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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5-0166-01
1 价值投资理论概述
价值投资理论也叫做稳固基础投资理论。目前学者对价值投资并没有给出一个严格统一的定义。价值投资理论认为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是股票价格的基础,价格围绕内在价值的稳固基点上下波动。股票内在价值决定于经营管理等基本面因素,而股票价格在短期内除了受内在价值的约束,还取决于股市资金的供需状况。在市场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内在价值高于股票价格的价差被称为“安全边际”,一家绩优企业出现安全边际时,对其投资就具备所谓的价值。
2 价值投资策略的适用条件
2.1 投资对象的长期性和业绩的优良性
价值分析非常注重对公司以往的数据分析。如果没有可靠精准的分析数据,我们将无法拿出有效的证据来估算企业的价值。由于价值投资具有优化配置证券市场资源的功能,业绩优良公司的股票总是能够获得更多投资者的青睐,而那些业绩差的公司的股票则很少有人问津。所以资金总是更多地流向那些业绩优良的公司。因此,业绩优良的公司更具投资的价值性,同时,价值投资更适合长期性投资。
2.2 参照物选择的稳定性
在运用价值投资策略时,必须在同等投资环境下对不同投资工具的投资效果进行横向比较,使投资收益最大化。例如,投资债券的收益率要高于银行利率,投资股票的收益率应该高于同时期的债券的收益率。我们进行价值投资的有价证券经过可靠的历史数据即历史收益率的分析要有比市场平均的收益率更高更稳定的收益率。
2.3 市场的有效性
市场价格能够充分反映所有信息,时间越长反映的信息越充分、准确。完全的市场化操作这是整个价值投资策略成立的基础。由供求变动和市场作用来决定最终的投资价格,才能保证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得以体现和发挥。否则,价格体现价值的能力将受到限制,价格偏离之后向价值回归的趋势将发生变化。
3 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适用性
3.1 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表现
1997 年中国股票市场上首次提出价值投资策略的概念,以后逐渐被中国投资者熟悉和了解。2003 年QFII 在中国成功启动。由于QFII 采用了成熟的价值投资理念,促进了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发展。国内的一些基金公司追随QFII 的择股原则,选择价值投资作为主流的投资理念,并集中选择拥有较高安全边界的钢铁、石化、能源及金融等板块。
3.2 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方法
本文所采取的价值投资策略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是:首先,选择一组预备运用价值投资的有价证券,观察形成期后一年其市场表现,并将其表现与整个市场的平均表现进行比较。对于价值组合的选择拟以市盈率为指标,选择10支股票分别组成价值低估与价值高估组合,然后观察一年期组合各周的收益率状况,分析组合能否显著具有获得高于市场指数的投资获利能力。随后,通过所选股票的实际收益率同市场平均收益率比较,观察价值投资是否有效。
下面具体说明价值投资有效性的实证分析过程:
(1)观察个股从2008年9到2009年9间连续两年的平均市盈率,对各股票按2008年9月1日的平均市盈率指标排序,遴选平均市盈率最高的10支股票构成价值高估组合,平均市盈最低的10支构成价值低估组合。在遴选组合中,我们剔除了平均市盈率为负的股票。据此,形成两组组合数据,每个组合各10支股票。
(2)观察所选组合种个股的收益率状况。在2008年9月到2009年9月一年内,将观测期间划分为周,以周为小周期计算两组组合中各个股每周的对数收益率水平。
(3)假设样本期内市场平均的周对数收益率为μ,而该两组样本在样本期内的平均周对数收益率为x1、x2,我们对该三对均值分别进行t检验,验证该三种均值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计算公式为:t=(X1-X2)-(μ1-μ2)S2pn1+S2pn21/2
其中,S2p=(n1-1)S21+(n2-1)S22n1+n2-2;S21,S22分别表示两组样本数据的样本方差。该公式得出的t值衡量了两组样本数据的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3.3 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我们比较低市盈率的10只股票组成的低市盈率组合的收益率水平和市场平均的收益率水平。经过计算,其t值为18.9,这说明了低市盈率组合收益率的平均水平要显著异于市场平均的收益率水平。其次,我们也可以比较高市盈率的10只股票组成的高市盈率组合的收益率水平和市场平均的收益率水平。经过上述公式的计算,其t值为13.6,这说明了高市盈率组合收益率的平均水平要显著异于市场平均的收益率水平。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中短期内选择低市盈率的股票进行价值投资是有效的,并可以此获得超额收益,在长期内,价值会根据市场状况不断调整,知道趋近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所以,长期内价值投资的效果和市场平均水平一致。
操作策略：
大家晚上好！
总结下本周的行情走势，本周股指先扬后抑，呈现短期震荡反弹的格局，中小创指数反弹力度较强，市场信心开始恢复。当前，各大指数均已跌破去年一月以来的上升通道，预计指数将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修复。在场内流动性紧张格局缓解以及金融去杠杆对资本市场影响弱化的背景下，此前压抑的反弹动能正在释放。
周三上攻高点3119点遇到阻力，介于底部形态的多样性，如果要再次进行上攻，必然需要有一定的蓄力，介于前期大盘的第一只脚已经落地，后期会有再次确认该位置的动作，即短期会出现回调。
从市场环境的角度看，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利于价值投资。
沪指周K线图看，沪指本周小幅收涨0.23%，收出一根阳十字星，终结了此前的周线“五连阴”态势。
我们上周就提出，日线的反弹行情已经到来，上证指数3119点的反弹，只是筑底过程中的一部分。下周走势，会在继续筑底的构架中，短期内再有回调的现象，静待大盘第二只脚的落地。
中长期投资者，可继续持币观望，静待周线见底的信号出现。
2011年向《金融时报》公布投资组合模型的41家机构中，有30家较之去年增加了股票配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于5月底的《2011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自2008年底，投入股市的私人财富平均份额从29%上升到了35%。
截至2011年4月的一年中，以富时环球指数（FTSE All-World Index）为标准，全球股市上涨9.2%。股票持有率的增加使得客户的投资组合分享了这一上涨，许多组合的收益甚至超过了全球股市的涨幅。均衡投资组合过去12个月平均收益率为11.6%，而资本增长组合的收益率为14%。
但在不久前,金融服务管理局的报告显示，受访的16位英国理财经理中，有14位管理的现有投资组合构成了“损害客户利益的高或中高风险”。事实上，在警告发出之前，已经有一些理财经理对于过度依赖股市以及和股市挂钩的产品表示不安。
