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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有追求社会生活稳定、和谐有序的目标指向，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共同的正义性、应当和必须的价值追求以及相似的表现形式。
1. 共同的正义性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代表或反映人类共有利益的需求决定了道德的内在精神之一就是正义。道德效力所追求的从行为层面讲，就是社会个体对道德规范的遵守；从价值层面看就是正义的实现。一旦失去了正义的理想和崇高性，道德也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价值。道德失效也指日可待。正是由于道德的这种内在价值精神，成为了法律规范制度与实践的价值参考。法律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其正义性，正义性是法律之为法律的标志，也是法律得以实现的基本动力。法律效力所追求的就是正义的实现。那种完全独立于道德标准、道德原则的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是不可能有效力的。法哲学研究的先躯――古希腊学者，是正义论研究的先行者。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亚里士多德就把正义作为法律的基础。他认为法律只是人们互不侵害对方权利的临时保证而已，而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从正义这个前提出发，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具体表现，法律的好坏是以正义作为评价标准的。人们服从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实现了正义。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道和正义是法律的目的，并且是它的准绳。他的“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的名言，一直成为人们探讨道德和法律关系的基点。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在论述法的概念时就指出：某种存在物是否是法律，并不是看它是否是出自国家或是否为习俗，而是看它是否正义、与自然相一致。他把法律的基本特征看成是正义，而非国家强制性。与一个社会的道义上的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由于经常受到消极抵制以及在进行监督和约束方面所产生的种种困难而丧失其效力。这样就把法律与道德拉得很近了。可见，正义性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它们共同的内在本质。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实现也就标志着正义的实现。
2. 二者都具有强制性和价值性要求
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追求的是对人的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的成功调节。二者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强制性，即所谓必须如此，它保障的是规则的基本有效性；一是价值性，即所谓应该如此，它赋予规则以价值的内涵。从人类早期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规则：有些规则主要是靠对不服从的惩罚和威胁来维护；另一些则依赖于人们对规则的尊重、负罪感或者自省来维护。“必须”与“应当”是既存于道德中又存于法律中的两个共同的对秩序的追求。实际上，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既需要产生规则效力的“必须”之强制，也需要体现价值合理的“应当”。法律效力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外在的强制性。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须顺应该社会流行的道德规范的要求，否则就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指导。可以说价值的合理性是法律精神的基础；而道德效力的实现也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要价值的引导，它同样需要一定的社会强制。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在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中，“必须”的实现机制和“应当”的运作原理各有特性。虽然从总体上道德效力体现“应当”的要求，法律效力体现的是“必须”的要求，但是从根本上说，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都必然追求“必须”与“应当”所体现的秩序目标。道德规则区别于其他社会规则的特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够造成保障它们效力实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二是它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牺牲个人利益或与之相连的个人偏好。前者为“必须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道德效力也需要有强制力作为保障。道德效力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舆论对道德的履行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以保证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合理性能够得以实现。
3. 二者效力的基本表现形式都是赋予力和约束力
道德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道德效力是指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基于社会秩序的价值定位，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它是以社会舆论、传统习惯、行为个体的理性自制和内在良知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人们对违反道德规范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评价和谴责的权利和赋予人们对遵守道德规范、品行高洁的有关行为人进行道德赞誉、支持的权利以及约束人们遵守道德规范、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同样，法律效力的两种基本的表现形式是赋予力和约束力。法律效力首先是一种“力”，是一种“作用力”，这种“作用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表现为赋予有关主体行使其权利或权力和约束有关主体履行其义务或责任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包括赋予力和约束力两个方面，而不是仅仅指约束力。二者的表现形式很相似。
二、二者之区别
1. 道德载体和法律载体之不同
无论是道德效力还是法律效力都是一种作用力，而这种作用力只有通过某个事物才能传送到各个方面，所运载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这种作用力的事物就是道德效力和法律效力的载体。道德效力的载体是道德，而不仅仅是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善恶和是非的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活动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体系。作为道德效力的载体的道德是作为整体的道德，其中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三个方面。道德活动既是人们的观念活动，也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派生出来的用以调节人的交往行为、保证社会秩序的实践活动。道德自身的要素，如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行为等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自组织系统――道德系统。
法律效力的载体只能是法律，而不能是法律派生文件、文书，不能是民事行为。第一，法律的作用力是法律的效力，派生文件的作用力是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法律的派生文件、文书只能用“效力”来指称，而不能用“法律效力”来指称。通常所说的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在效力两字前加上法律两字只是强化效力的严肃性而已，就实质内容而言，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与派生文件、文书的法律效力两者之间无任何差别。第二，派生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是特指的、具体的。虽然也可以用“时”、“地”、“人”、“事”来牵强解释，但与法律的效力范围这种泛指的、抽象的概念相比则相距甚远。法律的效力与派生性文件、文书的效力范围也不能同日而语。法律效力中的法律是指整体的法律，包括法律观念、法律规范和法律秩序三个方面。许多人把法律效力等同于法律规范的效力。而事实是，法律效力之法律是作为整体的法律，即作为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等法律要素有机结合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律，因此法律效力便不能仅仅是法律规范的效力。
2.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不同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有着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实施手段。
其一，产生和表现的形式不同。道德规范源于人所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力和一定的价值追求，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它是从一种自发的习惯而开始升华，最后成为群体的固定行为模式，从而形成规范。因此，道德规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信念中，没有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表现形式。法律规范则不同，它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制定法律规范是有其严格的法定程序的，在规范的形成中具有最高的严肃性。这对于大陆法系自不必言，即便是英美法系的判例也是如此。因此，法律规范一般都存在于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诸如宪法、法律、法规及规章之中。它有着其明确的、特定的、具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正因为如此，道德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规范则属于政治上层建筑。
其二，实现的方式不同。道德的基础是自律。因此，道德规范的实现，主要是通过教育的作用，使之逐渐成为人们的观念模式，升华为内心的崇高信念，再转化为习惯的行为模式。它的实现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诚然，道德规范的实现，也并不排斥他律，即一定的外在强制性，这主要是指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的力量。但是，即使是这种外在强制性，也必须首先转化为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性，道德规范才能得以实现。法律规范的实现则完全不同，它具有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强制性。法律也并不排斥自律，即人们的自觉守法。但法律实现的基本形式是他律，它以一套完整的程序和机构、设施保证其实现，它原则上不允许任何规避法律的行为存在，它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给以相应的、有力的法律制裁，以保证其实现。
由此可见，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有着确定不移的界限，这种界限就在于二者在产生、表现和实现形式上的区别。由于这些形式上的区别，使得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的载体泾渭分明，人们便能够简单明了地区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
3. 效力作用机制之不同
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和法律，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能否产生普遍的、应当执行的作用力与各自的维护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来加以维护，而法律效力则主要是通过特殊的国家强制力来保证。
道德效力主要是通过人的良心和舆论及风俗习惯的社会权威这种弱强制力来加以维护。这种弱强制力，在个人层面是个人的理性自觉、个人的良心机制，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控制的强制力；在社会层面则是舆论及风俗习惯这种社群压力，社群压力也是一种强制力，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礼教吃人”现象。社群压力这种弱强制力并无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公共谴责、他人嘲弄、孤立、谴责而进行的一种精神性的、非物理强制性的强制力，它充分体现了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良心是自我控制的核心。良心的特殊的强制力是社群压力和国家强制力所不可替代的。作为公民个体行为内在的制约力，良心一经形成便会贯穿在个人意识和行为的始终。个体良心的是非认同和好恶情感对个人的行为起着支配的作用。在行为中，良心对个体行为具有内控作用，即道德监督作用。它随时监督行为者按良心的要求做事，纠正和克服不良的情感。人们常说的“改邪归正”、“良心发现”就是这个道理。人的行为是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良心不仅是一种知耻心、一种责任意识，更是人的道德自律的最高表现，是人行为有德的内在推动力，对道德效力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最高权力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效力的实现是依靠国家强力机器来保障的。国家是强制的主体。国家的强制手段包括警察、法庭、监狱等。法律的强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保障法律权利的充分享有；迫使法律义务人履行义务。通过对不履行义务者的制裁，确保法律的权威性，维护社会正义，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一经制定，就要求必须被遵从。如果有人破坏或不遵守法律规范，国家就会运用强制手段对之予以强制性的处罚。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并赋予法律以威慑力，从而使得法律的维持与实施具有可靠的、强有力的保障。一项法律即使是错误的，在它没有被更改之前，国家强制力仍然要维持它的执行。因为有了国家强制力量作后盾，所以法律规范比其他类型的规范更能有效地调整人的行为。这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区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也因如此，在对社会生活的调整上，法律居于主导地位。以国家名义规定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主要体现为或仅仅体现为法律。而国家强制力也成为法律效力的最有力的维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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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188-02
