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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0日在天津刚刚邀请冯骥才、马国馨等共同出席“瑰宝”丛书建筑文化研讨会，4月23日京津两地几十位建筑师又聚在天津院图书馆展开了纪念“世界读书日”的非建筑弼读的AT。自3月“风雅运河全国摄影大展”后，申报作品已十分踊跃，为此在“烟花二月”的4月24日下了扬州，确定了可供“大展”的扬州博物馆的场地等事宜。26日滨海新区“京津沪”城市建筑景观设计研讨会，则体现了一种新思维，它已展示根植沃土的规划师及建筑师滨海新区的作品。同在4月29日，上午看望了文化学大家王世襄，品读了讲述他学兼中西长、盛不衰风范的《奇人王世襄》，下午由BIAD传媒协办且支持的“费菁+傅刚及其中央美皖等学生设计作品”展在泰康顶层空间画廊开幕，我认为，它更意味着一种建筑与艺术的文化教育状态的生成，表达了一批有志向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对建筑的理解建筑家有太多的定义，但作家冯骥才的一席话，会使建筑师“吃惊”：“建筑是历史留下的活着的空间，它是一方水土的创造……”这是别有意味的文人的建筑学评说，同样“世界读书日”的茶座，读到建筑师们的“非建筑阅读”的体会，使之相互渗透，沟通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而是在推进着文化的普及。为此我在“建筑师的书缘”茶座上倡言：我们的努力是希望让城市可读，让建筑可读让建筑师可读。因此，所有这些活动的推进都会营造起最广博且“原创”之沃土
在4月29日造访学辈王世襄老人时，他送我三本书刊有“李庄琐记”的《读书》杂志2007年3期；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奇人王世襄》及由王世襄书的《宋李忠定公荔支前后赋》，当我向他汇报《建筑创作》杂志自2006年11期开始系列刊出“田野新考察报告”时老人连连赞同，他希望这份“报告”应是对“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的一个继承，应该成为当下反映中国建筑传统并能思考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的“新”营造汇刊。4月18日的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为“文化景观和自然纪念物”，恰恰这一天《中国文物报》刊出徐苹芳、罗哲文谢辰生、傅熹年的专家建议督促古建筑等遗存调查修缮报告的编写出版，我想，建筑文化考察组所坚持的“田野新考察报告”或许正为此做出了一个有益的实践。
“写在建筑艺术学院成立之时”是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在4月21日《美术报》发表的文章，他提出先生是在一个民族文化行将褪色的时期提出创建艺术大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美院是一所备受活的历史煎养的大学，对于学院的架构，先生早年就提出四大院设想即绘画院、雕塑院、建筑院、工艺美术学院。面列先生构想的实现，讷江认为，建筑学科落户美术学院，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工程学科的跨界和超越，其文化指向必须更为重视建筑的文化品格。这些联想，或许是我们探讨为建筑创作营造原创“土壤”、并最终走向世界的基本立意。
一方巧美石 敲开古国门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最大变化，当是社会的变革。因为有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二者相互依存，又互为因果。手工业的发达不仅为制玉业，也为农业提供改进了的技术力量，农业的丰收又给手工业以生活保障。按《文明史》的考察，这时的“手工业技术已非常发达”，而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从余杭出土的大量玉器及其工艺的精湛来看，得有专业的玉工，才能做到。手工业已成为“重要的生产部门”，以及玉工的专业制作，也就不可能再兼顾农业，而与之分离了。
按摩尔根之说，文明时代“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为始点”，恩格斯认同此说，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句：“随着劳动分工与生产领域扩大，出现真正工业与艺术的时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良渚玉文化时代，虽然还没有发明和使用文字，但已出现劳动分工，生产领域正在扩大，又有了无愧于艺术品称号的玉器，这些都是文明时代所必须具备的因素。正因为有了这些因素，我们可以说，良渚玉文化时代的出现，将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如《文明史》在“良渚文化”一节的结语中所说：“良渚文化已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已接近文明社会的门槛。”
《文明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20世纪90年代），良渚古城遗址还深藏地下。待到进入21世纪，良渚古城惊现于世之时（2007年6月），蚩尤族人就不仅“接近文明社会的门槛”，甚而举步跨入“文明社会”的大门了。前面已经提到，“良渚古城”的重现，见证“良渚古国”的存在，而国家的出现，又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有国家必然要有城市。“良渚古城”，亦即“良渚古国”的国都。这个“国都”位于浙江余杭县境以莫角山为中心的三角地带。这一地带上的玉器最集中，数量最多，品种最齐全，制作最精美，蕴含最丰富。可以说，“良渚古城”是用玉镶嵌起来的。这座玉镶城，也无愧于“精美绝伦”的称誉。
拥有如此“精美绝伦”之玉的国，岂不就是“美玉之国”了么？这样一个以玉称奇之国，华夏大地，首屈一指，地球上也找不出第二个。
近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玉璧，璧面琢有两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尚未成形。蚩尤族因为没有文字，其历史文化记述，一直沿用汉字。汉字发明之初，曾将“玉”字写作“王”，甲骨文作《说文》释“王”之义曰：“王者，天下所归往也”。并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王”又与“玉”同。《周礼·天官·九嫔》“赞玉 ”汉郑玄注：“故书玉为王，杜子春读为玉。”可见古时人们是王、玉不分的。能将天、地、人参通者就是王。即“天下所归往”之人。蚩尤为九黎之君，当然就是其族所归往的王，亦即良渚国的国王。
蚩尤族统领之国，拥有如此精美绝伦的宝玉，可见这位国王又与玉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王与玉已经融为一体了。而国家的出现，乃是文明时代的重要因素。这无异于说，良渚国的文明大门，是蚩尤族人用一方美石敲开的。
王者之器 国之瑰宝
琮王和钺王，不仅是其造型和纹饰的“精美绝伦”，更重要的是其在良渚国中的王者地位。这两件玉王同时出土于1号墓中，可见这位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同时又在11号墓中，发现了一起集中堆放的玉璧、龙首圆盘形玉饰、玉鱼等特殊玉器。5号墓还发现，后复原为由冠饰、钺身、端式组合，及木质柄部镶嵌玉粒的重器，即一件完整的玉钺。而这三座墓都集中在反山墓群里。
北桥遗址群编号⑴瑶山，不仅出土大量玉器，还发现祭坛遗址，在山丘上用堆土筑成，共三重。整个祭坛边壁整齐，转角方正，布局规范，系精心设计认真施工建成的。祭坛范围还发现12座墓，看起来像是由墓葬与祭坛合一的特殊建筑。
又在反山东南附近的莫角山，发现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墩，系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认为是良渚时期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的中心遗址。
《考察报告》结语说：“反山墓地的科学发现，为研究良渚文化社会性质，提供了最重要的珍贵资料。
这份《考察报告》所记的内容，止于1993年（1995年由《东南文化》第2期刊载）。至2007年，浙江又传来惊人的消息，考古工作者复在余杭县瓶窑镇发现了古城遗址，位置正好在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地区，面积达290万平方米。为迄今华夏发现的最大古城（见《贵阳晚报》2007年12月1日《今日视点》版“中华第一古城”惊现浙江良渚）
在余杭遗址分布的文化区域，东以最初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西以莫角山和反山遗址，北以瑶山遗址各为一点，用直线连接，正好成一三角形，而今的宁杭公路即其底边。也就是说，余杭地区的良渚文化分布在今宁杭公路以北的三角地带。古城在西端，祭坛在最北的三角顶上。这里就是昔日蚩尤部落联盟的统治中心。《考察报告》在结语中，引苏秉琦的话说中国文明史的发展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的话，并将“浙江余杭发现的良渚方国的礼仪建筑和祭坛墓地”与“红山古国的坛庙冢”相比拟，认为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实物见证。
余杭地区所出土的玉器，仅是良渚文化区即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局部。良渚文化号称“三大板块”，即太湖地区文化、宁绍地区文化及宁镇地区文化，而良渚（余杭）文化在太湖地区文化中所占的面积就这么个小三角。但因其是后期发展起来的，文化程度最发达，先期出现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玉器数量不多，却是源头，与余杭玉文化形成一个承先启后的玉文化系统，而余杭玉文化则是统领全局的纲。而以余杭玉文化为纲的良渚玉文化系统，正好与其统治中心，即“国都”相适应。
作为良渚国见证的实物，比比皆是。而首当其冲的，应为玉琮王和玉钺王。除了反山5号墓出土一件，琮王与钺王，瑶山大墓群又出土与之近似的一件。旁边还有祭坛，被认定为男觋女巫专用墓地。在良渚玉器的30多个品种中，最具代表性，堪称典型器。从1号墓陪葬的玉器既有琮王又有钺王来判断，其墓主人当是其国的王者。
反山墓群10号墓随葬的是玉璜、龙首圆牌形玉饰、玉鱼等特殊玉器；11号墓发现集中堆放的玉璧。按考古界称良渚玉文化的琮和钺，都具有权威性，而琮王和钺王，当是最高的权威。可见拥有“二王”的1号墓在反山墓群中居于主体地位，其次是拥有一件玉钺的5号墓，以及10号墓和11号墓。正如《考察报告》所说，其墓群“排列布局规整有序，有一定的总体格局”。
琮王纹饰图案为“神面纹”，即“神徽”。按《说文》对“灵”的释义：“灵，巫以玉事神”。也就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王，亦充当巫师，巫以玉事神。亦即对自然的崇拜。将自然界的鸟和兽的形象，及人的形象，幻化为神，而供奉之。
而作为一族和一国的最高统帅，其权力就是统筹全族和全国的生产生活，对外交往，一旦发生战争，即为最高统帅指挥作战。这时的“神面纹”，其形象也就成为“族徽”了。
至于钺王，其上琢的是简化兽面纹。《古玉之美》经过对良渚玉钺的考察，认为：“整个钺身加工精致，无使用痕迹，表明玉钺在当时是一种仪仗器。
仪仗器，虽与“神徽”、“族徽”不尽相同，但亦关系一国的威仪，非同一般。与琮王一样，都应尊其为王者之器，国之瑰宝。
这位王者是谁？不就是1号墓的墓主人么？这位王者，在这座具有总体格局的国都里，既是国王又是巫师，集政权和神权于一身，率领全族在长江下游广大地区，创建了声振寰宇的良渚文化。
1号墓主人作为良渚国的国王，既已寿终正寝，怎么蚩尤还在活着？原来说蚩尤为族称而非人名，在这里得到了证实。一位国王逝世了，又有继承者，其接替的国王亦为九黎族人，其君仍称蚩尤。已逝的国王因无文字记载，只留下一个考古文化符号：“1号墓主”。而九黎之君仍称蚩尤。
苍璧礼天 黄琮礼地
良渚文化1号墓主已长眠九泉，可是，并不因为他的寿终正寝，而使其所创建的文化从此断裂。
《文明史》在对良渚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后，有一段结语说：“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兽面纹形象以及各种玉制礼器如琮、璧等，很可能为以后的商、周文化所吸收，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物品”。
可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黄帝始祖——殷商文字——周的礼制——秦的统一——汉的兴盛。这是贯穿在中华文明史，亦即汉文化史上的一条主线，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正宗。历史留给国人的记忆，都是客观存在，毋庸置疑，但有缺环。而今良渚文化的发现，并已为商、周所吸收，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物品，那缺环就给补上了。
《文明史》所说为商、周吸收的文化因素，主要指的是“礼器”，其中有玉制的琮、璧等。而琮和璧，乃是良渚玉文化中的典型器。商、周属于青铜时代，以铜器为其文化的重要标志。但亦有玉器。其器型也有琮和璧；周代不仅有玉琮和玉璧，甚且将琮和璧作为礼仪的重器。
良渚玉琮的典型器为方柱圆孔形，玉璧的典型器为块状圆形圆孔，商、周常见的玉琮和玉璧，其造型，与良渚玉器的琮和璧，是一致的；在用途上，商、周和良渚时期也都是用作礼器。而在时间上，良渚先出，当是源；商周继后，应为流。可见二者之间，有着承先启后的渊源关系。没有良渚玉文化开创在先，也就没有商周的后继传承。
文化的吸收和传承，并非原样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认识和需要。蚩尤族是重琮轻璧的，到了商、周却反过来，重璧，并将其与琮并列而且排在首位。《周礼·春官·大宗伯》规定：“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说文》对玉的释义为：“石之美者，有玉德”。孔老夫子又言道：“君子以玉比于德”，复将玉提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而成为国人的道德规范，商周将良渚玉文化的吸收，遂纳入华夏并与红山文化融汇成汉文化的巨流，并形成制度，世代传承。
王既不再 铸金铸银
商周对良渚文化的传承，是为分流，即融入汉文化的一支。蚩尤虽然败在黄帝的手下，但其雄风犹存。
蚩尤后裔苗族，虽经尧、舜、禹等历代王朝多次征讨，而流落西南（以下以清水江流域为例），成为弱势族体，仍不甘示弱，复振作精神，重新安居立业。由于元气大伤，王既不再，只能铸金铸银。王，一字双关。既指九黎之君，又为玉之古称。蚩尤又已作古，仙化归天（大自然）。清水江流域杉林覆盖，已无玉可寻。《苗族古歌》口传族史，有“运金运银”一章，说的是苗族祖先将如蛋的天和地撑开以后，还不稳固，又用金子和银子铸造12根金柱和银柱，将天支撑牢固。又用金子铸造金太阳，用银子铸造银月亮，于是白天有太阳照射，夜晚有月亮放光。人类才过上安详的生活。
苗族口传史，是经过洪水泛滥、逃难来到黔中大地以后，回忆古时候，并将现实与往古相比照而重现的印象。古与今交错杂糅，往古的记忆比较模糊，而现实则清晰如镜，给人们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考古工作报告称，良渚古玉使用的透闪石是就地取材。《苗族古歌》在回忆“运金运银”的时候，是从东方将金和银运到西方来的。东方即苗族原先的想象，西方是现今的新居。说明新居的黔中不产金和银。而祖先蚩尤在东方创世时，并未出现金和银，只有石和玉。或者经历“夏禹宇宙期”的大难和“涿鹿大战”的打击，其后裔的记忆里已经淡忘了祖先蚩尤曾经制造过石器和玉器，或者把金和银当成了石和玉，而将其留在口传的古歌里了。
