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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风险环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2005年的《中国100强企业法律风险环境分析报告》中，《报告》以实证研究的方法说明了影响企业法律风险环境的因素，包括行业、组织形式、设立管辖、知识产权、采购和销售行为发生地，从而建立法律风险的评分体系。尽管这份报告的影响力较大，被多篇文献引用，但其没有对“法律风险环境”这一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此后，也仅有吴江水、徐永前在其著作中对这一概念进行较为详实而明确的阐述。研究“法律风险环境”的内涵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中国企业的法律风险，能为法律风险对策的形成提供充分、全面、坚实的基础。
一、法律风险环境的地位
法律风险环境作为风险管理理论与法学理论交叉领域的概念，其地位可从风险管理和法学的角度进行理解。
在风险管理理论中，风险管理通常包括三个步骤：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风险。而风险又有三大构成要素：风险因素、风险事故与损失。风险因素是指增加损失发生频率或加重损失程度的状况，构成风险因素的条件越多，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损失就会越严重。因此，风险因素累积至一定条件就会产生风险，而风险事故的发生最终将这种损失可能性转变为实际的损失。这三大要素反映了风险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呈现递进衔接的关系。因此，风险识别的对象包含了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及损失，风险识别的范围即风险所在的风险环境。按此种理论，法律风险环境即法律风险识别的范围。
从法学角度看，法律风险是指由于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法律规范的规定与行为主体之间的行为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不利后果须由行为主体承担的可能性。通过对法律风险这一概念中的要素进行推敲可知，法律风险的构成中存在三个变量，即主体、环境、行为，这三个变量呈现相对独立、并列存在的关系，在其共同作用下决定了法律风险的类型与内容。因此，法律风险环境是法律风险的变量之一。
二、法律风险环境与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这一概念是在21世纪产生和发展的，尽管这一词汇已经成为当下的热门词汇之一，但也因广大媒体与文献的过度使用，其含义变得随意而模糊，缺乏准确的定位。
目前，国际上关于企业法律风险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且通常采取列举法律风险成因的方式进行界定。国内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法律风险成因及法律风险后果这两个方面对法律风险进行定义。学界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基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因法律主体的行为及外部法律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因素交织，从而产生不利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的可能性。另一种观点借鉴了风险管理理论中对风险的经典定义，认为企业法律风险是指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行为人所实施的具体法律行为与法律相违背从而产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尽管表述不同，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把法律风险定义为发生不利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
徐永前（2011）认为，企业法律风险不是对企业某一类风险的概括，而是所有企业风险在一定阶段的表现形式，企业的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营运风险往往最终都会向法律风险转化。张晓玲（2009）认为，企业法律风险不是一种孤立的风险，而是与各种风险交织在一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般可以分为直接法律风险（指由法律因素直接引发的各种企业风险）和间接法律风险（因非法律因素导致的企业风险，但最终需承担各种法律后果）。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的常以（2009）也将这一标准作为法律风险分类的依据之一。上述观点揭示了法律风险与其他风险的关联性与伴生性，表明法律风险既可能来源于法律因素也可能来源于非法律因素，是其他风险形态的最终呈现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对“法律风险因素”的识别不能只局限于法律领域。
王廷良、韩玉（2010）专门撰文研究法律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源是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传导流程的开始（内部系统与外部环境），通过资金、法律、信息、市场、政策、行为、物质、技术等载体，在企业风险的子系统中发生效果，通过价值链、耦合传导、利益链，产生可能导致不能履行企业合同，并且发生争议甚至法律纠纷和诉讼，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这些特定危害事件或经济损失的具体法律风险事件，最终导致损失的产生并继续递传。这一流程不仅充分阐述与展示了非法律因素引发法律风险的全过程，而且详细说明了哪些相关领域中的因素应当纳入到法律风险因素的识别范围之中，从而强有力地论证了将非法律因素纳入法律风险识别范围中的合理性、及时性和必要性。
由于法律风险阶段性、关联性及法律风险复杂的传导机制，“法律风险环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法律风险所存在的环境，还应当看到各法律风险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法律风险的形成过程及法律风险传导的过程。这也揭示了法律风险环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有机整体。
三、法律风险环境与风险环境
风险环境、法律风险环境这两个概念都涉及“环境”这一概念，因此了解环境学基本理论是尤为必要的。在环境学理论中，环境总是相对于某项中心事物而言，它是指作用于这一中心事物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整体，它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改变、随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环境要素是指由各个独立而性质不同的针对环境的基本物质组分。环境要素组成环境的结构单元，环境的结构单元则最终形成了环境系统或环境整体。樊芷芸、黎松强（2004）认为，“环境”具有以下特征：整体性（系统性）与区域性；变动性与稳定性；资源性与价值性；危害作用的时滞性。因此，就“法律风险环境”而言，它是“风险环境”的子系统，即“风险环境”的环境结构单元；“法律风险环境”的环境要则是法律风险要素。就企业的法律风险环境而言，其中心事物应当是企业自身。同时，风险环境、法律风险环境都应当具备“整体性”或“系统性”特征，这是“环境”所赋予这两个概念的共同特征。
在风险管理领域中虽然有“风险环境”的提法，但鲜有文献对“风险环境”这一概念进行独立分析。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课题组（1997）认为，外部风险环境一般是指商业银行自身无法控制，但对商业银行经营又有一定影响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王刚（2003）认为，风险环境就是指造成风险因素存在的各种情况和条件的总和。齐宏志（2011）认为，任何一个企业或组织开展经营管理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环境，经营目标的实现是需要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因素则会影响到经营目标的实现，所以说，经营环境就是风险环境。分析上述观点可得，风险环境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且更为精确。
法律风险环境作为风险环境的子概念，必然继承了风险环境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但同时也具备自身的法律特性。由此笔者得出，法律风险环境是指构成法律风险因素的各种情况和条件的总和及各法律风险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整体。
四、结语
综上所述，法律风险环境概念的提出确有必要，并且要适当地将非法律因素纳入到考量范围之中，因此笔者对“法律风险环境”做出以下定义：法律风险因素是指增加法律风险事件发生频率或加重法律风险后果严重程度的状况，而法律风险环境则是指一切以法律主体为中心，由法律风险因素的情况和条件的总和相互交织而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这些法律风险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对法律风险环境作如上界定，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充分、全面地识别法律风险，避免法律风险产生的不利后果，为应对法律风险提供决策依据；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研究其特征、要素、外延等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董克仁，郑泗秋.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控[M].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2]徐永前.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操作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3]孙昌军.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指导[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许晖.国际化风险识别与控制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吴江水.完美的防范——法律风险管理中的识别、评估与解决方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王廷良，韩玉.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传导机制研究[J].前沿，2010（16）.
[7]马克·S.道弗曼.风险管理与保险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8]向飞，陈友春.企业法律风险评估[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9]张晓玲.依法治企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J].山西焦煤科技，2009（12）.
[10]常以.论中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13）.
[11]胡筱敏.环境学概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12]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课题组.商业银行风险环境分析[J].金融管理科学，1997（01）.
