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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提出，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最核心的是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把改革创新作为稳和进的着力点，是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稳”和“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稳为改提供必要的环境，改为稳提供根本基础，二者在动态中互为条件，关键要在复杂变化中把握好度，使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变化，不断巩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稳”字当头，体现了保持政策连续性。2013年经济运行情况显示，第一、二季度出现下行，第三、四季度有所上行，全年完成7.5%的增长目标已成定局。但是下一年度，可能还会存在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强调稳中求进、稳中有为，保持政策框架的连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要“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
会议提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出口的支撑作用。
张立群认为，消费联系着就业和基本民生，稳消费与保民生紧密相连，因此稳定消费增长是基础性的。投资是内需中变化弹性最大的需求，稳定内需增长，以及针对外需变化提高内需增长水平，关键的调节因素还在投资。出口与对外开放紧密相关，稳定和扩大出口，对于在更深层次、更广阔的范围参与国际分工，更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意义重大，因此对总需求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为什么要“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会议提出，要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表示，目前中国的大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很少，从城市化进程来看，这样会带来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必须通过区域协调发展，挖掘中西部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平衡、协调的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非常清晰，农业区、高科技区、工业区各有分工，中国将来也会朝这个方向逐步发展。
八项改革突破区域发展瓶颈
在这次论坛中最让人关注的是与会专家提出了设立郑汴区域协调发展及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构想，重点推进领域内的改革。为了使区域协调发展及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能够如愿，郑州、开封两市政府可以说是铆足了劲。
郑州、开封就如何协调发展提出了完善两市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就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会商，并设立区域重大事项会商制度，共同推行重大改革措施及跨区域建设项目等；同时，鼓励两市所辖县、市、区和有关职能部门开展对口帮扶或干部互派、交流挂职。
记者获悉，河南省有关部门将在两个重点层面上推进改革，规划编制上，将由河南省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对区域发展相关规划进行对接；实施方面，将郑汴产业带等重点开发区域，作为省级事权管理区，并通过人大立法等手段，确保规划实施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在公共服务领域，两市将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实现在交通、金融、通信等方面的突破：在郑州、开封两市实行郑汴公交一卡通，取消两市间通讯的长途资费，实行单一区号，并实行票据同城结算、异地贷款、出口企业开立经常性外汇账户等，推进金融同城化等业务。
同时，作为两市另一城市常住的居民，可在不改变户籍所在地的情况下，部分享有所在城市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最终达到两市居民异地居留的无差异化；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制度、文教卫生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最终实现无缝对接。
与此同时，两市还将加强产业分工与协作，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双翼舞动“郑汴一体化”
“在郑州、开封设立配套改革试验区目的是促进两座城市之间协调发展，利用郑州东区、开封西区的双翼，最终实现‘郑汴一体化’。”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这样告诉记者。
自2004年“郑汴一体化”概念提出以来，河南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断实施新的项目，从而使郑州东区发展、开封在西郊建设，他们同时舞动，双轮舞动，两翼发展，共同促进“郑汴一体化”。
这一点在河南的“十一五”规划中可以得到印证：“十一五”期间，河南优先推动郑汴一体化，全面加强郑汴两市在功能、城区、空间、产业、服务、生态等六个方面的对接。
2006年11月9日，穿行于郑州、开封之间的城际大道――郑开大道开通；随后，发往两地之间的公交车正式开通，加速了两市间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动，为两地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商机。
异地同城化不仅是项目上的实施，而且在现代服务上也表现的相当明显。同样是去年11月，郑州、开封两市间固定电话长途通话资费下调30%，并以套餐方式取消两地间移动电话的漫游费和长途费，实现了市话收费。与此同时，河南移动、河南联通、河南铁通、中国电信河南分公司等省内其他四大运营商宣布跟进，使两市通信实现同城化。
此外，河南省决定，在郑州、开封两市以郑开大道为主线，两侧2.5公里的范围内打造郑汴产业带，其产业带规划面积为167.12平方公里，自西向东分别划成了白沙、官渡、汴西3大组团，中间由都市农业区隔离开来。当前，入住的产业主要有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职业教育4大产业。
郑州市政府对此专门成立了郑州市郑汴产业带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和管理郑汴产业带的各项工作，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切实做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协调服务工作。
日前，河南省商务厅专门下发通知，把郑汴之间的中牟县“升级”为河南省的第六个“扩全县”，在商务厅管辖范畴内的项目审批、统计资料上报等方面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这也将成为一条联系郑州、开封的纽带。
获准胜算有几何？
目前，全国性的综合改革试点区如浦东、滨海等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直至今年6月，国务院则决定把第三批全国改革试验区城乡统筹改革试点放在了中西部地区――成都、重庆。
对此，有相关人士透露，第四批改革试点区应选择在东西过渡、具有典型带动作用的中部地区，目前在国内呼声较高的是武汉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
据悉，2006年8月，湖南省向国家发改委提出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把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作为重点战略，不过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过程中，却面临着深层次体制障碍。
随之，在中部地区与郑州相匹敌的武汉市，也已被纳入设立下一个综改试验区的范围。然而，国家发改委却认为该市申报的改革方案是“没有把准武汉的脉，需要进一步修改试点方案思路”。
基金项目：河南省政府决策招标课题：“河南省区域协调发展与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研究”（编号：2016B004）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18日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发展取得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也在不断扩大。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并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格局的优化，对河南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河南省18个市作为研究单元，从区域专业性、突出性、强势性等方面对19个行业进行分析，明确区域内的经济优势，研究区域间相互协调的整体布局。
二、河南省区域经济行业专业化分析
区位熵又称专门化率，由哈盖特首先提出，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区位熵在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Qij=■。式中，Qij表示i地区的j行业在全地区的区位熵；eij表示i地区j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ej表示i地区的从业人员总量；Ej表示全地区j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E表示全地区总的从业人员数量。一般来说，区位熵的值越高，表明该地区某产业的集聚水平就越高。当Qij>1时，说明i地区的j行业在全地区来说具有优势；当Qij
基于数据的客观性和可得性，本文依据《河南省统计年鉴2015》（下同），利用区位熵计算公式对河南省18个市19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19个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I1，采矿业I2，制造业I3，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I4，建筑业I5，批发和零售业I6，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I7，住宿和餐饮业I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9，金融业I10，房地产业I1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I1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I1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I1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I15，教育I16，卫生和社会工作I1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I18，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I19（下同）。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区位熵数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行业在各地区的地位和具有的不同优势。分地区来看，首先，郑州作为省会城市，是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在租赁和商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等共16个行业的区位熵数值大于1，占分析行业的84%，显示了郑州在多个行业上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其次，鹤壁在采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及房地产业等14个行业具有专业优势。洛阳、焦作和三门峡地区有12个行业具有专业优势；最后，其他地区具有优势的行业都小于10个，最低的商丘在省域范围内没有具有优势的行业。（表1）
按照产业划分标准来看，第一产业具有优势的地区，即区位熵值大于1的包括开封、平顶山、安阳、濮阳、漯河、三门峡、南阳、信阳、周口和驻马店，地区较多，显示了作为传统农业大省的基础，但没有明显的突出地区，区位熵数值普遍较小。
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区位熵在1以上的地区有郑州、平顶山、鹤壁、焦作、濮阳、三门峡和济源，其中三门峡、鹤壁和平顶山三个地区较为突出；制造业中区位熵大于1的有9个地区，且整体水平较为接近，其中前二位的是焦作和济源；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平顶山和濮阳较为突出；建筑业中有8个地区的区位熵大于1。综合来看，第二产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各地的重视，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发展，除采矿业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有部分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外，其他行业都缺乏显著的区域优势。
第三产业中，第一层次为流通部门，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区位熵值大于1的有郑州、许昌、三门峡、南阳及济源；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熵在1以上的有郑州、洛阳、平顶山、鹤壁、焦作、三门峡、信阳、济源。综合来看，郑州、三门峡和济源三地在流通领域具有相对的区域优势。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住宿和餐饮业中洛有明显的优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郑州、洛阳、安阳、焦作、信阳、周口、驻马店；金融业中郑州、三门峡具有明显区域优势；房地产业中郑州、许昌有明显区域优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郑州具有显著的区域优势。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有郑州、洛阳、安阳三地具有明显的区域优势。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郑州、洛阳、安阳、鹤壁、新乡、许昌、三门峡、南阳与济源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有郑州、洛阳、平顶山、鹤壁、新乡、焦作、漯河、三门峡与济源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各区域表现基本相对，不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
三、河南省区域经济行业突出性分析
区位熵计算简单方便，在区域经济和产业分析中的应用十分广泛。但从区位熵的计算上看，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即某地区的行业区位熵最大并不一定就代表该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是最高的。原因在于其对区域或行业的规模和数量比较敏感，不能完全反映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因此，为了弥补区位熵的缺点，同时对各地区优势行业进行详细的分析。在此，借助纳尔逊统计分析方法对区域的突出和强势行业进行分析，进一步厘清河南省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
后来，纳尔逊统计分析方法经过学者的研究和验证，认为采用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的标准是相当高的，导致^多地区不能凸显其主导职能。因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为便于分析，本文采取如下标准：若0.5
