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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
评估问题的形成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的第一步，不仅与风险评估者及管理者有关，同时也涉及到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通常一项完整的风险评估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需多个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包括化学、毒理学、药理学、数学、食品安全等多个学科。因此，在进行风险评估之前要考虑该问题是否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问题，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需要哪些人员参与，怎样给风险管理决策者提供必要的信息，已经具备的资料和预计完成时间等。之后，根据风险评估的主要内容，进行危害识别、风险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描述［1］。其中，风险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是风险描述的基础，也是风险评估的核心部分（图1）。
1.1 危害识别
危害识别目的在于确定人体摄入化学物的潜在不良作用，这种不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以及产生这种不良作用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由于资料往往不足，进行危害识别的最好方法是证据加权。该方法对不同研究的重视程度顺序为：流行病学研究、动物毒理学研究、体外试验以及最后的定量结构-反应关系。
1.2 风险特征描述
风险特征描述是确定毒作用终点、作用机制和剂量反应关系。其中剂量-反应关系是风险特征描述的核心内容，多数是基于动物试验的毒理学资料得出的。污染物在食品中的含量往往很低，为了达到一定的敏感度，动物毒理学试验的剂量必须很高，需要把动物试验数据经过处理外推到低得多的剂量。因此，用于剂量-反应关系外推的生物学机制模型一直是近年来研究和应用的热点。
1.3 暴露评估
食品污染物暴露评估的目的在于求得某危害物的剂量以及暴露的频率、时间长短、途径和范围等。由于剂量决定毒性，关于污染物的膳食摄入量估计需要食品消费量和这些食品中相关化学物浓度的相关资料。需要注意的是，在暴露评估中没有一个数据能够代表所有个体的消费量以及消费相关物质浓度。因此, 饮食成分的暴露评估经常需要建立模型来代表真实的暴露情况。
1.4 风险描述
风险描述是整个风险评估过程的最后一步，其结果是给出人体摄入化学污染物对健康产生不良作用的可能性的估计，要考虑危害识别、风险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的结果。在进行风险描述时应依赖于科学的数据而不受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需说明评估过程中每一步资料分析和利用、模建立时的不确定性。
2 数学模型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随着风险评估技术在国际范围内推广应用，用于风险评估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剂量-反应关系和暴露评估方面，这里作一简单介绍。
2.1 应用于剂量-反应关系的生物学机制模型
与传统的毒理学方法相比，根据解剖结构、生理学、生物化学、毒理学等建立的生物学机制数学模型减少了进行各种外推因不确定性造成的误差；使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降低，观察毒作用终点提前，更能够客观真实地评估人类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生理学基础的药代动力学模型（Physiologically-based pharmacokinetic models，PBPK）可描述任何器官或组织内化学物及其代谢物浓度的经时变化，以提供其体内分布的资料，并可模拟肝脏等代谢转化的功能，提供毒物体内生物转化的资料。应用PBPK模型不仅能够预测在靶组织中毒物原型或其活性代谢物的剂量，为风险评估定量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提供可靠的基础，而且有助于阐明化学危害物的毒作用机制。Dybing 等［2］根据PBPK模型完成了丙烯酰胺内剂量及生物标志物含量（血红蛋白加合物、DNA加合物、胱氨酸加合物、缬氨酸加合物）的评估。Sharma［3］等用PBPK模型完成了由食物中摄入铅（外剂量）到体内血铅浓度（内剂量）的推导。
生物学基础的剂量反应关系模型（Biologically based dose response models， BBDR)是根据毒理学机制结合PBPK和PBPD模型
（Physiologically based pharmacodynamic models，生理学基础的药效动力学模型）,可定量地描述靶组织剂量与毒作用终点之间的关系，能够明确地描述接触外源性化学物后所发生的生物学效应或反应，可反映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到器官水平多个阶段的生物学变化，定量地描述外剂量和毒作用终点的关系。美国环保署（EPA）联合多个机构建立了有机磷农药毒作用的BBDR模型［4］，描述了有机磷农药的代谢机制，模拟了抑制乙酰胆碱脂酶活性及活性恢复的全过程，因此能够根据接触剂量较准确地阐述乙酰胆碱脂酶受抑制的时间变化和剂量反应（效应）关系。
2.2 概率暴露评估模型
用于计算人群暴露量的点评估方法和简单分布方法由于操作简单、经济，曾被广泛应用。但由于点评估方法把食品消费量和化学物在相关食品中的浓度都视为固定值。简单分布虽然应用食品消费量分布数据, 但对于化学物残留量/或浓度却使用一个固定参数值的方法。当选择代表食品消费量或化学物浓度数据存在系统的偏高或偏低时就会发生偏差。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反映人群暴露的分布情况及暴露风险的大小。
与点评估和简单分布相比，概率暴露评估模型可用来描述食品化学物的暴露风险分布［5］, 如对某一特定的健康影响发生的概率；它也可用于描述最终可能用于概率风险评估的暴露分布。在概率分析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Monte Carlo模拟分析的方法，市场上的风险分析软件@risk 4.5、Crystal Ball等可用于食品中化学污染物暴露评估模型的构建。在食品化学物的膳食暴露概率分析的模型中, 食品消费数据及残留量/或浓度数据均使用分布, 并且依据每一个输入的分布, 找出与暴露过程相一致的数学模型, 用随机生成的一些数值来模拟膳食暴露。即一旦模型和输入的数据被选择了, 运用合适的软件系统, 就可以设置所需的模拟和重复数据, 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模型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进行分析和判断，也可对一些与暴露评估相关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定性。
3 国内外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现状
3.1 WHO/FAO
WHO/FAO共同成立了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下属的3个国际性专家委员会，即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农药残留联席会议（JMPR）及微生物风险评估专家会议(JEMRA)，分别负责食品添加剂、化学、天然毒素、兽药残留的风险评估，农药的风险评估和微生物的风险评估，为CAC决策过程提供所需的科学技术信息。《食品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法典标准》(Codex stan 193)附件I《制定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值的原则》中规定［6］，在制定污染物限量值(MLS)时要附以摄入量的计算及其风险评估资料。CAC在2003年制定了适用于法典风险评估的《在法典框架内应用风险分析的工作原则》(alinorm 03／41)［7］，有关风险分析的原则和指南为风险分析在各国的应用提供了共同遵守的框架。
3.2 欧盟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是欧盟进行风险评估的主要机构，其评估结果直接影响欧盟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政策、立法。目前EFSA主要是应欧洲委员会的请求进行风险评估，同时根据新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开展一些项目研究［8］。EFSA提出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风险评估指导性文件、鱼中汞问题、食源性致病菌的风险评估中暴露量评估相关的定量方法［9,10］。实施的“欧洲食品安全-食品和膳食中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项目，为食物链中化学物质风险定性定量评估方法奠定了科学基础［11］。
3.3 其他国家
在美国制定食品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风险评估工作主要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DHHS)、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局(EPA)完成。2003年美国USDA成立了一个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确定风险评估的优先领域，提供实施风险评估的技术指导，加强各机构在风险评估中的合作与交流。美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都是在进行客观的风险评估基础上制定的。
德国于2002年成立了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其中心任务是在国际认可的评价标准基础上，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独立于政府开展消费者健康保护和食品安全评估工作。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遵照国际组织制定的原则和框架进行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3.4 中国
近年来，我国虽然已经在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在应用风险评估方法进行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污染物限量标准的制定未按照CAC制定的“风险分析原则”,不能与国际接轨。目前我们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存在的困难有：缺乏高质量的人群暴露资料（如总膳食研究、以食物分类为基础的摄入量研究等）、采样和检验方法与国际上不统一、未明确设立专门机构来组织开展风险评估工作、食品行业的参与不足等。
风险评估在科学评估食品中污染物危害水平、制定切实有效的保障食品安全的管理措施、降低危害、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在降低食品中污染物风险方面尚未充分发挥风险评估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应采用国际通行的原则和方法开展风险评估研究工作并制定相应规范，将风险评估与管理相结合，使我国的食品标准体系和卫生管理规范与国际接轨，为管理者制定保护措施提供科学基础和依据。
4 参考文献
［1］王大宁.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指南［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4.
