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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的应用为社会带来了根本性改变，它可以在多个领域上进行更快更大规模的数据处理，以此来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和结果。我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脉络久远，积淀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资料等多种文学信息。由于时间跨度长，历史深厚，在研究上也有着一些阻碍，很多问题难以获得解决突破。大数据作为一种新观念和新方法，我们应该积极将其利用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寻找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向。
1大数据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性
大数据作为新的概念应用于社会，我们应该对其有基本的认知。“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BigData:ScienceinthePetahyteEra》一文，将大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式推出，使其超越于数据在“量”上的单方面描述，指向了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对待数据的全新的态度、理念与处理方法。”[1]也就是说，大数据从表面上理解，即指大量的数据，但它并不只是指庞大的数量，还包括对数据的利用，以及对其分析的方法和技术等等。大数据所带来的改变会涉及到每个大领域上，更重要的是还会体现在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信息上，这些独立的个体信息会让我们获得与之前大为不同的认知和体验。可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带来了社会的大变革，也为我们带来了认识世界的新的观念和探索方法。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累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学宝库。古代文学发展的时间跨度大，资料多样，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还包括很多相关的艺术审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等等多个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中需要综合考察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作家、作品、文学创作、接受、批评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都可以称之为变量。”[2]大数据就是这些所有量的集合，并且这些数据也会随着古代文学的研究发展而进行实时更新，为我们提供最新和最客观的数据资料。我们不必再费时费力地对各种繁杂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大数据会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这样不仅会提升我们文学研究工作的效率，还便于我们对古代文学基本的文学信息和研究情况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古代文学的文学艺术价值就好比是等待人们开发的巨型宝藏，大数据就是挖掘的工具，大数据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视角。就目前来说，很多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去进行研究论述，而从细微方面的论述研究又过于分散独立，没有一个很好而又完整的体系。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固有的研究理论或成果来进行“为什么”式的追问论述，无法摆脱固有思想的阻碍进行角度创新。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从作家的个人角度切入，进行深度的研究和解析，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体系。高中甫说:“一部作家的接受史，它一方面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家，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审美情趣，鉴赏能力，期待视野，社会思潮以及某些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和变化。”[3]从作家本体出发，对其作品和所处时代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对当时文学的审美倾向和文人们的艺术水平，以及社会的价值取向等多个问题有一个进一步的整体感知。我们在立足作家个体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个体剖析，用多数据型的立体思维来思考问题，解析当时的大环境。数据的客观庞大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充足的论据和可信度。
2全数据分析模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一切都可以量化的时代，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献材料等多方面资源都可以被数据化，成为庞大数据库中的部分存在。全数据分析模式是基于所有样本数据而言，与传统的随机分析法相对。全数据分析模式抛弃了随机性的样本研究，而是贯彻样本即是总体的整体观念，强调充分利用每一个数据，并将每个数据集结成一个整体，重在对整体的分析研究。全数据分析模式不仅重视对事情的整体感知，有一个宏观的掌控，更强调基于全数据实现信息的细节化，提高认知的精确度。可以说，“全数据模式是一种理想的研究方法，它既可以保证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又可以避免资料的片面性带来的误区。”[4]全数据分析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在所有数据的基础上，为研究者提供研究依据和考量，并且能够毫无遗漏地反映该研究问题的方方面面。傅漩琼先生在《唐诗有了排行榜之后……》一文中说到:“依据数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否科学可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采样的全面与否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5]全数据分析模式重在一个“全”字。比如关于“小李杜”的信息，数据化的相关信息资源都会被大数据搜集成一个数据总集供我们分析研究。这就解决了数据采样全面的问题。而具体分析过程的科学与否则在于我们能否对信息进行有效利用。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我们可以对小李杜进行全面性的对比研究。二人并称为“小李杜”必有其中的原因。李商隐和杜牧作为晚唐的杰出诗人，都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和文坛地位，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不分伯仲，但两人的文学理念却存在个体认知上的差异性。这些问题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数据整合，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比较二者的异同优劣。在所有资料的基础上实现研究的精确性，并将之前笼统的大概念加之细节化。对于小李杜的争论颇多，对于二人的并称说法有着很多不同的见解和认识。基于这种理论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对这些研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会反映每个观点的比例，从比例中看出各个观点达到什么样的认知程度。我们也会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各个观点之间具体的不同点和矛盾所在。大数据讲究的是事实，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因此，我们在全数据分析模式下可以看出当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性认知，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实现怎样的观点创新。我们可以基于全部资料的基础上，对“小李杜”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无论是诗歌领域还是骈文领域都要给予关注，还可以从宏观视角上对两个人进行深度的个体剖析。将两个人分开研究分析后，我们会得到完整而又立体的李商隐和杜牧的形象，再对得到的信息进行整合，抛开传统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以全新的立体视角来进行两人的对比分析。这种全视角的立体思维会让我们看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甚至是没办法去想到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全新的思维模式找到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全数据的基础上实现认知上的全面提升。李商隐和杜牧两个人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因复杂，我们应该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全数据分析模式在我们的研究中构建一个立体的“小李杜”时代。我们可以将两个人的成长环境、个人经历、个性品行及其艺术追求等等多方面的信息进行整合，模拟构建出一个他们生活的时代。李商隐和杜牧虽然都处于晚唐时期，处在差不多相同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由于自身的个体经历不同，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存在着差异性。在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二人又同受杜甫的影响，但两个人对杜甫的吸收和继承却不尽相同。我们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立体式的整体分析可以清楚地掌握他们的发展脉络，并能够清晰地了解每个方面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以基于大数据对两个人的发展变化和创作走向有一个整体把握，然后将对“小李杜”的研究朝向更细节化的方面发展。
