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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是艺术的殿堂。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汉文、古藏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
2、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些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而今，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100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以其丰富的馆藏，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主题文献展览，旨在揭示敦煌遗书的流散历史，展示敦煌遗书的风采，介绍敦煌遗书的保护与研究现状。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对于有效保护和充分利用敦煌文化遗产，带动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事业发展，以及激发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来源：文章屋网 ）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二、口语表达过于简单
高职院校英语表达实际上与社会中的英语表达是一致的，在社会中表达英语的群体主要是高校毕业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与在校学生在英语的使用中存在共鸣，多数在校生在心里都存在“英语难”的思想，在一些简单的表达中存在一定的心灵缺憾，他们或许会认为自己学习的英语无处表达，这也可以看出能够在口语表达中使用的应用，往往其传播效果却是最好的，这就直接说明了英语教学中的困境，即听说能力不强，换句话说，如果可以使英语口语交际能力提升一个水平，那么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的听说能力就能上升一个台阶。通常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本国文化对语言进行驾驭，事实上这正说明了我国的文化语境是封闭的，因此一定要促进语境的开放性，对外界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接受，真正融入到外国的语言环境中，这样学生的英语水平才能真正实现与世界接轨的目标[3]。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学生“羞于表达”我国文化是非常内敛的，例如我们在接受别人赞扬的时候往往会回答：“你更漂亮”、“你更有能力”这类谦虚的语言，但是英语的文化呢，他们在接受别人赞美时，一定会说：“thankyou”，相比较来说，我国文化要内敛很多，这种文化已经根植于中国人的内心，成为接受赞美的一种标准性回答。但是，在英语文化中，却更喜欢直接的表达，要求实事求是，这一点获取和它们的自由民主运动或者思想启蒙运动直接相关，由此可见，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观念已经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因此，在接受西方表达方式的过程中，首先，我们对他们的表达习惯并不习惯，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也看不到存在于英语语言文化中的美，正是这种“羞于表达”的思想造成了实际能力与知识之间不匹配的这种状态，实际上这种文化差异对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影响。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我们应该坚持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渗透，同时将英语语言文化的精髓融入到英语教学中，这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并且还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融入世界社会中，更好的对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进行吸收，最终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4]。
首先，数学作为一种量化模式，显然是描述客观世界的，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它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在肯定数学对象的这种“客观性”的基础上，我们确认，数学研究的对象终究不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是一种人为约定的规则系统。为了描绘世界，数学家总是在发明新的描述形式，数学家实则是发明家。同时，数学家发明的量化模式，除了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外，同样还具有精神领域的功效（比如通常人们所说的数学观念，如推理意识、化归意识、整体意识、抽象意识、数学审美意识等）。因此从以上两方面的意义上来说，数学就是一种文化。
其次，由于研究数学的人群逐渐形成了一个“数学共同体”，按照郑毓信先生现代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数学的确是一种文化。
再次，由于数学从思维和技术等多角度地为人类文化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性手段，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同时也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因此说数学是人类文化有机的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诚如齐民友先生所言：数学作为一种文化，在过去和现在都大大地促进了人类的思想解放，“没有现代的数学就不会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不同角度对数学的文化性进行的分析，我们没有理由不说数学是一种文化。
