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4 09:44:21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历史的进程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
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
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
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
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如果用大历史的眼光看，近十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可能会成为21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经济事件之一。1998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8%，从那时开始加速，按国际经验估计，到2020年前后接近70%，也就是说大约到2020年，有近10亿中国人集中在城镇生活。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生产生活模式，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应该可以定义为重大历史事件了吧。
一个世代务农的庄稼汉，突然有一天到城镇靠务农经商讨生活，其内心世界变化之大可以想见。如果数亿中国农民以及他们的后代，短期内积聚到城镇换另外一种方式生产生活，所遭遇的心理冲击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了。目前探讨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诸多问题，学界人士多侧重于城镇规划发展与城市管理对策方面，而市场分析人士多关注其带来的诸多盈利机会，少有人关注城镇化进程加速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矛盾。
譬如近期有媒体报道，有四川留守妇女不堪子女抚养重压，让三个亲生孩子和自己一起喝农药自杀。还有农家子弟进城打工屡遭传销、招工诈骗，绝望之下捅死黑中介的新闻报道。此前更有进城农民工因失恋疯狂杀戮幼儿园孩童的报道，此类丧心病狂者，可说不堪城镇化巨大压力后“成魔”。至于富士康近年来的员工跳楼事件，已经层出不穷到让我们麻木了。中国近年来的自杀人口增长数据，尽管有关部门三缄其口，但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有社会报告显示其规模单位是千万。
中国社会在如此大规模的高速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出现集体心理不适症状，个别失败者因此陷入癫狂，也是情理之中。其实这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欧美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心理集体不适也是常见。迪尔凯姆在其著作《自杀论》中就分析了城镇自杀率高于乡村的缘由：乡村中人群联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多靠血缘亲族维系，每个人都知悉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并有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呵护内心健康；而到城市讨生活，原有的亲族血缘维系的价值观与社交网络被完全破坏，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构建新网络和价值观，人会很快陷入迷惘困惑与沮丧当中，一旦遭遇挫折，不禁自我拷问生存意义若何，死脑筋的跳楼，坏心眼的不但自杀，死前还要找个垫背的。
一般而言，在自由结社权利得以保障的现代社会中，城市社会会出现诸多社团以满足城市人群的诸多内心需求。它们当然不是万能的，但对构成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盾牌和价值观伦理体系，防止个别失意者和失败者被城市化黑暗层面彻底吞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何处理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很多专家学者进行了分析探讨，说法不一。这里我们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城市规划和商业地产策划的经验，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站在经营城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问题上，树立正确的保护和开发观念一直存在两种极端观点；一是认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会阻碍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把那些“老古董”视为城市的“肠梗阻”，必欲除之而后快：二是认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是全方位的保护，不能动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否则就是破坏。这两种观点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截然对立起来。如果用其中任何一种观点来指导实践，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发展都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开发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应该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历史文化街区及其历史遗存是城市的宝贵财富，必须加以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历史文化遗存及其历史文化环境不仅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彰显城市个性的载体。在人们对提高文化生活水平具有较高需求的今天，历史文化名城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十分宝贵的城市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充分的挖掘，有利于塑造城市的形象和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还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最终有助于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巴黎、伦敦、巴塞罗那等世界历史名城以及国内的大理、丽江、苏州、杭州等地的实践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说，从短期看，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的更新、开发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从长期发展看，二者完全是可以统一和谐调发展的。
