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6 08: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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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1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根据2015年12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本科中药学专业质量国家标准》的规定，中药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的，具备中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具有良好思想道德、职业素质、创新创业意识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毕业生［1］。掌握相应的科学方法，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达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2］。针对中药学专业开设的《中药炮制学》课程目标是着眼中药学专业，培养中医药思维和科学思维，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要求学生掌握传统中药炮制理论和炮制技术，掌握炮制原理，构建中药制药、新药研发思路。《中药炮制学》是中药学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学位课，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有助于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更好的了解中药、掌握中药，便于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更好的进行中药生产、加工与研发。
2进行有效学情分析
有效的学情分析是教学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3］。掌握学生的背景专业知识，知识构架与专业培养目标，除此之外还应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心态、学习模式与就业意向，这些将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授课内容的调整［4］。
2．1了解学生学习特点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中药传统技艺兴趣浓厚，然而对常见炮制方法掌握不够，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缺乏中药炮制经验，尤其是对成品性状把握不够。课程组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应侧重中药炮制技艺中影响成品性状的注意事项，中药炮制加工过程中的关键点以及在炮制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通过实验课教学，老师示教，学生实操，使学生掌握药物的炮制方法。此外，学生对炮制原理的掌握，尤其是对传统中药炮制原理掌握、理解不够。教师在讲解时应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等相关中医学科的背景知识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中。
2．2优化教师知识结构
《中药炮制》课程针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层次进行相对应的教学设计与改革实践已开展，同时中药炮制学也进一步细分化为临床中药炮制学、中药炮制化学等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打造教学队伍和教师知识的“升级版”。作为青年教师，更应当加强相关教育教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如与《中药炮制学》联系紧密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药药理学》等内容，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应当将上述知识内容有机的融合到课程设计当中，将会起到提高教学效果，丰富教学内容的作用［5］。
2．3做好教材选用工作
目前就中药炮制学学科来讲，常用教材主要有人民卫生出版社规划教材、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普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等。本课程组在教材选用方面，选用最新版本国家统编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中药炮制学》，由龚千锋教授主编，并且能及时更新，与时俱进。同时，课程组老师拥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药炮制学》规划教材、中国科技出版社的《中药炮制学》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药炮制学》教材，进行集中备课时认真研读，对比不同版本教材的优势和特点，融合到授课内容中。
3合理设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教学目的能否达到。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围绕“三个目标”和“三个层次”进行合理设置。
3．1设置“三个目标”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能力、情感三个方面。其在设置时除与专业培养目标相一致以外，还应体现重点和难点。以“蒸制何首乌”教学单元为例，将知识目标设定为:掌握何首乌的蒸制方法，何首乌蒸制前后药性的改变，制首乌“乌须发、益精血”的科学内涵，熟悉何首乌炮制历史沿革，了解熟地的现代产业化炮制方法。能力目标设定为:通过对何首乌蒸制的学习，学生应能掌握何首乌的炮制方法及生熟何首乌的临床功效，能够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合理使用炮制品。同时，学生还应了解何首乌炮制现代研究概况，具备一定的文献综述能力。情感目标设定为:①通过对何首乌蒸制的学习，培养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对中药炮制的兴趣，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用以指导临床开具处方及鉴别中药饮片，熟悉中药炮制研究的基本思路。②通过讲解何首乌的蒸制方法、操作的注意事项、炮制原理、炮制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中药炮制研究基本思路，使学生认识到中药饮片“生熟异治”的重要性，炮制对临床疗效的重要性和炮制对用药安全的重要性，调动学生对中药炮制学的学习兴趣和深层次思考，激发学生对中药炮制的学习热情，巩固其专业思想，培养中医药思维。
3．2着眼“三个层次”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结合同行教学经验总结，教学过程应着眼“点、线、面”三个层次展开［6］。3．2．1点设计用图片导入、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教学手段示讲授“蒸制何首乌”的教学内容。开篇展示学生两张何首乌图片，以问题“能乌须发的何首乌是哪种?”为导入点，展开课堂教学。从何首乌的炮制历史沿革，到何首乌的蒸制方法(包括炮制辅料、操作注意事项、现代工艺参数);讲授何首乌不同炮制品的临床功效、适应症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项。在教学主体内容讲解过程中，可穿插适当案例和中医药理论，强化中医药思维，指导学生掌握何首乌蒸制的方法、炮制原理和药效作用。此外，结合课下自主学习任务的拓展，延伸课堂学习内容，培养学生查阅资料、文献整合、实验设计等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上述点设计，可达到以下教学目标:①学生可以讲述何首乌蒸制的整体知识框架，能够运用思维模式图来理解、记忆何首乌炮制的知识脉络;②学生能够掌握何首乌的炮制方法、炮制辅料、炮制注意事项、炮制原理、现代研究等，能够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意见，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3．2．