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之透析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纽带，是激励民族成员为民族生存和发展共同努力奋斗的内在动力。然而，这一精神力量却因种种原因而显得薄弱和不足。
1.社会发展弱化了对国民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我国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国民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使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成了国民教育的软肋或短板。即使国家一再下发相关文件，如2004年，教育部与联合《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2010年，下发《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2013年，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等。但在教育实践中，传统文化教育一再被荒芜化、淡漠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竞争意识、经济意识、生存意识得以提高，但同时又使人们的利己意识和拜金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义利观扭曲、道德价值观走偏、文化信仰缺失等不绝于目，曾经的信义之族、文化之国、礼仪之邦正在遭受着因传统文化教育缺失而带来的失德、恶行之阵痛，拆解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向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诸多无形的藩篱所割断，中华民族的灵魂已被“名利”所吞噬。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代经济发展不相协调成了当下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2.应试教育冲淡着传统文化教育的根基。教育的急功近利使本就薄弱的传统文化教育雪上加霜。首先，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不少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考试技巧的强化，使传统文化教育被荒漠化，即使偶尔进行一些传统文化教育，也是“棉花打在肌体上――不痛不痒”，单纯地让学生记忆一些传统文化知识，相对缺少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的深入挖掘和阐释，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了教条、教义而失去了其真实意蕴和教育价值，这是当前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其次，当下的教育者深陷应试教育的泥潭，没有自觉履行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渗透的责任，无论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没有从中国文化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教育的目标，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教育者对传统文化弘扬、丰富和发展的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们教学、评价中都是相对缺失的。再次，教育内容的系统性、整体性不强。很多地方和学校对传统文化的教育理念认识不到位，对教育内容缺少系统规划、长效机制，往往是众多课程各自为战，课内课外无法衔接，导致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碎片化、孤立化、随意化，大大降低了教育的有效性。最后，传统文化教育中的资源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从事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师资力量薄弱、教育素材不足或闲置、教育的感染力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等，都制约着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外来文化冲击着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文化每时每刻都在流动，互联网触角四伸，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我国。对于外来文化的侵袭，我们貌似不论好坏都签单全收了。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却在外来文化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特别影响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我们要以平等的心态、开放的胸襟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但对外来文化不能不加区分全盘接收。纵观时下，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对外来文化情有独钟，不加分析地简单模仿，全盘接受，抛弃了本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严重缺失。我们忧心忡忡地发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已将年轻一代带入了一个畸形和异化的地带。不少孩子热衷于过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而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却不知所指，逐渐被淡忘；青睐于吃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而对我们自己的传统饮食文化却全然不悉；痴迷看米老鼠、奥特曼、迷人马，而对我国优秀的传统影视剧不屑一顾；迷恋追李敏镐、乔布斯、科比，而对岳飞、文天祥、焦裕禄等民族英雄不曾相识……在外来文化侵袭面前，思辨性薄弱的青少年变得浮躁、迷乱、幽暗。当孩子们终于“现代化”了的时候，他们的服饰变了、娱乐方式变了、生活习惯变了、观念变了、行为变了，当一切都变得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时候，失去民族本色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殊不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才是精彩的，迷失自我是可悲的。
4.社会负面影响淡薄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与全社会传统文化的缺失是有密切关系的。当下，智能手机、电脑已进入普通百姓家庭和社会大众手中，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不良信息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尤其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犹如“海洛因”一般毒化着他们的身心。如，因为长期使用电脑、手机，大多数人都有提笔忘字的窘境；对许多民间艺术不知所然；对传统礼仪不屑一顾；对传统节日浑然不觉，传统习俗、传统文化正在悄然消失。在文化市场上，含有暴力、色情、凶杀、吸毒等内容的出版物屡查不绝，就连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读物中也插入诸多低级媚俗的画面，给人们带来大量风蚀身心的有毒信息。而我们的社会监管部门对其打击力度不够，导致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况且，目前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还是教师，阵地还局限在学校，没有完全形成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支撑的传统文化教育的良好态势。
二、基础教育课程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要性之管见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各种先进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的精神现象的总称，是中华文明长期演化、发展、丰富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精神财富，是我们的国粹，其宗旨可以说是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渗透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培养和提高人的思想、审美、文化和道德素质等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教育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基础教育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渗透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体现，是支撑社会发展的基本道德力量。任何学科教学都必须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以培养学生思想道德品质为重点，将中华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教育作为教学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否则学科教学就失去了其本质、本位、价值和意义。学校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时代呼唤、社会之需，有利于引导青少年丰富生活经验，丰厚人生底蕴，丰富实践智慧，丰满审美情趣，激发爱国情感，激励人生志向，提升生命意义，形成向上和向善的力量，使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
2. 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简而言之，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一个国家如果思想、信念、道德、文化等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美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过：“假如世界被毁掉了，但只要图书馆没毁掉，我们就可以把世界重新建设起来。”文化软实力关乎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在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一个民族若失去了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和传承，那只能等着做亡国奴了。文化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精神力量，是民族和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和精神支撑。文化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全部文明成果，是这个民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软实力必须与国家硬实力相适应，二者一旦有机结合，会形成坚不可摧的综合力量。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正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 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中国梦不仅是“经济强国梦”，也是“文化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作保障，更需要丰韵的文化软实力作支撑。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历史是该民族的宝藏，发掘和传承这座宝藏，靠的是文化。对文化的提炼和传承是民族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历史继续蔓延的推动力。中华文化体系凝结了深厚的中华文化、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在核心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想、精神文化内涵等方面，为中国梦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是中国梦的内在内容，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三、基础教育学科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之路径
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不仅蕴含着崇高的人格美和深刻的智性美，更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不灭的精魂。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充分发掘与各学科有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真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在各学科教学之中，是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是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要求。
1. 充分利用文本中现有的显性素材。文本是挖掘和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载体，开发文本中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素材是教育人的职责。翻开基础教育课本，我们会发现，无论哪一年级、哪一版本的教材，每一章、每一课都配有一些引人入胜、撩人思绪、蕴涵丰富的精美插图，如中国结、中国印、中国画、中国龙、中国馆、巍峨的山川、秀美的河流、多彩的名胜、壮观的古迹等，既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也是世界文明艺术宝库中的巨大财富，都是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好素材。在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图案的出处、年代、背景，品味所代表的含义，体验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对祖国灿烂辉煌文化的了解和感悟，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文化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责任感。因此，我们要立足学科文本材料，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传统文化教育为一体，深入挖掘其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因素，依本施教，以图育人，以文育德，促进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促使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2. 充分挖掘文本中的隐形素材。在现行的基础教育教材中，自然科学、历史社会、思想品德等，其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较为明显，而其他课程中则不明显。这就需要教师下功夫研究教材，充分发掘文本中缄默传统文化教育的音符，挖掘潜在的传统文化教育因素，使文本成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活教材”，不失时机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各学科教学中，应将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以不同形式展示于学生面前，奏响爱国主义教育主旋律，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敲响理想教育的长鸣钟，构筑学生的个体梦；奏响诚信教育主题歌，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吹响感恩教育主号角，培养学生的感恩品格；唱响责任教育主题曲，培养学生的担当意识，把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每个章节中、每个环节中、每个细节中。
