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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强劲增长成为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贸易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14•5%,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2•9%,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增长16•7%。同期全球贸易额增长22%,达到18•9万亿美元,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中货物贸易额从上年的12•5万亿美元增至15•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贸易额从7万亿美元增至8•2万亿美元,增幅16%。进入2011年,尽管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尚未显现,大多数经济体贸易增长依旧。前两个月,美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9•5%和18•1%;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22•0%和15•1%;一季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巴西进、出口分别增长25•3%和30•6%。但从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国际贸易减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预计,2011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将放缓至6•5%,明显低于上年,但仍将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4•5%,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增长9•5%。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复苏,全球投资额进入上升轨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0年全球FDI流动增至1•1万亿美元。进入2011年,全球并购市场再度活跃。
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价值7841亿美元的并购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亿美元。这些并购显示投资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信心回归。预计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前几年。迄今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规模分别超过150亿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达到这样的规模。预计2011年全球FDI将增至1•3万亿美元,规模有望超过前几年。
二、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持续,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欧洲债务危机依然严峻、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与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有所加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必将增加复苏成本;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释放出的复苏差异,将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因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贸易摩擦依旧严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难题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保证经济增长与应对通胀任务同样艰巨。
1.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
2011年以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困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油价进一步上涨,对经济活动构成拖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不仅对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影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又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新的不稳定因素。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溢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阻力。首先,对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消费物价的2/3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其次高油价同样造成发达经济体进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内需动力减弱。日本史上最强地震,除引发海啸还造成核泄漏。首先对日本商品期货、股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造成极大的即时打击,日本海外资金开始回流本土;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灾难可能使这一产业链发生短期中断或转移。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称,日本大地震或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5%,达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短暂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预计日本经济将增长2%。与此同时,日本重建需要筹措大量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当然,鉴于日本的进口大国地位,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开始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胀压力加剧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为应对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救助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货币过度发行所造成负面后果,在后危机时代,也是政策实施国不得不承受的,这就是资产泡沫和高通胀。自2010年10月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15%,粮食价格已经逼近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国际大宗商品整体涨幅早已超过了2007年巅峰时期,达10%以上。由于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全球原油价格又进入了加速上涨的通道。4月8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26•7美元/桶,较上年上涨33•6%。利比亚局势的混乱,西非产油国尼日利亚大选的推迟,可能会导致该国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剧国际市场动荡。IMF警告,如果国际市场供应和需求因素持续动荡,就可能使油价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显现。而且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扩散。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OECD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2•4%,带动其成员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7%,再创2008年以来新高。3月份该成员国核心价格指数涨幅为1•4%,也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涨6%,持续5个月上涨,3月份继续上涨6•3%;俄罗斯1月份CPI同比上涨9•6%,3月份上涨9•5%,持续8个月上涨;同期,印度尼西亚CPI上涨7•1%;韩国CPI上涨4•1%;中国3月份CPI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印度3月通胀从2月份的8•3%升至8•9%。面对日趋上涨的通胀压力,多数国家不得不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2010开始紧缩货币,迄今中国已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已经9次上调利率;2011年3月以来,越南、泰国、韩国等继续加息。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美国加息可能性较小,而欧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这是金融危机后(2009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出现差异。对于欧洲而言,在经济复苏的初级和脆弱阶段加息,既加大复苏成本,又将拖低增长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还加大了市场对加息周期的预期,投机行为和对长期利率即将上升的预期,都将加剧高负债国家的融资成本,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债务沉重国家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债务
负担严重拖累复苏步伐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所使用的财政性政策手段和规模近年来不多见,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须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短期内难以消化。根据IMF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09•6%,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29%;远远超过债务占GDP60%、财赤占3%的国际警戒线标准。IMF预计,到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122%。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多年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公共债务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不得不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至14•294万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253万亿美元,距离已提高了的政府债务上限仅剩410万美元,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赤字已成为美国当前面临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标普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意味着美国将饱受高负债和赤字的折磨。欧洲问题同样严重,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可能成为欧元区17国中第三个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希腊评级被降低,将进一步加重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困难。葡萄牙债务危机的恶化促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复购买欧元国债。对于欧元区而言,欧债危机影响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报告显示,2010年,意大利负债率(政府债务/GDP)高达131%,超过西班牙的72%;法国92%;德国80%。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况下,为建立欧盟债务危机救助机制,2011年3月份欧盟财长们仍就规模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简称ESM)的协议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这项新救助机制的大部分负担要落在欧元区强国的身上。救助机制的建立虽然对恢复市场信心有帮助,但同是也会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负担,从而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
大地震发生期间正值日本政府与财政赤字进行艰难斗争之际。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时预计在2011年4月1日开始的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债务还将增长5•8%,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大地震必将使日本政府追加预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难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债务风险也将加剧,政府融资成本也将提高。世界银行初步估计,日本灾后重建所需费用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每年经济产出的3%。重建费用要比神户地震多5%~7%。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前景
1•美国
