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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全球优秀的生产商之间形成紧密的采购同盟关系。
2. 技术含量高的主要产品直接从韩国生产商采购，保障质量和价格优势。
3. 和供应商之间签订高级的采购协议，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4. 通过综合SCM系统提高工作效率。
5. 实行精益建造管理体系。
三星工程建筑公司的精益管理体系中，首先对价值流进行分析：哪些活动是增值的，哪些是浪费，并且针对浪费的活动实施改善项目，三星公司认为人工的浪费占总人工费的10%～12%，材料的浪费占项目总成本的10%，施工设计造成的浪费占项目总成本的6～10%，所以，找出增值和浪费环节，确定价值链中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增值活动和非增值活动，以此优化价值链，同时提高采购管理效率。
三星公司最成功的管理措施之一是制定了“末位计划体系LPS”，相当于“计划拉动体系”，将建筑生产看作是一个负责动态的过程，强调权利下放，计划是基于现场条件制定并且计划周期以短为宜。计划自下而上汇总，运用计划任务完成率指标PPC（Per Plan Completed）对每周期的计划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这样使得工作流更可靠，而可靠的工作流又能促进其他流的有序流动。在这一套计划体系中，还包括了成本企划管理子体系、综合拉动计划管理子体系、阶段计划管理子体系、未来计划管理子体系、周工作计划子体系、当日工作PPC管理子体系。三星公司的计划体系，由最后一个工作者来制定计划，每道工序根据下一道工序的需求情况来制定计划，从而形成一个环形的控制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079-09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作为“外部权威”的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但事实上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动却达不到民众的期望而在民众中引起相当的失望。作为平常人的司法者，就他们中间大多数人而言，同样不能逃脱人的自利性驱动，同样可以通过司法活动来追逐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司法者的这种对个人效用的追逐，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金钱的追求，因为作为特殊职业的司法者有着与其他人不全一致的效用函数，这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专门进行阐述。现在的问题是，司法者的这种对个人效用的追求已经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亵渎法律，进而改变人们对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的信念和预期。本研究将借助博弈论，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和严密的数学推导并结合数值模拟来分析产生司法不公的原因，以及各种因素对司法者裁判进而对司法公正的影响，研究如何有效对司法者进行激励约束，为提高社会获得的公正执法水平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二、模型的基本假设及变量的解析
博弈论(Game Theory)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对于每个博弈方，都有自己的可行动集供其选择，并且每种行为的选择都会影响到其他博弈方的切身利益，每个博弈方理性地选择自己的策略行为，使得自己在这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依存关系中，最大化个人的利益所得。各个博弈方依据一定的规则来进行决策，而制定决策的过程就是博弈方之间的相互博弈。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于1995年创立，2011年6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目前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同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关业务。在2003年比亚迪拓展汽车业务，目前已经展迅速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生产的领先品牌。
公司秉持“技术、品质、责任”的发展理念，肩负绿色环保的企业社会责任，在汽车产业打造出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跑者之一，自2015年5月起，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超越海内外竞争对手，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企业。
2基于杜邦模型的比亚迪盈利能力分析
21杜邦模型
杜邦模型是将各种财务比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综合财务分析方法，该模型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为出发点，层层分解至总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周转率等财务指标，将若干个反映企业盈利状况、财务状况和营运状况的比率按其内在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杜邦分析模型见下图。
22比亚迪盈利能力分析
杜邦分析方法可以解释各个财务指标变动的趋势及?动原因，为企业下一步采取经营策略提供参考。下面本文以杜邦模型为分析分析方法，对比亚迪近两年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同时将比亚迪的财务比率与汽车行业的行业均值进行比较，找出比亚迪公司在汽车行业中的差距。比亚迪2014―2015年基本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比率见下表。
（1）净资产收益率=权益乘数×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净资产收益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公司整体业绩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经过对净资产收益率公式分解，可以看出2015年比亚迪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和权益乘数均有小幅度上升，说明该公司竞争实力在增长，资本运作效率有提升。2014年和2015年汽车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是01544和01649，不论是2014年还是2015年，比亚迪的净资产收益率与汽车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差距都比较大，比亚迪在下一年度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公司竞争实力。虽然2015年的总资产周转率相对于2014年总资产周转率有小幅度提升，但是与同行业总资产周转率水平相比，仍然处于相对较差的水平，资产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2）销售净利率=净利润÷销售收入。销售净利率表示销售收入对净利润的贡献程度。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销售净利率有小幅度上升，2014年和2015年汽车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均值分别是00496和052，从2014年到2015年，比亚迪的销售净利率与汽车行业的销售净利率均值相比差距在逐步缩小，差距由369%缩小到128%。面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发展，比亚迪积极把握历史机遇，策略性加大对汽车业务的严打和投资力度，继续退出性能优越的新车型并持续扩大电池产能满足市场对本公司新能源汽车的需求。2015年销量同比增长20813%，新能源汽车销量局全球第一。
（3）权益乘数=1÷（1-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对提高净资产收益率有杠杆的作用，权益乘数越大，则净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财务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偿债能力有所小降。从上表可以看出，比亚迪2014―2015年权益乘数有较小幅度的下降，说明公司负债比率在降低，财务风险有小幅度降低，比亚迪在后续的发展中仍要关注财务风险，进一步降低财务风险。
3分析结论
文章运用杜邦模型对比亚迪的盈利能力进行分析，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8-0041-06
一、引言
关系的存在，导致企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这为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然性和可能性。[1]最早关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代表作是Healy(1985)完成的。Healy发现，在有奖酬金等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者们致力于投机性地操纵会计盈余以使自己的奖金最大化。管理者可以通过减少摊销费用、增加应收账款、增加库存和降低应付科目和负债等方法来增加会计盈余从而实现这一目的。[2]Jones(1991)，Friedlan(1994)等发现具有政治动机、债务契约动机、税务动机、管理层变动、股票上市发行等原因的盈余管理现象。[3][4]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当局利用会计选择权(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权和会计估计权)扩大自己的效用或公司价值的行为。[5]
由于现有融资渠道比较窄，股权再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主要选择。一些上市公司为取得融资权，获得较高的融资价格，就实施盈余管理以达到中国证监会的审核标准。已有研究发现，为达到证监会规定的配股标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形成证券市场独特的“10%现象”或“6%现象”。蒋义宏、魏刚 (1998)发现，ROE的分布与配股政策具有高度相关性，上市公司存在通过盈余操纵获取配股资格的现象。陈小悦等(2000)证明，上市公司为了迎合证监会的配股权规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6]黄新建、张宗益(2004)发现，上市公司为取得股权再融资的资格，配股前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7]
本文以配股为例，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盈余管理行为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以及反映审计质量的会计师审计报告对盈余管理的揭示程度。
二、研究方法和假设
(一)研究方法
本文样本选择1997-2002年A股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时间上涵盖了最近3次配股政策的重要变化。如表1所示，所选样本为配股后3年内没有再次实施股权再融资的公司，并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本文数据来源WIND资讯，研究和处理数据所运用的软件是SPSS和EXCEL。
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有3种：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和盈余分布检测法。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很多，Dechow等(1995)在比较了众多模型后，发现修正的 Jones (1991)模型分离出来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最能反应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8]最近的研究也有不少运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支晓强和童盼(2005)考察了独立董更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公司控制权转移之间的关系；[9]张详建和徐晋(2005)研究了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10]本文采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