（二）风险财务管理的概念及特点。风险财务对于企业发展和运营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不正确地面对，很可能对企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需要加强对企业的风险财务管理工作。风险财务管理主要是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对企业的财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能够保证企业财务的稳健发展。这其实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风险财务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与企业的其他管理工作相比，风险财务管理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对于企业的各个部门和人员来讲，与企业的财务息息相关，因此风险财务管理的范围更加广泛；第二，与普通的财务管理相比，风险财务管理工作更注重应对企业的财务风险，能够更加理智科学地应对企业财政上的风险；第三，管理的手段更加先进，风险财务管理需要分析大量的数据，从而找出影响企业资金风险的因素，因此需要科学的管理手法，所以必须要采用更加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才能使得企业的风险财务管理工作更有效率。
二、企业风险财务管理工作基本方法
（一）风险财务预测方法。风险财务预测方法主要是预测企业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专家预测法，主要是利用专家在企业风险财务方面的专业知识，然后深入分析企业的财务现状，进而能够识别企业财务存在的风险；第二，幕景分析法，在风险财务预测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各个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判断它们对企业财政的不同影响；第三，资金分析法，通过对企业资金的分布和运动状态进行分析，从而找到资金在运转或者使用方面的风险，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风险财务预测方法。
（二）风险财务决策方法。在进行企业风险财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与财务工作有关的决策，正确的决策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是，错误的决策可能会为企业带来重大的损失。因此，风险财务决策也是企业风险财务管理的重要方法，它主要是在风险财务预测方法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综合性的评价，然后从多个备选方案中挑选出一个较好的方案。风险财务决策方法是否有效与财务管理工作的信息量、财务决策者自身的素质以及他们应对风险财务的态度密切相关。
（三）风险财务控制方法。当企业的财务出现一定的风险后，应该及时控制财务风险的消极影响。因此，企业的风险财务控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回避风险，当企业面临财务风险时，可以采取有效的回避措施，能够避免财务风险或者是避免财务风险带来的全部损失，能够确保企业在可以承担的范围内正常运营；第二，自担风险，当企业的财务出现一些问题时，企业可以对资金进行有效的管理，合理预算企业的开支，从而能够承担企业的财政风险。
（四）风险财务处理方法。当企业面临着财务风险并且选择承担财务风险时，必须要正确处理财务风险问题。例如：对企业的资产进行有效地结算，能够正确了解企业目前的财政状态。包括企业遭受财政风险后的损失、企业的剩余资金量等等，能够对企业目前的财政状态有着正确的认识。同时，当企业的财政资金出现不足时，需要想办法尽快进行资金的筹措，从而能够转变企业目前的财政危机，确保企业能够顺利渡过难关，降低企业的资金损失。
三、企业风险财务分类
管理由于企业的风险财务涉及到很多方面，因此可以对企业的风险财务管理工作进行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企业风险财务管理：
（一）自然风险财务管理。自然风险财务管理大多数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依靠人力几乎无法改变，只能减少或者尽量避免自然风险。自然风险财务管理主要是通过保险的方法进行：企业通过购买保险，在企业财产遭受损失时，保险公司能够给予一定的赔偿，从而尽量降低企业的损失。虽然保险的方法不能避免自然灾害的损失，但是可以将企业蒙受的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因此对自然风险财务进行投保是一种有效的风险财务管理方法。
（二）市场风险财务管理。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企业难免会受到市场的影响，市场因素是其财政风险的构成因素之一。尤其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发展，企业在面临国内市场风险的过程中，还需要面临国外市场的风险。幕景分析法在企业的市场风险财务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能够将市场中影响企业财政的各个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揭示其影响企业财政的轨迹。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能够使得幕景分析法更加有效和直观，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市场风险财务管理。
（三）企业经营风险财务管理。由于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很多企业进行自主经营，所以需要企业自己承担经营的风险。企业在进行经营风险财务管理工作中，主要采用筹资和投资的方式，这是企业最重要的决策内容。企业通过分析多种筹资或投资方式，进而选择一种有效的方式进行投资或筹资，能够更好地降低企业经营中的财务风险。
中图分类号：X7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尤其在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部省区，主要为山区。山区独特的地质、地貌和气候条件，为公路工程施工带来挑战。随着国家对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视，对农村公路建设投资的逐年增加，全国各地掀起农村公路，特别是通村公路的建设热潮（详见表1）。
表1 农村公路建设完成投资情况［1］
表2我国农村公路里程占公路总里程比重［1］
然而，由于农村低等级公路施工过程中，相对高等级公路来说，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所以经常会出现各种事故，对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带来威胁。
由表2可知，我国的公路主要由农村公路组成。因此，重视山区农村公路施工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应用风险管理理论，分析总结农村公路施工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内容，并提出管理这些风险的建议。
2 我国山区农村公路施工的主要风险
2.1 风险的基本概念
到目前为止，对风险没有统一的定义，因不同学者所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风险管理概论》（刘钧著，2008）总结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对风险概念的几种主要认识，详见表3。
表3 对风险概念的几种认识［2］
编号 对风险概念的认识
1 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
2 是损失的不确定性
3 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差
4 是实际结果偏离预期结果的概率
2.2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的特征
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可以归纳出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的特征如下：
（1）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具有客观性。例如，暴雨、浓雾、落石等自然灾害客观存在，在公路施工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只有认识到风险的规律性，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才能尽量避免或者减轻相应风险的影响。。
（2）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具有突发性。虽然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形成原因复杂，时间较长，但就具体的一次风险所造成的灾害来说，具有一定的突然性。
（3）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具有损害性。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事件的发生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害。
（4）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具有随机性。与其它风险类似，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的随机性也体现在空间上、时间上和损失程度上。
（5）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具有发展性。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的发展性，是指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新的道路工程技术也会带来新的风险。
2.3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面临的主要风险
由作者对广西某县所做的调查得知，山区农村公路施工主要面临暴雨、浓雾、山体滑坡、泥石流和落石等自然灾害方面的风险，各种风险的具体影响，详见图1。
图1 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面临的主要自然风险
3我国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管理
3.1 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
《风险管理概论》（刘钧著，2008）认为，风险管理的概念，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理解，详见表4。
表4 对风险管理概念的几种认识［2］
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识别是工程项目管理人员运用相关技术，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的过程。识别的过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1）发现风险源，即及时找到风险所在；（2）认知风险源，即管理人员判断和测定风险源；（3）风险危害预见，即预见不同风险可能造成损失的程度。
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估计是利用相应的技术，如交通工程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对风险识别的结果进行判断分析，并运用数学方法对特定风险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做出估计。
3.3 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由于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具有客观性、突发性、损害性、随机性和发展性，根据风险管理理论，可以应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对其进行管理，具体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判断、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等步骤，基本流程详见图2。
图2 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图
4 结论
由《农村公路建设规划》可知，农村公路包括县道、乡道、村道，近些年会大力发展农村公路，特别是通村公路。大量的农村公路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
鉴于山区农村公路建设施工所面临自然环境的特点，本文从风险定义出发，分析了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特征和主要内容，从风险管理的角度，论述了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的识别和估计，并做出了山区农村公路施工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图，以期望能促进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行业公报.（2012－08－01） /zhuzhan/tongjixinxi/fenxigongbao/tongjigongbao/
[2] 刘钧著.风险管理概论（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6
[3] 刘希林,唐川著.泥石泥危险性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4] 崔鹏，林勇明. 山区道路泥石流减灾问题与对策［J］.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第19卷第4期,2008年12月：1－6
[5] 姜树海,董子,吴时强著.洪灾风险评估和防洪安全决策［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6] 赵永国. 公路灾害防治与新技术应用[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7] 包左军，汤筠筠，李长城等编著.公路交通安全与气象影响[M].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11
[8] 朱汉容，刘唐志. 山区农村公路交通安全问题分析及改善对策［J］.公路交通技术，2009年8月第4期：139－143
[9] 宾雪锋.重庆市公路项目施工管理风险分析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论文，2002
