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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理信赖”的独立性
将“合理信赖”区别于“权外观”，作为独立的表见构成要件，是法国表见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理解法国法中的“合理信赖”概念，应特别注意其独立性。
“合理信赖”概念的独立性，根源于“权外观”概念的狭窄性。如上所述，法国法中的“权外观”，仅仅是指那些表征权的客观事实，它并不包含那些赋予第三人信赖以“合理性”的客观事实。因此，单纯的权外观并不足以导致表见的适用，它须要辅以“合理信赖”要件，而“合理信赖”正是指的那些能够免除善意第三人核实义务、赋予信赖以“合理性”的客观事实。
我们可以以授权委托书为例：在法国法中，授权委托书属典型的权外观，它表明了行为人有可能享有书中所示的权，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原则上讲，第三人应该去核实授权委托书所示的权是否真实，否则，他的信赖就不合理。然而，如果在授权委托书之外，存在其他客观环境，例如，行为人长期以人身份为交易，或者行为人在被公司任职并且其职务与行为相关，等等，那么，这些客观环境可以免除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授权第三人对授权委托书的信赖为合理。这里，授权委托书之外的其他客观环境，构成了“合理信赖”。
可见，在法国法中，只有在权外观之外，存在某些特定的客观环境，才能免除第三人核实权外观的义务，才能构成“合理信赖”，成立表见。“权外观”和“合理信赖”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缺一不可。
2.“合理信赖”的内涵
法国学者一般从下述两方面阐释“合理信赖”的内涵：首先，作为交易相对人的第三人属于“善意”（la bonne foi）；其次，客观环境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les circon-stances qui dispensent les tiers de venfier）。
（1）第三人为“善意”
第三人的“善意”是“合理信赖”的前提条件。法国学者阿赫惹（arrighi ）在其所著《私法中的表象与真实》一书中指出：“‘善意’，是表见理论适用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2]
a.“善意”的一般含义
按照热拉尔·科尔尼（gerard cornu）《法律词典》的解释，所谓“善意”是指“符合于法律规定并使得利害关系人（l ’interesse）得以规避严格法律规则的认知状态或意志状态”[23]。可见，法国法上的“善意”概念具有“认知”和“意志”两重涵义：
从认知层面来讲，“善意”意味着一种错误的认识或信赖，即当事人对客观法律事实发生了认知上的错误。用热拉尔·科尔尼的话来说，“善意”是指“（当事人）对特定法律状态的错误信赖”。[24]认知层面的“善意”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有时又被称为“主观的善意”或“认识的善意”。法国民法典中有很多关于“主观善意”的规定，例如其第1141条，第2279条，等等。
从意志层面来讲，“善意”是指“一种善良、正直、诚实的态度，主要针对债务履行过程中的诚信行为而言”。[25]例如，双方当事人在债务履行过程中所实施的通知、协力、保护等行为。意志层面的“善意”，常常体现为特定的行为，因此又被称为“客观的善意”或“行为的善意”。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中的“善意”，即是这种“客观的善意”。
b．表见中的“善意”
a．善意”的基本内涵
法国表见中的“善意”概念，仅仅针对“善意”概念的认知层面，是指第三人对于权状态发生了认识上的错误，即错误地将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无权信赖为了有权。对这一“善意”概念，法国学者阿赫惹认为应从下述两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善意”意味着“不了解”（ignorance），即：第三人没能认识到客观的法律事实状态，不知道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已经终止。通俗地讲，就是第三人“不知道真实情况”。[26]
其次，“善意”还意味着“错误”（l’erreur），即：第三人不仅没有认识到客观的权状态，而且错误地将无权认为是有权。用阿赫惹的话来说，就是“‘善意’总是和错误相连。”[27]
b.“推定善意”
需要注意的是，法国表见中的第三人“善意”，原则上讲是“推定的善意”，即除非有相反证据的存在，我们都可以认定第三人为“善意”。[28]
这里的“推定善意”，首先意味着免除了第三人对“善意”的证明责任，转而由被人对第三人的“非善意”负证明责任。具体说来，如果被人要否定表见的适用，他必须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的真实状态。可见，所谓的第三人“善意”，在司法实务中，事实上仅仅对被人具有意义。
在法国司法实务中，被人对第三人“非善意”所负证明责任的程度，取决于具体案件。在某些案件中，法国最高法院要求被人就第三人知道权真实状况进行举证；在另一些案件中，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只要被人履行了通知义务，无论该通知是否送达第三人，无论第三人事实上是否知晓了权真实状况，第三人均构成“非善意”。
（2）核实义务的免除
a．内涵
法国法中的“合理信赖”，其核心内容在于“核实义务的免除”。
如前所述，单纯的权外观，并不足以导致表见的适用。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权外观仅仅表明了权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在当今通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原则上讲，第三人负有核实权外观的义务，并且他也有履行这种核实义务的可能性。正如法国学者让-路易斯·苏贺尤（jean - louis sourioux）所言，面对权外观，第三人“逻辑的反应应该是去核实”，[29]如果第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核实义务，那么，原则上讲，他对权外观的信赖并不合理。
然而，例外地，如果在权外观之外，还存在某些客观环境，并且，这些客观环境使得第三人即使不履行核实义务而信赖权外观，也变得合理，那么就可以免除第三人核实权外观的义务。质言之，权外观之外的某些客观环境的存在，赋予第三人未经核实的信赖以“合理性”。特定的客观环境是“合理信赖”的物质基础。
b．三种客观环境
在司法实务中，不同的案件，具有不同的“客观环境”；不同的“客观环境”，会课以善意第三人不同的注意义务（les precautions exigees）。有的客观环境可以免除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构成“合理信赖”的基础，有的客观环境则不仅不能免除第三人的核实义务，甚至可能加重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法国学者米歇尔·布杜（michel boudot）根据客观环境课以第三人注意义务的不同，将实际生活中形形的客观环境区分为三大类：“应引起怀疑并进行深入核实的客观环境”（les circonstances desquelles un doute nait ou doit naftre）；“按惯例应进行调查核实的客观环境”（les situations qui exigent des recherches）；“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客观环境”（les circonstances qui dispensent les tiers de rechercher）。[30]
第一，应引起怀疑并进行深入核实的客观环境。在某些情形下，如果交易相对人具有某些可疑之处，法国最高法院要求第三人应向专业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否则其信赖就不是合理的。例如，授权委托书具有明显的错误。
第二，按惯例应进行核实的客观环境。例如，法国最高法院认为，按照商业惯例，如果第三人是第一次与人为交易活动，那么他应该向被人核实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权。又如，在越权的情况下，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超越的权按照商业惯例不属于有权的“自然的延伸”，那么善意第三人应履行核实义务。此外，在雇员无权的情况下，法国最高法院同样认为，按照商业惯例，如果雇员无权的内容与其本身的职务之间“毫无关系”，那么第三人负有核实义务。