第二，对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环境、历史文化遗存仅仅施以保护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开发。当然，这里的开发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而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存等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发掘和利用，根据时代需要对其功能进行适当的更新和改变，以充分发挥这些宝贵资源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郑州而言，像城隍庙和商城遗址这样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其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建筑物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加之住居的人口数量巨大，成为脏、乱、差的典型，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整治和改造，使其能够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此外，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体现，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如果让它始终处于沉睡状态，不进行开发利用，它最终只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消失。因此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适度开发和利用也是历史文化进行保护、延续和发扬的必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对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应实行综合规划城市是由各个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巨大的复合生态系统。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良性运行，关键是要看这个城市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否持续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一定要综合考虑城市的历史、环境、资源、交通市政、产业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等各种因素，协调好长期与短期、整体与局部、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开发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需要进行合规划和周密策划，需要将宏观发展战略和微观的经营策略结合起来。但是，目前国内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一般是由政府或开发商主导.很少注重和遵守规划.或大多侧重市政规划和建筑规划.往往忽略历史文化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和详细的商业规划。其结果往往导致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城市空间体形态与商业经营内容、经济与文化之间不相协调，甚至是相互冲突：城市缺乏精神和个性。这显然不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所以我们强调，在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和开发时，一定要站在城市经营的高度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综合规划，比如苏州，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把古城当做纯粹的旅游区，而新区则着重发展工商业，这样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发展了经济。只有如此，才能使综合规划具有战略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从而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持续发展。
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实行统一规期.统一开发，分步实囊在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开发过程中，对于成片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文化街区应当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该区域内历史文化风貌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又能发挥文化资源的规模效应，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
对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改造和开发最好交由一家投资开发公司承担.这样容易保证开发公司能够始终从该地区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地区进行统筹安排，营造历史文化环境、提升区域文化形象、经营区域品牌.既有利于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又有利于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将成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交由不同的公司开发，由于每个公司的实力、思路、各不相同，在加上经济利益的竞争关系，很可能将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搞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当然.选择一家公司开发时.对于面积较大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开发中可以实行分批分片开发.循序渐进.稳步实施。