1冲突问题来源于海因兹故事
1.1海因兹故事
在欧洲，曾经有个妇人患上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癌症，生命垂危。很多医生一致认为只有一种药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这就是本城的药剂师最近研发的一种新药。研发这种药的成本虽然为200元，但是药剂师乘人之危索价2000元。妇人的丈夫海因兹四处筹钱希望能够借到足够的钱来买这种药治疗妻子，但是最后仅仅借到1000元。海因兹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只好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把药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账，没想到药剂师却说：“我研发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在深夜撬开了药店的门来偷药。
1.2问题的提出和对问题的分析
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它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以下问题。海因兹应不应该偷药？海因兹偷药救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导致海因兹偷药的原因是什么？海因兹偷药虽然构成了犯罪，但是没有违背道德，应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
第一，海因兹偷药是为了救妻子的命，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需要；药剂师卖药赚钱也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针对这一点，为了各自的利益，海因兹和药剂师都没有错，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有各自的理由和原因的。第二，海因兹偷药尽管触犯了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但却是为了救人；药剂师虽然将趁机抬高要价，有些违背道德良心，但是并没有触犯法律。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协商和合理的程序来改变，而且社会中除了法律还有许多诸如生命的价值，全人类的正义，个人的尊严等道德原则。因此海因兹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在道德上认为海因兹有责任去救助任何人的生命。相反药剂师的乘人之危的行为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更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海因兹偷药这一违法行为。
2法律与道德产生冲突的根源
2.1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与道德的多元化的冲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其本身的权威性、强制性决定了法律具有较强的预测性。此外，法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适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但是道德规范并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道德的动机隐藏于人性的深处。作为历史性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我们的需求极其复杂多样却又不断变化，因此形成了人的需求的金字塔层次。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又造成了道德动机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不同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行为的动机不同，同一主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道德行为的动机也会不断变化，道德动机已经无法转化为某种单一的机制。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快速多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与道德的多元化发生了冲突。
2.2法律与道德规范的价值理念的冲突
法律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样决定了法律追求的价值理念是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认可。当代法律的核心是以权利和义务紧密结合的调整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即公民在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然而道德却不能完全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实践，这是因为道德的多元化和以义务为核心的要求。因而当法律的普遍标准与道德规范不一致，冲突便应运而生。
2.3法律的移植与变革与道德的内容的冲突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法律同样不能例外。由于法律的移植与变革，虽然带来了良好的景象，但是因为有意识的社会移植与变革也造成了与道德的冲突。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曾一度提倡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大同社会。平均主义的提倡者企图用小型的分散的个体经济来改造世界，试图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平均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进而要求消灭一切差别，在各方面实现绝对平均。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上的任何差别，否认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3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如何协调
法律与道德二者虽然各有优势，但是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法律与道德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若要很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二者的互补性的特点以便它们更为有机的结合。法律是道德的基础和依托，是使人们自觉守法、健全法制的重要保证。法律又是道德的具体化的表现，是道德的最低的限度。法律规范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法的公平正义原则恰恰反映了道德的愿望，体现了社会生活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同时法律是道德的支撑，没有法律的强大的后盾支持，道德的美好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因此要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互补性，就要抓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首先，在立法过程中要有一个准确的道德定位，但是这并不是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关键是道德在何种条件、何种范围以及何种层次上的法律化。这部法律是要调节哪方面的社会关系，保护哪些主体的利益。其次，不能忽视道德因素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在医疗纠纷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如果说出现了患者家属闹医院的现象，患者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在这个时刻作为执法者的公安部门就应该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精神，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相关患者进行相应处罚，以维护医院的合法利益。最后，在守法方面，法律发挥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道德认同。社会中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医疗纠纷当中患者是弱势一方，因此理当医院来对消费者负责，并不管造成纠纷的原因和经过。将心比心社会民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家有必要对其加强守法道德的宣传，不仅使患者家属注意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指导病患采取有效的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4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对现实社会的启示
4.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应当考虑此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只能以现行的法律为依据，不能仅仅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肯定导致法律一时之间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然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可以发挥其主观性来调整这种新生的行为现象。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的机制，因而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滞后，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以及道德的无力状态和被蔑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同样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4.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一部良好的法律表明法律要求包含某些道德价值，因而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复杂的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南辕北辙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二者结合的有机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到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所以在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的问题时，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涵，巧妙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注入道德的血液进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总而言之，道德化的法律应当履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说教活动，法庭成了教育的场所。
4.3中庸之道-法治追求的品质
法律的真正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律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法官在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目的是彻底解决纠纷和平息诉讼。当代的法律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权威性，不可侵犯，人们必须要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温和的一面，比如法律要体现人道主义，法律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来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因为有这种强大的外部生理性的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主体时刻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全面否认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会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又会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发挥作用，否则一定会存在缺陷的，但是这种强制作用会使法律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和相对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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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或称广东省）自开展“三打两建”工作以来，在“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以及“打击欺行霸市”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三打”成就如此可喜，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反映了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和欺行霸市等行为的广泛存在与影响恶劣。不论是制假售假，还是商业贿赂或是欺行霸市，其所反应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市场诚实信用”的缺失。制假售假是直接对诚信的挑战，而商业贿赂与欺行霸市，也是通过暗中交易和非法控制，损害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诚信已成为牵动社会的中枢神经。