第三，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客观环境。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某些客观环境，例如长期关系的存在等，授权善意第三人不用去核实相对人的权状况。正是这种客观环境，构成了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
那么，在法国司法实务中，究竟哪些客观环境可以免除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呢？这主要有赖于法官的具体评判，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
c．具体评判
在法国法中，除法定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情形，例如民法典第2005条等规定之外，其他可以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客观环境，是由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具体的客观环境进行考查，从而作出“具体评判”（l’ appreciation in concreto）而确定的。[31]在司法实务中，下述客观环境要素往往对“合理信赖”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32]
第一，第三人自身的特征。如果第三人对这一行业了解很少，或者第三人所从事的职业与商业活动无关的话，那么，一般说来，法国法院较容易认定其信赖为合理。
第二，当事人所为法律行为的性质。对于不太重要的商业行为，法国法院较容易认定合理信赖成立；如果交易行为的性质比较重要，例如标的数额巨大、不动产交易，那么第三人的合理信赖较难成立。
第三，表见人的特征。表见人是否具有某种足以使人产生错误信赖的明显特征，也常常成为法国法院判断第三人信赖是否合理的依据。例如，如果表见人担当了某一政府职务，或者是职业从业者（如不动产中介机构），则容易认定第三人的信赖为合理。
第四，其他具体情况。其他任何足以影响第三人信赖的因素，都是法国法院考查的对象。例如，在一个案件中，表见人向第三人出示了公证人员制作的权确认书，法国最高法院据此直接认定该第三人的信赖为合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司法实务中，法国法官对上述客观环境的衡量，并不是孤立地、分裂地进行的。正如雅克·盖斯（jaques gestin）所言：“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或那个特征对于表象的认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证据链（束状），我们才能逻辑地推论出存在合理信赖。”[33]事实上，在法国司法实务中，单一的某种客观环境要素，往往并不构成“合理信赖”的基础。例如，法国法官虽然认为亲属关系、雇佣关系等对合理信赖的成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不存在其他客观环境，单一的亲属关系、雇佣关系很难成立合理信赖。[34]
（三）“关联性”问题
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关于“加拿大国家银行案”的判决，表见的构成要件只有两项：“权外观”和“合理信赖”。然而，对于在此之外，表见是否还应该具备其他的构成要件，法国学者并非毫无异议。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关联性”（un lien de connexite）问题上。
1．相关案例
法国学者关于“关联性”问题的争议，源于法国法院的几个相关判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皮斯案”（dupuis）“杜皮斯”案的案情大致是：r．杜皮斯是s. a. r. l．杜皮斯公司管理人的兄弟，但并没有在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s. a. r. l．杜皮斯公司的印章中带有“杜皮斯”字样，r．杜皮斯仿造了公司的印章，并以公司人的名义签收了汇票。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在其1973年12月12号的判决中，否定这一案件可以成立表见，理由是“（r．杜皮斯）在公司中没有担当任何职务，并且公司和所诉表象毫无关联（completement etrangere）”。[35]
除“杜皮斯”案外，法国法院还在其他表见案件中论及过“关联性”问题。例如，马赛商事法庭在其1969年的判决中认为，如果“签收汇票和雇员职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存在关联性”（un lien de causalite ou de connexite ），那么即使雇员事实上没有相关权，也可以成立表见。[36]
2．学者争论
对于法国法院在上述判决中提及的“关联性”一词，学者们的理解迥然不同。
（1）“关联性”即“可归责性”
我国台湾大学教授五（chen chung-wu）在其所著《法国实证法上的权利外观理论和》一书中认为，法国法院上述判决中的“关联性”，即是“可归责性”（l’imputabilite），它是法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具体说来，五教授的观点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首先，“可归责性”的内涵。五教授认为所谓“关联性”，就是“可归责性”，是指“被人的某种行为和权外观之间具有联系”，而这里的“被人行为”，则是指“被人创设或容忍表象事实”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37]其次，“可归责性”是法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五教授认为，法国法院的上述判决表明，只有权外观可归责于被人，才能构成表见。“可归责性”是独立于“权外观”和“合理信赖”之外的表见的构成要件。而根据“可归责性”的涵义，权外观可归责于被人的情形主要有两种：或者被人有创设权外观的作为行为；或者被人有容忍权外观的不作为行为。
可见，五教授借助“关联性”一词，复活了“可归责性”概念，试图将表见重新纳入到传统的民事责任规制体系内，其目的很明显，是在于限制表见的适用范围，以强化被人利益的保护。
（2）“关联性”是构成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
然而，大多数法国学者并不认同五教授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国法院在上述判决中论及的“关联性”，并非所谓的“可归责性”，更不是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是构成善意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
法国学者d．亚历山大（d. alexandre）在论及上述“杜皮斯”案时就指出：“在表见理论的适用中，现行法有时要求被人与表象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关联）仅仅是构成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之一。”g．韦默（g. vermelle）也认为：“对于法官和第三人而言，某人放任权表象的发生，往往是证明合理信赖成立的证据，并由此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38]让-路易斯·苏贺尤的观点略有不同，[39]他认为法国最高法院在“杜皮斯”案中所说的“关联性”，“只是衡量信赖外观的一个要素”，不过，他同样否定“关联性”是法国表见的构成要件。[40]
事实上，无论从法国表见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的法国司法实务而言，“关联性”并非“可归责性”，更不是法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按照法国学界目前的通说，“关联性”仅仅是“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之一。