2线设计①将“蒸制”章节项下的其他药物的蒸制方法与本教学单元“蒸制何首乌”的炮制方法进行横向比较，使本章节内各教学单元不同药物的蒸制方法形成“线”，如地黄的蒸制、黄芩的蒸制、黄精的蒸制等药物炮制中都运用到“蒸制”这一常用的炮制方法，在学习各个药物的炮制方法时，要注意到各个药物炮制方法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区别点和联系点，各教学知识点相互关联，形成课程内的“知识线”。②在讲授“何首乌蒸制”这一教学单元时，要用到学生前期学到的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化学、分析化学等课程的内容，还要用到后期中药药理学学科相关知识，在课堂教学内容讲授过程中，应将上述各学科知识有机融合，形成各课程之间的“课程线”。③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设计“何首乌的炮制”对实验动物的“补肝肾、益精血”的影响实验，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设计实验方案的科研思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通过上述线设计，可达到如下教学目标:①学生能归纳比较不同药物的蒸制方法、炮制辅料和炮制原理，并且能记忆重点教学内容。②学生能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验证炮制原理，训练科研思维。3．2．3面设计将本教学单元所讲授的“炮制改性”这一中药炮制原理与药物化学中药物的结构修饰改变药物功效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中药炮制的优势，培养中医药思维，鉴定中医药信念。通过德育教育，让学生意识到“炮制虽繁不能减人工”的意义所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通过面设计，训练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引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深层次思考。
4妥善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2中西医学思维模式的融合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偏重非逻辑思维，认识上是整体观、动态观和天人相应观的结合，理论上是医理、哲理、伦理的结合。实践中是医疗、护理和预防的结合，这些基本上代表了中医学的主体特征和特色。西医学是在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模式，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注重分析局部病理组织细胞的改变，观察细微而准确。中西医学的这种差别，使得医学生在临床学习和实践中要在不同思维模式之间不断转换。我们观察发现，中医院校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因主要是以中医教学为主，学生大多数接受的是传统中医的思维方法，其理论体系与西医完全不同。在思维模式上，中医学就具有笼统、思辨、注重宏观整体而疏于微观分析的特点。同时中医院校学生在校学习的五年学制里，要学习中医和西医两大理论体系，课程设置几乎是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各半，对西医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像西医院校学生一样扎实，这直接导致了对诊断、循证医学和检验医学的不重视和不熟悉。表现在临床工作中，部分带教医师较少开化验单，对化验单结果认识不清、分析不够，显然这不能称为一名合格的“现代中医”。在开展实验诊断教学中，要正视区别，尊重中医思维，根据中医诊断的需要重点介绍实验诊断的基本原理和特点，达到西医诊断学服务现代中医临床和研究的目的。
3逻辑思维的训练
中医院校医学生初到临床时，因所学知识的局限和个人兴趣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两种偏激的观点：“中医无用论”或是“西医无用论”。对于中医望闻问切方法和知识，妄自菲薄或过分自矜，这都不利于进一步提高。作为带教老师，首先自己要树立正确的医学观念，引导学生恰当认识中西医里的各种概念，认清中西医的优势和不足。临床检验医学特殊性在于其对西医知识和理化知识的要求较高，这对于习惯于中医思维的医学生具有一定难度，特别是有些医学生高中时是文科生，化学和物理知识欠缺，这就要求带教老师要加强学生逻辑性、还原论思维训练，同时考虑每位学生的情况，适当补充讲解基础检验原理知识，以便学生能够理解和掌握。
4多种教学手段
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往往都只是了解一些理论知识，对许多病理生理现象，体征无直观、真实感受和体会。“粉笔+黑板”的传统教学模式难以适应现代医学检验教学的需要。在教学中，带教老师要尽量多利用教具、多媒体等使抽象的概念简单化、形象化、具体化。同时通过临床实际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其对枯燥的检验知识的探索和分析。同时，课堂教育和临床见习带教穿插结合，避免大课堂式的知识灌输，及时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讲究技巧，注重方法，在临床的带教中，不仅传授临床知识，还要成为一名引路人，引导其进行深入学习和领会，培养学生对临床学习的兴趣。
5基本操作技能的培养
实验诊断学是一门实际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对动手能力的要求非常高。医学生在校期间的精力主要是理论学习，动手机会少，尤其是中医院校学生，对现代检验检查仪器更加陌生，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检验项目都在自动分析仪上进行测定。这就需要带教老师首先需要对仪器的基本原理、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详细讲解和示范，养成其规范操作的良好习惯。具体细节如机器的开关机及操纵顺序；移液器垂直滴加与斜角度滴加的不同；在拿取包被板时，要避免接触包被板底层，尤其不能裸手，以免手部汗渍等黏附包被板，在洗板时不能将包被板浸入水中导致底部干净程度降低等，这些细节有的在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中有详细记载，而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带教老师从实际中严格要求和演示，使学生获得直观的认识和理解。
6质量控制的强化
质量是检验科的各项工作的关键，被誉为“检验医学的生命线，检验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临床诊断与治疗，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初来实习的医学生对于质控的认识几乎为零，因此要进行质控知识的培训，尤其是判断分析失控原因及纠偏过程。失控后的处理很重要，在失控的时候，对应的一批检验标本必须进行抽检或重新检测。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要做到严谨、严格要求学生。检验医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各个环节都要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否则将严重影响结果的可靠性。如无菌观念的树立，加样头不允许手直接接触，当在装载加样头时，换戴干净一次性手套，避免戴着已接触患者标本的手套进行加样头的装载，加样时不能接触到加样头的下端等等。再如试剂的使用，应当注意温度平衡等等。由于中医学具有模糊、笼统的特点，中医院校学生在这些方面做得较差，应当特别注意强调。
中医学本科专业开展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中医本科教育依然是向临床输送中医人才的主要渠道，其对稳定中医队伍、持续开展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起着重要的作用［1］。虽说中医专业的教育体系建立已相当成熟，但是围绕中医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以下简称教改)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2014年2月，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工作会议召开，这标志着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正式启动，实现了与国际医学教育培训模式的接轨。其中涉及中医学本科专业的培训模式为“5+3”，即5年在校本科专业教育后，进行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临床实践、职业道德、专业理论知识、医疗政策法规等。新医改将对中医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提出新的要求。然而中医界一直存在“中医青年人才培养成熟太慢，青年中医改行较多，在校学生专业思想不巩固，学生信心不足”等问题。如何提高应届毕业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更多卓越的中医师致力于祖国医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校教改工作探索与实践的重点。笔者拟通过分析近年来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科教学环节的现状以及所做的改革，旨在寻求更好的教与学新思路，以期为中医本科专业教育改革提供一定参考。