3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是基于对相关联的数据的应用，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数据的相关关系追求现象结果的认知，重在预测事情的发展。数据的相关关系强调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与我们现在追求因果关系的观念正好相反，可谓是反其道而行之。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有这样的思维转变，才会为我们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角度，开拓新的视野。这种逆向思维可以让我们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文献资料和已成形的研究结果之中，而是会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开拓新的天地，征服更广阔的领域。大数据不追求因果而是让数据发声，这种客观认知会让我们避免在研究上产生偏差。笔者可以通过搜集与研究相关联的各种数据，在联系中分析问题，预测结果。我们对大数据相关性利用重在预测，同样，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预测也是大数据的核心。从相关关系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文化继承与接受的发展情况，并对此有更深刻的认知。李商隐和杜牧都对杜甫的文学创作理念都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对于杜甫的继承两个人又有不同的选择。两个人在同受杜甫的影响下，李商隐又融合了李贺的创作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想象丰富，注重艺术审美；而杜牧则又受到韩愈等人的影响形成自己雄壮沉郁的诗风，关注现实，注重文学的思想性。两个人在这种继承和自我吸收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发展了诗文创作，并且也影响了后代诗人的文学创作和发展。由于信息的独立分散，在对于“小李杜”的研究上很难全面兼顾到这些纷繁复杂的关联，而且也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时可以利用“大数据对于数据化的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具有的绝对优势，深入文本将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抽调出来。”[4]193我们可以先对这些抽调出来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然后在理解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将数据进行串联，整合成一个合理完整的体系。古代文学研究的一大阻碍就是由于历史过于久远，很多事情无法找到原始记录，只能靠我们的猜测和推敲。因为诸多问题长时间无法解决就导致很多相关的文学研究无法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这种因为时间的跨度太大和历史信息记载的残缺造成很多文学信息难以追溯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法来解决，在合理的分析研究中进行有效的推理和估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网络。在这种关系的延伸中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可利用信息，而且在这种信息辐射中，我们常常会发掘到平时无法寻找到的关联信息。这样的数据网络会将数据间所有的联系客观具体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去研究探索它们的内在关联，找出事情的关键要点。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对事情的整体构建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还有利于我们的思维延伸。数据是我们研究的依据，数据的相关关系不仅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之前的发展轨迹，还会告诉我们古代文学未来的研究走向。
4结语
大数据时代就是一个变革时代。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大数据这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6]在文学量化的进程上，古代文学研究的形式与方法有必要与时俱进，不仅要更新我们的文学研究理念，还要积极引进和发展新技术来推动古代文学的研究进程。古代文学因为其独特深厚的文学艺术价值成为文学界里璀璨的瑰宝，我们应该重视对它的研究，挖掘古代文学的潜在价值，开拓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宋学清，刘雨．大数据: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的一次变革[J]．情报科学，2014（9）：15．
[2]张三夕，张世敏．古代文学研究中计量分析的应用与限度——由唐诗宋词排行榜引起的思考[J]．社会科学，2013（2）：176．
[3]高中甫．《歌德接受史》“引言”，转引自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前言[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7．
[4]丁莉，宋学清．大数据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影响[J]．作家，2015（2）：192．
文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是文献，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献，重点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献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没有文献的积累，研究是无从谈起的。只有在文献掌握的基础上提出问题，才能采用适当的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由此可见在文学研究中文献的重要性。考辨是文献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或作伪等原因，一手文献资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虚假的材料，这时首先就应该将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上开始研究，否则难以得到客观合理的结论。比如，《周礼》虽然是儒家经典之一，但其最终成书是在汉代，其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学者不经考辨完全以此为据来研究周代礼制，就存在很大问题。再如《尚书》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为经典而为学者尊崇，宋代朱熹虽明确对《古文尚书》表示怀疑，但没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际，学者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最终认定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作。在现代学术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诗歌史、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尽管相关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们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其实是有疑问的。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认为《二十四诗品》并非司空图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热烈讨论，因为一旦证实此书是伪书，它的产生时代就会从唐代变成元明时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结论有很多将被推翻，相关的研究史也将改写。《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提出后，既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时间，还不时有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就双方所持证据来说，都难以使对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义，即它再次强调了文献的重要性。文献首先要注重真实可靠，但并不是说凡是伪书就毫无价值。陈寅恪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280因此，我们对文献之真伪不能不顾，但也不要执着于真而对假的材料全部弃之不用。辨别伪书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提到辨伪八法，梁启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辨伪十二法：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逸，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是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五、真书原本经过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六、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者全伪或一部分伪；七、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八、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九、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十、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十一、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十二、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前人总结的方法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除了研究方法的启示，他们严谨治学的精神也时刻提醒着当今的学者。
文献实证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年谱编纂，其学理依据则是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通过年谱来显示一个人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并把文学作品按照时间编年，就能了解具体作品的创作背景，为作品的解读建立历史的根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迹不能完全落实，或者由于考订有误造成人物事迹错误，作品编年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运用年谱―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导致穿凿附会。面对如此问题，学者就应该多闻阙疑，不要强作解人。可这样说，并不是不追求史实的准确性，而是为了更符合真实。就实际的研究成果来说，采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著作，如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等。与年谱密切相关的作品编年也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编年的部分，在实际的研究中，更会处处用到。
