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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学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费雷格学派主张：“数学是逻辑学的一个分支”；布尔学派则认为：“逻辑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1]220。不争的事实则是：逻辑学与数学不能相互剥离，它们“血脉相连”、“生命相依”，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220。从逻辑学和数学双重视域来看，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可以说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其高度抽象性和形式化特征决定了它像数学一样具有广泛的应用性。现代逻辑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对逻辑进行哲学反思。
逻辑哲学就是对逻辑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而数学哲学是数学的基础，“是研究数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其他问题的知识体系”，数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最后都会涉及到数学与逻辑的关系[2]15。虽然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在研究的论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逻辑(尤其是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与数学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纯形式化特征、高度抽象性、极端精确性和严格性、广泛的应用性[2]15-16。这些共同特征以及数学和逻辑学常常具有一批共同或类似的课题，决定了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逻辑的哲学思考，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数学的哲学思考。就像逻辑学与数学不能相互剥离一样，逻辑哲学和数学哲学其实也是很难剥离开来的。
20世纪以来，结构主义在数学哲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么结构主义是否在逻辑学中也有所反映呢？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结构主义的四大学派及其基本观点
19世纪，在微积分的算术化和集合论的建立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数学基础的三大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哲学唯一合法的研究领域是逻辑学，数学哲学则是研究数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学和逻辑语义学[3]9。
20世纪初，哥德尔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说明，逻辑分析以存在建构自身作为参照，不然则会陷入无穷回归；而逻辑分析则是在集合论语言的基础上建构数学存在，这些观点蕴含了结构主义的思想[3]9。20世纪60年代，奎因认为，约束逻辑变元的取值其实就是存在，哲学本体论可以通过语言加以研究，利用语言可以研究存在，结构主义因而进行了数学哲学的范式转换。关系与其所依附的所有个体共同组成结构。根据结构所依附的个体的不同类型来看，数学结构主义主要包括四大学派：集合论结构主义[4]184-211[5]、先物(anterem)结构主义[4]188-198、范畴论结构主义[6][7]、模态结构主义[8]。
集合论结构主义使用模型论中熟知的方式，来描述数学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模态结构主义，不是通过对结构或位置进行字面上的量化，而是通过借助于适当的关系和定义域的(二阶)逻辑可能性，来满足经典公理系统的隐含定义条件[4]185。先物结构主义则主张：利用结构中的位置可以定义数学对象，数学对象的指称则要求结构与能够例示它们的任何系统是相互独立[9]；数学公式能够由相干公式来描述，而且这些相干公式能够由实际存在的先物结构来满足[10]。范畴论结构主义本质上是通过一系列结构保持映射，为数学结构提供系统概念，从而为数学作出哲学解释[7]。夏皮诺(Shapiro)认为，虽然这些学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不论是从主流数学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某种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来看，这几大学派其实是等价的。例如：处理哲学问题的一种方法与处理这种问题的其他方法，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可以通过系统间的自然转换来表达[4]184。这些学派通过语言的途径，把数学哲学引向了对意义和真理的探讨以及对数学对象的存在建构[3]10。
结构主义对数学存在的语言建构是建立在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这三大学派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三大学派认为：结构主义可以利用语言框架来建构数学对象，这一点在模态结构主义和集合论结构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使得结构主义的本体论建构与作为数学基础的逻辑研究之间能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从而为逻辑学与本体论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3]12。范畴论结构主义挣脱了逻辑语言的束缚，创立了崭新的本体论语言，在把语言纳入存在的内涵的同时，还把存在上升到了语言的境界，并通过集合论与逻辑语言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使得存在建构能够像逻辑建构那样成为严密的科学[3]13。
二现代逻辑学具有结构主义特征
形式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一种数学哲学思潮，它是极端唯名论在数学中的具体体现。而形式化则是现代逻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形式化过程一般包括：进行预备性研究、构造形式系统并对其进行解释、关于形式系统的元逻辑研究这几大步骤[2]124-130。具体地说，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的现代逻辑学形式系统，一般都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给出一个没有歧义的形式语言，目的是规定哪些符号串是所研究的形式系统的合式公式；其次，给出这一形式语言的语义解释，这需要利用赋值给出合式公式有效性定义；然后，给出这一形式系统的公理和推理规则；再次，根据这一形式系统的语言、语义、公理和推理规则，寻找相关定理；最后，研究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性、可判定性和复杂性等等。
哲学本体论是研究隐藏在真实世界背后存在的最高本质，即对本体、属性和关系进行哲学思考。因此，现代逻辑学本体论的现实原型就是现实世界的本体、属性和关系。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不论是计算机科学、应用数学，还是逻辑学，一般都遵循着相同的研究思想——结构主义的研究思想：重要的不是个体对象、集合，而是所研究对象的结构以及结构之间的关系。正如高斯所说：“数学是关于关系的科学，从关系中可以抽象出任何概念。”彭加勒也认为，“数学家不是研究对象，而是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11]1-34。计算科学的基本特征就是研究对象的构造性的数学特征，并利用定义和解释，在对现实中的对象进行抽象和模型化的基础上，给出相关定理的证明[12]89。
从19世纪末以来发展起来的数理逻辑、模态逻辑、动态逻辑(包括命题动态逻辑、量化动态逻辑)、认知逻辑、广义量词理论、类型逻辑语法、范畴类型逻辑等逻辑分支，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即对象的结构化的总体特征常常靠利用公理化方法、对象间的映射与同构来加以研究。从20世纪以来，作为数学哲学的结构主义，就已经成为研究逻辑学的主导方法，在模态逻辑、命题动态逻辑、广义量词理论和范畴类型逻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总体上看，结构主义的特征在逻辑学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正是这一结构主义特征激发了逻辑学界、科学哲学界等对结构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
笔者认为：不论数学结构主义有多少种学派，也不论各学派之间有何分歧，逻辑学，尤其是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几乎都或隐或显地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形式化的现代逻辑学主要是描述各自论域中的各种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而不必考虑具体对象的内在的品质，不同的逻辑对象可以由其相应结构的性质或结构之间的基本关系来表示。
比如：模态逻辑充分考虑了含有“可能”和“必然”的模态语句的这一命题结构，引入了“可能”和(或)“必然”模态词，对传统的一阶逻辑进行扩展而得到的。因为预设的公理和推理规则不同，而得到的模态系统也不同，对这些模态系统的框架进行解释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认知逻辑则是模态逻辑的改版，即：把模态逻辑中的必然算子，解释成相信算子或知道算子等而得到的。虽然各个逻辑系统千差万别，但是，各个系统所给出的句法和语义，以及随之而定义的框架与模型和在此基础上对可靠性和完全性、可判定以及复杂性的探讨等等，都或隐或显地彰显了结构主义的特征。
由于很多数学都研究抽象的结构，因此，数学结构主义在数学哲学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根据数学结构主义的观点，数学理论描述各自论域中的结构的性质，而不必考虑所讨论对象的内在品质[13]。狄德金主张把数学结构作为以集合、运算和关系的系统的基础，并认为同构概念与结构的类型紧密相关[3]10。为了准确清晰地表述“结构”或“结构映射”的概念，数学只有利用集合论，或者只有利用作为结合论的一个分支的模型论，才能够准确表征结构、结构映射等概念。因此，集合论就成为结构主义重建数学的语言基础，成为结构主义表述各种数学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语言。作为现代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广义量词理论，集合论语言是其基本语言，因此，广义量词理论也采用了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下面，笔者将以广义量词理论为例，来考察结构主义在现代逻辑学中的具体体现。
三结构主义在现代逻辑学中的具体实例
广义量词理论是揭示广义量词的普遍语义性质和推理特征的自然语言逻辑理论。集合论视域下的广义量词是通过对自然语言中的名词短语或其限定词进行语义解释后而得到的。即：广义量词对应于所有名词短语或其限定词的指称。一阶逻辑的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也是广义量词。可见，广义量词理论是在一阶逻辑和集合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是建立在标准模型论的基础之上，广义量词的量化论域是由个体组成的集合，真值的模型论概念则是利用非逻辑符号的解释和量化论域来加以表述的[14]40-41。广义量词理论以集合论语言作为其基本语言，而集合论语言是结构主义表述各种数学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语言，因此，广义量词理论在诸多方面都体现了数学结构主义的思想。
(一)广义量词的同构闭包性彰显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1957年，莫斯托维斯基(Mostowski)为〈1〉类型广义量词附加了这样条件：不允许我们对论域中的元素加以区分。1966年，林登斯托姆(Lindström)把这一条件推广到更为普遍的情况，而且这一条件得到了逻辑学家的公认。这一条件被称为同构闭包(isomorphismclosure)，即：在逻辑中，只有结构才是重要的，个体对象、集合本身并不重要。这一思想与数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想不谋而合。用逻辑的术语来表述同构闭包的思想就是：如果一个逻辑语言中的语句在一个模型中为真，那么该语句在所有的同构模型中为真。即：逻辑是主题中立的[14]95。如果逻辑是独立于主题事物，那么逻辑常元将在论域间的任意双射下都是不变的，或者更弱一点地说，逻辑常元在论域的任意置换下是不变的[14]324-325。比如：假设把“学生”一一映射成“狗狗”，把“面包”一一映射成“骨头”，把“在吃”一一映射成“在啃”，那么，如果“每个学生最少吃三块面包”在一个模型中为真，那么“每个狗狗最少啃三块骨头”肯定在其同构模型中也为真。这说明，“每个”和“最少三(块)”具有同构闭包性。可见，逻辑学对所有对象都同等对待，逻辑性质不但在严格变换下是不变的，而且在所有双射下也是不变的[14]325。