1中医学本科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教学本身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其中教为学而存在，学又要靠教来引导，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教”的改革，而忽略了学习层面的改革。即便教改开展了很多年，但是效果总是达不到理想期望值。所以，以学生为主体和以学会学习为核心的教改才是新的教学改革观［2］。中医学本科专业属于国家级特色专业，发展至今已有较完整的教学体系，但是依旧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医本科生普遍存在临床基础知识不扎实，动手能力不强、科研意识薄弱、创新能力差等问题［3］。扩招人数的增加引起教学资源的不足，生师比远远达不到教育部要求;而毕业生人数的增加，就业机会的相对减少，又促成了近年来的考研热;教学形势的单一、学生疲于“题海战术”，真正的临床实践技能没有得到严格的训练和考核，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未被带动，又导致学生的专业信心、医学信仰未能得到树立;培养模式上仿造西医院校，课程分配未能突出中医特色;而中医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其思维和技能必须通过临床实践才能得到锻炼与提高，但临床见、实习时间有限，学校学到的中医知识在初期临床中很少有用武之地，短暂的临床实践反而被熟悉电脑操作系统、办理出入院、书写病程等医疗文书占据大量时间。所以，现有的教学体系未能与现代医学相适应发展。中医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形成和发展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4］，只有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真正理解中医［5］。但上世纪初兴起的，使传统文化日渐衰微，学生从小就接受现代文化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只不过是几篇古文而已。所以，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中医本科毕业生出现了中医学术思想传承能力不足、临床思辨能力不强、中医思维功底欠缺和临床操作技能不扎实等问题。
2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
教学改革不单是制度上的改革，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转变也同样重要。中、西医学虽理论体系不相同，但不能对立看待，应该相互借力，不避中西医之嫌。例如:随着医学的进步，儿科学上的重要内容已由祖国医学的四大证“痧、痘、惊、疳”逐渐变化为现代儿科的四大重点防治疾病“腹泻病、小儿肺炎、贫血、佝偻病”。是故中医专业的教改应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西并重，发扬优势，突出(中医)特色(改革图示见图1)。2．1创建培养传承能力的实践教学新体系2．1．1以历代名医大家为引领，培养学生中医学术思想传承能力整体观念、辨证论治这些抽象的思维模式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体体现于中医经典著作之中［6］。经典著作是中医学术思想的重中之重。第一课堂改革中医《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四大“经典”课程并丰富《中医各家学说》内容，专题阐明经典著作成书背景，作者简介，学术渊源与成就，以及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联系，帮助学生不断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培养对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医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传承历代名医大家的学术思想。开展丰富多彩第二课堂活动，创建“岐黄学堂”学生学术社团，开展晨读四大经典、观看中医经典视频和养生保健运动等社团活动方式，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和传承中医的兴趣，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中医学素养。2．1．2以省、市级名中医为典范，培养学生中医临床经验传承能力坚持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创新师承教育新模式，开展夜间和周末跟师见习，学生利用夜间与周末到病房和门诊，跟随高年资临床医师见习;创立“名医堂”门诊，让学生在临床跟随省、市级名中医坐诊;创立“名师堂讲坛”，让学生接受名师专家的现场指导和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通过上述方式，不仅发扬了中医传统“跟师学徒”的特有教学模式，还培养了学生对现代名中医临床经验的传承能力。2．1．3以中医古籍图书数据库为载体，创建中医学术传承信息化平台依托2010年国家教育部课题“巴蜀特色中医药古籍抢救、数据挖掘及利用模式研究与实践”和2007年四川省教育厅课题“巴蜀中医药学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等课题支撑，逐步建立了中医典籍图书数据库和名医数据库等，以移动式图书馆的创新形式，利用网络平台面向学生开放，为学生传承中医文化和名家思想提供便利途径，帮助学生融通文、史、哲、医，构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自身知识结构。2．2创建培养思辨能力的实践教学新体系2．2．1以“经典”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学生中医临床思辨能力学校温病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三门临床经典课程均为四川省精品课程。学校从2006年开始“经典”思辨的全面改革创新，依托2006年四川省教学改革项目“在《金匮要略》教学中提高学生辨证思维的改革方案”等系列课题研究，明确了“经典”课程为临床提高课的定位，在教学中追本溯源，帮助学生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医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内涵实质基础下，训练临床思辨能力。中医学专业教学计划中除“经典”课程外，增设实验课程中医经典著作与临床1．5学分，探索“经典”理论与临床的“本源”关系，培养学生基于“经典”的临床辨证思维能力。图1实践教学创新体系2．2．2以“中医思维原理”为核心，建立中医思维训练实验教学新体系依托2009年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医思维训练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研究，创立了以“中医思维原理”为核心的中医思维训练实验教学新体系。通过中医思维原理互动式讲解，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的中医基础各类课程的知识，有机地串联、疏理和整合，将孤立的课程知识融为一体，成为一套完整的诊疗思维程序和模式，并能自觉合理地运用这套思维模式来指导具体的临床实践活动。2．2．3以《中医学与辨证法》为平台，帮助学生进行思维碰撞与交流《中医学与辨证法》是学生自创的学校内部刊物，由学校高年资的教授、副教授统一审稿、编辑，从源头上保证了学术交流的质量与品质。其专门收载中医学及中医相关专业学生中医辩证思维方面的文章，为学生思想交流提供平台，帮助学生在思维的碰撞中不断提升辩证能力。2．3创建培养临床技能的实践教学新体系2．3．1创新实验课程体系，优化技能培训方案中医临床教育的课程设计应该使基础理论、专业理论、技能教育相辅相成，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理论密切结合实践【7】。首先创新了课程设置，增设“中医四诊技能训练”1．