本文用操控性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 accruals，DA)作为描述盈余管理程度的变量。理论上，盈余管理可以通过操纵经营现金流量和应计利润两条途径来实现，但经营现金流量的可操控性不强，而应计利润项目相对弹性较大，因此盈余管理主要通过调整应计利润来实现，由于操纵各种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最为灵活和常见，数据也较容易取得，因而在实证中多以应计项目作为研究盈余管理的对象。根据修正的Jones模型，总应计利润即：
TAi，t=NIi，t-CFOi，t (1)
其中，TAi，t是i公司第t年的总应计利润。NIi，t是i公司第t年的净利润，CFOi，t是i公司第t年经营现金流量。所有变量经过t-1年末总资产标准化处理，以消除规模差异的影响。
1998年以前，上市公司提供的是财务状况变动表，不能从中直接获得经营现金流数据，经营现金流用间接法调整，计算公式为：
经营现金流量=净利润+固定资产折旧额+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及其他资产摊销额+固定资产净盘亏额+清理固定资产净损失+递延税款贷项+财务费用-投资收益-(流动资产增加额-货币资金增加额-短期投资增加额一年内到期助长期债券投资增加额)+(流动负债增加额-短期借款增加额-未付股利增加额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增加额)
上市公司非可操纵应计利润为：
本文使用1997-2002年与配股样本公司对应年度的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3)式进行OLS估计，估计过程对每个实施配股年度对应的公司融资前后各年相关数据进行一次。
(二)理论分析和假设
1.经营业绩与盈余管理。根据会计的持续经营假设，上市公司可能通过调整可操纵应计利润从将来转移一部分利润到股票发行前，融资前提高的可操纵应计利润，须通过融资后可操纵应计利润的转回来平衡。因此，提出假设：
Hl：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前的盈余管理程度，与配股后的业绩负相关。
2.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有效的外部审计，能够通过出示不同的审计意见，对盈余管理起到一定监督作用。根据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第7号――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一般分为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四种类型。本文所指非标准审计意见，即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Hirst(1994)证明了审计师对于盈余管理是敏感的，不论是通过调高收益的应计利润还是调低收益的应计利润，而且他们能够发现盈余操纵的管理动机。[11]Francis等(1999)发现，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审计师更可能向应计利润绝对值高的公司出具非标准的无保留意见报告。[12]
H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与融资后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正相关。
3.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La Porta等(1998)认为，控股股东可能以牺牲小股东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13]李志文、宋衍蘅(2003)发现，在缺乏相应约束机制时，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大股东更有可能通过盈余操纵达到配股要求。[14]雷光勇、刘慧龙(2006)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15]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多由大股东委派，行政力量往往高于市场力量，容易使管理者的决策以大股东利益为导向。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对公司控制的能力就越强，受到的制约就越少，从配股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就越强，获取的收益也会越多，就更有动力促使上市公司获取SEO资格、提高股价，以筹集更多资金。故提出假设：
H3：股权集中度比例越高，上市公司配股融资前3年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
三、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一)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经营业绩
通过1997-2002年1次配股公司融资前3年、融资当年及融资后3年共7年的盈利能力对比(见表1)，ROE、ROA、EPS均存在程度不同的下滑趋势。融资当年T年可看作一个分界线，此前各项指标均表现良好，而之后3年则大幅下降。融资后指标值根本无法和配股前相比，说明配股并未使上市公司业绩有实质改观，股权再融资的效率并不高。
(二)配股公司可操纵应计利润分布特征
表4描述了上市公司配股前后7个年度TA、NDA与DA时间序列分布特征，对各变量均值和中位数的显著性分别进行了检验和符号秩检验。不难发现，从T-3到T年配股公司TA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均为正值，T-3、T-2年相应的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在统计上显著。而融资后的3个年度，配股公司的TA为负值，且T+2、T+3年相应的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在统计上显著。代表盈余管理程度的DA与总TA分布特征基本相同，从T-3到T年可操纵应计利润的均值(中位数)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均为正值，融资前3年在统计上显著地异于0，而融资后的DA则迅速下降，到第3年均值(中位数)下降到-0.0305(0.0262)。TA与DA的时间序列分布具有一致性，而NDA并没有表现出类似分布特征。
本文还按照某一年度配股的某上市公司，在行业、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方面的特征，选择与其在该年度具有相似特征的匹配公司。同时，匹配公司是在选择当年及随后3年内未实施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公司。表5列示了匹配公司应计利润时间序列分布，可见，只有T-3和T-1年的DA为正值，其他年度则为负值，盈余管理时间分布与配股公司不同。
(三)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的非标准审计意见
由表6可见，上市公司配股前后的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有很大反差。融资前1年的比例仅为5.53%，而融资后第3年则高达13%。可见，盈余管理导致融资后经营业绩出现下降，会计师会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关注。
(四)配股盈余管理相关性分析
盈余管理对提高经营业绩的作用通常是暂时性的，配股前的可操纵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将发生逆转，通过考察配股前后应计利润与配股后业绩表现之间的关系，可以检验应计利润对上市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的解释能力。通过研究配股当年和配股前3个年度的DA与配股后业绩的相关性，可以揭示配股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对配股后业绩变化造成的影响。同时，还可据非标审计意见类型，以判断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关注程度。表7中DA31、DA0和DA13，分别表示T-3至T-1年合计、T年、T+1至T+3年合计的DA。从动态视角看，配股后第1年ROA、ROE、EBIT与DA31显著负相关；配股后第2年EPS、销售净利率、ROA、ROE、EBIT与DA31显著负相关；配股后第3年EPS、ROA、ROE、EBIT与DA31显著负相关。与DA31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配股后3年EPS、ROA、ROE、EBIT、主营业务利润率、销售净利率和销售毛利率均与DA13显著正相关。同时，P值与DA31和DA13的关系分别表现为负相关、正相关。因此，配股融资前盈余管理相对突出。配股后经营业绩下降，可通过可操纵应计利润解释。
配股后第1-3年上市公司被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与DA31显著正相关，而与DA13显著负相关。说明审计意见能够揭示盈余管理。
配股后违规被查处，与DA31显著正相关，而与DA13显著负相关。这说明融资前实施盈余管理是有一定违规成本的。
其中，β0为截距，β1-β40 为系数，ε为残差。因变量DA有5个，包括融资当年和前3年各年的DA，以及前3年DA合计。为控制行业因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将样本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设置了21个行业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年度因素，将样本公司设置1997-2002年年度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募集资金规模、经营业绩指标P和托宾Q值，控制变量公司资产规模，均采用虚拟变量，对于高于中位数的指标取值为1，否则取0。模型都通过了自相关、序列相关等检验。各模型的F值都在0.01 以下水平显著，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各模型自变量VIF值都小于2。各模型的多重共线性的诊断表显示，条件数均在15以下，并且它们的特征值也不都接近0。同时，结合残差统计结果分析可知，模型均满足多元线性回归的假设条件。
从表8可见，各模型的回归情况并不理想，Adj-R2均比较小。融资前3年合计DA，与托宾Q值、T+3年非标准审计意见、资产规模正相关，与经营业绩、HY6(交通运输、仓储业)、HY17(石油、化学、塑胶、塑料)负相关。由此验证了假设H1，即上市公司融资后业绩下降，原因在于融资前的盈余管理。而HY6、HY17均为垄断行业，且自身盈利能力有保障，说明此类公司没有明显盈余管理冲动。
融资前T-3年DA，与T+2年非标准审计意见正相关，与HY6、HY9(社会服务业)负相关；融资前T-2年DA，与2000年和2001年实施融资、HY17负相关。说明2000年和2001年配股公司在T-2年盈余管理的程度不高；融资前T-1年DA，与T+3年非标准审计意见、募集资金规模、HY7正相关；与2000年和2001年实施融资负相关。一方面说明当年盈余管理程度越高，T+3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越大，并且获取的募集资金规模也越大，这也是盈余管理目标实现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2000年和2001年配股公司在T-1年盈余管理的程度并不高，结合T-2年的情况，说明这两年实施配股的公司相对其他年度盈余管理的动机明显要弱，
从回归结果看，有3个模型都表明融资后非标准审计意见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这也验证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假设，即非标准审计意见是揭示盈余管理的一种事后监督手段。
尽管从单一年度的回归结果看，经营业绩没有进入模型，但总体上，融资前3年的DA，与经营业绩是负相关。配股公司的DA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配股后的业绩下降，这与配股公司故意提升报告盈余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一致的。上市公司配股前通过调整应计利润提升了报告盈余，配股后的净利润将受到新的应计利润影响，因此DA的逆转是导致配股后净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上市公司配股后的业绩滑坡也表明公司本身缺乏核心能力和运营效率，上市公司不惜采用盈余管理手段努力获得配股资格，而没有致力于提高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但反映公司市场价值的托宾Q值，与融资前3年DA正相关，
