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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潭县海坛岛概况海坛岛地处福建省沿海中部，位于北纬25°16′－25°44′，东经119°32′－120°10′之间，面积267．13km2，是福建省第一大岛，著名渔业基地。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温19．45℃，年降水量在900～1200mm，属福建省少雨区之一。历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1％，年平均蒸发量为1917．4mm。年平均风速8．4m／s，受台风影响，常出现极大风速，滨海地区全年平均大风（7级以上）日数为125d，是全国强风区之一。海坛岛属于陆连岛性质，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地形以花岗岩丘陵为主。土壤严重侵蚀，主要土壤类型有风积新成土、砾土和红壤。岛上现有植被均呈现明显旱中生特征，森林群落均为人工林，最主要的有滨海沙地和台地上的木麻黄林（Casuarinaeq－uisetifolia）、黑松林（Pinusthunbengii）、台湾相思树林（AcaciaconfusaMerr）等；荒山荒坡上主要分布着较为耐旱的旱中生灌丛和草本植物群落，如仙人掌（Opuntiadillenii）、龙舌兰（Agaveamericana）等；海坛岛隶属于福建省平潭县，县辖7个镇、8个乡、11个社区居委会、192个村委会，人口39．2万，距台湾仅126km，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最近的县份，现在已被批准成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综合实验区。
1．2数据来源与处理为了反映研究区当前景观生态质量现状及其动态变化情况，既能保证研究时段具有足够的跨度，又能使得数据易于准确获取，本研究采用海坛岛2003年和2009年Landsat7ETM＋5，4，3波段合成影像和常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作为研究的信息源。研究区景观生态类型划分是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基础，依据“国土资源部2007年土地分类标准”，并结合海坛岛景观生态实际状况，本文将海坛岛景观生态系统划分为7个一级类别（耕地、林地、灌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地）和10个二级类别。在此基础上利用1∶15万地形图校正影像图，通过野外调查采集的GPS定点、照片等资料与遥感影像对照，建立解译标志。运用软件ArcviewGIS3．3对影像进行目视解译，得到研究区2期的土地利用矢量图，并对解译结果进行随机选点，通过野外踏查进行数据校正。进一步将矢量图转换成像元大小为5m的栅格图像，使用Fragstats3．3从中提取该区2003年和2009年的类型水平景观格局指数（包括斑块结合度指数、斑块聚合度指数）和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包括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景观分维数、景观变异系数和景观破碎度）。
2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方法
2．1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2．1．1综合性原则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应该能够从不同角度反映景观生态质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指标体系内容要划分清晰合理，涵盖全面无重复，既包括景观生态系统在自身结构，稳定性和产出功能方面的指标，又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学干扰方面的指标，以求综合反映影响区域景观生态质量的各种内在和外在因素。
2．1．2主导因素原则在全面分析各因素的基础上，找出影响区域景观生态质量的主导因素，因地制宜地选取能够反映景观生态质量优劣状况及突出特征，具有区域代表性的评价指标，从而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减少评价的工作量。
2．1．3动态差异性原则景观生态质量变化具有过程性，这就决定了评价应该具有动态变化性，选取的评价指标要能反映景观生态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并且要选择那些在评价区域有明显变化的，又不相互重复的评价指标。
2．1．4可操作性原则在评价中应该尽量考虑评价方法是否可以操作，理论研究是否现实可行，数据资料是否可以准确获取，计算过程是否简便不繁杂，指标是否易于量化并且不受主观影响，所以应该尽量利用现有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
2．2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关于景观生态质量评价的指标选择问题，国内一些学者从植被景观类型、景观格局、土地利用等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5－7］。根据以上指标选择原则，本文对海坛岛进行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拟从景观稳定性、景观受干扰度和景观产出功能等方面出发，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由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组成（如表1所示）。
2．2．1景观稳定性景观稳定性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系统保持现状的能力，即抗干扰能力；二是系统受到干扰后回到原状态的能力，即扰动后的恢复能力［8］。自然景观的分布状况和景观格局的空间异质性都对景观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选择植被覆盖度指数、水域面积比率、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分维数和景观变异系数等指标来评价。（1）植被覆盖度指数。不同的植被类型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因而它们对改善景观生态质量的贡献程度也不尽相同。为了明显区分贡献程度的差异，由大到小规定以下3种植被类型的重要值为：有林地取3、疏林地取2、灌草地取1。各植被类型得分为其面积比例与其重要值的乘积。以下式来反映植被覆盖程度：S1＝（X1／A）×3＋（X2／A）×2＋（X3／A）×1（1）式中：S1———植被覆盖度指数；X1———有林地面积；X2———疏林地面积；X3———灌草地面积；A———景观总面积（下同）。（2）水域面积比率。S2＝Xi／A（2）式中：S2———水域面积比率；Xi———景观中河流、水体的面积总和。（3）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多样性指数是基于信息论用来度量系统结构组成复杂程度的一些指数［9］，本文选取的是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S3＝∑mi＝1（PilnPi）（3）式中：S3———景观多样性指数；i———斑块类型；Pi———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出现的概率；m———景观中斑块类型的总数。（4）景观分维数。在用分维数来描述景观斑块镶嵌体的几何形状复杂性时，通常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即S4＝2s，式中：s———对景观中所有斑块的周长和面积的对数回归而产生的斜率［9］。（5）景观变异系数S5＝Ds／Dm（4）式中：S5———景观变异系数；Ds———景观面积标准差；Dm———整个区域景观面积平均值［8］。#p#分页标题#e#
2．2．2景观受干扰度人类进行土地利用活动对于景观生态系统来说属于一种生态学干扰，会导致景观异质性结构的变化，并且会进一步造成对群落和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10］。人类对土地利用越频繁，土地利用压力越大，景观受干扰度就越大，景观也变得更加破碎。因此，景观受干扰度可以用景观破碎度指数、居住用地干扰指数、交通用地面积比率、沙地干扰指数和农业用地分布指数来衡量。（1）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破碎度指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反映景观斑块的面积异质性，斑块面积越小，景观破碎度越大，景观异质性越高［11］。I1＝（Np－1）／A（5）式中：I1———景观破碎化程度；Np———景观中各类斑块总数。（2）居住用地干扰指数I2＝（α／A）＋（N1／Np）（6）式中：I2———居住用地干扰指数；α———景观中居住用地总面积（hm2）；N1———居住用地斑块总数；Np———景观中各类斑块总数。（3）交通用地面积比率I3＝β／A（7）式中：I3———交通用地在景观中的面积比率；β———交通用地面积（hm2）。（4）沙地干扰指数I4＝（γ／A）×C（8）式中：I4———沙地干扰指数；γ———景观中沙地总面积（hm2）；C———沙地斑块结合度指数（Cohesion）。（5）农业用地分布指数I5＝（δ／A）×AI（9）式中：I5———农业用地在景观中的分布情况；δ———农业用地面积；AI———农业用地斑块聚合度指数。
2．2．3景观产出功能景观产出功能反映了景观的经济利用可行性与生产力目标，景观产出功能越好，景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的能力越强，景观生态状况越良好［12］。由此可以看出，景观产出功能是影响景观生态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选择以下3个指标来反映景观的产出功能。（1）地均工农业总产值（P1）：景观内单位面积的工农业总产值，反映该区域土地的直接产出能力。（2）粮食作物单位产量（P2）：景观内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3）水产养殖指数P3＝（ε／A）＋（N2／Np）（10）式中：P3———水产养殖指数；ε———景观中水产养殖用地总面积（hm2）；N2———水产养殖用地斑块总数；Np———景观中各类斑块总数。
2．3评价指标标准化
本文采用均值法［13］对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所筛选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yij＝xijx珚j（11）式中：yij———第j个指标第i年的标准化值；xij———第j个指标第i个年份的指标值；x珚j———第j个指标的平均值。由于所选取的评价指标有正逆之分，逆指标数值大小与景观生态质量的高低成反比，如本文选取的景观变异系数和景观受干扰度准则下属的5个指标，数值越小越好。所以，在综合评价时，首先必须将指标同趋势化，本文采用取倒数的方式把逆向指标正向化。
2．4指标权重
由于区域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所选取的指标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本文采用熵权法［14］，根据各评价指标提供的信息，客观确定其权重。首先，假设景观生态质量评价中有n个指标，m个评价年份，建立一个评价的原始矩阵R＝（rij）m×n，（i＝1，…，m，j＝1，…，n），式中：rij———第j个指标第i个年份的统计值。然后，对标准化后的评价指标值计算其信息熵，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Hj可定义为Hj＝－k∑mi＝1fijlnfij（12）式中：fij＝rij∑mi＝1rij，k＝1lnm（假定：当fij＝0时，fijlnfij＝0）。最后，根据下式来确定第j个指标的熵权wjwj＝1－Hjn－∑nj＝1Hj（13）2．5评价方法本文应用综合评价法，建立研究区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如下：LEQ＝∑njwj×Cj（14）式中：LEQ———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wj———第j个指标的权重；Cj———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n为评价指标个数。
3基于土地利用的景观生态质量综合评价
根据上面所述的原则和方法，本文构建了研究区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公式（1）对2003年和2009年该区域各项评价指标的实际值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标准化值代入公式（2）进行各个评价指标信息熵Hj的计算，再将各指标的Hj代入公式（3）得到各指标的熵权ωj，如表1所示，最后由属于同一准则的指标权重进行加和得到该准则相对于景观生态质量的权重，如表2所示。表1中，从海坛岛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权重的分布上看，对景观生态质量有重要影响的指标主要有地均工农业总产值、水产养殖指数等，这些指标可以反映出区域景观产出功能的大小。另外还有一些主要影响指标，如沙地干扰指数、居住用地干扰指数和景观破碎度指数，可以反映出区域景观受外界干扰的程度。而植被覆盖度指数、景观多样性指数和景观分维数等指标对该区景观生态质量的变化影响最小。由表2可以看出，景观受干扰度和景观产出功能两大评价准则对于区域景观生态质量的高低起到主要影响作用，这与表1的结果能够很好的吻合。将评价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其相应的权重值代入到本文所建立的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当中，可以得到福建省海坛岛2003年和2009年的景观生态质量各个评价准则得分值及综合评价值，具体结果如表3。由上述评价结果可知，在近6a时间里，海坛岛景观生态质量总体情况不但没有变差，还有了明显改善。在景观生态质量评价体系中，景观稳定性、景观受干扰度和景观产出功能这3个评价准则对于该地区景观生态质量的提高贡献度大小各不相同，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分析：
（1）从以上反映景观生态质量的3个准则来看，在同一年中，景观生态稳定性的评价值最低，而且与其他准则差别也较明显，其相应的权重（0．0616）也是3个准则中最低的，这说明该准则在研究区景观生态质量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不显著。景观受干扰度的评价值在2003年高于景观产出功能，到了2009年，景观产出功能的评价值超过了前者，这一现象可以反映出景观产出功能对景观生态质量的影响力逐渐提高。2003－2009年3个准则层的评价值均有所提高，增加最多的是景观产出功能准则，评价值提高了0．2288；相反，评价值最低的景观生态稳定性准则提高量也是最少，只增加了0．0068，这可以进一步说明景观产出功能准则是对于这段时间内海坛岛景观生态质量的提高起到关键作用。#p#分页标题#e#
（2）在景观稳定性准则中，植被覆盖度指数和景观变异系数评价值有所增加，表明海坛岛景观生态系统自身稳定性不断增强，抵抗外界干扰和受干扰后恢复的能力也得到提高，这与福建省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平潭县继续加强森林监管和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工程紧密相关。景观多样性指数和景观分维数基本保持不变并略有增加，说明该区景观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没有因为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为干扰而降低，反而有向良性发展的态势。水域面积比率能够反映出该地区地表水资源的基本情况，作为一个海岛县，水资源贫乏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水域面积的减少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3）景观受干扰度的评价值成增加趋势，主要是由于沙地干扰指数和农业用地干扰指数的得分有了明显提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平潭县不断加强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积极退耕还林还草，加强对沿海沙地的治理，有效减少风沙危害。农业用地的面积和聚集度均减小，土地利用单一化趋势得到改善，这使研究区景观空间异质性得到增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提高，景观生态质量转好。居住用地干扰指数和交通用地面积比率得分值稍有降低，景观破碎程度成增加趋势，说明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干扰有所加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模式导致区域景观更加破碎，景观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受到影响。
（4）景观产出功能反映了景观的经济利用可行性和生产力目标，研究区工农业总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和水产品产量都有大幅提高，表明该区景观产出功能有了显著提高，景观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品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景观生态质量状况得到改善。这是海坛岛沿海防护林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改善的直接结果，并且与平潭县人民利用对台有利区位，加强两岸交流与合作，快速发展地区经济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4结论与建议
福建省海坛岛作为一个海岛县，其景观生态系统既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又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土地利用活动在海岛开发建设当中表现尤为突出。本文根据海坛岛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从土地利用的视角构建该区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为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并建立了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海坛岛从2003－2009年景观生态质量状况有了明显改善，植被覆盖度逐渐增加，风沙威胁进一步降低，农业用地单一化的土地利用状况有所改善，景观总体产出功能有了很大提高，整个景观有向良性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当地建设用地没有合理布局，导致整个景观破碎化程度有所加重，并且水资源缺乏也成为该地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阻力。景观生态质量的高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评价时需要建立极其复杂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单独对区域景观生态质量评价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尝试性地从土地利用视角出发，选择一些可操作性强的指标进行评价，还不能全面反映当地的景观生态质量状况，需要进一步加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不断改进评价模型，以求景观生态质量研究能够更好地为区域景观生态建设服务。平潭县作为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行先试综合实验区，具有独特的对台区位优势和后发优势，为了进一步改善海坛岛的景观生态质量状况，实现海坛岛景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基于评价结果，本文建议如下：
1.将自然资本直接等同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丁认为自然资本指一切自然资源。EISerafy(1989，1991)指出生态环境提供环境产品和服务就是自然资本，把自然资本分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刘思华(1997)认为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②。Hawken(2000)指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做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③。王健民等(2002)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从生态资产价值的角度，指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以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适宜度来度量其价值)四大方面④。
2.将自然资本界定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环境存量。
Constanza等(1997)认为“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他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⑤。Daily(2000)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本的存量⑥。黄兴文等(1999)将生态资产定义为“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⑦。董捷(2003)指出所谓生态资本是指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也就是能为未来产生有用商品和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存量⑧。
3.将自然资本范围扩大到纯自然资本和人造自然资本。
孙冬煌等(1999)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其实物形态包括各种自然资源、环境的净化能力、臭氧层以及各种环境和生态功能等。按照是否有人类劳动投入，又可分为纯生态资本和人造生态资本⑨。李萍，张雁(2001)将环境资本分为有形生态资本(或硬环境资本)与无形生态资本(或软生态资本)。有形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电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无形生态资本则更多地强调制度(或体制)、机制、观点等因素⑩。武晓明等认为生态资本是指人类花费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其实质就是自然的生态资本存量和人为改造过的生态环境的总称瑏?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角度不同，然而关于何为自然资本的结论则有几点共识:其一，自然资本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具备一般资本的特性，即增值性。其二，自然资本都具有价值，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自然资本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三，自然资本能够带来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
二、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
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时代的特殊资本，作为自然和资本结合的概念，自然资本兼具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和资本的一般属性，既遵循自然规律也遵循市场规律，具有二重性。同时也表现出自然资本自身所独有的，不同于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的特殊属性。
1.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