从“三打”取得的成就来看，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诚信问题。但社会的诚信问题的影响业已波及社会生活、政治领域等各个方面。“毒胶囊”“皮革制奶”事件。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市场领域存在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
诚信的缺失，会带来严重的危害。诚信问题不仅是简单的道德建设问题，更不是简单的经济运行的环境问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关乎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建设，更重要的是关乎着社会主义的声誉前途问题。
根据民众的一般意识，诚信是一个道德领域的概念；而在法学研究者、经济学研究者以及决策者的头脑中，不仅视诚信为道德概念，更视其为法律概念，诚实信用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因此，建设诚信社会，要从道德教化和法制建设两个方面来进行。此部分内容，主要解决的是“怎么立”的问题。
一、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与水平
（一）开发传统的诚信文化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诚信文化资源。不论是从古时的“民无信不立”到后来的“诚信为人之本”再到当代的“明礼诚信”，不论是儒家的“养心莫善于诚”、还是法家的“巧诈不如拙诚”，“诚信”二字，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
在进行诚信教化时，可以充分开发我国传统的诚信文化资源，善加利用，借其中与当代价值取向较为吻合的部分，提高人们个人的诚信修养和为人处世的水平。
（二）借鉴国外的诚信经验
我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随着与世界各国交流的广度的扩大与深度的增加，我国文化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于一个聪明的运动员来说，与对手较量，了解对手，分析对手之长处，并从对手那里学习其所长，才能让自己强壮与进步。对于其他国家优秀的诚信文化与经验，我国也可以以宽阔的胸襟与其交流，并加以借鉴、吸收，以为我国的诚信建设服务。
（三）把诚信的法律属性寓于诚信教育之中
既然在民众的眼中，诚信只是道德问题，觉得失信不过是带来道德上的瑕疵，而不必为此付出实质的后果或是受到现实的“不利益”，那么，在道德教育时，有必要将诚信的法律属性向其做出阐释。民众在得知诚信的法律属性后，才能真正意识到，如果自己失信，所面对的不止是道德评价的降低，还将受到“不利益”的制裁。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改变民众对诚信的单纯道德看法，而把诚信与法律相联系。这样才能在依法进行诚信社会的建设时，调动民众的法律情感，遵守诚信法则。
二、用法律制度规范、保障诚信体系的建设
道德教化有其局限性，关键之处，还需要大力进行法治建设，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以保障诚信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和目标的最终实现。
（一）法律制度对建立诚信社会的作用
1.弥补道德教化之不足
道德教化的局限性需要弥补，也就意味着需要以具有规范性、强制性并且具有实质惩罚内容的某种东西来弥补道德教化之不足。而具有这些特性的“某种东西”，当首推法律。要用惩戒机制来规制“诚信”行为，就需要把这一道德调整的内容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刚好又“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见，法律是以补充道德之不足而登上调整“诚信”行为的舞台的。但是，其登上舞台的那一刻，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以后的戏，注定要由法律来唱主角。
2.法治对建设诚信社会的价值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论是从市场经济的主体自然人、合伙、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来看，还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加工、建设、交易、服务、投资、收益等过程来看，处处需要法律的规范与调整。同时，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是民商事活动进行的前提，人们往往也是因为基于“信任”而进行民商事活动。这种信任，一方面是基于对交易相对人的信任。另一方面，这种信任是基于对市场的信任。人们的初次选择，往往是“盲目”的，无法评价选择对象的优劣。然而，基于对市场的信任，人们在心理会认为：既然在市场出现，就应该是安全的。人们之所以会被其信赖的产品所害，本质上也是由于对市场的信任。相信市场，也就是相信国家的法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法治所确定的行为规则的稳定性与确定性是法律能够提供给社会的最大的诚信。
3.法律制度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说“诚信与法治的结合是社会和谐的基石”，那么，就应当“让诚信生长在法治的阳光下”。建设诚信社会也需要依法进行。依法进行诚信社会建设的前提，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确保可以依法进行诚信社会的建设。
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规范，而诚信在人们心目中是“道德规范”，会认为对自己没有强制约束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法律信用制度的强制规范下，诚实守信的道德自律约束力会越来越强，社会的外在他律会逐渐变成内在的道德自律，从而使诚信原则植根于人们心中，植根于市场经济之中。这也不失为是法律制度对诚信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
（二）法律制度保障诚信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
“三打”工作进行的同时，便应当着手进行“两建”的工作。本次“三打”运动的主要领域涉及市场领域的一些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为“两建”工作提供了一个“端口”：建立诚信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可以先由此“插入”。当杂草被清理干净了，种子更容易播种，生长的障碍也减少了。从这里插入，继而推动其他领域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把“诚信”这一指令向各个领域传输，最终建立社会诚信体系。进行“两建”工作，可以分为两步来进行：
第一步：建立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这一步可以走成“一条线”，即以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为出发点，最后在市场领域将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线，完成第一步的工作。法律的作用主要是规范作用和保障作用。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国家，政策的施行、决策的改变，往往要“立法先行”。市场经济与法治精神高度统一，因此，市场信用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也应该“立法先行”。立法可以确保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与监管体系的建设有法可依。可以在法律中规定信用体系与监督体系的标准；同时，这样的体系的建设是否符合法律标准，是否能够取得法律所欲达到的效果，以及对于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信用标准，都可以由法律来进行评价。这可以视为法律制度对建立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和监管体系的规范作用。
法律除了具有规范作用外，还具有强制作用。而且，法的强制作用是其他作用得以实现的保障。在法律制定完成，法律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之后，接下来的就是要发挥法律制度的作用了。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作为保障，市场领域的信用体系以及监管体系是难以建立起来的；纵然可以把它写出来、说出来，也难以真正用来指挥排兵布阵。
社区矫正顾名思义是将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司法中的刑罚制度联系在一起，只有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深入解读才能够进一步探究社区矫正这一新兴的刑罚制度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其社会效应。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原意是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东西，将"社区"这个词作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来研究的，始于德国的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1855D1936年），滕尼斯所描述的社区指的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根据人们的自然意愿结合而成，人们的关系建立在习惯、传统和宗教之上，同时他还指出，血缘、邻里和朋友的关系是社区的主要纽带，在这里人们交往的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传统的农村村庄是社区的代表。美国学者内斯比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由等人将社区这个概念引入到中国①，由此可见社区一词进入我国已有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了。社区这种社会组织和连结形式的形成需要依靠一定的核心线索比如血缘、邻里、习惯、传统和宗教等，归根结底这些线索反映的是社区群体基于某种共同的利益趋向而聚集在一起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利益可能是互相利用、不可分离的直接利益也可能是类似于、传教布道的隐性利益。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从狭隘的熟人生活过渡到陌生人社会，这种基于利益趋向形成的社区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生存、生活环境选择而需要获取特定生存、生活领域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包容心的需求。这种形成原因的变化并没有深刻的改变社区的运转的规则和方式，社区人依然保持着特定的具有共性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社区人绝大多数都有着对本社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区矫正实现社会效应的途径和方式的探究应当建立在社区矫正适用地点社区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上，同时结合社区矫正之目的和使命从不同维度入手，通过分析社区矫正这一表象得到其运作的内在规律和途径。
一 社区矫正的外观体现为一种物理强制②
社区矫正的适用即对犯罪人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适用一定的处罚、矫正措施例如社区服务。这种物理强制是所有刑罚中都具有的因素，社区矫正也不例外。物理强制是一种对犯罪人身体或者行为等外在方面进行控制或者指导的一种强力措施，社区矫正对于犯罪人的物理强制区别于监禁刑罚对于犯罪人的物理强制，监禁刑罚的物理强制主要是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强迫服刑犯罪人进行劳动等手段达成，而社区矫正的物理强制主要是不完全限制犯罪人甚至不限制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依靠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并通过一些社会力量的协助进行社区服务等对犯罪分子进行矫正的具有强制性的措施。社区矫正虽然不以威慑犯罪人通过刑罚严厉性来达到自身目的，但是它也必须借助对犯罪人采用具有一定外观性的物理强制措施才能实现其社会效应，达到预期目的。
二 社区矫正重要的内核是对于犯罪的心理强制③
如果说监禁刑主要通过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强迫犯罪人进行劳动等强力性的外在措施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达到威慑、惩戒的目的，那么社区矫正则是通过一些强力性程度较低，人性化水平很高的社区矫正措施来引导犯罪人在心理层面上消除减轻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从而实现矫正、人道以及复归社会等多重目的。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对犯罪人所产生的效应其心理强制的程度要高过物理强制的程度，虽然心理强制衍生于物理强制，但二者产生的效应有可能出于不同层面上，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提到了民众对于法律的态度的两个层次，第一种是外在的面向即对于法律的被动性遵守与服从；第二种是内在的面向即对于法律的主动遵守和服从④。物理强制带来的是第一层次上的对于刑法的态度，而心理强制带来的主要是第二层次上的对于法律的主动的遵守。对于心理强制的分析也应当从不同层面入手，不能否定心理强制也包含了犯罪人被动接受和主动接受的两个层次，不同的运行机制以及犯罪人的不同心理特质决定了社区矫正对于犯罪人的心理强制处于不同层次。
三 社区矫正通过介入道德评价机制实现其社会效应。
