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4 09: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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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文化惠民扶贫工程，完善基层服务网络
加快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完善2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5个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和524个农家书屋，全力推进农村文化阵地规范化建设、管理和利用，加快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让基层文化阵地成为人们参与文化、陶冶情操、提升素养的重要场所。
管好用好基层文化设施设备。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全面整合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把文化供给和群众需求结合起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加强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规范化管理，健全服务网点，提高公共文化场馆设施利用率和综合服务效能。创新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掌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二、实施传统文化浸润工程，促进文化传承创新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以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为抓手，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情怀、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传承创新。鼓励支持文化资源由静态保护向开发利用的转变，推动文物保护与扶贫开发、文旅融合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促进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的宝贵财富。
坚持活化与传承并行。加快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依托传统村落、古建筑、遗迹等文化遗产，引导群众致富思源、崇德向善。注重打造历史文化体验，促进文化遗产与文明乡风、新村建设有机结合，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走进现实。实施非遗项目抢救性保护计划，对非遗项目、传统技艺进行抢救性、生产性保护，支持民俗文化传承保护活动，推进非遗保护传承进校园、进社区。
三、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引领先进文明风尚
国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国学经典中，读书、修身、立德，是每个人的立身之本；强调的忠孝、仁爱、诚信、道义、廉耻是良好的人格品质和道德操守；倡导的“慎独”，讲究“吾日三省吾身”，是自律，是价值取向，这些精神正是我们当今社会迫切需要树立和弘扬的。
首先，学习传播国学，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优雅人格，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广胸襟，培养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国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代表，学习传播国学，能够提升我市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
其次，学习传播国学，是提升人们道德修养的需要。国学有着非常丰富的道德理念，它教导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如何获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加强国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改变不良社会风气，引导市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这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人性中善的本质，找寻支撑人们精神的养料，是时代的需求。
最后，学习传播国学，是提高人文素养的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社会对公民的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学习国学，从博大精深的国学知识中汲取营养，继承国学知义明理、文明礼让的人文价值，对提升市民的精神生活品质，对改变社会上人心浮躁、行为不文明等现象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青少年情绪的感染、人格的熏陶、习惯的养成和文化的积淀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国学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开展国学教育已经很多年了，重点是在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如，中小学校加强了校园文化、走廊文化、食堂文化、班级文化建设，打造了儒雅书香校园环境，课前背诵诗歌、《弟子规》、《千字文》等国学经典。特别是2010年起，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共同实施了“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在中小学校开展了诵读比赛、书法比赛，并利用传统节日或重要纪念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学文化教育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不少学生通过诵读国学经典，学习态度开始好转，不良习惯得到改变。
但国学教育还只是起步阶段，在全民蓬勃兴起国学热的大环境下，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对国学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传统文化教育缺失。不论是大众意识还是相关部门，对国学的重要性都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学习宣传国学“热潮”还没有真正热起来。二是国学教育学习宣传范围较窄，系统性不够强。仅在学校开展活动，且没有形成完整的国学教育体系，教学时间、课程安排、教学内容随意性较强，不明确、不统一、不完善，做得还不够实，国学教育难以深入持久，市民国学知识欠缺，思想认识上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师资、经费缺乏，发展不平衡。仅就学校来看，目前，各学校基本上没有专业国学教师和专项国学教育经费的强有力保障，时间、效果不能得到保证，且发展不平衡，幼儿园、小学要好于中学，市区及县城内学校好于农村学校，乡镇中心学校好于村小。从社会层面上看，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工作队伍，使其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三、加强国学教育的几点建议
何处是精神的家园、哪里有灵魂的乐土?海德格尔说：“接近乡村，就是接近人类的本源。”于是我们相约走进西江，走进这个以美丽回答一切的苗族村寨。西江苗族人民历经数千年迁徙仍自强不息，遍历磨难仍歌舞依旧，这个没有文字却把历史穿戴在身上的民族尊重一切生命、敬畏各类先祖，用歌声笑对不公，用歌声吟唱历史，使躁动的心归于平静。西江是疲惫身心的栖居之地。
在西江，我们体察到人类对大自然、对生命的感激、敬畏和尊重，感受到兼收并蓄的胸怀，同时也感受到不断前行的坚实脚步。为此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我们倡议尊重：平等对待每一种民族文化的合理存在，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后形成的，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合理性的证明。每种文化都是认知世界的一扇门，一种文化的消亡，意味着一扇大门的关闭。
我们倡议体验：雾里看花水中观月常会被一些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体验则是不带偏见不作预判地融入其中，随心而走，是发现和认识事物本质的重要方法。通过体验认识不足看到长处，通过体验在开放与坚守、继承与弘扬之间找到平衡。
我们倡议发展：城乡互动发展是一个相互学习、影响和促进的过程。我们尊重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注重对优秀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学习，在生态保护、自然尊重等诸多方面，乡村有引领的作用。在追求传统生存智慧与现代化和谐发展的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互动要遵循社会公平发展、文化尊重和文化保护的基本原则。
一