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主要指其不可被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所替代，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与生态环境资本两个方面，它们均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资本的自然再生产周期较长，且受到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因素影响，其供给数量难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生态环境资本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例如良好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净化大气、调节气候等，这种资本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表明人类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可能替代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自然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具有刚性和有限性，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因此，有限的自然资本供给能力与无限的人类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就成了自然资本运营中必须重视的挑战。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必须建立起自然资本的补偿和投资机制，通过自然资本的补偿机制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通过自然资本的多方投资机制，实现资本的增值功能，从而保证自然资本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2.自然资本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于人造资本主要存在于技术化、劳动化的物品中，自然资本的存在形式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然资本既可以以具体的资源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存在;既有物化的存在形式，也有非物化的存在形式。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对自然资本的基础成分和典型服务进行了简要归纳，足以体现自然资本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就自然资源的存在形式来讲，资源的多种形态与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同时，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形态又使得自然资本不断变化，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剧了评估难度。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目前关于自然资本价值的评估方法虽然很多，包括意愿调查法、享受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能值分析法等，然而由于这些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使用标准不尽相同，无法对形式多样的自然资本进行良好的价值评估和定价。因此，目前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要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适应自然资本特殊属性的定价和评估体系，只有实现自然资本的量化和货币化，才能使自然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3.自然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性。
传统经济学家之所以未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之中，不仅是因为他们深信人造资本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稀缺性因素，同时也因为自然资本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所谓的公共产品特性是指自然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某些自然资本(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产权界定上属于国家资本甚至全球资本，明显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形态可以私人拥有的特性。一直以来自然资本的边界并不清晰，在数百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中担当了公共产品的角色，如今工业经济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自然资本的负外部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类陷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这些都是自然资本无法明确边界，确定产权所产生的结果。自然资本要发挥作用，实现保值增值就必须明确产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自然资本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产权界定只能是使用权、保护权、收益权等产权的界定。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的资本形态确定不同的产权，形成多种产权相结合的一个产权体系，从而化解自然资本的“公地悲剧”，充分发挥自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为自然资本的运营带来了现实挑战，其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不仅稀缺且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物，必然会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供需不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挑战，要破解这一挑战必须建立补偿和投资机制，实现其保值增值。存在形式多样性会导致难以估算自然资本的价值，而价值估算和清晰定价又是自然资本补偿的前提，因此必须迅速建立起定价和评估系统。公共产品特性导致自然资本成为无偿使用的公共产品，边界模糊，因此需要诉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制度改革来确立清晰的产权，为自然资本的有效运营做好准备。
三、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理论的生态变革
自然资本的提出引发了资本结构的深层变革，为生态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资源价值、研究范式以及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影响着传统经济理论向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变革。
1.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
从人造资本到自然资本的变革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最基本的假定，主张对经济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但是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稀缺”只是特定的“资源稀缺”，即认为人造资本是稀缺的，同时认为稀缺资源都具有可替代性，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或其它资源来代替，当一种稀缺要素的供应量逐渐降低，或者其价格高到无法接受时，经营者就会寻找新的替代物。而现实中有些资源很难找到替代物，尤其是在自然界中，无法为不可再生资源找到替代物，即便是可再生资源，如果使用量超过其再生能力，它也将变成不可再生资源，而无法找到其替代物。因此人们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关注范围，成为生态经济学之所以区别传统经济学的最关键因素。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资本，认为自然资本是有限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相对于人造资本，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现时代的稀缺要素，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中，试图解决人类需求无限性和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时，生态经济学并未完全抛弃人造资本，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具有互补关系，快速地消耗自然资本会使人造资本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主张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2.自然资本引发资源价值从单一价值体系到多元价值体系的变革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演化，价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价值体系均属于单一价值体系，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主要是原始的自然资源，部分可以转换为交换价值，因此其价值形态主要是以实物价值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工业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资源基础上，化合物资源所产生的人造资本具有可分割性和排他性，能够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是以货币为主的价值体系。随着能源环境的约束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人类逐渐进入生态经济时期。由于支持生态经济的能源资源来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以可再生生态资源为主，具有多样混合性质，决定了生态价值的多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包含可货币化的价值，比如目前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是将碳排放量实现了市场定价，表现为一种货币化的价值形态;也包含不可货币化、不可交换的使用价值形态，比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减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等;还有已经融入生态自然一部分的文化价值，其具有遗产价值的特性，比如自然景观、珍惜物种等。生态经济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应该是可货币化的价值、使用价值与遗产价值等均衡基础上的综合最优价值。自然资本理论的提出，使得生态系统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导致传统单一价值体系丧失了对复杂生态系统的解释力。因此，突破工业经济时代的单一货币价值的实现和评价体系，是加快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变革的一大重要变量。
3.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单一范式到系统范式的变革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最优的分配方式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充分地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系统，注重对经济系统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常常在研究过程中将经济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舍去，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只进行纯经济学研究的单一范式。随着由此带来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研究过程中将作为常量舍去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还原，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认为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系统过度扩展必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本，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最终影响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中也逐渐将系统科学整体研究的思维方法导入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经济学研究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优的思维局限，走出单纯经济的研究思路，从单一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的变革。
4.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
经济效益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范式等，都最终导致其发展目标只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无限的物质需求才是人类的最大需求，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传统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有限的人类认知和追求生存的人类需求，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无限增长的经济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然而不断恶化的环境给了人类当头一棒，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也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随着自然资本的提出，经济学家们倡导进行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修复生态环境，甚至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来满足人类日益多元化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由此，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发展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自然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
生态经济学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上提出了自然资本，将其嵌入经济发展中，为生态经济的内生发展模式提供了核心变量，将外部成本内化为生产动力，催生和支撑了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环境署于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是基于自然资本增值的经济，这里的绿色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健全和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为自然资本的产权明晰化提供了战略和制度保障，开辟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1.自然资本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造资本，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将依靠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资本，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经济与基于人造资本的工业经济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工业经济时代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上的产业，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产业，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将引导的产业，则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产业。通过明晰自然资本的产权，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优势，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建立自然资本定价体系，健全自然资本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破坏成本的内在化，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加强自然资本投资积累机制，提高自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功能。通过对自然资本的一系列的改革，将会从制度和机制上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产业的发展。这些生态产业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产业生态化的产业，在传统产业中加入自然资本考量，对其进行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类产业是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资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产业;第三类是满足低碳消费的生态产业，例如生态旅游业、生态住宅等;第四类是发挥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的生态农业。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产业将极大地促进生态经济的迅速发展。
2.自然资本促进生态市场模式的形成。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中，充分竞争是市场均衡的唯一机制和动力，这一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工业经济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之上，基于竞争动力的市场理论只适用于人造体系的经济系统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平衡不是单一的达尔文式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机制的结果。由于生态经济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经济，生态经济资源的配置需要的市场自然不再是单纯竞争的市场，而是在竞争与共生制衡基础上的新市场。事实上，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竞争与共生两个机制就同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背景、资源特性、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更需要竞争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经济时代，市场模式将是共生与竞争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新市场模式(见表3)，其中纯竞争和纯共生将产生两种模式，即内部共生与外部竞争相结合，外部共生和内部竞争相结合。
【关健词】胎儿;神经管畸形;超声诊断
胎儿畸形是死胎、死产及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而神经管畸形最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先天性畸形。超声检查能及早准确地发现神经管畸形,及时终止妊娠达到优生优育目的。本文回顾分析1999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院经超声诊断的34例神经管畸形胎儿以探讨超声诊断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1999年1月至2008年12月在我院产前检查的孕妇31643行超声检查,孕妇年龄23～37岁、平均26岁、检查孕周12～39周。
1.2 仪器和方法使用SDU450 XL; SIEMENSSONOUNEG20, HITA-CHIECB-6500;TOSHIBANEMIO10, PHILIPSIU22 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为3.5MHZ ,孕妇取仰卧位或侧卧位,按检查正常胎儿的顺序,依次对胎儿各器官进行超声显像,对易出现畸形的部位重点观察,如头、脊柱等,对可疑部位反复进行多切面显示,对羊水过多或过少的孕妇更要仔细检查胎儿有无畸形。
2 结 果
超声诊断胎儿畸形119例,其中神经管畸形33例,1例隐性脊柱裂漏诊,均经引产后尸检或生产后证实,神经管畸形超声诊断准确率达97.35% 。33例神经管畸形胎儿中,无脑儿16例、脑积水9例、单纯脊柱裂4例、脊柱裂合并脑脊膜膨出2例、无脑儿合并脊柱裂1例脑积水合并脊柱裂1例。
3 讨 论
3.1 神经管畸形超声声像图表现临床上常见的胎儿神经管畸形:无脑儿、脑积水、脊柱裂、脑脊膜膨出等,还有小头畸形、颅内囊肿较少见。
3.1.1 无脑儿孕12周后正常胎儿超声表现为环状的胎头回声,无脑儿无论纵、横断和斜断扫查均探查不到清晰而光滑的圆或椭圆环状胎头回声,表现为不规则的光团回声声像图特点:(1)缺少圆形的颅骨环;(2)胎头端见瘤状块状物;(3)脑组织萎缩,外包以脑膜囊在羊水中浮动,常合并羊水过多、脊柱裂或脑脊膜膨出。
3.1.2 脊柱裂从胎儿背部纵断面扫查,脊柱两行强回声间距变宽或呈“八”形 、“W”形。横切面时脊柱丧失正常形态,呈“U”形,冠状切面时两条平行的椎弓骨化中心在裂开处增宽、膨大。软组织缺损的声像图为:皮肤延续回声中断。脊柱裂常合并羊水过多、脊膜膨出等。一般情况下,孕17～18周可显示脊柱裂声像图,孕20周更加明显。超声检查对小的隐性脊柱裂不易发现,应仔细观察。
3.1.3 脑积水在脑中线显示清楚时,一侧侧脑室>1.5或计算脑室率(即脑中线至侧脑室侧壁距离中线到颅骨内距离的比值)。轻度脑积水:脑室轻度扩大,脑室率>0.5,双顶径与孕周相符;重度积水:胎头双顶径明显大于孕周,颅内大部为液性暗区,脑中线在脑脊液中漂动,脑组织变薄。
3.1.4 脑脊膜膨出颅骨缺损,颅骨回声光带连续中断,以枕部多见,相应部位出现大小不等、边界规则而清晰的囊性膨出物。脊膜膨出以骶尾部常见,胎儿颅骨或脊柱中线部位突出一囊性组织。
3.2超声诊断神经管畸形的价值超声检查可直观观察胎儿颅内脊柱结构的发育情况,可连续检查,快捷、无创、无痛,并及早准确地发现神经管畸形,及时终止妊娠,达到优生优育目的。神经管畸形是最常见的、危害最重的先天畸形,文献报道约占胎儿全部畸形的20%～25%[1]。本资料中119例胎儿畸形超声检出神经管畸形33例,1例隐性脊柱裂超声漏诊,均经产后尸检或生产后证实,诊断准确率达97.35%,神经管畸形占全部胎儿畸形的28.74%,略高于文献报道。Chan等[2]报道B超对神经管畸形诊断敏感性93.1%,其中无脑畸形为100%,脊柱裂75.5%,脑膨出为53.8%;郑宏志[3]等报道B超对神经管畸形的诊断率93.1%;冯静等[4]报道超声于孕早期、中期诊断胎儿神经管畸形的敏感性为96.5%,准确率高达100%。所以超声是诊断神经管畸形的首选方法。
3.3 超声诊断神经管畸形注意事项超声诊断胎儿神经管畸形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典型的神经管畸形超声诊断并不困难,但在检查时应注意:检查应按一定顺序,多切面、多角度、仔细、全面地进行,特别要注意可能遗漏的细节,防止较小畸形漏诊,如隐性脊柱裂。在孕20周前侧脑室可有暂时性失调现象,孕20周前诊断脑积水应谨慎[5],侧脑室及后颅窝液性暗区在10mm内属正常情况,孕中期对颅内液体宽径为10～14mm没临界值的孕妇应动态观察,嘱2～3周后复查。早期诊断胎儿神经管畸形虽然意义重大,但应根据设备条件选择适当的检查时机,切不可勉强作出诊断,必要时建议行羊水、胎儿镜等检查,还可结合母血或羊水检测[6]。对胎位不理想者,可活动或振动孕妇腹部后再检查。
3.4神经管畸形影响因素及预防神经管畸形是由于神经管闭合不全所引起的一类先天性畸形,主要表现为脑和脊髓异常并常伴有颅骨和脊柱的异常,目前公认是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结果[7]。孕早期如接触过量放射线、有毒气体、病毒和细菌感染、滥用药物等,均可造成胎儿头部发育过程停止,神经管不能闭合而形成神经管畸形。由于神经管闭合在第4周完成,应强调在孕后4周内服用叶酸维生素E、B,对预防神经管畸形更为重要,应加强孕期保健、加强营养,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补充胎儿所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遗传因素也是形成神经管畸形的原因之一,有神经管畸形孕史的孕妇,再患率可增加3%～5%[7],下次怀孕应间隔一年以上,使毒素得以排出,身体恢复良好,季节适宜时再考虑怀孕。对有异常胎儿分娩史者更要注意全面细致检查。
【参考文献】
[1] 肖坤则,张芝燕,高健,等.中国神经管缺陷的流行病学.中华医学杂志,1989,69(4):189.
