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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转贴于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⑴ 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 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 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有6小题，每小题 3分，共18分）1. 下列每组数据表示3根小木棒的长度，其中能组成一个三角形的是（） A．3cm，4cm，7cm B．3cm，4cm，6cm C．5cm，4cm，10cm D．5cm，3cm，8cm2．下列计算正确的是（） A．(a3)4＝a7 B．a8÷a4＝a2 C．（2a2)3•a3＝8a9 D．4a5－2a5＝23．下列式子能应用平方差公式计算的是（ ） A．（x-1）（y+1） B．（x-y）（x-y） C．（-y-x）（-y-x） D．（x2+1）（1- x2）4.下列从左到右的变形属于因式分解的是（） A．x2 –2xy+y2=x（x-2y）+y2 B．x2-16y2=（x+8y）（x-8y） C．x2+xy+y2=（x+y）2 D． x4y4-1=（x2y2+1）（xy+1）（xy-1）5. 在ABC中，已知∠A:∠B:∠C=2:3:4，则这个三角形是（ ） A．钝角三角形 B．直角三角形 C．锐角三角形 D．等腰三角形 6．某校七（2）班42名同学为“希望工程”捐款，共捐款320元，捐款情况如下表：捐款（元） 4 68 10人 数 6 7表格中捐款6元和8元的人数不小心被墨水污染已看不清楚．若设捐款6元的有 名同学，捐款8元的有 名同学，根据题意，可得方程组() A． B． C． D． 二、填空题 （本大题共有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7．( ）3＝8m6． 8．已知方程5x-y＝7，用含x的代数式表示y，y= ．9. 用小数表示2.014×10－3是 .10．若（x+P）与（x+2）的乘积中，不含x的一次项，则常数P的值是 .11．若 x2+mx＋9是完全平方式，则m的值是 .12. 若 ，则 的值是 .13.若一个多边形内角和等于1260°，则该多边形边数是 ．14.已知三角形的两边长分别为10和2，第三边的数值是偶数，则第三边长为 .15.如图，将一副三角板和一张对边平行的纸条按下列 方式摆放，两个三角板的一直角边重合 ，含30°角 的直角三角板的斜边与纸条一边重合，含45°角的三 角板的一个顶点在纸条的另一边上，则∠1的度数 是 . 16.某次地震期间，为了紧急安置60名地震灾民，需要搭建可容纳6人或4人的帐 篷，若所搭建的帐篷恰好 （即不多不少）能容纳这60名灾民，则不同的搭建方 案有 种． 三、解答题（本大题共有10小题，共102分．解答时应写出必要的步骤） 17.(本题满分12分) (1)计算： ； （2）先化简，再求值： ，其中y= .18．（本题满分8分） （1）如图，已知ABC，试画出AB边上的中线和AC边上的高； （2）有没有这样的多边形，它的内角和是它的外角 和的3倍？如果有，请求出它的边数，并写出 过这个多边形的一个顶点的对角线的条数． （第18（1）题图）19.（本题满分8分）因式分解： （1） ； （2） ．20.（本题满分8分）如图，已知AD是ABC的角平分线，CE是ABC的高，AD与CE相交于点P，∠BAC＝66°，∠BCE＝40°，求∠ADC和∠APC的度数．21.（本题满分10分）解方程组： （1） （2）22.（本题满分10分）化简： （1）（－2x2 y）2•（- xy）－（－x3）3÷x4•y3； （2）（a2＋3）（a－2）－a（a2－2a－2）．新课 标第 一 网23.（本题满分10分） （1）设a－b＝4，a2＋b2＝10，求（a＋b）2的值； （2）观察下列式子：1×3+1=4，2×4+1=9，3×5+1=16，4×6+1=25，…， 探索以上式子的规律，试写出第n个等式，并说明第n个等式成立．24.（本题满分10分）某铁路桥长1000m，现有一列火车从桥上通过，测得该火车从开始上桥到完全过桥共用了1min，整列火车完全在桥上的时间共40s．求火车的速度和长度．（1）写出题目中的两个等量关系；（2）给出上述问题的完整解答过程． 25.（本题满分12分）“种粮补贴”惠农政策的出台，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某粮食生产专业户去年计划生产小麦和玉米共18吨，实际生产了20吨，其中小麦超产12％，玉米超产10％．该专业户去年实际生产小麦、玉米各多少吨？ （1）根据题意，甲和乙两同学分别列出了如下不完整的方程组： 甲： 乙： 根据甲、乙两位同学所列的方程组，请你分别指出未知数x，y表示的意义，然后在上面的横线上分别补全甲、乙两位同学所列的方程组： 甲：x表示 ，y表示 ； 乙：x表示 ，y表示 ；（2）求该专业户去年实际生产小麦、玉米各多少吨？（写出完整的解 答过程， 就甲或乙的思路写出一种即可） 26.（本题满分14分）如图①，ABC的角平分线BD、CE相交于点P. （1）如果∠A=70°，求∠BPC的度数； （2）如图②，过P点作直线MN∥BC，分别交AB和AC于点M和N，试求 ∠MPB+∠NPC的度数（用含∠A的代数式表示）；
（3）在（2）的条件下，将直线MN绕点P旋转. （i）当直线MN与AB、AC的交点仍分别在线段AB和AC上时，如图③，试 探索∠MPB、∠NPC、∠A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并说明你的理由； （ii）当直线MN与AB的交点仍在线段AB上，而与AC的交点在AC的 延长线上时，如图④，试问（i）中∠MPB、∠NPC、∠A三者之间 的数量关系是否仍然成立？若成立，请说明你的理由；若不成立，请 给出∠MPB、∠NPC、∠A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并说明你的理由.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有6小题，每小题3分，共18分）二、填空题（本大题共有10小题，每小题3分，共30分）7.2m2；8.5x-7；9.0.002014；10.-2；11.±6；12.9；13.9；14.10；15.15°；16. 6.三、解答题（共10题，102分.下列答案仅 供参考，有其它答案或解法，参照标准给分．） -4a（4a2-4ab+b2）（2分）=-4a（2a-b）2（2分）．20.(本题满分8分)AD是ABC的角平分线，∠BAC＝66°，∠BAD＝∠CAD＝ ∠BAC＝33°（1分）；CE是ABC的高，∠BEC＝90°（1分）；∠BCE＝40°，∠B=50°（1分），∠BCA＝64°（1分），∠ADC=83°（2分），∠APC＝12 3°（2分）．（可以用外角和定理求解）21.（本题满分10分）（1）①代入②有，2（1-y）+4y=5（1分），y=1.5 （2分），把 y=1.5代入①，得x=-0.5（1分）， （1分）；（2）②×3-①×5得： 11x＝-55（2分），x＝-5（1分）.将x＝-5代入①，得y＝-6（1分）， （1分）22．(本题满分10分)（1）原式＝4x4 y2•（- xy）-（-x9）÷x4•y3（2分）＝- x5y3＋x5y3（2分）＝- x5y3（1分）；（2）原式＝a3-2a2＋3a-6-a3＋2a2＋2a（4分）＝5a-6（ 1分）. 25.（本题满分12分）（1)甲： 乙： （4分，各1分）；甲：x表示该专业户去年实际生产小麦吨数，y表示该专业户去年实际生产玉米吨数；乙：x表示原计划生产小麦吨数，y表示原计划生产玉米吨数；（4分，各1分）（2）略．（4分，其中求出方程组的解3分，答1分，不写出设未知数的扣1分）．26. (本题满分14分)（1）125°（3分）；（2）利用平行线的性质求解或先说明∠BPC=90°+ ∠A，∠MPB+∠NPC=180°-∠BPC=180°-（90°+ ∠A）=90°- ∠A（3分）；（3）（每小题4分）（i）∠MPB+∠NPC= 90°- ∠A（2分）.理由：先说明∠BPC=90°+ ∠A，则∠MPB+∠NPC=180°-∠BPC=180°-(90°+ ∠A)= 90°- ∠A（2分）；（ii）不成立（1分），∠MPB-∠NPC=90°- ∠A（1分）.理由：由图可知∠MPB+∠BPC-∠NPC=180°，由（i）知：∠BPC=90°+ ∠A，∠MPB-∠NPC=180°-∠BPC=180°-(90°+ ∠A)= 90°- ∠A（2分）.
2.对两种范式的界定
所谓“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是指译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主张文本含义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实反映原文本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相关性”一词在后现代的文化学和翻译学研究中都有学者使用，但在翻译领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译领域尚未有人将其用来界定为一种范式。这里所谓“相关性”翻译范式，是指翻译活动超越对文本本义的兴趣，转向关注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意义范围。
3.“以文本为中心”辩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然。
3.1哲学典籍的历史功舷使然
众所周知，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作者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我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中“经学”更是典型的“经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经是从，唯经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说法，“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经学家眼中，圣人的言论可以说句句都是真理，经典中不可能存在谬误，所谓“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同上：433)。为了准确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注解经典的“训传之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学者注解经典的各种“传”、“注”，逐渐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人们认为道之在经，尽列其中。无论是元典还是元典派生出来的经典，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千古传颂，因为这些经典有其固定的意义和营养供人们汲取和吸收。所以，怀着敬畏之心、认认真真地从文本中挖掘精奥义理。如罗钦顺所说，“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无论古代学者是在考证元典的词义还是在阐释义理，无论意在还原原义，还是在发明新意，他们的著作均构成了我们面前的经典，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种典籍的译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典籍，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是这一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结。