反映股权结构的变量股权集中度和国有股比例，均未进入各回归模型，说明它们与DA关系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存在系统的盈余管理行为，影响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并导致配股后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下降。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表现在时间坐标轴上带有显著离散性，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多集中于SEO前时点上。我国上市公司SEO具有明显的不规范性，在本文研究中体现为盈余管理行为的普遍性，市场法规的负面作用和不稳定性。盈余管理行为与市场法规紧密相连且呈互动关系，股权再融资政策的“门槛”客观上增强了盈余管理的动机。(2)盈余管理导致融资后经营业绩出现下降，会计师对此进行了必要的关注，说明融资后的审计意见报告是有一定质量的。但相对而言，对于融资前发生的盈余管理行为，会计师的事前关注程度并不够。
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改革现有再融资政策。首先，目前再融资政策及相关法律简单死板，给上市公司的融资提供的创新空间很小，市场呼唤再融资制度的根本性改变。而强调再融资创新，也非一味地为融资而融资，关键要形成一种良性机制，使真正需要资金并能有效使用的公司拿到钱。其次，根据证券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将发行审核制度、定价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促进证券发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和评估。建立综合业绩评价指标来确认再融资资格，除ROE外，考虑引入每股经营现金流、净利润或EVA等指标。
第二，加大对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实施股权再融资行为的监管力度，加强对会计师等中介机构的执业质量的检查，进一步鼓励和发挥会计师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惩罚措施，以遏制和杜绝盈余管理行为对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的破坏。
参考文献：
[1]李维安，王新汉，王威. 盈余管理与审计意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非经营性收益的分析[J].财经研究，2004，(11).
[2]Healy，P. M.The effect of bonus schemes on accounting decis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April)，1985，85 - 107.
[3]Jones，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utumn)，1991，193 - 228
[4]Friedlan，J .M. . Accounting choices of issuers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J] .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Summer) ，1994 ，1 - 31
[5] Scott，W. R. Financial Accounting Theory. Prentice Hall.1997.
[6]陈小悦，肖星，过晓艳.配股权与上市公司利润操纵[J].经济研究，2000，(1).
[7]黄新建，张宗益. 中国上市公司宣布配股信息前后的盈余管理[J].重庆大学学报，2004，(6).
[8]Dechow，P.M.，Sloan，R.G.，Sweeney，A.P.. 1995.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70：193-225.
[9]支晓强、童盼，盈余管理、控制权转移与独立董更[J].管理世界，2005，(11).
[10]张详建，徐晋.盈余管理、配股融资与上市公司业绩滑坡[J].经济科学，2005，(1).
[11]Hirst，D.E.. 1994. Auditor sensitivity to earnings management[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Research 11：405-422.
[12] Francis，J.，Schipper，K.. 1999. Have Financial statements lost their relevance?[J]. Journal ofAccounting Research 37：319-352
[13] La Porta，R.，F.Lopez-de-Silanes，A.stBleder and R. Vishny，1998，"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zcal Economy，106，pp.1113 - 1155
[14]李志文，宋衍蘅.股权结构会影响筹资决策吗?--来自中国赛格系公司的案例[J].管理世界，2003，(6).
[15]雷光勇，刘慧龙.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 与盈余操纵程度[J].管理世界，2006，(1).
Event Study of Listed Company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Earnings Management
LIU Yu
(Post-doctoral Station of application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1．公司业绩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公司业绩下降时，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的概率变大，董事会的独立性可能变强。糟糕的公司业绩可能会导致某些内部董事离职，这可能是股东或董事会的要求，也可能是CEO保护自己的表现。
业绩的衡量标准通常有三种：会计利润、托宾Q值和股票市场收益。实证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内生性问题：公司业绩和董事会独立性是相互影响的，公司业绩既是以前董事会决策的结果，又会潜在影响以后的董动和董事会结构。内生性问题在使用横截面数据时最为明显，为了避免此问题，可以考虑时间因素，利用综列数据进行动态研究。比如，考虑前两年的公司业绩对今年的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或者考虑公司业绩变化对独立董事比例变化的影响。
2．公司规模和行业特点
一般来说，公司的规模越大，经营管理越复杂，对具有不同行业背景和经验的独立董事的需求就越大，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越强。Hermalin和Weisbach还发现，当一个公司退出一个产品市场时，掌管这个市场的内部董事可能离职，相应的空缺一般由外部董事填补。
公司的规模可以用股本市场价值、销售额或资产价值来表示。公司的经营复杂程度或多元化程度，通常用公司业务所涉及的不同行业的数量来表示。
国外的实证研究成果中，关于公司规模和产业特征对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或者结论一致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是样本选取的问题。但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必须考虑这些因素，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否则会严重影响对其他因素的解释效果。
3．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基础，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最初，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针对内部人控制问题而提出的。股东希望通过董事会这一内部机构的外部化，引入外部董事对内部人形成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约。一般情况下，公司的股权越分散，股东对增加外部董事以加强对经理层监督的需求就越强烈，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就越强，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Hermalin和Weisbach，Denis和Sarin的研究表明，“紧密控制型”的公司，即创立者仍然掌权，并且CEO持有大量股份的公司，董事会更多为内部董事所控制；规模大且存续时间长的公司，股权结构相对分散，董事会则更多为外部董事所控制。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国外公司的股权结构有着本质区别，也即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基本上都存在控股股东。在这种股权模式下，控股股东或“关键人”利用自己拥有的控股地位或控制权，推荐自己的代表出任董事，在董事会里形成多数，结果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2001年，所有国内上市的A、B股公司中，董事会平均拥有的独立董事人数为2．05个，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平均仅为21．01％，基本处于劣势地位。
在实证研究中，可以用赫芬达尔系数表示股权的集中度，如前四名或前八名股东的持股总量占总股本的百分比。另外，还可以选用最大股东持股量、外部董事持股总量、内部董事持股总量等作为辅助的表示变量。
4．CEO的持股量、任期、权力和变更
CEO和董事会之间的冲突是公司治理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Hermalin和Weisbach认为，董事会的独立性取决于CEO和董事会之间的一种谈判博弈：CEO倾向于有一个独立性差的董事会，而董事会则倾向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CEO的任期越长，持股量越大，其对董事会的控制能力就越强，也就越有可能把自己的亲信或亲属安插到董事会，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董事会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差。Shivdasani和Yermack的研究结果表明，CEO对董事选举过程的控制力越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差。他们利用下述标准衡量CEO的这种控制能力，即董事会是否有专门的提名委员会，如果有的话，CEO是否是其中的一员。
此外，CEO的变更对董事会的独立性也有影响。Hermalin和Weisbach研究发现，当一个公司的CEO接近退休时，公司会试图增加内部董事，作为下一任CEO的候选人，其目的在于使他们在接触到公司各种事务的同时与其他董事熟悉，从而为其成为新的CEO提供宝贵的经验。但当新CEO选出以后，任期较短的部分内部董事又会试图离开董事会，因为他们失去了短期内再度当选CEO的机会。与此同时，新CEO一般不会增加内部董事以填补空缺，反而更可能增加能提供良好建议的外部董事，以辅助自己开展工作。从另一个角度讲，新CEO对董事选举过程的控制力尚小，只能用增加外部董事的方式来满足监督的需要。
5．监管要求和制度规定
独立董事的人数及其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关系到独立董事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制定的独立董事制度都对此做出了有关规定。其中，有些规定是强制性的，要求公司必须执行。例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规则》规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须设立审计委员会，该委员会至少应有三名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规定：每名发行人必须确保其董事会在任何时候至少包括两名独立非执行董事。而另一些规定则是非强制性的，是一种推荐，希望相关的公司能够按照要求建立或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增加上市的可能性。例如，泰国证券交易所有关准则规定：至少有两名董事为独立董事；如果独立董事数量不足两名，必须在三个月内任命。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几年中，独立董事制度一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因为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构成，主要由监事会执行监督职能。1997年12月，证监会了《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但其中只是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选择性条款。
随后几年，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各类公司治理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由于上市公司监事会功能的弱化，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开始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监管层）的关注。
