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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会计信息对于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投资者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计准则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许多国家都积极参与会计的国际协调，有的甚至宣布完全或部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协调的同时，仍在致力于建立本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对完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持谨慎态度，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Zeff，1978)，而这一经济后果与各国的制度背景、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特殊国情条件密切相关。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准则”)虽然保持有中国特色，但在会计政策选择运用上，尤其是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工具的确认与计量、企业合并、资产减值、所得税的会计处理等问题上较我国原有准则、制度有了较大的新突破，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和等效。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后文简称CAS18)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个所得税会计准则。CAS18直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规定此前我国从未采用过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成为唯一的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取消了我国会计制度规定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递延法和利润表债务法，可以说，CAS18是我国颁布的全部38项具体会计准则中与原会计制度规定变化最大的一项。我国已颁布的新准则能否适应我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有待实践检验。特别是，作为新会计准则体系中一项全新准则的CAS18的实施效果如何，更是直接关系到整个会计准则体系的实施效果。CAS18已于2007年起在我国上市公司施行，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强制变更，无疑会对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CAS18实施前后(2005―2007年)的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实证检验CAS18的实施效果，以探讨CAS18能否提高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研究国外学者对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收益的经济后果或者盈余管理的检验，另一个是对会计收益一应税收益差异(以下简称“会税差异”)的大小、趋势以及差异来源的实证分析，即使对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的实证研究也是以会税差异为依据进行研究。如David A，Guenthera，Edwd L Maydew，Sarah E，NuRer(1997)通过考察强制从应付税款法转为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的公司在财务报告活动中的所表现出来的会计税收的一致性。研究结果显示，在会计核算方法转换以前，由于很少涉及税收目的和财务目标的权衡，会计账面利润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关系很微弱；在强制转换核算方法后，由于需要在税收与财务报告的目标两者之间更多的权衡，会计利润和应税收益显示出较强的关联性。实证分析显示。1983―1985年采用应付税款方法核算的公司比同期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的公司有更高流动资产比率和收入费用比率；就那些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公司而言，在1986年全行业强制转换核算方法之后，这些比率也显著下降。这些结果都说明会计税收一致性的增加使公司有递延财务报告收益的倾向。
(二)国内研究国内学者对所得税会计的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文献较少，主要的实证研究成果有：刘斌、孙回回、李珍珍(2005)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因角度，采用Logisitc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治成本、收益波动程度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采用正相关，薄记成本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采用负相关。戴德明、姚淑瑜、毛新述(2005)通过会计一税收差异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避税行为。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不同而导致的会计一税收差异不断扩大，而这种差异的扩大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避税行为紧密相关。叶康涛(2006)通过考察上市公司母公司会计收益一应税收益的差异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其会计收益一应税收益的差异也越大。郭荟(2006)则考察了盈余管理与所得税税负成本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不同的税务成本。刘运国、曾富全(2007)分析了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政策与盈余管理程度、审计费用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选择所得税会计政策，往往是基于盈余管理与薄记成本这两个重要因素相互权衡考虑的结果。
由此可见，国外所得税会计实证研究大部分是基于经济后果观检验所得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以及会税差异，国内的所得税会计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方面，有关所得税会计政策变更对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国内实证研究文献尚未看到。我国2007~CAS18的正式实施导致了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强制变更，对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必将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CAS18实施前后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变化情况也为我们进行所得税会计准则实施效果检验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实证研究视角，本文拟基于新准则实施背景，借鉴DavidA，Guenthera，EdwardLMaydew，SarahE，Nutter(1997)的研究成果，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实证研究CAS18实施前后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化，检验CAS18的实施效果。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本文研究目的是检验CAS18的实施效果，目前CAS18仅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施行，因此本文选择GAS18实施前后我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由于我国新会计准则于2006年2月已经颁布，部分上市公司将会赶在2007年新准则实施前通过大量的有针对性的调整事项进行盈余管理(林钟高、郑军，2008)，为避免新准则实施前一年可能存在的大量有针对性的非正常调整事项的影响，本文选择CAS18实施前两年及实施后第一年(即2005～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以2006年是否存在递延税款(递延税款借项或递延税款贷项)余额为标准，将全部样本划分为无递延税款的公司和有递延税款的公司，分别代表采用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的公司两个子样本。虽然2005年年报中明确披露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上市公司仅有43家，但有部分虽然明确披露采用应付税款法，却也同时披露有少部分业务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而由于采用应付税款法不会出现递延税款余额，本文将所有2006年年末资产负债表有递延税款余额的公司视为纳税影响会计法公司，无递延税款余额的公司视为应付税款法公司。由于我国所得税优惠政策繁多，母子公司之间所得税税率差异较大，为避免合并报表合并因素的影响，本文研究数据以
母公司数据为准，同时剔除了未披露母公司所得税税率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样本公司数量为：纳税影响会计法公司(2006年有递延税款余额)146家，应付税款法公司(2006年无递延税款余额)1395家。
(二)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的衡量所得税会计准则实施效果如何，取决于CAS18实施后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是否得到了提高。所得税会计是为了调整会计利润和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因此，所得税会计的基本目标是真实反映会计利润和纳税所得之间的差异，正确确认、计量所得税费用与所得税负债――应纳所得税。所得税费用是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与当期收入相配比的所得税金额，是根据会计准则计算的、企业当期所创造的收益所应负担的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负债(应纳所得税)是根据税法的规定，按照适用税率和规定的税基(即应税收益)计算的企业当期对政府的纳税责任。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不一致，按会计准则确定的所得税费用和根据税法规定确定的所得税负债(应纳所得税)通常会存在差异。因此，高质量的所得税会计信息应该是确认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更相关，而不是与所得税负债(应纳所得税)更相关，并且能正确反映会税差异，即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相互协调程度越低，会税差异越大，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相互协调程度越高，会税差异就越小。因此，本文以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作为CAS18的实施效果的衡量指标，而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又以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系数以及会税差异作为替代指标，通过CAS18实施前后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系数以及会税差异的变动情况反映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的变动情况，进而检验CAS18的实施成效。
(三)研究假设从所得税会计方法比较可知，纳税影响会计法比应付税款法更符合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因此，实施CAS18将使利润表中列示的所得税费用与当期会计利润相配比，减少由于税法规定与会计准则不一致产生的税后利润的波动，因此高质量的所得税会计信息必定是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更配比更相关。David A.Guenthera,Edward L Maydew,Sarah E，Nutter(1997)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企业的所得税会计方法从应付税款法转为纳税影响会计法以前，会计账面利润与应税收益之间的关系很微弱；在强制转换核算方法后，会计利润和应税收益显示出较强的关联性。我国CAS18实施以后，原应付税款法公司需强制变更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下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如果这些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性有了明显提高，则说明CAS18的实施提高了所得税会计信息质量，是有效果的。而对于原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公司，实施CAS18后，其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性将不会有显著变化。据此提出假设1：
H1：CAS18实施前(2005、2006年)应付税款法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性低于实施后的2007年
此外，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有助于反映会税差异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因此，选择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出来的所得税费用将比采用应付税款法包含了更多的会税差异影响，按所核算出来的所得税费用推算的会税差异在CAS18实施前后将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而原采用应付税款法的公司将会有更明显的变化。据此，提出假设2：
H2：在所得税法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采用应付税款法的公司，在CAS18实施前后按所得税费用推算的会税差异将发生显著变化，而原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公司在CAS18实施前后按所得税费用推算的会税差异将不会发生显著变化
(四)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对于假设1，直接利用sPSs软件计算cAs18实施前后年度的样本公司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系数并比较，不需要设计新的变量。对于假设2，需要设计会税差异这一新变量。本文参考戴德明、姚淑瑜(2006)的研究，按下式计算会税差异：会税差异=利润总额一应纳税所得，应纳税所得(应税收益)=本期所得税费用／实际税率。其中，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母公司利润表上披露的“所得税”。计算出各公司的会税差异后，采用均值比较t检验方法，分别比较CAS18实施前采用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两类公司，在CAS18实施前两年的2005、2006年与实施后第一年的2007年的会税差异的均值，看是否有显著变化。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相关系数变动情况分析首先将全部A股上市公司分为原采用应付法与原采用纳税法的两个子样本，分别比较CAS18实施前两年和后一年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包括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的相关系数。(原应付法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原采用应付法的公司，CAS18实施后，无论是净利润、还是利润总额和营业利润，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性均有所提高，验证了假设一，说明CAS18的实施，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提高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相关性的效果。原纳税法公司的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原采用纳税法的公司，CAS18实施后的2007年，其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系数也普遍略有提高，其中，与2005年相比，除所得税费用与净利润的相关系数略有降低外，与利润总额、营业利润的相关系数也都有所提高，与2006年相比，除所得税费用与营业利润的相关系数略有降低外，与利润总额、净利润的相关系数均有所提高。可见，无论是原采用应付法的公司还是采用纳税法的公司，CAS18实施后，其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的相关系数基本上均有所提高，说明CAS18的实施，确实提高了所得税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别是对于原采用应付法的公司来讲，CAS18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1
一、我国实证会计情况的变化
关于实证会计的研究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被一些学者引进介绍，但是由于当时的研究条件不足，因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才有了一些实质进展的研究，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应用实证会计的研究成果非常稀少。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会计学者投身于会计实证研究，跨级实证研究已经呈现出繁盛的景象。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对于实证会计领域研究方法的观点也发生了彻底性的转变，不再是单一的规范会计的研究，而是向西方学习，将实证会计研究与规范会计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会计界学者对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增长之中。
通过对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史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都基于对规范会计的研究，而对实证会计的研究则寥寥无几。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已被引入我国，但是在当时并不被广大学者们所接受，由此我国的会计界也就产生了因研究方法不同的两个研究学派：规范派与实证派。随着学者对实证会计研究的深入及实证会计方法的实质性应用，会计界逐渐认识到了规范会计与实证会计之间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实证会计研究在假设的提出以及回归结果的分析上都与规范会计的研究结果有很大的关联，因此，规范会计理论为实证会计的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其主要特点是将会计研究的过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相结合，通过实证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从而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因而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又可以用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弥补。
二、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以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研究方法的实证会计研究文章中通常需要用到指标变量，因此在对本文探讨的这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之后又把这几个方面研究过程中所使用指标变量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我国会计实证研究在指标变量设置上的规律。
1.对实证会计研究中会计信息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指标的设置。在通过对文献研究成果的总结梳理过程中可以发现，在对有关会计信息研究的文章的分析中，会计信息研究主要有股价与会计信息的关系、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环境会计信息这几个方面。存货周转率、应收款周转率、每股收益、股东收益比率、流动比率、每股净资产与销售利润率等指标是这些文章中使用较多的变量，在实证会计研究会计信息方面的文章中基本上都使用过。除上面说到那些指标外，还有很多学者还根据自己研究内容和侧重点的不同，使用了诸如：总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主营业务利润率、每股净资产等自己研究所需的指标。
2.对实证会计研究中会计政策与选择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指标的设置。在会计与选择这部分的研究中主要是倾向于两个方向，一个是会计政策选择及其变化，另一个就是股利政策变化。每股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等这些指标都是在实证会计研究中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文章所涉及的。而资产规模、每股收益、每股现金股利、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额、非流通股比率、净资产收益率、流通股比率股权集中度、国有股比例以及总股本、资产负债率这些指标则是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所包含的指标。
3.对实证会计研究中盈余管理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指标的设置。在这部分检索的文献中发现其设置的指标主要有：资产规模、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增加额、营业利润/总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应计总利润资产负债率等。
三、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上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异
(一)研究内容上的差异
在实证会计的研究内容上卡伊看出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内容要比我国的广泛许多。我国在实证会计的研究内容往往多局限于对财务会计及审计方面的研究。产生这种差异主要有两种原由，一是实证会计研究要以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权变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一些经济学理论为研究的基础，而这些经济学理论在我国以往的教育中由于重视程度不足，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二是资本市场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成熟，这是我国会计研究环境与西方不同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是最后形成的，在很多方面还很不成熟，缺乏规范性因素，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会计研究的范围和结果。
(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实证研究方法指的是档案研究法，而档案研究包括了观察分析、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三种类别。通过上文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文献的一系列的分析可知，我国会计学者在实证会计这部分的研究上，通常是使用档案研究方法，在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很少，国外在实证会计的研究方法上则运用比较全面，在研究过程中也注重对于各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也就是广义概念上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而所谓的广义概念上的实证会计研究则包括了档案研究、案例和实地研究、调查研究、实验室研究五个方面。产生这样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外学术氛围和研究条件等环境都优于我国。而国外学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的研究上广泛的使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国的实证会计发展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这是每个会计人都能感受到的变化，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还没有一本关于实证会计理论的著作产生，这些实际情况都显示着我国的会计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KMV model and statistical method, applied with much fiscal data to forecast the parameter of KMV model, the paper simulates the distance to default and the EDF for non-listed companies and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 distribution and "fat tail", the distance to default has a more precis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credit risk, the EDF which based on fiscal data can reveals the degree of credit risk precisely, the model based on bond market data and fiscal data have the same precision for the default risk estimation.