受出口和消费者支出稳定以及投资增长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到3•1%,全年经济增长2•9%,为五年来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在平均3%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出口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美国经济数据多数向好。2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业回暖是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物价上涨依然温和。3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70•6,超过预期的70•0。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份失业率从上月的8•9%降为8•8%,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显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订单出现连续下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回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短期走势持谨慎态度。1月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下跌,2月新屋、成屋销售分别环比下降17%和10%,进一步表明美房地产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虽然就业形势正在转好,但较2008年9月时的6•1%失业率仍有很大差距,显示就业市场仍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油价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害也将拉低美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油价的高企不仅将直接增加相关行业企业的原料和生产成本负担,还能通过冲击美国就业市场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链条,将更多的负面影响力传递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房地产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初值数据为1•8%,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显下降。IMF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较年初预期降低0•2个百分点,也低于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计。
2•欧元区
2010年欧元区GDP缓慢复苏1•7%。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强劲增长,而出口大幅增长为其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进入2011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向好。1月份工业订单同比增长20•9%,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额环比回升0•4%,实现自2010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2月份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升至107•8点,表明经济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国依然保持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领地位,2011年1月份企业信心指数升至历史新高;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扰欧元区经济的主要障碍,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3•2%;1月份通货膨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胀率高达2•6%,连续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设定的2%的警戒线。为此,欧洲央行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欧洲央行预计,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6%之间。二是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经济。IMF预计2011年该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6%。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较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为应对高额债务面临金融调整,经济仍无法摆脱低速增长。IMF预计2011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腊将分别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经济强劲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长3•9%,创20年来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所带动,后三个季度经济低迷,第四季度实际GDP甚至环比萎缩0•3%。进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经济仍呈现出较好的动向,1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改善至106•2,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1月份失业率为4•9%,较2010年平均5•1%的失业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顺差上升3%。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3月起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3月当月日本工业产值环比骤降15•3%,创下跌幅纪录。据推测,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计,本次灾害损失在16万亿~2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损失。世界银行预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1230亿~2350亿美元,灾后重建大约需要5年时间。OECD报告称,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2~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5~1•4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将从之前预计的1•7%放缓至0•8%。IMF则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增长1•6%下调至1•4%。摩根大通将其对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将第二季度的预期从2•2%下调至0•5%,全年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4%。日本央行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6%,在所有预计中最为悲观。在地震、海啸、核电危机的连续打击下,油价高企也将使日本的经济雪上加霜。但预计负面影响可能将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始,投资拉动将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1.“环境标准”可以成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产品的价格、质量和技术含量作为出口竞争力的要素，很少考虑其它标准。随着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趋势，进出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热点。发达国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资发展环保产品，实施补贴政策；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法规、环境标志、绿色标准等制度，为其产品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将产品的“环保标准”作为竞争力要素，在我国可以产生两方面的优势：其一，环保产品兼有带动高新技术发展和促进企业改革的双重特点。它针对有关企业技术水平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效益低等问题，目标明确地要求企业从解决环保问题入手，促使产品生产向技术水平高、资源利用率高、污染尽可能少、经济效益好等方面改进，使环保产品的生产成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切入点；其二，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产品在价格方面的优势，避免所谓“低价倾销”或政府补贴之类的无端刁难。按照世界贸易组织修改后的国际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环保产品的这类补贴属于不可申诉的补贴范围。因此，我国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对环保产品提供专项补贴、低息贷款，又可以进一步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大大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我们可以通过“以内需促外贸”的途径，大力发展环保产品，促使出口产品符合环保标准。要消除那种“产品不外销就不能促进外贸发展”的错误观念，要让企业家明晰“绿色壁垒”问题，辨识高增长中的潜在危机和巨大的内需市场的关系，引导我国企业开发比较绿色环保产品，迎接WTO挑战。据世界银行1997年一份报告说，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8%，也就是说基本抵消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为此，我国在21世纪初计划的环保总投资将超过50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外国企业必将以中国“入世”为契机大举进入，我国企业如果无动于衷，就会坐失发展的良机。
2.以基地带动环保产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叫做环境贸易，主要包括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环保领域内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现在，国际上的环境贸易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多半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所占有，连东南亚国家也达到500多亿美元，而我国每年仅有0.2亿美元的环保产品出口，发展差距相当大。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发展环境贸易，在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仅要拉大，而且国内环保市场还要被发达国家占领。
发展环境贸易的核心是发展环保产业，就产品而言，它可以独立形成多种符合环保标准以及环境要求的产品类别和体系。在产业发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它产业已经形成的技术、人才和资金，进而形成自己的产品、营销和服务。正因为如此，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不惜投入巨资，率先以高科技为动力发展环保产业，亚洲的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也竞相大量投资环保产业，并优先加以扶植。我国的环保产业近几年来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产业实体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产值却不到40亿元。究其原因，主要是乡镇和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大，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艺技术落后，产品和工程质量不高，难以大规模地形成系统的技术和产品体系。当务之急，一是要努力寻找主导项目，引进高科技内容，以科技为动力、以项目为纽带、建立产业集团，尽快地形成产品系列和工业体系，实现规模经营。二是要积极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转产、改制，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和龙头作用，以此来实行对环保产业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资、降低成本。只有这样，我国的环保产业才能实现由粗放式向集约化方式的转变，真正获得大发展。
发展环保产业的关键是找准并确定主导项目后，再根据市场条件建立环境贸易基地，以便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经营，向国内外推进环境贸易。环境贸易基地应具有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国内外市场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经贸发达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产品市场，环境贸易便无法开展。环境贸易基地可以相对集中一些工业实体，形成环保产业的核心内容，有利于按照“清洁生产”的要求生产环保产品。同时，环境贸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对外招商引资，有利于国家实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过市场大规模地筹措资金。总之，能够集中许多有利条件的环境贸易基地，必然会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应，为环境贸易创造大发展的良机。
二、以“多极化”遏制国际金融霸权
1.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实施金融霸权
所谓金融霸权，就是一个国家或集团利用其业已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通过强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开别国金融市场，进而利用其货币的特权地位、攻击性的金融投机和国际资本流动来剥削其它国家，干扰乃至控制其经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权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经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实现了对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美国一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目的就是有利于实施其金融霸权。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实质，我们就能避其锋芒、指其要害，采取积极进取的对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约有3750亿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国每年约获益150亿美元，占其GDP的0.2%。美国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或干脆不负责任地偿还它们。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当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把部分损失转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量输出流动资本，通过投机性的运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国际间追逐高额利润。他们利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良好环境，以金融自由化为契机，大举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和房地产之类的市场，造成配套本币的贬值，诱使本币升值，造成进入国经常帐户的逆差。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带着丰厚的利润大量抽逃资本，却给东道国造成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过度贬值而出现金融危机。
