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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 “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 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 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 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 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 up）制度。就是说，当股 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 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 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 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 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 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 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 IBM股 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 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 100 美元以下才停住并 且反弹到100美元， 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 order 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 损）。
2传统医学与形意拳的双向渗透
中国传统医学与形意拳，同是在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区域内发展着。宏大、缜密、系统的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不可能不对形意拳理论以及形意拳的技术层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会是单方面的。传统医学与形意拳共同的哲学基础，以及同属人体文化的性质，又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渗透和融汇是双向的、互相的这一特点。形意拳，对传统医学的渗透与融汇，同样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内容[3]。
2.1阴阳五行学说，是形意拳拳理之根
祖国传统医学是用阴阳五行推演客观事物的正常和异常变化的机理来辩证治病的。形意拳也是利用这个机理来却病健身、锻炼技术和实践应用的。道理妥切，内涵深邃。阴阳，指的是上下、前后、左右、内外、进退、向背、俯仰、收放、起落、出入、束展、伸缩、动静、刚柔、虚实等对立统一的方面。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阴阳”的运用，便于达到灵活的目的。以虚实为例，每一拳出发为实，对方有了准备为虚，对方不动是实，对方一动是虚，使对方动不动都被动。在搏击战术上体现阴阳的灵活运用。它用阴阳而辩标本，观虚实以论柔刚，因利弊而攻守，据高低而行俯仰，凭先后而择守让，据表里而施软硬，论勇劫而行弛张，察显隐以定动静。据远近以行吞吐，因势利导，巧为化裁，这些都是辩证法运用与锻炼，以达到健身、养生、经济治疗的效果。“五行”一词的出现，见于《尚书·洪范》，洪范九畴的第一畴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幸，稼穑作甘。“”阴阳”变换“，五行”生克，关乎的是自然的呈现和大自然的持续运作，所谓“行”郑玄注曰，“行者，顺天行气也。”也就是“五行”构成了互换互变的整体。拳由理导。形意拳是以“五行拳”作为母拳，劈、钻、崩、炮、横，劈性金、钻性水、崩性木、炮性火、横性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生克变换，就是一个不断统一变化的运行整体。广泛流传的形意拳中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在其流传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又多理解为“相生”，就是二者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就是劈拳可衍生出钻拳，钻拳可衍生出崩拳，如此等等；而“相克”则是“相胜”，二者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关系，也就是劈拳能破崩拳，崩拳能破横拳，如此等等。若从练习者的角度看，或可说其“相生”既便于记忆，又能使练习有一个基本的顺序；若从五个基本拳法的做法和一般对相应的积极方法的用法讲解来说，或可说其“相克”。但是就五行说的理论而言，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是相对固定的，五行拳实际上是五个单势拳，很难说这五个拳法之间就必定有固定不变的内在关系，练习者在练习时既可以按照劈崩钻炮横的顺序进行练习，也可以不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练习。而在双方以自由的形式用法相击，也就是“相破”时，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决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程式，不按照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克”的关系而用其他的方法也可以“相破”。笔者认为，形意拳家所编写的五行生克拳术，无论是按五行相生还是按五行相克，都是为了“往来连贯练习”，即按照相生的顺序做完某拳再接做某拳，将五种拳法连续练习的两种不同的排列顺序，这样的练习是独习，而非对击，是一种基础练习的方式。“五行生克拳”则是两人以五行拳相互攻防的对练方法（或称之为对练套路）。另外，从拳法结构来看，五行拳也可以解释为有一种相互破解（即相克）的关系，但这种“相克”的关系决不是唯一的，还有别的方法也可破某拳，如果练习形意拳的五行拳就必须套用五行相克的说法来进行，一方以五行相克之说以某拳克另一方的某拳，如此进行，虽然可以符合五行生克的循环关系，但是这样不仅把灵活多变的武术技击技术变成了呆板的公式，并且在实际交手时也绝不可能按这样的公式来取胜。
2.2精气学说，是形意拳功法修炼的要旨
传统医学认为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是构成人体和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基本物质。精又包括“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禀承于父母，与生俱来“；后天之精”则主要是出生之后摄入的饮食水谷，通过脾胃运化功能生成的精气，二者均归于肾、藏于脏。在人体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精不断变化为“气”，流布全身，不断补给人体生理活动的能量。由于源源不断的气的作用，人的“神”———即思维，意识及其它一切活动得以产生和维持。精、气、神三位一体，相互依存。三者中，尤以精为人体生命的根本[4]。形意拳理论将传统医学的精、气、神学说完整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之中。“内外兼修”是形意拳的宗旨。形意拳既强调“外三合”，亦重视“内三合”。孙禄堂《拳意述真》介绍郭云深在论形意拳时提到“：形意拳术有三层道理，有三步功夫，有三种练法。第一，三层道理：（1）练精化气；（2）练气化神；（3）练神还虚（练之以变化人之气质，复其本然之真也）。第二，三步功夫：（1）易骨：练之以筑其基，以壮其体，骨体坚如铁石，而形式气质，威严状似泰山。（2）易筋：练之以腾其膜，以长其筋（俗云：筋长力大），其劲纵横联络，生长而无穷也。（3）洗髓：练之以清虚其内，以轻松其体，内中清虚之象：神气运用，圆活无滞身体动转，其轻如羽（拳经云：三回九转是一式，即此意义也）。第三，三种练法：（1）明劲：练之总以规矩不可易，身体动转要和顺而不可乖戾，手足起落要整齐而不可散乱。拳经云“：方者以正其中”即此意也。（2）暗劲：练之神气要舒展而不可拘，运用要圆通活泼而不可滞。拳经云“：圆者以应其外”即此意也。（3）化劲：练之周身四肢动转，起落、进退皆不可着力，专以神意运用之。虽是神意运用，惟形式规矩仍如前二种不可改移。虽然周身动转不着力，亦不能全不着力，总在神意之贯通耳。拳经云“：三回九转是一式”即此意义也。[5]”重视精、气、神的作用转化，重视内功修炼，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即人体是功夫的基础，功夫的强弱与功夫载体的强弱密切相关。载体的强壮又可分为外部强壮和内部强壮，外部强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内部强壮———内壮。内功修炼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内壮并从而达到整体强壮[6]。
3六合理论是形意拳的行功指南
形意之道，虽源自阴阳、五行，但欲得其妙谛，则必须求之于“六合”[7]。《海内南经》中有，“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上下和东南西北四方，即天地四方，泛指天下和宇宙。“六合”是一种传统的哲学概念，其核心思想为天下规律。六合思想是阴阳思想的灵活运用，天下之六合：阴阳合、天地合、时空合等。在形意拳中亦有六合，内三合，心与意合、易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和。人体自是一个小宇宙，六合一齐，统一了天下，自是防守严密，劲力奇出。六合拳论是对拳式的整体概括。它把拳式划分成内外两部分，阐述人体内在的意、气、力变化规律的“内三合”，人体外在的筋骨运动规律的“外三合”。内三合，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外三合，是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即外三合。外三合是形意拳见形于外的、四肢有关部位的上下相合，但不是上下相对，而是上下一力。上肢与下肢就“三节”而论，手与足同为稍节，肘与膝同为中节，肩与胯同为根节。腰为主宰，动则先动身，身动发动四肢。上肢则要腰催肩，肩催肘，肘催手；下肢则要腰催胯，胯催膝，膝催足。虽然上下肢是两条线，但却为一个目标，都要在腰身的发动下，根节催中节，中节催稍节。因之四肢的根、中、稍节必须上下相合成为一力。因为“静为本体，动为作用”，故在静中定型，对此要求尤为重要。故须明其理，务其实，因之不论三体式的出手或站桩定势，都在为锻炼此技法而筑基，故而强调，必须做到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实际也只有这样才能求得上下相随，周身一体，从而由劲整加上能意气归根，才会“内劲”因之而生。内三合是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这是不见形的静中寓动，是意在起作用。但必须通过外三合的上下相随，才能发挥作用。从而求得内外合一，周身一气。所谓心与意合，就是使心理状态与拳式的攻防意识达到高度地统一，意与气合，就是在拳式攻防的转换过程中，使调心（攻防之意）与调息（呼吸之气与内气）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协调统一。气与力合，就是在拳式的转换之中，使调息（呼吸）与调身（拳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拳式的“蓄劲”和“发劲”与肺的吐纳形成规律化的协调统一。毛明春老师在《形意拳站桩与内外三合》一文中指出：“心意六合拳的拳名含义是：用脑子思维整合六合的拳术。形意拳的拳名含义是：形体和思维统一的拳术。”形意拳继承了心意六合拳的核心技术，形意拳形体动作均要遵循六合的法则，所以在山西也有称其为“六合心意拳”[8]。