二、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的特殊性
1．数学是传播人类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植根于人类丰富思想的沃土之中，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的结晶。数学史家的研究表明，古代数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的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数学交流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传播的影响。由于数学语言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统一相一致的趋势，数学逐步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这一特点使数学文化超越某些文化的局限性，达到广泛和直接传播的效果。
2．数学语言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语言
语言是一个社会中最重要的符号体系，它在明确和传递主观意义上的能力比任何其他符号体系都要强。数学语言源于人类自然语言，但随着数学抽象性和严密性的发展，逐步演变成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数学语言符号化，精确化程度高，它能区别日常用语中常引起的混乱与歧义。同时数学语言又是简洁的，解析几何的创立者笛卡儿认为，代数使数学机械化了，因而使思考和运算步骤变得简单了。数学文化中使用的数学语言具有绘画与音乐那种全球性，甚至有人猜测它可能具有超越地球文化的广度，所以在探索是否有外星人存在时，发往宇宙的呼唤信息当中，就有意发出了数学符号和公式，企图求得知音。由于数学是表述宇宙的语言，若真有外星人，或许他们能听懂这种数学语言。因此，它是人类所创造语言的高级形式。
3．数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由于数学文化是一种延续的积极的、不断进步的整体，因而其基本成分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具有相对不变的意义。数学有其特殊的价值标准和发展规律，相对于整个文化环境而言，数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数学文化一经产生，便获得了其相对独立于人的意志的生命力。尽管战争、灾害等因素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它的进程，但却无法改变它的方向。而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有效的科学组织却能加速其发展。应该看到数学文化与整个人类文化在总体上的一致性与和谐性。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
4．数学具有高度的渗透性和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一、重伦理、倡导道德至上。
二、重和谐与统一。
三、重实际、追求稳定。
四、重理性与人文教养。
五、高度重视德性修养，并以此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六、以中庸之道为为人处世的最基本原则。
七、以重农尚仕为最基本的治世方法。
八、以经学为本的治学之道。
作者：杨应云 单位：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
电大远程虚拟校园开展的围绕学生学习过程的学习支持服务和围绕学生学习情感的非学习支持服务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和远距离学习能力。在电大远程虚拟校园，教师不是对学生进行支配或者控制的角色，而是转变为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服务的角色。个性化特征明显的行为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动态层面，主要通过组织多种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有机会参与到集体活动和校园生活，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增强对学校的归属感。电大的校园文化主要表现为学生个性化特征更加明显，同时教师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能够灵活地运用语言、图形、动画等技术手段来理解和记忆学习内容，借助文字教材、音像教材、计算机网页和多媒体等载体学习，也可通过双向电视、电子邮件、BBS公告栏等多种途径与老师进行交流，这使得他们的个性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老师而言，老师的指导作用显得更加突出。虚拟网络时代的远程学习者在大量的信息面前常常会感到不知所措或容易被错误的信息引入歧途，因此就更加需要老师的指导。教师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不再是直接传授知识，而是转向运用各种新的技术手段，为学生提供各种信息资源，营造适宜的环境，引导、帮助、监督他们在其中进行卓有成效地学习，鼓励他们不断地自主探索。
电大就像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教育系统的开放性，教和学的行为在时空上的分离性，教育传播的媒体性，教育对象的来源多样，教学资源共享等，这些特点就决定了电大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既有传统校园文化的共性，又有其鲜明的特征。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开放性。首先，电大教育理念是开放的。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指导者，学生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根据自己的需要，有目的的、主动的进行有效的学习交互，在虚拟情景中，自由、平等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进行多种方式的沟通，建构自己所需要的新的知识，潜移默化地接受校园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其次，电大教育的对象是开放的。