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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钱多”是否一定会“资产荒”?“资产荒”是否一定会“股市涨”?
“资产荒”逻辑最早出现在2014年下半年。由于整个2014年宏观经济增长非常疲弱,根本找不到基本面上支撑股市上涨的理由,这时候最能让人信服的是这样一条逻辑――中国居民在2014年之前最热衷于购买理财产品,但是理财产品收益率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下行,所以居民购买理财产品的热情下降,资金转而流向股市。
但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当理财产品收益率出现更大幅度下行以后,股市却进入了熊市,事后的解释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样,都说明从居民大类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在理财产品收益率下行以后,股票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大类资产配置的两重维度: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避险资产和风险资产――资金始终在大类资产之间进行收益率的比较,只有收益率相对最优的资产才会出现“资产荒”。所谓大类资产配置,其实就是资金在不同大类资产之间进行收益率的比较和选择。因此,即使在“钱多”的环境下,也是比较下来收益率相对最优的资产会出现“资产荒”,而不是所有资产都出现“资产荒”。
从目前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比较来看――实业投资收益率不断下行导致资金“脱实向虚”,但这也会倒逼政策发力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进而逐渐降低金融资产的吸引力。居民配置实物资产的最大两个投向是实业投资和地产投资,但由于房地产本身也具有金融属性,因此,最纯正的实物投资应该就是实业投资了。我们可以用上市公司ROE来衡量实业投资收益率的变化――从2010年以后,A股剔除金融的ROE水平便在不断下降,因此,实业投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小,资金“脱实向虚”流向金融资产。但这种环境也引发了监管层的担忧,目前的M1-M2剪刀差已接近历史新高,这使监管层开始担心“流动性陷阱”的问题。因此,未来很难再看到总量货币宽松,接下来的政策发力点更可能是财政政策,比如通过扩大财政赤字来加大政府端的实业投资,而随着总量货币宽松的预期回落,金融资产的吸引力也会随之下降。
我们始终认为,改革和转型的预期是驱动国内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的核心因素。而在近期市场对国企改革、供给侧改革的关注度再次升温,似乎风险偏好有提升的迹象。但是我们最新的联合调研显示,当这些改革步入“深水区”之后,推进的难度还是非常大,很难在短期就看到让市场兴奋的变化。另一方面,A股目前的PE水平并不便宜,因此,如果用“1/PE”来衡量A股收益率的话,目前就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其相比其他避险资产(比如长期国债)并无优势,目前A股的收益率(2.3%)仍然是低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2.8%)的。2002年以来,A股收益率高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时间段分别是2005-2007年、2009年、2012-2014年,A股过去的三轮牛市刚好也处在这三个时间段内。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家庭需求已从一般商品和劳务需求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金融消费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日益凸显。随着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增加和种类的不断丰富,居民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家庭金融理论研究也成为国内外金融学者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般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管理的研究是以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投资者组合选择的理论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决策的发展过程。静态分析框架的基础是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n&Morgenstern。1944)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标准化决策公理。该公理表明,投资者关于最终消费的效用函数是凹的(concave utility function),家庭将选择投资组合使得其最终消费的预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效用函数的某种凹性度量,可以反映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递增的绝对风险厌恶会降低对风险资产的需求;而当家庭财富增加时,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将会提高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将时间引入组合策略中,Mossin(1968),Merton(1969)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常数相对风险(CRRA)效用函数的假定下,静态最优组合选择也是动态最优选择。如果效用函数不是CRRA的,则意味着家庭可以选择时变金融资产组合结构,家庭投资者可以平滑一生的消费,达到分散生命周期中的风险目的。还有另外的两个重要因素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一个是流动性限制,另一个是家庭可能面临着不可保险的风险,如影响其人力资本的风险。当出现这两种情况时,家庭会减少风险资产投资。
二、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的国际比较
(一)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相对完善,家庭的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值得借鉴。随着欧美各国关于资产组合微观数据库的建立,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加。以John Heaton(2000)和Guiso,Haliassos&Jappelli(2003)为代表,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管理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欧美发达国家的家庭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比例并不高,平均的风险金融资产在家庭总资产中占的份额很低。不同国家的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风险投资比例最高的美国、瑞典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比例大约为50%,英国的比例是1/3,而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15%~25%之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中,平均风险金融资产只占家庭总资产的5%,其他国家的相应比例还要低一点。
其次,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教育效应以及一定程度的年龄效应。金融市场的参与成本将低收入家庭阻挡在风险投资门外,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才有利可图。收入越高,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越大。在欧美家庭中,低收入家庭只持有很少的金融资产,几乎不考虑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以上的家庭占有总风险投资价值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位于前20%的高收入家庭,持有很大比例的金融资产。家庭成员受教育的程度对是否参与股市投资的家庭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家庭中,那些成员最高学历都不够高中程度的家庭只有非常低的比例涉足股市,而成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有近半数参与股市投资。年龄构成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也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有所差异。
再次,虽然不同国家的家庭资产配置有较大差异,但有一点很相似,不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够分散,尤其是一些高收入家庭。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1、将家庭财富投资于极少数品种的风险资产上;2、投资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范围,比如国内资产甚至更小范围的区域性资产,很少拥有国际化金融产品;3、一些家庭财富中,很大比例投资于家庭成员受雇的企业股票,虽然部分归因于公司的各种政策(如薪酬激励、养老保险政策),但有的家庭则是基于历史业绩和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而过多持有所在公司的股票。
(二)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方面的统计指标,只是在某些年份,一些地区做了局部调查。笔者将这些调查结果加以整理,概括出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现状。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家庭之间的金融资产数量差距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6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金融资产占有全部家庭总金融资产的48%,而最低收入的20%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4%,两者相比为12:1;而2002年的相应比例分别是66.4%、1.3%和51:1(赵人伟,2003)。199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8.6%的最富裕家庭拥有总家庭金融资产中的60.4%,其中1.3%的最富裕家庭占有31.43%;而43.73%的最贫穷家庭只占有总金融资产的2.99%,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孙学文,2004)。
其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从一元化发展到多元化,但是结构仍然很不合理。在我国的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之前,家庭金融资产只限于银行存款,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家庭的金融资产从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金融资产到各种较低风险的债券、保险金以及股票、期货和外汇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金融资产品种日益多样化,但资产配置仍然很不合理。具体表现在收益很低的“安全”资产占据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太大比例。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中,近七成是储蓄存款,其中定期存款占有很大的比例。即使在2006-2007年股市高涨期间,大量家庭金融资产由银行转移到股市时,城市家庭储蓄存款仍然不低于五成。另外,在家庭金融资产增加的同时,还存在有效保险需求不足的矛盾(魏华林,杨霞,2007)。
再次,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数量和配置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统计数据表明,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至2008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5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其中,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5个省份,分别是、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的2%(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从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来看,黑龙江2007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孙丽颖,2008),
该省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拥有不到2.2万人民币的金融资产,而江苏省江阴市农村家庭2005年的平均金融资产达到5.66万元(符国华,2006)。区域差异不仅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数量上,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也不同。2002年广东省居民金融资产中,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金融资产总额的92.2%,证券投资占5%,其他金融资产占比为2.8%(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下同);云南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3.6%,证券投资占比16.4%,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0.19%;河南省居民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占比81.3%,证券投资占比10.1%,其它金融资产占比为8.6%;辽宁省居民储蓄存款和手持现金比例为88.8%,证券比例7.7%,其他金融资产为3.6%。这些省份的数据大致代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情况。
最后,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存在明显的财富效应和教育效应。2002年,我国对广东、山东、天津、河北、江苏、甘肃、四川和辽宁8省份的22个城市家庭做了金融资产抽样调查,按照家庭金融财富将城市家庭分为5个层次,从最贫穷的20%家庭到最富裕的20%家庭,拥有全部家庭股票总价值的比例分别是0.4%,3.0%,62%,15.4%,75%。可以看出,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拥有的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显著增多。将家庭按照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和硕士以上等7个文化层次,户均金融资产分别为48222,51994,56910、64460、106338、160176,220032元,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资产与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与启示
(一)发挥金融中介的功能,降低投资者参与金融市场的成本
通过欧美各国家庭资产组合的国际比较来看,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存在使家庭更多间接地投资于风险性资产,金融中介可运用风险管理功能,辅助一般投资者参与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和更有效的使用创新型金融工具,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此外,应重视加强金融中介的职业标准和道德规范水平,因为他们的职业信誉会通过影响家庭的信任度而间接影响到参与股票的程度。
(二)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医疗、教育体制等方面改革不断深化,居民更多地面临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使得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因此,发展家庭金融需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多层次保险体系和新型福利制度。