[2] ChanA, RobertsonEF, HaanEA,et al.The sensitivity of ultrasound and serum alpha fetoprotein in population based antenatal screening for neural tube defects, South Australia 1986-1991,Br J Obstet Gynecol,1995,102(5):370-374.
[3] 郑宏志,马西,陕西省妇女儿童健康监测与分析,西安:陕西科学出版社,2004:73-112.
[4] 冯静,高瑞珍.超声对胎儿神经管畸形的诊断价值.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00,21(3).
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一种新的理性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被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成为未来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所谓生态经济，就是指以生态价值理念为指导，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构建经济系统，使经济的发展融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从而取得生态与经济双重发展的生态化经济。生态经济又称环境经济，它要求经济主体“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经济规律，把区域内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生态的恢复与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统一规划，科学统筹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
一、生态经济价值与行为方式
(一)生态经济价值
生态经济价值不仅强调经济发展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生态价值是指地球生物圈作为生命维持系统或人类生存系统的价值，或称为生存价值(existence value)。生态价值是自然界和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它涉及自然界以及人类的消遣价值、美学价值、生命价值、科学价值以及伦理价值等。生态价值是生态资源价值的组成部分，生态资源价值包括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两个方面。资源价值是指被人们直接利用的经济价值，如森林的个体价值；而生态价值是指资源总体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它间接地服务于人类。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各种自然物在生态系统中都占据一定的生态位，对于生态平衡的形成、发展和维持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自然物对维持人类生存系统来说都具有价值，这就是生态价值。
生态价值是一种整体价值和综合价值。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系统，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都在进行着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他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保持着一定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是地球上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生态平衡的破坏，会殃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行，进而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个地区或国家不顾世界性的生态危机，而孤立地发展本地或本国的经济，最终都难逃灭亡的命运。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在地球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进行的，都在享受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在生态系统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人类必须站在共同的立场上进行协调与合作。
生态价值在人类的价值表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它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根据日本专家的研究与预测，森林木材的经济效益与森林的生态效益比例大致为1:6-1:20，表明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远高于它对人类的其他价值。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生态价值被严重地忽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例如，在农业方面：以粮为纲促使毁林垦荒、毁牧开垦、围湖造田、填海种植，导致森林和草原等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湿地减少，土壤退化和沙化、荒漠化、盐碱化；滥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地功能衰退，植物无法生存。在工业方面：废水、废气、废渣不经有效达标治理地大量排放，破坏了整体环境的自然形态。在城市建设方面：布局混乱，工业区与居民区、商业区混杂，人为破坏了区划功能。在资源产业方面：矿业盲目开采，森林乱采滥伐，加之灭绝性地捕杀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破坏了生物链，导致生物多样性无法得到保护，使我国生态环境问题达到了危机的程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有关专家统计，过去20年间，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5.1万起；2007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型湖泊因矿物质和有机物污染而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197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在监测的2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60.5％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
(二)生态经济的行为方式
生态价值的存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它就意味着破坏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在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不能为了经济价值去破坏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必须服从于生态价值。人类必须在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从事自然生产活动，这个“生态系统的限度”就是生态平衡。但是，人类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以及经济发展的疯狂正在破坏着这种平衡，这就必须寻求一种生态经济价值发展的模式即生态经济。生态经济的目的在于在经济决策以及经济活动过程中确立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伦理责任与义务，其行为方式主要是：
1、在经济活动中适应、尊重和有限利用自然资源
传统的经济决策以及经济活动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需求，导致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生态经济正是从开发利用自然转变为保护自然，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保护主义决策。强调不仅要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要尽可能地考虑到非人类的动植物的“利益”，减少对自然界生命的伤害，让这些自然物充分享受自己的生命。人类不能单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要从整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出发，即以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促进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
2、在经济活动中寻求“发展”而非“增长”
自古典经济学以来，自然资源通常被看作是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受到土地供应的制约和支配，关系到生活水平的长期发展前景。”基于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这种经济价值认识，长期形成了“富裕的增长是通过对资本禀赋的开采和耗竭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模式。但人类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经济的价值取向表现在经济模式上，绝非不断的增长，而是要寻求可持续的发展。如果说在以前“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意义相同的概念的话，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成为两个语义有明显差异的概念。增长指的是除去物价上涨因素的货币收入的增加，而发展的概念却包含着生存、自尊和自由这样的基本因素。“发展的状况不仅是一种可用经济指标衡量的物质状况，也是一种精神状态。”
3、在经济活动中实现“代内”与“代际”的正义与公共
正义是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生态问题所以成为正义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因在于
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凸现了公平分配的分量。环境资源问题上的正义、公平是生态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环境正义主要包括：代内正义、代际正义、社会正义。“代内正义”关注的是“共时性”的问题，而“代际正义”关注了“历时性”的问题。“共时性”是指现代的法律体系和伦理体系本质上是“共时”的，人们只对现存的活着的人负责，对后代没有什么义务。“历时性”就是把现代人与未来人联系起来，当代人不仅要对当代人负责，而且要担负起对未来人的历史责任。
4、在经济活动中致力于生态的社会经济制度设计
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要建设一个不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的或者说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绿色社会经济结构，设计绿色经济制度的各种方案以及实现的途径。
二、传统的政府生态管制方式存在着缺陷
政府管制又称为政府规制(government alregulation)、政府监管，它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面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行政法律制度，即政府依据法律授权，通过制定规章及设定行政许可等手段，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依法进行限制、监督和控制的活动。生态管制是社会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生态经济下政府通过监管、控制以及制定相应政策与措施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以达到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
现代社会政府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管制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最主要的工具和手段之一，它依靠国家强有力的权力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代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必须强化政府生态管制，以保证生态价值的实现。但传统的管制方式，即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官僚制”管制行为方式往往出现“管制失灵”现象，使生态环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传统的生态管制方式其主要缺陷是：
(一)传统的生态管制是政府限制个体和经济组织自由选择的强制，是建立在“命令与控制”理念基础之上的一套消极管制制度
传统的政府生态管制的组织形式是政府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按权力自上而下形成严格规定的层级和环境保护职能结构体系，每一个下级机关或企业在上一级机关的控制之下，或者在各级政府层级控制之下，同时，通过法律的威慑力形成对整个社会及生态问题上的强制性的控制与限制。例如对污染的强制限制主要包括对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限制，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被执行。对于不达标者，政府可采取强令关闭、限产限量及罚款等处罚，以便将其排出的污染物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同时政府直接管制生产过程，对企业所使用的原料、燃料等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其必须达到某种质量要求；或强令企业安装废物废水的回收或处理设备，以尽可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违反者同样将受到相应的制裁。这些管制与限制措施显然是必要的，它规范了管制对象的行为，抑制了市场的盲目性，减少了其对生态破坏的可能性，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在市场条件下，企业会片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缺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这就必须加强管制。但这种命令与强制往往没有被管制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管制与生态政策缺位的情况下，例如“循环发展”的资源利用、资源分配等，往往难以奏效，且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同时有可能引发社会对抗与矛盾。因此，这种管制，是一种消极的管制行为而非积极的管制行为。从经济学角度看，环境污染作为外部性问题，其解决从根本上讲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对企业来说，只有当生态环境管制政策获得的效益大于企业所产生的成本时，才能使这一政策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当生态管制政策损害或者降低企业效率，增加企业成本时，就会受到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的抵制。而我国目前在“命令与控制”之下，主要采取政府收取污染费的政策，由于排污费用过低，根本不能发挥控制的目的。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排污收费仅为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50％，某些项目的收费甚至还达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企业缺乏治理的积极性，这样，生态管制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力战，企业想尽各种办法规避政府管制，导致环境污染问题屡禁不止；而政府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对企业进行监管，但却往往事倍功半。正如有关学者所说，“政府规制扩张的过程，也就是政府行动扩张的过程。政府行动的扩张，为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带来了有利条件，但无节制的行动又往往使政府作茧自缚，失去有效性价值。”
(二)传统的生态管制只有对企业与社会进行的管制，而缺乏对政府自身的制约机制，政府自身往往成为生态问题的始作俑者
政府是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政府行为，由于其固有的“非竞争性”，显然政府的生态管制对政府本身没有制约性。但政府在提品的过程中，由于不可避免的非理，所以同样也存在着生态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一些准公共产品的提供，诸如城市公共交通、公共建筑、市政建设、港口、码头、娱乐设施以及自然垄断行业中的供电、供水、铁路、电信等基础设施等等。这些虽然有对掺杂着企业经营部分的生态制约，但由于政府的垄断，往往放松管制。特别是政府的“私利”性，或者为节约成本导致政府往往为单纯的经济利益而对相关企业放松管制，或者政府为追求经济效益，对有关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工程项目大开“绿灯”，例如在浙江某地，曾经为经济效益，在总面积20.2平方公里的农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除保留原有4家农业企业的910.2亩农用地以外，其他被整体“易地”外移，大量引进工业企业，先后有130多家企业来此“落户”，涉及化工、纺织、印刷包装、金属加工、机械制造、医药、房地产等多个行业，其中易燃易爆的化工企业就有24家，当地居民怨声载道。据有关资料统计，20.2平方公里范围内，工业用地7987.9亩，商住用地2312.9亩，农业用地910.2亩。农业技术开发区有名无实，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面对各种环保压力，所在地方政府也曾于2006年成立了“农发区”治污小组，打算对污染企业实行“关、停、转”或“搬迁”，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各种利害关系难以厘清，政府成为生态问题的始作俑者。
(三)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单一主体的管制基础之上的，其方法手段呈现单一性的缺陷
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方法手段的单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在方法手段上单纯依靠政府环保部门以及相关执法部门，而缺乏社会机制。政府生态管制决不意味着政府单纯的管理，它需要广大社会的参与，生态环境涉及千家万户，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单纯依靠政府执法部门虽然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特别在市场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生态管制的缺位不可避免。在“顾此失彼”和“缺位”的情况下，要么形成政府不作为，要么扩大机
构和队伍。但不作为形成渎职、失职行为；扩大机构队伍的结果又会造成机构膨胀臃肿、效率低下的恶性循环问题。
二是方式手段上的结构性缺陷。所谓结构性缺陷主要是政府生态管制主要实行层级管制与职能管制相结合的形式，但由于层级的利益矛盾，形成了上级政府管制，而下级政府保护，即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一方面不得不进行生态管制，但另一方面又阳奉阴违，甚至出现政府为“形象工程”、“绩效工程”对必须管制的生态问题及管制对象大放“绿灯”，丧失管制效率(像上述“农发区”的问题，显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特别是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严重，有些政府或者政府管制人员成了被管制者的“俘虏”。目前，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管制政策的“失灵”。
(四)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是高成本低效率的模式，而非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
传统的生态管制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单一主体的管制基础之上的，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加之生态管制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管制复杂化，这种单一管制势必导致管制机构的膨胀和管制成本的提高。但政府是“聪明”的，他会经常将一部分管制成本转嫁到管制对象的头上，他们向管制对象收取“管制费”，以弥补“管制经费”的不足。由此，乱收费又成为一个不可治愈的社会毒瘤。管制的过多过滥、管制的僵化、“管制费用”的随意收取等等，使企业(市场)与管制之间必然地发生了冲突，管制发生了异化。特别是作为生态管制工具，命令型管制政策虽然生态环境效益明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命令控制在改进环境质量状况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的交易成本和造成效率损失。正如美国生态经济学家汤姆・泰坦伯格在其《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要实现同样程度的污染控制，命令控制型手段的成本相当于最小费用手段的2-22倍。就环境污染而言，其污染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调整要求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准确的信息，任何信息上的差错都会削弱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但事实上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制定的标准往往与理想的标准存在较大偏差，因而，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同时就企业污染源方对政府管制政策的执行而言，也会导致较高的服从成本和经济效益损失。
三、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的创新与完善
推进生态经济的建设，政府是一个关键性的行为主体，政府生态管制必须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创新和完善政策措施，保证生态价值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模式手段的创新完善
生态价值下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要实现四个转变：
