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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所获得的能带来未来满足或收入的人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舒尔茨，1990），它是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创业创造价值，提高绩效，获取与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与关键资源。由于人力资本具有能动性的特征及资本的属性，为了充分发挥其载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需要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给予合理的价值回报。而到目前为止，薪酬依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与手段，它是人力资本投入所取得的收入，决定着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回报。由于包括知识与技能等在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员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不同贡献，从而表现为所获薪酬应有所差异。但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这形成了实践中对其价值认定的困难，也难以据此为基础确定其相应的薪酬。因此，如何制定与人力资本价值相匹配的薪酬制度与策略，实现企业对员工人力资本投入的价值回报与有效激励，就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实际价值。
一、 薪酬
薪酬是员工因完成工作而得到的内在和外在的奖励，包括内在薪酬与外在薪酬。内在薪酬是指员工得到的心理报酬或满足感；外在薪酬是指员工得到的货币奖励和非货币奖励（马尔托奇奥，2002）。薪酬涉及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短期和长期的激励性工资等货币收入，福利和服务等非货币物质收益，以及安全感、成就感、工作满意度、培训和晋升发展机会、良好的组织环境等精神收益。基本工资主要体现工作岗位价值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的保障功能，通常由人力资本的价值、能力与资历所决定，相对稳定。而与个体工作业绩及企业绩效挂钩的绩效工资及激励性工资则起着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作用，一般由个体、团体及组织的绩效所决定，变动相对较大。而福利及内在薪酬主要起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的作用。
企业可根据薪酬各构成要素的功能与特征的差异，结合对人力资本的价值特征的分析，确定各薪酬要素之间的构成比例与组合，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激发员工的特定行为，从而达到吸引与激励员工的作用。通常，企业通过薪酬水平决策、基本工资体系、薪酬结构与组合等薪酬制度的确立实现这一目标。
过低的薪酬水平会造成员工的过度流失，带来一定的重置成本，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特别是核心员工，其流失会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过高的薪酬水平又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薪酬水平决策要求企业参照竞争对手的薪酬水平，决定本企业薪酬水平的总体定位，其目的是在保证本企业薪酬总体水平具有外部竞争力的基础上，吸引与留住合格的员工，在对员工的有效激励与企业的财务负担之间寻求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
基本工资为人力资本的价值回报提供了基本保障，基本工资体系决定了基本工资是依据员工的岗位还是以员工的技能或资历来确定的。依据员工的资历来确定基本工资具有较浓厚的保障色彩，可最大限度地稳定员工，鼓励他们安心本职工作，增强他们对企业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但这也会降低一部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难以发挥薪酬的杠杆作用。依据员工的技能来确定基本工资，突出的是工作能力是基本工资的基础，适应性较强，弹性较大，但通常需要有对员工工作能力与技能的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与考核制度。依据员工的岗位来确定基本工资，有利于员工责、权、利的有机结合，鼓励员工提高业务能力与管理水平，实现同工同酬，增强员工的公平感，但同时也会造成企业员工工资晋升渠道单一，影响与抑制企业内部人员的配置与职务的安排。因此，企业要根据不同的条件与环境要求，科学地制定基本工资体系。
一、服务与供电服务
1．供电服务
供电服务是供电企业为了使客户所购电能满足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以劳务的形式向客户提供的有价值的相应的业务活动。供电企业不仅要向客户提供合格的电能，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向客户提供相应的优质服务，使电力客户对电能产品感到使用方便，供应可靠，服务及时、周到。
2.供电服务的作用
供电企业多年来坚持抓行风建设，通过开展各种优质服务活动，行业作风、企业形象均有明显好转。供电企业已经认识到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不仅能改善企业形象，实现人民电力为人民的宗旨，而且还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开拓电力市场、促进电力销售，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1)供电服务是树立供电企业信誉和知名度的重要途径。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企业整体的印象和评价。过去的供电企业，集政企于一身，垄断经营，不重视企业的供电服务工作，供电企业信誉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供电企业只有市场营销这一环节是在市场上或企业外部进行的，社会公众往往是从一个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更主要的是从企业提供的服务工作来认可这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评价企业形象的，所以在供电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通过优质服务来树立电力企业信誉及知名度。
(2)供电服务是供电企业开拓用电市场的有力手段。尽管供电企业还具有垄断性，但供电企业在市场上同样面临着同行业的竞争和不同行业的竞争。国内外的企业在投资建厂时，尤其是在地区选择时，特别把供电服务的好坏，作为评价投资环境的一条重要依据。搞好供电服务，能吸引更多的客户来投资用电；搞好供电服务，能吸引客户用电来替代其他能源，逐步实现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增加用电量，把潜在的用电市场变为现实的用电市场。
(3)供电服务质量是提高供电企业效益的重要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质服务就是效益。供电企业提高效益，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客户提供电能和服务时，收取的电费和部分可收费的项目，如安装、试验、检修费等；另一方面为客户搞好设备检修，减少停电损失，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客户增加用电需求，增加售电量。
二、供电差异化服务
1．差异化服务
(1)服务层次的差异化。要逐步建立优质客户的营销服务体系，根据客户需求和客户资源分布情况分别选定一定数量的客户作为重点跟踪服务的目标客户，抓好目标客户，提升服务层次，实行分级管理，建立优质客户营销服务体系。要组织各级服务人员参加、矩阵式管理的客户服务小组，共同参与重点客户的营销服务工作，并建立客户信心和服务档案制度，全面提升服务层次。
(2)业务流程的差异化。要建立为优质客户服务的快速反应通道，对确定的优质客户在客户需求受理、客户信用评价、业务申报和决策方面，要减少工作环节，优先给予安排，并实行限时服务等，努力提高决策和经营的效率。
(3)资源配置的差异化。在重点客户的资源配置方面，要实行单独的预算管理，依据客户的贡献，对优质客户实行资金、规模和费用的重点倾斜。要根据客户的情况，适当加大资源优化配置的力度，保证重点客户的需要。
(4)服务价格的差异化。对优质客户要实行综合定价策略，按照“互利互惠，优质优价，利于发展”的原则，给予优质客户在服务定价方面一定的弹性。要按循序渐进原则，重点注意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分析产品组合的价格弹性，在服务优质客户的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客户的稳定，要综合考虑价格的差异化给供电企业效益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注重产品价格差异化所带来的市场化反应。
(5)服务产品的差异化。对于优质客户，要在保证基本传统服务质量的基础上，重点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要积极了解和跟进客户的需求，加强产品创新，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产品组合，增强客户对服务的满意度。为企业提供决策咨询；加强电子化服务手段的建设；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高附加值服务。
(6)服务人员和技能的差异化。对优质客户要逐步提升服务层次，配备等级相当的客户经理进行服务。同时，要逐步加强客户经理人员的培训，下大功夫提高客户经理的市场观念、业务素质和营销技能，并在培养客户经理的同时，培养出一些产品经理，协助客户经理做好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2．供电服务差异化的意义
(1)有利于提高客户满意度。随着电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电力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力供应能力不断增加，电能质量也日益提高，特别是经过近几年电力市场的改革，供电企业从以往的生产型逐步向生产经营型过渡，服务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与此间时，客户对服务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客户不仅限于满足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还提出了价格需求和服务需求。
从目前来看，供电企业在服务水平上与客户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需要在服务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差异化服务更具有针对性，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从而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增加满意客户。
(2)有利于提升供电企业的竞争力。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我国加入WTO及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供电企业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电能的同质性、无形性和不可储存性的特点，决定了供电企业必须在服务上下功夫，取得服务竞争的优势，而推行差异化服务就是对服务的深层次开发，有助于企业提高服务水平，增强竞争能力。
(3)有利于供电企业留住大客户。大客户，特别是生产经营状况好、信誉好、电费支付能力强、用电量大的用户将是未来各电力销售商抢夺的重点。该类用户售电成本低、利润高、电费风险小，属于优质高价值客户，必将是后来进入者的首选目标市场。供电企业应通过差异化服务，对优质大客户提供区别于一般客户的、更高规格的优质服务，只有如此才能保留住这部分客户。
关键词：商品价值；“差异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79-07
一、价值的“差异性”理论
价值的“差异性”理论［1］，包括期差性、域差性以及业差性等三个概念。
首先，关于价值的“期差性”，是对价值概念的一种纵向认识。我们都能够觉察到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往往是不相同的，价值量的这一性质，笔者将之称为“期差性”。其含义是说， 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商品价值量的两个单位；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降低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只相当于去年的1/2个单位。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 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2］。
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加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变化。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表示，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1/2，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1/2。以上分析，在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这里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期差性”原理，不仅强调了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指出了其“差”在于采用了同一计量标准，即因以某一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而产生。并坚持了一个基本点：如果各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不变，按照各年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的话，商品价值总量不变。另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的“期差”是可以测度的，由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决定。
为了说明商品价值的“域差性”概念，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3］。
可见，各国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呈现的是一种“阶梯”状态，其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域差性”概念指国际间的价值标准所存在的差异问题，进一步说也可以包括不同地区间或企业间的价值差异。为此，我们令第i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国单位社会价值）为di，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单位价值）为d。则si=ddi为第i国的国际价值实现率。si>1说明该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国单位社会价值）di较小，即劳动生产率较高；反之，si
关于价值的“业差性”概念，我们首先会想到马克思曾经谈到过纺纱工和珠宝细工的例子，他指出由于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人相比是复杂劳动，珠宝细工的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会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关于商品价值的“业差性”是这样考虑的：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也不同，这样在价值创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也肯定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产品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试问1千克钢铁和1件上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比较？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h/d，其中，h是时间单位，例如小时等；d是使用价值计量单位，例如，公尺、吨等。我们的办法是在不同行业间，各取“平均劳动”1小时来进行比较。
可以选择某一种劳动令其复杂度为λ，就像选择黄金为货币一样，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原则。我们选择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其理由是源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级劳动都要不断地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X日简单劳动”［3］。下面我们把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的计算公式导出来。令αi是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bi=αiλ则表示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系数，Li表示生产第i种商品所投入的全部劳动量，αiλLi则为第i种商品所形成的社会劳动量，因为∑biLi=∑αiλLi=∑Li是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由此可知，必须取λ=∑αiLi∑Li。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行业间商品价值的差异性的问题了。