台湾作家黄春明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好印证了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溺死一只老猫》创作于台湾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思想禁锢，但经济却急速变化的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地由小农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工商业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积累的源泉便是工商业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大量榨取。”[1]在这样“夹缝”与“边缘”的生存状态中：一方面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还未隐去，另一方面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已经在城镇开始蔓延；代表台湾本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镇逐渐受到来自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袭与渗透，对于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权衡在无形中充斥、困扰着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底层小人物在转型期无所适从的悲剧命运、城乡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显。《溺死一只老猫》便是此时城乡冲突的代表。
二
《溺死一只老猫》讲述在距离小镇不远的清泉村，乡间人的生老病死都在乡村传统文化的思维承载空间中，但是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日渐侵蚀清泉村的封闭，阿盛伯从城镇带来的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清泉村，因此以阿盛伯为首的清泉村老者开始了维护清泉村“龙目”的抗争。在阿盛伯的心中“龙目”代表着清泉村的神圣的传统文化与权威，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维系、庇佑着清泉村的人。在清泉村全体村民的拥护下，阿盛伯自觉投入到抵制建设泳池的斗争中，阿盛伯与村委较量、阻碍施工、与警察的争辩、向县长申诉，但是阿盛伯的反抗最终只是徒劳，清泉村的村民也渐渐失去与阿盛伯共进退的同盟激情，并渐渐地在“泳池”带来的消遣中无意识地呈现出妥协的姿态站在了阿盛伯的对立面，与阿盛伯形成立场的对峙，最后孤立无援的阿盛伯决绝地将自己投进了泳池。
在黄春明笔下，“城乡”在台湾社会转型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模式，“城镇”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或者浸濡在台湾本土传统文化之下的农民始终是一种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日渐对传统乡村形成合围之势。阿盛伯的悲剧便来自于城乡冲突的主题之下，笔者认为，阿盛伯面临的城乡冲突既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又掩藏着城乡背后两种权力秩序、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两种文化的冲突
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以后，德语中两者概念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指物质性、外在、实用方面的，而“文化”则多指精神方面、内在、道德方面。因而，“文化”是长期通过一种潜移默化、软性的而非暴力的心理渗透慢慢作用于“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内化于心。
先生曾指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2]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乡土农村是异常稳固的文化社会，在这个文化圈内已经形成自己的思维、行为方式与评价标准，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保守性，这便是黄春明笔下乡土环境里制约、支配乡土农民的一种隐性力量，在文化冲突中，没有切身的物质利益冲突，有的只是精神思维上的相左。
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于乡村文化的书写，黄春明常常以一种“含魅叙事”方式，例如，村民们自然地将火树伯的死与坐了天送的位置相联系，将往清泉里扔一个稻草与全村人的眼痛相联系，以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将事情置于因果关系中，封闭、感性与现代小镇所代表的开放、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泳池”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不仅是一种娱乐设施，更代表“城市”一种有悖于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不仅会破坏清泉村“地理”，不利于清泉村长久发展，而且有伤风化，也将污了“龙目”，总之关乎“风水”与“风化”（这固然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迷信观念，但确乎是建立在乡村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乡村文化）。因此，阿盛伯在传统文化的驱使下竭力反对建泳池。现代城市的开放性孕育出一种开放、流动的文化，追求一种没有精神文化负重的纯粹趣味，而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积淀中代表的是一种以固守封闭为特征的持重文化，对未知的、将打破原有封闭空间的新事物有着本能排斥、抗拒与恐惧。当“泳池”没有走进清泉村时，阿盛伯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并没有抵触与恐惧，甚至主动前往街仔，因为此时现代城市文明并没有企图打破乡村的封闭，但是一旦来自城市的“异质”事物“泳池”将要进入清泉村，无疑成为现代城镇渗透乡村的突破口，引起了乡村传统文化监督者阿盛伯们的恐惧，在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审视下，无意识中将“泳池”“妖魔化”。
村民们渐渐发现了“泳池”为清泉村所带来的趣味，“泳池”所带来的身心愉悦的切实享受遮蔽了阿盛伯宣扬的无形的道德危害，因而，无意识中走出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在“观望”中走向了“泳池”所代表的城市现代文化，脱离固守的乡村文化传统，跻身“泳池”所象征的城市文化阵营。（尽管这样看似虔诚的宗教般的献祭并没有比溺死一只老猫更有分量。）因而，村民从起初的“反对”到最后无意识中的“拥护”都是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阿盛伯最后投身“泳池”做最后抗争，也是在城市文化渗透之下对自己立足的乡村文化绝望的“殉道”。（笔者认为，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其实是西方文明与乡土中国经验之间较量的“同构”。）
（二）权力秩序的冲突
在文化间冲突之外，还隐藏着城市与乡村两种权力秩序的碰撞，确切地说应是现代城市所代表的“权力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挤压。
首先，我们从“城市”的渗透来看。阿盛伯为了维护清泉村的“龙目”前后与现代“城市”共做了四次抗争，每一次抗争，城市权力秩序的隐性象征始终存在，并始终以城市对乡村的制度上的优越压制乡村本土的、自发的或无意识中形成的权力秩序。第一次是来自村委与来自街仔的主委的怀疑，此时的“村委”无论是身份称谓还是话语立场都并非乡村立场，并非植根于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村委”成为城市对乡村的一种权力渗透，是城市权力秩序的延伸，与“城市”进行“合谋”；第二次阿盛伯带领全村人阻碍施工，但是营造商请来了“警察”，“警察”作为维护现代权力秩序的暴力机关，本身便是“权力秩序”的象征，因而有现代城市权力对乡村意识形态无形打压的意味；第三次，阿盛伯陈情县长却遭漠视，“县长”虽古已有之，但是此期的“县长”已完全不同于古时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县令”，如果说，农耕文明熏陶下的“县令”的责任是维护传统农耕社会的稳固的话，那么此期的“陈县长”的职责则变更为在现代城市化语境下促进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进步，“陈县长”本身代表着一种城市权力。从“主委”到“警察”到“县长”，这些城里象征着“权力秩序”的机关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是直接镇压者，他们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有着本能而惯性的怀疑与漠视，城市所代表的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在“乡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制度层面的天然优越感。另一方面，我们再看阿盛伯的抗争。阿盛伯在斗争中俨然以乡村“长者”身份自居，而乡村人无疑也将阿盛伯而非村长与干事作为全村表率。在与“村委”的争辩中，阿盛伯代表清泉村的一种隐形权威，并在村人的拥护响应中得到强化，阿盛伯无意识中将自己置身于乡村某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之中，那么此时阿盛伯的反对不仅是为维护一种乡村文化，无形中也是在维护乡村权力秩序的权威与自身已建立起的乡村权威，“公共性”的“权力秩序”的维护与“个人性”的“权威”的维护融合，只是“个人性”权威的维护隐性的嫁接在“公共性”权力秩序维护中，因此无形中阿盛伯的抗争也是乡村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对“异质空间”城市象征的现代权力秩序的抗衡。当村民不再附和阿盛伯，成为城镇现代权力秩序的“合谋者”，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权力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无疑受到挑战与撼动，以身殉道，便有了为乡村的权力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作最后据理力争，维护自身隐形权威的意味。