1、从政府主导的模式逐渐转变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管制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管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即政府在主观断定需要加强生态管制的地方和问题上采取措施，但政府受大量技术成本的制约，不免带有主观性，而缺乏客观性，为了使管制更具客观性，政府应该依靠社会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的作用。政府一方面要强化控制管制功能，另一方面要减少指令性控制，而代之市场调控机制，来达到政府管制的目的。例如，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兴办“生态企业”，即生态治理企业，由生态企业按照生态市场规律进行运转，提供生态服务，政府只是制定生态政策标准，检查其他企业与社会执行标准的状况与违规行为，并加大处罚力度，使其处罚费用高于向“生态企业”缴纳的治理费用，并逐步形成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良性生态管制方式。“生态企业”还包括从事各种生态环境保护用具、用品的各种企业，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扶持这类企业的发展，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政府对生态的管制绝不是政府单枪匹马的管理行为，而是要依靠社会的监督，要完善人民群众监督的具体政策规定，赋予其监督的权力与监督程序，形成政府与社会相互互动、共同监督的“双向”监管机制与管制模式。
(二)从单纯政府控制模式逐渐转变为提高管制对象自觉精神的激励型模式
政府生态管制政策手段完善的另一个方向就是管制方式由传统的行政管制向激励型管制转变。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一切政府的活动，只要不是妨碍而是帮助和鼓舞个人的努力与发展，都是不厌其多的。”。激励性管制的实质就是管制者利用被管制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设计一种特定的程序和可以选择的合同菜单，激励当事人采取与管制者目标一致的最优行动，提高经济和社会管制效率。政府生态管制实际上是立法者、管制者和被管制企业及消费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互动的合约关系，其中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合约关系决定了整个管制的效率。激励型管制就是利用合约关系刺激被管制者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以达到管制的效果。同时，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行动能力的无限增长而导致社会自主管理能力的萎缩。政府的生态管制激励，主要是政府与企业在生态环境法律的基础上共同签订生态环境保护合同，激励政府与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其做法可以有两种形式：一是对容易造成生态问题的企业，规定必须签订生态保护合同；二是一般性企业可以采取自愿性合同形式。目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一种自愿性生态环境协议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基于双赢理念，通过引入政企之间的技术与信息共享、谈判协商机制等方式，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充分反映政府与企业双方的要求，以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低效问题，减少政企对抗关系所导致的较高交易成本。企业有可能也有动力通过承诺合同以换取政府在某些方面管制的放宽和信息、技术、资金和信贷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激励性管制的实质在于调动被管制者的积极性，变政府的强制管制为被管制对象具有自觉精神的自我管制，既降低了管制成本，又提高了管制效率。
(三)从单方的政府政策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协商型政策管制模式
政府生态管制的主要工具是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而如何进行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过去，生态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一个单方的政府行为，这里不说有关政策的脱离实际，单就行为主体而言，很容易产生与管制对象之间的不协调和对立性情绪。而协商型管制(negotiated regulation)是基于管制者和被管制者就如何管制进行充分协商的前提下，共同制定管制政策的一种互动性管制方式。它是组织协调模式与政府协调模式的组合，政府通过与被管理者组织之间的协商以实现有效管制“政府主导的协调模式”。在这种管制模式下，被管制者的地位可以由纯粹的被管制者转化为可以参与生态管制政策制定的具有一定决策权的主动角色。这样，由于被管制者能够参与生态管制政策的制定，使得被管制者有机会充分表达自我信息，解决传统管制方式所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这种协商型管制体现了政府干预与被管制者利益的兼顾，为被管制者树立服从管制的“自觉精神”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政府生态管制政策的施行。协商性管
制模式还使得政府和被管制者具有直接的、正常的途径协商问题，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生态管制的效率。当然，面对众多的管制对象，面对社会公众，如何解决协商的途径和方式问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社会不同利益集团在公共利益中的简单映射不能说是公共利益。正如西方学者奥尔森所指出的：“不存在这样的国家：其中所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但目前，至少可以通过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以及有关第三部门等组成协商团体，就有关生态政策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各种听证会等进行广泛的政策协商，鼓励社会公众按照一定的程序参与生态管制法规的制定，使生态管制政策制定的过程成为宣传生态价值理念的过程，从而提高被管制者主动实现生态价值的自觉性。
(四)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社会参与的多管制主体型(如委托管制)模式
目前，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的多元化现象已经使得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制显得越来越力不不从心，特别是我国目前主要依靠归口的环保职能部门行使管制权力，由于种种限制，管制效率大打折扣，使管制价值缺失。因此，政府生态管制必须寻求多元化的管制方式。目前，社会广泛参与已经成为“良治”的核心，作为政府生态管制，必须积极鼓励社会参与，使政府不再成为唯一的管制主体。政府管制必须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管制模式转变为社会参与的多管制主体型模式，要在实现监管机构独立的同时，大力推行委托型管制，即委托或者授权有关社会主体，并赋予一定的权力和责任，分行业或者一定地域的进行有效管制，以弥补政府管制的力不从心和不足。同时，要解决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管制协调问题，政府要建立信任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管制主体的作用；社会管制主体必须切实对政府负责，对社会负责，切实代表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利益。要建立政府与社会管制主体受法律严格约束的、有固定的范围、程序，明确的责任机制的管制体制，形成政府管制机构的有效监管、社会管制主体的主动配合、人民群众的积极广泛参与、传媒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的新型管制机制。社会参与管制，一定要解决整个参与过程信息流通问题，没有足够信息的获得，就不会有真正的参与管制。信息流通是理性参与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参与的社会生态管制主体在赋予职权的情况下，亦可对政府在生态问题上实行监督和制约。目前，解决政府在生态上的“始作俑”问题除了继续强化“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以及采取各种“听证制度”以外，就是要靠这种社会参与的生态管制主体形成制约压力，使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保证生态价值的实现。
(五)政府生态管制政策内容的完善
生态价值的实现往往是在经济活动以及经济决策过程中人们对经济利益价值及其他各种价值的权衡与比较的基础上作出的价值选择，生态价值表现在经济活动与决策中更多的是一个价值冲突问题，经济活动主体很多情况下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忽视生态价值。因此，政府生态管制的许多配套政策内容需要进一步增加和完善。
第一，强化生态价值“必须”政策。所谓生态价值“必须”，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必须考虑到生态价值，至少不能有生态负价值的产生。“必须”政策要求政府生态管制一方面要靠提高经济活动主体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充分认识生态价值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实现生态价值。另一方面主要是靠制度约束。在制度方面，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的制定、宣传与实施，从法律上确保生态价值的实现。目前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其管制措施在“必须”上一定要有具体的要求。
第二，生态“补偿”政策。所谓生态补偿，主要是指在价值冲突的情况下，为确保生态价值的实现，由受益者利益主体对生态环境损害部分进行物质或者经济补偿，以开展生态的重建。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对于生态损害部分必须给予补偿；二是补偿的物质或资金主要用于生态的重建。生态补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理论与许多实践问题需要研究，例如补偿的责任主体是谁、谁来补偿、如何补偿、补偿的标准如何确定、补偿的资金如何用于生态的保护与重新建设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研究，但补偿的原则必须确定。目前，西方国家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充分论证与计算的基础上加大生态环境税的征收，借以进行生态补偿。
第三，生态“隐性化”问题控制政策。生态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例如一项经济决策对生态的影响，有些可以表现为显性化，但更多的是表现为隐性化、潜在性。因此，政府在生态管制过程中不能只顾显性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对“隐性化”问题的控制与防范。政府生态管制要加大对隐性化、潜在性问题的预控管制措施。
第四，生态技术使用的相关政策。生态技术包括所有有利于生态价值的各种技术改进与技术措施，例如清洁生产和各种循环经济技术等。清洁生产就是“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材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者避免、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的产生于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循环经济是一种通过技术改进与研究，遵循生态规律建立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流动的经济系统。人类只有不断地的进行技术改进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必须增加与完善鼓励采用生态技术措施政策。
第五，生态管制的恶性竞争防控政策。在生态环境管制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各种管制的差异性(例如：不同地区管制强度高低的差异性；不同企业类别管制标准的差异性；管制措施可及性的差异性等)，就会出现两种竞争，一是良性竞争，即不同地区、行业实行较为严格的强有力的管制，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以及人才谋求发展，形成一种动态的良性发展环境。二是恶性竞争，即不同地区、行业等为单纯或者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放松管制措施，降低管制标准，使不合生态环境标准的企业发生异地转移，形成管制差异的恶性竞争。生态管制一方面要鼓励良性竞争，另一方面要控制恶性竞争，形成一种公平的管制环境。这样，就必须完善与强化生态管制的恶性竞争防控政策，例如对不合环境标准的企业跟踪，对异地转移的，取消其项目生产等政策措施。
第六，生态经济系统的合理配置政策。人类的经济系统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人类各项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空间进行，并且依赖生态资源的供给。由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及价值流循环与转换，因而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混合而形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结构机能和自身运动(物质运转、能量转换、信息传递、价值转移)的规律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它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技术条件形成生态经济合力，产生生态经济功能和效益。生态系统的基本矛盾是具有增长性机制的经济系统对
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系统对自然资源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其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生态经济系统的要素配置，即人类根据生态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作用效应，以及由此给社会经济系统或环境系统所带来的后果，通过人类自觉的生态平衡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利用科学技术、上层建筑(主要是行政干预和经济政策、经济计划等)、技术措施等手段，围绕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对生态经济系统所进行重新安排、设计和布局。因此政府生态管制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合理配置的政策原则，以保证生态价值的实现。
注释：
①梁山等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②沈满洪主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③罗杰・伯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④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当代西方学术前研究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
⑤A・P・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⑥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9页。
⑦柯丽生：《一个省级农业开发区的“夭折”》，中国经济网，2009年4月13日。
⑧政府管制俘虏理论：就公共利益理论看来，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守护者，政府通过规制对实现公共利益的障碍进行控制。但俘虏理论认为，确立政府规制的立法机关或政府规制机构及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非一般公众。换句话说，政府规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益的目的，毋宁说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也许在某些时候，政府会给一般公众带来一些有益的因素，但这并非政府规制实施的初衷，它充其量不过是规制的意外结果而已。管制俘虏理论论证和说明了政府管制寻租和管制机会主义的问题(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6页)。俘虏理论是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的：一是政府的基本资源是权力，利益集团能够说服政府运用其权力为本集团的利益服务；二是规制者也是经济人，能理性的选择可使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三是政府规制是为了适应利益集团实现收入最大化所需要的产物。这些假设，虽然很难经得起检验，经济人假设过于绝对，其结论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让人们反思，政府规制一定就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吗?(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页)。
⑨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
⑩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指出：“当政府规制范围的扩大使得相对方只能在规制中亦步亦趋的时候，当政府规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束缚相对方自身成长的时候，政府行动的扩展和政府规制范围的扩大就会给相对方和社会带来危害，相对方的自觉能力降低，社会自治管理能力萎缩。”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73页。
(11)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①魏彦杰：《基于生态经济价值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倪瑞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⑧赵映诚主编：《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研究》，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④梁山等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
⑤沈满洪主编：《生态经济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罗杰・伯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⑦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⑧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⑨潘伟杰：《制度变迁与政府规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⑩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1)金培：《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3期。
(12)Herman E.Daly、Joshua Farley：《生态经济学――原理与应用》，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版。
(13)韩立新：《环境价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4)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中图分类号] R714.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10（c）-0128-03
胎儿神经管畸形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严重的影响胎儿的健康成长，有效地降低先天性神经管畸形胎儿的出生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1]。因此，临床中尽早的诊断对降低围生儿死亡和畸形儿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产前超声检查是临床中常见的检查方法，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2]。本文对超声诊断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探讨超声诊断该病的临床价值，具体的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2011年4月～2013年2月进行产前超声检查的20 147例产妇的临床资料，年龄20～44岁，平均（29.4±1.5）岁。孕龄17～34周，平均（28.4±2.8）周。初产妇14 541例，经产妇5606例。
1.2 方法
1.2.1 仪器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GE Vivid 7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仪，探头频率为2.0～8.0 MHz。
1.2.2 检查方法 首先，明确胎儿所在的位置，主要采取胎儿心脏的五组的基本切面进行扫查。主要检查的内容有：心脏位置和大小以及形态、纵横径比值、心室比值和心房比值以及主动脉与肺动脉比值等。然后，对产妇的腹部进行多切面的扫查。主要包括头颅和面部以及颈椎与内脏、四肢等，并对出现有可疑的部位进行反复的扫查，加强胎儿结构形态学的观察，并做好详细的记录[3]。
1.2.3 观察方法 本次研究的超声检查结果均由具有多年工作经验专业超声检查医师进行整个工作的开展，胎儿神经管畸形的诊断由2位高年资超声诊断医师进行判断[4]。
1.3 判断标准
将本次研究超声检查的结果与病理结果比较[5]。
2 结果
2.1 超声诊断结果
通过对20 147例产妇进行超声的检查与病理结果比较，共有35例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检出率为0.17%。产前超声检查有34例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符合率为97.1%；1例漏诊，漏诊率为2.9%。
2.2 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类型
通过超声检查的分析，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主要表现为无脑儿、脑积水、颅脑畸形和脑脊膜膨出以及脊柱裂，具体的数据分析见表1所示。
2.3 超声图像特征
2.3.1 无脑儿超声图像 通过超声图像显示，纵切、横切与斜切的扫查均检查不到圆形或者椭圆形的环状颅骨同声，且双眼球突出呈现“蛙眼”。头部出现不规则的光团，颅底见有少量的不规则脑组织回声。同时，伴有脊柱裂和羊水过多的症状。
2.3.2 脑积水超声图像 通过超声图像显示，脑室系统出现扩张，而脑脊液呈现无回声，侧脑室呈现强回声。在伴有脑积水严重情况呈现时，脑组织受压，且变薄。同时，胎儿双顶径增大。
2.3.3 颅脑畸形超声图像 通过超声图像显示，颅骨强回声呈现环形消失，而脑组织浸泡在羊水之中。脑表面呈现不规则形状，且脑内的结构出现紊乱，脑组织呈现不均匀回声。同时，伴有其他畸形出现，且羊水过多。
2.3.4 脑脊膜膨出超声图像 通过超声图像显示，缺损处的颅骨强回声呈现环连续性的中断。脑膜膨出时，囊内的脑脊液呈现无回声的囊样改变。同时，位于额部的脑或者脑膜膨出，很容易发生漏诊。
2.3.5 脊柱裂超声图像 通过超声图像显示，主要表现为直接征象和间接征象为主。直接征象显示：①矢状切面时，皮肤呈现强回声线，深部的软组织与椎弓呈现强间声，且连续性的中断；②横切面时，两个椎弓骨化中心向后开放，呈现为典型“V”或者“U”形；③冠状切面时，两个椎弓骨化中心的距离增加。间接征象显示：①呈现香蕉征；②呈现柠檬征；③后颅窝池逐渐消失，且小脑紧贴在后颅窝和第四脑室出现不显示征；④脑室扩张；⑤羊水过多，且伴有其他畸形。
3 讨论
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是由于神经管胚胎发生时期的闭合不良而导致的，一般发生于胚胎的第3周到第4周末，严重的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甚至会造成功能障碍或者畸形儿的发生[6-7]。因此，临床中加强围产期的监测和遗传疾病的咨询与指导以及产前的健康检查与诊断对降低先天性神经管畸形胎儿的出生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8]。临床中常常采取超声检查，能够清晰的观察胎儿的形状和内脏的结构。超声检查属于无创检查，且检查费用也相对较低，操作也比较简便，诊断准确率高[9]。
