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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贯彻落实合规文化教育活动，××联社转发了省联社《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规教育创建良好合规文化的通知》文件，组织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等10余部法律、法规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实行办法》等监管法律；并要求全体员工通过教育活动，培育主动合规的作风；树立“合规创造价值”和“合规人人有责”的理念；梳理业务类制度办法，把自己的工作行为和制度要求进行比较，对于不符合的地方要提出原因，拿出整改措施。使合规学习活动与经营管理目标相结合、与基础管理目标相结合、与道德风险防范相结合。
二、加大自查力度，扎实推进合规文化建设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23—0041—01
随着日趋开放的社会环境和信息化浪潮的席卷， 流行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汹涌的潮流，流行时尚文化在校园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小学生对流行时尚的追逐越来越狂热，流行时尚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传统文化教学的命运与传承，时尚文化摒弃与吸收面前，要正确教育引导小学生学习传统文化，认识流行时尚文化，形成正确的判断力、是非观，做一个具有综合文化素质的新型的现代化少年，是每一位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正视流行时尚文化的存在，并使其良性发展
小学生思想活跃，对社会新生事物有较强的敏感性和模仿性，最易于接受社会流行文化潮流，他们是追求流行时尚文化的主力军。正因如此，流行时尚文化在小学内盛行，给传统语文教学的地位和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我们应当正视校园文化中时尚潮流的存在，正确引导学生科学地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流行时尚文化，通过比较和感受两者，取良去莠，提升自己的文化品格。学校可以引进传统的有意义的体育游戏，如跳绳、跳皮筋、踢毽子等，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生活。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利与弊。对于流行时尚文化，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简单地视其为“洪水猛兽”、歪风邪气，但也绝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方式，加以正确的引导，并尽可能地营造积极健康的生活环境。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学生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使其自觉地分辨善与恶、美与丑，跟着主流文化走，创造健康活泼的时尚文化。
二、以有益的流行时尚热点为载体，打造时尚魅力课堂
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新事物、新概念、新词语层出不穷。教师有责任将一些健康的、积极的新生词语引进我们的课堂，这样才不至于在课外阅读中因为某个词语而遇到阅读障碍，显得滞后于时代潮流。
面对新教材，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捕捉教育契机，如“神舟十号”升空是举世瞩目的事，是每一个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利用这样的契机，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想，写体会，爱国主义的情感就会深深地植根于学生的内心。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更深层地了解“明星”，了解他们的奋斗史，以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立志成才。
三、发挥传统文化的正能量，引领校园健康时尚风
莲花在诗词中比较常见，常用的称谓就有十多个：荷花、荷华、芙蓉、水芙蓉、芙蕖、泽芝、水芝、六月春、中国莲等。东汉郑玄的《毛诗笺注》：“荷，芙蕖之茎也。”此“茎”指支撑荷叶的梗柄，细长的梗挺立着，撑着阔大的荷叶，表现出极大的负荷能力，故得名荷。莲花不但名字多，它的每一个部位，古人都为之取名。《诗经・陈风》中也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
莲花同时也是佛教的重要意象。很多佛与菩萨都以端坐于莲台上的形象示人，观音菩萨也常常手执莲花，这显示出佛教的庄严，也体现出莲花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六朝时期不仅是诗歌的兴盛期，也是佛教与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时期。六朝时期文人隐居者多，大多醉心于山水诗歌，远离政治中心，这也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在六朝文人的诗文中，佛教不再是空洞的说理，而是夹杂了许多哲学范畴的“意象”来对佛法进行深刻地阐释。而莲花作为佛教重要的象征之一，也频繁出现在六朝诗作中，显示出六朝文人对佛法的理解与对莲花本身高洁特性的欣赏。
一、佛教中的莲花意象
净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恰好喻指着佛教对出世的理解，透露出浓厚的出世思想。莲花在佛教中更多的是意指西方美好的极乐世界。《阿弥陀经》中对西方净土的描述有这样一段：“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可见莲花是西方极乐世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莲花的微妙香洁，也正寓意着佛法的高深与玄妙。另外，莲花在佛教中也常常用来喻指修行过程，突出表现了佛教的教义教理。佛教认为人生的过程是苦的，历来有“八苦”之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这些都是人生的苦。而造成苦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各种欲望，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想达到彼岸，就必须通过修行来消除这些无妄的欲望，并最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而莲花恰恰是佛教中代表“修行”这一过程的意象，莲花从淤泥中生长出来，但是却又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这也正是人修行的意义。人从苦中来，但又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修行来摆脱各种苦痛。佛教素来有小乘、大乘之分，小乘主张用佛法度己，像莲花一样远离尘世的淤泥，做到真正的高洁素净， “不著世间如莲花，常善入于空寂行”;大乘则主张度人，而度人就不能离开世间，修行时也要保持与世间的联系， 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强调莲花本就是生长在淤泥之中，寓意修行之人也本是世间之人。尽管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在对待修行的问题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但都以莲花素洁的品质比喻佛法修行、脱离苦海的精神境界。
二、莲花意象与六朝诗歌