乡村小人物在不可调和的城乡冲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阿盛伯的悲剧是台湾社会转型期众多浸濡在本土乡村文明中乡村小人物的缩影。尽管他们生命中充满不屈不挠的韧力，但是个体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两种文化与两种权力秩序不可调解的冲突交织下遭到无情消解。
三
笔者认为，黄春明对台湾社会转型期城乡冲突的书写无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城市小说”、“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中城乡冲突的滥觞。城乡冲突造成的悲剧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小说对“城市”书写与想象较于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城市”发生颠覆性改变，因为“整个80年代的文学罩有一个潜在的声音，便是对都市的呼唤。”“把都市空间设定为一种文明的因而更民主、更美好的所在。”[3]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中的冲突的内涵较之黄春明笔下的城乡冲突又有一定的发展，即又掩藏着城市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社会风气与美好人性的矛盾。例如李肇正《啊，城市》[4]中文东的母亲来自乡下的水秀嫂走进城市后，淳朴的乡村文化孕育出水秀嫂敦厚善良的品性，却在充斥物欲感的城市一再受到排斥，三次流落街头，最终绝望地离开城市。
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的丰富内涵关照社会发展，在城乡冲突书写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对于象征现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在双声变奏中激励仁人志士竭力寻求获得民族独立富强的可能，而“城市”无疑是民族摆脱落后、跻身现代的最好体认，却给乡土中国带来诸多社会悲剧。那么，在现代文明的逼视之下，城市文明的进程是否必须以传统农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剧性结束为代价？而这样的城市工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现代化，传统农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
参考文献：
[1]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6-7.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 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 “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 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大众化休闲旅游时代的来临,为黔东南发展体验生态博物馆的“原生态”之旅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遇。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要求,又为黔东南选择以生态博物馆建设推动乡村旅游指明了符合实际的发展方向。
原始文明时代,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敬畏和顺从自然;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征服和破坏自然,三百年间,消耗了地球上绝大部分不可再生资源。严峻的客观现实,使选择以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模式成为全球共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适时提出,正是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更是人类发展之必然。
走生态文明之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黔东南这样“富饶而贫困”的地区而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更是利用比较优势、发挥后发优势的理性选择。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当黔东南乡村旅游从无到有、形成产业之时,当其核心与灵魂――原生态民族文化因旅游而实现保护与开发并重的近期目标之时,我们看到,发展,是黔东南依托生态文明的乡村旅游从无到有、日渐强大的根本原因。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当黔东南近百万农村人口已因乡村旅游发展而走上致富路时,我们看到,依托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生态博物馆模式发展乡村旅游,为当地农村各族群众提供了一条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现实路径。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当黔东南各地从一度争先恐后的建“工业强县”、争相伐木的“木头经济”和“大资源、小产业”的现实路径中困顿、回望,进而扬弃时,当全州森林覆盖率从二十多年前26.7%的历史最低点修复到如今的62.78%时,当黔东南的苗侗歌舞、服饰、建筑等文化遗产一次次震惊世人时,工业化进程的实践教训提醒黔东南,黔东南最大的比较优势是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丰富的民族原生态文化。黔东南的发展需要在自然生态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契合点上找到支柱产业――生态旅游业;黔东南旅游的核心――民族乡村需要统一的品牌引领推介;黔东南丰富的旅游资源需要统筹兼顾、整合。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黔东南的“旅游活州”战略,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成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鲜活实例。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对黔东南这样“富饶而贫困”的地区而言,是一项立足实际的探索之举。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对黔东南这样“富饶而贫困”的地区而言,是一项立足实际的探索之举。
黔东南之富在于自然生态优势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丰富性与唯一性,黔东南之贫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主客观欠缺。
黔东南群众具有传统的生态文明意识。
早在农耕文明时期,黔东南各族先民在漫长的实践中,已经总结出相当多的生态经验。例如侗族人民长期以来通过人工手段改变河道、挖掘鱼塘,筑坝构建浅水沼泽,在半山区狭窄河谷盆地再造出准河网坝区次生生态系统,将降水截留在高海拔区位。这一生态智慧,对如今解决中国南方淡水资源均衡分布和低成本解决中国南方生态安全有相当启示意义。又如苗、侗、汉族杂居的林业大县锦屏民间发现的10万件清代林契,其所记载的当地及清水江流域邻县栽杉造林、间伐轮种、山田互补、粮林间作的生产方式,对实施退耕还林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有专家将其誉为“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样板”。
二十多年来,当黔东南森林覆盖率从历史最低点历经生态修复跃居全省之首、两倍于瑞士时,四百四十余万黔东南人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付出了艰辛,也深刻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立州”之路,是顺应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也是对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自然生态的保护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传承,都有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当地各族农村群众。黔东南绝大多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群体性。改革开放以来,当一批又一批各族农民离开乡土、进城务工,黔东南乡村的相当数量民族文化遗产也曾面临传承人缺失之忧。乡村旅游在黔东南兴起,为各族群众提供了群体性参与文化传承获取经济利益实现脱贫致富的现实途径,将民族社区(村寨)建设为生态博物馆的乡村旅游推进模式,又使“由原住民在原地保护传统文化”的生态博物馆承担起文化保育的重任,从而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乏人的难题,同时以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帮助农民增收、致富,进而唤起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成为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更积极的“真正主人”。