同构闭包不仅仅局限于量词。比如，命题联结词也不关注主题事物：合取词可以统一运用于两个语句或两个集合或两个别的对象，而不考虑这两个对象的具体内容，仅仅考虑这两个对象的结构。这说明，同构闭包表达的思想与结构主义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对于自然语言量化而言，同构闭包具有重要的意义。莫斯托维斯、林登斯托姆、塔斯基和范本特姆都认为，满足同构闭包性是满足逻辑性的必要条件[14]327-328。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在实践中提出的所有形式语言都具有这样的性质：真在同构下得以保持，在系统中使用的所有算子以及由这些算子定义的别的所有算子，都满足同构闭包性[14]328。
(二)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从语法的视角看，一个广义量词是一个变元约束算子，此算子把每个定义域与其任意子集间的一个二元关系联系起来。从语义的视角看，一个广义量词是一个映射，此映射通过表征广义量词的论元集合的性质或论元集合之间的关系，来揭示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15]。例如：每个亚氏量词(即：all、some、no、notall这四个特殊的广义量词)实际上表示的是个体的集合之间的一个特殊的二元关系。比如：在“所有学生都去操场了”中，令论域中所有学生组成的集合用S表示，论域中所有去操场的个体组成的集合用P表示，这一语句就可以表示为all(S，P)这一三分结构，其真值定义all(S，P)⟺S⊆P的意思是，集合S是包含在集合P中，即：论域中，所有学生组成的集合包含在所有去操场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广义量词理论很好地诠释了数学结构主义的内涵。比如：all(S，P)这一三分结构还可以表示“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狗狗都要睡觉”、“所有的大米都吃完了”等等，这里的“学生”“人”、“狗狗”“大米”等对象所组成的集合S，以及这些对象分别与“去操场了”、“要死的”、“要睡觉”和“吃完了”等对象所组成的集合P，这些具体对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语句都可以用all(S，P)这一三分结构来加以统摄。其真值条件就是，当S⊆P(即S包含于P时)时，all(S，P)就为真。
(三)广义量词理论对单调性的处理也展示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广义量词的单调性是广义量词最为重要的语义性质。例如：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真完成了作业。⟹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完成了作业。令S表示论域中所有学生组成的集合，P表示论域中认真完成作业的个体组成的集合，P′表示论域中完成作业的个体组成的集合。“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认真完成了作业”可表示成atleast2/3(S，P)这样的三分结构，“至少三分之二的学生完成了作业”可表示成atleast2/3(S，P)这样的三分结构。这一单调性推理可形式化为atleast2/3(S，P)⟹atleast2/3(S，P′)，由于P⊆P′，由P到P′，集合在增大，因此，这一推理体现了“至少三分之二的”这一广义量词的右单调递增的性质。而P⊆P′可以理解为，所有的P都是P′，这可表示成all(P，P′)。具体地说，就是：所有认真完成了作业的个体都是完成了作业的个体。这一单调性推理其实是省略了all(P，P′)这一前提的广义三段论推理，其形式化结构为：atleast2/3(S，P)∧all(P，P′)⟹atleast2/3(S，P′)。事实上，所有关于广义量词的单调性推理，都是省略了一个暗含前提的广义三段论推理。
可见，广义量词理论对单调性的处理所使用的基本语言也是集合论语言，这一语言也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语言，因而体现了结构主义的思想。1984年范本特姆提出的利用数字三角形方法，来表征具有驻留性、扩展性和同构闭包性的〈1〉类型和〈1，1〉类型广义量词的单调性，其背后也暗含了浓烈的结构主义思想。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论述。
(四)基于广义量词理论的广义三段论推理蕴涵了结构主义的思想
正如一阶逻辑的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是广义量词的特例一样，亚氏三段论也是广义三段论的特例。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很长时期内，对亚氏三段论的有效性的研究，几乎都是采用的是非形式化的方法。自从有了广义量词理论后，对包括亚氏三段论在内的广义三段论的研究，就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表示和有效性的证明[1]155-202。而且利用广义量词理论，不仅可以对24个有效的亚氏三段论进行形式化，而且还可以对其进行公理化[16]。这种形式化的逻辑研究方法不仅拓展了逻辑研究的范围、提升了逻辑学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计算机科学中的知识表示、知识推理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
广义量词理论完成以上这些任务主要还是利用了集合论语言，彰显了结构主义的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充分利用了“含有〈1，1〉类型的广义量词Q的量化语句具有Q(S，P)这样的三分结构”这一知识。〈1，1〉类型的广义量词揭示的是所涉及的左论元所组成的集合与其右论元所组成的集合之间的二元关系。〈1〉类型的广义量词揭示的是所涉及的论元所组成的集合的性质。由于自然语言中的广义量词绝大多数都是〈1〉类型和〈1，1〉类型的广义量词，而且对〈1〉类型的广义量词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对其〈1，1〉类型的亲缘广义量词的研究[1]46。因此，利用这一结构主义思想，就可以对自然语言中绝大部分广义三段论进行形式化和有效性的证明。简言之，这一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强普适性。
例如：“所有渴望暴富的人都是浮躁之人。大多数人都是渴望暴富的人。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浮躁之人。”其中的“大多数的”对应的是〈1，1〉类型的广义量词。令论域中所有人组成的集合用S表示，论域中浮躁之人组成的集合用P表示，论域中渴望暴富的人组成的集合用M表示。利用结构主义的形式化表示方法，这一广义三段论，可以形式化为：all(M，P)∧most(S，M)⟹most(S，P)。利用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就可证明这一广义三段论的有效性。证明：假设all(M，P)与most(S，M)这两个条件均成立。根据all和most的真值定义可知：all(M，P)⟺M⊆P，且most(S，M)⟺|S∩M|≥|0.55|S|，因此，|S∩P|≥0.55|S|。再根据most的真值定义“most(S，P)⟺|S∩P|≥0.55|S|”可知：most(S，P)成立。证毕。对亚氏三段论和其他广义三段论的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证明均可以类似处理。可见，利用结构主义的形式化研究方法，可以简洁明了地对包括亚氏三段论在内的广义三段论进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证明。
笔者多年的研究表明：这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普适性非常强。因为不论是自然语言中无处不在的广义量词的单调性推理，还是亚氏三段论推理，抑或是广义三段论推理，以及建基于这三种推理之上的语篇推理，都可以使用这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证明。
(一)结构的含义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席卷了全世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社会思潮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一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程度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它对社会的发展起着特殊作用。要了解结构主义，首先得从“结构”这一概念人手。科学上所用的“结构”一词，指的是事物的构成方式。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同成分组成一个整体，都具有某种结构。分析一个事物的结构，有助于发现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律，所以科学研究常常使用“结构”这一概念。其实，结构主义思潮或方法论中的“结构”起源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语言学基本概念“系统”。索绪尔提出的“系统”概念就是语言学家们公认的结构，它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新时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同时也开创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时代。
(二)结构主义的特征
人们常说，要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形式繁多，没有一个公分母，而且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越来越不同。不过，如果把在当代各种科学中和越来越时髦的流行讨论中的结构主义所具有的不同涵义加以比较，似乎还是有可能来做一次综合的尝试的。虽然结构主义者们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有不少共同特征。(1)把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简化为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结构主义者们一般都认为，所有社会现象在形式上都和语言相似，都应该用语言学中的方法原则和概念去进行研究并发现其结构。(2)把一切还原为二元对立。结构主义者们相信，结构是由一个系统内部各因素间的关系构成的；深层结构不可见，但组成结构的关系却是可见的；深层结构投射在事物上表现出来的关系就是二元对立关系。(3)用模式接近结构。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事物的结构，即事物的整体及其内在联系，是以人的理智建立的模式去接近、去理解的。这不同于人们常用的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到理论的认知方式。(4)强调结构的整体性，认定整体优先部分。结构系统中的“关系”决定各成分的性质和作用。(5)强调共时态重于历时态。(6)把社会历史的中心从“个人”或“自我”转移到“结构”上来，即采用“主体移心化”。
二、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起源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结构主义思潮的开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索绪尔不仅在为历史语言学的探索和传播作贡献，而且在酝酿着一整套新的语言理论，这就是后来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理论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潮有着密切联系的，尤其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是分不开的。当时有三位学者对索绪尔理论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