假如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i=3，生产第j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j=6，生产第k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k=0.5，那么，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相当于第j种商品的劳动的0.5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的6小时。如果，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4，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4小时，第j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2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1/8小时。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劳动时间。讨论到这里，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由于价值的“差异性”所引起的相对价值量的源泉问题，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复杂度的理论予以解释。首先，价值的“期差性”作为价值量时间维上的纵向变化，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意味着劳动复杂度也提高了1倍。横向上的商品价值“域差性”的概念，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空间维上的变化，其背景是各国劳动复杂度的不同。而产业间的商品价值的“业差性”，反映着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复杂度差异。
二、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本质认识
首先区分一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简单劳动力只相当于理论意义上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
只在理论意义上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实际上任何人力资源所含有的人力资本都应该是大于零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劳动力的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3］。
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3］。
这里所说的“普通劳动力”，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力，由于在当时其教育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便“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当然，在当代，即便是简单劳动力，其教育费也不能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复杂劳动力来说，马克思看到“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与教育费成正比。只是，马克思并没有把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看做投资。
我们把这种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将强调如下观点: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概念混同,还表现在对人投资的内容上。非教育(包括技能训练)性的对人投资,例如卫生保健等，应该属于人力资源建设,不能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
还有一种说法：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货币资本，即出资人的资本。在现代企业运营中，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是主动性的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4］。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不过将之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硬行等同了而已。但是，可变资本意味着预付资本中用于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即便把在职培训等包括进来,也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这里提到人力资本是主动性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触及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之一。
不过这一看法来自费歇尔。费歇尔首先指出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产”。作为一种投资，人力资本应该具有资本性质，与物质资本一样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取得平均利润，这是人力资本的一般性。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力与资本重合在一起，这属于一种二重性。
所谓人力资源，指劳动力资源,即一定年龄段（通常为18―60岁）具有一定智力和体力的人口，是人口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人力资源的质量体现在智力和体力上，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的存量就是人力资本。天赋虽然同人力资本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却不是人力资本问题，属于人力资源质量问题，构成提倡优生原则的前提之一。贝克尔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以及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这是对于企业内而言。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全社会, 可以提出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以及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概念。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的形成相关,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的形成相关。这样,可以考虑, 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属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 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把一般能力归于人力资源,把特殊能力归于人力资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会变动的。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人力资本不能脱离人力资源而单独存在。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的,表现在人的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5］。人力资本的每一种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人力资源，这同任何物质资本都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通过人口的生育、养育而形成。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嗓音，容貌，身高甚至运动能力和智商等，因为这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在先天因素上人们并不是平等的，这就算是“上帝”的不公平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但是我们不能“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马克思语。不过，一个人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即体力、智力等，对他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在速度和数量等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时，有必要对投资对象进行筛选［6］。超人的天赋（天生的金嗓子，2米以上的身高，以及智商150以上的天才等）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并非天然特权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以及个人努力和实践而形成的，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表现。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有教无类”的道理，并且有了“曾参愚笨”的宝贵经验。
人力资本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投资而形成的。并且人力资本只能通过对人投资（无论何种形式）而形成，这是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性质。与物质资本不同,人的能力是一种变量,可能具有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潜力,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也可能相反,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或然性。把人的劳动能力视为一种变量, 进而把人的劳动能力看做是可塑的,是整个人力资本理论的根本前提。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有时与其载体人并不一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组织或政府。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产生产权主体和产权对象的二重性。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资本的产权是所有权的一种,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四项权能，反映人与人之间在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资本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与资本产权相关有三项要素：（1）产权主体。（2）产权对象。（3）产权效用。人力资本的产权分析，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视角，不过人力资本产权还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在分析中必须予以重视。有人认为，只要有人身自由，人力资本就天然属于个人所有，这是不准确的。个人固然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却不一定是其人力资本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未必一致的缘故。
在现代社会,人本身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 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其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这三项权能。当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来说, 这三项权能都不能是完整的,都必须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共同分享。从企业来看,人力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工作前的学校教育以及工作期间的由自己投资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归本人完全所有；第二，由企业投资、提供时间脱产进行培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主要应归企业所有(其投资者具有相当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第三，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企业和本人共同所有。
人本身虽然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人这种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是一种“活的资源”，通过持续有效地开发，可以不断地提高其存量，使之成为一种长期资源。所以，人就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
人力资本与人体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占有权天然属于其载体人。知识存放在无生命的著作、光盘或电脑中，和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说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不仅在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于,知识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以后：（1）在某些方面会形成载体人的技能;（2）输入到人脑中的知识不会像光盘那样一成不变,不仅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甚至遗忘,而且也会带来创新。
知识创新尤其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人,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存贮器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知识创新基于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人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用新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性本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7］。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再也不必假设为，仅限于少数天才，它潜在地分布于整个人口中间”［8］。美国心理学家奥托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7］。总之,创造能力是普遍存在的, 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创造性的设想，创造性的进行设计。
一般说来, 人的创造能力与其知识存量,也就是说与其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成正比。因而,创造能力也可以部分地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
由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和形成方式上都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即便人力资本的载体人不是投资者的场合，他实际上也用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身体股”)同时参与了这一投资行动，所以也就天然地构成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于是，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会出现二重的产权主体，相应也便有了人力资本收益权的二重性问题。
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来看,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的一体性,无论其产权是否完全属于载体人,其支出都要取决于载体人的主体性。人与机器不同，如果是机器的话，合上开关便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转；而在人的场合,即便是根据指令而动，也需要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人也有可能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这也就是哲学家在认识论中所说的“思维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合作或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人力资本本身没有主体性,而是取决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