Key Words:credit risk,KMV model,distance to default,probability of default,EDF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22-04
一、引言
自1989年Kealhofer、McQuown和Vasicek开发了KMV模型以来,全球学者就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Jeffrey R.Bohn(1999)发现企业信用质量中等和较低时,信用分布更多地与平均的EDF(预期违约频率)相符。Stefan Blochwitz等(2000)将KMV公司开发的非上市公司模型和德国使用的财务比率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KMV模型准确性较高。Crosbie等(2003)对KMV模型作了进一步的完善。Dwyer等(2004)对非上市公司的KMV模型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国内,张玲等(2004)对我国的ST和非ST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进行了研究,表明参数调整后的KMV模型能够提前4年识别上市公司整体信用风险变化趋势。戴志锋等(2005)基于KMV公司的非上市公司模型,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所形成的参数,对某商业银行非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进行了研究。陈东平等(2007)用上市公司在某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不良率替代其违约率,拟合得到其与违约距离的函数。
国际上对KMV模型的研究已很深入,而国内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及其数据开展了KMV模型的实证研究。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的违约模型无法通用,因此需要单独研究适用于中国(尤其是针对非上市公司)的违约模型。此外,目前学者们主要通过对特性相近的非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匹配,再运用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来实现KMV模型的参数估计,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样本数量有限,且资本市场成熟度不够,所以该方法的有效性、可行性存在一定制约。
鉴于此,本文尝试直接运用非上市公司多年的财务数据来估计企业真实价值及波动性,进而估算模型的参数,以确保模型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该方法不仅探索了新的模型参数估计技术,而且拓展了模型的数据来源及使用空间。
二、模型原理
基于KMV模型原理,本文模型的函数公式如下:
其中, 为无风险利率(漂移率),为公司资产收益的波动率,是标准维纳过程,为公司最初价值。
本文采用统计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不同参数有多个估计公式备选。
(一)资产价值、 和 的估计
基于公司会计报表,采用三种方法估计:年初的账面资产价值;最近几年资产平均值 ;年末账面资产价值 。漂移率,用非上市公司最近几年账面资产收益率的均值来估计。资产收益波动性 ,用账面收益率的方差来估计。这些参数的估算方法与KMV模型的估计方法有显著差异。
(二)违约点DP的估计
采用三种方法估计DP。
一是KMV方法,如果,则
是公司长期负债。二是短期负债和长期负债总和。三是两倍的短期负债和1/5的长期负债。
(三)违约距离的估计
采用两种方法来估计违约距离。
定义公式:
理论公式:
违约距离是公司资产价值在风险期限内由当前水平降至违约点的相对距离,反映了公司到期偿还债务可能性的大小,其值越大,到期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反。
(四)经验的预期违约频率 EDF(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
由于实际的违约率存在“肥尾”现象(非正态分布),因此必须通过构建违约距离与违约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拟合得到经验的违约率数值。本文采用统计公式构建违约距离DD与经验EDF值之间的映射关系。
三、实证研究
本文筛选提取了某商业银行2000―2005年19万多个公司的信用等级、会计报表数据,综合利用SPSS、MATLAB等软件,运用统计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了KMV模型参数估计,测算得到经验EDF值,并对模型进行有效性检验。
(一)违约点DP的统计特性
借鉴国外的研究结果,本文对19万样本及违约公司的负债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详见图1至图3(限于篇幅,以2004年的数据为例)。
实证表明:违约样本的负债具有三角分布的特性,不存在国外“当预期资产接近短期负债和1/2的长期负债时,公司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实证结论。
(二)模型参数估计方法的确定
依据以上参数的多个估计方法及方法的组合,共可形成18个备选模型及测算结果。实证表明,各种方法得到模型结果(违约距离DD和经验EDF)虽然存在少许差异,但统计特性非常一致,且模型违约率与真实统计违约率具有高度秩相关,进而说明模型拟合结果具有显著的风险标识度。为与国外KMV模型进行比较,本文最后确定的模型,其参数估计方法为:预期资产价值选用,违约点选用KMV方法,违约距离选用理论公式。由此,本文可对模型生成的经验EDF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三)违约距离DD的分布特性
目前,对于违约样本的分布,理论上假设为正态分布,实证上由于缺乏数据,尚没有公开的函数表达。鉴于实证上 ,因此获得DD的概率分布,也近似得到了EDF的概率分布,因此图4表明了违约样本的概率密度分布状况。
其中: 是样本量。
表1表明,概率分布函数的拟合精度非常高,呈显著的T分布,且多年的统计规律非常稳定。函数参数的数值有效性较高且变动不大,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不同年份企业的违约距离(违约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四)经验EDF的估计
由于DD的非正态性会导致理论模型违约率与实际违约率差异非常大,因此只能通过拟合DD与统计违约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来估计经验EDF,以得到模型结果。
采用生长曲线进行函数拟合:
实证表明,DD和经验EDF之间的统计规律非常稳定,相关度很高;且参数的少许变动说明不同年份的违约率存在波动性。由此,根据DD和经验EDF函数关系,通过对多年的函数参数进行回归拟合和趋势外推,可得到单个公司的模型违约率,进而可估计整个样本的违约概率及分布。
(五)模型违约率的统计特性
根据经验EDF的函数模型,计算得到单客户的模型违约率,其统计分布特性见图6,发现违约率显著遵循T分布,且“尖峰”和“肥尾”的特性非常显著。
(六)模型的检验
应用累计准确度CAP(Cumulative Accuracy Profiles)、准确比率AR(Accuracy Ratios)可对经验模型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累计准确度,通过绘制模型的判别力曲线(power curve),得出在不同样本百分比情况下违约样本的判别准确率,亦即:,其中:A为经验模型曲线与随机模型曲线围成的面积,B为理想模型曲线与经验模型曲线围成的面积(理想模型曲线为图7的左边界和上边界形成的折线)。
判别力函数为:
准确比率为:
实证计算2004年经验模型的AR=0.6219,亦即模型的完全判别准确率为(1+0.6219)/2=81.10%,此精度与国外的KMV公司商业化模型的精度接近。
四、结论
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利用公司财务数据对KMV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由此得到的模型违约概率,其实证拟合度较高,数值的适用性较好(原始数据未作大量筛选,模型的鲁棒性较好),且多年的实证计算结果表明模型方法比较稳定。公司账面价值的变化可以成为收益波动率的一个有效标度;会计数据可有效地直接用于期权模型进行参数估计,进而表明基于会计报表数据的违约风险模型与基于资本市场数据的模型在实证上具有近似的有效性。对于中国的非上市公司,该模型采用的违约点、违约距离可有效地标识和计量信用风险,且参数的统计估算方法避免了由于资本市场数据缺失或失真所带来的模型研究及运用困难,进而该模型可运用于中国商业银行日常风险管理。但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某商业银行的数据产生的模型结果,因此其使用的外推性面临相应的局限,同时对于违约率的波动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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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和模型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本文拟选择的变量替代指标及其定义如表1所示。这里对控制变量的选择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具有境外注册会计师资格（OVER）会加大事务所的经营范围；成立时间（HIS）说明了事务所的历史经验以及其可能的声誉价值；声誉（BIG）代表了事务所的品质与实力；合伙人（PART）自身的素质对事务所的发展特别是早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分所数量（SUB）是在短时间扩张的重要手段，国际“四大”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分所，抢占市场取得的成功就充分说明了建立分所的必要性；中注协对事务所的监督惩罚（PUN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事务所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本文运用上述变量，建立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PER=β0+β1CPA+β2DU+β3OLD+β4GEN+β5TRAIN+β6OVER+β7HIS+β8BIG+β9PART+β10SUB+β11PUNI+ε（三）数据来源本文利用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公布的《2012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中的收入、CPA人数、事务所声誉、惩罚情况信息，以及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信息系统手工搜集的学历、年龄、性别、后续教育情况、取得境外注册会计师资格人数、成立时间、合伙人中CPA比重、分所数量信息，剔除了变量缺失与明显错误信息，共得出88个统计样本。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描述统计结果显示，研究中所涉及的88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总收入水平、学历水平、CPA人数、年龄结构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营绩效第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为295674.03万元，而排名最后的云南中和宏睿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仅为2435.29万元，两者相差121倍；硕士以上所占比例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31.29%，而有5家事务所的人数均为0；CPA占总人数最多的为1431人，最少仅为15人。说明我国事务所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很大，行业整体质量有待提高。
（二）回归分析表2显示偏相关分析结果，即控制了其他自变量，仅分析某一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CPA人数、学历水平、事务所声誉与经营绩效成正相关，这与假设相一致；女性比重、年龄结构、成立时间、及合伙人中CPA比重与经营绩效成呈负相关，这与假设相反。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特征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利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得到表3，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模型的R平方为0.864，说明“事务所声誉（BIG）、学历水平（EDU）、合伙人中CPA比重（PART）、CPA人数（CPA）、成立时间（HIS）、年龄结构（OLD）”这6个因素解释了经营绩效86.4%的变化，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好。F=93.288，sig=0.001说明模型有显著的统计意义。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1．假设1得到验证，CPA的人数与事务所经营绩效成正相关这说明事务所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CPA人才储备，具有CPA资格的审计人员专业知识扎实，胜任能力强，是事务所执业收入的源泉所在。2．假设2得到验证，CPA的学历水平与经营绩效成正相关硕士以上学历人数的增加对事务所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高学历人员的知识面较广，学习能力较好，道德感较强，这些都为实现事务所绩效目标提供了一定的保障。3．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在事务所中小于30岁的CPA最能影响事务所绩效，而年纪大于30岁的则影响力较弱这与前面的假设3有一定出入。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这一点可以在“国际四大”身上得到良好的说明，“国际四大”与国内事务所相比，更愿意接收应届毕业生，并通过完善的培训系统、高强度的工作训练，使年轻的注册会计师职业经验迅速成长，成为对事务所绩效贡献最大的人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行业，只要年轻人学习能力强，善于总结，完全可以快速地积累经验。4．假设4没有得到验证，在回归模型中，并未得到女性对经营绩效有积极影响的证据查阅国内外性别研究相关资料，本文发现性别对审计风险的认识上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表明男性更易发现财务报表的错报，也有研究表明性别对评估财务报表舞弊风险的有效性不会产生重要影响（陈丹萍，2012）。5．假设5没有得到验证后续教育可以让CPA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增强CPA职业能力，但假设5并没有得到验证。分析后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干中学”中CPA知识的获得是其进行职业后续提升的主要手段，CPA更注重在实地审计过程中积累自身，提高职业水平。且我国的后续教育涉及面较广，是一种强制性要求，基本覆盖所有注册会计师，因此使得后续教育的作用不具有差异性。6．事务所声誉与事务所经营绩效成正相关，是影响事务所绩效的重要因素“国际四大”既被认为是高质量审计的代表，大的上市公司一般都选用国际或国内知名大所，且他们的审计酬劳高，是事务所收入的重要来源。（本文来自于《广西财经学院学报》杂志。《广西财经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二）建议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事务所的经营绩效受到CPA人数、学历水平、及年轻的CPA人数的影响，因此要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绩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册会计师行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人才的引进与维持是事务所核心竞争力所在，因此必须首先在观念上对人力资本予以足够的重视。2.提高本土事务所对CPA的吸引，增加CPA人才储备正如结论所得，CPA对事务所的发展十分重要，事务所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国际“四大”以其雄厚的资本、完善的进修培训、丰厚的收益吸引着大批的国内优秀CPA的加入，与本土事务所进行人才竞争。因此本土事务所要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对CPA的吸引与激励，具体可通过以下方式：a.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由于事务所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建立的，只有合伙人对事务所的剩余价值具有分享权，而所内部广大的注册会计师则不能享受这部分收益，因此对于事务所的不同人员要给予不同的激励。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期股，使他们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企业未来的发展上；而对于普通注册会计师来说，可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给予他们一定的股份，使其对事务所整体利益更加关注。b.激励手段多样化。由于事务所属于扁平式的组织结构，因此其通过职位的提升达到激励目的不能覆盖大多数注册会计师，从而降低了职位激励的作用。所以要更多地给予物质激励、发展激励、环境激励等，如为注册会计师提供职业规划，帮助其树立职业信念，使其与事务所整体利益相挂钩。3．提高CPA的学历层次当前我国的CPA职业资格考试对学历基本没有什么限制，这就可能出现虽然通过考试，却不能很好实际应用的情况，因此要提高对CPA考试的学历要求，同时我国很多高校已经设立了“注册会计师”专业，这为高学历注册会计师的培养提供了更多的一定的保障，应该在高校中予以推广。4．促进CPA的年轻化发展CPA是一个工作压力大且风险较高的职业，面临的审计环境千变万化，需要在职业过程中保持充沛的精力，迅速的反应能力，因此事务所要给年轻的注册会计师一定的机会，多给事务所补充新鲜的血液，让他们在锻炼中迅速成长。
二、文献综述