第一位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克海姆。他创建了一套新的理论，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他给“社会事实”下了定义，把它看作是特质的东西，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质性质相同。他认为：(1)社会事实是一种行为，不论其是否有固定性质，它对每个人都有外部约束力；(2)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智中的思想；(3)社会事实不受历史发展阶段所限制。德克海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行为。语言行为也有外部制约，那就是一种抽象的语言系统。这种系统同一切社会惯例一样，是一切成员同意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语言可以不受历史发展因素的限制，而独立地描写和分析。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自始至终体现了这些基本原则。
第二位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认为人的行为都受到一定规范系统所制约。社会的规范在于“集体心智”，语言行为的规范在于语言规则，心理上的规范在于心理组织的机能。这些规范系统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作用于人的行为之中。语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人从不预先考虑自己的语言知识，但他与人交流时，无不受到语言规则的制约。
第三位是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惠特尼关于语言的“符号性”、“惯例性”、“任意性”、“可变性”等概念，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些的章节中都有体现。索绪尔还肯定了惠特尼对欧洲语言学的影响。他在书中说：“(对欧洲语言学)发出第一次冲击的是《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的作者、美国学者惠特尼。”惠特尼对语言学的贡献虽然很大，但是他对语言学的许多问题没有深入研究下去。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系统”的观念，但从未使用今天意义上的“结构”一词。但是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书中解释得十分清楚：“整体的价值决定于它的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结构主义者的“结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结构主义语言学有着严密的方法论，他的发展和传播，启发和影响了其它许多学科。于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量术语涌入其他学科，其分析方法也渗透到其他领域。这样，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了一股对社会科学各学科几乎都产生影响的社会思潮，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全社会的重视。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结构主义起源于语言学，所以它对语言学的影响是最早、最深刻的。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的学说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以特鲁别茨柯依和雅克布逊等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以叶姆斯列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以布龙菲尔德等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
布拉格学派以音位研究著称。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系统的观点，其结构一功能语言观就是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提出，语言是多功能的结构体系，由多个相互依存的次系统构成。他们建立了音位学说，提出了“语言联盟”的理论和“句子的实际切分”的学说。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布逊认为，对语言系统中的各种成分不能孤立地去研究，而应该明确它们之间共存的关系；要想正确理解语言的演化，就得把它看成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演化。布拉格学派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诸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其突出贡献是创建了音位学。
哥本哈根学派以语言结构关系的研究及这种研究的数学性质而著称。他们接受了索绪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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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2)语言符号是由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所构成的综合体。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姆斯列夫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构成的综合体称为“符号依存关系”，把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称为“依存单位(functives)”。他主张区分语言形式平面和内容平面，两者又都区分为形式和实体，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形式平面和内容平面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一般采用假设、演绎的研究方法。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注重口语和共时描写；注重语言形式分析，回避语义问题；在语言结构分析中主要运用分布和替代的方法；创造了语言结构分析的直接成分分析法。这个学派的先驱者是博厄斯(也译鲍阿斯)及其学生萨丕尔，主要代表是布龙菲尔德，之后是海里斯和霍凯特。布龙菲尔德在其著作《语言论》中制定了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海里斯在《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这部著作中规定了语言结构分析的任务及基本程序。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特点是注重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和分析。
(三)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尽管语言学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有所转移，但索绪尔的理论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索绪尔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为现代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而且还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学科提供了方法论。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关于语言学问题中的一些具体细节，而在于他提出来的一系列思想原则。索绪尔最重要的结构主义原则有四点。
其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系统。索绪尔认为，人类的语言现象应分为“言语”和“语言”。前者是指人们平常表达交流思想的话语活动。它属于个人，是具体的、暂时的。后者是指在个人的说话活动之外、互相关联而又有条理的语法关系总体。它属于社会，是抽象的。语言是强加给某个社会中所有个人的一套规则。索绪尔把它称做“一种社会系统”。语言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应该是作为社会系统而存在的语言。结构主义后来把一切社会现象，文化现象都看作索绪尔所说的这样的语言系统。
其二，语言的结构是共时的。索绪尔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他认为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其历史变化，而是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在一定时间内的相互作用，只有共时性的研究才能揭示语言的结构。索绪尔的共时研究原则成了结构主义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三，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是把特定的声音印象和特定的概念连结在一起。每个符号由“能指”(声音印象)和“所指”(概念)所组成。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主要问题就是符号问题；人类语言是一套符号系统，是符号学的“总模型”，而且人类的其他活动也是符号系统。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理论和符号学的一些原则后来全部为结构主义所接受和运用。
其四，语言是由各成分之间关系组成的结构系统。索绪尔指出，语言的发展固然和民族、政治制度、地理环境等外在条件有关，但语言这个系统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固有秩序。这种秩序是由语言系统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对比关系构成的，离开这些外在条件，语言系统仍能独立存在。索绪尔把语言系统比作下国际象棋时各棋之间的规则系统，虽然棋子可用各种材料做成，但其规则系统总是不变的。索绪尔没有使用“结构”一词，他提出的系统的内在固有秩序的看法，就相当于“结构”概念。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演变和影响
结构主义从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社会思潮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它波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如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理论能产生如此巨大影响，主要应归功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文化史学家富科，文学评论家巴特尔，教育家阿尔都塞等一批法国知名学者。他们的著作大多数都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使结构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法国盛行起来，随后扩展到西欧和美洲。在法国以外最著名结构主义学者应该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他的著作《结构主义》促进了结构主义思潮在欧洲的传播。虽然结构主义的生命期并不长久，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位研究者能够忽略结构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历史作用。
(一)哲学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对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影响，其最主要表现为“反历史主义”。历史主义是一种研究社会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基础，主张人类社会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发展过程，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而结构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时却把社会和社会历史分割开来，因而是反历史主义的。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结构主义就是反历史主义。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只是由现存的各种关系所决定，与历史无关；人们认识社会也就是认识社会的结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没有历史的，因而只要发现了某一类社会现象的结构，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古往今来的一切同类社会现象上去。结构主义坚持把结构看作是人的无意识产物。无论在古代和现代，无意识活动都具有同样形式，不受人所进行的各种实践活动的影响，无意识活动产生的结构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社会重新出现。因而，结构是静止的、永恒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试图用他通过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原始社会的各种现象所得出的结构或模式去解释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他的研究在哲学上是典型的反历史主义的表现。在社会历史观上，结构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对立的。
