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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21
1 长乐市以及鹤山镇羽绒业的概况
1.1 长乐市以及鹤山镇羽绒业发展现状
羽绒业是长乐市的支柱产业，现在已发展成以棉纺、化纤和经编产业为特色的纺织产业集群，成为福建省乃至全国纺织业发展的重点区域。2005年长乐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市”称号。2006年金峰镇被授予“中国经编名镇”称号，松下镇被授予“中国花编名镇”的称号，2006年福建省政府将长乐纺织产业集群定位为福建纺织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区。目前，长乐化纤年产能力约108万吨，其中涤纶长丝40万吨多、涤纶短纤和切片20万吨，占全国产量的2.5%；涤纶民用丝40万吨，产能占全国涤纶丝产能比重达29.2%，占全球产能的11.4%；纺纱规模550万锭，纱线年产能力105万吨，其中纯涤纱约占全国产能的70%；针织经编面料、花边产品25万吨，占据全国1/5的市场份额。
长乐是国内纺织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2010年，长乐市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515.3亿，比增26.9%其中棉纺业完成214.4亿，化纤业完成181.8亿，染整业完成78.0亿，服装、羽绒业完成8.8亿。全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45亿元，在全国21个纺织业基地中排名第10位。
1.2 长乐市以及鹤山镇羽绒业发展优势
长乐市在原有的金峰经编、松下花边、江田棉纺等分散产业板块和经编花边园区的基础上，按照“三城三群”规划理念，形成了“航空港工业集中区”、“滨海工业区”和“闽江口工业区”三大纺织工业集中区。长乐羽绒业规模优势明显，在涤纶纱、民用涤纶丝、经编花边等等细分市场占据定价优势。据统计，长乐羽绒纺织业通过集中采购、协商定价、原料本地消化等措施，集群内的企业生产成本要比集群外企业降低5%-10%。
1.3 发展前景
近年来，长乐羽绒业投资力度不断加大，预计在2016年前， 纺织工业年总产值将突破1300亿。2010年结转和2011年新上棉纺项目有30个，总投资129亿元，预计在“十二五”契机，棉纺纱锭达到800-1000万绽，形成3-5家百万绽棉纺企业；2010结转和2011年新上涤纶项目有5个，总投资59.1亿元，达产后的总能年产值增加185亿元；2010年结转和2011年新上涤纶项目9个，氨纶项目2个，总投资140.1亿元，“十二五”期间，长乐将成为全国最大规模的绵纶民用长丝生产基地之一，形成2-3百家亿元以上企业。
2 长乐羽绒业主要企业调查
3 长乐羽绒产业面临的问题
3.1 产业结构不合理
长乐羽绒业是靠乡镇起步的，内部企业大部分是家族企业，规模较小，无法与其他行业的企业相比。经过多年的发展各企业虽有扩大，但从整体上看整体规模还是偏低。因此，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上依然面临着巨大压力。另外，长乐的羽绒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比较薄弱，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主要设备还是要依赖进口。
3.2 专业人才缺乏
长乐羽绒产品企业大部分是家族企业，企业内部人员大多文化程度较低，而且在羽绒制品上班的人员文化素质也不够，缺乏专业的管理人才、技术研发人才和营销人才。
3.3 市场竞争激烈
国内很多羽绒产品已经达到了充分竞争，利润率降低，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中国羽绒国际市场日益扩大，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国家变为羽绒制品的进口国，为中国羽绒制品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机遇。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机制在不断形成，在市场竞争“夹缝”中生存的中小企业越来越少。
3.4 鹤上镇羽绒市场未搞活
鹤上镇是长乐羽绒企业聚集的地方，知名度在市场上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入住的商家和品牌较少，使得镇上与发展成为东南沿海市场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3.5 企业融资较难
虽然明文规定对企业融资要一视同仁，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中小企业在贷款融资中还是受到很多限制和压力，从而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象。
4 羽绒业的国际贸易途径与方式
（1）展览会。
它是我们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展会上买卖双方可以面对面的沟通，是真实性的交易场所。
（2）电子商务。
首先，电子商务它有它一定的优势，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沟通的虚拟平台。最终成与否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样在国际上羽绒业的电商都是这样发展的。
（3）针对欧美市场，羽绒业的途径可以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竞争力创立自己的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来打入。对新贸易壁垒要深入认识，因为欧美对我国纺织品服装设限颇多，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到国外建厂发展我国的纺织品业，但更主要的是我们要深入认识新贸易壁垒这样才能更有效的实现市场多元化，为我们的羽绒产品扩大出口途径。
5 长乐市羽绒贸易与产业升级化的对策
5.1 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强化生产制度的运行
众所皆知，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生产力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一个产业要想在社会上取得长远发展，人力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长乐羽绒产业的发展也不例外。长乐市政府可以多多组织羽绒产业知识讲座，对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培养。
5.2 加大创新力度，调整行业结构
积极引导羽绒从资源型向制品型的转变，将羽绒、羽毛原料加工为主调整为羽绒制品生产为主，积极研发高附加值产品。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努力摆脱受制于人的场面。挑战产业结构就是要立足创新，告别羽绒服厚重的代称，以轻薄、张扬、个性引领新一代潮流。但要注意的是，企业不能为了追求时尚而时尚，还应在关注市场需求的同时考虑自身的品牌地位、销售渠道、行销方式等等。时尚化只是羽绒服装产业创新的一个模式，如果抛开羽绒服有别于其他服装的特点，那么这样的时尚化就是一个空谈。
5.3 改变发展思路
结构贸易融资实际是一种金融工具(产品)的组合,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工具有出口信贷、银团贷款、银行保函、福费廷、保理、出口信用保险、进、出口信用证押汇,以及外汇汇率风险控制类产品论如远期外汇买卖、掉期交易、期权、期货、货币(利率)互换,等等。商业银如何在实践中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将不同的产品进行组合,为企业/银行带来最大化的效益,成为银行拓展业务能力的分水岭。
以下是某一著名外资银行(在广州)2008年处理的一个案例:A企业是广东顺德一个著名的家电企业,有大量的家电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需要银行的金融支持。该企业的金融需求是:尽快回收出口货款,以办理出口退税,加速资金周转,尽量降低应收帐款,减少资金成本及资金占用;另外因为人民币在最近几年升值明显,需要控制外汇应收帐款的汇率风险。
国内某著名的外资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银行B)分析了A企业的出口情况后,提供以下的金融融资服务方案:
1.A企业美洲市场的最大买家 C和D,是全球性的大企业,而且在B银行纽约总部有额度,经过与总行协调,对于A企业出口给C和D货款,(结算方式是装运后90天电汇),B银行采用无追索权发票贴现融资(类似单保理,Single Factoring)。
分析:B银行是如何来管理和控制此部分资产风险的?
因为A企业的买家C和D客户,在B银行纽约总部有信用额度,也就是说,B银行纽约总部对C和D客户信贷风险有相应的管理。只要C和D客户额度正常,在正常情况下,A企业出口给C和D 客户的货款就是安全的,也就是说B银行对A企业的此部分融资是安全的。B银行通过其纽约总部对C/D 客户的风险管理来实现此部分的融资风险管理,发挥了了其集团优势。
2.对于 A企业美洲市场另外两个买家E和F,(结算方式是装运后60天电汇),则和A企业协商,由E和F的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对其应付货款做担保,(按照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ISP98 开出),A企业签署相关的转让应收货款权利及备用信用证项下权利的文件,将备用信用证下的权利转让给B银行,B银行则采用无追索权发票贴现融资形式,对A企业以融资的支持。
分析:B银行是如何来管理和控制此部分资产风险的?