冯根福与吴林江（2011）采用综合评价方法检验1994-1998年上市公司重组绩效，采用财务指标衡量重组前后的业绩变化，其认为为： 上市公司的重组整合并未取得成功，但从整体上公司的重组绩效有一个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张俊瑞等（2012）采用统计方法对在1998年发生兼并收购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得出异同的并购行为产生了异同的并购绩效结果。李善民（2013）将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分为控制权转移类、扩张类、收缩类以及战略转移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年发生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将发生资产重组的前后4年的绩效按照获得的评估体系进行评分，利用Wilcoxon秩和检验对它们的变化进行考察，结果发现，除了发生收缩类重组的公司绩效在重组两年后发生了显著改善之外，其他三类资产重组并没有使得上市公司的绩效发生显著变化。廖理、朱正芹（2014）采用基于财务数据的会计研究方法对2011年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71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其重组前后的业绩变化，其结论为：重大资产重组后企业盈利能力指标获得了显著改善，现金流管理、财务稳健性和经营能力指标的提高不显著，公司重组后第二年的业绩改善要高于重组后的两年平均业绩改善，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重组是实质性重组而非报表性重组。李善民等（2014）选取1997-2011年期间重组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3年内样本选取公司重组前后各5年的绩效分别进行评估，并对年度间绩效变化进行Wilcoxon检验，其研究结论为：收缩类上市公司绩效在重组两年后能获得显著改善；异同年度样本控制权转移类上市公司绩效的研究结果不一样，但总体来看出现了下滑特征；扩张类上市公司绩效获得改善。
本文根据国内外对企业资产重组绩效研究得出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会计研究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行为进行研究，检验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的绩效有何影响。具体的研究方法为，以中国深沪两市2012年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反映公司盈利能力、资产质量以及整体绩效的财务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选用统计分析中的非参数检验对样本选取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样本数据处理结果进行各年之间的比较，分析2012年发生的资产重组对样本选取公司绩效的影响。同时，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具体将资产重组分成对外并购扩张、资产剥离、股权转让和资产置换四大类，采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它们在发生资产重组后的绩效变化是否有所异同。
三、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模型构建
1.实证方法的选取
利用事件研究法来检验中国企业的绩效存在较多的局限，但其适用性仍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尽管超常收益法在企业重组业绩检验中获得了一定的应用。即使中国股票市场显示一定的有效性，目前中国非流通股股东并不能直接从股价涨跌中受损或获利，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存在着相当大的一部分非流通股，而上市公司股价的波动就难以测量非流通股股东的收益变动，即难以准确衡量上市公司业绩的变化。鉴于以上原因，本文采用采用事件前后企业的财务数据指标，进行实证比较分析资产重组对样本选取公司绩效的影响。
2.财务指标的选取
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资或公司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即进行资产重组，它的绩效反映公司经营的变化状况，重组前后的业绩变动即为资产重组对公司绩效产生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浓缩反映公司全部的重要基本信息，通常作为评价公司业绩的重要参考工具。鉴于中国目前股市的特点和重组行为特征异同，本文认为从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前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主营业务和资产管理能力明显状况四个方面来测评考察。
3.模型的构建
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绩效研究来说，应用主成分分析构建模型就是将上市公司的重组前后若干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获得一个综合的F值数据，再对异同年份数据F值进行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比较分析，反映资产重组前后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变化情况。这个数据不但包含了重组的时间变化因素，也包含了所有样本企业的信息。第一步，收集原始数据：依据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体系，将待分析连续4年数据的样本企业作为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第二步，因为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异同，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异同量纲的数量级会获得异同的相关矩阵或协方差矩阵。为保障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要进行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第三步，求出相关系数矩阵，且是标准化后的数据处理得到。第四步，测算矩阵的特征值，由相关系数构成。第五步，分别测算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第六步，根据方程的需要，确定因子的个数。，（i=1，2，…，k；t=1，2，…，m）第七步，测量综合分值：，（i=1，2，…，k；t=1，2，…，m）；Ft为某上市公司某年的财务运行状况测算的综合分值，Fij是第i个上市公司第j个主成分的得分，aij是第i个上市公司第j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
四、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的实证分析
1.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了对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绩效进行有效的考察，本文选取2012年发生资产重组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样就可以比较资产重组当年和前1年以及后2年的绩效变化。选择样本公司是根据《中国证券报》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各年《上市公司重组事项总览》整理获得的，同时也利用巨潮资讯网上的上市公司年报，对上市公司年报资料的运用主要是确认重组是否在当年完成。最后选取的满足以上条件的样本数为110个。本文收集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资讯数据库，部分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同时，通过对一些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对照，检验得出没有差异，因此可以认为样本数据是真实可靠的。样本数据的处理主要使用了统计软件SPSS12.0 for Windows，另外在实证的过程中也辅助使用了Excel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整体绩效的实证分析
首先，本文通过对所选取的全部样本不加以分类地进行主成分分析。先对样本选取公司在资产重组前后各年的十个指标按重组前一年、重组当年、重组后一年和重组后两年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统计软件的数据处理提取相应的因子，然后再根据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得出各年的综合得分函数：
重组前一年：
重组当年：
重组后一年：
重组后两年：
再根据这四个综合得分函数测算出各样本选取公司在资产重组前后相应年份的绩效综合得分。最后对全部样本选取公司在这四年的绩效综合得分值进行Wilcoxon检验。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重组当年样本选取公司的绩效比起重组前一年有所改善，但变化不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文所研究的样本选取公司有报表性重组的嫌疑。而其他年份之间样本选取公司的绩效变化都成下滑趋势，特别是重组后一年和重组后两年与重组当年的比较来看，样本选取公司的绩效有明显的下滑。而且重组后样本选取公司的绩效呈逐年下滑的趋势。接着，本文分别从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这两方面对全部样本选取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1）全部样本选取公司盈利能力的实证分析
先对反映样本选取公司盈利能力的三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此时为了研究的方便，在数据处理时，只提取了一个因子。然后同样按前面的方法对全部样本选取公司在盈利能力方面四年的因子得分进行Wilcoxon检验。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重组当年，样本选取公司的盈利能力与重组前一年相比有所提高但效果不明显，其他年份之间的盈利能力变化则呈下降的趋势，其别是重组后一年和重组后两年与重组当年相比，样本选取公司的盈利能力明显下降。而且，在公司发生资产重组后其盈利能力呈下降的趋势。
（2）全部样本选取公司资产质量的实证分析
先对样本选取公司在资产重组前后各年的偿债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主营业务鲜明度等反映资产质量的七个指标按重组前一年、重组当年、重组后一年和重组后两年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统计软件的数据处理提取相应的因子，然后再根据因子得分和方差贡献率，得出各年的综合得分函数：
重组前一年：
重组当年：
重组后一年：
重组后两年：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2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及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一大批市场前景良好、成长性强、发展速度快的企业也逐步走入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急剧升高，这些成长性良好的公司为了进行IPO或者维护自己在股票市场的一席之地是否会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
2006年，我国会计制度变更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轩然大波。国家为了规范我国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而更改了原有的会计准则。已有研究表明，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降(赵春光，2006)。他们认为06年2月15日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理应在相当程度上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盈余空间的同时也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所需要从业人员职业判断的另一些方面给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扩大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操作空间(宋昌英，2010)。那么，新会计准则到底对公司盈余管理有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验证。
所以，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1.2006年会计准则的变更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2.将盈余管理区分为正向盈余管理和负向盈余管理。第一点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不得转回，沈烈等(2007)研究表明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既是制约与反制约关系，也有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赵春光(2006)在研究中表明，在相当程度上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现行会计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盈余空间的同时也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所需要从业人员职业判断的另一些方面给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扩大了上市公司管理当局的操作空间(宋昌英，2010)。整体上的研究结论表明，会计政策变更以后，从会计的确认，计量，披露和职业判断中缩小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同时对无形资产进行的确认和摊销方法的改变、有条件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和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沿用以及对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的提高均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空间，至于其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沈烈和张西萍，2007)到底如何，还少有研究。
三、研究设计
琼斯提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营业收入和固定资产水平。营业收入的变动导致企业的应计利润变动，固定资产会产生折旧从而带来应计利润的减少，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1)
其中，它是企业第年的总应计利润；是企业第年的非经常性项目前利润；是企业第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是企业第年的非可控应计利润；是企业第年的总体资产；是企业第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第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之差；是企业第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运用模型(2) ，可以得到每个公司每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2)
其中， 分别为模型(1)中 的估计值。这样，运用模型(3) 即可得到公司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标操控性应计利润:
(3)
通过模型(4)和(5)来检验假设：
(4)
(5)
其中， 分别为公司正向和负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它们分别是公司正向和负向盈余管理水平的替代指标。表示公司规模，等于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公司财务杠杆，年末负债总额除以年末资产总额；表示公司盈利能力，当年税后净利润除以年末资产总额；表示公司投资机会，年末公司市场价值除以账面价值；公司滞后一期的应计利润；表示公司是否为进行了会计准则的变更的哑变量，如果公司会计未变更，则=0，如果公司会计变更，则=1。
四、实证结果
将整理好的数据运用STATA进行四次线性回归，首先不引入变量得到对应的，再在模型中引入变量得到另一组，回归结果整理如下表1：
表1 回归结果
注：***1%水平上显著；**5%水平上显著；*10%水平上显著
上表展示了新旧会计政策下公司正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和负向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回归结果对比。从正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回归结果来看，通过不考虑会计制度变化和考虑会计制度变化的对比，发现会计政策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新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这与假设一致。这与企业在新会计政策下利用关联交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变动、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的变更、非经常性损益、收入费用的确认、资产重组等方面进行利润调增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从负向操控性应计利润()回归结果来看，我们发现会计政策变量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新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与假设相符。新旧会计政策对于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控制并没有像对正向盈余管理控制那样严格。
五、研究结论
实证结果显示，新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要高于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但新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宋昌英(2010)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但本文还从正负向盈余管理的角度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新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要高于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这与企业在新会计政策下利用关联交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合并会计报表范围的变动、长期投资核算方法的变更、非经常性损益、收入费用的确认、资产重组等方面进行利润调增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新旧会计政策下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新旧会计政策对于企业的负向盈余管理控制并没有像对正向盈余管理控制那样严格。
参考文献：
[1]薄仙慧,吴联生.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益:盈余管理视角[J].经济研究,2009:81-91.