早在六朝之前，莲花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已在诗歌中出现。《诗经・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这里的景色描写中不著一字，而水边美景、莲花娇艳、莲花与扶苏的相映成趣，如在眼前。再如《诗经・国风・泽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诗经・简兮》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可见，早在《诗经》中，就已经有了很多用莲花比喻心上人的类比手法的运用。以上三首诗虽没有对莲花的形体、颜色、姿态进行过多地着墨，只是一种写意的白描，但也营造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独特美感。
到了魏晋时期，莲花作为一种意象在诗作中开始常常出现。如曹丕《杂诗》中的“兰芷生兮芙蓉披”、《秋胡行二首》中“芙蓉含芳，菡萏垂荣”的句子，都是对莲花从审美方面的描写，也都主要表现了莲花灵动的特征，读来感觉形象亲切。与曹丕同一时期的诗人曹植、刘祯、王粲等人，也写了大量关于“莲花”的作品。如曹植的《公宴诗》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的描写，《芙蓉池诗》中 “逍遥芙蓉池，翩翩戏轻舟”写出了文人们泛舟莲池中的形态;刘祯的《公宴诗》：“芙蓉散其华，菡萏满金堂”; 王粲的《诗》中对莲花“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的描写也都体现出莲花灵动的特征。不过这时的诗人们还只是停留在对“莲花”这一意象表面上的描写，只是单纯地把它同桂花、兰花等植物一同来写，并没有发掘出莲花更深层的特性与意义。除了诗歌作品，曹植还专门写过《芙蓉赋》，开头四句“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而擢茎”道出了莲花生于淤泥，却不与淤泥同流合污的美好精神，也提到了莲花“灵”的特征。此外，傅亮、闵鸿、潘越等也都做过《芙蓉赋》，如 “乃有芙蓉灵草，载育中川，竦修干以凌波，建绿叶之规圆”（傅亮《芙蓉赋》），“有自然之丽草，育灵沼之清濑，结根系于重壤，森蔓延以腾迈”（ 闵鸿《芙蓉赋》），“伟玄泽之普衍，嘉植物之并敷，游莫美于春台，华莫盛于芙蕖”（潘越《芙蓉赋》）。从这些对莲花的描写中，都可以看出六朝文人对莲花独特的认识，也都反映出莲花“灵动”的特点。
孙昌武在《禅思与诗情》中提出了六朝时期佛教对文人思想和诗歌创作的影响：“从历史上看，自东晋普遍习染佛说之后，佛教即开始影响于诗歌创作，禅思想和习禅生活早已进入诗的内容。”这就说明，佛教中的“莲花”意象与六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意象”确实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如对莲花“灵动”这一特点的感知上，便体现出佛教对六朝诗歌的影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上到下的过程，东汉时在皇帝的倡导下传入中国，在六朝时期成为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风尚，并逐步扩大影响力，直到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之中。佛教在六朝时期的发展是飞速的，并受到了崇尚“魏晋风度”的文人士大夫们的欢迎与推崇，这更多的是来自于佛教讲究的“出世思想”契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理，让他们在个体与社会的对抗中找到了心灵寄托的场所，而这种心灵寄托，也同时表现在这些人创作的诗文中。在六朝之前，莲花的意象尚且停留在“比兴”之中，没有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而在六朝之后，莲花便逐渐从“比兴”中脱离出来，真正成为带有一定思想意义的文学意象。
这种对莲花审美意象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莲花的描写更具体丰富，不再停留在单纯地与其他植物并举的阶段，而是更细致地描摹莲花的形态特征。如潘越在《芙蓉赋》中“舒绿叶，挺纤柯，结绿房，列红葩，仰含清液，俯濯素波，修柯婀娜，柔茎苒弱”的描写，已经具体到莲花叶子的颜色、花朵的形态、整体的样子这些细微之处。再如夏侯湛的《芙蓉赋》中，不仅提到了莲花“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的外形之美，还有着“味甘滋而清美，同嘉异乎橙橘”对莲子味道的具体描写。另一方面表现在描写荷花的手法更加巧妙，不仅有传统的比喻手法，更有着白描、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如梁文帝在《采莲赋》中对莲花的描写，“紫荆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充分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不仅描绘了荷花的样子，还特别把莲叶比作翠盖，把莲子比作黄螺，都显得生动形象，充满美感。再如陆云《芙蓉诗》中的“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并没有直接描写荷花，而是通过荷叶上的露珠，让人对荷花产生无限的遐想，这也是荷花描写中的创新之举。
总之，六朝文人诗作中的莲花意象不仅体现了莲花这一意象不断发展的过程，也体现了佛教中莲花意象对文人创作的积极影响。莲花在六朝的诗文中，变得更加灵动可感，对莲花的描写也更细致入微，这都使莲花作为一种固有意象体现出了别样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审美教育首要关心的应该是艺术的审美作用，这对音乐教育尤其如此。在笔者的观察中，现行的高校普通音乐教育一直是在某种程度上的非音乐教育，讲得沉重一点就是反音乐教育。反音乐教育在高校普通音乐教育中比较明显的症状就是过于强调音乐的德育、智育功能而忽略了音乐教育本身的艺术审美作用，从而使音乐教育沦为学校德育、教学管理的某种工具，自然而然地就失去了音乐作为一种学科在高校普通音乐教学中应有的地位。音乐教育绝不是德育和智育的“殖民地”，而应该是德育和智育的伙伴，是携手共赢的全面合作的伙伴。据笔者了解，在高校普通音乐教育的教学上大部分情形还是语言替代型和单一欣赏型，这样的教学实践阻碍了音乐教育的发展。现代高校普通音乐教育在教学上首要的是让学生产生兴趣和保持兴趣，要注重学生参与的量，也要注意学生参与的质。高校普通音乐教育的教学应以审美教育为主，专业性较强的音乐训练应放在从属地位，专业性的追求不是高校普通音乐教育的任务。应当遵循音乐艺术规律，引导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过渡，而又不把获取某些知识、解释某种概念或宣传某种思想视为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具备审美结构的音乐课只是知识课而不是艺术课。音乐的生活化，就是在音乐教学中，让音乐教学的内容向社会伸展，把社会生活引入音乐课堂，使音乐教学充满时代气息和生动活力，尽量寻求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的交集和切合点，在进行音乐教学训练的时候也尽可能地就地取材。对于改善音乐课堂结构和教学方法而言，现代音乐的出现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所有教育必定通过生活才最有效，音乐教育也肯定是生活的。
二、在高校普通音乐教育中融汇流行音乐
笔者曾对上音乐类选修课的学生进行了音乐素质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两多三少”。几乎所有学生都表示喜爱音乐，80%以上的学生认为在普通高等院校进行音乐教育有其必要性。而在他们当中，能够识简谱的在3%左右，能够识五线谱的仅有1%左右，能够熟练掌握一种乐器的仅有1%，系统学习过音乐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根据笔者教学十多年来所做的情况调查可知，在选修音乐类课程的学生当中，虽然绝大部分学生不会或不能识谱，但是没有说不喜欢流行音乐的，而同时喜欢严肃音乐的只有30%左右（并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下降）。笔者认为，这种现状是学生们与严肃音乐之间的距离造成的。20世纪以来，人们在不断强化的各种压力下，尽力寻求解脱和发泄，产生了某种反传统的叛逆性格，渐渐地发展出了一类极具娱乐性的音乐文化。这种音乐文化强调人格的独立，凸显对时代和社会的感受，重视不妥协的精神，勇敢地去反映现实，反抗传统束缚，反抗强权政治，反抗文化专制。流行音乐就这样产生了。如今的流行音乐有六大特点：