人力资本对其载体人主体性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反应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形成方式上。如果没有载体人的努力，人力资本投资难以顺利实现，人力资本不会顺利形成。因此，人力资本不能仅仅视为由投资而形成，其中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另一个根据。如何使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涉及所谓“激励”理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也无须激励，人力因素就非激励不能尽其全力。这是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的。这也就是哲学上常说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总之,人力资本依赖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其载体人的主观意志直接影响其产权效能。竞争环境的不同, 人力资本的支出也不同。并且，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一般说来，创造能力与知识存量成正比,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越多, 创造能力越强。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如果载体人不接受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就不能实现；如果载体人不做出努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会打折扣。因此，即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也就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进行分享的另一个根据。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微观上来看，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考虑创新，都应该属于劳动收入。而创新，例如一项新的技术产品，是不能用发明者的工资来衡量的。
例如，有人做过统计，袁隆平的水稻科研成果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从1976―2006年累计增产2.6亿吨，按每吨1 000元计，相当于2 600亿元。去掉成本之后，这种收益也不是能够用工资来衡量的。创新属于生产要素领域，另外，现代的创新或发明，与爱迪生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往往需要极大的配套资本予以支撑。这些问题都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感兴趣的是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贡献，相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尽管明塞尔曾指出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理解［9］，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明塞尔游疑在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之中：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当然，他认识到了物质资本量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对称命题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的贡献也越大。他由此而提出的人力资本与低技能的劳动相比和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互补性假说，是饶有兴味的［9］。
从全社会来看，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c+v+m=w，人力资本的增长只能体现在可变资本v上，可是，即便是v增大了，也不过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意味着一种技术退步，怎么能体现出经济增长呢？这需要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价值的“期差性”理论，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时间维上的深刻反映，可以在纵向上清晰地分析这一点。例如，假定基期年的产出为100c0+50v0+50m0=200w0；下一年的产出为120c1+60v1+60m1=240w1。在这里，假定由于技术进步的要求，不变资本c增长20%，从100单位增大到120单位；与此相适应，假定人力资本也同步增长20%，体现在可变资本v从50单位增大到60单位，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总产出也只不过增长20%而已。实际上，w1=240单位，是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体现的。如果用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看问题的话，就比较明显了。注意，根据技术进步的路径，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高于资本的扩张速度。也就是说，当资本扩大20%的时候，总产出的增长肯定大于20%。假定基期年的产量为q0=100，那么下一年的产量一定会有q1>120。从而，如果按照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这一年的单价将小于基期年的单价2单位；而如果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下一年的总价值将大于240，即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的）大于20%。我们说，这种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推动。因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只有可变资本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物质资本已经损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两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可是这两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经济重建并且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只有人力资本理论才能够予以解释。
现在需要强调一下，伴随着上述可变资本的增大并不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此相反，劳动力投入有可能减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增大呢？可变资本可以表述为v=wL，其中，L是劳动力投入，而w是工资率。人力资本的增长反映在工资率的上升上。如果工资率不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将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前文提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将引起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这将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没有分析过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 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反而越来越低。这种现象成为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战后三个经济学之“谜”其中的一个。把人力资本问题导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以后,将之作为复杂劳动力来认识，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
上述由人力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速度不快的时候，年与年之间的感觉有时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就会立刻令人深有感触了。早在2000年就有人看到美国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自20世纪30 年代以来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其GNP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但是, GNP却仅是美国的1/ 9 ［10-11］。这需要用横向上的价值“域差性”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价值的“域差性”，相当于商品价值的“差异性”概念在空间维上的拓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为何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 9呢，这也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要大于9倍。
由此，我们还可以来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国际比较指数。令fi表示按照第i国(地区)劳动者数平均的GDP,令λj=fjfi×100%,则λj表示第j国(地区)对第i国(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例如1997年,以美国为100%,则日本为102.3%,德国为94.6%,法国为100.7%,英国为78.8%。再如,2001年,以澳门为100%,香港则为165.1%。以按照劳动者数平均GDP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指标的理由是, GDP是一个生产性指标, 劳动者人均GDP显示出该国(地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能够反映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与此相关的指标,例如人均工资则具有局限性,因为不能反映一个劳动者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的能力;而人均GDP则认为是从全人口出发考虑问题的,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其实,如果按照劳动者人均社会总产值来考虑问题,效果会更好,但是在目前的统计制度下,只好割爱了。
存在于不同产业间的价值的“业差性”概念，作为价值“差异性”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可以对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状况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增大，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应该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相应的收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但是，市场有时会出现失灵，政府有可能进行不当干预，经济制度有可能存在各种缺陷，所以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其收益也不是确定的，这意味着一种效率损失。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完善的市场，取决于一个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
总之，劳动价值论适用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且，能够克服人力资本理论固有的一些狭隘性或缺陷，从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并且有可能形成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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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力成本差异来看，这个因素是最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已成为产业转移的一种常识性解释。只要两地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存在着差距，就会出现产业转移。实际上，这是把国家之间与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混为一淡了。在一国内的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工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缩小的。这是由劳动力与资本所有者都在分散决策的条件下，劳动力流动的风险要比企业进行转移带来的风险大所决定的。由于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会带来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的缩小，所以，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一般不会导致产业的相向转移。历史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说，日本的地区收入不平等是在1955年至1961年期间上升的，随后在1961年至1975年期间下降，一些研究将这种变化归结于劳动力流动。德国的一体化消除了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限制，使东德劳动力向西德大幅度地流动，这导致了生活水平的趋同和经济集中，从1990年到2007年大约有170万东德居民流入到了西德，大约占了东德1700人口的十分之一。在德国一体化后，西德的企业并没有大量地将产业转移到东德。根源就在于此。如果工资差距是在两国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两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成本远远高于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这才使得产业转移替代了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以美国为例，在1820年至1914年期间，移民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从9.6％提高到了14.6％。这完全是因为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然后在1914年至1950年，从14.6％下降到了6.9％，这种下降被认为是限制移民政策的加强导致的。最后是在1950致2000年期间这个比重又上升到了9.8％，原因是交通运输成本的继续下降，而移民政策没有太大的变化。劳动力跨国流动较少，使得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长期存在并拉大。比如说，在19世纪初期，最富裕的国家同等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最多等于最贫困国家的3倍，如今则至少是15倍。可见，国内不同地区间是一种“产业少流动而人多流动”，而跨国之间是“人少流动而产业多流动”。因此，不能把国际之间的要素与产业流动规律生搬硬套到国内环境上来。对我国来说，在东部雇用一个劳动力大约每月需要1500至1800元左右，在中西部地区大约是1200～1600元左右，这种差距根本不足以促使产业发生大规模地区转移。
在政策优惠差异与劳动力成本都不能成为产业转移的基本推动力的条件下，产业转移却在发生。我把它主要归结于地价。为什么提出这样的看法?在这里，需要把地区间地价如何拉开差距以及它如何导致产业转移的机制说清楚。我认为，阐述这个机理需要从地区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手。航运、铁路、公路、机场以及通讯是连接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贸易、要素流动与资本转移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个前提，任何经济联系都不容易发生。19世纪美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的增加就是在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条件下发生的。随着交通设施与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首先是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会向高收入地区流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受运输条件的改善、城市的收入水平较高、知识外溢性较大以及获得就业的机会较多等因素影响，我国的许多劳动力开始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运输成本降低的幅度越大，劳动力流动的距离也会越远。流动的结果导致了大城市、沿海地区、特别是这两个方面因素叠加起来的沿海大城市，诸如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经济集聚度大幅度上升，这些城市每平方公里GDP产出要比中西部地区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远远超过了人均产值的差距。当然，与国际主要大城市相比，这些城市的地均产值差距也要比人均产值的差距要大。例如，2008年，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GDP不过是广州人均GDP的几倍左右，但是香港与新加坡每平方公里GDP的产出却是广州平均水平的10倍和14倍左右。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122-02