（四）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
关于法国表见构成制度，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在表见的适用过程中，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1]
从本质上讲，法国最高法院的这种审查控制权，是“平等原则”的要求。[42]如前所述，在法国司法实务中，是否可以免除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是否构成“合理信赖”，是法官“具体评判”的结果，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因此，在表见的适用过程中，法国最高法院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以审查控制基层法官的判决，借此“统一表见的适用标准”，实践司法平等。“如果说基层法官对于纯粹的物质要素是否存在、个案中第三人的心理要素是否合理具有决定权的话，最高法院一直对基层法官这一权利使用的合理性予以审查控制。”[43]
法国最高法院审查控制基层法官判决的方式，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所谓直接审查方式，主要是指“撤销原判”（cassation） 、驳回上诉”（rejet du pourvoi）等方式；而所谓间接控制方式，则是指最高法院通过设置表见的适用标准，间接地控制基层法官的判决。例如，在“加拿大国家银行案”中对“合理信赖”的解释，以及通过公告明确列举足以引起第三人怀疑的客观环境等等。
三、我国《合同法》第49条评析
我国《合同法》第49条确立了表见制度：“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对于这一规定，我国学者争议甚大，尤其是在表见的构成要件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下文我们在介绍我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上述法国表见制度，剖析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表见构成要件。
（一）“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
我国学者关于表见构成要件的争论，始于《合同法》制定之初，并形成了“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两种主要观点。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表见是否应该以“被人过错”（或“可归责性”）为构成要件。
“单一要件说”由章戈等学者倡导。这一学说主张：“表见的成立，不以被人主观上具有过失为必要条件。即使被人没有过失，只要客观上有使相对人对于权存在与否陷于错误认识的客观情形，即可成立表见。”可见，“单一要件说”认为表见的构成要件是“客观上具有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人具有权的情况”。[44]
“双重要件说”由尹田教授首先提出，后来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这一学说认为表见的成立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第一，本人以自己的过失行为使第三人确信人有权；第二，第三人不知也不应知人无权。[45]“双重要件说”主张将“本人过错”作为表见的构成要件，认为“让无过失的本人为故意制造权假象的无权人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46]
最终，《合同法》第49条采纳了“单一要件说”，确立表见不以“被人过错”为构成要件。然而《合同法》的颁布，并没有平息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直至今日，仍有很多学者对《合同法》第49条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合同法》忽视了被人的利益，在表见人盗用公章、身份证而与第三人为交易的情况下，要求被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是“极不公平的”。[47]
此外，在《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有学者发展了“双重要件说”，主张用“可归责性”取代“过错”，作为“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以平衡“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48]
（二）比较法上的分析
事实上，无论是上述哪种学说，都有其比较法上的参考体例。“双重要件说”更符合德国法上的“权利表见责任”；“单一要件说”不以“可归责性”为独立构成要件，更类似于法国表见理论。
1．德国法上的权利表见责任
对于德国法上的权利表见责任，我们可以从下述几方面进行简单理解：
第一，权利表见责任的适用，须要具备三个要件：存在权外观、权外观具有“可归责性”、第三人为“善意”。[49]
第二，“可归责性”作为“权利表见责任”的独立构成要件，包括两种情形：被人以其积极作为行为引发了权外观的发生；或者，被人具有消除权外观的能力而不作为，即“容忍委托权”的情形。按照德国法上的通说，前者适用“权利外观发生原则”，不需要“被人过错”；而后者适用“过错原则”，即：只有在被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不作为行为才具有可归责性。[50]
第三，从法律效果上讲，权利表见责任的法律效果在于“外观状态取代真实状态的地位”，具体说来，就是表见人的行为有效，被人成为当事人，对善意第三人承担相应的义务。这里须注意的是，权利表见责任的法律效果不同于信赖责任。[51]在德国法中，基于意思表示“错误”、缔约过失等而产生的信赖责任，其法律效果仅在于“信赖利益”（消极利益）的损害赔偿，其赔偿范围远小于权利表见责任。[52]正如拉伦茨所言，权利表见责任“不是法律行为理论范围内的信赖责任，而是把法律行为责任扩大了的范围内的责任，在法律行为引起责任的情形……责任限制在相对人的‘消极利益’（信赖损失）的范围之内”。[53]
2．比较法分析
比较分析法国表见和德国权利表见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发现其区别主要有二：
（1）“合理信赖”的独立性问题
在表见构成上，德国法和法国法的第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是否将“合理信赖”作为独立于“权外观”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法国法区别“权外观”和“合理信赖”，将二者作为不同的表见构成要件。其中，“权外观”内涵较窄，仅仅指那些表征权的客观的、可见的事实，并不包含那些赋予善意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客观事实；而“合理信赖”则正是指那些能够免除善意第三人核实义务、赋予信赖以“合理性”的客观事实，它独立于“权外观”。与法国法不同，在德国法中，“合理信赖”并非权利表见责任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是内置于“权外观”之中的要素。
可见，德国法上的“权外观”概念，其内涵远大于法国法上的“权外观”概念。
（2）“可归责性”问题
在表见构成上，德国法和法国法的第二个明显差异是“可归责性”问题。德国法强调“可归责性”的重要性，将其确立为德国“权利表见责任”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法国法却在双重意义上弱化了“可归责性”在表见构成中的作用。
首先，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在“dupuis”等案中的表述，法国法将“可归责性”概念弱化为了“关联性”概念。德国法中的“可归责性”要求被人要么有积极的引发权外观的作为行为，要么有消极的不作为容忍行为。而法国法中“关联性”，仅仅要求被人和权外观之间具有“关系”。较之“可归责性”，在表见的构成上，“关联性”的要求显然更低。例如，按照德国法，“雇佣关系”本身并不是“可归责”的原因，不构成权利表见责任；而依据法国法，“雇佣关系”则可能成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成立表见。