从计算的结果看，郑州在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中有突出优势。在批发和零售业、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具有强势优势；洛阳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有突出优势，住宿和餐饮业为强势优势行业；平顶山的农林牧渔业为突出行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为强势行业；安阳的建筑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为突出行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为强势行业；鹤壁的房地产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具有突出优势；新乡的建筑业为强势行业；焦作的制造业和金融业为突出行业；濮阳的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强势行业；许昌的房地产业具有突出优势；三门峡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为突出行业，采矿业和金融业为强势行业；南阳的农林牧渔业和商丘的批发和零售业具有区域突出优势；信阳的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教育为突出行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为强势行业；周口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突出优势；驻马店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强势行业；济源的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具有突出优势。
四、结论及建议
综合区位熵和纳尔逊统计分析的结果，在整体格局上，郑州作为河南省的核心地区，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未来，围绕三大国家战略规划，进一步加快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加强与西部的开封、商丘等地的交通和产业对接，提高产业关联度，促进优势互补。构建洛阳、焦作、鹤壁、济源、新乡、平顶山和许昌的省内核心经济发展圈，要进一步发挥其在各自区域内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经济发展带，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洛阳作为副中心城市，除了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显著的优势外，多个行业的区域优势并不突出，带动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对于农林牧渔业，河南省目前没有哪个地区具有强势的优势，平顶山和南阳两地具有突出性的区域优势，各地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未来，在区域发展上应以平顶山和南阳为突破口，突出第一产业的发展，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地区的农产品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化集群，逐步建立具有优势的轻工业体系。同时，对于开封、安阳、濮阳、漯河、三门峡、信阳、周口和驻马店等具有专业化优势的地区，加强引导，积极探索特色农业的发展道路，打造近郊都市高效农业区和生态绿色特色高效农产品优势区，提高产业的集聚化发展水平。
第二产业中，采矿业的发展主要依托地区矿产资源优势，围绕三门峡、鹤壁和平顶山地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探索建设资源型区域转型发展示范区。制造业围绕焦作和济源地区，在郑州、开封、洛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进行科学布局，在明确定位、凸显优势的前提下，突出优势发展和错位发展，并坚持开放理念，推动区域组团发展，形成不同层次的功能互补、分工协同的制造业发展组团，推进各组团间、组团内大力发展上下游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附加值，促进制造业水平的提高和集聚。
第三产业中，要积极促进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郑州的区位优势，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以郑州为中心，打造洛阳、平顶山、鹤壁、焦作、信阳、三门峡和济源为核心节点，着力于建设郑州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协同完善内连外通的交通与物流体系。住宿和餐饮业中洛有明显的优势，其他地区要积极借鉴其发展模式，深挖本地特色资源，积极打造旅游的新业态、新产品及新线路，推动产业的发展。信息服务与科技服务业以洛阳为主，并积极推动其与郑州、信阳、周口、安阳、驻马店地区企业构建产业联盟，建立专业产业园区、基地，引导园内企业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打造专业化协作的分工体系，强化产业集群式发展；商务服务业与金融业中郑州具有较为显著的区域优势，今后需着力推动郑州金融商业服务集聚区建设，对外加强开放通过优惠政策吸引行业领先企业进入设立区域性总部，对内加快区域联动建立区域级的金融与商业服务结构，不断开拓产业集聚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1]孟令勇.县域城镇体系发展问题研究――以山东省新泰市为例[D].山东农业大学，2011，
杨春等总结了河北省创新粮食生产技术，从而达到粮食产量提高的实践经验，对粮食主产区现代农业丰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平作炎[8]通过分析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力度，试图建立保障利益机制，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稳定了粮食生产核心区的现代农业发展；赵春雨[9]从中国省区、三大地带以及区粮食生产区域3个方面，选择生产集中度、重心演变轨迹的研究方法，总结了生产区域的特点及规律，展开研究了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罗万纯等[10]利用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计量经济检验，分析了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人均耕地面积、粮食单产和非农收入比重是重要因素；伍山林[11]采用粮食生产综合指数，对中西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区域变化特征进行描述，实证分析得出人均耕地资源与非农产业就业接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含义。蔡文著[12]分析了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发展方面的基本特征，基于国外典型的不同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粮食主产区的农业发展模式；崔凯[13]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方法）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进行分析和评价，比较分析粮食主产区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于正确掌握粮食主产区现代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蒋和平等[14]针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国、东、中、西部四个层次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得出全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蒋和平等[15]、崔凯等[16]采用多指标综合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并比较中国农业现代化整体和区域发展水平。
1现代农业内涵、特征与理论基础
不同学者根据‘1号文件’，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对现代农业的定义给出了不同的理解，拓展了现代农业内涵，提出兼顾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前提下发展现代农业。将柏振忠[17]、孔祥智等[18]、陶武先[19]、刘燕华[20]、戴小枫等[21]学者的观点综述如下：大多学者通过分析传统与现代农业的内涵区别，发现现代农业的发展是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变革，注入现代农业新的要素，不为实现发展目标、产业功能、实现价值取向、经营方式等的转变，逐步走向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业。由于中国农业发展滞后，发展现代农业面临一些问题，张建华[22]从微观、宏观层面总结了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不同模式，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中国农业需要选择具有中国与区域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马晓河[23]认为现代农业发展存在科技水平低、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发展进程；王碧峰[24]认为农业的资源性约束、产业化水平低、农民素质不高和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条件差等问题，成了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导致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低、科技推广缓慢等现象依然存在。刘喜波等[25]分析并梳理国内外众多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基础体系，认为由农业经济、农业发展和农业生态三方面理论构成，其中农业经济理论代表性理论的有农业区位、农业比较优势理念等；农业发展理论包括城乡统筹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等；农业生态理论主要包括生态位理论、循环农业理论和可持续农业理论。祝华军等[26]利用“短板”原理，分析认为一国的农业发展内容与模式是由自然、生产要素资源直接决定的，其中，现代农业发展的程度受所有因素中最短缺资源的因素影响；杨兰根[27]认为人均土地资源是发展的“短板”，决定了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质量，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曹承忠等[28]指出制度基础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关键因素，用科学技术手段装备现代农业，明确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尹成杰[29]，蒋和平[30]着重探讨了建设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途径、基本思路与发展模式，认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根据不同国情，选择建设重点，完善长效机制，从而确保现代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
2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现代农业是不断变化的概念，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总结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以期为促进中国现代农业稳定发展。（1）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根据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式的不同，柏振忠[19]总结出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模式有3种。根据不同的自然资源和外部环境条件，李滋睿等[31]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日本、荷兰3个发达国家的3种现代农业模式；对发达国家建设现代农业情况，孙浩然[32]、项仁学[33]、孟蕾[34]综合考虑发展路径、自然资源和外部环境条件因素，总结出了三种模式：一是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二是规模型、机械化、高技术模式；三是生产集约加机械技术的复合型模式；蒋和平等[35-36]根据两国的基础条件，介绍了巴西、日本两国建设农业的内容、特点及存在问题，为建设中国现代农业建设提供借鉴。（2）中国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近年来，结合中国国情，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利用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摸索大量建设案例，找出不同地区现代农业建设的途径和模式。许开录[37]根据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选择差异化、区域化、特色化的农业发展模式，才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知识化互动并举的发展道路。崔凯等[13]通过实地调研分析方案，从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影响因素的角度，归纳和总结了4种主要模式；孔祥智等[38]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将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分为4种现代农业模式；李洪山[39]、宋再钦[40]分别从中部应采取产业集聚和东北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的2个方面来发展各个地区的现代农业；詹慧龙[41]运用指标评价法，对中国各省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将中国划分为都市型的现代农业、高效外向型现代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主导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型的现代农业、生态和特色型的现代农业5个现代农业发展类型区；朱明[42]将中国现代农业建设模式归纳为发达类型、较发达类型、发展中类型、欠发达类型和不发达类型5种。其中，发达类型指农村人均纯收入多于6000元，乡镇企业数量较多，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发展中类型指农村人均纯收入2500~4000元，城乡差距仍然很大，乡镇企业有所发展但还未充分发育；而不发达类型则指许多农村还处于贫困和刚刚解决温饱阶段，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
3现代农业发展的评价
现代农业评价作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特征也不同。农业部农研中心、杜华章[43]、马秋芳[44]分析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现代农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制定阶段性指标，构建现代农业的指标体系理论体系，反应出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且存在区域差异性，为加快区域化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指导。辛岭等[45]利用专家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综合水平评价模型组测算模型，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算，得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整体上升趋势明显，东中西部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依据此情况提出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罗其友[46]通过建立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模型和评价方法，对中国农业发展区域的划分和协调性进行了评价，探讨了中国不同农业区域的主导功能定位和制度变革方向。