一、中国二元经济态势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建国初期,受当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惜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据不完全统计,1953―1978年中国中央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获取6 000亿～8 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加上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严重地阻隔了劳动力流动,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落后和劳动力的隐性失业。改变这种状况的通行方法是让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这也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仍有一些因素阻碍了这一转移,其中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且这一因素的阻碍效应越来越明显。
二、中国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分析
(一)城乡教育投入差异
1.国家对于教育投入的差异。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民众的文化程度明显提高。但是中国对于教育的投入量上,偏向城市。如2004年城市普通中学的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10.93%,是农村的1.75倍。文盲、半文盲大都集中在农村地区,这势必造成农村教育与城镇教育的距离进一步加大。
2.家庭对于教育投资的差异。中国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经济,城镇人民生活水平也高于农村人民生活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家庭对于子女的教育支出。如2005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仅占生活消费总支出分别为14.20%和11.33%,这说明农村家庭不仅在现金支出绝对额上少于城镇居民家庭,而且在相对教育支出方面也远远不及城镇家庭。
(二)人力资本城乡结构差异
人力资本的结构差异造成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障碍。从全国来看,2005年中国就业人数达到了75 825万,从业劳动力的学历结构反映了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从1985―2004年中国从业人员学历逐渐提高,大学本科所占百分比由0.57%上升到2.23%,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也由27.16%下降到6.20%。但是在城乡之间,学历结构却差异非常大。2005年农村就业人数达到48 494万,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3.96%,但是文化程度仍以中小学为主,如2002年,农村家庭劳动力小学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30.63%和49.33%。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九年义务教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文盲半文盲率不断下降,使得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同时也应引起注意的是,农村劳动力中,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所占比例较小。截至2005年农村劳动力仍然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远远超过城镇就业人口的数量。重要的一点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构成低,劳动力素质低。
三、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人力资本的制约因素
1.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化。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首要措施是把劳动力向城市转化。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向城市转移的规模不断增加。2005年5月,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规模已达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约为1亿,他们涌向第二、三产业,这都是由于农村人力资本外溢效应造成的。根据2005年统计数据,全国城乡共有从业人员75 825万,比1978年增加35 673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为33 970万人,占44.8%;第二产业为18 080万人,占23.8%;第三产业为23 771万人,占31.4%。与1978年改革开放初相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大幅下降,由70.5%下降到44.8%,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大幅提高,说明大量劳动力涌人第二、三产业,进人城镇就业。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所需要掌握的知识结构与第一产业是不相同的。解决中国城乡差距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第二、三产业,转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达到真正的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从而实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顺利消解。
2.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农民向城市转移,需要一定的投人做好保障工作,如社会福利、住房以及垃圾处理等,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的吸纳能力是有一定限制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还需要就地转化。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加快农村经济建设。首先,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具有要素、效率、替代等生产功能。人力资本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时代都存在。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力资本表现为长期积累、传递下来的生产知识和在劳动中学会、积累的劳动技术和经验,人们就可以维持经济生产活动;在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这最终都要归结到人的素质的提高上来,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被不断强化,因此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诸要素中起着关键作用。其次,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结合本土特点,兴办的乡镇企业,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发挥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创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内部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1978年中国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仅2 800万左右,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9.2%,1995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增加到1.29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5%,2005年乡镇企业劳动力总数达到1.43亿人。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农村工业,既不同于现代工业,也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它的出现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农村农业的三元经济结构。最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化实现了自然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一方面,解决了城市吸纳能力有限,就业压力大,城市里再次分化,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初级的劳动等问题;另一方面,推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只有农村地区经济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发展自己的优势,才能真正消除城乡差距,改变农村传统的生活状态,逐步发展小城镇,解决长期的二元经济体制。
四、缩小人力资本城乡差异的具体措施
1.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首先,缩小人力资本城乡差异,把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作为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根本任务抓紧抓好,有利于促进二元经济转化,拉动本地经济发展和劳动力产业间的顺畅流动。其次,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劳动力。一方面职业技能培训区分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进行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培训;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就业政策、劳动法的法律常识,增强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意识,还应注意安全意识的培养、处理紧急事件等。再次,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及努力增加更高学历的比例。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高,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占有较大优势,从而能够较顺利实现就业;反之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偏少,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就业困难,甚至处于长期失业状态。鼓励多渠道的增加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政府增加教育投人,加强基础教育的办学能力;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投资。多种融资手段相结合,为农民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增加人力资本存量。
2.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增加对城镇农村劳动力的服务内容。政府部门应转变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理念,创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取消针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政策,使农村人口顺利向城市转移。首先,城市应加快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与科学的规划,加强城市住宅设施、能源设施、资源设施、交通设施、通讯设施、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环境设施等建设,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提高城市的容纳和服务能力。其次,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的限制,给予进城农村劳动力以市民的待遇,保证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进一步降低进城落户的门槛,让长期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转变为稳定性移民,在就业求职、就业待遇、权益维护、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享受市民待遇。城市应当注意加强与农村劳动力的沟通,改进对劳动力就业的管理办法,真正为广大劳动者服务。
3.发展农村经济,吸引人才。随着农村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积累效应的发挥,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不再是劳动和资本,而是知识;人力资本将成为经济成长的引擎。农村产业结构将逐步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从主要追加投入、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合适的岗位,做到人尽其才。因此,应紧紧依靠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企业优势,一方面以现有企业为依托,把发展重点放在现有企业的挖潜、改造、充实和提高上,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的引进、创新和利用,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水平,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不断提高。鼓励农民增加科技投人,因地制宜地发展特种农业、绿色农业以及生态农业等,把人才留住,共同发展农村经济,消除二元经济造成的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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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1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影响差异概述
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东西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情况，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造成的，同时根据生产要素总是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规律可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东部地区聚集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东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大。这说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的程度和贡献率有所不同。
二、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原因
导致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
1.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不同
根据Backer和Lucas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投资和迁徙流动四个因素影响。
(1)教育。在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正规教育和干中学(learn by doing)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成在职培训。东西部地区教育科技发展的差异化不仅导致了东西部教育质量的差别，更造成了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别，虽然国家对西部采取支持开发的政策，但是其中的教育投资所占份额较小，这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形成有所影响。
(2)健康。下面主要运用构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的影响。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组合成人力资本的方式：
H = AEλM1-λ ，λ
其中H为人力资本，E为教育投入，M为健康投入，λ为参数，A为衡量地区原有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的系数。
为了数据更有代表性和统计的便利，笔者选取东西部有代表性省份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其中包括东部省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西部省份：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使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加标准化，我们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H = lnA+λlnE+(1-λ)lnM，λ
根据东西部地区1995-2000之间对教育和卫生健康的支出状况，进行回归，主要分析在近年来由于教育和卫生投入不同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结果如图1：
从回归模型中可知，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也实际影响人力资本的存量，对医疗卫生投入较多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也会增加的越多，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越大。