2)为了更好地参与文化竞争，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须凸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译出版中国传统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且在不同地区已经产生不容忽视的结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经有文化上的无家可归之感和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情况无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强力挤压下，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结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实质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实际上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保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没。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才能实现多样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现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知道，西方相当一部分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所以，前几年中国哲学界也相当热烈地讨论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看似荒唐可笑，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背后蕴藏着深刻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西方不少哲学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认为发源西方的哲学才是哲学，之外的任何哲学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学。上起黑格尔，下到当代的德里达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而上学体系，充其量算是一种宗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义》中认为中国文化代表历史的幼年时期，仅表现出实体性而尚未进入主体性，换言之，根本尚未进入反省的阶段。他甚至轻蔑地说：“中国民族的性格之特点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资源的伦理、道德、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均远离他们。”(Hegel,1969:174)他虽然未提及哲学，但显然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拥有哲学，因为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现。因为他始终相信“依本义而言的哲学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鸠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衬，只能纳入西方学术框架，用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先进和正确。
4)具有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为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资源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显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要素：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义。西方启蒙运动正是吸收了希腊和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义。中国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尚中贵和、崇尚礼仪、强调秩序的社会和谐等思想均是当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资源。而这些精神均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体现的。更根本的是通过哲学典籍的翻译，使其他群族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主体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主体性。失去这个主体性，思维一旦被西化，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也就无所谓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思维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鉴于此，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性质应该是：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
作为译者，我们的任务则是根据经典的历史功能、特征、性质，还原历史，译出经典的原义，从根本上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这一点，白根到底，我们的翻译活动理所当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
3.2大本的客观意义使然
我们知道，在当代，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其影响来自西方哲学和文化学，尤其是主观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哲学和文化学的“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一个文本并非释放了一个唯一“神圣的”意义，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义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不是作者意图的产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语言符号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释。文本的生命在于阅读，读者的诞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之死”让读者诞生，使读者能进入被作者所禁闭的文本空间，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生产具有参与权，甚至“生命”决定权。他们强调作者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所限定的一个概念。主观阐释学认为，人决不会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物质条件、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为他所有的东西，是自始至终都在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不同的“视域”对应于不同的“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的视域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
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所有解释都取决于具体语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体历史相对性标准所形成并受其制约的，并无所谓可能“如其所是”地认识文本。一切阐释都是生产性的;理解总是“别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实现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中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演绎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