(二)文艺学中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浪潮也波及到文艺学，导致了结构主义文艺学。结构主义文艺学就是以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当时或历史进程中的文艺现象进行批评或评论。结构主义文艺学认为，文学、艺术是独立的社会现象。文艺批评应该是纯文艺的批评，不是社会学的批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注重作品的艺术形式。第二、把一部作品看成是一个系统，然后把系统切分为若干子系统，最后切分为系统的最小的构成成分——元素，而系统就是由元素构造起来的。这种观点是受索绪尔把语言看成一个符号系统的启发而建立起来的。概括地说，结构主义文艺学是研究作品的结构形式的。具体地说，它研究作品的体式、格局和风格。结构主义文艺学最杰出的两位代表是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列维·斯特劳斯和叙事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
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本体论的文本派所代表的就是结构主义文艺学。文本派把文学作品本体称为文本，认为文本是文学批评或评论的唯一对象。这一学派与结构主义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它所运用的释义学是结构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或结构主义哲学的变体。
(三)心理学中的结构主义
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心理学领域产生了两大学派：一个是20世纪30－40年代产生的“格式塔”心理学；另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发生认识论”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也称完形心理学。而格式塔学派认为，人的知觉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的联想构成的，人的知觉是一个整体或结构。“格式塔”结构主义者们就是要找出一些他们可以认为是“纯粹”的结构来。“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就是整体性观念。这种整体性观念实际上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念是相吻合的。格式塔心理学不仅认为知觉有整体性，而且这个整体是在运动中形成的。格式塔心理学有三个代表人物：伟特海默、比勒、科夫卡。伟特海默认为思维和理解来自结构的重组和创新，整体结构的动态属性是心理现象的本质。比勒认为一切现象经验都是有意义的整体。科夫卡提出了整体知觉理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堪称一场革命，它不仅树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渗透进了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究其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对语言的高度重视，并将分析语言的模式用于解决一切非语言问题，在文学理论方面成就很大。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模式
法国结构主义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带来了语言研究的革命性范式的转换，开创了语言研究的新模式，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创始人。
首先，索绪尔区分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将传统语言学注重语言的历史和发展转向关注语言本身，改变了以往历史性研究带来的混乱局面，开始了他把握语言普遍规律，建构语言结构的宏大目标。
第二，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无关。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两个因素组成。能指和所指犹如纸的两面不可分割。例如，我们所听到的“tree”这个词的声音便是能指，而这个声音形象在我们心里引起的概念便是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的任意性不仅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指作为整体的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或说语言符号的意义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索绪尔说“语言符号连接的不识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树”这个符号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是它的概念意义――一种植物，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
第三，符号在系统内的区别性特征决定符号的意义。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现实世界决定的，而是由符号系统内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决定的。在现实中句子是一个一个的词依次出现的，呈水平方向展开，每个词都与其前后的词形成对立，词的意义在这种对立中表现出来，索绪尔认为这是横的组合关系，而在句子中还隐藏着一种纵的聚合关系。句子中的每个词都与许多没有在句中出现的词形成对立。这种关系表现的是整个语言系统，隐藏在人的头脑中。
每个词，每句话，每个语言符号都在这种纵横交错中意义才得到确定。而后一种关系在索绪尔看来尤为重要。“红”与“黑、黄……”形成对立，而在英语和汉语中它的对立项很不相同，比如在汉语中“红”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它与喜、福……对立，在英语“red”就没有这些对立项，这样就造成“红”和“red”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这完全是由两种语言符号系统决定的。
最后，语言研究的目的是把握整个语言的内在结构。语言符号的意义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决定的，在此基础上，索绪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区分，分开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指语言符号系统，言语是这一系统所产生和决定的个别交际行为。语言学应以语言而不是以言语为研究对象，尽管言语千差万别，但有着共同的内在结构，在言语中只能体现这一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能把握决定着生成每句话的内在结构，即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的语法体系。
二、语言学模式在结构主义中的运用
结构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学说，而是一场在方法论上的普遍的革命，正如巴尔特说结构主义是“分析文化现象的一种模式，而这模式来自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在这场大规模的结构主义运动中，其在文学领域中的成就最大，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运用也最彻底。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内部也纷繁复杂，几位结构主义的大师，托多罗夫、巴尔特、热奈特、布雷蒙，各自利用语言学模式建构了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在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首先，结构主义高度重视文学能指，割裂文学和现实的联系。我们已经分析过，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语言和现实是分离的。而且词的意义不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外部现实决定的，而是由整个语言体系所赋予的，是由其在语言符号系统内的与其他符号的对立和区别决定的。同样，结构主义文论家坚决否定作者和现实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起点，他们关注所指，忽视能指，关心的是意义产生的方法，而不是意义本身。他们认为作品的意义不是由作家的意图和现实决定的，而是由作品这个自足体决定的。从而文学研究从外部转向内部，文学自身的结构等内部特征重新得到重视。
其次，结构主义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分析具体作品，而是建立一种系统地普遍有效的文学科学――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结构主义者用符号和体系的语言学概念分析文本的各个层次的结构，就是遵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作品的普遍的规律。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的对象是文学的一般规律，具体作品中只能体现诗学的一部分。正如语言学家应该能解释尚未说出的句子的结构和组织，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也应该能够解释尚未写出的文学作品的规律。结构主义正由此出发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这一注重关系和结构的思维方式，是从整个结构主义的思想的基本假设逻辑的推衍出来的，并渗透到结构主义的方方面面。
最能体现结构主义特色的是，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语言与语言、系统差别决定意义等被结构主义者改造为普遍的二元对立原则用于文学研究。
结构主义文论力图建构作品的深层结构和意义，而这一深层结构和意义就是通过二项对立实现的。卡勒在他的著作《结构主义诗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他说“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又极其简单：二项对立。语言学的模式也许还有其他的作用，然而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项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言下之意，“二项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关键词。因为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二项对立不仅是支配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是支配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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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乔纳森・卡勒.盛宁译.结构主义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霍斯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结构主义在科学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与演绎法和实验法的结合是近代才形成的。由于人类智慧的自然倾向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在分析工作没有遇到复杂难题之前，无法获知各种相互依赖关系以及系统的存在。并且对于结构而言，由于无法直观观察，不同层次的结构必须通过抽象才能形成或达到，因而需要一定过程来反映抽象的结构。
一、结构主义的定义