二、基于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一)刑法体系转变。根据风险的内涵可知，风险社会是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产物，社会风险具有全面性以及多样化等特征，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而刑法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及保证人们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随着风险社会的变动，刑法体系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此时，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一地理解风险社会的概念和影响，而是趋向于如何有效解决各种社会安全问题，从而推动了刑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二)法益论流变。刑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保障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安全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进行刑法问题的探究时，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就是刑法对于社会风险的适应能力以及应对解决能力，而要想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我们就无法忽略法益论。从法学领域来说，法益指的就是某些受到法律维护的利益关系，其可被看做是法律意识的重要体现。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刑法则是基于宪法相关法律思想而制定出的法律支流，因而宪法对于法益问题的规定，使得法益问题成了关系到刑法本质的一项关键因素。例如，美国刑法与我国刑法之间的差异，就可以理解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刑法之间的差异，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因不同的法益规定影响而产生的。从当前我国法律问题的发展情况来看，法益概念逐渐出现了模糊化的发展态势，而这也成了我国法律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利益与相关概念之间出现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法益概念模糊化问题的出现，极大说明了刑法体系在社会风险环境中突破了原有的法益的物质化约束，这也是法益论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特点。另外，法益概念也出现了扩张化特点，而这同样是法益论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新特点。法益概念的模糊化，是其因自身涵义扩大而导致的结果，法益的物质化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其概念的扩张趋势。随着风险社会的变动，子孙后代的权利问题也被纳入了法益领域之中，从该方面的影响来看，明确刑事案件的安全和责任已成为刑事侦破领域所面对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刑法的制定过程中，再认识宪法的基本权利以及完善刑法内部的保障体系，已成为推动我国法律发展的重要举措。(三)刑事结构变迁。基于风险社会的变动，为了有效保障社会稳定，刑法体系也做出了针对性地调整，进而导致了法益论的流变，从而造成了刑法系统之下的刑事责任基本模式的改变。由于形式责任结构与立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通过分析立法理论的变化，可有效探究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嬗变的变化态势。第一，因果责任转变为原因责任。因果责任虽然是刑事犯罪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其不能作为确定犯罪事实成立的必然条件，因而原因责任日渐成为探究的重点领域。在某些犯罪事件中，明确刑事责任不能单单考虑最后的结果，也应将事件的缘起因素考虑在内。与此同时，在一些犯罪行为之中，立法是位于侵害结果之上的重点内容，若能减少其中的关联性，那么就会大大增强其制约效果。以往的刑法理论是基于行为犯罪区分而产生的一种模式，现代的刑法理论正在逐渐摆脱这一理念的约束。对于侵害犯罪事件而言，除去直接导致的危害之外，还要通过各种条件来保证犯罪事实的确立。第二，解读关联现象。要想明确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逐渐淡出的原因，就必须依据法益论的变动情况对新兴的发展动态进行考察，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了解和掌握因果关系淡出与侵害结果的缘由，明确其与刑事立法主体的转变之间的观念，其后探究超个人利益大幅增长的缘由，分析牵涉到个人法益的场合联系，最后，探索刑法保护法益的提前花因素，以此来明确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的嬗变动向［2］。(四)刑法理论重构随着风险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刑法理论的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嬗变重点已从以往的风险概念变动转变为安全问题的预防和解决，而该种转变除了导致法益论流变以及刑事责任根据结构性嬗变之外，也使得刑法教义体系出现了结构重组的发展趋势，即概念法学逐渐朝着利益法学的方向发生转变，而这也是刑事法出台后所带来的全新的发展动向，其标志着刑法教义体系的重大变革。而伴随着导向形式目的化趋势的出现，刑事法的重要意义也被日益突显，因而刑法理论实现了全面性地调整。
三、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风险社会的出现，传统的刑法理论已难以满足当前时代的变化与发展要求，即实际需求与刑法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其丧失了原有的理论效果。因此，基于风险社会与变动，对刑法理论进行改革是大势所趋，对保证社会稳定性和人们社会安全性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一、资本运营风险的概念特征及产生原因
（1）资本运营风险概念。所谓资本运营风险，是指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以及主体对环境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有限性，而导致的运营失败或使运营活动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的可能性及其损失。营运风险并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特定的风险，而是包含一系列具体的风险。（2）资本运营风险特征。首先，资本运营风险具有客观性，这是资本运营风险的本质特征。其次，资本运营风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化的，具有可变性。第三，资本运营风险虽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资本运营风险还是具有可观测性的。资本运营主体能够捕捉资本运营在运营前、运营中和运营后的风险发生特点和规律，就能把握其发生的必然性，并且可以通过分析预测，累积防范知识，提早进行风险的规避。还有，资本运营风险的重要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破坏性。资本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运作过程复杂，运作涉及面较广，不同于一般产品生产经营风险，不仅涉及到大量的人、财、物的操作，而且涉及到体制改革、巨大收益、政策法规的配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国家一系列的宏观配套措施的完善，所以其破坏性比较大。（3）资本运营风险产生原因。资本运营风险是指在进行资本运营过程中，主要是源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因不利事件发生使企业可能遭受的损失。资本运营风险的特征决定，它的存在是一种不确定的事情，运作者很难精确的对客观环境进行预测或者认知，造成这种认知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不可避免的，人类的主观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认识客观世界。其次是不同的运作者在能力方面有差别，有些运作者的个人素质较高，能力较强，但有些运作者能力相对较弱。还有是运作的方法和体系的问题，如果运作方法其本身就存在不严密性，使得资本运营风险的评估发生偏差甚至错误，就会导致风险的发生。资本运营在操作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是资本运营风险产生的原因。
二、我国国有企业资本运营风险评价体系
（1）评价原则
风险的评价与分析指对风险发生之后的可能性后果极其影响进行评估，估算风险发生之后的危害程度，并且通过完整的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来进行制订措施规避风险，或者尽量减少资本运营风险所带来的危害。表1是一种风险评价的案例：我国国有企业资本运营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遵循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全面性等评价原则。不同的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发展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必须要结合不同国有企业的内部情况，进行标准的设定，使得评价标准和现实紧密结合。评价标准也必须具有全面性，涵盖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对资本运营前的准备、资本运营期间的状况、资本运营后的状况都要有所设定。（2）评价方法。现今国有企业资本运营常有的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定性评价法、定量评价法和定性定量想结合的综合评价法。这几种评价方法各有利弊，其特点不同，由专家通过个人的经验和智慧对评价对象做出直接判断，可以减少数据统计不足造成的片面性，但是也有着随机因素较多、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等缺点。定量评价法用数学和计算机求得评价结果，有较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可以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但是当评价对象过于复杂时，其评价的内容难用具体的数据进行表示。
风险本身是客观的，但风险感知却是主观的，它是个体依靠经验、直觉对风险做出的主观认识和判断。有限理性理论指出，当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由于事件的突发性和紧迫性，使得个体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对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进行合理预测、判断、加工和处理，从而产生明显的认知偏差，此时个体表现出的有限理性是较低水平，甚至是非理性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不仅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的身体健康、社会的和谐稳定也造成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公共危机事件风险感知的特征对于事件影响的分析与评估、事件的应对与解决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公共危机事件风险感知的特征做一个文献综述，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帮助。
1相关概念
1.1危机、危机事件与公共危机事件
1.1.1危机：字面解释，危机即“危险”和“机遇”。Fink[1]认为，危机是事物的不确定性状态，其决策非常迫切，包含概率各为50%的好、坏两种结果。Davies等[2]认为，危机是已经达到关键阶段的一种状态，是“严重的转折点”，是“决定性时刻”。虽然危机被认为是一种不确定状态，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向好、坏两方面发展，但是人们通常更多关注的是危机的负面效应。危机研究的先驱Hermann[3]认为，危机是威胁到决策主体根本目标的一种情境状态，在该情境中，决策主体做出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它的发生往往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Boon[4]认为，危机是个人、群体或组织无法用正常程序处理，突然变迁而产生压力的一种情境。1.1.2危机事件：如果说“危机”是一种不确定性状态，那么“危机事件”则是引发危机的某一具体事件。Fink[1]的四阶段生命周期模型将危机的生命周期分为征兆期、发作期、延续期和痊愈期4个阶段。征兆期是有迹象表明可能会发生潜在危机的时期，而发作期是有危害性事件发生、并引发危机的时期。通常危机处于征兆期阶段时，往往征兆较弱，或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有效识别而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当进入发作期时，通常事发突然、需要主体采取应急措施加以应对。故一般认为，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紧迫性、破坏性等特点[5]。1.1.3公共危机事件：危机事件影响的范围既可能是公共范畴，也可能是私域范畴，公共危机事件则是在公共范畴中产生影响的危机事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紧急状态立法研究项目报告[6]认为，公共危机事件“一般指突然发生的对全国或部分地区的国家安全和法律制度、社会公共秩序、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已经或可能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公共事件”。
1.2风险与风险感知
