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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着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着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中图分类号：F01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7-0001-03
对于2007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国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旨在利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来剖析当前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其实质，为世界各国更好地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决策思考。
一、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
1.美国次级贷款本身的缺陷。次级贷款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是针对那些信用等级或收入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所提供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次级贷款的先天不足。首先，它的发放对象是那些信用等级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借款人，是借款机构在还款来源上无法确认；其次，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极大刺激了贷款购房的需求，形成市场需求的假象，从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最后，贷款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到了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危机的爆发也就成了必然。
2.过度的金融创新。人类从创造外汇期货这个金融衍生品以来，从未放弃过金融创新，而美国更是全球金融创新的领头羊。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衍生品的杠杆作用为投资者带来丰厚收益的同时，也成倍地放大了风险。以此次经济危机为例，就引起此次危机的美国次级贷款数量而言，是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次贷危机之所以变成了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因素是美国的依托次贷产品的金融衍生品的数量远远大于次级贷款本身，并在华尔街的包装下，一层层地卖给了各种金融机构，从而加快了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演变，也加速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蔓延。
3.政府的越位及缺位。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中政府的过度干预表现在：第一，次贷是美国证券交易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产物；第二，美联储主动推动了OTC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第三，华盛顿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协同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创新支持次级住房贷款；政府的过度干预间接推动了次贷危机的发生[1]。
如果说政府的越位是政府过度作为的话，政府的缺位则更多是政府在该有所作为的领域无所作为。1980—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美国政府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另一方面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何自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而其规模和数量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私人机构围栏追求高额的利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是房贷标准不断降低，各种风险防范机制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最终酿成次贷危机，成为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2]。
4.美国人的透支消费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美国成为头号世界强国，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改变，由勤俭节约型向奢侈浪费型转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逐步走出滞涨的局面，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自全球的资本和劳动极大地扩张和增强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使得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房贷、车贷、信用卡的出现一方面为美国人奢侈的消费方式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促成了美国人“消费未来”的养成。但是这一模式是建立在流动性充足、资本持续流入和资产价格不断攀升的基础上，一旦产生外部冲击，经济波动即无法避免。
以上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危机的成因，虽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些解读只看到了危机的表象，并未揭示其实质，因此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分析经济危机的根源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才能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了观察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命运的最好窗口，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社会主义世界，社会各个阶层都在用自己的行动反思和总结这次金融危机。下面让我们从现实与理论结合的双重角度探讨其根源。
暗淡的“美国梦”
20世纪90年代初，剧变。此消彼长间，美国的富裕和强大使它成了各国人民追求的梦想。关于“美国梦”，20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流传着一个中美老太太天堂对话的故事，大意为中国老太太说：“我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钱，上天之前，终于住上了买好的大房子”；美国老太太说：“我住了几十年的大房子，上天之前，终于还清了贷款！”然而，2008年10月3日，美联社、路透社、CNN等媒体的一则新闻将答案揭晓于天下：原来，传说中那位美国老太太因为还不起贷款，面临被驱逐出家宅的窘境，最后居然饮恨举枪自杀！①
次贷危机发生一年间，美国超过100万所住宅遭银行没收，超过7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健康保险，超过400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养老金。英国女王证券投资损失37%，美国金融巨人接连倒下。各国政府为缓解危机，联手发起救市大行动，用纳税人的钱堵上金融巨头捅出的大窟窿，导致2011年债务危机。对于金融风暴的原因，有过度消费说，有华尔街金融集团说，有新自由主义政策说，有放松监管说。以上原因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如果深入分析，它们仅仅是危机发生过程中某一个阶段、某一环节的具体因素。次贷危机能演化成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危机，就不是某一个主体，如消费者、金融家、监管部门、政府任何一方能够独立承担起的责任。与此同时，西方各阶层中兴起了《资本论》热。有些人还亲自到马克思的故居向这位“千年伟人”致敬。德国马克思纪念馆馆长说：“我经常听到来这里的人们说：这个人说对了”。人们为什么认为马克思是对的呢？笔者将循着马克思的逻辑解析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
以马克思的逻辑看金融危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金融经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结构失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实体经济的利润呈下降趋势。1965～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43.5%，1978年又比1973年降低了23%。②在追逐利润的欲望驱逐下，资本纷纷向金融、资本市场转移，由此，资本摆脱了实体资本增殖过程中（G―W―G’）生产环节的束缚，直接从事“钱生钱”（G―G’）的连锁交易，一连串“金融创新”如CDO、CDS等，使虚拟经济疯狂发展。
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政府监管部门为什么不管呢？格林斯潘担任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历届总统无论哪个党派都鼎力支持格林斯潘主张的刺激借贷、低利率、放松监管、金融自由化等政策，而美国财政部长也大多出身于华尔街。因此，政府本身就是金融资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卫者。在华尔街追逐利润的驱动之下，在美联储、美国政府的保驾护航与各大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各国基金、投资者的联合参演之下，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中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越离越远，终成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进入危机爆发的准备时刻。
世界经济“倒金字塔”结构中塔基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大约10万多亿美元，为全球GDP的1/5。第三层和第四层是虚拟经济。第三层是基础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第四层是金融衍生信用工具，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多③。美国虚拟经济更是疯狂发展，金融衍生品高于GDP的倍数，由1998年的2.9倍，上升到2009年的10.4倍。④