不管怎么说，苗族来到黔中以后，确乎铸金铸银，亦如蚩尤之在长江磨石琢玉，或者说，用金和银取代了石和玉。按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由石器而铜器而铁器，也是顺乎时代潮流的。从中不难发现其与良渚文化不无承续关系。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具和玉器，其后裔苗族在清水江流域运用熟练的手工业铸造农耕工具和银器。两地之所作，虽然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都是生产生活之所需，只是其所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罢了。而苗族所造之器，既可在良渚文化中找到其对应的痕迹，又有所发展和超越。
清水江一带，苗族铁匠炉火焰常青，其所打造的斧头、柴刀之类的工具，不仅在器型上与良渚文化的石斧、石刀相仿，而且更加锋利。这难免没有巧合的成分。但作为蚩尤后裔之作，称其为异地的传承和发展，则非言过其实。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咸同年间，朝廷用兵强化苗疆（清水江流域苗族聚居区）的时候，苗族不甘屈从，于是拿起自制的斧头、镰刀，以及撵山的火药枪奋起反抗，与清军厮杀，再现蚩尤当年在涿鹿大战中的“兵主”、“战神”雄风，恍若蚩尤再世。
苗族还有一件宝，就是铜鼓。传说是由釜演变而来的。先是在征战中作为激励苗军奋勇拼搏的鼓点，平常又成为乐器，并与芦笙配合，给祭祀和娱乐助兴。
至于银器，与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对，那就犹如同一母系脱胎出来的异质（材）作品。
据杨正文著《苗族服饰》（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的考察，“银饰在苗族服饰中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女盛装，银饰成为必不可少的配件。苗族银饰不论从品种数量、造型风格，还是制作工艺上讲，在中国服饰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并以黔东南“革一式”为例，举其要者为：头部装饰有簪子、银角、银冠、耳坠、耳环，胸部银饰有麻花项圈（扭丝项圈）2只，戒指项圈1只，压丝项圈（浅泡）1只，扁平雕龙银围披（勋泡）1只，银链1条，雕花压领1个；衣饰银片60片；手部银饰有六方手镯、竹节手镯、扁手镯、四方戒指、空心戒指、空心雕花手镯、马鞍（形）戒指等，全身银饰重达300余两。而“施洞式”银饰，全套总计竟达30件。这与良渚文化玉器30多个品种相比，也不相上下。
如果说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大多是男子所佩戴，那么，黔中苗族服饰几乎皆为女子所享有，故而在造型上各有特色。但苗族妇女所戴的银冠，其造型与良渚文化象征权威的琮王神面纹却出奇地相似。琮王神人所戴的羽冠，按《古玉之美》的描绘称：“羽冠由22组作放射状的羽翎组成”，而清水江苗姑们戴的银冠，也是羽状放射纹装饰，只是苗族用的是18条银片组成。如此巧合，难道是偶然的么？两相对应，其在艺术上岂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二者的功能各有不同罢了。良渚文化琮王为其族的礼器，由部落联盟首领拥有，苗族银冠则为女子们的盛装饰品。而羽翎都是以鸟羽为其摹本，始祖蚩尤创立于先，苗族传承在后，说明其后裔并未忘记其始祖蚩尤是崇拜鸟的氏族。
如果可以说银饰是良渚玉的异质作品，那么，服装似乎也应有其源头。良渚遗址发现丝织品和麻织品，却不见服装遗物，可能坟墓埋藏的时间久远，已经朽毁无存。但可以肯定的是，蚩尤族人在良渚文化时代，是穿着丝或麻制作的服装的。只是不知其样式罢了。也许在苗族的服装上留下了些许当年蚩尤族穿着的影子，以其微妙而不为人所察见。但从苗族服装所绣的纹饰，可以找到与良渚文化玉形相类比的图案。如苗族挑花图案上的鱼纹，而良渚玉器中有一件玉鱼，前者是绣在布上的，后者是玉琢成的，尽管其载体有所不同，纹饰繁简各异，但二者都是以鱼为摹本的仿生作品。仅从仿生这一点来说，也是蚩尤首创于先，苗族追随于后。玉鱼造型简朴，略显古风；而苗族挑花，则以精细巧作胜出。
良渚文化时代，蚩尤族以玉事神，而清水江无玉可用，苗族祭祖以牛为牺牲，俗称“吃牯脏”。每13年轮回一次，极为神圣庄严。也有以鱼为牺牲的，为求多子多孙，人丁兴旺。但因杀牛耗费太大，有的地方改为“芦笙会”，每年一次，于春季举行。无论杀牛祭祖，抑或芦笙会，其仪式，都要以“笙歌鼓舞”助兴。而芦笙会，则以吹笙踩鼓为主题。男的吹笙，女的伴舞。伴舞之女，身着盛装，是芦笙塘中最为耀眼的星星。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燊海井及盐场内熬制盐卤的设施。实地参观了东源井附近一座由乡镇企业开办的盐厂。这座盐场使用比较原始的熬盐、制盐工艺，其生产流程、煮盐用具、燃料及燃料渣滓废弃物的堆放及位置等引起联合考古队成员的极大兴趣，这些今天已难得一见的人类学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1.32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发掘中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1）对探方内所有土壤均作筛选(筛网孔径约0.6厘米)。2）鉴于中坝遗址堆积丰厚、陶片数量极其巨大，在探方内由选取了一个1米见方的抽样区(witness section)，抽样区内出土陶片全面收取。3）探方内出土兽骨全部采集。
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的地质考古专家和地理学家还对甘井河流域进行了地质构造和地貌景观的考察。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瑞士等国的盐业考古专家也曾前往中坝遗址进行参观，他们对这座遗址表现出高度的兴趣，并一致认同这是一座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重要遗址。
3）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
2001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在寿光县大荒北央遗址进行试掘 [13]。此地距莱州湾15公里，是鲁北沿海地带集中出土盔形器的一处遗址，地表采集盔形器残片占陶片总量的95%以上。该址文化层厚约1米。地1层为表土，第2、3两层为文化层，包含物仍以盔形器为大宗，其比例超过90%。发现的遗迹有灰坑和灰沟。灰坑圆形，圜底，直径50厘米左右，深40-50厘米。坑壁用红褐色粘土涂抹，加工规整，透水性差。发掘者推测它们有可能是保存淡水或卤水的设施。
此次发掘有两个收获：
1）在文化层中发现大面积分布的白色沉淀物硬面，表面平滑，推测是人工形成的遗迹，有可能是与制盐产业有关的遗留。
2）发现大量盔形器。其质地分两类：一类红褐色，质地差，估计是用当地的土壤在当地烧制的。另一类灰色或黑灰色，质地好，应是在外地烧制好以后的输入品。这些盔形器内壁底部有白色沉淀物，发掘者已采集样品，希望通过检测以证实此类器物是否为专门的制盐器具。
四、初步的研究成果
（一）成都平原
在蒲江一带进行的考古调查和试掘未发现早到先秦的制盐遗物和遗迹。目前，这一区域发现的盐井一般被定在唐代，蒲江白云乡窑埂村灰沙嘴的试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为唐宋时期。我们认为，尽管未找到年代更早的遗存，但也不能说那些大口盐井都是唐代的。事实是，自汉代起川西盆地就流行凿挖大口浅井；另一方面，目前断代的凭据大多为盐井附近的摩崖造像及上面的年款题纪，但这些盐井可能开凿在唐代以前，延续到唐带或更晚仍在使用。也就是说，摩崖题刻并不说明盐井的年代上限。但对此还需作进一步的分析。
调查结果证实，蒲江一带的盐井均开凿在山溪两侧或山崖下，井口大而浅，有的在盐井附近砌蓄卤盐池，或利用溪谷的高低落差架设笕槽向下游盐场输送卤水；盐场内用耐火石构建熬盐炉灶；燃料可能多为木柴、木炭，也可能使用煤炭（蒲江白云乡盐井沟内山崖下有自然出露的煤层及早年挖掘的矿洞，但具体何时开采？不详。但煤的质量极差）。另一现象是，盐井附近往往开凿摩崖造像，上面的题刻内容往往与盐井有关，说明当时的制盐产业与宗教之间存在联系，此类造像似乎充当着盐井保护神的角色。总之，上述工作及新的发现为探索川西平原制盐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三峡地区
上一世纪50年代末在甘井沟口发现羊角尖底杯后，有学者就推测这是一种造盐的器具，有人还进而推测，之所以制作尖底陶器，目的是利于将其插在江边沙滩地上，经日晒盐卤获取食盐 [14]。但是，如果考虑到三峡地区一年四季潮湿多雨的气候条件，这一推测显然经不起推敲。
我们认为这里的遗址是专门的产业遗留，其中以制盐的可能性最大。根据如下：
1）文献记载，甘井沟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盐卤产区。至今在甘井河沿线仍分布相当数量的盐井。
2）这里发现的古遗址埋藏状况特殊，堆积物以尖底杯、还边圜底罐为大宗，种类单一、形态特异。
3）此类器皿不是日常生活用具。
4）参阅国外考古资料，上述器皿及特殊的堆积现象与国外一些制盐遗址的堆积和器类极其相似。
中坝遗址探方99ZZDT0202的发掘有这样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1）从第56层开始出现羊角尖底杯。但直至第51层，其总量仅占该层陶器的5%；第50层增至23%；第49b层激增至75%以上。
2）羊角尖底杯的衰退亦极其迅速，第49a层时锐减至7%强。取而代之的是此前仅占5%左右的大口短身尖底杯，第49a-48层，后者跃升至25%，此后迅速回落并走向消亡。
3）与尖底杯衰退的同时，厚胎花边口圜底罐逐渐成长起来。到49a-35b层时，大小不甚匀称的花边口圜底罐成为主流，比例占50%-80%以上。到35a层以后，此类器又迅速被一种容量均等的束颈花边圜底罐取代，后者比例激增至80%-90%。
4）到第21层左右，花边口圜底罐陆续被容量大小相差无几的平口圜底罐取代。
通过对探方99ZZDT0202出土的近200个完整的圜底罐、尖底杯容积的检测，可知圜底罐容积在500ml左右，但有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一共同点是，同时段的陶罐容积非常接近。因此有理由推测，这些陶罐可能同时还扮演着量器的角色。
对探方内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我们全面予以收集，并特别关注这样一些问题：
1）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及变化；
2）不同时期动物种属的变化；
3）鱼类体积的变化（可反映环境变迁或捕渔技术的改进）；
4）兽骨一类遗存与制盐业之间的联系？即是否存在盐产业的副产品-如腌制鱼（肉）、鱼酱等？
尽管我们提出了上述结论，但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尚不十分明确当时究竟如何用陶器制盐，在哪些地方制盐？工艺流程如何？盐产业的规模？是否存在贸易和交换？等。
（三）彭水郁山镇
郁山镇是一个比较偏僻的盐业产区。由于储量、质量、交通等各方面原因，这里的井盐业生产不象自贡、乐山等地那般举足轻重，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是，由于郁山盐泉具有的天然性和浅埋藏的特征，又很容易成为早期人类开发利用的盐业产地 [15]。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这一带的盐业开发必然与巴蜀、荆楚地区的早期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四）山东莱州湾地区
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已刊布资料的梳理，了解到这一区域内盔形器的分布基本环绕莱州湾，西起无棣县，东止于胶莱河，南界大致蔓延到泰沂山系以北、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沿线。据各遗址点出土盔形器的比例，或可将上述区域进一部细化为两小区：1）高密度区。以莱州湾为圆心，沿海岸线15-30公里构成一面向海湾的弧，这一范围内凡商周遗址均出盔形器，而且所占比例甚高，最高占陶器总量90%以上。2）低密度区。在高密度区外围，商周时期遗址也经见盔形器，但为数不大，呈零星分布。
对盔形器的年代还有不同认识。一般将它们推定为商周时期；或将年代下限延伸至春秋-战国或更晚。对其功能也有不同看法。1）汲水器；2）煮盐或晒盐用具；3）陶臼。
结合四川及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实践，我们对盔形器有如下基本认识。1）盔形器集中分布于胶济线以北，尤以莱州湾近海滩涂地带最集中，有相当一部分出盔形器的遗址坐落在现今盐场范围内或附近。2）参考全新世以来海面的变化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莱州湾的古海岸线大致在现今海岸线以内15-20公里范围，也就是说，那些出有盔形器的遗址当时更加靠近海岸线。3）沿海滩涂地下水位高，加之潮水涨落，土壤高度盐碱化，极不利于农业垦殖。4）盔形器胎体厚重，不具备一般生活用具的特征。有的遗址还发现将盔形器集中放置在地面或窑内，表明盔形器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生产用具。
莱州湾地区的盔形器形态与三峡地区的花边口圜底罐类似，遗址的埋藏状况也与三峡甘井沟一带的埋藏一致，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制盐遗址的堆积及出土物也十分接近。此外，历史上齐国一直为重要的海盐产地，并因占有“渔盐舟楫之利”，而称霸一方。再往前看，《世本》记，“夙沙氏煮海为盐”。夙沙氏为传说中与神农同时的人物，被尊为海盐之神，其部族应活动在山东境内。可见，那里的盐产业出现的相当早。
（五）中原地区
中原地区重要的盐产地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带。古史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之所以将都邑选在靠近河东之地，首要原因是为了控制那里的资源，解池之盐即为其中之一。尽管上述传说还需要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晋南一带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的分布密度一直较高，暗示上述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0年，刘莉、陈星灿撰文（以下称简称刘-陈文）讨论了黄河流域中心-周边系统的相互关系，特别谈到了夏商时期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等问题 [16]。这里的资源即指铜、铅、锡等冶金矿物原料和民生必需品-食盐。夏-商早期将都邑建在洛阳-郑州冲击平原，这里土地肥沃，便于军事防御和发展经济，但也存在一些缺憾，即缺少社会必需的一些自然资源，如铜、锡、铅、盐等战略物资。为获取并保障这些资源的供给，夏-商的统治者便将他们的政治-军事触角延伸到蕴藏有这些资源的周边地区。