实证研究的文献主要是传世文献，但随着考古成果的涌现，地下出土文献也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20世纪，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针对敦煌文献的新发现，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热点，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献范围，学者可借此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经后人篡改，其真实性相对较高，可以和传世文献对照，对于历史真实的认识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这一研究，其实隐含着危险。这是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为秘籍，则有可能导致对旧材料的忽视，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览而很难有深度。
二、鉴赏批评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需要灵心赏悟。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这和文献实证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称之为鉴赏批评。古代中国很少有系统严密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除外），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感悟性的短评，如极具中国特色的诗话词话等。钟嵘的《诗品》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其书以三品论人，诗人之间多有源流关系，整体具有系统性，但就其中具体作家的评价来看依然是感悟鉴赏式的，往往通过描述给人一种印象，如流风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论家亦大致如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虽引入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念，但其形式还是传统的样式。在现代学者中，将鉴赏批评这一研究方法运用得最充分的要数钱钟书的《谈艺录》。《谈艺录》也和传统诗话一样，分为若干篇，篇与篇之间基本相互独立，具体内容是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论析，虽然也涉及文献考证，但数量较少，而且明显不是重点。此外，将鉴赏批评这一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鉴赏辞典，如《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等，此类书对普通读者而言是很好的诗词读本，但此风盛行也产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这种集体成果，一些学者也有诗词赏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词赏析》因感受细腻、分析到位，受到学者的一致好评，霍松林《唐宋诗文鉴赏举隅》也是高质量的著作。
鉴赏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对学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鉴赏批评不是完全的主观臆断，它不仅需要读者具有深厚的审美积累和审美经验，而且需要读者有灵心善感，能够穿越文字的阻隔与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此外，读者还应该具备一定的创作经验，能够感知创作的甘苦，知道创作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评判作品的优劣，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代学者的很多感悟性论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准确，这与他们既是文论家也是优秀作家有关。可在现代，由于文体、语体的差异，很多学者已经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艺术审美研究一直是比较欠缺的，当然这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
文献实证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优秀的学者都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学术研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闻一多是唐诗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本身是诗人，对诗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唐诗文献考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说：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诗杂论》《唐诗大系》，其中《唐诗大系》对所选诗人生卒年的考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为研究者所信奉。当然，闻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诗杂论》，从该书内的文章题目就能看出闻一多是把文献考证和鉴赏批评综合运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是偏向考证的，《宫体诗的自赎》《孟浩然》等则偏于文艺研究，但也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明确提出把文献学和文艺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文学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与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后记里提到：我们就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忆往》中明确说：文艺学在理论上解决问题，文献学在史料上、背景上解决问题，我所追求的是文艺学与文献学的高度结合。这一方法有着丰富的内涵：首先它意味着应当把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以及名物考订等一般属于考据学方法的研究，与批评即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对文学家心灵的感知很好地结合起来……把考据与批评结合起来的另一层含义，又意味着应当把对作者生平与思想的探索，对作品写作的时间、地点，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等史实和材料的考辨，与文学的批评结合起来……同时还包含着把考据之外的其它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尽可能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的意思，如果这种知识和方法有助于说明和解决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程先生还提到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分析。鉴赏批评虽然强调审美和感悟，但也离不开理论分析，否则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层面，难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鉴赏批评时既要善于借鉴理论，又不能被理论左右，要从作品研究中总结提炼理论，而不是用理论来套作品。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将文献与文艺完美结合没有一定的规定，需要学者灵活应用，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
三、文史互证
教学具体实施环节
《戏笔中的厚重——孙悟空与陆王心学》教学环节1.导入。预设三个问题：（1）究竟什么是心学？（2）《西游记》是如何体现心学思想的？（3）心学对当代人有何启发？2.从学生相对熟悉的理学入手，宏观比较理学与心学的区别，使学生对心学思想和代表人物有基本了解。（1）朱熹认为，宇宙天地生成前，就存在着一种“天理”，世间万物都是因“理”而生，自然也蕴藏着“理”，所以要体察万物、多读书，方能悟到“理”，所谓“格物致知”。陆九渊则认为“心即是理”，他的“理”更偏于道德伦理，认为是人的天性所固有的，并非外力作用，所以不必多读书，也不用考察外物，而要“发明本心”，不断进行道德的自我反省、自我完善。明代王阳明更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将“心学”发扬光大。所谓“良知”，就是没有被私欲沾染的心之本体；在实践中时时自我反省，去除私欲，保持良知，同时按照良知指引去行动，为善去恶，这就是“知行合一”。阳明的传人中后来出了“异端”，号称“王学左派”，循着“心即是理”的逻辑，宣称七情六欲也是人心的一部分，并不违背天道，从而引发晚明社会个体意识觉醒，掀起人性解放的思潮。（2）问题设计：理学、心学与孙悟空的形象有什么关系？3.结合小说文本，从师承关系、颠覆封建纲常和经历磨难等方面解读心学思想在孙悟空形象上的体现。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来讲，唐僧与孙悟空有师徒之名，而无师徒之实。悟空的一身本事得自菩提祖师。“菩提”是智慧的意思；菩提祖师住在灵台方寸山的斜月三星洞中。灵台方寸便是人的脑门，斜月三星正是一个“心”字。菩提祖师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其寓意就是头脑、智慧、心灵，孙悟空得道恰恰印证了“发明本心”“道由心悟”的心学观念，他真正的老师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心学以精神意识为世界本源，掀起了明代后期精神解放的潮流，晚明士风狂放，心学的“放心”——纵放本心之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孙悟空打破传统伦理纲常的行为更是惊世骇俗。“天地君亲师”，这是古人最看重的基本伦常。孙悟空想要将玉帝赶下台，不忠君；从石头里蹦出来，没有父母，不必遵从孝道；以自己的本心为师。他是天地自然所生，眼中除了天地就是自己，个体自我价值感极度膨胀，堪称古今第一狂人！心学认为，心纵放得过度了，便要“收心”。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在西天取经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这些都是为了收束他的狂心。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当自我过度膨胀时便会迷失方向，需要挫折与磨炼，才能学会与生活和解，但依然有着自己的个性。孙悟空的形象艺术地表现出了心学“放心”与“收心”互补的人生自我进化之路。4.引导学生历史辩证地评价心学，揭示心学的当代意义。（1）有两个词可以用在评价心学上，一个是“时代局限”，心学毕竟产生于宋明时期，一个时代的思想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一个是“辩证”，凡事都有两面性，心学在历史上有着积极作用，但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心学注重内省，不断发现自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人贵自知：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身存在的价值，知道自己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代大学生要学习后来西行取经路上的孙悟空，有本事有个性，但不任性，更有责任担当，能用自身能力带领整个取经团队走向成功，这也说明只有个人价值和群体利益共赢，才能终成大道。（2）课后思考题：在阅读《西游记》时，思考唐僧、猪八戒、沙僧和心学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仁者至情——〈牡丹亭〉与泰州学派的儒学新变》教学环节