(3)迁徙活动。人力资本对东西部区域经济作用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而且和人力资本流量，即人力资本迁徙有关，异质性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迁入可以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会增加当地人力资本积累。
2.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随着的国家对人才流动的导向性，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在逐步增加，但其对经济贡献作用依然有限，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不同也是其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的原因之一。
三、政策建议
1.加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协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内生化结构启示我们两者要合理高效搭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的现状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仍存在东西部空间的差异的情况，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占西部投资的比重较小。
2.区域配置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并且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NGO)组织的作用，通过公益志愿活动引导促进人力资本区域的合理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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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全民医保的率先试点地区，天津市在近几年内努力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和全市统筹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克服了其他试点地区在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农民之间缴费、补贴、个人账户和管理上的巨大差别，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本文旨在调查天津市民对医疗保障制度的感受和满意程度，研究满意度背后所隐藏的基本医疗保险的优劣之处，同时找出天津市全民医保的经验及尚需改进的地方，以期实现更加便民利民、顺应社会的医改之路。
关键词 ：全民医保；城镇职工；城乡居民；老年群体；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R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05-04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依据
在社会保障逐步发展的今天，看病难看病贵已然成为中国百姓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说明我国医保制度尚不完备，难以实现全面统筹调控。当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大医保制度正在逐步向全民覆盖推进整合，全民医保是一个国家医疗保障的目的和归宿。
目前已有近30个国家实现了全民医保，而各国实现全民医保所经历的年数从20年至127年不等，由此可见实现全民医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想要实现医保的全覆盖，不可急功近利。天津作为全民医保在中国的试点地区，自2008年起逐步实施完善全民医保，并始终坚持着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最终实现了城乡统筹、全市统筹，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更能够反映出全民医保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因此对全民医保满意度研究具有深厚的研究价值。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理论意义：更加深入的了解天津这一全民医保试点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其他医改试点地区进行路径比照分析，吸取经验不断调整，努力提高天津人民对医保的满意程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补充，扩充了医疗保障的研究范围。天津全民医保改革的路径分析、经验分析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对其他地区政府进行医保改革具有可参照性的范本研究价值。
现实意义：反映出试点地区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人民的诉求，有助于促进天津全民医保更好地改进和实施，同时也有利于全国其他尚未实行全民医保的地区进行学习。而且当前正值天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出台的关键时刻，希望能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提出对医改有帮助的对策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内外全民医保现状
1.全民医保国家的改革历程
（1）德国：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现代意义上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各种医疗保险覆盖人口已经达到99%，这与其多年来不断推进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创新分不开。在学习借鉴德国医改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以及医药行业的适度自由竞争。[1]
（2）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至今已运行半个多世纪。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非常注重拓宽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积极鼓励私人资本和私营医疗机构进入大众医疗服务领域；注重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和护理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国医疗保险行业在对外开放市场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用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护理技术和管理技术来弥补英国整体医疗资源的不足，实现了英国医疗资源总量的集约型增长；英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还尽力通过体制创新来实现整体医疗能力的集约型扩张。[2]
（3）韩国：作为东亚社会政策的代表，韩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的、压缩性的，其经验与欧美、日本明显不同，因而韩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更直接的借鉴和警示意义。[3]
韩国医保改革的巨变发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后，此前包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政策向来都是官僚和专家的排他性领域，社会势力根本没有介入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因此中国医改需要注意政府对医保的财政支出和政府责任的加强，同时也要考虑医保制度的整合以及医保民主化的方向。
M.R.Gupta研究全球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指出各国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创新改革基本趋势有四个方面：一是非洲国家法定保险计划的出台和进一步发展，以此来加强社会保障，并且努力将医疗保障的范围扩大到覆盖正规和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所有职工；二是美洲大陆致力于扩大社会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提高制度的效率，其改革的主要方面是更好地利用有效的资源来使医疗服务覆盖更大的范围；三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改革主要侧重于扩大医疗服务对低收入人群的覆盖面，扩展资金筹集的渠道和福利内容；四是欧洲国家积极地应对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控制由此引起的医疗服务成本不断上涨。[4]
2.国内全民医保实施的现状
在近三十年的整改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规模效应，促进了医疗资源的丰富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但是也要看到在不断地调整中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缺乏有效配置，同时医保基金难以平衡、补充医疗保险发展缓慢，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中国医改的方向最终朝向全民医保。[3]
例如在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部分省市均普遍存在着对制度认知度较低，居民分类复杂，参保积极性不高，保障水平偏低，逆向选择、医疗费用难以控制，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范围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衔接、统筹层次差异大，预防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珠海的医改历程如下：1998年起实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02年实行外来工大病医疗保险，到2006年实行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医疗保险，而后实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珠海的医改与其他试点地区有所不同：首先，它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全部未成年人及在校大学生独立出来，自成保险；其次，珠海建立了城乡统筹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克服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保障不平等的问题；此外，在实现全民医保后珠海地区仍积极调整，不断优化医保政策。最新数据显示，珠海出台新规定，增加了医保门诊特定病种，并提高了住院支付限额，珠海市参保人将享受到更多的医疗保障。[5]
3.综述
从各个国家来看，在医保建立的初期，国家普遍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在不同职业下的不同水平的医疗保险，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对真正的弱势群体和底层人民并没有多少益处。
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医保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开始加大支持力度，可以说医保的完善与民主化进程亦步亦趋。因此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推进。鉴于中国国内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多数免费医疗国家财政危机的现状下，中国应该坚持走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
在中国多个医改试点地区的比照分析中不难看出，每个试点在实现全民医保的过程中都是忧喜参半的，难免会遇到问题，而这些问题反映出医保还存在着不健全之处，这也正是天津医改过程中要注意和尽量避免的地方。在这些试点地区中，我认为珠海地区的医改路径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首先，全面推进医疗保险覆盖面；其次改变路径依赖，消除城乡不平等问题；随后不断壮大社保基金，逐渐提高险种和支付限额；加强预防，关注外来工、未成年人、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对门诊保障的巨大需求，推行小病门诊统筹、中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救助三个层次；最后，打破医疗市场原有利益格局，努力改善医患关系，尊重保障民众的利益。
（二）评价研究不足及本次研究的独特性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有关全民医保的研究都是与国际间不同体制下的国家相比较，抑或是对全民医保背景下公共服务体系、效益、改进、重构的研究，对于特定试点地区全民医保的满意度调查却寥寥无几。而相关文献多为中国医改试点地区的经验和启示类文章，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政策设计和政府管制方面。在医保满意度问题上，目光总是锁定在大学生群体，而忽视了儿童和老年人这些医保主要对象的感受，使得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局限，缺少真正从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角度进行调查、追求医保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是通过将医保满意度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来获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状况下人们对当前医保的态度、感受和建议，从而更好地帮助医保深入群众、便民利民。同时在天津市人口年龄结构比重的客观条件下，充分考虑全民医保中不同需求量人群之间的差别，分年龄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向接触医保最为频繁的老年群体倾斜，从而能够得出更加准确的描述和结论。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定量研究。研究总体为全体天津市居民，包括天津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规模约为84。为了突显全民医保的实质性作用，本次调查向易患病的老人群体倾斜。
研究的内容为天津市民对全民医保的满意程度，即两种不同医疗保险下人民的满意程度。满意程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医疗保险的实用性、简化性，医疗费用支出在人们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看病次数多寡，医保报销范围、比例，医疗费用、门槛费对满意度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保卡、转院等方面的专项调查。
四、天津市市民对全民医保实行的满意度分析
（一）人民对全民医保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74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接受调查的人群普遍认为个人每年在看病买药治疗上的花销只占个人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医保门诊报销范围的800-5500元确实也是绰绰有余的，可以说天津市的医疗保障着实为人民减轻了部分经济负担，缴费少、受益大；人们也表示医保卡可以使手续相对简化，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并不用提前垫付需报销的部分；此外，天津市的急诊正在逐步实现当场报销，无需个人全额垫付，更省去了事后报销的复杂环节。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当前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个人缴费比例相对满意，也说明医保确实起到了缴费少、受益多的作用。
同时，与北京地区医保不同的是，在天津地区人们无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其规定的3个定点医院仅仅是在特殊病登记时需要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患有特殊病的情况下才需要到这3家定点医院进行治疗，而日常生活中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院均可参与报销。这样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平时的看病治疗，给人们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由此可见，天津医保的改革与发展着实达到了惠民的要求。但是相比之下，在很多方面人们也提出了当前医保的不足之处。首先，在医保方面有着人们普遍重视的四大天王：门槛费、报销比例、医疗费用和药品范围。通过排序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人认为医保门槛费是首当其冲的，门槛费越低，人们越能够享受到更多医疗费用的报销。当前800元的门槛费在人们看来过高，想要享受报销就要先花光800元，这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或者是生病次数较少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个大数目。因此，就会有一些贪图利益的药店、药房，用部分生活用品或家用电器代替药品卖给持卡者，通过多划取医保卡上的金额，来帮助参保人员更快的跨过医保的门槛，同时药房也达到赚取差价的目的。此外，人们比较看重的是医保可以报销的比例、医疗费用的高低以及购买的药品是否在可报销药品范围内。这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对应的，验证了当前“降低医保门槛、提高报销比例、控制医疗费用、扩大可报销药品范围”呼声四起的现状，更加体现出人们最希望医保改进的方向。