(三)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尽快缩短贫富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10-0179-06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的步伐逐渐加快,粗放的资本经营方式会使商业银行的经营之路越走越窄。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人们的金融需求也越来越呈现多元化。若要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商业银行就必须思考如何调整经营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从高资本占用型业务向低资本占用型业务转变,从传统融资中介向全能型金融服务中介转变,改变存贷利差收入占比偏重的局面,形成资本节约型的业务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的盈利增长格局。
一、金融资产服务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发展意义
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并已悄然对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在风险管理要求提高、资本约束力度加大的监管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保持既快又稳健的发展?在2011年底工行改革发展研讨会上,工行董事长姜建清率先提出了“金融资产服务”这一新的概念,及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一)金融资产服务的概念
金融资产服务目前在监管部门和国内外同业中还没有明确和一致的表述。现在比较统一的认识为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即银行接受客户委托,为客户提供以客户资产为载体的金融服务,是以实现客户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并在这个核心下围绕着客户金融资产所派生的多种金融专业性的服务业务。对于银行来说是一项不占用经济资本或资本占用较低,不计入资产负债表内,不承担主要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综合性业务。对于客户来说,它改变了客户金融习惯,不再将银行当作是简单的资金结算、融资借贷的机构,客户可以向银行咨询、获得专业的指导、委托银行管理自己的资产等,是一类符合国内金融改革方向、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业务。
1 金融资产服务的性质。按服务内容来划分,金融资产服务可以分为狭义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和广义的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狭义金融资产服务是指为满足客户金融资产保管、保值、增值为目的,以托管、咨询、为代表的金融服务。如资产管理、销售、代客交易、委托管理等业务。广义金融资产服务,除了狭义金融资产服务包括的所有服务内容外,还包括传统的咨询类业务和基础类业务,如顾问服务、银团安排及资产证券化、证券经纪、承销发行、现金管理等,主要体现的是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
2 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与传统业务差异。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是银行利益与客户资产保值增值密切捆绑的业务,收入取决于客户资产的存在。当银行开始将自身金融资产管理能力服务于客户时,银行的经营模式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包括盈利模式、客户关系、风险管理等各方面都会与传统模式有着显著的不同。
(1)盈利模式的转变:在这种经营模式下,银行不再承担金融资产的自身风险,也不需为客户资产支付利息,银行收入也由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转变到以资产规模为基数收取的费用或报酬。
(2)客户关系的转变:在金融资产服务模式下,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成为银行与客户的主要关系,债务债券关系也仅是客户进行金融资产交易时持有货币期间的派生关系。
(3)风险管理的转变:在这种服务模式下,银行风险管理将由管理金融资产的风险转变为管理声誉风险、合规风险和操作风险。
(二)发展“金融资产服务”的重要意义
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不仅是银行自身经营转型的理性选择,而且是适应潜在竞争的客观需要。在大力发展受托金融资产服务的基础上,为国内大型企业和机构客户以及富裕高净值个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全面满足客户多方位、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国内大型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服务拓展的基本目标。
1 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是满足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
首先,在融资方式上,客户筹资渠道越来越广,由向银行间接融资,转变为充分利用金融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并且,所利用的市场范围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从利用国内货币、资本和保险等市场筹集资源,转变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全球筹资和融资,尤其是对金融机构的业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从市场发展来看,金融业三大市场的持续发展催生了更多的金融资产新形态,对银行提出更高的金融资产服务需求。从全球情况来看,根据花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6月末,在交易所内交易的金融资产规模达57万亿美元,而金融资产总量超过120万亿美元;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10年来,股票、债券和基金三类金融资产高速增长,从2001年的0.8万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6万亿美元,增速超过7倍。
再次,客户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呈现多样化趋势,客户资产构成催生了金融资产服务的需求。现在,公司通过投融资活动,除基础性金融资产外,派生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如票据、保单、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私募基金等等。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也可以使用这些金融工具,他们又往往兼具公、私两方面的双重需求,对一站式金融服务解决方案有着潜在的需求。
2 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是实现银行经营转型战略的需要。在最近两次的人民银行利率调整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即放开了存款利率。而目前银行业不仅已经面临着利率市场化,也面临着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要求,外部市场环境的改变,要求银行逐步向资本节约型方向转变。在过去的几年中,商业银行一直积极推进以降低资本占用业务为主导的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非息收入占比明显上升。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银行的发展对资产规模还存在着较大的依赖,制约发展的约束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因此,在银行经营转型发展这样一个攻坚节点上,“金融资产服务”的推出,有效地解决了发展与资本约束这一棘手的问题。
3 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是银行走向国际化的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与国内截然不同:一是国际上主要的金融市场国家融资结构已经实现多元化,银行信贷已经不再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二是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利率基本实现市场化改革。国有银行要想在国际竞争中占领一席之地,就必须推出新的能与国际接轨的业务,否则难以获得竞争优势。而“金融资产服务”概念的提出,正是明确指出了银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国际性大银行已经成为全球资产管理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在2010年全球按照业务规模排名前15位的大型资产管理机构中,商业银行或者银行集团控股、全资的资产管理机构有7个,资产管理规模占前15大资产管理机构的35%。做大资产服务业务是国有银行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发展现状
(一)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发展情况
截至2011年末,某商业银行托管资产3万多亿元,管理资产1万多亿元,约占表内总资产的比重为29%。该银行金融资产服务相关收入接近200亿元,约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2%。但随着其不断加大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发展力度,业务规模稳步上升。下图为截至2013年3月末,主要11类金融资产服务业务规模分布情况:
截至2013年3月末,该银行主要机构的资产管理、信托计划、PE基金主理银行、金融业务、债券承销、养老金受托管理、资产托管、委托贷款、资产证券化、销售及私募股权(PE)基金管理这11类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中,资产托管占比达57%、资产管理占比15%、销售11%、债券承销9%、委托贷款占比7%。比2011年增加3万多亿元,增幅4.51%。同时,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余额增量和增幅分别高于表内贷款。
(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前该项业务已经进入发展通道,但由于在发展之初,很多业务缺乏规范性的管理或者办法作指引,目前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发展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观念落后,风险认识不足。在业务开展上仍然深受传统存贷业务经营理念的束缚。在基层的经营中,存贷经营理念已经影响到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在投资方面,把理财的投资需求当作行内贷款的补充工具,信贷规模紧的时候做理财,信贷宽松的时候放贷款;好的项目放贷款,贷款解决不了的做理财;并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蕴含风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银行只是存在着操作风险,而轻视其他风险,特别是声誉风险给银行带来的严重影响。
二是管理基础薄弱,机制不配套。没有建立能够协调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和传统业务协调发展的管理架构和考核体系,且各业务条线各自为战。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涉及产品研发、销售、投后管理等多个部门,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与传统业务问的考核,对业务板块之间的关联贡献考虑不足,这会导致各业务主管部门往往从本业务考核出发,大多部门都基于本部门、本专业角度分散化设计产品和服务,不利于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整体发展。
三是投后管理亟待完善。对于存续期的业务,缺乏明确规范的投后管理规定,如对融资方如何管理、哪个部门负责监测分析、哪个部门负责风险处置、对潜在风险业务如何退出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管理规定。同时,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缺乏统一的档案管理要求。
四是缺乏相应的业务人才。金融资产服务内涵丰富、业务种类繁多、操作复杂,有些业务涉及各种行业的专业知识,如私人银行业务对理财师的要求远不仅仅只有银行知识。当前商业银行刚刚涉入此项业务领域,急需培养相应的人才,以促进业务的发展。
(三)中外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比较
目前,金融市场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 在服务的内容上,国际商业银行主要体现在服务个性化、差异化、人性化。金融资产服务的主体内容在于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与客户资产有关的服务。以个人财富管理业务为例,无论是纽约梅隆银行还是加拿大皇家银行,其个人财富管理业务都着重于根据客户需求、风险偏好、资产特征等信息,提供相对应的“规划”、“方案”服务,金融产品往往只是金融资产服务的载体,其业务主旨除了实现客户资产保值增值外,也着眼于为客户提供其他便捷增值服务,这些服务甚至与客户资产没有直接关联,目的是培育更紧密的客户关系和更大程度挖掘客户的需求。
2 发达国家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较高。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的社会融资结构、利率机制等发展程度较高,相应这些银行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转变,传统存贷业务占比明显降低。以美国银行业为例,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与利息收入的比例是2:8。随着金融环境的变化,美国的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逐渐提高,到90年代末,该比率提高到4:6。
3 在业务上以一两项业务作为金融资产服务的核心业务。不少国际商业银行通过某一项或两项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如:瑞银集团(UBS)以资产管理业务和财富管理业务著称;德意志银行、JP Mogan以资产管理业务最强;道富银行的托管业务排在全球领先位置。纽约梅隆银行以资产管理和资产托管为主,该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托管银行,以托管服务为核心,逐步拓展服务领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投资者服务及金融资产服务线。截至2011年末,纽约梅隆银行托管资产26万亿美元,托管服务利润占其税前利润的1/3。
4 具备全球服务业务运作的能力。随着经济、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跨越国境的资金转移服务、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收益一风险组合,已经成为客户的普遍需求,对于金融资产服务的主要客户对象——资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个人客户、金融中介机构和政府、慈善机构等来说更是如此。国际商业银行普遍具备提供全球化的金融服务能力。
相比较来说,中外商业银行金融资产服务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业务拓展模式的差异。国际商业银行基本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的业务拓展模式,业务重点已经转移到提供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的狭义金融资产服务层面,金融产品创新和销售只是服务实现的载体,往往是服务带动产品销售,带动全权受托金融资产投资管理活动的开展,从而向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解决方案。相比较而言,国内商业银行则是以“产品”为中心的业务拓展模式,业务拓展仍停留在金融工具研发与销售阶段,金融资产服务尚难以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更谈不上将“增值”服务或“配套”服务当作是独立收费产品/业务来运营。
二是人性化、个性化服务程度的差异。在服务内容上,国际商业银行的金融资产服务已进入深度挖掘客户潜在需求的人性化服务供给阶段,比如:向企业客户提供全面的股东服务、账户集中管理服务、公司行动服务,向个人客户提供全面的遗产和信托服务、退休规划服务、慈善捐助服务。而相应服务在国内还处于空白状态,而且当前国内各行销售的产品同质化情况也较为突出,暴露出较多的低端化竞争问题。