1.导入：欣赏《牡丹亭》经典唱段，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引出这部戏曲与泰州学派渊源的话题。2.从学生熟悉的《论语》入手，通过师生讨论，解析王艮及其后学对孔子“仁学”的继承发展，使学生对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与核心思想有基本了解。（1）孔子在《论语》中对“仁”作出过“仁者爱人”[2]“刚毅、木讷、近仁”[3]“克己复礼为仁”[4]等解释，这些定义看似没什么关联，其实孔子本人对“仁”的解释就是多义性、开放性的，这给后人理解“仁”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空间。王艮的思想源于孔子但是又体现出了儒学至晚明时的新变。关于什么是“仁”这一儒学核心命题，王艮定义为“能爱身”“能爱人”“能敬身”“能敬人”[5]，认为这便是“所谓至诚无息，一贯之道”[6]，而这种“道”就存在于普通人言谈举止、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中，“百姓日用即道”[7]。由爱生敬，推己及人，王艮心中的“仁”不是冰冷森严的纲常，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天道，而是源自生活、有温度的情感体验、感性追求，是对自身和他人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王艮的传人罗汝芳、李贽提出了“赤子之心”“童心”之说，进一步强调情感道德要像初生婴儿的心灵一般发乎天性、自然流露、去伪存真。到罗汝芳的弟子汤显祖时，他终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至情”思想，并演绎出不朽名著——《牡丹亭》。（2）问题设计：孔子在《论语》中如何解释“仁”？源于生活的情感的最大特点是什么？3.从《牡丹亭》剧情切入，结合汤显祖的相关论述，解读“至情论”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挥。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8]他认为发乎人的天性可以超越生死的“至情”，已经上升到了与本体意义上的“道”相融的高度，所谓“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9]这种“道”在《牡丹亭》中，就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杜丽娘并不需要见到柳梦梅，她的爱情萌发自与生俱来的天性，她为追寻爱情而生生死死，根本上是在追寻自由的真我，那才是杜丽娘青春生命的全部意义。“至情”发乎天性，与道相合，因此最强调的就是本真。在汤显祖看来，儒家伦理基于发乎天性的纯真“至情”，所谓“孝则真孝，忠则真忠，和则真和，清则真清”，[10]不容半点虚伪矫饰，这才是儒家精神的内核，是真正的“仁”。“至情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思想对程朱理学造成冲击，所以泰州学派向来被视为思想启蒙学派，引领了晚明人性解放思潮，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后来《红楼梦》中的“大旨谈情”与《牡丹亭》“至情论”有着直接渊源。4.引导学生认识以“至情论”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思想的当代意义，从而在自我塑造中注重情感培养与道德建设的统一，逐渐提升自身的情感境界和道德水准。（1）从王艮到汤显祖，他们都注重情感体验对道德伦理的重要作用。价值观、道德规范如果没有真实情感的内在驱动，便容易沦为空洞、虚伪的说教，所以塑造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品质，离不开真诚美好的情感。情感有不同的境界，正如道德也有不同的水准。自珍、爱情、亲情，这是小爱；民族情、家国情，这是大爱。孝顺、敬业，这是小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大德。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格局有更高的追求，积小爱成大爱，修小善成大道！（2）课后思考题：《红楼梦》“大旨谈情”与《牡丹亭》“至情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越来越完备和细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完成了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出版了韩明安编著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出版了学丛书编委会主编的《文学史》（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出版了龙华编著的《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蓝华增著《云南诗歌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武陵出版社），古继堂著《台湾小说发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马清福著《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崔洪勋主编的《山西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了王齐洲等编著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王剑丛著《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蔡靖泉著《楚文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庆元著《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教育出版社），钟贤培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了张福三主编的《云南地方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潘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刘登翰著《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田本相等编撰的《澳门戏剧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廖雪兰著《台湾诗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袁良骏著《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黄万机著《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台著《台中市文学史初编》（台中县：台中市里文化中心），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谭兴国著《巴蜀文学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傅德岷主编的《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彭放主编的《黑龙江文学通史》（北方文艺出版社），马宽厚著《陕西文学史稿》（中国文学出版社），古继堂主编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了杨世明著《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叶春生著《岭南俗文学简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白长青主编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乔力、李少群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河南省文学院编的《图说河南文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海洋著《湖南近代文学》（东方出版社）；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了王恒展著《山东分体文学史（小说卷）》，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戏曲卷）》，王琳著《山东分体文学史（散文卷）》，李伯齐、许金榜著《山东分体文学史（诗歌卷）》；2006年出版了冯著《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台湾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李穆南等主编的《中国香港文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7年出版了刘登翰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王嘉良主编的《浙江文学史》（杭州出版社），韩洪举著《浙江古代小说史》（杭州出版社），徐志平著《浙江古代诗歌史》（杭州出版社），聂付生著《浙江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刘登翰、庄明萱主编的《台湾文学史》（现代教育出版社），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王长华主编的《河北文学通史》（科学出版社），傅秋爽主编的《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徐宏图著《浙江戏曲史》（杭州出版社），等等。从地域来看，多数省份和直辖市有自己的文学史，目前仍然没有完整文学史的省份和直辖市主要是江苏、安徽、广西、陕西、青海省和天津市等地。