4形意拳的中和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中思想史有深刻传统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守中作为人体修养方法。“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这是“中”的含义。“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说明了“中”的作用。“中”本质上是对辩证法的独特运用，中国传统上对阴阳矛盾的运用是“两极为体，中和为用”。形意拳练气最终要气归丹田，就反映了这点。《周易》也很强调“中”的作用，如“乾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固或之。”此句说，不中不好，以中为美。还有“三才”说“，三才”指天、地、人。人处中间就得守中。由此看来，古人尚中思想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是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感性到理性进行思考与实践的结果。形意拳把这种认识成果，通过外化与内化两种形式纳入自己的体系中，自然有人体科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与哲学诸方面的合理性。
5孔孟仁学是形意拳门道德行为的准则
崇尚武德是形意拳门的优良传统。形意拳谱明确指出：“此艺三教三不教。何为三不教：贼盗者不教；愚鲁者不教；无义者不教。何为三教：孝悌忠信者可教；有刚有柔者可教；机谋灵通者可教”。形意拳门“三教三不教”的门规，是符合孔孟之道伦理精神的。这就是形意拳门坚持武德第一、武艺第二的原则，把人的道德品质视为习武的先决条件。《形意拳谱》中云：“六合自古无双传，多少玄妙在其间，倘若妄传无义人，招灾惹祸损寿年。“”武艺虽真窍不真，枉费尽心机枉劳神，祖师留下真妙诀，知者传授要择人。”根据择人而教、择德而教的思想，形意门传徒授艺，如没有合适之人，宁可不传也不轻传。所谓合适之人，就是人品端正，符合传统伦理思想的仁义之人。另外，形意拳在师徒关系上，一向推崇和信奉“尊师重道”的高尚品德，强调“一处投师，百处学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都是孔孟伦理观念对形意拳界的深刻影响。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pace layout in Chinese ancient five line by idea influence, heavy grade, g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global building site sele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such as Beijing siheyun layout and the gate position arrangement, suzhou garden landscape layout, etc. Can deep reflect "five elements" concept, but also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the yin-yang &five-element school system and foreign elements full combined, such as Chinese ancient buddhist architecture.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Yin and Yang, five line system; The "book of changes"
中图分类号：K8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几千年来它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音乐、建筑、书法、美术、人事制度、处世方式乃至日常语言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横亘千古,歌舞诗文、典章辞赋无不漫透着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深邃哲思,而在这当中,中国古代建筑把我们祖先的这一整体性系统思想表现得最为典型、详尽。
一、深受“五行”系统影响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布局
这里首先要要说明的是什么是五行系统。五行系统起源于周朝,而《周易》就是以阐述阴阳系统为主要内容的。所谓五行系统则把世界的结构划分为五种更为具体的相互作用的元素:木火土金水。每一元素都具有一定的特性,如木有生发的特性,火有炎热、向上的特性,土具有化育的特性,金则有清净的特性,而水则有寒冷、向下的特性。五种元素不是静止不动、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有着严格的相生相克的辨证关系:比邻相生,隔一相克。按顺时针方向,相邻的两个元素之间是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的: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相隔的两个元素是相互抑制的,中土克水,水克火就是此意。五种元素时刻在相互作用当中,但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却是保持不变的。
中国人历来重视等级,外有君臣之理,内有长幼之序。这种人伦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建筑工匠们掌握建筑空间布局的理论依据。北京四合院的空间分布非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五行系统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应用。北京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的房屋中,其规格和体积容量是不一致的。按文王八卦方位图的解释:“北为坎卦所主,为水,南为离卦所主,为日。”背后有水流动意为通泰,南有日引申为光照门楣,兴旺家族。故四合院大院北面为正房,院子的中轴线贯穿其中,坐北朝南,是院中体积最大的房屋,家中老人,前辈等为尊者都居住在北面正房。大院东西方向为厢房,是家中男子住处,长子住东厢房,次子居西厢房,这一厢房分配亦是根据文王八卦方位图所定,在方位图中,震卦主东方,主家中长男,艮卦主少男,在震卦下方,次于震卦,故长男居东厢,次男居西厢。大院四周皆为男子住房,家中女子,如户主女儿的房屋则被安排在北面正房后面的后院中。
五行系统对中国古代建筑空间的另一个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建筑的选址和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如阴阳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万物皆为阴阳的复合体,天人同一,人物相和。阴阳相调是中国古人所孜孜追求的境界。这种追求同样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选址以及对水土资源的利用和布局上,且以南方的园林为代表。而提及园林,历史上有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说法。苏州园林数目众多,如拙政园、网师园、留园等等,而其中的留园在“风水”角度上颇能体现阴阳五行系统在园林选址及水土资源上的实际运用。
二、五行系统在建筑历史发展中对外来元素的吸收
一个系统要维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首先就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要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而使其不断壮大,来维持系统的稳定。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开放系统对外来异质异族元素的选择与吸收的问题。五行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相对保守的思维模式的自我保护性是很强的,在几千年的熏陶下,中国人已经把五行系统的这种自我保护性内化成为内心的一种心理结构,因此当中国人要吸收外来的异质元素时就必定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筛选,而筛选后还会对其进行系统内部的改造以便使其适应这一系统的内部环境。中国古人对佛教建筑的选择与改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正如前文所讲,五行系统是一个重秩序的系统,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个有秩序的结构,中国人把这种心理结构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时候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建筑上体现中国人“有序”这一心理结构的证据就是建筑规划中中轴线的运用。中轴线代表了一种准则,一种秩序和威严。在中国建筑史上,一些建筑的重要性越高,这一条中轴线就越明显,这一类建筑最典型的莫过于紫禁城了。
佛教自东汉永和年间传入中国后其代表性的建筑形式”寺庙”也就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进程,而中国工匠们对佛教寺庙改造的依据就是五行系统的秩序世界观。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寺庙的布置有两种:石窟寺和塔庙。在印度,塔庙建筑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塔,称为“堵波”。在佛教传入之前,这种塔庙布置形式的建筑形制已经基本定型了:“以塔为核心呈十字对称式。”从中国古代建筑看五行系统理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此类以某一建筑为主体的布局形式,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这一主体不是塔而是宫室,所以在中国象征最高权威的帝皇建筑系统中,皇宫的位置是放在中轴线上的,其他建筑分列轴线两旁。佛教建筑如同佛教一样,作为一种异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土文化产生矛盾,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式就是如此,一个以塔为中心,一个以宫室为中心。中国工匠们有两种选择,要么在引入塔庙时原原本本地继承其布局形式,把塔放在系统中心;要么引入塔庙,但宫室的中心地位保留,把塔放在次要的位置。毫无疑问,后者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取前者,工匠即使有心,这样布置的建筑也是绝对无法修建的。这样,原本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形式就被改造成为以殿堂、宫室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的建筑布置形式,塔的位置逐渐偏离了中轴线。佛教建筑的这一中国化进程的代表就是北魏都城洛阳的布局:“北魏都城洛阳在景观上形成了两套并不一致的系统,一方面是以中轴线为枢纽,两侧尽可能对称布局,并且主要是平铺展开的,以充分展示以宫殿为主要目的皇权秩序`系统。”