对此，日本学者稻盛和夫说“事情的本质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金融危机，正是上天为我们人类敲响的警钟。”⑤现实再一次证明了完全由资本主导的经济社会系统是危险的、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远不是人类社会理想的终极家园。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生产领域，2000年美国工业资本的闲置率是29%，2001年就上升到36%，2002年后期已达37%，2008年9月为34%。在房产行业，美国2008年有1400万套房屋空置，比起1985年的740万套，差不多翻了一倍。这些房屋足够安置4000万以上的人居住。⑥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中，生产过剩依然存在，符合传统经济危机的表现。
另一方面，在消费领域，次贷危机还能用劳动者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来解释吗？对这些低收入人群来说，他们是透支消费，即把他们未来有可能挣到的钱，拿到当下来消费。换言之，这些低收入人群当前的收入水平是买不起这套房的，即当前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不足的。因此，以过度消费和负债消费为特征的次贷危机，造成一种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经济繁荣，掩盖了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事实。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办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公布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占有全国财富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10%，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为23.5%，2009年高达40%，而 80%社会中下层群体仅享有全国财富的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必然遵循资本的意志，以贫富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理论的现实回响：启示
马克思是对的。剧变以后，美国学者福山兴奋地断言：“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今天，历史已经终结。”而此次金融危机恰恰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资本主义不是人类永恒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虽然仍有自我调节和发展的潜力，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及经营管理的具体制度方法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走进了死胡同，走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反面，失去进步性。
资本主义危机形态无论怎样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矛盾是根源。社会制度是决定性的东西，虚拟经济的恶性发展是金融危机的诱因，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必然存在资本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必然出现经济危机。只有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立足于内需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中国老太太虽然笑到美国老太太后面，但还没有笑到最后，高房价正在吞噬她的积蓄。要笑到最后，只有摆脱资本主义成分的侵扰”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经济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有制的本性有可能带来虚拟经济恶性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动摇，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保持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防止虚拟经济恶性发展。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城市思想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RF-BR-10-018A】
【注释】
①王佳菲：《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页。
②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朱炳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在加速金融化和虚拟化”，《红旗文稿》，2012年第4期。
④宗寒：“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⑤[日]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展开大量的经济研究，试图找到解决经济危机的关键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问题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述，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
（一）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
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使得社会处于非充分的就业状态。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她积极的探讨如何有效的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有效的消除非自愿失业。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化大工业迅速发展，机器化的大生产促进了社会化的大生产，生产资料有资本家们控制，工人和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被资本家们所掠夺。随着社会化的程度越大，它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越发的激烈，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会重新激化，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处于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样的几个阶段，危机和高涨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就要爆发的生产过剩危机。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本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进入到21世纪，美国的经济未能及时的找到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动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迅速的发展起来，为了促进消费，美联储大胆的进行了各种创新，尤其是在住房按揭贷款上面。2004年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加速了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各种骤然的政策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从而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二）对当前金融危机的解释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马克思还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因而此 次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房地产泡沫引起的，但实际上却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应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并积极主动的参与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
（一）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弊端也有益处。一方面，美国的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处于其中的一员，无法躲避大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大量的外国投资从中国撤资，致使国内吸收的国外投资减少，各国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出口贸易受挫，出口贸易型产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出口国外受挫，但是国内确是未完全开采的大市场，而且也为国家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此次危机也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提供力反思和汲取教训的机会，要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二）促进经济增长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四种形式，合法化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单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是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本途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诸多重要启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换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具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所谓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承认。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所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事实上的承认。”