[2]沈烈,张西萍.新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J].万方资讯,2009:51-58.
一、引言
市场经济中行业竞争对企业披露信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具有重要影响，投资者往往根据公司所披露的信息决定投资结构及规模，因此，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能够左右资本市场的投资结构及其回报。Ball et al.（2005）的研究认为会计信息质量既取决于会计准则质量，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准则制定中的政治干预、政治环境、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证券监管、治理模式以及公司层面的治理结构等制度安排。制度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完善，是约束市场参与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稳健性作为会计确认与计量的传统和原则，Basu（1997）将其定义为“会计上确认好消息比确认坏消息需要更为严格的确认标准”。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对会计稳健性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对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现实中，存在各种因素影响企业的会计稳健性，这个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总体来看，会计稳健性至少受到企业内因和外因两方面的影响。
内因指的是企业自身相关的因素，包括企业管理层背景、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企业特征。杜兴强等（2009）系统研究了政治联系及不同方式的政治联系对民营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总体上民营上市公司具有的政治联系降低了会计稳健性，具体而言，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降低了会计稳健性，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不显著。曹宇、李琳和孙铮（2005）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控股公司董事长兼任等因素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越强，公司会计盈余的稳健性就越差。朱茶芬和李志文（2008）认为内部人控制、债务软约束和政府干预三大治理弱化抑制国有公司披露意愿，降低其盈余质量，导致国家控股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低。刘凤委和汪扬（2006）发现债务比重高的公司相对债务比重低的公司而言，会计稳健性更高；国家股一股独大的公司会计稳健性较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对会计稳健性无影响。此外，利润操纵行为并未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肖成民、吕长江，2010）。
外因则是指企业运营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企业面临的国家法律、法规、行业管理制度、宏观经济环境等非企业可左右的因素。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会计稳健性。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发现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显著提升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公司会计信息的稳健性除了受到会计准则及其变迁的影响之外，可能还受到契约、诉讼、税收和政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Watts，2003）。徐华新和孙铮（2008）发现我国股票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导致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进而表现出随股市周期变化的稳健性特征，即在股市上行周期，企业会计政策的稳健性减弱，而在股市下行周期，企业会计政策的稳健性增强。
在影响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外部因素中，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会计稳健性具有重要作用，而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试图对如下问题进行解答：竞争市场还是垄断市场中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好？竞争激烈的市场导致企业更注重声誉，对好消息的确认更加谨慎？尤其是我国转型经济中，垄断程度更高的国有企业是否可以利用垄断力量掩盖坏消息？这些问题对我国提高会计披露信息质量、健全资本市场、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主要研究市场竞争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补充和丰富了会计稳健性领域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的竞争优势概而言之来源于成本与收益两方面，而这两方面与会计稳健息相关。
首先，提高会计稳健性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债务融资的角度看，会计稳健性有助于债务人取得较低的债务资本成本（Ahmed et al.，2002）。此外，稳健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提高债券二级交易市场的效率，如果稳健性能够减少知情交易者的信息优势，那么贷款的买卖价差就会降低（Moerman，2008）。从权益融资的角度看，会计稳健性也具有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Lara，Osma & Penalva，2006）。公司披露水平的持续稳定提高有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动性与信用水平（Healy、Hutton、Palepu，1999）。汪炜和蒋高峰（2004）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与财务风险变量之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曾颖和陆正飞（2006）研究发现，在控制β系数、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杠杆率、资产周转率等因素的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样本公司边际股权融资成本较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会对其股权融资成本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提高会计稳健性有利于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由于会计稳健性对损失要求及时确认而对于收益直到有充分证据时才予以确认，能够使股东和董事及时得到投资项目净现值为负的信号，采取适当措施调整投资方案，及早终止可能造成巨大亏损的投资项目（Ball & Shivakumar，2005）。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也发现，会计稳健性有助于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行为，进而改善公司的资本投资效率（刘斌、吴娅玲，2011）。会计稳健性越好的企业，在投资机会下降时，会更及时地削减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加强会计稳健性的建设，有助于防止企业管理者盲目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或迟迟不从亏损项目中撤资，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会计稳健性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王宇峰、苏逶妍，2008）。但是会计稳健性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及时确认损失有助于促使公司及早停止低效率的投资，具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及时确认损失也会促使厌恶风险的经理人放弃对风险较大但却可能盈利的项目进行投资，因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也会导致公司投资不足（杨丹等，2011）。
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经理人掩盖坏消息的难度，因此，对经济损失的确认更加及时。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提供有关各种投资机会和管理者能力的信息，使对企业的评估变得更容易，从而改善了企业信息披露质量（Holmstrom，1982）。适度竞争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行业竞争程度越强，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处于竞争劣势的公司更有动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在竞争程度较低的行业，竞争加剧不会显著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王雄元和刘焱，2008）。此外，Hou & Robinson（2006）认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企业受到更高的资金风险的约束。市场竞争越激烈，行业利润率越低，企业签订的合同必须越有效，这就要求更高的会计稳健性。激烈的竞争使企业以更低成本融资的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会积极主动地提高会计稳健性。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设：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能够提高企业的会计稳健性。
三、研究设计
（一）检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笔者以Basu（1997）模型为基础，首先，在基础模型中引入行业竞争程度因子，检验市场竞争是否对会计稳健性有显著影响；其次，如果市场竞争对会计稳健性具有影响，将继续研究哪些行业中市场竞争对会计稳健性的作用较大。
Basu（1997）以公司股票年回报率（RET）的正负作为好坏消息的度量，并设置坏消息虚拟变量（D），D是表示RET
NIit是盈余，使用每股盈余/期初股价计算盈余，Nit=EPSit/Pit-1，这样可以减少异方差的影响。模型（1）中α2是会计盈余对正的经济收益的敏感程度，交互项系数α3即表示盈余对坏消息相对好消息的增量反映，如果盈余具有稳健性，则α3应当为正，α3越大表示盈余越稳健（Basu，1997）。为了检验市场竞争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借鉴Ball et al.（2003）、朱茶芬和李志文（2008）的研究，在模型（1）基础上增加市场竞争程度变量及其与其他变量的交乘项，用赫芬因德指数（HHI）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建立模型（2）：
HHI指数合理地反映了产业的市场集中程度，文献中多用HHI指数反映产业的竞争情况。当产业可容纳的企业数目一定时，赫芬因德指数越小，一个产业内相同规模的企业就越多，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企业行为的相互影响程度就越大。因此，在产业内企业数目一定的条件下，赫芬因德指数越小，说明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反之亦然。笔者根据姜付秀和刘志彪（2005）的方法计算赫芬因德指数（HHI），即： HHI = Σ（Xi/X）2 ，其中，X = ΣXi，Xi为企业i的主营业务收入。
模型（2）中系数β7即表示市场竞争程度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根据前文的假设，市场竞争程度提高会增加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因此β7的预计符号应当为负。即市场竞争程度提高，？驻HHIit0，D对NI的影响变大，稳健性提高。
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行业中，市场竞争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程度，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行业因子，建立模型（3）：
其中，IDn表示行业。
经过市场调整的收益率能更准确地反映收益—盈余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国泰安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CSMAR）交易数据库中考虑现金红利的月度个股回报率计算经市场收益率调整后的个股年度收益率RETit，计算公式为：
其中，rn为t年5月—t+1年4月的个股回报率，Rm为考虑现金红利的市场回报率（等权），数据库中的市场回报率为月度。
（二）样本与描述统计
由于金融类上市公司与一般上市公司的财务特征和会计制度存在差异，因此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最终选取2001年之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上市的673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2001年到2010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本文全部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的CSMAR交易数据库。由于2007年上市公司开始实施新会计准则，因此本文用“会计制度”变量控制会计制度变更对模型的影响，在2007年以前取值为0，2007年之后取值
为1。要求样本公司在2001年之前上市是为了保持样本公司的稳定性，同时避免新上市公司或退市公司的影响。
表1报告了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性结果。赫芬因德指数（HHI）最小值为0.015，最大值为0.885，标准差为0.081，由HHI的核密度图可见（图1），HHI基本成正态分布，说明企业在不同竞争程度的行业之间分布较为合理。
D的均值为0.608，表示样本中60.8%的公司年度回报值低于市场回报，即为坏消息。样本企业的盈余均值0.04，最小的盈余为0，最大的盈余值为0.467，标准差为0.042。
表2报告的是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由Pearson相关系数可见，行业赫芬因德指数（HHI）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高，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大。
四、回归结果
本研究首先根据模型（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考察样本整体是否存在会计稳健性。通过Hausman检验，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本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T的回归系数反映企业对好消息的确认程度，由回归结果可知（表3）RET的系数显著为正（1%的置信水平），表明企业确认好消息较为积极、迅速。本文的稳健性指数为0.025，略低于朱茶芬和李志文（2009）的结果（0.035）。
在1%的置信水平下，实证结果支持笔者的理论假设，市场竞争程度提高能够增加企业会计稳健性。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完善市场竞争体系有利于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长久而言，对构建透明、高效的资本市场也是有益的。规范行业竞争，合理、有序的行业竞争有助于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提高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改善资本市场的投资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市场分配资源的社会功能。提高行业竞争程度也能够充分利用会计稳健性规则所内涵的信息传递功能，及早发现亏损的投资项目，及时改进企业投资效率，从而避免委托—机制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经理人对坏消息的有意掩盖。
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看，除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及综合类行业外，行业之间的会计稳健性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这与张洁慧（2008）的研究结果不同，张洁慧的研究结果发现行业之间的会计稳健性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行业分类标准不同有关，本研究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将上市企业分为22类，而张洁慧（2008）只有12类。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本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笔者进一步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Quantile Regression，QR）进行稳定性检验。通过分位数回归，可以知道在不同的盈余水平下，行业竞争对会计稳健性是否有不同的影响，检验回归结果是否是受到极端值（Outliers）的影响。分位数回归可以完整地描述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同时不改变原模型的成立条件和因果假设。用Koenker 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模型（2）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行业竞争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果较为稳定，但是在盈余水平较高时，行业竞争提高，会计稳健性有明显下降。