介入道德评价机制实现社区矫正矫正等目的也是社区矫正区别于监狱自由刑等其他刑罚的一个重要特征。道德⑤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活动准则是难以界定和量化的，但是不能因为道德的不确定性否定它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正是由于道德这一社会行为规则发挥的潜在作用，社会得以在一种秩序较为稳定的环境下运行。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将道德按不同的尺度区分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同时论述了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即法律与道德的密切联系⑥。可以看到，社区矫正这种法律制度产生社会效应的所具有的道德含义以及它介入道德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而这种道德含义和客观必然性之所以在监禁刑中体现的不明显正是因为监禁刑割裂了犯罪人与社会的联系；社区矫正使犯罪人在社区中接受刑罚，将犯罪人纳入到社区这一特定的环境中，而在这一特定的社区环境中必然使得犯罪人接受到带有社区环境色彩的道德评价，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得社区矫正介入社区固有的道德机制，使得这种道德机制在刑罚适用的过程中对犯罪人产生影响。在广义上来讲，这种道德评价机制作用于犯罪人也属于一种心理强制，道德评价机制通过对犯罪人荣辱心、自尊心等心理影响从而改变其心理乃至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四 社区矫正通过更多社会资源的介入实现其社会效应
社区矫正不再单纯的只运用国家司法机关的力量适用刑罚，而采取的是借助更多的社区力量，运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适用刑罚。更多社区力量和社会资源的参与有利于全面而有效的矫正犯罪人，突破了单纯公力矫正的界限，体现了社会矫正以及刑罚适用社会化的趋势有利于犯罪人复归社会。上文中提到现在的社区人由于生存、生活环境选择而需要获取特定生存、生活领域社会认同感和文化包容心的需求，犯罪人复归社会离不开犯罪人获得社区认同感和文化包容心的话题。强调更多社区力量的参与，旨在实现提高社区对于犯罪人的认同感以及可矫正性的支持；强调更多社会资源的参与，旨在推动犯罪人全面的熟悉特定社区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良性文化，通过这种途径实现犯罪人复归社会的目的。
五 从宏观上看，社区矫正打破了传统自由刑与社会的单线联系
经过缜密设计的司法程序被适用监禁刑的犯罪人，在服刑完毕以后直接从监狱回到正常社会，这个过程就像一台在进入程序精心设计而产出程序没有任何考虑的机器，传统的自由刑与社会仅仅存在将犯罪人从社会纳入刑罚的单线联系，犯罪人复归社会在刑罚设计中没有被考虑进来。社区矫正将犯罪人置于社区中接受刑罚，打破了这种生硬的单线联系，消除了犯罪人无法回归社会的情形，增加了犯罪人复归社会的可能性。社区矫正的适用体现的是一种司法活动与社会的沟通与互动，这将促进社区矫正实现其社会效应。
注释：
①何显兵：《社区矫正研究》，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 90页。
② "物理强制"一词，陈兴良教授在《刑法哲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阐述道：物理强制是个别预防的根本的形式，这种物理强制直接对犯罪人发生作用，从而体现出刑罚的强制力。
③ "心理强制"一词陈兴良教授这样解释，心理强制作用于犯罪人的内心，使刑罚产生威慑心理，在这种威慑心理中，犯罪人的心理反应十分明显。其本质是由于对犯罪人施加心理与生理上的强制性影响或抑制性刺激所引起的畏惧反应。笔者所强调的心理强制的重点不在于这种畏惧反应，而在于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与犯罪人服刑的社会化环境给犯罪人带来的悔罪心理与自我完善心理。
④ [英] 哈特：《法律的概念》，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第378页。
《德国民法典》第677条至第687条对无因管理制度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677条就管理人的义务规定如下，“为他人处理事务而未受该他人委托的人，或为他人处理事务而对于该他人无权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为之处理事务的人，必须斟酌本人真实或可推知的意思，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管理该事务”［1］。同时第678条就违背本人意思的事务管理、第681条就管理人的附带义务、第687条对非真正的事务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其余法条就不再一一举例，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制度作了比较详实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发展较早于内地，关于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也较内地完整严密，2010年5月26日修订的台湾现行“民法”第172条至第178条，就无因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第172条就无因管理之要件做如下规定，“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之方法为之。”第173条就管理人应尽之义务，第178条就无因管理经承认之效果等相关制度规定皆做了详细规定。
（二）关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展望
自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消除前苏联对我国民法制度严重冲击影响以来，我国更多的是继受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民法制度，所以，有必要就此二者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研究探知一二，以对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构建产生借鉴和引领作用。此种对比更进一步说明目前我国无因管理制度从理论构建上来讲不那么完善，与此同时，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实务案件却少之又少，笔者查阅了北京市各个基层法院以及高院和最高院的近年裁判文书及案例汇总，关于无因管理的纠纷案件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大多是夹杂于其他类型案件中以小块形式存在。针对这种现象，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实务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系管理他人事务多出于助人的善行，属于好的撒马利亚人，就管理所生费用的偿还或损害赔偿，当事人多会自行处理，非有必要，不会诉诸法律［2］。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的指出了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缘何司法实务中此类型案例如此稀少，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是法律制度的问题，往深层次考虑，道德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如此这般那般的影响。法律与道德这对命题似乎如影随形，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而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在笔者看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作用，有必要就法律与道德此消彼长之争的前世今生简述一番。
二、由无因管理制度引发的道德和法律关系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与欧美国家的道德和法律观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学术探讨可谓是精彩纷呈。就我国而言，不同于欧美法学家着重探讨法律与道德本体问题意义上的联系，我国的先哲们似乎在潜意识里早已默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界限的划分他们看来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紧密联系前提下所进行的种种现实思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一系列的传统法制理念交织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这种不言自明的潜意识的观念早已对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这种传统必定对于道德与法律的思辨进程产生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的法制进程都会夹杂着道德的评判，这种评判也许是一种法制进步的羁绊，也许是法律制度人性化的应然的伦理体现。所以，法律和道德本体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参阅欧美著名的自然法哲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之争。首先是自然法哲学派，自然法哲学经历了由古典自然法哲学到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自然法哲学认为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所谓自然法，来源于大自然，法律都是在这种自然法的引领下制定的，以此为标准构建的法律对恶者施以惩罚，对善者施以保护。简单概括之，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法与人类同时产生并由上帝直接支配，其效力高于任何其他法，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人类认为是有效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个原始法中直接或间接的吸取其力量和全部权威的［3］。以郎•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哲学派抛弃了古典自然法哲学派中的关于虚幻自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直接切中道德予以论述，更深入的论述了道德之与法律的无处不在。郎•富勒针对道德法律的关系，引出了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有关法律的解释适用与具体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微观的程序问题。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也就是法律的所追求的外在的宏观的实体目标。正是此种概念的引入，使得自然法哲学的道德观点更加凸显。然而，自然法哲学派这种特别重视并追求法的本源和价值，从价值层面出发论证了法律的道德价值基础和基本目的的方式。使得这个学说具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不恰当的延及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和规范、秩序等各个层面，从而必然导致法的独立品格的丢失和至上权威的损害［4］。分析实证主义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哲学再细化的演进过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科学领域那种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产生了反对思辨先验的实证主义哲学。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哲学开始慢慢往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法律科学体系渐渐演变为法律实证主义哲学也即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分析法学派奠基人约翰•奥斯丁主张把实在法区别于伦理与社会政策，就实在法的产生而言，简言以蔽之，实在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或叫“应该的法”，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做的再一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道德化与合法化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实质上就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与“应该的法”之间必然产生的差别［5］。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学家应该关注实然意义上的法律而非这些法律的善与恶，与法理学截然对立的伦理科学所包含的立法科学应该更多关注应然法意义上的法律。而更为激进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直接强调把道德从法律概念中剔除出去，而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很明显，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重视从规范和秩序的层面出发，论证法律的实际效力。他们在相对法律规范的设定上和法的实施中尽力排除不稳定的、相对模糊的道德的过度影响，促使法律和道德相分离来维护法律的独立、尊严和效力，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但是恶法亦法的说法，不免会成为统治者专制的工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