1.娱乐性。流行音乐绝大多数都取材于日常生活，其中的大多数又以表现爱情题材为主，其内容通俗易懂。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决定了其一诞生就拥有大众的基础，接受和消费的主体就是普通大众。因此，流行音乐的娱乐性和消遣性，使人们能够便捷地参与其中，并且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放松、乐趣和享受。
2.新奇性。新奇性也就是流行性、时尚性，这是流行音乐的根基。流行音乐是“建立在契合了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因而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基础之上的”。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主要以满足大众消费为目的的商业化的音乐，新奇性是必须的和必然的。
3.参与性。流行音乐的题材基本上以日常生活内容为主，强调、突出个人的心理、情感，十分强调自我，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这些让流行音乐的参与性无可比拟。
4.快速更替性。流行音乐是大众文化消费品，绝对具有商业性，肯定存在大批量生产的特性。产品必定快速地推陈出新，那样才能不断满足消费者快速更新的消费需求。大众需求的快速变化使流行音乐的变更周期显得短而又短，快速更替那是不可避免的。
5.传播手段的科技性。科技日新月异让流行音乐的传播手段在不断地产生巨大的变化，从最初只有声音没有图像的广播、磁带、唱片、CD，直到声像并茂的电视、卡拉OK、VCD、DVD、MTV，再到便携式的mp3、mp4、mp5、艾派、笔记本、多媒体手机等高科技成果，科技产品的不断丰富，极大地满足和适应了流行音乐广泛“流行”的传播要求，而MIDI、多轨录音、电子音响合成等技术则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了流行音乐制作的效果以及音响表现的丰富性。
6.商品性。流行音乐的传播载体是以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各类音像制品为主的，流行音乐的商品性是不可避免的。流行音乐不拘泥于形式，也不会墨守成规，相对而言，有比较朴素的美感，清新、富于想象力的音色，民间的气质和温暖的人性，通过这些浸染，流行音乐让人感觉很容易接近，不会拒人千里，也不用高深的文化素养和音乐修养就可以欣赏和参与。在人类步入新千年时，现代科技让流行音乐无处不达，几乎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自出生时起，人们身边就环绕着各式各样的流行音乐，耳朵里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流行音乐音响，这使得人们和流行音乐之间几乎是零距离。学生们熟悉流行音乐，没有陌生感，所以，学生们几乎100%都喜欢流行音乐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严肃音乐”一般是指各种传统经典音乐和专业作曲家用传统或现代作曲手法所创作的各种音乐。严肃音乐的确是人类文化的珍宝，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对于严肃音乐，学生们一直缺乏有效的途径去了解，没有合适的环境和氛围去欣赏。除了少数有条件接触严肃音乐的学生之外，严肃音乐对于学生们就像是熟悉的陌生人一样，学生们怎么可能去喜欢。那么，同时喜欢严肃音乐的学生只有30%左右这种状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其实，学生们在对音乐的取向（笔者简称：乐取向）方面是需要引导的，乐取向是可以后天培养的。笔者认为，培养学生的乐取向也是当今高校普通音乐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上述形势下，高校普通音乐教学应该海纳百川，充分融汇流行音乐，最大程度地去改善教学环节和促进教学效果，进一步地提升教学质量。这样，高校普通音乐教育才能真正成为高校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中流砥柱。
随着外语教学从单纯的语言教学向“语言与内容融合”的教学模式的转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逐步得到加强。而我国的许多外语院校也在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都体现了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意识等现实需要为目的的原则。河北传媒学院作为以艺术类人才培养为主的院校，其外语人才的培养要充分理性地审视“艺术类外语人才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教育”的关系，在充分重视学生外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要有保护母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具有“中国认同和国际眼光、传播中西文化和传递中国声音”的艺术类外语人才。
一、理性审视传统文化和外语教学的关系
为了更理性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语教学的关系，课题组在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组织了问卷调查。针对国际传播学院2014级和2015级英语、西语、葡语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15名青年教师共计198余人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90份。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虽然在语言学习中会有母语的“负迁移”现象，但是母语的语言功底对外语学习有重要的积极作用。95%以上的被访者认为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非常有必要加强汉语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学习。70%的被访者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遭遇母语的“失语”现象，认为在外语人才培养中非常有必要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知。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写照。外语教学既是语言教学，也是文化教学。我们的外语类程在讲授语言专业技能和传播外来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但从文化的相通性的角度来看，外语教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对外传播方面远远不足。在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下，要培养传统文化素养深厚、语言能力突出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才能满足传承中国特色文化和进行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的需要。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而言，语言的共性决定了母语既是外语学习不可缺少的基础，又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语言之间有很多普遍现象，我们在学习外语时是以我们的母语为参照，外语及其文化所传递的信息必须首先经过母语文化“过滤”，其中的各种语言的、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必须以语言学习者的母语文化为背景，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共性与差异。