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关系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和开发往往是一项综合工程。它既可能是历史风貌保护工程，又是危旧房改造工程、商业区改造工程或旅游资源开发工程：既要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又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文化目标；既要对历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又要进行持续经营。如此高标准的要求，需要采用一种最有效的开发模式。实践来看，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和经营上，有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倾向。但是无论是采取完全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还是完全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都不利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
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由于政府自身职能和自身资源所限，既无法在短期内组织足够财力、人力和物力，又不具备经营和管理能力：而如果由企业主导，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则容易偏离城市的战略定位和规划，偏离保护历史文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目标。所以说，只有将政府的行政力量和企业的市场力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会最大限度的有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2-0239-02
中国教育正处于不断发展、探索的阶段，成就和失败并存，在自我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不仅借鉴了历史的经验，并且也开放地接受着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接收理念之后，衍生出了一种叫“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模式，要分析中国教育和国外教育的碰撞，就要从中国近代历史时期说起。
一、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首次碰撞
纵观历史进程，有关于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有过交集点的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中，要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说起。1901年7月25日，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签署了一个赔款最多，丧失最严重的条约：《》。赔款金额达到九亿多两白银，分给各国后，美国得到了3200多万两，约合2500万美元，为了减少赔款，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Arthur Smith向政府提出了“退款办学”的号召，美国政府同意Arthur的提议，并且和中国政府确定了，退款用于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经费，这个历史事件被称作“庚款留学”。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在教育方面与美国教育碰撞的起点。之后，20世纪初，美国对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但是这次的始作俑者不是政府而是美国的一些有足够强的经济基础的人群，资金的投入，专业人士的投入，成熟的理念的投入，让中国教育和美国教育再一次碰出火花，互相影响帮助。
二、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合作的现状
回到当代中国教育的现状，涉及到与国外的教育交集的新闻，逐年增多，就笔者所在吉林省来说，发展的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当属吉林大学的莱姆顿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吉林大学和美国及加拿大的大学合作办学的学院，当时建校十周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伯还特意向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发去贺电，并且代表加拿大政府，希望中加的教育合作关系始终保持着。可见不仅中国重视合作办学的理念，国外政府也给予支持的态度。
“中外合作办学”这个理念，最初仅应用在我国高校当中，尤其是综合实力比较强的高等学校，例如，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创建的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校址在广东省珠海市，虽说香港不能归类到国外，但是香港的教育理念是国外教育理念的延续，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还有很多这种合作办学的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等，这些在中国相对发达城市发展起来的合作办学学院，起着带头人的作用。发展到现在，很多普通的本科或者大专院校也都开始效仿这种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增加学校本身的竞争力
三、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不同教育模式融合，实践后出现的问题