三是在服务形式上的差异,国际商业银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尽可能地提高服务的人性化程度,比如:纽约梅隆银行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服务平台和特色工具(如流动性管理平台Liquidity DIRECTSM、专业的风险管理工具TOPx);加拿大皇家银行则在网站导航设计上极尽人性化的考虑,极大地方便客户选择服务类型和服务对象。这一点也是值得国内商业银行借鉴和学习的。
四是本土服务与全球服务业务运作模式的差异。国际商业银行普遍具备提供客户化的全球投资管理、托管代管、支付结算等服务能力,而国内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程度还较低,全球服务的能力亟待加强。
三、构建金融资产服务体系的策略及路径
基于前面的论述,现代商业银行要做大金融资产服务,首先需要摒除银行揽储放贷的传统经营观念,借鉴国际同业成功经验,从产品创新、服务便捷等层面提升金融资产服务的人性化、个性化程度,通过提高客户的金融服务满意度,达到促进银行自身的发展。
(一)立足于经营转型,提高战略认识,建立金融资产服务体系的基本架构
1 转变经营理念,突破传统业务经营思想的束缚。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就必须让银行的管理干部树立起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经营理念,跳出银行揽储放贷的传统业务观念,从培训、考核人手,逐步建立起金融资产服务体系。
2 建立金融资产服务的业务管理体系。一是要建立准入体系,形成业务审批机制、授权管理机制和资产质量评估、监测和汇报机制等。二是做好前、中、后台职能部门定位,对于前台营销部门和产品部门,要明确推广过程中的尽职调查要求和售后客户管理要求。对于审查部门,要明确审查要点、收益要求和风险承担等要求。对于后台风险管理部门,要明确风险组合配置、产品创新核准、监督检查要求等。
3 积极推进金融资产服务的产品营销体系建设。金融资产服务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市场的众多产品和公司、机构、个人等各类客户群体,容易出现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为此,一是优化金融资产服务产品体系,普通产品标准化,高端产品个性化,以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为抓手,实现对客户的各类金融服务需求的有机整合。二是优化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营销流程,建立客户部门全产品营销、产品部门负责产品支持的流程式营销架构,客户需求始终由一个部门进行对接、引导、响应,内部构建服务团队和系统平台进行全方位支持。
4 建立适于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考核机制。在完善业务统计体系的基础上,理清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不同业务种类之间、与其他业务之间关联贡献关系,建立起能够促进金融资产服务与其他业务共同发展的考核机制。
5 加强IT系统建设。信息在金融资产服务中至关重要,要以服务平台化为目标,建立完备的数据仓库,打造先进的IT系统,收集丰富的商用资讯,开发强大的产品功能,以支撑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
6 建立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发展的高效推动机制。建立一套高效的业务推动机制也是业务拓展的模式,是一项艰巨工程,需要人力资源、绩效考核、产品创新等广泛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支持。首先,在人力资源配备充足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考核权重,特别是加大核心业务的考核力度,把资产管理业务的主要考核放在与存、贷、汇业务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其次,加强资产管理相关业务之间的协同考核。再次,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在考核中加入产品创新的指标,鼓励创新。
7 以客户为中心整合客户需求和信息人才资源。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客户涵盖了公司、机构、个人等广泛客户群体,必须以客户为中心建立有效的整合机制。首先,在客户需求上建立客户综合贡献视图、客户合作创新视图、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资源配置视图,评估客户能力,整合客户需求。其次,在整合信息人才方面,着重打造三大体系:一是建立人才资源系统;二是建立全面研究体系;三是建立信息共享体系。
(二)以资产管理业务为核心,建立银行金融资产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开辟银行的金融资产服务之路
一是把资产管理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基础业务来抓。随着社会金融财富管理意识的觉醒,存款已无法满足客户财富管理的需要,银行必须通过多种理财工具来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要,这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成为常态。国际性大银行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资产管理业务最终将成为我国银行的基础性业务。国内银行资产管理业务起步较晚,但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成为国际性大银行的基础业务,无论资产管理机构中银行的占比还是资产管理业务在主要银行的业务规模占比,都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最终将发展成为与存贷汇并行的基础业务。
二是建立解决资产管理业务关键问题的快速通道。推动资产管理业务战略目标、发展规划等制定,从战略角度出发,协调解决资产管理业务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促进资产管理业务的快速发展。
三是增加资产管理业务资源倾斜力度,加快资产管理业务机构建设进程,通过引进和培养的方式增加人才投入,通过多种招聘增加人员配置,增加系统投入。根据资产管理业务系统建设需求,在项目立项和项目开发上给予更大的资源倾斜。
四是在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同时促进关联业务的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与投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托管业务、代客交易等业务均具有较高的关联性,价值链条长,能带动多种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发展。因此,银行应该把发展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资产服务核心竞争力来抓,逐步建立起以资产管理业务为核心的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品牌。
(三)建立人才高地,注重业务创新,促进金融资产服务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
1 建立金融资产服务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金融资产服务范围横跨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产品种类众多、功能结构复杂、市场信息繁杂、技术框架先进,每项业务都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金融人才,应按照“需求响应要快、专业知识要精、服务手段要新、产品开发要准、市场研究要深”的标准,培养选拔高级证券人才、投资及其相关业务人才、高端理财师和私人银行业务人才。
2 建立能留住人才的制度。在国内,金融资产服务是一个新的业务领域,但也是各行未来竞争热点领域,更是银行经营转型的关键业务领域,在这个领域成长起来的人才,对各行今后发展该项业务起的作用必然是巨大的。若出现人才流失,那么对业务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发挥人才作用,建立人性化的人才培育制度。
3 建立业务创新的激励机制。金融资产服务的特点体现的就是个性化,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不同客户的资产结构及不同的需求,提供既专业又能满足客户需求的金融服务,不仅要求业务人员具备专业的金融及相关方面的知识,还要求具备不拘泥于现有的业务产品体系、勇于创新的品质,为不同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要使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不断推陈出新、符合市场需求,就必须在机制上下工夫:一是形成面向市场的响应机制,建立起面向各个市场的信息平台,各级业务机构及时掌握同业信息、客户需求、市场动态,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营销策略;二是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又善于创新的业务人员,发挥人才在业务创新中的应有作用。
4 加强与金融同业的业务创新合作。与金融同业合作是发展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一个特点,加强与银行同业、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GP等金融同业的合作,在促进信托计划、私募股权(PE)基金管理、养老金受托管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发展的同时,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创新银合作、银证合作、银信合作、银保合作方式,开发新的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丰富金融资产服务业务,促进业务发展。
5 围绕客户大额资金的流向和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金融资产服务本质上就是要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满足客户各种不同的金融需求,而客户的金融资产也正是金融资产服务的载体,客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需求决定了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发展。为了提高客户的金融服务满意度,金融资产服务业务的产品创新要密切关注客户的资金流向,满足客户资金的各种需求,根据客户的资金需求提供结算、增值、托管等不同的服务。
(四)以全球化的视野,坚持走国际化的道路,进一步提升金融资产服务的发展水平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深耕银行不良资产收购处置业务的同时,还应高度关注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交易机会。通过拓宽收购渠道,创新交易模式,扩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1. 拓展不良资产收购渠道。目前,尽管银行业不良资产余额增加,但处置手段更加多样化,除传统处置方式外,商业银行还开展了不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试点,加大了通道代持转让的业务规模,真实的不良银行贷款供给市场规模有限,并且对外出售的资产质量下降。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将收购不良资产的对象拓展到提供高息融资的非银行金融领域将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扩大不良资产业务规模的重要一步。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下行并伴随结构性调整,前期以债权或股权投资为企业提供中高成本融资的信托资产,在刚性兑付下未来项目风险将逐步暴露。另外,国内债券市场信用风险累积,企业负债率持续上升,流动性趋紧,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证券化等公募债违约渐成常态。与银行相比,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端来源处于中下游,资金成本及杠杆率偏高,在宏观政策及市场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加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收购其逾期或存在潜在偿还风险的债权。此外,非金融企业应收账款规模增长、回收期拉长,信用风险有所加大,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非金融企业不良贷款仍将高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建立沟通渠道,及时了解企业状况,择机介入并寻求后期合作。
2. 创新收购端交易结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金来源的期限和成本决定了业务产品的模式和结构。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是真正实现“调结构”,不断拓展业务创新的基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目前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贷款额度的限制叠加货币金融周期转向的资金高成本预期限制了可开展的不良资产业务规模,而业务规模扩大受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业务创新的拓展。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改变传统“包来包去”的通道?I务模式,主动调整策略应对市场变化,有效对接金融机构形式多样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充分利用金融工具引入市场闲散资金,提高收购处置效率。
(1)不良资产证券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将大量不良债权以证券化的方式转化为众多投资者手中的债券,增加资产的流动性。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国内重启之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交行和招行作为首批试点机构,已经累计发行14单证券化产品,起到一定的规模示范效应。但相比国外成熟资本市场,本轮不良资产证券化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主要以对公贷款和信用卡逾期贷款为主,基础资产质量较优,难以体现不良属性;二是产品分级层次较少,目前发行的不良资产支持证券都只分优先级和次级两个档次,无法充分满足不同风险偏好者的资金配置需求;三是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次级证券投资者数量有限,除少量私募基金参与外,公众参与度较低。
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欲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除不良资产包的收购折扣率低于证券化的折扣率外,还需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完善:第一,根据风险收益比的要求,将产品划分更多层次,满足不同投资者投资偏好。第二,自身购买部分劣后级产品,降低其他投资者风险,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第三,加大基础资产处置力度,最大限度获取超额收益。总体来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不断尝试走向成熟。
(2)结构化信托。信托公司发行专项不良资产处置的集合信托计划,用于收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遴选的不良资产项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顾问及劣后级资金方,其他机构作为优先级资金方,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通过设立合伙企业用以受让银行的不良资产包并加以处置。另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可以将存量项目债权的本金收益权装入专项信托计划,外部投资者认购信托计划中的存量项目的本息收益权,募集得到的资金支付给资产管理公司,专项信托计划取得存量项目的本息收益权。该种业务模式利用外部资金与?炔看媪孔式鸬闹没唬?提升了存量项目的收益率,为资产管理公司受困于资本约束,没有新??可用资金的情况下,扩大不良资产收购提供了一种思路。
结构化信托模式的缺点是现有信托资金特性与不良资产处置匹配性较差。不良资产处置周期基本在3年~5年左右,大型资产包处置周期甚至会更长。目前信托产品期限普遍在1年~2年左右,无法覆盖长周期的不良资产处置要求,容易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造成流动性风险。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结构化信托产品,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错配问题,下一阶段可尝试发行中长期信托产品,全面覆盖不良资产处置周期。