从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来看，大学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语表达方面却不尽人意。所以作为艺术类院校的外语专业人才，要成为国际交流的使者，承担“学习世界文化、传递中国声音”的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就需要在语言文化学习中具有国家情怀和国际眼光。
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艺术类外语教学中的途径
为了在人才培养中更好地融入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教学，可以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评价体系以及教师个人素养等环节进行改进。目前国际传播学院对英语，西语、葡语和汉语国际教育等本科专业的学生以及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开设了跨文化交际、涉外礼仪、西方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课程，并且加强了中国语言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外语言比较等课程的比重。在教材选择方面除了选用国内高校较为权威的专业教材之外，也在自编教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课程评价体系方面也从传统的语言知识和读写能力的评价逐渐转向语言应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评价，以论题研讨和论文形式进行学习效果评价的方式正在被广泛采纳。课堂组织尤其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性、互动式的教育模式。在这些课程开设一年以来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
在外语人才培养中合理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效改善外语专业课教学存在的语言环境和交流的缺失的现象;增强学生对不同文化因素的了解和理解;强化我国艺术类外语人才保护母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切实提高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培养出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具有中国认同和国际眼光、传播中西文化和传递中国声音的艺术类外语人才。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50-02
尽管对旅游的概念，学术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旅游是人们暂时离开居住地前往异地且不在异地长期居留的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旅游是一种基于愉悦的、人们跨越地理空间的一种流动，旅游者就是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旅游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
一、旅游与跨文化传播
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第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际交往与互动建构意义的象征性过程行为；第二，信息的编码、译码在来自不同语境的个体或群体进行的传播；第三，由于参与传播的双方的符号系统导致的文化差异，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符号的交换过程[1]。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的涵义，我们可以结合旅游的特点，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认为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过程及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而言，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人们对陌生文化的体验，也是对自身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认识。考虑到文化与人的关系，可以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跨文化交流主体作为分析的维度之一，将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工作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此外，旅游是一个连续而又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跨文化传播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与特征。
二、旅游三个阶段中跨文化传播的表现及影响
（一）旅游前：文化差异吸引下的跨文化传播需求
人们从产生旅游的想法到选择旅游目的地并付诸实践，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将踏上旅游行程，付诸旅游之前的过程定义为旅游前阶段。旅游前阶段主要包括：产生旅游的需求，具备旅游的条件，选择旅游目的地三个方面。
在产生旅游需求方面，跨文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文化差异对游客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反结构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人们产生旅游需求的原因，即打破原有的日常模式而重建的一种新的行为模式[2]。而旅游作为一种“现代仪式”正符合这一解释，这种反结构现象最终产生的动力之一便是不同地域、群体、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旅游者对新奇文化的追求是旅游具有“跨文化”属性的重要原因[3]。
关于旅游者所具备的条件，纳尔逊·格雷本提出了“可供自由支配的收入”及“文化自信”两个方面。他认为经济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所属的阶层，特别在于旅游者受教育的程度。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时空的转换，旅游可能唤醒一种源自文化认同增强或者是批判性思考的文化反省过程，可以刺激文化感受力的复苏[4]。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方面，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游客在旅游之前对于异文化的感知和认识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介获得。大众媒介通过传播有关各旅游地的景色面貌、风土人情使旅游地以外的人了解到异文化。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不顾旅途遥远，纷纷来中国旅游，不可否认，很大程度上人们是从大众媒介获取的目的地的地域和文化特征，并受到客源地与目的地文化的差异性吸引。
（二）旅游过程中：基于人际交流的跨文化沟通、交融及冲突