国际游资的投机性运作制造了这样一种“金融怪圈”：游资利用金融自由化无序地流入一个国家，破坏了其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该国就必须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骛。为了摆脱这种恶性循环，这些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且要接受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苛刻条件。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到这种活生生的事实，由发达国家制造的这种“金融怪圈”，不但为他们攫取了大量利润，而且使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由东南亚转向美国。它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还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作为攻击对象，以利于他们进一步实施金融霸权。从国际贸易初期的“海琴业务”，到现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跃在金融市场上的这类游戏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利用金融霸权地位制定的，这些规则旨在加强发达国家的金融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内的虚假繁荣。当他们利用游戏规则捅破自己吹起的经济泡沫后，不但掠取惊人的利润，制造了金融动荡，而且乘人之危，以低价收购危机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2.运用“多极化”来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必须掌握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场自由化；三是操纵金融游戏规则。中国加入WTO后，绝不能像“入世”前那样被动性地只能执行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应该积极参与制定或修改有关规则。常言道：“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动进攻的对策：
(1)以“多极平衡体系”化解“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倾向。当今世界存在着“三区三对成三角”的战略格局。所谓“三区”，就是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大东亚的经济发展区域；所谓“三对”，就是每两个经济发展区域组成相互作用的一对；一对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构成环太平洋的合作，即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对是NAFTA与EU构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拟议中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一对是欧盟与东亚构建跨印度洋的亚欧合作，正在通过一年一度的亚欧会议来实现这个目标。以每对为一条边（或称一条经济链），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经贸“大三角”。在这个大三角体系中，处于一极的美国，正凭借其霸权地位向各国推行其金融霸权，从不对称的局部发展中攫取较多的利益；处于另一极的欧盟，则通过加强欧洲联合的努力与美国抗衡；中国处于东亚这个经济高增长的第三极中，一方面受到来自美国金融霸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受到欧盟对亚洲新战略的鼓舞，欧盟在《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政策中明确地强调：要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加强投资与金融方面的经济合作，并特别强调与中国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欧元和日元已经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却经常被一些变数搅得升降不定；欧元启动以来持续疲软，欧洲央行可能会继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强调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致使欧、美利率调整的趋势不同，有利于维持美元走强而使欧元失宠。很显然，欧元、日元必将与美元长期地抗衡下去，其结果必然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而产生一种平衡关系。我们只要注意把握机遇，适时适量地利用这种抗衡关系，就可以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技术合作，增加吸收外资、调整外汇储备结构，化解那种“以霸权掠取比较利益”的金融霸权倾向。
(2)以“极坐标的市场体系”拨转开放金融市场的单方指向。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陷入危机的国家基本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而这些国家却将其出口导向战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构成的直角坐标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构成的金融市场最容易遭受国际金融投机的攻击，进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动荡的怪圈。
我国的金融结构也存在着矛盾问题，现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条件，在处理好现有矛盾的同时如何对外经贸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呢？我国应抛开那种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标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点与一条射线构成的“极坐标”来定位。这就是以我国为原点，以中国大市场对外吸引力为“辐射线”，并具体地表现为进出口贸易链，形成外经贸的“三圈链环”市场来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
“三圈链环”只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我国外经贸活动的形象描述，它的内圈是由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组成的大中华经济圈；中圈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外圈则是中国与欧、美等国家组成的贸易链。
以极坐标体系建立的“三圈链环”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市场关系，其侧重点在贸易，注重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在贸易方面，三圈上的国家毫无差别；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国家却内外有别。同属于中国经济圈的内圈，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而香港又是贸易和金融开放度最大的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学习来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场；在中圈上，东亚的一些国家已经饱尝了金融霸权的苦果，也教会了人们如何认识金融霸权和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将东亚列为金融市场开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国吸取如何开放金融市场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外圈来说，极坐标赋予的贸易待遇和内圈是等同的，但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应该有所差别，因为，内圈在国家上是统一的，而外圈上不仅存在着的差异，还存在着金融霸权。除了警惕之外，对于外圈上的国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要珍视同欧盟的金融关系，要进一步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谨慎地与美国发展金融关系，从中吸收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
我们将贸易与金融分开，强调以开放的贸易市场取代开放的金融市场，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组织，将贸易与金融分开而侧重于贸易关系，是无可厚非的；其次，中国注意到贸易与金融的相互关系，已经让中国香港极大地开放金融市场，并且正在有选择地在沿海和内地逐步开放金融领域，说明正在正确而稳妥地运作金融市场，为发展中国经济积累经验，进一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谨慎地开放金融市场，并理直气壮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戏规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单方面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指责，都是站不住脚的。
三、以“技术贸易服务”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倾向
金融与贸易原是两个概念，发达国家为了借贸易之名打开一国的金融市场，便将金融的服务行为纳入贸易领域，称之为“服务贸易”。他们对传统服务业并不感兴趣，只专注于金融、保险、通讯、信息等新兴服务业，尤其关注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企图在中国缺少竞争力的情况下占领我们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贸易的有关性质和特征与服务贸易不完全相同，技术贸易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创造要素禀赋，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阐明技术贸易作为服务贸易重心的“双赢”意义，制约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术贸易及其服务就是重要的服务贸易
美国是当今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它在许多服务行业中，特别是在高技术服务行业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美国却将其中容易被我国吸收和替代的高技术称为“敏感技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连商业卫星发射这类合作性的服务也受到种种刁难。说来说去，美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旨在强调其中的“金融服务自由化”，而限制高技术服务自由化。这种失之偏颇的做法，到头来也限制了美国自己的经贸发展。据统计，美国企业因技术出口管制每年要丧失几十亿美元的对华出口额，在这些技术出口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大量的技术服务，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大大地超过了技术产品的垄断价值。在这方面美国的波音飞机公司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与欧洲的“空中客车”竞争，波音公司在我国的天津和厦门建立了飞机修理等服务业，赢得了巨大的商誉和经济效益。但是，美国国会中一些人却仍持冷战思维，他们需要的是金融霸权，迄今为止，美国从总体上仍没有取消对华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技术封闭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术外溢和弥补技术差距的时间正在缩短。虽然美国有很多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类似的技术同样可以在其它国家出现，就某一项高技术而言，欧盟、日本、俄罗斯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可能超过美国，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将技术贸易的机会让给其它国家，有朝一日美国一定会醒悟过来：技术贸易就包含着重要的服务贸易。
2.发展技术贸易的中介服务，真正实现“双赢”
有关学者运用统计资料作出比较研究后指出：我国在利用FDA（外国直接投资）中，付出的市场代价是巨大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效果显然不尽如人意。现实与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必须对“以市场换技术”这个引资的战略重新进行审视。通过对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观原因大致有：投资方与引资方动因差异，技术转让与技术消化、吸收的差异等等；客观原因大致有：引进技术不合理，我国企业与外国投资公司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我国技术引进的社会、经济、技术的配套系统不完善，利用外资与技术的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就在于进行技术贸易时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完善的服务措施。
2.金融市场动荡将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受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拖累，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严重的下滑风险，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美国方面，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环比折合年率由上季度增长2.8%转为下降0.3%，其中消费下降3.1%，私人投资下降1.9%。9月份，美国制造业指数为43.5，为2001年ro月份以来最低，表明制造业萎缩加快。ro月份失业率升至6.5%，为14年来的最高水平，失业集中部门由建筑业、金融业向制造业和零售业扩散。在欧洲，欧元区经济已经陷人衰退，ro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由上月的87.5降至80.4，降幅创历史最高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一19降至一24。日本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0.7%，9月份实际家庭支出同比下降2.3%，零售下降0.4%。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虽然继续承担着世界经济增长助推器的作用，但也显现出后劲不足的趋势，特别是出口依存度高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3.世界性的联合救助行动效果尚待观察
2.金融市场动荡将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