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今文经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基本上符合这种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哲学具有强阐释学的特征。冯友兰先生曾一针见血地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与握有实权的“内阁总理”，来比喻《四书》原著与朱注《四书》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
然而，有一点我们务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阐释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义理性经学，尽管它们采用“相关性”研究范式，尽管西方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中较激进的学者从某种观点出发否定文本含义的相对客观性，但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国义理性阐释经学学者从未否定过元典和早期经典的客观含义，如朱熹等。他们的普遍做法是继承性发展。另一方靣，西方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学者在肯定“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同时，并不否定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他们并不赞成“作者原意”对于理解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观点，不赞成本体论途释学和解构主义把作者和原文本边缘化的观点。美国途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图接续和张扬施莱尔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的认识论诠释学理论。赫施在其途释学的代表作《解释的有效性》in中明确提出了“捍卫作者”的号，重新把追寻“作者意图”和“文本含义”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目标，并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倡导了一种新方法论诠释学。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纽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比较客观准确，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交际翻译较主观，多注意译文读者的反应，甚至用译语文化代替源语文本的文化，即我们平时说的把源语文化归化到译语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无疑，纽马克是正确的。按照本文的观点，语义翻译就是“以文本为中心”，而交际翻译则相当于“相关性”翻译。
如前面所述，中国哲学典籍文本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显然应该是首选。
当然，有“首选”就意味着还有其他选择。犹如说任何译文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忠实一样，如果从各个层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即百分之百忠实的译文也是屈指可数的。况且，时代不同、读者层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传播的策略不同，相关性译文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关性译文，但从经典的性质和功能等特定的层面考虑，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不但是首选，而且是历史的最终选择。
一、引言
“语言习得”理论最初由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 D. Krashen）提出。他指出：成年人发展外语能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习得（acquisition）与学习（learning）。“习得”指的是学习者通过与外界的交际实践，无意识地吸收到该种语言，并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流利、正确地使用该语言。而“学习”是指有意识地研究且以理智的方式来理解某种语言（一般指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的过程。克拉申试图通过习得与学习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些现象。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了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学习过程、学习者差异等方面。本文拟从语言输入、输出及学习者个体差异三方面入手探讨第二语言习得与中学英语教学的关系。
二、语言输入与中学英语教学
明白易懂的语言输入是获得新的语言知识的重要途径。Krashen认为，学习者获得与自己的语言水平大致相等的输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提高语言能力，有助于学习者内部语言加工机制的运行，即，学习者接收的语言应该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才能把输入的语言转变为吸收的语言。这就要求语言输入必须符合一些必要的条件，即要输入经常性的、丰富的、可理解的语言材料。
因此，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应为中学生提供地道的英语材料，标准的语音语调以及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为学习者创建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使真实交际成为可能，同时也使语言学习更富有连续性，以避免受母语的干扰而影响语言习得的效果。
三、语言输出与高中英语教学
Swain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Krashen的语言输入提出了语言输出理论。该研究发现：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接受了多年的法语为目标语的教学后，其法语水平有了极大地提高，但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表达仍停留在中介语的水平。基于该研究，Swain得出结论：可理解性输入在习得过程中很重要，但还不足以使学习者二语水平得到全面发展。要使学习者二语流利又准确，不仅需要可理解性输入，更需要可理解性输出。Swain（1985）指出“单纯的语言输入对语言习得是不够的，学习者应该有机会使用语言，语言的输出对语言习得也有积极意义。”
语言输入能够激活语言习得机制，但语言输出对第二语言习得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输出对第二语言习得能产生多项积极的影响。显而易见的一项功效就是输出能够提高学习者使用目标语的流利程度和准确程度。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应强调学生对语言的输出机制，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听、说、读、写等多种语言技能的输出，以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
四、学习者个体差异与高中英语教学
个体差异着重指出了学习者在认知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强调了学习主体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对认知方式研究中，美国心理学家Witkin于1962年最早提出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的概念。场独立和场依存代表了人们在处理信息方面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场独立者往往依靠自己内部具有的知识框架，倾向于自己独立分析问题。场依存者则往往依靠外部提供的有关信息，倾向于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但是，场独立和场依存对学习者个体来说并不是不变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学习者可以改变自己的风格。因此不能把教学按照单一、孤立模式进行。高中英语教学要能为学生提供大量适合场独立者的学习材料，同时又能提供适合场依存的学习者的学习材料，从而解决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学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教育者逐渐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受重视。不同的学习者，在学习中的行为表现和参与意识各不相同。一般来说，性格开朗、自信、责任心强的学习者比性格内向、缺乏信心的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要好。内向型学习者经常会因为承受能力较差而刻意避免参加教学活动，以免因为犯错而遭到别人嘲笑，进而丧失自信心，长久以来，就会对学习失去兴趣。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各种教学活动，这样做能促进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改变他们的学习态度，培养学习兴趣。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语言学家克拉申（S. D. Krashen）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其相关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出”、“学习者差异”等理论及其对高中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学校和教师要尽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符合第二语言习得语言输入的基本条件，有效地利用身边的教学资源，可以有效的优化二语习得。