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它是文化与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旅游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中；二是到达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行中这一阶段，涉及到的主要是游客之间以及游客与旅游工作者的跨文化传播，在旅行的路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结识，由于具有相同的目标，人们之间关系是平等的，在这种情境下的跨文化交流更倾向于文化间的沟通和交融，而很少发生冲突。而后一个阶段跨文化传播的情况则更加复杂，既包括游客间也包括游客与当地人、游客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但不论是那个阶段，在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了文化的沟通、交融及冲突。
文化沟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游客离开自己的原文化而投入到异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一经接触，不论他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所有行为都在交流某种信息[3]。不同文化之间在不同主体的作用下实现着沟通和交流。在进藏旅游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着沟通和交流，这即使得藏文化接触到新鲜的血液，的文化也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影响和启迪，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沟通交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文化交融：既包括文化的融合也包括文化的涵化。文化融合主要指旅游者所在地文化与旅游地文化的互相接纳和融汇的趋势。一方面，跨文化旅游者常常主动适应旅游地文化，在对旅游地文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旅游地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并在旅游行为完成后将旅游地文化精华融入自身文化系统。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地也会主动接受、容纳和融汇来自旅游者的文化因素，致使旅游地文化渗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5]。文化涵化是指两种异质的文化相接触，某一文化的个人或群体与另一文化群体的信息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两者相互来往适应，彼此在原有的文化模式上发生意识行为演变[6]。当客源地与目的地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时，尽管时间较短，但都会产生借鉴的过程，但一般是强势文化更深刻地影响着弱势文化。在进藏旅游的过程中，文化间的交融表现得也很明显，在拉萨的青年旅社、网吧、艳遇墙就是为了迎合旅客需求而做出的变化。而进藏旅游的各种游客，无论是出于观光看风景的心态，还是出于让心灵朝圣需找归属感的心态，总会潜移默化地对自己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文化冲突：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冲突是旅游中跨文化传播的必然现象。文化因素之间的相异表现在语言、非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是引起文化误解和冲突的潜在基础[7]。这种冲突的产生主要受文化主体的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比如对旅游地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极度不适应，对旅游项目、旅游产品的极度失望等等。其实际也是文化休克的表现。文化休克是指一个人进入到不熟悉的文化环境时，因失去自己熟悉的所有社会交流的符号与手段而产生的一种迷失、疑惑、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8]。在，有很多的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禁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很容易引起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
（三）旅游结束后：传播主客体文化互动下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旅游结束后的跨文化传播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传播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游客而言，跨文化交流之后一方面在旅游过程中，人们摆脱了日常平凡的琐事，在新的环境中人们可以完全放松并从日常生活的麻木中苏醒过来，对人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同时跨文化交流之后通过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了解，人们也更清醒地对其周围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另一方面，游客很有可能进入一种反文化休克期的状态[9]。当旅游者结束在异地的旅游，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旅行者会感觉到本土文化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本土文化环境中一时无法找到熟悉暗示，无法融入本土文化。
对当地文化而言旅游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冲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地的文化。文化是稳定的，也是发展变化的[1]。旅游的跨文化传播既有可能引发当地人思想和行为的变化，也有可能保护甚至振兴当地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化。例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汉语，而受惠于旅游的发展，对的文化和当地建筑的保护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三、结论
旅游的核心动因是地域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伴随着旅游者的空间流动而发生着客源地文化与目的地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沟通和传播[10]。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基于人际交流的传播形式，在整个旅游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无声无息地贯穿始终，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成员，也影响着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结构，不同文化之间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使得文化更具活力更加繁荣。同样，文化中一些既有的内容也可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被消解、同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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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晓萍，黄继元.纳尔逊·格雷本的“旅游人类学”[J].思想战线，2000（2）：49.