3.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学校从来就是文化传承的主渠道，理应担当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责任，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教育的全过程。传统文化教育不能采取强行灌输的方式，而应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教育手段，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如，在校园内广泛开展“道德之星”、“礼仪之星”、“文明之星”、“诚信之星”等评选活动，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诱发积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驱力；通过“国旗下的讲话”、“传统文化知多少”竞赛、“传统文化伴我行”演讲赛、“红歌我来唱”歌曲歌咏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让学生感悟到优秀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深入学生心灵深处，变为实际行动，抒写大美的人生。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局限在课堂上，应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如，带领学生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名人故居、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等，让学生如临其境，激发学生的民族情、爱国志、强国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校园文化建设有机融合。如利用学校校史馆、图书馆、档案馆等，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培养其民族感情，内化其民族意识，升华其民族精神；依托少先队、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开展主题教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校园永葆文化生命力，增强文化感染力，激发文化创造力，提升文化传播力；把学科教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紧密结合，突出“活动”与“渗透”，强调“实践”与“体验”，实现“合格”与“特长”，使师生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自觉弘扬者、继承者、践行者。
4. 分学段有针对性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能“短平快”，不能采取“大跃进”的方式，而要有序推进，扎实有效。否则传统文化教育就成了搞形式，走过场，就成了空中楼阁。小学低年级，要以培育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为重点，以感性教育为主，诵读浅近的古诗，了解民俗民风、传统礼仪，学习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培养小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小学高年级，应以提高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为重点，开展认知教育，熟练书写正楷字，体会汉字优美的结构艺术，诵读古代诗文经典篇目，培养学生对传统体育活动的兴趣爱好，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初中阶段，适合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为重点，感性与理性相结合，临摹名家书法，了解古诗词格律，阅读浅易文言文，欣赏传统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作品，感受其中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参加传统礼仪和节庆活动，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高中阶段，应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脉搏，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中图分类号：[E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3）-12-0132-01
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在我们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到建设和谐文化。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此要从认识上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要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建立理想社会提出的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设想；传统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正确把握传统文化建设方向 广泛开展和谐文化创建活动。
一、要从认识上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党的十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这是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以及加强和谐文化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道德基础。不管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涵义和标准做怎样的理解，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和谐社会概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社会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
二、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人们多从现代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从传统文化方面认识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反映达到理想的目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执中致和”，就是通过正确方法，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境界。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的各种要素相互协调，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运行有序，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具有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的社会。“和”的本义是风调雨顺。“谐”与“和”古义相同。从此来看，“和”也就是顺。和谐社会应该是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的社会。最早将“和”与“谐”联系起来的文字资料是《左传》：“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意思说八年时间，九路诸侯，像一曲美妙的乐曲，和谐动听。由此可知“和谐”的本意是指音乐的合奏旋律。各种器乐与声乐，在同奏同唱时创造出来的美好动听的共鸣声音，给人以美的享受，人们称之谓“和谐”。由此又逐渐引申为自然与社会等诸多事物协调共处，相融一体、创造美好的状态，就是“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用“和”与“同”相对立，否定了单一排他所造成的发展机能萎缩。所以“和”又有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主张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义。
根据“和谐”的涵义，我们可以对和谐文化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 协调共处、相融一体、创造美好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及其成果。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思想活跃，包容万芳，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5-0025-06
海外移民①中国梦的建构是基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晚清以前，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只是历史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是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氏族起源和对次种族的忠诚以及代表华族过去光荣历史的象征，它是民族成员不可退出的族属命运。晚清后，由于中国封建政府的激励以及维新派、革命派等民间力量的宣传和诱导，海外移民兴起了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则是社会成员选择和判断的主观意旨，二战后许多海外移民加入侨居地国籍，落地生根，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于侨居国而不是中国，但是他们仍然以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实行日趋宽容的侨务政策，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合作日益密切，海外华人新移民兴起了两种认同倾向：一是华人的跨国认同，二是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以跨国移民为代表的新移民把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融为一体，追求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共赢与共享，从而提升中国梦的内涵，促进中国梦向世界梦转化。
一、自然根基：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
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既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自然根基，也是其建构的情感基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的思考，也是海外移民不得不面对“根在何方”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华侨是指仍保留我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侨居国外的我国公民，华人泛指具有外国国籍的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但是当相当大部分的土生华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形成庞大的混血华人群体之后，这类混血华人不但在血缘上已非纯华人，而且已经相当程度混有当地土著的血统。那么，这些混血华人（华裔）的身份归属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否在种族上和文化上认同中华民族？其实，华侨、华人和华裔，他们在侨居国形成了一种跨国界的种族文化族群，即华族。尽管种族特性在华人族群认同方面的影响力随着异族通婚的日增而日趋减弱，但是华人的族群认同除了种族特点之外，族群文化意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华人群体而言，其组合的纽带，首先是人种与血缘纽带，并在共同的历史、语言、行为方式甚至共同经济生活上形成稳定的华人共同体，即华人社会或华族。因此，华人群体或华族，指的是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族群（ethnic group）。”[1]可见，二战后华族尽管在政治上构成了其侨居国的国家多元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是从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看，他们仍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统，都是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都具有族群文化意识，这是他们在种族和文化上认同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前提。李明欢教授认为，“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集团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联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2]无论海外移民身处何处，无论他们怎样与异族通婚，他们总希望慎终追远、追本溯源，寻找自己的身份归属。
海外移民在种族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并由此产生了对中华民族的一种根的意识。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学者王灵智教授对根的定义，根的第一层含义是生命的延续，第二层含义指身份归属地。从这个层面上看，根象征着海外移民的种族及文化取向。有了根的意识就可能会产生寻根的行动，从早期移民的落叶归根到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的回归运动，从华侨华人的光宗耀祖到华裔的崇宗敬祖、寻根问祖，这些都是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海外移民根的意识的体现，都说明了海外移民强调中华传统的家庭价值、宗族起源与种族分支的忠诚等原生性元素，都是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种族认同的有力体现。《国语・晋语四》曰：“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海外移民在寻根宗亲活动中，寻根谒祖，编修家谱，同姓联宗，数姓联宗，敦睦宗谊，共谋发展，依靠宗亲的团结，大家慎终追远，发奋图强，团结协作，有利于提升侨乡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凝聚力，有利于海外移民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海外移民形成对故乡和中国、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亲合感和认同感。王赓武教授指出：“这种认同之所以称为‘历史’认同是它强调传统的家庭价值、氏族起源和对次种族的忠诚以及代表华族过去光荣历史的象征。这一切都有助于维持住华人性。”“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3]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对华人性的维持，虽然只是一种初级性的认同，但它能唤起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朴素的原始情感，为海外移民的中国梦建构奠定了情感基础。
二、文化基础：海外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的认同