第一、国际贫易的规模较战前大得多，增长速度也快得多。1900年全世界贸易总额为331亿美元，1938年为461亿美元。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0。一193了年的出口额从115亿美元增一长到16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仅为工.1%。1948年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为5了1.9亿美元，到1981年出口总额增长到19，666亿美元。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普遍经历了恢复发展(1946年一1957年)低速发展(1957一1970年)高速发展(1970一1980年)三个阶段。1948一一1957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额从358亿美元增长到72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8.8%;1970一1980年，又从2，203亿美元猛增到12，696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1.5%。战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不仅大大高于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据统计。1981年，商品出口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0%的已达十四个国家，比利时的比重最高，达57.4%。其次是荷兰和爱尔兰，分别为48.9%和47.5%，挪威的比重为32。3%。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比重最高的是西德，为25.7%。1981年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比重在20%以下，其中美国最低，为8%，但同五十年代相比，增长也有明显的(1950年只占3。6%)。这就说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商品出口实现的。一商品出口的增加与否，以及增长的程度，对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国际贫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强。
(一)美国、西德、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战前，七大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7。7%;战后，1948年上升到50.4%，197。年又上升到58.2%，到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七大国的比重到1971年下降到51.7%，1980年又降到49。3%。上述数字表明，七大国在战后国际贸易中一直占首要位置，即国际商品市场的一半为这七国所占据。
(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大国中每个国家在战后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出口贸易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例如，美国和英国在五十年代，在世界贸易中曾占显著地位，到七十年代，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地位便急剧衰落了。加拿大在战后初期曾是第三位，到七十年代末退居第八位。西德和日本，战后三十多年来贸易发展很快，西德从第十位跃为第二位，日本则由第十九位跃为第三位。法国在战后初期是第四位，到1979年仍维持不变。意大利则由战后初期第八位上升为第五位。
(三)到七十年代初，美国、日本和西欧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中心，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标志。1957年，美国、日本和西欧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占58。2%，到1970年上升到61.9%。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危机使这三个经济中心的贸易地位有所下降，但到1979年仍占到52。8%，到1980年又上升到53.3%。这三个经济中心的贸易地位比七大国还要高(三个经济中心1980年占53.9%;七大国占49。3%)。
此外，欧洲共同体市场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迅速增长，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2957年占34.9%，1970年占40%，1980年虽受石油危机影响，但仍占到36.1%。
第三、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出口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增长，进出口的初级产品比重相应下降。以美国、西德、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七大国为例，195。年—1979年，出口制成品由70.1%增长到79.6%，初级产品则由25.5%下降到18.5%。
(二)国际贸易地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57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欧洲共同体(六国)的出口额仅为205。20亿美元，仅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的27·9%，到1980年跃增到5077。63亿美元，占40.8%。同样，1957年欧洲共同体(六国)之间的出口总额仅为113.84亿美元，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总额的15.5%，而到1980年则跃增到3565.39亿美元，占28.7%。事实证明，欧洲共同体己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集团，现在只有美国和日本方敢同它有分寸地相对抗。美国、日本和西欧之间的三边贸易关系越来越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支柱。
第四，美国、日本和西欧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了急剧发展。
近20余年来，美国、日本和西欧共同体之间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正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共同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三个中心的主要标志。
美国与西欧共同体之间贸易，是三边贸易关系中最重要的“一边”。美国对共同体的出口到1980年达到546。2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的24.7%，说明美国出口商品有四分之一需要依赖共同体这个庞大市场。198。年欧洲共同体对美国出口达到372.4。亿美元，占共同体出口的5。6%，说明共同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太大。
美国同日本之间的贸易也是引人注目的“一边”。美国对日本出口1980年达到270。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9.4%。198。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达到319.0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4.5%。上述事实说明，战后美国、日本贸易关系有了急剧发展，日本出口贸易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比美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高得多。
欧洲共同体与日本的交易关系出，是不容忽视的“一边”。共同体对日本出口198。年达到63.82亿美元，占欧洲共同体出口总额的0.95%。日本对欧洲共同体出口1980年达到172.86亿美元，占日本出口总额的13。3%综上所述，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贸易是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三边”关系急剧而不平衡地发展着，而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使三国经济中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宜也使之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日趋提高。
二、八十年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
在八十年代，由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将继续提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可能会相对下降，预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将从1980年的69%下降到65%左右。美国的贸易地位仍将继续下降，西德和日本的贸易地位将迅速提高，西德在出口方而有可能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第一出日贸易大国。
上述数字说明美国、西德、日本、英国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十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将低于七十年代(年平均增长率6%)，估计上半期不过4%或更低些，下半期可能达到6%。
八十年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贸易结构方面也将发生一些变化。
在商品结构上，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向节省能源的更高级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将有更多的尖端科技产品提供出口。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制成品比重将进一步增长，估计到八十年代末，制成品比重将占到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将相应下降。在进口商品结构上，制成品将上升到60%左右，初级产品将下降到40%左右。
在地区结构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仍是主要方面，约占出口总额的65%左右，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将占25%，对社会主义国家出口将增到5%，对苏联东欧国家贸易也将增长到5%左右。
三、关于世界经济形势
第一、对西方经济的近期预测:战后最严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80至1982)1983年2月初己到谷底，目前美国、西欧、日本经济均处在不同程度的回升之中。由于三年危机己经起到足够的’“放血”作用，通货膨胀率暂获控制，能源价格短期内难以上涨，私人消费近期有较大增加，企业存货需要大量补充。里根连任总统后势将尽最大努力来维持住这次复苏的势头，使之稳步前进。因此，材r计美国这次爪升将有可能持续两年或更长一些时间(1984一1986年)并有可能获致一定程度的高涨，西欧、日本情况也会跟着好转。
第二、对西方经济的中期预测:这次西方经济回升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因素(生产过剩)的暂时减弱，它将是微弱的，不稳定的。
第三、付西方经济的长期预测:从十五至二十年的长期看，西方经济不可能出现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那样持续二十年的高速度增长。相反，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经济仍将在低速增长、基本停滞、结构失调和周期频仍中度过。原因:
—西方国家迄今还没有找到能够解决经济问题的切实有效的办法，各国而对国内一系列经济矛盾只能头痛治头、脚病医脚、穷于应付，反而使矛盾更加深刻化。
—西方工业国家迄今还没有找到能够导致相互经济合作的办法，纷纷以邻为壑，相互转嫁困难，特别加重剥削第三世界，因而加深了区域化、集团化的影响，加剧了世界财政金融体系的高度不稳定，相互争吵也不断加剧。
—科技发展目前着重在微型电算机和机器人等节省人力劳动的工具上，但目前还难以广泛应用，一则由于投资利润率太低，不能引起资本家对固定资本大量改建、新建的投资热情;二则由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反对，使这样的工业改组不得不放慢步子。这些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影响了通过科技应月j而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最早在八十年代末，甚至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改变。
一一由于必须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美国正在进行长期的扩军竞赛，争取军事优势，大量国际军费的开支将是长期的，这也会影响美国的工业。
四、我国对外费经贸易工作今后的任务和对策
中央书记处指出，到本世纪末我国进出口总额要实现倍增，达到1，600亿美元。这就要求出口翻两番，进口翻两番。这一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在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将由目前的1.23%提高到2一3%以上。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名列前10位左右的出口贸易大国。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发展来看，外贸实现倍增，出口平均每年递增7.6%并不算高。1950—198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比工农业增长率高30%，而在未来的十年，基本上是按同一速度增长的，留有相当的余地。所以，人们有信心实现这一目标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我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时，还必须看到国内外对我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以便及时研究、预筹对策。
对我不利的方面:
—保护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竞争能力强弱不等。在各国普遍发生经济危机，生产下降和失业剧增的情况下，为了向外转嫁危机，争夺市场的斗争大大激化。一些竞争能力相对软弱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转向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限制外国商品进日，以给本国工业保留更大部分的国内市场。一位西方人士指出:现在己经不是选择自由贸易还是部分保护主义，而是选择部分保护主义还是彻底保护主义的时候了。
对‘我有利的因素:
联系上述关于西方经济的预测，考虑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影响，我们认为下列几点是应当注意利用的:
—由于低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有大量设备闲置或等待更新换代，资金技术也会处于过剩状态，这就形成对我有利的买市场和借贷环境。即使在它们进入周期性的复苏乃至高涨阶段，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大改变。这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有利条件。我们应充分利用西方日益加剧的重重矛盾，争取买到一些不易买到的东西。