在寺庙的选址中融入了五行系统，寺庙建筑并没有改变建筑的纵轴为主、左右对称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为保证和造就严南心理必需的.但是寺在山林，自然要求建筑与山水环境的协调，山中佛寺，以整个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各寺的位置，这里佛寺的建筑与风水理论结合起来，山中各寺的位置，与山的形态气脉完关结合，显出整个山的精神。如九华山拜经台寺四面环山，背储天台峰，左是鹰峰，右为金龟峰，前对观因味只有观音峰与金龟峰之间有一条狭长谷口。限于地势，该寺无法正对谷口，于是寺门偏斜，朝向气口.寺内的建筑部件也因与汉文化的观念相结合而有了改变，天童寺前有两池叫.天池一进寺之路两绕两池之中，呈斗形，池为天池，斗当然是北斗，于是在二池之间的路上，这些选址原附中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五行思想的形响
五行系统为中国人规范世界、规范人事、规范内心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一系统以及由其形成的思维系统是中国特有的,它自我保护性非常强,即使是在对系统外的异质事物进行吸收时依据的也是这种保护性,把异质事物纳入自己的秩序来并且在系统中为异质事物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中国文化对于输入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接受具有十分明确的选择性,往往是那些与原有概念相关的或者是在原有体系中能够较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东西能够得到较快的吸收和长久的留存。”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中图分类号：U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8-0104-01
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是指，船舶在处于有限的时间与特定的环境中时，电气自动化系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为船舶提供满足实际状况需求的动力支持以及其它功能；船舶中所具备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其设计、生产等多种工序环节，往往能够直接决定整个船舶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其次能够保证其稳定性的，就是我们在系统进行运作过程中所采用的相关有效措施，因此我们必须对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做好必要的保障措施，以保证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运行稳定与安全。
一、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现状分析
（一）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综合化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科技时代当中，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船舶电气自动化领域带来了崭新的生机，新的科学技术，使得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融入了计算机技术、电子科技以及电气设备等多种技术，它们的加入，使得我国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呈现了较为综合化的灵活多变的发展趋势，并且因为这些先进综合科技的介入，使得我国的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能够实现人机操作，现今的船舶操作，只需要驾驶人员操控按钮和显示屏，就能够完成；一切的船舶内的一切事项，都会通过计算机的处理和电子设备的显示，清晰的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船舶这样的综合化发展使得工作人员对船舶的操作变得更加便捷，也让传统的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得到了创新和持续的突破发展。
（二）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网络化发展：随着科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计算机技术与总线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二者的在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上的运用，为船舶电气系统的网络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使用总线技术，可以有效的将船舶内的各种信号线路集中在一处，从而为船舶内各系统的不同地区和功能模块，进行信号管理；再加上数据收集网与控制网对船舶系统所进行的双网控制，这两种技术的融合运用，能够方便船舶管理人员对电气自动化系统进行掌控，从而为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保障，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稳定性保障措施
（一）电源的干扰因素的保障措施：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在进行运作过程中的常见问题，主要都是因交流电源的干扰而导致的；所以，对这种干扰，我们所能采用的最为直接有效的解决方式，就是将变压器进行隔离，使电气设备能够被进行单独供电；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船舶上的实际情况，将电气自动化系统的供电设施和船舶的电流变压器分开放置，使电流隔离开来，不至于因严重的电流干扰而导致船舶系统出现运行问题；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有效的解决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电流干扰问题，从而使船舶的整体系统稳定性获得有效的保障。
（二）电磁干扰因素的保障措施：操作人员和船舶管理人员在对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实行控制的过程中，大都会使用信号无线遥控系统来对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进行遥控，在这个遥控的过程中，操控人员一般都处于驾驶室之内，通过设备发来发出相关的控制指令；而自动化系统的信号接收部分一般都处于整个船舶的机舱处，而这样一来，整个控制信号的传送与接收过程就会变得较为复杂，信号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距离才能够传达到电气系统的接收器上，在这个过程中，输出的信号极容易受到电磁的干扰，进而导致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出现不稳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船舶系统进行信号传输时，改变其传递介质，运用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帮助指令信号避开电磁信号所产生的干扰，从而使指令能够正确的进行传达，使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得以保障。
（三）储备冗余处理措施：这种措施主要是通过对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并联组进行增加设置来帮助电气系统实现稳定工作运行的；大多数的船舶，其内部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往往会用到三台性能相差不多的并联机组来维持系统运行，这种增设机组的方式，可以使机组彼此之间都能够进行独立的工作，同时又能够互相帮助，互为备用，从而有效的保证了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使其能够正常的进行工作。
（四）容错技术保障机制：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中采用容错技术，能够有效的增加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在运行时对可能出现故障的容忍力，这一技术，能够在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运行出现意外故障的时候，准确的对产生故障的机组进行定位，从而使维修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内找到问题所在，并进行及时的维修；其次这种容错技术，还能够根据故障机组发生问题的严重性，施行自动隔离措施，从而在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故障机组所产生危险的进一步扩大，从而有效的保证了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结束语
船舶的运行需要依赖于其内部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只有电气自动化系统的运转能够保证长久的稳定运行，船舶才能够持续的进行工作；对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所采取的保障机制，是一项长久且较为复杂的工作，不但需要技术人员对船舶的电气自动化系统各个机组的运行和设计了如指掌，同时还需要具备先进的维护技术以及制造维修领域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针对不同船舶的不同电气自动化机组采取相对应的保障机制，只有这样，船舶的稳定性才能够得到显著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沈松斌.基于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可靠性的保障技术探究[J]. 中国水运（下半月），2013，04：56-57.
[2] 占贤宝.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可靠性的保障技术探究[J]. 河南科技，2013，18：103.
[3] 彭辉.关于船舶电气自动化系统可靠性的保障技术研析[J]. 科技风，2014，18：49.