人类文化学家葛兹（C.Geertz）曾提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集体身份认同往往包含两种不同的因素：“初级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就属于初级性认同，而公民性认同则包括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文化身份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归属，它建构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且以民族成员对这个民族的尊严、自信、归属和安全感等形式表现出来。海外移民在文化身份上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这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文化基础。
海外移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价值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的认同。根据文化生态学和生态心理学观点，生态类型可以影响文化类型。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伟大理想和目标，其关键是中华文明的复兴，而思想文化因素则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必然结果。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仰韶文化的核心地区，这里气候多变，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于是人们就以土地为生产工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经济。由于人们的衣、食等主要生活资料都来源于土地，因此，土地被人们视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为了使人们在土地旁边守成，农业社会在价值观上强调“土地崇拜”“安息于土地”和“安土重迁”，正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春秋繁露・服制象》）可见，人们对土地产生了一种严重的依赖和眷念心理，并由这种心理扩展衍生成一种浓厚的地缘意识和宗亲观念，这种文化价值取向逐渐成为自古以来炎黄子孙眷恋故乡、热爱故土和关心乡亲的重要源泉。海外移民到海外谋生和安家，即便远离家乡，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这种既“走”又“守”的移民心态对安土重迁作出了新的注解，使“安土重迁”与“移民发展”这一双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著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4]。
二是对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的认同。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的社会组织是在家庭基础上的以伦理组构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庭套着多层的无数小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层系”，伦理关系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依靠个人的力量耕种土地和收获作物往往显得异常艰难，因此务必以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作为运作的单位。“最能持久而稳定的小团体当然是以血统为基础的家族，于是以家族的维护、和谐及团结乃成为最重要的事情，进而自易形成以个人为轻家族为重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而且，由于家族是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因而易于将其它团体也以家族视之，将其内的人际关系加以家庭化，此即形成所谓家族主义（familism）。”[5]家族主义强调光宗耀祖，提倡孝亲忠国，正所谓“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海外移民以家族观念为核心，以家族的延续、和谐、团结与荣盛为己任，只要有一个海外移民在侨居地立足，他就会通过移民链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家族成员陆续引带到自己所侨居的国家，帮他们找工作和住所，直至安顿。有的还创办家族企业，促进家族的昌盛，“从更特殊的层次来看，任何华人的关系纽带都必须从广泛的家庭关系开始，因为这是华人生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家族血统的延续和光宗耀祖的愿望被视为华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6]可见，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价值有利于亲情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家族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从而促进海外移民中国梦的实现。
三是对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伦理关系及其道德规范，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曾子・大学》），“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曾子・大学》）。从这种价值取向出发，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传统习惯于从关系中去体认一切，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7]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有利于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从而对海外移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涯若比邻”“四海皆兄弟”“手足情，同胞亲”，海外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念祖爱乡、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他们把家庭取向、乡土意识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三、经济基础：海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美好梦想，它是一种观念形态，中国梦的实现既需要精神力量的推动，又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撑。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梦建构基础的研究大多是文化层面去探究。笔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固然是中国梦建构的重要基础，但是经济基础才是中国梦建构的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中国人们对物质需要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中国梦建构的根本动力。首先，人们梦想的产生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马克思曾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8]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们产生梦想的基础。其次，中国梦的最高价值尺度是人民幸福，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根本价值追求。幸福是人类发展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对幸福生活和幸福社会的追求，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幸福。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所以，人民对物质需要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根本动力。
海外移民中国梦的构建既是建立在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海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其对经济利益追求的结果。19世纪后半期，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华侨资本正式形成，在新加坡，“华民十五万，富甲各埠。除衙舍公产外，所有实业，华人居其八，洋人仅得其二。”在马六甲、槟榔屿，“华人开采锡矿十余万众，富至百万者数人。”[10]133华侨在南洋的投资总额，“仅次于英国、荷兰之大投资者。”[11]海外移民经济实力增长以后，他们就开始用资金反馈侨乡，“华民每年汇洋银至广东者，多则一千五六百万圆，少则一千余万圆。四年扯算，每年洋银入中国者可一千二百万圆。然此仅就旧金山言之耳，他如古巴、秘鲁、西贡、新加坡及南洋诸巨岛，华民不下数十百万，其商佣所得之银输回中华者，奚啻数倍于是。”[12]二战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海外移民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目前海外华人经济总和相当于整个台湾，华人年总所得约为2718亿-3171亿美元，也即，约占世界经济总值的1%，约相当于中国大陆经济总值的1/3”[13]。海外移民经济实力的壮大，为他们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海外移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又成为了其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动力。晚清时期，华侨富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殖民主义的经济剥削和压榨，随着华侨资本的形成，海外移民迫切希望清政府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如“光绪五年正月，寓小吕宋华商陈最良具呈：以小吕宋官员苛税虐政，请援。”[14]在菲律宾，当清朝官员王荣和等于光绪十二年到此地巡查，所到之处，“华民分诉日（西）人虐待情形，恳请派官保护，自筹经费。”[10]135同时，各地华侨还纷纷派代表向地方督抚大员和驻外公使请愿，要求清政府实施保护。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促进中国国力的强大是保护海外移民经济利益的重要前提，而保护和追求他们的经济利益是海外移民建构中国梦的主观目的和根本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规则日趋完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中国的强大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安全、稳定和和平的环境，中国的发展为海外华人资本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据统计，“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改革开放所吸引外资的80%来自东南亚，而这些外资的80%又来自海外华人。中国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投入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已达3400亿美元；中国近20年保持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增长水平；大陆、港、台等华人资本对亚洲的投入已超日本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大陆为港、台地区的最大投资场所和最大顺差贸易伙伴。”[15]中国是海外移民的祖籍国，这里既是他们的文化发源地，又是他们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驱动力。抢占中国广阔的市场，促进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可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海外移民的经济利益，这是海外移民复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动力。
四、政治基础：中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日趋宽容的政策选择
海外移民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关键。海外移民之所以对中国产生政治认同，这与中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基准的考量和日趋宽容的政策选择密切相关。晚清以前，由于中国封建政府实行禁止移民、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只是历史认同（包括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们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国家和政府，他们那时还谈不上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晚清以后，随着海外华侨社会的发展，海外移民的经济实力有了迅速增长，南洋一带甚至涌现了一批华侨巨商，华侨资本正式形成。清朝有些有识之士和地方官吏逐步认识到海外移民是中国一支重要经济力量。薛福成等人认为，海外移民“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贩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16]他们希望利用海外移民的经济力量筹振筹防。而晚清政府国库空虚，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清政府转向海外华侨寻求财源，以弥补和支持国家财政空缺，挽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因此，到晚清时期，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实行保护和利用侨民政策。清政府的护侨和利侨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外交手段为主要方式保护海外华工，维护他们的利益。1874年，清政府先后派出陈兰彬、容阂等分别前往古巴、秘鲁访查华工受虐实情，并就华工受虐事件向当地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和进行交涉，以保护华工权益。二是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此后，晚清政府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均设立公使馆，并在重要华埠设立了46个领事馆。驻外公使馆、领事馆的正式建立使海外移民的保护有了政治的保障。三是1909年清政府颁布《国籍条例》和《国籍条例细则》，条例明确规定：凡中华种族之人，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晚清政府从法律上明确华侨的中国国民身份，有利于海外移民的国家认同。四是动员、劝诱华人移民对国内捐赠和投资。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以南洋地区华埠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遣专使向华侨社会劝诱捐赠，投资国内。为此，还制定了《鼓励华商兴办实业条例》，吸取侨资，兴办实业。