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有利于黔东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以生态博物馆建设保护多元文化遗产,在中国是一项新兴之举。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黔东南体验生态博物馆模式的乡村旅游,是生态博物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时代产物。
就其现实效果而言,以生态博物馆模式推进乡村旅游,有利于保护、利用原生态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价值。同时,作为黔东南“旅游活州”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生态博物馆建设有利于优化全州产业布局、调整结构,建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旅游产业体系。
众所周知,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黔东南面临的生态、文化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如何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优势资源,如何优化区域经济、产业布局,如何找准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佳结合点,这一系列问题与课题,正是黔东南谋求的走生态文明崛起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乡村旅游,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043-02
1 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1）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带动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加工、交通运输、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乡村旅游使许多农民成为旅游从业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可以通过打零工、办旅馆、摆小摊、开餐馆、加工纪念品等方式增收，还可以通过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入股分红增收。三是有利于促进农民素质提高和乡风文明。乡村旅游把城市的许多新信息、新理念带到农村，对农民素质和乡风民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文化、学技术成了一些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村民学起了普通话、外语和电脑，全面提升了农民素质。四是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乡镇，通过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使广大农民兄弟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促进了当地环境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五是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管理民主。乡村旅游具有现代服务业的特性，它的发展为农村引入了现代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在基层组织的引导下，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促进了农村管理民主，一些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协会，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发展乡村旅游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缩小了城乡差距。发展乡村旅游，给农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旅游这个渠道，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增加了农村的经济实力和农民的收入。据测算，一个年接待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位农民从业，直接和间接为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为了增加旅游吸引力和旅游接待能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更加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注重改善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加注重对住房、厕所、厨房的维修和改造，更加重视绿化美化和环境卫生，因而有利于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二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些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后，集资办起了教育和医疗，提高了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率；还有一些农村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达到社保条件后可以按月领取保障金，农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发展乡村旅游，以农民为主体，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也可以选择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方式，还可以自发成立旅游协会、农村经济联合体等行业组织，给农民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城乡的交流和沟通，有助于方方面面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促进了各种资源、资本和要素向农村、农民和农业倾斜，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地方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一批村容整洁、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镇应运而生，促进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了多层次复合型的综合旅游目的地体系的建设，促进旅游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3）发展乡村旅游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一是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升。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得到丰富。一些农村结合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了图书室、文化室，加强了文化传播，一些农村举办了各种培训班，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乡村旅游的发展还促使一些农村制定村规民约、卫生公约等规章制度，农民的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二是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乡村旅游使人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增强了环境保护的意识；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变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形成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当地珍贵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三是推进农村相关产业之间的和谐。乡村旅游的产业关联度大，据测算，旅游产业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比为1∶4，乡村旅游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农业、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纪念品、商贸、运输等产业，并与之协调发展。四是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和谐。旅游使人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通过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旅游者与农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2 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当坚持的原则