文化是人类为了解决生存而产生的一种机制，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其一切行为都具有该族群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特质，简单来说，“文化始终是人们用来解决其生存问题的机制”[1]。因而，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所做出的行为和选择，亦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选择。在生态移民的过程中，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其生计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以及心理等随之发生变化，移民为了适应新环境所做出的一系列适应性调试，不仅是居于新环境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自身的文化系统是影响其适应性的一个重要的、先导性的因素。目前，不少研究者侧重于研究生态移民给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近几年，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对移民的文化传统对其适应性的影响关注甚微。本文将在以丰乐安置点为例，试探讨民族文化传统在移民适应性中的作用。
一、丰乐安置点的概况
榕江县古州镇丰乐村安置点距离县城中心1.5公里，属县城规划区。该安置点与廉租房衔接，每户住房面积50平方米。到2015年4月份，该安置点共安置955户3755人。其中，计划乡摆王、摆拉两个村整村搬迁497户1783人，其他为寨蒿镇、崇义乡和八开乡的零散搬迁户。该安置点的安置模式具有典型性：实行整村搬迁、集中安置，依托城区、园区安置，采用“一个村一栋楼房、一个组一个单元、一个家族一层楼”的方式进行安置。该安置点的移民主体为摆拉村和摆王村，这两个村辖于计划乡。摆王村距乡政府驻地30公里，距县城80公里，主要民族为苗族；摆拉村距乡政府驻地20公里，距县城70公里，主要民族为苗族、水族。两村坐落在海拔1300多米的月亮山主峰上，是典型的深山区。摆拉村和摆王村由于地处深山，农业基本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较少。这些因素使得他们的民族文化较为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下来。为了动言他们搬离 “高坡”①，当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2013年春节前摆王、摆拉村303户农民1070人从世代居住的大山搬到了县城，2013年7月，因一直犹豫而暂时未搬迁的194户713人也搬到了县城，至此两个村完成了整村生态移民搬迁，共搬迁了497户1783人。
二、文化传统对丰乐移民的影响
文化传统是“支配着整个民族的一种习惯势力和精神力量，一种集体的潜意识”[2]，文化传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一代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在这个历程中，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影响着人的思维和行为。人们遵循它行动，但又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丰乐移民都是从较为偏远的山区搬迁而来的苗族、水族和侗族等少数族，特别是处于月亮山深山区的摆拉村和摆王村，受现代化影响较小，其文化传统较为深厚，成为一种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影响着他们移民后的生产和生活。
（一）影响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人们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为了生存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某种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形成过程。当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改变，势必会引起生计方式的变迁，进而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移民传统文化对新环境中生计方式的选择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起到或制约或阻碍的作用。丰乐安置点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概括来说，丰乐移民大部分青年人初中毕业以后就到沿海一带打工，在安置点居住时间长的移民，一部分是妇女和老人，在家带孩子、送小孩读书；一部分是有劳动力、适应能力稍强的人，他们主要靠打零工为生，包括建筑工人、街上的苦力、超市、摩的及部分卖菜等；大部分人两边居住，即一个月在县城做几天零工或闲上几天，又回老家做几天农活。为了移民能够在县城安居下来，榕江县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移民解决就业问题。从2013年开始，榕江县对丰乐安置点移民进行就业前的技能培训，培训后的就业去向主要为蔬菜基地、木材加工厂、超市、工业园区等。据榕江县人力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移民后安排到蔬菜基地工作的移民有四五十个，但在2014年走访摸底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人留在蔬菜基地；在永盛木业、甘力木业和永利木业的移民也先后离开了。
移民后，丰乐移民的农耕技能和文化，与县城的工业、服务业所需的劳动技能和意识产生很大矛盾。原有的文化传统制约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产和生活。在调研中得知，移民大多认为安排的这些工作他们不适应，一是不能适应这样的工作规律和工作节奏，有村民说：“以前在家想做就做一下，不想做就休息，没人管。”以前在农村做农活，没有约束，而城市的工作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和岗位职责规定，很多村民一时适应不了新工作岗位规律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方式。二是劳动技能不适应，“做不惯那边的活路，我出来一个月做几天，吃完了又去做。”很多村民从生下来就呆在村里，很少与外界接触，最多到乡里赶集，找点钱，其余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种庄稼上，在传统的农业种植方面他们是一把好手，但是长期以来的农耕技能与城市的工作要求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一时做不了那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
（二） 影响移民的心理调适
发展是梯度推进的，那些接受现代技术和观念较早的地区和个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相反，受新技术和新观念影响较晚的地区和个人，其文化与现代性的适应较慢。文化习惯促使他们的经济行为、思维等与现代经济社会间存在较大差距，“比如那种几乎出自本能的族群情感、历史记忆、信仰情怀、乡土认知和道德习俗等，对人们的认知、选择和学习（模仿）活动总是具有一种先决性影响，而且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并不是总是以自觉的方式存在的，它们有时更像是一种本能，于是也就更加难以放弃。”[3]移民后环境的突然改变，移民的文化传统使其在新的环境中产生不同的表现。丰乐移民一方面很想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因为自身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使其很难融入城市。要融入就得求同，就得改变。而割离意识中原本具有的一些东西本身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变与不变、变什么、怎样变这些问题中，每个移民的思维和行为无不带着原有的民族文化因子。可以说这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较量，“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往往是文化传统的改造问题。”[2]在这个较量和改造的过程中，移民在开始的一段较长时间内往往呈现出迷茫和焦虑的精神状态。当问起丰乐安置区移民“你觉得你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他们大多游离很久后给出“不知道”的答案。他们大多在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心理归属感缺失；而返回原居住地又不似移民前的农民身份，乡土意识正逐渐弱化。在这段特定的时间内，他们作为一种“边际人”②而存在。世代形成的农耕文化使他们在面对城市中陌生的生计方式和人际关系时，一时难以适从，产生一种身份焦虑，一种文化焦虑。
在同一个村寨里面，个人的文化开放程度亦是不同的，从而人与人之间的适应能力也有较大区别。在丰乐安置区，青年人的适应能力远强于年纪较大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人适应能力强于文化程度低的人，与外界交流较多的人适应能力又强得多。丰乐移民中：返回原居住地的移民绝大部分是老年人，在他们身上，文化传统的“习惯势力”更大，他们更加难以适应城市的生活；四五十岁那部分人，很多人游走在农村和县城安置区，既不完全脱离乡土，也完全融入城市；相比之下，青年一代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就小得多，他们大多初中毕业后就去东南沿海城市打工，离开居住条件差、交通闭塞的农村是他们乐于接受的。总之，文化开放程度较高的村民，他们会在城市中较快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较短时间内适应城市的生产、生活。而文化传统较为浓厚的村民，则往往在城市中无所适从，在一次次的碰壁中更加焦虑，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因而他们或游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或返回原居住地。
三、结语
通过丰乐安置点移民的适应情况可以看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其传统文化价值有着深刻的联系，人们的价值观内在的限定了他们对发展目标的选择和对发展手段的应用。不同的文化所遵从的价值取向不同，势必会造成不同文化群体应对自然和社会等外界环境时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因为文化传统规定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文化传统对移民的适应性具有先导性的影响，文化开放程度越大、包容性越强，移民适应性越强；相反，文化相对较封闭的族群，其移民适应性较弱。因为，文化是人们解决生存问题而形成的机制，文化也是文化拥有者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生存能力不仅通过他们的文化体现，而且通过他们的文化获得。移民以后，移民能否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能否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其文化传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的再社会化一定会受到现有资源以及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些资源或环境要素面前， 移民个体并非毫无作为， 他们一定会在适应的同时， 重新对其进行构建。”[4]移民在建构的新的社会环境时所进行的一系列选择和行为，都是经过其文化过滤的，都带有其文化价值的意义在里面。因而，在搬迁的过程中，须充分关注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应把文化结构对移民的影响考虑在内，所实施的搬迁模式和安置工作应尽量与之相适应。
同时，不仅是在不同的移民群体间，即使在同一群体当中，那些接受现代技术和观念较早的人，更容易适应新环境，移民后能快速适应转变，并能抓住机遇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相反，适应能力较弱的移民，则有可能因搬迁而更加贫困。因而，在移民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 “马太效应”。③（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项目来源：文章系贵州财经大学2014年度在校学生科研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 [美]A・哈维兰著， 期铁硼、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492.