其次，法国法将“关联性”内置于“合理信赖”概念之中，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弱化了它在表见构成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在法国法中，合理信赖的判断，有赖于法官的“具体评判”，因此，哪些“关联”构成“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司法适用效果来看，德国法和法国法的差别集中在“表见权”问题上。所谓“表见权”是指“被人虽然并不知道有一个另外的人在作为其人出面，但是他如果尽到与其义务相符的注意本来是可以知道和加以阻止的，而且如果法律行为的对方当事人依照所有为其所知的情况可以认为，人的行为至少不可能一直瞒着被人”[54]以雇员无权为例，如果公司没有授予、通知、公告权的积极作为行为，也不知道雇员的无权行为，因而也不属于“容忍权”的情形，那么，按照德国法的通说，很难归责于公司，不能适用权利表见责任，最多产生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55]而按照法国法，如果行为和“雇员职务之间存在关联性”，那么则可以构成表见。
在表见构成问题上，德国法和法国法的差异，从本质上讲，是“本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平衡问题。德国法强调独立的“可归责性”要件，通过“扩张的民事责任”以切实保障“本人利益”；法国法建立了独立于民事责任的表见理论，通过灵活的“合理信赖”概念，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了“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三）新双重要件说
1．立法表现
按照我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我国立法显然并未采用德国法模式，“可归责性”（或“过错”）并非我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双重要件说”不符合我国立法的现实。
然而，我国表见的构成要件，也并非所谓的“单一要件”。事实上，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的构成，采用的是法国法模式下的“双重要件”，即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存在权外观；第二，善意第三人的信赖为合理。在“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表述中，“行为人有权”指的就是“权外观”，而“有理由相信”则是指的“合理信赖”。
2．理解要点
我们可以借鉴法国法的相关规则，来理解作为我国表见构成要件的“权外观”和“合理信赖”。参考上文，我们将其要点简述如下：
所谓“权外观”，是指表征权的客观的、可见的事实。权外观的存在，表明了有权存在的可能性，它是表见适用的前提要件。权外观总是表现为一定的要素，例如授权委托书等。一定的要素要构成权外观，必须能够“清楚、准确地表征权”。
所谓“合理信赖”，是指客观环境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如前所述，权外观仅仅表明了权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在当今通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原则上讲，第三人负有核实权外观的义务，并且他也有履行这种核实义务的可能性。如果第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核实义务，那么，原则上讲，他对权外观的信赖并不合理。只有在权外观之外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才能赋予第三人未经核实的信赖以“合理性”。“合理信赖”的要求有二：第一，第三人为善意，这里的善意属“推定的善意”。第二，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如长期关系），免除了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此外，哪些客观环境可以成立合理信赖，属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其“审查控制权”以统一“合理信赖”的评判标准。
理解表见的构成要件，应该特别注意“权外观”和“合理信赖”之间的区分。事实上，传统的“单一要件说”，其缺陷就在于没能区分“权外观”和“合理信赖”，因此不能合理解释“盗窃公章”等问题。
3.盗窃公章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很多学者之所以对《合同法》第49条持批评态度，其理由在于：如果不将“本人过错”作为表见的构成要件，那么在表见人盗用公章而与第三人为交易的情况下，要求被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是“极不公平的”。
按照“新双重要件说”，表见人持有盗窃来的公章，仅仅符合了表见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即“存在权外观”。是否能够进一步成立表见，还需要考察善意第三人是否为“合理信赖”，即，需要考察是否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
具体说来，如果不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例如，表见人就是普通的小偷，他与善意第三人之间是第一次为交易，那么善意第三人应该履行核实义务，不能成立“合理信赖”，不能构成表见；相反，如果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例如，表见人是公司的雇员，并且他在公司中担任的职务与行为有关，或者，表见人之前长期以公司人的身份与第三人为交易，那么，这些客观环境可以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其信赖为合理，可以成立表见。
注释:
[21]同注[6]引书，第267页。
[22]同注[1]引文，第547页。
[23]同注[11]引书，第116页。
[24]同注[11]引书，第116页。
[25]同注[11]引书，第117页。
[26]同注[14]引书，第797页。
[27]同注[1]引文，第550页。
[28]《法国民法典》第2268条确立了“推定善意原则”：“善意，得于任何情形下推定之，认为他人系恶意占有者，应负举证责任。”法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都认为，尽管“推定善意原则”被置于《法国民法典》第二十编关于“时效与占有”的规则中，但是这一原则是法国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其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占有制度”。
[29]同注[18]引书，边码14。
[30]同注[9]引书，第17页。
[31]与具体评判相对应的是所谓的“抽象评判”(l’appreciation in abstracto)，即以“理性人”(un homme normalement raisonnable)为标准而为的评判。
[32]同注[6]引书，第267页。
[33]同注[14]引书，第797页。
[34]同注[18]引书，边码28-44。
[35]同注[18]引书，边码13。
[36]同注[18]引书，边码41。
[37]同注[8]引书，第193页。
[38]同注[8]引书，第255页。
[39]严格说来，jean-louis sourioux并不认为“关联性”是“合理信赖”的构成要素，在他看来，“关联性”问题，涉及到是构成权外观的行为或物质要素的表征性问题。
[40]同注[18]引书，边码13。
[41]同注[9]引书，第16页。
[42]此外，法国学者还认为，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为表见的适用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事实上，法国表见属于判例制度，其适用往往意味着对既存法律规则的违反甚至是否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为法国法院违反既存法律规则进行判决，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注3引书。