其次，根据对“城镇居民对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不满意的地方”的统计，可以看出有近70%的人认为医保可报销病种过少，报账、转院、报销手续太过繁琐，对老人、儿童及特殊病种病人的处理缺乏灵活性，负担重。有超过50%的人认为不同等级的定点医院报销比例不应相差太大，医保制度的普及程度有待提高，以及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差、态度差等问题。
而在去医疗机构看病的问题上，多数老年人基于身体状况所限，多会选择去离家近的医院或社区门诊；多数患有专科疾病的人群则会选择去专科医院、三甲医院进行治疗；而在所调查群体中，多为年龄集中在26-40岁之间的青壮年，因免疫力强，他们更愿意根据自身病情，自行在药房取药。而如果要去医院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去三甲医院，而非社区门诊。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更相信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而对低于社区门诊的报销比例并不是很在意。
本次调查中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占14.86%，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85.14%。然而，在这74位被调查者中居然仍有单位职工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其单位并没有为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是按照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规定，凡有单位者，单位需为其员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看其户口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因此在户口问题上反映出天津市仍需加强各大企业、单位的督察力度，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享有医保带来的实惠。
（二）影响医保满意度的针对性分析
在天津医保满意度调查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天津医保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更要看到弱势群体对医保的呼声。而其中最有发言权的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因为相比于青壮年，这两类人群都属于体质较差、与医院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群体。而通过对居民每年看病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看病次数高达每年11次以上的人群中，66.7%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老年群体上，通过与这一类经常接触医保的人群的沟通来了解当前人们对天津市全民医保存在的不满意之处。为此，笔者分别咨询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退休老人以及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社区老人。
1.天津市老年群体的特惠政策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天津的社区门诊，不仅可以通过医保报销药费，而且还为特殊病人及老年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对于退休老人而言，天津市的医保确实为他们减轻了很多负担。一位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退休老人说虽然退休后每个月都有退休金，但仅靠这些根本无法支撑近5万元的心脏搭桥手术费用以及术后的护理康复费用。而通过医保报销之后，老人个人实际仅担负了2万多元。
2.社区老人的医保报销问题
同样是身为老年人群的社区老人，很多退休老人享受到的福利和报销比例却没能覆盖到他们。他们属于居民，自身并没有任何收入，更没有养老金。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和住院报销额度非常低，一些老人一旦患大病，很容易因负担不起而放弃治疗。在10年前有一位突发脑栓塞、脑溢血的老人因为没有参加医保，住院35天竟花费8万的费用。虽然后来参加了医保，但报销比例却过少（除去自付段，在医保可以报销的范围内可报销50%），每次住院仍需负担5-6万的费用。加上患有半身不遂，几乎需要药物维持生命，庞大的医药费全部需要子女来提供。
3.涉及药品方面的问题
其实对于老人而言，医保在改进的时候更需要注重细节。例如在购药方面，由于医保开药有定量定额的限制，人们在医院或药房只能取得约1周的药物，等到快吃完的时候就又要去买药，如此反复。
其次，一些慢性病患者，如心脑血管疾病、特殊病、糖尿病等，病程长，需经常与药房接触。例如糖尿病所需的胰岛素注射剂，只有部分国产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如果想要使用更好的注射剂就需要个人全额付费。除此之外，很多注射剂、口服常释剂型、软膏剂、凝胶剂以及保健品也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的。可以说，患者在医保上的自付费用有相当部分是花费在了无法报销的药品上。想用的药不在医保报销范畴，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人开始投机取巧，通过变换处方花取高于这种药的费用，并通过医保报销来取得该药品。
此外，对不可报销的药物，一些医生会在开药之前先询问一下老人的意见，使人担心可报销药品的疗效。因为部分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会引导患者说：这种药虽然不能报销，但药效非常好，建议使用。在这种建议下，患者或其家属往往会同意买该种药品。
最后，也有很多被调查者建议提高药品质量、提高医护人员道德水平，要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开药，避免开与病症无关的药物，赚取利润，欺骗患者。
4.社保卡
社保卡在给人们带来交费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隐患，补办社保卡首当其冲。因为社保卡制卡速度慢，补办和领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大多不懂办卡流程，也不清楚所要准备的材料，常常东奔西跑很久才能拿到卡。
而住院期间所需药物如果本医院没有，需要患者去别的药房或医院购买时，社保卡已锁定该医院使用，不能再同时使用社保卡进行报销。因此如果要购买非本院药物不仅需要本医院住院医生出具证明，还要个人全额垫付。而且医生为避免利润外流往往不愿出具证明，而是会使用疗效较差的同类药物顶替。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患者都是受害者。因此，社保卡的使用和管理仍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5.转院
转院，是一个让患者劳心费力的大工程，不但要把前一个医院的费用限时结清，还要及时与下一个医院衔接、办理手续，其过程十分繁琐，往往需要患者或其家属往返两个医院多次才能全部结清。而且通常在病人转院后，新入住的医院往往会要求病人重新进行相关的身体检查，而不愿意使用前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和报告。不仅患者多花了钱，还占用了有限的报销额度。
五、总结及对策
公平是社会保障的根本价值和核心理念，天津市努力实现全市范围内的医保全覆盖也正是体现了公平的原则。同时，在本次调查中天津的基本医疗保障也受到了市民的广泛称赞，例如医保能够覆盖越来越多的人群，实现了个人缴费少、受益大的惠民目标，大大减少了人们在看病方面的花费；同时在医疗机构交费时使用医保卡直接报销、无需垫付，只交纳个人应付的部分即可，使手续得到了简化；而一些医疗网点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更是推出了看病免挂号费、社区门诊上门服务等一系列特惠政策。
但由于全民医保尚未全面推广，作为试点地区，天津市在医疗保障制度、规定上也是一边实施、一边总结、一边整改，本次对医保满意度的调查也是希望能够从人民大众的角度为医保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意见和建议。
例如对于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零收入老人而言，如何才能减轻他们看病的负担？我认为国家应当给予这些老人以特惠政策，加大政府在弱势老人方面的财政补贴。或者可以考虑在医疗机构开通老人看病绿色通道，提高零收入多疾病老人的医保报销比例，在重大疾病问题上启动费用减免政策等等。此外，凡是居零老人均应享有医院上门诊疗待遇。而如果是慢性病且需要长期服用同种药物的话，医院和药房可以考虑放宽取药的数量限制。
当前，社保卡在天津市已经普及并且全市通用，人们只要进入医保联网的各个医疗机构，使用社保卡定是不可或缺的一道流程。因此需要在社保卡投入使用方面，真正做到办理、补办手续简化，提高审核、制卡速度，避免因社保卡没有审批下来而造成患者无法正常看病和报销等问题。
此外，医院的急诊和转院始终是医保报销上的一大难题，不仅办理手续麻烦，审批过程漫长，还要牵扯到社保卡暂时停用、个人全额垫付等问题，极大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希望医疗机构能做到联网操作、全市统一，做到报销手续一站式服务。实现由院方直接进行的转院交接，使转院等手续的办理更加便捷简化，让人们办理大量手续、东奔西跑、重复审核的现象不再发生。同时加强院方的监管，减少不必要的检查，更体现出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而针对目前天津市较为严重的“药房赚取门槛费差价”现象，社保中心稽核人员应重点监控、约谈、依法纠正这些违规骗保行为，确保医患能够严格遵守医保规定，诚信就医；同时加强对各个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保证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打击医保的灰色地带，避免医院、药房、病患三方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医药分业，避免以药补医，以此促进医保的健康发展和完善。
此外，在医保变得与大众生活密不可分的当前，加大医保知识的教育宣传，开设医保小课堂、医保日，利用好每个社区的宣传栏，不断更新医保常识和新出台的规定等普及医保知识、使医保办理流程透明化的做法必将成为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周毅.德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经验及启示[J].学习与探索，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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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community nursing questionnaires
随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的进一步推进和实施， 我国政府已将“逐步建立和推广社区卫生服务”纳入卫生工作重点。人口老龄化、疾病谱改变、医学模式的转变、大众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加，以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医疗体制的改革预示了社区卫生服务广阔的发展前景[1] 。目前，我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开始，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将作为社区居民看病首诊和双向转诊的关键环节。高素质的护理人员在社区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社区需要越来越多的高层次护理人才。在此背景下，我们于2011年3月对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07级、徐州医学院护理学院2008级、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2008级共120名护理本科生用自设问卷形式进行调查，以便于了解护理本科生对社区护理的认知情况及就业意向。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调查对象）
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2008级护理本科生、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07级护理本科生、徐州医学院护理学院2008级护理本科生，每学校随机抽取40名，共120名护生，其中女生118人，男生2人，年龄 20～23岁。他们均学习过《社区护理学》。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自制调查问卷，学校开设的《社区护理学》课程是否重要、对社区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等。2011年3月我们对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徐州医学院护理学院护理本科生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无记名问卷调查以保证真实性。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12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100%。针对调查结果，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1.2.2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14. 0 对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X2检验，α= 0.1水准， P
2 结果
2.1 护理本科生对社区护理的认知情况 66.74%的学生对自己学校社区护理的开设情况不是很满意。详见表1。
表1 护理本科生对社区护理的认知情况（n=120）
2.2 护理本科生择业意向情况 77.5％的护生选择医院；13.3％的护生选择社区；9.17％的护生选择其他职业。影响护理本科生选择社区护理就业的因素，见表2。（调查对象可进行多项选择）
表2 护理本科生社区就业关注的因素
转贴于
3 讨论
3.1 护理本科生对社区护理的认知情况
调查发现，66.74%的护生认为学校有必要改进《社区护理》课程的教学方式。问卷第1、2、4项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学生均熟悉社区护理的对象和含义，但仅有40.83％的学生熟悉其重要性。从表1可以看出，护理本科生对其他社区护理相关内容总体上有所了解。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预防、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各院校开设的社区护理课程学习能让护生基本的掌握社区护理工作的内容并认识到其必要性，但由于学校开设《社区护理学》课程课时数不足、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力度不够等因素，影响了护生对社区护理重要性和其他社区护理相关内容广度与深度的认识[2]。而对社区护理的系统知识，如：社区妇幼保健工作流程、社区家庭访视工作流程、社区传染病及死亡信息化管理流程，学生只能小部分熟悉，对其掌握欠完整和系统，这也是教师在以后社区护理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3.2 护理本科生的社区择业观及其影响因素
从表2可以看出护生从事社区护理的意向低仅占13.3% ，77.5%的护生择业选择医院。影响护生选择社区护理就业的主要因素，从表2可见，缺乏个人发展空间，福利待遇差、职称晋升困难使之对从事社区护理工作缺乏信心。一方面护生不了解国家开展社区护理的政策，学校关于社区护理的教育宣传力度也不够。另外社区卫生机构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前来就诊的患者，还有很多健康咨询者，他们都有着较高的卫生需求[3]。而由于我国社区护理发展起步较晚，社区卫生机构设施简单，人才缺乏，人员学历普遍较低，医疗服务范围也有限，使护理本科生对社区卫生服务失望和不满，从而影响了护理本科生的择业观。
4 对策
4.1 增加《社区护理学》的权重
大多数本科护理院校把《社区护理学》课作为考查课设置，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护生对社区护理的重视程度。各院校应适当增加社区护理课程的课时数，加强学院社区护理实验室建设，提高学生对课程的认同感。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可开设具有社区护理特色的课程，如健康教育、营养与膳食管理、人际沟通、心理学、康复学、人文学、社区医学、社区组织学、社区管理学等，逐渐培养出知识层面上合格的社区护士[6]。另外教师要及时做好教学评价反馈工作，保证教学质量，使护生真正理解社区护理与临床护理的相互关系及我国现行医疗卫生政策和社区护理发展方向[4]。这样护生才能够真正清楚社区护理的意义，掌握社区护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开展社区护理重要性。
4.2 提高教师执教能力 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
我国社区护理起步晚，教学模式尚未成熟，开展社区护理服务、教育工作时间不长，与国外（如：美国、日本）还存在很大差距。社区护理教育工作者的社区实践经验不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学校在开展社区护理课程建设时，应优化教师资源配置，聘用有国外社区护理经验的护理专家教学，也可派教师进修深造，切实学习国外发展的经验和前沿信息，在教学中丰富护生知识，提高护生学习兴趣。众所周知，社区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生“六位一体”。因此，将社区护理知识用于实践最为重要。如在高血压患者的饮食健康教育时，我院护生在教师的带领下，亲自实践跟随教师做“高蛋白低脂餐”，加深了学生对专业课知识的印象。不但能节省授课时间，也使知识的传授过程更加形象、逼真，易于理解并能掌握[5]。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采用学生授课、自由讨论、角色扮演等模式，调动护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各方面的协调组织能力，以便以后更好的适应社区工作。