学习者可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没有民族、国籍、年龄的限制，任何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第三，电大教育的内容是开放的。教学设计是根据学生个体自主学习的需要进行的。社会上任何新的知识根据需要都可列为教学内容，而且教学资源可以共享。第四，电大远程开放教育的方法是开放的。任何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手段、技术，根据需要都可灵活地采用，其教育方法是开放的、个性化的、多元的。电大校园文化以网上的多媒体信息为主要表现形式，它凭借生动、可交互的界面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他们参与校园活动的热情。电大教育的环境是开放的。在开放、灵活的分布式的学习环境中，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在有教学点或接收点的地方，以自己需要的方式接收自己所需要层次的教育。学习者只要具备了一般的网络操作技能，就能够享受网络时空的自由、资源共享、交互学习、解答疑难问题、提升个人文化素养等多项服务。这使得学习者不再受年龄、地域等诸多条件的束缚，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文化类型和发展方向，真正做到教育的开放性。电大教育对象的特殊性。电大教育主要是面向成人的继续教育和学历等教育，其培养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大校园文化的特殊性。首先，电大的学生来自于社会的各阶层，他们成分比较复杂，有着不同的学习基础、学习动机，年龄差异大、社会阅历深浅不一，文化层次比较复杂。其次，电大的学生以在职成人为主，来自社会各行各业，这些成人学习者集工作角色、家庭成员角色、学习者角色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工学矛盾比较突出，对于远程教育可能存在不适应的现象，压力比较大。第三，电大学生大多是成人，他们一般具有相对成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们思维能力较强，学习自主性较强，决定了电大的校园文化要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化特点。第四，电大学生可根据个人的时间来安排学习时间和进度，学生与老师处于“准永久性分离”的状态，校园文化对其的影响力不及普通高校的学生，更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积极性。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虚拟性。电大校园由实体校园和虚拟校园共同形成。教学场地、基础设施等实体校园为虚拟校园提供基础，而多媒体技术组建的电大虚拟校园又为实体校园开辟了无限空间。电大虚拟校园师生的“准永久性分离”状态意味着其校园文化是一种虚拟文化，其校园文化建设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电大没有传统学校的物质形态，学生分布在不同的地域，教室的概念是网络环境中同时处于学习状态的学生群体，与物理位置无关，导致传统意义上“校园”概念逐渐转变甚至淡化。因此，电大教育的主观意识，成为影响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一大要素。其次，学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安排学习时间，教学不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接受教育的时限也不再有学制的限制，衍生为终生教育。在虚拟校园中，学生的思想和本性得到彻底的解放，给予个体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空间。
电大的教学方式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教师的作用体现在对学生学习的引导和帮助上，虚拟校园中的教学内容，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全新构造，以各门课件及多种形式的教学辅助资料为主体，表现出数字化、多媒体、多层次、多链接的特点，是多媒体与超文本的结合，是多种技术的融合。电大校园文化建设的服务性。电大校园文化的服务性主要是从校园文化的管理功能的角度来认识的。电大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以计算机网络技术平台为基础的现代化远程教育技术支持服务系统；电大是学习者自我充实的补给站，较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多元学习需求，实现对学生的个别化服务是电大在现代远程教育环境下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最终目标之一。电大将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教育弱势群体中，而且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安排课程、时间、地点、学习进度等。电大的校园文化建设在这样一个办学方向和办学精神的大背景下来操作实施，彰显了电大校园文化“服务至上”的特性。电大教育中的教师不再是学生发展的“主宰”、传授知识的“权威”，在电大这种服务文化的熏陶、引导下，促使远程教育者成为学员前进道路上的引路人、学习研究的合作者、发展进程中的服务员、共同成长的伙伴。电大校园文化是电大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电大健康、和谐发展的动力，是凝聚电大发展的精神动力。电大在发展建设中已经形成了有远程特色的校园文化，有着自己发展的优势，在以后的发展中要继续积淀校园文化底蕴，努力提高师生员工的素质，促进电大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菜被称为“五色五味五法之菜”。白、黄、红、绿、黑为五色；甜、酸、辣、苦、咸为五味；生、煮、烤、炸、蒸为五法。好多人都知道日本菜讲究颜色、形状的组合，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会让人感觉特别的赏心悦目，这是日本菜的特点之一。日本人对待食物的心情就像是对待艺术，把艺术的美感与设计放在食物上面，把设计融入到自然的世界里。日本饮食讲究两个词，即“艺术性”和“优雅感”，这样就达到了日本料理赏心悦目的效果。日本人讲究保护、不破坏自然景观是自古以来的风俗，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生命，日本的食物制作也是讲究自然性的和生命感，日本料理中的色彩也体现了一年四季的更迭，春是生机盎然的绿色，夏是繁花似锦的红色，秋是硕果累累的金黄色，冬是银装素裹的白色，而哺育一切的大地是黑色。日本人在整个饮食环境里处处充满着让人不可忽视的美，融入了大地与大海之色和四季之色，把烹饪出来的菜肴当做自然中的朵朵鲜花来点缀生活，不以香气诱人，而以神思为境，这样才会给人一看上去就漂亮的感觉。例如：日本料理中寿司的拼盘造型，即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寿司依次排列，在寿司中间点缀翠绿色的叶片，那色彩和造型如诗如画，仿佛置身于美丽的花坛之中。