1999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证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的文件，要求H股公司应有两名以上的独立董事。
2000年11月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指引（草案）》中建议上市公司应至少拥有两名独立董事，并且独立董事至少应占董事会总人数的20％。
2001年，证监会开始在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内部大力推行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
2001年8月16日，证监会又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了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
由于以上一系列法规条文的陆续颁发与实施，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的建立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9-0087-03
一、引言
在我国“一带一路”、加强“三农”等政策的引领下，银行业抓住改革机遇，大力创新、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削减融资服务费等推进了自身发展。但2015年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性转换、互联网经济深化以及金融脱媒化等情势下，释放了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利润增长放缓等不利效益。鉴于此，本文从区域视角出发，以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立足盐城市的发展特定模式，分析发展现状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便更好地促进盐城上市商业银行改革与发展。
二、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研究假设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影响上市商业银行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本文根据对已有文献的总结和结合盐城上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实际，选取了净利润、独立董事比重、第一大股东股份比重、第一大股东股份比重的平方和税后经营净利润现金率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衡量指标，结合经营效率分析的基础上探究盐城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净利润与盐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正相关。
净利润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能力的关键指标，也是银行之间横向比较的重要参照，更是银行效率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物化成果。伴随着银行业的飞速发展及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银行业已由单独追求规模的扩大逐步转向寻求净利润的稳步上升，这种转变在淡化银行业以大求强观念的同时，让净利润与银行效率真正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让理论界对二者相关性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银行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部分，净利润与经营效率是否也存在着正相关，这正是本文想要探求的一个结果。
假设2：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盐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正相关。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立独立董事，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立于控制股东之外，对公司治理进行有效监督的作用，独立董事比例设置比例较小时，难以真正发挥其监督职能，此时的独立董事往往是形同虚设，因此只有把独立董事的比例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让其科学地行使其职能，最终逐步推动商业银行效率的提高。本文在此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上市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希望可以从实证角度对独立董事与江苏上市商业银行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假设3：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盐城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负相关。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少时，难以形成对第一大股东的有效激励，也会使得第一大股东不能恰如其分地融入公司治理；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容易导致一股独大的局面，这样也会使得公司的治理效率大打折扣，所以科学地调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商业银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与提高经营效率大有裨益。在此基础上，结合盐城上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实际，最终选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一个指标来研究其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治理水平对盐城上市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本文需要对公司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比例值和银行效率开展回归研究。本文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来自于盐城金融年鉴与盐城统计局的网站，采取线性回归的方式对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具体的相关性分析模型如下：
yt=β1JLR+β2DLDS+β3DYDG
上式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
yt―一由DEA模型测算出的盐城的上市商业银行的效率值，其中t取值为1、2，y1表示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值，y2表示上市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值；
JLR――盐城上市商业银行各年的净利润；
DLDS――盐城上市商业银行各年的独立董事的比例值；
DYDG――城上市商业银行各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值。
在实际的银行业务中，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其转化为线性的过程较为复杂，因而本文假设选定的公司治理的各要素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采用Eviews软件对盐城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本文基于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盐城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效率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1所示。
由表1分析可知：
公司的治理结构各个要素与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大部分都呈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可以看出优化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的企业管理布局对提高银行本身效率会有很大的帮助。
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各项指标与银行经营效率的相关性来看。
1.净利润与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几乎是正相关的。这与上述假设1相符，同样也说明了改进技术或者扩大规模，在理论上会提升上市商业银行净利润，但是结合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实际来看，改进技术或者扩大规模与净利润的上升并一定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关键在于，改进技术或者扩大规模是否能适应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发展的状况和自身的企业文化，是否能够让改进技术或者扩大规模被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真正的合理利用，所以只有科学的运用技术和适宜的控制规模，才会真正逐步提升净利润，才能最终增强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竞争实力。
2.独立董事的比例与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大都是正相关的，这和上述假设2一致，同样表明增加单独董事人员数量，合理分配单独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有利于增强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运营效果。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要不断利用单独董事的独特地位增加对上市商业银行的项目操作和威胁管控的监督程度，慢慢促进上市商业银行的各种事项更具备合理性、体制性、公开性，从而使得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经营效果大幅提升。一
3.第一大股东的股票占有比重和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的技术效率存在负相关、和规模效率成正相关。这和假设3既有相同结论又有不同的结论。综合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进步的现实而言，这种关联性试验的结论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实际影响，也表明了盐城市上市商业银行运营时要合理地掌控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既要对第一大股东创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又要尽力避免一股独大现象的出现。具体来说，一个角度是在采用优秀的科技时要科学地避免第一大股东股份占有比重的消极作用，使用合适的途径使用科技，让科技充分的展现它原本的作用；另一个角度而言在自己不断增强实力的同时，还要全面地应用第一大股东股份占有比重提高能形成的正面影响，进而完成较好的效果，在规模增加的时候还要确保效率的不断增加。
三、提升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股权结构，加强各方面的制衡
以充分利用盐城市自身的发展优势，吸纳成绩较好的大规模公司参股商业银行，能够以产权为桥梁，完成银企合作，改良银企联系；吸引民营资产不但可以完成个人资产社会化，还对产权的松散和产权边界的明了有积极作用，进而加强所有权的限制力；吸纳国外战略投资人，从一个角度而言能够加强商业银行的利润关联体，继而增强银行自身管理的效率和运营管理的公开性，另一个角度也能够吸纳优秀的管理成果和科技，更好的建立国际品牌；员工持有所有权可以维护员工人力资产的专门性能力，并促进员工在企业管理中拥有相符的权力，同时职工持股是平衡股东和职工利益的有效约束机制。以上几种方式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同推动银行效率的提高。