临床中采取超声检查过程中，需要有效的了解扫查的切面，从而提高诊断符合率。一般对于胎儿的颅脑主要进行侧脑室水平和五脑水平以及小脑横切面的扫描，并加强其他对应的切面进行扫查，且扫描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地了解颅骨的完整性和侧脑室的宽度以及小脑的大小、形态以及小脑延髓池宽度等情况。而对于脊柱的扫描主要采取矢状切面和冠状切面以及横切面等，从而有效地观察脊柱和背部皮肤的连续性以及椎体排列情况[10]。
通过本次的临床研究分析，对于先天性神经管畸形采取超声诊断具有较好的应用效果，能够有效地提高临床诊断效果，能够更加直接地观察胎儿颅内和脊柱以及心脏等结构的发育情况，且对于早期的无脑儿、脑积水、颅脑畸形和脑脊膜膨出以及脊柱裂均能够较好的诊断，降低先天性神经管畸形胎儿的出生和围生期胎儿的死亡情况发生。但是临床中超声对不同类型的神经管畸形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相同[11]。本次的诊断显示，超声诊断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的符合率97.1%，接近于100.0%。但是，依然出现1例漏诊，漏诊率为2.9%。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缺损的部位相对较小，而且室间隔缺损的分流速度也相对较慢，从而使得血流的显示受限。或者是由于胎儿的心率变化较快，且活动也相对较大，很容易导致观察不稳定的情况发生[12]。而且在国际的诊断中，采取超声诊断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也不能够达到100.0%的可能。通过此次的研究总结，选取胎儿的四腔最为中心，左右室流出道以及三血管与心脏长轴作为主要观察的切面，从而提高诊断效果[13]。同时，在临床诊断的过程中应有效地了解诊断的思路和分析方法，并有效地结合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的声图像特征，进一步的提高临床诊断率[14]。
超声诊断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明显的是依赖在设备和技术上，同时采取超声检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临床中很容易受到孕妇的孕龄和胎动次数以及胎位和孕妇腹壁的厚度等情况影响。而且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5]：①图像的质量；②一些先天性心脏疾病是随着孕龄的时间增加而表现出来，而在早期的筛查中很难发现；③多数微小病变很容易受到超声分辨率的影响；④部分的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是在分娩出之后才能够进行诊断；⑤胎儿的自身因素而影响。尽管临床中应该超声检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其技术的成熟，且属于无创检查，从而使得其应用更加广泛。
综上所述，临床中随着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检查逐渐的应用临床诊断中，对于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能够较好地做出诊断，从而有效地降低围生儿死亡和畸形儿的发生。同时，临床中采取超声检查能够对不同类型的神经管畸形进行分析，且声图像显示更加清晰，便于临床医生的诊断，并尽早地制订措施。因此，超声对胎儿先天性神经管畸形能够较好的做出诊断，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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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是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宏观生态环境，它是社会价值观的自然生态基础和社会基础，是社会价值观生成的原发地。同时它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根本的现实生活基础。社会环境以宏观的环境支撑为基础，以社会价值观为价值中介，对核心价值观教育产生生态效应，从而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社会环境作为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社会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相互作用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由此生成。
当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环境生态主要遭遇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是网络社会生成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型。前者是基于制度变迁引起的，后者是基于技术革命引起的。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导致了社会环境和社会现象本身具有复杂性，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多元化，信息爆炸和复杂的网络环境使得大学生价值观趋向多元化。各类新兴媒体在技术、管理、法律法规上的不完善，使得一些虚假不良信息和外来腐朽文化思想混杂于网络中，在刻意炒作和宣传下得以大量快速地传播。大学生还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受心理、知识储备和阅历的局限，对各种良莠不齐的思想观点缺乏社会洞察力和判断力，极易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到群体极化的网络舆论生态当中，这些都直接削弱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
二、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高校环境生态
高校环境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中观生态环境，它以大学校园文化和精神文明为核心，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态状况会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对未来目标的选择以及具体价值观念的塑造。高校环境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生态支撑，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感染和文化熏陶作用。
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规范三者的交互作用构成了思政教育的过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如何在网络社会新常态下把握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效性尤其重要。各种网络新兴媒体传播能使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及时紧跟社会发展步伐，教师们也能从传播渠道获得各种最新的社会资讯和新闻热点追踪。同时，可在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引入网络舆情的探究，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结合学生的关注热点进行及时有效和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在特色平台的建设上，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开设个人微博微信等渠道，以隐性的方式对学生展开“微教育”。同时，高校教育管理部门还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对学生进行关注，既消除了从其他途径了解学生动态的障碍性和滞后性，又有助于教育者把握价值观教育的最佳时机。
三、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大学生环境生态
[中图分类号] R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4（c）-0178-02
胎儿畸形是诱发胎儿死亡和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胎儿畸形最为常见的类型为中枢神经系统畸形，该疾病的漏诊率较低，超声阳性率通常较高。患者在临床诊断后，一般应立即终止妊娠，从而缓解产妇精神体身体上的负担，实现优生优育。为探讨产前常规超声检查对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的临床应用价值，2011年1―12月该临床研究采取产前常规超声检查对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的临床应用价值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该研究选取在该院接受产前常规检查的产妇为观察对象，其中先天性畸形儿168例，80例新生儿为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约占病例总数的47.6%。产妇年龄范围在22～38岁，平均年龄为（29±6.5）岁，检出时间在13～41周之间，其中，4例为第3胎，20例为第2胎，56例为第1胎。
1.2 检查方法
使用Aloka-3500型彩色多普勒超神检查仪作为该次临床研究的检查设备，探头频率设置为3.5 MHz。产妇在超声检查前不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准备，将耦合剂涂抹在产妇腹部，以平卧位，在产妇腹部放置探头，实施宫内胎儿检查，使用常规顺序进行胎儿检查，对宫内胎儿的各个器官进行顺次超声影像检查，对畸形发生率较高的部位实施重复检查，包括脊柱和胎头等。对于发生疑似畸形的部位要多次进行重点观察，并行多切面现象。对于过多或过少羊水的产妇，需要彻底排除其胎儿畸形问题的潜在危险，以了解胎儿的引产分娩结局。
2 结果
2.1 超声诊断
所有168例先天性畸形儿中，中枢神经系统畸形胎儿80例，其中，8例胎儿为颅脑畸形，于第20孕周时检出；1例胎儿为脑裂畸形，于第32孕周时检出；20例胎儿为脊柱裂并发相关合并症，于第17～36孕周时检出；19例胎儿为脑积水并发相关合并症，于第24～42孕周时检出；23例胎儿为无脑儿并发生相关合并症，于第12～26孕周时检出。
2.2 随访
在该院实施引产或足月分娩的产妇74例，在其他医院实施引产或足月分娩的产妇6例。所有产妇均接受复查和随访，以观察随访结果，其中，足月分娩的脑积水胎儿16例，出生后均行超声和CT检查，其余畸形新生儿均为引产胎儿，且大体外观和超声检查结果基本相同。诊断符合率：80例中枢神经系统畸形胎儿的超声检查诊断符合率达到100%，其中，22例产前确诊，23例发生并发性其他系统畸形，诊断符合率为96%。
3 讨论
3.1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胎儿的超声声像图表现
3.1.1 无脑儿 妊娠20周后，产前常规超声检查显示为胎头环状回声，无论对无脑儿实施斜断、横断或是纵断扫查，均无法获得较为光滑且清晰的椭圆形或是圆形胎头环状回声。超声检查通常显示为无规则性轮廓的团状回声，超声检查可见胎儿的颜面和眼眶，且胎头形状与蛙头相似度较高，并常合并有羊水过多症状，以及脊柱裂和脊膜膨出等。
3.1.2 露脑畸形 ①胎儿脑组织受到羊水浸泡，脑组织回声明显但不均匀，无法分辨脑内正常的解剖结构，脑内结构紊乱，脑表面失去规则，颅骨强无回声环。②超声检查过程中，可见羊水中暴露的脑组织受到胎手的碰触，羊水中漂浮有大量的光点，羊水暗区较为浑浊。③随着妊娠时间的不断推进，脑组织的增加量会逐渐减少，最终无法出现大脑组织回声。对于新生儿露脑畸形患者，虽然胎儿能够足月分娩，但脑组织无任何减少，脑内结构存在异常。④并发性羊水过多发生率较高。⑤并发性的脊柱裂及其他畸形发生率较高。⑥对于多胎妊娠的产妇，一胎出现露脑畸形症状，而其他胎儿则发生其他畸形或发育正常。
3.1.3 脑裂畸 超声检查显示为胎儿大脑分为前后两部分裂开，裂开部位蛛网膜下腔与侧脑室回声部位相连通，且属于无回声区，无回声部位与两侧颅骨内侧相连通，而大脑裂开部位存在较大回声。脑裂开畸形无规则，且不对称，也可表现为完全性脑裂，可以是双侧的，也可是单侧的。主要发生在大脑顶叶部位，其中，80%～90%的患者合并有隔腔透明消失。
3.1.4 脊柱裂 胎儿的脊柱通常会在第8～9孕周时开始出现骨化征象，第10～12孕周时呈现出脊柱声像，虽然脊柱裂的发生时间较早，且这一现象在第20孕周后达到高峰。通常情况下认为，在第17～18孕周时为最佳的超声检查时间。脊柱横断面发生断裂后，常会产生V字型的背侧缺损。隐性脊柱断裂的临床症状主要体现在脊柱的某一部位出现隆起，并可见串珠样的不对称回声，具有完整的皮肤光带，且距离增大，脊柱裂胎儿通常发生合并性的脑积水或无脑[1]。
3.1.5 脑积水 超声检查结果显示为脑外积水、脑内积水或是混合型积水，其中脑内积水最为常见。病变早期患者一般会发生侧脑室回声消失症状，而病变中期会逐渐发展成为侧脑室无回声，并诱发脑中线偏移，随着颅内动脉搏动，回声带会表现出漂浮状态。对于脑积水较为严重的胎儿，一方面会出现脑中线偏移现象，还会发生脑脊膜膨出，脊柱裂合并脑积水，头围及双顶径显著变大，脑质受到压迫而贴近颅骨板，以及过度脑室扩张等相关症状。胎儿的大脑通常在第17～18孕周时开始发育，且于第17～23孕周时达到大脑发育高峰[2]。
3.1.6 脑膜脑膨出 超声检查可见胎儿头颅中线处发生包块，脑组织部分或全部显示为迂回状实质性结构。包块和胎头之间存在连接关系，外颅骨壁发生破损[3]。
3.2 超声诊断价值
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是造成胎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新生儿残疾的主要危险因素，这一问题的发生一方面会与遗传因素存在直接联系，另一方面，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目前，临床上尚无有效的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预防方法，只能采取及时确诊和尽早终止妊娠的措施来降低畸形儿的分娩率，实现优生优育的目的，而产前常规超声检查是一项主要的措施。产前常规超声检查是首选的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临床诊断方法，因为超声检查不会对胎儿及母体造成损伤，且能够对宫腔内胎儿病理信息及形态进行直接观察，同时，具有诊断迅速，结果可靠，图像清晰，操作简单等显著的优势，能够替代其他传统的临床检查方法[4]。产妇一旦诊断为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统筹会产生较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因而需要及时终止妊娠，以减轻社会和产妇家庭的负担。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不仅会表现为羊水过多，而且通常存在较多的特殊表现，且产妇通常缺乏自觉症状[5]。
综上所述，产前常规超声检查对于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畸形检查，具有较高的诊断符合率，能够显著降低新生儿畸形的发生率，实现优生优育，因而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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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8-1022-04
On the Three Concepts of Beijing Olympic Gam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N Xiao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Modern Olympic Games' emphasis o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highlighting of ecological sports precisely indicates “ecology value" to the people, whose core idea lies in the ecological sports, namely a coordinat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aborating the ecological valu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ree Concepts of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and has decod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cology values; Green Olympics; Hi-tech Olympics; People's Olympics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三大理念，这三大理念为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2008北京三大理念实质是科学技术角度的生态价值的再现。因此本文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重新审视2008北京三大奥运理念，不仅有利于对北京奥运三大奥运理念的深刻把握，而且更有助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
1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概念与特点
1.1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概念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则是指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变革自然界的手段，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维持生态平衡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1］那么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就是运用科学技术于奥运会，不仅能充分利用它服务于奥运会，也能够运用科技来保护在举办奥运会过程中的环境问题［2］，来克服和防止环境问题的发生。
1.2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特点
1.2.1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非必需性 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一般说，这五种需要总是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逐步地产生其它高层次的需要。毫无疑问，对美好的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一种区别于生理需要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需要。而这种需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用科技也可以得到。因此，当人们利用技术作为人与自然交往的工具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生态价值。另外，当生态环境问题还不明显时，还不成其为问题时，就根本没有特别的必要去追求生态价值。因此，人们意识不到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的存在是很自然的。
1.2.2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社会共享性 森林、天空、海洋、河流为整个人类社会所共享。这就是生态价值的社会共享性。人离不开环境，每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环境为每一个人“服务”，它是一种“公共物品”。然而，环境的恶化同样也影响着每一个人。对于任何公共环境，如果不加以法律方面的刻意保护，都无法逃脱“公有地悲剧”。正因为生态价值的社会共享性，人们在面临是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还是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选择时，很容易采取维护个体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行为。
1.2.3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潜在性 科学技术具有生态价值，但这种生态价值是潜在的，使人不容易认识到它的存在。由于人类在维护生态环境方面所做的很多努力常常不光是利在当代，而且是功在千秋，受益者不仅是现存的个体，而且是未来的后代。［1］这就使得如果以眼前的利益为出发点，就很难看到科学技术对当代人的环境有什么现实意义。
1.2.4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难度量性 生态价值也是价值的一种，也可以衡量出价值的大小、效用的高低。然而，和经济价值相比，生态价值是很难量化的。这不仅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程度、需要程度不同有关，还与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对生态环境的需求程度有关。［2］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显现并呈增加趋势。它具有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特征。处在较低发展阶层的人们不可能对生态价值有充分的认识，但在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小康之后，人们对环境舒适的需求会急剧提高，而后继续发展，到极富阶段趋于饱和。由于生态价值难以度量，许多国家采取了用经济学中货币替代法来计算生态价值的方法，也有人主张用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影子价格法、模糊数学法等来计算生态价值。但是，那些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及价值观念问题是无法用任何数学模型来描述的。正是由于生态价值的上述特性造成人们对它的忽视，从而得出科学技术没有生态价值的结论。
2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解读北京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
实现2008年北京奥运三大理念必须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实现必须又以生态价值作为其实现的标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这里的“生态”不单单是生物学话语中的“生态”语意，而是更具有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语境中的“生态”所表达的含义与“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科技奥运”一样，成为具有和谐、协调、平衡发展关系的宽泛概念。［3］生态价值事实上是对奥运举办城市环境的要求，但其核心是生态价值观的体现。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它以生态价值为依据，以更高的标准去实现北京三大理念。
2.1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北京绿色奥运理念的实现核心
2.1.1 绿色奥运是以生态价值为核心 绿色奥运是指奥运会及其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应以对自然环境的最小破坏为目的，注重可更新能源的利用，资源的保护，废物利用和管理；保护人类适宜的空气、水和土壤；保护古建筑等自然文化环境的社会活动方式［2］。在这些保护、利用的过程中必须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生态价值观为价值取向的科学技术能够实现北京绿色奥运。绿色奥运理念的实质是以人类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但生态价值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为现实绿色奥运指明方向。