结构主义是指结构这一抽象概念能够适用于任何领域。霍克斯（T.Hawkcs）在其著作《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中指出结构主义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模式，事物真正的本质不是其自身，而是各事物间可感的关系。对于一种因素的本质，其意义在于它与其他因素在既定情境中的关系，并且任何实体或者经验都只有在结构中才可感且有意义。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取得进展，具有技术上的优势以及理论上的先进性。真正的结构主义，是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因此，无论科学精神有多么开放，要建构真正的结构主义，需要用结构主义的名义来判断人们所说和所做的事情，而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结构主义对于结构的解释主要是一种转换关系。结构自身能够通过转换规律保证整个体系的平衡与完整，并且能够通过数理逻辑的方程式或者控制论的模式形式化。事实上，通过运算互相协调能够组织形成体系，而体系构造过程的结果即为结构。
二、结构主义的基本特性
（一）整体性
结构具有内部融贯性，是若干成分的有机结合，而非独立成分的混合。成分通过规律形成结构，而结构不是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因为结构中的成分具有与单独成分独立性不同的整体性。首先，整体并不先于成分。因为“格式塔”学派坚持的整体先于成分的理解是一种柏拉图先验论的立场，该立场会令结构主义陷入本体论的困境。从感知结构的角度以及社会整体性的角度考虑，反对源自联想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先验假设。其次，运算结构主义的立场强调，要重视成分间的关系，即指重视组成的程序或过程，因为关系组成秩序或过程的结果就是全体。某种程度上，体系的规律即是关系的规律。再者，整体是预先形成还是有形成过程，对于结构而言，由于其与发生论无关，所以结构在本性上是非实践性的，结构只是若干转换的体系并非静止的形式。实际上，是自然规律的“涌现”产生了整体性。
（二）转换性
结构是动态非静止的，依靠内在规律控制结构的运动发展。一方面，结构的规律能够形成结构；另一方面，结构的规律能够整合旧结构并且构造新结构。而所有结构作用的活动，只能包含在一个转换体系内。此外，结构的转换可以是非时间性（共时性）的，如1、2、3的逻辑数字顺序是直接显然的，也可以是时间性（历时性）的，比如结婚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结构的转换需要将非时间性与时间性结合起来，避免与结构静止的形式混同。而结构转换的最终目的是要将结构建筑在数理逻辑体系那样的非时间性结构的基础上。
（三）自调性
自调性是指结构能够按其本身规律在无外因的作用下进行自我调节。结构自调性的前提是结构本身具有守恒性和封闭性。结构具有封闭性是指，结构内部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只会产生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规律的成分；结构具有守恒性是指，结构可以以子结构的方式并入更广泛的结构中，而这作为一种联盟，不能改变结构内部的各种转换，也无法取消原边界。事实上，结构的自调性要求的结构守恒是非静态的，封闭也不是绝对的。同时，伴随着结构复杂性的逐渐增长，自我调整能够通过结构的整体性规律起作用，一方面确保结构向更高级结构的过渡，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将结构作为子结构整合到更大的母结构中。
结构主义的三大特性构成了结构主义的理论，整体性定义了结构的基本特征，转换性定义了结构的基本规律，而自调性定义了结构在产生发展过程中主体不断适应客体变化的一种方式，三者缺一不可。
三、结构主义的融合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34-01
一、结构主义以及其方法论
结构主义是一种关于世界整体性和关联性的思维方法，主要强调的是整体意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及各部分之间的可转换性。著名代表人物索绪尔对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贡献有几个方面：其一、“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整体性与个体性。其二、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中引发出对“意义”的讨论进而产生符号学。其三、对共时分析的追求，集体共同意识的讨论方法。后者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接下来我们就尝试用这些方法分析绘画作品，并从中发现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绘画作品中结构主义方法论的体现
（一）古典主义绘画的“透视”
古典主义绘画有强烈的对现实世界的再现性，这其中“透视”的运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绘画的再现性作为集体共同意识被当时的画家以及观者同时认可，并将绘画的逼真程度作为判断绘画的标准之一。这些就为当时艺术的创作、传播与阐释奠定了共时性的话语基础。
从艺术本体角度分析，古典主义的透视，也即是画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场所中作画，从这一点出发，将画面中各部分元素按照透视原则加以重组，形成单一视角的“绘画母题再现”。
我们可以看到，集体共同意识在这里就相当于索绪尔的“语言”，而透视，画面各个元素（内容，色彩，比例等）相当于“言语”。那么确立了整体性的“语言”之后，就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模式，各个“言语”按照这种新的模式进行重组和自我调节，达到一种和谐，就形成了古典主义的绘画。
（二）塞尚绘画实践的“结构”
“现代艺术之父”―― 塞尚，强调物体的体积感，秩序感和永恒性，这种新的共时性“语言基础”。他强调和呈现的是绘画母题的结构，并将描绘对象进行画面各个因素之间的“转换”和“调节” “运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每件物体都要置于适当的透视之中，使物体的每一面都直接趋向一个中心点”。
（三）马蒂斯绘画实践的“情感”
马蒂斯一直追求情感表现”和画面的“和谐美，我们知道一个体系或整体和谐的条件就是这个系统或整体的各个要素必须保持各就各位，有秩序。“和谐”在这里也即指画面各个因素的关系。当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表达占据主要目标时，绘画的母题内容，色彩，形式等都将为其让步，在画面上进行调节和整合，。这时候绘画母题仅仅作为参考的对象，他的画面所形成的结构是一种近乎平面化的结构。与塞尚的绘画拉开了距离。
（四）毕加索绘画实践的“多视角”同存
毕卡索立体主义破坏了传统的再现方法，主张新的绘画应该是与可视世界物体无关的独立存在，立体主义者的理论即:破坏材料的自然秩序和自觉的再造，他们所用的方法和技巧：发现事物的“同存性”，从不同视点和角度将观察到的物体直觉以一种自由方式相互叠加在一起，最终融进一个单一的、“同时性的”形象中。这也就是结构主义的“共时性”话语基础。选取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事物的直觉印象，根据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因素与整体的关系，通过对其重新组织和调节，最终获得一个更真实的视觉形象。
三、阐述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作品的过程中体现的视角主义
从上文的结构主义方法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只要一种艺术的“共时性”话语被建立起来，就相当于建立起了一种模式，其中为了达到“共时性“这一目标，绘画的其他各部分因素就要被相应的调节和整合，以配合和突出“共时性”这一话语。最终建构起一个新的结构关系，随即形成新的艺术形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种新的结构关系的产生是人的主观构造，比如上文提及的古典主义的“母题再现”，塞尚强调的“结构”、马蒂斯追求的情感表现与“和谐美”以及毕加索结构主义所倡导的多视角“同存性”。这些“共时性”话语本身就带有艺术家或者团体的个人主观性。那么整个结构主义方法的分析，从哲学基础上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唯心主义、视角主义之中。
在今天的英语哲学界,“视角主义”主要指的是这样一种哲学立场:一个命题的真是相对于相关命题把握者的视角的――换言之,在观察者的相对视角之外,根本就谈不上命题自身的真值。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回顾20世纪西方哲学史，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思想和观念形成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诸多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音乐美学也不例外。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思潮对20世纪自律论的发展大有推进之势，本文旨在梳理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从一个侧面展示20世纪自律论的演进历程。
一、“结构主义”的学术渊源及其理论内涵
“结构主义”潮流产生之前，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为“新批评派”。它肇始于20年代，40、5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占据了美国文论界的统治地位。这种文论主要强调艺术作品的自足性，认为艺术是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形式是艺术的本质。从本质来说，它也是一种形式文论，但由于它过度强调艺术作品的形式而忽视其内容，至50年代末日渐衰微，逐渐被60年代崛起的“结构主义”潮流所替代。
所谓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uuss，1908―)曾给出如下定义：结构主义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模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
“结构主义”虽然形成于60年代，但在思想上、文化上的准备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历程。其“结构”的观念源于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D．Saussure，1857―1913)。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是本世纪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其主要学术思想体现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一书中。索绪尔认为语言现象是在一定时间互相并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在语言系统中结构无处不在，结构系统具有整体性，它由若干元素组成，其中任何一个元素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它元素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体结构的变化。其次，与“历时”语言学家着重研究各语种语言现象的历史发展有所不同，作为“共时”语言学创始人的索绪尔更主张研究同一时间内各种语言现象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由人类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背后。都蕴藏着一定的“结构”在支配它们的性质和变化。索绪尔还将对语言的比较引申到其他方面，他认为人类社会在表达和传递有关周围环境和自身的认识成果时，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使用了众多相对自足的形式系统，而语言只是其中一种符号系统。这些形式系统的共性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代替、代表、反映所要表达的主客体对象，如语言、手势等。如果将这些形式系统纳入一个范围，找出其规律，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索绪尔的观点也不是凭空出世的，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多方面影响下诞生的。其中，与20世纪初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1922)一书中提出，世界是整体的系统，是由许多“事态”构成，每一事态都是有一条锁链相互连接，这条锁链又由多种事物构成，各个锁链之间出于某种特定的结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事态的“结构”，而“形式”导致了这种“结构”的可能。