［2］Dybing P B, Farmer M. Andersen,Human exposure and internal dose assessments of acrylamide in food［J］.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2005,43：365-410.
［3］Sharma M,Maheshwari M,Morisawa S. Dietary and inhalation intake of lead and estimation of blood lead levels in adults and children in Kanpur, India［J］.Risk analysis, 2005, 25(6):1573-1588.
［4］Office of Prevention, Pesticides & Toxic Substances U.S. Physiologically-Based Pharmacokinetic/Pharmacodynamic Modeling: Preliminary Evaluation and Case Study for the N-Methyl Carbamate Pesticid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Washington, D.C.2003.
［5］罗，陈冬东，唐英章,等.论食品安全暴露评估模拟模型［J］.食品科技，2007,（2）:21-24.
［6］Codex stan 193. General Standard for Contaminants and Toxins in Foods［S］.
［7］Working Principles for Risk Analysis for Applic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R］．Alinorm，2003／14：142．
［8］Laying Dow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Food Law，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and laying down procedures in maters of food safety［S］．ECNO, 178／2002.
［9］Guidance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of Genetically Modified(GM) Plants and/or Derived Food and Feed Submit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gulation［S］.ECNO,1829／2003．
欧洲化学品管控会议是以化学品安全管理、安全法规为核心议题的全球会议交流平台,自1996年第一次举办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从全球性的视角探讨化学品的安全管理。
欧盟化学品风险评估
根据欧盟《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要求,政府主管当局对年生产量或进口量为10t或10t以上的物质,注册者需向其提交“化学品安全报告”(CSR),“化学品安全报告”是报告化学品安全评估的文件。因此,注册者必须首先进行化学品安全评估。
来自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Andreas Ahrens讲解了基于风险的化学品安全评估,介绍了化学品安全评估的目的、风险评估的流程、暴露场景的例子等,以及由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开发的暴露评估工具软件(Chesar)。Andreas Ahrens重点介绍了包括危害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表征在内的化学品安全评估程序。危害评估,即对化学品固有特性的评估,主要包括人类健康危险评估、物理化学危险评估、环境危险评估、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毒性物质(PBT)和高生物累积性物质(vPvB)评估。危害评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地确定暴露水平的安全阈值,即对于健康危害通常为衍生无效水平(DNELs),对于环境危险为预计无效浓度(PNECs)。如果物质或混合物在本步骤中不符合分为危险物质或混合物、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毒性物质或者高生物累积性物质的标准,则不需再进行下一步的安全评估。暴露评估包括定性和定量地确定人类或环境对其暴露的物质的剂量或浓度。暴露评估包括暴露场景的生成和暴露估算两个步骤。风险表征是化学品安全评估的最后步骤,主要描述化学品的生产、进口和使用中的风险是否被有效控制。风险表征也包括由物质物理化学特性引发的事故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的评估,以及与风险评估有关的不确定因素的定性定量估算。“化学品安全报告”中风险表征的结果应显示无风险。在欧盟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中,对于危险物质、特别是高关注物质的风险评估,是确保该化学品在生产、销售、使用等整个生命周期中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的重要环节。
为帮助企业自动完成化学品安全评估和准备“化学品安全报告”,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开发了一个工具软件Chesar。在暴露场景制作过程中,可以使用Chesar来组织所需的信息。2011年8月5日,欧洲化学品管理局在其官方网站了Chesar1.2。新版的Chesar1.2能为用户建立与下游使用者交流的暴露场景,进而可作为扩展安全技术说明书(eSDS)的附件。此外,一旦危险评估和暴露评估确定,它还能为注册者创建完整的化学品安全报告。
世界各国开展化学物质筛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情况各不相同，其中发达国家起步较早，相关基础研究较为全面，成果也较为显著。
1.1加拿大国内物质清单
加拿大环境部(EnvironmentCanada，EC)于1975年出台了第一部联邦环境保护法———《环境污染法》（TheEnvironmentalContaminantsAct，ECA），提出“新物质”在引入前应进行“通报”，但在政府部门通过已有信息或者其他来源获悉该物质进入环境的量会对健康和环境造成危险时，会要求企业提交相关资料和进行测试。1988年，ECA被《环境保护法》（CEPA-1988）替代，CEPA-1988提出了对“新物质”在进口和生产前进行通报和评估的要求，同时隐含了系统测试需优先考虑到物质毒性的规定，要求卫生部长和环境部长建立一个优先考虑物质的清单，简称PSL（PrioritySubstancesList），清单中的物质得到最高关注并对这些物质的风险进行评估。PSL-1在1989年2月，包含44种物质；PSL-2在1995年12月，包含25种物质。1999年修订出台《环境保护法》（CEPA-1999）明确要求加拿大政府开展对“国内物质清单(DomesticSubstancesList，DSL)”中化学物质的分类工作，以识别出具有最大暴露潜能的物质以及具有持久性/蓄积性和毒性(PBT、PT、BT)的物质。目前，加拿大已对大约23000种物质DSL中的4000多种完成了分类及风险评估，筛选出包含137种（类）的第一期有毒物质名录（ToxicSubstancesList-Schedule1）。
1.2欧盟高关注物质(SVHC)筛查
欧盟在2007年6月实施《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RegulationconcerningtheRegistration,Evaluation，AuthorizationandRestrictionofChemicals，REACH），使欧盟在化学品管理中整体引入了风险评估的概念。REACH的主要内容包括：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四个层次。即要求年产量或进口量超过1吨的所有化学物质需要注册，年产量或进口量10吨以上的化学物质还应提交化学安全报告进行档案评估和物质评估。对具有一定危险特性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化学物质的生产和进口进行授权许可，包括CMR（致癌性、致畸变性和生殖毒性物质），PBT（持久性、生物累集性和毒性化学物质），vPvB（高持久性、高生物累集性化学物质）等。如果认为某种物质或其配置品、制品的制造、投放市场或使用导致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风险不能被充分控制，将限制其在欧盟境内生产或进口。REACH已经对市场上在1971年到1981年9月18日间上市流通的大约10万种化学物质实施了安全性评价。REACH明确规定，高关注物质（SubstanceofVeryHighConcern,SVHC）将逐步列入法规附件XIV的需授权物质清单中。一旦某物质列入附件XIV，则其进口、生产、使用等行为都需要得到授权方可进行。SVHC物质是指具有下列特性之一的物质：①致癌，致畸变性和生殖毒性（CMR）；②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③非常持久和生物累积（vPvBs）；④严重或对环境或人体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破坏荷尔蒙系统的物质。目前，REACH法规SVHC名单已经增加至169种，合计13批；附件XVII限制物质清单物质有64种；附件XIV授权物质清单物质有31种。
1.3日本化审法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筛查
日本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化学物质监管法律体系，其核心是化学物质审查和生产控制法(ChemicalSubstanceControlLaw，CSCL)，简称为化审法。目前，化审法控制的化学物质分为4类。①第一类特定化学物质（ClassI）：具有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BCF>5,000)，且对人类具有持久的毒性风险的化学品。该类化学物质管理严格，在生产或进口这些化学物质前必须获得许可。②第二类特定化学物质（ClassII）：对人类或环境具有持久的毒性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进口被政府严格控制，使用时必须采取防控措施。③监视化学物质（MonitoringChemicalSubstances）：被证实具有持久性、高生物累积性，但长期毒性特征未知的化学物质。生产和进口商要向政府每年报告这些物质的实际生产和进口数量，以及预期用途，必要时由政府指导生产商和进口商调查这些物质的危害特性。④优先评价化学物质（PriorityAssessmentChemicalSubstances）：具有潜在对人类或环境有持久的毒性风险的化学品。目前，ClassI包含31种（类）、ClassII有23种（类）、监视化学物质包括39种（类）、优先评价化学物质有196种（类）。
1.4国际通行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框架