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基础是自上而下确立的。所谓自上而下，即是说传统社会借助于文化传统而巩固自身的合法存在。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来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从社会劳动的根基上获得的。这是由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哈氏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被理解成为—种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保证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不断发展，从而动摇了传统社会的制度框架在生产力面前的传统的优越性。传统社会里，统治是政治的统治。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场的合理性，即市场交换关系的公平合理和等价交换，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统治制度。统治制度依靠生产的合法关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权利。社会的制度框架在间接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义上是经济的。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
(一)危机概念及标准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辩证关系上来建构自己的危机概念的。“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间的联系。……我们所谓的社会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社会系统在这里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我们所说的系统整合，涉及到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别的控制能力。这里的社会系统表现为它们克服复杂的周围环境而维持住其界限和实存的能力。”在他看来，危机的确是系统整合出了问题，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在于社会整合意义上的社会认同、共同的文化价值出现问题，也即是说其根源在于社会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系统陷入了危机之中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社会成员的社会认同发生质变。其二、社会系统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
根据这三个危机标准，哈贝马斯断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陷入危机。
(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及其产生根源
在对“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展开了对以合法化危机为中心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全面批判。在他看来，晚期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发生的危机是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危机，表现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这四种形式。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仍然存在。这种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的主要领域已经转移到政治系统和社会文化领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合理性危机实质上是指国家在干预经济时决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尽管合理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域，比合理性危机更主要、更严重的危机是合法化危机。
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就是合法化危机，也可以称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则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合法化危机即广大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和形式产生怀疑。
哈贝马斯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根源。第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必须实行国家干预，以解决市场机制下经济功能失调而频繁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以此来减轻经济危机对群众物质生活的危害从而获得他们的忠诚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国家实施干预活动，其统治形式又会受到群众的怀疑，从而失去合法性基础，因为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以及“自由竞争”、“公平交换”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于是，一种矛盾境地不可避免，冲突也就随之而来。这种冲突是产生合法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第二，最为根本的是，国家的干预和行政指令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侵入到社会文化系统。对文化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将它原有的规范力量消耗殆尽，社会文化系统越来越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成员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统治对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长，以致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失调。
由此可见，合法化危机实质上是由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所决定的，即由“动机危机”决定的。“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与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哈贝马斯认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职业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义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这两个动机模式对于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持续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无法产生，由此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机危机。
三、合法化危机的解决途径
如何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呢?在哈贝马斯看来，治疗这种合法化危机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钱、权力侵入文化领域的现象，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在哈贝马斯看来，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互主体性或普适主义是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的在交往行为中应该遵循的共同规范。互主体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也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选择恰当的语言进行对话。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语言行为。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需要在对话中，首先语言具有可领会性，也就是合乎语法；其次，语言要具有真实性，所作陈述合乎实际情况，或具备实现的前提条件；再次，语言要具有正当性，指的是所说的话要遵循正当的社会规范；最后，语言要具有真诚性，也就是指说话要言出心声。
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这种围攻是通过宪法的授权、权力分工和公共领域的压力来实现的。实际上，哈贝马斯是要限制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形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在这里人们通过自主交往培养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学习，唤醒社会的团结意识，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一切政治权威的基础，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
四、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价值和限度
为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设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这一抽象的哲学设想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途径即是要强调民主的对话、讨论，将民主的对话、讨论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和中心，将政治权力最终置于人民和公共领域的参与和监督之下。’笔者认为，从哈贝马斯的一些具体论述和观点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比如，哈贝马斯提倡大力发展自由、独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来抵制合法化危机和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在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建设民主政治的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倡的让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监督，让话语形成的交往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权力和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民主要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来具体确定，民主的实现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们不能照搬哈贝马斯所设计的民主模式。
语言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语言地建构起来的”，哈贝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伟大使命交付给了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的建立。语言取代上帝成了人类解放的保证。
