技能。发展中国家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处于低端的技能水平上，而发达国家则保持在增值程度最高的技术开发环节上的优势（软件开发瀑布的最高级）。由此形成了软件业中劳动技能的国际分工。
表2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信息技术软件方面的障碍
有关影响方面
存在的障碍
市场规模
狭小的国内市场
国内需求结构
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不足，对技术进步
缺少激励，对开发国内市场投入低
企业规模
软件企业规模小，缺少资金，特别缺少
中等规模的企业
资本和金融市场
缺少风险投资，对无形资产投资的贷款
低，中小企业的信用不足
教育及其制度
科研机构与工业界缺少联系，大学教育
不针对工业生产的需求，缺少私人培训
机构，技术支持制度不完善
技术和管理能力
缺乏信息和计算机领域的能力，不重视
信息管理，僵硬和被迫式的学习制度
知识的供给与获取
缺少信息通讯技术的多国交流，难以进
入世界范围的技术体系，本地与跨国公
司的联系不多，用户与生产者之间缺乏
交流，咨询业不发达，开发软件包的成
本高（主要是管理、行政和市场的成本）
质量标准
缺乏制定质量标准的经验
市场需求
有限的国内市场迫使发展出口软件产品，
公共部门作为信息收集者和信息与通讯
技术用户的能力低下，对公众获取和分
享信息有所限制，不完善的信息共享和
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
资料来源：Mansell,Robin and Uta When eds.(1999):《知识社会——信息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编译，机械工业出版社，第143页。
附图
图2 软件开发的瀑布模型
资料来源：Mansell,Robin and Uta When eds.(1999):《知识社会——信息技术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编译，机械工业出版社，第140页。
由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在传统产业上的信息化改造需求还不是很大，因此在软件的开发上还是停留在一种“以机器为中心(machine-centred)”的开发理念阶段上，即将软件视为一种工程技术产品——计算机程序，是计算机硬件的扩展；而不是“以背景为中心(background-centred)”，即侧重于需要解决的商业问题，以保持整个系统（软件加硬件）及其运行环境界面的完整性为开发的目标。在“以机器为中心”的开发理念下，发展软件业所采取的是围绕低价值、低成本生产及专门化技术的政策，目的在于实现出口的扩大，从而获得外汇。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尽快地脱离软件开发瀑布模型的低端，对于其信息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也是不利的。
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定位
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渠道是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由于跨国公司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目标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很难一致，因此外来资源的利用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成效存在着不确定性。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定位已经从原先的低技术产业为主体转向包含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多元化发展。实践表明，包括信息通讯产业在内的高新技术投资不断增长，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出现了一些变化，但垂直分工格局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改变。在跨国公司复合一体化战略（注：复合一体化战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推行的主要战略，又称为深层次一体化战略。该战略的特征是在产品生产的价值链上的有关各个功能环节的选址，以各项生产环节活动的全球竞争优势能够实现最大化为原则，在这个战略推动下，产品的国际分工取代了原有的产业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全球网络的每个成员都是与当地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从而实现跨国公司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的框架下，这种垂直分工格局是以公司内部分工的方式体现出来，即分工深入到产品生产的各个功能环节之间，通过产品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安排，形成国际化的生产体系。定位在发达国家中的主要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而定位于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非熟练劳动力密集或者低技术密集的生产环节。因此当前国际分工中的垂直分工，是以产品内部分工的方式由跨国公司全球“价值增值链”安排形成的结果。在这种格局下，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是以劳动力为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扩大研究开发投资是不利的。
附图
图3 跨国公司价值链各环节选址取向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0):"FDI Determinants and TNC Strategies:The Case of Brazil",p.95.