—今后西方经济发展虽然是长期在低速增长中进行，但仍受周期性规律支配，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等阶段仍将相继出现，周而复始。每个阶段的出现，对我们都有利有害，问题在于我们要善于预见发展、把握时机、利用矛盾、趋利避害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针对上述有利条件，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外贸增长速度问题，前十年(1081一1990年)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考虑在7一8%左右，后十年(1990一2000年)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考虑在8一9%之间。我们认为，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应高于八十年代。前十年，进口可以大一些，出口相对小一些。因为我们巫需进口技术设备和短缺物资。八十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形成买方市场，有利于我进口，以便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至于贸易逆差，可用非贸易收入及外资来解决。
后十年，出口要大一些，进口相对小一些。因为九十年代世界经济会有好转，国际贸易将重显活跃，对我出l:1较为有利。同时，我国经济经过八十年代的调整、改革和技术改造，出口产品将更适合国际市场的需要，可供出日的商品数量将日益增多。)舀一f·年扩大出口，也有利于偿还前十年所借的外债。
一一从我国出卜叮‘品结长。来看，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初级产品。在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三种产品都有。在这三种产品‘护，怪纺产品所占比贡最大，机电产.异:和化一助“:品所占比重很小。这说明当前我国优势仍在于具有比较熟练技术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情况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恐怕难以改变。
面对当前国际市场上竟争日益剧烈，保护主义越来越历害的现实，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首先着重巩固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况1的优势。例如，加速轻纺一l二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品。还应发挥我们特有的资源优势，开采地下资源(如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白行加工，然后向外出口，换回急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一一迅速建立有效的国际经济贸易情报系统，这是实现到本世纪末外资翻两番，l戊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区域经济一体化业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然而,“经济一体化”这个词语是近年才出现的。有人将一体化描述为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在这个多国经济区域内,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
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往往大于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为了调和两种地区之间的关系,主张同一地区同其他地区不同的特殊条件,消除国境造成的经济交往中的障碍,就出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设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接并形成为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动因
与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兴起有着深刻的内在动因――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设定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目标都要高于WTO谈判的目标,各成员从中获得的自由化利益也必将高于参与全球贸易体制的效果,这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原因。一些地理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消除国境造成的经济交往中的障碍,削弱或消除贸易壁垒,形成了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共同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 T O的促进作用
在过去的十年,区域经济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根据WTO测算,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与GATT时期年均通报3个的速度相比,向WTO通报的新区域贸易协定以年均11个的速度增加,十年来间新通报增加的区域贸易协定共计有196个,其中仍然生效的有132个。从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国家和地区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至少是一个区域经济组织的成员。这样世界上有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的“双重成员资格”。从这点看,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经济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构成双方相互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从长远和总体来看,集团化趋势所产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可能阻止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相反,由于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水平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合作水平要高,区域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必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阶梯或中间环节。换句话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WTO健康良性发展的助推力,可以推动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具体如下。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目标一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协调各成员之间的立场和利益,消除成员间商品、服务以及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种障碍,以实现区域内各国福利的最大化,促进自由贸易。这一目标与多边贸易体制――消减贸易壁垒,促使贸易尽可能自由流动的目标从根本上是一致的。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热潮强化了目标的一致性,突出表现在:一是以APEC为代表的新兴区域经贸集团公开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强调以亚太区域为基础推动全球经贸自由化。二是RTAs(区域贸易安排)与WTO共同应对非关税壁垒。目前,RTAs的迅猛发展,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和经济全球化一起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和重要潮流。截至2007年7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并已生效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安排达到205个,一定程度上实现了“RTAs驱动下的贸易措施自主自由化”,这本身促进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行动一致性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RTAs构建基础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多为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所涉及成员的数量要远远小于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各成员之间就贸易自由化进程达成一致的难度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在小范围内更快地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如果世界各国首先在小范围内达成一致,那么坐在WTO谈判桌前的代表的数量就可以下降,从而有效地降低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反之,全球多边贸易谈判规模较大,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要在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程度的进展必然会有很大难度。而双边的或次区域的经济组织由于参与国的沟通、协调和谈判的成本较低,可以相对顺利地启动实质性的合作进程。这实质上也是一种降低广义的交易费用的过程。这种双边的或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多边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可以迂回推进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NAFTA和APEC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加、日、欧在关税和市场准入等议题的谈判,使得历时近10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1993年得以圆满结束。
3.区域经济作为多边贸易的先行者,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奉行“最惠国待遇原则”,而实行“非互惠原则”,并体现“授权条款”的精神,这样的理念使得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国家更易于达成协议,开展自由化贸易,从而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发展。当前,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谈判难度较大,前进步伐缓慢,因此,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开始尝试通过RTAS来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应该说,在推进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方面,RTAs是WTO的先导。区域安排可以为全球行动提供准备和经验,同时容易协调各参加方的立场和利益,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时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予以实现,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有益的经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漓高,郑昭阳,齐俊妍.全球化条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吴朝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学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一、 引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无论从进出口的规模、进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我国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我国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在既有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有相当多的文献，但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的重要方面正是对外贸易结构的迅速提升”（江小涓，2007），忽略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颇的。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部地区，同时也是西部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开放的地区之一，四川省的经济发展较具西部大开发的典型性。地处西部的四川牢固树立“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思路，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开发领域进一步扩大，2006年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10.2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10%，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四川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56.1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9%。重装设备出口增长迅猛，电站设备、钻井设备、机车等成套设备出口额达到6.29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26.7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增加，而初级产品出口迅速下降，贸易结构变化非常明显。
国内外部分学者探讨了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e（1995）根据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强调一国国内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出口投入到国内生产，可直接提高国内既有生产函数的效率，进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Keller（1999）通过不同贸易结构与技术转移影响本国TFP的视角，发现国内TFP的增加与进口份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关于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结论。如国内学者王永齐（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关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构造了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构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贸易结构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不同促进作用的结论，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