（二）适用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托马休斯曾经指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此观点很容易被反驳。法律并非只关注人们的外在行为，道德也并非只注重人们的内心世界，比如刑法在考量一个罪犯的罪行轻重的时候，往往会审视该受审判者的内心倾向、精神状况。比如罪犯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所以法律行为并非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只关注法律行为本身。无论自然法哲学派、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派还是托马休斯的道德法律哲学观都过于绝对片面，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构建并非纯粹道德或法律的单一产物，而是二者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的产物。博登海默关于道德法律的观点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道德原则起初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随着道德原则的增强继而转化为法律规则，以此加入国家的意志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如早期的道德原则禁止杀人、、抢劫等暴力行为。随着这种道德原则的加强上升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是，仅仅有法律的规定及制裁，往往达不到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也可以说法律并非是社会正常健康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一个人口密集并且人们相互熟知的乡里，人们不进行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制，可能是因为亲情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和睦相处。在国际法中，与其说是对制裁的恐惧，不如说是国家利益或对世界舆论的考虑，导致了国家对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服从［7］。就是在这种演进过程中，道德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避免的进入法律体系并融入其中。而在法律体系之外的道德原则与法律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原则之间并非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时代变迁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的道德原则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改变，比如同性恋行为就是由被道德所谴责到被法律所允许的一种渐进过程。然而，道德与法律之间并非没有节点的升华转化，管见以为，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节点主要是通过义务予以实现。而义务又是行为人是否成就无因管理的首要考察点。法律中强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道德中强调的义务虽然程度范围上有所差别，但却为二者的连接提供了桥梁。道德中的义务更多侧重于人们普适的内心情感和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内心愿景。虽然道德义务的强制力不及法律义务那样强烈，然而道德义务的范围远远大于法律义务。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这意味着法律只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舍弃它们的个性，从而使得法律不可能涵盖各种事物的多方面的特性，某些特定而非普通的应有权利就得不到确认；法律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朝令夕改，也不可能对随时展而新生的应有权利作出迅速即时的反映；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使得它只能强制基本层次的应有权利，而把更广阔的空间留给道德和习惯，如此等等，法律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广阔的法外权利的空间［5］。所以，道德与法律之间通过义务而发生紧密关联。
三、无因管理制度中道德的“积极引导”与“消极规制”作用
综上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所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之于无因管理制度是基于一定的法哲学为依托的。在确定了这种哲学观点以及明确了道德法律关系的节点之后，具体到无因管理制度本身，道德如何发挥着自身的独特作用呢？笔者就道德对于无因管理制度的影响从两个方面予以阐释。第一，道德的积极引导作用。真正促使管理人行事管理行为的并非是法律制度所设计的赋予适法管理人以相对于本人的债权请求权。毕竟此种权利的享有建立在管理人多方注意义务的基础之上，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负担侵权损害等赔偿责任。权衡权利与此对应之谨慎注意义务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正常之人不会基于法律的如是规定而冒险求得一债权请求权。正如匈牙利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认为的那样，“道德唯一的权威是以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为基础的，即它们指明了行事的正当方式。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并不是外部物理性强制与威胁，而是人们对道德规范所固有的正当性的内在信仰。”［8］社会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并非全部由法律予以规定，个体内心的道德倾向也会使其做出行为选择，同一需要无因管理之事务，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本身就能说明指导社会个体实施管理行为并成为管理人的主要是自我内心道德的引导作用。这种道德的积极引导正如开启无因管理大门的一把钥匙。正如无因管理构成要件规定的那样，管理人不被本人约定义务和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所约束，但是管理人却产生了为管理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并把此种意思转化为管理行为予以实施，这种不受民法意义上约束的意思的产生正如笔者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正是道德之力的作用使然。第二，道德的消极规制作用。受到道德积极引导作用的管理人开始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然而，这种管理行为的实施本身并不能肆意妄为不加考量。从法律的角度来考量，法律为了规制不适当不适法的管理行为，针对不适当不适法行为下的无因管理效果予以否定。但是，法律的这种强制规定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阻挠管理人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呢，如若管理人权衡不适法带给自己的不利益与不适法带给自己的利益之后发现后者更优时，此时法律的否定考量是否能够起到阻止管理人的不适法行为呢？所以，管理人一旦着手实施管理行为，其管理行为能否真正按照本人明示的意思或者管理人运用常人思维能够推断出的本人所希冀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人内心的真意，也就是内心道德的作用，一个善良并且注重外界舆论的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不会不尽到正常范围内注意义务的，也不会不去考虑本人的意思的。申言之，在管理人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其内心的道德会对他的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和鞭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点较法律的不适法规定本身更具规制作用。当然，如果管理人不顾及内心的善良道德而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对本人和管理人本身造成法律上的不利益，这个时候法律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综合二者，笔者可以以一形象例子说明之，管理人犹如一“足球选手”，无因管理的不适法的法律规定犹如“足球场”的边界及球场上的各种犯规禁忌。道德则有较多含义，道德犹如“爱好”一般积极引导促使管理人这一“足球选手”步入球场。比赛之时，道德犹如“选手”的“职业道德”促使并鞭策其好好比赛而不妄为、并促使其对场地以及其他“选手”的适当注意义务，如若该“选手”出界或违反比赛禁忌，则会导致犯规，此时犹如管理行为之不适法。所以，一个法律可以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具有完美形式的体系，也可以是符合功利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运行过程，但它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在它的最上端还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标准提示着某种批判的尺度。
作者:郭如愿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德国民法典（第四版）［M］.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273.
［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48.
［3］杨长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以对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的解读为视角［J］.凯里学院学报，2008（2）.
［4］王闻贤.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整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四、道德与法律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就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五、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二、网络时代背景下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
对上文案例进行简要分析可知，网络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公众对公共关系的维护重视程度都非常高。解决社会矛盾、保持法律公信度是政府开展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所以在这种社会矛盾中，公共关系仅依靠道德关系已无法完成既定的法律规范目标。由此可见，要想提高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程度仍需做以下几方面改革：
（一）统一约束机制
公共关系与法律的约束内容相当，在调节公众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同时，具有社会性质特征的管理因素在法律关系上并不存在具体的冲突和矛盾，所以从合作整合上看，公共关系与法律都具有双重属性，人与人之间的调整关系需要具有很高的内力作用和价值。在约束作用下，行政手段在公共关系中必须采取合适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公共关系与法律之间的矛盾。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在法制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主导能力，公民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可以促进公共关系格局的变化和发展。利用新媒体技术参与到法律宣传工作中，可以为公众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沟通平台，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为社会公共关系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实效功能的约束机制。
（二）调整公共关系的研究意义
强化公共管理作用与法律关系的合作能力不仅能够体现出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还能有助于明确管理目标。从社会发展角度上看，传媒建设延伸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在法律体系建设上，还是构建社会管理制度上，公共关系都可以体现社会体制的发展趋势。众所周知，公共关系与法律在构建体系上存在一定的共通性，所以相对于其他管理内容，司法部门与政府管理部门在司法管理上都能体现出对社会关系的控制能力。
（三）优化法制环境
执法部门与政府管理部门对社会公共环境的影响大体相同，所以将公共关系应用到法律体系中可以增加法律的执法力度，提高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从理论科学上看，司法部门需要应用规范的执法队伍建设，使其在调整公共关系上承担一部分调和经验。在法制环境下，公共关系的自由创建能力非常强，无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个人，公共执法能力都可改变并优化公民的生存环境。政治经济环境内容是公共关系主体，所以社会公民需要参与到民生热点话题、国家体制发展的讨论中，利用自身话语权，引导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四）采用新媒介技术
英特尔公司在新媒介技术上的应用价值非常高，在互联网无序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下，信息的传播容量会大幅度增加，公民在享有一定编辑权力的同时，还形成了关系主导能力。在社会关系中，公民可以将自由创建的作品展现在个性化平台中，让自己成为公共关系的传播者和发起者。同时新媒介技术引入法律体系，也可以提高法律体系的结构稳定性。在公共关系与法律的融合发展中，民主、公正、法制社会主义构建意义也会明显增强。政府部门、组织以及和谐部门应利用新媒介技术丰富公共关系运行发展模式，在掌握其结构特征的情况下，提高网络时代环境中公共关系与法律体系的默契程度。
房屋承租权是指房屋出租人以口头或订立书面合同的形式将房屋交付承租人占有、使用与收益，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权利。房屋租赁是日常生活中有关不动产的交易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很多市场主体都承租了期限不一的各种房屋。
根据《合同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房屋承租权是可以转让的，房屋承租权转让是指在房屋租赁期限内，承租人将其在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第三人，由第三人取代原承租人的地位，继续履行房屋租赁合同的行为。具体操作步骤为承租人首先要征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然后和受让人签订“房屋承租权转让合同”，最后由承租人和受让人签订“租赁主体变更合同”，变更承租人，由受让人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原租赁合同进行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那么还要到同一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权利质权是为了担保债权清偿，就债务人或第三人所享有的权利设立质权。权利质权是一种准质权。权利质权的标的是权利。根据《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权利质权的实现适用动产质权的实现。《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根据《物权法》第五条物权法定原则，和第二百二十三条对权利质权范围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法律中尚没有房屋承租权质权。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创设房屋承租权质权并将其规定在《物权法》中。