从根源说起，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国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用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做了一系列纪录片，这一系列的内容是和中国教师有关，名字叫做《中国式教育》，拍摄内容主要包括，50名中国教师在英国当地的中学进行讲课，教师是中国的教师，学生是英国的学生。英国的中学学生，很显然已经接受了很长时间的英式教育模式，50名中国教师都是来自国内重点中学的教师，无论学识还是管理方法都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水平，当然管理方法那是对待中国的学生，并且他们不是中国的英语教师，都是数学、语文等其他的学科教师，所以他们还具备的一项能力就是说英语的能力，既然能被选择上，去英国教英国的学生，英语能力方面也就不言而喻了。双方都接近各自的极端，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相遇了，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就凭这点，想想都会有多的分歧之处，所以在这一系列纪录片中，最多的部分就是，英国学生完全十分地不理解中国老师的做法，包括罚站、留作业等，这就涉及到中国和英国的教育特点，中国的教育不仅是在学校，在家庭教育的理念中，小孩子，尤其十几岁的孩子，一定要严加管教，因为长辈或老师都认为，如果小的时候管不好，长大就更不好管理了；这点完全和英国的思想不一样，外崇尚的自由理念，所以无论家庭还是学校对孩子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任由其发展的管理方法。中国教师过分管制的思想，对一直处于自由发展状态的学生来说，无疑是种煎熬，有的学生甚至不来上课，有的时候中国的教师却也无可奈何，中国老师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学生没办法入选乐队，就不来上课。
最后，这个纪录片的结果是用最后的成绩评定的，普通话，数学和平均分，都是中国教师团队获胜，英国中学校长最后也总结到，每个学生经过足够的努力都会在考试的时候得到好成绩，但是一天要学习15到16个小时，这好像却不是我们要的童年，不过中国和英国这次大胆的尝试，也让我们英国的学校学到了很多。中国的教师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和预期完全不符，但是还是险些胜利了，在这次经历当中学到了很多，我们互相学到很多从没拥有过的知识。临离别的时候，中国老师和同学们告别，学生一一发言表示对中国老师的不舍之情，有一个英国的男学生说，其实自己的学习成绩很差，但是数学老师说我有潜力，让我对自己更加的有信心，很感谢数学老师，并且数学成绩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孩子都很不舍，哭红了眼睛，班长一起喊着，“万岁、万岁、万岁”（这是他们表示欢呼的一种方式），依依不舍地和老师合了影，拥抱送别。
中国的教育第一次真正走近英国课堂，虽有很多不足，但是结果还是如预期一样，胜过英国的中学老师，因为评判的标准是最后试卷的分数，但是显然英国更注重学生们的个体发展，这样就会在书本上所放的精力少于兴趣培养的时间。中国、英国最后的总结都是，这是一次很珍贵的相互学习的过程，寻找适合自己的优点。以上是中国教师带着中国的教育模式去国外渗透的一个经历，接下来我们来看，国外的教育理念与中国教育的实践碰撞。
笔者的专业是英语专业，所以接受到的外国教师的机会相对于其他专业的同学来讲多一些。做学生的角色是，很容易就会对比出，中国教师和外国教师的讲课差别，中国教师注重传授本专业的知识内容，在教学法中称作“讲授法”，并且教学目的都是要求学生重点识记本节课的内容，对比外国教师，他们注重的是课堂的活动，他们很会找到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点，让学生充分动脑筋，为外教提出的一个话题，头脑风暴、小组讨论、认真听取外国教师的建议、改进观点等。就在这个动脑筋的过程中，其实教师这节课的教学目标就已经实现了。当然也不能说现今所有的中国教师的教学方式都重在传授，部分高校还引进了“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方法，2000年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教学方式，将主动权由教师转移到学生当中去，教师不再成为课堂上的主角，这样就会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直至现在，很多中国高等院校甚至有一些中小学已经开始把这个教学方法应用到实践中了。但是，实施相对成功的学校，仅占少数，不具有代表性，不过这个也有可解释的理由，一个新的教学方法，不仅需要教师做一个全面性的改变，而且还在于学生的适应程度，按照实际情况，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逐渐把这个“翻转课堂”适应给中国学生。
（二）中外合作办学现今在专业上存在的弊端
文章前部分提到，之前在中国建立的合作办学学院大部分在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高校，发展至今，现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甚至还有职业院校也都开展了这种“中外办学”的方式，但是究其开展的专业来讲，大部分都以经济、贸易、英语、教育、商务等为主，对比中国高等院校已经存在的专业来看，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大部分偏文科专业，涉及到理科的知识很少，笔者认为可以在专业上涉猎广泛一点，多种专业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首先高等院校专业一旦单调，就会导致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就业的局限性。不仅要在合作办学的院校学到国外先进的知识，归根结底主要问题还是要强调学生的就业问题。
（三）中外合作办学在普通院校中存在的问题
据调查了解，一些普通院校以及职业院校所开办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国外教师甚少，大部分是由中国教师讲授，只是教材都是全英的版本，其实这样的教学方法，完全与中外合作办学的理念倒置了，合作办学的目的之一就是领教国外教师的授课方法，讲课风格，来达到教学目标，不管怎样，整个课堂上都是全英授课，但是如果一个中国教师教授一个英文版本的教材，一旦学生听不懂老师说英语，学生可能就会希望老师说中文，有的时候老师重在完成教学目标，就会形成惯性，再加上一些职业院校的学生的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中国老师传授课程的时候就会一味希望老师讲中文，如果一旦这种习惯养成，便不再有合作办学应有的效果。
还有一些国外的教师资历不足的问题，合作办学邀请过来教学的老师，资历条件并不是教师应该有的资格，所以就这影响到，这位国外的老师在传授课程的时候是否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建议在邀请国外教师的同时，中国校方一定要查清该名国外教师的背景，包括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因为这会直
中外合作办学的这种教学模式，在国内的实际教育环境中不断实践与探索，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适合中国学生，为规划中国未来发展前景做了强大的铺垫。从最初的不成熟的想法，到现在逐步走上正轨，为中国教育发展史翻开了新篇章，主要目标是提高中国整体教育水平，培养出更多的国际型人才。
【参考文献】
1.坊子的形成及发展进程
1.1李希霍芬考察山东半岛