PSigma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汤姆・贝克特（Tom Becket）解释道：“过去一年，许多理财经理将股票再度列为默认资产类别。许多固定利率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低得让投资者望而却步，现金投资的回报微乎其微，对冲基金尚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加之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的预期，种种迹象令投资者开始认为在现阶段，股票投资价值极高。事实上，最近的行业分析显示，理财经理过度调高了股票配置比重。”
顾资（Coutts）投资策略主管阿兰・辛金斯（Alan Higgins）预计资金将持续从与现金挂钩的资产流向长期投资组合，但他强调，即使其他资产类别都不具备吸引力，股票的配置比重也应当反映客户的风险倾向。
巴菲特在长期的投资实践中，对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研究，对证券市场信息的采集分析，对投资者行为和心理素质要求的认识，对投资品种的选择和投资时机的把握都另辟蹊径。巴菲特在证券市场投资实践中对证券投资理论演变的关注以及对这些理论致命弱点研究的基础上，找到了获取高收益率的投资方法，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证券投资策略。
（一）集中投资。当很多投资者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时候，巴菲特却认为，投资者应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小心的看好它，因为他觉得如果投资者对企业不很了解而进行所谓的分散投资，显然不会降低资金的风险，相反，如果对企业有了充分的了解，分散投资的同时也分散了利润的获取。巴菲特的这种理论概括起来就是集中投资，其精髓就是选择少数几种可以在长期拉锯战中获利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的股票，将其大部分资本集中在这些股票上，不管股市短期跌升，坚持持有股票，稳中求胜。
（二）长期投资。巴菲特特别推崇长线投资，并永远投资具有优秀品质和巨大潜质的企业。巴菲特认为“如果你没有持有一种股票10年的准备，那么连10分钟都不要持有这种股票。”
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便是巴菲特将“可口可乐”公司股票列为永久性持有股，即这支股票的出卖时间是永远，只要他活着，他就不会减少对这家公司的持股，而不管股票的价格波动到何种程度。巴菲特所拥有的普通股票，持有期普遍在3年以上，而那些主要的投资，一般不少于8年。这位地道的长期投资股王曾说：“近似懈怠的按兵不动，正是我们一贯的投资风格。”经验告诉我们：不少成功者往往是因为长抱不动，而不少失败者往往是因为经不起不断买进卖出的诱惑。
（三）安全边际。巴菲特认为，成功投资的必要条件是股票的市场价格必须低于公司的实质价值。公司的实质价值是由包括公司的资产、股利和盈余，以及任何将来发生几率极高的事件决定的。若股票的价格低于它的实质价值，则股票存在一个安全边际。
安全边际原则能在两方面帮助投资者。首先，使投资者避免遭受价格上的风险。即使公司的实质价值因为投资者错误估计未来的现金流量而有些下降，使得股票的价格随之下降，但由于购买价格与公司实质价格之间的差价足够大，那么实质价格下跌的风险也就比较低。其次，安全边际原则所提供的一些机会，使我们可能获得极佳的股票报酬率，在市场价格进行修正的时候，额外的赚一笔钱。由此可见，安全边际原则是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四）发掘危机企业。巴菲特所持股的公司都是拥有良好的经济物质基础，最佳的经营策略以及有才华出众、可信赖的管理人才的优良公司。然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很多企业被巴菲特收购的时候，正处于危机之中。当一些企业被不良的情况所困扰时，大部分股民对其股票心灰意冷而导致股价被严重低估时，正是投资的大好时机。而巴菲特正是捕捉这种时机的顶尖高手，发掘危机企业正是巴菲特的独到之处。
（五）不熟不做。不熟不做是中国生意上的俗语，无独有偶巴菲特也认为，作为一名投资者，只应该在那些自己懂得的行业里投资，否则，你不但不能赚钱，而且很有可能血本无归。对巴菲特的投资生涯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最大的秘密，就是他从来不在自己不熟悉的行业里进行投资，这与大部分投资者不对股票和所持股票的企业进行了解而只是根据股市行情自以为是的投资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可以说，不熟不作正是巴菲特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的秘诀之一。
二、巴菲特投资策略借鉴
（一）理性投资。巴菲特一直坚持，股票投资并非需要多少专业技术，只需要冷静和理性，然后运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了。而在中国股市换手率极高，市场集中度却很低，市场波动幅度大，每次政策出台都会造成股市的暴涨暴跌，在这样的消息市中多数投资者依靠打探消息和凭借技术分析以求分庄家一杯羹，投资理念十分稚嫩。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中国股市投机心理严重，非理性程度高。
第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本身存在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现阶段可能大于收益。理性的投资者不仅能充分认识股票投资的风险，而且能正确地认识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并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股票投资不是小事，是利害攸关的，投资中重要的不是收益，而是风险。理性投资者在收益和风险二者中，更加重视风险。
第二，投资的对象应该是有发展潜力或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收入大于投入的公司。要把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成长潜力作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注重研究公司的经营情况。股票投资，从本质上说就是购买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绩优股能给投资者带来好的回报。有的上市公司尽管眼前的业绩并不理想，但是最有成长性，发展潜力大，前景看好，这样公司的股票称成长性的股票、潜力股，不久的将来会大放光彩，给投资者以好的回报。
股票证券投资一般讲究的原则：一是证券的安全性，回避风险保证投资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二是投资的收益性，取得较好的收益是投资的根本出发点；三是利益的增长性，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成长，享受企业发展、利润增长的利益；四是证券的流通性，即社会形象好、信誉好的股票流通性好。这四条集中到一点，就是公司经营业绩佳，具有成长性。任何股票市场中新老绩优股，潜力大、成长性好的股票，都是理性投资者首选的目标。