与此同时，深刻理解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到高中英语教学的实践中去，指导高中英语教学的开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 R74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12-021-01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effe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January 2005 -2010 years in December for treatment of 54 cases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time between onset occurred until th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ltra-early operation groups, time interval ≤7h, 19 cases of early surgical group, interval of 8h-24h, 15 cases of delayed surgery group, time interval ≥24h, On the patient's brain hemorrhage, bleeding and haematoma parts are broken into a computer room, choose surgery patients with surgical methods, there are open-skull hematomas cleared and boneless flap decompression surgery, small bone window open intracranial hematoma removal, single side or double side outdoor drips brain surgery.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sults I and Ⅱ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p0.05, differences of significance stating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early operation, Ⅱ and Ⅲ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compared to p0.05,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delayed surgery. Conclus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s well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for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iming; Modes
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是指经过检查脑出血量大于50ml[1]或者对患者进行格拉斯哥评分小于8分[2]，其死亡率很高，可以高达90%[3]以上。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曾应用不同的手术时机以及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过54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现将其治疗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54例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均通过手术治疗；其中男34例，女20例，年龄为35岁-84岁，平均年龄55.3岁，高血压病史4年-30年。经检查出血部位有：基底节区出血19例，丘脑出血11例，脑叶出血10例，小脑出血9例，单纯脑室出血并铸型5例。根据发病起至手术之间间隔的时间分为三组，超早期手术组患者20例，间隔时间≤7h，早期手术组患者19例，间隔时间为8h-24h，延迟手术组患者15例，间隔时间≥24h，分别为I、Ⅱ、Ⅲ组。组间患者的性别、年龄、出血程度等比较，P≥0.05，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 手术方法 对于幕上血肿大于70ml且瞳孔散大的患者，全身麻醉后进行开颅血肿清除术，并视情况取单侧或双侧大骨瓣减压手术，完全清除血肿或是尽量将大部分血肿清除，在直视下进行彻底止血，最后于血肿壁贴上止血纱布或明胶海绵并放置至少两根引流管(其中一根需置于血肿腔内)；血肿在50ml至70ml之间，瞳孔变化不明显以及小脑出血的患者，采取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手术，小脑手术尽量咬除后颅骨盖，并咬开枕骨大孔约1-2cm;自距离血肿最近脑功能哑区分开脑组织至血肿腔的部位，完全或尽量彻底的清除血肿，并把止血纱布贴在创面，然后在血肿腔内及硬膜下各放置一根引流管；对于脑室铸型患者或脑室出血为主的患者，使用双侧脑室穿刺或单侧脑室穿刺，在置管后可进行轻度负压抽吸，并适当冲洗；术后，若出现再发血肿或血肿引流不畅，可通过引流管注入适量稀释的尿激酶[4]，并将引流管夹闭2-4小时[5]后打开。
1.3 疗效判定 本组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级法：I级：肌力正常，不影响正常生活，可以独立生活；Ⅱ级：轻度偏瘫，可以部分独立生活；Ⅲ级：中-重度偏瘫，在别人的帮助下可以行走；Ⅳ级：只能卧床生活，但意识清除；Ⅴ级：植物状态生存。
1.4 统计学处理 将本次试验所得数据录入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即(x ±s)，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对比采用X2检验。取95%可信区间，当p＜0.05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所有患者术后进行随访，结果：I组患者：I级患者4例(20.0%)，Ⅱ级患者6例(30.0%)，Ⅲ级患者3例(15.0%)，Ⅳ级患者1例(5.0%)，Ⅴ级患者2例(10.0%)，死亡4例(20.0%)；Ⅱ组患者：I级患者3例(15.79%)，Ⅱ级患者3例(15.79%)，Ⅲ级患者5例(26.32%)，Ⅳ级患者1例(5.26%)，Ⅴ级患者4例(21.05%)，死亡3例(15.79%)；Ⅲ组患者：I级患者1(6.67%)，Ⅱ级患者2例(13.33%)，Ⅲ级患者2例(13.33%)，Ⅳ级患者2例(13.33%)，Ⅴ级患者3例(20.00%)，死亡5(33.33%)，I组患者和Ⅱ组患者比，P0.05，差异有显著性，说明超早期手术优于早期手术，Ⅱ组患者和Ⅲ组患者相比，P0.05，差异有显著性，说明早期手术优于延迟手术。
表1 三组不同手术时机脑出血患者术后情况的比较
3 讨论
3.1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对预后的影响 由以上资料得之，超早期手术治疗的预后效果优于早期手术治疗，早期手术治疗优于延迟手术治疗。提示对于重症脑出血患者及早进行外科手术可以降低死亡率。Brott等[6]研究显示，在发病24h内，至少38%的患者血肿增加33%以上，且多数见于发病后3-4h内。国内王忠诚院士结合大量病例研究认为：对条件适合的病例应早期或超早期手术治疗(出血后7h内)。研究证明，脑出血一般在发病后20-30min内形成血肿，多数自行停止，经过6h后周围发生水肿并逐渐加剧[7]。通过研究脑出血早期的病理变化得出：脑组织在受到血肿的压迫后，由最初的海绵样变性到出现坏死、直至形成不可逆性的脑损伤，大约需6h左右。所以出血后7h行血肿清除效果最好。另外，重症高血压患者病死率及致残率与血肿压迫时间呈正相关。血肿压迫时间越长，缺血、缺氧、水肿及炎症介质释放造成的继发性脑损伤越重，导致不可逆性损伤，且中枢性抑制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风险越高。因此，对于高血压脑出血，早期甚至超早期手术，迅速解除血肿对脑组织的压迫，使脑组织复位，从而改善局部血循环，减轻脑组织缺血、缺氧、水肿，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从而减轻继发性脑损伤，对改善此类患者预后至关重要[8-9]。
3.2 脑出血手术方式的选择 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方式多样，可视情况采取不同术式。对于血肿较小，一般情况较好的患者，可行血肿碎吸术或钻孔置管血肿引流加尿激酶溶解术，缺点是减压不充分，不能在直视下止血，而且，使用尿激酶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大，对于血肿较大和脑疝形成的患者不适宜。对于出血位置表浅、血肿量少或年纪较大的患者，可行小骨窗血肿清除术。如果术后颅压高增高，水肿加重，还可扩大骨窗进一步减压。对于位置较深、血肿较大、已有脑疝形成但时间较短(6h)以及小脑出血患者，主张行开颅去骨瓣减压血肿清除术。如果血肿已破入脑室并形成铸型，建议行开颅血肿清除术，若血肿局限于一侧脑室，可行侧脑室引流术。值得注意的是，基层医院因条件及技术有限，切不可盲目追求血肿清除率。特别是位置深在的血肿，基层医院若盲目追求血肿完全清除，往往因光源、器械、技术等问题，造成止血困难或再出血，反而提高了死亡率。所以，就基层医院而言，本人提倡：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尽量早期手术；并采用适当的手术方式、术中尽量清除血肿；若血肿太深、则清除至脑组织塌陷即可,不宜追求血肿完全清除。这样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参考文献
[1] 高晨,周敏慧,刘耀明等.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及预后分析[J].中国康复,2010,25(2):115-117.