5学分和“中医内科能力训练”2学分，编写出版专著《中医基本功手册》和《中医望诊彩色图谱》。其次，坚持培养中医学生具有运用西医学知识和技能进行临床诊治的主张，在教学计划中设置“诊断学实验”1学分、“临床基本技能训练”2学分、“内科病案讨论与临床诊治思维训练”1学分和“外科常用技术实验”1学分，强调中医重思维，西医强技能的“中医融合”教学模式。2．3．2强化实验课程平台，更新实验教学理念依据我校中医学科优势，结合实验教学特点，培养熟练掌握中医诊疗技能、正确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中医临床人才为目标，建立了“中医学基础”、“中医学临床”和“针灸推拿”3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泛引入先进医学模拟教学，建立了模拟医院，成为“四川省中医临床技能示范基地”，使临床技能实验设备的内涵和实验水平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求任课老师更新实验教学理念，积极参与到学生“开放性实验项目”中去，不仅丰富了学生的第2课堂，还提高了学生基本的诊疗技能。2．3．3开展“国医之星”系列竞赛，搭建学生技能展示平台“国医之星”系列竞赛是学校的大型学术类竞赛，旨在加强医学生理论联系临床的能力，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和技能展示平台。其内容涉及中医经典、中医诊断、中药学、方剂学、西医诊断、学术交流、科研创新等方面，活动涵盖了中医药学术，中医药科技，西医基础知识3个板块，分为8个单项，增强了学术竞赛活动的系统性和品牌性，在竞赛中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技能与思维方式。2．3．4创立暑期临床见习，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根据中医学生的不同学习层次，前3学年暑期开展见习活动，通过临床应用，巩固既学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依托2007年和2010年学校教改课题“高等中医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研究与实践”和“‘三点一线、两位一体’，中医特色型见习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研究，建设完善了临床见习基地，构建了中医特色型见习体系，并编制了《暑期临床见纲》。2．4创新临床考核模式的实践教学新体系医学生的临床实习阶段在整个医学高等院校的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医学教育的质量、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及独立思考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8］。依托2009年四川省教改项目“‘一载体、两优化、三强化’的岗前培训模式再改革研究与实践”，并以2006年四川省教改项目“中医院校临床教学质量标准和监控体系的建设与实践”和2009年重点项目“中医本科临床技能评估体系的研究与实践”等课题研究为支撑，创建了实习技能监控体系，内容包括:严把入口关－创建了中医特色毕业实习岗前培训新体系和实习准入考试机制;严控过程关－创建了中医临床教学各环节质量标准和动态技能评估体系;严守出口关－创建了模拟中医执业医师考核的毕业技能多站考核和综合理论考试体系。此外，中医本科毕业技能多站考核和综合理论考试体系充分发挥了“以考代训”的作用，让学生熟悉并提前预演了执业医师考试，帮助明确了规范化培训阶段的学习目标;也让教师充分掌握了学生的薄弱环节，及时修正和规范教改计划。我校还坚持学生评教、校领导听课、专项评估、教学检查等监督体系，充分保障了教学质量的过程与目标管理的协调发展。
3改革的结果与结论
3．12007～2010级实习准入考试成绩分析见图2。图2显示，在我校教改过程中，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在实习前绝大部分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符合学校的实习生标准，并有逐年提高的趋势。3．22006～2009级毕业技能多站考核和综合理论考试成绩分析见图3。图3显示，2006级～2009级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在毕业考核中(第1站辨证论治30分，第2站基本技能40分，第3站病史采集、临床答辩与临床判读30分，综合理论考试100分)，在辨证论治、病史采集和基本技能方面达标率较满意，在临床答辩与判读、综合理论方面较薄弱。3．32006～2010级各学年中医类别课程平均学分绩点比较见表1。表1显示，2006～2010级中医学本科专业学生各学年的中医类别课程的学习成绩大一、大二处于一般水平，大四处于中等水平，大三处于较好水平，可能与课程设置协调性有关，可做更深层次统计学研究与分析。3．42010～2013年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平均分、过关率比较见表2。表2显示，2010～2013年国家执业医师考试中，我校考生在平均分、过关率方面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学校教学体系的改革工作有效，教学质量处于全国中医院校领先水平。3．5结论中医学本科学生在毕业时理论知识水平基本符合国家执业医师要求，在临床实践技能及综合知识应用方面存在薄弱，后期教学改革工作应围绕提高学生临床实践技能和强化综合理论知识应用等方面进行。初步建成的教学新体系提高了我校考生的执业医师通过率，说明教学改革工作有效，应坚持并深化改革以求再提高。
1总体情况
排除应用软件使用的情况，94．6%的学生能运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解决毕业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学生毕业课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结合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生的基本科研思路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结果解析形成结论。总体而言，在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过程中，技术应用水平不容乐观，严重影响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和论文的整体质量，“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的创新思维与意识不强，相应的创新能力与科研素养亟待提高。
2具体分析
首先，在数据管理方面。“数据库系统设计”理论知识短缺，“数据库基本概念与设计原理”不清，“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如MSAccess)应用率高。部分学生错误地运用数据库基本概念，将SPSS数据文件(或Excel文件)误称为数据库，或将单一的关系表称为数据库系统。从学生科研数据资源建设角度，高质量、可持久的资源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地为学科未来科研工作服务，无益于提高科研数据再利用价值以及毕业课题进一步研究价值。其次，在数据分析方面。借助软件工具(如SPSS软件)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居多(如频数分布、t检验、卡方检验等)，缺少系统、科学地运用数据分析方法的意识，如利用多维度、多层次数据分析技术，获取更为丰富、有价值的数据处理结果，尚无一例。第三，在数据挖掘方面。学生缺少“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未知的规律与知识”的科研意识，即欠缺“数据深度利用”意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过于“单一化”(如仅限聚类分析)，“结合数据量特点，恰当地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力不足。数据挖掘基本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严重欠缺，存在“仅知技术、不明原理”，“仅见结果、不懂解析”等不良现象。最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着“从众”现象，即受到上届(或同届)学生的影响，跟从大众的科研思路和行为。例如研究目标与方法雷同、研究题目类似，导致批判与创新精神不足，严重影响课题研究的创新性。