2011年6月18日，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在南京师范大学正式成立，这也意味着《江苏文学史》的编撰将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8月17日，陕西省出版总社联合陕西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顶级力量启动“陕西文化研究工程”，其中就包括“陕西文学史”选题，这不但会为宣扬陕西文化作出贡献，而且将满足陕西省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公共选修课教学的需求，成为特色鲜明、目标明确的地方文化通识教材，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安徽省地域文学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前期成果，但显然这一工作落在了其他省份的后边，《安徽地域文学史》的编撰需要加快步伐。另外，各省内的地市辖区乃至县级文学史的编撰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出版的有戴言著《朝阳文学史》（香港：天马出版社，1993年），李近义编著《泽州戏曲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涂木水主编《临川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太原市艺术研究所编《太原戏剧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范培松、金学智主编《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王增文、刘同般著《商丘文学通史》（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司全胜著《河洛古代文学概览》（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聂大受等著《陇右文学概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静文著《幽燕文学艺术嬗变纬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而由曹培根主编《常熟文学史》（广陵书社，2010年）则被称为全国第一部县级市文学史。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如继《苏州文学史》之后，《长安文学史》、《洛阳文学史》、《开封文学史》、《扬州文学史》、《杭州文学史》、《徽州文学史》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研究课题。从地域文学史的编撰现状来看，最为细致和全面的是浙江分体文学史和山东分体文学史，而江苏、安徽、广西和青海省的地域文学史仍然没有编撰完成，还有一些文化传统浓厚的城市文学史也有待人们开掘。
在地域文学史的编撰体例上，各地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些以作家作品为线索，有些以文体为纲领，可以说各有所长。在了解了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基础上，我们就来探讨它与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的关系。地域文学史的编撰完成对于各地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具有积极影响。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我国各地文化传统的悠久深厚，而且可以体现各地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对大文学史很难兼顾的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地域文化品格的提炼可以为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我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对我国大文学史研究形成补充。陈小芒教授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地域性策略》一文中提出：“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充实地域文学内容，不仅可以开阔学生视野，而且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有助于完善课程教学目标，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乡土自豪感，有助于承接乡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1］从教学的层面来看，一部完备客观的地域文学史可以为各地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提供指导大纲，为学生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调查实践提供线索和对象；可以有效弥补各地高校在综合文献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方面的不足，为地方高校汉语言专业的特色教学创造条件。在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教学中补充地域文学和地域文献内容可以让整个课程更加微观而细致，同时也有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也得到提升，提高其服务社会扎根基层和地方的自觉性，进而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培养一批后备人才。
在实践教学上，地域文学史所涉及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课题，这些课题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内容，可以组织学生以地域文学课题为对象开展实践训练，比如开展提高查阅文献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学术论文写作能力、社会调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选题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等。总之，利用地域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任课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以地域文学文献和地域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实践训练，从而有效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利用有限条件开展学习和研究的能力，真正形成地方高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教学特色。通过以上对我国地域文学史编写现状的概括，以及其与地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地域文学史的编写和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都是一个机遇。只有充分利用好地方文化资源，各地高校特别是新建本科院校的文科专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走出一条特色化教学和发展之路。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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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近三十年，高校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热情很高，发表相关的研究论文就有100多篇。总结和反思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门课程的认识，为进一步推动这门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目前还未有人做这项工作，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为之。
一、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现状的理性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直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又是新闻传播、广告设计等相近专业的基础课程。这门课程在开阔学生历史视野、提高学生审美鉴赏能力和传统文化素养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时代变革的冲击下，这门传统课程正遭遇新形势、新观念的挑战，状况不容乐观。研究者们以教授这门课程的亲身经历对现阶段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所面临的境遇进行了理性分析，一致认为该课程已经步入多层困局。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社会实际需求和大学人才培养这个层面来看，该课程步入了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与古代文学史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的困局。很多研究者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古代文学作为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渐趋冷落，失去了往日的魅力，正被边缘化。在一些学生看来，古代文学只不过是“故纸堆”、“老古董”，与现代社会存在巨大的时代距离，从而有意生发隔膜与疏离之心，学习古代文学的动力也远远比不上学习那些具有应用价值的专业技术课程。有的研究者则站在就业形势严峻这一角度分析，认为大学生迫于就业压力对传统文化学习的信心日益缺失，更注重实用性能力的训练，因此竞逐于考证而罔顾专业的学习。大学生功利心越来越强，对古代文学史这门课程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质疑。部分研究者承认这种质疑确有它的正当性，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程门庭冷落还有教学本身抱残守缺、缺乏活力等因素在内。