1868～1872年间，德国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两度来中国进行考察，其足迹遍及中国18个省中的13个，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地质学、地理学调查。今天的“丝绸之路”就是由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活动中最早提出的。1869年3月至5月间，李希霍芬考察了山东半岛及其内陆地区，并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山东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藉于李希霍芬的影响，德国一直觊觎山东半岛的胶州湾一带。
1.2胶济铁路的修建
1897年，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遂武力夺占胶州湾。
1898年3月，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与清廷代表李鸿章在北京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青岛99年，条约中《第二端铁路矿务等事》之第四款日：“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国商人开挖煤井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德国商人及工程人，中国国家亦应按照修盖铁路一节所云，一律优待…”[1] 之后，德国即开始在山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探采取样，同年，德国工程师在坊子地区发现煤层。
1899年6月，胶济铁路开始勘测。9月23日从青岛正式动工。1901年4月9日，青岛至胶州段修成。1902年6月，修至潍县。1904年6月1日，修达济南，全线通车。胶济铁路干线全长394.06公里，沿线有大小车站55处。[2]
1901年，德华山东矿业公司在坊子的首座大型煤井建成，取名“坊子竖井”，井深252米，直径4米，此为坊子近代机械化采煤的开始，原本也并不存在工业小镇坊子，因为开凿的大型煤矿的矿井附件有一间名为“坊子”的店铺而得名。
2.坊子的价值研究
2.1科学价值
建筑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活化石，建筑文化遗产负载的历史信息对多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涉及到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技术史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而且也是具有教育作用的直观课堂。目前，坊子已经成为潍坊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2历史价值
建筑文化遗产是直观而物化的历史信息载体，当建筑的某一特征同某一层面某一部类的重要历史事实相吻合时，它便具有了历史价值，同时反映着某一城市发展时期的状况。涉及到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技术史等多个门类的发展变迁。坊子是中国近代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和相关地。1898年，《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德国获得了在山东境内修建铁路与矿产的开采权，富藏煤矿资源的坊子作为胶济铁路沿线重要的矿区之一，成为了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铁路附属地。一战期间，日本夺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凡尔赛合约》也成为了“”爆发的导火索。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都使坊子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2.3艺术价值
坊子作为一座近代铁路沿线工业小镇，它的城镇规划、建筑风格都代表着当时的工艺水平或者艺术思潮。比如德建建筑中折射出的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思潮等的影响。建筑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史中多种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欣赏。
2.4文化价值
在时间赋予的历史意义基础上，建筑文化遗产还因承载人类世代生活积淀而成为文化空间的坐标与人类文化的产品。涉及重大事件、重要过程、突出成就、特殊意义、广泛影响等，具有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政治影响，更有凝聚地域文化与场所精神的社会作用。
坊子是近代胶济铁路沿线工矿小镇的一个缩影，它代表了近代依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小镇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潍坊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好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与现实间架起一座很好的桥梁，对于潍坊的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和市民精神的寄托都是很好的。
3.坊子地区发展方法研究
⑴鉴于坊子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地，它的存在完整的折射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渡，可通过某些建筑的改造将其作为潍坊乃至山东地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德建军营，日建领事所，可将其改造为展览馆，作为德军日军侵略中国的文化设施。
⑵鉴于坊子是一座依托近代交通产生的工矿小镇，建立近代工矿铁路历史博物馆，以便更好的展示其发展脉络。坊子因胶济铁路而生，铁路是近代坊子重要的组成部分，1902年建造的坊子火车站现在还保存完好，是德国二级标准建筑，站内附设电报大楼、铁路检车段、站台仓库等。如果将其改造为近代胶济铁路沿线有代表性的历史博物馆，将具有重要的的文化意义，这在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在日本，各地的铁路博物馆不胜枚举，仅在北海道就有36处铁路博物馆；京都的梅小路铁路博物馆则把整个扇形车库保存下来，配合十几种各式各样的动态保存的蒸汽机车，构成日本最为珍贵的文化财产。[3]
⑶鉴于坊子作为潍坊市重要的文化旅游区域，将建筑再利用以完善坊子的社区服务功能。将某些近代建筑再利用为与文化旅游相关的购物、住宿、展示等商业和文化设施，在展示其文化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实现它的商业性。比如德建学校的改造为酒吧的案例就比较成功的实现了功能上的融合。
【参考文献】
[1]《胶澳租界条约》（1898年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北京）.引自青岛市档案信息网：http：///.