上述情况反映出学生在与自身科研领域相结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理论基础及其实践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科研能力有待提高，适应新形势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期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为根本，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应以“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适合新形势要求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方法与途径，探寻当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1人才培养目标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和中医药现代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中医药领域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中的关键部分。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与专业领域相融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和能力教育，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发现、提出、分析、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怀疑性”思维能力、“开拓性”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性”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成为适应中医药现代化的“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型人才。上述培养目标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其他改革内容的基准。
2课程设置
中医药院校应依据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特点［8］，形成地位明确、特色突出、内容实用的课程，完善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培养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创新能力。首先，在课程地位方面。中医药院校必须积极加大该类课程的重视度，确立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将其设置为公共基础课程。这是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其次，在课程名称方面。该类课程名称应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和培养目标。如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formationanalysisanddatamining)。由此可知，该课程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中医药信息意识与素养，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信息进行获取、整理、存储、积累、利用以及知识发现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拓宽学生的未来科研思路。第三，在课程教学目标方面。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明确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掌握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在中医药应用领域中关键技术的基本实践技能，为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与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进行整理、存储、分析和再利用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
3教材建设
目前，面向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计算机类教材甚少。现有教材存在内容系统性较差、基本知识点短缺、实践案例特色不明显等缺陷，难以满足课程教学要求。在未来教材建设过程中，此类教材编写应树立“中医药创新型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紧密围绕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核心技术，具备内容精炼、实用性强、难度适宜、案例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不仅要适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也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阅读。
4教学改革
1总体情况
排除应用软件使用的情况,94.6%的学生能运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解决毕业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学生毕业课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结合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生的基本科研思路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结果解析形成结论。总体而言,在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过程中,技术应用水平不容乐观,严重影响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和论文的整体质量,“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的创新思维与意识不强,相应的创新能力与科研素养亟待提高。
2具体分析
首先,在数据管理方面。“数据库系统设计”理论知识短缺,“数据库基本概念与设计原理”不清,“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如MSAccess)应用率高。部分学生错误地运用数据库基本概念,将SPSS数据文件(或Excel文件)误称为数据库,或将单一的关系表称为数据库系统。从学生科研数据资源建设角度,高质量、可持久的资源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地为学科未来科研工作服务,无益于提高科研数据再利用价值以及毕业课题进一步研究价值。其次,在数据分析方面。借助软件工具(如SPSS软件)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居多(如频数分布、t检验、卡方检验等),缺少系统、科学地运用数据分析方法的意识,如利用多维度、多层次数据分析技术,获取更为丰富、有价值的数据处理结果,尚无一例。第三,在数据挖掘方面。学生缺少“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未知的规律与知识”的科研意识,即欠缺“数据深度利用”意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过于“单一化”(如仅限聚类分析),“结合数据量特点,恰当地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力不足。数据挖掘基本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严重欠缺,存在“仅知技术、不明原理”,“仅见结果、不懂解析”等不良现象。最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着“从众”现象,即受到上届(或同届)学生的影响,跟从大众的科研思路和行为。例如研究目标与方法雷同、研究题目类似,导致批判与创新精神不足,严重影响课题研究的创新性。