（二）不断完善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结构，加强各自职能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129-01
1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界定
1.1 自愿性披露
信息披露分为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是指由公司法、证券法、会计准则和监管部门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的信息。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除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信息外,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形象、投资者关系、回避诉讼风险等动机主动对外披露的信息。总体来说,自愿性信息一般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细化和深化,以提高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和完整性,二是对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补充和扩展,以突出公司 “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为目标,全方位、系统化披露信息,展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
1.2 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是从英文“Corporate Governance”翻译过来的,在我国又被译为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结构等。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是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所产生的委托问题。关于公司治理的定义并无定论,总体来说公司治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治理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公司股东、董事会、经理人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董事会的结构与功能、董事与经理层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应的选聘、激励与监督方面的安排;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公司与其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经理市场、产品市场、控制权市场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本文采用的是狭义的公司治理定义,并且着重从股权结构及董事会特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2 公司治理结构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
2.1 股权结构与自愿性信息披露
(1)股东构成及其持股比例。
在我国,主要是指流通股、法人股和国有股的比例。流通股大多处于公司的外部,不能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到损害,股东对有关公司未来战略、公司业绩等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如果公司管理层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流通股股东将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法,拒绝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致使公司股价下跌,从而迫使公司管理层进行更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法人股一般不能上市流通,分红派息是其股东获取投资收益的主要途径。由于法人股所持股份的比例较大,可以通过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关心公司的具体经营,公司内部监管机制相对比较有效,自愿披露的程度也相应较高。国有股是由代表国家的政府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所持有的股份,国有股的存在会导致所有权缺位的问题,持有国有股份的代表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以及国有股本身存在的多重问题,使得国有股失去了监督上市公司的动机,再加上国有股的特殊身份,国有股能够凭借自己的政府背景,获取到上市公司的内部信息,因而其对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行为会产生消极影响。
(2)股权集中度。
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投资者保护自己的利益,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避免股权过于分散和过于集中所产生的问题。当股权过于分散时,单个股东维护权益成本过高,中小股东普遍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削弱了对于管理层的监督,最后可能会导致信息披露程度的下降,但是股权的过于集中时,大股东有能力操纵公司的董事会,形成内部人控制问题,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内部消息,此时大股东能参与到公司的的管理之中,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成本,公司管理层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也随之降低。
2.2 董事会特征与自愿性披露
(1)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规模过大时,一方面董事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存在问题,从而影响了董事会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单个董事的权力变小,部分董事可能会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董事会容易被CEO所操纵,作用会受到限制。但是董事会规模过小,则会导致董事工作量过大,缺少足够的专业人员来监督经理的行为。所以董事会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下降,影响到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2)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做为外部股东利益的代表,独立于公司的股东、管理者等公司利益相关者,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独立性,能够做出公正、客观的决策。独立董事的比例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更好的对执行董事进行监控,对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限制,从而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
(3)CEO两职状态与自愿性披露。
所谓CEO两职状态即一个人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或总裁),CEO两职状态的存在表明在公司中存在一个人具有强大的个人支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阻碍董事会执行其有效控制,也就是说公司中的决策控制和决策执行的制擎机制存在不足,这样就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管理者个人权利的过度集中,削弱董事会的监督功能,此时公司很可能倾向对外隐瞒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
3 政策建议
(1)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实现股票全流通。股权分置结构问题是我国的特有现象,占股票市场三分之二股份的非流通股均不能上市流通,只有占约三分之一股份的社会公众股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自由转让。股权分置改革使得原有国有股得以流通,改变了我国一股独大的现象,从而增强资本市场的监督力度,促使公司管理层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及其质量。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大独立董事比例。一方面鼓励公司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成立独立董事自律组织等方法进一步规范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加强对执业独立董事的监督管理,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
(3)加速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对提高公司透明度具有正面效应。两职分离会避免董事会与经理层利益趋于一致而出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加强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制衡以及对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从而提高内部监控质量和信息披露水准,达到各尽其职的目的。
一、 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及其演进
行为公司金融作为公司金融领域里面的一个研究的热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但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定论。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最早始于人们对有效市场假说的反思与批评；其心理学基础主要是认知偏差、过分自信、视野理论（心理账户）三个。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基本关注对象乃是管理者的非理性管理与投资者德非理性投资以及这种管理与投资对公司资本配置与绩效的影响。
要较为全面的了解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必须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充分认知，也就是其心理学基础。具体来说，一是认知偏差。人都厌恶损失，我们知道期望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人们在面对收益和损失的决策时都希望避免损失获得收益，但是这并不是人们完全绝对厌恶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也会选择赌上一把，但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所以人们厌恶的不是风险而是损失。二是过度自信的相关问题，管理者对于自己的判断能力缺乏理性考量，过于有信心。投资者也在某些程度上认为其他投资者的决策都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诸多投资者共同的心态就是只相信自己的决定才是对的，但事实却常常并非如此，甚至是背道而驰。过度自信问题的基本根源在于管理者、投资者对概率事件常常出现偏差性的预测与估计，对一些小概率事件过高估计其发生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觉。三是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基本定义是指财富所有者根据其拥有资金的来源、所在以及资金的用途等相关因素对说拥有的资金进行的一种特殊归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所有的资金都是等价的，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种等价实际存在，人们倾向于运用心理账户进行投资。