4.3 开展社区实习基地建设 提供社区护理的就业途径
社区护理是将公共卫生学与护理学的知识与个结合，借助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以社区为基础，人群为服务对象，对个人，家庭，社区提供可及的、连续的、综合性的服务。因此走进社区将理论用于实践是学好社区护理必然要求。目前， 社区护理实践主要在家庭和卫生服务站，基地建设尚不够全面。而社区护理教学的完成需要一系列社区场所提供实践机会，包括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站、学校、家庭、社区护理养老机构等[7]。学校应大力开展社区实习基地建设，与社区保持固定的联系，这样有利于社区护理的开展，也对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提高社区的健康意识及健康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使护生能学以致用，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学校在进行职业指导工作时，多帮助护生分析当前的就业形势和我国护理事业发展的前景，宣传国家关于社区护理的政策，使护生感受到社区护理广阔的发展空间，拓宽就业思路。同时校方应及时搜集更新高水准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招聘信息供护理本科生选择，拓宽就业途径。
5 结论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护理本科生对社区护理认知缺乏深入、系统、全面的了解，就业意向也较低。分析其原因，并提出了在以后的社区护理教学和就业指导工作中应采取的增加《社区护理学》的权重、提高教师执教能力、提供社区护理的就业途径等相应对策，使护理本科生更深入、全面的了解社区护理知识、认识到社区护理的重要性，拓宽护理本科生就业思路并促进其就业。
参 考 文 献
[1] 陆红， 尚少梅， 刘宇，等. 学院式社区护理模式在中国的应用[J]. 中国护理管理，2004，4(5): 37 -40
[2] 于浩. 高职护生对社区护理认知及从事社区护理意向的调查[J].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8，30（3）：331-332
[3] 白雪莲，周萍，谢钰. 护患沟通技巧应用于社区护理的实践及体会[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0，8（24）:101-102
[4] 肖家连. 高职护生对社区护理认知情况分析[J]. 中国当代医药，2010，3（17）：126
[5] 覃业宁，官江. 护理本科生教学中教学方法的研究[J]. 中外医疗，2010，13: 149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出口结构日益优化，产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本文借鉴了杨汝岱和姚洋（2008）对中国出口企业按照所有制形式进行分解，并且在统计出口数据时剔除了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数据，运用技术复杂度指数、技术含量指数以及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按照不同的产品分类方法对中国本土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进行了全面分析。
二、 出口企业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1. 贸易产品的技术分类。
（1）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简称“SITC”分类）。SITC分类方法主要按照商品的加工程度统计和对比国际贸易商品，它适当地考虑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并将其由低级到高级进行编排。
（2）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HS”分类）。HS编码体系主要用于海关、统计、进出口管理及与国际贸易相关各方的共同使用。HS编码体系相比之下更为系统、用途更为广泛，且由于各章均列有一个名为“其他”的子目，使得任何进出口商品都能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3）Lall（2000）分类。Lall（2000）将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将产品类别进行了细分。Lall（2000）的分类以生产技术活动汇总可获得的指标为基础，与大多数学者对于制造类产品的技术排序概念相一致。他的分类使得生产类别比一般的分类（如SITC分类0～4项目下的初级产品范围更广）。
2. 出口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计算。当前，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讨论，如杨汝岱、朱诗娥（2008）等。然而，其分析指标诸如显示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国际竞争力系数等，大多只是对某类商品进出口差额等较为粗犷信息的简单综合，无法适应国际贸易统计标准的新变化，也没能对国际贸易商品的技术分布及相关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反映。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Michaely，1984；Hausmann et al.，2005；杨汝岱和姚洋，2008等），本文以HS六位数分类的贸易数据为基础，分别建立了反映贸易商品技术水平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技术结构的“商品技术含量指数”（朱诗娥、杨汝岱，2009），并进一步运用RCA指数对中国本土企业在不同技术水平产品上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
（1）技术复杂度指数（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Inde-x，TSI）。TSI理论和逻辑基础是李嘉图的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即：发达国家（或富国）出口的产品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上端，技术含量较高；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出口的产品则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下端，其技术含量较低。
其中，RCAij代表i国第j种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国第j中产品的出口值；Xit代表i国全部产品的出口总值；xwj代表第j种产品在世界上的出口值；Xwt代表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额。
三、 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评价
这一部分，本文根据第二部分提出的评价方法从TSI、TCI和RCA三个方面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行了动态评价。
1. TSI计算结果。本文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和“HS”六位码分类分别计算了1999年～2012年其各自目录下大类产品的技术复杂指数（TSI）。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的计算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初级产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复杂指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也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正在逐渐增加。
根据Lall（2000）分类的计算结果如表2。
2. TCI计算结果。与TSI一样，本文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和“HS”六位码分类分别计算了1999年～2012年其各自目录下大类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数（TCI）。
TCI指数的测算与TSI指数测算结果基本一致，2007年～2012五年间工业制成品显示出了较高的技术含量，且其TCI值逐年增大。根据Lall（2000）分类的测算结果也与前者比较吻合，PP（初级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较低。此外，工业制成品中加工鱼肉类、木制品、饮料和植物油等产品（RMB1）TCI平均值仅为1.08，高技术制成品中光学仪器、制药、航空设备（HTM2）TCI均值为5.49，中等技术制成品的TCI均值也均低于10。相比之下，高技术产品中的电子产品、办公设备和发电机等产品技术含量显著较高，也体现出了我国出口产品种类的转型，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3.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一般认为，RCA值高于2.5，说明该产品具有强竞争力；若RCA值在1.25～2.5之间，则该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若RCA值在0.8～1.25，则该产品具有一般竞争力；若RCA值低于0.8，则表明该产品具有弱竞争力（林珏， 2006；姚洋，章林峰，2008）。
由于RCAij是对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竞争力的反应，计算中剔除了国家为鼓励出口或限制进口对其的影响，因此是一种静态研究方法。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重点考察了我国2005年～2012年全部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根据HS2002统计分类，可以测算中国2005年～2012年各年度全部出口产品按“章”分类的RCA值以及近几年来的平均值，由于测算结果与Lall（2000）测算结果基本一致，此处因篇幅关系省略HS测算结果。（如表2）
综合表5及HS分类的RCA测算结果可以总结出我国所有出口商品中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情况：
（1）具有强竞争力的产品（RCA≥2.5）的有：编码为42、46、50、53、54、55、58、60、61、62，、63、64、65、66、67、69、85、91、93、94和95的产品。除了编号69（陶瓷产品）为资源基础性产品，以及编号85（铁路、电车、机车设备）为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外，其余产品均为低技术含量产品，主要覆盖了纺织产品、皮革制造、家具、乐器、玩具等制成品。其中，编结材料制品、雨伞和拐杖等制成品在强竞争力产品中RCA均值较高。
（2）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1.25≤RCA
（3）具有一般竞争力的产品（0.8≤RCA
（4）具有弱竞争力的产品为除上述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综上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产品的出口额迅速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得到了较快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到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甚至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出口产品的整体竞争力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提高，这与我国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很大关系。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大量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和研发迁移至中国导致外资企业在出口数量大增，因此有必要剔除外资企业数据，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进行专门分析。
四、 中国本土出口企业贸易竞争力与外资企业对比
本文借鉴Hausmann（2005），姚洋、章林峰（2007）、杨汝岱、姚洋（2007），朱诗娥、杨汝岱（2009）等学者的相关指标，在对比了HS分类、SITC分类后，将Lall（2000）的技术分类与TSI、RCA相结合结合，对中国本土企业在不同技术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加以分析，并将其与外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行对比。
数据区分了每一笔贸易的出口企业的所有制属性，这样就能够区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SI及TCI测算结果。（如表4）
五、 结论
本文从全球商品贸易的角度，运用HS2002产品分类，更为准确地定义了商品的技术含量，并测算了2005年～2012年97章商品各年的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技术含量（TCI）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考察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对我国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主要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研究显示，我国产品的出口额迅速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得到了较快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到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甚至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出口产品的整体竞争力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提高，这与我国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很大关系。第二，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出口技术指数的变动来看，中国本土企业在近年来保持了出口技术水平的绝对增长，并呈现出追赶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态势，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三，中国本土企业在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具有较强竞争力，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中具有一般竞争力，个别类别产品具有弱竞争力，因此仍亟需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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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R5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7-4134-02
【Abstract】Objective：Observation Levoamlodipine besylate in combination with Iraq that Enalaprilat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reating hypertension level 3. Methods：Hypertension level 3 patients 100 cases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combin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group）， 50 cases observation group taking l benzene sulfonic acid amlodipin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lit and the control group alone l take benzene sulfonic acid amlodipine， for two consecutive months of treatment. Results：Observation group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76.0%， control group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42.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Observation group 2 cases appeared dizziness， headache in 1 case， 1 case of red face， 2 cases of mild dry coug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4 cases of dizziness， headache in 3 cases， 1 case of red face， 3 cases of edema. Use 1 ～ 2 weeks after the adverse reactions are to alleviate or tolerance. Conclusion：Levoamlodipine besylate in combination with Iraq that Enalaprilate in combination with Iraq that captopril treatment hypertension level 3， satisfied curative effect， safe and reliable， and less side effects； When a single drug curative effect is not satisfied， clinical can first a combination of both.