[2] 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8）： 78
[3] 戴庆中.边界漂移的乡土――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与文化突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0
[4] 马伟华.移民的文化适应：宁夏吊庄移民生活习俗调试调查研究――以芦草洼吊（兴泾镇）为例[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注解：
中图分类号：G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9-0016-02
1 学习型组织的背景内涵
学习型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被认为是新世纪管理新模式的理念。彼得•圣吉(Peter M．senge)因提出“学习型组织”而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指出：“所谓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柔性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具有高于个人绩效总和的综合绩效。”马恰德（Marquadt） 指出：“系统地看，学习型组织是能够有力地进行集体学习，不断改善自身收集、管理与运用知识的能力，以获得成功的一种组织。”沃特金斯和马席克认为：“学习型组织就是通过不断学习来改革组织本身的组织。学习在个人、团体、组织或组织共同体中产生。学习是持续性的，并可以战略性地加以运用的过程，而且可以统一到工作中或者跟工作同时进展。学习不仅导致知识、信念、行动的变化，还增强了组织的革新能力和成长能力。
2 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特征
（1）学习型组织的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共同愿景促使组织成员朝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在学习型组织中，组织成员学习是组织开展工作和发展的需要，组织正是通过其成员个体的不断学习、进步而获得组织整体进步、发展的。
（2）学习型组织善于不断学习。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这一过程包含四个“强调”，即：强调“终身学习” 、强调“全员学习” 、强调“全过程学习”和强调“团体学习”。
（3）学习型组织的成员善于自主管理。学习型组织理论认为，“自主管理”是使组织成员将工作和学习紧密结合的方法。通过自主管理，组织成员可以自己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自己选择伙伴组成团队，选定改革、进取的目标，进行现状调查，分析原因，制定对策，组织实施，检查效果，评估总结。
（4）学习型组织的特点――扁平化。扁平化组织的特点是管理幅度大，管理层次少，这样的组织有利于基层人员的成长。由于组织结构扁平化，在组织中上下级的信息传递快，管理层次少，信息失真少，决策的速度快，决策能迅速形成。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建立学习型组织有利于节省管理费用开支。
（5）学习型组织由多个创造性团队组成。由于学习型组织的管理权力下放到每个团队，团队是最基本的学习单位，组织的目标是由团队来间接达到的。因此，学习型组织由多个富有创造性的团队组成。
（6）学习型组织重视文化开放和系统思考。学习型组织建立了新的学习模式，有开放的文化，也重视开发系统的思考能力。在学习型组织中，一方面，组织成员彼此接纳，坦诚相见，相互信任，相互学习，分享所得的信息及结论；另一方面，学习型组织用系统的思考和整体观看待问题并解决问题，帮助组织的领导者和其他成员重新审视组织价值观念和组织文化，更全面地分析组织内部和外部的环境，增加组织对于外部环境挑战的能力，促进组织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7）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的新角色。在学习型组织中，领导者是设计师、仆人和教师。领导者的设计工作是一个对组织要素进行整合的过程，而不只是设计组织的结构和组织政策、策略，更重要的是设计组织发展的基本理念；领导者的仆人角色表现在对实现愿景的使命感；领导者作为教师的首要任务是界定真实情况，协助成员对真实情况进行正确、深刻的把握，提高成员对组织系统的了解能力，促进每个成员的学习。
3 学习型组织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3.1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主体意识
彼得•圣吉谈到他的理念与上一代思想家的区别时指出，他的研究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是承认改变自己的关键在于自己，组织不可能根本改变一个人，能改变的仅是人的思考与互动方式，这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回归与深刻反省。
“以人为本”是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标志，孔子的价值取向是以人为贵的。孟子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断。荀子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与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中国的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发挥主体意识以便与“天”一致，这是精神境界的升华与完善。
3.2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自我修炼、自我管理
学习型组织强调人的不断自我修炼、自我管理、自我超越。人们不断扩展他们创造生命中真正心之所向的能力， 从个人追求不断学习为起点， 从而形成组织学习的精神。
把人看作主体，强调其内心的修炼、超越、升华，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有云：“君子务本”，从管理学的角度理解，这个“本”就是要充实个体修养。“克己复礼为仁”，克己，自我克制，亦即自我管理；复礼，履行礼节，同样代表自我修炼， 自我约束。孔子对这种自我修炼、自我管理的境界，甚至用“仁”来称许，充分证明了这种自我修炼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根本性的重要地位。
3.3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团队精神，强调集体主义的重要性
集体主义对组织学习至关重要，团队学习是学习型组织五项修炼的重要内容，它是组织学习最为有效的学习单位。学习型组织认为组织竞争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团体智慧的提高。为什么个人的智商在一百二十以上，而整个组织的智商只有六十，原因在于传统的组织把团体看成一些个人简单组合，而没有真正发挥整体组织团队学习的威力，故而学习型组织特别强调团体学习的修炼,要求不断通过演练，提高团队学习的技巧，提高整个组织的智商。
《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中则写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同时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荀子也指出，“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推崇的就是以大家庭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论断。
3.4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注重整体观念与系统思考
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中的核心法则。学习型组织要求将管理者的直线思维方式转变到系统的思维方式上来，不能把一切事情的发生归结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并非一切都是可预测、计划、组织和监督的，应该考虑到事物运行中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
《周易》将六十四卦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分层次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天、万物、人类社会、自然界意识形态便是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复杂系统。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做统一的整体，以“天人合一” 、“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为最高境界。由于在一个系统中，不同的部分具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就要求人们在考虑问题时，必须进行综合考虑。要把具体问题放到系统中去，视其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再作出具体的处理决定。由此可见系统思考、整体观念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
3.5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无为而治”
学习型组织是一种“地方为主”的扁平组织，决策权向下层组织转移。所以，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学习型组织中主要是通过学习来控制下层，而不是靠复杂的管理系统。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以及发展共同远景和共同承担企业复杂课题的能力。下层组织经过五项修炼可以到达地方自主、协调一致，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而治”。老子在《道德经》中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在，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为无为，则无不治”；“为无为，事无争”，“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老子所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无为不是拱手默坐，无所作为，而是循道而为，发挥人的主观努力，达到无所不为的目的。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都是“无为而治”的典范。
3.6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不断的学习
学习型组织强调终身学习理念。这是学习型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在这种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动下，学习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校只是学习的一种场所，人的一生无法区分“教育阶段”和“工作阶段”，以大教育观念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活到老，学到老，温故而知新。
3.7 学习型组织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强调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学习型文化主张组织与环境的适应。一般来说，一个组织不能去改变它所面临的环境， 而被动屈从于环境将意味着组织的淘汰。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组织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持续的变革才能适应环境，达到与环境和谐的状态。能够保持领先，甚至是基业长青的企业，如 GE、微软等，它们都是善于学习、能适应商业环境、与环境和谐共处的优秀组织。
中国文化以重和谐为重要特征。天人合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天，天理，天道，即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人性，人道，即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合，即和谐、协调。天人合一的理念放弃了物我之别，主张物我之间亲密无间，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中国文化这种既不主动征服自然，也不被动接受外部环境的和谐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中得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3.070
1 传统文化先于经济因素断裂
根据唯物史观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的变革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一个社会的变革往往是从生产力开始的，继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上层建筑的革新。而近代中国却是在封建自然经济尚未完全解体，横向宗法关系尚未完全失去经济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外力的野蛮逼迫，首先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变革先于经济因素，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比作为根本性的封建自然经济变革得更早更激烈，这是近代中国法治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农业制度的保守和稳定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与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之间被维持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由此建立起独特的封建宗法关系。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关系和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上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结合，必然带来中国社会对“大一统”的期盼，于是儒学定于一尊历史地形成了，以此为特征，维系中国社会的横向宗法关系与纵向官僚政治及其两者的交织点儒学一尊构成了强大的“大一统”根基，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到了19世纪后半期，传统中国经济开始发生局部的缓慢的变化，“已经达到了用它可能掌握的技术（机械的和组织的）进行发展的极限；而且到1911年时，很少新技术（‘先进的’、‘现代的’）被引进和采用，也没有从内部产生。”①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导致社会结构中各大利益集团乃至普通民众的处境每况愈下，使得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传统封建宗法关系和官僚政治趋于崩溃，并使得维持“大一统”格局的儒学一尊的绝对权威受到极大挑战。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并未促成经济制度的成功变革，恰恰相反，旧制度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比经济因素垮得更早，被抛弃得更早，中国传统文化先于经济因素断裂，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梁漱溟先生指出“所谓中国封建解体，是由文化和政治开端者。”②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先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崩溃，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文化革命先行于生产关系变革，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动之一，也是经典理论中所未曾研究的课题。它有力地说明了我们进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研究为何要从传统文化研究开始，也雄辩地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对法治文化兴起的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如果说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逐渐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竞技场的话，那么之后的中国是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复杂交织的新竞技场，对西方侵略性帝国主义的反抗导致中国社会要求从异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应对不是采取克服外在障碍的形式，而是以不断内省的形式展现出来，于是此时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战中不自觉地陷入了“信仰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则在外来文化冲击和本土民族精神的冲突中陷入了断裂之境。