[2] 李飞.高血压脑出血外科治疗临床体会[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8):82.
[3] 高晨,周敏慧,刘耀明等.重症高血压脑出血手术治疗时机及方式分析[J].实用医学杂志,2010,26(21):3972-3974.
[4] 王宝华,于国平.不同微创手术治疗重症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比较[J].中国全科医学,2008,11(3):251-252.
[5] 张延庆,颜世清,伦学庆等.重症高血压脑出血超早期手术治疗[J].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98,14(4):237.
[6] Brott T,Brodirick J,Kothari R,et al.Early hemorrhage growth in patients with intracerebtal hemorrhage[J].Stroke,1997,28(1):1-5.
Change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LI Lizhong.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 General Group,Hebi,45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In the hematomal fluid , IL8,IL6,hsCRP and NSE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54 patients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t 1st,3rd,5th,7th and 30 normal controls.Results The level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all the time point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P
随着基础及临床研究的进展,细胞因子及一些炎症介质与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关系备爱人们的关注[12]。本次研究通过对54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清洗液中白细胞介素8(IL8)、IL6、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epecific enolase ,NSE)含量变化,以期探讨其在急性高血压脑出血发病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病例为本院ICU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收住的发病24 h内就诊的初发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54例为观察对象,其中,男30例,女24例,年龄39~78岁,平均(53.2±11.4)岁。所有观察对象诊断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CT或MRI证实,依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3],将患者分为轻(0~15分)、中(16~30分)及重型(31~45分)。入选病例条件[4]:①3个月内无手术史、无外伤史及心脑卒中史;②入院前2周内无感染病史;③无明显的心、肝及肾等主要脏器疾病,无恶性肿瘤及免疫系统疾病;④1个月内未用过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⑤血肿量计算均>30 ml;⑥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同期内选取30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所有患者给予常规降低颅内压、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应用抗生素及营养支持等治疗。发病后6 h内在床边进行颅内血肋穿刺[5]。以生理盐水20 ml经穿刺针反复清洗血肿腔,离心取上清液,保存备测。分别于发病后1、3、5、7 d,以同样方法取上清清液送检。健康人对照组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6 ml,离心,取上清液送检。IL8、IL6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NSE采用放免法测定。hsCRP检测采用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系统,以放射免疫比浊法检测。
1.3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NIHSS)标准,分别在治疗后第1、7、14、30天进行评分,并与同期住院保守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观察组45例)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多个样本分析采用F检测;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液IL8、IL6、NSE和hsCRP检测结果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血肿液IL8、IL6、TNFα和hsCRP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NIHSS评分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NIHSS评分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后第7 d评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疗效评定 根据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指数,BI)评分,不同病情程度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高血压脑出血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临床疗效不同,病情越重,疗效越差。轻型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BI与中型和重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内科重症之一,其发病率、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血压脑出血的病灶周围组织损伤的主要因素研究较多[5,6]。临床及动物实验证实,脑出血后存在炎症性反应,炎症性反应是激活急性脑出血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7]。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的神经元、星形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均可产生炎症因子。脑出血后血液成份如凝血酶、铁和亚铁血红蛋白等可引起细胞因子释放。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急性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不同时点的血肿液中的IL8、IL6、hsCRP和NSE水平均明显增高,第3～5天高峰,第7天仍处于较高水平。提示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与急性脑出血密切相关,是脑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还表明,IL8、IL6、hsCRP和NSE水平与脑出血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间有相关关系,即病情越重,NIHSS评分越高,IL8、IL6、hsCRP和NSE水平亦越高。利用颅内血肿穿刺碎吸术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进行治疗,同时连续观察血肿清洗液IL8、IL6、hsCRP和NSE水平的动态变化,较血清和脑脊液及血肿周围组织更能反映脑出血后出血灶中炎症细胞因子的实际变化[4]。