1.2.1风险：风险（risk）概念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概念紧密相连。通常认为，风险是指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具有客观性。但严格意义上讲，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仍有所区别。Knight[7]对二者做了明确区分。他认为，风险是事前知道所有可能结果和每一种结果出现概率的情形，而不确定性是事前不知道所有可能结果，或虽然知道可能结果但不知道它们出现概率的情形。因此，不确定性比风险具有更大的模糊性，风险可以看作是可测定概率的不确定性。风险事件的结果可能是损失、也可能是获利，但人们更多关心的还是风险事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风险概念更为强调发生不利后果的可能性。1.2.2风险感知：风险本身是客观的，运用科学方法测算风险出现的客观概率属于风险的客观研究，但是个体依靠有限信息、凭直觉对风险做出的估计和判断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属于风险的主观研究范畴。个体依靠经验、直觉对风险做出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被称为风险感知（perceptionofrisk），它广泛地受到个体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2公共危机事件风险感知的静态特征维度
风险感知研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Slovic[8]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心理测量范式的早期研究包括揭示优先（revealedperference）和表述优先（expressedperference）。Starr[9]提出了揭示优先方法。他的假设是：社会可以通过试错法达到任意一种活动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均衡。个体可以利用历史或当前的风险收益数据揭示一个“可接受的”风险-收益均衡模式。基于对Starr假设的质疑及数据收集的困难，Fischhoff等[10]提出了表述优先法。该种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利用问卷形式直接要求被试表述其对于风险的看法。在最初的研究之后，Slovic[8]借用人格理论赋予风险以“风险人格”（personalitiesofhazards）。他和他的合作者们通过设计大量的心理测量量表，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风险感知的相关数据，并运用多因素分析技术描绘出风险感知的定量图景或称为认知图谱（cognitivemaps）。在这一认知图谱中，有两个反映公众感知风险的基本维度：第一个是忧虑风险（dreadrisk）维度，该维度主要反映风险的不可控制、灾难性、忧虑的潜在性等方面的特征；第二个是未知风险（unknownrisk）维度，该维度代表了风险不可知性方面的特征。Slovic将这种研究路径和理论框架称为心理测量范式。此后，在一项扩展性研究中，Slovic[8]将风险感知的结构从二维扩展至三维，增加第三个维度——暴露于风险影响下的人数。但以后的研究如Knight等[11]、Leppin等[12]仍认为，风险感知的主要维度是可控性和可知性两个方面。遵循心理测量范式的理论模式，学者们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风险感知特征进行了研究。谢晓非等[13]将公众感知SARS风险的特征维度分为3个，一是忧虑性，二是可控性，三是患SARS的可能性；时勘等[14]、李华强等[15]、杨洁等[16]从风险自身及降低风险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将公共危机事件分解为二级风险事件，进而分别从可控性和熟悉性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如时勘等[14]的研究，将SARS危机分解为6类风险事件，其中SARS病因的风险感知特征为不能控制和陌生，愈后对身体的影响和愈后有无传染性为能控制和陌生，SARS的传播途径和传染性、治愈率、预防措施和效果为能控制和熟悉；李华强等[15]对5•12汶川地震发生时重灾区民众的研究显示，地震产生原因及预测、地震预防措施、对地震的总体感觉分布在控制感低、陌生的象限，疫情和次生灾害、地震后相关信息真实性分布在控制感高、熟悉的象限，地震伤亡率分布在控制感低、熟悉的象限；杨洁等[16]对太湖蓝藻事件发生时无锡市区民众的研究表明，暴发原因分布在不可控、陌生的象限，对人体健康影响途径、对人体健康危害后果、危害影响的风险、控制措施和效果以及总体感觉分布在可控制、陌生的象限。
3公共危机事件风险感知的动态演化轨迹
Burns等[17]对金融危机中的公众进行在线问卷追踪调查，以了解危机持续过程中风险感知的变化轨迹。研究者使用潜增长曲线模型（LGM）来分析整个危机期间风险感知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总体来说，公众感知到的风险在危机初始阶段下降得最快，然后开始趋于平稳。由于问卷调查方法本身的一些局限性，如一般都是回溯性调查，调查数据完全依赖于被调查者的回忆和自我报告，从而使得数据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人们开始尝试采用其他方法研究风险感知的动态特征。信息论的创始人Shannon[18]将信息量定义为随机不确定性程度的减少，而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因此，风险感知与信息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Liu等[19]认为，随着信息的获取，公众的风险感知呈现动态的变化过程，其中正面和负面的信息对于风险感知变化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王飞[20]认为，新闻媒体的报道模式是公共危机事件中风险感知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公众的风险感知通过对风险信息的识别、搜索和求证，最终以对风险信息的选择性记忆表现出来，因此研究者将公众风险信息记忆的波动程度作为度量风险感知的标准，构建模型，然后按照公共危机事件新闻报道的3种增长模式——正态型、衰减型和波动型，从新浪专题分别选取对应的3件代表性事件，进行模拟仿真和分析。Wilson[21]的信息行为模型认为，信息搜寻行为的产生源于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则源于认知的不和谐。信息使用者通过信息搜寻行为，从正式或非正式的信息渠道或服务获取信息以满足这种需要，从而减少内心的不和谐。因此，公共危机事件下风险感知会增加信息搜寻行为，信息搜寻与风险感知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互联网时代，网络是公众除传统媒体外的又一重要信息来源，因此，有学者将公众的网络搜索行为作为风险感知的替代变量，来研究公共危机事件下风险感知的动态特征。王炼等[22]以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为案例，以百度指数为数据来源，从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两个维度研究了地震发生后公众风险感知的动态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感知的时间演变特征符合指数分布，在事件发生当时风险感知水平迅速跳上高位，之后以指数形式快速下降；在空间分布的演化上，事件发生初期风险感知主要集中于直接受影响地区，此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李燕凌等[23]以2013～2018年间爆发的6次重大H7N9禽流感事件为例，运用百度指数数据，从时间、空间和时空交互影响3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公共危机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的时空分布演化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风险感知演化在时间上符合指数分布且具有周期性、稳定性等特征，在空间上具有分布均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致、空间聚集效应等特征，在时空的交互影响下，公众的网络搜索热点趋于稳定、信息需求结构趋于理性。孙宇婷等[24]基于百度指数，采用百度人口流动大数据和疫情实时监测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时空可视化等方法，研究了2020年病毒性肺炎疫情中国公众关注度的时空差异。
(一)资产概述 资产质量这一概念所指称的是资产的某种性质，是属性概念。对其界定必须借助于它所依附的事物，即资产这一实体概念。目前比较流行的资产定义体现了未来经济利益观的观点，认为“资产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已经由企业通过现在或过去的交易获得”。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国际会计准则在框架中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作为以往事项的结果而由企业控制的可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两者对资产的定义是一致的。未来经济利益观认为。资产的本质在于它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对资产的确认或判断不能看它的取得是否支付了代价，而要看它是否蕴藏着未来的经济利益。
根据财政部2006年2月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资产本质的特征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即直接或间接导致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流入企业的能力。由此可知，我国对资产的定义也采用未来经济利益观。
(二)质量概述 “质量”一词，在很多学科中都有使用，我们常用“质量”来表示产品质量。此处，我们借助产品质量的概念来定义“质量”。对产品质量的认识有着各种层次的差异。低层次的产品质量概念是从产品的有用性来看，指使产品履行其使用目的的具体属性。较高层次的产品质量概念则是从质量构成要素来分析，大略分为消极质量要素和积极质量要素两大类。前者包括：价格适宜、较低的使用成本、不易老化、安全无害、使用方便、容易制造和丢弃便利；后者则指：设计良好、优于其他公司的同类产品、使用性能好和更具独特的个性。综合两者而言，产品质量是对履行产品使用目的的综合评价，它体现了人们从产品所获取的使用价值的大小。这一定义基本上只是局限于用户使用感官上来说明的。
更高层次的质量范畴则不是从人的感官知觉的角度来解释的，它是一种比较观。西方学者指出产品质量是特定的产品使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fitness for use)，即通过将实际生产的产品与用户期望的偏离程度的相对比较来定义质量。具体地说，即通过设计质量(quality of deaign)与符合质量(或者称之为一致质量，quality of conformance)相比较来确定这种满足程度。
(三)资产质量的概念 企业资产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在企业的持续经营中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从企业的角度理解，低层次的资产质量概念应该界定为：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这种未来的经济利益既体现了资产的本质特征，也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从会计的角度看，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是指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收入或者利润的大小；从财务的角度看，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是指资产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的大小，包括现金流入的增加或者现金流出的减少。高层次的资产质量概念应该体现一种比较观，它是资产使投资者(包括债权人和股东)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是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理解资产质量的。企业的资产由两种途径取得，一种由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形成，一种由股东投入的权益资本形成。资产质量的概念应该体现债权人和股东的期望，资产实际创造的价值超过投资者期望价值越多，资产质量就越好。因此，高层次的资产质量概念应界定为：资产所带来的超过投资者期望的那部分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
以上讨论的是资产质量概念的内涵，即资产质量所具有的特有属性――未来经济利益大小或者超过期望的那部分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已有研究中，有的学者已经将资产的流动性、周转性等因素纳入资产质量的概念，但鲜有学者明确指出这些因素应该属于资产质量概念的外延。综合相关研究，笔者认为，资产质量的外延应包括：资产流动性(变现能力)、资产周转能力、资产的风险、资产结构等因素，这些因素都是影响资产质量的重要因素，必须将其纳入资产质量概念。
(1)资产的流动性。资产的流动性是指一种资产能迅速转换成现金而对持有人不发生损失的能力，也就是变为现实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能力，也称变现能力。完美市场(perfect market)中。资产流动性并不会影响资产质量。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完美市场的假设条件很难成立。投资者进行投资都必须考虑交易成本、税务成本、出售资产发生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市场摩擦的存在表明现实中不存在完美市场，并且可能导致市场价格对资产价值的歪曲反映，资产流动性必然影响资产质量。
企业整体资产的流动性越强，企业资产中短期的流动性强的资产就越多，那么，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就越强。变现损失也越小；并且，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也会增强，从而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但是，企业整体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并不意味着资产质量就越好。为投资者带来的超过期望的那部分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是资产质量概念的核心和本质。如果增强资产流动性会损害资产所带来的预期经济利益，那么越强的资产流动性并不代表资产质量越好。只有当增强资产流动性所带来的收益(主要是变现损失的减少、短期偿债能力的增强、财务风险的降低)超过它所减少的未来经济利益时，整体资产流动性的增强才有助于提高资产质量。否则，就会损害企业资产质量。
确定合适的资产流动性强度非常重要。在图1中，曲线L1表示资产流动性增强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曲线L2表示资产流动性增强给企业减少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在两条曲线的交点处对应的资产流动性强度为A，此时资产流动性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等于它所减少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此处企业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最大。资产流动性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由此可知，在A处对应的企业整体资产的流动性强度，能够给企业带来最大未来经济利益，理论上是最佳流动性强度。