晚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保护和利用一方面唤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忠义之心，进而形成复兴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正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言：“今若于秘鲁、古巴各岛分别遣使设官，拯其危急，从此海外华民皆知朝廷于绝岛穷荒，尚不忍一夫失所，忠义之心不禁油然而动，有裨大局，诚非浅鲜。”[17]另一方面，使海外移民原来关心家乡亲人的地缘血缘观念，逐渐发展为关心祖国前途命运、要求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观念。海外移民以前往往以地缘血缘观念为基础，关注其家族、家乡利益，晚清政府的护侨利侨措施客观上引导了海外移民关注和参与其家族、家乡之外的中国国内事务，进而重视国家及民族的命运与前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移民逐渐突破家乡梦的瓶颈，打破血缘和地域界限，把资金投向非祖籍地，把家乡梦的践行范围进一步扩向非家乡，从而扩向全中国。这种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是海外移民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也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政治基础。总之，从“禁侨”“限侨”到“护侨”“利侨”，清政府华侨政策地渐进式开放，激发了他们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促进了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推动了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不断构建和加强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观念，从而建构了海外移民的中国梦。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中的新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新移民与中国国内人民拥有大致同样文化和政治认同，并具备加入全球化浪潮后的中国所需要的管理技能和国际经验，因此，新移民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与其它国家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国家利益为基准，鼓励和吸引新移民人才以多种形式报国。1993年中国政府把“回国服务”的口号正式更改为“为国服务”，从而使地理意义上的回国不再成为新移民参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先决条件。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以及新移民成为人才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实使得中国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旨在同时满足国家的核心利益（外交政策的主导性）和新移民的利益需求。2004年8月，中国绿卡体系正式出台，该政策将关注重点从所有归国人员转移到拥有国际经验和全球视野的高级人才上来。2006年12月，国家人事部为高层次留学回国人才开通“绿色通道”。2009年底，由中组部牵头，中央制定了“”，旨在“分层次组织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18]在中国政府日趋宽容的侨务政策之下，中国与海外移民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海外，华人新移民兴起了跨国认同和中国民族主义两种认同倾向。华人的跨国认同彰显了跨国移民认同上的多元性，华人的新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在此背景下，以海归派为代表的回归移民开展了“本土回归运动”，有些甚至成为国家政府机关、高校、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企业等部门负责人。他们一方面把全球化的理念带回本土，把西方政治、文化、文明的精髓反馈中国，直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从而推动了中国梦向世界梦的转化。以散居者为代表的域外移民开展“心灵回归运动”，他们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内参与、关心过问与祖籍国有关的一切活动，有的通过现代通讯技术、电影电视、因特网、博客等现代媒体对中国发出远程关怀，有的则通过宗教仪式、社团活动、宗亲联谊、华文教学和文娱节目等形式，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工作，以加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归属；以高技术移民为主体的跨国移民则成为人才环流的实践者，他们经常在居住国、中国与第三国之间“循环”流动，逐步形成以祖籍国-移居国为轴心，辐射世界各国的华人跨国知识网络，从而在与中国的跨国交流合作中彰显祖籍国的观念，并在多种形式的为中国服务过程中实践他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因此，中国政府日趋宽容的侨务政策既为海外移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同时又加深了海外移民同中国的互动，强化了海外移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五、社会心理基础：海外移民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关系的思考
海外移民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关系的思考是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社会心理基础。可以说，海外移民中国梦既是基于其特定的历史体察和文化沉淀形成的，也是对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而作出的反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海外移民为了谋生背井离乡，到达海外后，他们在海外以地缘、血缘纽带建立了移民社会。由于以前生长于封闭的农业社会，所以他们到达海外初期仍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气息里，小农意识仍很强烈，缺乏整体的国家意识，正如厦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所言，“民族主义海外传播以前，华侨的宗族、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正是国内这种状况在海外的反映。由于华侨社会认同于家乡甚于国家，因此，华侨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帮派社团。华侨在侨居地认同于某一帮派、社团，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19]然而他们所建立的移民社会却无法改变他们个人的地位和命运，他们遭到了殖民者残酷的经济限制、排挤和掠夺，“彼和兰者，睹唐人之日聚，暂有厌旧之心，重加剥削，横征无艺，征之柴山，征之蔗v（制糖厂），征之酒库，征之亚廊（鸦片），征之戏台。人身所需，有照身票，有新客票，衣票、火票、山票、海票、路票之费，甚至身票、死票亦借以为利。”[20]此外，侨居地的排华运动此起彼伏，他们在政治上常被当作对待，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有的甚至惨遭杀戮，生命毫无保障，“恶夷等恃福凌贫，丧良藐理，视合同如故纸，等人命于草芥。衣食工银惟知吝啬，憔悴惫倦莫肯恤。常见苛求，恒加打骂，或被枷锁而力作，或忍饥寒而耕锄，在东家既属苛残，官府依然阿比，纵尔鸣冤，反遭谴责，时时闻屈死之惨，处处有自尽之哀。”[21]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但没有尽到保护海外移民的职责，反而与狼共舞，为虎作怅，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一道共同欺压和掠夺他们。荷兰“红溪惨案”发生后，乾隆帝甚至言曰：“天朝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他们真正成为了“海外弃儿”。排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移民社会中“家”的观念，使海外移民跳出这个狭隘的圈子，从 “国”这个大的方面来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在不断思考个人命运和国家地位的关系，并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对中国的希望和认同，建构了国家和民族观念。“华侨中有头脑的人总是想把中国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22]可以说，清末海外移民对祖国的全面关注与认同是以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为核心的，同时又离不开他们对中国的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正如颜清湟教授在讨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起源时指出：“华侨对中国命运的强烈关切是华侨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这种强烈的感情部分起源于种族和文化，部分起源于社会和政治的条件。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以便提高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华侨民族主义既是移民对他们祖国的热爱的表现，也是他们用以抗衡居留地政府的敌意政策的武器。”[23]海外移民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现实环境使他们摆脱了小农意识，使他们从爱“家”的狭隘观念上升到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国家观念，从而建构了海外移民中国梦的社会心理基础。
综上所述，海外移民的中国梦既是基于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经验、民族情感和文化沉淀形成的，也是海外移民对自己生活的历史和现实的反思而作出的反应，还是中国官方和民间等外部力量积极推动的结果。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是其中国梦建构的基础。海外移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际上是不同类型的海外移民的群体和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坐标下，根据不同情境做出的自主选择。海外移民因时因地制宜，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趋向多元杂合，因此，海外移民中国梦建构的基础也是多元的。
注 释：
①本文中的海外移民泛指移居中国国境之外的中国人，属于国际移民范畴。中国海外移民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即华侨；二是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三是在海外出生的中国人的后裔，即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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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起着根本的推动作用。又由于“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列宁),社会经济发展对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会通过政治进行,所以,综合经济发展和政治的作用,就可以说:中华民族经济、政治上的发展,必然推动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艺术上的发展;中华民族经济、政治上的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民族在科学文化艺术上的复兴,使中华文艺复兴成为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以“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以及以粉碎、“”集团,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的中国人民第二次政治解放,解放了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生产力,为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复兴提供了政治保证。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又给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有了政治保证,有了物质基础,中华民族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或者说,中华文艺复兴就会成为可能。
二、中华文艺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作为前一点(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文艺复兴)的深化,我们要强调指出,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我国人民群众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奋斗,中华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
(1)科学技术方面。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863"计划的成功,神州号飞船的升天与收回……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复兴已经有了较强的物质基础。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仍处于较弱水平,但是,从科学技术基础、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和科技对社会发展贡献等5组指标分析看,“近几年,每项指标均处于上升趋势,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基本处于平稳发展状态,‘科教兴国’战略已初见成效”,“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正蓄势待发”[3]。显然,科技竞争力的平稳发展和蓄势待发,也说明我国科技的发展、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2)文化艺术方面。虽然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文化建设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主流是健康的,呈现过欣欣向荣景象。改革开放又为文化事业迎来了改革、发展、繁荣的新局面。因而,“”前17年的文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给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复兴奠定了颇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这种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1.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建国以后,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都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持。例如,到1999年,全国每年有25亿元用于文物保护事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750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近7000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约6万处。经两次全国性文物普查,我国已知的地上地下文物有40余万处。2.新的文化设施在祖国大地有如繁星在天。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直接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会少于180亿元。一批标志性的大型文化设施已经耸立在祖国大地上。总投资2.8亿元的国家图书馆,投资1.7亿元的深圳图书馆,投入6亿元的上海图书馆,投入1.3亿元的上海博物馆,以及投入近亿元的图书馆,投入9000余万元的博物馆等等,就是这种新的大型文化设施的代表。3.文化市场已具规模,文化产业已经崛起。我国的文化市场经过20多年的培育和建设,已经形成了综合性的市场体系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共同繁荣的格局。到1998年,仅文化部门管理的文化市场各类单位已达27.7万家,从业人员24万人,年实现利税额40.3亿元,新创增加值146.2亿元。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已经崛起,产业总值成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4]。