[3] 梁旺兵.跨文化视角中的旅游客主交互与客地关系研究——以桂林、西安为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6：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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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龚晨枫.跨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传播[J].商业营销，2009，（7）：97.
[7] Larry Samovar and Richard Porte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P.82
我们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做一横向的比较的话，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就西方而言，古希腊时代还算不上真正的中西交流，而罗马时期也只是个开端，就中国而言，秦朝和两汉时期，中西真正的交流也是刚刚起步，以后的隋唐宋元是中西交流的主要时期。第二阶段是明末清初，可以说是全新的交流时代，是中西方文化碰撞摩擦之始，最终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引发武力侵略，这就是的来临。第三阶段后的半个多世纪，这一时期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时期，也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单向输入时期，总的来说，184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水岭。1840年的百余年，基本上是西方文化向中国强行输入时期，尽管也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但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如此的微弱，就我国的回应和挑战来说，接下来1919年的，可以说是空前的文化撕裂的转折时期。第四阶段是20世纪末到现在，这几十年中国人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西文化又达到了发展与繁荣、自由与平等的双向交往程度。纵观中西文化交流，西方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经历了“交流—撞击—单向输入—交流”的过程，如果说，明末清初以前中西是一种双向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话，那么，1840年前后，有一个西方文华碰撞并单相输入的过程，那么状况一直延续了几百年，甚至说“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想用这种强行输入的方式，只不过时代不同了。
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物质文化内容的交流，也有精神文化诸如、价值观念的相互影响，且不说四大发明对于西方世界的持续性作用，即便是在中国开始受到西方科学逐渐影响的近代初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包括科学思想仍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如：明朝的宋应星、李时珍的著作也传到了欧洲。当然，西方的科技尤其是生活用品大量流入中国宫廷的官僚家庭之中，比如：钟表、望远镜等，更不用说机械枪炮了。中西精神文化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自17世纪以后，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和传播越来越明显，而19世纪以前，除了以外，西方人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标准对中国封建王朝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进化论、民主思想到全面影响，西方思潮对我国知识界继而对广大民众，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必将极大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提高我国文化生产力，打造文化软实力增添强大的动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描绘的是江河汇人大海的壮丽图画，显示了大海宽阔的胸怀与包容日月的气度。千万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咆哮着涌人大海，这是何等的气势磅礴？它们起伏跌宕，撞击出震天巨响，进发出层层浪花，又慢慢地归于平静，最终心平气和地相互接收、交汇、融合，结为整体。这个过程，完美地阐述了“和”的精髓。同样，在文化的冲击碰撞中，只有“和”才能使其相互协调、使其生生不息。
“和”是一台天平，它心中自有杆秤。身在北京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中，可以看到盗立在大钟寺、万寿寺、广济寺、白塔寺等古代寺庙里的古塔、庙堂和参天的古树。人们在高楼大厦中穿梭忙碌，一刻不停地通过现代科技传递着快节奏的气息。身旁的古刹却静静地守望，散发着古朴的余香。时而响起的晨钟暮鼓，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越发显得稳重与祥和。在这里，现代与古朴、时尚与典雅相互融合，给了都市人一种平衡、平和、轻松和安宁的心态，这种“和”的文化，己悄悄沁人人们的心田。
“和”是一座桥梁，它沟通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连接着不同地域、不同观念、不同种族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在麦加古城这个神秘的地方，世界三大宗教交汇一地，三教信徒都不约而同地前往朝拜，形成一大奇观。信徒们虽然分属不同教会和民族，并且有着千百年来难解的恩恩怨怨，但在这里，却和平共处地在同一个地方祈求神的庇佑。由此看来，在不同文化碰撞时，“和”是处理矛盾的最妥当办法。与此相反，英国科学家牛顿与法国科学家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现了微积分，这一同时发现的理论不仅没让欧洲人欣喜若狂，反而使两派为得到谁先发明的荣誉争执得焦头烂额。为此，英国甚至几十年与欧洲不睦，文化交流更受到影响。试想，当初如果双方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以和为贵，科学的步伐或许还能迈得更加稳健迅速。
“和”是一座熔炉，它能使不同文化互相交融、取长补短，通过碰撞、扬弃、融合，形成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砒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才形成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文化。同样，美国文化也是通过各种移民文化和土着文化的不断交融，这才形成了今日大放异彩的多元化的文化。
世界上有哪种文化是固步自封、孤立发展的呢？只要我们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有建立和谐社会，促进世界文化融合的决心，我们就能得到更多新的发展契机。
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院线公司的万达，21日与北美第二大院线集团AMC签署并购协议，总交易金额达26亿美元。这场交易，被外界称为中国民营企业迄今在美国的最大一起并购，也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最大的海外投资，引发舆论热议。
位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文化贸易却是严重逆差，在中美电影贸易方面尤其明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亡命天涯》《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大片登陆中国市场。宏大的场面、震撼的特效、引人入胜的剧情以及精彩的表演都令影迷们深深着迷。在中国，人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之为“美国大片”。目前好莱坞进口大片几乎已占据中国电影票房的半壁江山。人们普遍担忧，中国电影在强势的好莱坞面前，将不堪一击。美中文化交流将会呈现单向而非双向的态势。