2、日本菜之清淡
在日语中有这样一个词是“油断大敵”，意思是粗枝大叶害死人，而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把没有油看成是最大的敌人，可见日本人把“油”看的何等重要。与习惯上多油的中国菜相比日本菜则是惜油，省油的，当然也有用油的精进料理，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深刻认识，现在的生活用油几乎都是以植物油为主，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以清单新鲜为主流的日本菜肴。像天妇罗这样的油炸食品，通常都是用吸油纸把多余的油吸出之后再食用的。日本人做菜以煮、蒸、烤、生食为主，再加上日本酱油作为调味料，尽量保持原料固有的味道及特性，很少使用其他重口味的调料，这些做法决定了日本饮食具有少油、新鲜、清淡的特点。还记得大学时期在日本外教家里做客，我们老师炒出来的菜油盐都很少，除了他自己的日本酱油就没加其他的调味料，第一次吃的感觉淡然无味。在传统的日本料理中，为保持原材料本身的味道，多采用生的，或稍稍煮一下的烹饪方法，生食成为保持食物原味的最好食用方式，既保证了食物的清淡口感，也同时体现了日本料理的生鲜特点。例如：日本料理中的刺身，有的生食，日本人将新鲜的鱼、贝类等海鲜切成大小适中的片状，再蘸上调味料食用；有的只是稍微加热处理，如微蒸或者热水快速浸烫，这样的刺身可以是外熟内生的状态，再加上蘸料即食，无论哪种方法都保证了口味上的清淡。
3、日本菜之鱼料理
众多的考古学者证实，人类在形成初期就有食用鱼类的记录。在传统的日本料理中鱼贝等水产品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日本人和鱼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日本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海岸线绵长，所以日本的水产品丰富，日本人吃鱼也就有了先天条件。从膳食营养的摄入和食物健康的方面来看，日本人也是爱吃鱼的，大家都知道鱼的营养价值，鱼肉中的蛋白质，磷脂等物质丰富，也有好多的鱼类，比如说海马、海龙等也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无论是蒸煮烧烤炸所制作的食物都是很受欢迎的，日本以“生鱼片”这种独有菜肴而闻名世界，用极好的技术和刀工将新鲜的鱼和贝类切分精细为食。日本不仅是产鱼大国而且也是食鱼的大国，日本人的鱼食总量明显高出其他国家。日本的国民被冠以“鱼食民族”这一称号。
4、日本菜之健康饮食
日本作为一个人口长寿的国家，食文化自然是功不可没的。日本人吃饭讲的是多种多样，主食、副食搭配适宜，这是健康饮食所提倡的杂食之法，日本菜更突出的特点是加工精细，量少质高，注重菜品的营养价值。中国人看日本菜的第一感觉除了好看以外，还有的就是种类虽多但数量就很少。虽然每一样的菜品量都很少，但是却不能小看它的营养价值，日本菜在组合上顾及到了人体所需营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普通的日本家庭，早餐也绝不含糊，种类丰富，营养全面。食物本身的营养是人体健康的之一要素，而膳食营养的平衡是人体健康更重要的因素，日本饮食中杂食的概念做到了在膳食上的多样和平衡。日本菜做到了低油低盐低脂肪，这是健康饮食的清淡之法。日本料理的烹煮方式遵循的是最大限度的保留食物自身的营养价值的烹饪做法，少量添加或者不添加调味料来控制自然原味。日本料理对季节的要求性也是很强的，不符合时令的菜是不食用或者较少的食用，因为反季节的蔬菜都是人工利用药物作用生长的，符合时令季节的海产品和新鲜蔬菜才是对健康有益。，这是健康饮食的时令食材适宜之法。比如说日本人的食用肉类以食鱼和牛肉为主，多吃鱼对身体大有好处，尤其是海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降低血脂非常有益，从而大大降低心脑血管患病率。日本人在接收了西方思想文化之后，牛肉也在日本料理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牛肉营养丰富，能增强免疫力，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还能支持脂肪的新陈代谢，提高胰岛素合成代谢的效率，促进造血，对增长肌肉、增强力量特别有效。日本菜在注重食物和食材方面控制得当，这对健康是很重要的。
①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应该是具有多种类型、多样风格的文化产品，包括经典的和流行的、高雅的和通俗的等。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播活动．它的本质在于商品利销性。作为经济和传播领域的一种现象，社会对于广告有更多的理性审视或现实要求．譬如它可能或将要带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广告体现的是对现代工业文化的反思。本文将以电视广告为例，分析广告的文化特点。
一、电视广告蕴含、生长着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念
电视广告在传播商品信息和服务信息的同时还传播了生活模式和消费文化。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大众的文化心理。
普通的老百姓在消费行为中，既不主张过于超前消费、过于标新立异，但也不要落后，希望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物品的使用也是精打细算．既要达到目的，也须崇尚节俭这种思想在广告中的表现，是既强调潮流、时尚、功能，同时也宣扬商品的耐用、实惠等等。如雕牌洗衣粉．在上世纪90年代末瞄准城市中档洗衣粉市场的空缺，一则“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广告．正迎合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消费心理。广告回避了当时众多洗衣粉广告的功能性宣传．反复用“我要雕牌”来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暗示雕牌的实用价值和实惠价格．一时间该广告家喻户晓。再如大宝SOD蜜，观众最熟悉的都是那句“大宝明天见．大宝天天见”的广告词，大宝产品定位中低档消费市场。以分量足、实惠。最优的性价比为竞争优势。又如一些中低档的品牌．红豆衬衫、李宁运动服、双星鞋等。这些产品质量的印象并不如高档品牌，但给消费者“实惠”、“物有所值”的心理感受，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消费印象。