(3)不良资产处置基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通过对接银行、保险、信托、财富管理机构等资金,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合作,发行专项不良资产处置基金或不良资产收购、并购重组等主题投资子基金,专注于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企业间不良债权投资。在与银行合作过程中,通过成立普通合伙的形式引入银行低成本资金,借助银行深晰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优势加速不良资产处置,这种模式可以确保更大的资产收益。在与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通过地方政府资金的介入,化解地方存量债权债务关系,助推地方产业调整升级。地方政府资金的介入能够保障不良资产处置过程的顺畅,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和当地司法的阻碍。在与大型集团公司合作过程中,通过不良资产基金的介入,可以有效疏通企业间债权债务关系,通过提供流动性支持帮助企业恢复经营运转。另外,对于处置时间成本较大的不良资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与市场处置机构进行合作,通过有限合伙的形式与处置方共同发起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引入投资机构提供优先级资金,有限合伙作为劣后级资金方,完成对不良资产包的收购,并由处置方对其进行处置。
(4)不良债权收益权转让。债权收益权在金融市场上活跃已久,是一种常见的交易标的,其实质就是金融市场为实现特定的交易目的而创设的新型金融产品。债权收益权交易可以把一些流动性较差但长期来看在未来具有稳定现金流的债权,通过创设收益权的方式提前将这部分未来收益变现,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可以盘活存量不良资产,加快不良资产的周转,从而加大收购规模,对一些不良资产包加快处置,提高收益水平。
二、 树立资产经营理念,拓宽资产处置思路
在经济下行期不良资产处置难度增大的背景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改变传统处置策略,树立资产经营理念,重点关注具有溢价潜力的资产,围绕资本市场,充分借助债务重组、债转股、实物资产经营等手段,提升不良债权高端收益。
1. 债务重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针对无法按期清偿债务的企业,通过收购不良债权并对债务主体、偿债期限、债务利率、担保方式等债务要素进行变更,消灭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利条件,使债务人的偿债能力与调整后债权的各项要素条件相匹配,提升债权价值,实现债权收益。此类业务主要有以下三类:
(1)债务更新。债务更新主要是对债务公司当前债务情况进行更新,如降低债务公司的应还利息、应还账款,延长债务期限等,通过对债务公司负债状况的调整来对其资产进行优化,使债务公司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提?{经营效益上;另外,对抵押物进行更新,通过增加抵押物或变更抵押物种类保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对债务主体进行更新。通过变更债务公司,将经营不善的公司债务资产转移到经营状况良好、并且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其他公司中,从而保证资产管理机构的应收账款不减少。
(2)折扣变现。折扣变现主要针对债务企业无发展潜力而采取的经营策略。通过对债务企业所有债务进行重组打折,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短时间内回笼资金,加快资金周转。折扣变现可以分为一次性或分期方式执行,但折扣额度及还款期限需要协商确定。
(3)资产置换。资产置换主要是债务企业或第三方偿债主体用等价的其他资产来交换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企业债权。置换资产一般具有易变现或变现价值高的特点,如应收账款、上市公司股权、生产设备或地产、专利或知识产权等。
债务重组过程中,对于抵押物的重新设定是保障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权益的关键一步。为有效控制收购债权的偿付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承接原有抵质押担保的基础上,可以另外追加其他资产进行抵押担保,以增强项目缓释风险。
2. 债转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不良债权收购切入,将持有的债权以债务人增资扩股或共同成立公司的形式转为股权,之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债权人变更为财务投资者、阶段性持股人,持股期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股?|身份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持股到期后通过分红、股权转让或置换、控制人回购等方式实现股权溢价退出。
(1)债务重组+债转股模式。债务重组+债转股主要针对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首先对债务企业实施债务重组,对债务期限进行展期,并按约定收取重组收益。在债务期限内,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持有的债权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并择机在二级市场退出,获得一、二级市场资本溢价收益。
(2)债转股+上市退出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所持债权实施债转股后,借助股东身份为债务企业经营发展提供金融专业支持和服务,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待债务企业经营改善之后,推动其改制上市并择机出售其所拥有的公司股权,获取收益。债转股模式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转股企业的运作。
(3)债转股+股权置换模式。债转股+股权置换主要针对旗下拥有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运用债权投资并结合债转股模式,获得大型企业优质资产股权,其后通过资产剥离和重组,将优质资产转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的置换。该模式的总体原则即是通过交易结构的创新,将流动性差的转股股权置换为上市公司股份,从而提升股权价值和流动性。
(4)债转股+资产注入模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债务企业实施债转股后,为助推企业发展进行商业化增资扩股、股权投资、资产重组等资产注入手段,随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提高,作为股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取得相应资产增值收益。
3. 实物资产经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将具备一定使用功能的债权资产用于租赁,并按照约定收取租金,或将拥有的实物资产作价入股到实体企业中,通过经营开发改善实物资产状态,提升使用价值和额外收益。实物资产经营所涉资产主要是不良债权抵质押所回收的土地、厂房、工程机械等资产。
三、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问题资产经营策略建议
不良资产处置凭借“包来包去”赚取差价或单纯债务重组赚取利差的方式已难获得较高收益,下一阶段,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必须创新处置策略,以债权收购切入,通过财务整合、产业整合乃至行业整合的投行手段,盘活资产并最大限度挖掘价值,实现较高盈利预期。
1. 扩大资产收购规模,探索轻资本运营模式。面对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处置机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创新收购交易模式,积极开展“基金化、证券化、结构化”业务,降低项目投放对资金的依赖度,扩大不良资产经营规模。一是拓展不良资产来源,除银行渠道外,主动介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债权、股权及企业间应收账款类债权;二是积极推进与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拓宽不良资产收购资金来源,以共同设立不良资产基金或结构化信托的形式加大对商业化项目的投放;三是积极探索轻资本运营模式,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从中收取财务顾问费或资产管理费的形式获取收益。
Czyzewski等( 1992)研究了企业资产结构和现金持有量对资产回报率(ROA)的作用,他们的结论显示成功企业的现金资产集中度较高, 也即充足的现金流量实际上将产生较高的资产回报率, 现金充足率可以成为同行业企业之间业绩比较的替代变量,但他们的结论并不符合一贯的财务管理理论,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所持的现金是收益最低的资产类型,因此企业在保证企业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少的持有现金。与Czyzewski研究结论不同的是,Kamath(1989),Soenen(1993),Shin and Soenen(1998)认为:上市公司的流动性与其净资产报酬率、资本报酬率都显著负相关,而且企业的财务流动性对产业因素非常敏感,也即在不同产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他们的结论与财务理论对企业现金一贯的认识相似,现金持有量较低时反而对应较高的运营绩效,流动资产运营效率越高绩效越好。其文献的贡献还在于提高了企业对流动资产重要性的认识,撇开企业流动资产与运营绩效的相关性方向,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所以企业应提高流动资产的运营效率。
King等( 1998) 研究了资产组合变动频率与企业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相对于资产组合高频率和低频率变动的公司,中频度变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要高, 资产组合中等频率变动对公司的总价值影响更大。虽然资产组合理论强调了资产组合对企业的有效运营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对资产组合变动频度的研究尚属较陌生的研究领域。资产要对企业业绩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并不是由企业对某项资产的投资规模决定,关键在于对某项资产的运营效率,自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营运资本管理效率的学者渐多,近期Debasish Sur(2011)、Sonia(2011)采用各个国家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营运资金管理效率与企业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他们的结论是营运资本效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Enria(2004)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即在市场上升期,股票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计入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利润提高,投资信心增强,进而推高资产价格,容易造成金融资产价格高估;而在金融危机引起的市场下滑期,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企业股票价格下跌所致的损失会恶化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公司预期盈利率下降,投资萎缩进一步压低资产价格,从而加剧金融危机。
我国学者对该领域也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不同类型的资产在企业财务活动各个环节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资产配置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不同类型资产的有效组合使企业实现最大化增值,依据不同资产跟企业绩效的关系可将资产分为三类: ①直接形成企业收入的资产类别,包括产品、商品等存货资产、应收账款等结算资产、有价证券等投资资产;②对企业一定时期内的收益不产生影响的资产, 如货币资产;③抵扣企业一定时期收益的资产, 包括非产品资产、非商品资产、固定资产、支出性无形资产等(余坚,1998;曲远洋、刘岩,2004)。 所以企业的总资产中应尽可能增加直接形成企业收益的资产,资产结构中直接形成企业收益的资产比重越大,一定时期内不产生收益的和抵扣企业收益的资产比重相对变小,将有利于企业收益最大化。如果固定资产或长期投资比率过高, 资产结构流动性差、弹性小, 转换现金困难, 势必加大经营风险;反之, 如果流动资产比率过大, 虽然经营风险降低了, 但盈利能力却受到影响(倪红霞、许拯声,2003)。
企业资产配置的结果不仅形成了资产结构,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刻画出企业的成本结构,成本直接减损企业利润空间,企业固定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经营杠杆的大小,所以在常态经济环境下,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比例直接影响企业经营风险的大小(马永强,2009),经营风险越大的企业,在遭遇外部负面冲击时,每股盈利就会下降的越快,利润波动就越大。王咏梅( 2001) 的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投资资产收益率与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和投资资产与主营业务资产的比值也呈显著正相关。该文献将企业的投资资产与主营业务资产分立讨论,同时肯定了金融资产的高收益性,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成熟,企业对金融资产投资关注最多的是其高风险性,所以对其敬而远之,无疑过于保守的资产配置策略不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然而刘巳洋(2008)则将上市公司的金融投资视为一种“危险的游戏”,他对一些过度投资金融市场的公司进行了剖析,认为这些公司所持金融资产的目的有三种:短期逐利;战略性投资;同行业投资,牵制竞争对手。他的研究告诫上市公司,如果过大比例的资金投入主营业务之外的渠道,势必影响其主营业务的主导地位,而且他认为任何上市公司都不可能依靠资本市场上的操作来支撑企业的发展,必须坚守主营业务的发展。
2007年会计准则改革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引入使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关注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王义中、何 帆(2011)认为公允价值下会计信息能准确反映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值,因而能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然而,鉴于金融市场固有的不完全性,公允价值将当前利润与未实现的资本利得及损失混在一起,增加了公司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不确定性,公司价值更容易波动,加大了股票价格与基本面价值间的差距,使得长期经济价值与当前金融资产价格出现持久差异。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企业资产中各个部分对业绩的实现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以前文献对企业金融资产与流动资产对业绩影响的研究相对欠缺:企业的流动资产多被定性为盈利能力不高的资产类别,并没有挖掘其在非常态环境下的正面价值;同时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对金融资产的态度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对金融资产处于相当陌生的认知状态,学术界多是将金融资产当做研究公允价值时的载体,并未对金融资产属性以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出正面研究。
具体而言,规模微降主要受存放同业大幅减少1.07万亿元,以及买入返售资产增长放缓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应收款项类投资大幅增长1.14万亿元,2.5倍于买入返售资产的增量。
与2012年买入返售资产大增2.56万亿元、应收款项类投资增2401亿元相比,2013年跷跷板般的资产结构变化已然折射出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经营思路已发生重大变化:即规模小幅回落,结构大幅调整。
同业资产结构调整