高血压3级，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一类高血压疾病，这类患者大多存在心脑血管器质性病变。长期高血压可影响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最终导致这些器官功能衰竭。治疗高血压病，除了改善生活方式外，降压治疗是重要方法。而高血压病3级的药物降压治疗，相对于高血压病1、2级，又显得更加重要与迫切。本研究采用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治疗高血压病3级，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0例患者均为四川省复员退伍军人医院2011年7月～2013年6月门诊收治的高血压病3级患者，所有患者排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全部病例排除继发性高血压，且无对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过敏史。高血压病3级诊断符合文献诊断标准[1]。在接受治疗前停止服用其它药物两周以上。在治疗期间一般防治原则相同，两组病员的性别、年龄、平均病程、高血压3级分组比较，经检验差异无显著性（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随机将高血压病3级患者100例分为观察组（联合组）和对照组（单用组）各50例。对照组降压单独服用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2.5～5.0mg /d（qd-bid）；观察组降压服用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用法、用量与对照组相同，联用的依那普利为10.0～30.0mg /d（qd-tid），连续进行2个月的降压治疗。期间观察记录日血压值（每日早中晚三次，取平均值为日平均值），治疗开始和观察结束前每例患者分别进行2次24h动态血压监测，作为疗效判断的重要指标。并观察高血压症状变化情况、不良反应。
1.2.2 疗效评定标准： ⑴ 显效：降压达到血压控制目标值（日平均值）< 140/90mmHg，高血压临床症状好转；⑵ 有效：血压下降，但血压（日平均值）>140/90mmHg（舒张压下降l0 ～19m m H g），高血压临床症状有所减轻；⑶ 无效：血压下降不明显（舒张压下降未达到l0～19 m m H g）或仍在升高且临床高血压症状无减轻。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3 讨论
高血压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病因和危险因素，迄今仍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降压治疗的最终目地是减少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血压病3级，在临床上是很常见的一类高血压疾病，这类患者大多存在心脑血管器质性病变。这类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病的概率大，且死亡风险会明显增加。积极控制这类患者的高血压病情显得更加重要与迫切。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与依那普利，都是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物。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是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即钙通道阻滞剂（C C B ），具有直接舒张血管平滑肌药理作用，扩张心脑血管及外周小动脉，发挥降压和治疗相关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作用。依那普利则是不含巯基的强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 C E I），它在体内水解为依那普利拉（笨丁羧脯酸，enalaprilate）而发挥作用，其降压作用慢而持久[2]。
由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需要药物治疗来降低血压 ，且通常需要应用两类或两类以上的抗高血压药物[3] 。联合用药治疗与单药治疗相比，能更有效的降低血压，改善血压控制率和有更好的耐受性。与单药治疗相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 C E I）类药物加钙通道阻滞剂（C C B ）能产生更强的降血压作用，并且对于合并糖尿病、慢性肾病的高血压患者更安全、有效[4]。抗高血压治疗方案应做到快速起效和最小的不良反应，若制定一个固定的联合治疗方案，患者的长期依从性就会有所改善。这些也就是提高患者依从性的措施[5]。A C E I与C C B 联合用药可减少周围水肿的并发症，而周围水肿常存在于单用C C B治疗的患者[6] 。数据显示：除降低血压之外，C C B 与A C E I联合用药或C C B 单药治疗，通过针对疾病的相关机制可降低心脑血管危险。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联合用药治疗，以将收缩压减至120 ～130m m H g，舒张压降至80 ～90m m H g之间，既安全、有效 ，又不增加任何不良反应[7] 。C C B与A C E I 联用，后者既可抑制前者对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R A A S）的激活作用，又显著降低外周血管阻力，A C E I降压作用与C C B互补。以2种不同机理的降压药较小剂量联合应用，可以达到最满意的疗效，减少每种药的剂量，也可减少每种药的不良反应。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和钙通道阻滞剂联用是使用最广泛的降压方案[8] 。
本研究通过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与依那普利两药联合应用，与单用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药物对比观察，联合用药可使患者血压明显降低，显示联合用药优于单独用药，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治疗高血压病3级，疗效满意，安全可靠，毒副作用少；在治疗高血压病3级方面，当单一用药疗效不满意时，临床可以首选二者联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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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男性；护理本科生；压力源；应付方式
中图分类号：K8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1-0096-02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医学的发展，医院对男护士的需求量加大，越来越多的男性选择了护理专业。在高等医学院校中男护生群体越来越大，然而受人生前途、社会偏见和传统观念等的影响，本科男护生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其在校期间的压力源水平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及自身的发展，甚至关系到未来从事护理工作的意愿和离职率。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在校期间本科男护生的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状况，为高等医学院校护理教育者采取措施减轻男护生的压力提供参考依据。
二、ο笥敕椒
1.研究对象。2016年3月-4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调查了我校2014-2015年级的男性本科生，均为四年制，均未婚。共发放问卷95份，回收有效问卷80份，有效应答率为84.21%。
2.调查工具。①一般情况问卷。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护士的年龄、生源地、是否学生干部、录取护理学专业的方式等。②本科男护生的压力源量表。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本科男护生的压力源和压力水平。有43个条目，由学业问题、恋爱成家、传统观念、社会支持、前途与就业、人际交往和其他七个维度组成。采用Likert五级评分制，每个题目分5级评分：压力很大=5分，偏重=4分，中等=3分，较轻=2分，无压力=1分。得分越高，压力越大。③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解亚宁编制，采用0～3级评分，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分量表）组成。
3.调查方法。经过统一培训的课题组成员发放问卷至各个教室，向研究对象说明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及问卷填写方法，在取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调查者自填问卷。完成调查问卷填写时间大约需10min，核对完整性后当场收回。
4.统计分析。采用Microsoft Excel2003建立数据库，双人双录入数据，并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统计描述。
三、结果
1.基本情况。调查对象19-22岁，平均年龄（20.15±1.09）。其中。学生干部31人（38.8%），非学生干部49人（61.3%）；独生子29人（36.3%），非独生子51人（63.8%）；生源地农村61人（76.3%），城市19人（23.8%）；第一志愿填报27人（33.8%），非第一志愿填报26人（32.5%），调剂27人（33.8%）。
2.压力源状况。本科男护生压力源总分（115.88±28.677），在“学业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担心学业完成后不能胜任实际的工作”（2.85±1.020）；在“恋爱成家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女性家长对护士的认可度”（2.91±1.160）；在“传统观念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社会对男护士的偏见”（3.01±1.196）；在“社会支持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担心医生对护理工作过分挑剔”（3.24±1.598）；在“前途就业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在医院中的地位”（3.01±1.142）；在“人际交往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社会交往时担心被人瞧不起”（2.85±1.137）；在“其他”中，得分最高的是“家长对男生的期望值”（2.93±1.123）。
3.应对方式情况。本科男护生采取最多的3种积极应对：“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尽量克制自己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消极应对是“自己安慰自己”、“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试图忘记整个事情”。
四、讨论
本调查中80名2014-2015级男护生压力源总分（115.88±28.677），略高于安徽省皖南医学院护理学专业本科2012、2013级在校男护生的调查总分（114.87±28.99）；原因可能由于这2次调查研究场所都是在同一个学校，并且都是在校本科护生。其中就业方面的压力源是男护生比较突出的压力源，这和胡巧红、孙雪芹的研究基本一致。这说明随着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巨大，虽然本次调查的是在校男护生，他们依然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就业压力。在“前途就业维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在医院中的地位”；这也说明男护生对未来工作预期关注较多，提示高校护理教育者可通过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来缓解男护生的就业压力源。
应对方式是人们为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有时又可称作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本调查表明，多数男护生面对压力源时会采取“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说明男护生最常用的应对方式是解决问题；这和何贵蓉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本科男护生的心理发展渐趋成熟，多数男生敢于面对压力。在消极应对方式中，最主要的是采取“自己安慰自己、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试图忘记整个事情”，说明在面对压力时还有部分本科男护生采取消极回避的应对方式，提示后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应该重点关注这一部分群体，开展相应的心理干预活动，加强心理支持，指导正确应对；培养护生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以期转变他们的压力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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