关键在于A企业的买家E和F 的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根据ISP98,“备用信用证是在开立后即是一项不可撤销的、独立的、要求单据的、具有约束力的承诺。”由于有了E和F的银行开出的E和F对A企业的应付货款的备用信用证担保,B银行对A企业该部分的融资风险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3.对于其他买家,则采用出口信用证项下押汇。
也就是说,对于其他的买家,则要求其银行开出跟单信用证,有B银行对信用证下的单证进行押汇融资。
分析: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是银行根据申请人(一般是进口商)的申请和指示,向受益人(一般是出口商)开立的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凭规定的单据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文件。由于有了买家银行开出来的信用证作为付款的保证,B银行对A企业此部分的信用证下出口押汇融资,风险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4.此外,为了提高对A企业出口业务服务效率,B银行采取了各种方法。例如:专门与快递公司签定协议,由该快递公司每天在A企业与B银行之间往返收取文件,保证单据传送的及时性。对A企业交来的出口单据,安排专门审单人员,用最短的周转时间处理,(当天12:00收到的单据,如果没有不符点/或者不符点能及时改好,B银行承诺 在当天下班前寄出单据。)同时,对于出口单据一些非实质性的不符点,A企业签署授权书,由B银行代为修改,减少了单据在银行/企业之间传递的时间。
5.同时,因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所以对A企业出口收汇敞口部分,推介其买入期权/外汇远期产品,以锁定汇率,控制风险。
因为B银行的方案解决了A企业尽早收汇和办理出口退税,控制应收账款资金占用,化解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银企合作愉快,银行也从此业务中获得丰厚的中间业务收入/利息差收益/汇率差价,赢得客户的信赖。
此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
1.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商业银行市场上,银行面对要求越来越高的客户,既存在控制信贷风险的要求,同时又受到利润指标的压力和监管当局复杂严格的约束等等。如果商业银行能够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推出“择身定做”产品组合给我们的客户;对重点优质客户,提供一揽子的银行金融服务解决方案,让客户与银行“双赢”,那商业银行将更有机会赢得客户,赢得市场。目前国内企业的发展正朝着国际化进程推进,国内采购和销售比例正逐步上升,对于既有国内业务,又有国际业务的客户,商业银行既考虑国内信用证、票据包买、国内保理、货押等国内贸易融资类产品,也结合信用证押汇、国际保理/福费廷、远期外汇买卖、期权等涉外的国际业务产品。另外,在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的当前,多考虑控制外汇汇率风险类产品,将使商业银行的客户在接受银行的服务中,得到收益。
2.对银行产品选择而言,银行可以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一批优势产品,加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招商银行在电子银行方面,已取得一定优势;国内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在提供给跨国企业服务现金类产品(Cash product,主要包括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现金池等,企业与银行计算机系统直接对接等)处于领先地位。对于一些中资的中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等)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不仅可以参考外资银行B的一些思路,而且,可以利用国内商业银行国内贸易融资产品的相对优势,针对A企业国内供应链上游企业,为A企业的国内应付款安排国内信用证、国内保理、票据包买、国内发票融资等产品,拓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而内外贸的结合恰恰又是外资银行目前产品结构的短板,如果能实现内外贸结合、本外币结合的综合营销,有利于中资的中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和个性化营销。
针对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出以及人民币远期汇率上升的形势,以下是一个新产品组合初步思路:
人民币远期信用证+境外合作银行的福费廷+远期外汇交易(NDF)
(NDF即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常用于衡量海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常被称为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
目标客户:需要用人民币购汇、付汇的客户,且境外卖方为其关联公司。
产品基本流程:
1.对于有购汇、付出需求的客户,客户先将人民币资金作定期存款存在银行质押,商业银行开出人民币远期信用证(一年期或半年)。
2.信用证项单证相符的,商业银行对外承兑。
3.境外受益人凭商业银行的承兑向境外银行申请美元(或其他外币)福费廷融资,并购入远期NDF,买入远期美元,卖出远期人民。
4.信用证到期时,商业银行付出人民币;境外受益人用人民币和NDF 偿还美元(或其他外币)贷款。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近年来，中英经贸关系发展迅猛，但仍然存在一些挑战与障碍。
第一，双边贸易额和贸易结构均有待提升。从英国对华出口来看，2014年，英国对华出口贸易额为140.8亿英镑，中国已成为英国货物的第七大出口市场，但英国货物进口额占中国货物进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占英国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5%。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对英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高。但是，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因为出口产品的“高端大气”既需要国内产业的升级，也需要不断适应来自于国际市场上不断增强的竞争压力。从过去几年中英贸易数据可以看出，中英两国双边贸易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第二，英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不利于贸易可持续性。中英进出口贸易发展不平衡，英国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增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1998年以来，英国对华贸易一直呈现入超状态，2014年英国对华贸易入超总额达到220多亿英镑。对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不利于中英贸易的持续发展。另外，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对英国表现为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不利于英国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建设。因为持续的顺差导致人民币通过贸易结算流入英国渠道不畅，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受到影响。
第三，双方产业竞争日益增强，贸易摩擦也会增多。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全面的产业升级背景下，中国积极鼓励精密设备、生物科技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我国的很多新兴产业，在英国都有着多年的发展历史和成熟的技术，未来几年里，一些产业可能和英国的优势领域发生重合，与英国的类似产业产生激烈的竞争，发生贸易摩擦的事件可能增多。不同于传统贸易中简单的财货交易，高端产业的合作与对接将更加复杂，随着中英经贸关系的不断升级，竞争和合作将会越来越多地交织在一起。
中资企业赴欧投资的挑战与障碍
首先，欧盟复杂的监管体系是中国在英国投资的一大障碍。出于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巩固伦敦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等多重目标需要，英国政府十分欢迎中国企业赴英投资。但是，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需遵循欧盟关于新项目出资、投资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
其次，中国在英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猛，中资企业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大。根据英国机构的报告，预计中国在英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于2025年突破1000亿英镑，其中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成为中国公司投资的最大目标。对于投资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说，东道国政府审批环节和规划的透明性、确定性十分重要。
再次，英国的一些政客和民众对中国企业投资心存偏见不利于中国企业赴英开拓市场。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开放姿态和务实态度，使其面临诸多舆论压力。英国居民抱怨中资企业炒高了伦敦市中心的房价;一些议员认为一些中资企业具有中国官方背景，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他们呼吁加大对华为等中资企业的监管力度。
最后，境外融合是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大难题。对外投资是一种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行为，投资的成功决不仅仅取决于资金实力是否雄厚。一些中资企业对英国的法律制度、社会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实现企业的本土化。
中英金融合作的挑战与障碍
自2012年4月18日伦敦金融城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计划正式启动以来，中英两国的金融合作不断加深。从中英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到实现英镑与人民币直接交易，再到英国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并将人民币债券收益纳入英国的外储，英国与中国的金融合作一直领跑其他欧洲国家。