显然,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化艺术,都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了这一定的物质基础,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持续普遍高涨就有了依托,中华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也就有了可靠的支点。
三、我国科学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已经为中华文艺复兴准备了精神条件和思想基础。
经过50多年的奋斗,我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复兴不仅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有了从自身发展中形成的精神条件、思想基础。
(1)科学技术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最近预言,中国科技水准将在21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世界的最前线。理由是:“中国科技发展如此迅速有其内在的基本原因,而这些原因在21世纪是更加强了,更巩固了。”[5]这种“内在的基本原因”主要有“科教兴国”战略和对高素质科技人材的加强培养等等。这些“内在的基本原因”无疑能成为我国科技发展、复兴的精神性的条件。
(2)文化艺术方面。经过80多年的发展,中华文化艺术逐渐摆脱了一些外部因素对自身的纠缠,形成了一系列标志着自己走向成熟的理念,这就为中华文化艺术的发展、复兴准备好了精神条件和思想基础。中华文化艺术摆脱了哪些外部因素的纠缠呢?1.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华文化艺术基本上从封建的传统观念中挣脱出来。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封建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虽然封建思想在我国还大有市场,影响还很严重,但是,经过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八九十年的努力斗争,中华文化艺术基本上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对自己的纠缠和制约,这应该是人们能够认同的结论。2.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贯彻执行开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努力,中华文化艺术日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从20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华文化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民族进步事业中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然而,也有不足和弊端。这种不足和弊端主要表现为文化艺术日益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转达,成为政治的工具,从而削弱了文化艺术自身的价值。三中全会后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扭转了文化艺术政治化、政治意识形态化趋势,文化艺术也就日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桎梏,而使自身的价值日益得到恢复。3.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开始,中华文化艺术又踏上了摆脱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国推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取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后,市场经济固有的求利原则、等价交换原则、自主性原则诱发出某些负面的影响(或者说伴生出一些不健康的、消极的,甚 至是腐朽的、丑恶的东西),例如求利原则诱发出“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倾向;等价交换原则诱发出文化艺术领域的实惠化、金钱化现象;自主性原则诱发出与“自我利益”有关的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这些市场经济负面影响渗入到中华文化艺术领域,就使这个领域无序并让人担忧。但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要求重建理性,要求回到文化艺术上面去的呼声频频,这又意味着中华文化艺术不久就会摆脱市场经济负面影响而走上新的成熟的道路。
总之,经过80多年的发展,中华文化艺术逐渐摆脱了封建传统观念、政治意识形态、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之类的外力因素的桎梏,形成了标志着自己走向成熟的理念,这就为中华文化艺术的复兴提供了精神条件、思想基础。
四、中华文艺复兴已经有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华民族复兴伟大进程已经过去了50多年时间。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过去了的50多年,就可知道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者说,中华文艺复兴并未进行,至少没有着力进行。“1949~1978年是革命的时代,是政治压倒文化的时代,是动乱与痛苦的时代。固然也有过伟大与辉煌,但在文化上却付出巨大代价:许多大师死于非命,许多有才华、在未来的10年、20年中有望成大师的‘苗子’半途‘夭折’,文化的继承、吸收、传递和创造进程中断了,人才的培养也出现‘断层’。这些情况表明,1949~1978年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不沾边。1978年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但从文化上看,这个时代才刚刚开始,过去的近20年可以说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创造的时代,是产生新型的企业家、经济家和创业者的时代,而文化发展总是滞后,新旧思想的大转换至今未完成,旧的时代精神过去了,新的时代精神尚在孕育之中,与此相应,文化过渡时期的产物总免不了带有混乱、浮躁、不定型等不成熟的产物”[6]。这些情况表明,从1978年到现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还没有全面展开,或者说,还没有着力进行。
然而,正因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还未全面展开,还未着力进行,就有了足以成为中华文艺复兴舆论基础的舆情、舆论:
(1)几年以前,哲学大师张岱年、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等,就讲过我国要搞文化复兴的话。
(2)我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回顾“新中国文化事业壮丽航程”之后,明确说到要“迎接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7]。着名诗人、诗歌理论家郑敏热望“汉语诗歌有一个盛唐式的新阶段”[8],更多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则表示要“为中华诗国复兴而奋斗。[9]
(3)社会学大师费孝通最近在《“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搞“文艺复兴”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作了阐发。费孝通先生是这样说的:“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化复兴’的一段,缺乏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它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10](重点为引者所加)在这段话里,费孝通先生尖锐地指出,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是“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是“缺乏人对理性的重视”,一言以蔽之,缺乏西方曾经进行过的“文艺复兴”运动。怎么办?费孝通先生的回答是:既然“缺了‘文艺复兴’”,就“补课”,就补搞中华文艺复兴。费孝通先生还深刻地指出,“不把缺下的课补足(亦即不补搞文艺复兴——作者),是跳不过去的,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历史会对今天发生影响的”[11]。显然,费孝通先生的话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有识之士对于中华文艺复兴的呼唤!
五、有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冲洗了千年“中世纪黑暗”所留下的黑暗痕迹,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带来了人们对理性的普遍重视,带来了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带来了从17世纪到现在的西方社会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的大发展。显然,欧洲文艺复兴是人类的一次特大成功实践。这次特大的成功实践积累了许多的成功经验:(1)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为了达到文艺复兴的种种目的,给欧洲赢得文艺复兴后的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大发展(从17世纪到现在的大发展),欧洲文艺复兴用了三百年的时间。(2)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是形成复兴氛围后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成功典范,如杰出人才、成果的出现,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地“拔苗助长”、“炮制”、“炒作”的痕迹。(3)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目标非常明确: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大力颂扬人文主义以及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理性主义思想,使民众普遍重视人性和理性。(4)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包含了科学高涨的内容。“人类创造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系统,其中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可归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12],由于科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欧洲文艺复兴作为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时期、一个运动,就包含了科学高涨的内容。事实也是如此,讲到欧洲文艺复兴的丰硕成果,就要讲到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地理发现、伽利略的数学物理学成就……而不仅仅只讲薄伽丘、达·芬奇等人的文学艺术成就。(5)这个文艺复兴运动又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3],但丁、薄伽丘、哥白尼、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莎士比亚、马丁·路德等等就是这种巨人的代表。总之,欧洲文艺复兴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可以为我们推动、开展中华文艺复兴提供借鉴。
六、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支持。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文艺复兴或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和支持将是中华文艺复兴能够开展、进行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支持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在这里只需指出两点就行了。
(1)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多次重申要实现包含有中华文艺复兴内容的中华民族复兴。早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以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在同志的《二年贺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许多讲话,以及各级党报的社论、文章中,“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都得到了重申、论述和强调。可见我们党对中华民族复兴是何等的重视和支持。中华民族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亦即中华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党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视和支持,也就是对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和支持。
(2)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包括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在内的文化的建设。早在1940年,同志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专节论述过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建设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又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4]邓小平同志也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的问题。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任务,近年又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列入“三个代表”思想,使之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处于并列的地位上,共同成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15]。显然,同志对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视和支持的。既重视和支持包括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在内的文化的建设,又重视和支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将两者结合起来就会导致对于以科学文化艺术持久普遍辉煌为实质的中华民族文艺复兴、中华文艺复兴的重视和支持。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看,中华民族经济政治的复兴必然导致中华文艺复兴;从实际上看,这个中华文艺复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条件或思想基础、舆论基础;不仅如此,这个中华文艺复兴还有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以及有中国共产党的充分重视和支持。因此,中华文艺复兴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应该及时推动和开展中华文艺复兴,使它成为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形式和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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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3] 石勇,崔红曼.我国科技竞争力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0,(3).