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投票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
获奖理由
陈锡良在公司治理、战略经营、资本运作、投资融资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见解独到，屡次营建企业多赢的格局，被人誉为“点石成金”的当代“魔术师”。2002年上任厦门东方龙集团财务总监以来，以其求真务实、过硬的专业素养、高尚的情操和超前的战略眼光，参与企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做大、做强、做久的战略，使之跻身于福建省百强企业之列。
他被誉为“点石成金”的当代“魔术师”，他是中国首批股份制试点企业的吹鼓手，他是让“信息帝国”――信达总公司重振昔威、成功上市的策划人，他聚集各方精英打造出口创汇3000万元，他使普通的民企一跃而为全省百强并免遭灭顶之灾……他，就是弄潮东海浪尖的第五级经理人，现任厦门东方龙集团财务总监、董事的陈锡良先生。
翻开陈锡良先生的履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会被人称为是“魔术师”：
1992年，中国开始股份制试点，陈锡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策划并负责将富顺电力总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改组后的富益电力股份公司由大网，小网，以及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发起设立，成为中国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富益不仅是投资者同舟共济的载体，同时也是产生民主、科学、高效、谨慎的董事会的摇篮。通过规范运作，经营机制转换，富益成了“天府”股份公司改革的一面旗帜。
1995年5月，经激烈的竞聘，陈锡良以点石成金的若干案例，以决胜千里的运筹帷幄脱颖而出，成为厦门信达总公司的核心人物之一，率先提出将一个商贸企业调整为信息科技产业结构，用信息高科技等手段半年扭亏，一年上市。实现了“信息帝国”重显昔威的战略目标。
1998年6月，钜鹏集团周老板驱车鹭岛，专程由杏林前来拜望陈锡良。当时钜鹏已上了银行的“黑名单”，病入膏肓。陈锡良为周求贤若渴的诚意打动，为之潜心医治，对症处方，挽回信誉，重塑形象，培植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企业造血功能，并四处活动，筹资3000多万元将周老板原打算卖掉的华旺冷冻烤鳗厂保留下来，用心打造，并逐步将其建成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出口加工基地和创税大户。不到两三年时间，从来未从事外贸的“钜鹏”借“鸡”――华旺下蛋，一举出口创汇3000万。
2002年6月至今，陈锡良任厦门市东方龙集团（简称：东方龙）财务总监，这家成立于1989年的民营企业，2001年的销售额仅1.6亿元，总资产0.86亿元，经营办公场所偏安一隅。陈锡良上任后，在帮助东方龙完成了企业架构重组的基础上，又参与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做大、做强、做久的战略：
一、做大，科学财务管理
首先，发挥集团集约经营优势。淡出家族式管理，导入现代企业制度，扬长避短，重大问题由集团决定，并实行民主科学决策，拓宽了公司视野和选择范围。
其次，实施全面内控管理，变被动式工作为主动式工作，争取了工作和应变的主动权，经济效果显著。
第三，创新融资模式，解决公司瓶颈问题。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对民营集团企业而言尤如生命。由于私人股东财产有限，可供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严重不足。陈锡良设计采用“三方协议”方式解决了这些难题。具体做法是在经销商与钢厂开展的购销业务基础上，把银行拉进来共同参与，即厂、商、银三方签订共同协议，内容约定银行代经销商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付给钢厂作为预付货款，钢厂按约定时间和数量把货交付给银行，经销商贷款向银行提货销售。这样做对三方都有利，经销商获得约0.5至1亿元银行授信额度，不仅解决了采购钢材所需要的资金问题，由于大宗买卖并提前付款，还获得钢厂折价2-4%的优惠；钢厂不仅卖出了产品，还可以提前几个月收到款，取得了资金的支配权；同样，银行开出承兑汇票在扩大了业务量的同时，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保证金存款，创造了效益。可谓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第四，在经营机制创新、资金实力增强、集团战略管理和科学决策等因素综合的作用下，东方龙连续三年翻番，2005年销售额收入14亿元以上，是2001年的近8倍，总资产增加至2.5亿，是2001年的3倍，企业迈上了新的台阶，2004年起连续名列福建省100强集团企业榜和300佳企业。