但是，人民币流动性积累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一个尚未突破的短板。伦敦人民币业务发展的短板仍然比较明显，这主要受制于中英经贸往来的规模相对较小，以及缺乏人民币清算基础设施，投资产品规模有限。此外，由于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时间不长，人民币业务在欧美地区的接受程度依然不高，特别是在伦敦整体金融市场的占比仍然有限。英格兰银行2013年底的报告显示，虽然英国人民币金融活动业务规模成长趋势引人瞩目，但是占整体的比重仍然相对较低。其中，债券发行和外汇日均交易量中，人民币所占比率都不到所有外汇的1%;银行间和非银行存款中，人民币所占的比率不到所有外汇存款的0.1%。
退出抑或留在欧盟内，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新议题。从拒绝加入欧元区，到拒签财政契约，反对征收统一的金融交易税，再到首相卡梅伦发表脱欧公投言论，反对容克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英国似乎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渐行渐远。英国与欧盟的紧张关系不利于中欧关系的发展。英国退欧将威胁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引起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外迁潮，将对中英金融合作产生消极影响。按照统一大市场的规则，欧盟成员国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外国银行落户英国就自动获得在欧盟28个成员国推出金融服务的“通行证”。许多在伦敦设立子公司的投资公司、银行、保险公司正是看中了欧盟这个拥有28国、5亿人口的大市场。
如果退出欧盟，英国政府不可能再有权发放同样的“通行证”，很可能导致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外迁，无疑会对英国金融业和伦敦金融城产生不利影响。
如何打造全新中英经贸关系
中英经贸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第一，推动中英贸易投资结构升级。中国应与英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高铁、核电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合作。同时，积极促进中英服务贸易发展，英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增加从英国服务的进口有利于优化贸易结构，适当减少中国对英贸易顺差。
论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经济自觉
区域中心城市文化消费比较研究
安徽省文化产业的关联效应研究
我国文化消费水平评价及提升对策
转型与挑战:信息时代的出版业发展
文化科技融合下的文化品牌建设
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五大关键问题
创意众筹融资模式的动力机制研究
作为文化议题的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
最美乡村空间开发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资本对居民文化消费行为的影响
城市居民本土戏曲文化消费提升研究
消费社会学视域中的动漫景观解析
农业创意品的价值估计及其产业前景
当代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
沿海城市邮轮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与对策
推进江苏文化科技融合的路径与政策举措
中国省级旅游产业效率现状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高校在文化产业发展新时期的路径选择
财政补贴对我国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影响
长三角区域文化市场融合及一体化发展研究
城市群文化产业非均衡增长与区域协同研究
电视与新媒体融合背景下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文化折扣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日本创意产业贸易结构与竞争力演变研究
网络视频版权资源的增值模式——以乐视网为例
产业价值链视角下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GRA视角下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效应研究
国际镜鉴中我国文化产业财政支持理念革新思辨
中国对外文化产品出口结构研究与调整策略
江苏对外文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化财产返还诉讼中的法律适用规则探析
从艺术税法视角剖析中国画廊业困境及解决之道
大数据时代创意设计服务平台建设研究
机制与模式:电影艺术如何影响城市创意产业
甘肃省区域文化产业效率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DEA-Malmuqist的广西文化产业发展效率研究
国际文化贸易制度环境研究:宏观政策与微观态度
应用型本科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与全球化战略路径研究
融合:制造业与文化产业高质快速发展的可行路径
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与我国文化产业开放发展对策研究
安徽省文化产业竞争力分析与提升——兼与中部省域比较
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文化资源、文化势能及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误区探析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102-01
国际关系主要指各国之间的实际行为。在21世纪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局势，也有了进一步的挑战。国际商贸关系的紧密性使得各国的联系增强。从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来讲，主要包括国际制度、行为规范、认知背景等等。这些因素也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
一、国际关系与国际商贸战略研究
（一）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商贸战略发展
从目前的国际关系上来讲，各国之间逐渐趋于稳定的状态，并都以“合作”为前提，致力于经济贸易的提升。因此，各国也在发展中意识到，只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存在，才能够促进商贸战略的多样化。一般来讲，国际商贸的核心都分布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它具有引领商务贸易发展的功能，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广州为例，它临近香港，并且是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便利性非常强。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性会议也多在广州、上海、深圳等地举行。在此现状下，我国的国际商贸中心也由此形成。我国将广州作为具有优越性的国际商贸圈。主要以电子科研型产品的交易为主，进行零售与批发的综合性调整。另外，以良好的国际关系作为基础，定期举行一些国际化的商务会展，各国人民积极参与，实现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第二，扩充产业链条。在国际商贸展示的基础上，各国之间也可以进行新型产品的研发。我国可以通过各国产品的关联性进行产品衍生与融合，促进国际商贸的发展。第三，从“内核形”产业出发，带动外部经济的发展。利用良好的国际关系，我国还可以将总体经营业务进行扩展，实现销售与运营的一体化。从科技信息与金融贸易等核心经济收益为标准，形成新型的国际贸易集群，进而推动旅游业、休闲业等产业链条的形成。[1]
（二）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贸易层次的形成
良好的国际关系也有利于我国国际商贸层次化的组建。以上海为例，它是我国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2]近几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与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尤其是“世博会”的开展令世界看到了我国的发展，给世人带来了震撼。在世博会成功举办后，上海也致力于国际商贸的发展，将贸易功能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以批发零售为主，对一些新型产品进行展览，促进国际商贸会的举行，形成企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商贸中心内核的形成。第二，以上海的主要商业圈为准，将先进的制造业、科研产业、信息服务业、金融经济行业作为国际贸易的支柱，促进新技术之间的交流，以“物流中心”作为基本载体，优化贸易组织形式，促进资源的整合。第三，发展服务等辅助型产业。以“旅游行业”为主，以教育培训、文化产业为导向，推动国际贸易多样化的形成。国际贸易层次性划分使得国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有利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品之间的带动性与融合性。[3]
二、国际贸易战略促进国际关系大融合
国际贸易战略的有效制定也能够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第一，在国际贸易战略的组建时期，各贸易中心一定是将科研组织放在首位。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國际交流。以我国先进的技术作为突破点，也使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强。试想一下，国家之间的来往频繁了，必然会促进良好关系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国际关系主要以利益的变化为主，利益的提升能够带动关系的发展。第二，在国际贸易战略制定的同时，各贸易中心也在对产品链条进行优化与组织，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中心。此方式能够促进经济贸易值的增长，使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而综合实力的加强也会促进国际关系的完善。[4]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战略是紧密相连的。首先，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推动贸易层次的形成。其次，国际贸易战略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大融合。二者是互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为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先庆.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新视角——基于商贸中心能量等级分析的战略研究[J].城市观察，2011（4）：65-73.
[2]林永亮.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然”与“应然”[A].外交学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借鉴与创新——2011年博士论坛[C].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1：23.