晋南拥有中原最大的盐池-解池。解池之盐经日晒即可结晶，且蕴藏极其丰富，是晋-陕-豫地区唯一的大型盐业资源。也是夏商时期各方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刘-陈文统计，晋南已发现旧石器以来的古遗址300余处。到了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以陶寺为代表的大型中心聚落。龙山以后，夏代没有将都邑选在晋南，而是建到了豫西。但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类型文化则趋同于豫西的二里头文化，这说明两个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到商代早期，晋南商时期文化则又与郑州商早期的二里岗文化保持一致。刘-陈文指出，这两次经历相似的文化变迁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夏人、商人都对晋南保持了浓厚兴趣？
刘-陈文通过对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分析，注意到该址第五期（约当早商二里岗下层）建造的一座夯土城，在城垣西南角建有40多座圆形建筑，分为7行，每行6-7座。经发掘可知，这组建筑形制非常统一，每座直径850-950厘米，基址为厚30-50厘米的夯土，高出周围地面，每座房基中心有一直径20-30、深80厘米的大柱洞。地表挖十字形沟槽，宽50-60、深80厘米，内有柱洞。基址周边还有一圈30-40个排列紧密的柱洞。这组基址可复原为无墙、无门道的木构建筑，地面被十字沟槽分割，空间狭小，不宜作为人类居住的房屋。此外，除发现少量的陶片外，基址周围不见其他遗物。反之，它们却更像古代的粮仓。可是，考虑到运城的地势、土壤及这组建筑的格局，刘-陈认为，粮仓说亦不足取。联系到当地重要的自然资源-盐，他们提出这组建筑可能是商代储盐的仓房，其形状与《天工开物》描绘的古代盐仓非常相似。
刘-陈还指出，东下冯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大型陶器-蛋形瓮、敛口瓮，这两类器中的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储藏河东盐池出产的盐。在豫西二里头发现的蛋形瓮和敛口瓮与东下冯的同类器一致，可能意味着河东盐池的盐在这一时期被运到了夏人的统治中心。从空间看，解池位于东下冯西南30余公里，发源于中条山的青龙河可将中条山铜矿、东下冯遗址与河东盐池连接起来，经青龙河、涑水、黄河及其支流可将中条山所产之铜、解池所产之盐运抵伊洛地区。如此，东下冯实际上扮演了由国家控制的自然资源集散地的角色。
刘-陈文认为，商文化在二里岗上层的某一时期突然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商文化在晋南的消失恰好与二里岗上层时期商文化向东方、向南方的扩张趋势同时，而商人向东、向南的扩张正是为了攫取那些地区的盐（山东）和铜矿（长江中游）等自然资源。
利用文献探讨河东盐池及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曾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从很早就开始了。但结合考古资料进行研究者可谓寥寥。由此，我们认为刘-陈的研究很有价值。尽管他们的结论还带有较大的推测成分，也有不少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推敲和澄清，但他们毕竟以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对今后该地区考古研究思路的拓展无疑是富有启发的。
注释
[1] 本项研究得到美国Wenner-Gren基金资助。
本项研究得到日本住友财团基金（The Sumitomo Foundation of Japan）资助。
[2] 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8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队：四川万县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4] 1993年12月-1994年5月，本文作者曾负责在中坝和甘井沟口一带进行调查。
[5] 李小波：重庆市彭水县郁山镇古代盐井考察报告（待刊）
[6] 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遗址考古调查（见本刊本期）
[7] 蒋成、龙腾：蒲江古盐井遗址考古调查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1999年3月3日第一版
[8] 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沟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
[9] 1993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承接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的任务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赵化成及本文作者即赴忠县进行先期考察。
[10] 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川省忠县三峡工程淹没区地下文物保护规划报告》，1994年8月31日（草案）。
[11] 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忠县中坝遗址发掘报告（注）1《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
[12] 巴家云：忠县中坝新石器时代晚及商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13] 王青：山东寿光大荒北央遗址发掘简介（待刊）
工作目标本项目型课程以唐帝王陵遗址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现代数字影像手段，遵循田野调查的手段，拍摄并整理地上所有遗存物的影像资料，以艺术创作的心态，去深入遗址及周边的现场，利用学生专业能力，在规定任务范围内完成具有创造水平的艺术性训练。使项目融于课程，教学带动研究，成果支撑项目。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社会调研和田野考古的能力，引导对传统文化深切关注，并以此培养其艺术创作的创新意识。本次考察对象主要是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的蒲城、富平、三原、泾阳、礼泉、乾县六县的十八座唐帝王陵，分别是献陵（高祖）、昭陵（太宗）、乾陵（高宗、则天大帝）、定陵（中宗）、桥陵（睿宗）、泰陵（玄宗）、建陵（肃宗）、元陵（代宗）、崇陵（熹宗）、丰陵（顺宗）、景陵（宪宗）、光陵（穆宗）、庄陵（敬宗）、章陵（文宗）、端陵（武宗）、贞陵（宣宗）、简陵（懿宗）、靖陵（僖宗）。
基本思路项目按照“策划—考察—收集—整理—研究—展示”流程展开，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唐十八座帝陵遗址，深入地调研遗址及周边的生活生产。结合专家意见，合理设置适于项目需求的教学方案和研究重点，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任务并展开教学。同时，强调学习过程就是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研究过程，研究过程就是工作过程，工作过程就是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复锤炼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项目研究与实践活动项目组自2009年成立起，考古专家张建林多次前往陵区，认真研究陵区现状，尤其对近年来乾陵、崇陵、建陵遗址区的考古现场进行探访，布置了工作计划与目标。2009年10月、2010年4月和10月、2011年4月四个考察时间段，影视专业、摄影专业的2007、2008、2009级6个班，以及动画专业2008、2009级4个班，对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六县的唐帝陵，进行了14次深入考察，从历史地理、人文地理两方面，对现在地上所有石刻、碑表、建筑遗址、地貌等进行了详尽的、专业性的拍摄与绘制，并细加整理。每次考察前，系里根据不同专业的班级与年级，按照整体的工作进程，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安排，对考察对象进行大量的学术准备。每个专业班级按照对象任务进行分工，成立一个个行动小组，对整体项目中完成的任务各有侧重。摄影专业3个班，按照分工分为六批次，对唐帝陵进行地毯式的考察。对陵墓遗址周边的村落的人文与生产生活进行详细的调研，拍摄近2000G、万余幅照片。影视专业3个班，分为四批次，对乾陵、崇陵、桥陵与建陵的地面遗存进行拍摄，为纪录片制作与动画模拟生成提供基本素材，拍摄500G800余分钟的素材。动画专业4个班，分四批次对乾陵、崇陵、桥陵进行考察，完成大量的写生。相关成果在教学汇报展和2012届的毕业创作展中均有所展示，影视专业有两组学生选择将唐陵作为其创作的题材，本项目组与系里也将给予学术与技术支持。开展田野调研和影像实践的思路，是以“地理”与“图像”为两大构成部分。其中，“地理”部分以历史、人文为主，“图像”部分是学生根据田野调研而创作的影像作品。第一大部分——“地理”，分为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两个部分。
历史地理完成的内容（1）帝王陵形制。包括唐十八座帝王陵墓的整体概况、形制、布局、风水、地形特征等，分类比较了“因山为陵”与“覆土为陵”的陵园分布结构，绘制考察线路。同时，对唐帝陵的每一座陵墓都进行单独绘制，对现有遗存物按照现布局顺列进行图像呈现，并选择乾陵、崇陵、建陵等初唐、中唐、晚唐的代表陵制，展开动画虚拟展示，并以青山绿水作为动画美术的基本风格，还原陵区的地面建筑。（2）石刻艺术。图文并茂地对田野采集的图像资料进行归纳，绘制南门石刻总图以及部分北门、东门、西门等石刻，对有代表性的唐陵石刻进行位置复原和特点展现，尤其对石刻遗存现状较好、艺术水准高的乾陵、桥陵、崇陵、泰陵、贞陵做重点分析。汇总比较了石狮、翼马、鸵鸟、翁仲、华表、仗马等，结合现场测量和考古数据，通过其特征、佩饰、体量等分析早、盛、中、晚唐的特征变化。尤其石刻的体量，从初唐到盛唐，逐渐变大变壮，手法更加丰富，中唐之后，体量逐渐缩小，工艺也变得粗糙起来，数量也逐渐变少，这种变化清晰地对应着唐代的国势沉浮。
人文地理方面，以“人与经济”为主题，对遗址周边乡村进行调研，完成大量的调研考察表，收集生活、生产、家庭构成的情况，以及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等。一共完成600余份调查表，采编了现场访谈等影像资料，并完成一批拍摄笔记。（1）“人”的主题。涵盖遗址留守者、遗址保护者、遗址闯入者等；（2）“经济”的主题。涵盖唐陵周边生态环境与经济状况，包括唐陵周边传统农业发展现状、遗址区周边破坏性的工业，尤其是丰陵、光陵、泰陵、崇陵附近的采石场，有些已经侵入到大遗址保护区的内部，的山体、被切断的山梁，现场使人触目惊心，对陵区原有自然山体形制已造成不可挽回的毁坏。同时，还调研了唐陵附近新农村建设，主要考察了袁家村，这是一座以“农家乐”和新民俗生产结合，以旅游来支撑产业发展的乡村建设模式。第二大部分——“图像”，主要是学生考察期间创作的影像作品，其中2008级摄影专业拍摄的《家庭》系列，以家庭为单元，关注周边村落的人员流失与固守的现状，每位学生都创作了一批作品。我们举办的教学汇报《“地理与图像”——唐十八帝陵影像展》涵盖了影视、图片、动画3个专业的考察成果，按照以上“地理与图像”两个大框架，通过图文展板、摄影作品和录像短片等形式，集中展示了田野考察和影像实践的成果。艺术影像作品与田野考察素材的并置，形成一个既有扎实学术基础，又有创造力、对传统的再认知的场域。展览由项目组规划，由学生担当执行工作，这锻炼了他们的组织、策划和执行能力。通过田野考察，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其去质疑、调查、分析、研究、总结，使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指导下的，既有共同目标又兼顾个性眼光的发现、解决问题过程，使教学和研究相互促进。在本阶段的研究和实践中，还注重用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将前期采集的信息进行集成，着手建立唐帝陵影像数据库，树立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图像呈现的实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与创作奠定基础。#p#分页标题#e#
本次项目实践，不仅留存了2009至2011年这个历史阶段唐帝陵的最完整的田野调查与影像资料，而且积累了一批摄影、影视、动画等专业的一手教学文件（大纲、讲义、计划）、教学笔记、考察报告等，对于今后开展此类课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期间，邀请了考古专家张建林举办《唐代帝王陵考古》讲座，多媒体艺术家赵小涛举办《解读动画电影〈迷雾〉》《〈萨迦〉动画电影的制作》等讲座，大大丰富了学生的学术视野与艺术想象。以帝王陵为重点的传统文化考察课程，已经作为影视动画系本科教学环节的必修课程进入到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得以完善。学生通过参与项目，对本地域以汉唐文化传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精粹有了深刻的认识，引入跨学科的多媒体手段，通过数字化的艺术表现来呈现当代、遥想并复原历史，使得学生建立一种与历史对话并进行艺术再创作的文化意识，为今后自身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并且提高了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能力。通过田野考察，引导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帝陵的考察中，考古与保护、传统与当代、遗址地保护与区域发展、工业与新农村、留守老人与儿童等社会问题，都引起了学生的重视，考察过程成为富有个性、饱含人文关怀的过程。学生独立的精神，不断被激发出的创造力，催生了一大批感人的艺术作品。由普通的课堂技术训练，转为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磨砺的过程，这对于数字艺术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因而，实践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教学环节。而历史学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学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本文以专业考察为例探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问题。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
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参考文献：
[1]王建刚.实践教学双语教学研究与探索.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
[2]庄韵勤.专业考察对历史系学生成长的意义[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2）.