通过比较上述发达国家化学物质风险评估工作，可以发现当前国际公认的化学物质风险评估主要包括危害性评价和暴露评价两部分，即化学物质风险评估不仅要考虑化学物质具有的固有危害性（剂量-效应评价），还要评价环境、人类和这些化学物质接触可能性（暴露）。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流程主要有化学物质危害识别、剂量-效应评价、暴露评价、风险综合表征。
2我国化学物质危害筛查与风险评估方法
我国化学物质风险评估起步较晚，在借鉴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化学物质危害筛查与风险评估的技术方法。
2.1化学物质危害筛查方法
我国化学物质危害筛查一般采用“标准比对法”。主要任务是确定筛查指标、制定筛查标准以及综合判别标准。2.1.1筛查指标。主要考虑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系统产生的慢性毒性危害，结合国际通行的关注重点确定了我国筛查指标，主要包括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毒性三个方面。持久性判断指标包括半衰期、生物降解性、水解和光解等。生物蓄积性从生物富集系数BAF、生物浓缩系数BCF、正辛醇-水分配系数Kow等予以评价。毒性包括以水生生物毒性为主的生态毒性、致癌性、致突变性、生殖发育毒性和内分泌干扰性等项目。2.1.2筛查标准。我国化学物质危害筛查首先采用单项指标筛查，对每种关注的危害特性分别制定筛查指标。①持久性(P)、生物蓄积性和毒性的筛查采用《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及高持久性和高生物累积性物质的判定方法》(GB/T24782-2009)；②内分泌干扰性由于当前国际、国内研究尚不深入，缺乏统一判定方法，故我国暂未建立特定的筛查指标，而是使用各个国家或者国际机构推荐的相关物质名单进行判别。2.1.3综合判别标准。综合判别指标是在化学物质单项危害指标筛查基础上，进一步对化学物质进行筛查，应用该指标优选筛查出高关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主要从生产使用情况和危害性等两方面进行考虑。2.1.4筛查流程。我国化学物质危害筛查一般的流程分为筛选准备、数据收集、筛选对比和确定高关注化学物质目录等四个步骤。1）筛选准备阶段：制定筛查方案，目标对象的分析、确定等。2）数据收集阶段：危害性数据收集，QSAR模型分析，质量评估。3）筛选对比阶段：筛查标准应用和Filter筛查。4）确定高关注化学物质目录：通过应用综合判别标准确定需要进行进一步风险评价的高关注化学物质。
2.2化学物质风险评估
对具有高危害性的高关注化学品，开展全面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估，识别出在不同生产工艺、使用领域、使用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风险，为科学实施针对化学品生产使用的限制、淘汰等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我国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按以下顺序进行：风险评估准备、危害效应评估及暴露评估、风险表征（包括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两方面风险），最后得出风险评估结论。就风险表征而言，主要包括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估两部分。
3结论与展望
尽管化学工业是我国重要基础工业和支柱产业，对推动经济发展、方便人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化学品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生产、使用、排放和废弃处置过程中会产生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产生危害。对化学品进行风险评价筛选的目的是对化学品实行无害化管理战略，做到预防为主、源头控制、全程监管、风险防患，将化学品的生产安全、健康和生态环境危险降至最低限度。
作者:胡玉琢 石运刚 单位: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马天杰，张淼.潜在风险优先行动,关于《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2009》的分析，绿色和平，2010.6.
2002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了《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单》(IECSC),到2009年,该名单共收录45355种现有化学品。此前,主要依据危险化学品分类,我国系统建立了《危险化学品名录》,共收录了近4000种危险化学品,而对在《危险化学品名录》以外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的现有化学品,未能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价和管理,导致国际上早已或正在禁止、限制的高环境与健康风险的有毒化学品,仍在中国个别地区生产和使用。在现有化学品的规制方面,我国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加速现有化学品环境风险的评估。鉴于现有化学品数目巨大,我国应当采取优先原则,对通常意味着高暴露风险、高产量的化学品优先开展制度化或组织化的危害性质测试,为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提供科学评估的信息。第二,完善现有化学品的分类管理制度。我国现行《危险化学品名录》中危险化学品主要依据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中危险货物一览表确定,而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的分类体系是为了控制危险货物安全运输制定的,对急性毒性以外的其他健康危险性,特别是致癌、致突变和致畸性三种特殊毒性没有制定分类判定标准。例如,我国危险化学品中的“有”主要是以急性中毒指标LD50为标准,无法充分囊括当今化学品环境管理主要关注的那些常规判定为“低毒”甚至“无毒”,但却以低浓度、生物蓄积性对人类和生态系统产生长期潜在毒性影响的PBT或EDCs等有害化学品[1]113。因此,《危险化学品名录》应当根据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修改完善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和管理范围,并推动对经评估确认的高风险的“优先有毒化学品”采取淘汰或限制等风险管理措施。
二、确立化学品环境自愿协议制度
环境自愿协议是环境自我管制之一种,所谓社会自我管制系指个人或团体本于基本权主体之地位,在行使自由权、追求私益之同时,亦志愿性地兼负起实现公共目的之责任。在概念特征上,社会自我管制包含着两个核心内涵:“自愿性”与“公益取向性”。环境自愿协议(VEAs)包括单边承诺(UC)、公共志愿计划(PVS)和协商性协议(NA)[2]。单边承诺包括单个企业或者产业协会的环境改善计划;公共志愿计划是由公共部门设定好一定的加入条件和行为标准,由企业来选择是否参与;协商性协议则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与工业行业或企业经过协商签署协议,旨在通过协议的实施达到节能减污和环境保护的目的。环境自愿协议体现了当代环境法中的合作原则,透过规制者与被规制企业的协商与合作,可以有效弥补法律的局限性,实现环境管理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提高规制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以下简称《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十九条首次规定了环境自愿协议制度,在化学品的基本立法中也应确立该项制度。事实上,环境自愿协议中的“单边承诺”已在我国化学产业界得以实践,“责任关怀”即是一个例证。责任关怀(RC)是全球化工行业自发地在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三大方面(简称HSE)所采取的行动计划,旨在不断改善化工行业在环保健康以及安全领域的表现。
RC运动由加拿大化学生产者协会(CCPA)于1985年首次发起,相继被美国化学品制造商协会(CMA)以及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性组织化学工业协会所采纳,后在国际化学品协会理事会(ICCA)的正式推动下,至今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2007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发起的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推进“责任关怀”行动正式启动,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与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联合了《责任关怀实施准则》,该准则包括社区认知和应急响应准则、储运安全准则、污染防治准则、工艺安全准则、职业健康安全准则、产品安全监管准则六个方面。2008年5月29日,在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AICM)组织下,杜邦、拜耳、壳牌、巴斯夫、三菱化学、罗门哈斯等24家跨国化工巨头在京共同签署《“责任关怀”北京宣言》,承诺将保障经营过程的安全和环境友好,通过分享信息,推广严格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业绩指标和验证流程等方式,在中国树立可靠的化工行业形象。目前我国承诺实施“责任关怀”的有化工、石化行业的43家企业以及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等三个工业园区管委会。
三、建立化学品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PRTR)制度
在化学品的规制过程中环境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掌握充分的相关信息,政府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制;只有化学品信息的充分公开,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减少化学品的风险和危害。质言之,化学品信息的申报、收集与公开是政府、企业与公众三者之间相互信赖与合作的基石。OECD国家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PRTR)制度是这方面比较成功的范例(见表2)。PRTR制度是指建立一个从各类排放源向环境排放和通过废弃物转移的各种指定极危险化学物质的报告和登记制度,并将收集的数据向社会公众散发和用于化学品环境管理。虽然各国的PRTR制度不尽相同,该制度的设计取决于各国具体的需要、条件和环境目标。但是,各国的PRTR制度仍然具有以下四个共通点:①化学物质或污染物的清单;②排放与转移的多媒介(大气、水、土壤)或综合性报告;③由固定或移动污染源报告汇总成污染物数据库;④污染物资料与数据可以为公众所获得[3]。