[43]同注[9]引书，第16页。
[44]章戈：“表见及其适用”，《法学研究》,1987年第6期，第9页。
[45]参见尹田：“论表见”，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6期。
[46]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47]褚振超：《浅论表见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9页。
[48]参见孙鹏：“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49][德]卡拉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51页。
[50]同注[49]引书。
[51]卡拉里斯将“权利表见责任”作为广义的“信赖责任”的从属概念。
[52]参见梅伟：“合同因错误而撤销的信赖赔偿责任”，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
1.“合理信赖”的独立性
将“合理信赖”区别于“权外观”，作为独立的表见构成要件，是法国表见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理解法国法中的“合理信赖”概念，应特别注意其独立性。
“合理信赖”概念的独立性，根源于“权外观”概念的狭窄性。如上所述，法国法中的“权外观”，仅仅是指那些表征权的客观事实，它并不包含那些赋予第三人信赖以“合理性”的客观事实。因此，单纯的权外观并不足以导致表见的适用，它须要辅以“合理信赖”要件，而“合理信赖”正是指的那些能够免除善意第三人核实义务、赋予信赖以“合理性”的客观事实。
我们可以以授权委托书为例：在法国法中，授权委托书属典型的权外观，它表明了行为人有可能享有书中所示的权，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原则上讲，第三人应该去核实授权委托书所示的权是否真实，否则，他的信赖就不合理。然而，如果在授权委托书之外，存在其他客观环境，例如，行为人长期以人身份为交易，或者行为人在被公司任职并且其职务与行为相关，等等，那么，这些客观环境可以免除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授权第三人对授权委托书的信赖为合理。这里，授权委托书之外的其他客观环境，构成了“合理信赖”。
可见，在法国法中，只有在权外观之外，存在某些特定的客观环境，才能免除第三人核实权外观的义务，才能构成“合理信赖”，成立表见。“权外观”和“合理信赖”相互区别、相互独立，缺一不可。
2.“合理信赖”的内涵
法国学者一般从下述两方面阐释“合理信赖”的内涵：首先，作为交易相对人的第三人属于“善意”（la bonne foi）；其次，客观环境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les circon-stances qui dispensent les tiers de venfier）。
（1）第三人为“善意”
第三人的“善意”是“合理信赖”的前提条件。法国学者阿赫惹（arrighi ）在其所著《私法中的表象与真实》一书中指出：“‘善意’，是表见理论适用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2]
a.“善意”的一般含义
按照热拉尔·科尔尼（gerard cornu）《法律词典》的解释，所谓“善意”是指“符合于法律规定并使得利害关系人（l ’interesse）得以规避严格法律规则的认知状态或意志状态”[23]。可见，法国法上的“善意”概念具有“认知”和“意志”两重涵义：
从认知层面来讲，“善意”意味着一种错误的认识或信赖，即当事人对客观法律事实发生了认知上的错误。用热拉尔·科尔尼的话来说，“善意”是指“（当事人）对特定法律状态的错误信赖”。[24]认知层面的“善意”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有时又被称为“主观的善意”或“认识的善意”。法国民法典中有很多关于“主观善意”的规定，例如其第1141条，第2279条，等等。
从意志层面来讲，“善意”是指“一种善良、正直、诚实的态度，主要针对债务履行过程中的诚信行为而言”。[25]例如，双方当事人在债务履行过程中所实施的通知、协力、保护等行为。意志层面的“善意”，常常体现为特定的行为，因此又被称为“客观的善意”或“行为的善意”。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中的“善意”，即是这种“客观的善意”。
b．表见中的“善意”
a．善意”的基本内涵
法国表见中的“善意”概念，仅仅针对“善意”概念的认知层面，是指第三人对于权状态发生了认识上的错误，即错误地将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无权信赖为了有权。对这一“善意”概念，法国学者阿赫惹认为应从下述两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善意”意味着“不了解”（ignorance），即：第三人没能认识到客观的法律事实状态，不知道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已经终止。通俗地讲，就是第三人“不知道真实情况”。[26]
其次，“善意”还意味着“错误”（l’erreur），即：第三人不仅没有认识到客观的权状态，而且错误地将无权认为是有权。用阿赫惹的话来说，就是“‘善意’总是和错误相连。”[27]
b.“推定善意”
需要注意的是，法国表见中的第三人“善意”，原则上讲是“推定的善意”，即除非有相反证据的存在，我们都可以认定第三人为“善意”。[28]
这里的“推定善意”，首先意味着免除了第三人对“善意”的证明责任，转而由被人对第三人的“非善意”负证明责任。具体说来，如果被人要否定表见的适用，他必须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的真实状态。可见，所谓的第三人“善意”，在司法实务中，事实上仅仅对被人具有意义。
在法国司法实务中，被人对第三人“非善意”所负证明责任的程度，取决于具体案件。在某些案件中，法国最高法院要求被人就第三人知道权真实状况进行举证；在另一些案件中，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只要被人履行了通知义务，无论该通知是否送达第三人，无论第三人事实上是否知晓了权真实状况，第三人均构成“非善意”。
（2）核实义务的免除
a．内涵
法国法中的“合理信赖”，其核心内容在于“核实义务的免除”。
如前所述，单纯的权外观，并不足以导致表见的适用。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权外观仅仅表明了权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在当今通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原则上讲，第三人负有核实权外观的义务，并且他也有履行这种核实义务的可能性。正如法国学者让-路易斯·苏贺尤（jean - louis sourioux）所言，面对权外观，第三人“逻辑的反应应该是去核实”，[29]如果第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核实义务，那么，原则上讲，他对权外观的信赖并不合理。
然而，例外地，如果在权外观之外，还存在某些客观环境，并且，这些客观环境使得第三人即使不履行核实义务而信赖权外观，也变得合理，那么就可以免除第三人核实权外观的义务。质言之，权外观之外的某些客观环境的存在，赋予第三人未经核实的信赖以“合理性”。特定的客观环境是“合理信赖”的物质基础。
b．三种客观环境
在司法实务中，不同的案件，具有不同的“客观环境”；不同的“客观环境”，会课以善意第三人不同的注意义务（les precautions exigees）。有的客观环境可以免除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构成“合理信赖”的基础，有的客观环境则不仅不能免除第三人的核实义务，甚至可能加重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法国学者米歇尔·布杜（michel boudot）根据客观环境课以第三人注意义务的不同，将实际生活中形形的客观环境区分为三大类：“应引起怀疑并进行深入核实的客观环境”（les circonstances desquelles un doute nait ou doit naftre）；“按惯例应进行调查核实的客观环境”（les situations qui exigent des recherches）；“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客观环境”（les circonstances qui dispensent les tiers de rechercher）。[30]