图3是近几年跨国公司在产品价值增值链不同环节的选址取向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到，增值程度最高的环节即设计环节，呈现向信息富裕地区转移的趋势，而生产环节则向劳动力富裕地区转移，营销（注：这里所说的营销涵盖内容大于销售，包括从客户方获取信息、进行各类促销活动和相应的企业内部管理活动。）环节向信息要素富裕地区转移，而销售活动则呈现向两个方向转移的趋势，这与产品的市场定位有关，不完全取决于该环节需要的核心要素，因此与所在地国家的要素富裕程度的关系并不非常密切。由此可见，作为信息要素富裕的发达国家，具有吸引跨国公司安排设计和营销这一类高增值环节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是劳动力富裕的地区，目前能够吸引的仍然是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增值程度较低的环节。
实践表明，不少当地公司面向新产品的研究开发活动被中止，跨国公司针对当地条件增强了其生产和加工技术含量低的进口工艺与产品的职能。例如，巴西的Metal Leve、Freios Cofap公司（汽车零部件生产商）被跨国公司收购以后，公司的研究开发活动减少，前沿性研究被调整到设在母国的研究开发中心。在一些技术密集型的电信业公司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如被阿尔卡特公司收购的Elebra Multitle公司，被美国朗讯科技公司收购的Zetax公司和Batic公司，都出现了研究开发活动被转移到位于发达国家的母公司的现象。在巴西的其他外国电信公司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它们都倾向于减少当地研究开发活动，这对跨国公司而言的确起到了降低总成本的作用。不仅如此，当地企业中高素质的研究开发工程师亦被转向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岗位，如生产、质量保证、销售或营销，导致研究开发资源的一种浪费，同样也导致当地企业研究开发能力的降低。有些分析表明，90年代巴西电信产业的当地研究开发活动支出可能减少了50%(Cassolato and Lastres,1997,1999a and 1999b)。坎皮那斯和圣卡洛斯地区的高技术电信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外国投资出现的趋势是：新开业的外国子公司并未与当地供应商建立网络联系，而是独立于当地的创新体系，与其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而非当地公司保持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价值链的网络和学习过程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减少了，对东道国的研究开发能力无疑是一种负面的影响。从实际进口渗透系数的提高这一事实，可以看到由此带来的国家竞争优势减弱的后果。巴西汽车工业的零部件进口渗透系数从1993年的8%上升到1996年的20-25%，信息技术和电信产品的进口渗透则从1993年的29%提高到1996年的70%左右(Laplane,Suzigan and Sarti,1998)。
五、结论
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不确定性来源于当前信息革命带给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个调整中，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进入高级产业的内部分工的机会，同时由于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更接近世界经济核心动力的分工层面上处于得利较少的地位。这是伴随发展中国家依托世界经济调整的浪潮提升自身经济结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融入全球化作为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给其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将是长期性的而且是一种动态性的。随着融入进程的深入推进，这种不确定性的程度必然会逐渐减小。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3－0034－09
一、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把市场竞争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理想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无超额垄断利润。任何企业不能控制价格，只能接受价格，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要素禀赋，即比较优势，无竞争优势可言。
一个企业能够比其他企业更有效地向消费者提品或者服务，并且能够获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表现为该企业拥有比其他企业强的竞争力。要用经济学解释企业竞争力高低，就必须放松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经济学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逐步放松假设条件的理论解释体系。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经济学就假设市场为非匀质性市场，即整个市场划分为各种具有各自结构特征的“产业”。企业在各个“产业”之间流动可能会遇到程度不同的障碍(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差异和企业在“产业”间转移的障碍，“产业”的“市场结构”的不同导致企业竞争力的不同。
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学将无差异、无界限的一元空间假设，转变为存在国家区隔的多元空间。其中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基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学分析提出了绝对优势论、比较优势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认为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产业竞争力的基础。而20世纪7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成果，把国际贸易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阐明了在不完全竞争和产业内贸易条件下，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竞争力的来源。
经济学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大都以市场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认为规模经济、市场份额、产品差异、技术优势、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和竞争战略等共同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先决因素，反过来，对外直接投资又成为企业发挥自身优势，维护市场地位的重要渠道。
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学和区位经济学从无成本差异的一元空间转向存在区位成本差异和要素价格差异的多元空间，即假设存在区位差异、要素禀赋差异和要素区际流动成本。在一国之内，各种经济活动是不均匀地分布的，它们往往相对集中在某些条件较好的地区，由此就决定了区域经济特点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决定经济活动的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禀赋差异、集聚经济和转移成本或距离成本，也可分别称为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和产品与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
经济学中的企业管理经济学不仅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概念，而且运用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概念，对竞争力进行研究，基本假设前提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从经济人的严格理性主义转变为超越理性主义的行为假定，假设个人和企业存在观念、伦理、价值观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深刻差异。认定企业是异质性的，企业资源和能力决定企业竞争优势，而持续竞争优势则来源于企业具有的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能力。。对于持续的竞争优势而言，只有一些满足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性标准的关键资源、才能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如专利、商标、品牌、声誉、组织文化、拥有公司专有技术的员工等等。
从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学分析企业竞争力是从抽象假设不断放松到具体的一个过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无竞争优势，只有比较优势。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进行经营的企业才有竞争优势，正是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性，企业才能在竞争中取得垄断优势，获取超额利润。垄断是指具有特色，具有差异性。造成垄断的主要原因有4个：