最早的PRTR制度是1974年荷兰开始实施的“排放目录制度(EIS)”,1986年美国实施作为PR-TR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oxicReleaseInvento-ry,TRI)制度”之后,该制度在OECD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PRTR制度的发展历程中,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是富有深远影响的典范。美国1986年制定的《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授权联邦环保局制定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每个符合该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企业必须于1988年及其后每年的7月1日前向环保局局长和州委派的特定官员提交排放清单上所列的每种有毒化学品排放情况的年度报告。清单上的有毒化学物质从开始的大约329种增加到了2000年的约650种[4]。企业的年度报告是向公众开放的,《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十款规定:“联邦环保局局长须根据提交的数据资料,建立全国有毒化学物质存储数据库并进行维护,任何人都可以以有偿方式通过计算机或其他手段获得这些数据资料”。目前我国企业环境信息以自愿公开为原则、强制公开为例外。《清洁生产促进法》确定了污染严重企业的“黑名单”制度,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必须向公众公布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也只是鼓励企业自愿公开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对象仍然是《清洁生产促进法》所框定的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我国应当在排污申报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创设PRTR制度,目前上海市、天津市被选为试点城市,在全国配合开展化学品PRTR制度的试点工作。
同时，该指导手册为评估人员提供了风险评估所需的必要信息，包括：环境风险评估的一般概念和实施的步骤；评估数据的要求；对数据的充分性、适宜性和可靠性的评估方法；环境暴露的评估方法；环境效应的评估方法；具持久性的、生物累积性和有毒化学品的评估方法；以及如何确定环境风险的特征和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等。
二、社区健康风险管理
社区健康风险通常与采矿或矿产加工过程中的大气、水或土地排放有关。在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社区健康问题的地方，矿业公司可能选择卫生资助计划或为偏远地区建设社区基础设施来改善社区人群和矿业公司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福利，为社区和矿业公司都带来了益处。为系统评估环境危害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澳大利亚政府组织编写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指南》，该指南提供了一种通用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方法，适用于各种环境健康危险，并明确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具体步骤，尤其是在确定一般人群、小团体或个人所面临的风险时融入了毒理学、流行病学、暴露评估方法和剂量反应评估方法。
三、风险沟通管理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普遍认为自身有责任与员工和公众就风险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建立社区信任、增加社区对采矿和矿产加工风险的了解，以及使利益相关者能更好地了解可能受到采矿和矿产加工活动影响的重要方式。
风险沟通过程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倾听和讨论同等重要，基于这种互动才能充分发挥风险沟通的作用。对于已识别的重大风险，为了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选择必要的风险沟通方式尤为重要。这些沟通方式包括简单的员工会议、为了与大量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交流而制定的风险沟通计划等。风险管理标准AS/NZS4360:2004要求在风险管理过程的每个阶段和整个过程中，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适当的沟通和协商，这些重要的沟通要素与整体的风险评估是密不可分的，对风险管理的全面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包括目标层、项目层以及因素层面三部分，其中目标层是指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对象，一般是风险源评估、人员安全评估、管理评估以及环境评估；项目层是对目标层（评估对象）评估的事项拓展，例如风险源评估包括企业化学品储存量、种类、毒性危害、易燃易爆以及腐蚀性等储运项目评估；危险物质产品、生产设备装置、工艺过程等生产项目评估；监控系统与工艺参数安全等辅助型工程系统项目评估等等。人员安全评估包括人员操作环境与安全意识评估两部分，当前较多化工企业比较注重人员的操作安全评估，忽略对人员安全意识的评估项目，这是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大忌。管理评估则应囊括环境影响评估、环保规定与认证的执行评估、应急预案评估以及次生性污染防护评估等等；环境评估则主要表现在环境敏感性与自然灾害判断两个方面。除此之外，因素层是对项目层的重要补充因素，往往是特别强调的评估对象，也是化工企业生产容易遗漏的评估对象，例如风险源中储运系统评估往往对罐区或库区所在的场所缺乏严格评估，人们平时看到的化工企业粉尘爆炸主要不是化学品自身的爆炸事件，而是罐区或库区场所的废弃反应，这就提醒了我们储罐油料、运输及进料方式乃至化学品转移的场地因素都是环境风险评估的重要对象，“它们可能会成为连锁效应的起始点或继发性事故的单元之一”，因此生产运行项目评估中也不能忘记生产过程的废弃物、停车装置，人员项目评估中暴露在企业生产环境外的人群比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化工企业生产的环境风险评估应加入对管理系统评估的环保投资比例考察，一般人认为环境风险评估重在评估风险，但应注意到化工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同样包含在内，可以说没有环境成本控制就没有环境风险评估，所有的风险评估项目都要进入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去，不与环境成本控制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无法被实践。
一、背景
澳大利亚是全世界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矿产资源种类包括铝土、氧化铝、钻石、铅、钽、黄金、铁矿石、煤、锂、锰矿石、镍、银、铀、锌等超过70种。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铁矿石供应国、世界第二大镍产国、第二大金产量国、第三大的铀产量国、最大的煤炭出口国、第三大天然气（LNG）产量国，矿产业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依旧是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
由于矿产业相对频繁的生产活动，澳大利亚需要面对矿产业中出现更多严重事故的内在可能性，此类事故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环境破坏、重大生产损失及其带来的利润损失，因此特别需要一种合理的方法来进行风险管理。
二、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
一直以来，健康和安全风险备受澳大利亚矿产业管理者的重视。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企业员工及其家庭、社区、政府卫生主管机构和矿业公司无法接受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所产生的后果，健康和安全性能差会严重损害政府和行业的整体声誉，社会和企业也有很强的动力来改善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澳大利亚政府部门组织编写了大量指南用于帮助澳大利亚矿产业实施标准化的、健全的风险管理程序，以保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澳大利亚矿业安全和健康风险评估指南》（The National Minerals Industry Safety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指南之一，其概括了各种健康与安全风险评估方法，包括非正式风险评估和标准作业程序，正式安全评估和灾难性风险管理计划，还提供了健全的、基于过程的风险评估方法，并在风险评估上实现了飞跃性的进步。
另一个广泛应用的指南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矿业安全和健康风险管理指南》（Minerals Industry Safety and Health Risk Management Guideline），该指南为澳大利亚不同的矿区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易于使用的健康与安全风险管理方法，以实现一个灵活和综合的风险管理体系。
三、环境风险管理
来自矿产业运营活动的环境风险及其对环境和地方社区的潜在影响可能对矿产企业产生诸多影响，例如：影响社区人群的健康、公众不满导致声誉受损、矿区关闭和复原导致成本消耗、矿区关闭后持续的遗留风险。为此，澳大利亚政府组织编写了《工业化学品环境风险评估指导手册》（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Guidance Manual for Industrial Chemicals）。该手册概括了针对工业化学品的最优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包括评估化学品所使用的信息、方法和工具。同时，该指导手册为评估人员提供了风险评估所需的必要信息，包括：环境风险评估的一般概念和实施的步骤；评估数据的要求；对数据的充分性、适宜性和可靠性的评估方法；环境暴露的评估方法；环境效应的评估方法；具持久性的、生物累积性和有毒化学品的评估方法；以及如何确定环境风险的特征和环境风险管控措施等。
四、社区健康风险管理
社区健康风险通常与采矿或矿产加工过程中的大气、水或土地排放有关。在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社区健康问题的地方，矿业公司可能选择卫生资助计划或为偏远地区建设社区基础设施来改善社区人群和矿业公司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福利，为社区和矿业公司都带来了益处。