上述情况反映出学生在与自身科研领域相结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理论基础及其实践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科研能力有待提高,适应新形势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期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为根本,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应以“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适合新形势要求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方法与途径,探寻当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1人才培养目标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和中医药现代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中医药领域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中的关键部分。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与专业领域相融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和能力教育,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发现、提出、分析、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怀疑性”思维能力、“开拓性”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性”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成为适应中医药现代化的“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型人才。上述培养目标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其他改革内容的基准。
2课程设置
中医药院校应依据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特点[8],形成地位明确、特色突出、内容实用的课程,完善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培养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创新能力。首先,在课程地位方面。中医药院校必须积极加大该类课程的重视度,确立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将其设置为公共基础课程。这是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其次,在课程名称方面。该类课程名称应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和培养目标。如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formationanalysisanddatamining)。由此可知,该课程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中医药信息意识与素养,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信息进行获取、整理、存储、积累、利用以及知识发现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拓宽学生的未来科研思路。第三,在课程教学目标方面。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明确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掌握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在中医药应用领域中关键技术的基本实践技能,为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与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进行整理、存储、分析和再利用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
3教材建设
目前,面向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计算机类教材甚少。现有教材存在内容系统性较差、基本知识点短缺、实践案例特色不明显等缺陷,难以满足课程教学要求。在未来教材建设过程中,此类教材编写应树立“中医药创新型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紧密围绕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核心技术,具备内容精炼、实用性强、难度适宜、案例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不仅要适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也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阅读。
4教学改革
2结果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202-02
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它有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传统医学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是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十分迅速，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古老中医的研究更为深入。但与此同时，批判中医、诽谤中医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当代大学生群体知识结构相对全面，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产物，而独立学院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有其自身诸多特点，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为了解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做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工作。探讨一下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一、客观因素
（一）基础知识贫乏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基础知识较弱，个体差异较大。从招生录取的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普通高校第二批次录取的学生要低20～50分，因此，这些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所以，他们进校后在学习上往往显得比较吃力。与此同时，独立学院学生又参差不齐，个体差异较大。有不少学生进校后由于学习态度端正，刻苦努力，往往都能取得较好成绩。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得过且过，长期处于混时间、混文凭、然后混社会的“三混”状态。多数学生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少数学生并不怎么珍惜，学习被动。无法快速从中学时期手把手的教学模式转化成独立思考的学习模式[1]。大学的学习状态与中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明显降低，大部分学习时间主要由自己支配，缺乏学习的动力。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博闻强记内容多。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容抽象，给初学者一种深奥难学的印象，更是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热情，传统医学是多门学科知识交互渗透的产物，多学科知识的引进，目前大学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建立在数、理、化等学科的基础之上，知识结构单薄，要想学习和真正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丰富的知识结构。
（二）教育因素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1.教育的局限