图2显示，随着分位数的变化，各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系数也在变化。由图可见，行业竞争对会计稳定性的作用系数基本保持稳定，但是盈余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行业竞争提高不仅不利于改善企业会计稳定性，反而降低会计稳定性。此外，发现随着盈余上升，会计稳定性缓慢下降，这一发现与陈旭东和黄登仕（2006）的研究一致。他们认为盈余水平高的公司会增加对好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坏消息的确认，从而会计稳健性较低；盈余水平低的公司会增加对坏消息的确认，降低对好消息的确认，从而会计稳健性较高。
六、结论
会计稳健性一直是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中非常重要的领域，提高会计稳健性有助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会计稳健性不仅受到企业自身特征因素的影响，还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地上市的673家公司2001年至2010年的经验数据，借鉴Basu（1997）模型与方法，将行业竞争程度等相关因素纳入模型，通过计算赫芬因德指数（HHI）衡量行业竞争程度，系统研究了行业竞争程度和不同行业对样本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此外，分位数回归中，笔者发现盈余水平较低时，行业竞争对企业会计稳健性的作用大小基本保持不变，当企业盈余水平较高时，提高行业竞争程度反而造成企业会计稳健性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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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新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初见成效，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质趋同。二十余年来，从行业会计制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制度的颁布、废止，从每一具体会计准则的颁布、修正、再颁布，每一次新会计规范的出台都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为目的。会计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迁，如何认识和评价会计制度变迁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的影响历年来为理论界、实务界以及监管机构所重视。深入地研究会计制度变迁的经济后果，对于评价证券市场的管制政策以及检验相关的制度变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另外，会计准则的目标之一就是规范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我国经历多次会计制度改革后，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会计制度变迁为主线，基于国情来分析我国会计准则改革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
2.实证研究设计
2.1 研究假设
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条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会计信息应满足各方经济决策的需要，可见我国制定会计准则的目标是建立在使用者需求观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使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得到提高。
由于我国的会计制度在短短的20余年中数次改革，不仅可以说明我国的会计制度在逐渐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更能充分说明是会计制度本身在不断的完善，从而提高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因此，本文认为每次会计制度改革都会使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比上一阶段的会计制度所体现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高。一般来说，任何改革在发展的初期，效果都不甚明显，由此，本文选取最近这三年的有关数据进行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2010—2012年的会计制度所体现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有所提高。
2.2 研究方法
2.2.1 模型选择
在模型的选择上，主要运用价格模型分析比较改革前后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主要是会计盈余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然后是针对价格模型中公司规模因素对校正判别系数（）的影响，运用修正的价格模型来对价格模型的结果做进一步验证。
（1）价格模型
（2）修正价格模型
2.2.2 样本选择
选取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样本来自国泰安数据库，未选择股票名前冠以ST、*ST等标记的股票和中小企业的股票。首先从该数据库中提取2010—2012年年度股票代码、行业代码、每股价格、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作为初始样本。
在初始样本基础上，进行如下选择和剔除：
（1）在样本选取过程时，选取了4月30日的每股价格、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缺失数据的公司未包括在样本中；
（2）在上述基础上剔除股东权益为负和每股净资产小于或等于1的样本。选择和剔除过程如表2.1所示。修正价格模型需要的样本，如表2.2所示。
3.基于总体样本的实证分析
3.1 总体样本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2010-2012年总体样本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1所示。
表3.1给出了上市公司2010-2012年三年价格模型中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便对样本特征的信息有所比较和了解。观察价格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均值在2011年有所下降后，在2012年上升。每股净资产的标准差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化，而每股收益的标准差逐年递减；股票价格的均值、标准差在出现小幅度的下降后，在2012年出现上涨，分别达到16.61和12.59。
描述性统计只是对样本数据所做的一种简单描述，不能据此得出结论，因此，应用判定系数和回归系数的变化情况进行严格统计检验。如表3.2、表3.3所示。
价格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3），从2010年到2012年净资产和会计盈余前面的系数均为正号，统计上显著。会计盈余前面的系数呈现出减少的态势，而净资产前面的系数逐年上升，这种现象说明了每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下降，而每股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有所提高，净资产对股价的解释力度迅速增加并弥补了盈余解释力度的下降。
新会计准则填补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经济业务会计处理规定的空白，提高了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使会计准则更具趋同性，人们更应该相信会计准则的改革会使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得到显著的提高。本文也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会计信息总体的价值相关性有显著提高，净资产和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也具有统计意义，与以前表现不同的是净资产和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逐年上升，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逐年下降。
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现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企业会计制度和国际会计准则都允许对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但是新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已经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这会使上市公司亏损额普遍高于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前，表现出降低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增强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这充分体现了会计制度改革的效果。
3.2 总体样本敏感性分析结果
本小节采用修正价格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3.1节数据的基础上除以上年4月30日的收盘价，以消除规模效应的影响。通过本节的分析来对上一小节的结论做进一步的验证。对2010-2012年的总体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观察其在3年中的变化发展方向，如表3.4所示。
观察修正价格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股票价格的均值和标准差先降后升；每股收益均值逐年下降，每股净资产的均值呈现出先升、后大幅度下降，每股收益的标准差出现了逐年下降，每股净资产的标准差逐年下降。在简单的描述统计后，通过严格的判定系数和回归系数对其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如表3.5、表3.6所示。
从校正判别系数（Adj.R2）的变化来看，会计信息总体（净资产和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Adj.R12）在2011年表现出价值相关性最大，会计盈余和净资产的价值相关性表现出相互替代的变化趋势，二者共同的价值相关性在三年中有轻微幅度的变化。这说明会计信息总体的价值相关性与前阶段相比有所降低，但经过三年的发展，价值相关性有所变化；而二者共同的价值相关性在2011年降低后、于2012年有所回升，但还是比实施新制度之前的水平低，这意味着价值相关性程度并没有随着准则的修改而同步提高。
修正价格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6），会计盈余对股价的解释力度与净资产股价的解释力度并没有相互替代，所有系数均为正值，统计上显著。会计盈余的系数在三年内起伏的增减变动，在2011年的变化幅度最大，出现了最小值1.132；会计盈余和净资产的系数表现出相互替代的现象，净资产前面的系数在2011年出现了最大值0.571。这说明在此阶段会计盈余对股价的解释能力随着会计准则质量的提高而同步提高，而净资产对股价的解释能力却没有同步提高。
4.结论
本文以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理论为基础，分别运用价格模型和修正价格模型实证分析在与国际准则趋同过程中，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制度变迁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会计制度的改革会使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随之提高。研究发现我国会计制度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逐渐趋于成熟，新准则下会计信息中会包含更多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有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从而提高会计信息价值的相关性。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选取的指标数量有限，时间序列分析不够充分，也未分行业进行详细研究，今后的研究可在这方面加强和完善。
一、研究动机
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审计市场的集中度低，事务所的数量多规模小，可能存在过度竞争的行为，“低价揽业”是这种过度竞争行为的体现。从目前的研究看，夏冬林、林震昃(2003)认为，无论从市场集中度看，还是从收费水平、利润率看，我国的审计市场都还是一个过度竞争的市场。王振林(2002)利用证监会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内部数据，对中国审计收费研究表明，在事务所变更当年，审计收费显著低于平均水平，说明事务所从事了“低价揽业”行为。据业内人士介绍，会计师事务所的确存在低价揽业行为。而刘斌等(2003)研究了2001年A股市场的审计收费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客户在更换审计师当年并没有出现“低价揽业”现象。李眺(2004)进行的价格竞争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我国审计市场不存在低价揽业的状况。可见目前我国审计市场是否存在低价揽业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仍然值得继续关注和进行研究。笔者以2003和2004两年深市A股市场的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低价揽业”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设定
由于事务所转换客户需要一个学习成本，客户变换事务所需要一个转换成本，这样事务所和客户之间存在一种双边锁定关系。由于审计师预期能在未来的审计业务中获得“审计准租金”，因而在首次审计服务中会计师事务所预期能获得审计准租金的激励，出现“低价揽业”的现象。因此，提出研究假设，H0：在中国证券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存在“低价揽业”的激励，从而在发生审计更换时的审计收费明显低于正常的审计收费水平。笔者采用Simon和Francis(1988)的研究设计方法，将客户的审计费用作为因变量，客户的审计师更换作为检验“低价揽业”现象的解释变量，在控制了一系列影响审计收费的变量后，如果审计师在首期业务审计收费与其他未更换的审计师收费有明显的不同，并且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审计收费与审计师的更换呈负相关关系，审计师在首期业务审计收费中该变量在统计上应该是显著的。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笔者通过跨区域的审计费多元回归模型来研究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在首次业务中从事了“低价揽业”行为。该模型使用了一系列变量来控制这些跨区域数据的不同所导致的审计费差异，如客户的规模、审计的复杂程度以及审计师需承担的审计风险(Simunic，1980)。在国外，这些变量的解释程度很高(R2高达70％以上)，因此，该模型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经受住了检验(Chen eta1，1993；Francis and Simon，1987；Craswell and Francis，1999)。
审计费的回归模型：Ly=by+b0＋b1Lx1＋b2x2＋b3x3＋b4x4＋b5x5＋b6x6＋b7u1＋b8u2＋b9u3＋b10u4＋b11u5＋ε
因变量：y=年报审计费；Ly=年报审计费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x1=客户总资产；Lx1=客户总资产的自然对数；x2=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个数的平方根；x3=速动比率，即(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x4=(应收帐款+存货+其他应收款)／总资产X5=资产负债率，即(流动负债+长期负债)／总资产；x6=客户的净资产收益率；u1=虚拟变量，当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值为1，标准审计意见为0；u2=虚拟变量，当客户所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时，取值为1，否则取0；u3=虚拟变量，当客户进行了中期审计时，取值为1，否则为0；u4=虚拟变量，当事务所为国际“四大”的成员所时，或除国际成员所以外的国内“所”时，取值为1，其余事务所取值为0(国内“所”的排名按客户业务收入计算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八名)；u5=虚拟变量，当客户更换事务所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解释变量：控制变量x1代表了客户规模，客户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越高，因此，预期符号为正；x2、x4代表了审计复杂程度，复杂程度越高，审计费用越高，因此我们预期其符号为正；x3x5x6代表了客户的财务状况，是审计的风险程度的衡量指标，其中x3x6越大，表明审计师所需承担的风险越小，因此预期符号为负；而x5越大，审计师需承担的风险越大，预期符号为正。
虚拟变量u1被引入以控制审计意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文献表明，对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客户，其审计收费更高。因为出具非标准意见将使审计师投人更多的时间来核实有关的问题，因此预期其符号为正。王振林(2002)的研究表明，中国市场的审计收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北京和广东这三地较其他地区更发达，因而审计费用更高。因而我们引入虚拟变量u2以控制这种地区差异引起的审计收费变化。虚拟变量u3被引入用来区别客户的中期审计情况。如果客户进行了中期审计，则在年审中审计师的工作量将会相应减少，从而使年报审计收费降低，因此，我们控制了由该因素所导致的审计费变动，预期符号为负。虚拟变量u4被引入以区别审计师类型，国外的研究文献表明，国际“四大所”被公认为是具有高声誉和高质量的事务所，因而收取了高于其他事务所的审计费溢价(Palmxose，1988，Beatty，1989；Teoh-and Wong，1993，Francisand Krishnan,1999)。很多对于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将事务
所按照市场占有率分为“所”和“非所”(Defondetal．，2000；Chan et a1．，2002)。因此，引入虚拟变量u4来代表国际四大所和国内前所。