本次研究表明,脑出血急性期患者血肿清洗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水平,与NIHSS评分和BI指数相结合,对于评定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判断预后有指导意义。文献资料表明[4],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病情越重,其第3天 IL8、IL6、hsCRP和NSE水平越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不同程度的脑出血患者的预后也有明显差异,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液及血肿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参与脑组织损伤,其可能机制[4,8]:①脑出血的急性期,血液、血红蛋白及其分解产物进入脑组织内,引起炎症反应,刺激脑组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引起血肿液内细胞因子表达,化学趋化因子增加,使病灶区域聚集大量炎性细胞,局部炎症反应加强,加重脑组织水肿及神经细胞的坏死和凋亡。②脑出血后相继产生的细胞因子,化学因子可能具有神经毒性,促进细胞死亡,使血脑障碍破坏,通透性增加,引起脑水肿。③脑出血后脑组织细胞损伤、坏死,产生大量抗原,刺激免疫系统,导致炎症细胞浸润和激活,引起强烈的炎性和免疫反应,使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补激活,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同时脑出血损伤的星形细胞、小胶质细胞和内皮细胞也补激活而合成细胞因子如IL6,可使血肿内细胞因子增高,IL8和IL6对单核细胞有趋化作用,引起脑血肿周围单核细胞增加,加重血肿周围的炎症反应。
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存在炎性因子的过度表达,这些结果表明炎症因素参与了急性脑出血的全过程,血清中炎性因子水平的高低和病情严重程度有关;高血压是脑出血的最危险因素之一,同时高血压本身也是一种促炎状态,可以通过上调一些炎性因子,如本文所涉及到的和其他炎性介质,如白细胞黏附因子、热休克蛋白、内皮素菜、血管紧张素等来发挥促炎作用。IL6是急性期蛋白的最强烈刺激因子,也是参与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多功能的促炎细胞因子,它可使VSMC和成纤维细胞增殖,导致产生大量敌国小板源生长因子,使血管阻力增加;它还具有较强的血小板活化因子的特性,激活血小板促进血小板积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IL6还可诱导纤维蛋白原启动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症部位纤维母细胞增生,胶原沉积;可刺激基质降解酶的合成,侵蚀斑块内的基质,导致不稳定的斑块破裂。IL8使中性粒细胞活化,通过增加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和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促进中性粒细胞跨内皮迁移于出血的脑组织周围,并激发细胞毒性,引起脑组织的代谢改变,内皮功能障碍,微血管损伤,IL8水平增加不仅代表炎症细胞活化功能状态,而且是潜在的凝血因子激活的标志。NSE是已经发现五种烯醇化酶同工酶中的γγ亚型,它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故命名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血清NSE水平与脑外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9]。NES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特异性反映神经元损伤的量化指标。
本研究结果提示,IL8、IL6、hsCRP和NSE参与了高血压脑出血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炎性因子升高可能是反映了脑出血的炎症反应,随后可能反映脑细胞坏死的愈合的反应。高血压脑出血后炎性因子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关。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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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1.1研究对象
河南省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赛艇队及南阳中学赛艇联盟赛艇队。
1.2研究方法
观察法、实践法、分析法及经验总结法。
二、赛艇测功仪在初学训练者中的应用
2.1赛艇初学训练者在测功仪上的基本动作要领
作为赛艇项目的初学者，一定要正确掌握的赛艇测功仪基本动作要领。它的技术动作包括下面几个阶段：①抓握阶段，手握在靠近飞轮的位置，在身体前侧最远的地方，手臂放松伸直，前臂，手腕和双手在一条直线上，在开始划动前，你不得不卷起整个身体，准备开始。小腿胫骨尽量垂直于地面，大腿尽量贴近身体，保持一个舒服的姿势。②划动阶段，动作从抓握阶段过度到最近的位置，双腿发力推动身体，并且上身保持抓握阶段角度不变，双腿继续推进身体，手臂保持伸直，手臂拉手把过膝盖，然后快速用力把手把拉至靠近胸部的位置，直至动作完成，腿伸直（膝盖不锁定），前臂水平。③完成阶段，身体微微后仰，腿伸直，屈臂，手拉手把至身体胃部，前臂手腕在一条水平线上；④复原阶段，伸展手臂，手臂放松并全部伸直，身体开始慢慢的向前还原身体，直到小腿胫骨垂直地面。大腿尽量贴近身体。手臂放松伸直，前臂、手腕和双手在一条直线上，作好下一次的拉动的准备。
2.2赛艇初学者运用赛艇测功仪进行技术动作分解训练
为了使初学者能更快的掌握赛艇技术，我们运用测功仪把赛艇的基本动作进行分解训练，让他们熟悉整个动作的正确顺序步骤组成以及每个动作的正确定位。
2.2.1坐姿出手拉
手握着把手平拉在胸以下，手臂支撑，不要架肩，大腿蹬直，做直臂拉训练，每组100次3组，为了完整训练打基础，以免后期动作变形。
坐姿不要塌腰也不要挺胸，保持正常脊柱排列就可以，不要太用力的握把手，只要保持足够的握力避免把手脱落就好，握得太紧会带来手掌磨损、前臂酸痛以及掌心出汗等问题。
2.2.2屈髋回原
赛艇是一项全身肌肉都参与的运动，不管你的上下肢有多么强壮，你的稳定核心和动力核心都需要支撑，在整个动作中，髋的启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在做赛艇训练，没有很好的屈髋回原，你的力是散的，并且发力的时候会松腰，长期下来会出现腰肌劳损或者腰间盘突出。
回原是赛艇运动员的专业名词，其实就是屈髋，想象一下我们做直腿硬拉的那种感觉，你的整个身体保持一致，由髋关节做一个屈髋动作，测功仪也是一样，所以赛艇运动员的力量训练，必不可少的就是硬拉。高效划船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走髋带动滑座往前走，而不是滑座先跑。每组100次三组。
2.2.3收滑座
关于滑座的启动，一定不是滑座带动身体先走。做完屈髋练习，身体保持屈髋动作，手臂伸直，肩放松，脊柱排列依旧保持一条线，身体带动滑座往前收，滑座往前收到最好发力的位置，在往前收的过程中，有的人小腿肌肉会很紧张，踝关节韧带太差，需要提前做泡沫抽的松解训练，不然滑座收不上去，再收滑座的时候，双腿不要内扣也不要外八，保持双腿做下蹲的感觉，双脚和腿的位置在一条线上，把力放在足弓上，发力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赛艇运动员除了硬拉，更多的训练就是深蹲。
2.2.4蹬腿屈臂拉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当你出手回原走滑座练好之后，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发力，做蹬腿训练，其实开始就结束，结束就是开始，收滑座的这个过程就是发力蹬腿的过程，所以你的收滑座过程就决定了你的发力好不好，发力肩背固定好，不要背先往后靠了，发力是一个整体，还是同样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让滑座带着身体跑，一直都在强调这个问题，力从足弓到蹬腿，背靠，直臂拉一定是完整的一步到位。
三、赛艇测功仪动作中常见的错误及解决办法
3.1上半身收滑座收到位的时候，背先发力，而不是一步到位的蹬腿背靠屈臂。为了避免错误发生，应告诉运动员一定要在发力的时候固定好身体。
3.2拉桨开始，屁股往后顶，先溜动滑座。
应该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很重要，再向后的滑动中背部角度应该保持不变，始终需要用腿驱动。可以让错误者在训练中做一些杠铃硬拉动作，想一想硬拉时候的身体感觉。
3.3在腿部驱动的过程中，过早的弯曲手臂向后拉。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手臂伸直，记住腿部更占主动，而不是手臂。