第二，从古代文学史课程本身的发展变化这个层面来看，该课程步入了教学任务有增无减与课时持续缩减、学术成果不断翻新与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的困局。十多年来，古代文学史课程的课时一再受到挤压，呈现持续减少的态势，教学任务却有增无减，二者之间就形成了极深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的描述，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众口一词。不少研究者进行过统计，教育部1980年关于文学史教学的课时时数定为346课时，现在一般高校执行新规定为256课时，大部分师范院校已经把这门课程的总学时缩减到200学时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学时。部分研究者还以本校的实际情况现身说法，如韩山师范学院原先每周4节课，现减为3节，以一个学期18周计算，一学期就少了18节[1]P149；云南民族大学原先总学时数约为702学时，现缩至288学时[2]P25；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实行学分制后，由原来的288课时削减到180课时[3]P93。可见，当前文学史教学的最大问题是课时严重不足，这是目前各高校教师的普遍反映。除课时量严重不足以外，有的研究者还认为当前古代文学史课程在教材建设方面也不尽如人意。“3000部以上的各类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客观存在。在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教材类文学史占据了相当的份额。”[4]P56教材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但就其质量而言，则佳作寥寥无几。教材的滞后导致教学内容陈旧，缺乏时代感，这无疑需要有人做出新的尝试和新的突破。
第三，从教学施予者与教学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层面来看，该课程步入了教师授课模式单一与学生学习兴趣大减、教师科研水平日渐提高与学生文学素养愈来愈弱的困局。很多研究者发现，现阶段各高校该课程的授课模式大同小异，都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是“一言堂”、“填鸭式”、“注入式”、“满堂灌”。相反，学生受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影响，学习模式却呈现多元化。所以，学生听课兴趣降低亦在情理之中。不少研究者总结了其中的主要原因，认为是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固守传统，枯燥乏味，现代气息少，所以难以受到青年学生的青睐，自然而然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就越来越差。随着高校对师资建设的重视与日俱增，古代文学史的教学队伍在不断壮大，大量高学历教师被吸引进来。客观地说，现阶段古代文学史教师的科研水平的确在快速提高，但不能与教学活动有效衔接，不能直接转化成教学改革的推力。有的研究者批评说，部分高学历教师科研意识强而教改意识弱，擅长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设计教学活动，课堂几乎变成了纯粹展示其个人学术成就或科研心得的场所，教学内容学术性较强，而应用性相对缺乏。近年来，中文专业学生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大幅度减少，造成文本阅读能力低下，文学素养逐年下降。有研究者做过调查，云南民族大学学生从1998到2008年阅读过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的足足下降了几倍至几十倍，其他的小说作品更是无人问津[2]P26；江西师范大学两届学生仅55%阅读过文学作品选所选录的作品，借阅并深入研读过相关文学典籍的不到20%[5]P89。这样发展下来，很容易造成教师与学生的两极分化，致使教师有对牛弹琴之感，学生有听和尚念经之感。
二、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困局提出改革建议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步入了多层困局，那么身处教学一线的教师就有解开这些困局的欲求。不少教师自觉地投身到教学改革中，将自己的教学活动变成试验田、实验场，并加以理性思考，取得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实际效果。
首先，面对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重理论、轻应用的困局，很多研究者指出，教师应该切实转变教学观念，重新把握学科定位和审视培养目标。教学观念是施教者对教学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认识，能对教学活动发挥指导作用。教学改革首先是教学观念的转变。不少研究者认为，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古代文学教学应该与时俱进，增强现代意识，才能不落伍；教学中要将古代作家作品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与现代人生联系起来，深入挖掘作家的心灵世界，这样的古代文学教学才具有时代气息和新鲜活力。有的研究者把这种转变称作“教育观的现代化”、“教学观念的现代性”。部分研究者还从学科定位上思考，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程不是技能型课程，而是一门综合性很强，充满理性思辨的学科，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放下功利心去面对，注重其内在的精神培养作用。一些研究者则对教育培养目标进行探讨，认为当前对教学目标的界定缺乏现代含量，多满足于文学史知识的介绍和文学现象生成的一种可知性追求，与现代人的生存缺少必要和有效的关联，故而提倡在教学目标方面应使古代文学史教学从知识传授型转向能力培养型，着重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批判与创新能力、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诗词吟诵和写作能力、实践能力，并认为要突出能力培养，必须改革现行的学生考核制度，实行教考分离和考试方法改革。相信这才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的改革方向，也是摆脱困境的主要途径。有的研究者对此持折中态度，认为不仅要重视其实用价值，帮助学生实现理性知识向运用能力的转化，还要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当然，也有的研究者持反对态度，认为古代文学教学不必机械地紧跟时代，莫乱贴标签，应该保持独有的个性与价值。
其次，面对教学任务增加与课时缩减、学术成果不断翻新与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的困局，研究者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针对教学任务与课时之间的矛盾，有的研究者认为可通过一种原生态的把握方式提炼教材内容，在某些内容的授课上减少时数；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除了引导学生加强课外学习以外，可在三、四年级开设选修课加以弥补；个别研究者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选修课局限于个别作家、流派、思潮等，不能代替文学史的全面教授，增加课时或压缩教学内容可能效果更佳。针对现阶段教材内容相对陈旧、缺乏新意的现状，一些研究者提出，教师应该成为学者型的教师，既能吸收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又能结合自己的教学从事学术研究，不能停留在转述教材观点的水平上，应随时关注考古发掘的一些新材料，适当增补文学史，同时要善于怀疑和淘汰旧材料、旧观点和旧的理论体系，倡导研究性的教与学，使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具有前沿性。部分研究者还主张让地方文化进入古代文学史的教学领域，认为可以改变视角和激发新意。
再次，面对教师教学模式单一与学生兴趣降低、教师科研水平提高与学生文学素养变弱的困局，研究者们主要从转换教师教学模式和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热情及学习主动性这两个方面寻找出路。很多研究者认为，教师教学模式的转换是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的核心。他们分析，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主宰的“一言堂”，采用“填鸭式”、“满堂灌”、“注入式”，这早已不能满足学生的胃口，所以很难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进一步指出，要提高学生兴趣就必须转换教学模式，把“填鸭式”、“满堂灌”、“注入式”教学变为启发式、讨论式、问答式、辩论式教学，把“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学手段变为借助网络、多媒体的现代教学手段，构建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新型教学模式。对于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育技术的结合，绝大多数研究者看重其优势，认为可借助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有的研究者主张应理性看待，认为先辈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也应该继承，还要防止无视文学课程自身的个性特点，把教学活动变成热闹的课件技术展示课、感官刺激课的情况的发生。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教学更离不开学生的参与，检验教学改革是否成功，应该以学生的参与度为重要衡量标准。他们提出，教师应营造平等、民主、宽松的课堂氛围，建立必要的机制，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充当主体角色，鼓励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逐步激发、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有的研究者还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教师可在教学中触发学生的情趣体验，以情感为纽带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的情感世界，由此发挥他们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三、关于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研究的评价
近30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100多篇与此相关的教改研究论文，这样的势头无疑是令人欣喜的。这些研究成果非常清晰地反映了近30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30年来古代文学史课程在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但其教学模式一直没有多大改观，同时由于社会形势和人们观念的变迁，这门传统课程正不断遭到挤压，日渐边缘化，这与当前复兴国学、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确实有改革的必要。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提出教学改革的方向，有的主张走突出应用能力培养，跟上时代步伐的路线，有的主张走保持古代文学史本身特质，注重学生人文精神培育的路线，有的主张走建立新型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兴趣的路线，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建议皆有其合理性，为教师创新教学提供了参考作用。这30年的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研究显然卓有成效，不容轻视。