[3]王宗磊.对石河子大学历史学专业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的思考[j]. 石河子大学学报第25卷.
枣庄市峄城区是老城区，汇集了枣庄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都成为最可贵的教育资源。枣庄二十八中以民俗文化开发和建设为着力点，把老峄县的民俗文化引进校园，通过丰富多彩的基地建设、灵活多样的校内外主题实践、系统生动的课堂教学，让学生深切感受家乡文化魅力，体验家乡文化精髓，领悟家乡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学校真正成为学生成长的乐园。
民俗博物馆――传承历史开启未来
2008年，峄城区教育局引导各学校开展民俗文化进校园的教育活动，用优秀的民俗文化浸润学生心田，让广大中小学生了解家乡，认识家乡，在与家乡人、家乡物、家乡事的接触和解读中激发报国之志，爱国之情。2012年，学校美术教师徐义锋在一节静物写生课上向学校展示了一件物品――卖芝麻香油的梆子，全班50名学生竟无一人认识，更不知有何用途。这事让学校深受启发：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们这一代记忆中的生活用品，我们的孩子已不知为何物，若不及时对身边的民俗器物进行挖掘和保护，这些物件很可能从我们下一代的记忆中清零。我们了解到徐老师收藏了不少民俗器物，多为峄城老物件，小到一日三餐用具，大至宗教礼仪祭器，门类众多，大大小小塞满了他整个房间。徐老师也有意为学校无偿提供这些物件，供学生参观学习。为此，学校积极争取区文化局、区博物馆的支持，在校舍紧张的情况下，腾出400平方米综合实践教室进行改造，建成3个鲁南民俗博物馆展室。学校邀请当地民俗专家、博物馆专业人士对物品进行分类，逐一进行深层次文化价值挖掘，形成了文房用品、生活用器、百工工具、农耕文化、宗教器物、运河文物等50多个系列，涵盖了新石器时期到近代的民俗器物。这些极具鲁南地方特色的器物，涉及天文、农业、水利、历法、科技、饮食、书画、戏曲、消防、宗教等多方面，我们都辅助以展板予以说明。在每周二固定一个时间，民俗博物馆向全校师生开放，学生置身其中，拥有触手可及的观感和身临其境的体悟，历史与现实对于学生来讲变得更加亲切。每一次参观，孩子们都怀揣敬畏之心，向智慧敬礼，向文明鞠躬，他们将自己的思维和认知放置于中华历史文明的长河中，从中寻找到自我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形成自己终身的记忆。
民俗主题教育活动――触摸历史感受文化
学校规划开展了“亲近民俗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德育品牌建设工作，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增强民族自尊心的同时，把民族精神的激发与道德好习惯的养成结合起来。学校成立了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和指导小组，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民俗专家、家长，成立研究社团，开展了戏曲才艺大赛、传统工具改造制作展、校园民俗文化大讲堂、寻找峄县古建筑、石榴器物主题展、“器物之美”绘画作品展、每月一次的民俗专家讲座等系列主题活动。学校结合教育实际，由家长委员会牵头组织，在博物馆、青檀寺景区、台儿庄古城、遗址公园、匡衡祠、女娲冢开展了体验式教育。
在主题活动中，学生带着心灵中的单纯与感动，去倾听沧桑往事，收集老城记忆碎片，回望飘逝的身影，去亲近这些存在于我们生活，更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城市，也寻找教育的真谛――传承、守望与追求。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实现了“三个结合”，即与团队活动结合，激发学生主动参与的热情；与社会力量参与结合，吸纳社会各界支持民俗文化进校园；与家庭教育相结合，营造全社会关心民俗文化教育的浓厚氛围。
民俗研究社团――怡情励志提升素质
学校每周三下午的活动课是民俗研究社团活动的固定时间，学生通过观看视频、查阅资料、校外考察、到校园民俗博物馆参观实物、亲临《走遍中国・枣庄篇》《古峄探密》拍摄现场等方式，在民俗专家和老师的辅导下，撰写研究报告。目前，已有10余篇民俗研究报告在省市级相关刊物和媒体上发表。同时，多数社团成员还兼任民俗博物馆解说员，通过对民俗器物的标识、讲解，进一步加深了对民俗文化的认同感。民俗文化综合实践课，也不仅仅限制在校园内，学生社团和小组走上街头，用画笔和镜头搜寻老峄县的印记，探访文明的轨迹。在老峄县古城墙遗址的现场式体验教学，是对教师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验，教师从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活动的策划者、引导者，需要其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调动多种教学手段，深化教育内涵。同时，教育现场体验开放式教学，学生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家乡文化，自己捕捉信息，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校还将民俗文化纳入校园文化整体建设系列，建起了文化石、文化墙、文化长廊、文化景观，突出了校园文化主题设计。
民俗文化课程――无缝对接深度融合
在民俗文化校本课程的实施中充分挖掘课程资源，按照“人本、多元、整合、创新”课程理念，根据科学性、民主性、开放性和生成性原则，我们努力在人与自然生命、人与科学艺术、人与历史文化、人与社会生活四大门类中开发课程，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促进学生获得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学生个性。学校开发编制了校本教材《古峄拾珍》和《承乡厚土》，并排入课程表，由专职教师严格按照班级课时授课。在七年级七班，王艳云老师把柳琴戏表演艺术家请进教室讲解柳琴戏，同学们听后感慨连连：“没想到家乡的柳琴戏原来这么美！”在八年级六班，徐义锋老师的美术课正展示汉代的铁犁，学生在速写的同时，对峄城悠久的农耕历史也有所了解。
其实说起来，良渚玉并没有什么神秘，早在清代，良渚地方就发现过大量的玉器，并为清帝所珍爱而走进宫廷。及至民初，良渚古玉已负盛名，甚至为海外人士青睐而远渡重洋（见费国平《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考察报告》，以下引述时简称《考察报告》）。只是当年未经科学发掘，尚未定名，不为人们所看重。
到了20世纪90年代，良渚地方古遗址经过连续发掘，并已定名为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类繁多，制作精美。但当时出版的辞书在“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辞条中，对其遗物的释文却只有石器和陶器，不见玉器。
直到进入21世纪，良渚玉器才逐渐引起国人的关注。不过人们对玉的看法和态度却不一样，有一种是物质上的，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另一种则是文化上的，即以玉鉴史，注重的是玉所蕴含的深厚内容。
古方在其《古玉之美》中谈到“臂环”涉及蚩尤时说：“过去有人把这种类型的臂环称为‘蚩尤环’，据说有辟邪的作用。”并引“传说黄帝战败蚩尤，把蚩尤的人首像琢在臂环上作为纪念”。然后断言：“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并说，此环的外壁表面雕琢四组兽面纹。而“兽面纹”又首先出现在良渚玉器上。
这是我头一次获得的历史信息，即将良渚文化实物与蚩尤其人直接挂靠，同时又与黄帝相联系。
《中国玉器定级图典》对这件被称为“蚩尤环”的玉器鉴评说，“此器为良渚文化中迄今所见最精美的镯。所饰龙首奇特少见。”又在其“定级要素”中称：“此器对了解良渚文化纹图的发展演变及品种类型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亦是玉镯史上一件不可多得的遗物”。
从良渚玉器制作的精美，足以证明蚩尤九黎是个智慧而又勇悍的氏族部落群体。他们不仅在长江下游创建了发达的农业文化，又在涿鹿多次打败炎帝和黄帝，而玉器的制作，则是其聪明才智的集中表现。如果说，历史上对蚩尤的传说往往将其神化，那么，今天面对着出土的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遗物，往日被神化了的人也就一个个活现在眼前，向我们展示其古老的能工巧技。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从磨石为具到琢玉成器，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以南方的良渚玉文化和北方的红山玉文化为最杰出的代表。也就是说，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发现了玉，又用可以攻玉之石将其琢而成器。 从石器到玉器，也就是从“磨”到“琢”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窥见人类行为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智慧形成，和思维能力及智能的日益增强。如果说石器是人类有意识的原始创作，那么，玉器就是智能增强后的优良作品。
攻玉之器 智慧之果
正如古方在他的《古玉之美》中所说，玉器的出现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人类美感的产生；二是美石的发现；三是制作工艺的成熟。蚩尤族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制作出精美的玉器来。而这些条件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是经过新石器时代长期的磨练，遂由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飞跃。而作为玉器时代的重要标志，则是攻玉之器的变革。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的革新，乃是玉器产生的决定因素。
考古工作者在江苏草鞋山、张陵山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其出土的玉琮、玉璧、玉管，所使用的玉材均属透闪石、纤维蛇纹石、阳起石等。并从器物的平凸，隐起或阴线等的处理上判断，很可能是用砣具加工的。而玉琮兽面纹饰的眼部，残留有实心钻和空心钻两种痕迹，但其钻碾孔洞的过程却是要借旋碾来完成的。人们依此推测，良渚人很可能是从旋转碾孔中得到了启发，之后才发明了砣具，以专碾治坚硬玉料的（见《中华文明史·第一卷》，以下简称《文明史》）。
良渚玉器所使用的透闪石、纤维蛇纹石和阳起石，是自古以来玉器常用的玉材，而透闪石则是与新疆的和田玉类似的优质材料，而且比和田玉颜色艳丽，透明度高。我们的祖先早在和田玉还深藏异域人未知的年代，就在其所生活的地域（今太湖流域）发现了较之和田玉还要优胜的美石――透闪石。也就是说，蚩尤族是在南方最早发现玉的人群，进而又将其制作成器。这就说明，蚩尤族人已经萌生了对玉的美感，有了爱美的意识。可是，要将远比石头硬得多的玉制作成器，仅凭制作石器的“砸”和“磨”，显然是办不到的。而蚩尤族人不仅发现了“石之美者”，同时又发现了可以攻玉之石，即业内人士所说的“解玉砂”，如玛瑙和石英之类。有了“解玉砂”，如果没有工具还是使不上劲。有记载说，琢玉工是将“解玉砂”粘在一条绳索上，然后加水，置于玉材上，来回磨擦，使其擦痕深陷，终致断裂为二，史称“解玉”，还有砣轮、管钻，是用来碾磨和钻孔的。而制作精美的良渚玉器中，有的饰纹细如发丝，有的孔眼小到只能容一针尖，想来还有更精致的工具——实心钻至今尚未发现。仅就目前所知，蚩尤族人由于发现了解玉砂，同时发明和创造了琢玉的工具，形成一套有序的工艺流程。先将大料解开，然后按需要或圆或方，或有孔无孔，或有纹无纹，分别进行砣、碾、琢、磨，从而将玉琢成一件件堪称艺术品的美玉。
由此可见，美玉的出现，应归功于琢玉之器的发明创造，也是蚩尤族人智慧的结晶。
无奇不有 精美绝伦
良渚玉的30多个品种，是按类型划分的，即玉琮、玉璧、玉璜、玉钺、玉镯、玉带钩、柱状器、杖端饰、锥状饰、三叉形器、半圆形冠饰、圆牌形饰，及由玉鸟、玉鱼、玉蝉和各种瓣状饰组成的穿缀饰，还有用玉管、玉珠、玉坠组成的串饰等。
玉琮，为方柱体，由上至下，琢一孔穿通。也有孔圆外亦圆的圆柱体。皆以节分层，有一节、数节，最多的达19节。其高度超过40多厘米。器体有大有小。小的如拇指，大的似笔筒。最大的一件重达6.5公斤，为二节矮方柱体，被誉为琮王。琮面皆琢有纹饰，称神面纹。琮王图案繁缛规范，一般玉琮则为简化的兽面纹。
玉璧，为圆形片状体，内钻圆孔。术语称“肉倍好”为璧，即璧的肉（实体）大于好（孔）的圆形器。有大有小，一般不琢纹饰。近年发现一件玉器，上琢两个疑似文字的符号；另一件璧琢的是一只站立的鸟纹。
玉钺，形似斧，上琢简化的兽面纹。一般嵌在木柄上。有一件称为钺王的，还附有配饰。
玉环，亦称臂环，为扁平的圆环状。有的在外壁表明琢有4组兽面纹。
三叉形器，像汉字的“山”，左右两叉高于中竖。
冠状器，器体扁平，形状如冠，有的镂雕神人纹或神面纹。
而玉鱼、玉鸟、玉龟、玉蝉之类，则形如其物，栩栩如生。
林林总总，无奇不有。这些玉器都是蚩尤族人费尽心思，巧妙设计，精工琢碾出来的。传说伏羲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有考证说，伏羲、同出一源。闻一多亦主张“伏羲与槃瓠神话盖出同源”。而槃瓠乃是《苗族古歌》中“开天辟地”之祖。而苗族尊蚩尤为其族的始祖。传说中的蚩尤，亦有与伏羲相类似的神通，即能“明乎天道”，而被黄帝“使为当时”。“天道”者，天气变化之理也。“当时”者，即管理时令的“官”。时当农业社会，天气变化，四季更迭，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蚩尤能“明乎天道”，当是他善于观察，亦如伏羲一样，将观察到的天地鸟兽之形迹牢记于心。故而不仅在生产上不违农时，确保丰收，又能在琢玉的时候，将那些印入脑里的物象幻化成器，那就是玉鸟、玉鱼、玉龟、玉蝉之类的仿生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蚩尤族人对事物观察之细微，摹拟之精到，令人叫绝。
蚩尤族人为了表示对自然的崇敬之心，不惜花费时间精力，竭力将玉琮的制作做到尽善尽美，其良苦用心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精美之玉 蕴涵深意
良渚文化玉之精美，不是偶然的，它与蚩尤族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对玉的需求密切相关。
浙江余杭瑶山7号墓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陪葬品，以玉器数量最多，竟高达148件（组），而且在墓主人身边依序放置。头顶部为三叉形玉器1件和锥形玉饰一组10件，头部西侧为冠状玉饰，腹部置玉琮2件。镯9件，其中7件对应戴于两臂，应为臂环和手镯。北部靠近陶器处，尤为特殊的是，1件玉钺由墓主人的左手把持。
这墓葬的发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良渚玉文化的深邃内涵，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鲜活生动的田野个案。从墓中的陪葬品可以看出墓主人的富有程度。富从何来？因为良渚玉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有了发达的农业，收益（劳动成果）不仅能自给，而且有了富余。因为手工业发达，能为族人提供所需的玉器。富的结果，给社会生活以重大的影响，从而产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是很微妙的，需要悉心体察，才能领略其味。