第三，理性的投资者要正视自身的失误和缺点。一旦你的判断与市场方向不符，哪怕你有一千个理由来为你的判断辩护，你都必须彻底抛开那些理由，在第一时间采取果断措施去结束你操作上的错误，然后再试图找出那第一千零一种理由，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来论证市场的正确和自身的错误。相当多的投资者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错误，及时地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四，冷静地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看好你的钱袋，管好你的键盘，用理性约束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1
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科学成为了现代社会技术创新和投资火热的一个领域；由于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大数据技术在股票投资方面也逐步被应用，面对股票交易的K线图等图表信息，要想在股市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并做出正确的投资策略[1]。
一、投资方法的研究现状
最早由美国人Stannloy等人在1992年开发了AI系统，其通过运用聚类方法、分类和可视化技术等方法，来寻找单只股票的最佳投资时机。2005年，Dose 和 Cinacotti[2]研究了利用时间序列聚类分析的随机优化方法来选择股票进行投资。结果表明聚类在降低噪声和文件预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009年Fenu，G[3]利用云计算技术设计了一个实时金融系统。该系统实现了股票宏观的分析，能够预测金融市场的变化。武金存[4]等人在2011年利用相关数据挖掘的方法，对指数化投资组合优化进行比较研究，有着其独特的优势的理论。
二、从股市中获取信息
目前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数目众多，每天能产生大量的交易数据，如：股票的交易价格，上市公司财务信息，股票交易的K线图等图表信息。如果能用一定的算法或处理数据的技术，有效的挖掘出蕴藏在其中的规律，充分利用股票交易信息以及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帮助投资者在短时间内把握股价的估值水平，从而对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建议。
三、投资方法的探索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信息技术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了必不可少的推动作用，把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应用于股票投资方法的探讨中，利用所能收集到的股市信息，用优化和数理统计的方法来进行规律的分析，找到其变化规律，从而进行正确的投资。对此，我们可以用传统的手段建立其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接着对模型进行修正和优化，达到对股市走势进行预测的目的。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将原有的方法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进行结合，运用大数据处理算法，从而达到对股票的正确投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到门不出户进行交易，网络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便利，我们可以收到淘宝网基于数据统计进行的商品推广，也可以浏览其它事物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人们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应用，从而产生了新理念和新思维，股票投资成为了新的学问；对云计算技术在模型建立中进行应用，可以将海量数据代入模型进行走势的修正，用计算机程序进行编程，从而探索股市的正确投资方向。
四、建立模型的方法
对于现代的数学预测模型，模糊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是两种较为智能化的方法，可利用其寻找股市变化的规律。对于所绘制的图像，可以用相关分析方法进行处理，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对模型进行不断修正，从而达到预测的目的。
对于数据的分析，可以采用一些分析方法进行指标的分析，然后对变量进行处理，之后对模型进行优化和改进，从而进行股市投资策略的分析。在大数据的背景下，我们也可以对计算程序进行优化，将并行处理的技术用在其中，从而减少程序的运行时长，便于迅速做出投资方向的判断。
五、结语
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对现证券领域拥有大量的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建立出对股票投资预测的模型，从而实现正确的投资。新时代、新背景下的投资方法需要人们继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彭济敏.程序化交易方式在股票交易中的应用[D].吉林大学，2004.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称，就该基金的投资价值而言，其一在于可转债随着中长期投资因素的预计改善，后市有望获取较好收益。其二，大成可转债此时建仓具有成本优势，而且可以对可转债高比例配置使得该基金有望在可转债市场好转时获取更多收益。其三，大成可转债投资策略灵活多样，有利捕捉更多转债市场存在的机会。其四，大成公司出色的股债市投资能力助力基金的可转债投资。
股市是决定可转债价格的重要因素，随着股市中长期投资因素的缓解，可转债投资价值愈发明显。就投资者而言，在市场存在短期筑底风险的情况下，通过认购新发行的可转债基金，既可以避免可转债市场短期的波动风险，又可以做中长期布局。大成可转债是大成旗下第五只债券方向产品，是一只标准的债券型基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高于基金资产的20%。另外，该基金可以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也可以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属二级债基。该基金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主投可转债，基金契约中明确规定投资于可转债（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的比例不低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80%，是国内少有的几只重点投资可转债的债券型基金品种。
与国内其他几只可转债基金相比，大成可转债有可转债投资比重更大的特点，可谓是更为纯正的可转债基金。比如国内首只可转债基金兴业可转债的可转债投资比例为30%-95%；招商进取可转债投资比例为20%-95%。而换算下来，大成可转债的可转债投资比例为不低于64%，这点和富国可转债、博时可转债、华宝可转债等相似。