脑出血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尤其是重症病人30 d内死亡率高达30%～40%，预后极差[1]。本文通过对田黄冲剂组和常规治疗组患者脑血肿、脑水肿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变化的观察，来评价田黄冲剂的临床疗效，并探讨田黄冲剂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疗效机理。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入选病例为2007-09～2009-05就诊于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的自发性脑出血患者60例，男性38例，女性22例;年龄42～70岁，平均(51.6±7.2)岁;其中基底结区出血37例，脑叶出血18例，脑干出血5例;均为发病24 h以内者。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临床表现、体征、出血量及合并症等方面，无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选标准脑出血参照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全部以CT确诊[2]。且除外合并急慢性炎症、肿瘤、凝血功能障碍、混合性卒中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疗或手术者。
1.3分组治疗方法60例患者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30例)和田黄冲剂组(30例)。两组患者均采用脱水(选用天津百特医疗药品有限公司生产的20%甘露醇，依颅高压程度给予150～250 ml，每6～12 h静脉滴注1次，连用3～7 d;若出血量
1.4指标测定
1.4.1脑血肿及水肿体积测定分别于发病当天、第3，7，14天对入组患者行头颅CT扫描，计算脑血肿及脑水肿体积。脑血肿体积〔出血量(ml)〕=π/6×长(cm)×宽(cm)×高(cm);脑水肿体积(ml)=水肿带体积-血肿体积(血肿及水肿带体积的测定均按多田氏公式[3]计算)。
1.4.2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所有入选患者在入院当天和发病后第3，7 ，14，28天进行脑卒中量表(NIHSS)评分[4]，评估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情况。
1.5统计学方法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s表示，采用SPSS 12.0统计软件;两个独立样本的比较用t检验。P
2结果
根据头颅CT结果计算，无论是两组间比较，还是同组不同时段比较，患者脑水肿体积与其血肿体积成正相关，均在第3天出现高峰。田黄冲剂组患者的脑血肿、脑水肿在第7天明显减轻(常规治疗组高峰延迟到第7天)，而常规治疗组患者脑血肿、 脑水肿在第14天才有明显减轻;说明田黄冲剂组患者脑血肿和脑水肿的吸收优于常规治疗组。见表1～2。
2.1ICH患者脑血肿体积情况在发病3天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体积达到高峰， 在发病7，14 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均逐渐减轻。在血肿达到高峰后，各时段田黄冲剂组脑血肿体积均较常规治疗组减少。结果见表1。表1常规治疗组及田黄冲剂组患者脑血肿体积比较
2.2ICH患者脑水肿体积情况在发病3d时，田黄冲剂组患者脑水肿体积达到高峰， 在发病7，14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水肿均逐渐减轻。常规治疗组患者脑水肿体积在第7天达到高峰后逐渐减轻。除发病3天其余各时段田黄冲剂组脑血肿体积均较常规治疗组减少。结果见表2。表2常规治疗组及田黄冲剂组患者脑水肿体积比较
2.3ICH患者NIHSS评分情况见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分析，患者的NIHSS评分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在发病第3天达到高峰，随着药物治疗病情转归而下降，呈逐渐递减降低的趋势。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的改善在第7天开始，并于第14天田黄冲剂组显示出了优势;到第28天其疗效田黄冲剂组仍然优于常规治疗组。结果见表3。表3常规治疗组及田黄冲剂组患者NIHSS评分
3讨论
脑出血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来自两方面:一是不同部位的出血压迫周围脑组织，另一方面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后引起水肿，破坏脑组织引起功能缺失。对于脑出血的治疗主要在于促进血肿吸收、抑制水肿形成及减少神经功能的缺损。急性期脑出血传统的内科治疗以脱水降颅压、调节血压、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治疗为主[1]。脑水肿是急性脑血管病的共同病理过程，早期主要是细胞毒性水肿，后期则为血管源性水肿，水肿的形成又可加重循环障碍及缺血损伤，扩大缺血范围，并最终导致脑疝形成，因此，阻止和消除脑水肿是治疗急性脑血管病的关键[5~10]。中药三七具有活血化瘀、化瘀而不伤正气的药效，三七用于治疗血管性疾病，历史悠久。《本草纲目》中记载，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具有活血、祛淤、消肿、止痛等功效，且活血化瘀、化瘀而不伤正气，临床应用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用于脑血管病的治疗取得较好的疗效，并且自三七中分离到的三七素，其止血作用优于止血环酸;其三七总皂苷不但具有保护脑细胞、减轻脑水肿的作用，还具有解痉镇痛作用[11，12];大黄苦寒降泄，能泄火止血，制后收敛止血力更强，其主要有效成分大黄素、大黄酚和α-儿茶素能提高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力，从而加速止血[13];以大黄为主治疗出血性中风痰热腑实证及其并发的上消化道出血、高热已成为临床常用方法之一，作为通腑法的必用药，合理应用大黄对病情的愈后有重要意义。本课题将联合应用田七大黄，以使加强田七保护脑细胞，减轻脑水肿及解痉镇痛作用，配合大黄化痰通腑泄热，釜底抽薪，解除风火上旋之势，使邪有出路，从而达到解毒开窍、通腑泄热、熄风化痰、活血通络之效。
本研究发现，在发病初期， 常规西医常规治疗及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脑血肿体积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但两组间血肿无明显差异;在发病3 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体积达到高峰，且均值较前加重，且田黄冲剂组与入院时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出现继发出血现象的患者较常规治疗组多;在发病7d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均较前减轻，田黄冲剂组与第3天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对脑血肿吸收的治疗效果好于常规治疗组;在发病14天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血肿均减轻，血肿均明显小于发病第3天。在各时段进行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我们发现在脑血肿达到高峰后应用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血肿体积均在各时间段低于常规治疗的患者，同样说明田黄冲剂具有减轻脑血肿的作用。
脑水肿的的趋势同脑血肿基本相同，在发病初期， 常规西医常规治疗及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脑水肿体积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但两组间水肿无明显差异;在发病3 d时，田黄组患者脑水肿体积达到高峰，且均值较前加重，且与入院时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出现继发出水现象的患者较常规治疗组多;在发病7d时， 常规治疗组患者脑水肿体积达到高峰，且均值较前加重，田黄冲剂组患者脑水肿均较前减轻，田黄冲剂组与第3天比较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常规治疗组与入院时比较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反映了田黄冲剂组对脑水肿吸收的治疗效果好于常规治疗组;在发病14天时，各个治疗组患者脑水肿均减轻，水肿均明显小于发病第3天。在各时段进行组间比较发病1，3 d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发病第7天及14天两组间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说明田黄冲剂可能通过减轻脑水肿的起到治疗作用。