本文拟选取四川省1989－2006年的数据对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二、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贸易结构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相对比例来表示贸易结构。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弱；工业制成品附加值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却相反，以进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经济学家通常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四川省的对外贸易结构日趋优化，进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提升。我们用EXM表示出口贸易结构，IMM表示进口贸易结构，由图1可以看出，198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0.65，而2006年该值达到了0.92；与此类似，1989年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0.83，而2006年达到了0.93。无论是进口贸易结构，还是出口贸易结构，在90年代以来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
我们用人均实际GDP来代表经济增长变量，GDP的数值采用1978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7。而进出口贸易结构数据来源于1990年～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为消除时间序列经济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有变量的实际值均采取了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数据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关系和协整关系，三个变量我们分别记为：LNGDP、LNEXM和LNIMM。
本文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构建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VAR模型较单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为本文所考察的经济变量多为水平变量，具有非平稳性，简单回归方程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必须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
（1）式中，表示外生变量，表示残差，为各变量的系数，p为滞后阶数。可根据研究需要而改变各变量的具体指标内涵，从而得出最合适的结论。
三、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对变量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水平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期的确定采用AIC最小准则，以保证残差值非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带常数项、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由表1可以看出，在变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认定LNGDP、LNEXM和LNIMM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是平稳的。于是，我们认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他们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
2.协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与其滞后期有很大的关系，滞后期越长模型的稳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要使滞后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在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依据上述思路，本文根据Eviews软件中的Lag Length Criteria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检验方法，并对模型的异方差、自相关和正态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通过对各最优滞后期模型进行AR视图检验，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时，VAR模型是稳定的。
为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原始数据序列的分析来确定数据空间中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并根据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所得的结果，从而确定我们选择的检验形式（具体检验步骤略），综合检验结果见表2。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发现，迹统计量表明三者无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相应的协整方程为：
（2）
由协整方程(2)发现，工业制成品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7.6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工业制成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0.157个百分点。但是从括号内的标准差来看，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出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前者作用较小，但也较显著；后者较大，但并不显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另一种则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VEC模型的检验，两者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的不同，前者仅适用于非协整序列间的因果检验，而后者则是用来检验协整序列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三变量VAR系统是协整的，因此我们的检验基于VEC模型作出。具体检验结果可见表3。
注：在10％的条件下显著均拒绝。
从表3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都不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制成品出口与工业制成品进口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但GDP的增长确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四川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也趋于上升。
四、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和人均GDP的相关数据，对1989年～2006年间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
1.在样本期内，四川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均呈现出大幅度的增加，贸易结构趋于优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已经成为四川省对外贸易发展的主流，初级产品进出口比例不断趋于下降。
2.协整分析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均能促进四川省人均GDP的上升。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要远大于工业制成品进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的提升均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增加却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四川省人均GDP的增加能够促进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参考文献：
[1]江小涓: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增长:1980～2005[M].人民出版社，2007
[2]徐光耀:我国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2）:3～7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的运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估计由此前3月份的3.9%调到3.7 %,调低了0.2个百分点。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大的经济体经济低 迷已经影响到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前三季度,从国别看,我对美国出口增长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个百分点;对以转口贸易为主的香港地区出口仅增长8.9%,回落12.7个百分点; 8月、9月份对欧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个月累计27.1%分别回落到22%和20.8%。从产品看,部 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装前三季度出口增长1.8%,玩具增长3.7%, 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个百分点。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出口贸易额却还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国进出口总额1967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尽 管有多种原 因可以说明中国与主要经济低迷的贸易伙伴国贸易额增速减少而总体贸易额增速势头良好的 情况,但中国与新兴国家贸易快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我国对东盟国家 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9%,其中出口增长了20.7%,高于同期对欧盟的19.5%的增长。在 中 国对外贸易中表现出愈来愈重要地位的新兴国家经济波动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理 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本文拟以东盟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 加坡和泰国)为观察对象,以1985―2006年中国实际GDP、六国实际GDP和中国与六国双边贸 易 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给 予分析。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建构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其扩展。
文献综述
对世界经济波动的贸易传导机制分析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国或重要的区域经济体内。 欧元区统一货币的实施,更加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因为换来成员国之间贸易增加的 统一货币的实施是以牺牲成员国独立的货币政策为代价的,这在经济周期波动协动性很差的 成员国表现得更是明显。对什么在决定着这种经济波动协动性的探讨也更多地是从贸易的视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论上分析认为货币统一创造贸易,而贸易反过来又提 高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业国家为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较高的贸易结合度确实导致较高的经济波动协动 。 但是有学者对以工业国家得出的结果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早些时候,Krugman( 1991)就认为经济周期协动对贸易结合程度的反应可能取决于不同国家间生产结构的差异等 因素,[2]后来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认为产业内贸 易程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协动分别对 工 业国家间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结合程度的不同反应是可以从专业分工模式和双边贸易得到 解释的。[6]
尽管国外关于中国与地区经济体之间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的考察较少,但在临近研究领域内 已有国内学者给予关注,但这是一个逐步切入正题的过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区 域经济周期存在性的同时力图立足于区域体内给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发现20 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离散的倾向并进而给 出了解释。[7]张兵(2002)考察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归为域 内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等因素。[8]杜群阳等(2005)以东亚十国为样本,利用聚类 分析发现 在1970―2004年间东亚经济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区域经济周期也存在,并发现中国 与东亚经济周期关联度逐渐加强等结论,在分析经济周期存在原因时已把产业内贸易作为一 个因素考虑进去。[9]王悦(2007)则完全从对外贸易的角度分析东亚经济周期同步 性,不仅 验证了东亚地区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存在,还证明了东亚地区对外贸易变动对该地区经济周期 同步性有明显的影响。[10]喻旭兰(2008)运用共同趋势与共同周期理论,以1994― 2005年中 国与东盟的GDP季度数据,建立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后发现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兰主要是以中国与东盟总量GDP数据来考察协动性,体 现不出中 国与东盟主要成员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情况,更没有考察贸易对这种协动性的影响。因此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贸易角度实证考察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双边贸易与 双边经济波动协动的分析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模型建立