黑龙江省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包括:(1)补偿资金来源:1)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补偿。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及相关部门对生态服务提供者给予补偿的专项拨款,可以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农业低碳经济生产的补偿款。2)社会补偿指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对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的援助。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补偿的宣传,集合社会力量重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设立民间农业生态补偿组织,筹集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低碳化生产中。3)区域内部补偿,对遵循“低碳经济”原理进行农业生产,广泛采用农业低碳新技术和生产模式,对农户给予补偿。(2)补偿方式:1)政策补偿与技术补偿相结合。省级政府则可以根据本区域农业低碳化生产情况,出台相应的补偿法规,并以技术扶持的形式对低碳经济下的农业生产中资源环境保护给予支持。具体方式有:各级政府聘请农业专家开展低碳农业技术服务,给予技术辅导,培养农业低碳化生产地区的技术人员和农户。2)政府补偿和民间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指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及实物等形式给予的补偿。民间补偿主要指农业低碳化生产的企业、农户间通过技术转让费、土地使用费等形式自愿建立的补偿机制。
中国区域农业协调发展的制约机制
1.建立环境财政与农业碳排放税收制度(1)加快建立“环境财政”并给予多渠道融资的政策支持。资金来源是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的财政保障和关键,所以应探索并建立多渠道的融资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支持并不是提高生态效益的唯一途径,市场机制也可以在农业低碳化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鼓励私人企业对绿色农业的投资、低碳农产品生产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设立农业低碳化生产方面的基金,发行中长期债券等筹资方式。政府要给予农业低碳化生产融资的政策优惠,把以上各种融资方式正常化、渠道化、机制化,以保证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实现农业生产低碳化。目前,黑龙江省主要通过对种粮大户进行财政补贴和农业保险补贴,但没有广泛地深入到农业低碳化生产中。黑龙江省应出台《低碳农产品生产的财政补贴政策》,对低碳生产的农户进行资格认定,界定补贴的农产品品种,对农户给予优惠贷款和贷款贴息,以奖代补方式,给予适当补助。因而应把环境财政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农业生态补偿的力度。将筹集的资金优先分配到农业生产中节能降耗效果明显、低碳农产品品质优良的地区。采取“以能代赈”等措施,以政府的财政拨款或优惠政策,鼓励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新能源的使用,为农业能源供应提供有力支撑。(2)开征“农业碳排放税”。农业碳排放税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统一规定,具有一定特殊性,但黑龙江省的农业碳排放量已在全国处于前列,应在国家标准出台之前在本省进行试点,提早规制农业生产中的碳排放问题,具体可参考已开征农业碳排放税的丹麦、芬兰等国[4]做法。农业碳排放税的征税对象包括:农机总动力、农药、农膜、农药等产生农业碳排放的来源,其范围可以逐渐放宽。农业碳排放的税收体系设计,应考虑到农业经济主体的承受性、全省征税的可操作性。农业碳排放税在纳税环节的选择、税基的确定、税率的设计等方面要将征税点与污染点结合起来。可将农业碳排放税与农产品中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残留污染点相结合。这是由于农户过度使用农用化学物质导致其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外部不经济影响,以征税的形式来矫正农户的私人成本与收益以及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均衡、并推进农业生产技术低碳化,农业资源消费模式低碳化,转变农民的农业生产意识和消费者的农业环保意识[5]。2.中国区域农业协调发展的市场监督制度市场机制是推动农业区域合理分工和农业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在市场经济下,各经济主体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片面追求农业产量而造成农产品中高毒、高农药残留等问题,不仅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环境污染,农业产量提高与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现象。此时,市场机制已不是万能的,因而低碳经济下的农业生产需要政府的培育和规制,并对可能削弱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竞争力的不当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管理[6]。政府、媒体、消费者可共同对低碳农产品的生产、质量、价格、渠道等进行监督。中央政府根据我国低碳农产品的标准制定市场监督的总体纲领和架构,地方政府在整个监督制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应该从产品价格和品质两方面分别对低碳农产品进行监管。首先,通过限制最高价格的方式严格控制农业生产中农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从源头降低低碳经济下农业生产的成本,对于不遵守国家最高限价规定的,要依法处理。遵循经济学中供求定律,在产能过剩的年份,普通农产品价格较低,甚至低于成本,国家应对农产品实行最低限价,否则低碳农产品生产经营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其次,政府应建立健全低碳农产品的质检、举报和处罚等法律制度。根据设立的低碳农产品的质量标准对其进行监管,对于超过国家农药、化肥、农膜残留标准限定的农产品,不允许标记低碳、有机、绿色的字样,严格把好质量关,维护低碳农产品的声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对于以次充好的违规者,必须严惩。新闻媒体对低碳农产品的销售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爆光,鼓励消费者食用低碳农产品后,对其品质的优劣作出反馈。
中国区域农业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
1.建立农业法律制度及配套法律制度(1)建立农业法律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颁布的300多部法律、条款以及补充规定中涉及农业的有20多项。但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农业备受瞩目,但我国与农业碳排放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条例尚未形成较完整的体系。黑龙江省已颁布的《黑龙江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对农机的使用和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规制。《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从宏观角度对农业废水、废气的排放,高效、低残留农药使用以及农膜回收等问题作了相关规定。但在农业生产中的农机使用也会排放温室气体,因而相应的管理条例则需要考虑到对碳排放、农膜回收的规制,对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作出细化规定,并提高单位农机总动力的利用率。同时,黑龙江省应制定适应本省农业发展情况的《农业碳排放条例》、《农用化学物质施用条例》等规定。(2)完善配套制度。为确保农业法律的有效实施,需要各相关部门积极制定相匹配的制度,推进其法制化、正规化。结合黑龙江省行政体制的特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方案为:建议在农业委员会下设立一个专门主管全省农业低碳化建设的部门,负责协调省内各相关部门(环保、林业、渔业部门等)在职责范围内互相分工、配合的管理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到县级)也相应成立专门的农业低碳化建设的主管机构(设置在农业局内),并赋予一定的权力,进行统一管理以协调地方农业低碳化建设[7]。农业协调发展的程度需要综合评价。因而在实施农业低碳化生产的同时应构建与其相匹配的农业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价程序为: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评价标准、选择评价方法、收集指标数据,其中有关农业生产中与碳排放、碳吸附相关的统计数据匮乏,如农用化学物质的投入量、秸秆焚烧数量以及各地市节煤炉灶数量等。统计数据获取困难的问题在黑龙江省乃至全国都普遍存在,甚至有的数据未被列入统计调查范围。对此,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队可以按照低碳经济下区域农业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中所需要的指标数据开展统计,以便定期核算黑龙江省农业低碳化协调发展的程度,并与其他省份进行横向对比,找出差距,以此为依据制定低碳经济下促进农业协调发展的相应政策。2.建立低碳经济下的农业绿色核算制度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度施用、土地利用不合理等因素对于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外部性影响,是农业资源衰减、环境退化的根源之一。农业绿色核算制度能够剔除外部影响的成本,它是针对传统农业GDP核算制度的改革,在核算农业经济产值及增长速度时扣除包含由于农业生产中碳排放对农业资源产生的危害与损耗以及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客观真实的衡量低碳经济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和进程。虽然国家还未广泛开展绿色核算制度,但黑龙江省已经响应国家号召分别参与了森林、水、工业污染、环境保护支出等项目的核算试点工作,为资源环境核算和农业绿色核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低碳经济下农业的绿色核算可以通过价格、信贷和税费等手段,强迫农业生产中碳排放超出政府规定的责任者,将其产生的相应外部成本内部化,承担破坏资源环境的代价,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这种核算制度不仅能够降低农业生产中多余的碳排放,减少资源的消费量和环境破坏的程度,又可以帮助政府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式筹措资金,用于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绿色核算制度依托市场机制,其效果不仅比法律法规等直接管治手段好,而且其经济管理成本与行政手段相比要低很多。
1.基本理论及文献综述
1.1 区域间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区域间经济发展理论基础是区域均衡发展(balanced growth)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unbalanced growth)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产生于20 世纪50 年代初，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是始终贯穿区域发展理论演变过程的一个主题，它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平衡与不平衡增长密切相关，前者侧重于企业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转变，后者侧重于经济结构的转变。实际上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经济结构的产生与转换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区域，区域结构的改善和发展也离不开通过经济结构变化这一途径。
1.1.1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平衡发展理论，其中又有两种代表性理论， 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平衡发展理论。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平衡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低生产率），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即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因此，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1.2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以赫希曼为代表提出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平衡的。该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少数“主导部门”，尤其是“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效应原理。关联效应就是各个产业部门中客观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度，并可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来度量。因此，优先投资和发展的产业，必定是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也是该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最大的产业。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制造品或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还是后向联系产业（一般是农产品、初级产品生产部门）———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
1.2 区域分工和合作理论
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于20 世纪40 年代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主要是阐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间的中心—外围不平等体系及其发展模式与政策主张。到了60 年代，弗里德曼将中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弗里德曼(Friedman)的中心—外围理论，在考虑区域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发展条件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另外还有以弗农等的产品生命周期为理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论。
早期的分工贸易理论主要有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与奥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等。绝对利益理论认为，任何区域都有一定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按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生产，然后进行交换，会使各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但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