2 法治文化与孔教之间的博弈
在人类文化包含的政治、经济、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文学这七大要素中，“中国文化之最弱点，则在宗教与科学。”③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中国虽有宗教，但宗教地位受道德精神支配，“人文本位”的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倾”，而“自然本位”的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外倾”。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本位在近代中国的土壤上相遇，而且占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以侵略者的姿态来到中国，那么占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焦点在于孔教问题。无论是中国“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还是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之观点，看似相反，其实恰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民族通过几千年的传承，逐渐形成了以孔教为主导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体系，中国人并非不接受宗教，而是其不得与整个孔教相违逆。但是，以来的种种失利使得人们对孔教产生了怀疑，尤其是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得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国外转向国内，认为孔教把人们束缚在“伸着脖子看革命被杀却麻木不仁”的愚昧状态，导致国民性质与行为的堕落，压制了民族生机和创造力，此乃“亡国灭种之病根”，于是一时间“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口号。中国传统文化就此在孔教这个环节被生生地撕裂了，随之撕裂的是人们对封建宗法关系所维系的群体生活习惯和心理认同，这样的社会若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维系社会行为活动的准则，加上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文化恰如其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法治文化就是在这种博弈中渐渐兴起。
如果说，孔教长期以来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扼杀了法治之民主自由思想的话，那么统治阶级乃至整个民族文化对科学的漠不关心，更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虽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但是具有强烈致用性特征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成为道德伦理和权势的附属物。当西方大批科学家不惜为科学献身时，中国的科技界却处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状态。于是，极为保守的清朝也许更加难以摆脱科学上的消极无为状态，因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异族，所以决心通过维护儒家的正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然而，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打破了的惨淡经营，给中华民族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以沉痛的打击，传统文化在最薄弱的环节上被打开了关口，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能保持中国方式，并有传统根基的法治。
3 西方法治文化的冲击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法治文化的兴起是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断裂中开始的，从到，启蒙思想家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之殇，继而批判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批判孔教而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清醒地认识到，孔教并不等同于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之所以批判孔教，是为了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动摇孔教独尊的绝对权威地位，进而指明孔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号召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这就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时代意义和新的社会价值。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由表层断裂走向内在革新，那么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成长中的文化。只要这种成长在继续，那么外部因素提出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微弱，而内在因素提出的要求将会越来越强烈，也就是说，文化自觉性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自然，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将越来越旺盛。
当然，文化本身并不是单个人的创造物，而是一个关系的网络，是两种或更多的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是不同社会相互交流的纽带和产物，人们通过它来相互作用，正是许多个人而不是各个社会“创造”着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法治文化发展步伐就很好地演绎了这一特点。在思想交流上，逐渐引进西方学术观点，尤其是哲学、法学、自然科学等一些列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在法律制度上，先后引进了国际法、议院制度，并参照西方法律修改清朝法制。可见，近代中国不仅将治理之术的法治当作一种技术，而且当作现代文明国家的标志，进而作为救亡图存的良策。这种对法治的理解与先秦法家提出的把法治作为强国之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表现的具体形式不同罢了。
4 结语
魍澄幕的革新刺激着法治文化的兴起，而法治文化的兴起反过来不断地补益和矫正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革新与法治文化兴起之间的辩证法。中国的法治文化兴起于19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基因与欧风美雨中的进化论相遇在社会动荡的时代，由此唤起了人们对法治文化的感情和注意力，法治文化的兴起加速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的崩溃，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于是产生了变与不变的世纪追问。变，即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参照俄国彼得革新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只有通过变法，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才能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这种思想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也得到了体现。变就是一种进化，用西方进化论的方法引进西方法治文化，赋予传统儒教以全新的内涵，传统的儒教又使西方的法治文化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由此带来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然而，在这种“变”的大趋势下，中国法治文化的兴起却是一个历经重重磨难，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过程，它既要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要与孔教划清一定的界限，还要经受得住西方文化诱导，最终冲出重围，走向未来。
注释
①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6.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67.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011-02
国学这一概念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和技术逐步传播的同时而产生的，经过百年的发展，特别是进20年的进步，国学已经深入中华儿女的思想，如何承继和发展国学已经成为当前炙手可热的文化和思想话题。应该看到国学的深厚底蕴，要为国人钟爱国学而欢欣鼓舞，要为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身的努力，在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上，培育出新时期适于中国、服务于世界的新国学。当前我们应该具有冷静而理性的思维，要从国学的发展上和途径上进行深入思考，要认清国学兴起的背景，明确国学在传播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全面地呵护和发扬将国学的精髓和实质更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进行更好地传承的同时，更有力地改造国学，使其更加适合新时期的需要，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大局[1]。
1 国学兴起的时代背景
1.1 儒学的重新兴起
进入到新时期，有识之士认识到应该在快速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要打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特别是海外华侨和留学人员对于中华文化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形成了“新儒学”的基本认知，这为国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重要基础。新儒学认为中华文明应该告别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要提倡和谐和共同发展，这一思想的提出给了国学非凡的生命力，使得国学不但在国内得以兴起，同时也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地认同。
1.2 传统文化的重新认知
从“五四”运动开始“西风东渐”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仿佛距离我们渐行渐远，“言必称希腊”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导致社会上出现信仰缺失、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很多人对于此类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思考，他们发现要想改变现状应该延续中华文化中传统的优良部分，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重振达到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的重新洗涤和重构。当前全社会已经取得共识，只有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合理的人文精神，一个民族才能够持续发展，也才能够以利于民族之林。
1.3 现代性的深入反思
现代性的反思始于20世纪末，在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学界开始了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他们看到了人类物质世界的丰富并没有带来更深层次的幸福，反倒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出现的弊端却给整个人类带来严峻的发展和现实考验[2]，传统的现代性已经不能继续指导整个世界的发展，必须探寻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思想。这时人们将目光转向了中华的传统文化，那种讲求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想，在中西方的思想学界都对国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中国学的长处和优势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发挥，形成了国学兴起的热潮。
1.4 文化归属感的兴起
中华文化具有特殊性，讲求认同和包容，这对于西方讲求竞争的功利性思想有着极大的超越性，特别在人们感到无助、困惑的时候，中华文化的价值就显现出来[3]，特别是华人心灵深处的“回家”意识就会占据主体，在心理上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皈依，这是国学兴起的内在原因。
2 国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1 对于文化认知的不同
很多人对于30多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上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西方文化不适于中国国情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只要恢复传统文化和国学所有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这是片面的思想，不但会否定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践，更会形成对国学的盲目崇拜[4]。
2.2 以民族性掩盖时代性
过于强调传统文化和国学的民族性，这种方式会导致以民族性掩盖时代性，使国学难以真正发挥传统的价值和作用，而且容易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形态，形成狭隘的民族意识[5]。
3 国学发展的思路
3.1 以全面开放的目光来发展国学
在当前中国应该做到相互融通，东西合璧，要致力于建立包容性的、不断更新和创新的民族文化。平等的文化视角、开阔的文化胸襟、自觉的文化心态是目前最需倡导和确立的。只有在不断的吸纳、碰撞、交融更新的过程中，崭新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文化才可能产生，才能使国学在当代获得准确的定位，也才能使国学发挥出真正的价值。
3.2 形成国学发展的新思维
国学应以和合的新思维、变通的新理念来解读传统文化。以和合的新思维和科学的态度，超越国学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价值评价视野下的复古、守旧、保守观念；以变通的新理念超越中体西用、重道轻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的新视角，超越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的国学观、文化观，充分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中的历史特征和时代精神，这是对传统国学的新诠释。
3.3 保持国学的主体意识
当前国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怎样保持、树立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对于国学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4 结语