(1)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仅指企业拥有较大生产规模，而且还指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由集中研发、大规模采购和销售网络、资本运营以及统一管理带来的各种非生产性规模经济效应。
(2)技术优势。一个公司在关键产品、关键设备上控制着新技术和新工艺，其他企业无此技术，导致该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体现的公司竞争力优势。
(3)品牌优势。指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丰富的广告策划经验，打造品牌优势，将其产品与其他产品区分导致的垄断优势。公司广告等促销活动不仅增强对公司产品的认知程度，而且，还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设置了较高的进入壁垒。
(4)经验效应。一些企业在某些领域经营多年，在经营管理、营销渠道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在经营中累积的经验导致企业具有垄断优势。
二、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与存在问题
1、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在现行国际分工之下，中国企业具备的竞争优势就是低价格成本优势。中国企业通过生产低价工业品并出口，实现了经济资源的国际配置，将国际流动性差的劳动力转变为流动性强的工业制成品，并通过贸易实现资源(包括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因此，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必然表现为国际贸易量大，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高。2008年，中国出口商品额达13296.4亿美元，其中93％属于工业制造品。中国在2001年时已经有几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高居榜首，囊括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10多个行业，现在则有更多第一了。
衡量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指标可以用来分析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衡量比较优势的指标主要有出口状况和相对出口优势指数，衡量竞争优势的指标主要有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市场渗透率。
从世界制成品出口大国1990～2008年出口比例来分析中国制成品的出口竞争力(见表1)可以看到，中国制成品的竞争力不断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逐年提高，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最快，远高于其他国家，表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从表l也可以看到，1990年，同制成品出口大国相比，中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例还较低；到2008年，中国工业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量的比例已超过其他大国。
相对出口优势指数更多是衡量不同产业之间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相对出口优势指数在不断提高，说明中国制成品竞争力在不断提高。
国际市场占有率高，表明该国竞争力较强，反之则较弱。从表3中可以看出，中国目前最具有优势的行业是服装，其次是纺织原料，排在第三位的是办公设备及电子设备，自动化产品竞争力是最弱的。中国服装及纺织产品的竞争力水平从1995～2001年变化不大，但办
公设备及通信产品的竞争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市场渗透率反映了一国在特定市场的竞争力，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制成品在美国和欧盟的市场渗透率有所提高，而在日本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2、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存在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但是中国竞争力强主要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并不反映中国自己企业的竞争力；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但算不上制造强国。中国企业竞争力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强，但是在日益国际化竞争的环境中，中国企业日益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品牌和渠道，相对跨国公司，其国际竞争力还存在许多问题。
(1)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对我国外需的影响。金融危机后各国都意识到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可以放弃制造业，制造业重新成为各发达国家争抢的制高点。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与美国制造业不振是有很大关系的，使美国再次认识到制造业的重要作用，对制造业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些人提出了“再工业化”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主张。美国朝野各方人士反复强调，制造业是基础，是带动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因素，服务业不可能完全替代制造业。有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每1美元的最终需求，用在服务业的达0.45元。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促使美国对制造业同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关系进行深刻思考，美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干预经济的措施越来越向同制造业相关的领域延伸。奥巴马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美国制造业的重振和进一步现代化、高级化和清洁化。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各种措施，将严重影响跨国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导致我国外需的萎缩。
(2)技术水平落后。我国企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相比，仍然比较落后，机械、电子、石化和汽车四大支柱工业的技术水平比工业发达国家要落后10多年，技术创新和消化吸收能力比较薄弱，新技术和先进设备主要依靠引进。如小轿车在引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新车型的开发能力至今还没有形成。我国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其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研发能力薄弱，企业还未成为研发的主体。全球500强企业通过其巨额的研发投入，支撑了巨额的销售收入，拥有世界90％的生产技术和75％的技术贸易。此外我国的科技与经济体制两张皮的问题至今尚未根本解决，大量的科研机构独立于企业之外，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研究院所，这种体制造成科研成果与市场脱节。同时，我国技术开发的投入也很少，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用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1.4％，远低于美国5～6％的水平。我国企业要提高竞争力，必须正视技术水平的差距，尽快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促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
(3)缺少品牌优势。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少品牌优势，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例如2002年中国制鞋总产量达60多亿双，其中出口43亿双，出口金额106.8亿美元。中国皮鞋每双出口均价是法国鞋的1／6、是意大利鞋的1／5。由于缺少品牌，同样是温州生产的打火机，打上温州自己品牌的利润为10％～15％；打上国外一般品牌的利润为20％～30％；打上国外著名品牌的利润为60％～120％。中国流通渠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足9％，而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达到15％以上。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7％～20％，而发达国家仅占10％。中国企业在营销的价值链上处于低端。按美国的数据统计，生产环节所占的利润只有15％，品牌占35％，而分销占了50％。说明目前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只赚了15％的利润。