银行同业资产业务由存放同业、同业拆出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三部分组成,2013年存放同业款项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是低收益同业资产,为在规模不增的前提下获取高收益,上市银行主动压缩存放同业资产。
年报数据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截至2013年年末,12家上市银行存放同业款项较年初减少1.07万亿元,降幅达30%,余额2.4万亿元。其中,股份制银行压缩7500亿元,降幅49%,仅光大银行存放同业款项增加200亿元;四大行整体压缩3200亿元,降幅16%,仅农业银行增加1350亿元。
与此同时,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却出现环比回落。截至2013年年末,12家上市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余额为4.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4600亿元,增幅11%,但环比2013年三季度末减少1768亿元。
不过,数据显示,银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配置策略却出现分化,部分银行选择继续加大配置力度,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分别较年初大幅增长315%、198%及265%,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等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压缩。
市场的共识是,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总量增长放缓与预期的政策监管有关,包括传闻的“9号文”对同业资产集中度管理以及对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出表的限制。银行配置策略的分化则与每家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特点有关。
从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结构来看,2013年,银行对买入返售票据进行了压缩,但是仍加大了对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的配置,与银行业务创新带来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的增加较为一致。其中,截至2013年年末,12家上市银行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余额为1.0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4300亿元;买入返售票据余额为1.96万亿元,较年初下降1400亿元。
应收款项类投资成新宠
2013年,在同业业务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包括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等“非标”业务成为监管重点,腾挪资产的空间受到限制。于是,银行又开始主动进行业务创新,应收款项类投资成为“非标”的新宠。
截至2013年年末,12家上市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余额为3.36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14万亿元,增幅超过50%。其中,股份制银行经营策略尤为激进,应收款项类投资增加1.23万亿元,增幅达162%。其中招商银行631%、中信银行432%、浦发银行223%、兴业银行195%,上述4家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增量均在2000亿元以上,增幅远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从上市银行的资产结构明细可以发现,应收款项类投资的信托受益权和资产管理计划正在接纳从同业业务创新带来的新增“非标”资产。2013年年末,上市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信托受益权余额为1.3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9370亿元;资产管理计划余额2923亿元,较年初增加2890亿元,可以用“暴增”来形容。
从《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来看,“商业银行对一般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为100%”,因此,应收款项类投资对资本的节约并不能与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相提并论。但是,应收款项类投资井喷的最主要原因是应收款项类投资对信贷规模和存贷比的规避,以及银行对买入返售业务未来监管从严预期下的提前进行的金融创新。
当然,这里包括很多具体的同业业务创新模式,包括信用挂钩收益互换产品(TRS)、定期存贷质押+额外直接授信、委托定向投资,以及海外租赁通道等多种模式,大部分创新业务可以为银行带来存款增长、不占信贷规模、提升中间业务收入以及稳定客户资源等益处。
以信用挂钩收益互换产品为例,其运作模式主要流程为:首先,银行发行非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募资完成后将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资金在理财客户的保证金账户中形成类似于结构性存款的保证金存款;其次,银行通过自营资金或者同业资金投资于券商定向资管计划、单一信托计划、基金子公司专项计划等非标资产,通过券商、信托、基金子公司等通道机构以委托贷款的形式为客户融资;最后,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定期存款为银行所投资的非标资产提供质押担保,而理财客户亦需和银行签署担保合同。同时,资管计划与理财产品通过签订TRS协议,将利息较低的定期存款收益互换为利息较高的资管产品浮动收益。
TRS将潜在的投资关系包装成收益互换关系后,即可实现银行、投资者和融资客户的共赢。
对银行而言,TRS理财产品首先能为银行增加存款,降低贷存比:TRS理财产品投资于银行定期存款,形成保证金存款,增加了一般性存款,降低了银行的贷存比考核压力;其次,不增加风险资产,资本零占用:保证金存款冻结期限截止日与融资期限到期日,银行投资的非标资产由于有TRS的保证金存款作足额质押,因此该投资扣除风险缓释后的风险敞口为零,并不占用银行的资本;此外,不增加银行理财非标规模压力:TRS投资的是银行定期存款,并非直接投资“非标”资产,能绕开银监会“8号文”的监管。
在整个过程中,银行获得的收益为“定期存款收益+企业客户融资成本-TRS互换协议成本-同业资金成本/内部FTP资金成本-通道费用”,同时还留住了客户。
对投资者而言,理财资金不直接参与“非标”投资,但通过互换获得了较高的“非标”资产收益。另一方面,虽然通过互换投资者承担“非标”资产的名义风险,但实际上仍是由银行刚性兑付。
对授信存在瑕疵的企业融资客户来说,尤其是政策限制贷款行业的客户,通过“非标”渠道成功融资。
数据显示,12家上市银行贷款总额为46.19万亿元,同比增长12.93%,各大银行均增加了零售贷款规模,尤其增加了小微贷款等高收益率资产占比,其中,民生银行小微贷款增速高达27.69%,小微贷款占比也位于所有上市银行第一。而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截至2013年年底,12家上市银行存款总额为67.9万亿元,同比增长率仅为9.76%,增速较前一年明显下滑。
在资产结构方面,2013年下半年以来,考虑到即将出台的“9号文”,上市银行普遍缩减了收益率较低的存放同业和拆入资金规模,而买入返售类资产规模仍然维持小幅增长,其中,中信银行买入返售类资产规模较年初暴增300%。与此同时,非标资产转移至应收款项类投资下,同比增长率超过50%,表明银行同业策略的悄然改变,也说明当前对应收款项类投资的监管仍处于薄弱环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制银行在“非标”资产的配置上承担的风险远大于四大行,不过高收益率的“非标”资产一般投向为房地产或地方融资平台,在2014年经济下行及去杠杆的背景下,银行“非标”资产无论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均会面临较大的压力,总体配置规模或将下降。
在这场金融全球化变革中,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增长越来越走向分离。一方面,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的GDP增长不是远远滞后于其金融资产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在近20年来,全球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3.2%-3.3%之间,而金融资产的年增速则持续在10%以上。从以欧盟、美国和日本经济三强的情况看,其GDP分别为84270亿、72530亿和51340亿美元,而其金融资产额则为272780亿、228650亿和163750亿美元,前者不足后者的1/3。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同期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曾经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从增量来看,在整个80年代,全球出口年均增长仅4%,而90年代也不足7%。从存量来看,1980-1989期间,全球商品出口为21520亿美元,全球商品和劳务出口为26830亿美元;1990-1999期间,全球商品出口为45660亿美元,全球商品和劳务出口为57360亿美元。大体上全球贸易大概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20%,相当于3天的全球外汇交易量。
面对发达国家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普遍以放松资本管制作为快速跟进全球化的手段。对资本管制的普遍放松趋势出现在80年代初期,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坚持以外向型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达成经济增长而开始放松长期坚持的资本管制措施。尽管各国在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上多少还持有疑虑的态度,但是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却几乎来者不惧,甚至以政策优惠来争取国际资本内流。从联合国贸发会议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国的投融资体系在90年代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自由流动的,即使在1995年之后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香港等通过了一些对资本内流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法规,也往往是作为因过度开放而导致金融动荡的一种事后弥补。及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当中。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其积极效应是可见的。如:金融中介作用得到扩大;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发育,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所提高;汇率制度趋于改善;金融相关系数(FIR)有较大的提高。
然而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同时如果政策措施不得当,也会诱致负面效应,阻碍经济增长。纵观发展中国家实践,金融自由化战略的负效应主要有:
一是在其他配套改革未能跟上时,过分侧重利率自由化,以致利率提高幅度过大,增加了投资成本从而抑制了投资需求阻碍了资本的形成。同时若实际利率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利率水平,在全球金融市场迅速融合,流动资金特别是私人资金迅速膨胀下,必有大量境外资本流向高利率、经济过热的市场。
二是在不具备开放资本市场条件时过度过早地开放反而造成不少损失。开放资本市场逐步实现货币可兑换,是放松对外金融管制的措施之一,它对吸引外资起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失时失度,则带来许多问题。如导致资金流动的不稳定而加剧国内金融的动荡,阻碍经济稳定增长。东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货币在全球完全可兑换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失效。
三是在发展金融机构时,若监管体系未能健全,反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发展中国家金融调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很健全,在金融机构快速增加时,对金融机构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道义上的劝告收效毕竟有限。因此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进而引起金融危机。
金融深化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开创的。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反思,或补充和完善,或批判和重构,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入90年代,一些实施金融深化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理应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反思。
从麦金农和肖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策略来看,主张在金融市场上完全以市场力量取代政府干预的自主化策略,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的制度因素。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推演,其基本假设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可是,客观实际的市场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其二,对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自从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特别是其证券化而形成各种虚拟资本以后,金融活动游高于物质再生产过程而相对变化,形成与实物经济相对立的符号经济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运行中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彼此脱节的可能,一旦脱节,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出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隐性的金融风险、金融深化在加速经济资源配置的速度、提高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外化经济系统中隐性的金融风险。因而,若以自主放任的手段来推进金融深化,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一个好的金融深化策略,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存在,必须有相应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等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导致资产泡沫扩大,风险蔓延和经济失控。经济能否健康发展,风险能否可控,其关键之一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机制[1]。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原理、结构、关系和功能构成的系统。研究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金融资产是持有方拥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法凭证。
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FAS157par.5)。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定价;公允价值是由假想交易(现行交易价格的非实际价格)形成的估计价格[2]。
自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提出资产组合理论(MPT),资产计量研究便拉开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资产期权定价公式。1976年,Ross得出:资产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多个宏观经济因素的“线性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动态异质模型[3]。2008年,HULL给出确定金融衍生产品价格的方法[4]。