综上所述，国学的复兴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就必须具有鲜明而独特的文化内核，国学就为我们提供这一内核的关键。对于国学的兴起要抱有积极和主动的态度，同时要对国学进行进一步地分析和判断，形成对国学传承问题的全面分析，达到对国学有计划、有目标地推广和普及。当前，我们应该珍视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国学，夯实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根基，在不断融合先进思想和文化的同时，实现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振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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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10008001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并对每个中国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当运用全新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使其提高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民族自豪感，成为传统文化的发扬者和继承者。
一、改变教学理念，重视提高思想认识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首先需要教师教学理念的转变。在传统教育观念下，高中历史教师过度关注知识的讲解和应试技巧的传授，这种功利化做法不仅忽视了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也违背了当今高考的考查要求。
在素质教育改革和传统文化推广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应当转变教学观念，淡化历史教学中的功利色彩，重视学生传统文化水平的提高。这要求广大的高中历史教师必须积极学习和领悟我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并以此提高自己的个人理论能力、教学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能够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通过深入浅出的方法，潜移默化地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其中。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和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提高他们对相关知识的掌握能力，并以此激发其爱国情感、民族自豪感，引导其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结合教学内容，实现知识有效联系
如今的高中历史课本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占据了重要的篇幅，并且涉及了各个朝代的多方面知识。教师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些内容进行传统文化的教学，如在“儒学的兴起”的教学中渗透孔孟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知识。另外，教师还应当将教材中的各种知识内容和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结合，让学生在理解和掌握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过程中发现传统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从而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并实现知识的有效联系和体系构建。
如在讲解“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发展”时，教师可以将庄子的“天人合一”和管仲的“以人为本”思想进行联系，让学生了解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思想正在起源和发展时，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已经流传千年，并形成了更加科学和完整的文化体系。不仅如此，教师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的教学中，还可以把《三国演义》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内容和思想融入其中，从而让学生感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涉及广泛和成熟发展，并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知识体系的构建，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惊叹和热爱之情。
三、结合学生兴趣，挖掘传统文化元素
很多高中生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其内容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并且其内涵过于厚重和繁杂。对此，教师应当充分结合高中生喜闻乐见的内容，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从广袤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相关元素对其进行教育，从而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提高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比如美食几乎对于所有学生来说都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和诱惑力，高中历史教师就可以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饮食内容，让学生结合咸粽子、五仁月饼和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发现中华美食的丰富多彩。另外，教师还可以⒚朗逞由斓酱统的餐桌礼仪文化，将孔孟思想“食不言，寝不语”、尊敬长者等传统文化内容渗透其中，让学生在喜闻乐见、触手可及的内容中学习传统文化，提高文化水平。
不仅如此，教师还可以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联系。比如在教学“百家争鸣”时，教师可以对集合儒家、《左传》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武术文化进行介绍，并结合迪士尼电影《功夫熊猫》的内容进行分析，让学生对其产生浓厚的兴趣。
四、实现知识拓展，感知更广泛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解析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建的、改造的、享受的、传承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称，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是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诸多内容，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首先，是“人文”精本文由收集整理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文”精神，才培育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爱幼、救济孤残、勤俭持家等美德。
其次，是“自然”精神。道家经典《老子》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始原，“有名”作为万物的根本。它们是外延很大的名词，如果要从哲学上加以概括，都超越不了“有”与“无”的外延范围。《老子》一书还提出要如实地去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因为天、地、宇宙来源于“道”，而“道”则是自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
再次，是“奇偶”精神。当人们探索自然地奥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时从“五行”的“五”去看事物的构成和变化；有时从“偶数”的相对相生去把握自然和人生变易的道理。这种“奇偶”精神浸透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自然科学、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甚至连古器物的造型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奇偶”精神的体现。
最后，是“会通”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叫做“会通”精神。
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二十几年历史。我国的艺术设计，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有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急匆匆地紧随商品经济这趟末班车，追逐潮流、赶超世界，却无法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自己的教育。
各高校大幅度增设艺术设计专业，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一时间，艺术设计成为国内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虽然各个高校在教学改革方面一直不断深化，但由于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历史较短，艺术设计教育体制和体系也都基本上取自西方，至今仍然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与特色教学，造成了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盲从西方，却又因文化积淀与西方迥异而无法达到与西方相应水准的矛盾现状。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着巨大影响。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与成熟更离不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缺少了本土历史与文化底蕴的支撑，照搬西方模式的教育方式，是不能适应我国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艺术设计既要与世界接轨，又应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仅要培养具有现代化创新能力的设计师，还要求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了解的设计师是不会有深层次的艺术作品呈现给国人的。因此，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设计师是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随着党的十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农村文化发展迅速，成果颇丰：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农村影院的建设数量不断增加，广播电视村村通普及率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农民自办文化也日渐兴起，在推动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民自办文化不仅满足了农民的文化需求，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还为农村文化事业繁荣和农村文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农民自办文化的特点
所谓农民自办文化，就是指“农民个体或群体依靠其所拥有的各类文化资源，而进行的以满足自身或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或物质利益需要为目标的各类文化实践活动”。[1]这种文化实践活动的主客体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们以农民的实际生活为背景，以广阔的农村地区为舞台，以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绎着农民文化的精神实质。农民自办文化的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来源于农民。文化源于生活，简单、鲜活、生生不息的农村生活是农村文化的活水源头。再加上农民自办文化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所以，他们以自己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为素材，描绘着属于自己文化的锦绣之卷。世代相传的文化积淀、日常生活的民俗习惯、以及被其所演绎的都市文化都是农民自办文化形成的重要元素。如果没有简单而又鲜活的农民生活为题材，农民自办文化犹如无水之源，终将渠干水竭。
其二，服务于农民。农民自办文化来源于农民又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农民是农民自办文化的主要功能。农民自办文化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颇具乡土色彩，这样就更容易迎合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农民乐意并且容易接受以达到服务农民之目的。农民自办文化不仅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求，还提升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减少了农民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了社会稳定。
其三，准入条件低。农民自办文化起初是源于一种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艺术形式，往往是人们在茶前饭后或田间地头的一种消遣娱乐方式，它是完全由农民自己组织和参与的文化艺术形式，所以，形式比较简单，准入条件比较低。农民自办文化无论是资金、设备、人才条件等都要求不高，只要能够给农民自身带来欢乐，满足自身或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都可以列入农民自办文化之列。
其四，自主性较强。农民自办文化带有很大的自主性，因为，文化团队的形成大都是由一些具有相同爱好的农民自发组织而成。作为农民自办文化的参与者，他们参与这种文化团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己对文化艺术的喜好和需求。相对于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有很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农忙时耕作，农闲时参与，半农半艺，灵活自主。
二、自办文化兴起的成因分析
事出必有因，任何结果的发生都有其必要的原因所推动。农民自办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是如此，农民自办文化根源于农民自身的生活，是农民生活的产物，是社会文化中的传统文化。而当下农民自办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除了这种固有的根源关系以外，还有农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农民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对切合自身发展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所以，农民自办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在动力：农民对文化的需求
促进农民自办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对文化的需求。一方面，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有经济能力消费和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经济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农民物质生活的丰裕，就必然会对精神生活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前，人们物质生活条件落后，整日为吃饭、穿衣、居住等发愁和奔波，无暇顾忌自己的精神生活，所以，那时农民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现在却不同以往了，人们经济收入增加了，他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吃好、穿好、住好等物质条件的改善，他们还对享受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要求。农民自办文化以其固有的乡土特色满足了农民的文化需求，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农民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依恋。民间传统文化是由民间劳动人民创造并延续下来的一种极具传统色彩的通俗文化，它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民俗文化简直就是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传统文化对农民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复兴有着重要作用，著名作家冯骥才对民间文化曾这样描述：“它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文化财富之一，是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2]而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是借助于农民自办文化的形式来延续和发展的，所以，农民对自己民间传统文化的依恋，使得为农民自办文化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促使了农民自办文化的兴起与发展。