(4)管理经验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亏损企业的20％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目前我国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缺乏内在动力，自觉提高管理水平的主动性不够。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管理上的差距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企业还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还未拥有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国外扁平化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分工组织集中体现为一个金字塔型集权分层级管理组织，决策权集中高层，一人下令，一部分人执行，一部分人监督管理。当决策者根据经验或模式对计划流程做出认为是正确的设计后，部门和员工只需执行不必思考，只需对流程中的具体环节负责而不用对结果负责。这种模式使人失去自我，失去激励，进而失去效率。因此，中国企业有必要由纵向集权管理向横向授权管理发展。
(5)经营环境混乱。目前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国有企业的改革处于探索中，非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还刚起步；计划体制在资源配置与产业活动中并没有完全退出，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我国还没有建成比较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秩序还比较混乱，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制约了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影响了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影响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司治理不完善；第二，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了大量重复投资和无效投资；第三，市场秩序和竞争机制不规范；第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影响了企业运行效率；第五，过度竞争。
(6)跨国经营规模弱小。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水平较低，存在许多不足之处：1)企业规模小。我国海外企业平均投资水平偏低，大多以中小型项目为主，投资大多在l 00万美元以下。2)投资区域相对集中，主要投资在中国香港。3)对外投资技术含量较低，我国海外企业主要以贸易型和资源开发型为主。4)海外企业效益较差。大多数海外企业仅是国内在外的窗口和接待站，能有盈利的仅占1／3左右。只有在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等支柱产业中形成一批跨国经营的大公司，才能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
三、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1、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
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就是如何发挥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如何将中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进行转化。比较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不同产业(或产品)之间的关系；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间的同一产业的关系。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的资源禀赋，或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而竞争优势则更强调企业的策略行为，有利的条件未必能使一国的某产业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要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就要求中国企业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的特点来进行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作用。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多，而资本配置效率不高、技术比较落后，仍然是我国要素禀赋的基本特点。中国劳动力在2010年达7.82亿人，是OECD国家的2倍，仅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劳动力总数就大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劳动力的总和。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化转移，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仍然是我国工业化面临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着片面强调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
密集型升级的倾向，这是不对的。
但是当代国际竞争中，仅仅靠比较优势还不足以形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完成从比较优势到国际竞争优势转化。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包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的支持性产业、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增长的国内需求条件等。国际经济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丰富为特征的比较优势越来越需要借助具有技术优势、品牌效应和经验效应等竞争优势的外资才能实现。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完成从比较优势到国际竞争优势转化，这就需要企业“走出去”，也充分利用国外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用跨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来对资源进行全球配置，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在现代国际经济竞争中，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单靠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是难以获得持久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这就需要跨国经营。
改革开放30多年了，目前中国需要一大批享有声誉的大企业来有效整合全球资源。中国的政策目标应从吸收更多外资，促进就业和出口，发展到追求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产业结构和参与全球资源竞争的新阶段。这就要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才能实现，只有当中国自己的企业具有将国内外生产要素融合的竞争能力时，才有望使国家跨越比较优势所决定的静态分工位置，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