1.关于变量的建构和数据描述
我们实证分析核心是测度双边贸易强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对双边经济 波动相关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响。取t时间段内i和j两国经济周 期协动度(用相关系数表示),即p(i,j)为因变量,其值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从i和j两国以本币表示的真实经济总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数据相关系数。我们沿袭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时间段内双边贸易强度为自变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实证分析
1.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周期的分析
通过HP技术从七国实际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数据走势如图1(由于各国GDP数据大小不 一及货币单位不同导致周期成分数据大小差别较大,为便于在同一图中观察,图中显示的是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数据走势图)所示。图1显示在1985―2006年东盟六国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周期,即有两次平均长度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长度为4年的基钦周期(1996―2000)。中国经济在1985 年开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达谷峰,此后开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达谷底, 此后开始上扬。中国经济周期表现出与六国经济周期明显的协动性。
2.变量数值的获得和平稳性检验
在对1985―2006年相关贸易和GDP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依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到相关变量 数据如表1所示。
表3清楚显示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国与六国双边贸易对中国与六国双边经济协动是有促进作用的,中国与东盟诸国日益密 切 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经济上的联系。其次,双边贸易往来对双边经济协动促进作用的大小是一 样的,双边贸易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双边经济协动程度提高3.848个百分点。但是个体 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易存量对双边 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分别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双边贸易程度与双边经济协动的Granger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出现较大的 相关系数,为表明双边贸易是否对产业结构有促进作用,还需Granger因果检验的进一步证 实。由前面分析已知两个变量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检验。至于检验模型 选定,需要进行协方差分析,首先做两个变量的因果模型。对模型考虑基于如下两个架设: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程度起到了促进双边经济协动的作用,同时双 边经济的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加强。
结论及扩展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样本观察期内,东盟六国经济走势显示出较强的一致性,出现了明显的区域 经济周期,而中国与东盟六国经济波动表现出高度的协动性。
第二,中国与东盟六国的双边贸易对双边经济协动是有积极影响的,且影响的大小一 样。但是个体固定效应的存在表明,东盟六国各自具有的差异因素导致与中国已有的双边贸 易存量对双边经济协动的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不同的,影响大小依次是缅甸、菲律宾、马来西 亚、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
第三,中国与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程度和双边经济协动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双 边贸易程度加强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协动,而双边经济协动反过来也促进了双边贸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显现出了互动效应。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国家出现了愈加明显的区域经济周期,同时 地缘关系、贸易互补性使得中国与邻近区域经济贸易联系在加强,贸易成为中国经济与区 域经济产生互动的重要传导渠道之一。因此我们在防范世界大国经济波动通过贸易影响中国 经济波动的同时,也要加强对邻近区域经济体经济的波动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贸易传导机 制的研究。
注释: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南开经济研究,2001
[8]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 亚太经济,2002
（一）承办“财务会计改革与国际商务可持续发展”论坛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6月，由商务部财务司主办、天津市商务委协办、我会承办的“财务会计改革与国际商务可持续发展”论坛在天津召开。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刘山在、商务部财务司司长李荣灿、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金融司司长孙晓霞，商务部有关司局、事业单位、商会、协会领导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各省、市商务厅（委、局）领导及财务处、会计学会负责人，中央和地方外经贸企业近160人与会。与会代表回顾了商务财会改革30年的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并对当前实现国际商务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热点问题，如会计准则的建设与趋同、银贸协作、人民币升值、“走出去”战略、反倾销、国有企业债务重组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二）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
1.年度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
理论研究作为学会重要的职能之一，自2007年开始，学会与商务部财务司联合组织开展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推动理论研究工作开展，提升论文评选层次。2008年全国论文评选，设立论文评选工作组织奖，改进论文评选机制，将署实名评选改为“双盲评”，规范论文报送格式。
2.两项课题研究
学会承担了商务部财务司两项理论研究课题，一是人民币升值与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二是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根据所涉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产业分布特点以及受升值影响的重点行业等特征，人民币升值与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分别由辽宁、上海、江苏、广东承担；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由宁波市外经贸局与会计学会承担。
（三）《国际商务财会》月刊编辑发行
《国际商务财会》自2007年更名改版以来，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改进，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内容上，2008年杂志综合版增设企业理财、个人理财等副刊，增加信息量；扩大对外交流，围绕当前商务形势和会计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约稿、采稿，对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人士进行采访，为广大读者提供及时和权威的指导，增强实用性。形式上，统一文章的格式，对论文的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注释等具体要求做出规范。
（四）专业书籍编撰发行
1.《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
我会受商务部财务司委托，出版了两册《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编入了400余个重要的财经法规和财会制度文件。
2.《反倾销会计实务》
为更好的帮助企业应对反倾销，学会组织了几位反倾销专家编写了该书。目前该书的初稿已经编写完毕，正在抓紧时间总撰编审。
3.《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实务》
随着新企业准则、新财务通则在企业的推广实施，新税法的出台，企业迫切需要有一本既反映外经贸行业特点，又紧跟各项财税政策的业务指导用书。我会对《对外经贸会计实务》（原《外经贸财会基础手册》）进行修订。
（五）培训
1.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继续教育培训是我会培训工作的重点。自1999年我会开展中央国家机关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以来，每年培训人数均名列20多家培训单位的第2、3名，多次受到国管局的好评。2008年我会以加强培训质量为前提，结合学员需求、紧密围绕热点、难点问题以及专业特点开展培训；适时增加了形势政策指导讲座。培训形式不断改进，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最方便的服务。2008年共举办了25期培训班，其中：走读班7期、公司班18期；共有3 399人参加了培训，比上年增长了7.5%。
2. 反倾销应诉会计培训
自2006年始，我会在全国举办了多期“反倾销会计人才”培训班。2008年分别在杭州、无锡、青岛、西安、上海举办了5期，共计667人参加了培训。
（六）会议与会员活动
2008年3季度由财务司和我会共同召开了“商务系统企事业单位财务处长联席会”。该会已举办8次（2001～2008年）。
4季度，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外经贸企业外部市场环境恶化。为让企业更好应对此次危机，我会于10月在北京组织一次国际金融形势报告会，中央外经贸企业，天津、北京外经贸企业及有关单位财会部门负责人80多人出席。
（七）组织建设
为保持我会与省市学会合作渠道的畅通，按照自愿、不双重缴费、保持总会与省市学会联系渠道畅通的原则办理各省市学会会员单位加入我会的入会手续，实行双会员制。
二、2009年工作安排
（一）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
1.年度理论研究与论文评选
坚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和会计学会联合开展商务财会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机制，继续优化评审流程，激发各单位参与理论研究和论文评选的积极性。
2.两项课题
学会将在总结上年课题研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继续结合商务财会工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酝酿承担两项理论研究课题任务，一是关于企业“走出去”财税金融政策课题研究，二是服务外包与会计工作课题研究。企业“走出去”财税金融政策课题将分为3个子课题：以家电、轻纺为主体的制造加工业；以商业服务为主体的批发零售业；以承包工程为主体的建筑业。
继续做好《国际商务财会》的编辑和发行工作。在提高杂志总体质量的同时，加大发行力度，扩大期刊的国内外发行。
（三）开展合作办刊
为实现月刊的发展与创新，2009年将开展合作办刊。合作办刊的目的是为各省区市商务主管部门财务处，外经贸会计学会，中央和地方外经贸企业，大专院校，提供一个开展理论研究活动、发表理论研究成果、交流财会改革经验、介绍企业财会案例、展示财会人员风采的平台，同时也提高办刊质量、拓展发行渠道。合作双方实现双赢。
（四）专业书籍编撰发行
学会将根据拟定的提纲，完成《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实务》的编写工作。继续编好《财经法规财会制度选编》。并做好这两本书以及《企业风险管理》与《反倾销会计实务》的发行工作。
（五）业务培训
学会在继续做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承办反倾销应诉会计培训的同时，根据地方与企业的迫切要求，针对中小企业会计工作薄弱、内部控制不完善，应对外部风险能力较弱的情况，申请承办“中小外经贸企业会计人员职业技能培训”和“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人才培训”。
（六）举办“海峡两岸企业会计准则”研讨会
上半年学会酝酿举办“海峡两岸企业会计准则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推动海峡两岸开展经济贸易合作。日前已就相关事宜做了初步调研，计划于2009年第二季度在西安、上海或南京举办此次研讨会。
（七）会议与会员活动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分工有了新的形态，社会生产力也开始狂飙突进式地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1]。统计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个定义旨在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本文所涉及“气候变化”的含义都依据此定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近五十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自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增加，目前已经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定书》明确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类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约为55%。在现行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对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说之温室气体即指CO2而言。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为完成《公约》的目标，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确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为《议定书》的执行制定了细则，铺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继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三个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国际新规则。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减轻其承担的减排义务负担，在《京都议定书》别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这些机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过按照规定程序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构建国际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论与实践。各国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外部性，就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在确定总的环境容量和各经济体排放限额的前提下，各排放单位之间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它对企业的激励在于，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排放权剩余，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而增加排放的企业必须付出经济代价。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使CO2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资本化。