(2)资产的周转能力。企业资产周转能力通常用资产周转率来表示，它是营业收入与企业资产之间的比率。通常有三种表示方式：资产周转次数、资产周转天数和资产与收入比。显然，资产的周转能力越强，资产的使用效率就越高，相同数额的资产在一年内所能带来的营业收入就越多；或者说在一年内取得相同的营业收入，需要投入的资产数额就越少。如果企业保持目前的资产周转能力，相同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越大，资产的质量就越好。
企业资产由各个单项资产组成，在营业收入既定的条件下，资产周转率的驱动因素就是企业的各项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应收账款、存货和固定资产。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提高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率，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可以提高资产的周转能力，使得相同的资产在一年内能够带来更多的营业收入，从而提高企业的资产质量。因此，资产的周转能力必然影响企业资产质量，必须将其纳入资产质量概念。
(3)资产的风险。资产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大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通常是一个随机变量，它的风险可以用方差或者标准差来表示。因此资产本身的风险必然影响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风险越大，未来经济利益的偏离期望值的可能性就越大，未来经济利益的稳定性就越差。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在充分组合的情况下，单项资产的风险对决策是没有用的，投资人关注的只是投资组合的风险；特殊风险与决策是不相关的，相关的只是市场风险。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并且可以通过合理的资产组合来消除单项资产的特殊风险，市场不会因为企业承担单项资产的特殊风险而给以任何回报。因此，纳入企业整体资产质量概念的风险只能是企业整体资产的风险，而不是各个单项资产的风险。
(4)资产结构。如果把企业所有资产的集合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企业各种资产项目或类别就是系统中的各组成要索，那么资产结构就是企业不同项目或类别的资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持续经营条件下，企业的整体资产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比各单项资产或各类资产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更大；否则企业就应当进行清算，将各项资产单独出售，而不是持续经营。在一定时期内，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投入企业的资本是一定的，这就意味着企业资产总额在一定时期内固定不变，增加某一项单项资产(或增加某一类别的资产)，必然会导致其他单项资产(或其他类别的资产)在数量上减少。因此，通常可以用各个单项资产或各类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资产结构，当增加某一项(类)资产时，该项(类)资产的比重就会上升，其他各项(类)资产的比重就会下降。
虽然企业的各项资产都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但是各项(类)资产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是不同的，并且它们的流动性强弱和风险也有差别，因此各项(类)资产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企业资产质量。
第一，企业资产按照流动性强弱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前文已经论述了流动资产的流动性越强，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却越小。因此企业必须权衡利弊，确定资产的最佳流动性强度，使企业整体资产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最大，以提高资产质量。
第二，企业资产可以分为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资产确认条件之一是未来经济利益能够可靠地计量，人力资产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却很难准确计量，这也使得我们探讨人力资产比重与资产质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变得极为困难。但是，从理论上讲，人力资产高的企业，资产质量也相对较好。
第三，企业资产按照有无实物形态可以分为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任何企业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必须高度重视科技投入和研究开发，努力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无形资产比重越高，尤其是专利权、商标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比例越高的企业，资产质量通常更好。
第四，企业资产按照是否用于生产经营活动可以分为经营资产和金融资产。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流入企业的未来经济利益主要是企业的经营资产创造的，企业持有较多的金融资产，往往会导致未来经济利益的减少，也就是说，金融资产的比例越高，企业资产质量往往越差。
综上所述，在资产结构中，我们必须要考察流动资产比例、人力资产比例、无形资产比例和经营资产比例等结构问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资产结构，进而影响企业资产质量。
二、资产质量的概念框架
(一)单项资产质量 从内涵上看，单项资产和整体资产都能为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它们的质量也都可以用未来经济利益的大小来表示，但是他们产生未来经济利益的方式有差别。整体资产由各个单项资产有机结合而成，是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断地获得现金流量。也就是说整体资产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主要是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取得。单项资产是企业整体资产的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各个单项资产并不能单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因此，对企业绝大部分单项资产来说，未来经济利益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资产处置收入；二是资产处置损失抵税(如果是处置收益则需纳税，应视为未来经济利益的减项)。
从外延上看，企业整体资产质量包括资产的流动性、资产周转能力、资产的风险、资产结构等。单项资产作为整体资产的组成部分，并不考虑资产结构问题；它不能单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因此也不考虑周转能力问题。对单项资产来说，资产的风险主要是变现的风险，即在资产处置中发生损失的风险。由此可见，单项资产质量的外延主要是资产的流动性。
对企业和投资者来说，整体资产质量比单项资产质量更为重要。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我们知道整体和部分的价值是有差别的。整体通常具有部分所不具有的功能，如果各部分配置合理，整体价值比各部分价值之和更大。其次，从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来看，企业是在持续经营中创造价值，任何单项资产只要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挥作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就不会被处置。因此各单项资产只能作为整体资产的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覃，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这才是风险社会的新意，它与所有相互角逐的概念形成对照。风险社会概念促使社会学乃至社会—对生态学问题的投人。但风险与危机所显明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冲突动力，社会学必须把握这种冲突……风险社会是进人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无人之地的津梁，主流的过去概念掩盖了这片无人之地，门上了进人它的大门。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而各类风险都是人类行动和抉择的未能预期的后果阁。
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在于: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才形成了同工亚社会不相同的一种社会形态;工业社会是一种阶层社会，所分配的是财富，而风险社会中所分配的却是风险，所以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是区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基本标准。刘小枫认为，在贝克的用法中，“风险社会”概念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社会理论的范畴:以此不仅从社会的机体的角度，而且从社会结构乃至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描述现代性的危机潜能。卢曼认为，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主要的危险来自自然的灾害，所以，危险性则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在现代社会中，危害直接源于人或社会群体的观念或者行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是‘归咎习惯’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危机或危害或不幸的根源不再由天命来负担，不再由神意来担保”，而是由社会秩序来负担和担保。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非常复杂的特征，有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带来的风险，但是也有些风险不是全部由社会带来的或者说不是全部由人造的风险。现代性是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性，但是现代性社会也是一个对社会进行科学控制的社会。所以社会所自造的风险作为一种显形的风险，随现代性增长而增加的现代社会控制能力为特征的社会可以有效地加以削减和化解，尽管可能不能完全消除人造社会风险(不管是制度化的还是知识化的风险)。社会风险源即引发社会风险的源头显现出来难以预料的突发特征。社会总体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但是人们对风险的过度反应以及不同风险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总体性社会风险的确难以预料。突发的不为人类所知的本原风险是给以往风险社会理论提出挑战的重要风险类型。
二、风险社会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特征是伴随现代化过程而出现的，因此贝克所定义的风险概念是“作为一种处理由现代化自身诱发而引起的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风险是工业社会中现代化的意料不到的后果和产物。反思性现代化和风险渗透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贝克分析了以往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财富和风险生产分配的两种不同的逻辑。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害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边际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间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也将无法避免。而这最终会冲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予社会一种新的价值、发展方式和秩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态社会，这种社会就是风险社会。
以往的风险社会理论所描述的风险社会特征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风险社会同反思现代性相互关联。贝克认为，现代性是同工业社会一同扩张的，而反思现代性则同风险社会一同扩张。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以财富为基础;而风险社会则是分配风险和坏处。第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人造风险。尽管吉登斯认为，我们每日所面临的风险是无所不包的，它们不是自然性风险，也不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或住所选择而暴露其中的风险，我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它们，它们是被我们的专家系统所制造设计出来的[4]242;同时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非是由于脱域机制的完善操作造成的，它还是一种“已定的”制度化了的行为[5J，风险实际上是由瑞见的各种受到人们认同的活动方式引起的。贝岁把人造风险的无所不包性称为冒险的普遍化。自三，人造风险的无层次化。在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富有还是贫穷。所以人造风险并没有分层，手们在特定风险的暴露程度也不与财富或权力等级存在关联。第四，人造风险同知识有关。贝克钊为，对风险的管理在本质上是纯理论性的，它必烈要求我们依据对尚不存在的未来的想象来做出夕定或立法。但是科学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工业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增加了我们暴露于风险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主要通过科学才能解别出风险的程度。由于这一原因，科学知识就有了一种新的双重意义:启蒙与反启蒙、真实与隐瞒、夕沿袭而来的限制中解放和在自我产生中的客观湘约的限制。第五，人造风险影响的社会性。吉登扣和贝克都认为，受风险影响不只是制度，所有的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从全球到局部层次都要贾到影响。第六，风险管理的政治化趋势。对风险跳别和管理是科学和知识的运用问题，但是在风险社会中却被政治化。贝克认为，对风险的定义和计算是由对抗性利益群体和受影响的党派来进行的，而且它逐渐被委托给可以绕过民主程序或对之预先占有的专家并产生了技术政治结构。