2、完善市场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要建立有利结构调整的市场机制，保证市场机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即结构调整的主体是企业，供求关系引导投资方向，用价格杠杆和利润率调节企业行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要正确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即制定市场准入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运用税收与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方向，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国的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平衡；二是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一要淘汰落后产能，因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并不能增加新产品的供给，而是进一步加剧一般性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出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等外部不经济性，还导致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二要解决生产要素集中化问题，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是必然趋势，尤其是资本和资源密集性产业，如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火力发电、主要建筑材料、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造纸等行业，应当促进生产要素的集中。三要加强生产社会化与专业化分工。资源密集型行业要做大，加工制造业企业要做小，发展产业集群，龙头核心企业以研发、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为主，众多专业化分工的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加工组装型产业的规模效益。
3、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
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实现21世纪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路径。世界制造业正随着现代信息经济的兴起而发生变化，中国应加快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发展战略，把国外先进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与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我国产业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跟世界制造业基地从发达地区向发展中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相结合，将使我国在现代世界制造业全球化分工新体系中实现从“末端”向“中高端”的提升。
目前，中国已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具备的优越条件：(1)中国已是世界最大制造业大国；工业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通信等)较雄厚，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配套能力较强；(2)中国已成为世界出口第一位的贸易大国，还有支持制造业从沿海到西部梯度延伸发展的广阔的国内市场；(3)中国近年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外开放度提高和投资环境大为改善；(4)中国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才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今年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总数就达630万人。
以信息化与工业化互动促进高新技术制造业的高速发展，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并在发展过程中跳过某些阶段。以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可使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快速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可选择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名列前茅的纺织服装和传统机电产业作为突破重点，实施高新技术改造。在强调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工资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努力培育各个产业的新竞争优势是中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重点。要实施有利于比较优势动态转换的产业竞争战略，培植产业竞争优势。中国不仅要获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比较利益，更要提升和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密集产业的比重，使潜在竞争优势成为现实竞争优势。要扶持具备国际竞争潜力的边际产业部门，即那些具有需求弹性较大、稍加扶持即可参与国际竞争的边际产业部门，如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及计量器具等部门。要多层次纳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多方位提升产业竞争力。中国在面向全球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初具规模的基础上，要逐步介入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目前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近400家在我国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随着竞争优势的逐步提升，中国制造业从全球生产制造体系的低端逐步向中高端产业转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要实现高技术部门局部突破。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目标应该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其依据是，一个国家能够在某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性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产业中创造和提升比较利益结构。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工业化，这是中国产业提升路径的内在要求。我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如果不改变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资源和环境都难以承受。必须把资源消耗低和环境污染少，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要求。
4、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要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步伐。要制定一套系统的政策法规，确保中国能从跨国公司R&D全球化中最大限度地受益，为此需要从国家科技政策、地方政府的区域创新体系以及企业技术创新战略3个方面来作出政策选择。
中国政府在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对于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核心技术必须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自主研发，而对于一些非核心领域的技术，可以放手让跨国公司来投资，放开股权比例限制，用市场竞争手段迫使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的R&D投资力度。中国应改革国家创新系统，建立科技创新机制。当前中国应对国有研究机构进行企业化改造，为中国研究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要积极鼓励与跨国公司R&D机构合作，带动国内研究机构和企业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的提高，鼓励与跨国公司建立技术性战略联盟。最后，要针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进行配套投资，提升相关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与产品档次。
中国地方政府要努力改善区域投资环境，要给予R&D投资一定的特殊优惠，如投资手续的审批、建筑用地、基础设施使用费等方面给予优惠、解决跨国公司科研人员的生活配套服务、解决跨国公司R&D机构招聘应届毕业生的户口问题等等。地方政府要充分利用产业技术创新的“聚集效应”，
现代世界各大国家，提倡经济全球化，这使得金融产业的发展被社会各界关注，基于此现状，我国的各大企业，同样也掀起了金融工程建立的热潮，导致国内金融工程的规模逐渐增多。从经济的角度上来分析，金融工程的发展，确实提高了我国的经济，但基于理想化的角度上，其发展的效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中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存在了许多不足与有待提高的地方。
一、经济全球化概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国际化的经济活动，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并不是最新出现的行为，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又存在一定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与普通的国际经济活动相比，具有更复杂、更先进的形式，能够整合之前国际较为零散的经济分布，使经济集中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基于世界各国的跨国型企业，向世界范围进行生产、金融服务的拓展推动力，以及当前全球信息化技术的推广力而逐渐壮大。