对不同时间段的NIHSS评分进行比较，发现常规西医常规治疗及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NIHSS评分在发病初期都显著升高，在发病第3天达到高峰，随着药物治疗病情转归而下降，呈逐渐递减降低的趋势。通过各组间比较我们发现，只有第28天的时候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田黄冲剂在对病人的功能康复的治疗上具有远期疗效，虽然其它各时段治疗组间及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我们发现田黄冲剂加常规治疗患者的临床功能恢复要好于常规治疗组且NIHSS评分也低于常规治疗的患者，说明田黄冲剂同样有助于改善脑出血患者的早期神经功能功能康复。在同组各时段的比较我们发现常规治疗组与田黄冲剂组具有同样的趋势，即在发病第3天时神经功能损伤达到高峰，随后逐渐好转。田黄冲剂组在发病第14天时与高峰比较都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常规治疗组在发病第14天时与高峰比较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可以说明田黄冲剂在第14天时的治疗效果，因此我们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临床疗效，挖掘数据，扩大样本量，采用更多更准确评价体系评价患者临床功能及生活质量康复状况以明确疗效。
总之，本研究表明，田黄冲剂对急性脑出血早期预防血肿及水肿扩大，有明显的疗效，对比常规治疗脑出血早期血肿及水肿扩大发生率明显降低，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结合前期研究表明田黄冲剂与常规西药比较具有更好的改善症状作用[14] 。因此，田黄冲剂对急性脑出血早期抑制血肿扩大、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指导临床治疗该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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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见流行性疾病，现我国发病率仍很高[1-2]。出血热的症状主要为发热、出血及器官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极易造成后遗症，影响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3-4]。该疾病发病急、愈后差，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出血热的主要发病机制为DIC以及自身免疫损伤[5-6]。故能有效延长凝血时间的PSS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有望提高该疾病的治疗效果。现即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选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来院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著，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疗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龄19～60岁，平均年龄（46.35±5.45）岁。纳入标准：①未应用过影响血凝相的药物；②没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排除标准为：①年龄大于60岁者；②不愿配合实验者。将该100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其自身情况，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①对照组：该组患者接受常规出血热对症治疗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类：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剂的治疗。②实验组：该组患者在接受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还接受PSS治疗。治疗方法：静脉滴注，1 次/d，300 ng/次，连续应用3 d。
1.3判定标准 将两组患者双链酶（SK-SD）皮内实验结果及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比。
1.4统计学检验 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以及t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皮肤实验情况 对照组患者皮肤实验正常率为14.0%，实验组为36.0%。经分析，具统计学意义（χ2=12.91，P
2.2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测定情况 对照组患者血中IgG含量为（1361.8±42.4）mg%，实验组为（1009.9±50.3）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A含量为（224.6±60.7）mg%，实验组为（180.6±20.5）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M含量为（171.8±22.4）mg%，实验组为（139.9±22.3）mg%。经分析，均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流行性出血热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疾病，且在我国时常发生。该疾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出血、发热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肾衰竭为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该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损伤，故其极易给患者造成多种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流行性出血热属于自然疫源性传染性疾病，传染源主要为鼠。根据老鼠种类以及地区内鼠的种类的分布情况，该疾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家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2～5月；野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11～次年1月[7-8]。出血热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分别为：虫媒传播、消化道传播以及呼吸道传播等[9-10]。该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进一步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药物及手段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过程中，DIC与免疫反应发挥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肾损伤。PSS是从褐藻中提取后人工处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响血小板的情况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从而有效缓解出血热中的DIC，改善出血情况。免疫抑制剂则能有效抑制患者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降低免疫细胞及相应的免疫因子对机体的自身免疫损伤。DIC与免疫抑制剂结合应用，能有效缓解患者出血、发热及相应的器官损伤。
现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特选取100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时改善皮内实验，延长凝血时间。该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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