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但在重视“点”（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点”与“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在国家或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生产要素在“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该理论十分看重地区发展的区位条件，强调交通条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点轴开发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也更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中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最初由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中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形战略布局。
2.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特征分析
2.1 地理概况与经济区域划分在地理划分上，湖北长江经济带西起恩施州巴东县，东至黄冈市黄梅县，沿江地区包括武汉、黄石、宜昌、鄂州、黄冈、荆州、咸宁、恩施等8 个市州的48个县市区。湖北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全长1061 公里，长度在沿江各省市中排名第一，占长江干线总长的38% 。国土面积54168.5 平方公里， 人口达2750.1 万。
在经济区域划分上，湖北省地理位置按自西向东依次划分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武汉城市圈。其中武汉城市圈的定位在于“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这个区域也是湖北经济的重心。以武汉为中心的“8+1 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和天门九市，土地面积、常住人口和GDP总量，分别占湖北省的31.2%、53.3%和62.7%。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是由襄阳、荆州、宜昌、十堰、荆门、随州、恩施、神农架8 个市（州、林区）构成的圈域，土地面积、总人口和GDP 总量，分别占湖北省的68.8%、46.7%和42.4%。湖北省2015 年地区GDP达到29550.19 亿元，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九位，中西部省份首位，全省经济进入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的关键时期。2015 年，湖北长江经济带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均好于其他两大经济圈，显示出较强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发展活力。虽然长江经济带8 个市州中部分县市区并未包括，但是研究过程中不再剔除，而是以8 个市州整体指标来研究。本文主要就湖北长江经济带中市州区域差异做出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2.2 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0.Hirschman) 早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木桶原理”，生动地揭示出在经济发展这一层面上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从实际情况来看，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好比一个“木桶”，8个市州好比8 块“木板”，实现全面发展目标不是由那块最长的“木板”决定，而是由那块最短的“木板”决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湖北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其中西部以宜昌为中心，是全省确定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经济综合实力强，仅次于武汉，荆州是湖北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但恩施地处山林地段，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发展一直较慢，与其他两个城市相比在鄂西圈经济发展中存在一定的差距。湖北东部以武汉为中心，是全省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周边城市除黄冈外，其余3 个城市（黄石、咸宁和鄂州）工农业基础都较薄弱，在武汉城市圈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在湖北长江经济带中，8 个市州经济发展也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从8 个市州经济区域情况看，（如图3-1 和表3-2 所示）在地区结构上，武汉一枝独秀。但其区域面积仅占全省4.6%，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7.6%，经济总量却占整个湖北省的36.9%；仅次于武汉的宜昌经济总量不及武汉的1/3；宜昌是除武汉外唯一一个占全省比重过10%的城市，达到11.5%；其他过千亿的3 个城市中，荆州在面积和人口上略低于黄冈市，但经济总量却与黄冈市旗鼓相当；鄂州在8 个城市中，无论面积还是人口，各项指标均偏低，然而GDP 却高于恩施。
就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来说，如图3-2 所示，武汉和恩施属于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均超过40%，分别达到51.0 和42.1%；而宜昌、黄石和鄂州则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均在55%以上，分别为58.7%、55.4% 和57.9%；目前湖北省正处于工业化末期，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较大，约为45.7%，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比重仅为11.2%，对于第一产业仍有4 个市州比重在20%左右，即荆州、黄冈、恩施和咸宁，相对而言，这4 个市州显得工业化基础还较薄弱，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主要经济指标来看，（如表3-3 所示和图3-3 所示）8 个市州区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均超过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反映了各地区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普遍提高，差距得到了缩小；从地方财政收入情况看，各地区增长率都在两位数以上，增长率均超过或接近全省平均水平，反映出各地区较均衡的发展趋势；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较看，除武汉市的人均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恩施最低，人均值无论是城市或是农村均大大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武汉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占据首位，分别达到104132 元、36436 元和17722 元，而恩施市3 项指标均排名最后，武汉市3项指标分别是恩施州相应人均值的5.16 倍、1.64 倍和2.22 倍，是排名第二的宜昌的1.26 倍、1.34 倍和1.36 倍。
总之，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自两大中心城市独大向周边逐渐递减的圈层地区结构；武汉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宜昌次之，西部恩施地区发展总体水平最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非常突出，并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带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3 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市州区域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呈逐年扩大趋势
为了具体对区域经济差异状况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益三个方面地区差异状况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状况作进一步分析。本文选择能反映8 个地级市州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地区离差系数对经济区域差异分析，选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评价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s 为标准差，Xi 为某市州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 为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 为该地区所含区域个数。CV 值越大，表明区域经济差异也越大；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差异逐渐缩小。选取湖北省各地市2005、2010、2015 共三年数据，计算其离差系数分别0.22、0.26、0.31，其数值逐年增大，说明区域经济总量的地区差距在逐年扩大。
3.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调发展状况定量评价
3.1 指标选取
笔者选取了2015 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8 个市州的共11 个经济指标，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这11 个经济指标分别是:X1 为地区生产总值（亿元），反映区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X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反映个体经济发展水平；X3 为第一产业总产值（亿元），反映区域内农业发展水平；X4 为第二产业总产值（亿元），反映区域内工业发展水平；X5 为第三产业总产值（亿元），反映区域内服务业及城镇化水平；X6 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亿元），反映区域内经济实力；X7 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反映区域内经济投入与公益设施建设能力；X8 为全社会零售总额（亿元），反映区域内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实际购买力；X9 为出口总额（亿美元），反映该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竞争能力；X10 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反映区域内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X11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反映区域内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根据《湖北统计年鉴·2016》最新数据，得到2015 年湖北省8 个市州各项经济指标（如表4-1）。
3.2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要求原始变量之间有比较强的相关性，如果原始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那么就无法从中综合出共同特征的少数因子来。因此，在作因子分析时，对原始变量做相关分析。由spss 数据处理系统提供KMO 和Bartlett 检验可以判断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SPSS 软件计算得到以上数据的Bartlett 检验的F 值等于0.000，表明所取的数据来自正态分布的总体，Bartlett 检验值为0.276，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于11 个指标X1，X2，…，X10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给出这8 个市州经济发展综合实力的排名，我们对X1，X2，…，X10 进行主成分分析。为消除各变量间量纲不一致性，先将原始指标数据标准化，标准化后的数据用Y1，Y2，…，Y10表示，然后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应用SPSS19.0 软件，经计算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R 的特征值，如表4-2 。
笔者使用SPSS19.0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 的主成分作为公共因子，得到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由主成分分析结果可知，特征值大于1 的前两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已达到93.6%，可见提取2 个因子后，它们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从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见表4-3）可以得到11 个原始变量与这2 个因子之间表达式如下：
F1=0.326Y1+0.266Y2+0.159Y3+0.326Y4+0.323Y5+0.324Y6 +0.325Y7+0.324Y8+0.323Y9+0.315Y10+0.260Y11
F2=0.077Y1-0.438Y2+0.779Y3+0.033Y4+0.056Y5+0.038Y6+0.138Y7+0.106Y8+0.020Y9 -0.241Y10-0.318Y11
我们以特征值的方差作加权系数计算各样本总得分，即
F =9.265/（9.265 +1.029）F1+1.029/(9.265+1.029)F2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Y1，Y2，…，Y10 分别代入F1、F2、F 的表达式中，得到各样本在F1、F2 及F 上的得分，从而获得各地区的综合排名，见表4-4。
3.3 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
从竞争力综合评价来看，湖北长江经济带8 个地级市州的竞争力排序可根据评价值的高低，把评价值＞1 的地区定为竞争力极强的地区；把评价值＞0.2 的地区定为竞争力较强的地区；把评价值＞-1.0 的地区定为竞争力较弱的地区。从表4-4 看出，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指标均居全省各市州的首位，发展水平在全省遥遥领先。在全省也当仁不让的成为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城市。
竞争力较强的城市包括宜昌。宜昌是湖北省重要的水电名城、化工主要产地，综合经济实力强，基础设施完善，各项人均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竞争力较弱的城市包括黄石、荆州和黄冈。这几个城市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均为平原，基本上没有大型工业企业，规模以上工业利税较低，且人口密度较大，城市发展缓慢。
竞争力较弱的市州：鄂州，咸宁和恩施。该类地市和其他地市有较大的区分性，原因在于不仅其评价值是负数，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其评价值大小与其城市评价值有明显的断层。这几个市州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缓慢。
3.4 聚类分析
根据上面的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将原来的11 个指标化为2个指标来反映。由于主成分F1 与F2 互不相关，因此利用主成分F1 与F2 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是合理的。本文考察(F1 与F2 )两个指标，采用样本距离为欧式距离，聚类方法为离差平方和法，经SPSS 19.0 统计软件计算得聚类图（如图4-1）。
图4-1 是聚类分析的谱系图。从聚类进程和聚类谱系图可以看出，从聚类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8 个市州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为：武汉；第二类为：宜昌；第三类为：黄冈、荆州，第四类为：咸宁、鄂州、黄石；这些地区地处平原、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农业发展较好。第五类：恩施，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属欠发达地区。