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正因为乡村旅游具有独特的产业功能、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我们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各级政府要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乡村旅游工作，统筹规划，加强协调，完善机制，依法管理，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旅游之中，积极引导各种农民组织发挥市场开拓、行业自律和维护权益的作用，推进乡村旅游快速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应把乡村旅游作为其重点工作加以扶持，把国家和地方对于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环境保护、城镇建设等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运用于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重点帮助解决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创业资金不足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消除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1）让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是要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因此，要将农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建设的主体、服务的主体，同时，也要使之成为利益主体、发展成果享受的主体。一是要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要发挥乡村旅游在就业上的“乘数效应”，使广大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就业；还应为广大农民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开展多种经营创造良好环境，间接带动增加农民就业。二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保证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劳动报酬，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要注意保护农民的资源参股、资金入股的合法所得。三是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结合。加强对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引导，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农民的生活境界。四是要将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注重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2）遵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旅游经济规律来发展乡村旅游。各地农村的资源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千差万别，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不尽相同。乡村旅游有其内在的固有的发展规律，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少走弯路。一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因人而宜。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有资源、有客源、有财源的地方先行发展；一些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到位，要选择好发展的时机，防止盲目决策、盲目开发；一些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较好或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也不是每个农民都应参与乡村旅游，而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和能力情况来决定，不能强求人人参与。二要加强分类指导。从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宣传促销、人才培训等方面着手，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市场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类指导。但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设定指标，不设固定模式。
3 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城市化、农民新型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发展乡村旅游，要着眼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全面协调发展，推动农村居住条件和周边环境的改善；着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积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要注意保持当地农村特色，要防止某些“城市病”向农村蔓延，防止工业垃圾、城镇污染侵蚀农村净土。发展乡村旅游，要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环境提升为目标，既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旅游新村建设，把新农村规划简单搞成旅游新村规划；也不能因为发展乡村旅游而把农村建成没有农业、村庄、农民、特色的所谓新农村。
（2）正确处理乡村旅游中政府推动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关系。发展乡村旅游要由政府来推动，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政府推动不是包揽一切，而是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农民有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以及如何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权利，不应该强求一律。要在政府的指导推动下，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智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9-0176-02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已显得较为滞后。中央提出社会新农村的建设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而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源泉，传承和革新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需要。