Barberis与Thale于2003年从行为金融学的基本理论里放宽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中的部分基本条件为基础，建立了新的分析模型，并用该模型对市场上的行为人决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刻画。由此，行为金融学理论衍生出基于信念的模型以及基于偏好的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理性假设修正的主要出发点不同。前者主要应用的心理学基础是情感心理学以及认知偏差及决策判断偏差；后者主要利用前景理论的一些假设来考虑投资者的偏好特征。
二、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在经营决策的主要困境
一是管理者非理性的公司进行管理。一般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个影响因素来自于公司内部管理者的非理。所谓非理指的是人们会在基本的心理倾向上将固有得行为偏差达成一个共识，遗憾的是，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在公司的日常生产和经营决策很难或者说根本无法察觉到其自身行为的心理偏差，从而难以采取措施对其经营管理及决策的非理做出修正，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的生产经营以及决策结果旧带有不可避免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主观性，换句话说，就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所采取的非理性的主观决策常常使得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中产生种种非理性的决策判断结果存在。显然，我们不难发现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在其主观意识上经常性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科学的合乎理性的，导致其先入为主的认为其在经营决策中所作出的决策也是可以令人满意的理性的结果，实际上，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也使得上市公司的决策带来不可控制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的决策还往往受过度自信心理的驱动，在涉及收购、兼并以及重组等一些重大的投资决策过于乐观，导致投资决策出现失误。
二是投资者之间关系不明确。当前由于上市公司普遍实行职业经理人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权所有者与公司实际管理者之间的分离，由于缺少相应的激励措施及规制政策，使得所有者并不了解公司的具体运行情况，而管理者又缺少动力进行良好的经营管理或者存在寻租现象。
三是公司经营管理中容易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如部分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甚至董事、监事在内，在2009年的半年报与第三季度报告尚未披露的时候，也就是这段时间尚属于禁止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窗口期，但是这些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却从事乐交易行为，甚至是短线交易这种违规交易，对本公司股份进行买卖，这些行为引发了市场的极大关注。事实上，这种违规操作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三、基于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路径选择
一是要积极鼓励支持引导管理者的理性管理。一个有效的民主决策机制对企业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进行咨询，尤其是在某些重大决策时，必须引进外部咨询。外部咨询的独立性，可以让与投资项目无任何利益关系的外部人士参与到项目的决策中来，从而可以避免内部高管人员进行自利的决策行为。
二是理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投资者关系管理(IRM)本应属上市公司自身的内在需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行为,该是公司上市时就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与生俱来的行为,是公众公司证券产品和社会形象在资本市场上的一项主动性和持续性的营销工作。与中国资本市场正向理性回归、投资者的股东意识逐步强化相比,大部分上市公司的IR意识至今仍相当淡漠,缺乏培育资本市场形象的自觉意识,尚未建立起与投资者长期沟通的工作体系,更未作出如何开展公司IR的战略安排。
三是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公司的经营应该要实行必要信息公开化，合法合规，上市公司收购重组都必须有相应的较为健全的法律框架，法律环境的建设显得刻不容缓。近年来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践表明，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对于其可能产生的并购重组行为都将产生显著的影响机制，这就要求上市公司的合规部门或者法务部门以及其他的负有监督责任和义务的部门对该公司的并购、重组甚至是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行为都要作合理的监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规范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军，行为金融理论的前沿发展［J］，经济评论，2003(01)；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9（b）-0076-02
随着高速运转的信息革命、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亲身体验着信息的互通和迅速传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差距越来越小。各企业通过不断创新研发、体验化营销方式洞察消费者无限的需求。市场调查行业成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桥梁，具有市场洞察、数据分析、行业研究能力的研究部门成为市场研究公司的拳头部门，如何激发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的积极性与活力、良好地实现公司各阶段的研发目标，成为市场研究公司尤其是省级市场研究公司绩效管理中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对研究部门研究人才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影响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的动力因素，构建公司研究人才的激励型绩效体系，有利于省级市场研究公司长期稳定、良性循环发展，为公司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保障。文章从实例角度出发，结合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发展目标及研发部门的运营现状，分析省级市场研究公司实在研发部门中建立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的实际应用。
1 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内涵
1.1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目标管理绩效内涵
“目标管理”的概念最早是在1954年由彼得・德鲁在《管理实践》一书中提出。“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将组织的目标分解为各项具体目标，由员工和其上级一起确定绩效目标，并对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报酬分配的依据。“激励理论”作为“目标管理”的核心和动力，成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发挥员工创造力和主动性的关键。市场研究公司业绩单位通常为单个研究项目或者是可以拆分的连续性项目，每个研究项目拥有明确的研究目标、项目成果要求，因此，目标管理绩效体系成为研究人才绩效考核的主要工具。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作为知识型员工，区别于一般市场、执行、行政部门员工的特点是：知识水平强、自我价值实现愿望强烈、高度重视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创造性和自主性强。因知识型员工具备上述特征，所以“研究部研究人员”具有高稀缺性、培养困难、流动性强等特点。管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很多层次，成就需要成为最高层次的需求，因此凡是有自我价值实现强烈愿望和注重自身成就的人，都会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实现。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工作具有高挑战性、高压力性、高成就感的特点，因此运用建立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成为市场研究公司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
1.2 研究部门研究人才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理论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了成就需求激励理论。成就需求激励理论把人的高层次需求归纳为：成就、权力和亲和的需求，其中成就需求是指争取成功希望做得最好的需求；权力需求是指影响或控制他人不受他人控制的需求；亲和需求是指建立友好亲民的人际关系需求。
就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研究人才而言，根据麦克利兰的成就需求激励理论，研究人员完成研究项目及研发新产品的动力来源可以分为3类：一是成就感，即按预期目标完成项目的成就、研发新产品为公司创造新的业绩增长点的成就，这里面主要包括研究人员的自我价值肯定、客户赞赏、上级看重、同级鼓励等方面，这是推动研究人员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导型因素；二是行业内名誉，即在同行内的知名度、美誉度，是推动研究人才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推型因素；三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即良好的工作氛围，是推动研究人才提高积极性和活力的主利型因素。经过上述分析，针对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的具体情况，笔者将成就需求激励因素分为：目标明确、过程顺畅、成果清晰、公司认同、行业名气和同事协作6部分。
2 S公司现有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现状分析
河北省S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研究人才整体专业素质偏高，学历水平均在硕士及以上，思维逻辑能力强。但受本地客户单一化、精细化要求的影响，S公司研究部门在完成研究目标的基础上承担着研究项目的数据采集环节、质量监控环节，因此使得研究部门各岗位职责不明确、业绩划分不清晰，造成研究人员积极性大大降低、产出效率不断下降。所以，为了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保证研究人员的稳定及公司的良性发展，特对S公司研究部门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调整。根据笔者对S公司研究部门近6年的绩效管理体系切身体验，总结出S公司目前存在如下需要改进的方面。
2.1 目标绩效缺失战略统一导向
S公司作为小规模民营企业，未建立切实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公司战略发展目标不明确，目标绩效管理存在短期性和临时性，因此在制定目标管理绩效指标体系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多数情况下可以按照顶层管理人员的指示进行更改和调整。
2.2 绩效目标分解缺乏量化标准
市场研究公司项目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个团队共同完成，每个项目团队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各自人员职责划分。S公司在项目启动阶段即会进行项目分工，但是职责划分局限于工作内容、工作时限，缺乏各环节工作达标量化标准，造成前后交接环节之间因交接成果标准要求不同造成矛盾。
2.3 过度亲和化管理影响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效果