一、 创设房屋承租权质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根据各种相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中小企业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我国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成为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问题。其中融资方式少，融资门槛高，又是众多中小企业的一大困扰。现实中有些经营者承租了10年的商铺，交齐了水、电、物业、燃气费等各种费用，在经营过程中偶遇情况，急需周转资金，而自己又无其他令出借人满意的担保措施，这时候如果他们的房屋承租权可以设立质权并质押给出借人，无疑会给企业贷款融资增加便利。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增加了一种新的担保方式，便利了中小企业贷款，无疑会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一线曙光，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二、 创设房屋承租权质权可以填补法律空白解决纠纷。
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房屋承租权质押制度，但是有些市场主体在急需资金又缺少其他可行担保方式的情况下会用自己承租商铺或者住房的承租权作为权利质权的标的质押给债权人，用于担保债权，债权人也同意，并与其签订主债权合同和质押合同。虽然在合同签订的时候合同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但是在将来一旦发生纠纷，关于质押合同的效力以及对质权人的保护就会因为法律的空白而引起一定的纠纷，给各方当事人留下很多后遗症。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可以填补这项法律空白，规范质权人和质押人的各项相关权利义务，从而起到很好的规范行为，预防纠纷，解决纠纷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建设意义重大。
三、 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发展中根据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不断的改进自己完善自己。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又一次发展和完善，它的创设有利于填补《物权法》的法律空白，很好的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需求，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从而使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有机统一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彰显出蓬勃生机，散发出闪耀的光芒。
四、 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能够很好的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
法律的规范作用：是指法自身表现出来的、对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可能影响，即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明确告诉人们行为的模式与标准，对人们的行为起指引、预测和强制的作用。
法律的指引作用是指法律所具有的、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从而引导人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作用。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将会给想要用房屋承租权做质押的人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统一的方案从而指引市场主体在规范的法律框架内参与市场经营。
法律的预测作用是指法律通过其规定，告知人们某种行为所具有的、为法律所肯定或否定的性质以及它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使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人行为的趋向与后果。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创设能够告诉人们国家对这种权利质权设立的支持与肯定，可以使人们预测到自己对房屋承租权设立质权的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
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指法律能运用国家强制力制裁违法和犯罪，保障自己得以实施的作用。法律的强制作用是法的其他作用的保障。房屋承租权质权创设后将得到了法律强制力的支持使质权人的权利得到保护，对维护市场秩序指引人们遵守法律有很大的意义。
五、 房屋承租权质权的立法构想。
关于房屋承租权质权的制度建设，笔者的设想是这样的：
（一）、当事人为房屋承租权质押人和房屋承租权质权人。
（二）、房屋承租权质押应该以书面形式设立，并经公证，不经公证质押权不生效。房屋承租权质押权的生效时间以公证书的生效时间为标准。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5-0028-05
一、当前国内外无因管理制度的对比
（一）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法条对比
翻阅我国的民法通则以及国内外的民法著述就会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一种感觉，此制度的构建似乎不那么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对无因管理制度进行如下规定，“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着眼此规定的字面意思，似乎该法条过于宽泛笼统，不能够完满的面对司法实务的需求，也不能给司法工作人员和广大的守法主体一个很好地引导作用。有鉴于此，有必要赘述一下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无因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德国民法典》第677条至第687条对无因管理制度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677条就管理人的义务规定如下，“为他人处理事务而未受该他人委托的人，或为他人处理事务而对于该他人无权以受委托以外的方式为之处理事务的人，必须斟酌本人真实或可推知的意思，像本人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管理该事务”。[1]同时第678条就违背本人意思的事务管理、第681条就管理人的附带义务、第687条对非真正的事务管理进行了相关规定，其余法条就不再一一举例，由此可见，《德国民法典》对无因管理制度作了比较翔实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发展较内地早，关于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也较内地完整紧密，2010年5月26日修订的台湾现行“民法”债编第172条至第178条就无因管理制度进行了规定，其中，第172条就无因管理之要件做如下规定，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其管理应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于之方法为之。第173条就管理人应尽之义务，第178条就无因管理经承认之效果等相关制度规定皆做了详细规定。
（二）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展望
之所以详细例举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规定，主要原因是，自我国斩断前苏联对我国民法制度持续严重冲击影响以来，我国更多的是受德国和我国台湾的相关民法制度影响，所以，有必要就二者关于无因管理制度的研究探知一二。笔者查阅了北京市各个基层法院以及高院和最高院的近年裁判文书及案例汇总，关于无因管理的纠纷案件少之又少，即使出现也大多是夹杂于其他类型案件中以小块形式存在。针对这种现象，我国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比较中肯，实务上关于无因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其主要原因系管理他人事务多出于助人的善行，属于好的撒马利亚人，就管理所生费用的偿还或损害赔偿，当事人多会自行处理，非有必要，不会诉诸法律[2]。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很明确地指出了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成分，也从侧面印证了缘何司法实务中此类型案例如此稀少，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是法律制度的问题，往深层次考虑，很容易挖掘出其中的道德成分，而道德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无因管理制度产生相应的影响。法律与道德这一对命题似乎如影随形，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二、由无因管理制度引发的道德和法律思考
（一）中国古代与欧美国家的道德和法律观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学术探讨从未停止过。就我国而言，相对于欧美法学家着重探讨法律与道德本体问题意义上的联系，我国的先哲们似乎在潜意识里早已默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界限的划分在他们看来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紧密联系前提下所进行的种种现实思考，由此对后世也产生了思维影响。“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传统法制理念交织在道德与法律之间。这种不言自明的潜意识的观念早已对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此种传统必定对于道德与法律的思辨进程产生影响。所以，中国的法制进程都会夹杂着道德的评判，这种评判也许是一种法制进步的羁绊，也许是法律制度人性化的应然的伦理体现。所以，对法律和道德本体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引入欧美著名的自然法哲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之争。为方便论述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法律关系，有必要简要引申自然法哲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背后的哲学思维。自然法哲学经历了由古典自然法哲学到自然法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自然法哲学认为自然法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所谓自然法，来源于大自然，所谓的法律都是在这种自然法的引领下制定的，以此为标准构建的法律对恶者施以惩罚，对善者施以保护。简单概括之，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主要观点就是：自然法与人类同时产生并由上帝直接支配，其效力高于任何其他法，它在地球上的所有国家、任何时候，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所有人类认为是有效的法律规则都是从这个原始法中直接或间接的吸取其力量和全部权威的[3]。以郎・富勒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哲学派抛弃了古典自然法哲学中的关于虚幻自然的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直接切中道德去论述，更深入地论述了道德之与法律的无处不在。郎・富勒针对道德法律的关系，引出了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的概念，所谓法律的内在道德是指有关法律的解释适用与具体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微观的程序问题。所谓外在道德，是指法律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和理想，也就是法律所追求的外在的宏观的实体目标。正是此种概念的引入，使得自然法哲学的道德观点更加凸显。然而，自然法哲学派这种特别重视并追求法的本源和价值，从价值层面论证法律的道德价值基础和基本目的的方式，使得这个学说具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不恰当的延及立法、司法等各个环节和规范、秩序等各个层面，从而必然导致法的独立品格的丢失和至上权威的损害[4]。19世纪上半叶的欧美国家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自然科学领域那种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产生出了反对思辨先验的实证主义哲学，直到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哲学开始慢慢往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中进行渗透。在这种背景下，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的法律科学体系渐渐演变为法律实证主义哲学也即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分析法学派奠基人的约翰・奥斯丁主张把实在法相区别于伦理与社会政策，就实在法的产生而言，简言以蔽之，实在法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道德化是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或叫“应该的法”，合法化则是在此基础上做的再一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道德化与合法化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实质上就是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与“应该的法”之间必然产生的差别[5]。约翰・奥斯丁认为法学家应该关注实然意义上的法律而非这些法律的善与恶，与法理学截然对立的伦理科学所包含的立法科学应该更多关注应然法意义上的法律。而更为激进纯粹的分析实证主义者凯尔森直接强调把道德从法律概念中剔除出去，而国家和法律是同一的，国家只不过是强制规范的总和。很明显，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派重视从规范和秩序的层面出发，论证法律的实际效力。他们在相对法律规范的设定上和法的实施中尽力排除不稳定的、相对模糊的道德的过度影响，促使法律和道德相分离来维护法律的独立、尊严和效力，来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但是恶法亦法的说法不免会成为统治者专制的工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4]