3.5 结语
形成各地区经济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各地的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水平。从上面看出，武汉在湖北8 个地区中实力最强，名列第一，事实上，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武汉市作为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并且交通便利，经济发展最好，各项经济指标名列前茅。在聚类分析中它单独成为一类，与其他类的距离也较大。一直以来经济发展都处于全省重要城市的首位，所以武汉在发展潜力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在第二类中，宜昌的工业发展水平较好，葛洲坝、三峡大坝等一些大型企业都分布在这些地区，给这些地区经济保持较高发展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第三类中，荆州、黄冈，这主要得益于它们的第二主成分得分较高，主要得益于人口较多，消费水平较高；在第四类中，咸宁、黄石、鄂州这一城市类中的大多数区位于江汉平原腹地，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农业发展较好，但工业基础较为薄弱；最后一类是恩施。恩施地处鄂西山区，农业生产水平低，以产玉米、薯类等杂粮为主，粮食产量较低。但木材、桐油、木耳、药材等产品居全省之首，是省内主要的林特产区（见表4-4）。
4.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种新的动态的和谐的发展观，其实现需要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由于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生态综合发展的过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加之各地区各种要素资源环境条件不同，资源开发利用时间也有早有晚，这就造成各地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大差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段出现较大波动。
4.1 地理条件及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及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区域经济学中，为了具体说明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问题，经济区位往往被描述为距离某一个或几个特殊地点的不同位置所反映的市场供求、运输成本等方面的差异问题，如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离自然资源供给源的距离、各空间位置上的市场供求状况等所形成的经济利益差异。区位优势即区位的综合资源优势，即某一地区在发展经济方面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或优越地位。其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教育、旅游等，区位优势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单项优势往往难以形成区位优势。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主要由自然资源、劳动力、工业聚集、地理位置、交通等决定，同时区位优势也是一个发展概念，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前文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从空间角度上看，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由中心城市向周边逐渐递减的圈层地区结构现象。例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武汉、宜昌均位于交通便利的铁路线附近，知识信息流通方便，有着优越的投资环境，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武汉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大城市都在1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功能。京广、京九、汉丹、沪汉蓉、京港5 条铁路干线，以及京珠、沪蓉等6 条国道在此交汇，武汉是全国四大铁路运输枢纽之一。水运已形成“干支一体，通江达海”的客货运网络，武汉港是我国长江流域重要的枢纽港和对外开放港口。华中地区最大的航空港武汉天河机场，是华中地区唯一可办理落地签证的出入境口岸，为全国四大枢纽机场之一。宜昌市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结合部，渝鄂湘三省市交汇地，上控巴蜀、下引荆襄，以“三峡门户”“川鄂咽喉”著称，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长江经济带其他城市如荆州和黄石等城市区位优势同样明显。而恩施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矿产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条件先天不足，地区经济只能以发展农业和在农业资源基础上发展轻工业生产为主。另外，本地区由于山大沟深，沟壑纵横交错、土地分散，给其发展集约农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4.2 科技及人力资源因素
罗默(Paul·Roomer)和卢卡斯(Robert·E·Lucas)提出了区域分化理论，认为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果人力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少，那么，经济发展就必然会越来越慢。何况现代经济发展对科技和人力资源的依赖越来越明显。湖北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由2000 年58 个增加到2015 年的241 个，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有一定的上升，从2000 年的16.0%增加到2015 年的28.4%，全年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933 项。其中,基础理论成果16 项，应用技术成果1875项，软科学成果42 项。另外，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2787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达830.07 亿元， 合同金额比上年增长37.95%。全省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565 亿元，增长10%，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1%。围绕光电子器件、集成电路、平板显示、创新创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大项目策划和争取力度，共争取国家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项目40 个，争取国家资金71.2 亿元。这对湖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提高所及区域差异缩小无疑将产生积极影响。
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人力资源差异明显，沿江8 个市州无论在科技、人力资源及信息等资源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武汉科研机构数量较多，人力资源优势明显，科技发达，人口素质高，信息资源较丰富，产业结构和布局基本合理，该地区集中了湖北省大部分高校优质教育资源，该地区集中全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部分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科技及人力资源优势显著。相比武汉，恩施为传统农业区，人力资源明显不足，科技落后，人口素质低，信息资源贫乏，产业布局和结构不合理，必然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仅此足以说明，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科技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差距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缩小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4.3 产业结构效率因素
2000 年以来，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区域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到了一定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湖北省三次产业的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产业增加值增速加快，与之相伴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演变。从生产总值看，三次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结构也由2000 年的15.5 ∶49.7∶34.8，到2015 年的11.2∶45.7∶43.1，其中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4.3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了4.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增加了8.3 个百分点，减少相对较慢。这种结构变动反映了三次产业结构向协调发展方向前进了一大步，改变了传统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经济结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速度较快，反映非农产业比重在逐年提高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的加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上升，上述数据也反映了服务业对本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增强，应该说有利于本地区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效率直接相关。所有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要素资源要由经济结构来转换和体现。因此，不同地区经济结构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导致资源与要素流向利用率高的地区，并最终造成区域间的经济差异。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要与不同的社会技术经济条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所以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当某一产业处于各自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时，总会有一些产业比另一些产业发展要快。因此，产业结构不同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必然不同。武汉集中分布电子、机械、化工、纺织等工业部门，旅游业和其他服务业也较发达，三产业的比例基本协调，黄石、咸宁等城市技术条件落后，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各产业发展水平均低，因此，第一产业比重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而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4.4 区域经济政策因素
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投资政策是影响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区域经济政策特别是投资政策的倾斜度使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扩大，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悬殊，资金投入及流动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和湖北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协调发展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速度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等条件的不同，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呈现。与此同时，湖北根据省情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比如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以此带动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提出“一主两副”的发展策略。因为武汉地区是湖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条件最为优越的地区，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具体从投资政策上看，武汉市作为省会是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是湖北省投资重点地区；宜昌地区属湖北省域副中心城市；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居于全省前列表明，宜昌市发展水平较高，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水平在全省也应排在前列。此外，荆州、黄石都曾在不同时期作为全省的重点投资开发区，而经济欠发达的恩施在接受国家和省内投资方面必然十分有限。
5.促进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湖北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情况显著，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性和不均衡现象明显，其中武汉和宜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内部差异较小，协调发展相对较好，特别是武汉，作为湖北经济发展的龙头，有率先崛起并走在东部发展前列的优势；而处于鄂西部的恩施，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与前两者相比有较大的落差，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仅以此为例，对于湖北域内长江经济带来说，要实现本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5.1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原则