中国电视广告历经了几十年的流变。从大多数作品中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制造的是消费，生长的是，诉诸的是感性．甚至制造了一个消费乌托邦。质朴的或华丽的、简浩的或精致的音像符号以及整个结构所体现的．除了商业性本身。还有它制造的某种社会性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这些变化同其它社会现象一样．体现了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取向所构成的文化心态。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电视广告已经成为大众文化发展的又一个生长点。
工业文明向信息社会即后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重心由生产转化为消费．“服务”成为这个社会最主要的工作。体现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文化就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取向．不仅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反映，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导向。
在这个过程中．电视广告担当的是被商品化了的角色。它尽力表演着世俗社会。从最初的告白式的广告，到广告与艺术的结合．到品牌理念的提升，都昭示着这样一种概念，即艺术品质与消费文明达成谅解．市场、艺术与消费者握手言欢。
二、电视广告构筑的“文化空间”
较之20世纪的保守风格。21世纪电视广告显得轻装上阵。恣睢无忌，天马行空。这种充满活力的表现证明了广告是商品意识、艺术魅力和大众文化三者结合的最佳表征。在这样的表征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
在电视广告作品中不难发现．它的文化表象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它往往制造的是煽情的、夸张的感官刺激．显示浮华、喧闹或平庸，以此制造生活的幻像，狂轰滥炸式的创作使即便有批判能力的消费者也难免不受影响。它将理想化了的、虚荣的、充满希望的人生浓缩在一幅幅画面中，甚至创造了乌托邦的极致。
1 电视广告体现的最直接概念是“时尚”。
广告表现为大众文化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打动着受众。支配着其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倡导时尚，换句话说，作为大众文化的广告，主要体现为时尚文化，追求商品时尚化，导引大众购买以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以大众传媒方式传播，迅速制造时尚。与时尚结合在一起的广告有一种人格化倾向，对广大消费者具有人格的影响力。都市、时装、信用卡。各种引领时代潮流的“物质”占领着人们的视野。即使是在一些追求质朴的作品中，也往往隐含着对“都市”的心理眺望。人们被暗示对一切社会新潮表示臣服和膜拜；观众、读者在一个叉一个潮流的裹挟下目不暇接；当“时尚”与“个性”嫁接或兑换的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公共化”了。
2 电视广告创意提供了一种“社会范式”。
譬如，在大多数广告中。人们能看到“英雄形象”的感召。在这一点上．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共同构成了某种社会情景．出现在画面上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性别环境似乎都构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期待――男性话语中心和与之相关的女的微妙歧视。在大多数作品中，男性往往扮演了事业成功者、家庭的成功者甚至性格的成功者，女性则通常扮演了“贤妻良母”或“现代花瓶”的角色。(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它同现代电影艺术实践和理论的集合点――“好莱坞”模式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它创造了概念，概念又深化为规范。规范最终成为某种“社会真理”。)这种独特的社会期待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就是在于它成功地对受众产生了暗示、感染及模仿，这使它甚至与“神话”的结构方式是共通的。
这种形象示范的方式，意味着广告体现了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要求：消费社会的个性领导者与传统和解者的角色统一。
3 电视广告的另一个突出表象，是对大众趣味的媚俗化迎合。
这突出体现于性诉求广告中。目前，出现在电视上的性诉求广告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用性的元素来表现非性的题材，增强冲击力；二是用隐晦雅致的手法表现与“性”或相关敏感的题材，削减刺激，避免受众的不快。这些性诉求广告．反映了广告处于发展阶段的一种局限性．也是广告发展进程中的痛苦洗礼。广告表现媚俗化的现象，将会随着受众成熟和健康意趣的强化逐渐减弱。
大众文化创造的消费观和文化氛围。必然在引领社会的同时也与既有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产生冲突，这使得电视广告作品中到处可见含混不清的内容。电视广告因而总是面临着社会大众接受还是拒绝的判决。在此过程中。对传统美学价值的质疑和批判．新的价值标准的找寻．以及重新的回归自然。充分展示着电视广告因其本质的特殊性而形成对大众文化的特殊感应．并最终塑造了一个时尚文化范式。
三、对“健康”道路的选择
对于电视广告而言．受众是具有特殊性的。人们在欣赏电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强调的是审美愉悦和审美情感。而在欣赏电视广告作品时．人们期望得到满足的另一个需求是产品或品牌信息。这也正是电视广告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消费者的需求构成了电视广告创意的目标。