麦克利兰指出，注重亲和需求的管理者容易因为讲究交情和义舛违背或不重视管理工作原则，从而会导致组织效率下降。S公司作为省级公司，存在研究人才招聘困难的现实问题，为减少研究人才的培养成本和流失率，S公司在研究人员管理中采用“师传徒受”的培养模式，造成了目标绩效考核管理者为被考核对象“师父”的状况，使得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效果大打折扣，不利于研究部门良性发展和研究人才的自我肯定与自我激励，容易造成“破窗效应”。同时，绩效考核结果公布存在不正式、不重视的情况，绩效考核成绩好的研究人员未有成就感知、绩效考核成绩差的研究人员未有惩罚，造成部门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2.4 目标管理激励政策不完善
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承担着公司业绩完成的同时，更承担着公司新产品的研发工作，研发就会产生新产品成功进入市场产生直接经济利润，同时也会出现新产品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情况。S公司考核研究人员目标完成时，完全偏重能够进入市场产生直接经济利润的研究成果，所有人都提出了更容易实现的低目标，直接造成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新产品研发不受重视或流产。激励政策缺乏挑战和创新，成为了“你努力干创造更多收益和利润就给你加工资”的筹码，严重影响研究人员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3 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在S公司的实际应用设计
结合知识型研究人才的自身特点、成就需求激励因素三大类六部分以及S公司目标管理绩效体系的现状问题，笔者对S公司研究部门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调整，实现明确的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体系。以下为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在S公司实际应用设计中的几个方面。
3.1 建立科学化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通过内、外部充分调查研究，将S公司研究部门职责进一步明确和量化，对研究成果进行细化分类，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导向划分为：短期即时收益项目、长远战略发展项目。短期即时收益项目主要看重：目标完成度、客户满意度、成本控制度三方面，采用定量统计方法进行绩效考核结果统计。长远战略发展项目主要看重：市场前瞻性、投入产出回报预测、可落地性三方面，采用定性方法进行绩效考核结果的统计。
3.2 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
澳大利亚商学院的一位博士生本杰明・沃克说过：一个团队最懒的那个成员，实际上就可以决定一个项目最终的成功或失败。因此我们要武装将吃白食者逐出团队的武器――合理科学的奖惩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建立统一量化目标实现标准指标体系，让出色的研究人才脱颖而出，将懒惰的人驱逐出团队，让现有研究人员看到一个更加公平的体系，从而能够转变为因为工作兴趣而乐于投入的状况。
3.3 建立完善的员工意见反馈机制
结合研究人才的自我特点，进入团队后最担心的是遇到自己无法产生默契的团队成员，每天的工作中心转移到提醒团队成员要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弥补团队成员的疏忽成为工作的重心，极大地影响自己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建立顺畅、有效的意见反馈机制，充分倾听员工的心声，让全体员工参与到绩效管理体系建立的全流程中，充分实现人性管理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及对公司的忠诚度。
4 结语
文章从S公司研究部门激励性目标管理绩效的实际应用价值出发，提出针对知识型员工绩效考核的主要思维导向。积极充分了解研究人才的成就需求，切合公司长远战略发展规划，制定切实有效、言行必果的绩效管理体系。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效果，需要全部门、全岗位的共同监督和推进，让激励型目标管理绩效成为市场研究公司研究部门创造最大价值的一大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假定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控制权，并通过表决权优势控制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经理阶层。假设：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股权比例为（）；产品价格为本行业所有企业产量总和的函数，即：，其中：，上市公司以价格将自己所有产品低价销售给控股股东，其中：（）为低价销售价格系数，为产品正常市价，也是控股股东转售产品时的价格；上市公司产量为；上市公司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为，总生产成本为；控股股东通过低价关联销售从上市公司直接转移走的利润为：
（1）
低价关联销售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帐面盈利为：
（2）
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如果由于低价关联销售导致上市公司亏损，则相应为母公司应承担的亏损)为：
（3）
从式（1）和式（3）可推导出控股股东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以后的利润总和为：
（4）
控股股东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低价关联销售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即控股股东的目标函数为公式（5）：
（5）
1.与控股股东利润的关系
根据（5）式可以求得：，在此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当时，，即当上市公司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以后仍有盈利时，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越大，则总盈利越大；
（2）当时，，即当控股股东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以后由于关联交易价格系数过低而使上市公司出现亏损时，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越小，则总盈利越大，这是由于股权比例越大，则控股股东按比例承担上市公司的亏损额越大；
（3）当时，，即当控股股东实行低价关联销售使上市公司的利润为零时，控股股东的总盈利与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无关。
2.关联交易价格系数与控股股东利润的关系
根据式（5）容易求得：，由于，可以推得，即低价关联销售价格系数与控股股东利润额成反比，当控股股东从上市公司购买的产品的交易结算价格越低时，控股股东总获利越大。相反，由于上市公司的帐面利润为，可得，即低价关联销售价格越高，上市公司的帐面盈利越高。
3.低价销售关联交易与行业竞争的关系
仍设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为、低价关联销售的价格系数为，控股股东决定上市公司的产量，以实现控股股东的利润最大化，这又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来讨论：
（1）由于法律监管严格，控股股东不通过低价关联销售转移利润，而通过正常的分红从上市公司合法地分享利润，则（5）式中的关联交易价格系数，控股股东的利润目标函数变为：，，控股股东利润最大化要求上市公司的产量符合以下一阶条件：
（6）
则： （7）
（2）控股股东既通过低价关联销售从上市公司转移利润，同时又从上市公司中分红(或承担亏损)，这种情况下产品市场价格可从以下一阶条件中解出：
（8）
（9）
（3）由于法律监督极弱，控股股东或其他内部人可以通过低价关联销售转移利润，同时不承担上市公司的亏损。同时假设小股东无法通过内部机制监督这种关联交易而被迫进入二级市场进行投机。这时, 式(5)中的，关联交易的收益方的利润函数变为：
（10）
以上情况中的极端情况为，，这时低价销售关联交易的受益方的利润额最高为，在（10）式中的利润目标函数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品价格可从下式中推出：
（11）
则： （12）
由于，，可证明；由于，则有，由此可以推出：
（13）
由于是不存在任何低价销售关联交易时的正常市场价格，由式（13）可以看出，存在转移利润型关联交易时，产品的市场价格要低于正常的产品市场价格。
4.结论
在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前提下，通过上述模型分析，可以得出转移利润型关联交易对公司利益有如下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2 . 10. 007
［中图分类号］ F27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2）10- 0012- 04
1 成本理论与最佳资本结构
现代公司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作为契约联接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带来了对公司企业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成本。作为成本理论的创始人，詹森和麦克林把成本理论引入到现代金融理论的框架中，认为大多的债权融资可能会导致资本替代以及管理层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他们提出了在公司过程中存在的两类冲突，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管理层无效率的管理行为，由于管理层不是所经营公司的全资股东，他们努力工作所创造的财富并不全归他们所有，所以，他们可能会接受一些并不盈利，甚至对股东财富造成损失的投资项目，企业存在净现金流量时，这种情况更为加剧。他们还会经常到度假胜地开会，拥有豪华的办公室，购买公司专用飞机等，既享受这些奢侈品，又不必承担相应的所有成本，由此产生更多的成本。股东和债权人问题主要表现为资产替代和投资过度，当公司正面临财务危机，债权到期可能无力偿还，且还有一些资金可投资时，就可能从股东角度出发倾向于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甚至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因为，若投资成功，将产生足够的现金流以偿还负债，其对公司的所有权也能得以保留，且股东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债权人要求的固定收益。若投资失败，股东所需做的仅是在债务到期无力偿还时，把已没有太大价值的公司交给债权人，从而将股东投资决策的风险和损失全部转移给债权人。而债权人为了在公司发生财务危机后，接管的公司具有更大的清偿价值，自然希望公司选择低风险、净现值为正、且能增加公司市场价值的投资项目，或者把钱留在公司账上。然而，在既定的公司治理机制下，股东可通过其人公司管理层控制公司的投资决策，直到发生财务危机债权人主张债权接管公司为止。在此之前，债权人没有办法阻止股东采取以增加债权人风险为代价获得股东利益的决策。这就是所谓的资产替代和投资过度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债权人往往会在借款时加入一些保护性条款，可以制约管理层从事不利于债权人决策的能力，但同时也会约束管理层做出使公司市场价值增值的决策。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公司的融资行为，詹森指出，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会造成较少地使用债权融资，而较多地股权融资又会由于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加剧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资本结构的改变仅仅是股权成本与债权成本之间的交换，减少股权成本，债权成本相应就会提高，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通过权衡两者利益冲突，得到的总成本最低时的资本结构即为最佳资本结构。詹森和麦克林认为，成本分为两类：①是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涉及外部股权融资的外部股权成本，包括关系造成的股权融资价值损失、股东监管效应和股东监管成本；②是与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相联系，涉及外部债权融资相关的外部债权成本，包括关系造成的债权融资价值损失、债权人监管效应和债权人监管成本。在我国，由于大量国有公司的存在，成本就不仅仅表现为股东与管理层、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监控、博弈和福利损失，还表现为各种共谋、寻租及资产的浪费与损失。在组成形式和表现水平上都会超过标准的成本。从形式上，我国上市公司的成本分为国有股权成本、社会股权成本和外部债权成本。