但是事实上，语言如何能够承担起如此的“重负”呢?对于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语言的作用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条件的。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没有看到语言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实践根基。认为，语言起源于物质性的生产实践的需要，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社会存在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
哈贝马斯试图创造一种取消一切差异(权力、财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话语状态，以实现交往合理化，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种改良设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剥削，存在竞争，要想实现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没有强制和压迫的对话是不现实的。只要资源稀缺存在，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能完全真实、真诚、正当地说话。而消灭私有制和剥削、消灭贫穷并不是通过提倡交往理性，进行对话就可以完成的。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理论的失足之处就在于把语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会进化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认为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交往理性的发展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生产方式的完善和发展而空谈交往理性的发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为社会进化的决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哈贝马斯幻想恢复语言作为交往行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构造出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促使人们在这种理想的言谈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缚，通过自由的商谈达到理性的共识。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谈情境的建立、社会进化、社会病态根源的克服以及社会理想的实现统统可以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无疑是天方夜谭或浪漫主义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的原因成为众说纷纭的热点问题。多数观点认为，是美国过渡信任和依赖自由竞争法则、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和消费者的过度债务化等原因导致了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有一些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金融危机的元凶。那么，是否是公允价值计量导致了金融危机？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公允价值计量将何去何从？本文试从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公允价值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性的思考。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我们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与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一样，有着其固有的根源。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判断金融危机发生根源的理论利器。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和市场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积累使社会的产能迅速提高，而工人受剥削程度的加重使得他们的购买力越来越低。这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从根源上说，其实就是源于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所导致的生产能力飞速增长（追求剩余价值）与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不足（次级贷款者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以及单个公司的有组织化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房地产公司和金融公司的发展和创新）与整个市场的缺乏监管或监管不力之间的矛盾。有人把金融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当人们埋怨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的疯狂和贪婪，埋怨次级房贷者的非理性超前消费的时候，更应当看到这些所谓“人性的贪婪和非理性”其实又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正常反应，正是这样的制度才形成了这样的人性，危机的根源在制度而不在人性。
二、公允价值的含义和特征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结算的金额。”我国财政部对公允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二）公允价值的特征
1.公允价值的非主导性。我国新会计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这实质上是在强调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在我国会计计量中的主导地位。这也说明，公允价值在具体准则中体现为非主导性。正是由于这种非主导的地位，给公允价值的利用制造了一定的困难。
2.公允价值的应用有严格的条件和要求。在对公允价值的应用方面，我国新会计准则设定了较为苛刻的限制条件。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中，明确规定了公允价值的运用前提是公允价值应当能够“可靠的计量”。我国之所以要谨慎地运用公允价值，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与国际上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非市场化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难以通过市场取得有关公允价值的完备信息。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无视公允价值的运用条件，必然会使公允价值失去其“公允”的意义，最终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
三、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关系
纵观历次经济危机，分析其原因时，多少会有会计的因素，只不过不同的学者认为会计承担经济危机的责任权重不同。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人们认为不规范的会计实务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人们认为会计信息披露混乱导致决策失误和信贷关系紊乱是触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成了受攻击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危机的主因。
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究竟是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呢？我们知道，本轮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美国楼市泡沫破灭引起次级按揭贷款违约率上升，导致相关衍生品担保债务凭证价格崩溃。而根据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要反映在财务报表中，这就使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开始显著缩水，不断下跌的资产价格使得公司为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和降低负债比率，需要甩卖各种可交易资产回收现金并偿还债务，但资产出售行为又进一步引起了相关资产价格下跌，于是连锁反应出现了：资产减记导致亏损和信用评级降低、亏损导致股价下跌、抛售资产从而进一步压低资产市价。而金融机构也开始缩小贷款规模，这必然影响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使金融危机快速扩大和加深。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下的会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显然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次贷是一个极富传染力的病毒，那么公允价值计量则为病毒传播提供了快捷的渠道。
四、金融危机后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反思
1.需要客观看待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2.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准则的缺陷。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相比其他计量属性来说，公允价值仍然是目前更优选择，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它也是一场考验，说明它在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使之更完善。
3.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只有理论界先弄清楚了，实务界才有可能跟上。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体系。其次，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市场条件。在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中，应鼓励优先采用活跃市场中资产或负债的报价。虽然公允价值并不就等于市场价格，但市场价格毕竟是最为客观的，可靠程度最高。所以当前应努力培育各级市场，从而使交易双方能够获得相对公允的市价信息，为公允价值的应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黄世忠.次贷危机引发的公允价值论战[J].财务通讯(综合版),2008(11).