[4][7] 孙家正.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新中国文化事业壮丽航程[N].中国文化报,1999-9-15.
[5] 杨振宁.未来三四十年科技发展将继续向应用方向倾斜[N].光明日报,2001-10-1.
[6] 古城.21世纪中国还会有文化大师吗[J].珠海潮,1996,(1).
[8] 郑敏.我的几点意见[J].当代作家评论,2001,(2).
[9] 陈廷槐.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应当相互结合[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
[10][11] 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读书,2001,(4).
[12] 王大珩,于光远.论科学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17.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国际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集中优秀人才，增强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一、要有在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要有利用世界各国先进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观念，中华文化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才能增强在世界文化中的竞争力。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先进文化资源更是短缺的。要想使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成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先进文化，必须要有利用各国文化资源意识，尤其是要有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文化资源来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观念。只有文化开放，才能带来文化繁荣；只有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才能把中华文化建设成世界优秀文化。
唐朝文化能够成为当时中国和世界最繁荣、最灿烂的中华文化，与唐王朝实行开放和兼容的对外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唐王朝十分重视各民族文化交流，实行开明、兼容的民族文化政策，努力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如吐蕃医书《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唐朝乐舞也吸收了少数民族乐舞等等。同时，唐王朝与亚洲、欧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文化往来频繁，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如唐朝吸收了西亚和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周边邻国的艺术、音乐、舞蹈、服饰等优秀文化。
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也与大量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成分是分不开的。早期移民把欧洲各国文化带到美国，形成美国独有的移民文化。而移民文化实际上是各国的精英文化。移民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容纳能力，他们不断移民到美国，实际上就是把世界各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移植到美国，汇集成美国现代文化。这也是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的主要原因。由移民文化演变成的当今美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折扣”就低，“文化亲近”度就高。这是美国文化产品容易被各国民众接受，称霸世界文化市场的主要因素，也是“天生”因素。而其他国家文化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文化相比却“先天不足”。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文化产品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首先要有在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思路。大胆学习和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在消化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再创新，形成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后发优势。
二、要有在世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也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只能通过文化竞争进入各国文化市场。因此，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任何一种文化的竞争力都来自两大因素：一是能够生产出不断满足各国人民文化生活需求的文化产品；二是能够创造出满足各国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的文化需求市场。满足世界文化市场需求和创造世界文化需求市场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硬条件”、“硬道理”。
从文化水平来看，世界文化又分为生存性文化、发展性文化、竞争性文化。生存性文化以传统文化为主调，维护传统、维持现状成为人们生活观念的主流意识。发展性文化以兼容文化为主调，在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强调自我发展成为人们生活文化观念的主流意识。竞争性文化以创新文化为主调，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人们生活文化观念的主流意识。如对这三种不同发展层次文化的特性进行比较，生存性文化较为封闭，甚至拒绝外来文化；发展性文化较为开放，善于消化外来文化；竞争性文化善于创新、创造，不断输出新兴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包含着生存性文化、发展性文化、竞争性文化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但是，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把生存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新兴经济国家把发展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发达国家把竞争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要有在世界现代文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思路
要有实现把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产品转变为以现代文化为主的文化产品的战略观念。首先要明白，中华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走向当今世界，并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也绝对不是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走向当今世界。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文化产品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中华文化、文化产品的主要内容，更不应该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不足，理由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现代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曾经成为对周边各国有很强影响力的封建帝国，但是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对当代世界有很强影响力的世界强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局限性，影响力是有限的，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让世界各国感兴趣，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世界文化的点缀，但是，不可能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的主流文化。
在中华文化、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正确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口号。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口号并不完整，不是所有的民族文都能自动成为对世界文化有影响力的、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主流文化；也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的东西就应该成为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文化。只有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对本土文化进行国际化的改造，形成能够满足现代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新兴的现代文化产品，民族文化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世界性文化产品。
当代世界文化的新知识、新技术含量较多，代表着当今世界的高水平、先进水平的国际文化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在世界现代文化基础上建中华文化、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思路。
四、要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向。从发展规律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物品、技术、资本、人员等经济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包括文化产品、文化资本、文化信息和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系统等现代传媒设施日益国际化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艺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在国际范围交往碰撞，推动了文化全球化。
随着全球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文化贸易数量增大，导致了一种大量的文化交换和适应。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增长将不断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使各国文化消费种类、文化消费时尚、文化消费价值观念日趋国际化。这些文化情形的产生有利于各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从而根本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产品全球化推动着中国产品文化全球化。产品出口既是一种货物出口，也是一种文化出口。产品出口含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的出口。各国消费者在接受中国产品的同时，意味着同时接受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理念。中国“春节”正逐渐演化为世界“中国年”。目前，春节正成为中国传递给世界的一张传统“文化名片”。在2008年春节，巴黎的家乐福超市挂起“吉祥如意”的横幅，纽约帝国大厦用代表中国的红黄两色灯光点亮自己，巴西总统为华人朋友的儿子包起了红包，这些意味着中国年文化已进入世界各国[1]。
如何借助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产品全球化，来推动中国文化全球化，实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如何有效地把货物出口和文化出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货物商品出口带动文化产品输出，推动观念、思维、文化出口。这是中国文化界和产业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五、要有在世界文化强国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在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要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而且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要有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意识，大胆制定开发国际文化产品市场的战略思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拥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雄心。同样，我们应该拥有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决心，来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路。
同样，在促进中华文化、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这个战略问题上，我们要像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那样，制定中华文化发展战略；要敢于开放国内文化市场，要敢于进军世界文化市场，占领国际文化市场。只有文化开放才能带来文化繁荣；只有文化繁荣才能聚集走向世界的文化能量。中国文化产品的发展战略应该是，使中华文化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现代文化发展的发动机，拉动世界文化水平不断提升。
关键词：中华文化；满足各国；消费需求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国际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集中优秀人才，增强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改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一、要有在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要有利用世界各国先进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观念，中华文化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才能增强在世界文化中的竞争力。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先进文化资源更是短缺的。要想使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使中华文化成为在国际文化市场上拥有较强竞争力的世界先进文化，必须要有利用各国文化资源意识，尤其是要有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文化资源来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观念。只有文化开放，才能带来文化繁荣；只有利用世界先进文化资源，才能把中华文化建设成世界优秀文化。
唐朝文化能够成为当时中国和世界最繁荣、最灿烂的中华文化，与唐王朝实行开放和兼容的对外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唐王朝十分重视各民族文化交流，实行开明、兼容的民族文化政策，努力吸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如吐蕃医书《四部医典》代表了少数民族医学对汉文化的丰富，唐朝乐舞也吸收了少数民族乐舞等等。同时，唐王朝与亚洲、欧洲甚至非洲一些国家的文化往来频繁，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如唐朝吸收了西亚和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周边邻国的艺术、音乐、舞蹈、服饰等优秀文化。
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也与大量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成分是分不开的。早期移民把欧洲各国文化带到美国，形成美国独有的移民文化。而移民文化实际上是各国的精英文化。移民具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容纳能力，他们不断移民到美国，实际上就是把世界各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移植到美国，汇集成美国现代文化。这也是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世界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的主要原因。由移民文化演变成的当今美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折扣”就低，“文化亲近”度就高。这是美国文化产品容易被各国民众接受，称霸世界文化市场的主要因素，也是“天生”因素。而其他国家文化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文化相比却“先天不足”。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文化产品要进入国际文化市场，首先要有在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发展中华文化的战略思路。大胆学习和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在消化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文化的再创新，形成进入国际文化市场的后发优势。