一、互联网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战略创新基础解读
（一）国际贸易战略创新的价值研判
第一，基于互联网的国际贸易增强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市场竞争力。覆盖全球的互联网与面向世界的国际贸易之间具有天然契合点，其典型代表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引领的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基于网络平台所展开的跨境商贸物流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传统国际贸易商务活动的信息化和透明化。跨境电商具有面向世界、覆盖全球、信息高速传播和运作成本较低等多重优势，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际贸易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大幅扩展了我国实体产业的国际市场营销新渠道，实现了传统出口加工型贸易的转型升级。第二，基于互联网的国际贸易改变全球贸易价值链格局。随着互联网国际贸易交易模式的崛起，电商型国际贸易成为世界贸易市场的主导者。传统的金字塔型国际贸易分销结构逐步演变为扁平化分销结构乃至直销结构，中间商在传统国际贸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被逐步削弱甚至被取缔。这导致原本被中间商盘剥的产业利润中的一部分回流到实体经济领域，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变革；另一部分利润则以厂商让利的方式转移给普通消费者，用以增进消费者的剩余价值，提升消费者对我国出口商及其产品的认同度。
（二）国际贸易战略创新的环境研判
互联网时代国际贸易战略与国际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国际贸易是在国家间展开的商贸经济活动，其经营成果直接影响参与各方的获利水平，各国出于维系本国利益最优化目标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势必影响电子商务型国际贸易战略的落实。贸易保护政策所保护的对象是那些对维系本国经济独立自主有重要意义的产业，这类产业通常为幼稚工业或关切民生型产业，其保护手段则为关税壁垒或非关税的绿色壁垒等形式。基于互联网的国际直销业务提供了绕开各国关税壁垒的新销售渠道，为此，大力推进“互联网+国际贸易”战略有助于我国实体企业通过网络直销渠道依法绕开各国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的规制，有助于为我国拓展庞大的实体经济营造良好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二、互联网经济时代国际贸易战略创新路径探索
（一）创新国际贸易领域的电子政务战略
落实建立国际贸易电商化战略的电子政务战略。从新经济角度来审视，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公司实质上是异于传统公司的电子公司，电子公司的功用在于将传统产业和新兴的互联网产业相融合，运用熟知领域的知识和能力来帮助传统企业借助新技术与网络空间上的其它传统企业沟通交流。而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则习惯于管理传统领域的产业企业。因此，建立适应互联网技术的电子政务系统有助于推动电商型国际贸易业务。由于电子政务系统可以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来超越时空局限性，优化既有政府组织运作结构和政务操作流程，为跨国电子商务企业提供高效、快捷、公平的政务服务，所以可以有效节约跨国电子商务企业的制度成本，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提升通关环节电子政务运作效能。货物通关是国际贸易诸环节中业务复杂度较高和运作风险较大的环节，强化该关键环节的电子政务运作效能有助于打破国际贸易业务操作过程中的瓶颈制约。比如口岸管理应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口岸电子政务系统的先进经验，在既有全国性金关工程基础上继续推进口岸通信技术升级改造，打造更适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一站式”通过服务系统和“单服务窗口”式通关平台，全方位落实无纸化通关战略，尽快将线下通关业务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切实节约国际贸易从业者的通关成本。考虑到电子政务上交易主体更为庞大和交易者历史信用信息更模糊的现实问题，通关环节的电子政务系统应建立针对跨境电商企业的风险管控数据库，深度分析口岸后台数据并建立信用评级模型，落实对跨境电商企业的分级分类信用管理。通关电子政务系统还应当提高与商务、外管、银行、工商、税务、国检等部门的数据交换强度和频度，建立跨部门的国际贸易相关政务云数据平台，将跨境电商业务相关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信息整合处理，强化对不良企业走私、偷逃税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跨境电商市场环境，为优良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空间。
（二）深挖国际贸易领域的后发优势战略
着眼技术突破来落实国际贸易后发优势战略。国际贸易的历史强国虽然依靠其先发优势地位占据了国际贸易市场中的较大份额，但在互联网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依托物理性营销渠道的传统国际贸易市场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依托互联网营销渠道的新型国际贸易市场份额分配规则正在确立。部分学者批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将比较优势视为比较优势的“陷阱”，并指出这类比较优势事实上并无助于促进所有战略实施国的国家利益最优化目标的实现，而仅有助于那些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较高位置的强势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一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实际上是在既定的技术环境下，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在既定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所产生的“势差”，在技术环境变量不改变的情形下，后发国家难以有效超越先发国家。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环境变革使得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处于同等竞争地位，从根本上消除了先发与后发国家之间的技术“代差”劣势。在此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应当紧抓互联网技术发展契机，结合我国国际贸易资源禀赋优势，及时切入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新模式。着眼制度突破来落实国际贸易后发优势战略。国际贸易制度实质上是一套从事国际贸易商务活动的行动规则。根据新制度经济学，互联网技术革命所支持的国际贸易交易新制度的创新有助于降低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交易费用，会影响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各类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从成本轴与收益轴构成的二维结构分析中可知，先发国家在旧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中投入巨大的资源，这份资源随着经济与技术环境的变化而逐步演变为沉淀成本，故此先发国家缺乏了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的能动性，而后发国家因其在旧的国际贸易制度体系中所投入的资源远少于先发国家，使后发国家因率先采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国际贸易制度体系而额外产生的制度成本远低于先发国家。这就决定了后发国家较先发国家更有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既有国际贸易制度体系的意愿。为此，我国发展国际贸易应当积极通过放开对互联网行业管制的策略，来培育互联网技术内生的制度创新力量，运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来形成互联网技术支持的、适合本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体系。
（三）探索国际贸易领域的供给侧变革策略
大力培育新型国际贸易商业模式。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和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形势下，作为驱动我国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贸易增长出现下降，国际贸易领域的供给侧变革迫在眉睫。推进跨境电商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助于在传统的国际贸易营销渠道之上培育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国际贸易营销渠道，为我国多数发达地区经济健康成长的过剩产能开辟新的路子。考虑到跨境电商产业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态势迥异于传统产业，各级监管部门不可运用传统的监管手段来规范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而是应当结合互联网产业特征来制定适合跨境电商产业特征的行政监管与服务职能，为跨境电商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工商部门应当摒弃对跨境电商企业经营范围的严格限制，在宽放其业务边界的同时从财税优惠政策制定方面来加大对跨境电商的扶持力度。积极推进国际贸易领域的产融联合体战略。传统的国际贸易产业与金融产业彼此独立运营，二者虽然围绕具体的国际贸易业务有相互支持的行动，但从系统层面而言缺乏有机整合。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逐步升级，单个企业间的竞争正逐步消失，以企业联合体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竞争新格局正逐步形成，打造适应当代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格局的产融联合体正当其时。产融联合体要求从事国际贸易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股权关系为纽带，以控股为形式，以人事参与和核心资产相互支持为手段来推进二者融合。从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市场发展的历史路径分析，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具有必然性，因为这二者的融合是以产融联合体参与各方的各自利益最优化为目标，以提升产融联合体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放开对网络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的经营牌照发放范围、提升跨境电商单笔货款支付限额和交易笔数限制，增强跨境电商系统内部的产供销系统和金融系统的融合度，以提升其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整体竞争实力。考虑到国际电商业务中交易各方的信用问题是影响跨境交易的重要障碍，跨境电商在融合实体产业与金融业务的同时，可以建构跨境交易参与各方的历史交易行为信用数据库，凭此来客观评估交易者的信用水平并给其合理的跨境交易授信额度，切实维护跨境交易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促进电子商务型国际贸易业务的健康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熊福梦，张义.“互联网+”时代国际贸易新方向跨境电商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3）
摘要 我国经济已迈入“服务化”时代，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广东、浙江等12 个省区市服务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福建省服务业总体上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仍然存在结构不够合理、发展层次偏低等突出问题，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兄弟省市相比，相对滞后的情况并未改变。建议福建省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业与农业、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将服务业打造成为新常态下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关键词 服务化；服务业；新常态
1 福建省服务业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服务业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服务业总体发展良好
一是规模不断壮大。1997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000 亿元，2009 年突破5000 亿元，2011-2014 年分别突破6000 亿元、7000 亿元、8000 亿元、9000 亿元，2014 年达9525.49 亿元。（表1）
二是增幅保持平稳。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0%，“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前四年的年均增幅分别为10.5%、13.4%、9%。三是投资快速增长。2014 年全省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11562.26 亿元，增长21.1%，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7%，比2005 年提高4.9 个百分点。2005-2014 年，全省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为25.8%，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高0.3个百分点。