2.1.2 奥运会逐渐重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与支持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举办城市的生态环境。这种转移就是确立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科学技术运用。随着城市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一个区域环境的开发本质上就是对一个区域环境的破坏与保护的过程。因此生态价值也逐渐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重视，事实上对生态价值的关注就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4］。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提出了“健康环境中的健康比赛”的口号。1991年《奥林匹克》中增加了环境保护的条款:“应努力使奥运会在确保环境问题受到认真关心的条件下举行。1996年7月1日生效的《奥林匹克》将保护环境列入国际奥委会的任务之一。2000年悉尼奥运会成为奥运史上的“绿色奥运会”。这一切无不显示出生态价值在当前奥运会举办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2.1.3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促进了奥运会的发展 对于北京奥运来说，生态价值观的实现须有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观在推动北京绿色奥运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二者互为条件；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就是站位于生态价值观的角度来运用科学技术实现2008年北京奥运绿色理念。在绿色奥运理念中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所以说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是绿色奥运理念的核心。
2.2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北京科技奥运理念的实现准则
2.2.1 高科技技术广泛运用于历届奥运会中 现代奥运会10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与科技发展密切结合的历史，奥运会成了现代科技的一个巨大的实验室。1964年东京奥运会由于首次使用计算机而被称为“技术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的“计算机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的“因特网奥运会”，高科技与奥运会的关系更加密切。
2.2.2 北京奥运是注重生态价值的科技奥运 无庸质疑，“科技奥运”是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纵观历届奥运会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科学技术往往聚焦于与训练有关，鲜有以生态价值观为基准去发展奥运中的科学技术的运用。［4］2008北京奥运会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来运用科学技术服务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各个方面：场馆建筑中将广泛采用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并将采用高效、清洁的常规能源利用技术，同时还鼓励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建设太阳能光伏电站、太阳能集热系统、太阳能照明系统、地热利用、天然气热电(冷)联供系城市改造、道路交通、场馆布局、建筑用材、人文社会建设，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有害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对废品物质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节能降耗、增加废物的再生循环利用、开拓生态市场、增加产品的生态科技含量。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科学技术实现北京科技奥运。
2.2.3 生态价值是北京科技奥运的主导 在2008北京科技奥运中生态价值应是主导，主张用科学技术建设生态奥运、生态北京，强调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北京的可持续发展［5］。科技奥运的准则是“生态价值”，强调“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从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自然属性上来说，是指保护和加强北京奥运环境系统生产和更新能力；从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社会属性上看，是指在不超出维持北京奥运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奥运周边人民的生活品质；从科学技术生态价值观的技术属性看，是指在建设北京奥运过程中转向更清洁、更高效的技术，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
2.3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北京人文奥运的实现途径
2.3.1 科学技术是人文奥运的实现途径 人文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提出的新理念，它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和灵魂。人文奥运在体现“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提倡通过奥林匹克这一社会文化活动，颂扬人类的真、善、美，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沟通与协作，进而建立和平美好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体系。
2.3.2 人文奥运是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为体现 北京奥运三大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代表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在科技与奥运组织管理的融合中，日益显示出科技的伟力和奥运的科技需求。而这种“伟力与需求”的日益彰显正是因为它们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使运动员及时快速了解比赛信息，做好赛前准备；使更多人参与到奥运会中去，观赏精彩的奥运赛事，获得便利、舒适的信息服务。在“人文奥运”的主题下，北京将加大修建文化设施的投资，改善环境［6］。
2.3.3 坚持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来实现北京人文奥运 北京奥运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些都是以人的长远发展为根本的，而人的长远发展的体现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实现的。因此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必须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为实现途径去建设2008北京奥运会的生态环境，真真正正实现人文奥运。
3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北京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的优势与创新
3.1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奥运三大理念是对科学技术价值的深刻认知 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的三大理念，其中科学技术是承载这三大奥运理念实现的基础［7］。科学技术价值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灵魂，从先前粗放发展到现在的集约发展都是科学技术价值观的次次改变。因此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来分析三大理念，需要对科学技术价值的深刻认知。
3.1.1 科学技术的一般价值 科学技术的一般价值，即人们运用其特有的系统知识认识、改造自然事物从而呈现出的可视价值。这是科学技术的主流价值、人类特别看重的价值，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上。人类的物质文明经历了石器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这些既是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科学技术价值的标志。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和生产本身的需要反映了人的目的性［8］。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实现人的目的，人们就必须向自然界去索取，使自在之物转化为自为之物，由此引起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化。科学技术的一般价值就在于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不断地实现人类的目的。
3.1.2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 科学技术真的规律性使人们有效驾驭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利于问题的控制，使人们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新能源、新材料，并积极利用绿色科技，促进环保的进行。科学的高速发展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技术平台。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生态文明是在对过去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人与自然都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科技进步为核心，要注意科技进步的生态化趋势，实现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9］。以生态价值观为价值尺度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态价值观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准［10］。
3.1.3 科学技术生态价值与北京奥运 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智力活动的角度看，科技精神便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人文意义。在北京科技奥运中的奥运理想和精神，以及人们在追求这一崇高理想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尊心、集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是促进社会进步和民族自身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动力。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的生态价值已超出原有“生态”的本身含义，是环境生态、人文生态的中生态所表达的意义相同［11］，与绿色奥运中的“绿色”一样，因此绿色奥运是以生态价值为尺度建设北京的生态环境，实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3.2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尊重生态价值的生动体现 生态价值是建立在新的生态道德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要求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界，实现尊重大自然的原则设法和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单纯地让自然满足我们的需要，更不是征服和破坏自然。
3.2.1 生态价值在当今时代的意义 人类在构筑文明时，首先应关注它所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人类的任何一种生存和发展方式都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生命支持系统相适应，而不应威胁、破坏它，这是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法则)。目前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生态问题，可持续发展。在如何贯彻可持续发展，实施环境保护上，人们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策略，许多国家、政府也正采取积极措施，自发的民间组织也开展活动［12］。人们也已普遍认识到科技的重大力量及科技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巨大作用并努力在实践中加以实施，而正确全面地评价科技的生态价值是前提。这需要对科技认识的转变，从把科学作为一种实体力量角度，对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预见、认知及增值角度认识科学的生态价值转变到新的更高层次即科学美层面。当前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生态价值须贯穿于科学的物质价值、精神价值中，且使之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观，这样才能在当今时代展示出巨大意义［13］。
3.2.2 生态价值与北京奥运 科学的生态功能既是人类对自己控制自然活动的再控制，又是人类对自己调节社会活动的再调节［13］。《北京奥运行动规划》将“绿色奥运”定义为：“把环境保护作为奥运设施规划和建设的首要条件，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广泛采用环保技术和手段，大规模、全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美化绿化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鼓励公众自觉选择绿色消费，积极参与各项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大幅度提高首都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城市。”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北京市将在防治环境污染、完善城市建设重点，构筑良好的生态基础。在奥运场馆的建设方面强调了以生态价值观的核心要素来建设奥运场馆，如国家体育场馆观众席等处充分利用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尽量减少人工的机械通风和人工光源带来的能源消耗，对场内用房的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进行控制，优化保温、隔热设计。同时，对大面积窗户也将做外遮阳处理，以全面提高建筑物的节能水平；此外，国家体育馆、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老山自行车馆、北京大学体育馆、射击馆等6项工程采用了自然采光屋面。充分体现了以生态价值的思想［14］。以上这些举措，不仅体现了环保的基本思想，更体现了据生态价值观而确立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
3.3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对三大理念的创新理解 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对三大理念的创新理解，其创新性体现在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解读奥运理念，使“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为基础，建立在生态价值之上的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三者成为一个整体价值理念体体系，从奥运理念中找出对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使用与延伸，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北京奥运三大理念。
3.3.1 对绿色奥运的创新理解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不等同绿色奥运理念，它的内涵大于绿色理念，对绿色奥运理念的创新理解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2008年北京的绿色奥运将是一种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生态奥运，既需要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功能支撑，又需要资源节约型的高新科技支撑，更需要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支撑，因此加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使三大奥运理念形成一个系统：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生态奥运(自然生态+经济生态+人文生态)［18］。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是一种不断进化与完善的通向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过程，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一种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以生态价值观规矩科学技术对北京奥运会的推动，生态更是一种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竞争、共生与自生的生存发展机制。其次，绿色奥运不仅需要形态结构的表象绿(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还需要生态功能的内在绿(生态服务功能、生态管理体制、生态保育意识)，更需要动态机制的潜在绿(拼搏竞争、协同共生、自力更生)。这是对绿色奥运的创新理解，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又一次升华。三是纵观“绿色奥运”的提出，基本思想的形成以及实现途径，均贯穿了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利用生态价值桥接科技奥运与人文奥运，在生态自然观基本思想的指导下，2008年北京奥运定能实现绿色奥运行动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有机结合，定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3.2 对人文奥运的创新理解 在三大理念之间，科技奥运在战略上处于核心地位。从科学技术生态价值来理解人文奥运的创新性就体现在：一方面，我们提出“人文奥运”的理念，是因为我们通过倡导人文与生态价值，促进科技奥运――技术进行角色上回归――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生态价值本身就内涵人文规范。之所以形成技术与人文对立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自身在发展技术时忽略了内涵在技术本身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所以其创新之二也应该时刻地体现出人文和科学技术生态价值的目的，解决其工具理性与目标分离的问题，从而真正实现科技与人文、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所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从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来解读人文奥运的创新之三在于恰恰是出于消解科技奥运所产生的种种弊端这一根本性目的的。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倡导树立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即生态价值观，将技术恢复到本来的面目――技术内在规定着的，包含着新人文观的确立、生态观的体现内涵的新技术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确定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基本关系，将三者之间协调统一起来。所以，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反思和重树科技生态价值观为背景，北京2008年奥运会应该及时地树立起生态价值观的旗帜，［16］一是可以凸显独特的技术理念，并由此而使北京奥运会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一种具有前瞻性、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决策，为社会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二是可以加快和加深人们对于新发展观的认识，这样就可以促进技术尽快地进行角色的合理回归，从而使技术真正地体现人文奥运观，成为人类发展与进步的有效的、合理的工具和手段。
3.3.3 对科技奥运的创新理解 奥林匹克运动必须以人文价值与功利价值和谐统一体作为其价值前提，实现技术效率的同时要实现技术对人文的关怀，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技奥运中的人文价值观，但是在以生态价值观审视科技奥运理念的创新性与上述不同，它更多的焦灼于科技奥运中人们大生态环境的改变及提高与之运用科学技术提高运动成绩的科技奥运理念相比相形见绌，科技奥运中生态价值体现在由关注科学技术对于运动成绩的提高转变以生态价值为主，反对科学技术异化，不注重人文价值［17］。使用科学技术在生态建设方面和环境建设方面发挥作用，将更多的技术运用到生态环境的改变上来。通过组织“奥运工程建设能源环保展示推介会"，使太阳能光伏发电、污水水源热泵、地源热泵、生态渗水砖等先进技术和产品在奥林匹克公园和一些场馆得到应用，推进了在奥运村实施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
3.4 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分析2008年奥运三大理念是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有必要将新的元素融入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中，对于此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观更是这样，将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促进奥林匹克文化的深入发展。不局限奥林匹克文化研究在文化、教育而是通过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使人们了解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增大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范围。这有利于奥林匹克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最后，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本身就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这是科学技术产生和立身之源。所以，科学技术生态价值在奥运理念中客观地存在着一个必然的前提――技术在提升运动能力时，必须以减少健康损害、体现人的价值和目的追求为预设的人文前提［18］，即技术化的科技奥运必须充分地体现出人文价值关怀，此外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必须以生态价值观核心，这是北京奥运三大理念成为内在成为一个整体的充要条件，这更是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三大理念的优势与创新理解。