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董靖保、王尚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由中国长期社会历史沿袭而形成的风俗、道德、思想、艺术、制度、生活方式等物质与精神文化现象的总和，其中大部分以传统自然经济为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小农意识的反映，其核心以追求伦理道德为基本出发点，具有典型的封闭求同、消极迷信色彩。表现的基本形式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血缘文化。”[1]单霁翔认为：“传统文化产生于历史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传统文化形成于民族传承，带有独特的民族色彩；传统文化成长与当地环境，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因此传统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表现得最为鲜明”[2]赵东海、梁伟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时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大致可以从科学技艺层面和伦理价值层面两方面来加以概述。从科学技艺层面看，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包括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园林建筑文化、工艺美术文化、喜剧舞蹈相声等娱乐文化、武术健身养生等体育文化、天文历法、发明创造及中医理论等。从伦理价值层面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可以概括为君子文化、尚贤文化、谋略文化、耻感文化、礼仪文化、忠孝文化、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等。[3]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卓越的品格和精神，素塑造了的民族独特性格，有其丰富的内涵，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反映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思维习惯、理想追求等，承载的民族历史的思考和人文精神，蕴含着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多元文化的冲击等方面的原因，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1.多元文化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农村人口私人空间的拓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现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城市的文化观念逐渐进入农村，冲击着传统的农村文化观念。进程务工人员在融入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过程中，由于受物质基础和原有思想局限性的影响，在对城市文化的吸收和模仿中，大量的庸俗文化也充斥其中，城市的邻里疏离、人情淡薄等“城市文明症”也伴随其行。而在接受和模式现代城市文明的过程中，乡村文化中的淳朴和精华也逐渐疏离。因此，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生存空间里，农村的文化生活长期处在原有乡村文明和现有城市文明的摇摆空间里。
随着经济的转型，西方文化的渗入和扩散，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消费观念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被改造的命运，物欲和功力逐渐彰显，“道德失范”被越来越多地关注。
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洗礼、信息化的到来、现代文明冲击，这些影响渗透到农村社会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在向新农村文化价值观念转型的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冲击，农村的文化价值取向面临着多元和混杂的局面。
2.乡土文化传统的淡薄
华夏文明民族众多，历史悠久，乡土民俗文化内容丰富，各具地域特色。有二人转、海南的琼剧、花腰鼓等民间的传统文艺表演，有三月街、泼水节、火把节等民族传统的节日，有剪纸、泥塑、绘画等民间传统工艺，这些传统艺术、民间工艺、民俗节日等是丰富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但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这些众多的民间工艺、民俗等乡土文化传统被淡化了，尤其是年轻一代纷纷走进霓虹闪烁的现代城市，热衷于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等，对这些乡土文化传统缺乏热情，逐渐失去了认同感，随着时代的变迁，甚至传统的“春节” 、“中秋节”、“端午”等节日，也缺少了那份“味”，找不到当年的感觉。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村落的改造，新的建筑的出现普遍缺少地方文化的内涵，彰显不了地域特色，在现代化的改造中，实现了钢筋混凝土统一，也失去了建筑的人文地域特色。
一些传统的民间工艺、演艺等，随着旅游的发展，在商品化的过程中，经过市场化的改造，出现了变异，丧失了特色和个性。
豫西泛指河南省西部地区，主要有洛阳市和三门峡市这两个地级市。豫西地区地形较豫东和豫中来说较复杂，多山和丘陵，主要有嵩山、白云山、老君山、伏牛山等多个山峰，这些山峰是河南省重要的旅游资源，同时在诸多山地地形中也形成了窑洞这种独居特色的豫西传统民居。[1]豫西传统民居是豫西人民在世代生存中积攒的文化财产，是豫西人民智慧和勤劳的象征，同时是豫西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体现。豫西传统民居富含了深刻的建筑内涵和文化内涵，继承和发展这种特有的文化内涵，对于现代社会的乡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给现代社会乡村的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
2013年农业部了美丽乡村的意见书，要打造具有生态文明的美丽乡村，营造和谐、美好的乡村生活环境，还指出美丽乡村的建设也是美丽中国的建设，由此可见我国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视程度。[2]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落实好农业部发出的相关意见，发展生态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营造出一种和谐、美好、恬淡的和谐乡村环境。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以生态经济建设为基础，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乡村人民精神和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
2 豫西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价值
我国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展了有一段时间，仅仅从房屋建设方面来看，可以发现很多地区都缺乏对农村房屋的整体规划，大多是对城市房屋的模仿，随意拆迁和改造传统民居，造成了传统民居文化的凋零和遗失。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保护好我国传统民居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要传承传统民居的文化特色，与新时期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相结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的共同发展。
传统民居是我国历史上出现得最早的建筑类型，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习俗等精神文化，也是区域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反映。传统民居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彰显，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体现。河南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了河南民居浓重的人文关怀，表现了中原人民宽广的胸怀和文化内涵。河南分布的民居建筑较多，这些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分为土木建筑和生土建筑。豫西的建筑就属于土构形态，主要形式是窑洞（见图1），窑洞的建造是与大地最大程度的结合，为人们提供了舒适度较好且廉价住所，同时保持了自然环境的原貌，是建筑与大地相结合的典型代表。[3]豫西窑洞这种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三门峡地区，最典型的是陕县庙上村的坑院。该村的坑院历史年代悠久，最长达400年以上，一些已经被开发为旅游度假村。坑院的主要特征为向地下深挖，横向开凿，与我国传统建筑“堪天道，舆地道”的理念的相符合。具有远望只能看见树影，而看不到人家，走进才发现村庄在地平线以下的特点。河南省为了保护这一传统民居，将其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民居的文化价值会越来越突现出来。[4]
3 传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文化的意义
3.1 传承传统民居文化能够促进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既是乡村经济的建设，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为依撑，文化建设也需要经济建设提供的物质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豫西传统民居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提供了发展理念和经验，也是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3.2 传承传统民居有利于彰显地域文化色彩
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对生态文化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解释。豫西传统民居蕴含的文化价值，是豫西人民与自然长期相处中获得的，也是豫西乡村建筑文化和自然生态文化的精髓。传承豫西传统民居文化可以增加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文化内涵，使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彰显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人文关怀，体现出多元化新农村建设要求。