[2]邢精平.公允价值计量:美国的经验与教训[M].证券市场导报,2009.
[3]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在当代，要证明的科学性，根本上要从理论上科学阐释两大现实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和趋势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将产生两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按比例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的比例失调，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因经济不能正常运行而爆发经济危机。
首先，运用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什么?金融危机的实质是否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过剩?答案是肯定的。从根本上说，正是生产过剩这一实质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次贷危机是指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穷人，在通过贷款买房以后无力偿还抵押贷款而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为什么这种次级贷款最终会引发金融危机呢?这是因为次级贷款的对象是穷人，穷人是买不起住房的，要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住房，就必须给他们贷款，有了贷款就能买房，就会对住房产生巨大的需求，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如果问题只是到此为止，也不至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问题在于金融机构又把这种贷款通过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也就是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由此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这样，一旦在第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起链锁反映，造成整个金融链条的断裂而引发金融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以股票、债卷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资本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虚拟资本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资本不断逐利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导致了由此而带来的虚拟经济活动成倍扩大和虚假繁荣。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实质，与所揭示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必然与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严重脱节，并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规律是完全吻合的。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而爆发。只不过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实质，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已经得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房款，即得到住房的穷人是通过信用方式来支付房款。因此，尽管从现象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当这种信用方式一旦发生了问题，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现象上看是虚拟资本、虚拟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经济泡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但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过剩。
其次，运用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不是由于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了比例失调，从而使经济不能正常运行?答案也是肯定的。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由市场自发调节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引起社会生产宏观上比例失调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能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已无法适应高度社会化生产的计划性要求，尤其是市场解决不了宏观经济协调运行的问题，以及实现经济发展所必须要解决好的社会问题。高度社会化的生产使经济活动越来越细化，这也使各种经济关系越来越复杂化，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要保证这一系统在运行过程中不出现问题，决不是市场能够做到的。更何况这一系统由于信用和金融关系的渗入，以及信用关系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化而变得更为复杂，现在进入市场流通的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商品，而且有无形的以金融衍生品为载体的信用关系，这又极大地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当这一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某一个环节，特别是金融环节上出现重大的问题，就会波及到整个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全局性的问题而产生经济危机。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高度货币化、金融化，使原来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现在更多地表现为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比例失调与金融领域中的比例失调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机制。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即信用和债务关系可以通过创造需求来缓解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但金融领域的活动在缓解实体经济领域比例失调的同时，又把这种比例失调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当金融领域的活动出现失控的时候，不仅使金融领域的矛盾不断突出，而且又会加剧实体经济领域的比例失调。即信用和债务创造的需求不是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而是把未来几十年的需求变为当前需求，并以这种未来需求为基点进一步扩大现实供给，这就使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严重。原来实体经济领域出现的比例失调，现在发展为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都出现比例失调。所以，源自于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
当代全球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仍然是我们观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锐利武器，同时，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指南。
参考文献