第一，注重协调发展。针对各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将会加剧的状况，必须实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将发展的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区域经济不能维持平衡发展，在发展的政策和发展的空间方面，不能平均用力，而应当有所区别，有所侧重。应当在政策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发展，尽快形成若干个经济增长极，借以带动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第二，政府必须为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引导，从这点出发湖北长江经济带应尽快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形成区域间竞相发展的良好格局。各经济区发展的指导性政策，包括发展目标、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区域合作、工业产业带和农业产业带规划等，还包括区域内外交通、通信协调政策。如促进建立快捷交通网、城际铁路、交通枢纽的政策。促进增长极、经济核心区加快发展、快速崛起的政策；促进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使之成为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支柱性政策；促进技术进步、体制创新的政策。努力向中央争取支持湖北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策。各级政府作为地区经济的管理者和有关政策的制定者，就必须为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加强要素投入的区域协调性。对于省级政府在制定全省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并体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观念，要加大对长江经济带的投资政策倾斜力度，加大教育、科技、交通等方面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通过制定法规推动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建立各地区政府间的合作机制。
5.2 坚持区域协调发展“两步走”战略
从开放型经济角度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加强与长江经济带东西部地区的合作，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来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产业和产品竞争力，同时长江经济带要加强与外部的经济贸易联系，提高产品外销的比重和市场占有率。从湖北长江经济带经济区发展角度看，这两个经济圈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的，既要有分工，又要有合作。分工是建立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合作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要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主要通过有以下两步：
第一步，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一体化，为区域发展一体化奠定基础。第一，编制协调统一的产业发展规划。利用沿江城市原有产业基础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将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实现区域产业要素的空间流动与优化组合以及产业的合理分工。第二，确立区域产业联动机制。利用湖北长江经济带这个平台，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协调发展需要的综合开发体制和机制。作为产业集聚地的城市，彼此之间应该建立由政府推动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支柱产业配套、新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产业联动机制，推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有效率的区域分工合作体系，使沿江城市成为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区域协作共同体。第三，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一体化。一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荆州、黄冈等市为重点，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加快资源开发，发展大农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贸工农一体化和公司联基地、基地带农户的组织形式，依托农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二是工业现代化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发展汽车制造及汽车零部件工业，建设中国内地最大的汽车工业基地；以武汉、黄石、鄂州为依托，发展船舶工业，打造沿江船舶产业带；要以武汉、宜昌、荆州为依托，大力发展石油化工、磷化工和轻纺工业，提升石油化工、磷化工和轻纺工业基地。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及布局一体化。要以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宜昌、荆州、鄂州等地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和环保产业，形成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沿江高新技术产业带。四是旅游业发展及布局一体化。围绕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着力打造长江三峡、清江画廊等重点生态旅游景区和武当山、明显陵、荆州古城等特色文化景区，开发三峡、三国、武当、土家民俗系列特色商品和纪念品，拉长旅游产业链条，形成具有浓郁湖北特色的沿江旅游产业带。
第二步，实现湖北长江经济带城乡发展一体化。目前，湖北省长江经济带除武汉外，黄石、宜昌、荆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不够，实力较弱、质量不高，要壮大经济实力，完善区域功能，增强辐射能力，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带动所辖区域发展的“领头雁”。一是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湖北省长江沿岸地区中小城市数量较多，虽规模不大，但分布较广，具有城乡易于溶合、城市特色易于塑造、城市建设易于开展、个性化特征易于体现的特点。要进一步发挥这些中小城市的优势，提升中小城市的功能，将其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环境优美、最适宜人居住的社区。二是择优培育中心镇。选择现状基础好、区位条件优、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加快发展，使其规模能扩大，以增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三是引导城镇密集区有序发展。武汉、宜昌两市的周围城市相对密集，人口和产业比较集中，要加以积极引导，实行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互通有无，避免重复建设，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实现城镇的地域空间集聚，做到有序发展。四是用政策手段加以引导。继续致力于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障碍，积极倡导灵活的就业方式，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对迁移到中小城市、乡镇就业定居的农民给予适当的补贴。
5.3 坚持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模式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新一轮开放开发必然是要通过经济带的整体发展，发挥肩挑鄂西和鄂东的“扁担功能”，连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最终实现湖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目前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资源优势等不一样，要实现其整体发展，必须通过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实行分段开发，才能最终实现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发展合作模式可概括为“城市—区域、区域—区域”。
城市—区域合作模式：在空间布局上，按照点一轴原理，依托交通线，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形成增长极，带动周边县域经济，形成产业带和城镇带。通过实施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一体战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城市的辐射力、吸纳力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行政区域布局，把发展小城镇作为城市和乡村联结的桥梁，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湖北长江经济带上可以确定两个中心城市，即武汉和宜昌。一是进一步发挥武汉的龙头带动作用。武汉是整个湖北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还是华中地区、长江中游、省域中心城市，具有多层次性。突出武汉市在新一轮沿江开发开放中的龙头地位，支持武汉市的发展。努力推动武汉与沿江各地产业、科教资源、基础设施、区域性资本市场等的无缝隙对接、实现区域合作与沿江各地共同繁荣。二是逐步增强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功能。宜昌是省域副中心城市，还是长江经济带的次中心城市、水电之都、国际性旅游城市。要从新型工业化、物流、旅游业、交通、城市建设等方面逐步增强宜昌省域副中心城市功能，带动宜昌各沿江地区及巴东地区的发展。
区域—区域合作模式即分段经济结构，以大中城市为枢纽，以卫星城市为节点，以市场为依托，以专业化分工为纽带，通过不同经济段位的产业定位，实施产业的梯度升级，进而使区域产业发展和整体产业发展同步，同时利用产业发展既能带动地区发展，又兼顾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分段产业分工体系，就是可以把一个区域的不同城市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特点，以及它们各自在产品内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确立分工点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层次。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分段发展可分为东西两段，武鄂黄段和宜昌荆州段。一是提升武鄂黄地区发展水平。武鄂黄地区是湖北冶金工业的生产基地，全省生铁、钢、钢材产量，鄂东三市（武汉、鄂州、黄石）占全省总产量的85% 以上， 铜产量占100%，金银产量也主要集中在鄂东的黄石。二是加快宜昌———荆州段的整体开放开发。湖北全域居长江中游，径流里程1060 余公里。其中荆州、宜昌两市江段全长约600 公里，超过中游江段的一半，构成了我省长江西端城市群，是长江上游向中游过渡的节点城市。两市之间联系紧密，开发优势明显。宜昌、荆州山水相邻，沿长江岸陆地里程100 多公里，高速公路车程不到1 小时，沪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江南翻坝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把宜昌、荆州紧紧连成一片；两市都是重要的资源富集区、产业聚集区，优势互补，开放开发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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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是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相联系的概念，既不同于综合性区域，也不同于类型区。厘清主体功能区的内涵、特性和发展要求，对于制定科学的落实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特性
在区域开发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一般可以划分为综合性区域和类型区。综合性区域包括经济区、行政区、自然地理区等；类型区包括工业区、农业区、商业区、自然保护区、蓄滞洪区、开发区等。各区域都具有一定的功能，综合性区域的功能较多，类型区的功能较为单一。主体功能区既不同于一般的综合性区域，也不同于一般的类型区。与一般的综合性区域相比，它有一种特别突出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着该区域的发展定位及其发展方向；与一般的类型区相比，在多数情况下，它有着多重的功能。主体功能区是中国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才形成的概念，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相联系。
主体功能区是为了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根据现存经济技术条件下各空间单元的开发潜力，按照国土空间整体功能最大化和各空间单元协调发展的原则，对国土空间按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进行空间划分而形成的藉以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的特定空间单元。
主体功能区的主要特性可以概括为：
（一）它服务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在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出于不同的目的，依据不同的原则，划分和确定了各种类型的区域。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些领域的特殊问题，或者是为了满足区域某些方面的需求，其功能的实现不会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和大思路的调整。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则不同，它是根据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各区域的现实条件和发展潜力，对各区域按其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模式加以分类，以便对各区域进行分类管理，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和演变对未来我国国土空间格局的形成、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生态系统建设等具有长期和重大的影响。
（二）它是实践科学的空间治理理念所依托的区域单元
空间开发结构的理想状态是各区域能充分发挥资源秉赋优势，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对各空间单元按照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开发适宜度进行分类，是通过分类管理的政策引导或规制区域的开发活动，促进形成理想的空间开发结构、实践科学的空间治理理念的需要。
（三）它承担一主多辅的功能
绝大部分区域的要素是多元的，功能也是复合的。主体功能区突出的是区域的主要功能和主导作用，但又不排斥一般功能和特殊功能、辅助功能或附属功能的存在和发展。其基本要求是该区域未来的开发目标和方向必须符合主体功能的性质，但主体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并不排斥其他功能及其作用的发挥，关键是其他功能的发挥不能影响和破坏主体功能的发挥，或者说要以不影响和不破坏主体功能的建设为前提。
（四）它在空间整体功能最大化中确定自身的功能
主体功能区功能的确定，以空间整体的功能最大化、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一个特定区域的划分和功能定位不但考虑了该区域自身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已有的开发强度，还考虑了其在周边甚至更大范围的区域内所具有的发展条件和比较优势，是放在一个大的空间系统里来统筹考虑其分工协作关系的。各类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在确保全局和整体利益的同时，各种类型区也能够实现各自合理的利益。
（五）它具有多层级性和功能的非排他性
由于空间系统的复杂性和各空间单元规模的差异性，不同类型的区域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层级，另一方面在空间上表现出一种层级交错的结构。因此，划分主体功能区，首先，需要分层次，可以按照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划分，比如以市县或者乡镇为基本单元，具体空间尺度的选取取决于空间管理的要求和能力。其次，主体功能区的定位也需要区别其所在的层级，比如整个区域的或者全国的，次级区域或者省区的，市县以及乡镇的等等。另外，在上一层次确定的某类主体功能区内，其内部可能存在其他的主体功能区单元，比如在限制开发区内部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集约式重点开发等，或者在重点开发区内部存在需要严格保护的禁止开发区等。