在国内,陆静,唐小我( 2006) 构造了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 LA- CAPM) [5];孙有发(2007)提出了随机波动定价模型[6];易荣华, 李必静 (2010)从四类定价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价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们囿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型与方法,而对其定价原理、结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够,迄今未发现有一个完整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即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原理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不可能凭空产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演变过程昭示了:金融产品“源自”实体产品,因此,金融资产定价与实体产品定价同源,所以,同理。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应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的现实基础角度看,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一个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问题。从现实上看,目前“市场多一点”成为不争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金融资产定价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供求定价”原理。公允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同类资产的脱手 “市场价格”。如果市场上的同一项资产在第一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一个价格(最高价),在第二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另一个价格(最低价),那么,在第三对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成交价格不会是最高价,也不会是最低价,应该是中位价,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参照同类资产定价可以理解为以同类金融资产的平均价作为这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来论证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经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资产期望收益率实际上也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在概率论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价值作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计价格,当然是需要点估计的,而最一般的点估计就是认为总体平均数约等于样本平均数,这样,这个估计价格同样是平均数。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大、行为显著地从众,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变得更加有限。此时,“救市”成为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干预供应和需求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价格,当然也不是由政府确定的价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预价格”同样不能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而只能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整”,这仍然离不开以市场这一基础。总之,金融资产定价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二)结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众所周知,价格是价值的表现,通过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结构就能够了解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结构。亚当·斯密 认为“利己心和竞争的作用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不会相差太大”[8],这意味着价格与成本之差存在,这个差数实际上是毛利润。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出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但是,我们根据上述商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商品价格的基本结构是:成本+毛利,从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基本结构也是“成本+利润”。
(三)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见的手”决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虽然已有三个层次定价法,但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定价,其定价方法有待经过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订;在第三个定价层次上,企业有了较大的定价“自由空间”,由此容易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从而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具体来说,由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原因,当企业有定价权时,管理层通常会选择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责任的定价策略,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当管理者面临政治影响时,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会选择低政治成本的定价方案;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在有机会时,通常会充分利用外部性,尽可能地选择利润最大的定价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有可能面临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等,这些无不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2.投资者行为
投资者信心波动、投资者心理上的赢利期望、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这些都会使交易中的金融资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投资者的情绪波动越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越大。当数量巨大的投资者普遍具有从众行为时,金融资产交易价格会表现出相应的“集中趋势”,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也会非理性地“船随浆动”。
3.估价模型与计量方法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选择什么样的估价模型就得到什么样的估价,采取什么样的计量方法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价格。由于估价模型确定欠妥或计量方法选择不当,会使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和公允相去甚远。
4.利率和汇率变动
利率和汇率调整是金融管理的弑手锏之一。由于公允价值是一个折现值,根据未来收益折现来计算,现值直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大小和外汇市场上的汇率高低影响,通过直接影响现值,间接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5.社会与人心稳定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政府为了保障社会与人心稳定,会采取一些非市场的办法,对金融资产定价格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干预,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产品,此时的金融资产价格是政府的“维稳价格”而不是公允价值。
6.金融、经济与法律制度
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的金融经济法律制度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市场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因此,政府有时必须对金融资产实行“价格规制”。在政府对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寻租活动屡禁不止,就会破坏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环境,从而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功能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资产价值的公允。通过“刨掉”金融资产的泡沫,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有序和公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并且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与决策,提高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第一,依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使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时有理有据,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价值会计的“信息质量”。
第二,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支撑,有助于发挥公允价值会计的“决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特别是对虚拟资产计量的规制,可以“刨掉”虚拟资产的“泡沫”,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通过发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市场价格功能,实现资本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资产效率。
四、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紧紧抓住“刨掉金融资产泡沫”这个“牛鼻子”
金融危机的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来自何方?主要来源于“虚拟资产”上面。“虚拟资产”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在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将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列作待摊、递延等“虚拟资产”项目,之后在持续经营期间按一定方法分期摊销转作费用时,抵减该期间的利润,并相应抵减应交的所得税,有的企业利用虚拟资产账户作为“蓄水池”,不及时确认、少摊或不摊销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粉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假盈真亏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净额巨大,债务人被清盘,公司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巨大,公司净资产为负值。
“刨掉”金融资产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没问题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修订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的能力,强制进行“虚拟资产”的内外部审计,严查应收账款净额,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等项目,挤掉水分。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中小股东进入监事会的比例,通过协调,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从源头上治理管理层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管理层受托责任绩效评价体系,专门制定针对虚拟资产审计的责任目标,建立健全对管理层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不正当利用虚拟资产或增加资产泡沫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在抗风险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层进行奖励。
(三)着力对治负的外部性
对治负的外部性的办法是“堵和导”两种办法。“堵”是使企业打消利用负外部性获利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使企业知损而后退,具体可通过在金融监管条例中增加对虚拟资产运用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和产生虚拟资产泡沫时经济处罚条款。“导”是采取金融政策,将企业负外部性导向正的外部性,具体来说就是对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为了对治企业负的外部性,可以适度引入金融业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形成有利消减负的外部性的局面,从而消解负外部性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影响。
(四)善用利率杠杆
“给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利率调节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控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大小。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决定这个现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现率,通过调整利率可以直接影响折现率,通过折现率影响计算结果,从而实现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控。从宏观层面上说,如果市场上资产泡沫膨胀,那么可以通过调高利率、紧缩银根对流通中货币规模实施控制,比如说“次贷”量的总量控制,总量控制住了,起一点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机。
(五)形成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协调机制
以“刨掉”金融资产泡沫为主线,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委员会、会计学会、物价局和企业行业委员会联系起来,由金融证券监管委员牵头,开展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作调研,通过职责分工明确的分项治理和有序协作综合治理,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调管理机制,发挥其去泡沫、控风险、保经济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玉廷.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走向纵深发展阶段——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解读[J] .财务与会计,2010,(6).