索绪尔之后，受到其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语言的性质，可以分享语言学的成果。对于结构主义，语言不仅是激发灵感的动力和源泉，更是一种将结构主义原本各行其是的种种设想统一起来的方法论模式。列维・斯特劳斯是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方法的积极响应者。他认为结构是真实的，但不是客观世界里共有的，而是人的潜意识活动的一种投射，是人的一种先天构造能力。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是由结构决定的，而各种结构最终又是人类潜意识的产物。英国学者霍克斯对二者的关系也阐述得十分明白，他指出结构主义关注的焦点，并非人的意识或者存在状态，而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的关系”。这种系统与结构关系先是被人的无意识认可，而未完全进入人的意识领域，未被人的理性所完全接受。
可见，结构主义的核心在于“结构”的观念，是透过事物的具体内容和单纯的因果关系(表层结构)，去发现其内在结构(深层结构)，即构成这一现象的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该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
二、结构主义对20世纪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影响
19世纪中叶，在欧洲音乐美学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音乐美学体系――自律论。自律论与长期以来占据欧洲音乐美学思想主流的情感论针锋相对，它的确立以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利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1854)为标志。汉斯利克批判了情感论认为“音乐内容是情感的表现”的观点。提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这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它存在于乐音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等一系列论点，建立了自律论音乐美学完整的体系。此后，自律论音乐美学越来越受到关注，只不过它对当时的理论批评和音乐创作实践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影响。直至20世纪，结构主义思潮出现，它作为一种形式文论的许多观点与自律论“音乐具有形式美”等诸多论点十分契合，对于音乐作品的分析也可以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分析方法，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形式一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发展。
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结构主义思想和方法对一些音乐理论家的影响颇深。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音乐具有“可以理解但不能言传”的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结构主义对它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着以结构来看待音乐的观念，列维・斯特劳斯将音乐解释为固定存在于一个共时存在的整体中的时间。他认为音乐需要时间，“在声音和节奏的层次下面，音乐在一个古老领域当中行事，就是听众的心理时间；这种时间是不可取消和不可挽回的历时性，而音乐改编各个部分为的是听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共时存在的整体，与它本身非常接近。”这一特点使得用结构的观点来分析音乐成为可能。50年代以后，欧美、日本甚至在苏联与东欧国家都掀起了一股结构主义热。为我国音乐理论界所熟知的申克(Heinrich Schenker， 1868―1935)音乐分析法即受到结构主义方法的很大影响。
申克的音乐分析理论一方面来源于上述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思想和维特根斯坦的“结构”观念，另一方面还有形式自律论的音乐哲学前提。在申克看来。关于音乐的形式与内容，作曲家在音乐作品中所揭示的是“乐音生命的有机的、绝对的本质”；关于音乐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音乐自身所展现的内在规律与世界的内在规律是一致的。上述观点与汉斯利克形式自律论的立场是完全相同的。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渗透方面，他在音乐上用来区分不同概括程度的术语――“背景、中景、前景”与语言学术语“深层结构”及“表面结构”类似，表示两种程度之间关系的术语“变化”与语言学术语“转变”也很接近。申克强调音乐作品的“内部结构”，他认为一部真正优秀的音乐作品，其内部会存在一种“有机的内聚力”(Organic Coherence)。在具体操作层面，他创造了简化还原的方法。音乐作品的形式由前景表现出来，通过简化还原的方法将其进行剥离分析，最后可见它的“原始结构”，即背景。在和声和对位的关系上。他认为和声源于对位，但对位又离不开和声的支撑，二者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为此，申克还自创了一套图示分析的方法。这种图示以常规记谱法为基础，辅以一部分符号补充说明，既直观又清晰。这种图示分析的范例是1932年出版的《五首音乐作品的图示分析》。
诚然，申克的分析方法也有一定的缺憾。他的分析主要涉及和声、调性等方面，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节奏、动机发展等等，而且这种理论只适合于18世纪到19世纪后半叶调性原则确立以后的欧洲音乐。但不可否认的是，申克分析法在结构主义观念和方法的影响下，在音乐的形式和内在结构的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它不仅提出了新的音乐分析方向，更是推动了20世纪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发展。二战之后，申克的后继者凯茨、萨尔则、阿伦・福特等人进一步完善了申克的分析体系。
德国音乐家哈尔姆(August Otto Halm，1868―1929)的音乐理论观念与申克十分相近。他也认为形式、结构是音乐作品最本质的东西，否定音乐同情感及联想之间的关系，音乐美学应当从“情感的陶醉和幻想”中解放出来。哈尔姆研究的重点是在赋格和奏鸣曲方面。在《两种音乐文化》一书中，他将二者作了比较性研究，认为对位与和声在音乐结构的最始源、最深层就已存在，音乐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在二者的统一和融合基础上所形成的有机体。这一点与申克十分相似。
一、翻译思想中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结构主义者不关心作品的意义，只关心文本的形式和结构。同新批评派一样，他们也忽视了作者、历史现实和读者对作品的影响。文学作品有自己的特点，但如果只谈论文本自身而不顾其他毕竟偏见过重。为了回应结构主义，历史上产生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窒息了文学。为了找回文学的陌生感来显示作品使读者感到新奇的能力和使作品成为活的作品，他们采用了解构的方法。解构一部作品也并非说明那些早先存在的主题不再存在，而是表明一部作品可以有象DNA的双螺旋结构那样相互缠结和对立的两个语段和意义。
二、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对前者有继承的成分，也有不彻底的颠覆。解构主义在与结构主义的抗争中，试图以解构消解结构，以无中心反中心，以书写抵抗言语，以互文性代替模式，以差异代替同一，以缺席代替在场，以游戏攻击缜密系统，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客观的说，解构主义思潮是在结构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并对其有质疑色彩的新理论，它是结构主义思想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它不仅继承发展了结构主义，更是对其的创新和突破。虽然表面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通性，解构是对结构的创新和突破，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是不彻底的。
三、两种“主义”在翻译思想中的互补性运用
由于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突破，这也就决定了在翻译实践中不可偏废其一，二者的地位应当是并重的。结构主义使我们从主观走向客观，通过对客体的分析，认识其内部的层次与结构，从而更好地掌握认识对象，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把翻译活动变成了一种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活动。而解构主义激活了译者的想象力，丰富了翻译的内容。它提倡翻译中的开放性，破除单一的弊端。开放性是多元性的前提。但是解构主义对非理性因素的过度夸张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其在对非理性因素的过度张扬在赢得光辉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尤其对“信”标准的摧毁与破坏使得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翻译也失去了意义。结构―解构，两个看似矛盾的理论，却有着内在的统一，他们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在翻译实践中，如果忽视了二者的关系，盲目的偏信其中任何一方，翻译学就会走向极端。
结构主义在被解构主义拆解之后，实践就进入到了尴尬的境地，无结构的语言学就如同没有骨骼的人，支撑不起完整的生命体系。于是解构主义者们费尽心机拆解了结构之后，还要劳神费力的建构。原作者的地位可以被撼动，但是在原作者意志很明确的文本里，原作者的意图是要被充分尊重的，译者不可以任意的拆解原文的结构，更不可随意的掺入译者的感彩。在这类非文学类翻译中，原作先于、独立于译作而存在，译作后于、依附于原作而存在。因此，寻求最接近原文的对等应成为结构翻译的中心任务。这与文学类的翻译明显不同，情感是文学的生命，对文学作品的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作品情感的一次“增补”，这种情感的再丰富不仅无伤原著的灵魂，反而使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因此解构主义翻译将译作看作原作的来世，“延长了的生命、持续的生命”，翻译的目的在于延续原作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讲，解构主义翻译观更适合用于文学类翻译。在不同时代，阅读和翻译原文都要受到不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都打着不同的历史时代烙印。解构主义翻译观大胆地鼓励译者扩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这种想象与联想的方式更适合于人文科学，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非文学类的翻译中，结构主义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差异立竿见影。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中总存在很多与其表层意义不一致的含义，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差异。所指犹如一条正在旺盛生长的主藤蔓，能指则顺着这条藤蔓不断地延伸和散播，导致文本的意义悬垂，没有最终意义。其结果就是一个文本最终很可能会背叛自身，甚至存在与其所指相违背的意义。根据结构主义奉行的二元对立原则，原作者和译者之间必然有一个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作者是第一性的，译员只是充当了翻译的机器，只需要把原作者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那么结构主义者在这里就要拍手称快了。但是整个事件只是反映了结构主义的向心解读和解构主义的离心解读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方法。
四、结论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看到，结构主义翻译观和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是矛盾的、对立的，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论方面这两种翻译观又是互相依存的。所以，我们在翻译研究中，遵循的标准不应当是单一的，必须深刻理解自身理论体系的不足之处，避免在翻译学术研究中向极端化和绝对化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6-0113-03