为系统评估环境危害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澳大利亚政府组织编写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指南》（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Guidelines），该指南提供了一种通用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方法，适用于各种环境健康危险，并明确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的具体步骤，尤其是在确定一般人群、小团体或个人所面临的风险时融入了毒理学、流行病学、暴露评估方法和剂量反应评估方法。
五、风险沟通管理
澳大利亚矿业公司普遍认为自身有责任与员工和公众就风险问题进行充分的沟通。有效的风险沟通是建立社区信任、增加社区对采矿和矿产加工风险的了解，以及使利益相关者能更好地了解可能受到采矿和矿产加工活动影响的重要方式。风险沟通过程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倾听和讨论同等重要，基于这种互动才能充分发挥风险沟通的作用。
对于已识别的重大风险，为了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选择必要的风险沟通方式尤为重要。这些沟通方式包括简单的员工会议、为了与大量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交流而制定的风险沟通计划等。风险管理标准AS/NZS 4360：2004要求在风险管理过程的每个阶段和整个过程中，与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适当的沟通和协商，这些重要的沟通要素与整体的风险评估是密不可分的，对风险管理的全面性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六、结束语
风险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澳大利亚矿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这些需要解决的风险较为复杂并且常常是相互关联的。
采矿业的风险管理需要充分认识到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策略，建立和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渠道，才能更好的面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宋国明，胡建辉.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与政策[J].世界有色金属， 2013（03）
对危化品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设计管理，就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将事故隐患消灭在工程设计阶段，确保工程项目设计的优生优质。以风险管理驱动工程本质安全设计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先进科学的风险管理，实现设计本质安全性的最大化和建设项目事故风险的最小化。
重大危险辨识
重大危险辨识是化工过程安全本质设计的基础。经历了多年的安全发展后，过程安全管理的重点已从灾难性修复转向事故减缓和预防，近年来又向本质安全性发展。也就是说，过程安全管理已经从过去被动的、事故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故预防阶段。
本质安全性与“绿色化工”的理念一致，原则重在消除或减少化学及物理危险，不是依赖应用控制和防护措施，而是识别和研究设施的本质安全性。本质安全设计可使工艺产品和过程设计，达到使用和产生的危险物质最小化，即使不能完全降低或消除危险，也可使采用的防护设施更可靠耐用。
目前，从国际上来看，本质安全性已成为危险评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公司已将本质安全设计审查，整合到危险评估体系中。就是说，在做危险评估时，不仅要发现危险在哪里、有什么危险，而且要思考能不能做到本质安全设计、如何找到本质安全的途径。
危险评估特别适用于发现导致化学品泄漏、火灾或爆炸的设施设计，以及操作中的细小隐患，有利于持续改进过程安全性。通过开展危险评估，可以减少化工过程生命周期的事故、降低发生事故的后果、强化培训和对工艺的理解、更有效地生产操作、改进应急反应。
过程安全的危险源（PHA）主要有两方面：物料特性和化学危险性，如易燃性、毒性、反应性等；过程变化的危险性，在工艺过程中发生化学反应的方式，如压力、温度、浓度等。
自2009年以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了一系列关于危化品“两重点一重大”（安监部门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项目监管的法律法规，实际上是对PHA的很好诠释。2009年，《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公布了15项危险工艺；2013年，《第二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公布了3项涉及煤化工的危险工艺；而《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和《第二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则分别公布了60项和14项危险化学品。
在工程建设项目中，保证危化品安全要从3方面入手。首先，在设计时，重点做好危险辨识，在可行性研究和前期阶段，要了解选址对自然条件、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工艺包设计阶段，要做好本质安全健康与环境审查；在基础功能设计阶段，进行危险与可操作性审查。
危险评估是过程安全管理体系（PSM）的重要基石，作为PSM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贯穿于化工过程的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的危险评估不能保证不发生事故，但是在有效的PSM管理体系下，危险评估可为改进安全和风险管理提供决策。这并不是说在化工项目设计时，做了危险评估就万事大吉，不用考虑其他措施。实际上，危险评估只是一个重要环节，真正实现长周期的安全平稳运行，还要靠有效的体系管理。
当然，危险评估也有局限性。危险评估是基于对过程或操作的已有经验，如果对过程的化学性质缺乏充分理解，或者评估人员的经验不能反映系统实际操作的过程，则危险评估的结果可能是不完整的。大部分危险评估的结果和益处不能直接被验证，防止事故发生节省的费用不易估算。比如投入很大人力、物力、技术等来进行HAZOP分析，实际上的获益并不能马上看到。还有，危险评估取决于客观判断、假设和分析者的经验，不同团队进行的分析评估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量化风险评估
量化风险评估是本质安全设计的要素。2011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为量化风险评估提供了有利的依据。其中规定，通过定量风险评价确定的重大危险源的个人和社会风险值，不能超过规定（如表1所示），若超过，则需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风险。
在化工设计中，量化风险评估主要应用于4方面，包括爆炸性气体泄漏事故的后果模拟，用于抗爆控制室设计；可燃、有毒、有害气体泄漏事故模拟 ，如硫化氢气体泄漏等；储罐火灾辐射热影响范围及强度模拟计算；火炬熄火事故的后果影响等。
几年前，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对某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进行全厂量化风险评估，对20多套工艺装置和十几个罐区的潜在爆炸、火灾、毒物泄漏扩散等事故进行了模拟计算，并进行了厂内和周边区域的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厂区办公楼、化验楼等人员集中场所的总图方案进行了调整，为十几座抗爆建筑物提供了抗爆设计参数，核算了事故条件下有毒物质泄放的影响范围，优化了工程设计，减少了投资费用，大大降低了人员伤亡事故风险。
合理控制风险
合理控制风险是本质安全设计的原则，安全设计最根本的原则是合理化降低风险。但合理的度的问题，经常会有争论。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是合理化控制风险的主要依据，也是最低要求。当然，若企业有更高的风险要求，可以高于国家标准。
在化工项目设计时，要考虑事故预防的优先原则，优先降低事故率；也要考虑可靠性、耐用性优先原则以及针对性、可操作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
降低工艺风险的4项对策，按优先顺序排列。第一是本质安全性措施，就是在设计时消除危险，采用非危险或低危险性物料及过程条件，如：最小化危险物质、替代高危险物质、弱化不利的工艺条件、简化工艺过程的操作和运行。第二是被动性措施，通过过程和设备的设计特性，来降低事故频率或后果，所谓的“被动性”是指不需要启动任何的设施，如工艺和管道材料的设备选择、防火堤的设置，这些都是比较可靠安全的。第三是主动性措施，采用联锁控制、仪表保护系统及其他工程控制措施。第四是程序性措施，主要用于生产管理中，采用操作控制、管理检查、应急反应和其他管理方案，来防止或减少事故的影响。
对于一个化工项目的发展阶段，经历工艺开发、基础设计、详细设计、施工建设、生产操作等几个阶段。想改变工程设计的本质安全性，最关键是工艺开发阶段，也就是在前期工艺研发时，有许多机会考虑怎样提高项目的本质安全性。随着建设项目的发展，改变本质安全性的机会在下降，但是改变外在安全性的机会在上升。
本质安全审查
纵观化工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根除过程危险是预防事故的最佳途径，也就是说工程设计阶段，是为后期的生产运行创造无事故、安全运行的先决条件。
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模型
安全风险治理一般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分类、风险控制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五个阶段。在一个特大型城市，建立有效的安全风险治理机制也应该从安全风险识别开始，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分类，进而提出安全风险控制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不断分析和评估风险，动态调整控制策略和措施，城市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如图1所示。