好在两国官方和民间致力于文化双向交流的努力一直在进行当中，中美电影行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在不断加深。中美双方还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据悉，这一协议的签订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同意将在每年20部海外分账电影的配额之外增加14部分账电影的名额。开放外国电影引进来的同时，中国影业也在逐步探索“走出去”的可行性。
万达的成功并购，不仅显示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实力以及资本运作的能量，更显示了中国企业致力于拓展美中文化双向交流的眼光与企图。并购之后，万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电影院线的概念源于好莱坞，是电影放映行业一种具有垄断性的经营体制。经营者为发展和保护其经营利益，在某些城市或地区，掌握相当数量的电影院建立放映网络，借以垄断某国某一电影公司新版影片。万达通过终端渠道环节能介入外国市场是很好的行动，会为中国影片在北美上映提供更多机会，也是一个输出中国文化与价值的机会，万达的一大步，也可看作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一大步。
但是，也应看到，中国文化的输出，不能仅靠资本控制渠道，必须负载文化的内容，要从文化创新等多处入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事实上，中国不少文化产品尚处于国际文化交流的“低端”和“表层”，难以进入西方主流文化圈，难以产生像《泰坦尼克号》《功夫熊猫》这样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中国文化产品不得不面对“影响力”和“传播力”有限的现实。
正如有媒体评论所称，近年来中外文化产业合作、交融明显增强，中国文化产业从业者也普遍认识到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就必须学会讲“中国故事”，而且要用一种老少咸宜、超越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的国际化方式来展现和表达。
西方人讲述“中国故事”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借鉴，去年在中国收获1亿美元票房的《功夫熊猫2》，就是用美国人的幽默感“混搭”中国山水风光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了太极和五行拳等功夫、针灸、算命、皮影以及中国特有的亲情表达。
1.文化形式的开放创新。网络文化形式在网络全球联通的基础上具有了超地域和跨文化的特征，网络是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只要能在网络中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就能整合入新的节点，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2]网络文化在其存在状态上是一种融开放性与有序性于一体的文化性状，表现为积极文化与消极文化并存、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共生、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互融等性状的结构松散的文化体系。网络为建立环球文化和地球村提供了一种技术手段和特质载体，它模糊了人类地域文化和时空间概念，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中心主义，冲击更新着人们的思维模式，赋予其思维以更大的开放性和视野。
2.信息资源的开放创新。就网络文化的信息和资源的使用来说，网络空间是一个海纳百川任意存取的环境，网络空间中不同主题的网站、博客、BBS网络论坛和聊天室等，对网络主体都是开放的。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和民族文化都能在此栖身，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观点，突破了时空和地域局限。世界在信息资源丰富的网络空间中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全球各地的网民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聚散信息和交流文化，信息资源的高度开放与有序成为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3.内容体系的开放创新。在内容体系上，网络文化是一个内容庞杂、多元和谐有序，且外延较宽泛的文化体系，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和网络文化根本载体的网络，其全球化发展过程和内容体系影响和规约着网络用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在网络空间中，持多元思想观念的网络创建者在建立自己的网站或网页之时，也将代表其精神信仰和文化素养的思想信息融入其中，这使网络创建者的社会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在网络中通过他人的点击浏览和链接访问而无限制地被传播和扩散。网页点击率多少主要取决于网站资源和信息内容的质量，这又使网络内容体系可以在自由和公平竞争环境中形成一个高度开放、平等和有序的文化世界。
二、平等互融
1.文化主置的平等互融。网络身份的匿名性使网络主体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属性具有平等性，这种平等性使得网络主体间的交往互动具有互融性。以往文化的话语权形态都为社会精英群体所掌控，而互联网技术的发生发展、普及应用，以及网络文化的催生、成形使传统的由社会精英群体掌控的话语权发生改变和动摇，也促使这种由少数人掌控、垄断的中心化和精英化的话语权形态逐渐走向终结。网络文化的低门槛、弱限制的文化参与、交流等特质优势可以实现全民参与和互动。网络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参与者和消费者是广大民众，这使整个网络文化的生成环境呈现出一种相对自由宽松和任意自发的发展状态。因为网络交流的匿名性、身份的虚拟性等特征使网络主体之间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一个没有上下等级和身份障碍关系的平台和自由空间。在此环境下，传统的文化观中的中心性、权威性和主流性等固有的文化强势被弱化甚至消解，显示出信息时代网络面前人人平等的平衡张力。
2.主体参与的平等互融。网络文化是网民皆可平等参与和互相融合的开放型文化，具有极强的平等性与互融性。虚拟的网络环境中使人们可以几乎没有门槛、没有限制的实现平等的文化交流与沟通。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信息存储的超容性和传递的快捷性，有力地降低了广大民众参与网络文化和获取有效信息的成本；由于网络主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实践活动具有隐匿性特征，使得网络主体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的平等成为可能，构成了民众广泛参与的前提性条件。在网络社会里，民众不再缺乏网络信息资源，而是要着力提升对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正确辨识和行为选择的能力。
3.主体交流的平等互融。网络具有的开放性、匿名性和平等性使网络交往主体之间的交流具有平等性与互融性。网络技术的发展又将人们日常生活社会编织入平行扩张的网络中，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能够满足网络主体不同层次和不同种类的交往需求，在有力地拓展了网络主体视野的同时，也调动了他们参与和使用网络的积极性，他们既相互交流沟通，又相互共存感染和互融。这种平等和互融的网络交流方式拉近了网络主体人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可以在网络空间中更自由开放地呈现和表达其内心世界和真实思想，网络主体在此平等的交流过程中实现了相互理解信任和彼此交融。
三、自由发展