所谓学科的基本结构，就是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并起普遍作用的知识体系。布鲁纳强调了学科知识结构的重要性。从布鲁纳的《教育过程》一书中可知：“不论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基于这一点，数学教师的教学设计必须从目标知识结构和现阶段的学生知识结构出发。所谓目标知识结构也就是说学生的知识构建应该按该结构进行组织，这是我们的教学目标，而学生的知识结构，也就是现阶段中学生实际掌握的知识点所呈现的拓扑结构。
结构主义数学教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结构主义方法最初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于20世纪初在语言研究中提出来的，自此以后，许多思想家争相把结构主义方法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而形成一股思潮。作为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布鲁纳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深受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影响。结构主义强调整体性，强调整体优于部分，强调关系等，而这些恰好属于系统科学的范畴。所以，运用系统方法来探讨结构主义教学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为学生提供最佳理解的知识结构的前提是教师必须对知识领域的基础结构充分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地设计出适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教学过程。教师的经验为知识基础结构的理解带来一定的方向性，但是对形而上学主观经验的依赖也会导致对知识基础结构理解的局限。布鲁纳指出了形而上学主观经验带来的局限性：“按照反映知识领域基础结构的方式来设计课程，需要对那个领域有极其根本的理解。没有最干练的学者和科学家的积极参与，这一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个观点是在1960年出版的《教育过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中首先提出来的，以当时的条件确实缺乏一种量化的、直观的方法去理解知识的基础结构。同理，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样存在局限性，缺乏量化原则。目前，利用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研究教学的文献很多，但是很少运用一种量化的方法去探讨结构主义教学。
从上面分析可知，探索结构主义教学需要一套量化的、直观的系统方法。而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提供了这种方法。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是研究系统结构中最基本和最具特色的方法。通过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去构建知识的基础结构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使教学更具效率。
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构建结构主义教学
ISM技术是美国J.N.沃菲尔教授于1973年作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结构问题的一种方法而开发的。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各种创造性技术，提取问题的构成要素，利用有向图、矩阵等工具和计算机技术对要素及其关系等信息进行处理，最后用文字加以解释说明，明确问题的层次和整体结构，提高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其基本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其中虚线部分是解释结构模型的核心，理论性较强，计算量较大，需由计算机处理。
本文选择了成人高考复习资料的代数部分进行分析，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进行结构主义数学教学的方法。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技术进行结构主义教学共分三个阶段：建立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了解学生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以及分析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阶段。
（一）构建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
1.梳理知识点，确定系统结构要素。首先就要梳理知识点，确定结构要素，为理清知识点间的关系提供前提条件。参考2011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数学考试大纲确定知识点，并给每个知识点编号，见下页表1。
2.设定二元关系，建立邻接矩阵。首先要强调的是该教学属于复习性质，知识点与知识点的关系不是呈简单的“链状”关系，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是呈现网状的拓扑结构。比如，数的认识为集合概念的掌握提供了前提；集合的概念又是函数概念学习的基础；二次函数理解帮助一元二次不等式的求解；不等式的解法为求函数的定义域提供了可能，等等。为形成一个合理的ISM模型，首先就要理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根据成人高考数学的实际情况，再运用解释结构模型的方法建立邻接矩阵。其中邻接矩阵A的元素定义为：（1）当Smi影响Smj时，值为1；（2）当Smi不影响Smj时，值为0。邻接矩阵A见表2。
3.进行区域划分和级位划分，确定可达矩阵。设A为邻接矩阵，M为可达矩阵，I为单位阵，满足布尔运算规则，运用以下公式可求可达矩阵M：（A+I）mk-m1≠（A+I）k=M。但是运用手工的方法进行计算时，计算量较大，这时可通过Matlab计算可达矩阵M。求出可达集R（Smi）、先行集A（Smi），共同集C（Smi）= R（Smi）∩A（Smi），再进行区域划分和级位划分，发现各知识点区域不可分，而级位划分为Lm1={Sm4、Sm7、Sm9、Sm10}，Lm2={Sm6}，Lm3={Sm3、Sm5、Sm8}，Lm4={Sm2}，Lm5={Sm1}。根据级位划分后而得到的可达矩阵为M（L），见表3。
4.提取骨架矩阵。求骨架矩阵过程为：（1）删除强连接要素，由可达矩阵M（L）得到缩减矩阵M’（L）；（2）去掉M’（L）中的越级二元关系，得到新矩阵M’’（L）；（3）最后A’= M’’（L）-I（其中I为单位矩阵）。A’就是要求的骨架矩阵。在本系统中，Sm3、Sm5、Sm8为强连接关系，以Sm3为代表元素，删除Sm5、Sm8所素得到缩减矩阵M’（L）。关键在于第二步，由于缩减矩阵M’（L）的阶数为8，通过手工的方法去掉越级二元关系显得很烦琐。黄志同提供的思路是：“设M是无圈可达阵，我们对M中非对角线上的‘1’元素mij逐一检验，看它是基本元素还是诱导元素。若在M中去掉mmimj （即令mmimj=0）所得之矩阵S仍然属于 [M]mR类，则mmimj是诱导元素，若S不属于[M]mR类，则mmimj是基本元素。”这里所说的“无圈可达阵”就是剔除了强连接要素后得到的缩减矩阵；“诱导元素”就是指所代表的二元关系是越级二元关系；“基本元素”就是指所代表的二元关系是基本二元关系。其程序框图如图2所示。
根据这一思想编写出求骨架矩阵的Matlab程序，并求出骨架矩阵A’，见表4。
5.绘制多级递阶有向图D（A’）。根据求出的骨架矩阵A’，绘制出多级递阶有向图D（A’），见图3。
显然，知识点应该按目标知识结构模型提供的拓扑结构进行构建的。
（二）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模型阶段
如何做到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殷文辉提供了测试学生知识空间的方法。但知识结构不等同于知识空间。高纯和王睿智认为：“知识结构（Q，K）中，当K中的所有元素满足对并运算封闭时，称该知识结构为一个知识空间。”本文讨论的重点是知识结构，而非知识空间。虽然如此，殷文辉提供的思路对于我们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还是相当有益处的。他提供的基本思想是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可以通过回答题目来确定，如果被测试者回答正确，则说明被测试者掌握该二元关系；如果被测试者回答错误，则说明被测试者没有掌握该二元关系。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如何确定知识点之间层级关系，作者把该工作归为由该领域的教师或课程专家来确定。其实，在级位划分时已经确定了知识点之间的层级关系。
结合殷文辉提供的思路，再由解释结构模型技术确定的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设计题目，就可以测试出学生对各知识点二元关系的掌握情况。假设学生对各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掌握情况用矩阵SA来表示，其中邻接矩阵SA的元素定义为：（1）当学生掌握Smi到Smj的二元关系时，值为1；（2）当学生没有掌握Smi到Smj的二元关系或知识点Smi不影响Smj时，值为0。见表5。
根据反映学生所掌握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矩阵SA，绘出多级递阶有向图D（SA）如图4所示。
（三）分析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阶段
目前，我们得到两个结构模型：一个是目标知识结构模型，即图3，一个是反映学生实际的知识结构模型，即图4。我们把这两个模型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学生知识结构中缺失了哪部分的环节。从上面的例子可发现，学生在第一级区域中，知识点S4和S7没有掌握好，在第二级区域中知识点S6没有掌握好，显然知识点S7的缺失是由知识点S6的缺失所造成的。
结论
了解了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教师就可以以此为根据进行课程设计，更好地构建学生的认知结构，提高教学效率。通过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实现的结构主义教学，确实比以往的结构主义教学更具科学性、合理性，更符合量化原则，更能贴近教学的实际需要。本人以数学教学为切入点，介绍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在结构主义教学中的应用，这有助于教师安排教学计划、课堂设计，更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呈层次化、条理化和系统化发展。
通过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实现的结构主义数学教学共经历三个阶段：建立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了解学生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以及分析学生知识结构中的缺失环节阶段。在建立目标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中，反映要素之间逻辑关系的邻接矩阵是通过讨论、调查来确定的，因此邻接矩阵的主观依赖性比较强。在了解学生知识结构模型阶段中，有一个环节是“由解释结构模型技术确定的二元关系进行设计题目，就可以测试出学生对各知识点之间的二元关系的掌握情况”。由此，题目的设计也带来较强的主观性。这就为解释结构模型技术在结构主义教学中的推广带来一定的不明朗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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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Industrial Building Analysis by Structuralist
Abstract：Structuralist stresses relations among the elements, concerns the "deep structure", seeks common sense of representation, those are many established industrial buildings miss. This paper analyze some cases which reflect the meaning of the structuralism, to point out the factors needed when designing. And the structuralism will be the useful and responsible designing methord in the future.