4 结 语
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是科学技术最高的价值观之一，它注重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长远建设；它是一个涵盖奥运会整个过程、各种需求的全方位理念，它保证了北京奥运三大理念的成功实现，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推动北京奥运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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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山区铁路工程建设进入新一轮的。作为与东部地区主要交通枢纽，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1～2]，与此同时，为实现地区社会经济整体性提高，地区内部铁路交通路网工程建设也迫在眉睫[3]。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农业经济水平较为落后，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必将成为全国乃是世界关注的热点[4]，传统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环境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解决了因工程建设所带来的负面环境问题，但就国家、省部级大型铁路工程项目而言，其建设宗旨是为改善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发展水平，在这一层面上，原有针对工程项目自身所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及环境保护措施成效略显不足[5]。目前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环境治理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较多[6~7]，但是关于利用工程项目自身优势开发利用区域优质资源，促进和引导线路周围区域建设持续经济型生态农业方面的工作与研究鲜见报道，而积极有效的促进引导对于区域生态农业转型、实现社会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有着事半功倍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仅就西部山区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生态修复过程中有关工程周围经济生态型农业建设引导方面提出一管之见，抛砖引玉。
一、西部山区生态环境与铁路工程建设构成矛盾统一体
西部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影响了铁路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具有长距离、带状分布的特征，这就决定了其受区域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程度较其他工程项目更为明显[8~9]。西部山区普遍具有生态环境脆弱[10]、植被覆盖低、气候干旱、水土流失严重、风蚀作用强烈、降雨年内分布不均等不良环境特征[11～12]，在铁路工程建设及后期运营阶段都存在着自然灾害干扰的风险[12～13]，由此产生一系列附加的环境防护措施而增加工程量与工程投资。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同样对沿线生态环境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施工建设过程中因工程占地而降低土地利用面积、生态承载力等指标，施工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物影响着区域环境质量。虽然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措施及对应的环境保护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这种影响，但环境质量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这种负面效应可能是永久性的或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原有水平[5，12，13]。
铁路工程项目面临着来自外部及自身双重环境压力。不良的外部环境影响着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而工程本身对外部环境的扰动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同样制约着工程建设，而问题的根源是区域环境质量不高、环境容量与承载力低等因素决定的。因此，提高区域各项生态环境指标成为实现铁路工程建设项目与区域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之路。
二、西部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条件和问题
经济生态农业水平落后是导致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高的关键。农业生产是西部山区最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区域交通、通讯闭塞，农产品输出较为困难；生产成本投入不足、产品产出质量数量低，贫困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11]；生活、生产能源主要来源于周边林地或灌丛，进而导致植被覆盖度低、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易于产生[13]；落后的经济水平决定落后社会意识的产生，西部山区人口增长速度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又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等[11]。西部山区落后的经济生态农业水平决定了区域居民只能依靠现有山区资源维持生存，当农业生产收入无法通过作物产出质的改变而提高时，耕作面积量的改变就成为原始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进而形成以人类活动干扰为表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14]。
西部山区经济生态农业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西部山地农业具有与平原、丘陵等地区不同的背景条件，其农业发展系统化建设过程较其他地区更为复杂。区域具有适宜某一物种或相似物种生长的优质气候、土壤等条件，但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困难条件制约了其生长规模[15]，这点类似于一些经济价值高、产量低的物种对其生长环境要求也极其苛刻一样。例如，西南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区域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 257.7小时，无霜期320天，多年平均气温为19.3℃，日照多，太阳辐射强，光热资源极其丰富，是特质级烤烟种植的理想种植场所，但农业水资源匮乏，降雨年内分配不均，水土流失严重等负面生产条件导致烤烟种植一度无法实现规模化种植[16]。“一江两河”区域同样也存在着相似的特点，区域优厚的农业气候条件适宜某些经济型物种的生存[17]，目前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18]，但因干旱、生态环境脆弱等要求限制了其种植规模[19]，导致区域内仍以种植小麦、青稞等耐旱性常规作物为主[11]。
三、工程项目区生态修复保护与开发的一些思考
1.生态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解决经济生态农业发展瓶颈因素是关键
目前在西部经济生态农业生产“非适宜区”之所以生产水平不发达、经济落后，并非其所有背景因素不满足农业发展建设，而是农业生产要素中某一水平素质的限制影响了特质资源的发挥，即便这些地区的特质资源往往丰富到了某一物种生长需求的极限。如何将这些“落后区”、“非宜农区”建设成为“良种区”、“优质区”，充分利用区域特质资源解决农业发展瓶颈因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也是解决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关键。
工程探索、实践与示范能有效破除瓶颈，实现经济生态农业规模发展。我们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西南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进行相关基础内容的研究，区域气候雨热同季、光热资源充足，优越的农业气候条件是优质烤烟、蚕桑、甘蔗等经济作物生产的前提，但水资源匮乏及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限制了经济作物的规模种植，仅在一些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的地区进行小范围种植，经过与当地居民、政府官员交流、座谈，在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建设了“长藤结瓜”、“微型水窖池”等田间水利设施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20～21]，并通过等高固氮植物篱措施治理水土流失问题，并进行了科技示范由当地政府部门组织推广。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区域已经形成了以烤烟、蚕桑、甘蔗为主的经济生态农业产业，农户与地方政府收入水平大幅提高[12，13，16]。境内生态环境破坏现象基本杜绝，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成为维持其经济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而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自发行为。
2.传统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的不足
传统经济生态示范区建设方式存在资金来源匮乏、技术相对保守、工程施工困难、示范区选址局限等诸多因素困扰。我们在横断山金沙江干旱河谷地区开展等高固氮植物篱相关内容的研究，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以植物篱为基础的山区复合经济示范区建设。在近二十年工作过程中，我们总结发现目前国内偏远山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目前国内多数经济生态示范区建设主体单位为政府部门，科研院校也会结合研究课题进行小规模的示范区建设。两者均存在建设资金匮乏的问题，首先拟建立经济生态示范区的地区多数属于相对贫困、落后的区域，政府部门财力相对有限[22]；其次科研院校项目经费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工作，示范区建设多作为研究基础而设立，这也决定示范区建设规模多数很小。技术上，政府部门多采用学习考察的方式将其他区域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搬移过来，未能充分考虑自身的资源优势与抑制因素，进而因效益不明显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示范效果；科研院校技术实力较为丰富，但工程经验较为欠缺，对示范区建设的结构单元、施工组织方式、资金运用等方面都较为薄弱。工程施工方面，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均采用雇佣当地社区居民来解决施工人员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施工人员业务技术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多以追求即时利益为劳动目的，其本身并不具备工程质量责任承担者的能力。因此，在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上往往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况且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本身又缺乏工程监督职能。示范区选择问题上，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校局限于资金匮乏多选择一至两处较有代表性地域进行示范区建设。首先通过土地租用的方式从农户手中购买示范区建设年限内的土地使用权，建设完成后交由农户自行管理。期间农户会以农作物损失、土壤扰动损失等缘由提高土地租用成本或迫使施工中断。
经济生态农业的示范建设一直都作为西部山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的一种手段，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诸多的不利因素使示范建设过程变得困难和漫长，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示范作用的效果和最初目的。
3.铁路建设项目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铁路建设项目工程、技术优势对于促进沿线经济生态农业转型有着积极的作用。西部山区铁路施工取弃土场、弃渣场、大临工程等多成斑块状分布在铁路沿线两侧，建设后期生态治理根据临时工程占地性质而采用复垦、绿化等措施进行修复，多以恢复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补偿工程占地为目的。生态修复工程目的过于单一，没有充分发挥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相对丰富的经济、技术、工程优势。铁路建设项目具体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上，铁路项目投资中具备生态修复专向治理资金，改变原有生态修复措施投资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投入。（2）技术上，铁路设计部门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铁路设计涵盖国内全部和国际部分区域。在铁路设计的同时，涉猎并掌握了国内多数地区乃至国外较为先进的经济生态农业设计理念及方法，且在设计过程中多与科研院校等部门进行合作交流，在生态农业建设设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3）工程上，铁路建设拥有一支优秀且庞大的施工建设队伍，能根据设计单位的设计思想进行工程实施。（4）载体上，取弃土场、弃渣场、大临工程等项目面积大，为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区建设提供必要的土地条件；位置分散又能起到良好的分散辐射作用。
铁路建设环境保护设计部门应充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以待生态修复的临时工程为载体，借助铁路建设项目工程优势，结合区域农业生产特点，进行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1）调查分析沿线农业资源特征；（2）通过走访、座谈及基础资料分析的方法判定区域优势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总结分析经济生态农业规模化的瓶颈因素；（3）总结区域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法并探索切实可行的工程、技术措施；（4）筛选、评价工程技术措施的经济性和可操作性；（5）提出利用临时用地进行经济生态农业示范工程设计方案；（6）监督并配合施工单位进行方案实施；（7）建立铁路工程对促进区域经济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体系；（8）与地方政府建立信息沟通机制，不断完善技术体系。
四、结论
铁路建设生态补偿机制不能仅限于以植物种植。目前铁路工程建设大力提倡进行生态补偿机制，传统生态补偿多采用路基边坡、取弃土场、大临工程表层的植被覆盖。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铁路建设项目与周围环境的生态相容性，降低了工程建设的生态扰动强度，但沿线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并未朝向良好趋势迈进。农业“三料”匮乏、农业水平落后、经济水平低下多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作用仍在发生，工程建设永久性占地特别是耕地占用对沿线居民个体的农业生产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短期的土地赔付无法解决土地长期收益断裂问题。因此，铁路工程建设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从根本上促进和推动铁路沿线的农业水平，提高农业经济收入是逐步提高西部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
生态保护实体化工程设计是铁路工程生态修复设计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铁路建设工程的生态修复设计仅限于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基础上的，针对工程项目所带来的不利生态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生态修复措施。多数并未考虑区域生态环境现状对工程项目的影响以及工程本身生态修复内容对区域生态环境改善所带来的贡献问题，而这两者往往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有机体，以铁路建设生态示范工程促进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反之良好的区域生态环境对于铁路安全运营、降低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周期等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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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P901；F30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05－0894-05
Analysis on the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Land Use and Its Ecological Effect
in Huai′an City
ZHANG Fei， KONG Wei， WANG Yue－xiang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Jiangsu，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mote sensing interpretation data of 1988 and 2005，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use landscape in Huai＇an city were analyzed using 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landscape predominance index and landscape evenness index； and the vari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andscape diversity index and landscape evenness index of land－use landscape in Huai’an city decreased； while the landscape predominance index increased； the ecosystem service values decreased by 44．87×108 yuan； and the land ecological risk index increased by 0．013 from 1988 to 2005．
Key words： land use； landscape pattern； ecological effect； Huai′an city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是由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定区域生态环境体系的综合反映。研究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并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角度评价土地利用景观生态效应，对于了解区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重从不同角度与尺度对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及其生态效应进行综合研究［2］。以淮安市为研究区域，采用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格局指数分析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并参照谢高地等［3］的研究成果，定量评价研究区域土地的生态效应，为该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1 研究区域概况
淮安市处于淮河流域下游，位于北纬32°43′00″－34°06′00″，东经118°12′00″－119°36′30″，北接连云港市，东邻盐城市，南连扬州市和安徽省滁州市，西邻宿迁市，是江苏省省辖市。该市现下辖四区四县（清河区、清浦区、淮阴区、楚州区和金湖县、盱眙县、涟水县、洪泽县），面积1．01万km2。
淮安市属黄淮平原与江淮平原的结合部，全市境内无高山，地势西高东低，以平原为主。境内河湖交错，水网纵横，京杭大运河、淮河贯穿全境，洪泽湖、白马湖镶嵌其中，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境内为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4 ℃，年平均降水量940 mm，年日照时数2 130～2 430 h。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淮安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2005年，全市总人口为527．77万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1．81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 024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14 136元。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景观数据获取
以淮安市1988年的Landsat-5 TM和2005年的Landsat-7 ETM+影像数据为基础，结合1∶100 000地形图以及其他辅助资料，通过人工目视解译与计算机遥感图像自动解译分类，得到2个时期的土地利用预分类图，提取了2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覆被信息。参考中国科学院“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土地利用遥感分类体系，将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六类，统计出不同土地利用景观的面积。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评价。从土地利用分类图上各随机采样850块，Kappa指数在0．73以上，超过了最低允许判别精度Kappa指数≥0．70的要求［4］。