大成可转债对固定收益类产品拟定了多种详细的投资策略：可转债套利策略、相对价值分析策略、可转债条款价值发现策略、可分离交易可转债投资策略。可转债既受债券市场影响，又受股票市场影响。因此其比股票投资和债券投资都更为复杂，当然机会也更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各种策略去捕捉不同的机会当然更有利于基金获取收益。考虑到可转债受股市和债市双重影响，而且股市对其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对可转债进行投资时，可转债相关正股的研究很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成优秀的选股能力（优秀的股票投资能力下诞生了大成景阳，大成积极成长等绩优基金）能为可转债投资提供很大助力。而且考虑到大成可转债是一只二级债基，基金有20%的资金可以在一、二级市场投资股票，因此选股能力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对股票的投资来影响大成可转债的业绩。
一、引 言
大量的研究表明，根据股票收益的过去表现可以对未来短期、中期或长期水平的股票收益变化进行预测。例如Jegadeesh&Lehmann（1990）对美国股票市场所做的分析发现，股票收益在1至6个月的短期水平中会出现逆转现象。Jegadeesh&Titman（1993）则认为，股票收益在3至12个月的中期水平中会出现连续性变化，即平均来讲，过去“表现好的股票”（past winner）的未来收益将会持续超出过去“表现差的股票”（past loser）。DeBondt&Thaler（1985，1987）研究后认为，股票收益在3至5年的长期水平中也会出现逆转现象，即过去长期“表现差的股票”的未来收益一定会优于过去长期“表现好的股票”。
基于这些股票收益变动的实证研究结论，形成了两种改进的资产组合投资策略：反向策略（contrarian strategies）和动量策略（momentum strategies）。其中，依据反向策略，投资者应该买进过去“表现差的股票”并卖出过去“表现好的股票”来进行套利；依据动量策略，投资者则应该买进过去“表现好的股票”并卖出过去“表现差的股票”来获取超额收益。按照金融的看法，如果一国的股票投资者利用反向策略和动量策略可以在本国股市中获得异常性收益，则认为此一国的股市中存在“反向效应”和“动量效应”。
股市中的“反向效应”和“动量效应”可以在除美国股市之外的其他国家股市中得到确认。例如，Ahmet&Nusret（1999）发现在美国之外的其他七个化国家的股市中同样存在长期性“反向效应”。Chang等人（1995）证明在日本的股市中存在短期性“反向效应”。Hamed&Ting（2000）在马来西亚股市中也发现了这种短期的“反向效应”。Rouwenhort（1998）在欧盟12国的股市中则检验出了“动量效应”。Hameed&Yuanto（2000）在亚洲6国的股市中也发现了显著性的“动量效应”。Schiereck等人（1999）在对德国股市的经验分析中，则发现存在中期性“动量效应”、短期性和长期性“反向效应”。
按照Fama（1991）的认识，股票收益的可预期性直接违背了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假说和随机游走原理。因此，研究股市中的各种异常性现象，包括“反向效应”和“动量效应”，不仅仅有利于改进投资者的投资策略、增强投资者的理性行为，还可以用来检验一国股市的有效性并相应提升股市的运行效率。这一点，对于历程十分短暂、制度极不规范的中国股市来讲尤其必要。但也正是缘于我国股市的不完善性和可利用数据的有限性，制约了我们对我国股市“反向效应”和“动量效应”的深入性研究，因此国内的相关研究并不丰富。在这方面，王永宏、赵学军（2001）研究了中国深沪两市1993年以前上市的所有股票，实证结果显示，深沪股票市场存在明显的收益反转现象，但没有发现显著的收益惯性策略。周琳杰（2002）则选取深沪两市1995-2000年的股票交易数据，专门考察了中国股市动量策略的赢利性特征。研究发现，在卖空机制存在的假定下，动量组合的形成和持有期限与其收益呈负相关关系；期限为一个月的动量策略的超额收益明显好于其他期限的策略。吴世农、吴超鹏（2003）对1997-2002年我国上海股市342家上市公司发行的A股进行“价格惯性策略”和“赢余惯性策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样本股票价格同样也存在明显的短期性惯性策略。借鉴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利用中国A股股票市场1995-2002的相关样本数据，对中国股市是否存在“反向效应”和“动量效应”进行更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其形成的深层机理。
二、数据和分析
（一）数据和样本选择
本刊一直强调，投资规划特别是股票投资，仅仅是综合理财规划的一个“构件”，绝不能因为市场暖流涌起而像某些专业人士所怂恿的“卖掉房子买股票”那样操作，而是要根据家庭的整体资产配置状况来分析。资本市场上涨是好事，但也不可能将所有资产押上去博取收益。何况目前的A股市场还是有泡沫嫌疑的。以创业板为例，其市盈率大概是70倍，美国的创业板纳斯达克市场的市盈率大概只有21倍，高估了2倍以上。
今年以来，A股市场呈持续震荡下跌走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具备较强风险可控性的建信恒稳价值受到了更多投资者的关注。据了解，大多偏股型基金和混合基金通常以指数或者复合指数作为业绩比较基准，因此它们的投资目标均是追求超越指数，获得相对回报，指数的涨跌对基金投资业绩将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基金以同期三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业绩比较基准，追求是长期稳健的业绩，不会因为股市稍有起色，就贸然加大高风险产品的配置，风险可控性较强，对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来说较为适合。
在海外市场也存在与建信恒稳价值相类似的,采用固定收益值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的基金产品,这类基金产品被称为“绝对收益基金”,它通过卖空、对冲、套利等投资策略以求在不同市场环境下均能实现投资的绝对收益。因为绝对收益基金是运用另类的策略来获取收益，所以其投资回报率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相关性很低，不会因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的波动而面临系统性风险，净值向下波动的可能性较小，甚至可能在下跌的市场中获得正收益。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7-0106-01
量化投资理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由马克维茨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均值方差最优的数字方法来选择最优投资组合。由于当时对数据的处理量过大而复杂，因此，直到1990年后随着计算机被广泛使用，以量化作为核心的投资基金才逐渐超越传统的基金。量化选股策略是针对中国股票市场特性，从众多的指标参数中找出能够较为合理解释股票收益率的有效且不冗余的因子，并根据这些因子在选股策略中所占的权重来构建量化投资策略。随着信息技术的日异发展，资本市场深化改革步伐加快，证券市场间同业经营，居民消费等领域也迎来了信息数据量呈现几何级数增加现状。运用大数据思维分析众多股民的知识结构、行为习惯对股票投资形式的认知而形成固有模式思维，“大数据”思维正以不同形式、路径的方式影响着证券选股策略。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其庞大的信息数据量，而在于对含有意义的数据根据建模权重进行专业量化处理，帮助大家对于股票进行优化选股有着重要研究意义。因此，基于大数据思维模式分析多因子量化选股策略更加适用这样的市场，给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参考模型。