风险的人为叠加性明显，人们的过度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风险冲击的强度和力量;风险影响的群体性和业缘化非常突出和明显。所以，应对传统危机，人类设计出“警察型秩序国家”;但应对现代危机，则需要依靠“警戒型秩序国家”，“这是一个包括政府动员能力、科技学术支撑能力、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等的整体应对系统”。
三、风险社会的机制:个体化与社会化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个体化的，而吉登斯则认为风险社会是社会化的。我却认为，风险社会是个体化与社会化的统合化。
(一)风险社会的个体化机制
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个体化是重要的概念。贝克非常强调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化(inpiduali-zation)倾向，认为个体化导致了社会变化，变化了的社会又给个体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这种危险和风险的积聚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到来。贝克认为，风险更多的是由于个体化的过程所致。这种个体化影响了个体生活方式、个人阅历以及原有的性别身份和家庭角色的改变。工业主义是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而个人主义是个体化的思想基础，个体化的发展尽管不产生直接的灾害或风险，但是却改变着风险成为危险的进程，改变着风险积聚的方向，改变着社会风险的分配，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
个体化过程导致的风险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自我利益为重的个体，分散了应对风险社会责任的个体承担。在公共性危机爆发之后，单纯从自己个体乃至局部的利益来考虑事态，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违背社会公德，这些现象的存在，显示部分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欠成熟，缺乏对公共利益、公共法则与公共秩序的尊重、爱护与体谅，也缺乏对他人与社会痛苦的感同身受。其次，风险期间集体行为和其他越轨行为的出现尽管原因很是复杂，但是同个人私利膨胀有关。再次，个体化还有助于风险的积聚，使得社会关系变得脆弱和易损。贝克认为，个体化直接嵌入到私人领域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如家庭、邻里、朋友、伙伴)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使原有的私人空间维度的关系结构破碎，使个体从传统的支持网络中分离出来，失去了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保障和支持，个人不得不以自己单薄的力量去面对社会，虽然在面临各种社会风险和社会间题时，可以依据利益关系和特定情况形成联盟，但是一种长久的、稳定的亲密关系却消失了。个人在谋取物质生存、设计自我发展时，不得不选择和改变自身的社会认同，同时也伴随着承担风险。
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并不是社会的私人化或私利化过程。社会总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体化过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消解风险。也就是说在风险的社会演进过程中，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趋势不仅可以带来风险和危害，同时还可以消解风险，形成社会应对风险的机制。风险使得平民百姓不只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不只是观众，还是演员。
(二)风险社会中的社会化机制
1.风险的特性:共时性与遍及性
只要风险发生，人人都要面对这种风险。这种风险的共时性和遍及性是风险社会所共有的特性。吉登斯指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吉登斯还认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而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SARS风险的共时性和遍及性的基本特征是中国风险社会社会化机制的一种表征。在风险社会中无论何种类型的风险，比如不管是隐性的风险还是显形的风险，不管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风险还是冲击个体的风险，都内嵌在社会行动类型中和个体生活方式中。因此，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一个人变得纷乱不堪，无一人能幸免于它的冲击。
2.风险的社会化成因
0 引言
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浪潮中，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先后由分业经营模式转向混业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都选择以金融控股集团（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作为实现混业经营的组织形式，金融控股集团的集团化经营模式所具有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等优势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Demsetz和Strahan，1997）。近年来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也在我国开始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将金融控股集团作为改革目标，同时各类产业资本控制的企业集团也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渗入金融行业，形成实际的金融控股集团。由于涉足业务领域广泛（例如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期货业），金融控股集团普遍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即整个集团层面上的综合风险度量问题。
相对于单一业务金融机构，金融控股集团组织形式既带来了风险分散化效应——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导致的后果（Kuritzkes et al，2003），也引发了集团内部风险溢出和传染效应——协同效应的结果（Leaven和Levine， 2007），因此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加总（risk aggregation）显得非常复杂。常见的风险加总思路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1）计算集团所涉及的每项业务单元（或每家子公司）的风险，即自下而上的风险加总；（2）计算集团所面临的每类性质的风险，即集团总体层面自上而下加总。目前而言，由于前者的实际运用难度较大，自上而下的风险加总是学术界及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方向（Junker和May，2005）。
然而由于不同性质风险所具有的分布特征不同，风险加总并不表现为不同风险的Gaussian加总。以金融机构面临的最普遍的三类最主要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为例，不少学者已经证明（如Jorion，2001），尽管股票、商品等市场资产的收益率并不服从正态分布，市场投资组合的价值分布却通常具有对称、薄尾特征，它可以使用Gaussian分布进行估计，因此市场风险表现出可加总性。不过，如借款者集中、信贷传染等现象的存在使得信贷损失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长尾特征；操作损失分布的非对称、长尾特征则更加明显——系统崩溃、诉讼、欺诈等外部冲击发生的概率更低，而一旦发生时造成的损失也更巨大。
因此，传统Gaussian估计方法无法准确分析不同性质风险间内在联系。Copula理论的发展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帮助，它可以在保留单一变量边缘分布重要特征（如偏度、峰度）的同时，得到多维变量间的一致性联合分布。正因为这种优势的存在，Copula方法在金融风险度量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最近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将Copula方法引入至金融风险加总领域研究， Rosenberg和Schuermann（2006）、Aas et al（2007）、Jacobs （2011）对银行集团主要风险联合分布的分析，都使用了不同形式的Copula函数。这些研究将是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风险加总模型的重要借鉴。
风险度量的目的是进行风险资本覆盖。目前，无论是对于监管者还是金融实务者，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管理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管理理论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经济资本概念可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使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RAROC）方法进行交易风险概率分布分析，并使用经济资本作为综合风险管理手段，至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在风险决策过程中引入经济资本管理理念。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及金融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综合风险度量模型和方法不断被开发出来，经济资本涵盖外延也因此不断扩展，现今经济资本概念已经能够包括多种性质的风险资本。这种趋势在金融监管中也得到了体现，以银行业监管为例，新巴塞尔银行资本协议第二支柱规定的内部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Internal Capital Adequacy Assessment Process， ICAAP）要求金融机构将各种性质的风险考虑进资本充足率综合评估过程，事实上ICAAP也属于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本文将首先构建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这将是本文第二节分析内容。与一般利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 VaR）方法进行风险度量不同，本文所研究的风险加总模型将建立在预期缺口（Expected Shortfall， ES）理论基础上，并提出用广义Pareto分布和学生t-分布进行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用Copula方法进行不同性质风险间相依结构分析。之后，在阐述经济资本理论详细内涵基础上，本文将提出经济资本度量方法，这是本文第二节内容。加上引言和第三届结论部分，以上构成本文的论述框架。
1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
目前而言，预期缺口是一种用来度量综合风险的一致性方法。ES综合风险度量要涉及到两方面内容估计：1）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2）风险因子间相关关系估计。
1.1 ES一致性综合风险度量方法
人们常常使用标准差、方差等作为风险的度量手段，这种度量方法的应用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即风险损失概率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或Gaussian分布。实际中该假设前提通常并不满足，因此人们不断开发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风险度量方法，其中应用最广泛的莫过于VaR方法。VaR度量在给定置信水平下，在给定持有期间内，资产价值所面临的潜在最大损失。假设时刻t金融机构面临着K种风险，风险因子向量为Xt=（X1t，…，XKt），其联合概率分布为FX（X）=Pr（X1≤x1，…，XK≤xK）。定义пt，t+（Xt）为持有期[t，t+t]内金融机构的总损失，同时假定所有资产头寸的计价币种相同，故有
（1）
定义 为置信水平为α时的VaR值，即
（2）
VaR法诞生后不断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不过因为它所具有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优势，VaR度量方法很快推广成为一种行业标准。而对VaR法提出颠覆性质怀疑的是Artzner et al（1999），他们提出了一致性风险度量（Coherent Risk Measurement，CRM）概念，即一种良好定义的风险度量手段应该满足单调性、一次齐次性、平移不变性和次可加性四个条件，而VaR度量方法并不满足CRM中的次可加性条件。
Acerbi和Tache（2001）提出预期缺口概念，ES法满足CRM条件，因此是一种一致性度量方法。ES是超过 的风险暴露条件期望值，即
（3）
ES法是最近10多年来金融风险研究中受认可程度较高的度量方法，它与VaR比较接近，实证也表明，99%置信水平下的ES值与99.97%置信水平下的VaR值非常接近（Embrechts et al， 2002）。ES度量的关键在于确定（3）式中的VaR值。为得到总损失的VaR阀值，首先必须要得到K个单一风险暴露间的边缘分布及联合分布。
1.2 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