1．安全风险识别。安全风险识别是安全风险治理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主要包括安全风险因素识别与风险的发展变化预测两个方面。对于特大型城市，其安全风险因素数不胜数，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更多的是人为和自然耦合的；既有来自高楼大厦、工厂、景观等地面上的，也有来自地铁、民防设施、隧道等地面下的，还有来自冰冻雨雪极端气候、雾霾污染等天上的。很多风险因素我们熟视无睹，其造成的灾难事故屡屡发生；而更多风险我们一无所知，面对灾难手足无措。城市管理者应该对城市有准确的了解，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和数字化时代，大部分安全风险因素其实是可以而且容易识别的。
笔者提出一种采用空间、时间、人物三要素对主要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并判别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的方法。如外滩观景平台、南京路步行街、地铁人民广场站、公交车、老式里弄等不同类型的地点，在不同的时间可能聚集不同类型的人群，进而产生不同类型的公共安全事故。三要素及可能的事故类型如表1所示。
在这三要素中要特别注意人的因素以及三者的稍合作用，如上海外滩观景平台，在人群大量聚集的时候，必须考虑参观者多为年轻人，容易冲动或恶作剧，在人群中放一个鞭炮或者喊一句“砍人了”的恶作剧，都可能造成严重踩踏事故。在判别出主要风险因素及可能的主要事故类型之后，要对风险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预测。在互联网时代，要特别重视运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进行风险发展预测。任何事故的发生都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当预测到风险可能接近阈值时，就必须进行风险预警，采取干预措施，否则事故必然发生。
2．安全风险评估。事故发生的概率实际是很小的，所以容易被人们忽略，侥幸心理普遍存在，但一旦发生，往往危害结果巨大尤其是危及生命，令人追悔莫及。所以，安全风险评估要综合考虑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可能产生的危害结果，可以应用矩阵分析、事故树、仿真模拟、统计分析等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对事故的安全风险概率大小及事故隐患危害后果进行定量评价。如化工厂爆炸、泄漏的危害就可以用模拟仿真进行科学计算，安全风险的大小正是上述两者之积。
3．安全风险分类。事故隐患风险无处不在，有些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有些则是能够消除但由于成本太高得不偿失的，有些是可以容忍的，有些则是绝对不能承受的。因此，风险分类很重要，关键是要确定合适的可接受的社会风险标准，它是风险控制策略的基础。在估算出安全风险大小之后，要根据可容许的社会风险标准对其分类，可分为可接受风险、不可接受风险以及过渡区域风险。在此需要特别指出，所有涉及群死群伤的风险都是必须极力避免的，都是不可接受的风险。如普通的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是可以承受的，但载有剧毒危险品的车辆在城市闹市区发生爆炸、泄漏事故的风险就是不可接受的。
4．安全风险控制策略。从事故发生概率和事故危害后果两个方面构造风险控制矩阵，我们可以提出风险控制策略——风险分散策略、风险预警策略、风险抑制策略、风险容忍策略，其判别如表2所示。
对事故发生概率低的、危害小的，可采取风险容忍策略，因为社会中的各种安全风险数不胜数，人类没有能力完全控制；对危害比较小、发生概率低的风险，控制起来的社会成本太高，也只能采取风险容忍的策略。而对危害很大的风险，必须采取风险预警策略，阻止其发生事故，例如核爆炸、剧泄漏、地铁踩踏等事故。对事故发生概率高的、危害小的，可采取风险抑制策略，如一般行人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就很高，但其危害相对较小，那么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事故，没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对于发生概率高并且危害大的风险，就必须采取风险分散策略，包括转移部分风险、把大的风险分割成多份小的风险等。
5．安全风险控制措施。确定了安全风险控制策略，就要根据风险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和减少事故危害，风险控制时要实时监控风险因素的发展变化来调整控制措施，使风险始终低于阈值，使安全风险可控。对于风险控制措施一般主要从人防、物防和技防三个方面考虑，在重视物防和技防在风险防范与控制作用的同时，要特别注意三者的协调问题，形成“三位一体”综合防控体系，尤其要注意主要发挥“人防”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上海外滩人群踩踏事件演化过程中，上海公安系统可以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观察到外滩的人群拥挤情况。比如，当游人从每平方米3个严重到每平方米10多个，这时候城市管理者就应该根据风险因素的变化，主动采取管制或增加警力等风险控制措施，而不是被动地坐等事态发展。
上海的重特大安全风险
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行政区域634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3070平方公里，2013年常住人口2500万人，人口密集、建筑集中、活动集中、生产集中、消费集中，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在高度繁荣的同时也给城市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隐患。比如，2010年静安区胶州路大火和2014年黄埔区外滩人群踩踏事件，都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以及恶劣的社会影响。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的重特大风险包括自然灾害风险和人为事故风险两大类。自然灾害风险主要有台风、暴雨、风暴潮、龙卷风、赤潮、浓雾、高温、雷击、地质、地震十种，人为事故风险主要有火灾、危险化学品事故、道路交通事故、生命线工程事故四种。其中，火灾、危险化学品事故、轨道交通安全事故风险尤为突出，要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风险控制措施。
1．火灾风险。高层建筑、老式里弄和石油化工行业是上海消防安全的三个突出薄弱环节。目前上海超过30层的高楼有1200多幢，建筑面积超过3563万平方米。高层建筑由于其结构特点，具有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等问题。上海现有老式居民楼32600多幢，总建筑面积796.22万平方米，主要集中在中心老城区。这些老式建筑多为二、三层的砖木结构，电器老化，火灾隐患巨大，并且由于通道狭窄、人口密集、消防设施缺乏，一旦出现火情，扑救难度大。上海还是中国重要的石油石化产业基地，2013年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工业总产值4148.22亿元，仅次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居第三位。一旦发生重大化学品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也是上海的消防薄弱环节。
2．危险化学品事故风险。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危险化学品供应链包括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六大环节，如图2所示，每个环节都有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
危险化学品事故具有发生突然性、形式多样性、危害严重性和处理处置艰巨性等特点。笔者根据搜集到的2005～2014年10年间全国发生的3618起和上海发生的129起危险化学品事故，分析得出：上海市危险化学品事故近年呈逐年减少趋势，但也发生过多起重大危险化学品泄漏、爆炸事故。其中，运输环节事故发生的数量最多，使用环节事故的危害性最大。较大事故主要发生在运输、储存和使用环节，每年二三月份与七八月份呈现事故高发态势，而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2点左右基本是一天中事故发生的高峰期。
3．轨道交通安全事故风险。上海是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最领先的城市之一，截至2014年7月22日，上海轨道交通全网运营线路总长567公里，车站共计332座，工作日日均客流达900万人次，运营规模列世界第一。高峰时间地铁人群严重拥挤， “上车时拼命推挤，乘车时摩肩接踵，下车时力拨人群”，就是超载运行的生动写照，极易产生人群拥挤踩踏事件。除此之外，上海轨道交通安全事故风险还包括火灾、车辆追尾、脱轨等重大事故隐患。
建立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治理长效机制
风险与城市发展总是如影随形的，有效预防和科学治理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是一个关键课题，需建立长效机制，而不应是“运动式”。
第一，城市管理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安全风险治理理念。经济、社会发展首先以人的安全为前提，以人为本为第一要务，不能因为存在安全风险，就压抑人的出行、娱乐、消费等需求，如取消集会、娱乐等活动，而应积极主动地引导人们的需求，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实现安全风险全过程治理，确保公共安全。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risk evaluation for hazardous chemical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risk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which including the risk elements of employees， vehicles， hazardous chemical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platform and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en， the intuitionistic fuzzy number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an AHP and intuitionistic fuzzy TOPSIS based evauation approch is put forward to resolve the risk evauation probem of hazardous chemical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risks in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Finally， the approach is proved to be effective and feasible by an example.