对于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我们的教育出现一定的局限性，非医院校的大学生基本不了解传统医学理论，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自身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传统中医经典与中医古方古法不被重视和继承。进校后专注外语过级，古文基础训练不严格，导致许多学生基本上看不懂中医古籍著作，更谈不上熟读经典和灵活应用了。没有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下功夫，而是按照西医培养的思路重设备、重检验。学校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中医教育西化，可能动摇这些研究生的中医药职业观念[2]。一直以来，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主要存在观念上的唯科学取向、内容上的唯知识取向、方法难输化和组织形式化等弊端[3]，最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有助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认知。
2.校园的氛围不够
人的行为往往受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大学生最贴近的就是校园文化，它是育人和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目前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的形式及途径单一，没有形成结合传统医学相关的学习氛围，没有体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特点，也没能很好地广泛调动在校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对传统医学的兴趣。
二、主观因素
（一）思维方法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传统医学方法论在思维科学领域有着独特，而传统医学方法论的思维形式首先是具象思维的基础上再形成抽象思维。而具象思维是感官对于事物的具体感知，直接面对具体感知反应的思维活动。抽象思维是高度理性的，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思维形式。因此遵循辩证逻辑（如类比、反证、以表知里等）这些传统医学方法论思想方法的根源是具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思维，是抽象思维和形式逻辑的产物。
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它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的较大差异，妨碍了学生对传统医学思想的接纳和理解，致使在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时易产生概念难记忆、基本理论难理解、基本技能难应用的认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如传统医学概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传统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确切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4]。如滑脉被描述为“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传统医学许多核心概念，如阴阳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可指具体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关系中是确定的，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又是不确定的。又例如，自然界，树叶或树枝之所以会摆动，这是由于风吹动的缘故，风大猛烈更会将整棵树推倒。由此推之，人体出现不自主的振颤、摇动，甚或突然倒仆，半身不遂等亦是风引起。随着认识的加深，认为风有内外之分，自然界的气流动太快而为风，此风是外风，从外侵袭人体。而类比之，人体内的气动得太快亦会成风而使人得病，此谓内风。这是用比照类推法来探求病因的例子。
（二）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认知影响
传统医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以中国儒家和道家为主的古代哲学的理论精华及思维方式解析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揭示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疗规律，形成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要真正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首先要学好中国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深刻影响
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延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指导具体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正是由于传统医学大量运用哲学概念来阐发中医医理，从而使其更加富有文化特征。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内经》，就通篇体现了古代文化特色。
2.文化特征促进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以此为理论基础和论理方式的传统医学，便产生了以“天人相应”、“形神相即”等思想为代表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也是“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传统医学中的具体体现。如《内经·痿论》关于“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的记载，就生动说明了“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6]。
总之，由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特点是复杂多样的，同时由于影响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涉及的相关因素丰富而复杂，因此我们着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针对于客观因素，根据学生兴趣广泛，个性差异大等特点，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加大理论知识的学习，我们应该充分挖掘独立学院学生的潜能。针对于主观因素，国家应从大局出发，正确引导传统医学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主流医学，制定相应的政策，迅速提高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普及中国传统医学。学校通过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底蕴，着重培养思维方法。因此，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有深刻且长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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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明.哲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2-3.
【关键词】 证素； 证素辨证； 实验指标
证素辨证是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学分会主任委员、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文锋教授近年来创立的一种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1，2］，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揭示出了辨证思维的原理和内在规律，符合临床辨证时的实际，充分体现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是对中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辨证新体系。现将证素及证素辨证的研究近况概述如下。