（二）适用于无因管理制度中的道德与法律关系
通过对自然法哲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哲学的比较研究，会得出无因管理制度的建立并非基于这两种极端的哲学观点。这就有必要从另外一种哲学视角去审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托马休斯曾经指出法律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此观点很容易被反驳。法律并非只关注人们的外在行为，道德也并非只注重人们的内心世界，比如刑法在考量一个罪犯的罪行轻重的时候往往会审视该受审判者的内心倾向、精神状况。比如罪犯是故意还是过失的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是希望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所以法律行为并非不关注人的内心世界而只关注法律行为本身。换言之，道德并非只是单纯的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纯洁内心，人们往往把自己善良的内心通过一定的积极或消极行为表现出来，为世人所了解。无论自然法哲学派、分析实证主义哲学派还是托马休斯的道德法律哲学观都过于绝对片面，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构建并非纯粹道德或法律的单一产物，而是二者何为先、何为后、以什么方式什么程度结合交织的共同作用统一体的产物。笔者以为，博登海默关于道德法律的观点论述还是比较中肯的，也有助于对于无因管理制度的道德法律的观念探讨。道德原则起初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随着道德原则的增强继而转化为法律规则，以此加入国家的意志并对违反者施以惩罚。比如早期的道德原则禁止杀人、、抢劫等暴力行为。随着这种道德原则的加强则上升为刑法等法律的规定。但是，仅仅有法律的规定及制裁，往往达不到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也可以说法律并非是社会正常健康运行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一个人口密集并且人们相互熟知的乡里，人们不从事偷盗等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制，也可能较多的是因为亲情道德伦理促使人们和睦相处。在国际法中，与其说是对制裁的恐惧，不如说是国家利益或对世界舆论的考虑，导致了国家对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服从[6]。就是在这种演进过程中，道德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不可避免的进入法律体系并融入其中。而在法律体系之外的道德原则与法律体系及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原则之间并非隔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时代变迁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的道德原则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改变，比如同性恋行为就是由被道德所谴责到被法律所允许的一种渐进过程。然而，道德与法律之间并非没有节点的升华转化。笔者以为，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节点主要是通过义务予以实现。道德和法律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皆具义务特性，法律中强调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与道德中强调的义务虽然程度范围上有所差别，但却为二者的连接提供了桥梁。道德中的义务更多侧重于人民普适的内心情感和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内心愿景。虽然道德中的义务强制力不及法律中的义务那样强烈，道德中的那种义务更多是个体内心情感的自愿，这种自愿受到外界对此种道德义务的一种舆论肯定，不为此种义务会受到自己内心良心的谴责或舆论的压力。然而道德义务的范围远远大于法律中的义务。因为法律是抽象的，这意味着法律只从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中，概括出它们的共性，舍弃它们的个性，从而使得法律不可能涵盖各种事物的多方面的特性，某些特定而非普通的应有权利就得不到确认；法律是稳定的，它不可能朝令夕改，也不可能对随时展而新生的应有权利作出迅速反映；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这使得它只能强制基本层次的应有权利，而把更广阔的空间留给道德和习惯，如此等等，法律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有一个广阔的法外权利的空间[5]。所以，道德所要调整的义务范围要大于法律义务范围。
三、无因管理制度层面的道德论述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那样，道德与法律总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着彼此而存在，如果具体到无因管理制度中的时候，这种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将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无因管理制度自罗马法建立并被大陆法系继受，无因管理制度就是在这种被选择甚至被抛弃的继受历史沿袭过程中被我国所承继。就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而言，在无法定或约定的前提下，管理人首先具有管理他人事务的意思，然后管理人管理他人事务。单单从无因管理的构成来看，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把握。第一，管理人与本人之间没有约定，管理人也没有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必须要为本人管理事务。第二，管理人主观上要有管理本人事务的意思。第三，管理人在主观上具备这种意思之后，还要客观上实施管理行为。此三者共同构成无因管理之要件。无因管理基于这三个构成要件成立之后的效力如何呢。同时法律规定了无因管理适法化的两个要件。第一，管理人在管理事务的时候要利于本人，并且不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第二，管理人虽然违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但是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是为本人尽公共利益的义务，或者是为本人履行法定的抚养义务。成立的无因管理在满足这两个要件之后才被法律所承认。管理人才能与本人之间产生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这些形式上来观察的话，容易发现这与民法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意思自治等精神相违背，似乎打破了民事主体独立处理自己事务不被他人干涉的规则。很显然，这种干涉不是管理人恣意而为的干涉，也不是本人不希冀的管理行为。其中的利益考量，更多的是一种私利与公利的相持，是一种社会整体秩序和谐稳定的考量。无因管理是现实主义的清醒意识的主要例证。通过运用现实主义的清醒意识，罗马法律家将立法与社会伦理相互协调起来，更具体地说，是将个人主义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平衡起来，个人主义利益的要义在于不使自己事务受到干预，社会利益的要义在于鼓励在伦理上可欲的为他人利益的活动[7]。如果当本人的事务需要管理而本人因种种原因无法管理的时候，管理人的适法管理行为无疑会对本人的利益产生助益，以此个体扩大到社会的所有成员观察的时候，就会有助于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所以无因管理制度本身的这种形式不合理正是其本身实质合理的体现。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唯人之相处，贵乎互助，见义勇为，乃人群共谋社会生活之道。因此法律一方面需要维护“干涉他人之事为违法”的原则，一方面又要在一定条件下，容许干涉他人事务的阻碍违法，俾人类互助精神，得以发扬。”[2]笔者以为，无因管理制度的基本任务在于权衡并规范“受管理事务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两种利益。同时呢，无因管理制度又无时不在协调“禁止干涉他人事务”与“奖励人类互助精神”这两项原则。对于立法者而言，如何实现此项立法目的，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把握不好就会使法律效果完全相反。如若使得管理人承担的义务较多所负的责任较重，结果只会使人们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感叹，阻碍了人们管理他人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论述至此尚未阐明无因管理制度背后的法律道德作用，亦即是什么支撑着无因管理制度得以存续发展并对社会产生良多助益。通过上文关于道德法律的论述可得而知，无因管理制度不只是法律本身的规则，笔者以为，其中的道德成分无时无刻不在引领着无因管理制度的正常运作。
四、无因管理制度中道德的具体作用
美国的一位著名法官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可感知的时代必要性、盛行的道德理论和政治理论、公共政策的直觉知识（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无意识的），甚至法官及其同胞所共有的偏见等等，所有这一切在确定支配人们所应依据的规则时，比演绎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法律所体现的乃是一个民族经历的诸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因此不能认为它只包括数学教科书中的规则和定理。”[8]有鉴于此，笔者就道德对于无因管理制度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阐释。
（一）道德的积极引导作用
真正促使管理人行事管理行为的并非是法律制度所设计的赋予适法管理人以相对于本人的债权请求权。毕竟此种权利的享受建立在管理人多方注意义务的基础之上，管理人的管理行为稍有差池就有可能负担侵权损害等赔偿责任。权衡权利与此对应之谨慎注意义务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正常之人不会基于法律的如是规定而冒险求得一债权请求权。正如匈牙利法学家朱利叶斯・穆尔认为的那样，“道德唯一的权威是以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为基础的，即它们指明了行事的正当方式。使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并不是外部物理性强制与威胁，而是人们对道德规范所固有的正当性的内在信仰。”[9]社会中的每一个体的行为并非全部由法律予以规定，个体内心的道德倾向也会是其做出行为选择，同一需要无因管理之事务，不同个体会有不同的选择，这本身就能说明指导社会个体实施管理行为并成为管理人的是自我内心道德的引导作用。这种道德的积极引导正如开启无因管理大门的一把钥匙。正如无因管理构成要件规定的那样，管理人不被本人约定义务和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所约束，但是管理人却产生了为管理人管理事务的意思并把此种意思转化为管理行为予以实施，这种不受民法意义上约束的意思的产生正如笔者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这正是道德之力的作用使然。
（二）道德的消极规制作用
受到道德积极引导作用的管理人开始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然而，这种管理行为的实施本身并不能肆意妄为不加考量的行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考量，法律为了规制不适当不适法的管理行为，针对此种行为下的无因管理效果予以否定。但是，法律的这种强制规定是否可以真正意义上实现阻挠管理人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呢，如若管理人权衡不适法带给自己的不利益与不适法带给自己的利益之间发现后者更优时，此时法律的否定考量是否能够起到阻止管理人的不当适法行为呢。所以，管理人一旦着手实施管理行为，其管理行为能否真正按照本人明示的意思或者管理人运用常人思维能够推断出的本人所希冀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人内心的真意，也就是内心道德的作用，一个善良注重外界舆论的管理人在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不会不尽到注意义务的，也不会不去考虑本人的意思的。申言之，在管理人着手实施管理行为的时候，其内心的道德会对他的管理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和鞭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点较法律的不适法规定本身更具规制作用。当然，如果管理人不顾及内心的善良道德而实施不适法的管理行为对本人和管理人本身造成法律上的不当利益，这个时候法律的作用便体现出来了。综合二者，笔者可以一形象例子说明之，管理人犹如一“足球选手”，无因管理的不适法的法律规定犹如“足球场”的边界及球场上的各种犯规禁忌。道德则有较多含义，道德犹如“爱好”一般积极引导促使管理人这一“足球选手”步入球场。比赛之时，道德犹如“选手”的“职业道德”促使并鞭策其好好比赛不妄为、并促使对场地的适当注意义务，如若“球手”出界或违法比赛禁忌，则会导致犯规，此时犹如管理行为之不适法。所以，一个法律可以是符合技术标准的具有完美形式的体系，也可以是符合功利标准的具有效率的运行过程，但它要成为一个完善的法律，在它的最上端还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标准提示着某种批判的尺度。[5]
参考文献：
[1]陈卫佐.德国民法典（第四版译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2]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杨长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以对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的论战的解读为视角[J].凯里学院学报，2008，（2）.
[4]王闻贤.法律与道德的距离―兼论民法与道德的界限[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7）.