1古典区位理论阶段
在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学者们所关注的事单个企业选址和产业的地理布局问题。这一时期大致开始于19世纪2O年代到20世纪中期结束。古典区位论从成本的角度分析了工厂定位与原料地、市场区位以及运输方式等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原则发展起了一套定量的工厂区位分析方法，奠定了经济地理学中产业空间分析的数量化基础。
1．1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杜能(Thunen．J．H．von)是农业区位论的奠基者，他在1826你年出版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第一次从区位学角度来研究农业生产布局问题。他以农民经营农场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引入地租和运费变量，并假设地租与耕地到中心城区的距离成反比、运输费用与这一距离成正比，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根据不同农产品的生产运输方式特征，得出农业生产布局的最优解。并在此基础上，画出了不同农作物种植布局的模型图为一个围绕中心城区形成一个个同心圈层，即“杜能圈”。他揭示了即使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也能由于生产区位与消费区位之间的距离，使农业生产方式在空间上出现分异。呈现出同心圆结构。
1．2伟伯的工业区位论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佛来德．伟伯(Weber．A)是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先驱，他在1909年的《工业区位论》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为核心的工业区位选择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指标和原则，并第一次将集聚理论系统化。韦伯从运输费用、劳动费用和集聚效益三个方面分析了决定企业区位移动的影响，提出了运费指向因子、劳动费指向因子和集聚指向因子。在这些因子中韦伯极为重视集聚因子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他认为集聚是一种优势或者说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一个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并将这种集聚优势归结为技术设备发展、劳动组织发展和整体经济良好运用性等几个方面。他进一步界定了集聚的含义，指出：集聚理论研究工业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存在于工业生产综合体中．以单位产品的生产而变得更加经济而存在。韦伯还对产业集聚做了定量研究，按照迁移增加的费用至少小于集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原则，以等差费用曲线为分析工具来确定产业集聚程度．指出实际支付运费最小的地点将会成为工业集聚的地点。
2产业联合阶段
在古典区位论时期．产业区位论的微观研究大多是将企业的运输成本最低、工资成本最低等单项成本因素作为影响产业区位选择的关要素。到20世纪50年代后，多种成本因素的综合分析代替了单一成本分析。同时，分析的内容也由单个企业的选址问题转向了多个企业间的协同关系上来。更加注重企业的投入产出分析和产业间的前后关联．强调要素在空间上的极化、辐射、回程和累积效应。这一阶段大致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理论有增长极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和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2．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是由法国学者佩鲁(Francoisperroux)于1955年首次提出，后来经过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ohn．frishman)、瑞典学者缪尔达尔(gunnarmyrda1)和美国学者赫希曼(A．O．hischman)等人在不同程度上的丰富和发展了．使这一理论趋于完善。增长极理论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是不平衡地发展的，它以不同强度程点状分布，一个地区当嵌入一个推动性工业单元以后就可以产生集聚经济．形成增长中心，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佩鲁将增长极可以定义为：围绕主导部门而组织有活力而且有高度关联的一组工业，它不仅本身迅速增长．而且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增长。增长极一旦出现后对周围地区发展将产生两方面效益：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指周围的生产要素不断向中心集中，使发达的中心区越发达．落后的地区越落后：扩散效应指增长极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等形式向周围地区扩散，而带动周围地区发展。增长极理论强调区域问不均衡发展，因此将会导致地区间贫富发展的两极分化，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甚至形成独立于周边的“飞地”现象。而这种“飞地”型“增长极”是不能很好地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因此到了70年代后，增长极理论开始受到批判。
2．2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是由前苏联学者在总结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克洛索夫斯基是这一理论学派的代表，他认为地域生产综合体是：“在一个工业点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地(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这样的一种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就称为生产综合体”。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强调区域生产专业化与区域综合发展相结合，综合体内的核心产业主要由各地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而与之项配合的相关企业和机构则主要依靠有计划的分配方式来实现。地域生产综合体在前苏联时期产生过很大影响．对苏联各同盟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到过重要作用．但随着苏联政局的解体和各主要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8O年代中后期也逐渐不被理论界所采纳。
2．3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最早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费农(Venron)等人首创的工业生命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他们和生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区域经济科学家将这一思想引入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并形成了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技术的发展在不同区域内是非均衡的，客观上已经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生产力的空间转移是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由创新活动而产生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管理方式等大多发源于高梯度区．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命循环阶段的变化逐步向低梯度区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从核心向广大落后区转移的特征，而且存在着回程效应使得这种转移过程不仅难以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使低梯度区陷入“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中，造成地区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这一理论同增长极理论一样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3社会整合时期
1 概述
河南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一直以来人口基数大，土地面积少，人口与资源的矛盾非常突出。随着国家对“中原经济区”战略的正式批复实施，河南的经济、工业、农业、城镇化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日俱增。
中原地处中国的心脏腹地、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原经济区是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重点开发区域为基础、中原城市群为支撑、涵盖河南全省、延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中原经济区地理位置重要，经济总量大，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底蕴深厚，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战略定位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等等。
本文主要就河南在社会化大发展中，关于城镇土地的合理规划与利用研究进行相关探讨。
2 土地利用城乡统筹理论基础
2.1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制度条件下，连续追加一定的生产要素，会导致土地收益出现先增后减的规律即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但在递减后，若出现科学技术或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使土地利用在生产资源组合上进一步趋于合理，则又会转向递增回。
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启示我们：土地投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土地收益的提高。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应遵循该规律，在“集约”利用土地的同时要和“合理”利用土地相结合，既不能不顾城市的承载能力而过度开发城市土地和扩大城市规模，也不能过于粗放的利用城市土地，应着重控制土地利用强度，做到合理开发。
2.2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关于自然物质及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在空间中相互关系的学说。它产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发展有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它是指导土地集约合理利用的基本理论，按照土地功能分区的规律对土地进行有序、合理的利用。正是由于在城市土地利用中存在着明显的功能分区（如商业、工业、居住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和城市建设才更离不开区位理论的指导。
2.3 地租理论
地租理论是理解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活动的关键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起着调节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成熟的地租理论主要有西方地租理论和的地租理论。这些理论研究均表明：地租的调节作用使不同的产出率的产业自动分布在其合理的区域，从而促进城市土地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进而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3 土地利用存在问题及分析
3.1 某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某城镇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沿黄河而生。建设用地696.46hm2，占该镇土地总面积的9.5%，人均建设用地223.8m2/人。在现状总用地中，居住用地在建设用地中所占比例最高，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64.2%；生产设施用地（32业用地）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22.2%。
从城乡用地情况来看，城镇用地242.3hm2，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35.3%，人均建设用地186.85d/人；乡村用地为444.16hm2，占镇域建设总用地的64.7010，人均建设用地为255.6m2/人。重点从居住、工业等方面对该城镇现状城乡用地情况进行了分析。
3.2 城镇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3.2.1 土地闲置较多，浪费现象严重
该城镇近年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处于采空区的村庄，向镇区逐步进行了搬迁，但原村庄的用地并未进行复垦，造成用地闲置和浪费。
3.2.2 土地资源紧缺，建设用地后备资源少
该城镇人均2214m2（3.32亩）土地，低于全县5014m2（7.53亩）的平均水平。从建设用地来看，坡度小于7%的土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7，主要在沿黄河流域沿岸。除去为河流及河道预留用地外，未来可利用的建设用地非常有限。
3.2.3 工业用地布局分散
该城镇属于资源型工业经济体系，加上地形地貌和资源分布影响，工业用地布局分散。从总体来看，主要分布在镇域北部，而南部主要集中在镇区附近。
3.2.4 人均建设用地偏高，居住用地指标偏大
该城镇建设用地达到223.8m2/人，远远高于人均140m2的控制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居住用地规模偏大。
3.3 土地利用城乡统筹规划
规划与现状用地总量对比发现：乡村用地减少了，城镇用地随着人口的快速集聚有了较大的扩张，增幅为148.13hm2、在城乡用地统筹安排下。新增用地指标主要来自村庄建设用地的整合及原有工业用地的归并，这是实现该城镇建设用地动态平衡的关键。
理论基础
（一）区域分工与区域经济关系我国农村地区幅员辽阔，基于不同资源禀赋形成的不同农业区域分工是农村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各区域需结合自身的资源等条件，发展适合本区域的经济活动，由此也体现了农村地区的不同区域分工与不同发展模式。区域分工的目的在于达成整体效益的最优，通过对资源进行整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伴随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农村地区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区域分工也在逐步调整，如区域间的生产要素或产品等的流动加速，原有的区域分工和优势发生了改变，且在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指导下，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明显增强。区域经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特征愈加明显，一方面，从合作的角度来讲，区域之间的合作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要求，同时也符合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区域经济关系主要以利益为基础，不同区域之间的利益要达到平衡的状态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区域之间的竞争关系是长期存在的。