二、要有在世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21世纪，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基础，也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机制是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文化产品要走向世界，只能通过文化竞争进入各国文化市场。因此，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任何一种文化的竞争力都来自两大因素：一是能够生产出不断满足各国人民文化生活需求的文化产品；二是能够创造出满足各国人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的文化需求市场。满足世界文化市场需求和创造世界文化需求市场是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硬条件”、“硬道理”。
从文化水平来看，世界文化又分为生存性文化、发展性文化、竞争性文化。生存性文化以传统文化为主调，维护传统、维持现状成为人们生活观念的主流意识。发展性文化以兼容文化为主调，在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强调自我发展成为人们生活文化观念的主流意识。竞争性文化以创新文化为主调，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强调科学发展和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成为人们生活文化观念的主流意识。如对这三种不同发展层次文化的特性进行比较，生存性文化较为封闭，甚至拒绝外来文化；发展性文化较为开放，善于消化外来文化；竞争性文化善于创新、创造，不断输出新兴文化。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包含着生存性文化、发展性文化、竞争性文化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但是，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把生存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新兴经济国家把发展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发达国家把竞争性文化作为主流文化。在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要有在世界现代文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思路
要有实现把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产品转变为以现代文化为主的文化产品的战略观念。首先要明白，中华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是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当代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走向当今世界，并不是古代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也绝对不是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走向当今世界。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文化产品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中华文化、文化产品的主要内容，更不应该成为现代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
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不足，理由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说明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现代价值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中国曾经成为对周边各国有很强影响力的封建帝国，但是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对当代世界有很强影响力的世界强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局限性，影响力是有限的，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只能让世界各国感兴趣，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世界文化的点缀，但是，不可能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的主流文化。
在中华文化、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须正确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口号。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个口号并不完整，不是所有的民族文都能自动成为对世界文化有影响力的、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主流文化；也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的东西就应该成为被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国际文化。只有对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改造，对本土文化进行国际化的改造，形成能够满足现代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新兴的现代文化产品，民族文化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世界性文化产品。
当代世界文化的新知识、新技术含量较多，代表着当今世界的高水平、先进水平的国际文化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在世界现代文化基础上建中华文化、开发文化产品的战略思路。
四、要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经济全球化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向。从发展规律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物品、技术、资本、人员等经济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包括文化产品、文化资本、文化信息和文化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网络系统等现代传媒设施日益国际化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艺术、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在国际范围交往碰撞，推动了文化全球化。
随着全球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文化贸易数量增大，导致了一种大量的文化交换和适应。文化全球化趋势的增长将不断促进世界范围内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使各国文化消费种类、文化消费时尚、文化消费价值观念日趋国际化。这些文化情形的产生有利于各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销售，从而根本上推动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产品全球化推动着中国产品文化全球化。产品出口既是一种货物出口，也是一种文化出口。产品出口含有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的出口。各国消费者在接受中国产品的同时，意味着同时接受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理念。中国“春节”正逐渐演化为世界“中国年”。目前，春节正成为中国传递给世界的一张传统“文化名片”。在2008年春节，巴黎的家乐福超市挂起“吉祥如意”的横幅，纽约帝国大厦用代表中国的红黄两色灯光点亮自己，巴西总统为华人朋友的儿子包起了红包，这些意味着中国年文化已进入世界各国[1]。
如何借助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产品全球化，来推动中国文化全球化，实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如何有效地把货物出口和文化出口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货物商品出口带动文化产品输出，推动观念、思维、文化出口。这是中国文化界和产业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五、要有在世界文化强国基础上开发文化产品的思路
在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国要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而且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
要有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意识，大胆制定开发国际文化产品市场的战略思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拥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雄心。同样，我们应该拥有成为世界文化强国的决心，来制定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路。
同样，在促进中华文化、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这个战略问题上，我们要像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那样，制定中华文化发展战略；要敢于开放国内文化市场，要敢于进军世界文化市场，占领国际文化市场。只有文化开放才能带来文化繁荣；只有文化繁荣才能聚集走向世界的文化能量。中国文化产品的发展战略应该是，使中华文化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现代文化发展的发动机，拉动世界文化水平不断提升。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7（a）-0120-01
1 简介
中国地质大学作为中国最早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之一，在学校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国际学生来校学习。2004年，学校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全面负责来华留学生教育、对外汉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和孔子学院建设工作。2009年，学校正式成为教育部高校研究生自主招生项目院校。学校依托优势学科，累计招收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类外国留学生近千名，现有在校攻读学位的留学生600余名，学校初步建成石油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MPA、工商管理、通信工程全英文授课项目体系。本文将以通信工程专业学生为例讲述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课程中碰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其中的专业基础课程则以电路分析基础为例进行讲解。像《电路分析基础》这类专业基础课程理论严密、逻辑性强，有广阔的工程背景。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牢固掌握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分析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进行实验的初步技能，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程观点，同时也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学习后续有关课程准备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
2 来华留学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中碰到的问题
目前，针对国内的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各个学校都结合自己的学生以及专业特色研究出了一批有针对性的教材和教学改革方法，但是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改革方法还有所欠缺。来华留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程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两个普遍问题。
第一个是前期的基础性问题。由于来华留学生的在自己国家学习的基础和国内学生学习的不一样，因此，对于需要的基础性的课程理论知识不一样。目前，对于已经上课的来华留学生，反馈的结果是相关基础课程理论知识有一定的缺失，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基础学科的缺失，部分来华留学生对于分数的加减都不是很熟悉。
第二个是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方式不一样，需求不一样。目前，来华留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是希望能够回国服务，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实践课程的学习，对于理论方面的学习重视程度还不是很够。在我们上课期间，留学生不止一次询问到实践动手的事情，学生上实践课程的积极性比上理论课的积极性要高很多。
本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能够根据来华留学生的特点和通信电子类专业的特色，改革课程结构和课程体系，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改进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方法，正确处理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衔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矛盾，探索让来华留学生能够很好适应的教学模式。
3 针对来华留学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中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
（1）改革课程结构和课程体系，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主要针对来华留学生的特点，合理取舍教学内容，重点介绍比较实用的电路分析方法。以《电路分析基础》为例，认识各种元器件，以及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在保证知识结构合理的前提下，重点介绍简单电路的分析方法，避免过于复杂的电路分析的实例，同时，在举例分析时，重点选择与实际生活比较贴近的电路，可以让留学生的微波炉，洗衣机等电器来取代模型中的电阻等。同时，精简后续课程使用不多的复杂电路的分析方法，精简对数学以及物理要求比较高的电路模型的分析，如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化。
（2）加强实践教学，研究实践教学促进理论教学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电路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仅靠课堂教学是很难使学生学好的，必须让学生在实际动手中加以学习、加深理解。因此，要研究一个使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相互完善、研究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主动参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理论课程中适当的穿插实践课程，尤其理论课程举例时，可以用实践课程中学生已经或者即将用到的内容。同时，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用的要求，比如实际过程中，除了必要的内容，对于实践能力强的学生，也可以将电子创新大赛纳入到学生实践教学中，开展学生自己设计实验的竞赛模式。
（3）加强电子课件的细致化，步骤化。由于绝大部分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国内的学生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进行电路分析时，不能仅仅向对国内学生一样进行分析方法的选择以及运用，还需要对分析的结果给出详细的数学计算步骤以及原理。
4 改革后的效果
经过近几年的逐步探索，目前新入校的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课程时，不像刚开始的来华留学生那样觉得迷茫后失去兴趣了，尤其这两年的来华留学生终于不用迷失在复杂的数学和物理计算上，并且学生们觉得这些专业基础课程也比较interesting啦。
5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来华留学生在学习专业基础课时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在逐年的不断改革与优化课程中，探索出了几种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有效的解决来华留学生数理基础薄弱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提升他们学习专业基础课程的兴趣。
参考文献
一、来华留学生石油工程专业的发展背景
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产业和重要引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分布着多个重要能源生产国，如俄罗斯、中亚五国等。几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底，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为主的中国石油企业已在海外50多个国家拥有200多个油气投资项目。由此可见，来华留学生“石油工程”专业的产生与发展顺应了时展的需要:一方面，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民心相通”的要求，是我国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是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迫切需要，为能源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当前我国许多石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当地企业建立项目开展合作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法律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遇到了不少问题，专业基础扎实、知华友华的当地石油工程师对于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事半功倍。
二、来华留学生石油工程专业教学管理现状与问题