新课改下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和提升教师素质是当前每所学校亟需解决的教研问题，而对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说各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课异构”这种教研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应运而生的，它实现了教师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够取长补短，实现共同提高的目的，也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空间。而所谓的“同课异构”实质上是指不同的教师面对同一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对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学经验，进行各种教学构想并付诸实践的一种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举行了一学期一度的对外公开教学活动。此次活动历史组的课题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专题六的第一节《“自由放任”的美国》，形式是由本校的陈老师与外校来的林老师进行“同课异构”。这节课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标志和表现；分析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了解胡佛反危机政策的特点及效果。在教材的处理和重难点的预设上，两位老师都有对教材进行重新整合，在重难点的预设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难点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影响和“自由放任”政策。从教学模式来看，陈老师的课属于目前我们学校正“流行”的“三环自主”的教学模式（即课堂上的前15分钟学生同组交流、完善学案，课中15分钟教师精讲，课尾15分钟合作讨论、课堂检测），而林老师的课则是相对传统的一种教学模式，可以说是一次“现代”与“传统”的较量。下面主要从两位老师对“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表现、特点、影响和爆发的原因”的教学处理来讲讲。
一、关于经济危机的表现
陈老师在事先学生预习的导学案中已有预设的思考题，此环节主要是由同组学生交流、反馈，教师引导学生从金融、工业、农业和外贸方面来回答。这是“三环自主”教学模式中第一环的表现之一。而林老师则通过视频《大国崛起》片段、四张照片（《苹果一斤5美分》《农场主将积压的牛奶导入大海》《无家可归的人》《等待救济的人们》）、数据材料（危机间的美国：股票价格下跌了87.4%；银行破产了共10500家，占银行总数的49%；工业生产总值下降了46.2%；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农产品批发价格下跌了54%；农场破产了100多万家；国民收入减少了54.69%；进出口贸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源自教参）将危机的表现形象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人感触很深，印象也很深。“历史”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亦可让人深思，而那些视频、照片、数据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剂”。例如，在林老师展示四张照片时，学生就问了一个问题：既然牛奶都积压了，为什么农场主们不把它们分给贫苦的人？这一问，可以说是切入到这节课的一个概念问题――“经济危机”，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经济危机？笔者认为只要再加上别的设问不失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题，同时也说明课堂中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资料来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发问的能力。相比陈老师的这个教学环节，通过预设问题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却略显得“硬邦邦”。
二、关于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影响
两位老师的设计是“异中有同”，“异”是指陈老师通过展示插图和文字资料（美国民谣、1929年～1933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关税战）来达成目标，而林老师是直接告诉学生该从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过讨论来解决；“同”是二者都从时间、程度、范围和影响方面引导学生来回答经济危机的特点，从积极和消极、国际和国内、政治和经济等角度来引导学生回答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些都是高中生必须掌握的解题思路。笔者认为两位老师对这一教学环节的处理“各有千秋”，但都应注意挖掘学生自身潜在的认知能力。
三、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又是难点，两位老师是“各显神通”。陈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主要通过给学生材料，然后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结果得出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资本主义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空前严重，仅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没有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领域进行相应的调整，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延续“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
――杨宁一《历史新视野》
（2）据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给材料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据题目要求，学生不难找出两对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二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如何？主要通过教师的讲解来解决（关于“生产社会化”的概念，陈老师在导学案中有解释），因此该合作环节不够放开。
观察林老师的课堂教学，关于这一内容其叙述表现出“详”与“略”的结合：主要从直接原因着手，略讲根本原因，并结合表格和板书突破此重难点。在这些教学环节里，两位老师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但纵观两节课，“知识检测”所花的时间很少或没有，这似乎有点美中不足。“知识检测”一般会被放在一个知识点讲完后，或教学过程最后一个环节。其实，“知识检测”也可以在我们讲解某一知识点之前进行，尤其是对解决重难点知识很有必要。因为高中历史中的很多知识点，学生在初中已学过，只是记不清了，所以适时进行检测，可以帮助学生巩固旧知识，同时亦利于深化知识。
与一般的课相比，“同课异构“的教学内容虽相同，但教学风格不同，呈现了课堂教学的多样化。通过这次“同课异构”教研活动，笔者深感受益匪浅，对教学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现代”与“传统”不能一刀切，“传统课堂”还是有其精辟、可取之处，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这节课林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教学环节未完成，但其生动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历史课堂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代课堂”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但教师也要注意恰当的引领；教学内容的多样性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决定老师的课堂教学不能采用一种固定的方法。“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灵活机动地构建教学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课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包训国.2009年高考文综专项训练.历史学习，2009.