1.2 服务业结构有所优化
一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比重有所下降，从2005 年的44.7%降低到2014 年的38.4%。
二是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崛起、比重加快上升，由2005 年的55.3%提高至2014 年的61.6%；金融业2005-2014 年年均增长16.6%，是三产中增速最快的行业。
三是生产业快速发展。2005 年，全省生产业淤增加值突破1000 亿元，2014 年达5000 亿元左右于，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3.2%，分别比同期服务业增加值和GDP 增速高1.6 个、0.7 个百分点。（表2）
1.3 服务业对全省经济贡献较大。一是吸纳众多劳动力。2003年突破500 万人，2013 年增加至940.56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3.85万人。服务业从业人数在当年从业人员中占比也不断上升，2004 年突破30%，2013 年增至36.8%。二是服务业成为税收增长的主要源泉。2012 年，全省服务业完成各种税收1422.2 亿元，增长27.2%，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1.4%，比2005 年提高15.2 个百分点。
1.4 服务业利用外资力度加大一是合同数量不断增多，2014 年全省服务业合同项目790 个，比2005 年增加457 个。
二是合同金额持续增加，2013 年服务业合同金额为38.24 亿美元，比2005 年增加27.76 亿美元。
三是实际利用外资保持较快发展。2014 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为25.2 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35.4%，比2005 年提高了16.5 个百分点。
2 福建省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虽然福建省服务业总体上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全国平均水平及兄弟省市相比，相对滞后的情况并未改变，仍然存在结构不够合理、发展层次偏低等突出问题。
2.1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从全球看，近年来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普遍超过70%。
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已迈入“服务化”时代、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2011 年服务业成为第一大就业主体，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 年广东、浙江等12 个省区市服务业已经成为主导产业。从省内看，2014 年省该经济总量居全国第11 位，比2005 年前移2 位，但服务业增加值仍居全国第13 位。2005-2014 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1.6%，居全国第14 位。2014 年，福建省服务业比重为39.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1 位，比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分别低9.5 个、8.3 个、7.1 个、3.9 个、2.6 个、2.2 个百分点。
2.2 服务业投资和利用外资的结构不尽合理
全省80%左右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开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行业，其中房地产业投资占比超过40%；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投资仅占10%左右。大部分外资集中在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其中房地产业利用投资占比超过40%；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均低于5%。
2.3 生产业发展层次偏低
一是传统生产业占比较高。2014 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业两大传统生产业增加值占生产业的比重约51%。
二是部分新兴生产业发展较慢。2014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占生产业比重约10%，比2005 年降低4 个百分点；2006-2014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年均增速约为12%（按现价计算），比生产业年均增速低7 个百分点。
三是生产业供需缺口呈现增大趋势。根据国内外一般经验，每1 元制造业增加值需要1 元以上的生产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2014 年，福建省制造业增加值为9209.47 亿元，但生产业增加值仅5000 亿元左右，缺口超过4000 亿元，而2005 年缺口仅有819.45 亿元。
2.4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偏低
福建省货物贸易规模居全国前列，但服务贸易发展远滞后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结构不尽合理。“十二五”前三年该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5%、7.5%、8.2%，均低于同期全国的10.3%、10.8%、11.5%。同期该省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比重约3%。在服务贸易结构方面，全省旅游服务和运输服务贸易两大传统服务贸易占比具有绝对优势，而以专利权使用、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为代表的新兴高端服务贸易发展缓慢。
3 促进福建省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顺应我国经济进入“服务化”的形势，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业与农业、工业及“互联网+”融合发展，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经济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将服务业打造成为新常态下福建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3.1 优化发展环境
3.1.1 加强政策支持
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加快发展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升售后服务质量三年行动计划、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加快发展等政策措施，尽快研究出台福建省的贯彻实施措施。研究制定促进生活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科学制定“十三五”服务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及配套政策。
3.1.2 强化要素保障
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符合服务业不同行业实际的投资强度和用地标准，逐步增加服务业建设用地总量。加快落实鼓励类服务业用电、用水与工业同价。
3.1.3 加大资金投入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逐年增加省级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有关部门在各专项资金中要增加对服务业的投入，重点用于支持带动性强、聚集效应明显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新兴业态的服务业项目。营造公平、规范、快捷、有序的市场准入环境，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服务业。
3.1.4 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动态调整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完善购买服务信息公开机制，逐步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将居民需求强烈、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社会力量能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承担。探索财政出资为政策性扶持的初创期小微企业购买记账服务，积极推动小微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3.1.5 鼓励创业创新
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打破行业垄断，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更宽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制度环境，创造更好市场竞争环境，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加强保护产权、维护公平、强化激励机制等方面工作。
3.2 促进融合发展
3.2.1 推动服务业与农业融合互动发展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涉农服务机构把服务领域向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延伸，向农业信息、金融保险和市场营销等领域拓展，为农业生产提供良种、新型农技、农资连锁经营、农机作业、金融和农产品加工、物流等诸多方面的服务。
3.2.2 推动服务业与工业融合互动发展
加快推进全产业链的整合优化，鼓励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坚持产品创新、内容应用和服务平台的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坚持生产制造、专业服务的融合，推进产业上下游的协同发展。坚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融合，打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
3.2.3 加快生产制造与信息技术服务融合
充分对接“互联网+”战略，鼓励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服务应用和创新，积极推动创意设计、远程诊断、系统流程服务、设备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等新业态发展，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融合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3.3 扩大对外开放
3.3.1 把自贸试验区打造成服务业发展高地
在自贸试验区推进服务业的体制机制创新，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改革试点经验，争取在服务业对台开放方面先行一步，取得先行优势。
3.3.2 积极引进国际优质服务资源
吸引外资加大对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投资，以扩大省内服务供给。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企业创新经营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本省服务业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
3.3.3 积极发展服务贸易
顺应国际服务贸易提速发展趋势，主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引进和培育一批熟悉国际规则和跨国公司运作模式的领军型人才、骨干型人才、实用型人才，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贸易企业，增强服务出口能力。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加快发展服务外包，重点发展以信息技术外包、研发设计等业务流程外包、知识流程外包，拓宽外包市场。
我国经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工业制造”“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我国经济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目前处于增长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就欧美日韩的发展经验看，文化产业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不但可以缓解日益紧张的资源约束、降低能耗、增加就业，促进社会资本合理流动，而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文化贸易作为一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从国际视角来说相当于就是一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的表现。文化贸易进出口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状况，而文化产业市场的供给需求存量及变量不仅影响着文化产业本身，还影响着其他产业，如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等，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增强产品多样化、提升产品价值，增强产业融合、产业升级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并改进经济增长的质量。
一、 文化贸易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假设