在商品和购买力尚不充分的早期市场，消费者需求体现的主要特征是“理性消费”。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产品的实态依托，成为他们的主要价值判断标准；当物质生产逐渐丰富起来时．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力和选择性都大大提高．他们开始寻求满足更多需求的产品的“独特性”。随着社会进步，价值观回归到对人性的关注，消费者又越来越重视心灵的充实，他们期望从产品身上获得更多的心灵满足。
目前．在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上，值得期望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应该是．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经验．倡导并弘扬积极价值观的“健康广告”。这样的广告将不再是对西方广告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人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规范依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消费者的意识核心依然是较为传统的。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导致东方审美心理依然是崇尚和谐。崇尚“天人合一”，崇尚“大同”。受众的思维方式依然是集体化的。较西方“知在个体”的个性化、反叛化的创作作品而言．中国消费者显然依旧重视社会的规范和共性，以及由此体现的“和谐”态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特征一般可以归为三条：第一、天人合一，顺天应物；第二、家族伦理本位；第三、贵和尚中。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是全面开放，二是发展繁荣，三是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四是充分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文化。在具体工作中，我们认真把握和全面综合运用以上特点，并理性理解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科学性、间断性与连续性以及规律性等诸特点来进行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具体而言，正如马克思曾论述人类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心态文化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点有以下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宗法文化、农业文化、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诸如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地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
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说，就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儒、道、佛”三家社会教育理论。他们不是宗教，而是社会教育，是“道”。其理论著作分别汇集在《十三经》、《道藏》和《大藏经》里。虽然宗教这个词是100多年前才从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
传统文化的根本点是教育人要“孝”，从“孝”发展成“五伦十义”、“五常八德”，从而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贤人、圣人”，再进一步成为道家的“仙人”，再进一步成为佛家所说的“罗汉、菩萨、佛”。 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追求幸福、快乐、美满。最根本的是幸福，有幸福，自然就快乐，幸福和快乐越多就越美满。那么到达什么程度就算美满了呢？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作出了总结：五福临门就算美满。五福是指：富贵、长寿、康宁、好德、善终。
但是，从一般的价值导向看，我国传统文化体现了一种单向度和等级的特征，是一种强势文化，实质是为强势服务。具体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有等级，无平等。无论是在家族层面，还是在社会和国家层面，我国传统文化都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家族的等级性立足于血缘。而社会和国家的等级性是家族等级性的进一步推演。等级性的实质是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权，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权。一般而言，等级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权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级内部的平等，并没有全社会的平等。所以，有等级就必然无平等。因为平等应当是一个整体范畴，而不是一个局部范畴。 二、有强势，无弱势。我国传统文化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这也是文化等级性的一个必然结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都具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相互间权利与义务是不对称的。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过来是绝对不行的。有的学者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本的特点，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说法。民本与人本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人本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范畴，而我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只是民本范畴。