解释变量u5被用来检验事务所在首期审计收费中是否从事了“低价揽业”行为。如果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数并且该变量在统计上显著，则说明审计市场存在“低价揽业”行为。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巨潮咨讯网所提供的2003、2004年深市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剔除了未披露审计费的公司、金融证券类以及管制类行业后，得到316家2003年深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和317家2004年深市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笔者采用Eviews3.1统计软件对这两年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四、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003年样本数据中，共发生34起审计师更换，占总样本的10.78％，而2004年发生29起审计师更换，占总样本的9.13％。在选取的样本中审计师的更换比例差别不是很大。并且可能由于行业监管的加强，2004年比2003年审计师的更换呈轻微降低。从(表1)中可看出，就选取的样本来讲，2003年更换审计师的客户，其平均审计收费(y)为397502.2元(约39.75万元)，大大低于未更换审计师的客户6273846元(约62.74万元)，而2004年更换审计师的客户平均收费为506560元(约50.66万元)，同样大大低于未更换审计师的客户的平均收费1346992(约134.70万元)。从描述性数据看，在2003年与2004年，更换审计组的客户总资产x1、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数的平方根x2、(应收帐款＋存货＋其他应收款)／总资产x4、资产负债率x5均低于未更换样本组，而其他财务指标与未更换审计师的客户财务指标相比，并没有共同的特征规律。
五、回归结果分析
我们使用上述的Logistic模型进一步进行分析解释变量与审计收费的相关性及显著性：2003年和2004年解释变量u5其系数分别为－0.090722和－0.147012，审计师的首次审计收费在2003、2004年呈下降趋势(表2、3)，并且具有完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2003年p=0.0249，2004年p=0.0127)。另外，变量符号与预期的方向一致。因此，我们接受前面的假设H0：在2003年和2004年的A股证券审计市场，至少在选取的样本中，我们发现审计师在初次审计业务中从事了低价揽业的价格竞争行为。西方学者对低价揽业(lowballing)形成有不同的解释。Dangelo(1981)将其归因于初始审计启动成本和审计师变更交易成本。现任审计师不用再耗费审计启动成本，相对于候选审计师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可稳定地获取准租金收入。同时审计客户更换审计师又面临着交易成本，这使得审计客户对现有审计师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可见，准租金得益于初始审计启动成本和审计师变更交易成本的相对节约，而低价揽业审计师为获取未来准租金收入的一种必要的先期投入；Chart(2001)指出审计师不是审计价格的设定者，因而需要对竞争者的行为做出反应，并证明了审计价格直接与同一竞争空间中次优审计师的审计成本相关。认为低价揽业现象依存于竞争性审计师的出现，市场中的竞争者越多，低价揽业现象就越明显。Charle，Martin(1997)则将低价揽业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认为审计成本信息在现任审计师和候选审计师之间存在不对称性，现任审计师拥有成本信息优势因而审计报价更接近实际，候选审计师为获得审计合约其报价必然低于现任审计师从而导致低价揽业产生。
对于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的低价揽业行为，截止2003年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共4627家，其中，合伙所828家，有限责任所3799家，分所152家。注册会计师61255人，其中，合伙所6844人，有限责任所51572人，分所2839人。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共72家(2004会计年鉴)。我国现有国有企业31.4万户，外商投资企业20多万户，有限责任公司5千多户，集体企业逾百万户。推行企业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后，平均每家事务所每年审计各类企业300多家。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审计市场供大于求，竞争激烈，明显处于买方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都小于30％见(表4)，市场相对分散；而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1983年就达到84％见(表5)。按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影响市场行为，并对市场绩效产生影响。这与国外审计市场主要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的局面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环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另外，我国由投资者诉讼机制的缺位所造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审计风险的漠视，也是导致低价揽业行为的原因之一。
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大卫弗林斯最早提出社会责任会计的概念，并进行了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社会责任与传统会计的有机结合，是会计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应用。大卫?弗林斯的社会责任会计概念理论基础是利己主义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美阔会计学家斯雷克?莫布雷认为，公共部门的许多社会后果与经济后果，来自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社会责任会计应对其整理、加工、分析和评价，并向公共部门报告。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公共部门。
美国会计学家艾哈迈德认为社会的许多不利影响.来自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社会责任会计应核算、披露企业的不利影响和治理其不足之处在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不反映企业对社会的有利影响.企业报告社会责任的主动性缺失。
曰本会计学家番田嘉一郎提出社会责任会计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社会责任会计应核算众多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其目标是社会财富（而非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生存依赖于被社会认可的企业文化，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服务对象包括股东、债权人、供货商、社K.政府.消费者等相关利益人。
在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中，社会责任的服务对象不断扩大，从公共部门—整个社会；职能不断完善.从信息的分类、加n、分析和衡量—不利信息的治理和补偿.，最后研究的中心是企业和汁会关系。n丨:述社会责任会计的含义界定不够具体本义经过研究得出社会责任会计是财务会计学的分支，核算，计量和报告依据会计准则（阳秋林，2006),运用数观统计等多种方法，反映、监督企业社会责fE的履行情况，向相关利益人报告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以增进扑会福利，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责任会计目标：从决策有用观到受托责任观
(一）决策有用观的驳斥
FASB(1978)认为会计目标是决策有用观。IASC(1989)提出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观。
雷曼(1995)反对决策有用观，批驳该观点信奉由市场经济，企业的社会责任依靠市场来完成。然而，市场是不完善的，企业是H利的经济人。它们为了自身利益常损害社会利益，正是这一状况，社会责任会计才应运而生。伯克斯蒂和朗林（1983)批判决策有M丨观认为FASB的决策有用观存在福利性假设，如优化资源配肾服务公众利益。然而，现实市场中.资本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致使企业行为损害社会福利，伯克斯蒂和朗林（1983)得出：“在现实世界中，决策有川观+能成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标。”
(二）民主受托责任观
格雷（2ooi)自先提出r社会责任会计的受托责任目标企业使用社会资源，理应向社会各方报告社会责任的履U悄况威廉姆斯指出社会责任会计的受托责任观是企业使用资源、提供倍息的权利义务行为。
格雷早在1992就指出了企业逋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民主性和社会性⑴。企业与社会存在隐性“社会契约”，亨受良好的经营环境、消耗社会资源，应该向公众报告社会责任信息。并且政府应该通过法律、法规规定企业社会责任服务的对象、披露信息的内容（布朗和费热，2006)如，投人信息、生产信息、贡献信息。信息的应使州事项法，满足不同公众对特定信息加X、整理、分析的需耍.形成企业社会责任参与式民主的理念。
(三）道德受托责任观
雷曼（2002).认为，格雷的受托责任观不够彻底，很难生成公正的社会赶任信息。人权、祸利、工作等“基本物品”对公众域存用，并且比其它物品更重要，但却不具有市场价值，决策仃用观忽视这些基本物品信息，认为会计的职能是核算数据，不报告社会责任信息。然而真实社会中，企业承担荇社会责任.需要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促进企业的和谐、持久发展，需耍数字和非数字的语言表达，披露使用社会资源的理由和W此产生的结果。世界经济论坛（2012)也倡导公平、非歧视、机会均等的社会责任目标，因此，雷曼的公平、正义标准，属于激进的受托责任观道德观。
三、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弗甩德曼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t他认为企业经营产生更大的盈利就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企业是股东的私产，对股东负责，不应承担社会责仟斯密认为，企业根据股东利益最大化理念，能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社会责仟推给市场，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然而市场并不能服务社会利益，常损害公众利益（格雷，2002)新古典经济学不是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布朗，2006)。
(二）合法性理论
拉马纳森（1976)首先倡导社会责任会计的合法性理论，公司决策者的行为和战略要相同于居民社会文化.企业被认同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萸尔和韦布，2005)和顾客忠诚度（马琳、萨尔瓦多和路易斯、艾莉西亚和鲁维奥，2009),企业要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谣来完成这一认同。林德布洛姆（丨994)指出.合法性理论成该使用合法化的过程去实现合法性理论考虑了社会群众，似不能真正考虑社会群众的利益。因为倡导股东利益在居民利益之上，公司社会说任会计的履行以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利益一致为条件。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持续发展依靠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摒弃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斯坦福大学，1%3)?利益相关者利益均等。企业的经营理念是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而不是股东至上（詹森和麦克林，1976)。企业的资产基础包括债权人的债务资本、供货商的信用资本、雇员的人力资本、公众的支持和政府的经背环境资本，企业应该给以回报，赢得公众信赖（琼斯和威克斯，1W5、李，2008、柯尔克，2011)。
利益相关者理论有两大进步：一是利益相关者平等；二是接受利益相关者监督
(四）政治经济学理论
菩提（1986)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各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诉求不同，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利己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社会责任会?的理论基础会计学家森科（1980)批评弗里德曼的新古典经济学具有错误假设，提出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财务数据。施勒和库柏(2004)首次使用政治经济会计学术语，企业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经营，常损害弱势群体利益。波特和克莱默（2011)认为，会计的职能超出f对企业经济行为的数字披踮社会责任会汁既是经济问题，乂是政治问题似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官僚主义，易导致“大花板效应”，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巴登，2009)。
四、社会责任会计披露方法：从问卷调查到大样本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社会责任信息报告先后经历了声誉法、会计法、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和数据库法。
声誉法是给企业设定一些社会责任指标，赋予不同分值，以问卷的形式让居民等评价人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情况打分u汇森和阿尔伯特（1979)指出应答者对企业从事的社会责任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加之应答偏见，同一个企业会有不同的得分，所以研究结果质量低。声誉法很少被研究者使用。
会计法是把企业魄行的社会责任信息划分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运用会计信息系统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肖那和爱波斯坦(1976)对美国ABT联合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使用会计法进行研究。迪尔克斯（1979)对Stage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也运用该方法进行研究，马哈帕崔（丨984>对五类企业盈利能力、污染支出、系统风险的相关性运用该方法进行研究。拉马纳森(1976)指出，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计法无法进行市场检验。斯顿（1982)指出，社会成本、社会收益、社会资产和社会负债在部分领域会计法不能进行计8,当前，会计法也很少被研究者采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指数法由蒙逊和雅培（1979)首先提出，假设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问题越多、数it越大，则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信息质M越高。并用该方法对财富五百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年度报告进行研究，计算SID指数。此后，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中，指数法成为主要方法￡阿乌加和辛格（1981)、理查德森（2001)、库克和哈尼法（2005)等均运用指数法进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布斯（1987)评价指数法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准确。但缺点是不研究信息披露质量（伦德郝姆和朗格,1993)。
内容分析法运用加数法计算企业披露履行的社会责任信息数量，主要依据是字数、句数、页数。艾哈迈德和杰哈(1990),坎贝尔（2003)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根据字数计算。乔伊?史密斯（2005)在坎贝尔的基础上增加了句数和页数计tt。该方法具有主客观相结合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分类，实行大样本研究的优点，缺点是信息小类确定具有主观性。
数据库法。企业社会责任专业评估机构通过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来量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效果最好的是KLD多维指标，包括企业文化、员T和谐及多样性、环境绩效，产品质量、社会认同、契约执行、原子能、南非业务等(阿盖兰斯和古德，2005)。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数据库评价社会责任客观，但数据库是一个动态数据，且多数来源于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构建成本高。
五、社会责任会计的实证研究：从百家争鸣到与企业价值正相关
布拉格登和马林（1972)、鲍曼和海尔（1975)运用价值法实证研究得出社会责任屉行与股利正相关。海因茨(1976)、格因特（丨977)实证得出公司社会责任和股东每股收益正相关，但使用价值衡量法对证券市场研究取得的结论不相同?莫斯科维茨（1971)得出企业良好的社会价值行为促进股票价格上涨。万斯（1975)的研究结论相反。亚历山大和布赫霍尔茨（丨978)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股票风险关系进行研究.两者没有相关性。孟森与雅培（1979)得—152—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股东投资报酬率不相关。从上可知，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和企业价值关系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