1.文化交流的自由发展。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等特征为网络用户提供了一个畅通无阻的对话平台和活动领域，突破和变革了以往各种文化形态之间交流沟通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在扁平的网络世界中，任何思想观点、任何民族文化都能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得以传播和扩散。网络在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以及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与互动的同时，也弥补了受自然条件、物理条件和网络行为主体自身条件等局限而不能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主体进行接触交流和互动的短板，使网络文化在网络文化中保证其引领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也使其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融合外来文化和亚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以维护自身的多层次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网络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交流的主体也是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网民可以突破时空间限制进行任意主题的、多媒体形态的而且是低成本的文化交流互动，此种不拘地域时空、高度自由开放和宽容度、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交流互动是以往任何存在文化不曾有过的，这种全球性文化交流为散落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进行全球大合唱提供了契机和舞台。
2.网络行为的自由发展。开放的扁平化的网络空间中赋予网络主体以更大的自由度，网络主体可以自由地参与活动、表达观点和发表言论，自由地决定价值取向和选择网络行为方式。虽然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很多即兴而发的不尽客观全面的言论，但却展示了一个言论较宽松、行为较自由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中的单向思维和单一论调相异，网络社会展示的是一个观点纷呈、复杂多面和的包容度极大的中国社会。
3.网络交往的自由发展。网络拓展和延伸了网络主体的交往方式，主要的网络交往方式有：公共网络交流平台、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和文件传输等。如同生产工具的革新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标志一样，不同的轮子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决定了人们所能拥有的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疆域，赋予了人们不同的接受和支配信息的能力。因此，相较于传统文化下的各种交往方式，网络文化拓宽了人们的交往空间和延伸了人们交往时间的自由度。
一、弘扬中华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包括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在长期的民族交往和融合中，中华民族文化深入人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各种理念、价值规范、审美追求等深刻地融入到了各民族的血液中，并形成了能体现各民族文化气质、为各民族认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整体价值追求与信仰，是中华民族整体意志、整体思想和整体精神的高度整合。弘扬中华文化、培植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各民族群众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兵团在文化宣传中要更多地强调中华文化认同，更多地凸显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要和兵团教育、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整体规划，确保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宣传。要和各族职工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增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的亲和力，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感染和熏陶。
兵团弘扬中华文化、培植中华民族精神要采取多种渠道，探索有效方式和方法。第一，利用传统教育手段，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在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中国历史》、《新疆地方史》、《宗教文化史》等教学中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华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中文增强中华文化的普及，增强学生的中华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第二，采取综合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党报、党刊等媒体，采取专题、专栏、评论、访谈等多种形式弘扬中华文化。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化宣传，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形成传播中华文化的强大合力。第四，保护、发掘兵团各种形式的中华文化遗存，通过建设中华文化遗址公园、开展中华文化展和专题展览等形式弘扬中华文化。第五，通过生动活泼的群众文化活动使各民族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如集市和各民族民间传统节日等。第六，充分利用兵团屯垦文化、军旅文化等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源，在历史教育中、文化旅游中、文化交流中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
二、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培养文化的“共同性”，建设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文化，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本途径。打造“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要求兵团必须加强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共有精神家园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存在，是各民族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属，形成共有的价值信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和理想追求等。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是形成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途径。
解决文化认同的根本途径在于建设共同的文化，在发展兵团文化进程中需要更多地培养共同性，要充分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思想，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要充分吸收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使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取长补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培育共同理想信念，最终建立起一个能充分体现各民族文化特色的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