依据成本理论，最佳资本结构是由最优债权和外部股权比率决定的，企业通常采取内部股权、外部股权和外部债权3种融资方式。若给定企业融资数量，假定企业管理者持有的内部股权为S，企业外部人持有的外部股权为G，企业外部投资者所持有的债权数量为B，则企业的股权价值为S＋G，企业总的市场价值为V＝S＋G＋B。为了研究企业负债和外部股权融资最优比率的确定，假定企业的融资规模不变，那么，对于既定规模的企业的实际价值V的高低，将取决于所发生的成本大小。令负债和外部股权融资最优比率B／G＝h，设与外部股权相关成本为ACG（h），与债权融资相关的成本为ACB（h），总成本为ACz＝ACG（h）＋ ACB（h）。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为，债权融资的边际成本为。因为股权成本和债权成本反方向变动，可得出＜0，＞0。那么，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总成本最小时的财务杠杆率，也就是边际总成本等于零时的财务杠杆率，即＝0。因为＋＝0，所以，当股权融资的边际成本等于债权融资的边际成本时，总成本最小。图1具体说明了最佳资本结构与成本的关系。
设企业外部股权筹资比率为Gl＝G／（G＋B），图1中企业外部筹资的总成本ACz＝ACG（h）＋ACB（h），随着外部股权筹资比率Gl的上升，外部股权资本的成本也随之提高，而外部债权资本的成本却因此相应下降。当Gl＝0时，即不发行外部股票时，外部股权资本的成本也为0，这时，企业所需的外部资本全部通过发行债券来筹措，债权持有者承担着较大风险，为此，企业将负担外部债权人高昂的监督成本，以及企业重组和破产的成本等，债权成本达到最高水平。当Gl＝100％时，即企业不存在债务成本时，外部债权资本的成本为0，此时，由于缺乏债务契约对管理者的约束和控制，外部股东必然要求对企业管理者实施必要的监督，股权成本达到最大。另一方面，上图也表明，债务成本的使用能起到降低外部相关成本的作用。然而，债务的利用是有限度的，当资本结构中债务增加到某种程度后，债权的边际成本将开始接近并超过股权资本的边际成本，若继续增加债权资本已不利于降低公司总成本，此时，应增加使用股权资本。所以，资本结构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指的是总成本ACz最小时的最优财务杠杆h（*），在此点上，股权资本的边际成本就等于债权资本的边际成本。
资本结构成本理论作为前沿理论，通过成本将公司治理理论与资本结构理论有效地联系起来，显示出该理论的发展潜力。但是，资本结构成本理论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企业的成本构成复杂，除上述涉及的两大成本外，还存在其他成本，如企业分权管理的成本、职工持股的成本等。②计量企业成本的难度大，计量本身的成本也很高，如支付给有关评信机构的费用等。即使如此，资本结构成本理论对于现代企业治理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基于成本理论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影响分析
根据成本理论，公司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比率决定的两种成本的平衡，而股东和管理层、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公司的融资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如詹森指出的，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会造成较少地使用债权融资，而较多地股权融资又会由于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加剧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成本理论认为负债作为一种机制和手段，在减少上述矛盾冲突中有益处，原因在于：①通过运用负债来减少管理层控制的净现金流量；②债务付息是一种硬约束，若将现金用在浪费性的资本支出和日常财务支出上，还款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违约的情况下，债权人会提起破产诉讼来请求其在资产上的权力，经理人等会因此失去暂时性的决策权和永久性的受雇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威胁会阻止管理层挥霍式投资并致力于提高资产运行效率，增加公司价值。所以，负债的控制作用在于降低管理层所能控制的净现金流量，从而保证管理层行为符合股东目标。因此，若企业实施股权融资，由于股息支付不具有强制性，因此会导致管理者无效率行为上升。反之，若企业采取债权融资，由于债务利息支付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管理者的无效率行为。若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自由现金流量较高，则应该增加负债融资，以通过债务利息支付形式将这些自由现金返还给投资者，以免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现金。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量的方法包括股利支付和负债。然而，在我国现金股利不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所以，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方法应主要是负债。其次，债权融资会造成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成本，即在采用债权融资情况下，企业将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可能净现值为零，企业未来债权人为防止“资产替代效应”，通常会在债务合同中对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限制。为此，成长型企业应尽量避免债权融资，以免由于债务合同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导致企业被迫放弃有利可图的新的投资机会，而成熟型企业由于缺乏投资机会，且自由现金流量较高，所以，应增加债权融资。为了从成本理论视角考察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问题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自由现金流量、公司成长性与公司融资方式是否相关，本文依据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中选择的非金融上市公司类单位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制造业186个，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5个，批发和零售贸易业22个，对三类行业里共253个单位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由于篇幅所限，下面仅对三类企业的253个单位的集合样本进行总体分析，本文运用Excel软件中Correl统计函数计算相关系数R来分析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及存在情况下的相关程度。
设定解释变量X包括自由现金流量（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X1、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X2）、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X3、总资产增长率X4）；被解释变量Y为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其分析如表1。
从表1中各相关系数R可看出，解释变量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X1与被解释变量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存在较高度的负相关关系，这些表明，在自由现金流量增加时，债权融资比例在下降，这给过度投资提拱了机会，也难免会出现一些管理者滥用这些自由资金的情况；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X2与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资产长期负债率Y3都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反映出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越高，选择债权融资的可能性越大的特点。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资产负债率Y1和资产长期负债率Y3高度正相关，而与资产流动负债率Y2中度相关，这表明大部分公司属于成熟型公司，由于缺乏投资机会，同时，自由现金流量又较高，因此，负债融资随之增加。总资产增长率X4对资产负债率Y1、资产流动负债率Y2都无显著相关性，而与资产长期负债率Y3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这很可能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建设期长，而成长期需要较多的长期专用款项有关，但总的来看，具有公司未来成长机会越多，选择股权融资的可能性越大的特征。
3 结论与建议
（1）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会受到相关问题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自由现金流量、企业未来成长性等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使得股权融资成本与债权融资成本比率随之变动，从而影响着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同时，也表明成本理论在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中有一定的适用性，应将现有的资本结构成本理论正确运用到公司的财务决策中，优化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并对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制定以及管理者进行资本结构的最佳决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表中数据结果可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增加的自由现金并没有采用负债的方式来减少，这表明由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问题很大可能地在影响着公司的融资行为，从而可能会导致公司过度投资或滥用资金，滋生管理层无效率行为，给投资者造成较大损失。因此，应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只要投资者能够有效地行使他们对公司决策和管理层的监督权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股东和管理层的冲突，降低成本，并能够制约和协调管理层的融资行为，促使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
（3）我国现金股利不是股利分配的主要方式，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来说，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约束管理层过度投资的方法应主要是负债。虽然，在上述分析中，营业收入管理费用率这部分自由现金流量与负债融资是正相关关系，但明显存在总资产净现金流量率与负债呈负增长态势，没有充分利用债权融资可对成本起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一功能。因而，应有效地加强利用债权融资，防止“内部人控制”，强化公司治理，降低成本，以此来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或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以及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等。
（4）相对于银行贷款来说，发行公司债券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它是直接融资，公司债券持有者大部分为法人实体或自然人，产权主体的不同，使公司债券对公司具有相对较强的约束性，如约按时还本付息给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层带来真正的“破产成本”。因而，公司债券是一种相对较好的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融资方式，应加强发展和完善债券市场，提高公司的市场绩效。
主要参考文献
［1］孙杰． 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成本：经验与启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