海斯格特和科特（1992)对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好的公司与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差的两类公司对比研究，前者的企业价值较大。波拉斯和科林斯（1994)对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且披露及时与注重企业短期行为信息披露不及时的两类企业进行研究.从长远看前者的财务反映好于后者。拉奥和汉密尔顿(1996),福特曼（1997)研究不良经营行为企业，结果企业业绩下滑。白求恩（1998)验证出没有成本收益优势“徘徊其间”的企业，通过对产品使用者的忠诚服务可扭亏增盈。米勒和贝瑟（2001)大样本研究了675家小企业，结果是社会责任行为积极的企业，经营效果良好。希尔曼和凯姆(2001)对企业社会责任及相关利益者对企业价值影响采用大样本回归分析研究，得出两者正相关，利益相关者管理对提髙企业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约翰逊（2003)对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两类企业进行研究，社会责任行为积极的企业带来利润增加，而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业绩下滑㈧41。波特、克拉姆（2002)和威廉斯（2006)研究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是提升企业业绩战略资源。内曼等（2007)对企业网站的社会责任报告分析得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企业价值不具有规律性，有些企业两者正相关，有些企业两者不相关，雇员利益、产品质量和企业价值正相关，社区环保利益和企业价值局部相关。伯内特、罗伊斯和汉森（2008)通过对电力公司的污染和绩效关系研究.得出积k的环境绩效管理能降低企业环境成本，提高环境效率D蔡（2010)研究韩闻企业得出公司业绩与社会责任指数正相关。
由上述可知，社会责任会计实证研究是&家争鸣，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的实证研究结果，但近年来存在一种趋势：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或在某些方面）正相关。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加人利益相关者贡献，进行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表现出科学性和可行性。
六、社会责任会计研究评述
(一）国外社会责任会计述评社会责任会计不同于传统会计的思维，是全新的一个会计分支，具有多学科知识，如行为科学、经济学、数理统计、信息论、政治经济学等，会计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绿色会计”、“可持续会计”、“环保会计”等社会责任会计具有了监督、推动企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职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计量、披露从空中楼阁成为现实。社会责任会计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传统会计的批判。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决策有用观fl标。社会责任会计股东利益最大化理论产生于物资缺乏、生产力落后的卖方市场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企业的包容力很强。而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买方市场时期，企业行为、企业形象、企业文化决定企业的发展。企业理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相一致，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增进企业价值，使所有者权益增加，产生合法性理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跨国公司大量涌现，竞争苒、供货商、分销商、消费者、职工、政府等利益息息相关，企业的发展壮大依靠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企业价值链由各利益相关者活动组成，产生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但上述理论尤法解释周期性烃济危机等市场失灵给社会经济和居民福利带来的破坏，市场的制度背景和有组织导致r社会赀任会汁的阶级性，其参4_民收人初次分配的职能影响若不同社会阶的利益，由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这种分配导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政治经济学民主社会的新思维很快成为会责任会计增进社会福利的新论会计成为变笮社会分配的动力。
第二，规范会计縄论研究。与传统会计不同。社会责任会计是经济高度发展出现的新的会计分支，具有崭新的会i十h标.必须建造全新的会汁理论抿架以服务会计n标（拉曼纳森，1976),规范会计理论主要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然后引导出良好的会计实务实证会计现论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出假设，用证据判断其真伪W为各P)会计准则对企业会计问题规定很少，所以企业的会计报告很难找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即使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也不能做到“标准公允”和“信息公允"，加之，社会丧任会实证理论研究缺乏，学枵们众说纷纭的假设根本没有可获得的企业社会责任倍息数据接验证，所以:会责任会计研究的取点应该M?规范会i丨理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优点是没行假设、偏好，逻辑推理严密当前，企业社会责任感缺乏，完整、成熟的规范会计理论框架来指导企业的社会责仟行为:罗伯逊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描述企业的社会价值活动，涪要从规范会计理论研究开始,贝瑟也持相同观点。
第三，开放性社会责任会计是各学科相互交叉的集合体在其发肢历程中理论在发肢、内容在丨;.富。从单纯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社会利益—全球利益，坏境问题（社会资源竹约和浪费、环境污染和恢铋）、消费者利益（产品质tt和服务）、公众福利（慈善、捐赠、杜区利益，弱势群体救助）、鹿员福利（生产坏境、就业、安全.健康及教_),其他利益（权利平等、信川保障、道德，文化、通货膨胀、壮界和平h还包括今天的和谐社会、绿色环保、低碳排放。
闻外社会赉任会计研究存在的不足:首先，没有明确社会责任会H?不仅仅是企业的会计,在社会责任会计概念研究中，没有闸明杜会贞任会计的信息质量特怔，如可靠性、相关性.可理解性.实证性.公平性、可审计性。其次，在目标和理论基础的研究中缺少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会计因素如建*可持续发展会计（即牛态会计和服务会计）的理由：绿色生产、稀缺资源、企业压力、法律限制、企业文化道德'企业律垴后，没能从成本管理的角度加大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如缺少交易许可权、环境税，总量-交易计划、现值技术、成本收益原则等工具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缺少不同国家法律结构和财政结构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
我闸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和实证研究较晚，并且与西方国家相比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环境。当务之急是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并增加理论研究的协调资产?
(二）构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
1.我闻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生态受托责任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逮设已经取得厂举世一目的成就，
人民福祉、社会基础建设巳得到很大改但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生态的极大破坏，资源的巨大浪费，生态环境成稀缺资源，生态需要成为人们第一需要，生态产权成为第一产权企业直接使用公众生态资源，产生公众牛态成木，是第一生态个体，理应向公众报告生态生产和生态改善，赠行生态受托责任，否则，将导致弱势生态产权及生态破坏.当前，我国政府已推行生态市场环境建设.生态计域技术改进、生态认证，生态核算得到程序保证生态受托责任观，不仅能考核企业生态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还能鼓励生态投资，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2. 我闰社会主义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我_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引导市场经济眭康发展，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思想,实现r社会责仟会i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此，我s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与民荇企业相比承抱着丨:人就业的更大压力，涉及到Wi十民生的部门多有国有经济承担，这些部门大多高投入、低回报，所以，国有企业承拘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产生r更多的相关荇利益，w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和理论能激励企业更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如果用利润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将+利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不利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公平盘争
3. 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
我国是社会主义闷家，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市场和利己主义，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只能是股东、债权人和政府我闻当前倡导和谐社会和和谐发展，包括社会各成员和谐和生态和谐，所以社会责任会计的服务对象是全部利益相关者(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相关荇利益最大化决定的）。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供应商、消费苕、雇员、社会大众、社区、弱势群体等。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应完整确认、汁童、报告企业社会责任w行信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要”。
4. 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
我w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要求企业在追求n身发展的同时，还要承担社会繁荣、生态发展、人民福祉改善的多重任务（特别是国有企业），所以，我国社会贞任会汁的内容不同于德国的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会计，也不同于法国的福利主义社会责任会i十.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内容既包括企业经济效益，还包括人力资源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人力资源效益指雇员薪酬、塥利、医疗、安全、就业、培训等±态效益指企业进行生态投资和生态友好行为（遵循牛.态规律、生产生态产品.提供生态服务、使用生态技术）获得的生态改善。社会效益指企业诚信、良性竞争、安全生产、依法纳税、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捐赠、法律建设（保ilH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5. 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
传统会计采用货币计量.但是社会责任会计内容的复杂性决定社会责任会计计量单位的多重性：货币计量.食物计量，劳动计计,并且，劳动计贽、食物计量在某些方面优于货币计算。如.减少雇员工作时间3小时，减少空气噪音30分贝，比货币计M更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所以，食物计量在某些方面更能客观、全面、具体、真实地反映企业社会责任信息3社会责任会计应该采用定量数据（报表中）和定性文字描叙相结合的方式（附注中）。具体的汁S方法包括：历史成本法、复原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替代评价法、调查分析法、法院裁定法。
6. 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实行自愿披露社会责任制度，法国实行强制披露社会责任制度。当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低，且法律不完善，所以应采用强制和自愿披露相结合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对于法律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必须强制披露，企业的道义责任采用自愿披露。国家应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定。如，人力资源效益责任、生态效益责任、社会责任的最低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试点，然后全面推行。给予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企业以声誉激励，产生声誉优势收益
7. 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绩效评价指标
[作者简介]曾富全，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会计系副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会计学)硕士，广西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17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5-0044-05
一、我国所得税会计方法变化回顾：问题的提出
我国会计界对所得税的认识曾经有过两种观点，一是利润分配观，二是费用观。在利润分配观下，所得税被认为是利润分配的一个项目，企业缴纳的所得税计人“利润分配”科目核算。在费用观下，所得税被认为是一种费用，不属于利润分配的内容。由于费用确认有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之分，如果当期所得税费用按收付实现制原则确认，则当期按税法计算实际缴纳多少所得税会计上就确认多少所得税费用，如果按权责发生制确认，则会计上确认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就不一定等于当期按税法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因此，会计上对所得税费用的处理就有两大类方法：基于收付实现制原则的“应付税款法”和基于权责发生制的“纳税影响会计法”。
1994年6月29日财政部财会[1994]25号文《财政部关于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后文简称暂行规定)规定，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可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其中纳税影响会计法又具体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利润表债务法)两种。这是我国首次在会计实务中体现了所得税费用观，此前我国一直采用的是利润分配观。
虽然暂行规定允许所得税会计核算可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但在我国会计实务中，普遍采用的是应付税款法，即使是会计核算要求较高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截止到2006年底，也仅有44家在年报中明确披露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占当年底全部16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含中小板公司)的比例不足5％。由于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会产生递延税款，而应付税款法则不会，考虑到有部分上市公司虽没明确披露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但披露有部分特殊业务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以有递延税款余额的148家公司来计算，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上市公司也不到10％。
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39项新会计准则中，我国首次正式颁布所得税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后文简称CASl8)。根据CASl8，我国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仅允许采用一种全新的纳税影响会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并且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正式施行。
至此，我国目前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共有两类4种方法，第一类是应付税款法，第二类是纳税影响会计法，具体又分为递延法、利润表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为什么在CAS18颁布前，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选择采用应付税款法?为什么在会计实务界普遍采用应付税款法的情况下，CAS18要强制采用全新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哪些因素影响着企业选择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本文结合这两类4法的比较及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试着对影响所得税会计政策的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企业选择所得税会计方法提出建议。
二、所得税会计方法比较：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
(一)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比较