3.3 传承传统民居文化有利于增强乡村凝聚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人口出现了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现象，导致了很多村庄都是空心的，或者留下的都是孤老寡人和留守儿童。这种现象加大了我国乡村文化的传承困难，而且加速了传统特色的民居和技艺的流失，对于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在开展美丽乡村生态建设时传承传统民居特色文化，能够唤起在外的人民的共鸣，促进人民的回归，增强乡村的凝聚力。
4 美丽乡村生态建设对于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1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
对传统民居蕴含的深厚文化有一定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实现对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了解传统民居蕴含的深厚文化，是美丽乡村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因此要先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豫西传统民居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是几百年文化的沉淀与积累，也是豫西人民几百年来文化特色的彰显，是经过豫西人民几百年与自然相处得来的经验。从此可以看出，豫西传统民居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展而来的，也是和自然和谐相处中而得以保存的。因此，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也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在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中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中与现代需求相符合的地方，可以将优秀的文化用于新农村的建设中，同时也是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下，形成“以自然为本”的建设思路，采取多种共同发展的措施，建立传统民居特色文化的应用和传承体系。[5]自然、纯真是乡村的最大特点，一望无际的田野，蓝天绿水下撒欢的牛羊都是乡村最亮丽的风景。乡村生态系统处于较平衡的状态，因此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乡村生态系统通过自我完善和更新而具有维持农民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的能力。乡村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了美好、和谐、宜居的自然环境。
4.2 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
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下，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保存特色历史文化景观，是豫西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关键。不同的区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表现出不同的风俗风情和人文面貌。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区域文化特色的延续和发展，营造了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态建设人文环境。因此，打造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对于美丽农村生态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做好传统民居保护工作。像豫西传统民居中窑洞这样的建筑，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拥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就拿豫西陕县庙上村这个历史久远的北方村落来说，人民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语言特点、服饰特点等，都蕴含了庙上村这个古老村落的历史人文景观，具有很大的发掘价值。因此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要深入了解当地所埋藏的、深刻的文化价值，积极吸收这些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化内涵，彰显特色历史文化风采，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美丽乡村。
第二，吸收传统民居文化精髓。不同的地域所形成的传统民居特色是不同的，既是独特的也是多样的。例如豫西传统民居所蕴含的特色价值，不同于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也不同于江南水乡的青瓦白墙，他们都有自身特有的价值与特色。[6]在美丽乡村生态的建设中要善于利用这种特色的传统民居文化，因为他们得以传承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所蕴含的古老的生态原理，是人们世代传承的文化精髓。
第三，注入时代精神和内涵。传统的民居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是古老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毕竟是在过去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是过去社会的体现，存在一些与现代社会发展不相符合的地方，因此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既注重传统民居特色文化内涵的引用，也要注重时代精神和内涵的注入，使建设出的乡村与现代社会和经济相适应。例如豫西传统民居中对于庙上村坑院文化发展，错落里共有87座坑院建筑，其中有5座历史超过了400年，陕县政府将这5座坑院开发为生态旅游度假村，赋予了这个村落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内涵，使其能够实现古老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的完美结合。
4.3 发展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
发展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既是对传统民居文化精髓的传承也是现代生态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在建设美丽乡村时既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又要传承传统民居文化。不同地域的乡村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出产业发展方式，促进乡村经济的整体提升。例如，陕县庙上村将历史最悠久的坑院开发为旅游度假村的行为，就是根据自身特点所制定出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还要建设乡村文明。在以现代技术为依托的农业生产中，还要实现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如发展乡村绿色有机食品。和谐的乡村生态文化的发展要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相结合，在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中，传承传统民居文化。
5 结语
文章对美丽乡村的概念、传统民居的价值、传承与发展传统民居文化的意义以及美丽乡村对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做了深刻的分析。美丽乡村生态建设要牢牢把握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文化精髓，并注入现代的生态文化理念，切实推进美丽乡村的生态建设，营造和谐、美好、宜居的乡村环境，促进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实现我国乡村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白宪臣，张义忠，贺子奇.新农村规划建设中传统民居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豫西民居为例[J].资源科学，2010，32（9）：1792-1798.
[2] 齐皓，樊柯.基于民俗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村落文化生态学研究[J].艺术百家，2014（a01）：86-87.
[3] 张梦洁.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2016.
[4] 王丽霞.谈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山西建筑，2016，42（7）：4-5.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乡风民俗