（二）外在动力：政府的扶持和经济效益诱导
农民自办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原因，外在动力是促进农民自办文化发展的有力杠杆。一方面，政府的引导和支持。2005年中央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以来，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日渐重视，将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在此期间，政府不断加强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和鼓励，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文化部门服务等措施，使得农村文化建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文化综合站、农村书屋、乡村影院等文化设施大量增加，挖掘并保护了许多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农村文化各类资源得到应有的开发。当然，农民自办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特别是政府降低了农民自办文化准入条件、简化了农民自办文化的审批程序以及对农民自办文化的优秀典型给予了表彰和奖励，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促使农民自办文化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利益的诱导。农民自办文化按是否营利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两类。公益性农民自办文化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农民中的文化爱好者自己组织进行无偿演出的文化实践活动。经营性农民自办文化是指以赢利为目的，并相应地收取一定费用来进行演出的农民自办文化实践活动。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不断渗透到农村文化产业当中，使得大部分农民自办文化市场化，再加上农民自办文化以其固有的特征能够切实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因而，较之于官办文化而言，农民自办文化在农村有更为广阔的市场，所以，在农村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投身于农民自办文化事业，促使农民自办文化不断兴起和快速发展。
（三）客观条件：准入条件低，自主灵活
农民自办文化最早是源自一种简单而又通俗的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艺术形式。虽然，历经多年的发展，其规模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形式趋向于多样，但是，较之于其他文化艺术形式而言，特别是与官办文化相比，农民自办文化依然具有设备简易、自主性强、灵活性大、准入条件低等优势。农民自办文化所需要的设备资源都来源于农民的现实生活中的常用物品，所进行的演出形式也比较灵活自由，演出所需人员条件要求比较低。往往都是几个具有一定表演技能的文化爱好者，以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为设备，在传统节日或者农忙之余的一种即兴表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自办文化对其从业人员准入条件要较低，人员参与没有过多的条件限制，出身于农民的他们不用将自己捆绑在文化演出之上，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半农半艺和灵活自主。因此，自主、灵活、准入条件低等特点使得农民自办文化极其容易地扎根于广大农村地区，并以其较高存活率茁壮成长。
三、农民自办文化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指引下，农民自办文化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和提高，但是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农民自办文化发展得不到必要的经济支撑，即使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农民自办文化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管理和经营经验，农民自办文化很难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其一，区域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农民自办文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制约着整个农村地区农民自办文化的协调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农村文明建设。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且地域差异明显，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性严重制约各地区文化建设与发展，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作为农民自办文化发展主体的农民有较好经济能力去挖掘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也有能力组织自办文化团体用于发展和繁荣该地区的文化事业。若是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都难以保障，文化事业则更无从谈起。
其二，建设和发展经费短缺。资金短缺是农民自办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瓶颈。农民自办文化是一种农民自己组织的文化娱乐形式，因此，不像官办文化那么容易得到政府的资金补贴。所以，很多情况下，某些地区，虽然传统文化底蕴很深，但是，因为没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传统文化，以至于传统文化只能奄奄一息濒临绝迹的危险，例如：河北省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地方曲目“二人台”；另外则部分农民自办文化团体迫于资金问题，导致无人参与，被迫解散，以及某些传统文化由于缺少政府资金的扶持，导致后继无人，被迫中断，走向绝迹。
其三，品牌特色尚未形成。近几年来，虽然农民自办文化发展如火如荼，但是大多数是大同小异，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别具特色的农民自办文化相当稀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民自办文化团体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品牌，导致多数农民自办文化团体缺乏竞争力，难以真正立足于农村文化市场，不能做到，没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其四，缺乏经营和管理经验。农民自办文化团队大多数是由农民自发组织而成，往往是以共同的爱好
为基础，几个具有表演技能的文艺爱好组织而成，或者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各家庭成员所组成的团队，他们没有系统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因而，常常会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是管理不严而导致团队发展受阻，走向解散。
四、对农民自办文化实现繁荣发展的思考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促进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对促进我国农村问问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把扶持农民自办文化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作为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3]来抓。针对当前农村自办文化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大政府的引导和扶持力度。
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农民自办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首先，政府需加大资金投入，解决农民自办文化的资金需求。针对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资金短缺对其发展的制约，政府除了加大直接投资以外，还可以通过民间资本参股政府控股的形式吸引民间闲散资金用于农民自办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农民自办文化提供更好的设备、器具，以更好的发展条件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促使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其次，政府需要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政府的政策的扶持，就是要为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农民自办文化的准入条件、简化农民自办文化手续办理程序、提高农民自办文化参与者的待遇等方面入手，为农民自办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做好必要的政策支持。再次，政府可以加强对农民自办文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农民自办文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不仅包括农民自办文化的参与人才还包括农民自办文化团体的管理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政府可以通过办理教育培训班和加强城市文化和农民自办文化人才交流与学习的形式来提高农民自办文化人才的素质，强化农民自办文化管理人才的能力，促进农民自办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最后，政府要加强农民自办文化的制度建设，规范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农民自办文化的迅速兴起于发展以及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难免会出现违规、违法经营的现象。比如：有的农民自办文化团体利用流动大篷车的形式，进行迷信活动和；还有的是虽然打着文化活动场所的名号却进行聚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些违法活动不能给农民带来任何的政能量，只能使更多的农民上当受骗，增加农民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使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更加不稳定，所以，政府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加强执法和监管力度，杜绝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
（二）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毋庸置疑，农民是农村文化的创造者，是农民自办文化活动的实践主体，所以，在繁荣农民自办文化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为此，首先，必须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同志曾经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4]农民自办文化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农民自办文化的兴盛成败。所以，我们要充分相信农民所具有的文化艺术能力、尊重农民的文化需求、挖掘农民的文化潜力。对优秀的民间艺人和民间文化团队要树立典型并给予鼓励和表彰，以激发农民的参与能力和创造能力。其次，要尊重农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统文化是农民生活的积淀，是农民的精神血脉，同时又是农民自办文化中极具乡土特色的部分，所以，要发展农民自办文化，保护农民的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而要保护农民的传统文化就必须尊重农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就必须帮助农民去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再次，要维护好农民对文化的享受权力。维护农民对文化的享有权，就是在农民自办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做一切为了农民，一切促使农民自办文化发展的措施都是以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为目的。要让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符合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农民创造文化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农民文化建设的主体作用，将农民自办文化打造成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
（三）合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
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除了发挥政府职能和农民的作用，还要注重其他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想促使农民自办文化的持续和协调的发展，就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提高农民自办文化的创造力和生命力。首先，要深挖民间传统文化，将乡土文化的特色转化为优势，最好形成自己相应的品牌，以自己的独特品牌优势走出本土，引领农民自办文化建设之路。例如：经过赵本山等人的不懈努力，具有东北特色的“东北二人转”以自己独特的品牌“刘老根大舞台”走出了白山黑水，走进了千家万户，服务了更多的观众。其次，要引进和学习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为本土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从而提升本土文化的竞争力。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依托民间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向外来文化学习也更加重要，特别要学习城市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优秀元素，增强农民自办文化的生命力，例如：学习城市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现代元素，轻音乐、摇滚、现代魔术等。再次，加强农村与农村、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共享优势文化资源，促进整个农村地区文化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总之，目前，农民自办文化的兴起于发展，满足了农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维护了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农村文明建设的发展。但是，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我们必须着力切实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农民自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清除障碍，为社会主义农村文明建设拓展道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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