Key words： hazardous chemical transportation； risk evaluation； intuitionistic fuzzy theory
0 引 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危化品物流运输量逐年上升，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我国每年通过道路运输的危化品超过3亿吨，其中80%的危化品通过公路运输完成。随着危化品物流运输量的增加，危化品物流运输事故率也持续上升，造成众多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这使得危化品运输安全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危化品运输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如何有效地对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进行评价并预防事故的发生已经成为危化品物流运输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在危化品物流行业的深入应用，依托“互联网+”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危化品物流运输的信息逐渐透明化、数据化，并在危化品物流的各个环节动态传递。“互联网+”的开放、协作、共享、透明的特征为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技术，能够更好地实现对运输阶段中各要素信息透明化监控，促进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高效发展。
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和管理一直是危化品物流理论研究的热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List（1991）等对风险评价模型进行了分析和评述[1]。Veter（2001）等提出了基于GIS的危险品运输风险分析框架[2]。Fabiano（2005）基于危险货物运输统计分析，分析了道路特征、天气条件和交通状况对危化品运输的影响，并建立面向事故现场的风险评价与决策体系[3]。闫利勇（2010）等通过分析2008年到2010年期间485起危化品公路运输事故，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4]。刘丽萍（2007）等提出一种将运输成本和风险成本集成在同一目标函数的成本转化模型，为风险评估提供了一种评价方法[5]。吴晓柠（2015）针对危险化学品运输的突发性、危害性、多样性和流动性等特点，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进行评价[6]。周沈楠（2015）等利用PHAST方法定量分析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影响因素，构建了风险计算的基本模型[7]。杨建伟（2013）等以农药品车辆运输事故为研究对象，对建立一个完善的车辆运输农药危险品预防事故的体系提出相应对策[8]。吴晓明（2012）在分析跨江大桥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新的风险预防机制[9]。陈开朝（2007）综合TR（traditional risk）和CR（conditional risk）2个模型提出了危险品运输综合评价模型[10]。郭晓林（2006，2007）等针对决策者具有不同的风险态度以及事故分级对路径风险评价结果存在影响的情况，提出了考虑决策者态度和基于事故分级的有害物品运输风险度量模
型[11-12]。
从上述文献分析来看，目前内外学者对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在风险模型、评价方法以及特定领域的风险预防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随着“互联网+”与危化品物流运输的不断融合，互联网平台和技术为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要素的识别和信息采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同时，由于风险要素的多样性，评价指标取值获取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各指标的评价值不能完全用精确的数值进行表达，客观上需要一种更合理的方法对指标值进行刻画。因此，本文在分析“互联网+”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了“互联网+”环境下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直觉模糊数对评价指标进行刻画，提出了基于AHP和TOPSIS的直觉模糊风险评价方法，并进行了实例验证。
1 “互联网+”环境下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危化品运输风险是指危化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爆炸、泄露等事故的可能性以及损失严重性的组合。一旦发生事故，不管是对群体还是个人都产生巨大的危害。因此如何做好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工作成为企业乃至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制定危化品运输评价指标体系是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的基础。刘锦军（2005）等对运输阶段的人员要素的风险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人员风险不仅仅包含驾驶员，还应包括装卸人员、押运人员等在业务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13]。尚鸿雁（2009）等对人员的评价应从安全意识、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情绪状况、专业技能4个方面进行评价[14]。王云鹏（2010）等对运输的车辆设备要素的风险指标体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考虑到间接的管理要素[15]。上述学者都对危化品运输过程中的物理要素进行了详细分析。随着“互联网+”与危化品物流的不断融合，基于“互联网+”的物流信息技术和理念在危化品物流行业得到了深入的应用。在互联网+时代，“云+网+端”成为新的信息基础设施，从而实现了危化品物流运作过程中“人、车、路、货、环境”全要素的实时连接和在线化，危化品物流大数据采集和分析为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估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持。因此，在“互联网+”这一新的技术和理念支撑下，对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因素的研究除了要考虑传统的“人、车、路、货、环境”等物理要素风险外，还需要考虑管理、信息平台、供应链关系、政府监管等要素对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的影响，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构建了“互联网+”环境下的危险化学品运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危化品物流运输相关人员包括驾驶人员、装卸人员、押运人员等。人员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以及安全意识缺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人员要素指标主要包括专业技术能力，安全意识，身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安全操作记录等。
（2）车辆及设备主要包括危化品运输车辆和应急设备。运输车辆状态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运输事故是否发生。运输车辆的评价指标包括车辆综合性能、车辆维修状况、应急设备状况。此外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都配备了GPS、3G视频等车载终端，通过车载终端可以实现对人、车、货、环境的监控。例如人员在途状态监控，车辆性能检测，货物的温、湿度监控，以及外部交通状况监测等，通过各种车载终端，将信息通过互联网传入后台监控平台，实现对在途信息的监督并及时预警，以降低运输风险。另外，在“互联网+”环境下，还必须从供应链监督层面进行风险评价，如对车辆、设备和物流设备供应商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3）货物要素。危化品货物本身也是引发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危化品货物的评价指标包括货物的化学特性和数量、货物包装，以及当发生事故时，由于货物的性质以及外部环境有可能发生二次灾害。另外，在“互联网+”环境下，从供应链角度来看，生产企业提供货物信息的完整性同样重要，在现有的危化品运输中，化工企业未能为运输企业提供准确的货物信息或隐瞒，增加了货物运输的风险。此外供需双方信息共享不及时，容易产生“牛鞭效益”，增加不必要的危化品运输数量和频次，提高运输风险。
（4）运输环境也是影响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的重要因素。环境因素包括道路环境、天气状况、人文和生态环境等。道路环境评价指标包括道路交通事故率、路面情况、路线复杂度；天气状况关系着作业环境的可靠性；人文环境包括人口密度、应急救援点分布。
除了以上直接要素以外，间接要素对事故的发生，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管理要素对上述直接要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体现在日常的各个方面，具体包括：员工的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应急预案的响应能力、信息化程度。这些指标的风险程度对事故的发生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影响，而不应该被忽视。
（6）信息平台要素。利用互联网进行危化品运输监控的核心工具就是监控平台。利用信息平台对人、车、货、环境的动态信息进行监督，可以很大程度降低运输风险，当出现异常情况时，平台能快速预警。平台所接收的信息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所接受种类越多精确度越高，风险控制力越强。由于我国的危险化学品运输基本上是异地运输，且距离较远，因此平台与各地政府部门信息的共享十分必要，当事故发生时，平台准确及时分析事故原因，便于应急方案迅速启动，减少损失。
（7）政府监管要素。危险化学品物流的各项业务分属公安、商务、交通、环境、消防、卫生、海关等多个政府部门管理[16]。并且各部门的信息统计口径和标准不一致，导致各个部门的信息之间存在“盲区”，“信息孤岛”降低了政府的综合监管能力。同时各部门制定的管理规范差异程度较大，不易进行责任划分。此外，据调查，目前所发生的事故大都来源于低资质的运输企业，这些企业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运输行业的发展，政府更应建立良好的行业准入机制和诚信机制。政府监管要素的评价指标包括：政府部门监管力度，法律法规的规范化，行业诚信机制，行业准入机制，部门信息共享程度。
2 “互联网+”环境下基于直觉模糊集的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方法
考虑到实际的危化品运输风险评价过程中评价指标的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各指标的评价不能完全用精确的数值进行表达，本文采用直觉模糊数的隶属度和非隶属度来刻画评价指标值，并采用直觉模糊多属性评价方法对“互联网+”环境下的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进行评价。