决定产业结构演进的本质变量主要有三：需求结构、相对成本和对外贸易，前两者是封闭条件下影响产业结构成长的本质变量，而对外贸易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自外部的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进出口商品的结构；而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文化贸易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源自于文化贸易进出口对国内文化产业市场供给与需求的调整。市场供需的变化引导市场行为，并进而改变市场结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文化创意产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构优化模式是主要是基于产业融合的视角， 产业融合发展直接促进了产业创新。 在产业融合基础上形成的新产业、新产品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它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也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商机和市场，从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持续繁荣（厉无畏、王慧敏，2002）。
假设1：文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即文化贸易商品结构应该正向影响着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柔化。
文化贸易商品结构反映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优秀资源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相关产业的价值提升。文化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主要通过进口的推动和出口的拉动来实现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的。就进口推动而言，文化贸易进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会直接引起进口国文化产业国内生产结构发生变动，因为进口变化引起了该国国内文化商品供给状况变化，该国国内文化产业生产结构被迫必须相应变化以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而且贸易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效应之一是示范效应，即产品的消费示范效应极大地影响着进口国产业的发展方向。就出口拉动而言，作为外部需求的出口能够通过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来拉动本国文化产业发展,从而拉动国内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
假设2：文化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量和比重上升正向影响国内第三产业的总量和比重，同时负向影响国内第一产业的总量和比重。
文化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服务经济为载体的现代服务经济。文化产业对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创意人才的智慧、灵感和想象力进行再生产，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可以深入到文化产业的不同层面，包括资源亨利与内容创作、产品制作和营销等各个方面，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和比重。另外，文化服务进出口变化所对应的国内文化产业市场文化服务的供给与需求能力，除了文化产业服务本身之外，还包括文化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服务所带来的价值提升，比如文化体验与农业生态相结合所产生的农业文化体验生态旅游，弱化了农业本身的产品生产功能，增强其文化体验消费的功能，提升价值，延长产品服务的生命周期，创造品牌价值，提高第三产业的总量和比重。
假设3：文化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量和比重上升正向影响国内第二产业的总量和比重。
文化产业是后工业文明时代信息社会的创意工业和知识服务业，是知识经济第二个发展阶段由外向内转化的内容产业与创意工业的知识服务业。文化产业与制造业、高新技术等产业融合，能够促进第二产业的软化，通过赋予文化内涵增加第二产业附加值的开发，通过知识的运用延伸其价值链，比如通过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增加制造业的附加值。
总之，文化贸易的进出口体现并促进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这一结局也将从文化服务和文化商品两个方面进一步对国内文化产业市场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国内的产业结构的变迁。
二、 变量设置与假设验证
本文实证部分的研究思路为：在产业结构演变的分析框架下，以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总量、增速和比重为因变量，以文化商品贸易、文化服务贸易的总量、增速为自变量， 通过设置的绝对值因变量、相对值因变量、绝对值自变量和相对值自变量分别构建线性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并通过检验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
1. 变量设置。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的研究思路，我们设置的变量具体包括：
因变量FI、FIA、FIP；SI、SIA、SIP；TI、TIA、TIP——分别为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速、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其中增速为不变价（上年=100）的增长率，通过第一产业每年的增加值计算所得；其他变量值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自变量EXA、IMA——文化贸易出口增速、文化贸易进口增速。其中增速为不变价（上年=100）的增长率，通过文化贸易每年的进出口额计算所得；文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来自UNCTAD的数据库。
自变量EXG、EXGA、IMG、IMGA——文化商品贸易出口额、文化商品贸易出口增速、文化商品贸易进口额、文化商品贸易进口增速。
自变量EXS、EXSA、IMS、IMSA——文化服务贸易出口额、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文化服务贸易进口额、文化服务贸易进口增速。
2. 假设验证。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散点关系图可以初步验证相互之间的关系，即——
（1）文化贸易进出口增速与我国第一、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呈现出如假设1所提出的变化关系，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表现为负向关系，与二、三产业比重变化呈现出正向关系，且从线性回归看出对第三产业比重的影响系数更大。
（2）文化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具有明显方向一致的变化关系，它们的增长率之间变化的方向也是一致的，文化服务贸易进出口促进了第一产业的增长，假设2中关于文化服务贸易负向于第一产业的说法不成立。
（3）文化商品贸易进出口额与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紧密拟合，线性回归显示文化商品贸易在促进第二产业增长方面效果明显，假设3成立。
（4）文化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之间变化方向一致，具有明显正向的线性拟合关系，且文化服务贸易增加快于第三产业的增加，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的文化服务已经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出假设2中关于文化服务贸易与第三产业的关系理论设想是成立的。
三、 实证分析
1. 模型及其估计。在计量模型的构建中，我们将设置文化贸易进口增速、文化贸易出口增速为自变量，因变量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为能更好地揭示变量之间的弹性变化关系，本文对相应变量取对数后，得到如下模型：
LnFItLnSItLnTIt=?坠01?坠02?坠03+?坠11 ?坠12 ?坠13 ?坠14?坠21 ?坠22 ?坠23 ?坠24?坠31 ?坠32 ?坠33 ?坠34LnEXStLnEXGtLnIMStLnIMGt+?着01?着02?着03（1）
LnFIPtLnSIPtLnTIPt=?茁01?茁02?茁03+?茁11 ?茁12?茁21 ?茁22?茁31 ?茁32LnEXAtLnIMAt+?滋01?滋02?滋03（2）
其中，α01、α02、α03及β01、β02、β03为常数，ε、μ为残差项，其余α、β均为回归系数。
对取对数后的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只有Ln（IMG）、Ln（IMA）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Ln（EX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其它变量均不平稳。对各变量取一阶差分进一步进行平稳性检验后发现，Ln（FI）、Ln（FIP）、Ln（T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在上述两个基本模型中，可以进行进一步检验的模型如下：
LnFIt=?坠01+?坠14LnIMGt+?着01（3）
LnTIt=?坠03+?坠34LnIMGt+?着03（4）
LnFIPt=?茁01+?茁11LnEXAt+?茁12LnIMAt+?滋01（5）
在上述三个基本模型中，虽然各变量的平稳阶数不一致，但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并将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所有模型都是平稳的，见表1。这一检验结果表明：虽然部分变量不是水平平稳的，但对其进行线性组合后却具有平稳性，因而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
总体而言，表1所显示的文化贸易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的回归结构较为理想。首先，从拟合优度来看，模型3、模型4均表现出很高的线性相关关系，拟合优度值在0.92以上，这一数据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良好，文化商品贸易进口额完全可以作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变化的原因。而模型5，拟合优度中等，文化贸易进出口的增速基本可以作为第一产业比重变化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从D-W值得数据来看，数据都不太理想，只有模型3的该数据大于1.5， 在非自相关的经验阈值以内，拒绝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而模型4和模型5，该数据都较低，但因为统计资料的原因，观测值较少，解释变量不多，所以不能就此作为一个危险信号。
2. 文化贸易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1）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贸易的增长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文化贸易日益成为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日益凸显。如表1所示，从模型3和模型4可以看出，文化商品进口贸易额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都呈现出积极的影响，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对第一产业的影响系数，文化贸易进口额每增加一个额度，第一产业将增加0.733个额度，第三产业将增加1.219 6个额度。究其原因，除了前文所述文化贸易所直接引致文化产业国内市场结构进而影响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之外，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大也和我国文化贸易进口商品构成有关，占进口份额较大的有设计、表演艺术、广告、市场研究、艺术品、新媒体及出版物等，其中前三位都是隶属于第三产业，因此我国文化进口贸易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力较大也就成为必然。
（2）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反映并对应着国内经济的增长，影响着相关产业的结构调整，并最终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变迁。因为统计数据的原因，目前只能初步估计文化贸易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对于我国第一产业比重的影响。从表1模型5来看，我国文化贸易进口增速和出口增速对第一产业比重的增加都是负向影响的，且目前影响力都很小。这一方面因为从文化产业的内涵、外延看，其与传统的第一产业本身的关系比较小有关；从文化产业的关联性角度，以2002年统计数据分析，我国目前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第二产业的物质投入较大，需要第三产业的智力投入次之（李华敏、王花毅，2010）。
实际上，文化贸易对一个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的影响路径决不仅仅是通过文化贸易额的变化、文化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文化贸易增长速度的变化这么简单和直观，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有很强的产业融合效应，其与其他产业、行业的相互融合渗透力很强，可以通过提高其他产品的文化内涵、知识结构等大幅度提升其获利能力，从而改变产业的国内比重结构以及国际价值链的位置，其间接影响力或许更大，从文化产业的影响力系数、感应力系数都能得到验证。因此，通过改变我国文化贸易的绝对变化和在国际文化市场的相对变化，从而转变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实现低消耗、高产出的可持续发展，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四、 结论与启示