（二）区域农业协调发展的内涵及趋势当前农村地区发展仍然主要以农业为主，区域农业协调发展是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关系着农村可持续发展。基于可持续目标的区域农业协调发展内涵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低碳经济。新农村建设以“美丽乡村”为目标，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因地制宜。我国农业经济结构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也要突出地域特色，最大限度发挥资源优势；三是整体筹划。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从整体考虑，注重农村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区域农业协调发展注重分工与合作，各区域发挥自身优势，增进各自利益。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结构趋向多元化，农业地域分工更加明确，同时也面临着部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生产布局不合理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等。从区域经济视角出发，对农村可持续发展进行布局，应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立足于当前新农村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力求缩小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细化农业分工，构建完善的区域协作体系。区域农业协调的目标是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形成新农村发展良性互动的空间秩序，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既能够避免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也有助于避免恶性竞争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项目的盲目跟风。
区域经济视角下新农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当前农村地区区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梯度和层次，为了实现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将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控制在合理区间。分析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是否过大主要考虑两方面因素：其一，区域内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属于同一范畴，且区域间的差距是否在逐渐缩小；其二，区域内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格局中，低层次的占比不宜过大，这样对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制约作用会更明显。现阶段，我国从政策上对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整体布局，但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农村发展和建设水平不尽相同，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即便是在同一区域范围内，也面临政策、平台、资源等方面的差异，目前而言，尚未建立功能完备的综合性区域经济系统。从政策方面来看，当前还缺乏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和组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性。
（二）区域之间竞争关系显著，缺乏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一直以来国家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考核主要以竞争导向为主，不同区域多呈现经济竞争关系，因此在行政区划之内，主要领导考虑的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在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仍然以本区域影响因素作为主要参考，及时考虑到其他区域的利益也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来研究的，并没有从未来发展角度制定共同的目标，在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缺少相应的学术机制，区域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产业发展协同性较差，区域之间缺少有效联动。
（三）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够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是客观的事实，且不同区域均或多或少存在对环境保护关注不够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地区，为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吸引外资，制定的优惠政策过于宽泛，由于缺乏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严格限制，实际上也纵容了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农村的污染企业不能达到绿色生产的标准，必然会破坏原有的农村生态环境，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从政府监管角度来看，政府对引进来的企业监管力度不够，对于周边群众反映出来的环境问题重视不足，这些都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平衡好环境保护问题的主要原因，从长远来看，区域经济的整体提升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要平衡好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
（四）低碳农产品市场管理体系不完善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转型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受传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现有的农村市场体系并不完善。以低碳农产品为例，低碳农产品市场作为新鲜事物，在我国东中西部都均有分布，但由于低碳市场内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少，能够提供低碳农产品种类也不多，导致整个农产品市场影响力有限，农产品市场销售的低碳农产品都以本地为主，很少有出省或出口的地产农产品。我国地产农产品市场多以行政区域为依托，在市场管理层面一般以区域管理为主，这种条块分割式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低碳农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也破坏了低碳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构建，这种带有半垄断式的管理方式不利于低碳农产品市场向外拓展。同时，低碳农产品的生产者一般都是以农户为主，广大农村信息发展相对滞后，低碳农产品市场信息渠道有限，加之当前我国没有形成区域生产的低碳农产品统一展示平台，导致整个产业发展始终处于数据监测盲区，即使是多年生产低碳农产品的农户，也无法掌握市场数据，生产低碳农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缺乏可持续的规划，常常导致低碳农产品滞销或供给不足。
基于区域经济视角的新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创新与路径选择
（一）构建区域生态经济产业体系第一，投入减量化。由于农业发展农药化肥使用超标，为了发展生态农业，应对农药化肥进行减量，大力推动精准施肥，精准播种，精准使用农药，通过精准管理和科学管理，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推动农业现代化转型，进一步提升新农村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农民收入水平。第二，实现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循环利用。农业生产的废弃物含有大量有机质，这些农业废弃物只要通过合理开发能够发挥自身价值和作用，可以通过沼气利用方式将农业废弃物放到沼气池，既能够为家庭生活提供沼气，同时也能够将废弃物发酵之后用于土壤肥力改善等；对于可利用秸秆可以实施秸秆还田，也可以用于生物发电，造纸等；对于新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应该按照垃圾的不同性质进行分类，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发展生态农业。新农村可持续发展需要生态农业作为支撑，对农业生产各种要素进行科学合理规划，通过系统整体谋划的方式，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之下，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例如，打造立体农业模式，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农作物在一个农业生态系统之内进行混合耕作，一方面能够提升产量，另一方面还能够改善环境；再如，发展观光农业，将生态农业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为人们提供观光休闲等多项功能，为农民增收拓展新的路径。
培训期间，各位专家教授从不同层面对统筹城乡工作进行阐述，特别是唐书记的动员讲话，更是对统筹城乡概念的进一步细化，对全市统筹城乡工作的全面部署，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对统筹城乡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
（一）统筹城乡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举措。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改革、统筹城乡改革的加速推进、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既是党和政府“十二五”工作的关键和重点，更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和热望，再显党和人民同频共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节约型社会等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十大任务。
（二）统筹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建设新农村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城乡制度无缝对接，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关系的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比如我们晋星创建工作中，升到五星以后怎么办，就是按照五中全会提出的，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建设农民美好家园，按照城乡统筹要求，把新农村建设推上新的水平。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当前，各地各县都在抢抓机遇、竞相发展，虽然发展快慢不同，但仍然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就是城乡差距问题。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经济越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较快，非公经济规模大，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工业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低，造成城乡差距加大等问题。因此，加快统筹城乡发展，既是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迫切需要。
二、我县统筹城乡工作开展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打算
今年以来，我县按照“统筹规划、逐步实施、试点先行、典型引路、改革创新、完善机制”的工作思路，确定城中村、纯农业村不同类型的村镇试点，调研论证，制定方案，分类指导，全县统筹城乡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制定试点方案。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深入城北村、太子村两个试点村，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开展调查研究，讨论完善试点村方案的可行性及各部门在试点村涉及的工作任务，科学制定出了城北村、太子村统筹城乡发展试点方案。二是有序推进试点。明确各部门承担的工作任务、质量标准和完成时限。各部门按照任务要求，正积极申报项目和制定有关农民进城、社区建设、五项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理论方案。三是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工作汇报制度，加强督促检查，每半月召开一次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汇报会，了解工作进展情况，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通过这次学习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对统筹城乡工作的认识，理清了思路，特别是唐书记的动员讲话，对于下一步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认真领会这次培训会精神，坚持六个一体化，做好五项重点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要素、统筹城乡关系，加快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城乡关系和谐，逐步消灭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方面切实做好全县面上工作。一是实施富民工程。按照“非公经济富民、第三产业（服务业）惠民”的思路，立足自身实际，发挥陕汽、法士特、众喜水泥等龙头企业优势，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发展工业经济，鼓励引导农民在企业务工，在产业链上就业，努力把工业园区打造成工业经济的支撑点、群众就业的大平台、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引导群众创业就业，提升产业层次，做大臊子面等地方名吃产业规模，实现产业转移、增收致富的目标。二是坚持规划先行，引领统筹城乡。按照蔡家坡大城市副中心——县城——重点镇——其它镇的四级城镇体系，结合各城镇的功能定位，将统筹城乡规划与全县“十二五”规划紧密衔接，统筹安排城乡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设施布局，将县域内城乡各类建设区域、所有建设用地和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都纳入不同层次的规划范围，形成完整的城乡规划体系，实现规划的全覆盖。三是加快制度创新。结合省市文件精神，立足县情实际，制定进城农民就业增收、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政策的衔接办法，让进城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政策待遇。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制定进城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流转办法，使土地科学处置、合理利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完善领导包抓、企业联建等制度，加快推进一体化发展。四是做好农民进城落户工作。围绕农民进城后的生活需要，积极申报项目和制定有关农民进城、社区建设、五项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理论方案，加快建设农民进城创业园，着力解决进城农民就业和收入问题、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医疗养老等问题，让农民能够进得了城、落得下户、有房子住、可增加收入、无后顾之忧、能生活得好，推动全县农民进城全面有序开展。