第一，应引起怀疑并进行深入核实的客观环境。在某些情形下，如果交易相对人具有某些可疑之处，法国最高法院要求第三人应向专业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否则其信赖就不是合理的。例如，授权委托书具有明显的错误。
第二，按惯例应进行核实的客观环境。例如，法国最高法院认为，按照商业惯例，如果第三人是第一次与人为交易活动，那么他应该向被人核实人是否具有相应的权。又如，在越权的情况下，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如果超越的权按照商业惯例不属于有权的“自然的延伸”，那么善意第三人应履行核实义务。此外，在雇员无权的情况下，法国最高法院同样认为，按照商业惯例，如果雇员无权的内容与其本身的职务之间“毫无关系”，那么第三人负有核实义务。
第三，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客观环境。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某些客观环境，例如长期关系的存在等，授权善意第三人不用去核实相对人的权状况。正是这种客观环境，构成了善意第三人的“合理信赖”。
那么，在法国司法实务中，究竟哪些客观环境可以免除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呢？这主要有赖于法官的具体评判，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
c．具体评判
在法国法中，除法定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情形，例如民法典第2005条等规定之外，其他可以免除第三人核实义务的客观环境，是由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对具体的客观环境进行考查，从而作出“具体评判”（l’ appreciation in concreto）而确定的。[31]在司法实务中，下述客观环境要素往往对“合理信赖”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32]
第一，第三人自身的特征。如果第三人对这一行业了解很少，或者第三人所从事的职业与商业活动无关的话，那么，一般说来，法国法院较容易认定其信赖为合理。
第二，当事人所为法律行为的性质。对于不太重要的商业行为，法国法院较容易认定合理信赖成立；如果交易行为的性质比较重要，例如标的数额巨大、不动产交易，那么第三人的合理信赖较难成立。
第三，表见人的特征。表见人是否具有某种足以使人产生错误信赖的明显特征，也常常成为法国法院判断第三人信赖是否合理的依据。例如，如果表见人担当了某一政府职务，或者是职业从业者（如不动产中介机构），则容易认定第三人的信赖为合理。
第四，其他具体情况。其他任何足以影响第三人信赖的因素，都是法国法院考查的对象。例如，在一个案件中，表见人向第三人出示了公证人员制作的权确认书，法国最高法院据此直接认定该第三人的信赖为合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司法实务中，法国法官对上述客观环境的衡量，并不是孤立地、分裂地进行的。正如雅克·盖斯（jaques gestin）所言：“我们并不能说这个或那个特征对于表象的认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形成证据链（束状），我们才能逻辑地推论出存在合理信赖。”[33]事实上，在法国司法实务中，单一的某种客观环境要素，往往并不构成“合理信赖”的基础。例如，法国法官虽然认为亲属关系、雇佣关系等对合理信赖的成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不存在其他客观环境，单一的亲属关系、雇佣关系很难成立合理信赖。[34]
（三）“关联性”问题
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关于“加拿大国家银行案”的判决，表见的构成要件只有两项：“权外观”和“合理信赖”。然而，对于在此之外，表见是否还应该具备其他的构成要件，法国学者并非毫无异议。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关联性”（un lien de connexite）问题上。
1．相关案例
法国学者关于“关联性”问题的争议，源于法国法院的几个相关判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皮斯案”（dupuis）“杜皮斯”案的案情大致是：r．杜皮斯是s. a. r. l．杜皮斯公司管理人的兄弟，但并没有在公司中担任任何职务。s. a. r. l．杜皮斯公司的印章中带有“杜皮斯”字样，r．杜皮斯仿造了公司的印章，并以公司人的名义签收了汇票。法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在其1973年12月12号的判决中，否定这一案件可以成立表见，理由是“（r．杜皮斯）在公司中没有担当任何职务，并且公司和所诉表象毫无关联（completement etrangere）”。[35]
除“杜皮斯”案外，法国法院还在其他表见案件中论及过“关联性”问题。例如，马赛商事法庭在其1969年的判决中认为，如果“签收汇票和雇员职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存在关联性”（un lien de causalite ou de connexite ），那么即使雇员事实上没有相关权，也可以成立表见。[36]
2．学者争论
对于法国法院在上述判决中提及的“关联性”一词，学者们的理解迥然不同。
（1）“关联性”即“可归责性”
我国台湾大学教授五（chen chung-wu）在其所著《法国实证法上的权利外观理论和》一书中认为，法国法院上述判决中的“关联性”，即是“可归责性”（l’imputabilite），它是法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具体说来，五教授的观点包括两方面重要内容：首先，“可归责性”的内涵。五教授认为所谓“关联性”，就是“可归责性”，是指“被人的某种行为和权外观之间具有联系”，而这里的“被人行为”，则是指“被人创设或容忍表象事实”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37]其次，“可归责性”是法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五教授认为，法国法院的上述判决表明，只有权外观可归责于被人，才能构成表见。“可归责性”是独立于“权外观”和“合理信赖”之外的表见的构成要件。而根据“可归责性”的涵义，权外观可归责于被人的情形主要有两种：或者被人有创设权外观的作为行为；或者被人有容忍权外观的不作为行为。
可见，五教授借助“关联性”一词，复活了“可归责性”概念，试图将表见重新纳入到传统的民事责任规制体系内，其目的很明显，是在于限制表见的适用范围，以强化被人利益的保护。
（2）“关联性”是构成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
然而，大多数法国学者并不认同五教授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国法院在上述判决中论及的“关联性”，并非所谓的“可归责性”，更不是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是构成善意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
法国学者d．亚历山大（d. alexandre）在论及上述“杜皮斯”案时就指出：“在表见理论的适用中，现行法有时要求被人与表象之间并非‘毫无关联’，（关联）仅仅是构成第三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之一。”g．韦默（g. vermelle）也认为：“对于法官和第三人而言，某人放任权表象的发生，往往是证明合理信赖成立的证据，并由此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38]让-路易斯·苏贺尤的观点略有不同，[39]他认为法国最高法院在“杜皮斯”案中所说的“关联性”，“只是衡量信赖外观的一个要素”，不过，他同样否定“关联性”是法国表见的构成要件。[40]
事实上，无论从法国表见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的法国司法实务而言，“关联性”并非“可归责性”，更不是法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按照法国学界目前的通说，“关联性”仅仅是“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之一。