马克思所构建的理想社会主义蓝图，是建立在大工业充分发展，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物质资源极其丰沛的基础之上。?@种社会主义扬弃了私有财产，从而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商品货币关系，从源头上消除了产生经济危机的内部因素，因而是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然而理想毕竟不同于现实，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生产过剩的经济现象，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只要不以消灭商品经济为目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就依然存在。
（一）我国依然是商品经济社会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现实的可能性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只要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过剩的危机就随时可能爆发。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不但存在着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而且就经济关系本质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借助于信用关系，因而同样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依据。所以，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无关。只要处于商品经济社会，无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或者导致生产过剩或者引发需求旺盛，矛盾的不可调和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我国不是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从源头上消灭了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盲目、无序的生产，因而引起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和不平衡性，使我们的经济制度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并且私有制经济将与公有制经济长期并存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不广泛地存在于全社会范围内，但毕竟仍在一些行业和部门内小范围长期存在。因而，在我国依然存在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摆脱了对政府的依赖，面向市场，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独立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有依靠取得的收入来抵偿用于消费方面的所有支出，并获得利润，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公有制企业逐渐蜕化成尽可能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这时企业的生产首先表现为一种局部劳动，而非社会劳动，因而企业具有强烈的扩张冲动。只要认为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加大资金的投入，借助于外延式扩张手段不断膨胀生产规模。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浪费行为。同时，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体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其释放出的新能量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微观经济效率，加速了经济发展态势，但由于缺乏宏观统筹和统一指导，其生产往往具有更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甚至有些企业在地方政府设置的隐性壁垒庇护下，有恃无恐地在商品销售市场大打“价格战”，甚至不惜以低于成本价出售商品。这种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后果使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无法对过度膨胀的生产能力实现有效的挤出，从而为产生生产过剩的危机埋下隐患。
其次，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加大造成了国内总体消费需求不旺盛的现状，具体表现为：一是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的二元化现状。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对中高档耐用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趋于饱和。而广大农村居民由于消费水平普遍偏低，导致这些中高档耐用品无法在广大农村得到普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汇集了我国当今较大部分生产业的消费缺口。二是城镇高收入群体对一些高档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趋于饱和，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长期无法得到提升。这两种情况的矛盾运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
（三）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影响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比从前更加密切。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统一使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现代科技在全球范围迅速传播。因此，我国要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参与到国际经贸活动中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样一来，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造成影响，经济波动难以避免。
二、我国防范经济波动的根本措施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了世界经济波动的蝴蝶效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我国产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优越性，使我国不惧任何外部挑战，完全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措施来避免或减轻世界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一）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市场失灵
现阶段，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然而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其固有的缺陷，市场主体之间竞争的盲目性、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滞后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从而使市场主体在制定发展决策时难以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保持一致，难以促进企业转型和产业机构优化，难以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外部不经济问题，因而经济波动也就无法避免。为了避免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我国政府应当出台一些刺激方案，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完善与国家计划相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加强对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战略目标的研究和制定，科学引导市场要素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只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宏观调控这只有形的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够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克服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从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不难发现，国内市场的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比较弱，投资和出口所占比重较大。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切实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才是防止我国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的稳定器。因此，我们必须要转换发展思路，积极拓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切实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社??公平，从而缓解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同时，我国政府还应该继续增加社会投入，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逐步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着力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标准。不断强化个人所得税项目的征收和监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缴扣标准，切实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压力。努力调节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国有大中型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的分配制度，取缔非法收入，切实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