文化产业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强力带动作用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近些年，表现得毋庸置疑。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在2009年才开始得到初步重视，目前仍处于该新兴产业在国内的导入期，从本文的分析看，总体来说，文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有所显现，但其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还没有凸显，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引致还不明显。
基于前文对我国1997年~2008年文化贸易与三次产业的关系分析，对于我国文化贸易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体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有以下几点启示：
1. 注重文化产业基础和核心竞争力的打造。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其路径就是打造文化产业基础，构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大对文化企业的保护与扶持，注重创意研发的基础投入以及后期开发的政策辅助，在创新型经济中发挥文化创意经济的重要作用。
2. 在文化贸易领域使用文化保护，给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给予文化产业各种政策优惠和发展支持。
3. 文化产业发展中实施品牌杠杆战略。通过与外部实体建立联系，将人们对外部实体的积极态度、印象、评价等转移到品牌上来，增强品牌实力，创建品牌资产。我国的文化企业一开始就将面临复杂的、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传统的按部就班的做法没有机会和时间让其发展壮大，而合理采用借助外部资源的方式打造品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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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哲（1989―），男，汉族，研究生在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年来，其增长年均速度高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分别对旅游各产业链讨论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并发现在一些特定的产业环节，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产业链；融合发展
一、背景介绍
（1）旅游业发展概况
我国旅游业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迅速，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加强。2012年，国内旅游人数达29.57亿人次，收入22706.22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12.0%和17.6%；接待入境旅游1.32亿人次，实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00.2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下降2.2%和增长3.2%；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8318.2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8.4%；全年实现旅游业总收入2.59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5.2%。
2011年度，我国旅游服务出口额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四，旅游服务贸易进口额排名第三。旅游业已然成为了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部门。但与游服务贸易进、出口均排名第一的美国、旅游强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的旅游业还有待进步一的提高。
就整体来看，我国旅游业总体保持着平稳的发展，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速，还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2）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概况
2005年至2011年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增加值现价的年平均增速为23%，高于同期GDP现价增速6.6个百分点，法人单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1.94%逐年提高到2011年的2.85%。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国际贸易发展报告，2008年，我国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大国，其市场份额为20.8%。2003-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6.9%。我国文化创意产品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整体实现了快速增长，具体经济发展潜力。
（3）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趋势
从经济角度来说，这两个产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均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派生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这两个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二产业具有融合发展的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旅游业的产业环节与第六大类――“休闲娱乐服务”重叠部分。而按照《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标准》，“游、休闲娱乐及其他辅助服务”则直接被划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也就是说在政策划分方面，二产业的界限逐渐模糊。
在经济领域中，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也已经自然而然的融合在一起，例如北京著名的798艺术园区、迪士尼主题公园等等。
综上所述，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确实有融合发展的趋势，但是就其融合发展的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两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存在着共性的方面，同时也存在着差别，如何从共性之中找到融合发展的契机，将是两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旅游业的特点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我们发现二者实现各全面融合发展并不可行，下面将根据旅游产业链来分别讨论其融合发展的问题。
（1）旅游业产业链
产业链是一条价值链，位于这条价值链上的企业集群共同创造和分享这条产业链上的价值利益。我们可以将旅游业产业链理解为通过提供不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创造价值，来满足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并获得经济利益的企业集群。在这条产业链中，企业集群之间是分工合作的关系，并通过自己创造的价值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旅游业凭借旅游资源和设施，专门从事招徕、接待游客，为其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六个环节服务而获取收入。从旅游业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娱构成了旅游业的主要产业链条。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消费者出门旅游的核心在于一个“游”字，即六环节中游览这一部分。消费者由游览这一需求而派生出了对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其余的产业环节的需求。当游客没有“游”这一需求时，其余部分的环节是无法创造价值并获得经济利益的。但是，没有其余部分产业环节的支持，消费者对于“游”这一核心产业环节的需求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消费者旅游这一需求的实现，需要旅游各产业环节分工合作，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
我们根据这六大环节，来分析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由于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模式，所以仅就旅游业的主要产业链进行分析探索，而对于其延伸产业链不做过多的介绍。
（2）各旅游产业链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
交通，其本来意义在于促进空间位移的便捷，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相差较大。目前日本一大型旅行社拟推出巴士旅游套餐，让人们体验飞檐走壁的忍者和身带佩刀的武士，这可以说是体验旅游的一种，在实现巴士交通功能的同时，给游客带来了旅行体验。但是，究其本质来说，交通本身的所发挥作用难以与文化创意产业全面融合。
游览，这是消费者对于旅游需求的核心内容，本质需求则在于旅游吸引物。近年来，旅游吸引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文化诉求、创意诉求、体验诉求已经悄然的融入甚至成为旅游吸引物的组成部分。消费者对于文化创意产品的追求、体验逐渐成为消费者外出旅游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构成了旅游吸引物，同时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并且这一融合模式逐渐形成了市场。例如著名的迪士尼乐园，几乎成为了旅行的必去之处。迪士尼乐园本身属于文化创意产业的范畴，但是在经济上看迪士尼乐园又是当地游业发展的重要部分，扮演了“游”这一环节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到，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的界限在迪士尼乐园中逐渐消失，二者逐渐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在游览这一环节，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实现了很好的融合。这一发展模式，必将为两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住宿，其本质是为了旅客提供休憩的场所，与文化创意产业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目前，全球范围内不乏一些主题酒店，消费者在酒店享受住宿服务的同时确实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例如瑞典冰旅馆，其独特的构造为游客提供了非凡的体验。但是从其提供的基本服务来看，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还有着一定的距离。
餐饮，其目的在于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处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第一层，其针对的消费者不仅包括游客也包括了处于惯常环境的非游客居民。一些饭店的装饰包含了文化、创意等因素，但究其本质仍是提供餐饮消费以获取经济利益的部门，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行性小。
购物，其中购买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部分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拉动了旅游业中购物这一环节的消费。二者虽然在这一购物环节相互促进，但就这一环节的融合发展来看可行性较小。
娱乐，这一环节本身可以归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因此在这一环节上，二者具有融合发展的可行性。
（3）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得知，旅游业六大环节并非所有环节都可以很好的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在先阶段，娱乐、游览环节与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着融合发展的可行性，而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环节在融合发展上可行性小，不具有可操作性。
三、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案例分析