[2]葛家澍.公允价值的定义问题——基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157号公允价值计量[J] .财会学习,2009,(1).
[3]Peter, B. H . , Hommesa, C. H . , M anzan, S. . ehavior al heterog eneity in stock pr ices[J] .Jo urnal of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 l, 2007, 31 : 1938- 1970.
[4]HULLJ.C.:Options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M].prentice hall,2008.
[5]陆静,唐小我.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06,(14).
【关键词】
金融资产;问题;对策
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顺应形势,取得长远发展,就要深入把握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并根据金融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公司发展模式,更新发展理念,实现企业转型,推动企业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以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现状及其转型发展趋势
1.1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现状。1999年,亚洲爆发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为了进一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国有企业改革,中央部成立了信达、长城、中国华融以及东方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于促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减免国有企业债务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华融累积处理高达6800亿元的不良资产,对于工行的改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最大限度的帮助国有企业实现亏转盈的逆转,帮助我国金融机构摆脱金融危机的威胁,维护了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
1.2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目前,以中国华融为中心的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顺应时代潮流,在创新发展以及商业转型的浪潮中实现了多元化、国际化、市场化和综合化的逆转,已基本形成金融控股公司和综合金融经营模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结构框架。例如中国华融,现在已基本实现了股份制改革,现拥有华融金融租赁、华融证券、华融期货、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华融湘江银行以及华融信托等金融服务机构,实现了经营的综合化和多元化。同时,它在坚持发展不良资产经营管理的主营业务下,还适当发展信托、基金、证券、银行、期货、租赁、置业以及投资等业务,实现了经营形式的多元化,而且现已初步建立起综合性强的金融服务体系,它的分支机构和业务平台遍及全国各地,充分发挥了“一体两翼”的协同效应,为客户提供了全面综合的金融服务,推动了资产管理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
2 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问题
2.1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环境不乐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管理公司的资产管理业务得到了充分发挥,但是它的发展缺乏稳定乐观的环境作为支撑,所以进一步限制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新兴行业,在我国刚刚起步,并未在社会范围内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所以社会的关注度和支持度并没有预期中高,而且一段时期内金融业表现出极强的“边缘化”倾向。第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信用环境缺乏可信度,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逃废债现象的发生,加大了资产处置的难度和风险。第三,资产管理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撑,所以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难以展开有力的法律手段,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和管理。第四,资产管理企业缺乏强有力的市场体系,同时员工业务水平和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员工无法准确预测和把握金融市场行情,由此导致资产管理公司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战略主动优势。
2.2资产管理公司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压力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后起之秀,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了掌握竞争的主动优势,它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这种发展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资产管理公司在接受和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没有展开充分、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其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有法律文件和法律手续的不完善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压力。第二,在“债转股”的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乏完善的管理措施和手段,所以导致项目实施状况的差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个别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水平有限,不具备债转股的相关条件,只是享受政策上的连带福利;其次,某些债股权企业受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片面重视减债,而忽视了转制,导致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最后,债转股企业的法人股未上市交易,所以不能直接进行转股业务。
2.3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定位和主业可持续性不确定。资产管理公司在发展改革的进程中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所以难以将公司经营管理体制与市场处置手段有机的结合起来。资产管理公司经营的主体业务即不良资产处置,但是受经济周期的限制,不良资产也有其独特的市场运行规律,所以,资产管理公司要获得长远发展,就要创新思维,转变盈利模式,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主业。同时,资产管理公司要在业务和改革上实现突破,就要逐渐摆脱定式思维的束缚。最后,资产管理公司要想建设高效稳定的职工队伍,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必须明确企业改革和发展方向,明确企业的市场定位。
3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措施与发展途径
目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在较大范围内呈现出波动态势,而银行业在发展业务时,也会较大程度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进而滋生出大量的不良资产,阻碍整个金融系统的发展。由此可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顺应时展需求,适应金融改革的现实需要,就必须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改革之路。而要实现改革,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建立并完善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健全、完善的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置不良资产,而且对于之前的遗留问题也能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第二,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发展目标定为管理、处置和收购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它能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而且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三,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全国总资产的保值。所以,政策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能为现资银行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3.2逐步扩大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金融机构要逐渐拓宽不良资产的处理范围,就要适时扩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范围,以便于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过程中掌握战略主动权。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接受有关机构的委托代为处置不良资产,积极配合有关机构工作、调查高管层的刑事及民事责任,依法收购及其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按照法定程度接管和并购陷入危机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依法进行债券的管理和回收等。在这个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要转变发展策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不良资产的处置及定价上,最大限度的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优势。
3.3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制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转变经营发展策略,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激励与约束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资产管理公司要预防员工产生道德风险,避免不良资产的随意处置,就必须不断健全和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首先,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不良资产评估体系,加深公司对不良资产的全面了解。其次,除了建立完善的市场评估体系外,公司还要规范考核指标,建立起绩效考核体系,对员工进行奖励和惩处。再次,建立并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最后,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按照规定,相关部门要及时披露公司的资产回收、处置情况以及公司经营现状,以便于推动资产管理公司的良好运行,防范道德风险的频繁发生。
3.4培育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资产管理公司要获得长远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培养出处置不良资产的核心技能,以便于在今后的业务发展中掌握战略优势。第二,资产管理公司要加强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合作,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资产处置方法,并且不断创新,推陈出新,形成独具特色的不良资产处置技能。第三,资产管理公司要不断钻研业务,加深对企业控股市场的了解,逐渐深入到企业债转股业务治理中。第四,资产管理公司要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竞争,所以企业要广泛吸纳和培育人才,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源储备,为企业的改革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4 总结
总而言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断拓宽改革发展进程,促进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对国有企业的生产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实现改革和发展,就必须以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为根本着眼点,不断拓宽和创新业务范围和模式,建立起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同时,企业间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广泛吸纳优秀人才,使其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更好的为企业的发展服务,推动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中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南京银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89亿元,同比增长33%。但是投资收益为6329万元,比去年同期的1.67亿元相比,下降了62%。
其债券投资在总资产中一直占比较高,与其他银行债券资产一般不高于总资产20%的比例不同,南京银行的特色在于,这一占比多年来保持在1/3左右的水平。
有券商调低了对南京银行的评级。不过,多位银行业分析师认为,随着固定收益市场的转暖,南京银行的投资收益弹性值得关注。
交易性金融资产亏损
南京银行中报数据显示,其投资收益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收益,以及长期股权收益。南京银行的投资收益出现了连续下降,其主要原因是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南京银行一位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今年债市跌得比较厉害,导致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比较大。上半年货币政策的持续收紧,资金面较为紧张,债券投资的需求就下降,同时,债券的供应并没有减少,因此债券价格下跌。同时,通胀还在高位、市场利率不断上升也是重要原因。
而投资收益对南京银行整个营业收入的贡献度下降明显。上半年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同比上涨19.6%和46.2%,只有投资收益同比大降62.3%。
而在投资收益中,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从去年上半年的7139万元,增加到了今年上半年的1.07亿元。在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长的情况下,其金融资产收益下降显得更为明显。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从去年上半年的2431万元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4292万元,同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从去年上半年的6606万元,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371万元。