二、金融工程概述
金融工程属于金融产业的新型发展，通过金融工程的建设，能够开发更多新型的金融产品，有助于金融工具与行为的管控，从而有效的提高了金融用户，对金融市场的接受度。对于金融产业而言，金融工程的出现，将其从提升到了实业的地位，能够支持金融产业，实际的运作生产、营销、工艺等运作行为，使金融产业被社会认可。从金融工程本质上来说，其即包含了概念工具，又包含了实体工具。在概念工具方面，其主要包含了估值关系、收益度量、风险测定、利率汇率、投机、套利等等，而实体工具方面，主要包括产品开发程序、期货、互惠调换、单期期权、固定收入证券、权益、混合证券等等。金融工程的实施，主要是以产品为中心，针对性的对其做出相关的策略，并拓展一系列的经营渠道。详细来说，金融工程能够对其他企业的资产、风险、负债进行管理，也能够针对企业的套利、重组、税收驱动进行把控，通过金融工程的的产品运转，使得社会各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整体上就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效益。
三、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现状分析
（1）我国金融工程建设现状。当前我国金融工程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但相比之前的规模而言，已经取得了质的突破。基于现状的角度上，许多的新型金融工程产品被退出，例如电子货币等等，同时一些传统的金融产品也同样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例如股票、债券等等。发展成果上来说，我国现代的金融工程有上海、深圳的证券交易所、电子支付系统、银行业务网络化等等，都在金融市场当中，引起了剧烈的反响。（2）我国金融工程的发展方向。我国的金融的发展概念，主要以社会主题发展为导向，以便捷用户使用、提高社会经济为宗旨，通过围绕此两点的发展，现代我国金融工程，主要发展方向在于信息化、网络化、端口多元化。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金融工程的规模呈现出层次性，并且规模整体也得到了拓展。但基于经济的发展状态来看，我国的金融工程发展，依旧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应当继续深入的发展金融工程与网络的结合，使金融工程的发展，能够更加的融合与社会生活。但同样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化的金融工程发展，可能会出现新型的风险，如此，需要对风险进行预测、防护等措施，保障产品用户的经济效益。（3）我国金融工程人才现状。金融工程的发展，是近代才开始扩张的，因此在人才方面，暂且可以满足自身需求，但从长远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规模扩张速度十分迅速，人才的储备出现不足，只是时间问题，因此需要加快对未来人才的培育工作。而当前，我国对于金融工程人才的培训，虽然无法确保完善，但基本的培育体系已经成型，能够为当前的金融工程市场，提供一定数量的基础型人才以及高素质人才。此外，部分金融工程企业，意识到了人才储备的重要性，进而开始着手建立企业内部培训体系，实现了人才综合素养深化培训，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的不足
（1）金融工程管理制度的不足。虽然从单方面的角度上，金融工程的形式增多、规模扩大，是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从深入的角度上来说，基于网络的灵活性，网络金融工程的行为方面，存在部分超出规范的操作空间，存在违反规定的可能性，因此为了避免此类情况，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以此实现对金融工程的管控。但基于现况，部分的金融工程，依旧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甚至有触犯法律的迹象，由此可见金融管控的制度中，存在一定的不足。（2）市场管制较为混乱。金融工程的大规模拓展，使其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而基于对市场现况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足现象，例如欺骗消费者、金融工程运行不专业等等、而这样的现象从理论的角度上，是不应当存在的恶劣现象。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影响，国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与法规，并成立了相关机构对金融工程市场进行管制，但基于管制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呈现出管制工作开展困难阻碍，例如某违法金融工程，在关闭以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追查，以至于法律的判决无法落于实处。（3）政策的不足。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推动力，在当前基本是来自于金融市场的热度，但在此前提下，金融工程的市场，能发展至现在的规模，足以证明该市场的潜力。因此政府应当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给予此市场更大的发展动力，但实际上，当前对于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政策并不多，而且多数为作用于金融市场，从而带动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应当设置更多，直接作用于金融工程市场的政策。（4）金融工程与非金融产品结合不足。现代不少的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强的经济动力。非金融产业向金融产业靠拢的转变形式，属于一种企业结合的转变形式，双方可以做到互惠互利，互相提供业务、融资、发展等方面的支撑。但基于现状角度分析，这样的合作模式尚且存在不完善的部分，例如產业结合之后，管理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晰、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全面的现象，如此导致许多工作当中的失误。
五、金融工程发展建议
（一）新型金融产品的推广。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为了是金融工程市场，始终与社会需求贴近。金融工程的新产品设计，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结合市场的需求进行制定，而在产品设计完毕后，需要大力度的推广新型产品，使得市场用户，能够了解新产品的功能、概念。对新产品进行推广，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新需求。（2）加强金融工程师培训。基于现代金融工程市场的发展趋势，其规模愈发增加，由此可以预见，当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所需要的金融工程师会越多。如此基于预防的角度，需要提前做好人才的储备，此点可以通过在高等院校中，设立更多的金融工程相关专业，以培养将来的金融工程复合型人才。在人才充足并且综合素养较高的前提下，能够使金融工程市场得到进一步的支撑，从而发展至新的层次。（3）金融工程产品的法制保护完善。当前金融工程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原创类型与模仿类型，从产权保护的法律上来说，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是他人经过思考与劳动后得出的成果，过度的模仿与抄袭，是对其权益的侵犯，而当前的市场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如此需要更加完善的法规制度，来对原创类型的金融产品进行保护，避免过度的抄袭现象。（4）认知误区的修正。随着金融市场的规模增加，出现了许多金融工程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当中，存在部分对金融有认知误差人员，使得企业运行受到了限制。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认知错误，是觉得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难以实现产业的结合，这样的认知，会导致金融产业发展的形态固化，无法脱离传统金融产业的发展框架。但实际上，金融产业与非金融产业之间的距离并不大，在当前已经有很多非金融产业，将自身的产品转化为金融产品，做到了发展形态的转变。如此为了提高金融市场的发展效应，需要修正当前对金融的误差认知，使其明白金融产业，能够对自身带来什么样的功能，能够实现怎样的预期。
六、结语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金融工程市场的规模不断的扩张，金融工程产品的形态也开始增多。基于其发展的形态統计，多数的金融工程产品，都朝向网络化、信息化等方面发展，增加了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便捷性。目前金融工程产品的发展现状、相关政策方面均存在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此需要尽快的采取改善措施，而目前来说，金融工程的发展重心，应当着手产品与制度的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翁春跃
参考文献
[1]张晓喜.浅谈金融工程对金融效率的影响[J]江苏商论， 2017 （8） ：86-87.