作为量化投资界的传奇人物詹姆斯・西蒙斯，他曾因“用公式打败市场”的故事在金融界中为人津津乐道。在1989年由他创办的基金成立至今的20年时间里，该基金持续地获得了每年平均35%（扣除费用后）净回报率，而同期被称为“股神”的巴菲特每年平均回报率也才大约在20%左右。即使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该基金仍然获得了80%的高额回报，“最赚钱基金经理”对西蒙斯来说无出其右。
目前，国内对量化投资策略研究还比较少，做量化交易的基金也相对较少，投资者对量化投资仍持怀疑态度。另外，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做空机制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相对较少，股票市场上仍然采用T+1的交易模式，这些都导致了量化投资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弊端。但是，随着股指期货等新的做空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量化投资开始走入“中国大妈们”的视野。
运用量化思维投资证券选股策略在国外已有四五十年。量化投资从无到有一直是很神秘的，人们把它叫做“黑匣子”。但是，当时的量化投资证券选股策略大多仅仅是数学模型，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量化投资证券选股策略之所以弄得这样神秘是因为：（1）是为了保护其知识产权，防止侵权；（2）是为了防止其策略扩散后影响整个投资比率的失衡，缩短该策略的寿命；（3）是为了控制投资风险，如果该策略细节被投资对立面获得，则有可能会造成被动的投资效果。因此，投资公司、基金经理是不会说出其量化投资策略的。这是由于金融动荡中如果没有好的投资策略及对风险的控制力就有可能把老本亏个精光。
随着时间流逝，任何投资策略的盈利模式都会被市场所消化，量化投资策略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在量化投资证券选股这方面，重要的不是策略这一表面形式，而是掌握量化投资证券选股的研究模式。大家不必要去追逐那些形式的数学公式、策略模型，而应该根据现在大数据时代下对海量证券股票信息的合理分析整合，去学习、改进新的证券选股模式，以适应未来发展需要。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给新形势下运用多因子量化模式选股带来极佳的发展机遇。
除了那些大量从事金融保险业务(包括参与信用违约掉期CDS交易)的保险公司外，欧美传统保险公司在次贷危机中相对安全。一个很重要国内保险公司，尤其是财险公司，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市场份额、提高回报率，大多处于高杠杆经营状态，即用较低的资本金来撬动较高的保费收入和市场份额，将偿付能力充足率仅仅控制在“及格线”上。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财险等上市公司，其偿付能力充足率一般也只保持在200％水平，总资产与资本金之比在7.1倍左右。
高杠杆的好处是它能够帮助保险公司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并提高净资产回报率(ROE)，但它却并不支持积极的投资策略。事实上，由于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公司最低资本要求中忽略了投资资产的风险，使得很多保险公司力图同时实现高杠杆与高收益，结果是经常性的偿付能力不足。2008年中期，中国平安由于权益投资损失，冲减了300亿元资本金，导致财险业务偿付能力充足率从
上年末的181.6％下降到111.8％、寿险业务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87.9％下降到121.3％，低于150％的保监会规定。2008年三季度，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公司对富通银行的股权投资亏损继续扩大，平安保险没有再从资本公积中冲减――再减资本公积，公司就真的要“资本金不足了”。10月，平安保险公布将157亿元的隐性亏损从资产表挪到利润表上，直接扣减三季度利润，并由此产生20亿元以上的亏损。再融资已成必然之势，幸好平安的大股东还愿意追加资本金，否则，它就真有可能成为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了。中国人寿2008年上半年权益资产贬值导致资本金减少400多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上年末的525％下降到2008年中期的305％；人保财险，投资亏损导致资本金减少56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从上年末189％降至120.3％，也低于保监会规定；中国太保，投资亏损冲减150多亿元资本金，寿险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77％下降到169％，财险偿付能力充足率从219％下降到192％。投资风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资本金的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保险公司必须在高收益与高杠杆间权衡。
反观美国的情况，根据美国监管部门对风险资本金(RBC)的要求，保险公司不仅要为负债(保单)风险拨备资本金，也要为投资资产的风险拨备资本金，这使那些积极的投资人采取了更保守的资本战略。而美国财险公司平均偿付能力充足率是9.35倍，总资产与资本金之比在5倍，非上市公司的杠杆率更加保守，美国保险业协会公布全美财险公司认可资产与保单盈余(保单盈余是保险公司认可资产与认可负债之差，它类似于一种权益资本)之比在2.5～3.5倍。巴菲特保险业务资产与资本之比更是仅为1.68倍。积极的投资策略需要保守的资本杠杆与之配合，以避免在低谷时被迫清仓或迫切融资，这是保险公司投资策略选择的约束。
杠杆率与投资收益率的权衡
次贷危机波及了整个欧美金融界，而AIG的财务危机更让人们开始担心美国保险公司的安全性，但实际上，除了那些大量从事金融保险业务(包括参与信用违约掉期CDS交易)的保险公司外，传统保险公司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相对安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保险业协会对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严格拨备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低杠杆经营战略――美国上市财险公司的总杠杆率(资产与资本之比)平均仅为5倍，显著低于证券公司平均25倍的杠杆率、银行平均10倍的杠杆率和综合性金融机构平均13倍的杠杆率。较高的资本拨备、较低的杠杆率提升了传统保险公司的抗冲击能力。
为投资资产拨备资本金