应付税款法是将本期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产生的差异均在当期确认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这种核算方法的特点是本期所得税费用等于按照本期应税所得与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的应交所得税，即本期从净利润中扣除的所得税费用等于本期应交的所得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在会计报表中不反映为一项负债或一项资产。
纳税影响会计法是将本期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的会计处理方法。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所得税被视为企业在获得收益时发生的一项费用，并应随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计入同一期内，以达到收入和费用的配比。时间性差异影响的所得税金额，包括在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项目以及资产负债表中的递延税款借项或递延税款贷项目中。
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依据“费用观”，将所得税当作一项费用处理；同时均把按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的永久性差异，在产生当期确认为所得税费用或抵减所得税费用。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有：
1 时间性差异的核算基础不同。应付税款法是在收付实现制基础上进行的会计处理，而纳税影响会计法是在权责发生制基础上进行的会计处理。
2，时间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处理结果不同。应付税款法不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全部确认为本期所得税费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则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并将确认的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计入递延税款的借方或贷方，从而递延确认所得税费用。
3 所得税费用与税前会计利润的配比程度不同。采用应付税款法，本期所得税费用按税法确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适用是税率计算，与税前会计利润不配比，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时，一般情况下本期所得税费用是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本期税前会计利润所应承担的所得税费用，更符合配比原则。
4 设置的核算账户有所不同。采用应付税款法只需设置“所得税”会计科目，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则需设置“所得税”和“递延税款”两个会计科目。其中，“递延税款”科目核算由于时间性差异造成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纳税影响额以及以后各期的转销额。
随着我国会计体制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税收法律法规逐步趋于完善，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二者的目标和行为规定不同，二者之间的差异将越来越大，此时若继续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当期不确认时间性差异影响的所得税金额，不符合财务会计公认的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显然，纳税影响会计法比应付税款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财务会计与税法之间的暂时性差异越大，优势越明显。
(二)纳税影响会计法下递延法与债务法的比较
纳税影响会计法具体又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两种，债务法又具体分为利润表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递延法是将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纳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时转回原已确认的时间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的影响金额的一种核算方法，在开征新税和税率变动时，不需对递延税款的余额进行调整，同时，对于本期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纳税的金额，用现行税率计算，以前发生而在本期转销的各项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仍用当初的税率计算。
债务法则是将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纳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时转回原已确认的时间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的影响金额的一种核算方法，但在开征新税和税率变动时，需对递延税款的余额进行调整，对于本期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纳税的金额以及以前发生而在本期转销的各项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均用现行税率计算。
递延法和债务法均确认时间性差异，显然比应付税款法进了一大步。在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两种方法的核算结果相同，但是，税法或税率变动之后，递延法不调整递延税款的账面余额，因而具有相对简单的特点，但本期发生的时间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是用现行税率计算，以前发生而在本期转回的各项时间性差异影响的所得税的金额。用原来税率计算。这使得列入资产负债表的递延税款的借项或贷项并不真正意味着未来年份可少交或应补交的税款，不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债务法确认税率变动时时间性差异对递延税款的影响金额，与递延法相比，债务法下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更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只是在会计核算时稍微麻烦些。显然，在预期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动或开征新税的情况下，债务法优于递延法。
(三)债务法下利润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比较
利润表债务法是以利润表为基础，以当前或时间性差异转回时的税率为根据，确认、摊销递延税款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之下，对时间性差异造成的纳税影响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并列报为一项递延税款借项(资产)和递延税款贷项(负债)，具体金额则是按产生这些资产或负债的时间性差异转回时的预计税率计算的。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以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之间的暂时性差异替代时间性差异，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本质出发，分析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期末资产负债的影响，倒挤计算确定本期的所得税费用。
利润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主要区别有：
1 对收益的理解不同。利润表债务法用“收入／费用”观点定义收益，强调收益是收入和费用的配比，从而注重的是收入与费用在会计与税法中确认的差异，是典型的会计利润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资产／负债”观定义收益，认为资产负债表是最重要的财务报表，是典型的经济利润观。
2 核算递延税款的出发点不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从暂时性差异出发核算递延税款，表现为一种直接性。而在利润表债务法下，递延税款是由利润表项目间接计算得来的。
3 确定财务报表项目的顺序不同。由于利润表债务法侧重于时间性差异，以利润表为基础，因此该方法是首先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其计算公式如下：当期所得税费用=会计利润×使用所得税率+税率变动对以前递延税款的调整数，然后根据所得税费用与当期应纳税款之差额，倒挤出本期发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该法处理所得税顺序是从利润表中项目推出资产负债表中项目。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侧重于暂时性差异，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首先计算资产负债表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然后倒挤出利润表当期所得税费用，其计算公式为：当期所得税费用=当期应纳税款(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费用)－(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该法处理所得税顺序从资产负债表中项目倒推利润表中项目。由此可见二者的分析方法也不同。
4 在财务报表上披露信息不同。利润表债务法采用“递延税款”概念，其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分别代表预付税款和应付税款，但在资产负债表上以借贷相抵后的余额作为一个独立项目反映。这就混淆了资产与负债的内涵，使得抵消后递延税款无法完全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不利于企业对资产负债表的财务状况的评价。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采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概念，将“递延税款”的含义大大扩展。并且更具现实意义。在资产负债表中，所得税资产和所得税负债应与其他资产和负债合并列表，并且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也应与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区别开来。这种处理方法就可以清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更有利于企业的正确决策。
可见，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从处理的差异所包括的范围上、递延所得税科目的含义上、提供会计信息的全面有用性上等方面比较均优于利润表债务法。国际会计准则委员在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以明确禁止使用递延法，并且要求以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代替原准则中的利润表债务法。我国新颁布的CAS18也采用此观点。
三、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综述
国内有关所得税会计的实证研究文献很少，而且大部分是基于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研究，如戴德明、姚淑瑜、毛新述(2005)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的不同而导致的会计收益／2税收益的差异不断扩大，这种差异的扩大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还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避税行为紧密相关。叶康涛(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其会计收益－应税收益的差异也越大。钱春杰、周中胜(2007)实证结果发现，会计－税收差异与审计收费显著正相关，与“不清洁”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表明审计师充分利用了会计－税收差异所体现的信息。伍利娜、李蕙伶(2007)实证结果发现：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的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显著较低，但投资者对会计－税法差异幅度较大公司的盈余持续性高估程度很严重。此外，陈涛(2007)实证检验了递延税款可以作为盈余管理检验工具的说法，认为递延税款能作为检验盈余管理的应计模型的有效补充，并且与常用的检验盈余管理的琼斯模型相比，递延税款比修正的琼斯模型具有更强的检验能力。
有关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文献更是少之又少。截止到2008年底，笔者利用中国期刊网和NoteExpress2.0检索到的国内所得税会计实证研究文献只有如下寥寥三篇：
刘斌、孙回回、李珍珍(2005)从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因角度，对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仅以2002年的A股上市公司27家(扣除3家数据缺失，实为24家)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itc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治成本、收益波动程度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采用正相关，薄记成本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采用负相关。
刘运国、曾富全(2007)以2003～200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为依据，分析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政策与盈余管理程度、审计费用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审计费用水平均显著高于采用应付税款法的公司，说明上市公司选择所得税会计政策，往往是基于盈余管理与薄记成本(用审计费用衡量)这两个重要因素相互权衡考虑的结果。只有在应税收益―会计收益之间的暂时性差异较大，可以较
大程度进行盈余管理，使得盈余管理带来的效益大于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所增加的相关成本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才会选择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
吕敏、曾富全(2008)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年报为依据，对比分析了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与应付税款法的两类公司在主要财务特征上的差别，结果发现，纳税影响会计法公司具有资产规模更大、资产负债率更低、坏账准备提取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更高的财务特征。
根据上述所得税会计实证研究文献的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影响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主要有三大因素：
1 企业规模。根据政治成本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其政治敏感性越强，其因利润较高而受到政府管制的可能性也越大。我国企业也存在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存在无疑会促使选择将现在的盈余递延到将来的会计程序，因而也就越愿意进行收益平滑，在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上越有可能选择纳税影响会计法。
2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尤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制定了许多如公司上市前必须连续三年盈利、亏损上市公司将被ST或退市、上市公司配股必须达到相应的盈利要求等种种制度安排，虽然这些制度有助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但也促使上市公司为了应付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如为取得上市资格而进行财务包装、为达到配股业绩要求进行利润操纵、为避免因连续亏损导致的规制或处罚进行盈余管理等。利用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盈余管理也是其中的盈余管理收到之一。
3 薄记成本。薄记成本在会计政策选择选择研究方面通常被忽略，因为一般情况下，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其薄记成本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对于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则区别较大，因为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相比应付税款法，其核算的复杂程度要大得多，上述不同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薄记成本对纳税影响会计法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刘斌、孙回回、李珍珍(2005)和刘运国、曾富全(2007)。
四、企业所得税会计政策：选择建议
综上所述，企业之所以选择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政策主要是基于盈余管理与薄记成本这两个重要因素相互权衡考虑的结果。只有在企业规模较大，会计收益―应税收益之间的差异较大，可以较大程度进行盈余管理，使得盈余管理带来的效益大于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所增加的相关成本的情况下，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才是更好的选择。
虽然我国在2006年颁布的CAS18中取消了应付税款法和原纳税影响会计法(递延法和利润表债务法)，但目前只要求上市公司执行，大量的非上市公司仍可根据《企业会计制度》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的要求，选择采用各种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根据上述分析，基于不同企业盈余管理的需要和企业实际情况，企业可以参考下述建议选择采用不同的所得税会计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