1960年，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概论；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在部分两控区省市也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纷纷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成立。
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排放交易机制确实一种经济安排，而排放限额的设定又涉及国际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同时，国际排放贸易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因而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以这一课题为主体的环境经济学也于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学家针对CO2排放交易这一新贸易形态所作出的经济学解释作一系统梳理。
二、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义在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交易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完备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这两个假设都不存在，各国的环境容量与减排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无完备的市场机制来安排这一交易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时，遇到的是跨期选择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其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这种气体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存在外部性，而温室气体排放本身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一国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温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际碳排放贸易的形成机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全新的交易领域的魅力又的确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企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二）外部性理论和公地悲剧
1.庇古税。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经济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关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外部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市场机制不一定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认为，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7]。福利经济学认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以使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确定纳税义务，因而是一种从量税，单位税额的确定按照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来决定。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矫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会成本。庇古税实施的难点在于怎样准确计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不仅是一种厌恶品，而且是一种公共厌恶品，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个简单推广，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还有，外部性理论的讨论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费的外部性，而没有涉及生产的外部性。
2.公地悲剧。科斯（Ronald Coase）[8]认为，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话，外部性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的话，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将毫无疑问是无效率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机制给人们提供谈判的机会，那么人们就可以交换他们产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在科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对公共厌恶品产权的界定。
在科斯条件下，政府是没有必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非法方式抢劫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因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排放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
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简称“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法进行转让。结果是各经济体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权交易。假定当前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无效率的，现在存在着某种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此时所有成员都应该能够接受这种改进，更重要的是，更好结果的出现与谁拥有排放的权利没有关系。如果A国有权利排放温室气体，但B国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额比A国减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国会削减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过来，如果B国拥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而A国愿意向其支付，以换取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这种支付在边际上超过了A国排放对B国造成的损失，那么B国会允许A国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样改善了。所以不论谁拥有排放的产权，他们都会讨价还价，直到在某一点上，额外排放对排放者的边际收益正好补偿了对被受害者的边际损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证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权交易”的设想。这一设想试图从生产的外部效应的角度来解决排放的问题，但这种机制实现排放总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各厂商之间控制排放的边际成本必须相等。但所有厂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难估计出各厂商适合的排放限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须为零，而在现行京都体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与谈判成本。
另外的问题是，由于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国家都加入《京都议定书》体系之前，就很难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搭便车”的行为阻碍了防止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矫正，那么就很难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是对《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后续减排目标谈判如此艰难的一个经济学解释。在此方面，西方经济学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继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其中Barrett（2008）还提出一种“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就可进行，避免了“搭便车”的问题，但关于技术的管辖权仍需妥善解决[9]。
三、结论
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对于其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着眼的大多集中于对贸易形式本身的解释，且关注点多在需求侧。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来，还没有从供给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产环节，其与供给活动息息相关。因而从供给侧对其发生机理作出恰当的经济学解释，并由此提出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或许将开启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
[3]京都议定书[Z].
[4]戴尔斯.污染、财富和价格[Z]，1968.
[5]沈小波.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8).
[6]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二、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经济增长机制。现在社会上有两种的经济增长机制。一种是传统模式，只是增加原材料或劳动力的投入来提高产量；另一种是规定原材料及劳动力的投入分量，采用最新的科技，提高原材料及劳动力的使用效率，优化其配置，以提高产量。因此可以得出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基本要素的数量；二是运用最新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国际贸易也主要是通过这两种资源的进出口贸易，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出口贸易的结构受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并不断的进行调整、优化升级，使世界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让各国可以将本国富余的资源出口到稀缺的国家，取得较大的资金收益；再用这笔资金向其他国家进口本国稀缺的资源，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人们的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2.国别经济层面。国别经济是构成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别经济的分析，得出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国别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贸易的进出口上。
（1）进口
①国家进行进口贸易是因为本国对于所进口的商品比较稀缺，而国内又需要对这种商品进行消费。国家为了以后能够减少对这种商品的进口，就会研究这种商品，形成新的产业。②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富余的资源，也会有自己稀缺的资源，这是就需要进口稀缺资源，增加本国的要素供给。还可以进口其他国家的最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本国的生产力和生产率。③企业在日益激烈的进口要素竞争中，可以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进行完善，优化企业的产业结构，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2）出口
国家将自己剩余的资源出口到其他国家，既可以为这些资源提供市场，还可以减轻因这些多余资源所带来的压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某商品有市场、有需求，国家就会增加商品的生产量，推动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并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3）概括
国家进行贸易进出口会对国家经济产生以下影响：①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可以打入世界市场，扩大市场范围，使国家经济增长不再局限于本国市场。②进行国际贸易可以引进本国没有的商品，刺激本国消费，产生新的需求，促进新的产业的出现。③通过国际贸易将剩余资源换取稀缺资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④国际贸易所引起的需求和资源效应，可以促使企业进行企业改革，优化企业结构。以便国家淘汰效率低的企业，扶持效率高的企业。⑤企业的增加引起竞争的加强，可以刺激企业引进新技术，提高创新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⑥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有利于加快国家增长经济发展速度，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出口贸易可以加大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人们的就业率，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