2．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模型［5］
1）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反映了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多少和各景观类型所占的比例。如果景观是由单一要素构成的，景观是均质的，其多样性指数是0；由两个以上的要素构成的景观，当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相等时，其景观的多样性最高；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差异增大，则景观的多样性下降。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计算公式为：
Hi＝-PijlnPij （1）
式中，Hi――第i年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Pij――第i年第j种景观类型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m――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总数。
2）土地利用景观优势度指数。土地利用景观优势度指数用于测度区域土地利用景观类型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种或几种景观类型的控制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Di＝Hmax+PijlnPij （2）
Hmax＝lnm （3）
式中，Di――第i年土地利用景观优势度指数；Hmax――研究区域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相等时的多样性指数；其他参数同上。
3）土地利用景观均匀度指数。土地利用景观均匀度指数是描述土地利用各景观类型分配的均匀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i=×100% （4）
H′＝-ln（Pij2） （5）
式中，Ei――第i年土地利用景观均匀度指数；H′――修正后的Simpson指数；其他参数同上。
2．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
2．3．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区域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的、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其效用［6］，不同的学者对其划分方式不同。Costanza等［7］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17种，即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调节、水供应、防侵蚀、土壤形成、养分循环、废物处理、传粉、生物防治、避难所、食物生产、原材料、基因资料、休闲旅游和文化。而我国学者谢高地等［3］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大陆陆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将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为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形成与保护、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维持、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休闲娱乐等9项。该研究采用谢高地等［3］的研究成果。
2．3．2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确定 1997年Costanza等［7］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一文，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原理与方法从科学意义上得以明确，但该研究中某些数据存在较大偏差，如对耕地的估计过低，对湿地估计又偏高等。鉴于此，国内学者谢高地等［3］在Costanza等［7］提出的评价模型基础上，对国内200位生态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1）。该当量因子利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间相互贡献的大小和农田食物生产服务经济价值评价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以往评价方法更为全面，具有更强的针对性［8］。
表1是定义1个当量因子为1 hm2全国平均产量的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其经济价值等于全国平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1／7，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是指生态系统的各项生态服务相对于农田食物生产服务贡献的大小，由此便可将权重因子转换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参照谢高地等［3］的方法，根据淮安市实际情况，依据公式（6）可以计算得到淮安市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
Ea＝ （6）
式中，Ea为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年提供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i为粮食作物种类，淮安市粮食作物主要有稻谷、小麦；pi为i种粮食作物的全国平均价格；qi为i种粮食作物单产；mi为i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M为粮食作物播种总面积。
2．3．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量估算 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价值系数按以下原则操作：耕地对应农田；林地对应森林；草地对应草地；水域对应水体；未利用地对应荒漠；建设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0。据此可测算出各类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单位面积年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ESV＝（Aj・Cj） （7）
式中，ESV――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年）；Aj――研究区域第j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土地面积（hm2）；Cj――第j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单位面积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hm2・年）］。2005年，淮安市小麦播种面积21．863万hm2，单产4 890 kg／hm2，全国主产区收购价格为1 380元／t，稻谷播种面积26．948万hm2，单产7 500 kg/hm2，全国主产区收购价格为1 553元／t，由此得出淮安市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为1 350．44元／hm2。比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得到淮安市2005年不同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2）。
2．3．4 土地生态风险指数 为建立土地利用景观类型与区域综合生态风险之间的联系，利用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面积，构造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生态风险指数（ERI）［9］，用于描述土地综合生态风险的相对大小，计算公式如下：
ERI＝ （8）
式中，Aj为第j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A为土地总面积；Wj为第j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所反映的生态风险强度参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类土地利用景观面积变化分析
淮安市1988和2005年2个时段土地利用状况如图1。由图1、表3可知，1988-2005年该区域土地利用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建设用地和耕地有所增加，其他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均呈减少趋势，其中水域由1988年的3 549．43 km2减少到2005年的2 946．60 km2，减少16．98％；林地减少470．96 km2；未利用地减少了191．71 km2；草地减少了173．02 km2；耕地由1988年的3 785．45 km2增加到2005年的4 669．60 km2，增长23．36％；建设用地增加554．37 km2。
3．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利用公式（1）至公式（5）计算出淮安市1988和2005年的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表4）。由表4可见，1988－2005年淮安市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从1988年的1．382 5、66．09％下降到2005年的1．244 7、59．04％。随着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的下降，土地利用景观优势度指数总体呈现上升的态势，从1988年的0．409 3增加到2005年的0．547 0。这些指标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人类活动不断增强，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影响逐渐增大，但另一方面反映研究区的景观多样性在下降，复杂度在降低，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在面积上分布的不均匀程度增大，土地利用向单一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表现在研究期内耕地景观在研究区域占绝对优势，远远超过其他景观类型，且耕地景观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在研究期内呈上升趋势，即从1988年的39．13％增加到2005年的48．27％；各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占总面积比例的差值增大，如1988年比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36．66个百分点（耕地为39．13％、未利用地为2．47％），2005年比例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47．78个百分点（耕地为48．27％、未利用地为0．49％）。
3．3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分析
根据2．3．3中介绍的方法，利用公式（7）计算出淮安市1988和2005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表5）。由表5可见，构成淮安市ESV的主要土地利用景观类型是水域和耕地。1988和2005年，水域和耕地的ESV之和占总ESV的比例分别为88．75％和93．13％，表明研究期内这两者的生态服务功能在总体生态服务功能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研究期内淮安市的ESV总体呈减少趋势，从1988年的288．07亿元减少到2005年的243．20亿元，减少了44．87亿元，减少15．58％。在土地利用景观类型中，除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研究期内有所增加外，其余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减少最多的是水域，减少37．43亿元；其次为林地，减少13．90亿元。
3．4 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动态变化
土地生态风险强度参数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的指数标度法。首先通过专家判断用半定量的赋值方法确定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相对风险程度等级值，然后计算出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和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对某一因素的相对重要性顺序，最后得出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的风险强度参数。韦仕川等［10］在研究东营市土地生态风险强度参数时，曾将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的生态风险强度参数分别设定为0．112 7、0．075 7、0．071 4、0．079 1、0．253 8、0．084 4。采用这一研究成果，利用公式（8）计算出淮安市1988和2005年的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分别为0．105和0．118。由此可见，淮安市在研究期内的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呈增加趋势，增加了0．013，表明随着土地利用变化，淮安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总体上呈现出恶化的趋势。
4 结论
1988-2005年淮安市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优势度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淮安市土地利用趋于集约化和单一化，一方面表现在研究期内耕地景观在研究区域中占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的差值增大。
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单一化引起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1988-2005年淮安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了44．87亿元，减少15．58％，这主要是由于水域与林地的面积下降导致的。同时，土地生态风险指数也增加了0．013，表明淮安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总体上呈现出恶化的趋势。因此，该地区今后应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通过土地整治来增加耕地和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控制耕地和建设用地占用林地、水域的行为，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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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S611 文献标识码： A
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人们开始关注城市环境及自身的居住环境。面对新生活方式的涌现，人们不仅需要创造悦目的环境，而且需要创造健康、生态、安全的环境。一些设计师本着社会责任感，意识到生态在景观设计中必须得到重视，将以人为本的宗旨放置于更宽泛高尚的自然生态圈中，兴起了人与自然“互依共存”的生态主义思想，并开始了探索与实践之路。
1 相关概念阐述
1.1生态伦理学的概述
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素，追溯到人类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源头及进程，它广义的表现为对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认知方式[1]。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在这里价值观念既指传统意义上的价值观念，又包括作为人们评价和选择决策方案依据的价值准则[2]。因此，生态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和要求，首先就在于强调生态环境的重大作用，强调重视和维护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生态伦理学提出自然价值的明显意图就是要改变人们对价值问题的习惯性、偏颇性理解，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论模式[3]。具体就是：既承认人的尺度，又承认物的尺度；既看到价值的主观性一面，又看到价值的客观性一面；既承认自然物对人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物所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价值。
1.2 生态伦理学与景观设计的结合
自工业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的建筑以及景观设计都没有考虑与环境的关系，当时的设计师认为设计就是一种自我个性和名气彰显。而设计与环境的关系被人们所忽略。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环境问题传统的设计方法已显得捉襟见肘，思路枯竭，想要有突破，必然要有创新。设计开始涉足更宽广的领域，打破了原有的界限。生态开始拓宽景观设计的思路，为景观设计带来了新的生命。
2 景观设计的发展与价值
2.1景观在城市中的发展
2.1.1景观的由来
景观一词最早可追溯到成书于公元前的旧约圣经，它是用来描写所罗门皇城耶路撒冷壮丽景色。这一最早的景观含意实际上是城市景象。景观的设计与创造，实际上也就是造城市、造建筑的城市。
2.1.2景观设计面临的问题
工业社会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环境问题同时也开始显现。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它所提供的机会，这些机会将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与灵感从而实现一个真正可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2.2 景观设计的发展现状
时代变化加速了景观设计观念的更新及知识的老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生态学为代表的景观科学化设计在不断发展着，生态学的观念影响着景观设计的理念。生态化景观设计[4]突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的减少负面效应，进而改善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良好的景观环境。 现代景观正在蓬勃发展，从人居环境到自然环境，从公共空间到私密空间，从商业地产到文化建筑。各种观念和风格层出不穷，互相糅合。艺术的发展，技术的进步都给景观设计带来丰富的面貌。但是景观设计也面临着重复、环保和环境影响的各种问题。自然无疑给寻求表达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
2.3生态景观的发展价值
从景观设计学的定义来看，它与土地有着很大的联系，生态学思想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景观的这一审美内涵上的递变，也明显地反映在景观保护、设计、创造的态度上。如今景观的意义不仅是对人文的崇拜，更是对地域性及居住理念的尊重。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美学的引领下走向形式、功能、思想内涵的更高层次的统一[5]。景观设计，是对人类生生存的土地和生存环境做直接的规划，生态景观无疑对景观的发展给出了最有意义最深远的前景。
3生态与景观设计之间探索
3.1景观的定义
现代意义上的景观设计，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为己任。与以往造园相比，根本区别在于，现代景观设计的主要创作对象是人类的家，即整体人类生态系统；其服务对象是人类和其他物种，强调人类发展和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也提出了可持续景观。
3.2生态意识下的生态景观设计
“设计”是有意识地塑造物质、能量和过程，来满足预想的需要或欲望，设计是通过物质能流及土地使用来联系姿态和文化的纽带。好的设计看上去就象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它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场地原有机理的一种延续。参照西蒙兹和斯图亚特•考恩的定义：任何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这种协调以为设计尊重物种多样性，减少对资源的剥夺，保持营养和水循环，维持植物生境和动物栖息地的质量，以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及生态系统的健康。
基于空间形态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积极影响，现代设计师是否能在设计中充分的调动和运用生态意识。不是在于刻意创新, 更多的是在于发现, 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
3.3 生态与景观设计的创新
工业化带来一些追寻个性张扬、表现自我的理念新思。工业之后，一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景观设计中，把生锈的高炉、废旧的工业厂房、生产设备、机械视为工业生产在大地上留下的艺术品和人类历史上遗留的文化景观，并看作是人类工业文明的见证。这些工业遗迹作为一种工业活动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
如今的设计又开始了一次思潮的回归，在设计和布局上开始借鉴自然，融合自然。在景观设计中，因地制宜、因材施用，巧妙地借用材料肌理、色彩与植物配植，创造出统一协调、优美而又富有个性的环境空间。崇尚自然这是传统的美学观念。
无论哪种思潮设计，都可以在以生态为原则上有所创新。著名的实例有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中的金属广场，正方形钢板按正方形网格铺装场地，现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今天的生机与十年前钢铁厂区的破败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该公园的改造为德国城市生态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启发人们对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含义与作用的重新思考，推动了城市废弃地生态恢复的浪潮。它从另一个方面也为我们的生态环境作出了贡献和启发。
结语：生态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内在和本质的考虑。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资源合理利用、挖掘新材料和新技术、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需要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作为新一代设计师应该积极思考，努力实践为景观设计的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徐嵩龄.论现代环境伦理观的恰当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