物质资源的富有，受益者当然是全体族众。由于手工业的发达，蚩尤族人这时使用的是改进了的工具，不仅省力，又能提高效率。于是不仅体力乃至精神上就都获得解脱，同时又因为效率的提高，能为族人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在心理上感到欣慰和自豪。再则，由于农业的增收，生活相对安定，而且有了余闲，很自然地要寻求精神上的愉悦，随着爱美意识的产生，于是用玉作为装饰品，将自己打扮起来，给人生增添亮丽的色彩。
从7号墓陪葬的玉饰品，可以想象墓主人及其所在族群的人们，平常生活的一般情景。
良渚玉器一般都琢有花纹、图案，并钻上穿孔。作为工具可以加上柄，便于操作；装饰品，可以系佩；玉钺一类象征权力的玉器，则要穿在或绑在木（竹）杆上，由专人握举。由于贫富差异，族众拥有玉器的多少不等，但凡有玉器的人，除了生产劳作之外，平时都佩玉，头上冠饰，胸前玉琮，臂上玉环，腕上玉镯，全身皆玉，以展示其财富的荣耀， 同时又获得美的享受。
关键词：《山海经》；洪水神话；当代价值
一、《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
《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具有浓厚的奇异性、幻想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也是历史的影子。我们将神话看作是古代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自我诠释，是对神秘自然现象的主观解释和自由想象。我们把《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关于共工的洪水成因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臣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没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 [1]p489鳐从外貌看是一个凶猛的怪兽形象怪物，它有着强大的本领，使得百姓不能正常生活。而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有记载“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 [4]p279我们大胆假设相柳就是相繇，当时爆发大洪水是由于巨大的九头怪相柳凭借自己的本事四处作恶，被禹杀死，而带来的洪水灾害。而相柳是共工的臣子。《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 [4]p295共工居住的地方连涉猎者都不敢往前，可见在先民眼里，共工也是凶恶的。以上论述都说明了共工与洪水有莫大的关系。
（二）治水神话故事。《山海经・海内经》是这样记载的：“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岛。” [4]p536大禹除了继承了其父的遗志，成功治理了洪水。还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相柳使地可以播种谷物。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大荒之中，有山名巧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 [4]p432-433《大荒北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以为台。” [4]p489除鲧禹治水外，还有治水英雄河伯，《山海经・海内北经》：“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 [4]p349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黄河水神，河伯原名冯夷，也作“冰夷”。在先秦古籍《尸子》中有一个河伯帮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约‘吾河精也’。授于河图，而还于渊中。” [2]河伯献河图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间接来说，河伯也是功不可没。
（三）应龙相助发洪水。《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
尤。” [4]p491应龙在蚩尤之战的关键时候蓄积洪水，使黄帝化被动为主动，应龙除了帮助黄帝杀了蚩尤，并且还杀了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4]p480-491综上所述可推断南方的洪水灾害或许与应龙有关。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4-0038-02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从2003年起共同组织评选的，主要针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使得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又有了新的内容。2008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走上了法治轨道。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的保护与开发也受益于这个时期。2009年以后，青城镇相继申请到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兰州文化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项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家祠堂修缮项目和古民居、博物馆保护与建设项目等。经过这一系列的保护与开发工程，青城镇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集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展示与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镇。
青城古镇文化遗产丰富。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包含三类：一是文物类，包括砖雕、木雕、传统服饰、明清家具、碑刻、农业生产工具、水烟制作工具、乐器、传统生活用具等;二是建筑群类，包括明清民居、城隍庙及其附属建筑、青城书院及其附属建筑、高家祠堂及其附属建筑、罗家大院及其附属建筑等;三是遗址类，主要指尚存争议的闯王李自成墓及其故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包含四类：一是传统手工技艺类，包括水烟制作技艺、陈醋酿制技艺、织布技艺、长面制作技艺、剪纸技艺、刺绣技艺、砖木雕刻技艺等;二是民间游艺类，包括道台狮子、青城高跷、城河抬子、火狮子、英雄舞鼓等表演活动;三是民间音乐类，主要指青城小调;四是民俗活动类，比较典型的是城隍出府。这些文化遗产共同孕育在青城古村落的整体生态文化遗产之中。
对于青城文化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各方争论不一。有人强烈反对开发利用，认为其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大过保护。也有人支持开发利用，认为可以依靠文化遗产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各有利弊。文化遗产是各历史时期前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状况，人们通过这些遗产分享人类的文明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要保护文化遗产，也要分享利用它的价值。因此，保护和利用并不绝对对立。但也要看到，现实社会中，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开发利用确实威胁到文化遗产的保护，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使文化遗产遭受人为的严重破坏。因此，我们要反对不科学的、过度的开发利用。那么，如何制定一个合理的保护与利用策略，笔者走访山海关、平遥、凤凰、丽江及成都附近的一些名城名镇进行了考察和比对。在这些考察对象中，成都黄龙溪古镇与榆中青城古镇比较相似，而且已有保护利用的成功经验，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黄龙溪古镇与青城古镇虽地隔南北，气候和民风民俗差异较大，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古镇保护与利用关系处理上有很多借鉴意义。二者都具有千年的历史传承，古镇核心规模与居民人口数相当，且都处于市区的边缘地带，距市区有一定的距离，处于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带，周围依山傍水，都是古代重要的水运码头。古镇内遗址、遗迹丰富，“非遗”项目独具特色，整个村镇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人文遗产保护区。笔者走访黄龙溪古镇时，尚属旅游淡季，且不在双休日和节假日，但古镇的游客却是络绎不绝。经过调查，除了本地村民，游客中只有少部分随团来自外省市，大部分游客是成都市区附近居民。黄龙溪古镇的文化遗产保护较好，不但诸多遗址、遗迹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分散的遗产资源得到了整合，镇内设有博物馆、传统作坊场景、展演广场、水上民俗活动区域等，将可移动文物、民俗实物资源与“非遗”表演项目结合起来，集中展示，相得益彰。黄龙溪古镇的成功运作得益于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和开发利用，这一成功经验和做法对青城古镇保护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青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规划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本体充分认识基础之上，对本体要有明确的定位。青城镇是黄河中上游地区具有千年历史传统的村镇，相对边缘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青城的文化遗产保存相对完好，它有着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遗产的核心充分体现了在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基础之上产生的各类民俗文化，包括耕读传家、水烟经济、学而优则仕、尚武精神、城隍信仰等，整个村镇就是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载体。因此，青城应定位成一个黄河流域比较典型的具有传统农业文化特征的生态文化遗产保护村镇。
青城保护规划的制定应包括两方面：一是宏观的保护规划，二是微观的保护规划。
宏观的保护规划，要坚持整体保护原则，将青城镇的整体生态人文循环系统纳入保护规划范畴，使之具有可持续性。青城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那些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还有生活在那里的村民及其生活方式、民俗文化、精神价值、思想信仰、传统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了青城的生态人文遗产。青城文化遗产分享给我们的更大价值恰恰在于让我们体验到北方黄河流域古老农业村镇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制定宏观保护规划要统筹兼顾，使青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梳理好各类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培育遗产生存发展的土壤，建立遗产传承人保护和培养机制。
微观的保护规划，包括对古民居、古建筑、可移动文物资源、“非遗”项目的具体保护。微观保护规划的制定除了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条例外，还要根据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核心价值理念进行优化组合，例如建立各类博物馆、展览馆，复原生产、工艺场景，建立互动体验区等。对于不可移动遗产的保护，除进行必要的修缮外，还要加强对周边环境的保护，使其保持协调的整体风貌。
开发利用规划的制定要建立在保护规划基础之上，不能唯经济利益是从。开发利用规划的制定也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考虑。
宏观上，对青城镇的开发利用不能破坏古镇的原貌，整体规划中的复原、复古设计要符合真实情况，不能臆造。现代服务设施的设计建设要与古镇的周边环境浑然一体，不能影响古镇的整体风貌。古镇的基础设施要完备、便利，对通行路线和人流控制的设计要合理，避免影响古镇居民的日常生活。
微观上，笔者认为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既是古镇开发利用的基础，也是古镇开发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不完备，就会逐渐丧失游客资源。二是景区服务。优质、贴心、便捷的服务在帮助游客体验民俗文化的同时，获得一种亲切的归属感，从而促进对民俗文化的认同。三是交通设计。它不仅包含村镇附近交通道路的完善，还包括对景区交通的管理。交通便利是吸引游客的基本条件，在景区内应设计便捷的电瓶车，而对外来车辆应设置专门停车场进行处置，以免破坏镇内的原生环境。四是文化设施。镇内应建立丰富的文化设施，包括博物馆、展演区、互动体验区、民俗活动区等，整合镇内遗产资源，集中展示。五是商业运营。规划设计应完善商业运营模式，设置商铺、饭店、宾馆以及反映古镇地方文化的娱乐、休闲设施和游艺活动等，使人们在品味文化遗产的同时，深入体验乡土文化和民俗文化。商业运营要与古镇风格协调一致，商业建筑设计要与古镇传统建筑协调一致，商业产品开发要尽可能体现古镇乡土和民俗文化风格，避免视觉上有明显新旧差异。
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们既要坚持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也要创造条件让人们分享文化遗产的价值。现代社会，文化遗产不应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那样只有面临消亡，它们需要社会不断提供生存发展的土壤和条件，才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刘栋，曾红兵.青城民间艺术[J].丝绸之路，2004，（3）.