二、做强，极富战略眼光
中国加入WTO，激活了工商业的繁荣，被称为“世界工厂”。制造加工业的兴旺，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大增，钢材等原材料供不应求，价格一路飙升。这种情形吸引了众多企业投身钢铁行业当中，但繁荣后面有隐忧，这种非理性的表面繁荣，是以牺牲环保、生态及金融资源为代价的。再者钢铁业是寡头垄断市场，钢厂掌握市场绝对定价权，这有违市场经济规律，早晚会被市场经济这支“无形的手”纠正过来的。基于此，从2003年末锡良即发出风险警示，提示钢材市场价格离顶峰已经不远，不出半年左右市场肯定从多头转向空头，建议放慢速度，压缩库存和经营规模。
2004年4月21日，一份由陈锡良提出并经由公司决定的以“清欠压库”筹备现金头寸的通知文件下发到东方龙各家子公司，这一决定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开始前的二十天左右做出的。由于当时市场仍然普遍看好钢铁行情，多头思维占据主流，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飓风暴雨即将来临，钢价在短期内创出新高即将调头向下，跌不可挡。在此形势下，5月5日，东方龙召开中高层会议，主题是“发展”，讨论如何进一步加势发展。会上陈锡良发出“不和谐”声音，提醒和警告大家要马上转变经营思路，多卖少进少存，并用“危言耸听”来形容问题的严峻性。强调必须加强内控，不折不扣地执行清欠压库的决定，做好应付变局的充分准备。就在木将成舟，业务部门经理拿着批条，前来财务部取款的时候，却被总会计师陈锡良卡了壳。他坚守关口，说什么也不肯在付款申请书上签字。陈锡良再次找到老总，十分恳切而严肃地分析形势，他指出当前国内房地产等投资过热，已出现供大于求的严重状况。
5月中旬，持续上涨了两年多的钢铁市场价格掉头向下，让市场很多参与者始料不及，“怎么涨起来的就怎么跌下去”这句股市谚语在钢材市场上也得到了应验。由于一路下跌，卖出的人心是越来越急，想买的人越来越观望等待，这对于囤积大量货物的商家来说损失利润事小，造成资金紧张随时面临断裂事大。接下来的情况如陈锡良半年前预测的那样：生意难做，商品及资金的流动性降低，资金压力大增；国家宏观调控抽紧银根，资金供应趋紧；行业震荡加巨，人员流动加剧，新人生手办事效率降低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均逐渐显现。好在提前半个多月清欠压库收回大笔资金，使手上有充足的现金头寸支付货款归还贷款，使企业免遭灭顶之灾。
三、做久，永远追求卓越
2005年初，东方龙迎来了鼎盛时期。但同时也使得企业处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是转换或完善企业体制以适应新的形势，还是沿袭旧制一成不变。下半年，由于企业环境变化，行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企业体制风险交相辉映，使这个家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摆脱困局，并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决策随意多变和科学性不够等问题，陈锡良先后多次向业主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的建议，并通过深入细致、不厌其烦的工作帮助企业透过现象看本质，正本清源。
为使公司上下统一认识，陈锡良把脉并强调指出：东方龙集团在以往良好成长发展的基础上，抓住机遇，整合资源，从2002年开始飞速发展，经济规模几乎连续三年翻番，公司处于历史性的跨越阶段。
由于持续极速地增长，公司的体制适应度不太跟得上发展的节奏和需求，在文化、战略、管理等方面也滞后于客观环境形势发展变化之需要，近期公司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和逆转，风险日渐显现并加大。在艰难时刻下，陈锡良和公司领导层深思熟虑，居安思危，居危思危，居危思安，决心并决定“标本”兼治。标，一是以业务为核心的盈利模式问题；二是资金取得和配置问题；三是管理体系和机制问题。本，主要是文化、战略决策、执行力问题。这些都是老、大、难问题，有较强的普通性，但又有其特殊性。要真正解决，必须理清其实质，分轻重缓急，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分步骤、分阶段予以化解和消除，并力求逐渐从根本上真正地解决问题。
童年，一个如诗如画的年龄，一个充满梦想和自由的季节。遗憾的是，在商业化大潮的夹裹下，在“出名”、“造星”、“获利”等目标的刺激下，童年这片净土也在不断失守。一些孩子或者过早参加“儿童选秀”、“儿童模特”，或者参加影视拍摄，游走于“儿童名利场”，比如新闻中提到的“天天、森碟、王诗龄等小童星人气火爆，代言广告电视上一天能见好几回。”这些孩子看似得到了所谓的“历练”、“风光”，却也容易滋生潜在的“危机”和“隐患”。