美国保险业协会根据各家保险公司的保险风险和投资风险计算出一个法定风险资本要求(AuthorizedControl Level，ACL，类似于我们的最低资本要求，但包含了投资资产风险)，如果财险公司的总风险调整资本(TotalAdjusted Capital，TAC)低于法定风险资本要求的70％，则州保险监管机构有权将该公司置于托管控制F(Mandatory Control Level)；如果TAC高于ACL的70％，但低于ACL，则州保险监管机构有权将该公司置于核准控制下(Authorized Control Level)；如果TAC高于ACL，但低于ACL的1.5倍，则保险公司将被置于监督控制F(Regulatory Action Level)；如果TAC高于ACL的1.5倍，但低于ACL的两倍，则保险公司将被要求提供一份详细的关于公司财务安全性的报告(Company ActionLevel)，对风险点进行解释说明；当公司的TAC高于ACL两倍时，公司可以维持自主经营(NoAction Level)。
在上述风险资本的要求下，2006年美国财险公司的风险调整资本(TAC)与法定风险资本要求(ACL)之比平均为9.35倍，而认可资产与保单盈余比平均在2.5.3.5倍之间。也就是说，1元的权益资本可以支撑3元左右的认可资产，在85％的认可资产为投资资产的情况下，可以支撑2.55元的投资资产，如果投资收益率为5％，而保险业务盈亏平衡，则净资产收益率将被放大至12.75％(5％×2.55，实际中，保险业务常常处于损失状态，所以实际净资产回报率通常低于12％)。
这里，我们将总资产与资本之比定义为保险公司的总杠杆率，将认可资产与保单盈余之比定义为盈余杠杆率。分析显示，高杠杆率可以在相同投资资产收益率的情况下提高股东回报率，并用最少的资本支撑最大的市场份额。但是，杠杆率不能无限升高，除了法定的资本要求外，保持一定的富余资本也是保险公司抵抗突发性自然灾害、恐怖袭击，以及未知的定价错误和投资亏损的需要。在盈利与安全的制衡下，美国财险行业平均的总杠杆率在长期中保持在5倍左右，盈余杠杆率保持在2.5～3.5倍的水平，而那些奉行积极投资策略的公司，杠杆率更低。
美国寿险公司风险调整资本配置的分析结果显示，与我们的最低资本金不同，美国的法定资本金要求中包含了对投资资产风险的拨备(=股票和房地产投资公允价
值的5％+其他投资资产公允价值的2％.证券评估的强制准备金)，其中投资性风险(包括投资资产、利率、信用、市场风险等)占用了公司总风险资本的60％；在财险公司中，投资风险占比略低，在30％左右，其中股票投资占用了总风险资本的20％(图1)。对投资资产风险拨备的要求使杠杆率与权益投资比之间呈反向关系(图2)。
权益投资比例与杠杆率：负相关
美国主要财险公司的投资组合结构与杠杆率数据显示，在投资组合中固定收益占比与公司整体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权益投资占比与杠杆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公司的投资策略越保守，杠杆率越高；反之，杠杆率越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以下简称“伯克希尔”)公司的杠杆率为2.26倍(保险业务的杠杆率为1.68倍)，StateFarms更低，仅为1.65倍。反之，那些固定收益占比较高的公司，杠杆率一般较高，如AFG的杠杆率达到8.5倍，Liberty达到7.7倍(图3)。
这种相关关系正反映了保险公司的投资约束：在保证支付需求的情况下，投资资产的高风险可以帮助公司博取高收益，但高风险的投资策略要求更高的资本拨备，以避免熊市中被迫斩仓或资本不足，从而抑制了有限资本下的市场份额扩张和股东回报率提升；反之，低风险的投资资产虽然会降低投资收益率，但也会相应减低风险资本需求，提高杠杆率的同时放大市场份额。总之，奉行积极投资策略的公司需要保持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更低的资本杠杆。
现实中，大型保险公司的杠杆一般较高，这些公司希望通过稳健的投资来获取更高的杠杆，以支持更大的市场份额；而小型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竞争上缺乏优势，于是会选择相对保守的定价策略和相对激进的投资策略，来提高投资收益率(图4)。当然，两者的前提都是保险业务自身的成本控制。
反观中国的保险公司，仅2008年上半年，几大保险公司的投资亏损就达数百亿元以上，吞噬了20％以上的资本金，在巨额的投资损失面前，保监会却并没有要求各家公司为自身的投资资产拨备风险，而保险公司自己也在牛市中将杠杆率用到极致，结果是低谷中不断扩大的融资需求和不断重复的资本危机。
积极的投资策略要求严谨的资本拨备和保守的财务杠杆，这不仅应成为保险行业的一项普遍要求，更应成为各家公司的自我约束。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一些相对稳健的保险公司是如何在左侧(投资)的积极与右侧(资本拨备)的保守间权衡的。
左侧的积极与右侧的保守
对于那些资产负债表左侧投资能力较强的公司，它们在选择积极投资策略的同时必须谨慎保持承保业务的盈亏平衡和较高的资本充足率。
伯克希尔：积极投资与财务保守
1967年巴菲特以860万美元收购了NICO保险公司，当时该公司账面的浮存金(Float，由收到保费与支付赔偿额之间的时间差所形成的准备金)仅为1700万美元；40年过去了，2006年伯克希尔保险集团的浮存金高达509亿美元，旗下全资子公司GEICO是全美第四大汽车保险公司，而General Re和伯克希尔再保险集团则是全美第二大再保险集团。
与多数保险公司以固定收益证券为主的投资策略不同，巴菲特的保险公司是以股票和股权投资为主的，其中股票投资占投资总额的38.2％，股权投资占21.4％，两项合计占投资总额的59.6％，与之相对，固定收益证券仅占14.5％，现金及短期投资占19.2％，合计占33.7％。与财险行业平均2／3固定收益、20-25％的股票及替资组合相比，巴菲特旗下保险公司的投资策略显然是更加激进的――实际上，巴菲特那些著名的股票投资大多是放在保险集团旗下的，是保险集团的浮存金支撑着这些投资，而整个保险集团及其持有的证券资产占到伯克希尔集团总资产的76％，贡献了总利润的86％(2007年公司营业利润中，23％来自保险业务，32％来自证券收益，7％来自金融服务，38％来自制造业利润)(图5)。
保险业务的巨额浮存金支持着公司的长期投资战略，而投资业务也为保险公司贡献了丰厚的回报：在过去43年中，伯克希尔公司每股价值的年均增长率或者称投资收益率为21％，仅有6年收益率低于标普，仅有7年收益率小于10％，仅有一年收益率为负，此外，公司控股的76家实业公司，自1993年以来每股经营利润年均增长23.5％。
巴菲特的保险公司获得了显著超越同行的投资收益(在过去40年中，其税后年均价值增长比标普500高出10％)，这是否意味着他可以忍受更高的保险成本?实际上，巴菲特的保险业务非但不是更加激进的，反而更加保守(相关报道见本刊2007年12月号《产业巴菲特》)。
在承保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投资业务才有了自由度，才可能进行高比例的股票、股权和其他形式的替资。巴菲特之所以成为股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保险业务贡献的长期资金和由此带来的投资自由度――如果巴菲特是一个共同基金的基金经理，在熊市中面临大量赎回的压力，并被迫出售那些本打算长期持有的股票，那么，他可能永远也成为不了股神，毕竟有多少基金经理能把可口可乐、吉列这样的股票持有20多年呢?
严格的保险成本控制为巴菲特积极的股票投资策略提供了空间，但就像巴菲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在财险领域，尤其是再保险领域，再有经验的专家也很难确切地估价每笔交易的风险。为了抵御这种不可预料损失的冲击，巴菲特在奉行积极投资策略的同时坚持低杠杆率。伯克希尔公司资产与资本的比率仅为2.26，而保险业务部门的杠杆率更是只有1.68倍，显著低于行业平均的2.5～3.5倍水平。低杠杆率使公司在总资产回报率4.8％的基础上，净资产回报率仅为10.9％――这是巴菲特的保守，也是其积极投资战略的需要。
股神如巴菲特尚且在保险业务上如此保守，并采取低杠杆经营，更何况其他保险公司了?