1 证素概念的研究
朱文锋等［1，2］提出，“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是辨证的关键，是建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统一体系的基础。证素是通过对证候(症状、体征等病理信息)的辨识而确定的病位和病性，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黄碧群等［3，4］认为“证素”是对病变本质所作的判断，而不是现象。因此，证素不是指症状、体征等病理表现——证候。证素是具体、基本的诊断单元，还不等于完整的证名诊断。
2 证素特征、证素确定原则的研究
朱文锋等提出，中医辨证体系中所称的“证素”，具有如下基本特征：证素是根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证素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位和病性；证素的内容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而确定的；证素是构成证名的要素；病性证素是对正邪相争的本质概括；证素为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证素有一定的组合规则；某些证素间可有重叠涵盖关系［5］。朱文锋等认为，要根据证素的特征而确定证素，证素设定要满足临床辨证的实际需要，证素应当体现“精”“要”，不宜过细，证素的确定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明确规定各证素的特征及相互间的重叠涵盖关系，所有证素都必须符合脏象、病因、病机等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尊重中医辨证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符合建立辨证统一体系的要求［6］。
3 证素及证素辨证具体内容的研究
朱文锋等［7～9］对古今医家所提出的约120项具体证素概念进行分析辨别，筛选出50项共性证素，即：病位证素19项:心、神［脑］、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胞宫、胸膈［上焦］、下焦［少腹］、表、半表半里、经络、肌肤［皮肤、肌肉］、筋骨［关节］。病性证素31项:(外)风、寒、暑、湿、(外)燥、火［热］、痰、饮、水停、虫积、食积、脓、气滞、气闭、血瘀、血热、血寒、气虚、气陷、气不固、气脱、血虚、阴虚、亡阴、阳虚、亡阳、精［髓］亏、津(液)伤、阳浮、阳亢、动［内］风。朱文锋提出，根据证候，辨别证素，由证素组合为证名，这就是新的“证素辨证”体系。证素辨证体系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约800个临床信息的规范、量化；50项证素的规范、基本特征、判别和组合规律；由证素组合成的约150个常见证的诊断标准及判别方法；疾病中证素的分布规律、演变规律。其中最关键的是对症状与证素之间的计量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即明确每一症状在不同证素中的贡献度［10］。
4 贝叶斯网络在证素辨证体系中的应用的研究
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是用于不确定性推理，带有概率注释的有向无环图模型。它可根据先验知识和现有的统计数据，用概率的方法对未知事件进行预测。朱文锋等［11～13］采用经验建模与计算建模相结合，将贝叶斯网络用于中医辨证诊断数据中症状与证素间隶属关系、证素之间组合关系的研究，运算结果表明其与中医专家经验有很高的吻合性，中医辨证贝叶斯网络能计算出症状-证素-证名之间的量化关系，为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量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统计数据。认为若能将证素辨证贝叶斯网络的人工建模与计算机建模相结合，综合先验信息和后验信息，并反复交叉而使之不断完善，则可提高其应用的准确性。
5 证素辨证体系的特点和优势的研究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和精华，但中医辨证的普遍规律、思维认识特点还未被深刻揭示，其科学内涵尚未得以凸现和规范。吕翠田［14］认为证素与证素辨证的提出，是对中医辨证思想的升华，对辨证体系的提炼、总结，是奠定中医学研究规范化、客观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基础。朱文锋、吕翠田等研究后发现，证素辨证体系具有诸多特点和优势。证素辨证体系所确立的辨证思维模式，揭示了辨证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学习时便于理解，临床时容易掌握，既有规律可循，又能体现中医辨证的圆机活法，并能克服辨病分型、以证套症的弊端，从而使辨证准确。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抓住了辨证的关键。只要把握50项左右证素的基本特征和组合规律， 便抓住了辨证的核心和本质。认为以证素辨别为核心的辨证体系，具有继承性、整体性，整合、包容、涵盖了以往诸种辨证方法的实质内容，能灵活地辨别处理各种临床证候，克服了以往古今诸法混用、概念欠确切、内容不完整，甚至相互矛盾、错杂的弊端［1，10，14］。
6 证素与实验指标的相关性的研究
证素辨证提出以后，不少学者进行了证素与实验指标的相关性的研究。杨丽蓉等［15］探讨了中医证素与血液、肾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尿素氮与寒、饮显著负相关；肌酐与饮显著正相关，与气虚、亡脱显著负相关；尿酸与肝、血瘀、阴虚、阳亢、胃、肺、少腹、气逆显著负相关，与气滞、气虚、血虚、肠非常显著负相关；尿素氮与肌酐比值与热、阴虚、阳亢显著负相关。认为中医证素与肾功能之间存在相关性，肾功能检查可以为证素诊断提供参考。甘慧娟等［16］采用“证素辨证”及积分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发现阴虚病理与血小板计数呈正相关，实热病理与红细胞压积、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平均血小板体积呈负相关。张少崇等［17］的研究显示气虚与血虚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气虚、血虚与红细胞、血红蛋白值之间均存在着相关性。
7 结语
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可提高辨证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能明显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对科研和教学亦有直接指导意义。在证素与证素辨证的研究中，要运用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等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增强中医辨证理论与其他科学的交融，为其他学科的介入提供契合点，将属于思维科学、非线性科学的中医辨证，将比较模糊、不易被人接受的中医辨证原理，用复杂理论、系统科学、信息科学、数学技术、数字量化来表达，构建客观化、信息化技术支撑平台，使证素辨证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和操作系统。在证素与证素辨证的研究中，还要注意和临床结合、和具体的疾病相结合，对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证素予以确定，建立具体疾病的证素辨证，增强证素辨证的实用性。由于证素辨证是一种辨证新体系，在继续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同时，还要加强宣传，让广大临床医生了解和接受，使这种科学的辨证新体系在临床上能得到广泛运用，促进中医临床诊疗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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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吕翠田．对“证素辨证体系”的认识和思考［J］.中医杂志，2005，46（9）：652.
［15］ 杨丽蓉，李灿东，林端宜.中医证素与肾功能关系的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6，24（8）：14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