在中国南方广东省珠三角区域聚集着众多的主题公园和游乐场所，而尤其以深圳华强集团和广州长隆集团的主题公园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以社会效益为首要，主打生态旅游观念的长隆度假区在投资规模、地理位置、文化内涵上具有其独有的特色和优势，10多年来成功打造中国首批、广州第一个国家5A级景区和“世界级旅游王国”，年接待游客超过1300万人次，入园游客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旅游界的奇迹。
在长隆集团的游乐王国中，生态理念、欢乐主导、经营幸福是几个重要的关键词，也是其发展至今公园活力的源泉。从其繁荣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它正是抓住了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中娱乐、游览两处关键环节成功实现了广州“旅游逆差”，并且在接待游客人次上有望突破每年1500万，未来将跻身中国第一的世界级旅游“巨无霸”。
而娱乐与游览两个环节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创新，面对日益提升的国民生活水平，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物质需要已经大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更丰富的文化产品以及更有创意的娱乐方式是主题公园吸引游客的灵魂。长隆集团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大胆有魄力，例如2005年推出了与“俄罗斯马戏教父”扎巴斯内联合制作的《月球侏罗纪》大马戏，虽然耗资过亿，但市场的反应却不尽如人意，长隆果断叫停换戏，随之《森林密码》的出现，让长隆大马戏团的场子爆棚。
“不可替代”的体验和努力营造的幸福氛围，能够算上长隆度假区的两张王牌，两者各有春秋可又互相融合。每逢节假日，长隆的各大主题游乐园就会推出大大小小的活动表演，有观赏型的、有互动型的，并且表演内容有主线有支线，能够吸引游客沿着表演的内容去体验园区里面的娱乐项目，如“十环过山车上的婚礼”、“长隆零点跨年烟花汇演”等，都为这个园区创造了让游客独有的记忆片段和体验。在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里有五大主题乐园以及酒店餐饮等配套设施，集主题公园、豪华酒店、高档餐饮、娱乐休闲、生态发展、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等于一体，在抓住“娱乐、游览”两个关键环节后，长隆迅速利用核心优势带动了其产业的周边配套设施建设与发展。“独具匠心”响应生态文明的长隆生态城，从“吃、住、购”上支撑了长隆游乐公园，而且不是简单的支撑，其配套设施也蕴含了相关的文化故事，比如长隆酒店是国内首创的动物主题酒店，也是中国最大的生态主题酒店，连续多年荣获“中国最佳主题酒店”大奖。拥有1500间主题客房和全国唯一放养白虎和火烈鸟的中庭花园、放养着雪虎、天鹅等珍稀动物的巨型动物岛，生态理念贯穿了长隆的动物世界和主题酒店，让游客来到这里仿佛全身心的置身于一个生态娱乐王国，给人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四、结论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得知购物、游览、娱乐环节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操作性大，交通、住宿、餐饮环节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可行性小。并不是所有环节都可以对接、融合，找到融合发展的突破口十分重要。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容作为旅游吸引物，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实现了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这一融合模式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产业升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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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而言，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成功助推了中拉经贸关系的飞速发展。一个是在历经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开启新时代的中拉经贸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个是2008年11月5日，中国首次发表《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该文件不仅明确了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而且提出了新时期中拉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
转身回眸，中拉经贸已经走过艰辛的开拓期。站在2013年的新起点上，极目远眺，未来10年将是中拉经贸发展的黄金期。
回头看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点
贸易是主力
进入新世纪，中拉贸易总量实现跨越式增长，进出口总体维持平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从贸易总额看，从2001年的149亿美元飙升至2012年的2612亿美元，增长16.5倍。
这至少表明：其一，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增长的步伐（2009年贸易总额为1219亿美元，同比下降15%），没有改变中拉贸易增长的长期趋势。其二，贸易发展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2000年突破100亿美元到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用时7年，而此后在2011年突破2000亿美元关口仅用4年，中拉经贸合作平台提升的时间大为缩短。
从重要性看，双边贸易占中、拉各自对外贸易的比重都逐年上升，而金融危机客观上更加凸现中国在拉美对外贸易，甚至是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与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占拉美外贸总额的比重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国家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笔者根据CEIC Data中国经济数据库计算，中拉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01年的2.9%上升到2012年的6.8%。按出口目的地划分，2000～2011年美国和中国占拉美总出口的比重呈相反的走势，美国所占比重从57.8%降至39.5%，中国所占比重从1%跃升至9.2%。
另外，从贸易结构看，中拉商品结构互补性强，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中国向拉美出口的商品集中在工业制品中的“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而从拉美进口的商品集中在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
根据拉美经委会报告，除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高技术制成品外，大部分拉美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初级产品集中度非常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经济高增长对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正是金融危机期间南美国家经济复苏早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拉美国家也认识到，中国已经成为其亚洲邻国向发达国家间接出口的平台（它们是中国制造业所需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供应商）。因此，拉美国家积极参与亚洲供应链和价值链，将成为中拉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强大动力。
投资是新支点
在投资方面，尽管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仍有超过90%流向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但是自2008年以来，特别是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能源和矿产领域投资步伐加快，区域内分布状况有所改善。
根据CEIC数据库计算，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存量达到552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总投资存量的13%。拉丁美洲已是仅次于亚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第二大地区。而根据拉美经委会统计，2010年，中国继美国（17%）和荷兰（13%）之后，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9%）。
尽管仍有90%的投资集中在油气、矿业等资源开采领域，但是随着华为和中兴通讯进入电信行业，比亚迪汽车、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进入汽车行业，中国在拉美的投资多元化战略逐渐形成。中期而言，制造业、基础设施建筑和服务业也将被纳入。未来中拉经贸关系的发展可获得贸易结构优化和投资多元的“双引擎”驱动。
金融合作成催化剂
随着中拉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对金融合作深入发展的需求也“水到渠成”，而国际金融危机在客观上也促使中拉加快金融合作。
例如，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成为美洲开发银行第48个成员国；中国和阿根廷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智利央行正在研究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从这些举措不难看出，第一，无论是中国参与区域多边贷款机构增资，还是双方积极推动货币、能源领域合作，都反映出金融合作已是中拉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世界经济衰退产生的贸易融资缺口，为中拉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
一方面，凭借庞大的经济规模、充裕的外汇储备、较高的金融盈利能力和在国际金融领域日益增多的话语权，中国能帮助拉美国家积极应对贸易融资萎缩、金融机构流动性短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合作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元化，而且有助于中国克服资源“瓶颈”，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向前看贸易和投资的着力点
金融危机给中国和拉美都提供了结构性调整的外在压力，使双方能够认真反思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十二五”规划提出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达到7%的预期指标，与“十一五”时期实际年均增长率11.2%相比，这种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做法，已经释放出中国正在进行发展模式战略转型的信号。
而对于拉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之后，改革促成了该地区由长期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的转变。经历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拉美国家要重新走上可持续增长之路，也急需进行一些重大的结构与政策调整，特别是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严重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的局面。
在吸引FDI方面，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能力的明显上升，拉美国家可能会加大从这些国家引进直接投资的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中拉经贸合作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但也蕴藏着巨大潜力。这是需要中国企业去把握的方向和趋势。
增加产业内贸易
尽管短期内优势互补的结构仍是中拉贸易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从长期来看，贸易结构需要拓展和优化。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过程之后，目前拉美国家已经认识到重塑工业化模式的重要性，这种支持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结构变化对优化中拉贸易结构是有利的。中国企业可考虑渐进性放弃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通过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与拉美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
提速服务贸易
在“中国与智利”、“中国与秘鲁”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效应下，未来将有更多的拉美国家成为潜在谈判国，在多哈回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积极开展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不失为一种务实的选择。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将为中拉经贸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内涵。在此框架下，作为“短板”的服务贸易将得到快速发展，而贸易便利化程度应继续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