CINF：10％的股息率与2.5倍的资本杠杆
Cincinnati Financial Corporation(CINF)，1950年成立，经营相对传统的标准化财险业务，其90％的保单都是通过独立的保险销售，目前公司已跻身全美前25大财险公司(在17个主要险种的保费收入中排名第20，在34个全险种保费收入中排名第25)。
CINF在保单定价上相对保守，过去10年平均的联合损失率为98％(图6)，经营成本与保费收入之比为101％，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巴菲特一样，CINF也奉行保险业务自身要实现盈利的原则，而且做得更好，它的保险业务已经保持了15年的持续盈利(2000年联合损失率>100％，但加上手续费和少量的寿险收入后，保险业务
仍实现盈亏平衡)。承保业务的持续盈利为公司贡献了稳定的业绩表现，公司的承保收益、投资收益和每股收益都保持稳定上升趋势(图7、图8)。过去5年公司的月Beta值为0.98倍，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当，自上市以来股价涨幅虽低于伯克希尔，但高于Allstates、Travellers等大型财险公司，当前市盈率14.5倍，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市净率0.97倍，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较低的保险成本为CINF的投资策略创造了更大的自由度。在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固定收益证券与股票各占近一半，其中，固定收益证券主要用于满足保险支付需求，平均的投资期限为8年(50％的债券是5～10年期的，还有30％的债券投资期限大于10年，投资期限略长于行业平均水平)(图9)，并以持有到期为主。但是相对稳定的保险业务使公司在固定收益证券的选择上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与其他财险公司相比，CINF在债券投资上略显激进，有13％的非投资级债券和18％的BBB级债券(图10)，从而使公司2007年债券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达到5.3％。
固定收益证券保证了短期的支付能力，而股票投资则提供了资产的长期增值空间。不过与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策略不同，CINF更青睐于那些高分红并稳定增长的股票。实际上，股息收益率(股利／买入成本)是公司选股的首要标准，公司努力将平均的股利收益率保持在10％左右(2007年为10.2％，2006年为9.9％)，并一度购入大量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权益，以享受商业地产的租金收益。如果说巴菲特通过旗下直接控股的76家子公司的经营利润来加强保险业务的资本实力和流动性，那么，CINF则是通过参股后的红利收益来强化流动性：过去3年CINF每年的股利收益都在2亿美元以上，2007年达到2.94亿美元，占总投资收益的45％，稳定的股利收益不仅使总投资收益率提高到7～8％水平，同时也加强了公司应付短期支付危机的能力。
当然，对高分红股票的偏爱和较为严格的选股条件导致公司持股相对集中，如在股票投资组合中，FifthThird Bank一家就占股票投资总额的28.1％，其次是宝洁，占9.2％，埃克森・美孚占8.0％，前十大股票占股票投资总额的74％。不过，这些股票确实为公司贡献了稳定的红利收益，仅Fifth Third Bank一家的红利收益就达到1.2亿美元，股息率达到65％。
不过，相对积极的投资策略同样限制了公司的杠杆率使用，2007年CINF的资产／权益比为2.8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历史数据显示，公司的历史杠杆率一直保持在2.5倍左右这样一个相对保守的水平。低杠杆率是积极投资策略的需要，但低杠杆率也拉低了整体的ROE水平，过去10年公司平均的ROE仅为7.2％，与行业平均水平相当。
综上，对于财险公司来说，需要在保费收益、投资策略与杠杆率之间进行权衡，每一种选择都有利有弊，每一种选择又都是一种战略，成败取决于你对这种战略的理解与贯彻。
其他奉行积极策略的公司
除伯克希尔和CINF外，奉行积极投资策略的财险公司还有State Farms――全美最大财险公司之一。作为一家非上市保险公司，State Farms一直保持着独特的经营风格，2007年末固定收益证券仅占投资总额的43.87％，现金及短期投资占0.78％，剩余55.35％均为股票和优先股投资。与积极投资策略对应的是保守的杠杆比率，目前公司资产/资本比仅为1.65，显著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也因此，公司获得了穆迪Aal，标普AA，惠誉AA+，A.M.BestA++的评级。
而另一家排名前25的美国财险公司Erie，也采取了积极的投资策略，非固定收益类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只是与伯克希尔、CINF和StateFarms不同，Erie的股票投资仅占投资总额的17.5％，而替资则占到投资总额23.4％，其中11％是房地产投资，9％是私人股权基金，4％是夹层融资，这些投资分布于95个合伙企业中(有9个合伙企业的持股比例超过50％，有19个合伙企业中持股比例在10～50％之间，其余67个合伙企业的持股比例小于10％)，创造了13％的年化收益率，并贡献了20％的税前收益(其中已实现收益占税前收益的12％，未实现收益占税前收益的7％)――近年来，替资已经成为保险公司投资组合中的新宠。
另外，2007年总保费收入排名第9的Progressive也偏爱非固定收益的投资，股权投资占投资总额的32％，不过其中半数为优先股投资――2／3的优先股为固定股息率，1/3为浮动股息率，它们合计贡献了1.27亿元的股利收益，收益率5％，略高于固定收益证券平均4.4％的收益率一优先股投资成为美国保险公司在稳定股利收益下博取资本回报的一种有力工具。
但无论资产负债表左侧如何变化，上述奉行积极投资策略公司的共同特点是资产负债表右侧的保守，即负债(承保业务)的严格成本控制与权益(资本金)的充足拨备。
资产负债表右侧扩张与左侧的保守
对于那些资产负债表右侧(承保)能力较强的公司，为了降低整体风险与波动，它们必须要保持资产负债表左侧(投资业务)的低风险。
ACE：保守是扩张的基础
ACE是一家全球化的财险公司，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在140个国家地区开展业务――在中国，ACE参股了华泰保险公司，在美国，ACE的总保费收入排名第14位，17种主要险种保费收入排名第5。公司在保险业务上的全球化扩张为其奠定了良好的主业基础。公司过去5年的平均联合损失率仅为92％，过去十年经营成本与保费收入之比平均为98.4％，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保险业务的良好盈利为公司投资业务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但与伯克希尔、StateFarms等公司不同，ACE选择了保守的投资策略与积极的保险扩张，过去十年中，公司保费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1.3％，显著高于美国同行，为了不因资本市场的起伏波动而打乱保险业务的扩张步伐，公司一直保持着相对保守的投资策略，投资组合中85％以上都是固定收益证券，另有6.3％的短期投资，而股票投资仅占投资总额的4.4％，替资占2.7％(图11)。