（四）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
关于法国表见构成制度，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在表见的适用过程中，法国“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1]
从本质上讲，法国最高法院的这种审查控制权，是“平等原则”的要求。[42]如前所述，在法国司法实务中，是否可以免除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是否构成“合理信赖”，是法官“具体评判”的结果，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因此，在表见的适用过程中，法国最高法院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以审查控制基层法官的判决，借此“统一表见的适用标准”，实践司法平等。“如果说基层法官对于纯粹的物质要素是否存在、个案中第三人的心理要素是否合理具有决定权的话，最高法院一直对基层法官这一权利使用的合理性予以审查控制。”[43]
法国最高法院审查控制基层法官判决的方式，既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所谓直接审查方式，主要是指“撤销原判”（cassation） 、驳回上诉”（rejet du pourvoi）等方式；而所谓间接控制方式，则是指最高法院通过设置表见的适用标准，间接地控制基层法官的判决。例如，在“加拿大国家银行案”中对“合理信赖”的解释，以及通过公告明确列举足以引起第三人怀疑的客观环境等等。
三、我国《合同法》第49条评析
我国《合同法》第49条确立了表见制度：“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对于这一规定，我国学者争议甚大，尤其是在表见的构成要件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下文我们在介绍我国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借鉴上述法国表见制度，剖析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表见构成要件。
（一）“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
我国学者关于表见构成要件的争论，始于《合同法》制定之初，并形成了“单一要件说”和“双重要件说”两种主要观点。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表见是否应该以“被人过错”（或“可归责性”）为构成要件。
“单一要件说”由章戈等学者倡导。这一学说主张：“表见的成立，不以被人主观上具有过失为必要条件。即使被人没有过失，只要客观上有使相对人对于权存在与否陷于错误认识的客观情形，即可成立表见。”可见，“单一要件说”认为表见的构成要件是“客观上具有使相对人相信无权人具有权的情况”。[44]
“双重要件说”由尹田教授首先提出，后来得到一些学者的支持。这一学说认为表见的成立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第一，本人以自己的过失行为使第三人确信人有权；第二，第三人不知也不应知人无权。[45]“双重要件说”主张将“本人过错”作为表见的构成要件，认为“让无过失的本人为故意制造权假象的无权人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46]
最终，《合同法》第49条采纳了“单一要件说”，确立表见不以“被人过错”为构成要件。然而《合同法》的颁布，并没有平息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直至今日，仍有很多学者对《合同法》第49条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合同法》忽视了被人的利益，在表见人盗用公章、身份证而与第三人为交易的情况下，要求被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是“极不公平的”。[47]
此外，在《合同法》颁布之后，我国有学者发展了“双重要件说”，主张用“可归责性”取代“过错”，作为“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以平衡“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48]
（二）比较法上的分析
事实上，无论是上述哪种学说，都有其比较法上的参考体例。“双重要件说”更符合德国法上的“权利表见责任”；“单一要件说”不以“可归责性”为独立构成要件，更类似于法国表见理论。
1．德国法上的权利表见责任
对于德国法上的权利表见责任，我们可以从下述几方面进行简单理解：
第一，权利表见责任的适用，须要具备三个要件：存在权外观、权外观具有“可归责性”、第三人为“善意”。[49]
第二，“可归责性”作为“权利表见责任”的独立构成要件，包括两种情形：被人以其积极作为行为引发了权外观的发生；或者，被人具有消除权外观的能力而不作为，即“容忍委托权”的情形。按照德国法上的通说，前者适用“权利外观发生原则”，不需要“被人过错”；而后者适用“过错原则”，即：只有在被人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其不作为行为才具有可归责性。[50]
第三，从法律效果上讲，权利表见责任的法律效果在于“外观状态取代真实状态的地位”，具体说来，就是表见人的行为有效，被人成为当事人，对善意第三人承担相应的义务。这里须注意的是，权利表见责任的法律效果不同于信赖责任。[51]在德国法中，基于意思表示“错误”、缔约过失等而产生的信赖责任，其法律效果仅在于“信赖利益”（消极利益）的损害赔偿，其赔偿范围远小于权利表见责任。[52]正如拉伦茨所言，权利表见责任“不是法律行为理论范围内的信赖责任，而是把法律行为责任扩大了的范围内的责任，在法律行为引起责任的情形……责任限制在相对人的‘消极利益’（信赖损失）的范围之内”。[53]
2．比较法分析
比较分析法国表见和德国权利表见责任的构成要件，可以发现其区别主要有二：
（1）“合理信赖”的独立性问题
在表见构成上，德国法和法国法的第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是否将“合理信赖”作为独立于“权外观”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法国法区别“权外观”和“合理信赖”，将二者作为不同的表见构成要件。其中，“权外观”内涵较窄，仅仅指那些表征权的客观的、可见的事实，并不包含那些赋予善意第三人信赖“合理性”的客观事实；而“合理信赖”则正是指那些能够免除善意第三人核实义务、赋予信赖以“合理性”的客观事实，它独立于“权外观”。与法国法不同，在德国法中，“合理信赖”并非权利表见责任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是内置于“权外观”之中的要素。
可见，德国法上的“权外观”概念，其内涵远大于法国法上的“权外观”概念。
（2）“可归责性”问题
在表见构成上，德国法和法国法的第二个明显差异是“可归责性”问题。德国法强调“可归责性”的重要性，将其确立为德国“权利表见责任”的独立构成要件，而法国法却在双重意义上弱化了“可归责性”在表见构成中的作用。
首先，根据法国最高法院在“dupuis”等案中的表述，法国法将“可归责性”概念弱化为了“关联性”概念。德国法中的“可归责性”要求被人要么有积极的引发权外观的作为行为，要么有消极的不作为容忍行为。而法国法中“关联性”，仅仅要求被人和权外观之间具有“关系”。较之“可归责性”，在表见的构成上，“关联性”的要求显然更低。例如，按照德国法，“雇佣关系”本身并不是“可归责”的原因，不构成权利表见责任；而依据法国法，“雇佣关系”则可能成为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成立表见。