[3]李全武.青城镇古建筑概述[J].丝绸之路，2009，（4）.
[4]赵燕林.青城镇古民居建筑开发与保护的考察报告[J].魅力中国，2008，（4）.
多年后，正是凭借着这些田野考察工作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所取得的基本认识，莫宗江先生于1979年写下了《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在通过个案分析提高对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理念的认识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杰出的研究范例；而陈明达先生在专力研究《营造法式》之余，又触类旁通，对巩县石窟寺、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等北朝晚期的石窟艺术做了进一步的探讨，所著《北朝晚期的重要石窟艺术》，在阐释北魏至隋唐的艺术风格演变及其原因方面，取得了很重大的学术成果。
2006年11月初，为纪念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刘敦桢先生的110周年华诞，建筑文化考察组进行了以刘敦桢先生主持中国营造学社河北古建筑调查路线(1934～1935)为主要线索的历史建筑遗存考察，其简略调查报告已于《建筑创作》2006年第12期刊载。因前次行程计划调查范围以河北正定、保定、定州、定兴等地为主，故考察期间有诸多重要史迹只能略过，未及踏访。
近期为配合建筑文化考察组编辑整理《莫宗江存稿(一)》之工作，本组主要成员于2007年1月27日――29日又以涞源阁院寺为重点，连续考察河北涞水、易县、涞源、邢台、涉县等地的历史建筑遗存，此行或可补充去岁行程之不足。参加此次考察的本组成员有金磊、刘志雄、李沉、陈鹤、殷力欣、温玉清等六人，往返行程近千余公里，先后踏勘历史文化遗存十余处，重点考察的历史建筑遗存计有： 涞水城隍庙大殿、西冈塔、三义庙大殿、镇江塔；
易县：龙兴观遗址及道德经幢、圣塔院荆轲塔；
涞源：阁院寺文殊殿、天王殿、藏经阁，
涉县：娲皇宫、艾叶石窟等。
本组以中国营造学社1930年代的调查为线索，前次所踏访的诸多历史建筑遗存保护状况相对较好，虽亦有建筑本体毁失的情况，但终有遗踪可觅，而遗迹也无存者尚不多见：而此番考察所经涞水、易县、涞源、邢台诸县，当年营造学社所调查测绘的大量史迹，本体毁圮无存者甚多，而连遗址亦无从寻访者，十之八九也。个中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须说明的是，本组先后两次进行河北省内历史建筑遗存考察，多以当年中国营造学社之调查路线为参照，追随营造学社田野调查之行迹。行程中并意在初步探索历史文化遗存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此行诸县与前次踏查相比，更为闭塞偏僻，原本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却多由于历史原因及当下经济状况不佳，基层文物保护非常薄弱，其保护状况堪忧，鉴于此，呼吁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和重视。
以下即为本次调查之行程简述及考察报告纪略：
北京――涞水――易县――涞源
2007年1月27日(第一日)，时已近正午，沿京石高速公路南进，过高碑店，转道至涞水方向。先于道旁小馆匆匆用过午餐，继续赶路。约下午一时，抵达涞水县城。因昨日事先与涞水文物保管所接洽联络，蒙其所长及同仁热情指引，故省去诸多道途中的不便。县城规模不大，转过城中几条破落曲折的窄巷，始见位于城东北一隅地势高拔之处的涞水城隍庙。
1．城隍庙大殿
大殿面阔、进深均为三间，悬山灰瓦顶。殿之前檐出卷棚抱厦三楹，故觉此殿进深颇大；因大殿山墙及四围槛墙多已倾圮，愈显其梁架之高峻。大殿山面搏风版下缘于诸桁端部施长版状悬鱼(惹草)一列，以封护桁之端部亦兼作装饰，形制尚有古意。粗略观其内部梁架结构，殆为明清时期之遗构，加之其梁枋多为草架，未经细致加工，应为民间匠师做法之体现。涞水城隍庙大殿后设有屋舍三楹，与大殿相隔甚近而体量却远逊于大殿，其硬山砖墙及满布灰瓦多与当地普通民居无异，但细观其正脊、墀头等部遗存之装饰，颇为精细地道，似为城隍庙之寝殿。另外，城隍庙大殿西侧尚存所谓吕祖殿三间，已破败不堪，几近废圮。涞水城隍庙大殿虽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存现状却甚为不佳一则建筑本体岌岌可危，残损严重，二则因当地文物部门无力从事保护及修复工作，而地方民众却在积极多方募集资金，自愿组织整修，甚至成为其保护之主导。诸如此类文物保护的失察而民众“好心办坏事”之事例，于国内当下的文物保护领域较为多见。
调查城隍庙事毕，由涞水文保所同仁引路，驱车绕过县城闹市，遂转至涞水旧城之外西北约三里许的西冈塔。停车四望，郊野静寂空旷，孤塔寒林，愈显古拙苍凉。
2、西冈塔
平面为八角形，为十三层密檐楼阁式砖塔，通高约近四十米余。八角形砖砌塔基端庄峻拔，台基上为仿木构建筑的首层以及上施密檐十一层。此塔建造之确切年代已从考证，其形制特征亦多见于辽金时期同类砖石密檐塔中，殆为辽金遗构无疑。
西冈塔之密檐顶部收进甚多，与其它辽金密檐塔相较，形制较为特别密檐顶部之十二至十三层间距较大，亦为正向四面辟有券门，八隅各施圆柱，下置覆盆式柱础。柱上承托普拍枋及斗拱，除补间铺作外，余皆与第一层同，惟其材分略小而已。十三层檐之顶部为八角形攒尖，其上设有塔刹，惜大部己毁，仅遗存八角形基座残部。此外，西冈塔现存期间遭受日军炮击所遗留巨大弹洞多处，是否已经危及塔之结构安全，殊未可知？本组建议将来进行此塔修缮工程之时，应对此详细计算评估，尽量保
留这些遗迹以警示后人。
调查西冈塔毕，未及停歇，即刻驱车十余公里，至涞水县城西北之娄村乡水东村西，在已干涸的清水河东岸之黄土冈阜上，始得见镇江塔。
3、镇江塔
亦称水东塔，平面呈正方形，约计三米见方，通高十四米余，为七层密檐式砖塔。塔之首层南向辟券门，券脸门楣以汉白玉雕刻而成，其上减地浮雕蔓草花纹，内镌刻楷书“南无十方诸佛，南无万万尊菩萨，南元西方极乐世界”等佛教偈语。券内置青页岩石槛框，右框上阴刻“万历二十三年重修”等题记。据说塔内曾设佛龛，惜今之佛像已无存。塔身七层密檐以砖砌叠涩托出，砖角向外交错砌筑形似莲瓣，多与明清砖石建筑中常见之“菱角牙子”形制相类。塔刹施以八角形刹座，上托双层莲瓣及葫芦形刹尖。镇江塔始建年代不详，据民国初年傅增湘、周兆庠二先生所著《涞易游记》，考证其为唐塔，不知当时其说依据何在？初览此塔与西冈塔等辽金诸塔形制迥异，觉其形制古朴，多与现存唐代诸塔风格相近，但细观其拱券、叠涩样式及铭文等部，似多为明清以来之常见手法，大致推见唐塔之论不足为证。较为合理的解释或可此塔始建于唐，因塔之规模不大，加之地处偏僻，虽经后代重修改建甚多，但其间却有较多遗存早期佛塔风格之可能。
镇江塔在刘敦桢先生所著《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一文中并未提及，而应与此塔相毗邻，刘公在同一文中进行详细调查记录的水北村唐石塔，今却杳然无存，仅刘公叙述文字及照片数帧犹在“塔东向，方形单檐，从台基至覆钵，约高2m余。台基系以整块巨石雕制，虽年久剥蚀，仍可辨出原来形状，系叠涩三层……其上忍冬草雕饰及覆钵形状，悉与云冈石窟所示式样符合。覆钵中央有圆穴一处，当然足装置刹杆或宝珠而设的。就式样言，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房山县石经山上的单层石塔和此塔完全一致。可惜后者建造年代无确实纪录，在建筑史上，似不及此塔出处翔实足供参考，甚望当地人士予以周到的保护。”
镇江塔西水西村内有三义庙，现仅存正殿三楹，单檐庑殿，前檐出卷棚抱厦多与涞水城隍庙大殿类似，檐下未施斗拱，观其梁架结构及残存部分彩画，应为明、清所构。
涞水境内尚有庆化寺花塔、皇甫寺塔、金山寺舍利塔等辽金遗构，因行程紧凑，山区道路不便之故，未及踏查寻访。
离三义庙大殿，遂与涞水文保所同仁道别。继续驱车西行约半时许，驶进冀西山区，入易县境不久，即转至易县县城内。与去岁年末本组踏访调查的古城正定一样，中国营造学社造访易县以降，在诸多中国建筑史研究著述中，易县亦是声名显赫的著名之地，不可小觑。但与正定积淀深厚的历史建筑遗存相较，当年营造学社调查测绘的诸如易县开元寺三殿(观音殿、毗卢殿、药师殿)、泰宁寺舍利塔、白塔院千佛塔等辽金遗构，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灰飞烟灭，踪迹皆无，至为惋惜!今之易县境内燕下都遗址、清西陵、唐龙兴观道德经幢、圣塔院荆轲塔、双塔庵东西双塔等重要历史文化遗存，或可窥其渊薮。
纵然先前已知易县之开元寺、千佛塔、泰宁寺塔等诸多遗构皆已不存世，但本组仍以刘敦桢先生《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所载照片与叙述文字为线索，按图索骥，甚至还多少抱有一丝幻想，哪怕是侥幸能够寻着遗址或是残存的支砖片瓦，也算不枉来易县一遭。费尽周折，多方打探寻访，终也不得要领，可谓遗踪难觅，只好作罢。无奈之余，穿过易县城内数条崎岖不平的狭巷，于城南一片荒芜菜园之内，先行踏查龙兴观道德经幢。此幢俗呼“八棱碑”，又名“唐玄宗注道德经幢”，位于易县城内龙兴观遗址内。
龙兴观自唐以降，屡有兴废，后于清末民初废弃，现仅存遗址内碑刻数通及道德经幢。此幢唐开元二十六年建，通高约6m，分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除幢顶为青石外，其余皆为汉白玉雕制而成。幢座为石雕仰莲，径约一米余，莲座下方形平台似为近世以毛石砌筑。幢身由两整块汉白玉雕刻墩接而成，高约4m余，平面为八角形。幢身自东面由左向右镌刻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大唐开元神武皇帝记”(总计十八字，分占三面，每面两行，共六行，行三字)。幢身其余五面镌刻有开元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玄宗皇帝颁发崇尚《道德经》之敕文，计二百零五字。经幢各面依次镌刻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幢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琬奉敕立”、“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十月乙丑朔八日奉敕建”。据史籍载，此幢原本不是龙兴观旧物，先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立于易县城西开元观(现已不存)，后于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迁于现址。有唐一代，李姓为国姓与老子同，遂尊其为始祖，至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崇奉道教达及鼎盛。玄宗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亲注老子道德经，颁行全国，并命各州县营造经幢镌刻道德供人诵读，以示彰显。推测易县今存之道德经幢应为当时之遗构。今存此幢亦是校译《道德经》的重要史料，为历代为金石、书法、宗教诸界所推崇，其幢身底部多有历代名士题记。经幢镌刻五千言，字体刚劲飘逸，圆转流美，自是体现唐代书风的上乘之作，传为唐代书家苏灵芝所书。虽然此幢并无记载苏氏名款。但比较之以易县现存苏氏所书《易州铁象颂》、《梦真容碑》以及存于保定古莲池的《田琬德政碑》之书法来研究，此幢书法与苏灵芝手笔相类之处甚多。