民本的目的为了强者，是最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个局部范畴。当然，我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非常明显的，但这种现实主义导致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人本；因为这种以人为中心只是以少数人为中心，只是以强者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为中心。 三、有传统，无创新。祖宗之法不可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顽固特点。由于缺乏创新，所以我国传统文化实质是一种静止的文化，或是一种循环的文化。虽然有局部的变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叶的修剪或是对整体的一种修饰。其修饰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对原有本质的进一步深化，而不是实质的变化。这里我国传统文化没有创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极具创新力的。我国传统文化缺乏创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压抑，尤其是强势利益集团的压抑。创新意味着改变，意味着对传统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所以，创新总会遭到原有利益集团的抵制和摧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均衡的社会结构造成的格局是：强势太强，弱势太弱。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创新除非对强势有利，否则，创新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无法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种人治文化。反过来，人治文化又促生和巩固了人治社会。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另外，统治者也是历来喜欢人治，而不喜欢法治的。因为人治为统治者提供了极大地掠夺空间，而法治则不能，因为法治对统治者也是一种约束。所以，专制制度与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专制制度的寄生物，专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进一步推演。 五、有礼节，无理性。中国文化在“礼”方面的表现是相当丰富的。中国人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纳入“礼”的范畴。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在中国古代，各朝都设有专门管理礼制的官职。在周代，礼制的管理属于宗伯，后世逐渐演变，就成了礼部。“礼”的实质是“利”。“礼”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内容和目的。在中国，“礼”体现的本质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级制度。所以，礼仪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从长远来看，理性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条件。一个国家要实现持久发展，不仅需要“礼”，更需要“理”。所以，必须认识到，人的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人性自由、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早已成为现代社会每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理想，它是一切现代职业或其它社会空间所能带给人的价值，也是一切世俗的社会努力所必须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每一个人潜能和创造力的发挥，个性与尊严的确保，以及人性自由、幸福与价值的实现。所以说，这些现代性的观念就是文化馆日常工作中的行动指南。
无疑，文化馆由于自身业务特点，往往是通过艺术之路来践行文化精神。20世纪是全球按照欧美尤其是美国模式往前发展，所以先锋艺术、时尚艺术或者是流行艺术、波普艺术占了上风。但是哲学家萨特把这些艺术称为恶心的艺术，因为西方的美学变成了西方的丑学，他们反抗现实的结果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21世纪我们的判断是文化将回归经典的世纪。每个民族都要回归自己的经典，如果没有赶上回归经典这班车，那将被甩出历史的围城。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追新逐后，把一些丑陋的脏乱差的艺术看成是最时尚的艺术。
观摩了不少语文公开课，感受了不少语文公开课的激情洋溢，短时间的陶醉之余，猛然警醒――这样的课堂上，虽然学生参与的热情高涨，课堂的氛围也非常活跃，但在这种热闹的背后，却是语文教学本质的背离和倒置!如果离开了语文课程的性质，背离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远离了语文课程的基本要索，这样的语文教学只能是冒牌的语文课。具有鲜明的学科特点，这是评判语文课堂教学有无价值的首要目标，是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必不可少的，也是学生形成语文素养所必须的。这样的语文公开课，才是我们课程改革引领下的语文课堂教学所期待的!
高中语文作为多门学科的基础学科，要变“应试语文”、“工具语文”为“文化语文”。语文教学应该充分体现自己的学科精神。在教学目标上，注重总体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和语文修养的素质；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学生语感能力、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方法上，注重对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情感的培养。有了学科精神，教学就有了共同追寻的目标，有利于形成学科的“风骨”与特质。语文教学的学科精神应该是人文精神与审美精神的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