Keywords：Structuralism；Industrial architecture；Design；
工业是国家发展中的支柱型产业，但是由于业主的短期效益要求和建筑师的忽视，工业建筑被关注的往往是其实用性，忽略了对环境与景观的影响，造成了很多城市的杂乱和环境的污染。实际上，工业建筑不仅仅提供生产的场所，也是生产工作人员长期停留的空间，同时也是城市面貌的重要体现者，因此，现代的新型工业已经不能仅是冷冰冰的大跨度方盒子，应该在设计与建造时注重其人性化、地方性、节能性等特性，强调建筑与环境、与城市、与人的联系，这些要求正是工业建筑未来发展的趋势，而且与结构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
1.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于法国，它是从语言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规律系统。“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种建筑流派,，[1]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能够使许多学科都能够像语言学一样精准而秩序化。
结构主义从语言学发展扩大，其特征却能够涵盖许多学科。首先，关系重于关系项。研究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分裂研究整体中的要素。构成整体的各个要素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只能从关系中发现其意义。其次，深层结构重于表层结构。结构主义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认为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深层结构），也就是人思维的本质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始终不变的，但是文化表现出来的各种现象（表层结构）却是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时间及观念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三，共时性重于历史性。结构主义所研究事物的任务就是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要通过事物结构的操作从无意义的构成要素中引出有意义的事物本质关系。[2]
2.结构主义应用于建筑
建筑中的结构主义理论是1960年以来建筑界重要的先锋派运动。结构主义者以整体的方法论批判了早期现代建筑忽视历史与文脉的僵化思想，并提出场所感意向创造以及认同设施等注重人性因素的城市规划基本概念,从而开创了崭新的建筑创作思路。
3.工业建筑与结构主义
工业建筑作为一种倾向实用和近期兴起的一种建筑类型，或许设计中并未刻意追求运用结构主义的理念，但是建成的优秀建筑中仍然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了结构主义的思想，我们需要深入的分析作品做出总结，从而在以后的设计中有意识而且合理的运用结构主义。
3.1关系重于关系项
前面已经提到，注重关系而不是关系项是结构主义的首要特征，而其应用于工业建筑中，体现在建筑自身中各要素的关系，包括功能布局、技术支持、材料应用等等方面；以及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环境不仅仅包括基地的物理环境，还包括地域的、文化的、社会的综合因素。工业不独立于环境而存在，设计师需要考虑建筑融入环境，还要考虑建筑与环境的影响，重视“关系”。
托马斯・赫尔佐格设计的位于德国的产品大厅和中心能源工厂（图1）能够良好体现建筑中“关系”。三个玻璃大厅部分被四个高起的支架部分悬挂起来，其生态学的理念表现在建筑方方面面：隔热良好的玻璃、自然通风的运用、太阳能利用、屋顶植物的雨水收集作用。而且，流经屋顶和场地的雨水流向新开辟的人工湖，用以浇灌和消防。（图2）建筑环境的营造体现与环境和景观友好的创作理念。
形式单一而又快速建造的工业建筑充斥着城市，但其实它们不应该是单独孤立的，其存在于社会组织之中、体现企业理念、跟随社会发展、与环境协调存在，工业建筑应该是与种种要素作用的最终结果，而不是自我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工具而已。
3.2变化、生长与共存
变化、生长与共存是“十次小组”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概念，成为结构主义理论核心。[3]因为结构主义理论强调导致形成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同化作用，这种作用使有机体在适应环境时，使客体在机体和能量两方面与有机体自身同化，并在融合客体于自己时产生新的图式，在新的概念性表象的层次上形成新的结构。[4]
Glass bottling Plant Cristalchile（图3）是建筑师Hevia做工业工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案例，良好体现了建筑与环境的共存，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对环境的友好层面。
透过建筑,在设计上体现着两种真实事物：朴素材料和自然资源的使用,但同样试图向社会传递有用的信息。建筑在实现这个目标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白天和夜晚，起伏的大型的上升的屋顶仿佛是这个地区风力作用下账幔的动势,立面玻璃幕墙的使用时生产过程透明可见，成为一种直接易懂的建筑化的语言,强调光和影的处理，现实了巨大尺度,获得直接面临地区环境和地理的意义。
使用自然通风(文丘里效应)是利用了现有的风和屋顶通风设备,生产区域的热空气排出，温度通过有孔的玻璃外墙消散(内部温度总是比外界高)。通过地热，温度稳定在20°T的空气进入工作区域,这样的空气是自然形成的，通过地下管道(3米深处)用7个机械风扇(37 HP总消耗量)。而白天,这个建筑只利用天然的天顶照明。
工厂的位置、形式、发展都深深受到社会、文化、景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建筑就需要学会极力的与这些因素协调共存。
3.3层次性与多价空间性
多价空间性这一概念是荷兰结构主义建筑师赫兹伯格针对功能主义过分强调共同价值观而缺乏个性自由所提出的，他说：“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典型空间，可以用集体来解释个人的生活模式，亦有使个人解释集体模式的可能，换言之我们要从特别的途经来建造住宅，使每人都能将他自己带进以他自己所解释的集体模式中去……因为，为每一个人安排一个精密适合他个人的环境是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创造出一种供个人作解释的环境”。[5]
Software and Biotechnology Plants（图4）是一个高新技术产业中心的科技园区，对于工业发展的最后阶段,决定新建两座建筑物用于研究和生产,分别为计算和生物科技。在外部他们应该各自完全独立,尽管这项计划被认为是在一个统一的方式中（图5）；在内部，每个用户都将根据自己的需要占用室内空间，但建筑外观依旧保持一致,并且保持它最准确、长效的元素。
正面是通风的双层皮（图6）,使建筑能够呼吸，同时，它连接了建筑的内部和外部，并能够在这种呼吸交换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能源，提供良好卫生条件和空间，也为使用者提供了一个持续与外界联系的场所。。两层薄膜之间的空间立面实际上是一种通高的垂直空间,并且为外层膜的两侧都提动了足够的自然光线。
3.4整体性的人性关怀
结构主义特正中强调“深层结构”与“共时性”，由此引出最为根本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自身需求，无论是人本身心理情感上的满足需求还是人对与意义的探索前进，都是共时性的深层结构体现。工业建筑设计中往往忽略这一点，单纯的生产空间光线来自人工照明、空气不流通、工人简单的休憩要求得不到满足等等。可以说结构主义是一次对建筑作为表达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意义的探求 [6] ，而结构主义若应用于工业建筑则更能体现市场环境下的人性关怀。
位于土耳其的Ipekyol（图8）是一个定制生产优质纺织品的工厂，体块由于用地的限制已经触及到基地的边缘，不过能够使两个单元通过中间直线型的花园产生对话（图9）。花园狭长，种植树木花草，设置座椅，主要目的是提供员工休息的场所，同时，自然光线和空气能够进入生产空间，为工人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好的内部环境。
总结：
结构主义告诉我们需要注重关系、关注永恒不变的“深层结构”、追求意义的存在，这些正是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建造中缺失的内容。基于此，我们的工业建筑设计中需要关注生态、景观、社会、人文、民俗等多个方面，材料、技术服务于结构主义的工业建筑的建造而不是越来越孤立工业建筑，从而使我们的工业建筑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注释：
[1] 陶友松.建筑领域中的“结构主义”――运斤堂刍论之一.新建筑.1995年1月.61页
[2] 王恺.结构主义哲学在当代建筑创作中的反映(上).时代建筑.1989年2月.5页
[3] 王恺.结构主义哲学在当代建筑创作中的反映(下).时代建筑.1989年3月.8页
[4] 王恺.结构主义哲学在当代建筑创作中的反映(下).时代建筑.1989年3月.8页
[5] 王恺.结构主义哲学在当代建筑创作中的反映(下).时代建筑.1989年3月.9页
[6] 蔡勇.整体秩序与群化思维――结构主义建筑观的启示. 新建筑.1999年6月.40页
参考文献：
[1] [英]特伦斯・霍克斯 著，瞿铁朋 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第一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 [瑞士]皮亚杰 著，倪连生 王琳 译.结构主义，（第一版）商务印书社，2009.
[3] [德]英格伯格・弗拉格 等编，李保峰 译.托马斯・赫尔佐格 建筑+技术(第一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论文关键词］发展 经济 学 ；结构主义；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广义的结构转型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涵义，通过对“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两种具体分析方法的分析，对发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做出评价。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或economics of development）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兴起但都面临着贫穷落后的经济局面，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口 增长率高、经济增长率低、经济结构落后、失业问题严重，这些问题严重困扰着各发展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 经济 学 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 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 市场 在内的 金融 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