易县今存道德经幢系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存状况较为完好，惟近岁文物部门对经幢实施加固工程，建方亭覆盖经幢加以保护，亭之设计建造粗糙简陋，尺度逼仄失宜，甚为影响幢之观瞻。
粗略记录道德经幢形制及主要题记毕，蒙田间劳作的当地老者指引，前往踏查龙兴观之遗迹。步行至经幢北侧一丘冈之上，此地即为龙兴观遗存之旧迹。四望皆为早已收获过的菜地，荒草凄凄，寂静无声，一株古柏，数通古碑，矗于斜阳之中，意境更见苍凉。简要记录遗址内碑文概略，多为元明以来重修龙兴观之记载，其间有一通元代至元年间的图碑，清晰镌刻当时龙兴观之格局及规模，甚为珍贵。
调查龙兴观遗迹及道德经幢毕，未及稍事休整，遂即驱车出县城西关外，行过约五里许，前往荆轲山踏查圣塔院之“荆轲塔”。苍茫四合的暮景之中，过风萧萧兮之易水。停车远眺，南望燕下都武阳台、望景台、九女台故基，与连绵的群山相映，若断若离，时隐时现。故垒西边，残阳如血，联想起悲壮的荆轲故事，时而清澈，时而恍惚。有诗仙李太白吟咏燕都遗迹之诗云：“谁知数尺台，中有万古情，区区后世人，尤爱黄金台。”
暮色渐浓，车已转至山间，沿蜿蜒山径缓慢前行。不远之处的冈阜上面，以深色远山为底景，忽见形制古拙苍劲的塔影不期而然地闪过，掩映在远山空谷之间，真是美丽至极。这些都成为疲倦行旅中惊鸿一瞥样的欣
喜与愉快，至今令人追忆不已。
荆轲山又名血山，据传为荆轲故里。上岗上有圣塔院砖塔一基，又名荆轲塔，八角十三层，其主要形制及细部特征与先前调查所见涞水之西冈塔甚为相近，又因易县涞水两地相距不远，此二塔应当属于同一地域及年代系统，故在此不再赘述其详。由塔身整饬划一的密檐叠涩及城堞状踏道护栏，或可知此塔应于近岁进行过整修。尚须指明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刘敦桢先生于此调查时，认为此塔之平坐下施青石间柱一列，其位置亦与平坐拱斗棋并不一致，以致失去木构建筑原本的意义，而因间柱之间的雕饰也多为涞易其余诸塔所未有，以其雕刻手法推测此塔至少在明万历六年重修一役改建甚多。然今日所见，塔基平坐以下部分有近岁维修时遗留的明显痕迹，大刘公当年曾经提及的相关问题却已杳无踪迹，是否明万历重修时添补的雕饰皆踪影全无？是否近岁维修以砖制素面壹门式样替换，殊未可知？
此外，塔前今存清康熙碑及残幢，而当年刘敦桢先生考证荆轲塔之建造年代的《大辽重修易州圣塔记》碑亦不见踪迹，至为可惜。刘敦桢先生在其《河北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考证荆轲塔建造年代的一段文字，或可窥见大刘公严谨缜密学风之一斑。先生于细微之处入手，逐丝剥茧，条分屡析，层层递进，缜密谨严，至今读来，如沐春风，令人感佩：“此塔年代据式样推测，似建于辽末？但塔前《大辽重修易州圣塔记》末行，题‘宋干道二年岁在癸未五月己卯朔二十四日建施主刘楷’二十余字，极不可解。案宋孝宗干道二年(公元1166年)五月朔为丙戌癸卯，与碑中干支不合，且其时河北久为金有，辽人西遁，宋止朔亦不及此，显与事实乖谬。缪艺风《金石记》谓辽天祚帝干统三年(公元1103年，宋徽宗崇宁二年)五月朔，恰为癸未己卯，疑碑中干道为干统之误‘宋’字乃后人所加，其说比较可信，然二年亦应改为三年，始能完全符合。此外同县开元寺观音殿内，藏有辽道宗大安二年(公元1075年)刘楷等所造兴国寺经幢一通，先于干统三年约二十余载，也许与施建此塔的刘楷同为一人，殊未可知？果尔，可为此塔建于辽末之又一证见。”
因转道至荆轲塔之山道颇费周折，待折返易县城内之时，不觉间已是暮色苍茫，满城灯火矣。行程甚紧，不容停留，又加之山区行车不便，诸如燕下都遗迹、双塔庵东、西双塔等史迹，均不及取道造访，甚为遗憾。
是夜十时许抵达冀西小城涞源。半日行程颇感紧张和倦意。
涞源――唐县――满城――邢台――邯郸
2007年1月28日(第二日)，晨五时即起，窗外北风萧萧，关外山城自是寒气袭人。悉数准备今日调查阁院寺文殊殿之所需资料。就早餐毕，收拾行李启程。因昨夜宿处仅距阁院寺一箭之遥，展七时未到，即已驱车至阁院寺山门前。见寺门未开，高声唤醒看门人，大致说明来意，承蒙涞源县文保所诸位同仁热情接待，遂顺利进入寺内进行调查与摄影。
须说明的是，涞源阁院寺文殊殿是由冯秉其、申天两位先生撰写《新发现的辽代建筑――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最初予以介绍的，此文发表于1960年《文物》第8、9期。大约三十年前的1979年，著名建筑史家、清华大学教授莫宗江先生曾偕研究生对阁院寺文殊殿进行过详细的测绘和调查，其后发表有《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影响甚大，应是迄今为止对此座辽代遗构最为细致深入的研究。而此行踏查涞源阁院寺之主要缘由即与此相关。因近期本组正在编辑《莫宗江存稿(一)》，此行涞源的主要工作也即为书中《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补拍相关照片作为插图。其间计划还与当地文物部门沟通，便于展开后续研究工作。今日行程安排甚紧，计划只有半天时间。所幸本组携有莫公论文可于文殊殿内随时参阅，指教迷津。而本文关于阁院寺文殊殿之内容，则从莫公论文中获益颇多，亦可视之为本组重温和学习莫公《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的读书报告。以下即为涞源阁院寺文殊殿现场踏查记略：
涞源阁院寺又称为西大寺，历来为涞源八景之一。寺内除辽代遗构文殊殿外，所存其它建筑如山门天王殿、藏经阁等已经明、清重修及后来改建，其旧有格局已不完整。
文殊殿之平面近于正方形，面阔三间，进深六椽三间，殿内只用两根内柱。正面三间为是棂花格子门窗，背面心间安装双扇版门，其余各间均封护砖墙。据言殿内原设大型塑壁。塑壁前的佛座之上为骑狮文殊大像，两侧为胁侍像。佛座左右设有护法神将。此外，东西山墙内侧各筑佛座，上列罗汉像。惜殿内塑像和塑壁连同佛座，均已毁失无存，空余一座空荡荡的大殿。
文殊殿心间所施两付梁架为六架椽，采用“四椽对乳，用三柱”的构架形式。仅凭两根内柱伸至平梁下大斗底端，交接关系简单明了。关于阁院寺文殊殿梁架之特点，莫宗江先生曾在其《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分析道“这个梁架很特殊的是几道主要的梁，都是梁的断面宽到3：2以上，看起来就像是金、元建筑那种类似原木的断面，这是在所有现存的辽代实例中没有前例的。并且在平梁、三椽和乳、搭牵的下面又都更加了一道足材的衬梁，这几道梁用料的断面就更远远大于所有辽代的实例。更不可理解的是，在横断面上可以看到上述的这些梁的高度仍是按照辽代常见的比例制作的，可见工匠是熟悉当时梁常用的比例和做法的，但梁本身断面的宽度已远大于当时的比例，为什么还要再加衬梁？遗憾的是我们测绘时没有检查过这些梁的木料，不知是否由于这些梁所用的是强度不够的木材，才会尽量加大梁的厚度，又下面再加一道衬梁：在这个报告中就只能存疑了。”
在现存辽代遗构实例中，阁院寺文殊殿与本组去年所踏查的新城开善寺大殿两例为进深六架椽，也均为“四椽对乳”的构架。惟文殊殿之内柱直抵平梁下坐斗底，三椽和与之所对搭牵的梁尾可直接与柱相交接；以此两个非常相似的辽代木构梁架实例比较，文殊殿诸梁高度及做法基本上与开善寺大殿一致，而新城开善寺大殿诸梁之断面比例均在辽代常用2：1至3：2之间，未施缴背或衬梁。类似阁院寺文殊殿平面近于方形的三开间殿宇，多为歇山九脊殿式。其两梢间之中，各施一副平梁及屋架以承托加出歇山部分的结构，应为此类殿宇之最常见结构。惟此殿之特殊之处是于两山丁之上，搭牵之下施一道足材衬梁，颇似由三道梁叠成的井干式之木墙。此种做法于其他辽宋实例中并不多见，因为承托歇山部分平梁屋架和出际部分的重量，只用乳搭牵也可胜任。而文殊殿两山面之丁后尾架于四椽正中，上述梁架做法实则增加了四椽的荷载负担，略显出此殿之梁架结构较其他辽代实例粗拙笨重。
阁院寺文殊殿虽为三开间殿宇，但其间架尺寸比常见之五开间大殿还大，实则为大型殿阁的尺度，其用材
大小为26cm×17cm，与辽代木构实例大同善化寺大殿及应县木塔用材相当，或可相当于宋《营造法式》中二等材之标准。且其棋高14cm，约为材高的8／15，在辽代木构实例中堪称比例最大。此殿内补间铺作采用出四跳华棋直托至下平棋，斗棋总高竟达到下檐柱高之6／10，更显出斗棋在此座结构中的突出位置。
关于此殿斗棋之形制特征，莫宗江先生《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从略。惟可值得注意之处有三：
其一，此殿柱头铺作于前檐、后檐、山面三种外跳均可归纳为“五铺作，两卷头、偷心造”：里跳则各随结构需要，随宜加减；鉴于各间补间铺作里跳出四跳至下平棋下，因而所有斗棋里跳第二跳上加出横棋和素枋，四面联成周匝之“铺作层”，可视为早期木构纵架结构之遗存。
其二，此殿各间均施补间铺作一朵，以柱头枋开始出跳，其下棋眼壁部位施以驼峰、蜀柱及以较小大斗承托柱头枋挑出之华棋。补间铺作于外檐出两跳，上托替木承撩檐棋：于第一跳上施有装饰性的翼形拱，里跳连出四跳华拱直至下平棋襻间之下；其在第一跳上施翼形棋，第二跳上又加出瓜子棋和素方，整组做法几乎与应县木塔第五层内槽的补间铺作完全相同。上述补间的组合形式尚未发展至由阑额、普拍枋等组成完整的补间铺作，应为较早的形式。
其三，此殿转角铺作上又加出与角华棋正相交的“抹角棋”的做法，在今之所存辽代木构的诸多实例中，仅余蓟县独乐寺山门外檐做法与之相类，其余皆为从坐斗即施抹角两跳斜拱，已是发展至辽代后期更完整的对称形式。在唐代大量壁画直到晚唐的建筑遗构中，尚未有抹角棋之例证，弥可宝贵。
阁院寺文殊殿与独乐寺山门之转角铺作，均为第一跳华棋上施以横拱以承托上面的抹角棋，即将原是偷心造的做法发展成为计心造，变成每一跳上均出横拱。而文殊殿补间和柱头铺作第一跳上所出现的装饰性翼形棋，推测应为协调转角铺作所出计心横棋所增加的装饰？然独乐寺山门之柱头和补问铺作却均作偷心造，由此或可窥见斗棋从偷心造逐渐发展成计心造的之发生演变过程；再者，无论其他辽代木构实例，抑或从初唐到五代皆无斗棋用计心造的例证，而终至十世纪初宋《营造法式》中出现以“计心重棋造”补间铺作为全部斗棋制度的基础，并由此一直贯穿至明清官式建筑。综上所述，阁院寺文殊殿之斗棋愈显其在划时代演变发展过程中的珍贵价值。
此外，阁院寺文殊殿之门窗装修、彩画、瓦饰、壁画诸方面尚有许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因篇幅所限，本文暂时从略。幸有莫宗江先生所著《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一文，其研究缜密，论述甚详，可供各方参阅。而其中关于阁院寺文殊殿之建造年代，尤显功力，甚为精彩。我辈虽寒窗苦读，至今不敢有一日之荒废，仍感望尘莫及。
按计划调查文殊殿约计半日，不觉已时近正午。原计划今日下午还将奔赴冀南邢台、邯郸、涉县等地踏查，虽有涞源文保所诸位同仁热情挽留，但也不便久留，只好告辞。太行山东缘之崇山峻岭间的道路，颇不顺畅，因此决定转道保定重返京石高速。
自涞源道经唐县、顺平、满城诸县至保定途中，仍约有近150余公里的崎岖山路。出插箭岭、金山口长城，过走马驿，渡拒马河、唐河，越倒马关，极目之间雄关漫道或因今岁冬暖，悬崖百丈寒冰犹在，脚下却是山涧溪水清泠，寒林萧瑟而不失平远气象，如置身李成画境。时近正午，峰回路转，河面宽阔、波光粼粼，层峦叠嶂，又似王孟希“千里江山图”之绚烂瑰丽。
时近黄昏，始至邢台。与昨日于易县城内之心态相似，虽知营造学社调查测绘邢台城内的诸多史迹，均已无存，但本组仍以刘敦桢先生《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中的调查线路为参照，总是设想哪怕能够寻得一丝一毫的遗迹也好罢。偌大邢台城内，刘公文中详细记载的开元寺何在？净土寺何在？天宁寺何在？天宁寺塔院墓塔群何在？诸多形制各异的唐宋塔幢何在?总是事与愿违，眼见天色愈渐晦暗，心情也愈渐焦灼沉重；风沙骤起，更费周折，却无人回应。今日市井的熙攘抹去了历史，一切似都不关乎归家人群漠然的行色匆匆7