2.1 直觉模糊多属性群决策基本理论。直觉模糊理论是保加利亚学者Atanassov教授对Zadeh[17]提出的模糊理论进行扩展和l展的一种新的模糊集理论，它通过增加一个新的属性参数―非隶属度，从而能够比传统的模糊理论更加细腻地描述和刻画客观世界的模糊性本质。目前，直觉模糊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多属性决策、方案评价等领域。
首先，在危化品物流运输企业层面，强化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通过制度和流程加强对人、车、货、环境的安全要素进行风险管控，针对不同的要素建立完善的风险指标体系。企业充分应用“互联网+”的理念和技术，建立面向危化品运输的智慧物流信息平台，构建透明的物流节点网络，利用节点实现人、车、货、环境等物理要素的连接、信息采集和信息共享，实现物流信息的透明，从而对危化品物流运输的执行过程进行时效节点反馈、安全追踪和优化调度，全过程进行危化品物流运输的风险评估和防控。
其次，在供应链层面，要通过“互联网+”危化品物流信息平台实现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对危化品信息、运输业务执行过程状态的共享。危化品运输活动涉及到生产、运输、使用等多家企业，危化品运输安全性是供应链上的每个节点企业所关心的，需要通^企业间的相互协作、相互监管、信息共享，通过实现供需信息透明从而加强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
第三，在政府监管层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危化品物流运输企业的准入门槛，严格危化品物流运输装备、从业人员的准入管理，建立重点监管运输企业、人员、物流装备的信息数据库；要跨部门联动，制定和完善统一的危化品物流标准和规范，针对危化品物流运输各个环节制定和完善统一规范的标准和法规，从而使企业有章可循，职能部门监管有法可依；应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互联网+危化品物流”监管大数据平台，以连接、开放、共享的“互联网+”思维对危化品物流运输涉及的“人、车、路、货、环境、管理”进行全要素、立体化、全过程信息采集、处理和共享，实现危化品物流运输的跨部门实时协同监管和预警，并为事故发生后的应急管理提供技术上的保障。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互联网+与危化品物流的融合趋势，在分析了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的特点构建了危化品物流运输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在考虑危化品物流运输相关物理要素风险的基础上引入了管理要素、信息平台要素及政府监管要素对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直觉模糊理论进行了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并结合风险评价的结果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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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业项目建设来说，环境影响评价是项目批复及实施的主要依据，根据不同工业项目环境影响因素差异性，在构建环境风险防范对策上，需要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各相关法律规范及技术要求，科学有序的进行。然而，在实施中，有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缺乏对相关技术规范的引用，要么过时，要么没有。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等内容，与相关工业建设项目存在不符合问题，导致环境风险突出。
一、环境风险构成及工业项目环境风险评价要求
根据工业项目环境风险评价体系，对于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主要表现在污染源、排污标准、污染控制措施、重大污染源等内容。以某城市科技工程项目环境风险分析来看，燃气及管道安全管理是重点，而对于危险品道路运输则相对较低。从构成来看，环境风险表现为具体的环境风险物质、工业生产工艺，环境受体等部分。如对于某工业企业，其生产工艺需要相应的反应条件，而对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风险源的防控则应该列入重点；对于某电子芯片项目建设，其危险化学品具有高毒、剧毒成分，特别是某些储罐、钢瓶是主要风险源；另外在对化工类项目中的危险化学品的风险防范上，主要从毒理特性、理化特性、贮存量、贮存方式，以及事故应急预案风险防控列入重点。随着《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相关总则的提出，对于工业项目所涉及的各类物质风险识与防范措施，主要从原材料、辅料、燃料、中间品、成品及生产过程“三废”排放物理化性质等方面来进行应对，从构成成分、分类、数量及对环境污染的持久性，以及造成事故的风险等方面，分别从工业工程、贮运工程、装置工程、辅助设施等内容进行风险评价，并逐步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二、构建环境风险评价的具体思路
（1）风险物质的确定与突发应急预案的完善
对于工业项目环境风险的评价工作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工业项目爆炸、管道泄露等事故的发生，将环境风险评价及防范工作列入重点内容。然而，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风险物质确定上却存在较多问题。如某市政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仅将风险事故发生可能性小的危险品道路运输作为防范重点，而对于地下燃气管道工作只字不提；某液氨项目中对于液氨罐车与吸氨器直接相连，并经由混合器来输送至氨水储罐的工艺装置，未能从事故风险源液氨槽罐车进行防范，而是对氨水储罐进行安全预测，显然是因小失大；某材料项目因使用低毒己内酰胺，在次生及衍生环境风险因素防范上，将一氧化碳作为重点，而忽视了有机胺在热分解中释放无机氨的风险。同时，在工业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中，对于各类风险源临界量的确定存在模糊，如在《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识别》规范中，仅将风险识别结果Q值与1进行比较，实施上，对于冰醋酸、盐酸、硫酸、氢氟酸、溴化氢、双氧水、氨气、氯气等危险气体来说，其Q值远大于1。因此，需要从环境风险危险源辨识及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种类、临界量等方面进行严格规范，以最小临界量来建设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对于突发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的完善，需要从应急预案的内容及技术评估中，对不同突发性环境风险事故进行针对性完善。如明确总则、应急处置、预防预警机制、处置方法、应急保障、后续处置、附则、环境风险源分析等内容。
（2）引入社会公众的直接参与
从环境立法到公众参与，从环境影响评价体制建设上多存在操作性缺失问题。环境风险评价具有专业性，社会公众缺乏对其生产、工艺、污染危害的了解，更难以进行客观评价。因此，针对环境风险评价，要引入社会公众参与机制，通过企业、政府等多重机构的协同，来对工业项目可能存在的环境影响评价因素进行分析，对可能导致的进行预案处置。如某化工项目中对油漆、天然气使用较多，而对于天然气中的乙基苯、甲苯、环乙酮、乙二醇单丁醚等物质，其对环境影响较多，而对于广大社会公众，因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对该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事故缺乏认知，在无社会公众参与条件下，既损害了公众的安全，又给环境污染带来影响。因此，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方法上，要明确工业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以及拟采取对策方法，要从环境影响社会公众参与评价中，对项目实施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进行公示，充分发挥公众对环境风险评价的监督作用，化解可能存在的矛盾。
（3）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
从环境风险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也是近年来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同工业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工作差异性，对于专家的风险评估与社会公众的风险评估存在差异，而两者的冲突，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如某地政府在一味提升GDP增长效应中引入的重大投资项目，因缺乏环境污染评估论证，在获得项目审批权及环境、社会风险评估中“走程序”，导致后期项目建设中多项污染源引发重大风险事故，由此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影响。可见，从维护社会稳定风险上，加强对环境风险及可能带来的重大危险源进行评估，增进广大公众对项目环境风险的认知和了解，是降低工业项目环境风险的有效路径。如政府出台《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中，将环境风险评估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价作为重要内容，并从项目合法性、环保合理性、项目建设可行性、可能污染及环境事件可控性四个方面进行明确，切实降低环境风险带来的危害。
（4）构建针对性的环境监理体系
环境项目风险评价与监理工作的实施，需要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上进行完善。如《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工业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具体内容，委托环境风险监理机构及监理工作。监理单位要从环境风险评价及批复文件要求上，对环境风险及防范对策进负责。如某化工项目在设计上存在固体化工危险品储藏、运输等内容，而危险源主要有烧碱、聚乙烯、片碱、苯酚等，这些固体化工品在环境风险评价上均为重大危险源，需要从环境风险评价及应急风险措施上进行完善；再如某集成电路项目中对氨、砷化氢、磷化氢使用量较大，而这些化学品也列入重大风险源，在环境监理上需要从环境风险评价、风险识别、应急处置措施上进行完善。
（5）项目竣工环评验收管理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要具有可操作性，要能够根据项目建设不同阶段进行细化。如在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上，需要从环境保护设施、配套工程、环境监测装置、污染防治设备等方面进行完善。如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管理、重点环境污染点巡检、重要环保设施如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监控、报警装置的维护与日常管理，对各类应急救援物质的储备及供给管理，应急演练等制度，明确环境风险防范任务，加强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监测与管理，确保各项监测设备正常、稳定、可靠运行。
三、结语
工业项目环境风险防范工作任重道远，要从思想上树立防范意识，加强对重点工业项目、重点环境污染点的风险评价与识别，完善环境风险评估体系和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工业项目风险防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