但是，笔者回头再审视古代文学史教改研究的现状和成果，认为也留下了不少缺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研究队伍里暂时看不到全国一流大学教师的参与。这里并非有轻轻侮其他大学教师的意思，笔者自己也是在非常普通的高校从教。一流大学掌握的教学资源和取得的教学经验相对来说要更丰富，教学理念可能也更先进，若能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发表相关的成果，则必可进一步推动教改研究，提供新思维、新视角，分享新经验。第二，重复性研究比较普遍，创新成果不多，各高校之间没有统一协调的机制。在这100多篇教改论文中，重复立说的占了60%～70%，不能不说是资源和精力的极大浪费，不利于教改研究水平更进一层的提高，也不利于高校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持续、深入地开展。第三，研究成果停于表层的较多，无法形成教改理论体系，而且操作性普遍不强。很多研究论文着重于教学经验的分析，泛泛而谈，能够给出改革实验数据的几乎没有，还有些论文草草了事，给人以简单应付的印象，深入研究和论述的并不多见。至于操作性不强，很可能跟古代文学史课程本身特质有关，但既然是教学改革，施之于学生的，就必须注意其操作性。第四，研究时还是不能睁眼看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教学改革理论引进很少。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有其自身特点，然教学改革亦有共通性，西方上百年取得的教学改革理论可为我们提供借鉴，推进创新研究。
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有理由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未来的教改研究心存展望。首先，期待有全国一流大学的教师参与，增加研究队伍的厚度，开阔研究人员的眼界，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群策群力。其次，希望各教学单位联合起来，建立一种协同研究的机构或机制，互通有无，减少重复研究，提高研究效率。再次，希望各高校能够建立教学改革的实验机制，多使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记录教改实行前后的各类数据，为教改研究提供基础依据，也为教改措施的可操作性提供实际案例。最后，期待研究者们能够开阔视野，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关于教改的理论和经验，将它与我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片适合自己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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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国家教育部早在2001年9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4号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积极推广使用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后又出台了其他积极推动高校双语教学的政策，使得我国高校的双语教学持续升温，西部地区的一些高校也逐步开展了双语教学的课程。国内高校理工科类的双语教学实践及理论建设已初见规模。参照国外（如加拿大等国）双语教学的具体实践以及理论，广大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学生外语水平、教材选用、具体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类双语教学却是地位不明。“双语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用两种语言进行的非语言类的学科教学活动”的界定，将语言类教学活动排除在外，虽然有个别高校（如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过古代汉语的双语课，但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否可以使用双语授课界定显得模糊。双语教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类双语教学更是鲜有涉及。在很少的开设双语教学的汉语言文学系部，双语课针对的课程一般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使用双语授课的非常少。当然，非常少与没有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至少表明有这样的计划及实践存在着。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可以以双语授课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拟以高校中国古代文学为切入点，谈谈高校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从目前很少的中国文学双语教学实践情况来看，主要存在教学目标定位狭窄、教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适合的教材、适任授课教师缺乏以及教学方法落后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双语教学中，要始终坚持知识传授为主，语言能力培养为辅，学科知识的获取是主要目的。通过双语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获取学科知识时所使用的媒介不局限于母语，而包括母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这样，从各个方面给学习者创造更多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条件，使他们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尽可能多地使用需要他们掌握的第二语言。而对于中文专业学习双语课程（多如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同学来说，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双语课的学习，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了解相关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并且掌握一定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双语教学的所提供的学习环境，补充外语课的知识与语言能力结合的不足，更好地将自己塑造成为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对外汉语教学或者国际文化交流等的实际需要。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课程设置问题，仅就课时问题略谈几句：一般情况下，如果古代文学的某一阶段的一门课程需要耗时54课时的话，理想的双语教学学时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增加20%左右，即65课时左右（视各个学校教学时数要求及学生英语水平而定）。虽然实际授课时数不大可能计划的非常精确，但适当增加课时确实是必要的。之所以要在基本课时之外增加授课时数，一方面因为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某些英语词汇的学习解释需要占用额外的时间，另一方面因为双语教学中为了同步提高学生的口语及听力水平，需要组织师生互动这样的环节。所以说，只有适当增加授课时数，才能保证完成正常的授课内容，达到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的目的。此外，还需要注意每堂课中使用英文（或其他外语）讲授的时数比例问题。
目前双语授课有全英文讲授或者部分英文讲授，因为文学类学科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学不大可能用全英文讲授，或者说全英文讲授的效果反而不一定好。按照目前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英文讲授的比例不宜超过50%。实际上，如果把握得当，用30%-50%的英文授课有比超过50%更好的授课效果，这当然是指对学科内容的掌握以及对英文的学习两方面情况综合而言。笔者曾经在所授课的班级做过调查，超过60%的学生认为双语教学中英文讲授比例最好不要超过中文，即英文讲授的比例不要超过50%。当然，英语讲授的比例绝对不是固定的，一般都存在一个由少到多，最后大致固定的模式。双语教学的备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课的方式和内容，首先取决于上课方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授课，备课过程中，都需要搜集大量的英文资料。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本合适的英文教科书作为参考，市面上或者说网上书店能找的英文中国古代文学类书籍寥寥无几，可供参考的有冯沅君的Ashorthistory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外文出版社出版）和姚丹的ChineseLiter-ature（九州出版社出版），可惜都太简短，参考作用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价格昂贵，九州出版社出版的ChineseLiterature，一本157页的书，码洋达到90元，能不能买到还不一定。所以说，为得到更全面细致的帮助，就只能参考某方面特定内容而非文学通史的书籍，比如贾福相译著《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道德经》（TAOTECH-ING）、《论语》（THEANALECTS），冯友兰的《庄子》（CHUNAG-TZU）以及许渊冲译《汉魏六朝诗（汉英对照）》等等。互联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是Victor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这当然只是参考作用，比之内容与观点，个人认为大量的可供借鉴的专业词汇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国外教材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注重学术前沿的发展及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文史类的教材却更重视已成公论的观点和逻辑清晰的事实陈述。在没有更好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教材之前，还是应该以中文的文学史课本为主。现在所采用的文学史课本系统性强、叙述严谨、知识体系清晰，整个编写思路及难度也符合我国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同时也已经为广大的教师及学生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相应的或者说配套的作品选教材以及其他的专业课教材，比如古代汉语、文学理论等等，都与古代文学课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及思想理论方面的统一性。