在固定收益组合中，ACE以公司债、资产抵押的证券化产品和海外国债为主，平均的信用等级为AA，多样化的组合使公司固定收益证券的投资收益率稳定在5％左右，总投资收益率在4～5％之间(过去3年的投资收益率分别为5.0％、5.4％和5.3％，总投资收益率分别为4.3％、4.7％和4.9％)。在证券化产品(MBS、ABS)的投资策略方面，公司也选择那些相对传统的投资品种，从
而在次贷产品上的风险头寸暴露仅为1.35亿美元。
保守的投资策略虽然抑制了高投资收益，却提高了公司使用资本杠杆的能力，加速了扩张步伐，尤其是1999年并购再保险公司后，总杠杆率一度上升到6倍以上，目前也在5倍左右(图12)，处于行业平均水平。
同样奉行右侧扩张与左侧保守的公司还有专门经营海事保险业务的Navigators，特殊的市场定位为公司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保险收益，过去十年平均的联合损失率为98.5％，经营成本与保费收入比为102％，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不过由于缺乏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公司的投资业务主要由外部机构操作，也因此，Navigators在高风险投资产品的额度控制上更加谮嗅：公司规定BBB级债券的投资额不得超过固定收益总投资额的10％，非投资级债券投资额不得超过公司总权益资本的5％，股票类投资不得超过公司总权益资本的20％。在严格的投资约束下，2007年末，公司总投资组合中仅有3.8％投资于股票，其余全部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和短期投资；而固定收益投资的平均信用等级为AA，其中，AAA级债券占77％，AA占10％，A占8％，仅有4％的证券是BBB级，非投资级或未评级债券仅占1％：此外，所有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等级均为AAA级，仅有50万美元投资于次贷产品，2090万美元投资于Alt-A产品(图13、图14)。在保守的投资策略下，公司最近3年的投资收益率保持在4.5％左右，但4.75倍的高杠杆加速了公司的扩张步伐(图15)，过去十年保费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0.8％。
另一家有着125年历史的财险公司Chubb，也是以海事险起家而逐步发展为一家综合性财险公司。Chubb尤其擅长特殊险的承保，这为其奠定了良好的盈利基础，不过，公司也选择了相对保守的投资策略，不是为了更高的增长，而是为了更高的股东回报率。Chubb的投资组合由85％的固定收益证券(其中一半以上为免税市政债)、5％的短期投资、5％的股票和5％的替资组成。保守的投资策略使公司的税前投资收益率仅达4.3％左右，税后在3.5％左右，但稳健的投资也降低了业绩的波动性，过去5年的月Beta值仅为0.79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0.94倍)，而过去10年平均4倍的杠杆率则让公司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1.5％水平，高于行业平均，也高于资本成本。
类似的还有从事医疗责任险的公司ProAssurance。其固定收益证券占投资总额的90％，此外还有6％的短期投资，股票和替资加起来不到总投资额的2％(另有3％的其他投资)。5％左右的收益率与3.5倍的杠杆率让公司在过去10年实现了年均16.2％的增长率和11％的净资产回报率。
积极的保险业务扩张要求公司把更多资本金用于支持保单的承接而非投资收益的提高，这是保险公司在保险与投资间权衡的结果。
中国保险公司也应对投资资产风险进行拨备
以上案例显示，美国的保险监管机构用投资资产的风险拨备，有效限制了保险公司的过度投机，而保险公司自身也在高收益与高杠杆间权衡，在积极投资与积极扩张间权衡。这种权衡正体现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与能力边界，反映了不同保险公司的战略选择。
2008年7月，保监会出台了新的保险偿付能力监管规则，新规则中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之比)标准从原来的100％提高到150％。但是，新规定中，对最低资本的要求仍然是以负债(承保)风险为基准计算的，并没有包含投资资产的风险拨备，其结果是投资策略与资本金要求的割裂，而在2008年的熊市行情中，一些保险公司由于前期激进投资而导致资本金大损、偿付能力不足。因此，保险公司投资资产的风险也要拨备。
对于中国的保险公司来说，法定的资本金要求从来都是保险公司经营的最底线，稳健的保险公司会根据自身优势来制定战略，包括长期的资产配置目标和资本充足率目标。保监会只确定了一个统一的(而且是相对宽松的)权益投资比上限，没有考虑不同公司保险业务盈利能力的差异(综合成本率)；同样的，保监会也只设定了一个统一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限，没有考虑不同保险公司间投资结构和投资风格的差异，这种相对粗放的规定就给了那些激进的公司一些可钻的“空子”。
但是作为对自身长期发展负责任的保险公司却不能不考虑这些，显然，一个稳健的保险公司，尤其是财险公司，有一些原则是不能忽视的：首先，综合成本率应与权益投资比上限呈负相关关系，即综合成本率越高(保险业务亏损越严重)，权益投资比上限应越低。其次，权益投资比应与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限呈正相关关系，即权益投资比越高，要求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也应越高，或者说，保险公司应该为自己高风险的投资资产主动留出充足拨备，否则，不如选择保守投资策略下聚焦保险业务的稳健扩张。再次，其实不仅是股权投资，那些使用高杠杆的固定收益投资也应列入高风险投资之列，给予更高的投资风险拨备，从而限制公司整体的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行为。
美国与欧洲财险公司资产配置结构比较
在美国财险公司的投资组合中，固定收益证券占据了重要地位(图16)。这与美国发达的债券市场不无关系，它为投资人提供了从公司债、免税市政债到MBs、ABs等多种投资选择，使其可以通过债券组合来创造较高收益。
与美国公司相比，欧洲的财险公司在固定收益证券上的投资比重较低，即使是财险公司一般也持有较高比重的抵押贷款(图17)，尤其是德国等银行主导国家，贷款成为财险公司的重要投资方向(图18)。同时，欧洲财险公司由于高收益债券的选择较少，因此在股票市场上的配置比例也略高。但总体来说，资产配置是各国财险公司共同的选择。
中国，同样也没有美国那么发达的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因此，同欧洲财险公司一样，对股票市场的依赖度可能更高。但即使如此，在固定收益、股票、可转债乃至替资等资产上的有效配置，仍是中国保险公司获取稳定收益的基础。
玩转生活――Jeep@指南者2.4升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Jeep都代表了最正宗的越野个性和最出色的越野性能。如果你想买辆酷车玩转都市生活，为什么不看看Jeepet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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