或许史迹无存并不可怕，惟有文化湮灭时遗下苍凉孤独的背影却真正让人万念俱灰，刘敦桢先生七十余年前对于邢台史迹调查后所留文字记述实为非常珍贵的资料，当为后世之人所鉴。
踏寻邢台城内史迹无果而终，已在灯火阑珊之时。虽因事先调整计划明晨再赴涉县，但也不容休憩，连夜兼程，直奔邯郸而去。
是夜九时许，抵邯郸城内。
整日行程约计600余公里，其间且多有坎坷山路崎岖。一日之内，感受却也纷繁变幻，多有欲说还休之感。有阁院寺文殊殿前获益良多的如沐春风，有领略太行山间冬日风光之愉悦，亦有邢台城下风沙弥漫之沉重与晦涩……
邯郸――涉县――北京
2007年1月29日(第三日)，按昨日所订行程计划，今晨六时起，未及早餐，即离邯启程。
出城之时，晨光微曦，街灯摇曳，一路西行直奔涉县。
约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抵涉县城内。遂与涉县文保所接洽，蒙郭禄堂先生引路，逐一踏查娲皇宫古建筑及其附近的北齐石窟、刻经等史迹。 娲皇宫，俗呼“奶奶顶”，位于涉县西北约十公里中皇山绝壁之上，座东向西，概分其为上，下两部。山上为娲皇宫之主体建筑依山就势而建的娲皇阁，两侧置梳妆、迎爽二楼，另有钟、鼓二楼南北相峙，其余山门、牌坊等亦依山势布置，皆为明清遗构。娲皇阁三层俱系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俗称“三阁楼”，旧志所载“倚岩凿险、结构凌虚、金碧灿然，望若霞蔚”。阁之通高约二十余米，歇山顶，布绿色琉璃瓦并剪边。其基为石券，前设檐廊，外砌石制勾阑。一层日清虚，二层日造化，三层日补天，檐下斗棋为七踩三昂、三踩单昂、五踩双昂等，并无殊异之处。此座歇山三层大阁，背依断崖，面临深涧，颇为壮观，与女娲传说关联，更平添几多仙山楼阁之意境。
“三阁楼”之西一箭之地，有北齐刻经和两个造像窟室，皆依崖壁雕凿。窟室外侧有仿木门廊痕迹，与响堂山诸窟相类。此门廊虽残损难辨，但后世所加砖墙门窗，颇似宋代做法，其斗棋、直棂窗等，似可与《营造法式》参照，亦弥足珍贵。
离开娲皇宫，仍有郭先生引路，经一小时山路的颠簸，始见为杂草、荆棘、树木所掩盖着的艾叶石窟。此窟恰为郭先生作文物普查时的发现，对此潜心研究多年，兹抄录其调查记如下：
“艾叶蛟石窟位于涉县城西北23，5km的偏城镇艾叶蛟村东南约1000m的海拨567m的象山山腰……始凿于北齐，座东面西，占地面积为5，64m。窟平面基本呈方形，宽2，30m，深2，45m三面凿坛。正面坛上原有造像五尊，均为圆雕，仅存像座。窟内北壁雕一佛
二弟子，本尊坐佛高1，34m，头残，桃形头光，头光下有举身背光，身著袈裟左手放置于左膝上，已残，原似施与愿印；右手上举，已残，原似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圆形束腰座上。二弟子分立左右，头均残，桃形头光，身披袈裟，双手托莲置于胸前，双足赤立于覆盆形台座上。”
依笔者管见，窟内虽各像均已残破，但其艺术风格却属典型的北齐样式：本尊像肩略宽，衣纹简洁、刀法洗练：弟子像则是瓶形身躯，虽身体比例略嫌短粗，但自有一种沉稳的韵味。很值得注意的是：此窟门外侧残存有带栌斗的门柱痕迹。
按史料记载，自北魏末年起，高欢在晋阳专权(公元532年)，两年后即拥立元善见为东魏帝，迁都邺城，十六年后，高洋废东魏帝建立北齐王朝(公元550年)，再二十七年，北齐为北周所灭(公元577年)。故从时间看，虽跨越三朝，从山西太原到河南安阳一带，包括河北磁县响堂山和今之涉县，均为高欢、高洋的势力范围，其政治影响也波及宗教及其相关的艺术样式、风格。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实为皇家经营(响堂山石窟干脆就是北齐帝陵)，十分重视外观形制的华贵气派，故以崖壁岩石雕凿模拟木结构建筑，形成有硕大斗棋的门廊，是此两处石窟群的特色。涉县诸北齐窟龛，地处两地之间，虽属民间经营，风气所及，也十分重视大门外观的建筑配置。不过，艾叶岐石窟门柱从位置、比例上看，均无法形成南响堂山第7窟那样的三间门廊，仅仅流于装饰而已。自然，与天龙山、南北响堂山诸窟相比，这自是缺乏那种皇家经营的华贵气度，但其显著的民间风格，似乎更能说明北齐一代一反北魏程式，重新回归两汉厚重风格的做法已然深入人心。
除娲皇宫崖壁之北齐刻经造像及石窟、艾叶岐石窟外，据涉县文保所郭禄堂先生介绍，尚有林旺石窟可确认为北齐，另有堂沟石窟属隋唐时期。惜行程仓促，只好割爱。
治中国古代雕塑史者大都知道，在北朝石窟造像遗存中，以北齐时代(公元550－577年)最为少见，而这短短的二十七年间，却恰恰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北魏佛教艺术风格向隋唐写实风格转变的关键时刻。
一、基本情况
罕博格德县隶属蒙古国南戈壁省，人口3000多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人们大部分居住蒙古包，轻工业和商业不发达。该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很高，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该县地形地貌与中旗、后旗荒漠草原没有两样，草原植被的稀疏程度、植物的种类也基本相同。沙尘暴频发，丘陵起伏不断。
二、旅游业发展形状
罕博格德县主要依靠当地自然旅游资源，如发财洞、蛤蟆石、成吉思汗拴马桩等奇山大石发展旅游业。2005年7月12日开通的中国—蒙古跨国旅游线路，主要是三个重要旅游景点。一是发财洞。传说是一位叫柴乌嘎喇嘛在位于发财洞的这座山修行，后来修行成活佛，直至圆寂。人们对他苦心修佛，普度众生的毅力和精神非常敬佩。来发财洞朝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蓝色的哈达挂满了发财，各种钱币摆满了发财洞。二是蛤蟆石。传说是造水的使者，是蒙古民族心中的“龙王”，是千年的风蚀景观，极目远眺酷似朝天哇哇喊叫的蛤蟆。三是成吉思汗栓马桩。传说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驰骋沙场，来到这里将套马杆用力一戳，足足在大石头上戳下三米多深的石洞。人们来这里观赏成吉思汗的力大无比。
同时，开发挖掘人文旅游资源。蒙古国1921年建国，是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1937年爆发了类似我国的一场蒙古革命，导致大量藏传佛教寺庙被毁，僧人被杀，只留下了残垣断壁的遗址。从分布广大的遗址可窥见一斑当年寺庙的香火缭绕。有一座叫朝格吉勒的寺庙，1937年被毁，现正恢复重建。我们看到驻扎的几顶给重建工人搭建的蒙古包。寺庙石基已建起。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15位蒙古客人便向寺庙遗址顶礼膜拜，虔诚地向神灵祈祷保佑，口中还念念有词。并把脸颊贴在寺庙废墟上默默向神灵祈祷。然后，他们男男女女又向一座酷似“人根”的山峰攀岩。传说这座山峰会给人以兴奋以力量之源。他们爬在半山腰向敖包祭祀一样祭奠一番。蓝色的哈达随处可见，可见游客经常光顾这里祭奠。随后他们齐声唱起了高吭、雄浑的歌谣，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人手指做着表示胜利的手势，一副悠闲自得、踌躇满志，甚至是凯旋而归的神态。我们几个从巴市过去的客人则想观赏一下蒙古国异国蒙古包的一番情景。其实，他们的蒙古包与我国蒙古包没有什么两样，点着酥油灯，还有蓄电池照明，供奉着神灵，摆放着古色古香、画着蒙古民族吉祥图案的生活用具，睡着蒙古式床，蒙古包墙壁吊着挂毯。对来的客人热情招待，虽然翻译说我们是来自异国他乡，主人也一样热情的给倒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出了奶酪、茶食、方糖等食品。不分地域、国度的游牧民族热情好客的纯朴风情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回到了久别重逢的草原故乡…….
我们又来到哈布其旅游度假村。沿途看到四五只黄羊在飞速地奔跑，深棕色的骆驼膘肥体壮，悠闲地吃着草。被游客称之为“樱桃滩”的樱桃花竟相开放，姹紫嫣红，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不时引来天上飞来的候鸟过来栖息觅食嬉戏。来到度假村首先耀入眼帘的是七八顶洁白色移动式蒙古包（是蒙古国当地制作的）。与我国的蒙古包一样。而惊奇的是，这里从我们包头市进口了先进的淋浴、卫生间设施，还有用来接待游客做饭的厨房，是蒙古包餐厅的附属设施。设施制作精美，干净卫生，白色墙体蓝色封顶，与蓝天白云天然合成，遥相呼应，让游客眼睛为之一亮。在荒漠草原能看到这样的度假村，可见经营者的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真正见证了“荒漠戈壁处，又见炊烟起”的田野生活。让游客既享受了游牧民族住蒙古包、吃野餐的风味，又在荒漠草原体验了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生活设施，巧妙地将游牧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既回归了大自然的怀抱，又领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尚风采，给游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让游客产生了返璞归真的奇思妙想。随行考察的巴市旅游局的副局长菅江左兴趣盎然地说，这条线路实现了跨国旅游，一睹了异国风情，实现了旅游六大要素 “行、游、玩、吃、购、娱”的四大要素功能。如何能在“玩、娱”上作文章，如开生日PT、篝火晚会等娱乐活动，将跨国旅游向更深层次延伸和拓展．．．．．．
哈布其度假村经理普日布给我们介绍说，根据旅游度假村发展的现状和规模，逐步将在购买和娱乐方面扩大规模，让旅客玩得开心，住得满意，推动度假村旅游业的发展。
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蒙古国南戈壁省客人在省计委主任及工商会主席的带领下，携同该省各大旅游景区负责人15人，前来我们巴市乌中旗旅游考察。这也是我们旅游考察的回访。两地旅游考察团在乌中旗签定了开发旅游业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中规定，双方共同促进两地旅游业发展，共同为实现跨国旅游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尽快实现甘其毛道口岸常年通关，让第三国进入两国旅游观光。
三、旅游考察的体会与收获
通过旅游考察，感觉到蒙古国南戈壁省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重点表现在被毁寺庙的恢复重建上，展现其人文景观的历史全貌。全省各大旅游景区的宣传画册、光碟等旅游宣传促销资料齐全，这些宣传资料图文并茂，印制精美，颇具一定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景区景点重点突出特色旅游，如蒙古骆驼沙漠探险、梭梭林神秘游、成吉思汗古战场演绎与传说以及寺庙建筑等自然特色旅游景观。
其次，感受到蒙古人民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表现在不乱扔杂物，乱丢废弃物。即使是在荒芜人烟的奇山大石上也书写着“爱护大自然，不准破坏自然旅游资源”的标语，不准乱动一草一木旅游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