在双语教学实践过程中，许多其他学科的双语教学会优先考虑PPT，因为使用多媒体授课，可以节省在黑板上书写较长的英文专业词汇所耗费的时间。另外，也可以避免书写中的错误或者习惯了中文板书而看不清楚英文单词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中，个人认为使用多媒体与否各有优劣。使用多媒体的好处无庸赘述：清晰、准确，一目了然，节省时间。但同样也有不足之处：在PPT上使用大量的英文，包括章、节标题及主要授课内容，那么学生的注意力比之平时更多地集中在PPT上面的英文单词上，对老师所讲解的内容的注意力大为下降。如果PPT上面英文生词较多时，学生们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理解PPT上面的英文内容，而不是跟随老师的思路及其所讲授的内容。在调查中，少数学生还提到这样的问题：夏天日光强烈时，多媒体的屏幕看不清楚。长时间盯着屏幕看，还会导致眼睛疲劳不适。所以，如果使用多媒体的话，PPT上的内容不宜过多，字体不宜过小，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要使用较深的颜色，一般不宜使用明黄、浅绿或者蓝色等不常用的字体颜色。同时要尽可能地使用浅色的、比较亮的模板背景。PPT上面的内容，学生都能听明白教师讲授的英文意思，比如某一章、某一节，可以使用中文；诗、词等作品一般都只用中文，如上古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等。当有些专有名词或重点词汇则尽量在中文之后标出醒目的英文单词。以上大致是使用多媒体的情况。当然，如果不使用多媒体，也是完全可行的。黑板板书中章、节语句以英文为主，而关键词及重点词汇以中文写出，同时辅以清晰的英文。
其他的板书组织与中文授课没有太大的差别。而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黑板上或者课本中的学习内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英文讲授的。学生在看黑板的同时，不用转移目光，同时就可以注视教师，理解教师的英文讲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注意力不会很容易被分散。实际上，无论使用多媒体与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双语授课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双语的授。简而言之，在引导学生掌握主要的词汇的英文翻译的基础之上，用英文营造出氛围。在此过程中，包括组织教学在内的大量的课堂语言要使用英语。每节上课，教师用英文简要回顾复习上节课所讲内容，重点词汇要强调。这样习惯之后，当老师说到“lastclass（lasttime）wehavelearned……”时，学生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每节课都出现的程式化的英文，而听力或者说注意力会自然会集中在learned后面的内容上。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应该习惯于这样的授课方式：黑板或者PPT上，中文是第一章第一节，但老师都只会说英文chapterone（firstchapter），sec-tionone（firstsection），theBookofsongs，而不必费心费力地再去用中文重复：第一章，第一节，《诗经》等。在新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摒弃逐句翻译的授课方式。英语在授课中的作用是理解课程内容的另外一座桥梁，而不是课程内容的英文翻版。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与教学内容关联较少的英文，比如：well,so,asweknow,asyouknow,pleasewritedown（指着板书或者PPT中某些内容），Bequiet,order（如果有噪杂声的话）；在讲解作品或者需要学生们翻书（比如袁行霈高教版）看某个注释时，说openyourtextbook,turntopageXX或者pageXXplease.要学生们回答问题:whowouldliketoan-swerthisquestioninEnglish?或者whovolunteers?上课过程中，当老师完成一段内容讲解，问“youun-derstand?”“Youclear?”学生习惯性地回答yeah（当然指的是学生真的明白的情况下）。始终要让学生感受这样的英文氛围，培养习惯于英文氛围的意识。这样的英文氛围的营造实际上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学生了解经常使用的套语，熟悉了授课教师的英语发音，应该会很快熟悉并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因为除了教师英文口语语音或许存有的个体差异及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词汇的障碍之外，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与一趟英文课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有些同学在中学英语课上就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对英文基础好的同学而言困难更小而已。因为涉及到学生的英语能力培养，还有个学生参与互动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用母语讲授的古代文学课，提问对学生没有更多的意味。但在双语课上，提问并不要求学生提供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领域的独特见解和看法，而只是需要听懂老师就某个问题的英语发问后，尽量用英语完整地回答。这个问答的过程中，问题的深度一般不大，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英文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就算知道答案，而且也有能力用英语讲出，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用英文回答还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完整地或者至少能够正确而又让老师和其他同学听懂地回答问题对同学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另外，对古代文学具体内容的英文讲解，需要尽可能多地参照英文资料，这样可以更全面更准确。
以《诗经》为例，theBookofSongs没有任何问题，诸本皆同。但是国风就不一样了，有的本子是folksongs，（民歌，民谣），有的本子是air,“Air”means“wind”or“educating”,Theairsmovepeopleandmakethembetter.意思就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大序）。还有的本子是拼音feng;再如，“雅”的翻译除了拼音之外，有的本子翻作festalsongs,小雅为minorfestalsongs,大雅为majorfestalsongs,有的本子则把“雅”翻作oads;“颂”有hymnsandeulogies与拼音song，这都需要教师仔细地各个甄别，确定使用哪种翻译。如果有些专有名词有多种译法，有时也可以一一列出，选择最佳的英文翻译。如楚辞的翻译有Chuci,PoetryofChu或者PoetryoftheSouth，而《尚书》有DocumentsoftheElder，Shujing，BookofDocuments，TextsoftheOld等好几种。同样需要教师选择最恰当的翻译。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有些经典名句，最好也应该把英文写出来，方便学生学习体味。如：《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otdotootherswhatyouwouldnotlikeyourself”[1]。钟嵘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asinglewordisworthathousandpiecesofgold”等等。此外，对于中西文化差异引起的翻译问题，有时也可以适当加以探讨。比如：《秦风•蒹葭》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伊人”应该是女性，但在一些英文版本中，“伊人”却以男性的面貌出现，WilliamJennings的版本：“Onewhomtheyspeakofas‘thatman’，Somewheretheriverranged.”理雅各翻译作：“Him,themanIhaveinmind,BythiswaterIshouldfind.”[2]另一国外版本翻译作：“Mybelovedsodeartome/Issomewherebeyondthewa-ters.”后面紧接着点明了是他：“UpriverIsearchforhim,Thewayisarduousandlong.”但是国内的翻译，比如贾福湘的毫无疑问地是：“atthewater’sedge,aladywhomIlove.”[3]这个现象可以作为一个较特殊的例子，以提问的方式去引导学生思考，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话题，可以从《诗经》的接受史角度去探讨，也可以向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情爱心理的不同延伸。
一般我们理解此处翻译的不同鉴于这样的理解：此处国外版本的翻译一般还是比较重视传统的解释，比如说毛诗和郑笺。而国内的《诗经》研究、接受以及英译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已经从汉儒的解经发展到今天的依据文本内容而阐释《诗经》（当然不能忽略历史背景）。《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从政治说教着眼，汉郑玄笺注云：“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更加确定“伊人”为“知周礼的贤人”。到宋代解释就比较灵活宽泛了，朱熹认为“言秋雨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没有明说伊人指的是谁。到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继承毛诗郑笺注，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或谓：“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今天虽有学者仍力主此说，认为“伊人”就是“贤人”，但一般认为“伊人”实际上就是“恋人”，如高亨、程俊英等学者对“蒹葭”的看法均持“恋歌”之说。在这种情境下，依据一般的男女情爱心理及表现，“伊人”自然就是女性形象了。有些翻译则尽量忠实还原人物身份，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理雅各翻译作：“Youstudent,withthecollarblue,Longpinesmyheartwithanxiouspain.”再翻回中文大致为：“你这蓝（青）领子的学生，让我焦渴的心长久地憔悴痛苦。”远没有诗的含蓄悠长的情致和兴味，但是student这个词从中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子衿”，一下子记住主人公所思所恋者的学生身份。
参考文献：
[1]ArthurWaley.TheAnalects[M].Beijin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1998：145.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 古代文学资源 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