如引言部分已经讨论过的，依据风险的概率分布特征，可将金融机构面临的不同性质风险分为两类：1）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2）市场风险。第一类风险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为非对称性，可以适用广义Pareto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广义Pareto分布是广义极值（Generalized Extreme Value， GEV）分布中的一类重要截断分布，GEV分布的函数形式
（4）
其中μ，ξ∈R分别是位置参数和形状参数，σ∈R+是尺度参数，并且当 时成立ξ∈R+。为使得风险损失非负，引入限制条件 ，此时得到广义Pareto分布的函数形式
（5）
对于市场风险而言，它们的概率分布通常表现出对称性特征，通常可以适用学生t-分布进行风险暴露数据拟合，其分布函数形式
（6）
其中v∈R+表示自由度，г：R+R+是标准Gamma函数，B：[0，1][0，1] 是标准Beta函数，因此（6）式左边是一个归一化的非完全Beta函数。
1.3 Copula理论
Sklar定理认为：1）任意一多元联合分布都可以分解为它的边缘分布和表示相依关系的Copula函数两部分，即Fx（X）=C（Fx1（x1），…Fxk（xk）），其中Fxi（xi）是xi的边缘分布，C（u）s.t.u∈[0，1]k是使得每个边缘分布都落在[0，1]区间内的Copula函数。2）利用联合分布函数和边际分布的反函数可以求得Copula函数，即C（u）=Fx（Fx1-1（u1），…，Fxk-1（uk））（Sklar，1958）。
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是最常见的椭圆Copula函数。Gaussian Copula又被称为正态Copula，其函数形式为
（7）
其中Φ（X） 为多元联合正态分布函数。学生t- Copula函数的表达形式为
（8）
其中T（X）多元联合学生t-分布函数。Gaussian Copula和学生t-Copula概率密度函数都呈现出对称性，对多维随机变量间的非对称关系捕捉能力很弱。
Copula函数族中，最基础的莫过于Archimadean族。Archimadean Copula族形式简单，通常具有关联性、相依结构多变等良好特征，并且大部分函数都具有闭合形式解。一个典型的K维Archimadean Copula形式如下
（9）
其中Ψ：[0，1]R+为生成元，并满足Ψ（1）=0，
，以及 等条件。假定Ψ（x）=xθ-1，由（9）式可以得到
（10）
（7）式是Clayton Copula函数的代表形式，它表现出下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下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Ψ（x）=（-ln（x））θ，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Gumbel Copula函数族
（11）
它表现出上尾相关性特征，即它易于捕捉随机变量间上尾相关性的变化。若令
将其带入（9）式将得到Archimadean Copula族另一个重要的子族Frank Copula函数族
（12）
它既不表现出上尾相关性，也不表现出下尾相关性。
Copula方法的实际应用非常广泛。1）Copula方法是估计由异质性动态模型（如GRACH模型）生成的风险变量间的联合分布的有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同风险的解释变量、数据频率、模型种类各不相同，传统的动态相关模型不再适用；而应用Copula方法可以很容易的估计时变风险联合分布。2）在估计调研数据、强度频度组合数据等非时间序列风险变量联合分布时，Copula方法的拟合能力也非常强——尽管此时也可以判断风险变量间的多元Gaussian联合分布，但Gaussian分布仅限于线性相关关系判断。
这两点优势在金融机构风险加总中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实际运用中必须先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因子取变量以求得它们的风险损失分布。市场风险因子变量通常有很多，如回购利率，它们通常是时间序列数据。信用风险因子变量也有不少，如总坏账，它们也常常是时间序列数据。而操作风险因子变量则较难选取，并且所选取的变量数据通常很缺乏。此时，Copula估计方法是一种很有效的工具。
1.4 ES度量的实际应用框架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的加总风险度量框架，其应用包括如下三个步骤：1）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方法，用广义Pareto分布函数去拟合信用风险暴露、操作风险暴露数据，用学生t-分布函数去拟合市场风险暴露数据，求得（5）式和（6）式中的参数，即得到单一风险的边缘分布函数；2）利用MLE法确定边缘分布函数的相依结构，即估计单一风险边缘分布间的具体Copula函数形式，进而通过Monte Carlo或Bootstrap模拟方法求得VaR值；3）使用（3）式所示的ES一致性风险度量方法得到给定置信水平α下的加总风险。
目前有一些国内学者使用过Copula方法进行过实证研究，如胡利琴等（2009）、吴庆晓等（2011）。本文所提出的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的优势体现在：1）目前大多数研究仍建立在VaR综合风险估计方法基础上，本文使用一致性的ES方法进行风险度量；2）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发展历史不长，三大风险（尤其是操作风险）的相关数据还不成系统，本文提出的单一风险边缘分布估计方法，较好地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2 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
经济资本并不等同于常见的可用资本（Available Capital）概念。可用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预防偿付能力出现不足时的缓冲资本。当金融机构净资产价值低于零时，偿付能力不足现象即发生，不过偿付能力不足并不完全等同于破产；并且净资产价值波动率越高，偿付能力不足的概率也越高，这种可能性被定义为置信水平。经济资本，即指在给定置信水平和时间段内，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因确保偿付能力而导致的可用资本损失额度。
可用资本损失又分为预期损失（Expected Loss）和非预期损失（Unexpected Loss）两大类。预期损失是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时的正常损失，它可以看成是金融机构的系统性损失，无法避免。因此，一般认为预期损失并不能算做是一种风险损失，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中必须完全考虑到这种损失，一个典型例子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信贷损失拨备。金融机构事实损失（Realized Loss）通常并不恰好等于预期损失，二者间的差异即为非预期损失，这才是金融机构的风险所在。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小，它并不会侵蚀金融机构资本；而如果非预期损失很大，很大可能是事实利润低于事实损失，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资本额会减少。一个诠释非预期损失和资本关系的很好例子是2007-2009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危机中金融机构遭受了大量非预期损失，许多金融机构的资本额大幅下降。下图1很清楚地描述了经济资本、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三者间的联系。所谓经济资本，是指金融机构用以弥补可用资本非预期损失的资本。表1中列举了全球部分金融控股集团年报中所公布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实际数额。
3 结论
从ES理论和Copula理论出发，本文首先进行风险加总分析而得到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度量模型。然后通过对经济资本概念深层含义的分析，得到经济资本度量方法，因此而得到本文所研究的综合风险经济资本度量模型。当然，本文模型的构建基础——ES理论和Copula理论，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提过质疑，如Genest et al（2009）认为Copula函数的拟合效度，以及Copula函数估计所使用的非参数设定，均不够完全严谨。因此，本文所提出的金融控股集团综合风险经济资本模型也需要在实践应用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改进。
参考文献：
[1] 胡利琴，李屾，梁猛.基于组合理论的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整合和资本配置研究[J].金融研究，2009（3）：119-134.
[2] 吴庆晓，刘海龙，景平.商业银行集成风险度量方法研究[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1（4）：67-72.
[3] Aas K.， X.K. Dimakos and A.，Qasendal， Risk capital aggregation [J]. Risk Management， 2007， 9， 82-107.
[4] Artzner， P.， F. Delbaen， J.M.Eber and D. Heath. Coherent measures of risk[J]. Mathematical Finance， 1999， 9（3）， 203-228.
[5] Demsetz，S.，and E.Strahan. Diversification， size， and risk at bank holding companies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997， 29（3）， 300-313.
[6] Doff， René， 2008. Defining and measuring business risk in an economic-capit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Risk Finance， 9（4）， 317-333.
[7] Embrechts， P.， A.J. McNeil and D.Straumann. Correlation and dependence in risk management： properties and pitfalls， Risk Management：Value at Risk and Beyond[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02， 176-223.
[8] Genest， C.and B. Remillard. Goodness of fit tests for copulas： a review and power study [J].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2009，44， 199-213.
[9] Jacobs，M. Design and Valid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model [R]. Working Paper， 2011.
[10] Jorion， P. Value at Risk： The Benchmark for Managing Financial Risk[M]. Second Ed， McGraw Hill， New York， 2001.
[11] Junker， M.，and A. May. Measurement of aggregate risk with copulas [J]. The Econometrics Journal， 2005， 8（3）， 428-454.
[12] Kuritzkes， A.， T.Schuermann and S.M.Weiner. Risk measure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capital adequacy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R].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in Financial Services， 2003.
中图分类号：F40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滑坡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地质灾害，它的发生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自然条件(岩土结构、软弱面、水的活动性等)，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自然应力或人类工程活动，它是自然变异与社会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包括人员伤亡、建筑物及公共设施损坏、自然及生态环境破坏等；间接影响包括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投资重建整治工程等，它给人类带来的损失仅次于地震和洪水。
一、滑坡地质灾害风险分析的内容和过程
1、滑坡地质灾害风险的概念
鉴于国内外对滑坡、滑坡危险性、滑坡灾害风险等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方面的差异，有必要对县域滑坡灾害风险管理研究中的若干基本术语进行解释。本文结合我国地质灾害分类规范、县市地质灾害调查规范和技术要求、已有滑坡灾害危险性与风险管理研究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术语表达方式以及县域滑坡灾害风险管理特征等，参照国际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协会技术委员会（TC32）、澳大利亚地质力学学会等的相关定义，对县域滑坡灾害风险管理研究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中英文的表达严格采用了国际上已经认可的术语表达方式。
2、单体滑坡灾害、区域（县域）滑坡灾害
1）滑坡与滑坡隐患
我国国内对滑坡的定义为：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整体（或部分）顺坡向下滑动的地质现象。国际上滑坡（Landslide）的概念指岩（土）体、碎屑物沿斜坡向下的运动，包括滑动型、崩滑型和泥石流型，相当于我国定义的滑坡、崩塌和泥石流。滑坡隐患指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具有整体或部分向下滑动趋势的地质现象。
2）滑坡灾害与滑坡灾害隐患
滑坡灾害指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整体（或部分）顺坡下滑，并对人类生命财产和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及资源环境造成损害的滑坡事件。滑坡灾害隐患指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具有整体（或部分）顺坡下滑的趋势，并对人类生命财产和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及资源环境造成潜在威胁的现象。