其次，法国法将“关联性”内置于“合理信赖”概念之中，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弱化了它在表见构成中的作用。如前所述，在法国法中，合理信赖的判断，有赖于法官的“具体评判”，因此，哪些“关联”构成“合理信赖”的客观环境要素，完全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从司法适用效果来看，德国法和法国法的差别集中在“表见权”问题上。所谓“表见权”是指“被人虽然并不知道有一个另外的人在作为其人出面，但是他如果尽到与其义务相符的注意本来是可以知道和加以阻止的，而且如果法律行为的对方当事人依照所有为其所知的情况可以认为，人的行为至少不可能一直瞒着被人”[54]以雇员无权为例，如果公司没有授予、通知、公告权的积极作为行为，也不知道雇员的无权行为，因而也不属于“容忍权”的情形，那么，按照德国法的通说，很难归责于公司，不能适用权利表见责任，最多产生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问题。[55]而按照法国法，如果行为和“雇员职务之间存在关联性”，那么则可以构成表见。
在表见构成问题上，德国法和法国法的差异，从本质上讲，是“本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平衡问题。德国法强调独立的“可归责性”要件，通过“扩张的民事责任”以切实保障“本人利益”；法国法建立了独立于民事责任的表见理论，通过灵活的“合理信赖”概念，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了“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三）新双重要件说
1．立法表现
按照我国《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我国立法显然并未采用德国法模式，“可归责性”（或“过错”）并非我国表见的独立构成要件，“双重要件说”不符合我国立法的现实。
然而，我国表见的构成要件，也并非所谓的“单一要件”。事实上，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的构成，采用的是法国法模式下的“双重要件”，即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第一，存在权外观；第二，善意第三人的信赖为合理。在“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表述中，“行为人有权”指的就是“权外观”，而“有理由相信”则是指的“合理信赖”。
2．理解要点
我们可以借鉴法国法的相关规则，来理解作为我国表见构成要件的“权外观”和“合理信赖”。参考上文，我们将其要点简述如下：
所谓“权外观”，是指表征权的客观的、可见的事实。权外观的存在，表明了有权存在的可能性，它是表见适用的前提要件。权外观总是表现为一定的要素，例如授权委托书等。一定的要素要构成权外观，必须能够“清楚、准确地表征权”。
所谓“合理信赖”，是指客观环境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如前所述，权外观仅仅表明了权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因此，在当今通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原则上讲，第三人负有核实权外观的义务，并且他也有履行这种核实义务的可能性。如果第三人没有履行相应的核实义务，那么，原则上讲，他对权外观的信赖并不合理。只有在权外观之外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才能赋予第三人未经核实的信赖以“合理性”。“合理信赖”的要求有二：第一，第三人为善意，这里的善意属“推定的善意”。第二，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如长期关系），免除了第三人的核实义务。此外，哪些客观环境可以成立合理信赖，属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其“审查控制权”以统一“合理信赖”的评判标准。
理解表见的构成要件，应该特别注意“权外观”和“合理信赖”之间的区分。事实上，传统的“单一要件说”，其缺陷就在于没能区分“权外观”和“合理信赖”，因此不能合理解释“盗窃公章”等问题。
3.盗窃公章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很多学者之所以对《合同法》第49条持批评态度，其理由在于：如果不将“本人过错”作为表见的构成要件，那么在表见人盗用公章而与第三人为交易的情况下，要求被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是“极不公平的”。
按照“新双重要件说”，表见人持有盗窃来的公章，仅仅符合了表见的第一个构成要件，即“存在权外观”。是否能够进一步成立表见，还需要考察善意第三人是否为“合理信赖”，即，需要考察是否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
具体说来，如果不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例如，表见人就是普通的小偷，他与善意第三人之间是第一次为交易，那么善意第三人应该履行核实义务，不能成立“合理信赖”，不能构成表见；相反，如果存在其他的客观环境，例如，表见人是公司的雇员，并且他在公司中担任的职务与行为有关，或者，表见人之前长期以公司人的身份与第三人为交易，那么，这些客观环境可以免除了善意第三人的核实义务，其信赖为合理，可以成立表见。
注释:
[21]同注[6]引书，第267页。
[22]同注[1]引文，第547页。
[23]同注[11]引书，第116页。
[24]同注[11]引书，第116页。
[25]同注[11]引书，第117页。
[26]同注[14]引书，第797页。
[27]同注[1]引文，第550页。
[28]《法国民法典》第2268条确立了“推定善意原则”：“善意，得于任何情形下推定之，认为他人系恶意占有者，应负举证责任。”法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都认为，尽管“推定善意原则”被置于《法国民法典》第二十编关于“时效与占有”的规则中，但是这一原则是法国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其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占有制度”。
[29]同注[18]引书，边码14。
[30]同注[9]引书，第17页。
[31]与具体评判相对应的是所谓的“抽象评判”(l’appreciation in abstracto)，即以“理性人”(un homme normalement raisonnable)为标准而为的评判。
[32]同注[6]引书，第267页。
[33]同注[14]引书，第797页。
[34]同注[18]引书，边码28-44。
[35]同注[18]引书，边码13。
[36]同注[18]引书，边码41。
[37]同注[8]引书，第193页。
[38]同注[8]引书，第255页。
[39]严格说来，jean-louis sourioux并不认为“关联性”是“合理信赖”的构成要素，在他看来，“关联性”问题，涉及到是构成权外观的行为或物质要素的表征性问题。
[40]同注[18]引书，边码13。
[41]同注[9]引书，第16页。
[42]此外，法国学者还认为，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为表见的适用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事实上，法国表见属于判例制度，其适用往往意味着对既存法律规则的违反甚至是否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最高法院的审查控制权，为法国法院违反既存法律规则进行判决，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注3引书。
[43]同注[9]引书，第16页。
[44]章戈：“表见及其适用”，《法学研究》,1987年第6期，第9页。
[45]参见尹田：“论表见”，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6期。
[46]李开国：《民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47]褚振超：《浅论表见制度》，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9页。
[48]参见孙鹏：“民法上的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49][德]卡拉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51页。
[50]同注[49]引书。
[51]卡拉里斯将“权利表见责任”作为广义的“信赖责任”的从属概念。
[52]参见梅伟：“合同因错误而撤销的信赖赔偿责任”，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