2基础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西方文明并不适应中国的教育，不能给予学生中国社会需要的能力，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整合西方的思想，不能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他主张用中国传统办学形式，先学习以儒家为根本的传统文化基础，再将西方文化有选择地融入其中。简而言之，先树立起儒家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再吸收西方文明。陶行知推崇杜威用实用主义取代传统教育的模式，他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对基础教育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根据生活经验对于西方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础教育不再是模仿单一国家的模式，而是全方位地把各国先进理论与我国国情相结合，进行了具有本土化特性的教育改革实验。20世纪90年代，素质教育被提出后，各式各样的西方的教育理论与研究方法被广泛引入与传播，成为基础教育的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进行本土化的探索。由叶澜教授主持的“新基础教育”基于个体生命成长需求的教育理念，构建了新型的学校形态“。新基础教育”目标培养适应时代的青少年，重在教育学生获得“人”的能力，对教学进行改革，为进一步教育本土化探索了道路。但在教育理念不断出新，教育方式不断改善的同时，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被忽略了。
3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政策及理念
近年来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2006年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尽管如此，传统文化教育的振兴也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特别是由于学校的条件限制，许多活动无法展开；教师对于传统文化教学能力不足；在课业压力下，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等。这需要人们转变教育观念，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它对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优秀品德养成的作用。随着“中国学”和“儒学”在国际上的兴起，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崇尚古典教育的私塾，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了热门话题，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也有了更多的认可。在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总结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并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了实践性、系统性的指导。同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教师节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时，提出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新重点就是要加强传统文化，扩大教育内容中传统文化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传播、继承性，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下去，树立学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增强民族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4传统文化教育在基础教育实践中的探索
4.1调整教育内容，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要不断扩大传统文化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分量，在原有教学内容里增加传统文化内容并加大在考试中的比重，同时设立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例如书法、诗词诵读、围棋等，培养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技能。实现这些，这同时也需要加大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相关课程设计和教师传统文化素养的进修的投入。
4.2进行形式创新，形成多样化的渠道要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就要通过多种渠道，全方位地进行。不仅要在教学内容上加大传统教育的内容，更要通过增加传统文化活动，例如讲座、广播、网络等，利用各种媒体方式多维度地增加学生的参与。把传统文化教育的活动纳入学校教学成果的规划，作为一项学校水平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鼓励教师或班级体，自行选择传统文化活动的内容，学生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将传统文化融入校园生活，潜移默化地为传统文化学习打下基础。
新世纪新阶段，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复杂和严峻的，也面临着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党要担负起中国梦实现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夯实党的领导基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需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和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深化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只有有效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才能够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才能够夯实中国梦实现的党的领导基础。
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基础始终是根本。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美好的理想，如果没有物质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最后也只能沦为空想。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现有国情情况下，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其经济基础。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
在具体实践中，如何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经济基础呢？答案是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和扩大开放。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然要进行商品生产，发展市场经济。我们已经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活力。同时，还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证非公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之间能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完善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努力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做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物质基础。
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夯实中国梦实现的政治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全和完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的政治基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也为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制度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夯实其政治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要健全和完善各种民主制度。首先，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其次，还应当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不断拓宽基层民主的范围和途径，保障人民享有更多的民利。此外，还应当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一些不合理或有弊端的体制应当进行改革或废止，确立新的符合社会实际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梦实现的政治基础，我们应当充分保障人民的民利，为中国梦实现提供民主政治保障。
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夯实中国梦实现的文化基础
文化构成了国家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梦实现的文化基础。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科学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方针，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方针。倡导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学派和风格，禁止另一种学派和风格，不利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既要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又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重吸收借鉴国外文化成果。此外，还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带动和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文化建设的事业中来，不断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还要在全社会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引导人们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只有努力增强中华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社会基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和谐是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有序发展状态，狭义的社会和谐是指社会管理方面的和谐。在这里，主要是指狭义层面的社会和谐建设。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曾说过，中国人多底子薄，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秩序，那就什么也做不成，稳定压倒一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加强社会建设以维护社会的稳定状态，尤其是要注重社会民生领域的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所在。没有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毫无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相当大的提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随之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当前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教育问题、住房问题、收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卫生等问题。只有努力解决好民生领域的这些问题，让人民群众学有所教、住有所居、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才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
六、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夯实中国梦实现的生态基础
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的根本是文化。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当今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族自尊心得以恢复，民族文化认同感日益增强，人们对精神家园的需求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对本国历史和文化抱有起码的温情和敬意。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与会学者和专家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必须按《决定》的要求，“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钱逊指出：“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继承性，新文化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不可能另起炉灶。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专门讨论文化建设问题，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高度肯定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根本问题。这好比树木的成长，一棵大树在成长过程中，有的枝条会枯死，或遭到病虫害，需要修剪、施肥，而它的根是不变的，变了就不是这棵树了。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要变革，要建设新文化，必须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不能割断历史，民族的根不能丢。”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历史的土壤之中，流淌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长河，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唯有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才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养料和智力支持。
二、教育使命：培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决定》要求：“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培养有中华文化气质的公民，必须重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困境，中国教育长期忽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致使相当一部分国人的人文素养堪忧，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的人文素养也有待提高。就青少年而言，有的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对中华优秀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有的则对真善美的价值缺乏执著与追求，甚至不知道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道理。因此，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培养有根的中国人，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黄济教授在向大会介绍编纂这套“丛书”的起因过程和要求时提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数典忘祖，不能丢掉中国的古典文化。中国是一个已有五千年文明而且从未中断的古国，中国出了一位孔夫子及其他大师，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要有根基。尽管古典文化不能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但中国古典文化是重要的基础。我经常同研究生讲，作为一个文科的博士或硕士，不管学什么专业的，都应当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所了解。知道得很多很全虽不可能，但至少要知道一些脉络，而且要把古今中外的关系处理好。”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认为：“我们热爱中华民族，就必须珍惜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学校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培养中国人；同时，在现代的国际背景下，也还要培养世界的人。所谓世界的人，不是没有国别的、没有民族的，最根本的还是要培养了解世界的中国人。因此，尊重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当前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培养我们中国人、造就中国未来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俞家庆教授认为：“教育是承传文明的主要载体，文化兴衰教育也是有责任的。现在40岁以下，甚至50岁以下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生疏了，不是这几代人的责任，是我们过去的教育没有有效地承传这些东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仅需要提倡，而且应该大大加强。中国的教育必须承担起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