在市侩和庸俗化的环境中浸泡日久，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变成了“老人精”、“小大人”，让原本纯净的人格多有“灰色”和“雾霾化”，形成不良污染。一些孩子还过早呈现“焦虑”“高压”状态，没了无忧无虑的“心”，失去了天真活泼的本性，是一种不必要的催熟，而早熟本身对孩子就是一种无形的伤害。瑞士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认为，童年有伤痛记忆的人，靠着麻木自己，适应了甚至是最难以描述的残酷经历，而这种童年的残酷经历对于成人人格心理有着极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心理协会的调查报告《“小大人”现状》更让人心惊，“他们的抗挫折能力、个性并不成熟，这经常会造成他们更注重表面的东西，更容易产生拜金、追求物质享受等行为”。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年纪就该去干这个年纪的事”，本该无忧无虑地成长，快乐地认识世界的他们，少了读书的机会，这个季节一旦错过，长大以后，童年不在了，将会造成终身的“缺课”，形成文化断层，文化素养不高，怎么去涵养未来呢？某知名童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不懂得演戏，不懂得名利为何物时，就拥有了童星的头衔。……等我长大了，找我的导演越来越少了，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可怕’！如果能重新选择，我情愿从小不当童星，去好好学习。”过早涉足娱乐行业，对孩子而言绝对是弊大于利。有人说，“过早成名是一架巨大的梦想发动机，也是一架巨大的梦想破坏机。”此言绝非虚妄。
新《广告法》的“禁止童星代言”，可谓用心良苦。孩子的成长环境，本就应该属于纯真和浪漫，不应属于霓虹闪烁的演艺空间。孩子的发展，本来就有其自然规律，成人不应拔苗助长，代替孩子选择。全社会有责任为孩子提供这种没有污染、没有干扰、没有杂音和功利诱惑的本真环境。对于《广告法》而言，这种做法彰显了法治精神，增加了人文色彩；对孩子而言，是将本属于他们的成长权益，还给了他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每个儿童有固有的生命权，各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与发展。”“法庭、福利机构或行政当局在处理儿童问题时，应将儿童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事项”，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也无权剥夺。
还记得前苏联儿童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吗？姐弟俩小时候在家中就经常进行这种“联想式游戏训练”。拿出一张白纸与一盒彩笔，爸爸妈妈和孩子每人轮流画一次，通过添加，使图画完整。比如：爸爸画了一条直线，妈妈把直线画成了篱笆，孩子可以在篱笆下配上几朵小花……
实践游戏
动手能力是将创造力升华为实践成果的重要步骤，家长不妨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制作小礼物，送给小朋友或亲戚。购买一些彩色卡纸、包装缎带和小的干花束，和胶水、剪刀、透明胶等工具一起摆放在桌面上，让孩子自由发挥。也许在他眼中，卡片可以是心型的，包装缎带还可以卷成小扇子呢！
创意游戏
如果没有条件常常带孩子到海边玩沙雕，那么在家中做泥工也是不错的选择。商场一般都有彩泥玩具出售，有些还配有塑料模板，将泥巴压制成固定形状，其实，让孩子随意发挥想像力捏造泥工更有趣。泥巴变幻无穷的形态能一次次消化孩子的探索和尝试，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世界。
情景游戏
角色扮演和情景代入是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也就是俗称的“家家酒”。不要小看了这些情景扮演，这是孩子体验生活和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孩子一起玩家家酒时，可以给他更多的主导权，比如情景和角色的选择、剧情的发展等，即使情节离奇也无所谓，但需要求孩子能自圆其说，考虑因果，把故事编完。
1、江州城是今天的江西九江。
2、隋开皇九年（589年）置江州，废柴桑、汝南，复立寻阳县。十九年（599年），改浔阳县为彭蠡县。大业二年（606年），改彭蠡县为彭城县，寻废彭城县为湓城县。三年又改江州为九江郡。
（来源：文章屋网 ）
2、杭州：杭州，简称“杭”，古称临安、钱塘，是浙江省省会、副省级市、杭州都市圈核心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浙江省经济、文化、科教中心，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
3、宁波：宁波，简称“甬”，浙江省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截至2019年，全市下辖6个区、2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