在湖岭镇陈雅山村，村民合力把文化礼堂打造成“农耕文化博物馆”。馆里面有村民捐赠的180多件老物件，有熟悉而又遥远的犁、锄、耙、牛笼头、蓑衣，有亲切而陌生的纺车、织布机，还有似乎也能从自家老屋翻寻出来的煤油灯、镜台、锦格、火把柄、菜油罐、筷子笼……一件件旧时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在讲述着山村悠远的乡风民俗。
退休老师余建勋一直义务为汀田街道大典学文化礼堂服务。他认为，乡村文化礼堂展示的乡风民俗，不仅让大家“温故”―看看过去的生活痕迹，而且要让村民“知新”―一台台手工的、全自动的织带机，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当地形成的织带工业，下一代不但要了解过去的农耕文化，还要了解今日占全国织带80%产量的当地织带工业的发展历史。
在这里，你可以读到历史文化
走进东山街道车头村文化礼堂，一眼看到的就是介绍浙南近代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的内容。一幅幅图片和文字悬挂在古戏台两侧，详细地介绍了这位瑞安历史上集发明家、工业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塘下镇韩田村是改革开放后瑞安市最先富起来的村庄之一。南宋著名学者、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傅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在当地影响深远。韩田村文化礼堂的设计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文化礼堂内再现了陈傅良上学时的学堂、拜师的雕塑场景，长廊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陈傅良的学术思想、永嘉学派等。
走进湖岭镇贾岙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5.6米、宽1.6米、重20吨的诸葛亮像。据悉，贾岙村是瑞安市唯一的诸葛亮后裔村。在文化礼堂建设中，村里着重打造诸葛亮文化，诸葛姓氏的历史起源和该村先祖迁移的历史等也融于其中。
上望街道蔡宅村文化礼堂亮出的历史名人是对瑞安早期经济、文化、政治的开发与发展贡献巨大的蔡敬则。
此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产生的书院，如今也频频被“复制”到文化礼堂建设中，既保留了乡间原有的历史文化，又为乡村的文化礼堂增添浓浓的书香气息。比如，马屿镇江西村的“养正讲堂”之名，就是直接移用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地方乡绅虞介宸、虞廷恺等人创办的民办学堂的名称。
在这里，你可以体会传统韵味
走近湖岭镇呈店村文化礼堂，人们就会被极具江南韵味的门楼式长廊所吸引。这长廊古朴典雅，沿墙设置了文字、图片介绍村史村情、乡风民俗、杰出人物、文化传统等。
马屿镇河溪村修葺一新的文化礼堂，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建筑古色古香的风格和元素，又新添了文化廊、农家书屋、农耕文化展示厅等。
持续开展“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活动
古梦清泉侗族文化传承志愿团成立于2014年7月，创始人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校友石贤。她带领的团队主要针对贵州从江的侗族文化传承现状开展文化志愿帮扶活动，与贵州从江团县委、县妇联合作共建“大学生志愿实践基地”两处，以贵州省从江县西山镇陡寨村为主要活动地点，创办“古梦清泉少年侗歌班”，带领当地留守儿童跟随老歌师学习侗歌。少年侗歌班项目激起了当地群众重拾侗歌文化的热情，被纳入从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侗族大歌保护项目”。团队还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发起了爱心笔友计划、援建爱心图书室、语音故事征集等活动，并通过团队微信公众号开展宣传，受到了校内外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围绕侗歌班，团队还在当地开展了系列公益活动：举办公益电影节、给老年人免费摄影、创办侗族手工公益微店、修复古榕碑亭等。2016年8月，古梦清泉创始人石贤组织筹建了从江县西山镇民族文化传习所，让侗歌和侗族传统技艺获得了良好的常规传承平台，充分提升了当地的文化自觉和传承意识。“推动民族非遗走进课堂”实践团队指导教师连续6年组织开展过“非遗进课堂”，2021年，团队与南京博物院合作，持续开展“馆校合作”，推动民族非遗进课堂，内容包括讲座、手工艺体验、文化研讨等，并且与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合作，开设常态化课程与课堂，开展“名家进课堂”“非遗传承人走进课堂”，到非遗传承地开展“实境课堂”等系列活动，在学校“文体增色”战略中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应有担当。同时还与西部高校进行联络，共同开展线上课堂，开展东西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志愿者活动，实现了互动往来与交流，共同促进了非遗文化的繁荣。
挖掘侗族非遗文化背后的故事
2021年寒假期间，实践团队制作了动画故事《四艾寻歌》。考虑到哔哩哔哩、抖音等视频平台的受众人群大都是年轻人，而他们对机械的、教条的、纪录片式的短视频兴趣很少，这将不利于视频的推广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因此我们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较为幽默风趣的PPT动画模式的短视频，以尽可能适应社会媒体高速发展、更新换代的特征。在视频故事制作完成后，团队利用多平台实时联动视频，在抖音、哔哩哔哩的视频制作和是相互协调配合的，并且与微信公众号“古梦清泉”的推送相一致。
为留守儿童开展“云端支教”与捐赠
“云端支教”是实践团队探索的创新性支教方式。实践团队成员大多来自外国语学院，团队成员的语言是优势，所以团队将民族非遗故事收集起来，简化成“儿童版”，继而进行翻译，在经过反复打磨后，使之成为适应留守儿童的简单英语，再进行录制、配乐。每一集原创非遗故事不超过5分钟，以确保留守儿童能够“听得进、听得懂”，既有趣味性，又具知识性。“云端支教”还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录制一些弹唱的钢琴曲送给这些小朋友。团队认为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希望，也期待贵州的留守儿童能够感受到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热情。同时，团队还面向从江贫困小学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捐赠。如从江县西山镇中心小学期待能够得到体育用品与配套书籍，团队便联系了学校体育部，随即体育部教工党支部书记马肇国老师采购了篮球、羽毛球、足球、乒乓球等基本体育用品寄送给小学，同时还利用自己是网球专业运动员的优势，录制了简易的“网球教程”赠送给了小学的孩子们，表示了对他们认知网球、热爱运动的期待。同时，团队还向西山镇中心小学捐赠了一批民族文化类和通识文化类的名著，以助力民族地区的学生阅读文化书籍与名著，推动其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加强非遗传承阵地建设。开展非遗传承的中西比较研究实践团队收集了20个国家和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措施以及政策，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了解到了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以及采取的良好举措、文化背景等，这对于视野的开阔、专业的拓展均有益处。笔者始终以批判的眼光从不同视角去看待“抖音”等大众传媒，对其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析，继而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文化研究的自觉中建立了文化自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研究团队中的指导教师担任商务孔子学院教师多年，利用这一优势，团队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研究，研究如何将“民族的”转变为“世界的”，从而实现“用文化沟通世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
实践团队所在的南京财经大学拥有经济、管理等商科以及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理工学科，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技术创新有着极大的支撑作用。经调研笔者发现，当前民族非遗要想走出世界，就应将“制作技术”转化为“传播技术”，即如何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讲好非遗故事”，如何挖掘每一件民族非遗产品背后的故事，并用故事吸引市场、用故事传承文化，而这也是笔者团队项目的技术创新之处。实践团队的成员中有擅长大数据分析以及VR、微视制作的同学，而且在自身的专业之外，笔者对这些当前和未来的“必备技术”充满热情，希望能够借助对该项目的探索与尝试，真正实现学科与专业的融合，而这也是未来社会对当代大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团队从优秀校友石贤的卧松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着手，开发线上App，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说非遗、讲故事、播文化”，探索先进技术融入文化传播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