(二)中国金融面临着巨大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使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进入到我国。由于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导致金融失控，诱发金融风险，对我国的金融体系产生严重地冲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威胁。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威胁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我国由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技术基础薄弱等原因，很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优势。这导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为了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乃至管理经验，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被迫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一些让步，结果会造成我国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必然要受到威胁。
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一定要趋利避害，规避它带来的风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沉着应付，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才是的正确选择。
(一)扩大对外开放，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应当抛弃过去的冷战思维，建立一种同全球化相适应的与西方国家关系良性循环模式，即:和平共处———平等合作与竞争———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搞对抗、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繁荣。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真实的写照。只有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加快吸收和占有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从目前看，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距，经济实力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技术相对落后。经济全球化促进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这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因此，我国必须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推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加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成果。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通过对外开放，得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加快了自身发展。
(二)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要想在竞争中占取优势，就必须加快发展步伐，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我国也参与了国际分工与合作，但却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地位，无法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更多好处。鉴于此，我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进而增强国际竞争力，更多地获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优秀成果。其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科技革命发展迅猛，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因此，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经济制度的调整:一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做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二是加强宏观调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进一步健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政府重大决策程序，推进其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进程，切实把政府职能从管理转到服务上来。
首先，全书分五章，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章以失业原因为线索回顾就业理论的发展与演变。第二章首先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及其内涵，并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就业的规律性特征。第三章考察经济全球化影响劳动就业的传递机制。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对世界各国的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的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以及相伴而来的产业转移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四章是从全球视角考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治理问题。第五章落脚在中国，重点考察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就业面临的挑战，并从趋利避害的角度提出了政策性的思考。认为，中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全球化推进之间还存在诸多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我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结构优化升级会使低素质劳动力就业困难；经济全球化将使中国劳动者内部发生较大的分化，不同群体的发展差距会拉大，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会日益加剧；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以及教育改革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人才流失危及国家人才安全；全球战略缺失直接波及就业数量。并提出相关建议，要高度重视开放条件下的就业研究，加快劳动就业制度的创新，“实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创造就业机会的增长模式”等。
其次，本书作者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对比相结合等研究方法，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影响就业的背景和变量，以就业变动为研究视角，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就业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就业的影响，构筑了“经济全球化――就业变动”、“就业治理――以人为本的全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研究思路，逻辑清晰，体系完整，对研究和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就业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有重要作用。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收稿日期〕200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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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很多人近年来才感受到全球化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影响。而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几千年来人类的交流和沟通，在近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助力下扩展到世界范围的产物。在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三次新科技革命的洗礼后，当今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的渗透力、攻克力已远远胜过当年殖民主义者的军舰、飞机、大炮，它能把地球上任何一个“世外桃源”卷进世界经济和文明的发展浪潮。
二、全球化的内涵
当前，在学术界普遍关注全球化的同时，对“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即是指“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国内经济规则趋同化趋势”，或者说是经济的同质化；另一种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的殖民化”，即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资源掠夺与变相的经济侵略。
学术界的研究尚未定论。而为了使我们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必须将其置于当今全球化的现实框架和背景之中。为此，我们不得不全球化现象进行如下阐释：
“全球化”不仅仅是指从孤立的低于国家走向国际社会的进程；还是指在全球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并逐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人类交往的状态或趋势。
三、经济全球化与本国市场的冲突与整合
（一）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在“化”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各国间发生利益冲突。
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不是指“经济全球化”本身与“走自己的路”必然会发生冲突，而是强调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在“全球场”进行的新的经济实践，带有原有政府、国家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必然会对经济全球化作出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认可、不同的选择，从而可能发生争夺资源等的冲突[1]。二是不同政府、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进程中的力量对比的差异，尤其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力量的悬殊差别，使美国等发达能借助其强势经济实力主导全球化进程，进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场”发生冲突。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和冲突主要表现在：“资源掠夺”与“不合理分工”的冲突、外来资本与民族企业的冲突、“主导全球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冲突等。归根结底就是追求共性与保持个性的冲突。
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资本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也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发展方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整合。