[5]曹刚.论法律的道德理念[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2（4）.
[6]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 D9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11-0335-01
法学是一门规范那性质的独立科学，法学中自治和自主的根基本体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行政法律责任的三种路径实现的，分别是责任关系、强制和责任方式以及规责。在我国很多学者将行政法律责任归纳为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者行政不合理，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一解释行政法律的两种基本途径
1.从责任关系角度解释行政法律责任。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变更是行政主体的责任形式，从法的形式意义上说，行政行为要件的缺陷会导致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这对行政法律行为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是不成功的表现，由于行政行为的主要内容在还未被证实时，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构成侵害，从而不会形成一种救济的关系。例如，若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在尚未处罚时，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就是通过一个行政处罚而确立的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果因其他因素导致处罚被取消，那么这一行政主体所创设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失败的。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和变更其实就是对行政主体运行法律的一种矫正，他们本身不能作为一种责任的形式存在。
2.从强制和责任方式的角度解释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法上的救济关系，但是，这种逻辑不能作为责任规范的全部内容，社会事实因素作为责任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应该成为解读行政法律责任的重要途径。一般来说，行政法上的救济权关系与民法上的救济关系相一致，都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实现。在法教义学中，要想在国家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下使行政救济法律关系成为行政法律责任关系，就必须进入公力救济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社会事实因素的解释。行政法律制度中的社会事实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采用的公权力的强制作用，这种强制作用并不是人们所想的简单的强制执行，它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场合的影响和支配，达到一种意识上的强制效果。公权力的强制作用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实力装置，它主要是通过对人的心理造成一种压力，来影响人的行为执行。另一方面则是责任方式，这种责任方式的存在主要是以公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前提，明确责任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实现责任的负担，这也是法律责任度中最直接的事实表象。
二对于行政法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探索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公法研究范式是由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这四种基本元素分别是，假设由答案的公法学难题、对学术持有相同观点的公法学人、被普遍认同的理论框架、被大多数人模仿的代表性范例。在法学研究中由于遭受全新公法学的难题而形成的公法研究范式，这个过程受到代表人物全力倡导与其他学者积极响应，在确立的过程中，往往是以权威教科书的问世作为确立标志；为了取得公法实践成效，公法研究范式必须不断变迁，其方式可以是多种的，例如，可以采用自我修正的温和方式，也可以采用彻底性的变革和转换。
我国还有部分学者提出，应该将行政主体理论进行重新塑造，不能将以往的不合理的行政主体理论运用在其中，在必要的时候应该采用全新的概念，特别应当采用公法人概念。在法人的理论上，则应该对法人的一般定义进行有效修改，并且尚未实施的民法典中以更加准确的方式对公法人问题进行合理规定。我国法人和行政主体地位不应该属于国家的相关机关，应明确规定国家才是法人和行政主体。经过对事业单位的源流以及其在实际运营时某些状况的考察，指出事业单位的法人化一直都是个误会，这其中并没有对企业单位的法人化进行明确的规定，公立机构的组织和治理应该遵循公权力运行的机制，而不是遵循民法。因此，事业单位在进行改革时应该区别对待，分不同类别进行治理。
我国还有部分学者在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进行了实践，对行政执法的整个过程和所取得的效果都进行了定量研究，并以此提出了有关命题。有的学者采用博弈论和法律经济学中的其他相关理论，对燃放烟花炮竹和对其使用的禁止燃放命令的正确与否都进行了全面分析，甚至有学者将燃放烟花炮竹禁止命令背后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而得到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替代关系，并根据相关案例对其关系进行了全面、准确的阐释。有的学者对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变革进行例如实践性的运用，这些学者主要是以通过分析民营经济与政府规制改革的形式、背景和目的的有效分析，再结合政府规制电动车行业的形式选择所实行的公共政策学的有效分析，充分解释了现代行政法承载权利救济与公共福祉两大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行政法学应当从传统的关注法律和程序转向既关注司法审查又关注行政过程，重点是要关注实体政策的形成。
参考文献
一、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双方订立诉讼契约的行为，但赋予当事人反悔的权利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
民事调解被称为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的行为，调解的结果通常会以民事调解协议等方式而表现出来，即契约形式，因此我们的民事调解其实是一种类似订立契约的行为。这种契约可以在诉讼当中达成的，我们称为诉讼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发生诉讼为目的的合意表现。当然民事诉讼的契约化，是为了减少和弱化程序的强制性，从而就某些程序选择是否适用当事人。
民事纠纷私法的特征导致了民事调解契约转化具有可能性。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最先提出了公、私法之分。它把保护个人的利益的法律叫做“私法”，把保护大家公共利益的法律叫做“公法”。因此，在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可以自己协商和解决民事纠纷，从而使民事诉讼法拥有明显的私法性特征。但是《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如果达成调解协议并且已经做了调解书，在送达之前有任何一方反悔了。法院就应该及时进行判决。这条法条的规定可能会给了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给了他们可能以无限制的反悔的权利，因此本人觉得调解是当事人双方订立诉讼契约的行为，但赋予当事人反悔的权利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当事人对于法院浪费人力物力下达的经调解并且制作了调解书不需要任何理由进行反悔不符合现代契约精神。它可能会使诉讼中争议双方的进行拉锯战，当事人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否定，再调解再否定，试想如果对于调解的协议没有了强制的约束力，极易导致就是纠纷双方的当事人可能会存在故意拖延诉讼的时间而且诉讼成本大大增加从而浪费司法资源。其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调解协议可能只是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的一种体现实体权利处分，它实质具有一种合约的性质大概相当于私法领域的一种新的契约。调解书实质上可以相当于私法领域的一种契约，但是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具有法律的效力性，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实施，他规定了当事人如果没有无正当理由是不能轻易的反悔。假如反悔的话显然是有违契约的法律的精神，违反了法律的精神可能会实际损害了一方遵纪守法的合法利益以及可能会损害审判部门的的权威，同时也违背了民法当中的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二、我国的民事调解书应当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内，应当在实务审判中的受到监督
在我国目前司法审判机关改革的大潮流下，调解机制是非常的利于民生的一项能贴切真实生活的一项制度，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调解而进行结案的案件逐年递增，随着民事调解递增民事调解的案件法律监督却很不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已经发生法律实质效力的判决、裁定提起抗诉，可是并没有将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书进行纳入法律监督的范畴。这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只能向法院申诉对于那些已经生效的当事人又不服的民事调解书，而已经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进行法律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无权力进行实质意义的监督的。所以笔者认为审判机关把审判机关制作的民事调解书纳入到检察监督范围是势在必行的。
在司法实践当中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是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民事调解理所应当的成为检察机关进行审判监督地重要的对象，对于进行民事调解达成双方合意而进行结案的法律文书是该纳入检察监督范围，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也应当进行法律监督，能体现粗检察职能。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一个环节检察机关通过对于民事调解及达成合意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应纳入法律监督。司法活动的实践当中不少各级法院把调解率当成法官业绩唯一考核标准，这对于法官是非常不利的，法官可能会为了业绩规避判决风险从而导致审判职能弱化。
三、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事调解制度
我国现阶段关于司法审判当中对于民事纠纷中的诉讼调解在运行中暴露的问题，需要学术界与实务界认真对待。如若任期发展，最后牺牲的可能是我们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本身。倘若我们连自己本土的好制度都不能很好地发展下去，我们怎么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战略，又怎样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所要求得达到的法治的状态。所以我们不但保持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优良的传统，更是要全力克服调解制度在我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都需要我们需要理性的态度进行应对。如果任由当事人恶意调解给权利人造成损害更不进行制裁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目前我国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一些别有居心的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程序上的缺陷迫使对方妥协等到调解协议达成，自己利益得到满足以后，利用之前调解协议所达成在诉讼上的优势不按调解协议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就损害另一方的合法利益，如果出现种情况得不到检查监督不但会使法院的的权威受到极大的影响而且另一方当事人的正当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是非常不利的。因此，我国如何降低当事人自愿调解的风险这一问题是我们学界应当着重讨论的问题。
结语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我们的调解制度存在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不能整体否认调解的整体功能。至于认为改革的思路是否定法官主持下的调解，或认为“判决为主、调解为辅”的观点也不妥当。因为这一观点可能会极易导致法官不愿意调解或完全忽视调解，这不仅放弃调解的作用，也与现代司法活动重视调解的总方向不符。故而我国民事调解制度还需进行科学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何鸣主编：《人民法院调解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 章武生主编：《我国民事简易程序之重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