3）单体滑坡灾害与区域（县域）滑坡灾害
单体滑坡灾害是指单个点状滑坡灾害，单体滑坡灾害的分析评价不考虑与其它滑坡灾害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是一个孤立的滑坡事件。与单体滑坡灾害（点状）相对应，区域（县域）滑坡灾害指特定面域空间范围内的单体滑坡灾害及其隐患的组合，区域滑坡灾害的分析评价要综合考虑区域地质、地理环境特征及滑坡时空分布规律等，区域大小可根据研究范围大小来确定，如全国、全省、全县或一个流域等。
3、滑坡危险性、危害性与滑坡灾害风险
1）滑坡危险性
①危险性（Hazard）：国外对滑坡危险性具有明确的概念，从时间、空间、滑动特征、影响范围等方面对滑坡危险性进行预测和研究，并重点强调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我国现有相关技术规范如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等，将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定义为引发地质灾害并造成人员伤亡和（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考虑了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造成损失的可能性，综合了国际上地质灾害危险性和风险的概念。②动态危险性：滑坡灾害的危险性多数情况下是随着其诱发因素的动态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在临灾分析及预报预警中，不能用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和表达。所以，滑坡的动态危险性指基于诱发因素动态变化的滑坡发生的可能性。（如24h）滑坡发生的可能性。③危险性评价：指对滑坡危险性进行定性估计、定量分析计算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级排序的过程。滑坡年危险性评价重点对滑坡发生的空间概率或可能性进行预测分析和评价，滑坡动态危险性评价重点对滑坡发生的时间概率或可能性进行评价。④频率（Frenquency）：一定时期内滑坡发生的次数。
2）滑坡危害性
①危害性：结合我国的应用习惯，将危害性定义为：滑坡以一定强度发生后，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程度称为滑坡的危害性。②危害性评价：危害性评价是在承灾体易损性分析与价值估算、承灾体遭遇滑坡的时间概率和空间概率分析的基础上，对滑坡危害程度大小所做的定性估计、定量计算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级排序的过程。
承灾体（Elements at Risk）指滑坡影响区内的所有承灾对象，包括人、财产、公共设施、土地资源等。
易损性（Vulnerability）指承灾体遭遇滑坡时受到损伤大小的程度，用0～1之间的数值来表示，值越大表示损伤的程度越严重，易损性大小既与承灾体自身的类型和“质量”有关，也与滑坡强度有关。
二、滑坡灾害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与风险管理分析方法
1、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 ）
风险评估是在对滑坡灾害进行风险调查的基础上，对滑坡灾害风险特征进行识别，并应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对滑坡灾害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价的过程，包括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两方面的内容。在风险评估过程中涉及的其它相关术语主要有：①风险识别（Risk Identification）：鉴别构成风险的要素、来源、特性及与滑坡活动有关的不确定性。风险识别存在于对滑坡灾害风险要素调查与分析的整个过程。②风险估计（Risk Estimation）：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进行定性分级或定量估算的过程，也称为风险估算或风险度量。③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分析并表达风险结果的过程，包括风险识别与风险估计（估算）。④风险评价（Risk Evaluation）：根据风险容许标准（或风险评价标准），利用定性分级或定量评价的方法对风险分析的结果进行等级评定、排序或风险归类的过程。
2、风险处置（Risk Treatment）
对特定风险所采取的控制方法及其实施的整个过程。风险处置的类型包括接受风险、预报风险、转移或分担风险、减缓风险、监测风险及对风险处置结果的再评价等。如果说风险评估是一个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理论与方法构成的技术过程，则风险处置是一个集专业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及法规体系、规章制度等为一体的风险决策与控制过程。
3、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指参与风险处置的各方对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决策处置，以较低合理的成本获取最大安全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因此，风险分析是风险评价的基础，风险评价是风险分析与风险处置的桥梁，而风险管理是将各种理论、方法技术和政策等系统的应用于整个风险分析、评价与处置过程的科学管理方法。
4、滑坡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方法
以往，会计一直采用面向过去的回顾型时空观，通过对过去业务活动的记录、总结和评价，用相关的评价结论及经验总结作用于目前（现时）事务。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过去的许多梦想在很短时间内变为现实，从而使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现在的梦想就是未来的现实，谁能够较早地领悟并抓住未来，谁就有了在未来称雄的资本。于是，人们开始采用一种面向未来的时空观。会计作为重要的信息系统和控制系统，也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时空观念，即从面向过去的回顾型系统转向以对未来的预期及设想为中心的预期型系统。
会计做为一门时效性很强的应用科学，我们应该通过对现时确实的了解，更好地把握未来。这就意味着：1、必须彻底抛弃传统会计以过去为重心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念，建立面向未来的全新会计观念和理论，尤其应该抛弃对传统会计可靠性和可验证性的迷信，信心百倍地迎接未来的风险，以多样化的相关信息交流、即时的形式，去满足实际决策的信息需求。2．通过对现实环境中各种社会观念、管理组织理论及技术发展的深入考察和分析，构建新型的会计组织及方法体系，使会计系统与现实环境密切地融为一体。3、重视网络发展对人们时空观念的现实影响及其会计意义。网络的发展不仅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感受。借助网络，人们可以对同一时点上的会计信息，在地球的任何角落，进行同步传递和反馈。这种能力，使人们能更准确地把握未来。这将会极大地改变会计信息的许多重要方面。4、借助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企业结构、商务形式、管理方式及财务形式的影响，利用网络财务的时空优势，构造现实的网络会计体系，实现实时动态处理、在线管理及各种形式的远程处理，使会计实现时代性的飞跃。
（二）动态变化的时点基础观念
由于会计环境不断变化，会计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传统会计的许多稳定性假设和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为此我们必须做到：1、打破传统会计关于环境及会计要素项目特性的稳定性假设，充分认识会计环境及会计要素项目的动态变化特性，建立彻底的动态会计规。2、充分认识动态变化中的风险因素及风险与机会并存的客观事实，从动态角度对会计环境及会计要素项目进行判断，建立动态的处理方法及理论体系，以充分揭示和控制风险。3、放弃传统的会计分期观念，建立以时点为基础的动态实时会计系统：（1）现代经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实时管理、在线管理。只有时点观念才能与此相适应。采用时点观念是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系统优势的关键；（2）采用时点基础具有现实的可行性。第一，IT技术的发展，已经为此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第二，传统会计中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本身就是采用时点基础，只是由于与分期核算下的损益计算相关的原因，才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分期因素。第三，采用时点观念的最大矛盾是损益计算，但传统会计下的损益计算，并不能真正反映损益的实质，近几年人们在对通货膨胀会计中“持产利得”的关注以及对现金流量信息的日益重视，为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接下来应该做的是联系现实，对“损益”观念的真正意义进行深入考察，弄清损益与现金流量、利得及资产价值变化的真正关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损益的真实意义在于财富（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它也是动态变化的，可以用时点数及动态延续中的前后比较来反映。第四，动态报告体系的构建必然涉及会计组织结构体系的改变。用网络系统结构取代传统的会计组织结构，建立内外交流的网络结构体系，将是下一步会计变革的一个世界性课题。
（三）积极的风险观念
未来时代将是一个高风险时代，风险将会伴随人类的一切活动。面对日益增加的风险，忽视或逃避都不是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全新的风险观念，通过积极的行动加强风险管理，有效地预测和控制风险，为会计采用一些包含风险的方法提供理念基础：1、承认风险的必然与可控，则可采用积极的方法去认识、反映和控制风险、使风险反映成为会计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承认风险与收益并存，则可在有效反映、控制风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创造收益；3、深化对风险本质的认识，改变对风险的态度，则可将各种重要的资源以比较适当的方法记入会计系统，并尽可能地反映出会计项目中内在的风险（比如持有货币资金的汇率变动风险及币值变动风险，应收款项的坏账风险，实物资产的物价变动风险，股票投资的市场风险，联营投资的经营风险及其它风险，无形资源因突发事件造成价值巨变的风险，债务的偿付风险，资本项目的蚀耗风险等），使会计信息能够以灵活的方式与用户的需求密切相关，真正具有决策价值。
（四）网络系统观念
在网络系统环境下重新审视和认识会计，建立网络系统会计观，并研究在此观念下会计的特征和着力点。正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及工业革命使传统的簿记转化为现代会计一样，网络时代的到来，必然使会计再次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方向与特征，取决于网络系统的特征、未来趋势及现实世界中会计的矛盾。1、网络系统是一个便利的信息交流系统，它将在极大地拉近信息提供者与用户间时空距离的同时，极大地增加信息容量，丰富信息的内涵与形式，形成密切而多样化的信息交流和使用关系。2、网上企业、电子商务、网上投资、网上结算、网上报税等网际业务的发展，直接将会计核算及监控的视角拉入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在增加会计业务内容的同时，极大地丰富会计业务的形式，使会计发生质的变化；3、以网络系统理论为基础的会计系统，必须以用户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根据用户的需求提供及时、灵活的多样化信息；4、网络系统下的信息交流是多样化双向交流，会计系统必须按此要求进行改造和重构。
在网络时代完成重新构建会计观念、理论及方法体系的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参与。
（五）财富重心说及财富、资产、损益一体化观念
会计学的重心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决定会计信息范围、结构、层次及特征，决定会计理论及方法体系构建的关键。笔者认为，会计学的重心是财富。财富是一种权力，一种控制性的力量，它代表的是可以带来左右社会和他人的力量的一切资源，包括：土地、金钱、各种有形及无形的财产、知识等。它的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和变化，但其作为控制力量的基本特征却始终未曾改变。会计学是一门对财富及其来源、构成及变化进行计量，说明财富变化的趋势及其原因，并对一定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估价及预期的科学。
传统会计用资产概念作为财富的代表，是对财富概念的学科性限定，这种限定使得财富的会计计量有了可靠的基础。但是由于人们习惯于将资产和财产相等同，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它所代表的实际范围，并造成变化的障碍。未来会计发展中必然强调会计资产向财富的回归。扩大会计资产的范围，将一切具有目前价值并可能带来或控制未来利益的资源尽可能纳入会计计量的范畴。同样，传统会计把损益的形成与计算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将损益与资产看作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割裂了损益与资产的内在联系。损益的实质是财富（资产）的增减。采用一体化的资产与损益观念，将损益计量与资产价值的变化有机地融为一体，才能更贴近损益的实质。
财富重心说摆正了会计的基础，财富、资产一体化说明了会计资产的实质；资产、损益一体化揭示了会计损益的真正意义；财富、资产、损益一体化则使会计在灵活的报告形式中采用时点基础，使会计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质的变化。
（六）新型的质量观念
随着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企业的资源、存续和发展等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的质量评价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统会计以有形资产和会计利润为中心的反映和评价体系存在很大的缺陷。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会计质量观念。会计的质量观念应该由会计要素项目质量、会计信息质量及企业质量的财务评价三部分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