需要强调的是，“整合”不是要民族资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即根本的所有制形式），而是要在新的全新经济实践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民族性（特色），体现“世界性”。
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要建立在减少对抗性冲突、加强整合创新的基础之上的。不仅需要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和“经济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经济发展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更需要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奉献民族特色，在整合传统发展方式与现代化、外来资本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中，对本国经济发展进行综合创新，促进全球经济新体系的建设。而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应对它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要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
从国际形势来看，欧债危机的影响远没有消除，而比欧债危机更加严重且尚未完全爆发的危机，是美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动荡。从国内局面来看，经历了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经面临投资率高达50%、基尼系数突破0.5、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失控、腐败泛滥等一系列瓶颈因素的制约[2]。而如今，在世界范围内，全球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各国之间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相互依存。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想“独善其身”游离在全球化浪潮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不仅负担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同时出现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国内巨大的市场割裂的局面。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意味着相应的环境污染也迁移到中国，导致生存环境恶化以及人口医疗费用激增，这是全国上下目前高度关注，并且不得不面对的现象。
追本溯源，经济全球化的深层，进一步指向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跨国界的经济协作等实践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在本国与他国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分工方面的冲突、磨合与整合，而建构起来的新的经济关系、经济模式。
（三）经济全球化与“走自己的路”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经济全球化是对各国市场机制的整合，但这并不是要求各国放弃个性而追求共性，更不是应当是世界强势经济体消弭弱势经济体的流动形态。实际上，经济全球化与我国“走自己的路”是并行不悖的，一包含着多，多制约着一，这不是表现在经济领域的丛林法则，实现“优胜劣汰”，而是表现为市场分工与协作与资源的合理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应当树立起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理智应对国际竞争，培养核心竞争力的意识。在改革的道路上，我国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和强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有选择、有重点、有突破地发展智力密集或知识密集型产业[3]。并且，应当高度重视资源战略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推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和谐发展。
四、结论
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大千世界的经济发展自有异彩纷呈。这片繁花似锦之下，是跨国经济体的广阔自由的交流平台。经济全球化凭借其鲜明的价值特征和传播规律，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美丽中国，在文明享受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更应重视发展背后的问题及代价，力求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期之以始，御之以终。
参考文献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之前，1960年—1990年的3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非石油输出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根据美国宾州大学罗伯特·萨默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兴起者也有衰落者，但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在测算开始的1960年全球基尼系数为0．54，这一数值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以PPP方法为基础的测算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此种测算方法高估了其国民收入。若考虑这种意见，则全球基尼系数会更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剧烈变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而在对基尼系数进行分组分解以后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各国国内居民收入的差异。该项研究同样可能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整个世界缺乏足够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至迄今为止的时期，全球收入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改善，少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改善不大，甚至出现恶化趋势。而各国国内的差距均低于国家间的差距，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巨大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全球增长的收益分享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由于较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整个世界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不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则改变了利益分享的格局，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受益。受益者和受损者———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根据米兰诺维奇的计算，在1988年—1993年间，全球的居民收入增长5．7％，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最低的75％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以后属于受损者，其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只有25％的较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获得了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收益率提高，因而高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尤其是来自资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他们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高人力资本拥有者（高学历、技术拥有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这种需求使他们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占得先机；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市场价格，这种拉动效果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上，而且体现在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更高的报酬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受损者来自那些既不拥有很多物质资本也不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低素质和低资本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出现相对供给过剩，就业竞争加剧，总体报酬水平下降。当然，一些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创造，使其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上升也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进行调控，而且这种成功往往以其他国家同样竞争的失败为代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相对落后的经济都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人群收入的影响可总结如下：
在发达国家，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和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技术移民条款）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拥有者，严格的资产保护又使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高物质资本拥有者及其资本。但在这些国家，非熟练技术工人因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财政方面强大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使得收入差距不至于迅速扩大。
在那些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家总体福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改善，但不同人群对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其收入在较低的起点上得到快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战略的引入，国内的一些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也可能由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收益。但农业部门一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加上相对较弱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可避免。
在受损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后，其经济虽然仍保持增长，但整体社会福利很难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改善。即便如此，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影响也与其他国家类似，从而导致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