上海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郭敏对《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从半年报看,南京银行的净利息收入达到41%,但是非息业务拖后腿比较严重,最后,总的净利增长只有30%多。拖后腿的非利息业务就包括投资收益。
债券投资占比较高
今年以来,南京银行的债券投资规模增速仍然迅猛,6月末四大类债券投资余额719.37亿元,比去年上半年末增长35%,是资产增长中最主要的来源。同上年末相比,南京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19%,达到2637亿元。
由于债市不好,南京银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从去年同期的95.2亿元下降到57.41亿元,减持了39%。
但是南京银行的债券资产占比仍较高,受影响也较大。如兴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万亿,今年上半年其投资收益为1.28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3亿元也出现了下降,但是与净利润为122.32亿元比较,其投资收益相对占比小。而南京银行的上半年净利润总共只有15.89亿元,其投资收益就有6329万元。
郭敏认为,南京银行的债权占比较高,是战略性特色银行。但是,债市不好的时候,会受到一定的影响。2007年也是这样,不过今年情况比较特殊,一般来说债市的走势与经济走势相反,但是上半年在经济并不看好的情况下,债市也出现了下跌。特别是城投债下跌比较厉害,这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南京银行中报中表示,报告期内,面对不利的投资环境,根据基本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和债券资产结构,减少交易类债券配置,牺牲部分投资收益,更好应对后期挑战;同时积极开展同业业务等,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上述南京银行人士表示,确实债券投资的规模可以减少一部分,但由于是特色银行,有自己的战略安排,因此,也不会减少太多。
申银万国证券认为,南京银行回到了其具有优势的资金业务上,但随着新资本协议的出台,相关资产计入风险权重资产的比重将有所上调,而且收益率波动较大,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季度债市有望回暖
债市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券商对南京银行的评级下调。
兴业证券认为,南京银行的业绩符合我们的预期,其上半年的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滑62%,主要与债券市场今年以来的熊市积极相关,由于对三季度固定收益市场仍然持负面态度,拥有较高债券占比的南京银行在三季度中仍然面临投资浮亏加重的可能性。
公司业绩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是生息资产规模上升34.4%。鉴于对固定收益市场短期不乐观的判断,下调对公司的评级为推荐,但是仍然看好其在城商行板块中的良好基本面基础和估值优势。随着固定收益市场的转暖,南京银行的投资收益弹性值得关注。
而随着四季度普遍预测债券市场的好转,再加上南京银行的自营能力还是比较强,或能增加其投资收益。南京银行董秘汤哲新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上半年投资收益的下滑并不会对南京银行的利润产生大的影响。
首先被这些公司纳入全球资产配置的就是美元资产。尤其是2015年赶上美元升值,而人民币出现了贬值,美元资产成为投资者追逐的热门产品。美元资产也是目前为止互联网金融公司提供的唯一境外金融资产。这些平台为中国投资者提供了购买境外金融资产的可能。
同时对于互联网金融公司,搭建全球资产配置平台,也成了行业发展瓶颈期的一个新的突破。2015年中以后,中国国内对互联网金融行业展开了严密的监管,各项监管规则纷纷出台。“全球资产配置可以拓宽行业发展的道路。”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会长宏皓表示。
搭建全球资产配置平台成了互联网金融公司和中国投资者共同的需求。但是搭建这一平台却绝不容易,如今已有的平台多是浅层次的初始阶段。 新平台
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搭建的平台,为投资者提供了一定的美元资产产品种类,可供投资者进行选择。它们的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
比如,积木盒子做的是全球资产配置平台,多是中国境内资产品种,境外资产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目的是让投资者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平台上实现各种需求。因而他们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些美股和美元基金,供投资者选择。而荷马金融仅做海外资产购买,推荐给消费者的多是固定收益类产品和一些基金。宜信则推崇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母基金,专门投资于海外证券类基金。
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做境外资产配置都只是一个渠道,都不能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元的获取和流动。
中国外汇管理局规定,中国公民个人外汇购买额度为每人每年5万美元。这一规定限制了中国投资者对海外进行投资,但是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投资者需要自己想办法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并且转到离岸市场。
所以,现在能够在这些平台上做对外投资的客户,必须手上持有美元,并且已经转移到离岸市场。
寻找第一批客户,就成为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重要课题。而其中最大的人群,要数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员工。这些互联网公司在过去十多年一直在美国上市,而这些公司基本都有股权激励措施。员工为了拿到公司股份,就需要在美国股市开户。这些人就成了第一批拥有美股账户的人。公司上市后,待股票解禁,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就需要重新对这些资产进行投资,而他们大部分又都在中国国内,这样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发的新平台就能够为他们提供便利。不要小看这一波互联网公司的人群。他们就是炒美股的中国元老,也是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创始人。
而且这一批以BAT为代表的员工并不少。不完全统计,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超过300家。在股权激励的催生下,持有美股的员工更是要乘数十倍上百倍了。另外还有一些有在海外工作、求学经历的人,也都持有美元或已开通美股账户。
这些人就是做境外资产配置的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批客户,但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并不满足于此,它们不断在中国国内开发新的客户。
目前北京的一些银行可以提供办理离岸的借记卡,申请人提供重要的地址证明就能够办理一张香港的存储卡,以旅游或者留学为名,把在外管局规定额度内的外币资产转到这张卡上。
不过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全球资产配置业务,面向的是高净值客户,而不是中产阶级以下的普通人。因为只有这些人需要做境外资产配置。荷马金融创始人叶程坤介绍,他们的客户大概都是身价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人。宜信董事长唐宁给出需要做资产配置的人士的资产总额在300万-3000万元人民币。
胡润研究院曾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5月,中国大陆地区约有121万名千万富豪,7.8万名亿万富豪。在千万富豪中,企业主占比达到55%,超过一半。这些人正是做全球资产配置的主要客户群。目前,荷马金融的客户大概有几百个这样的千万富豪。
另外大型企业、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职业股民以及炒房者都是千万富豪的主要人群,也是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想要争取的客户。 好市场
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都非常看好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在这一方面才刚刚起步。宏皓给出的数据是,全球高净值人士在本国之外配置的资产平均比例为24%,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5%。其中19%的差距,成为他看好全球资产配置市场的巨大空间。
胡润研究院曾对中国平均资产为3000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个人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下来,受访的高净值人士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比例为16%。
尽管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导致的数字不一,但是毫无悬念,中国投资者的海外资产配置比例确实非常低。
以日本为例,2014年,日本仅主动提交的个人海外总资产就有3.1万亿日元。日本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任大川提供的数据显示,日本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金融资产达到41万亿日元,个人海外房地产投资大约20万亿日元。日本个人的平均资产6600万日元,人均海外金融和房地产投资46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
日本的海外净资产达到366.9万亿日元,连续24年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中国虽然也持有非常可观的海外净资产,但是个人投资非常少。
不过中国个人投资者对海外资产的热情却非常高涨。尤其是在2015年。从2014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当时很多分析师认为这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大笔的资金总是要找到出路的,股市肯定会因此受益。没想到的是,2015年中,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下跌,至今仍没有站上3000点,也没有看到底。
而同时自从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尤其是进入2016年后有短暂几天人民币贬值幅度较大。
中国国内投资环境的不理想,催生了中国投资者对于海外资产的热情。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又引发了中国国内兑换外币的数量大增,尽管没有具体的金额支撑这一说法。
但是,有几家DQII基金公司已经开始限制美元份额的大额申购。比如鹏华基金就从1月12日起,将鹏华全球高收益债人民币份额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由500万元,调整为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投资者用人民币投资这只债券,通过DQ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换为美元资产。鹏华方面表示,尽管临时申赎数据不能披露,但是从开始限制大额申购,可以看出买的人比较多。
如今的中国投资者对海外资产的渴望,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非常相像。这是任大川对中国投资者当前情况的总结。
在过去的几年间,中国人在海外购买房产的消息随处可见,房地产成为中国人投资海外的最热门产品;最近两年,对艺术品的追求不断高涨,中国人不止一次天价买画。这也跟日本非常相像,日本人在1990年的时候买走的世界名画总价高达33亿美元。
但是按照投资发展的阶段看,中国远没有达到日本的阶段。从日本人申报的海外资产情况看,股票等有价证券占比最高,达到62%,其次是存款15%、房子7%、土地3%。 投资的难题
虽然诸多中国投资者开始热衷海外金融资产,但投资海外金融资产对于绝大部分中国投资者仍然非常陌生。投资者对于金融产品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担忧成为他们踌躇不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当今金融衍生品泛滥的大环境下,如何选好投资产品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境外优质的投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稀缺的,中国的投资机构要获得这些产品,需要跨国监管、产品设计、投资风控等多道门槛。”宏皓说。
而这也成为互联网金融公司头疼的问题。荷马金融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对美国的各种资产进行审核,然后挑出来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安全稳定的产品。他们担心的是,如果资产不够安全,收益不够稳定,会影响投资者的后续投资。
根据胡润的调查,千万富豪的构成人群中――企业主的资产占了58%。“他们的企业已经是冒很大风险了,所以他们希望做的海外资产配置比较稳定。”叶程坤说。
荷马金融公司成立于2014年6月,目前只做海外资产投资。据创始人叶程坤透露,通过他们平台进行投资的金额已经达到3亿元人民币,他们主要推荐固定收益产品。
积木盒子则先从基金、股票开始做起,申请了销售基金的牌照。到目前为止这一块的业务量仍非常小。宜信采用的母基金形式,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稳定,但也是从1月份才正式提出全球资产配置的概念,仍需要时间证明效果。所以尽管做全球资产配置对于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出路,但是路会走得怎么样还不确定,而这一拨海外金融产品的表现,则决定了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投资者的后续投资行为,如果平台上的海外金融产品表现不好,则投资者的后续投资也可能不存在了。
互联网金融公司在过去的两三年经过非常快速的发展,到了2015年行业问题不断暴露,监管方面在2015年底也开始收紧。2015年12月28日《网络贷款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意味着行业整顿的开始,紧接着深圳市爆出从2016年1月1日起暂停新增互联网金融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商事登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
但是这些规定对于已经存在的不做网络贷款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对于做全球资产配置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并没有监管。在中国做美元金融资产的购买,需要拿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牌照,而不是中国监管方下发的牌照。
监管方面的空白,也是在中国国内对互联网金融监管加强后,互联网金融公司选择做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业务的问题依然存在。东吴在线总经理李健指出,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做海外资产配置的问题,包括资金的来源、流动性的管理和资产配置策略的问题。不过到目前,互联网金融公司都不涉及前两个问题,只是提供平台和咨询服务。所有的操作都是客户自己完成,对接机构。李健指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才是这些互联网金融公司想要解决的问题。
唐宁表示,宜信有几百名理财顾问可以帮助客户解决资产配置的问题,但是对于更多的新兴互联网公司来说,它们希望能够通过技术的进步解决这个问题。跟传统金融机构不一样,互联网金融公司并没有那么强的金融背景,有足够的理财顾问能够为客户提供投资策略。所以它们都希望开发智能投资顾问的技术,由机器代替人来完成这部分工作,机器结合现代资产组合理念,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和理财目标,给客户提出资产组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